谢选骏：基督教与白莲教

网民问答《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扯上关系？》这样说：

问题：

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我国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就有8个……

（回答一）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准备多答一点。长文预警。

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描述成“为什么在当代，邪教大多数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一、从秦汉到隋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自然也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邪教史。从五斗米道到大乘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邪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邪教从来就没有原创的能力。邪教从来都是依附正常宗教而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正教与邪教的差别可以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从汉末到唐朝，邪教常常以道教形态出现；唐末至明清，邪教又开始依附于佛教；近现代，大多数邪教则以基督教自居。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政府对邪教崇拜对象的打击力度；政府对邪教所依附的正教的支持程度；正教本身的能力水平；正教背后的潜在势力，等等。

从秦末到两汉再到晋代，这段时间是道教系邪教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准确地说，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和以孙恩、孙泰、卢循为代表的五斗米道暴乱。这段时间正是正统道教形成的时期，邪教亦依附道教而产生。秦汉的方术、巫蛊对道教系邪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外来的佛教在此时势力较弱，无论是在宗教的活性上、信徒的规模上还是经典的现实化作用上，都比不过方兴未艾的道教，在此时道教几乎成了邪教依附的唯一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开始兴盛。经过五斗米道暴乱之后，政府对道教已经产生了提防；民间佛徒人数迅速增长，政府也对佛教大力支持，无论南朝北朝都大力崇信佛教，佛寺如雨后春笋，因而邪教开始转而依附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再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更加坚定了邪教产生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邪教依托于佛教，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弥勒崇拜。所谓“新佛出世，除去众魔”，邪教教主把自己神化成弥勒佛化身，反视正信佛教为魔。邪教将杀人视为度化，企图在人间建立弥勒净土——也就是邪教首领所引领下的、利用宗教手段叛乱建立的政权。弥勒崇拜的理论依据是三佛应劫，代表流派是以法庆大乘教、傅歙弥勒教为首的一系列沙门暴乱。

二、从唐朝三夷教看当代基督教

有唐一代，邪教作乱并不频繁，也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邪教活动。一方面，经历了汉末的道教暴乱和南北朝的佛教暴乱，唐朝政府对佛道两教的邪教化倾向作出了一定的防备；另一方面，唐朝国力雄厚，对待宗教海纳百川，不对某一宗教作出过度的扶持，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后来武宗灭佛，将佛教和三夷教一并铲除，这也正体现了在国力衰微时对于宗教的控制力显着减弱，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三夷教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邪教，准确地说是当代邪教，大多数与基督教产生关系，但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东方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这一教派在元代仍有影响，但从未产生过邪教依附的情况。与当代基督教对比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宗教的思想基础严重不足。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众多基督徒，一旦谈及宗教，便会用一种半文半白，不明所以的腔调来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体。基督教新教号称唯独圣经，具体到信徒身上，往往会异化成“脑子里只有圣经”，于其经典，言必称之，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这种对宗教经典的高度重视，造就了当代基督教信徒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潜意识的宗教凝聚力，成为了划分“选民”和“外邦人”的显着特征。反观景教，其经典高度中国化，也不搞“唯独圣经”。从近年发现的景教经典来看，无论是圣经、教理、赞美诗都有所体现，并且具有相当地中国化特征。为了促进中国信徒的接受，景教经典往往采用佛化、道化的手法来阐释教理。

“岑稳僧伽！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证；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志玄安乐经》

“吾囙太阿罗诃，开无开异，生无心浼，藏化自然浑元发。无发，无性，无动，灵虚空买，因缘机轴。自然着为象本，因缘配为感乘。”——《宣元至本经》

佛化、道化的景教经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对于邪教而言自然也就无从依附；过度本土化的经典难以使信徒产生向心力，自然也就无形中削弱了信徒的组织能力。

2、景教背后没有政治势力支持。

景教的源头是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被基督教正统所驱逐出教的异端，其教会在波斯得到发展；然而，景教对波斯的影响力未必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就更为有限了。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个人行为，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自然发展较为艰难。唐朝势力雄厚，国民底气十足，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外教派，信徒人数较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国外的政治势力而来，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其背后都有着国外势力的潜在支持。中国国力衰微，“洋教”等于“先进宗教”的观点深入人心，要扭转这种成见，定非一朝一夕之事。

3、没第三了。

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让景教的根基不稳，在武宗灭佛时一拔就倒，直到在元代接受输血之后才短暂复活了一阵——还要什么第三啊。

然后我们再针对三夷教的另外两个宗教来分析。三夷教，包含了景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的作用最为复杂，放到最后再说。

先说祆教。祆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它在波斯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时至今日，只有祆教被灭后没有任何复兴，考古资料也未曾发现祆教的任何经典甚至寺庙遗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景教相同，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祆教本身类似于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信徒对外传教的热情极低，甚至达到了维持宗教纯净不惜近亲结婚的程度——这也就是目前所发现的祆教遗迹多为墓葬的原因。

反观今日的基督教——确切说是基督新教，已经深深地把“传教”两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骨髓之中。对于信徒而言，“传福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且是义务。相信大多数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的恶感都来自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传福音，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甚至达到了诋毁其它宗教的地步。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都是如此；利用这种手段，邪教最初的信徒积累就变得极为容易。传福音的后果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后果请参见通天教主。正所谓红莲白藕青荷花，三教本来是一家。耶稣基督一教传三友，东正教似老子，存在感低，信徒也少；天主教似元始，门徒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信徒质量甚高；基督教似通天，教门广开，无论根基如何，都一并收进囊中，其戾气也是最重。

然后再说摩尼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其实就是当代基督教传教的缩影。论经典，摩尼七经在手，体量比起圣经差不到哪去；论组织，摩尼教有波斯教廷，有中亚牧首，有东方教区主教，形态与基督宗教类似；论思想，摩尼教承接祆教二元论，基督教救赎观，以二宗三际一以贯之，思想深度也是足够的；论政治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摩尼教为回鹘国教，借回鹘之力强迫唐朝给予摩尼教充分的传教自由，从长安到江浙，从西北到东南，大云光明寺比比皆是。以上种种，使得摩尼教成为三夷教之首位，祆教景教与之相比远远不如。

然而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为摩尼教埋下了衰败的伏笔。摩尼教的传播与回鹘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唐朝即将其严加禁断。然其余力犹存，摩尼教残余势力在宋元时期以明教的形态重新出现，成为了邪教的又一依附对象。

三、从摩尼教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的过程，就是由正信走向邪教的过程——不可否认，明教产生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向邪教发展，但之后的一系列邪教将明教教义收归己有却是不可否认的。唐代摩尼教在回鹘的支持下地位显赫，并未出现依附摩尼教的邪教。一方面，摩尼教的主流作为合法宗教，没有必要转入地下和邪教同流；另一方面，虽然摩尼教地位较高，但这个高度是就祆教景教而言，比起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势力远远不如，自然也就难以引发邪教效仿。

而到了宋代，摩尼教由城市转入乡村，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合法宗教变为附佛外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向邪教方向转化。摩尼教在会昌法难时受到了巨大打击，经典流散，信徒逃亡，与中亚教会、东方教区主教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残余中的一支选择了走入乡村，与民间信仰结合——这个过程，与当今的农村基督教颇为类似。一个本来正信的宗教，缺失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又缺少水平较高的引导者，在民间的发展往往会趋向于邪教。在摩尼教而言，缺失了摩尼七经，宗教领袖由回鹘僧侣变为民间神汉；对于基督教而言，缺失的则是两千年来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只剩下了圣经本身——在因信称义、自由解经的理念推动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其宗教领袖，也从具有相当神学素养、受过正规培训的牧师变为神学素养差却擅长搞传销的传教士。

此外，摩尼教的组织形态也成为了邪教化的重要推手。摩尼教在巴比伦有教廷圣座，在中亚有东方正统教会牧首，在高昌回鹘有东方教区主教，十二大主教之一甚至亲自拜谒过唐玄宗。摩尼教的组织与基督宗教颇为类似，而与组织松散的佛道两教截然不同。转入地下后，其基层组织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宋代史书所谓“食菜事魔、夜聚晓散”者即为此理。一个组织明确的宗教，显然更善于团结基层信众，使之增强凝聚力，大大提高信徒的依赖感，弥补佛教道教在心灵关怀上的缺失。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需要信徒的主动参与，而摩尼教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基层教会、周日的聚会和圣餐、还有组织人员讲解教义的活动——这一切都使得摩尼教在民间受到广泛信奉。对照基督教，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农村基督教几乎是摩尼教的翻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前面说到，佛道两教都曾经被邪教依附，掀起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随着摩尼教转入地下传播，被邪教依附自然也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方腊为首的邪教作乱。历来对方腊的固有印象，往往将其视为摩尼教教主，但真实的方腊与摩尼教的联系显然较为有限。准确的说，方腊之乱是一次融合了三教教义的杂烩式邪教暴乱。

“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思想中既有来自于佛教的金刚经，也有来自于道教的张角崇拜，也有来自摩尼教的日月崇拜。我们可以推测，方腊一党受到了转入地下的摩尼教-明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依附的是否是某一个特定宗教，仍然很难评价。

四、弥勒和弥陀，二宗三际和三阳劫变

元明时期，白莲教作为又一个新兴的邪教而得到了广泛关注。白莲教向上承接弥勒教、大乘教、白莲宗，又和同时期的摩尼、白云若即若离，所奉“三阳劫变”思想成为后代众多邪教的理论基础。三阳劫变认为世界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周期，分别为青阳、红阳、白阳，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执掌。——白莲教的具体信仰内容很难考证，因白莲教支派广泛，信仰繁杂，信徒又往往处于正教和邪教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弥勒信仰、弥陀信仰、三阳劫变都是白莲教信仰的一部分。三阳劫变思想继承自两晋时期的弥勒净土，又融合了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更加强化了其中明暗斗争的色彩。后代的罗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乃至建国后称帝的三期普度大中华佛国，都秉承这种思想。从元代到清末，邪教一直以三阳劫变思想为指引；这种思想的骨架来自佛教，带有一定的摩尼教色彩，道教思想也时常被裹挟其中。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元代景教再度兴盛，景教传教士得到礼遇，同时天主教方面的传教团也到达中国，教廷开始与中国官方正式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此时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明教一同由主教管辖。“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时的邪教之所以不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显然和唐代相同——基督教的势力太过弱小，缺乏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民间信众的思想基础，而作为正当宗教的基督教显然没有必要转化为邪教；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天主教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冲突，朝廷态度时宽时禁，天主教传教士就更没有理由化为邪教以落人口实了——更何况，对于正信的宗教而言，转化为邪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保持自身纯洁性稳扎稳打——这两个选择之中，传教士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正信和邪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正信更希望保持自身教义的纯洁性，即使这样会加重宗教发展的困难程度——而邪教，更希望用尽一切方式进行传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邪教依附基督教

晚清时期，邪教依附基督教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国力衰弱之时，洋教等于进步宗教的思想开始产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多次佛教、道教作乱，统治者对邪教所依附的对象已经产生了警惕；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依靠其政治势力传播基督教，此时也不必考虑什么过度华化的影响了；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降低了信仰基督教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应运而生。洪秀全企图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庞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新教，正好适应了他的政治需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政；加尔文如此，洪秀全如此，今日的Isis也是如此。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所作出的邪教行为此处略过不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上帝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而已，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政治实体。至于拜上帝教所拜的是否是基督宗教两千年来所崇拜的那个存在，这对洪秀全而言并不重要。他并不关心宗教教义的传播，他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虽然外国传教士借助于政治势力推动传教，但他们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宗教而非政治。正因如此，不管哪一派的传教士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都不禁大皱眉头，啼笑皆非。他们甚至不承认洪秀全是基督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正信与邪教必然水火不容。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显然融合了很多民间宗教元素，并不是严格的基督教。从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有大规模依托基督教的叛乱。洪秀全之后的又一个宗教活动高峰是义和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坚决反对一切洋教——无论是正信或是邪教，只要沾上一个洋字，拳民必然怒发冲冠，将其打成粉末。义和团甚至谈不上依附哪一种宗教，只是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而已。到了民国，又有以一贯道为首的众多道门兴盛；然而建国初期，政府以雷霆手段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这些邪教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虽然仍有秉承三阳劫变精神的邪教头目企图发动叛乱，但基本都在几日之内灰飞烟灭。时至今日，以邪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企图称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再好笑不过的笑话了。

建国后的又一个邪教高峰，来自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轮子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轮子功的理论基础，从佛教道教中都有借鉴，为了适应气功热的时代潮流，其头目还引入了一些气功动作和舞蹈动作，真真让人笑掉大牙。犹记得小时候地方新闻报道：一老太太信了轮子功，按照大师指引，盘腿而坐，五心朝天，无奈脚心怎么也朝不上去。老太太发起性来，两只手拽住脚丫子一用力——嘎嘣一声。

现代邪教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可以总结出来了：第一，佛教道教势力衰微，基督教代表着“进步宗教”；第二，佛道两教缺乏基层人文关怀，基督教的组织形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缺乏压倒性优势，基督教受国外势力支持，传教资本雄厚；第四，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自由解经是邪教发育的良好土壤；第五，经历了轮子事件后，政府对于佛教系邪教产生了充分的警惕，而在基督教方面还待加强；第六，基督教以圣经为中心，以聚会为手段，维持了信徒的宗教向心力；第七，基督教对于传教工作具有极高的热情，从未间断；第八，信仰基督新教成本极低，对于平信徒而言只需熟读圣经，而不需深入研究神学；第九，新教往往继承了加尔文一宗的暴戾气质，不仅佛教道教无力反击，就连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之相比也难以抗衡；第十，我想不起来还有啥了，但不凑个第十出来，我会犯强迫症。

总而言之，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邪教都将以基督教面目出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宗教的信徒，或是其它宗教的信奉者，都必须加以重视。邪教绝不会因为你是信徒就开恩放你一马；与之相反，如果邪教得势，第一刀就会捅在正信者的身上。

哦，你说中国不是还有一种大宗教嘛，邪教怎么不依附于它？

抱歉，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说，那是坠吼滴。

（回答二）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有12个，与佛教有关的有2个。这些基督邪教分别是：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被立王，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三班仆人派，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2014年，在山东招远6名“全能神教徒”将无辜女性殴打致死。这里面的“全能神教”也是基督教相关邪教，它还末入列前12名。

美国的邪教比中国恐怖得多，“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统计了1200多个邪教组织，基本全部是基督教相关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就是令全球震惊的基督邪教。

面对众多邪教，基督徒辩称：这不是基督教的错，是基督徒的错，是这些牧师和信徒误解圣经的错。

当年孔教成为吃人的宗教，新文化干将进行猛烈抨击。有些老先生们想出个卫道的法子，“这些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个法子和基督徒的法子如出一辙。

胡适、陈独秀的驳斥鞭辟入里：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都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当穆斯林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穆斯林干的。

当基督徒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

那么，

当法西斯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法西斯干的呢？

当侵略者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侵略者干的呢？

如果我们这么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与本质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干系。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部分人打着穆斯林的旗号干恐怖主义，这就能说明伊斯兰信仰里有恐怖主义的成分和基因。

部分人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搞邪教，这就能说明基督教信仰里有邪教的成分和基因。

何以全世界的邪教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基督教的招牌。故不管是基督教本宗，还是基督教邪教，都需要摘下你们的招牌，至少向公众公布你们的存在，登记你们的领袖，申报你们的活动，交代你们的资金流动，并依法上税。若不做到如此，一律依法取缔。

【国内三自教会基本可以做到，极少数家庭教会可以做到，大量家庭教会差得很远。】

为什么基督教能衍生出如此多邪教？难道基督教成为全球邪教孵化中心了？

1、基督教的超理性给邪教发挥空间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都是超理性的，即用理性无法解释。由此可见基督教超理性的东西的影响有多么深。

这些超理性的东西，给邪教无限的想象发挥空间。

2、圣经的经文是矛盾的

信的话，连数字、人数、年份、人物等数据的差错都可以被解释成无误，不信则处处皆为矛盾，这些矛盾被神学家称为“真理的反合性（Paradox）”

因为对某段经文的不同理解，基督教就能分裂成两派。正因为圣经经文的矛盾，基督教教派如此众多，邪教滋生也不奇怪。

而且“真理的反合性”的方法，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方法。这不给邪教立论提供了绝佳的方法吗？

3、与世界的敌对

圣经多次明确表示，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服从世界就不属于上帝。

邪教疯狂利用这点，与现行政府、法律、道德论理敌对，建立自己的邪教帝国。

4、宣教

圣经非常看重宣教，称宣教是拯教别人的灵魂。

邪教利用宣教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变得理所当然。

5、奉献

圣经认为基督徒要什一奉献，即将个人所多的十分之一奉献教会，供教会的需要。

这成就邪教的敛财工具。

《圣经》提供了邪教所需要的材料、空气、工具、方法、招牌，不滋生邪教才怪。

附：

问：那为什么基督教自己没有成为邪教呢？

答：谁说没有，以今天的标准，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不就是邪教！只是那时候他们占大多数，把当时的少数派【包括无神论、其它信仰者、甚至基督教的部分支派】定义为邪教，通过异端裁判所进行残酷镇压。

（回答三）

因为佛祖明白说过，下一个佛是“弥勒佛”，要非常久的时间后才能降世。

在圣经中，对耶稣再次降世也没有明确说明时间，并且圣经里一再的强调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甚至圣经还一再强调要堤防假基督，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路加福音·21章8节）

今天刚在为何邪教组织大多以基督教作为蓝本? 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原文再次转述如下：

1、歪解比创造更容易。

凭空创造一个宗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更难。现有的宗教信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即使不了解，也是混的过耳熟，而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曲解，省去占领心智的一部分工作。一个未知凭空出现的东西，包装起来的代价也更大，你要原创教义、编造历史，还要构架一个合乎逻辑又利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对于普遍智商不高的邪教创始人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教主做不到。

2、基督教在中国位置尴尬，有机可乘。

这话题很敏感，说几个存在的事实：

我国的天主教，在官方层面至今不承认受梵蒂冈的管辖和控制；

我国的官办基督教又称为“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我国除了三自教会外，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教会，即脱离三自教会之外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数量之多，人数之广非常难统计，也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他们游走在所谓非法集会的边缘，有些甚至经常会被抄家喝茶。

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系统、正常、健康的宗教发展体系，而自以为是搞了一套“社会主义无神论指导下”的宗教发展模式（不仅仅是指基督教），这种模式一方面造成正统的信仰不被扶持甚至反被打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催生了家庭教会，而这也为邪教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假借家庭教会的名义和方式组织聚会和发展会员。

3、圣经“资源”完整，且没有唯一解释

邪教无非是要这几个关键词：钱、拉人、恐吓、绝对服从。

而对照圣经，他们似乎能找到非常完整的理论资源来做依据：

钱——圣经强调你只是神在世上财富的管理员，而且圣经里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即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拉人——圣经非常看重传福音。所谓福音，即好消息，正统的基督教义认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人人都知罪，许多人活在罪中不知悔改，而又因着爱人如己的原则，传福音给万民是基本行为。

恐吓——是的，圣经里有末日论，也有地狱撒旦之说。但是圣经同时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绝对服从——圣经强调一神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所以，对比其它宗教，圣经简直就是一本指导手册啊！这种断章取义，妖魔歪解圣经的行为糊弄了不少人，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加了解和思考就认为圣经是邪教的温床。

但！是！圣经里更加强调：

爱——圣经里的爱，是我所知最丰富丰盛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有过明确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同时，圣经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要爱人如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9）；“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布书2·8）……

谦卑——圣经的谦卑恰正是神的谦卑。也许没有信主，没有了解过基督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些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愿意可以跳过这部分~）：虽然祂在永远里就居在高位，但当祂降生的时候，连客店里也没有祂可降生的小床铺，祂降生在破烂不堪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抢救灵魂，满怀热切，日夜奔劳，遍走四方，祂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连饭也顾不得吃（可三：20）；在拿撒勒城的民众对祂怒气填胸，撵祂出城，带祂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路四：29），然而，主耶稣都感谢天地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26）；祂是这样的不争竞，不喧嚷，甚至街上的人也没有听见祂的声音（赛四二：2）；被出卖的那一夜，祂看见门徒仍然不知大难当头，仍然汲汲于名位，互相争大，彼此夺权。于是在坐席时，祂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每一位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约一三：4-5）。祂不但洗十一位门徒的脚，连那一位已经存心要出卖祂，用脚踢祂的犹大的脚，也一视同仁的俯腰洗净他（约一三：11-12）。

平安——信主以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安。无论遭遇什么，心里始终有盼望，有依靠，知道总有个人是对你不离不弃。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遭遇苦难、挫折，始终平安自若，微笑面对的原因。对了，还有人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廖智吗？她前段时间结婚了。感谢主。廖智六一教堂举办婚礼 丈夫跪地戴假肢照片震撼人心

4、自我纠错能力有限。

这个原因是我认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全能神、耶稣门徒会等这种邪教异端早就被一些国内外知名基督团体经过严格的观察和讨论认定为邪教异端，但是却“认而不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普遍施行“个人解经”的制度（勉强称为制度吧），千人千面，每个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邪教教主们提供了便利的大门——“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圣经，不服来咬我啊”；“哎呦！还真咬！那我自己单干可以了吧？”

受制于个人解经的行为，对异端的认知和判断就非常滞后，例如东方闪电1993年成立，但是直到2013年3月2日，基督教论坛报与台湾各新教教派针对全能神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并刊登于台湾各大报，声明该教为邪教；同年罗马教廷媒体“今日梵蒂冈”以一篇名为《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 ： 全能神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裹挟人，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警示。

但是，就算有了警示，被声明是邪教了，到了我们国家又不一样。前面讲了我国独有的家庭教会现象，受制于国内的宗教管制，和少林寺这种高富帅不同，家庭教会能活下来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也因为艰难苟且的偷生，散乱无章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滞后性和不对等性。国外（含台、港的大陆以外）可能早就认定为异端邪教的组织，反而在大长城的保护下能得以延续发展。如果不是这次招远事件，你觉得全能神能不能再潇洒下个十年呢？我觉得是能。

最后，就算退一万步，国内的家庭教会也都知道了某个教派是邪教，那又怎么样？由于xxxx，家庭教会的大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大的家庭教会有几百上千人，小的家庭教会三五个人，家庭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联手抵制邪教，并拯救落入邪教的同胞事情变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ZF可能会把你当邪教一起打击，“反正都是读圣经的，劳资怎么知道你们谁是邪教！”

综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邪教都会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原因了。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

正统的基督教都是引人有爱，导人向善的。地狱论，末世论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环，不是全部，也不应该被恶意放大。美国以基督教义立国，世界以基督诞生纪年，斗转星移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和作为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常常在说中国人现在没掉了信仰，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丧失的仅仅是信仰吗？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祷告些什么吗？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眷顾中国，求神来拯救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冷漠，自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内心深处渴望被救赎，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我刚来深圳接触的一个乌干达牧师，20岁突然蒙神感召让他来中国传福音，在他根本连中国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建教会，传福音，你知道谈起小月月事件看到一个乌干达人眼眶含泪是什么感觉吗？我女朋友祖上是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放弃优越雄厚的家庭环境来到中国，一边做医生给别人治病一边传播福音，而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那些持有阴谋论的人，你们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别有用心吗？你们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吗？

（回答四）

事实上，题主所言，只是现在的状况。在寄附基督教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从元末到解放初，有六百年的时间，秘密教门是依附于弥勒佛这一佛教符号来传播的。明代更演化出弥勒的上界主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认为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世来拯救世人。这一概念的演化，让佛教的一些底层教义完全被同化进秘密教门自己的体系中。后来的清水教（乾隆中期在山东活动）、白莲教（嘉庆时闹大起义的那个）、八卦教（嘉庆时在直隶、山东、河南传播）都是秘密教门的一部分。甚至义和团也可能是其一支（相关讨论可参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我觉得他的讨论很全面）。

而为什么民间秘密宗教放弃了弥勒佛而选择了耶稣基督，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个原因。

1、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大量秘密教门的传教者处决，经卷多被销毁，导致秘密教门出现断层。教义中断。现在的秘密教门传播，虽然渠道很类似，但教义是不同的。所谓全能神教，虽然仍鼓吹世界末日，但已经不提“青阳”“白阳”“红阳”这一套说法了。

2、雕刻与塑造技术的推广，使得弥勒佛的形象迅速世俗化、幽默化。今天我们看到弥勒佛，第一反应一定是一个笑模笑样的幽默形象，这一形象随着塑料制的廉价弥勒玩偶而迅速深入人心，使得弥勒佛的肃穆感消失。故而对弥勒的崇拜难以建立。让你拜笑嘻嘻的弥勒为偶像，就跟让你拜郭德纲当神一样，总觉得有点不严肃有点扯淡，是吧……

3、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或明或暗地受到境外组织的帮助。这不一定是说境外的敌对间谍组织，也包括部分可能存在相对善意的NGO。而弥勒崇拜……你总不能指望泰国给援助吧。

4、以我所见，基督教会已经被反党反政府思想严重渗透。本人所见到的合法的、具有一定地位牧师，私下的谈论也都是低级的反党言论。这一状况无疑特别适宜具有反政府色彩的秘密宗教传播。

（回答五）

最重要的一条压轴。基督教是主流宗教中唯一和现代工业社会稳定结合过的宗教，现今仍有握有一定实权的教皇，对于如何在混凝土丛林中发展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绿教和藏密控制的地盘不过是宗族社会和古代国王，道教佛教被世俗政权挤的不像样，印度教感染的社会四不像，所以基督教这点长项恐怕只有近代产生的马教才能与之相比（所以冷战是基教和马教成为旗帜，没其它宗教什么事）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安利基督教可以用欧美的先进来当卖点诱骗之，和人权自由反暴君等词汇绑定（尽管关系并不大，比如反对君王，似乎和现代社会反君主制之诉求相呼应，然而宗教敌视王权，是因为它自身是曾经被王权打败，比君主制和共和制低级两级的祭司制与神权的产物，比王权还糟糕，说它有现代精神的影子，实际是个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大乌龙）。

谢选骏指出：就“神汉建国”的层面讲，基督教取代道教、佛教、摩尼教，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其实是道教白莲教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太平”来自道教，“天国”则来自基督教。虽然白莲教依然在二十世纪的“反动会道门”具有回光返照的势力，但是显然是江河日下了。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人心，新兴的基督教与古旧的白莲教日趋混合，而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不可避免的，它会渗入神汉建国的实践之中。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事情的另个方面，基督教如果能够获得官方地位，就能免除基督教的地下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可能发挥基督教的庙堂化所带来的建设性作用，对从根本上充实第三期中国文明，进行真正的奠基工作。

谢选骏：美联社向北韩乞和

《化解危机？华府、平壤 保持私下接触》（世界日报编译黄秀媛／综合11日电 2017年8月12日）说：

川普再撂狠话，若北韩胆敢攻击关岛或任何美国领土，将立刻后悔。

川普总统警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旦攻击关岛或任何美国领土，将立刻后悔。

北韩与美国互相恫吓剑拔弩张，可是川普政府几个月来一直透过非正式管道私下与平壤保持外交接触，以营救被北韩囚禁的美国人，以及处理双方不断恶化的关系；透过这个被美联社形容为「宁静外交」(Quiet Diplomacy)的管道，有可能为双方正式对话铺路，化解此次危机。

「美联社」报导，外界早就知道华府与平壤有对话，促使北韩6月间释放一名美国大学生，可是不知道这种接触一直在继续，并扩及其它事务。

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说，这些互动并未能遏制北韩发展核子武器和飞弹，导致当前的军事对抗危机，可是如川普总统和北韩的金正恩决定放弃近日的好战言论同意对话，原有的幕后连系将为双方进行更严肃谈判提供基础。

消息人士说，代表双方接触的是美国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Joseph Yun)，以及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高级外交官朴成日(Pak Song Il，音译)，而这个「纽约管道」的功能，主要是交换信息。

川普扬言用「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战火和怒火」对付北韩之时，他的国务卿提勒森却表示只要平壤停止试射飞弹，美国愿意与平壤谈判。提勒森甚至暗示双方之间仍存在非正式沟通管道，确保互通信息。

这种互动可能显示川普政府对北韩的威胁保持某种程度的务实态度，平壤也愿意谈判。

川普对北韩在某些方面比欧巴马更有弹性；消息人士说，美国多年来一直透过类似「纽约管道」的途径，断断续续的与北韩保持接触，可是欧巴马卸任前七个月，平壤因美国制裁金正恩愤而断绝连络，欧巴马也没有设法恢复，而川普就任后很快就重建沟通管道，只是双方互不信任，无法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北韩最近数周加速试射飞弹之时，仍迂回的表示愿意谈判，条件是美国必须放弃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和核子威胁。

「新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苏珊‧狄马乔说，北韩正评估其选项，他们知道到某个时候他们必须返回谈判桌解决危机，而他们现在正衡量谈判时机。

谢选骏指出：也许美联社还不代表美国，但在这个时候发出这种论调进行报道，无异于向北韩献媚乞和。大国的悲哀！“要北韩弃核”，变成了“向北韩乞和”！这是小国时代特有的风景。

谢选骏：四派勘误

谢选骏：四派勘误

《当今中国社会四大政治派别的正确历史定位与坐标》（宣昶玮）说：

首先在这里我要指出：过去通行的对当今中国官方民间的所有政治派别的划分，是依靠原先人们的认识背景为依托的。原来的划分反映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复杂政治斗争即利益与观念争夺的理论总结认识成果。但当今中国是政治上日新月异的变化着；特别是当一个政权新领袖上台执政之后，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新领袖个人的特质对国家政治权力构成和影响巨大；因此当一个新领袖出现以后，往往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而这个时候如果人们依然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继续看待已经发生了巨变的社会政治结构，那么就是万分错误和非常不正确的了。

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作为一个超级思想家和政治研究者，我今天就写了本篇研究，把今天中国的政治分布重新梳理出来，以为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士提供一种全新的也是相当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思维逻辑。

一．时代是在变化着的，过去人们对中国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完全不正确了

中国过去对于国内各个政治派别和团体的划分，按照过去流行的观点，人们通常对于政权内有“太子党”派、“江派”、“团派”等等划分；对于整个社会则有“既得利益集团”、毛左派、自由民主派、宪政派、民主社会主义派之类。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些看似简单的中国社会几个政治派别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内在逻辑规律的认识：如果划分的不对，那么显然就是人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了中国的真实政治格局。而既然人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的政治实质，那么所有其他的相关的对于中国的政治评论政治分析就都不可能正确了。

二．习近平上台执政中国政坛上崛起一最大最有力量的新的政治派别：中华复兴进步派

宣昶玮曾经把政权内划分为三大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信念派、利益派和开明派。

现在习近平上台执政，提出了许多新的政治主张如中华复兴等等，又铁心反腐，给中国政治派别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习近平代表的一大政治派别——我定义为中华复兴派，其作用和地位甚至已经是对中国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大政治派别，因此对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派别的划分，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因素了。这样一来过去的所有对中国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都不正确和不合理了：因为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吗！

三．根据最新的理论认识成果今日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应该是四大派别

当今已经变化了的中国政治格局主要包括四大主要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毛左派；自由民主派，就是上述四大主要政治派别。

像原来流行的划分：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利益集团）派、左派（毛派）、自由民主派、宪政派、民主社会主义派。。。等等，其实是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政治斗争力量格局和政治斗争规律与逻辑的，因此废弃不用；而改为现在的四大主要政治派别的划分：因为这样划分更能真实的反映中国政治争夺的内部逻辑和斗争的规律。

四．当今中国四大主要政治派别的政治定位与政治坐标

笔者在分析、综合对比，以及详细研究的过程这里就不需要详细叙述了，我们这里就直接的言简意赅的陈述笔者的研究结论。

四大主要政治派别的政治定位与政治坐标如下：

中共利益集团派是代表中国社会权贵统治阶级家族特权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的宗旨是为中国政权内的权贵势力及其家族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此他们企图永远的垄断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政治派别对于中国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完全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信仰的派别；即他们并不真的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真正信仰的是能够维持他们特权和垄断国家民族的政权权力：只要能保证他们掌握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并保持他们的家族享受特权，那么即使实行现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们也举双手赞成。他们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

把他们定位成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的原因，是这个集团长期暗中执行只做不说的“全面阻挡中国社会的进步”，作为他们的所有行动和行为的总纲领：相关的理论研究思想家宣昶玮早就发表，感兴趣者可以去搜索阅读。

左派（毛派）应该说大部分成员都在民间，当然政权内也有其部分成员。左派（毛派）的宗旨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和代表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派别。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众多的左派（毛派）群众头脑简单，结果就上了中国第一大反动派利益集团故意派遣安插到左派队伍的奸细如张宏良之类的当，张宏良引导、引诱毛左派攻击中国利益集团的所有敌人如温家宝和民主派等，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今天的左派（毛派）事实上是当今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

这是由于中国的毛左派头脑太耿直太简单造成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主观上中国的左派（毛派）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派别；而客观上当今中国的左派（毛派）却是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

自由民主派的政治纲领和宗旨是要求实行西方那样的或者类似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制度：该政治派别代表了许多当今中国社会信赖西方民主社会模式的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政权体制内也有）的观点。

中华复兴派是新近上台执政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支持者所组成的一大新的政治派别。该派有一系列新的主张如“中华复兴”、坚决清除中国政权内的腐败、“中国梦”、以及许多习近平的具体的执政理念等的阐述。

由于风云际会和历史演变的缘故，当今新崛起的以习近平为领袖的中华复兴派掌握了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

习近平上台执政并诞生了一大最有力量的新的中国政治派别，结果导致在现在的中共政权内部，就第一次具有了两大完全不同政治诉求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已经经营了几十年了的树大根深而且政治经验丰富也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中共利益集团派；另外一个则是习近平为首的掌握着中共最高国家权力的新近诞生的非常具有力量的政治派别：中华复兴派。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因为铁了心要推动中华复兴；而推动中华复兴就是全面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这样一来就和中共利益集团的铁了心的“全面阻挡中华社会进步”的总纲领发生不可回避的巨大冲突！于是进步与反进步的斗争不可避免。

由于中共利益集团派是当今中国第一大反动派，又有民间的当今中国的第二大反动派左派（毛派）全力协助他们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于是便和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之间发生了一场明的暗的政治较量和殊死搏斗：直打得天昏地暗惊雷滚滚！

因此综合观察当今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逻辑是：

中共利益集团派和左派（毛派）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政治同盟，来试图和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决一死战！当然现在形成这一政治格局的前提是左派（毛派）一直被张宏良等权贵奸细欺骗长期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全力帮助中共利益集团派巩固自己的权力，以最后打败习近平为首的政治进步势力的中华复兴派。

大家看啊：现在中国的最大政治斗争就是上述两大都各自掌握着中共政权部分权力的两大政治势力在那里进行殊死的搏斗。

无疑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是当今中国的最大进步势力；

而中共利益集团派和左派（毛派），他们本来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反动派和第二大反动派，所以他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造成了他们必然是当今的最大反进步势力了！

最后还有一个自由民主派在那里观战。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给中国海内外的众多的自由民主派进行政治坐标定位呢？他们是进步势力？是反进步势力？

说他们是进步势力吧，他们又竭力反对中国现在的最大进步势力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说他们是反进步势力吧，他们又主张普世价值和保护人权等等含有进步要求的主张。

在实在不好给他们进行政治定位的时刻，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他们称为一种“既进步也反进步的势力”。

因为其实众多的中国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派，大都是只有小聪明却无大见识的主流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他们本来就是一帮无大才无大智者。他们论智力不如当今中共利益集团派；论见识又是只有小聪明却无大见识；论人品论道德则不如耿直而单纯的毛左派分子。所以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他们就处于非常尴尬的政治定位坐标上了。

因此现在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分布是：

中国政权内两大政治势力一为进步势力一为反进步势力在进行殊死的搏斗；而另外一方面则有糊涂笨蛋的众多左派（毛派）在那里竭力的帮助中共利益集团派这个反进步势力和进步势力习近平的中华复兴派搏斗；现在还有一个既反动也进步的众多的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派在旁边起哄闹腾。

毫无什么大见识的自由民主派根本还没明白过来将来中国的民主进步铁定的要靠习近平去打江山了；而是他们还在做梦认为他们才是目前中国民主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呢。

上面我们描述的，就是最真实、最正确的当今中国的最新政治版图了。

当然了上述的描述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还继续用老眼光去看新时代，那么他就会愈看愈糊涂：因为他的老脑筋无法领会新事物了。

眼下的中国就象一个生了重病的病人；上述四大派就是中国这个重病人的免疫力（即习近平为首的中华复兴派），在和导致中国重病的病毒、致病因素（就是中共利益集团和毛左派）进行斗争。而中华思想家现在则是一个高明的医生：他看出了中国这个重病人的病因病机；经过号脉把问，弄清楚了疾病的所有前因后果，最后开出了药方：本篇文章就是最好的药方之一。

当年的毛泽东作为一名高明的社会实践导师，在抗日战争之初为中国开出了《论持久战》的好药方；今天的中华思想家则在新时代已经来临而天下尚未弄明白、仍然处于蒙昧之时，为今天的中国开出了厘清今天中国新政治格局及其主要矛盾之好药方。中华思想家早就声称自己的理论智慧远远超过毛泽东：这种评价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似乎也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今日中国之好导师最高明导师在这里。

中华思想家这个人有一大特点：就是在需要他为人类进步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从来也非常的不谦虚。而是该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只要能使人们振聋发聩。

仁者你以为如何呢？

谢选骏指出：我以为，上面这篇文章别的不说，起码有个要命的误点需要首先指出——它说，“当今已经变化了的中国政治格局主要包括四大主要政治派别，他们分别是：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毛左派；自由民主派，就是上述四大主要政治派别。”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因为这里面，有两个派别其实是重复的——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与此同时，则相应缺少了一个“中华复兴派”。由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被一叶障目了。再进一步看，则不难发现了：此文所说的“四派”，其实都是“中共”——“中共利益集团派”、“中共中华复兴派”、“中共毛左派”、“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按照这种“分析”，此文的题目只能叫做“当今中共四大政治派别的正确历史定位与坐标”，而不能叫做“当今中国社会四大政治派别的正确历史定位与坐标”。否则，此文还有“分裂祖国”的嫌疑，因为他所说的“中国社会”竟然没有包括港澳台！可悲！

谢选骏：没有中国压力，印度瓦解更快

《印巴分治70年 对中国影响几何？》（2017-08-06BBC）说：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即将分别庆祝独立日（国庆）之际，人们重新回顾70年前大英帝国下属的印度次大陆分治的历史，及其对后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目前总人口约17亿的南亚次大陆与其北方的中国各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之多。联合国预计，占南亚土地面积约3/4的印度一国的人口将在7年内超过中国。要预计南亚对世界未来的重大影响，无法忽略70年前南亚次大陆在暴力和流血中分裂为印巴两大国家的历史。

南亚是世界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又是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发源地。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比如历史上受到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等入侵征服，曾有很多次民族融合分化，因此形成多达两千多种类的多元文化，语言数百种，为后来试图以大一统方式治理南亚的历代帝国统治者留下似乎无法破解的难题。

古文明的浩劫

1947年，受到二战摧毁性冲击、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大英帝国在南亚已经无法维持，在和南亚最大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政党领导人商定后，决定"分治"。1947年8月9日，此前从来没有访问过南亚、来自伦敦的律师拉德克利夫勋爵领导的划界小组在5周内潦草划出国界。5天后（14日），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巴基斯坦独立当天，国界线对外宣布，次日，印度宣布独立。

1947年，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大英帝国末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讨论分治问题；匆忙潦草的分治计划没有给南亚带来和平与稳定。相反，重重旧账，又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新仇点燃，把南亚次大陆投入一片刀山火海，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由此在血与火中，在痛苦和希望中诞生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道灾难之一：1947年的分治期间，次大陆的印度教、锡克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暴行，种族、宗教仇杀，暴乱，加之饥荒、疫病等，造成约百万人口死亡，数百万人受伤，约1千两百万人无家可归。一些地方尸横遍野，断垣残壁，惨绝人寰。

BBC乌尔都语部的高级制作人贾韦德·苏穆罗对BBC中文表示，印巴分治对亚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分治导致次大陆直接分裂为两国，而后来在历史上巴基斯坦继续分裂。中国和印巴分治无直接关系，但印巴分治对中国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无论如何，中国都不再会在南方次大陆上面对一个更巨大的敌对国家的可能性了。

贾维德指出，分治没有经过认真的边界和社会规划而匆草进行，不仅没有解决多少次大陆的矛盾，反而制造出更多矛盾和问题，为后来数十年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国内外矛盾和长期的敌对埋下了伏笔。

1947年3月，阿姆利则市要求该市加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和要求该市加入印度的印度和锡克教徒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城市很多地方沦为断垣残壁。

人间炼狱

分治宣布前后，特别是在旁遮普等地爆发了不同种族宗教人士之间的疯狂攻击和大屠杀，难以计数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人民被杀戮、绑架、强奸、攻击，无数的房屋财产被焚毁。人们纷纷逃往和自己宗教信仰相同的地区。目击者称，一些载满难民的火车半路被截停，等火车抵达目的地，车上除司机外已经没有生存者。

大约1450万人逃过突然宣布的国界，成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难民迁移。

这些难民很多聚集到大都市附近，形成巨大的贫民窟，继续给两国各自造成严重社会隐患。在此之后的10年里，这些难民中多数才逐渐得到安置。

匆忙分治造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宗教、种族的深刻鸿沟并未得到修补，相反在后来的70历史中持续存在下来，并不断释放动荡的力量。

两国首都虽然相距并不远，但即使到今天，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也没有直达的航班飞机。

自由的代价

时至今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时有武装冲突。

印巴分治让主张分治的人士和团体认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但惨痛的经历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惨痛回忆，仇恨的种子在无数人心中撒下，铺垫了之后70年里的新仇旧恨。

印巴分治并未解决新独立的两个国家间的边境和领土争议，目前两国最大的争议在于接壤中国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后来70年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爆发了三次大战，以及时缓时急、持续至今的小规模冲突。

1947年，由在次大陆独立运动中一直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地位相对较弱的穆斯林组成的巴基斯坦，分治的灾难远未结束：巴基斯坦被分为在印度西边的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和在印度东边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

1947年分治时流亡到东巴基斯坦的比哈尔穆斯林和孟加拉穆斯林之间的种族、语言、文化差异在政治经济矛盾下1971年演变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印度军队击败巴基斯坦军队的战争支持下，孟加拉国成立，巴基斯坦被分裂为两国。这次分裂又伴随着一次不同种族、宗教派别群众之间残忍的大规模攻击和仇杀。

中国无暇南顾和西藏问题

正当1947年印巴分治、次大陆一片混乱之际，中国也陷入了二战结束后逐渐开始的国共大规模内战，中央政府无暇南顾。

但中国和南亚的历史文化联系却无法割断，特别是对南亚的文化、语言等有千丝万缕联系、和南亚多国直接接壤的西藏地区。

现在历史学者认为，出乎当时对世界可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苏联和美国的意外，也可能出乎南亚统治者的意外，被认为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9年之后拿下除了台湾、香港等少数地区的中国大部地区（外蒙古在苏联控制下独立），包括新疆和西藏，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大国出现在次大陆的北方。

和过去的中国历朝历代与国民党政府不同的是，新疆和西藏不再由地方政府左右，而与北京保持一致不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长期以来次大陆和中国之间的模糊划界问题，包括清政府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合约与分歧，也在次大陆分治、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新时期再次凸现出来。

中印交恶与中巴结盟

中国并没有在南亚的分治中起任何作用，但南亚分治及后来的印巴分别的外交行动却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走向。

50年代初，巴基斯坦还是美国在亚洲反共军事同盟国成员，印度和中国却同在倡导发展中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口号下立场更为接近。不过，中国对分治后的两国均未敌视，中国1950年同印度建交，1951年即与巴基斯坦建交，巴基斯坦也是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西藏问题和流亡海外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得到印度收留，使得与美苏均开始交恶的北京感觉得到美苏支持的尼赫鲁治下的印度"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美苏交恶、台湾威胁反攻大陆、国内经济陷入困境之际，北京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划分问题上步步进逼、毫无谈判妥协的姿态和边境的敌对行动更让中国倍感威胁外，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印度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后）的秘密往来使北京难以容忍。

于此同时，巴基斯坦则不满美国和苏联在巴印、巴阿（阿富汗）争端等问题上巴方认为偏袒印度的态度，在与印度的长期敌对状态下的巴基斯坦和与印度爆发边境战争的中国迅速接近。

中国则依靠巴基斯坦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牵线搭桥，打破外交孤立，与美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崛起

南亚分治结果产生的印巴两国在90年代末都进行核武器试爆，让他们之间的敌对进入了一个可能影响全球的、令人担心的新阶段。时至今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时有武装冲突。

在21世纪，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印度近年来也开始进入迅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同被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属"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国际学者越来越关注被称为"龙象之争"的中印两国全方位竞争。

中国和巴基斯坦半个世纪以来保持着"全天候"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友好合作关系。中巴关系被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国家间关系典范"。

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得到巴基斯坦的积极响应。连接新疆和瓜达尔的"中巴经济走廊"开建，中国获得瓜达尔港的建设和运营权，印度认为中国打通了南下印度洋的通道。北京和伊斯兰堡均称，未来中巴关系还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新德里对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与其它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保持戒心，这常常在印度媒体上体现出来。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改善，但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争端仍时而凸现。

中印两国在边境爆发的战争虽然过去半个世纪，边境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数次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包括 1967年再次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近期，中印在不丹（印度宣布武装保护）与中国边境上的洞朗地区的对峙又一次把两国争议推上风口浪尖。

在南亚分治70年到来之际，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印巴分治，中国和南亚的历史又将如何书写？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如果没有当年印巴分治，中国和南亚的历史又将如何书写？”那么我就来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看来，自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以来的一千七百年以来，中国核心地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外族占领和统治之下，之所以会这么悲惨，就是因为中国接受了印度宗教。这个印度宗教也就是佛教，鼓吹的是吃素，而且还要不杀生，彻底剥夺了中国在先秦两汉的尚武精神，能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苟活民族和乞活社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佛教精神，让中国人安于亡国奴现状，所以一直受到强盗政权的扶植。例如满清，不仅在汉人中传播“好男不当兵”的弱种思想，而且对蒙古人灌输喇嘛教，成功废去其武功。与此同时，满人自己却保持兵力，直到八旗子弟也变成了废物——于是整个中国如同无人之境，任凭列强宰割了。由此可见，佛教是中国复兴的致命软肋。

由于问题的答案浮现出来了：这个亡国灭种的佛教，恰恰是亡国灭种的印度思想。产生了亡国灭种的佛教的印度次大陆，因此比接受了佛教的中国更加悲惨——印度很少由自己本地人“统一”，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西北民族入侵印度。那么，仅有的那两个由印度本地人建立的王朝呢？所谓孔雀王朝，其实是马其顿帝国入侵的副产品；所谓笈多王朝，其实贵霜帝国入侵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懒散的印度人，根本没有自发地建立帝国的愿望或意志。

虽然奉行佛教的孔雀王朝，后来被奉行印度教的笈多王朝取代了，但这两个印度宗教之间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而且笈多王朝虽然统一了北印度，但在南方则并没有扩张得太远。

由此可见，没有外来力量，印度就无法整合，更不用说统一了。莫卧儿人瓦解、英国退出以后，印度应该维持不久。现在，印度就靠着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对立而勉力支撑着。但巴基斯坦太弱小了，只有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才能凝聚印度内部，不至于分崩离析。所以说没有中国的压力，印度会瓦解得更快。

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关键一步

《专家：“一带一路”是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2017年8月4日说：  

“一带一路”在中国被描绘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战略，目的是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打造“命运共同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希望外界将“一带一路”视为一项旨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倡议，但是这项计划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大战略，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一位学者说，在这个秩序中，开放、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势头似乎正猛。土耳其和中国就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还说，中国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并承诺将在土耳其国内媒体中消除反华报道。中国媒体还报道说，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也有强烈意愿参与“一带一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的“一带一路”论坛上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工程。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的那次峰会，其中有近30个国家是国家元首出席。

中国承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的包括铁路、港口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万亿美元。

新瓶装旧酒 独缺民主与自由

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利?罗兰（Nedege Rolland）说，让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并非中国首创。她表示，在冷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尝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形成各国间的相互连通并促进经济发展，并希望借此将后共产主义的欧亚大陆打造成一个不仅是商贸自由流动，而且也是政治和思想上民主开放的地区。

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她星期三（8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中国所谓的连通是与中国连接，这个想法的背后不是开放，不是让所有思想理念开放争鸣，绝对不是。”

罗兰：“一带一路”意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她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一个大战略，终极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复兴”。她说，“一带一路”既是一种愿景，也是实现这种愿景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帮助国有企业找到新的市场、输出过剩产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不必通过改革就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过罗兰说，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战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意图，也就是通过经济利益来吸引他国，让中国获得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她说：“命运共同体简短地说，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21世纪数字时代的唐朝秩序：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围绕着中国。”

罗兰的这些观察来自于她三年多来对中文资料文献的梳理分析和在中国的采访考察，也是她最近出版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与战略影响》（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

中国的欧亚世纪会是怎样的？

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欧亚秩序，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罗兰在书中花了一小部分篇幅进行了想象：坐标是2035年，欧亚地区人口50亿，其中33亿中产阶级使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银联系统进行人民币消费；由于贯穿欧亚大陆的高铁，中国的货物到达西欧只要不到10天，速度远远快于海运。

欧亚地区被中国的北斗系统覆盖，人们使用的5G网络由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人们不用谷歌，没有脸书和推特账号，不看BBC或CNN而是使用百度、微博，看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看中国的肥皂剧和大片。

新的欧亚互联网由自动和人口的审查员进行监控，控制网络领域的公众讨论，打压对中国和地区伙伴的批评。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通过区域和一系列的双边安排与中国相互联系，如果他们与中国发生争端，他们不能通过任何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法律机制解决，而是必须与北京进行双边谈判；中国控制着位于香港的争端解决和仲裁系统，任命仲裁法庭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而且和中国国内的司法体系一样，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这个西方标准。

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已经由近及远，甚至辐射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发达地区，并依照友好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友好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等级秩序进行划分和打交道；中国注重“发展权“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权利，中国的投资、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任何条件，因此，中国在帮助其专制邻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维持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并让他们能够不断改善控制社会的技术。

简言之，罗兰写道：“西方的自由思想被扫除了，民主没有在欧亚传播，中国的周边地区稳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的至高之位上君临天下，无人挑战，其他在经济、政治、安全上依赖北京的国家向北京俯首，尊重北京的利益。”

西方国家如何因应？

未来是否真的会如此发展？没有人知道。但是罗兰说，由于中国主导的投资项目不附带其他条件，这些项目受到专制领导人的欢迎。她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带一路”也许会助长专制做法在欧亚大陆的盛行，放慢普世价值的传播。

她还指出，当“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后，他们也许会越来越难以在政治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几个月前，欧盟原计划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最终因为希腊的反对，计划流产。在此之前，希腊总理访华，期望可以从中国那里获得更多投资以缓解其财务压力。

那么，西方政府应当怎么做？

罗兰认为，西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当开展一场反“一带一路”运动或是试图破坏北京的努力，而是应当思考如何将“一带一路”潜在的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罗兰说，对于那些想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应当审慎，不应仅考虑商业利益，而是要更加全面地看问题。其次，她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不能像中国那样出手阔绰，但是可以整合资源，在一些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中国主导项目之外的其他方案。她说，尤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方案应当坚持一贯的高标准，包括强调透明度和善治。

“一带一路”是否会成功？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从中国媒体的宣传来看，中国对这个“世纪工程”似乎是信心满满。

不过罗兰说，她在中国接触到的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但是私下里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他在最近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也听到一些质疑之声。

他说：“如果习近平招致许多批评，比如由于很多项目失败，或是因为引发外界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担忧，或是中国民众说，为什么把钱撒到其他国家而不用于自己国家，如果他招致那种批评，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我认为，到那时他就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是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感觉，会有足够多的成功项目和积极因素让中国去宣传展示，并宣称‘一带一路’是一项成功的倡议。”

罗兰说，对于中国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那些挑战与阻碍，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已经分析地很透彻。这些挑战包括欧亚达多社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投资的可行性，安全因素，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周边小国的负面反应。

她说，中国也正在思考解决方案。

不过她说，如果中国想要以“一带一路”为基础构建一个未来的新秩序，那么中国必须说服其他国家中国领导地区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中国在其中展现出的价值观与规范也应当具有普世性。

谢选骏指出：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从大趋势来看，“命题”和“目的”其实不如“后果”来得重要。因为“命题”和“目的”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后果”却构成了某种“客观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客观的东西”呢？

我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首先，全球有两个“世界岛”：1、亚非拉板块；2、南北美洲板块。其次，谁控制了亚非拉板块说就控制了南北美洲板块。这是因为亚非拉板块比南北美洲板块的分量大得多。

那么这在现实政治之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绝对不能允许亚非拉板块整合起来，否则的话，美国即使控制了美洲也无法与之抗衡的。至于澳洲和日本，当然只能依附亚非拉板块而无法依靠美洲板块的。

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在推进亚非拉板块的一体化。如果中国和西欧都能整合到一起了，那么这两极之间的地区也就整合到一起来了，就是最不情愿归顺欧洲的英伦三岛、最不情愿归顺中国的日本四岛，也不得不归顺未来那个实现了一体化了的“亚非拉板块”——这就是美洲板块遭到边缘化甚至“出局”的前景，当然也是美国这个美洲板块头领的最大噩梦。

所以，美国不能容忍“一带一路”的成功，也不会促成和帮助“一带一路”，除非美国愿意自宫，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优势地位。毕竟，现在的“亚非拉板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远远不及美洲板块整合有序，所以没有一个强国可以和美国抗衡。

美国人罗兰现在没有把话说透，仅仅指出“一带一路”是为了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我不相信罗兰没有读过地缘政治的基本书籍，因此不知道“一带一路”的实际后果会是“整合欧亚非板块”。我认为，罗兰不把这个话说透的目的，是不想为“一带一路”做义务宣传。因为“一带一路”要是真能做成了，那就不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了，而是在“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了——那就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开始诞生了。

至于现在开始推行“一带一路”是否时机成熟，那就见仁见智了。

至于“开放、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其实是古代希腊城邦殖民主义和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殖民主义的基础。但是，开放、民主、自由的希腊城邦，后来被不那么开放、民主、自由的希腊化王国所并吞和取代了，最后被完全封闭的罗马共和国和日益专制、独裁的罗马帝国并吞和取代了……那么，谁是未来世界的罗马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北大：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2017-8-06 多维）说：

混合体制

讨论当代中国体制，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现代社会而言，正当性应该包括三个原则：（1）保障个人自由；（2）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3）实现良治。第一原则保障个人表达、迁徙、结社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保证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正当政体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但是，如果不能保护个人自由，要想获得民众的同意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一个政体就可能不得不随时面临民众的挑战，即使它能够为民众提供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善意的独裁者可能会善待他的百姓，但是，这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民众就不可能接受这个独裁政体的正当性。第二原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它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区分开来。在多数古代社会里，世袭是其政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到了现代社会，人生而平等成为主流政治思潮，政府职位因此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个人的能力和德性必须是决定他能否获得那些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保护个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一个政体的正当性。如果一个政体总是无法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并改善民众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一个正当的政体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原则，即能够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决策和社会福利的改进等。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从满足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它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佳治理方式。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君主制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无需担心民众短期诉求的干扰，它也更容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因而它是实现良治的最佳形式。原始的贵族制由世袭的贵族主导，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世袭制度，在带有贵族制性质的机构中（如英国的上院和我国的政协），组成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就其本意而言，贵族制通过一些非民选的“贵族”保证政体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如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最后，民主制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借此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最后屏障。

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二是代表社会中一定群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演变已经改变了党的性质。去政治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然而，在中国，去政治化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派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经济制度的巨变最终导致党的纲领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其次，党是我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民主制中，国家和政党是分离的，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政党一旦掌权就受到宪法的制约。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体中，中国共产党不是和国家分离的政治组织，而是混合体制的一部分。党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决策。八二宪法赋予党领导中国的权力。“领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确立党在宪法架构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党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控制。党的去政治化使得党可以从容地成为民众利益的加总机构，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党的第二个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提供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因而，在立法方面，“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是有结论的。党的第三个职能是选拔政府官员。尽管八二宪法删去了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但党管干部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职责，而且，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因为党的这个职能，笔者也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选拔制”（selectocracy），后文将对它进行详细论述。由于党的三个宪法职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较高的制度化程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西方学者经常误解中国的原因之一。多位学者指出（如强世功和柯华庆），《党章》应当纳入宪法架构中加以考虑，以此弥补《宪法》的不足。《党章》和其它党的重要文件对党的决策和官员选拔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宪法》所没有确定的，但却涉及中国政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不同于其它非民主体制，我国的党内继承实现了制度化。在宪法框架下，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基本得到保障，政府的决策趋于理性。

如同其它混合政体一样，中国共产党体制也不是完美的。它的长处是充分发挥了君主制的优势，因而较完整地实现正当性政体的第三原则，即实现良治；与此同时，它能够基本做到选贤任能，因而满足正当性政体的第二原则，即实现公共职位的开放性。它的短处是没有充分发挥混合体制其它两个构成要素，即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积极性，后文将专门论述这两方面的改进。

选拔制

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员的选拔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而不是像民主体制那样，由选民来完成。为此，我们也可以用选拔制来描述当代中国体制。选拔制暗含的两个前提是：（1）国家治理是有层级机构构成的；（2）进入一定的层级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资质。这与当代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大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背离了混合体制，变成了纯粹的民主制。在西方，大众民主的滥斛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并最终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终结。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公民可以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的、容忍所有政治主张和思潮的联合体。罗尔斯认为，由于这是公民在理性计算之后采取的自愿选择，因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强大的。然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它作为一个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就势必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选拔制。

自由主义是西方在现代化早期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三大价值。自由主义的兴起代表了人性和个体的觉醒，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人价值把个人置于社会和组织之前，要求社会以弘扬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个人自决赋予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摒弃社会给个体施加的不合理的限制；平等主义认定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要求社会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政治参与领域 --- 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无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三大价值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人类价值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进而构造了与这些环境相匹配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适用性依赖于使用它们的环境，因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出自于对人性过于乐观的假设。自由主义既界定个体的权利，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又界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平等主义，并把它们统一到单个个体身上。然而，在现实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人因智力、家庭、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因而也只能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个人自决是矛盾的。自由主义是为人的发展设立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对个体的实然判断。把一个乌托邦理想应用到现实，必然要产生问题。就国家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在现实中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判断能力亦有高下之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当西方民主中的非民主成分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矛盾被一些工具性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降服；但是，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随处可见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不表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原子化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能否继续实现良治，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

中国的选拔制深深地植根于儒家的传统之中。儒家对人性的描述是基于对社会中的人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实然判断，因此比自由主义更为可靠。具体而言，孔子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今天的语境里，“君子”是那些道德高尚、严以律己且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小人”则是那些只顾私利、患得患失的人。孔子认为，这种差异部分是天生的，即“唯上知和下愚不移”。但他也认为，通过克己复礼、下学上达，中人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个人能否最终成为圣贤，则取决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对于当代而言，儒家的感召力不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平等主义肯定，而在于对人的向善之心的肯定。相较而言，自由主义把人性看作天然和固定的，相当于儒家所谓的“性”；而儒家更重视人性后天习得的部分，是动态的。

基于儒家的人性观，我们所能建构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层级制度，位列其中的成员，其贤能高低大体上对应着层级的高低。因为具备一定德性和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因此这种体系具有开放性，即向贤能者开放。这种有限制的开放性看起来没有无限制的开放性那样激动人心，但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由贤能所施加的限制却可能是极其必要的。公共事务事关人们的根本利益，但并非人人都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德性和能力，即便具备，也存在高低之分。由此，如果政治体系中职位的数量有限、少于合格的贤能者的人数，那么，具有开放性和层级性的政治体系也就相应地具有竞争性。这个竞争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自己竞争，表现为不断修善自我，即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孟子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人在修善自我时既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人际比较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具有德性与能力。大体而言，第二方面的竞争就是与他人的竞争。这两种竞争投射到政治领域，其意义便是孔子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选拔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党选拔和任用官员，各级官员处在一场长期的晋升锦标赛当中，通过激烈的竞争实现晋升。对党的忠诚固然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由于党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这里的忠诚并不是对某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而是对以党为中心的宪法构架的忠诚，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忠诚。如果中国所特有的选拔体制能够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认同，从而获得宪法意义上的一致同意的话，那么，对党的忠诚就是对于政体的忠诚，党作为国家架构的正当性就转换为政体的正当性。在这里，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党的选拔制度是否满足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特征。西方主流意见对此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如果我们近距离地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制度，就会发现，它满足这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基于贤能的开放系统，党对所有认可中国共产党体制且有志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优秀人士开放。入党是有志之士进入国家科层体制的先决条件，正如科举中第是古代社会进入统治阶层的先决条件一样。如儒家所倡导的，当代中国科层体制的开放是以贤能为条件的。这与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度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因而为一些特朗普式的投机分子提供了进入国家治理核心的机会。

其次，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体制。这种竞争不是党派之间的竞争，而是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为各种利益之争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因而消解了西方式的党派竞争。党本身是一个利益加总机制，社会的利益表达无需通过官员个体呈现，为此，官员之间的竞争也从利益代表之争演变为个体之间的能力和德性之争。尽管党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提及党与儒家之间的相通之处，但党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也具备选贤任能的特征。选贤任能之所以是一个正当政体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否则的话，裙带主义就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腐败和不可治理就会变成常态。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如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裙带主义的确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干部管理之中。但是，案例研究往往不能反映全貌；要获取全貌，就必须把研究建立在对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基础上。一些这样的研究表明，能力的确是中国选拔制中的重要选拔标准。早期影响较大的研究见于李洪彬和周黎安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他们研究了相对经济增长率如何影响省级领导干部进入中央的概率，发现在一个官员任职期间，如果他任职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则这个官员的升迁概率就会在平均概率的基础上提高15%。笔者和张牧扬把目光下移到市级官员，使用更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我们测量了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并发现，对于49岁以上的官员而言，能力越强的官员越可能得到升迁，能力最强的官员比能力最低的官员拥有高出30%的升迁概率。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党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为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回应大众的要求，党也在尝试建立更加全面的干部考察制度，将其他指标加入到考核体系中。

总之，选拔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了政体正当性的第二个原则，即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只不过这种开放不允许“抄近道”，而是需要个人拥有耐心，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到竞争之中。另一方面，选拔制没有被裙带关系所左右，而是基本上能够做到奖励贤能，特别是能够让具备施政能力的官员脱颖而出。选拔制为官员提供充足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为国家和民众工作。即使是那些腐败官员（如刘志军和仇和），升迁的动机也促使他们为国家和民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腐败，而是选拔制为官员提供了正向激励。

改进

现代国家是一部复杂而精巧的机器，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宪法架构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娴熟地驾驭这部机器。党是由党员个体构成的组织，无论是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还是在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都必须依赖党员的作用。党内纪律是规范党员行为的重要力量，但无法做到让党员具有整齐划一的思想，更不可能改变党员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就必然要面对复杂的委托-代理局面，党组织是委托者，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员是代理者。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切割代理者的权力，减少他们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另一个是如何实施对代理者的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体制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一样的，即必须解决权力的分割和监督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邓小平的意思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社会主义不应该拒绝。把邓小平的思想应用到国家治理层面，我们也可以说，权力的分割和制衡（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宪政”）不是民主制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体制不应该拒绝。为此，中国共产党体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首先，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宪法》需要进行修订，为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双向权力保障。一方面，《宪法》需要恢复五四宪法的条款，保障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而且，党还应当拥有在这些权力上的一定程度的否决权。举例来说，如果党提名的人选没有获得人大通过，党有权再次提名同一候选人，而人大需要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才能二次否决提名。另一方面，党不能僭越作为选拔机构的角色，要让人大成为民众意愿表达和交锋的制度平台。这个要求没有超越现有的《宪法》框架。《宪法》反映了党自身的意志；遵守《宪法》对党的威信有利无害。

其次，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宪法》赋予它的职责。在本质上，一个正当政体的第一原则是要求对民众意愿的尊重。如前文所述，选拔制找到了解决政治选拔的方案，但是，它需要在尊重民众意愿方面做得更好。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究竟什么是社会福利必须经由公开讨论才可能得到答案。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做得很好。但是，民主制也存在着无法达成共识的危险。就其设计而言，中国共产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找到平衡点的机会，即将官员的选拔和监督区分开来，选拔由党完成，监督则由人大完成。但是，人大的监督是不完备的。完善人大制度的最根本性的措施是人大代表通过公开和公正的程序由民众选举产生。为了保障党的领导，《宪法》可以赋予党提名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的权力。

第三，完善政协对党的监督功能。党是中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混合体制中担负着君主制的作用。正因为此，对党的监督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国《宪法》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人民政协的主要责任就是多党合作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宪法》规定，人民政协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在我国的混合政体承担贵族制的功能，应该肩负起维护政体正当性的责任，其中包括对党的工作进行监督。但是，目前的政协规模过于庞大，委员的参政素质良莠不齐，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缩小政协规模、提高委员的参政素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政协制度的严肃性，政协委员的提名应该由党来完成，但必须经全国人大投票通过。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参议院认可是一样的。

最后，法律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既然党主导立法过程，党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承诺。在常态下，党因此不应该干预司法过程。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而且也是从民众中间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领导在中国具有历史、政治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但是，要取得民众的认同，即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党不仅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而且要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和程序。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并不差，在许多地方甚至好于一些国家。如果党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民众就会有安全感，接受党对社会的承诺，从而认可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党干预司法过程，民众就会觉得党的立法承诺是时间不一致的，法律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从而会对自己的权利产生疑虑，失去对法律和党的信心。尽管在例外情况下党干预司法具有合理性，但是，如何定义“例外”是不清楚的，民众并不知道“例外”是真实的还是某些人或机构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判断确定的。前面说过，党的工作必须通过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够完成，与司法相关的代理者出于自利或自保的目的，可能扭曲司法过程和结果，雷阳案就是一个例子。为防止司法变成一些权力拥有者或机构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司法和党 --- 当然也包括政府和立法机构 --- 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是必要的，如此，党和社会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信”的关系，即社会确信党保护民众个体的权利，而党确信民众信赖党的领导并承认其合法性。

显然，即使完成这些改进，中国共产党体制还是和自由主义民主是不同的，但是，这些改进足以让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一个正当政体的所有三个原则。最终，这些改进能否完成，取决于党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长期执政条件的认识和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认同。党必须意识到，分权和制衡（宪政）不是“西方民主”的专利，而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向国家治理的其它机构（人大和政协）让渡部分权力，是确保民众相信党不僭越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必须意识到，在最低限度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混合体制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实现正当政体三原则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自由主义民主面临民粹主义巨大挑战的今天，这个尝试更加弥为珍贵。无论何种制度，它的持续最终都取决于利益攸关方的信念。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如果几个强势集团都不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主制度也不可持续。阿根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自由主义民主向民粹主义独裁的转变、俄罗斯在普京时代向威权主义的回归、泰国的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府之间的轮回，等等，无不说明民主制度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正当政体，我们就不应该拘泥于一定的制度形式；特别地，我们需要摒弃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转而寻找描述当代中国体制并指明其改进方向的“新叙事”。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弥漫在中国政治帷幕之后的深刻的“合法性焦虑”。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恐怕不是加深这个“合法性焦虑”，而是找到国家治理的“重叠共识”，推进中国走向更加完备的正当性政体。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去共产党化”，完全从共产主义以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这实际上就是“去共产党化”。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共产党”以外的某种东西。这种“去共产党化”当然是对共产党革命的彻底背弃，只是对“共产党掌权”的片面执着。这种“阳奉阴违”实际上造成了“名存实亡”的结局。这就像上一次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直到隋朝，虽然几经反复，但是“去鲜卑化”的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了。古代的“去鲜卑化”相当于现代的“去苏联化”。“去鲜卑化”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是掌权的还是鲜卑人，汉人不过是给他们充当门面。但是承认汉人而不是屠杀汉人，尊重汉化而不是排斥汉化，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现在的共产党，虽然像古代的鲜卑人一样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但毕竟愿意承认（哪怕只是口头承认）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力图全面毁灭这些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网民评论说：

oneplusone 今天 05:42

写的真多呀，实际上5个字足够了，共产党万岁！

壹旁观者 今天 05:24

这篇文章出于御用文人之手。想想看文人书生在共产党之下是个什么地位？让你讨论国家治理，引导共产党“善治”？没门！只能让你为它涂姿抹粉，哥功颂德。不然的话，过去是逼你改造，现在是将你封杀，如果还不致于把你关起来的话。

wkghm2288 今天 04:42

共产党“反腐”，反出个皇帝来，创举呀。

Mbtech 今天 04:39

为什么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呢？你们看看印度一群穷鬼，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美国腐败的社会！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最美好的制度，到时候一定会解救全人类的！

海外愚公 今天 02:58

选拔制不是不可以，但很难达到人民的授权和权力的制衡。结果就是腐败横行，却无法根治，

真智 今天 01:30

为什么一定要往西方民主制上靠呢，西方民主制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

温杯 今天 00: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君主威权体制，其实应该向中国百姓讲清楚这一点，重视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含糊其辞的结果只能是乱作一锅粥，坏人浑水摸鱼，好人蒙冤受屈。

谢选骏指出：不论上述网民的意见如何分歧，但是大家都默认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还是一个进行时，远远没有完成。等到完成的时候，现代南北朝就会结束，中国就会统一，新的隋唐盛世就会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