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靖康之耻的文化原因——“缠足战略”的缘起

如果说，李后主李煜就是“靖康之耻的文化原因”，大家或许莫名其妙。

但如果说，“领导人领导了社会风气并推动了社会转型”，大家或许就比较能够理解了。

（一）

多才多艺的南唐后主李煜曾和妻妹幽欢，他写下的著名的《菩萨蛮》词就记述了幽欢时的情景。在他的妻子大周后死后四年，李后主册封妻妹为小周后，公元975年，南唐亡于宋，南唐后主李煜和小周后被掳至宋朝京师。

小周后貌美，被宋太宗（宋朝第二任皇帝）赵光义看中，把她宣至后宫多次“行幸”。据说，宋太宗还把宫廷画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宋真宗（宋朝第三任皇帝）即位之后，该画问世，而此画师本人以后还为宋真宗服务过。到了宋仁宗（宋朝第四任皇帝）时期，当时的宰相文彦博还曾在笔记中记载，他亲眼看到过这幅画。

五代十国后期南唐国主李煜的皇后小周后，是闻名于天下的绝色美人。小周后系南唐后主李煜的皇后人称大周后的周娥皇的同胞妹妹。周娥皇二十九岁时病故，早就和姐夫有一腿的小周后又嫁给了李煜。史书载，大周后病重不久于人世之际，见到周薇进宫，便道：汝何日来？那时周薇尚小，未知嫌疑，回道：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可是李煜只知谱词度曲，不知治国，最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国，他和小周后一起做了俘虏。在所有的皇帝之中，赵匡胤应该不算是好色的，他曾将后蜀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纳入宫中册立为贵妃，却放过了同样是绝色美人的小周后，还封她为郑国夫人，估计他是因为欣赏李煜的才华，才没染指小周后。

（二）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赵匡胤去世，其同母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宋太宗原名赵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称帝时又改名炅，他在位22年，庙号太宗。赵光义就没那么讲仁义了，他继位后，小周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觊觎小周后的美色已久的赵光义，借命妇要不定期入宫朝觐的机会，强留小周后。这段历史，宋王銍《默记》卷下最早记载在案：“龙兖《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尤悔》亦有相同记载。

据说赵光义还把宫廷画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就是《熙陵幸小周后图》。因宋太宗赵光义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故云其“熙陵”。《默记》、《宋稗类钞》均未提是否真有此画？而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果报·胜国之女致祸》有明确记载：“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盖后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从诸夫人入禁中，辄留数日不出，其出时必詈辱后主，后主宛转避之。”

赵光义长相不怎么样，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对于小周后的“行幸”，简直就是强奸。沈德符还云：“此图后题跋颇多，但记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明姚士麟《见只编》亦云：“余尝见吾盐名手张纪临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背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由此可见，赵光义“行幸”小周后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事，而且此图也确实存在过。

关于这幅画，后世的下落，一说已灭失；一说，留传至近代，1949年后被带到台湾，保存于台湾历史博物馆。

（三）

博文《宋太宗当众强奸小周后并画春宫图》 指出： 史籍表明：宋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的胞弟）是个志大才疏、寡廉鲜耻而又心胸狭窄的人。其当街杀人，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

1、不择手段，灭亲登台

太宗是“烛影斧声”千古疑案的主角。经近几十年的研究，他经过预谋，弑兄夺位，已成为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即使《宋史》一书，因时间仓促，元人多照抄宋代国史，对帝王多为谀词，仍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太宗本纪》说：“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所说涪陵县公是其弟廷美，武功王是太祖子德芳、德昭，都被他逼贬而死，以除去他们对皇位的威胁。宋后则是太祖皇后，在太祖崩后，因继位问题和他争吵，故在其死后不按后礼安葬。改元在一般朝代中都是在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而宋太祖死于开宝9年，距岁末只有8天，太宗便迫不及待地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所以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后批判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可谓一针见血。

2、当众强奸，无耻之尤

南唐亡后，小周后随李煜被解到开封。她每次入宫，都在赤裸后被5个宫人抬持，供太宗当众强奸，并由画工现场作画。太宗高大黑胖，小周后纤弱娇小，故这种流氓行为，对她精神上、肉体上都造成极大的痛楚。这就是她每次回家后对李后主破口大骂，后主也只能每日以泪洗面的深层原因，也是后主被太宗毒死的原因之一。宋人当然不敢写出。但画工的《煕强幸小周后图》却在宋亡后流传下来，并被金元人多次临摹。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详细描写。冯海粟学士题画诗云：“江南賸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认为靖康亡国乃是报应。这画一直到明代还有人见到，见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篇》。国亡后后妃被辱事，本不鲜见，但太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行春宫秘戏之事，说他是无耻之尤，似不为过罢！

3、志大才疏，昧不知兵

宋太祖在时，除了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外，已基本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所以太宗在灭北汉后，便想收复被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但两次北伐，均在他亲自指挥下大败。

第一次是刚灭北汉（979），未及休整，便仓促进军。初胜几州后，久攻幽州不下，陷入敌人包围，大败于高粱河，仅以身免。第二次是七年后，又兵分两路，不仅未总结前次失败教训，反加上个“将从中御”。所以又是东路曹彬，初胜几州，但屯兵坚城幽州之下，粮草不济，无奈退兵，在歧沟关遇伏大败。西线潘美、杨业，也是寰州得而复失，杨业被俘，绝食而死。兵力共损失了30万人，辎重无算，把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打破了宋辽（契丹）均势，从此终宋之世，不敢言兵。毛泽东在研究两次战役后批云：“此人（指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对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就是说他昏昧又不善总结，屡犯同样错误。《宋史》在太宗本纪赞云：“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批道：“但无能。”钱穆则说是“才弱”，即是志大才疏。（其实，毛泽东也丢掉了蒙古和台湾，堪比宋朝丢掉了越南。——谢选骏）

4、续立家法，启宋代积贫积弱之源

宋代所谓“家法”，主要是养兵、养官和将从中御。就是募集流民、灾民当兵，免他们造反；广开科举和荫补，使官员、贵族子弟甚至门客，都可以几代吃皇粮；将帅无作战自主权，一切计划由中央定。除了养兵外，后二者均始自太宗。养兵是因为建都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太祖晚年曾想迁都洛阳以省兵，遭太宗（当时是晋王）反对而作罢，太祖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可以说，三项弊政，始作俑者都是太宗。其结果是冗兵、冗官，兵多而无战斗力，使宋代之积弱，为历代之最。

在全面了解上面情况后，回过头来剖析《宋太宗当街杀人》一文，便可以举一反三。

首先，太宗当街杀人，显然是个圈套。自己杀了人，明知开封府拿不到凶手，却又假装糊涂，严令追查，逼其造成错案，反过来再治其罪，所谓“陷人以过”也。当时的开封府尹（首都市长）正是太宗的胞弟秦王廷美。而太宗就是由知开封府而弑兄篡位的，最怕乃弟效法。所以在逼死两个侄子之后，便对之下手。

除了让赵普罗致罪名外，他不惜亲自上阵。其一是制造舆论，说廷美不是他亲弟弟。史官王禹偁怀疑这一说法：“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太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王因此被贬黄州。其二便是当街杀人，给开封府尹加上一条错判错杀的罪过，最后由赵普凑成几大罪状，将廷美贬死涪陵。这显然是一大冤案，使赵普内疚终身，他晚年久病不愈，以重金求神。神说是冤累（冤魂作祟），赵普马上便反应说：“必秦王廷美也。”可见是其第一大亏心事。其实这正像秦桧杀岳飞一样，真正的主谋是太宗。

其次，关于太宗给姚坦撑腰，教育益王。事实上，他片面地惩罚乳母，却未训斥益王，是起不到作用的。史载，益王在府中花了数百万做成假山与僚宾饮宴，姚坦只能俯首不看而已。太宗死前两年，立寿王元侃（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因其在开封府尹任上有政声，受到朝野拥护。这却引起太宗的不悦，对宰相寇准说：“人心邃属太子，欲置我于何地？”故毛泽东批曰“赵光义小人之言”，可谓洞见其肺腑。

最后，关于扩大开科取士。的确，太宗即位第二年即在三种科目中录取了500多人，当时京官才300多人，所以群奏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他在位20多年中，使官员达9000人，冗吏19万人，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功效。其数目几倍于唐，而自唐以来的武科，却一直未开。劲敌（契丹）当前，却不培养人才，“不知兵”，还要“将从中御”，以至尔后屡败。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前面说的“家法”的具体实施，启有宋一代积弱之源。

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在太宗一代，却未发现一个大文学家、大诗人、词人。李煜可算是婉约词宗，也被他害死了。送毒酒的恰是秦王廷美。赵宋一族，劣迹斑斑，导致后来的靖康之耻。

（但是，宋太宗的后代却没有这么一走了之的幸运了。）

（四）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似乎秉承了家风，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以蔡京为宰相，同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结成反动的统治集团，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和宣和二年，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两次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今北京），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重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经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

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空气，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北宋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被驱掳的北宋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北宋从此灭亡。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这就是“靖康之变”。

（五）

从上述不难看到，说“领导人领导了社会风气并推动了社会转型”，是大致不错的。

北宋灭亡南唐之后，似乎就阴魂附体了，得了“南唐病”，萎靡奢华、积弱不振。就像隋炀帝灭陈之后，似乎就阴魂附体了，得了“陈后主病”，莺歌燕舞、腐化堕落。

李后主李煜的“亡国之恨”诚然写得淋漓尽致，但他在亡国之前的文化遗风却被北宋一代发扬光大了。尤其是宋太宗近乎禽兽的行为，更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靖康之耻的文化原因”，由此发芽成长、蔓延开来，并进而通过“靖康之耻”，形成了遭人诟病的“缠足战略”。

谢选骏：六四感言——两个三十年都要否定

2009年以来胡温当局和习近平实际上都是按照“王廷连思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办事的。

但结果却是左一脚一右脚不成方圆。因为任何人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首鼠两端。两条路线可以斗争，却不能一同运作。

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意思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错”，所以不能否定它们的对立面——另外一个三十年。

现在情况清楚了：只有否定两个三十年，共产党中国才能开始一下个三十年。

否则，共产党中国不会再有三十年了——它将被“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给吞没掉！

（一）

网文《“两个三十年”，为何不能相互否定》（王廷连，2009年8月17日，人民网-理论频道）说：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前后两个时期刚好在这60年里各占大体30年时间。对于这两个30年，有的人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比如，有的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有的以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为此,专家强调, 要正确认识这两个30年的关系。一方面，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笔者感到，专家在这里强调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非常重要。不仅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新中国60年的历史，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国家制度，而且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首先，“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新中国60年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

应该说，“两个三十年”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但却是构成为新中国60年辉煌历史的“两个三十年”，因此，“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相辅相承的关系，它们共居于新中国60年辉煌历史之中，比如，头30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则是在前30年基础上实现大跨越的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是对60年辉煌历史的自我否定。

第二，“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人。如通过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强调要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正确的方向。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方针，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等等。总之，尽管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名字和丰功伟绩，将永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史册。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对毛泽东历史地位正确评价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三，“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因为“两个三十年”，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但有一个重大的理论事实是否定不了的，那就是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都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的，如前三十年，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后三十年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换言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下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正确评价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四，“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因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的领导核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共和国60年的辉煌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60年的辉煌成就证明，在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将一事无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五，“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决定着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如前所述，新中国前30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专家所言，看不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巨大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显著区别，就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后30年与前30年的这种连续性，把前后两个30年割裂开来，就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涉及到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二）

网文《为什么说不能全盘否定两个三十年是正确的》（2015年4月21日，共识网，张树斌）说：

两个三十年的全盘肯定和两个三十年的全盘否定错误思潮，都是哲学上的极端主义在作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一思想引起了全国网民的热议。

（其实，“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是习近平2012年以后提出的，而是王廷连2009年提出的。）

思想左倾的人认为，如果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那么，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后三十年的腐败问题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问题？

反之，思想右倾的人则认为，如果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那么，社会体制改革怎样前进，还让恢复人民公社体制？人们再回到饿肚子的时代？显然，两头都有话要说，都不满意。那么，应当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下边谈谈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 为什么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
　　社会上存在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思潮吗？可以肯定地说是存在的。其主要原因是认为，前三十年的时期是老百姓饿肚子的时期，谁也不愿意再饿肚子。这就是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主要思想原因。其实，这话说的有些太绝对，太极端。诚然，前三十年的大部分时期处于饿肚子的时期，这用粮票制实行了二十多年就可以说明。但前三十年并不全部是饿肚子的时期，五十年代初，或说实行统购统销前的那几年就并不是饿肚子的时期，相反，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期。这就是说，前三十年也有其正确的时期，也有其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当然不能否定，同样，正确的时期当然也不能否定。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大针方针是正确的。人民群众土地到手，物有其主。同时，实行传统社会留传下来的市场经济，政府极少干预群众的正常生产与生活，基本不存在现在的所谓“行政审批”， 所以，老百姓安居乐业。即便是农村搞的互助组与初级社，也是实行的劳资共股制。劳动分到劳动股红，而资本分到资本股红。如农村的骡、马和土地等物产都有分红权。人人平等，谁也不剥削谁，谁也不压迫谁。政治清明，吏治严谨，那时的干部都穿的老羊皮袄，下乡吃派饭，平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如果连五十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和劳资共股，劳资共富社会制度都否定了，那就真成了历史虚无主义。
　　当然，前三十年正确的时期，正确的事情不能否定，但并不是说，前三十年错误的时期，错误的事情也不能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全部撤销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了，大冒进已经回归理性了，把农民划为“二等公民” 的城乡二元体制也已经不存在了，反右运动已经得到纠正了，刘少奇、彭德怀等冤案已经得到平反了。由此可见，是党中央自己顺应人民的意愿与要求，已经将前三十年中错误的东西，错误的时期否定了，而并不是其他人要否定前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错误的时期。
　　从目前来看，前三十年中形成的错误的事情否定的还不够，还不足以回到正常的社会轨道上来。比如，行政审批制，这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然，许多行政审批制度都是后三十年中形成的，而不是前三十年中形成的。但它的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模式，而不是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前三十年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并没有完全纠正，比如，所谓的高、饶反党案，胡风案以及反右运动中没有纠正的所谓“五大右派” 案。其实，这些都应当纠正。特别是计划经济式行政审批制，中央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变审批制为登记制的条款，而一些部委的主要官员以各种借口就是顶着不办，不落实。这些省部级官员是形成“政令不出中南海” 的主要阻力。李克强总理要求的“壮土断腕” 式的改革，有那几位部长做到了呢？极少见。所以，实行大部委制才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反之，如果对前三十年中那些错误的事情，错误的时期也不能否定，那么，就要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所有路线、方针、政策。如恢复人民公社，重新给右派戴帽子，重新实行粮票、布票、油票等票证制度，重新实行阶级斗争那一套，重新划“红五类”、“ 黑五类” ，重新给已经平反的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定罪，重新把农民划为“二等公民” 。如此等等，试问：这样做老百姓愿意吗？
　　二 为什么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
　　社会上存在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的思潮吗？可以肯定地说也是存在的。要不然，习总书记也不会无的放矢。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的人，所持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前三十年并无大面积贪腐和贫富两极分化，而后三十年发生了大面积贪腐和贫富两极分化，由此说明改革开放错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极端化的认识。这里存在两种偏见：其一是，闭眼不看后三十年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前三十年没有解决的。至于大面积贪腐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本身引起的，而是后三十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所以，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的局面，我们只能加大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不能再退回到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去。如果再退回到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中，那么，全国人民就又要饿肚子，又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试问：全国人民愿意吗？
　　由此可见，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是不能否定的，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那是一个走向世界文明的年代。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主要应当归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行政审批，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管、卡、压” 。老百姓办一切事情都大体能如愿以偿。前三十年中的五十年代初和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是我们共和国六十多年历史上的顶梁柱时期。如果我们把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也否定了，那么，我们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除过五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还有些亮色外，其余时期就全是漆黑一团。你能说前三十年中的文化革命时期是好的吗？你能说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 是好的吗？你能说“亩产万斤” 的“大吹牛” 时期是好的吗？你能说整知识分子的“打右派” 时期是好的吗？同样，在后三十年中，你能说以百分之几的人占有了百分之八十社会财富的九十年代是好的吗？你能说形成坍塌式大面积腐败的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是好的吗？所以我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如果否定了后三十年中的八十年代，那么，中国只有再退回到朝鲜的水平，这可能吗？
　　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中正确的事情，但并不是说连后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也不能否定。后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主要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和官员大面积腐败。如果连这两件事情也不能否定，那么，中国别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即便是连封建社会也不如了，那怎么能行呢？老百姓会答应吗？
　　三 只有既不否定两个三十年中正确的事情，又能坚决否定两个三十年中错误的事情，中国社会才能前进
　　由上可见，习近平说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后三十年，同时，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立论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因为，如果全盘否定了前三十年，那就连共和国建政五十年代初正确的市场经济道路与劳资共股，劳资共富的历史时期也否定了。那样，我们的一切就失去了根基，那我们全国的军民人等浴血奋战的结果，就失去了正当性。这恐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同样，如果我们用前三十年全盘否定了后三十年，那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也属于后三十年。这样，让全国人民再度回到饿肚子的时代，恐怕也是全国人民不会答应的。与此道理相同，既不能用前三十年的饿肚子就全盘肯定后三十年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事情，同时，也不能用后三十年的全社会腐败和严重的两极贫富分化就全盘肯定前三十年整个历史时期的事情。如果全盘肯定前三十年的一切，那么，“一大二公” 和人民公社及国进民退等祸害了中国几十年的左的思潮和错误做法又会重演。同理，如果全盘肯定后三十年的一切事情，那么，“打虎灭蝇” 式反腐和为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而出台的一切制度和措施，诸如取消劳教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和车改及养老统筹并轨等等，就都成了“破坏维稳” 之举。可见，全盘否定两个三十年和全盘肯定两个三十年都是错误的，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两个三十年的全盘肯定和两个三十年的全盘否定错误思潮，都是哲学上的极端主义在作祟。或则左倾，或则右倾，就是不往正道上走。特别是左倾思潮，它几乎贯穿了中国建政六十多年来的全部历史过程，直至现在，正如邓小平所言，它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思想障碍。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中国现存各种矛盾的主线，只有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向前发展，并实现长治久安。

（三）

2009年以来胡温当局和习近平实际上都是按照“王廷连思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办事的。

但结果却是左一脚一右脚不成方圆。因为任何人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首鼠两端。两条路线可以斗争，却不能一同运作。

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意思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两个三十年都有错”，所以不能否定它们的对立面——另外一个三十年。

现在情况清楚了：只有否定两个三十年，共产党中国才能开始一下个三十年。

否则，共产党中国不会再有三十年了——它将被“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给吞没掉！

谢选骏：汤因比为何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自有其个性，但是就共性而言，历史学家更善于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更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1972—1973年间，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一组广播对话节目。对话双方，一位是电台播音员厄本，另一位便是被誉为“国际性智者”的著名历史家汤因比。对话以生动的言辞、敏感的话题、独到的见地，谈古论今，纵论时势，引起当时世界各地关注。

这里摘录一段谈“儒家文化与工业化”的对话。

          厄本：我很想知道......在毛泽东逝世后，难道专家治国论者就不可以（在美国人或苏联人的帮助下）选择那种曾使日本和苏联在短时间内成为强大国家的同样危险的工业化吗？这种诱惑将会是强烈的，而儒家的背景也许并不足以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尽管他们被劝告道（我确信他们是不会被说服的），他们作为第三世界榜样的魅力就在于其工业化的平衡状态和悠闲速度。我认为，共产党中国人并不会争论这些路线。
　　
　　汤因比：这是有可能的。而这之所以可以，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共产党中国人夺取政权为止，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假如你受到过侮辱，那么你就会用相应的攻势来进行反抗。在中国，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必须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力量。一个开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自言自语道：“这一切现代技术都是可恨的，它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正因为它在审美观上和心理上对我们来说是可恨的——为了追求现代技术已经等待了一个世纪，而日本人则马上采纳了。但结果，我们已经遭到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可以说是一切人——的欺凌，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赶上现代工业化国家。”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映。
　　……
　　但是，不管决定走哪一条路，都将出于民族和传统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共产党中国人想要或者能够发动一场蓄意策划的运动，以便使不发达世界脱离苏联的影响。然而，假如他们确实满足于一种发展目标非常有限的稳健的工业化，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列宁的意思——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介于不发达的贫困与过分工业化的灾害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样本，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第三世界。
　　
　　厄本：我所发现的危险之处在于，儒家的传统——即子女的孝顺、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被引申了的家庭的忠诚、中国人的教育意识和节俭——也许会非常轻而易举地转变为一个有点按照日本模式的、成熟的、家长统治的工业化社会，它具有日本的污染程度，但确认日本政治制度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在两方面都遭受着失败：一方面，无法自我纠正对环境的巨大掠夺；另一方面，日本人的那种效率被描绘得天花乱坠。
　　
　　汤因比：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专家治国论者的统治，其政府充当儒家的一家之父，要求接受你所说的工人的孝顺。文化革命的极端主义说明，毛泽东肯定已经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我认为，这场超乎寻常的清洗——它不仅清洗了这位统治者的敌人，而且也清洗了作为他的体制的传送带的官僚——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不像斯大林主义的那场恐怖。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民，现在也许不会那么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想，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

　 　……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毛泽东准备牺牲大量实力，甚至在某种时刻控制局势，以便挽救人的自由和精神上的尊严。这是毛泽东主义中的一种宗教成分，它虽然被儒家——马克思主义的言词伪装起来，而且被用作反苏宣传的工具，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取消其中的宗教成分。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

汤因比比毛泽东还老四岁，并死于毛泽东之前一年，所以未能目睹毛主义的破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和改革开放的残酷性（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六四大屠杀”），因而留下了一个史学败笔。

这个败笔，使得汤因比在历史学上竟然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这一事件说明了一句中国谚语的正确性：“牛老能卖钱，人老卖不了钱。”

汤因比虽然学富五车，堪称历史学之泰斗，但就是因为年纪老了，犯了糊涂，竟然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电台播音员虽在历史学上无知，却有尚未老去的常识。

谢选骏：六四27年的反思——专制社会可能有市场经济吗？

专制社会可能有市场经济吗？

当然不可能。

经济基础能够决定上层建筑吗？

当然不能。

否则，还需要革命做什么呢？！

但是六四27年以来，西方政要们却脑子进了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西方的政要们脑子进了水，竟然相信只要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了，政治就会现代化，就会通过“和平演变”，而无须一场流血的革命。

2016年1月，美国银行公布调查报告，访问全球173名基金经理，发现他们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一片悲观。调查中有三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全球经济未来一年有多大增长？大多数被访者说，增长会放缓，只有8%被访者说会有改善；二，全球经济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大多数被访者说，正处于2008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末期，亦即成长已到尽头、接近硬着陆和经济衰退边缘；三，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衰退？45%被访者都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虽然这只是173人的意见，但他们管理全球4490亿美元资金，看法具有重大意义。

所谓“硬着陆”，是指每个经济周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亦即从经济成长，到成长放缓，再到衰退；当走到放缓尽头时，就代表成长从正增长走向负增长，当负增长出现时，就代表进入衰退。这么多基金经理说，中国经济正走向衰退，等于说，中国经济无可避免要硬着陆。

在刚结束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政商领袖对中国经济的讨论正好反映一片悲观的看法，虽然代替李克强总理出席会议的国家副主席李潮源说，中国政府有能力、有信心可保持中高速经济成长，但政商领袖却有截然不同意见。

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前的达沃斯与今年的达沃斯有很大分别。以前达沃斯论坛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很正面、很牛市，认为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有能力面对挑战，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虽然也有人持负面看法，但也只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必然引起阵痛，仍可保持持续发展。今年的达沃斯却截然不同，政商领袖不约而同表示，中国经济正处危急关头，有不少经济问题必须处理，不但讨论到具体问题，更表达一片悲观情绪。

我们可从三方面看今年达沃斯对中国经济的态度。

第一，中国必须尽快处理的问题。在人民币贬值问题上，BlackRock执行长芬克(Larry Fink)说，自去年8月以来，中国对人民币汇价的立场反覆不定，造成信息混乱，引起全球经济和股市动盪，这个问题必须迅速处理，增加透明度。中国股市是另一个必须尽快处理的问题。高盛财务长柯恩Gary Cohn)说，中国政府说要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但是却干预市场运作，使中国的股市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不开放。事实上，共产党中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会维持人民币汇价稳定，但去年8月将人民币贬值，之后，汇价只稳定了三个月，等到去年底，人民币成功“入篮”，成为“国际货币”之后，今年开年以来，立即又让人民币持续贬值，这是导致中国股市于开年头四个交易日两次“熔断”的导火线。

第二，中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全球现在最关注，人民币未来是否继续贬值？更忧虑的是，是否出现一次过大的贬值？中国政府如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透明化的说明，不但会继续导致全球股市波动，也对中国股市发展不利。中国一方面希望维持人民币地位，但又想将它逐渐贬值，以达到改善出口的目的，贬与不贬之间，必须有所决定。在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拉嘉德说，中国政府没有在人民币问题上作出说明，有良好沟通对经济转型有利无害，中国透明度不够，使市场难以了解政府要干什么。事实上，中国政府说要改革企业债务和产能过剩，但说了很久，却一直未见公布计画。

第三，中国处理问题的能力。投资家索罗斯在论坛上说，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这个重大事情上已拖得太久，使问题恶化，要挽救已太迟，中国经济无可避免要硬着陆；中国经济目前成长率只有3.5%(不是中国政府宣布的6.8%)。他认为，中国的通缩情况严重，但中国有3兆美元外汇储备，可以应付问题，但人民币贬值引起通缩，将输出给全球，使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无法应付。与索罗斯持同样熊市态度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痛苦转型，国企负债深重，全球经济又在放缓，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再像以前一样，再加上人民币贬值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已难以挽回，中国无可避免要硬着陆，全球也不知如何应付数十年来没有见过的全球性通缩。全球股市最近震盪加剧，或许正反映这种不确定的危机。


专制社会可能有市场经济吗？

当然不可能。

经济基础能够决定上层建筑吗？

当然不能。

否则，还需要革命做什么呢？！

但是六四27年以来，西方政要们却脑子进了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西方的政要们脑子进了水，竟然相信只要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了，政治就会现代化，就会通过“和平演变”，而无须一场流血的革命。

不流血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正如政治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成功过。

只有改朝换代，才能继续前进。

是为“六四27年的反思”记。

谢选骏：当代中国人是不诚实，还是贫贱？

网文《全球排名：中国人是最不诚实的》（2015年11月21日）报道：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通过对15个国家的1500人所做的两份网上抽样调查得出结论，中国人的诚信度最低，而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诚信度最高。在了解这个调查的具体实施方法后，中国社科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他认为，这个实验带有很强的娱乐性和炒作性，并不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调查或心理学实验。

据报道，这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是东安格利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大卫·约翰，他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调查。在第一个测试中，参加者被要求投硬币，然后说出是正面还是反面落地。如果正面朝上着地，就可以赢得3美元或 5美元。如果上述国家参加者报告说正面朝上落地的比例超过50%，则证明是“不诚实”的。 结果显示，70%来自中国的参与者说了谎，而英国的说谎者只有3.4%。

第二个测试是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段音乐测试，如果所有问题都答对，同样可以得到报酬，但不能在网上搜索寻求帮助。实际上，有3个问题非常难，想要得到正确答案必须借助网络搜索。结果显示，日本人回答问题是最诚实，英国位居“诚实榜”第二。土耳其人最不诚实，其次是中国人。

在《每日邮报》的报道后，网友对这个结果表达了不同看法。有人对英国人的诚信感到自豪。网友“麦蒂·瑞奇”则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小孩子从三四岁起就会撒谎，长大后或多或少，人们都在撒谎。何培忠19日对《环球时报》说，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实验需要有缜密的论证过程，这个测试并不具备，因此科学性值得怀疑。

约翰也承认，这个结果有“文化因素”，也有习俗因素，比如硬币测试可能反映不同文化对赌博的理解，而并非完全是诚信度问题。但他认为，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和国家，不诚实的比例也就越高。

对此，何培忠说，这个结论并不严肃。贫困国家的居民是否更容易撒谎需要从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来考量，一个简单的网络测试不可能论证诚信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以前也并未有正规的科学研究得出类似结论。

结果显示，有大约 70% 的中国人的获胜率都“不自然”，不诚实的嫌疑最大。而最诚实的是英国人，不诚实的比例仅占 3.4%。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中国人的“不诚实”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由于“贫贱”。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如果换一种调查方式，投硬币的结果如果不是赢得3美元或 5美元，而是赢得三万和五万美元，我相信英国的说谎者就不是3.4%，也不是70%，而是更高。否则，英国人就不会发动鸦片战争了。鸦片贸易的猖獗乃至绑架了英国主力社会，这说明英国人不比中国人诚实，只是中国人比较穷，可以为了三五块钱说谎，而英国人不会，但他们会为了三五万说谎。你不能指望一个发动鸦片战争的贩毒国家的居民后代，真有那么诚实。有一天，英国穷了，我相信他们也同样会为了小金额说谎的。这是现代中国人的贫。这是有关第一个测试。

再者，第二个测试是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段音乐测试，如果所有问题都答对，同样可以得到报酬，但不能在网上搜索寻求帮助。结果显示，日本人回答问题是最诚实，英国位居“诚实榜”第二。土耳其人最不诚实，其次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作弊问题。在中国和土耳其，作弊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没有直接“害人”，所以《论语》和《古兰经》都容忍说谎甚至认为可以为了一个必要的目的故意说谎。这是现代中国人的贱。

而在受到基督教影响的英国，作弊虽然没有害人，却说明作弊者人格猥琐低下，所以尽量不要说谎。日本人虽然没信基督教，却是被美国打败并占领的属国，在类似的道德问题不由自主地受到了主国的影响。

最后，“中国社科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培忠否认上述的实验，只是为了遮丑，等于又说了一次谎，只能进一步证明了“现代中国人贫贱”。这种御用文人，就是经常给“国家”帮倒忙的。

谢选骏：怎样才能赢得超限战？

有网文曰：《战争是有限的，革命是有限的，还有乔良老师的<超限战>》（2013-04-08 转载）报道：

圣徒战术是革命的常识，客观的社会现象；
恐怖主义的实质；乔良老师的《超限战》；
战争是有限的，革命是有限的，否则必定自取灭亡；

圣徒战术是现实客观社会中，挑战权力者所常见的客观性的行为现象，与任何人的道德无关，也就不存在批判不批判。如同进化论是古生物学，时间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尽管细节不可能精确重现地尽知，但并不是对基督教的攻击。当然也不禁止，基督教的迷信者将古生物学的陈述，视为对其信仰的攻击，与我们一刀两断，骂街断义！（假如从民主社会的角度上看），也不能禁止狂热的宗教分子，因此向我等生物学知识的掌握者宣战（宗教战争），或者在他们掌权时，把我们一个个烧死在火刑柱上，如布鲁诺曾经的命运。

只要“革命”仍然是主流民众没有放弃的观念，无论你是打算革命，还是打算避免成为革命的炮灰，圣徒战术者必须客观地面对的常识。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别。科学客观，不考虑个体意义的道德、信仰和喜恶，仅仅就其对象属性的增损，判断该对象行为的效用。圣徒战术是严肃的社会学技术话题，希望笔者的读者能认真理解此行为的社会学逻辑。从圣徒战术的公式（效能＝专制程度/圣徒暴力）；或（圣徒战术效能＝圣徒非暴力/权力宽容）；将非暴力和宽容分别绝对化，就可以分别看到恐怖主义和基督教传教士的行为模式。

恐怖主义的实质，是完全不考虑“（圣徒，挑战者）非暴力”的要求，即完全不考虑“（平民）附带损失”，甚至直接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如哈马斯声称以色列义务兵役制，因此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军人，即合法的目标。显然这是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的观念，也将意味着以色列的任何报复都是合法的，而无论谁占了便宜。中国一位爱好军事的哲学家，叫乔良的先生的《超限战》，所持的就是总体战“无限”的近乎恐怖主义的观念。不过，在一个唱支小曲儿，就能当上将军的神奇国度，乔老师凭哲学混得上校，也算得上是有真才实学了。

《超限战》之所以在本质上是恐怖主义，就在于乔良先生缺乏“有限战争”的常识。整部著作就将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搭配上了中国传统的“兵不厌诈”。对于满脑子都是针对中央集权的（无限）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天朝哲学武士来说，很难要求乔良先生理解，无限的战争相当于无限的革命，两者意义完全相同；也将意味着完全不考虑战争中的附带伤亡，（天朝帝国事实上更不在乎自已民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把“西方民主”代入“权力宽容”之中，将可看到超限战的战略效果，将是极低效的，等于自取灭亡。

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一次“跳出常规游戏规则，兵不厌诈”的超限战“成功的战术，失败的战略”的典型案例。它的实际效果，是用微不足道的战略利益，彻底地把美国本来松散的社会的动员起来。这就是超限战，总体战，以及恐怖主义之必然失败的地方。从圣徒战术的效能公式可以看到它们失败的逻辑一致性。总体战逻辑错误的关键就在于，它虽然承认了民主社会的经济实力是发达的，但是把“被恐怖突袭的国家（或短时间内惨败）将实现最彻底的动员”，错误地理解成“因恐惧而退出战争”。公式中的关键性因子完全搞反了。

不难想象，当超限战，总体战，以及恐怖主义的“不考虑非暴力（即有限性条件限制）”，导致圣徒战术效能极度低下，——>意味着对手非但不会被吓倒，反而得到了彻底的动员的话；而这个对手偏偏又拥有强大得多的经济实力！超限战，总体战，以及恐怖主义的发动者，将是何等的自取灭亡。而乔良先生的《超限战》，甚至连《总体战》的水平也没有达到，根本没有意识到“欧美市场经济社会的实力，比计划经济的中国，高出不止一个档次”的事实。战争是有限的，革命也是有限的，否则只是恐怖主义的变形！必定是自取灭亡！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不能说是一无可取，但却忽略了：美国的胜利还是依靠了“超限轰炸”，包括原子弹的使用。而历史上使用超限战争的成吉思汗也胜利完成了它的任务——那就是摧毁所有的人口中心！乔良将军的错误，只是没有注意到：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所以，没有宗教的蒙古帝国转瞬而逝，而具有宗教的阿拉伯帝国却绵延不息。

“超限战”的核心概念是“超限”，“超限”一词出自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第3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希伯莱人原先认为的嫉妒、偏狭、复仇心切的游牧部落神耶和华，也从喜闻祭品香味、在巴勒斯坦地方常来常往的境地，升入无边无际的苍穹，化为一个普遍（超限）的、公正（超域：不偏袒）的、仁爱（以“人”为“目的”）的上帝。”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超限”在谢选骏的原著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本质的。因此，当“超限”用来形容战争的时候，必须和宗教战争有关。

读者还可以发现，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和“超限”并用的，还有“超域”、“以‘人’为‘目的’”。

1、“超域”正是“超限战”的要素之一，也就是在空间上不受限制。

2、“以‘人’为‘目的’”，正是现代文明甚至是现代宗教战争的特点。其中，既包括普世价值，也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伊斯兰恐怖主义。

事实上，在《超限战》出版之后两年爆发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后续的反恐战争，就是一系列典型的“宗教战争”。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宗教战争。

“超限战”、“超域战”，其实就是“上帝的战争”。尽管在现代条件下，这还体现为“以‘人’为‘目的’”的战争。但其本质却是无限制的，相形之下，人间的一切包括战争，其实都是有限有域的，不可能“超限”、“超域”的。而中国之所以几度亡国，就是丧失了宗教精神，无法从事一场惟有宗教精神才能支持到底的“超限战”、“超域战”。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国民党的天下，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宗教精神。

可是现在，共产党在文革和改革之后，已经成为丧失了方向和宗教精神的没头苍蝇。身在其中的乔良将军也许并未注意这一关键。

没有宗教信念，就无法从事超限战。

中国人，你们准备好了吗？用一种什么样的宗教来推行你们的超限战？

要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超限”、“超域”的宗教信念，就无法支撑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推迟五分钟退出赢得了胜利的战场”！

谢选骏：《圣经》进中国语文教材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一直呼吁：中国为了进入现代社会、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应该给与基督教平等地位、应该让《圣经》内容进入中国的中小学课本。

（一）

早在2010年，谢选骏在谈到他对当下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印象的时候说，与改革开放前的语文教材不同的是，现在的语文教材在政治思想上更“向传统文明靠拢”，革命性少多了。

“共产党觉得自己统治了60年了。它应该向执政者而不是向革命者的方向转化。这样它必然在教材上，尤其小学教材上做出一些调整，这个调整更向传统的文明靠拢。着重于社会的建设性而不是颠覆性。”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相关批评引起了有关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孰轻孰重问题的讨论。

谢选骏说，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他提出，鉴于中国要与西方接轨，可以考虑在语文教材中适当引进基督教圣经的内容。

“我首先主张中国应该把《圣经》的内容引入中国的小学教材。中国现在要走向世界、要登上世界舞台、要融入国际社会，甚至于想领导国际社会。它应该对基督教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好更平顺地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和欧美各国进行交流。应该适当地吸收一些圣经的内容进入小学教材，让小学生们从小就熟悉人类文明的这一块儿领域。”

记者：“《圣经》的中文译本有很多版本，这些译本语言质量怎么样？”

谢选骏：“《圣经》的版本英文的可能有几百种版本，中文的也有几十种版本。版本很多的。所以，选一些文字上还比较适合现代人需要的《圣经》译本，应该是不困难的，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眼光？”
……

本来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遥远梦想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圣经》真的进入了中国语文教材！而且是在北京！不是在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

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13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基督教圣经内容列入教材！这说明，北京还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北京还真是有眼光的人物存在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幅度超过了中华民国时期？

从这个实例可以看出，中国的复杂活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外界的想象。

（二）

尽管北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中国的复杂活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外界的想象。但是，传统的歧视势力依然强大、新型的敌基督的魔鬼也在蠢蠢欲动。

有人借用美国标准来反对中国的进步了：“网友质疑：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这显然是胡说，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政教分离，包括中华民国，都在教授“三民主义”！

还有“网友”用“微博”抗议，质疑这种做法已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而这个“网民”很可能就是27年前赞同六四屠杀的极少数北京人、后来得到王震封赏“中国政协委员”坏蛋何新。

何新（2@平民王小石）批评说：“文科教材的编订是不能放开的。一个国家，文科教材应该只有一个蓝本。这不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且也体现着教育的崇高与庄严。同时，文科教材关乎人的灵魂的净化，意识的萌发，思想的启迪，智慧的开蒙，人格的铸造。从深层次看，文科教材的编订关乎着政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因此，他呼吁教育部停止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权政策，国家各省市文科教材应收归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规范编写，同时加强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监督、管理。

何新（2@平民王小石）的这一号召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这些五毛大肆叫嚣，说（圣经写入语文教材）不仅与全面依法治国背道而驰，更深层次凸显出教育部把全国统一语文教材改革为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权是危害国家文化统一的彻底错误政策。

（三）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语文课标有神话、传说这一类，中国的传统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哪吒闹海”、“嫦娥奔月”等。于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2016年5月31日中午回应称，语文课标中有神话、传说这一类，其中中国的传统神话传说纳入过女娲造人、盘古开天地等内容，而在此这次的课改教材中选择加入一些西方的神话故事，于是就将《圣经》中的《创世纪》部分篇幅纳入了课本中，本意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一下视野，了解一些西方名著中的神话故事。

不少网友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在公立教材中以介绍神话的方式引入一些宗教经文并无不妥。采取中西方创世神话对比的方式，也凸显了世俗化教育在多种宗教中不偏不倚的态度，对教科书使用圣经文本和对比引述的方式并无不妥。

在我看来，《圣经·创世记》进入中国语文教材，意味着《圣经》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与正当化。圣经开始进入中国的庙堂，中国社会以后不能再把圣经当作毒草和迷信来对待了。因为圣经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证，中国海关人员以后就不能再去随意搜查没收旅客的圣经，因为圣经已经成为“辅导教材”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应该支持、鼓励、赞赏！

（四）

下面有两段相关的《圣经》话语可以分享：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马太福音）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

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