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约翰福音》应该纳入中国大学课本

（一）《圣经创世记》与中国初中教材

共产党中国的一本语文教材竟然录入《圣经创世记》部分章节。这意味着泥足巨人即将崩溃！

2016年6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北京报道：

《圣经》（Bible）已成为中国反西方言论的最新目标，一本语文教材录入《创世纪》（Book of Genesis）部分章节的事情引发了强烈反对。

根据官方报纸《北京青年报》（Beijing Youth Daily）的采访，这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对自己收录《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进行了辩护，他们表示，他们将一则著名的西方故事收录到教材中，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视野。

尽管中共对政府批准的可供民众做礼拜的教堂进行严格控制并经常打压，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得很快。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

数千万基督徒选择去“地下教会”做礼拜，而不是去政府监督的教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不承认教宗，中国政府对公民效忠外国权威心存疑虑。然而，中国对于传播福音却并不陌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圣经》印刷企业。

作为更广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正在修订中小学课程表。


（二）《圣经》引起魔鬼的战栗

《圣经》进入中国语文教材，是二十一世纪乃至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自然引起了人文主义者们的恐慌。

他们用各种匿名上阵，大肆诋毁。

例如有的说：“的确不妥，有人问为何选盘古开天地可以，上帝创造世界就不行，我认为作为教材应尽量选择今天已经没有宗教意义（但仍有文化意义）的神话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如希腊，北欧，印度神话……”其实，这个说法十分无知，因为希腊、北欧、印度神话，都不是现代文明的源头，只有圣经才是现代文明的源头——不读圣经，如何进入现代文明的堂奥！

只有一个“不是匿名”的诋毁者，那就是“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微@思想火炬”，它说：“（圣经写入语文教材）不仅与全面依法治国背道而驰，更深层次凸显出教育部把全国统一语文教材改革为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权是危害国家文化统一的彻底错误政策。”这个官腔似乎从反面证明了：《圣经》进入中国语文教材，是中国已经具备了初步文明程度的体现，是中国能够获得思想自由的体现。


（三）《圣经》与“西方神话”

世界上只有“希腊罗马神话”或“中国日本神话”，而没有什么“西方神话”。

但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却违背了这一常识说，一篇关于北京语文教材将《圣经》中某篇章内容录入其中的帖子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友对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13册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篇基督教《圣经》内容被定为神话故事列入教材纷纷发表评论。

为此，北青报记者致电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在与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中发现，此部课本确为《北京语文课改教材第13册》（七年级上半学期使用），出版时间为十年前。

此名工作人员称，语文课标中有神话、传说这一类，其中中国的传统神话传说纳入过女娲造人、盘古开天地等内容，而在此这次的课改教材中选择加入一些“西方的神话”故事，于是就将《圣经》中的《创世记》部分篇幅纳入了课本中，本意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神话角度开阔一下视野，了解一些西方名著中的神话故事。

显然，“《圣经》=西方神话”这不是事实。否则，就不会在“十年以”才引起轩然大波。


（四）《约翰福音》纳入中国大学课本

如果说，《圣经创世记》纳入中国初中教材是一个已成的事实，那么《约翰福音》纳入中国大学课本就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方向。因为《约翰福音》构成了西方文明（而不是子虚乌有的“西方神话”）的内在基础。

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2、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3、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4、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5、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6、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Jhn 8: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Jhn 8: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Jhn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Jhn 8:37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Jhn 8:38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Jhn 8:39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Jhn 8:40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Jhn 8:41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Jhn 8:42 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Jhn 8:43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Jhn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Jhn 8:45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Jhn 8:46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Jhn 8:47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Jhn 8:48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Jhn 8:49 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Jhn 8:50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Jhn 8:51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Jhn 8:52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Jhn 8:53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Jhn 8:54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Jhn 8:55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象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Jhn 8:56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Jhn 8:57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Jhn 8:58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Jhn 8:59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谢选骏指出：信耶稣的犹太人尚且如此，难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会沦为魔鬼的子孙了。立此为马克思主义者鉴。

（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

有文章指出：

美国中学实行宽松的选课制，语文课也更像是“阅读分享课”。虽然美国大学入学对写作要求非常高，但很多中学都不设有专门的写作课程，而是通过阅读各种体例的作品、写书评等锻炼出来。至于语文课上读什么书，也由任课教师自己来开书单，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

一个班的学生同时读一本作品、并且进度也相当，是美国人熟悉的“读书会”式语文教育。但美国一些学区却大胆地引进了“工作坊”式的语文课，这意味着学生自己选择想读的书，并跟同学们分享。曾主张学生只该读“精华读物”英文文学教授Mark Bauerlein就表示，学生读《哈利·波特》还是狄更斯都无所谓，关键是在信息时代保持阅读的习惯。

美国一中学“工作坊”式的语文教学——法国一直很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对法语的热爱，活跃的法国语文课让小学生们着迷。与美国类似，法国中学的文学课程没有统一的国家教材，学校根据教育部定立的大纲自主选择课本。受多年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影响，法国的语文教育曾长期被等同于文学教育，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和法语区的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几乎每一个法国文学分支都可能涉猎，文科的学生还要完整阅读如兰佩杜萨的《豹》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等译作。

为了应对中学生越来越不愿意上文学课的现象，法国教育部把电影引入文学课程，将学生感兴趣的性、浪漫和反叛精神引入日常课堂。法国教育部官员认为，他们选择的电影能帮助正经历青春期的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在已公布的200部经典电影中，中学生将能在老师陪同下观看法国电影《轻蔑》（Le Mépris）中的男女主角“调情”，以及《赤胆威龙》（Rio Bravo）的枪战，并以自己的角度进行解读。除了经典法国文学作品，法国学生还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等看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艰深的哲学作品。2010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英国政治哲学巨著）和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的《神学大全》节录。

日本语文书的内容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如尊重生命、环保、维护人权、保持社会福利、热爱家乡、安全和防灾等，都非常贴近生活。日本国语教材选文的来源也很宽泛，不光有文学家的经典名著，还有行业精英的大手笔或“心灵鸡汤”。比如有的教材选了国宝级名医日野原重明的随笔《想要对你说》，有的选了绘本作家木村裕一的《乘风飞翔》。日本的语文教材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提高语言和写作的能力。

在“不在吃饭就在思考”的德国，对语言学习的重视度往往高于数学。20世纪90年代，德国曾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让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在包括语文在内的科目，教材选取还专门加入了更多展现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的内容，以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解释社会现象。

除了文学还涉及大量的政治、地理、历史、生活常识、心理、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德国学生不是为了语言而学语言，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别人交流思想，把语言作为生活中的工具，通过语言学习来认识世界和自我。

过去很长时间，中国高度重视教育的政治职能，课程设置统一，教材统一，完全是由国家来承担相关工作，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治理观念的改变，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行，学校课程改革已经推行多年，教材的出版发行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家变成多家，甚至几十上百家，给了学校与学生更多的选择权。

随之而来的，是教材也变得五花八门，“过于西化”的担心之外，我们自己有些教材的泥沙俱下，质量不高，令人担忧。正如一位读者留言所说，对外来文化应该怀有一颗包容之心，但同时更重要的事是发扬和传承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很多国学经典被人误解，甚至被媒体歪曲来搏眼球，诸子都要哭了。（文/观察者网 张红日）2015年10月26日

谢选骏指出：上述“多元选择”为何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借鉴？例如，中国确实需要补一补宗教教育的课程：

Col 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Col 1:16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Col 1:17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Col 1:18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Col 1:19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Col 1:20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
Col 2:9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Col 2:10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歌罗西书 Colossians）

谢选骏指出：如果不能理解上述的奥秘，中国学子甚至无法获得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谢选骏：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谢选骏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革命之一，却依然没有成功——相反还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是为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经过仔细研究后恍然大悟：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因为没有一个需要负责的最高领导人遭到改朝换代后必须面对的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满清皇帝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袁世凯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北洋政府首领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班底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

……

由于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后来者总是摆出一幅后来居上的姿态为所欲为，因为他的前辈都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不仅如此，最高领导人有没有受到审判乃至死刑处决，而且还得到了某种赦免和放纵。不仅满清皇帝后来得以组建满洲国，甚至中华民国也能死而复活。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2016年9月3日，《快乐老人报》回忆报道说：蒋介石乘飞机逃跑叶剑英不同意击落：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过半，解放军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统治面临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

蒋介石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的亲信陈诚奉命开始经营台湾。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一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月的长江防线瓦解。解放军在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首都”失守。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也赶到重庆指挥，并在此度过了他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生日。

11月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就在刘文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皇逃往台湾。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洪学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当时广州机场驻有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和战斗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谢选骏指出：叶剑英为何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同伙，一直藕断丝连。叶剑英不同意击落蒋介石的飞机，这突出象征着中国革命的戏剧性、虚假性和不彻底性。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把国王送上了绞刑架和断头台，中国才能成为英法那样的成功国家。

否则，中国注定了赶不上苏联，因为苏联毕竟还处决了沙皇一家！由此奠定了其超级大国的基础。

谢选骏：小文革与大文革

网文《从心理学看习近平的恐怖政治——习仲勋与当今维权律师的命运》（茉莉）说：

中国刚度过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审判”如同一场卡夫卡式的荒诞噩梦，又如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之翻版。昔日优秀的律师、坚定的维权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对煽动颠覆的指控，一个个认罪、忏悔、谴责他人、赞美并感谢审判他们的官方。

曾是中国政治犯的笔者从未见过这种“人人诽谤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泪流满面。身在广州的艾晓明教授说，她的“心都虐碎了”。由于这种大肆张扬的“官媒审判”戏目已经多年罕见，海内外一片错愕愤怒。人们惊呼：“这是一场骗局！是在侮辱中国民众的智力！”“这不是审判，是披着法庭外衣的文革批斗会。”“审判维权律师彰显中国打压人权进入新阶段。”“中国正在面临‘极权恐怖政策的复兴’。”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们寻找原因，但对这种畸形严酷的政治现状，传统的政治分析已经不敷使用。集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不仅出于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考虑，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还有他本人的病态心理。习仲勋一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与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儿子掌权的这几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如同巨大的魔咒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当年习家那个受虐的可怜孩子，长大后变成狂妄的施虐者，这一切绝不是偶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心理学作为补充，来深入认识习近平时期非同寻常的恐怖政治。

新一轮打压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至今为止，海内外媒体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学的分析上。对于这场在盛世出现的残暴的人权镇压，有人认为，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惩罚活动人士，二是利用其来强调习近平的主张。还有人说：审判过程满足了投射国家权力、把人权倡导者诋毁为敌人的需要。

分析家们的疑问是 ，为什么前一届胡温政府执政时期，自由派感觉要宽松一点，而在习政权治下，却发生了一个彻底反自由主义的逆转？专家们将之归结为执政者的一种恐惧，说是由于当前经济放缓、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使得习政权担心，公众对官员的极端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得到国外支持的公开反抗。

这样的政治分析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既得利益集团确实是为了维护权力不择手段。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肯定，习政权受到的压力与威胁就真的就比胡温时期更大，以致他们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又可笑的文革手段？

传统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统治者做出的政治决定，一定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种理性算计的行为。然而在这场大审判里，人们没有看到习政权有什么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欺诈，疯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针对习近平本人的恶评如潮，无论国内国外，他已树敌众多。

在习政权的镇压中充满了精神病态的非理性成份，损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有时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例如，毛泽东早年曾受过知识分子名流的轻视，他掌权后实行的仇视践踏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认为是为了满足其报复心理。

由此可见，在政治个体研究中，引入心理学作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与理性有时会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个性心理特质严重影响他们的政治决策。

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心理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评论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其理由是：习近平曾因其父的“反党”问题惨遭毛泽东的迫害，但他却不肯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反而对毛的政策情有独钟。这就像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银行里的抢劫案：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了强烈的爱的情感。

受虐的孩子为何长大成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只是出于自我防卫机制，对加害者产生感情并为之辩护而已，他们并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习近平的症状比较奇特，身为当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这几年却高举施害者毛泽东的旗帜，对他不喜欢的人实施毛式政治迫害，制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态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认识人类的新角度。在秘鲁鹈鹕鸟繁殖栖息地，研究者发现，成年鸟儿去邻居鸟巢啄咬那里的雏鸟，而那些没有被啄死的雏鸟成年后，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鸟一样，残忍地攻击其他雏鸟。这种“暴力的怪圈”现象在人类被称作“虐童”。当然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的“虐童”现象远远不像野生鹈鹕鸟那样普遍。

现代心理学家都一致承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有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因为童年曾遭受过苦难，有些人会终身致力于消除产生苦难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人权、环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数受过虐待的儿童，由于心理创伤过于深重，长大后变成施虐者。很不幸，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个。

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毛泽东、康生迫害，全家遭株连。当时才九岁的次子习近平成了“黑帮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视、欺凌和折磨。文革中，习近平曾被红卫兵追赶羞辱，被戴上高帽批斗，被威胁说要枪毙他。他挨饥受饿，被逼流浪，还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为犯人关押。后来他下乡在陕西最贫困的窑洞村，被变相劳改了七年。

令这个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个事件，是他在落难时曾被自己的母亲告发。据媒体报道，当年习近平被关押时，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让妈妈给饥饿的他弄点吃的。但他没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时举手喊口号打倒他的妈妈，见儿子逃回家不但没给他东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发儿子去了。绝望的习近平只能痛哭着从家里逃走，第二天又被抓进少管所。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是“不带血的心灵杀手”，它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精神虐待打击的是人的生命内核，会扼杀孩子对亲人的最后的一点信任感以及自我尊严感。遭受过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会人格破碎，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如果没有及时获得爱之温暖抚慰或者专业的心理治疗，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从此就带着残破冷酷的心灵生活。

亮剑报复的快感获心理解脱

从那之后，习近平学会隐藏起他对世界的仇恨与报复心理，一味低调贱化自己，原本不讨人喜欢的他在乡下学会了如何“来事”。他貌似忠厚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十次争取入党表现政治进步，终于在险恶的环境里咬着牙活下来。当年，父亲习仲勋曾老泪纵横地对一个叫杨屏的小朋友说：“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2000年，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习近平这样谈他对政治的认识：“几乎不曾有过权力的人，那些一直距离权力很遥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过表面的东西——权力和鲜花，荣耀和掌声——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际关系。对政治我有更深层的了解。”

心理学家一定会从这段话里认识到：这个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从未痊愈。因为父亲平反后重登高位的缘故，习近平在文革后仕途一帆风顺。虽然被前妻抛弃，但他后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这一切外在的显赫的成功都帮不了他，他那在成长阶段受到损伤的人格仍然支离破碎。

在共产党高层权欲熏心、勾心斗角的世界里，没有人教给他爱与自爱、重建人格的课程，他无从获得有关自我尊严、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长年积蓄压抑的痛苦与仇恨无法化解，在大权在握之时，他终于有了机会惩治他人，以寻求报复的快感，获得自我心理解脱。于是，我们看到这位红二代出手狠毒地“高调亮剑”。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曾给“敬爱的爸爸”习仲勋写过一封拜寿信，其中有这样感人的句子：“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把你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 但对这位曾被生活严重欺骗、已不知诚实为何物的儿子来说，父子关系只是他自己所说的“浮躁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事实上，他在攫取最高权力之后，处处违背父训，走到“从不整人”的父亲习仲勋的反面。

习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国际人权组织可以拟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证明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公民所实施的各种严重的人权侵犯，此人现已被视为一个恶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们将习家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迫害，与当今709维权律师所遭受的折磨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突然袭击。1962年9月，如同晴天霹雳，因为一本叫《刘志丹》的小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涉案几万人。2015年7月，几百位中国律师、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突然毫无预警地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1963年，习仲勋被毛泽东捏造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习仲勋当年出访东德时，曾用一个双筒望远镜遥望柏林墙，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 2016年，多位为维护受害者的权利的律师和人权人士，毫无根据地被习政权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三，公开羞辱。1967年，习仲勋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众集会上去批斗，要求他交代“反党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习近平本人也曾被公开揪出去批斗过。2016年，多位被抓捕的709律师在电视、微博等媒体公开亮相，低头认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习仲勋在“拼刺刀会”的批斗会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只耳朵被打聋，被折磨得精神失常。2016年，多位入狱的律师和人权人士被证实遭受了酷刑，例如谢阳和余文生等律师。当今的酷刑不仅是毒打，还有其他种种变态的折磨方式。据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国审讯官强迫他吃一种中药，使他头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给解药。

第五，逼人互揭。当年为打倒习仲勋，毛与康生动员了一大批习仲勋的老战友出面揭发。揭发习仲勋的人中有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高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后来证明都是莫须有的罪名。2016年“黑色一周”前后，在媒体现身的多位维权律师，被逼公开揭发指责昔日合作的同事与上司，并攻击曾帮助过他们的组织和个人。在法庭上，他们如同背书一样背诵各种不实之词。

第六，株连亲属。当年习仲勋受迫害时，其妻儿都在劫难逃。妻子齐心在干校被审查七年之久，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被迫劳动，大姐习和平不堪迫害自杀而死。习仲勋在关押期间曾有四年不准见妻儿，当他于1972年再见到妻儿时，竟然连两个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今天，一些709维权律师在被捕一年多之后，仍然不允许见家属。他们的案件开庭时，其亲属被禁止旁听。一些律师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殴打，被限制人身自由并被切断经济来源，甚至连孩子也被禁出国。目前，仍然有律师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至此，一个“受虐—施虐—循环往复”的诅咒之链，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文革过去五十年，中国残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辙，只是再也没有当年曾拯救过习仲勋的胡耀邦了。

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掌权者可怕的心理病态，问题更在于一个权力不被制约的政治制度。这个丑恶的制度无法阻止一个病态的人继续糟蹋国家、祸害人民、摧残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后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沦为具有反讽意味的笑话。从长远看，无论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灭的命运。但是，如何斩断眼前这个诅咒之链，解除这个巨大的魔咒，是当今中国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责任。

谢选骏指出：很多人把“习近平政治”叫做“十日文革”，或曰“小文革”，相比于“十年文革”，或曰“大文革”，“十日文革”，或曰“小文革”是比较轻松的，只能算是“画虎不成”。

不过茉莉的文章却也可以旁证毛泽东为什么热衷于“登上天安门”：除了有模仿斯大林主子的因素，还因为毛泽东一直到十八岁，头上还盘着满人的猪尾巴，还要在学校向着皇帝的牌位鞠躬。这样的屈辱他到了晚年就要补偿一下。

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七八岁之前还是皇帝的奴隶，在四川乡下闭目塞聪，到了晚年如果不能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北京”来恶补一番，誓死也不能瞑目的了。

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因果的循环。

谢选骏：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016年8月31日晚间发表更“强硬”的移民政策，将推动十道遏阻无证移民的方案，《华盛顿邮报》分析，川普新宣布的优先驱逐计划将使600多万非法移民立刻被逐出美国，他的政府也将增加人力加强执行移民法。

川普大谈驱逐“无证移民”也就是非法移民数周之后，31日终于在凤凰城说明他的强硬政纲，不只主张驱逐所有曾犯罪的无证移民，也将优先驱逐签证期满仍留在美国的人。

他拒绝支持立法为无证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分的途径，以及主张扩大员工身分电子查核系统，都使这些移民更难留在美国。

川普也宣称要把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探员增加两倍，并成立驱逐作业专案小组，负责追查构成最严重安全威胁的非法移民。他说，警察和司法人员都很清楚这些人是谁，虽有心对付却莫可奈何，反而遭到嘲弄，而他上任第一天这些人都会被赶走。

移民政策研究所估计有69万无证移民曾触犯重罪和严重行为不检，使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其他一些专家更宣称这个数字接近200万人。

此外，在美国的无证移民估计约有四成是签证期满逾期居留，总数约有450万人。
两者加在一起，川普的优先驱逐对象共有大约500至650万人。

川普以前一直没有讲明他打算如何处理现在美国的1100万无证移民。他曾誓言成立“驱逐部队”把他们赶走，可是最近为了争取温和派选民态度似乎软化。

但是，他在凤凰城断然宣称：“我们将打破特赦和吸引更多非法移民的循环。不会有特赦。我们要向全世界发出信息：你们不能借着非法进入我们国家获得合法地位或成为美国公民。”

谢选骏指出：川普此举，显然是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如果川普上台，美国“有色人种化”的进程就会降低速度；如果川普失败了，美国“有色人种化”的进程就会加快速度——转眼之间，白人美国就会消失。因为现在美国的医院里的新生人，多数已经不是白人了。川普的政策，是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谢选骏：粗制滥造的摩天大楼

2016年8月26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温斯顿·严（Winston Yan）站在洛杉矶最大房地产项目的顶层，那是一栋靠近110高速公路、由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38层建筑。楼下是忙碌的工人、工程车辆和起重机。这个多功能开发项目叫做“大都市”，在洛杉矶是前所未有的。但对严来说，却十分熟悉。他是中国房地产巨头绿地集团（Greenland）的一名建筑师和执行经理，在过去几十年，他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使我想起北京和上海的故事。” 严说，“但现在却在洛杉矶上演。”

洛杉矶房产一直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他们来自日本、加拿大和韩国。但没有人像如今的中国人一样“让高楼拔地而起”。

诸如绿地集团、泛海控股（Oceanwide ）和深圳合正集团（Shenzhen Hazens）等中国开发商倾注数十亿美元，在洛杉矶建起摩天大楼，提供数千房屋，这些即将改变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从2014年起，中国开发商便在洛杉矶市区参与了18宗土地交易中的7宗，耗资超1900万美元。

“等所有这些大型项目落成，印有洛杉矶街景的明信片就该重拍了。”高力国际公司执行副总裁马克（Mark Tarczynski）说。

相当一部分的房产购买者将是中国人。中国中产及富裕阶层寻求利用境外实业来扩大财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这种趋势也愈加明显。

高歌猛进的楼宇建设对于中国房地产商来说是种展示，他们愿意花高价来树立自己国际品牌的形象。初次涉水显示出美中两国在建筑领域的差异。如果美国想一直作为中国资产最佳流入地的话，双方都应从中学到不少。

“速度差异太大了。” 深圳合正集团执行项目总监索内·惠（Sonnet Hui）说。合正集团正在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对面建设一个价值7亿美元的多功能项目。“在这里会有许多计划和研究，但在中国，就只是'让我们开工吧'。”

中国人来之前，一些项目计划都因经济不景气无法实行。2014年，上海绿地集团耗资1.5亿美元，宣布要建设一栋 “城中城”，其中包括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区、18层高的精品酒店和1500户民居，有一些还是海景房。价格从50万美元到690万美元不等。

世邦魏理仕公司执行总裁劳里·路斯蒂格鲍尔（Laurie Lustig-Bower）促成了“大都市”这笔交易。他说：“中国人会最大化地利用这些土地。当然我们对‘大’的定义不同。”

据说，绿地集团总裁来参观“大都市”时是他第一次没有以车代步穿越工地。法律公司Allen Matkins合伙人托尼·那特西斯（Tony Natsis）说：“中国人建造这样的楼就是小菜一碟。”

与此同时，另一中国房地产巨头泛海控股花了1.748亿美元在斯台普斯中心对面买了4.6英亩的土地。这家北京公司还打算投资10亿美元到另一个多功能工程项目中，其中包括1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区、奢侈酒店和500处公寓。

在现在的豪华市中心酒店，合正集团计划将其替换为一对公寓楼，不远处则是W酒店。

“我们总裁是个篮球迷。他去斯台普斯中心看球赛时看上了这个地方。” 惠说。

深证合正为这2.5英亩耗资1.04亿美元。每平方英尺925.11美元创下了2014年以来土地收购的最高纪录。

过去两年，土地单价排行榜总是被中国人占据。“中国人带着很多的钱来，并且行动很快。” 地产公司Transwestern分析师迈克尔·索托（Michael Soto）说。

中国开发商愿意在洛杉矶市场上开出能够取胜的价钱，因为他们为了回报愿意等待，而且能够依赖当地及中国买家。此外，将资产移至海外也是抵御通胀及人民币走低的好办法。

中国房价飞涨的阶段已经过去，目前房产市场已趋于平静。投资者不再将钱投至北京、上海，而是瞄准外国市场，比如温哥华、悉尼、圣盖博谷等。

不过，对中国客户的依赖也存在风险。一些洛杉矶市民担心，中国投资这会将房屋空置。这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

一些在洛杉矶的中国开发商认为，他们的客户将有40%都是中国人。不过，近期中国外汇储备骤跌，这使得中国人不再那么容易将钱拿出中国之外。这导致了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购房热的首次降温。

因此，这些开发商可能要比预计中更依赖洛杉矶当地客户。如果如此，他们就要祈祷大面积建造不会带来市区公寓的供大于求。

目前市区在建的公寓共6260个，这其中不止包括中国的项目工程。当这些公寓都建造完成，住宅数量将增加15%，达到4万个。此外，还是几千个仍在计划中。

这种风险已经使得一些中国开发商放弃了市区，转向好莱坞地区。

“我们在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供给过量时，要停止投资。”金地集团（Gemdale）美国分公司董事长詹森·朱（Jason Zhu）说，金地集团在行动之前对美国房地产业做了大量研究。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等这么久。虽然洛杉矶对于建筑的审批程序近期已经很有效率，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煎熬。

“中国开发商不会买了地后空置，等待更好时机。”泛海广场总裁托马斯·冯（Thomas Feng）说，“我们买了后就想立刻开工。”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房地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中国没有房产税，所以卖地所得是地区政府收入来源的1/4。这使得它们更愿意加快房地产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在中国只用19天就能盖好。

但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买地两年后，合正集团的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工。主管经济发展的洛杉矶副市长雷蒙德·陈（Raymond Chan）称，曾重罚过这家公司。但后来官方态度缓和，希望建造方能够满足城市的各项要求。合正集团计划在明年初正式开工。

谢选骏指出：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只用19天就能“盖好”。请问这不是粗制滥造又能是什么呢？

谢选骏：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俄罗斯《消息报》2012年6月28日报道，俄国“总统”普京27日在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回答提问时说，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因其卖国行径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普京说：“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输给了战败的德国，事实上是向它投降，后来它又向协约国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沙皇俄国属协约国集团，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攻打德国及其同盟国盟友。但由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内战的牵制，俄国的战力大打折扣。无视协约国盟友，布尔什维克与事实上战败的德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和约。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通过订立布列斯特和约和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兑现了先前为换取德国对其夺取政权的支持而作出的承诺。普京说：“这是当时政府卖国的结果。很显然，他们害怕这一点，不希望谈论这一点，因而避而不提……”他说：“之所以避而不提还有其他原因。我国实质上输给了战败一方……这是卖国行径，为了党派利益，它不敢承认这一点。”普京认为，一战的失败代价是大片国土丧失和巨大的人员伤亡。当然，普京这么说，不是因为他爱国，而是因为他想掩盖自己也是一个共产党特务，一个万恶的克格勃分子。

长期以来，蒙着神圣光环的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竟然被一个共产党特务、一个万恶的克格勃分子普京说成卖国，这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根据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7年出版，我国三联书店翻译，1975年出中文版的由凯尔任采夫著的《列宁传》，以及我国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忆与思考》、陆南泉等编著的《苏联真相》以及其他有关书籍，简单介绍列宁其人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主要活动：

1898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曾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但会后不久，全体中央委员和部分代表都被捕。1903年7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列宁提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党的首要任务。他还提出，要成为党员，只承认党纲还不够，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参加党组织活动。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主张，认为党员只要承认党纲就够了。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在表决时，赞成列宁主张的占多数，成为多数派，按俄语译音，多数派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为少数派，按俄语译音，少数派称为孟什维克。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于同年回国领导革命，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斗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列宁于1907年底再次出国。

在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6次党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清除出党。布什尔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后，在很长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美、日等为一方（协约国），德、奥、土耳其、保加利亚为另一方（同盟国），双方激烈交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的肮脏战争，交战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努力使本国败北”的口号。但当时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在内的各参战国的社民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被列宁斥为社会沙文主义，是叛徒。后来他还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在一战期间德国在东西两面同时作战，负担沉重，牺牲惨重，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军总参谋部很想和东线的俄国谈判和平停战，以便把东线的兵力调到西线和英、法决战。但俄皇尼古拉二世予以拒绝。1917年俄国2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成立临时政府，仍然拒绝和德方和谈停战。德国环顾在西欧的多个俄国革命党派，只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目标最吻合，因此给予列宁大力支援和资助，使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国内外的影响和势力大增，于1917年4月，德国政府把居住在瑞士的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接到德国，并用密封火车和火车轮渡把他们送到瑞典，他们由瑞典转到芬兰，后进入俄首都。列宁发表了《四月提纲》，指出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些问题，长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门研究课题。

第一，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量活动经费从何而来？

列宁两次出国，出国时间，共十多年，他曾在瑞士、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典、芬兰、丹麦、捷克、波兰、奥地利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居住和工作过，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们也类似。他们都是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职业，是没有工资收入的。据《列宁传》资料，他们在明斯克、日内瓦、伦敦等地召开过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他们还在巴黎近郊办过布尔什维克党校，接纳从俄罗斯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欧洲各地生活，开会，办党校，办刊物等经费从何而来呢？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对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参考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简单介绍如下：美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即在现代史上极受重视的《西逊文献》（SissonDocuments）全面证明，列宁是奉德国的命令行事的。这文献公布以后，欧美政界和史学界曾讨论一项根本问题：列宁秘密回国后极力鼓吹片面缔结和约的政策，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个德国的间谍？他在瑞士期间以及回国后，是否仍不断接受德国的津贴？

齐曼编的资料。英国学者齐曼（Z.A.B.Zerman）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齐曼文件集）。这本书的资料中列出了德国政府为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所花的款项和德皇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政团之间的关系。

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付出极大的款项，给各种各样的俄国革命分子在俄国境内进行颠覆沙皇政府的宣传活动，但这些文件没有说明这笔巨大的款项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内，接受此种津贴究竟是谁？他们如何用法？

一般人认为，德皇政府和俄国的接受者都不会保留详细的账目和收据，但还是有许多蛛丝马迹，使研究者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真相。

从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这笔钱的极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这位海尔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100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皇政府的报告中说，在俄国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按：指布尔什维克）已经投入行动……他接着还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应通过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

巴伏斯（海尔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其活动中心，经常与流亡在该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等接触，但由于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国特务，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拒绝和他当面晤谈。列宁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他知道国内的政敌，将会利用他借道德国返俄一事对他大肆攻击。但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汉尼基等仍然肆无忌惮地与巴伏斯会晤，而汉尼基在事实上是受巴伏斯雇用的。

列宁默许接受德津贴：这些布尔什维克要员与巴伏斯之间的联系，列宁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他的党的利益，他允许这些勾搭继续下去，巴伏斯津贴布尔什维克毫无疑义，连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1917年11月22日（按：此时布尔什维克已夺得俄国政权），德国驻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公使表示反对任命巴伏斯为德国驻苏俄首都彼得格勒公使。他在报告中说：“这项任命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政敌们获得攻击这个新政权的大好借口。任命一个曾以大量金钱供应布尔什维克的人为德国驻苏俄公使，将会使俄国人士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根据我们的命令行事的”。（见齐曼文件集第87页）

津贴总共花了四千万马克：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继续坚持和英、法等协约国的盟约，拒绝与德国谈判和平，使德皇政府更加增加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津贴”。1917年4月间拨了500万马克，11月间又拨了1,5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24页、第75页），直到1918年3月德苏片面和约（即所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仍继续津贴苏维埃政府。据1918年6月德国驻苏公使（当时首都已迁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发回柏林的密电中说：“由于协约国极力拉扰这个新政权，我认为每月的津贴增加到300万马克是必须的……”柏林接受了这个意见。德国撤回公使团时，总共给了苏联政府4,0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130、133及137页）。

虽然，这种私相授受的款项没有收据和账册，但是从德皇政府的档案中，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些款项的用途。德国副外长冯·柯尔曼于1917年5月19日从斯德哥尔摩发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德国的大量款项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在俄国的政治斗争中迅速接近胜利。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已获得巨大的成就，布尔什维克运动如果没有我们的不断支援永远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规模……”（见齐曼文件集第70页）。布尔什维克已在俄国执政后，冯·柯尔曼于12月3日致外交部转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中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使用各种方式把大批经费供应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基础大为发展。现在，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已建立自己的《真理报》，从而进行有力的宣传，将他们的政党在原来很狭窄的基础上大为发展。”（见齐曼文件集第94页）。

冯·柯尔曼于1918年5月18日致莫斯科米巴哈伯爵的电报中说：“为我国利益计，我们务必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生存下去……白卫军是反德的，保皇派如果执政也会反对和约（按：指苏俄政权与德国签订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保皇派重起会使俄国团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最左的党派”（见齐曼文件集第128、129页）。

德国为了促使俄国停火，因此大力支持俄国赞成停火的政党，并在缔结和约后仍全力支持此党继续执政。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他们最缺乏的是经费，因此下决心不择手段，接受被称为最封建、最专制的德皇政府的“津贴”。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在《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金雁的《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一文指出：布尔什维克早期活动经费很大部分来源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东正教分裂派教徒，当时在俄国共有约1,000万人。著名的莫罗佐夫就是分裂派教徒。1915年莫罗佐夫家族的工厂有6万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这个家族堪称大资本家。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族所有（这个家族允许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工人组织和赤卫队），所以布尔什维克才能把那么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7年十月革命后，1918年6月莫罗佐夫的整个家族的企业都被苏维埃政府过河拆桥、全部予以没收了。

第二，列宁是怎样离开他长久居住的瑞士回到俄国的？

列宁长期住在瑞士，瑞士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格林就是德国的间谍，由于得到格林的庇护，列宁才能在瑞士长久居住和工作。

列宁是怎样离开瑞士回到俄国的呢？据《列宁传》第165页说：“获悉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急于回到俄国领导革命。他决定取道德国，在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协助下，开始进行允许他经过德国回俄国的谈判。经过长期的磋商，有消息传来说，请求已经被批准了，列宁决定乘坐两小时以后的最近一班火车，列宁和他的同志坐上了去德国的火车……途经瑞典……经过芬兰……走过边境进入俄罗斯”，云云。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在这里，《列宁传》隐瞒了下列事实，正是由于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列宁等才能经德境回国。为什么德国政府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希望列宁等早日回国，推翻临时政府，以实现和德国谈和。且看对列宁十分崇敬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列宁的一生》（中国社科出版社翻译出中文版时改名为《神奇的伟人-列宁》）。在这部中文版第175页和以后许多页中，有如下的叙述：“俄国参加世界大战这一行动，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有一个时期，东方战线上的德军，超过了西线），使德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凯撒（按：即德皇威廉二世）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约，但没有成功。”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拒绝和德国和谈，于是德国政府便转向列宁。早在1914年9月间，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斯库埃拉的爱沙尼亚人把住在瑞士的俄国革命侨民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的全权代表贝格·冯·罗姆贝格男爵，克斯库埃拉又在1915年3月25日写给罗姆贝格的一份文件，叙述了列宁的政治纲领，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罗姆贝格把这份文件交给德国首相。德国当局还通过其他渠道，也了解列宁的主张，于是决定准许列宁等经过德国回俄首都。

在罗姆贝格帮助下，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办好了一切与列宁等回俄的细节。回俄的人在伯尔尼集中，他们包括列宁夫妇、季诺维也夫夫妇等共31人，离开瑞士到德国后，改乘“用铅封上的车厢，”只有俄国人才有权坐这个直达车，出入德境的护照和行李都免予检查，还配备一位高级厨师，他们享受外交特权。为保证他们能到达俄国，德皇想得很周到，他下了一道命令：“如果瑞典当局不许布尔什维克过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东线的德军驻地通过。”瑞典当局没有阻止列宁等过境，但由于有这道命令，以后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可以通过东线德军驻地回俄了。在哈雷（地名），为了能让列宁等坐的火车通过，德皇太子坐的火车被阻留了两个小时。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看到，德国当局是多么迫切，多么急不可待地要把列宁等送回俄国。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由历史学家祖波夫等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史（1894-2007）》一书，简要地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才能经过德国回到俄国的。该书还介绍了列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资助的事实，指出：“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1917年俄历10月25日）在晚上10时45分，在武装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共有670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00名）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并选出了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来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为主席，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斯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当时，苏维埃政府紧急的任务是停战，因为俄军在对德前线已接近崩溃，士兵普遍厌战。《和平法令》呼吁协约国和同盟国各个参战国家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这些呼吁被协约国置之不理。

俄历1917年11月14日（公历11月27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对苏维埃政权的呼吁作出了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盟国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经过三年多的残酷战争，这些国家也牺牲惨重，物资奇缺，广大人民包括部分高级官员在内也有反战情绪，而且德国统治阶层也希望早日能在东线停火以使把东线兵力调往西线和英法决战。

俄历1917年11月20日（公历12月3日）布尔什维克派出越飞等谈判，提出以《和平法令》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被德方代表团长霍夫曼拒绝，德方提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而且觊觎乌克兰。

1918年1月苏俄重新开始和德国谈判，地点仍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苏俄方面以托洛斯基为代表团长，团员有越飞等人。托洛斯基主张“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其理论根据认为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一定能导致德国革命危机的尖锐化，使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使德军的进攻成为不可能，或者很困难。托洛斯基也知道，此时俄军打不过德军，因此“不战不和”的方针是“拖延”策略，他曾向列宁表示：“必须尽可能拖延时间，”他认为“必须给欧洲工人阶级以最多的时间，让他们看清苏维埃革命的真相以及和平政策。”列宁也曾赞成拖延政策，但他认为只能在一段时间，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拖延下去，等他们下最后通牒，我们就最后让步。

德国当局也意识到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1918年2月9日，德国在强力进攻的同时，德方代表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提出更为苛刻条件：让德国人占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俄军和赤卫队必须退出芬兰和立窝尼亚，（按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俄必须马上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同乌克兰拉达（政权）签订和约，要苏俄立即开始全面复员军队，并向德国赔偿60亿马克。

这个苛刻条件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反对。为是否签订和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也引起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立刻签订和约。他说：“如果不签约那你们等过三星期就执行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这些条件并未触犯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不动摇。”列宁和布尔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述报道，我不禁想起了孙文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根据孙文晚年巴结的俄国主子列宁的行径，我不禁加深了对于孙文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的理解，其正确内涵应该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果然，后来的中共紧随孙文的步伐，勾结日本和苏联，一步步通过卖国求荣发展壮大起来，终于不择手段地扩大了红区，先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割据一方的分裂政权。使得中国至今支离破碎，比他们的日本主子、苏联主子还不如。

谢选骏：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现今的基督教灭亡的开始）

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追忆斯大林恐怖的时候说自己：“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位无神论者哪里知道：这句话就是他的最大罪证：在上帝面前死不认错。在这种意义上，他可能比斯大林都不如。而这种人可能在苏联占有多数，所以魔鬼才能趁虚而入，借用斯大林的魔鬼之手，对苏联人民肆意荼毒。）

《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说，斯大林之死结束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最严酷最惨烈的时代。尽管他猝死的真相有许多版本，但谋杀说则是其中流传得最多最广的结论。然而很少有人提起他猝死当时一个更为传奇、更令人深思的情节，它居然与一位同样传奇的女钢琴演奏家尤金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53年3月1日凌晨，在斯大林送走了通宵陪他的客人后，对当天的值班警卫发了一道奇怪的前所没有的命令：“你们统统去睡觉，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们。”

次日凌晨，在戒备森严的布里日尼亚别墅里，当警卫员在没有接到命令而斗胆地小心翼翼地走进餐厅时，发现他穿着薄薄的睡衣四脚摊开躺倒在地板上，并看到他忽然举起右手浑身抽搐，嘴里发出“兹……兹……”的声响。

1953年3月6日清晨6点，莫斯科向全世界播报这一消息，《真理报》发布了斯大林病故医学鉴定书：“因连续出现心血管供血不足和呼吸困难，斯大林同志于3月5日21点50分逝世。”

据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他们说，当领袖和导师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的时候，唱机上放着的唱片是她所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听到的东西……”

解密后的苏联内务部档案的物品登记单的记录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的桌子上那台留声机里播放的唱片不是通宵聚餐时常放的那张，而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
这是世界音乐史和录音史上最奇妙的唱片，它与斯大林始终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既不可思议又难以解说。这是斯大林临死前所听的最后的琴声。

这张奇特的唱片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在极端恐怖的年代才能发生的荒诞而又令人颤抖的故事：

1948年初的一天，斯大林在听到电台直播放的一场音乐会后，亲自打电话给电台询问后得知是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尤金娜，指挥亚历山大豪克，斯大林下令明天一早把唱片送到他住的别墅去。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接听电话者一听是斯大林的命令，惊恐得失魂落魄，因为著名的犹太女钢琴家尤金娜现场演奏的这首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并没有录制过唱片。但没有人敢拒绝斯大林的要求——只能浑身颤栗地对斯大林说电台有这张唱片。

可是实际上这张唱片根本不存在，但斯大林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那是如同地狱里的死神发来的通知，否则只有用生命作代价。离第二天早上只有十几个小时，怎么办？于是只能在枪口下创造奇迹。

关于这张唱片的制作情景，肖斯塔科维奇曾有详细的回忆：

“斯大林要他们把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送到他的别墅去。委员会慌了，但是他们必须想个办法。当晚他们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了唱片，所有的人都吓得发抖，当然尤金娜除外。她是个例外，因为她谁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尤金娜告诉我，指挥吓得脑筋都动不了了，人们不得不送他回家，另外又请来一位指挥。第二位指挥战战兢兢地把什么都搞混了，乐队也给他弄糊涂了。来了第三位指挥总算完成了录音。我看到这是录音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我是指在一个夜晚换了三个指挥。到了早晨，唱片总算准备好了。他们只制作了一张唱片，把它送去给了斯大林。这是一张创纪录的唱片，创唯唯诺诺的纪录。”

在斯大林极权的恐惧之下，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须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紧接着更令人惊奇的故事发生了：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了20000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她给他回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足以让世人胆颤心惊：

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谢选骏认为：其实，是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所以才受到了魔鬼的惩罚。这是女钢琴家还没有能力理解到的，因为她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一个把“人民和国家”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女人。要知道，“人民和国家”不是上帝，而是在上帝面前犯罪的主体。）

“尤金娜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读了这封信，一句话也没说。他们预期他至少要皱一下眉毛。当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能叫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旁边人等着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回忆录）

另有同时代人阿尔卡季的回忆：

“斯太林手里拿着这封信，久久没有声音，米聂已经准备好了逮捕令，只要他皱一下眉头，尤金娜就消失了，又等了很久，斯太林对身边的人说：“走开吧，我原谅她（Лдно,простимимыее）”。

在那个恐怖窒息着整个国家的年代，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和残忍血腥超越了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不用说身居高位的元帅将领或部长委员，就连对付自己的亲人都毫不留情的他，为什么对一位竟敢置生死于度外并如此羞辱自己的艺术家刀下留情没皱眉头呢？

为什么当死神降临在他面前的片刻，斯大林最后想听到的恰是这位连死神都与她擦肩而过的尤金娜呢？斯大林之死留下了无数让人们猜想的谜，但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神奇地倒毙在她的琴下？

（谢选骏指出：《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的作者连基督教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谈什么“基督教”？很明显：斯大林还是惧怕上帝的，或许他的智能理解的上帝仅仅是“死神”层面的上帝，但这个格鲁吉亚的禽兽毕竟不敢拒绝女钢琴家为她进行的祷告。这就比毛泽东强多了。）

斯大林死了，最后连尸体都被焚烧，而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和她的其它作品至今刻录在无数张唱片之中，而她那封发给死神的信更是永远流传人们的心中。

后人曾对此作过无穷的分析，也许是她的独特个性、她的精湛艺术、她的坚定信仰。（谢选骏指出，《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的作者对基督教真是一窍不通。从常识来看，可以说不是一个女人的个性、艺术、信仰征服了暴君斯大林，而是对于上帝的一般性畏惧征服了神学生斯大林！）

东正教领袖阿列克谢二世在俄罗斯东正教复兴会议上说；“在黑暗的艰苦岁月，玛丽亚·尤金娜以她内心始终不二的真诚，向后人证实了基督伟大的信仰力量。”

年轻时的尤金娜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谢选骏指出，这显然是尤金娜的错误的说法，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指示过。）

斯大林时代的艺术家们带着镣铐在舞蹈，千姿百态，任由暴君玩弄和折磨，但竟有这样一位女性无所畏惧地对他直面蔑视和嘲弄，令人由衷地钦叹，填补了一个时代整体的沉默和精神的缺失。（谢选骏指出，因为斯大林时代的艺术家们，都是罪大恶极之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配合了斯大林的血腥屠戮。）

有一位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李赫特回忆尤金娜时说：“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干嘛弹得那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

“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在这场孤军神奇的打仗中，她神奇地战胜了死神与斯大林。……

（谢选骏指出，这是亵渎的说法。死神与斯大林都是上帝的工具，不是尤金娜战胜了斯大林，而是上帝战胜了斯大林；尤金娜战胜不了死神，最后，她还不是乖乖地跟着死神走了？）

而在地狱般惨烈的苏德战场上，20世纪的两大帝国的巨兽在茫茫雪地中相互绞杀撕咬，斯太林最终在英美的全力支持咬死了另外一头巨兽希持勒，却被这头犹太母狮当面的蔑视撞击了一下，并在死神召唤他的最后时刻聆听着她的演奏，猝死在她的琴下。……

（谢选骏指出，神化犹太母狮尤金娜，这就是现今的基督教遭到穆斯林横扫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今的基督教已经从崇拜上帝转而进行自我崇拜了！这就是某种“信仰”开始灭亡的可靠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