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怎样把自己变成一个畅销的产品

《除非你够有名，不然还是别“做你自己”》（2016年6月7日 《纽约时报》）报道：

这将是我人生里最大的一场表演——第一次在TED会议的主舞台上亮相——我已经扔掉了七个版本的草稿。为了寻找一个新的方向，我向同事和朋友征询了意见。“最重要的事，”我问到的第一个人说，“是做你自己。”接下来六个人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

我们处在一个讲求真实的年代，“做自己”是我们在生活、爱情和职业中收到的最典型的建议。真实意味着消除你内心坚信的东西和你向外界展露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就像休斯顿大学研究教授布勒内·布朗(Brené Brown)定义的，真实是“暴露真我这样一种选择”。

我们想过真实的人生，嫁给真实可信的伴侣，为真实可信的老板工作，选出一位真实可信的总统。在大学毕业演讲中，“真实面对自己”是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排在“开阔视野”的后面，“永不放弃”的前面）。“我当然不知道做真实的自己或许可以让一个人像我一样变得这么富有，”几年前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曾这样开玩笑地讲道。“如果我知道的话，在更早以前我就试着去做了。”

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做自己”实际上是个糟糕的建议。容我此刻直言：没人想看到你真正的自我。我们都有我们觉得对自己的人生非常重要的思想和感觉，但这些东西最好还是留在心里。

十年前，作家A·J·雅各布(A·J·Jacobs)花了几周时间试着保持完全的真实。他对一位编辑说，如果他是单身，就会设法和她上床。他告诉自己的保姆，如果妻子与自己分手，他会很乐意和她约会。他告知一个朋友5岁的女儿，她手里的甲壳虫不是睡着了，而是死了。他告诉他的岳父岳母，他们的谈话颇为乏味。你可以想像他的实验结果如何。“欺骗令我们的世界运转，”他总结道。“没有了谎言，婚姻会破裂，员工会被解雇，自我会崩塌，政府会垮台。”

你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取决于一种被称为自我监察的人格特质。如果你有很高的自我监察度，你会不停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寻找社交提示，进行相应地调整。你讨厌社交上的尴尬，非常想避免冒犯任何人。但如果你是一个自我监察度比较低的人，你会更多地会听从内心的指引，而不管周边的环境。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显示，当一盘牛排摆在眼前时，拥有高自我监察度的人会先品尝一下，然后决定是否再撒盐，而自我监察度低的人则会直接先撒盐。如同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尔(Brian Little)所解释的，“就好像自我监察度低的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咸淡口味。”

自我监察度低的人指责自我监察度高的人见风使舵和虚伪。他们没错，的确存在适用真实的时间和地点。一些初步的研究显示，自我监察度低往往婚姻更幸福，离婚几率更低。对你的浪漫伴侣而言，表里如一可能会带来更真诚的关系（除非你像A·J·雅各布那样）。但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太真实往往会令你付出代价。自我监察度高的人升迁更快，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声誉。

尽管这似乎奖励了自我鼓吹的欺诈者，但这些高自我监察人群的确花了更多时间弄清楚他人的需求，并去帮助他们。就2.3万多名员工的136种研究进行的一项综合分析显示，高度自我监察的人收获的评价要高出许多，也更有可能被晋升至领导岗位。有趣的是，女性的自我监察度常常低于男性。这或许是因为她们面对着更多的文化压力去表达自身的感受。不幸的是，这可能会让她们面临被看成性格脆弱或行事不专业的风险。

当辛西娅·达纳赫(Cynthia Danaher)被提拔为惠普(Hewlett-Packard)旗下某公司总经理的时候，她向手下的5300名员工宣布，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她很真实，于是她的团队从一开始就对她失去了信心。一些研究者甚至表示，低自我监察度可能会对女性发展造成有害影响。不过，就连自我监察度高的人，也有可能因为信奉真实而吃苦头。因为其前提是：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一块构建个性的基石，它是我们的信念和能力的结合体。正如心理学者卡罗尔·徳韦克(Carol Dweck)长期以来证明的那样，全然相信存在一个固定的自我，会对成长构成干扰。

如果孩子认为能力是固定的，那他们遇到失败就会放弃；如果经理人认为才干是固定的，那他们就无法好好培训员工。“当我们想要改进为人处事的方式时，一种清晰而又坚定的自我感相当于指南针，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教授埃米尼亚·伊巴拉 (Herminia Ibarra)指出。“当我们想要改变为人处事的方式时，过于死板的自我概念又会成为妨碍我们前行的牵绊。”

如果说我们竭力抵达的目标并不是真实的自我，那么又该是什么呢？文学批评家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数十年前给出的答案是诚恳。在我们真实的耳朵听来，这个答案非常老派。特里林建议我们先去关注外在的自我，而非去探寻内在的自我，然后竭力将其表达出来。要留意我们向他人展现自己的方式，然后尽量成为我们自己宣称的样子。

不是进行由内自外的改变，而是进行由外自内的改变。伊巴拉博士对顾问和投资银行家群体进行研究后发现，自我监察度高的人比他们那些率性真实的同行更愿意尝试不同的领导风格。他们会留意观察组织内的高层领导者，模仿其言行举止，并不断练习，直到这些变成第二天性。他们并不真实，但他们很诚恳。这让他们更有效率。

从真实到诚恳的转变对千禧一代而言可能尤为重要。大多数代际差异被严重夸大了——它们主要取决于年龄和成熟程度，而非出生在哪个年代。但一项颇为可靠的研究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可能不那么在意社会的认同。真实的自我表达显得十分美好，直到雇主们开始查看社交媒体上的个人简介。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初入职场时非常害怕公开发言，因此我当初的真实自我是不会愿意发表TED演讲的。但我对分享知识充满热情，因此在随后十年里，我学着像利特尔博士说的那样，做与性格不相符的事情。我决定成为自己宣称的那种人，一个能在聚光灯下挥洒自如的人。

这种办法奏效了。下次再听到有人说“做你自己”，请让他们赶紧打住。没人想听你脑子里的每个真实想法。大家只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做真实的自我”是领导人给下等人的建议，为的是在自由社会里把他们变成一览无余、容易操纵的螺丝钉。领导人自己呢？则尽量伪装，尽量把自己变成一个畅销的产品。以下就是给领导人或企图变成领导人的下等人的不那么糟糕的建议：假戏真做，也要真做；“永远假积极，就是真积极。”这就是戏剧化的面具人生：人生大戏剧，戏剧小人生。这就是成功人士的“伪人生”或曰“人生伪装”。

谢选骏：假基督徒蒋介石无法领导中国抗敌

网文《只因老蒋母亲…玄奘舍利供奉日月潭》（2016年9月17日）报道：

玄奘大师的舍利子有部分安奉在日月潭玄奘寺供信众朝拜。日月潭玄奘寺9月17日举办“2016玄奘大师纪念专辑音乐发表会”，首度播出该寺与生命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玄奘大师舍利来台历史》影片，再揭尘封已久唐三藏大师舍利子供奉来台传奇故事。

西游记中唐三藏西域取经引人入胜，唐僧的原形就是玄奘，他俗名陈祎，出生于隋朝，10岁出家，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上乘的传承者，更是人类史上集探险家、翻译家和留学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玄奘的顶骨舍利从南京越日本，辗转安奉在日月潭，更充满故事性。

1942年12月，中日战争，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后，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山丘原报恩寺遗址兴建稻荷神社，无意间发掘到明朝大报恩寺遗址，发现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与土石函（棺）一件及陪葬宝物一批。当年日军高森部队确认发现玄奘顶骨舍利，曾严密封锁消息，但纸包不住火，经媒体报导后，日方出版由谷田阅次署名的《三藏塔遗址之发掘报告》承认有其事，并于翌年3月办奉迎法会，由南京政权、北京政权及日本东京政权均分。

战后，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在日本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曾就玄奘舍利是否归还征求故总统蒋介石意见，取得回音决定安置于蒋母王太夫人灵位所在的日月潭慈恩塔旁，这也是当年会在台湾那么多寺庙中，选中玄光寺原委。

1955年双方同意将玄奘大师舍利子一半留在日本，另一半返还台湾，同年11月25日日本高僧仓持秀峰从岩槻市慈恩寺将分骨迎请到松山机场，有10余万人恭迎并在善导寺举行交接典礼暂奉，翌年5月暂奉日月潭玄光寺奉安所。蒋介石后来还赐匾“国之瑰宝”，因玄光寺规模太小，指示在玄光寺上方宗教园区建国家道场，随即于1960年仿唐建筑玄奘寺，1965年巍峨的玄奘寺落成，西游记中唐三藏顶骨自此永远供奉在日月潭。

日月潭石姓耆老说，当年玄奘顶骨来台是件风动全台的盛举，不但环岛一周，接受夹道民众膜拜，后安奉玄光寺期间，整整六年还派有情治人员严密保护，日月潭畔修筑玄奘大道，蒋介石还捐助了50万台币在寺旁盖了一间斋堂。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可见，蒋介石口口声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个佛教徒，有时还是个儒教徒，由这样一个典型的“三教九流”的人，来领导中国抗敌，其结果可想而知：先是败于日本，后是败于苏联。

（二）

网文《总统蒋公遗嘱》报道：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去时，根据侍从翁元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总统蒋公遗嘱已于3月29日“预立”。此遗嘱由秦孝仪代笔。并且直至蒋过世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内容如下：

总统蒋公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宋美龄 严家淦 蒋经国 倪文亚 田炯锦 杨亮功 余俊贤

遗嘱争议：关于蒋中正是否耶稣基督信徒

参见：孙中山与宗教及蒋介石日记

遗嘱代笔人秦孝仪指出，蒋遗嘱首句本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耶稣基督”是由宋美龄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

对于蒋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早年即随母信奉佛教，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蒋于基督教受洗是因为其妻宋美龄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确实信仰基督教。该遗嘱存在纰漏和矛盾，一则蒋“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不符事实，蒋早年颇信佛教，还时常到佛寺中礼佛求签，四十多岁方接触基督教；一则以耶稣基督信徒和以总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

谢选骏指出：政治投机分子孙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名为“反对宗教信仰”，是为背叛上帝救主。我曾在《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等文章里指出，孙中山、蒋介石、李登辉等“中华民国”领导人都是假基督徒。所以中国社会基督教化的进程，在他们手里，还不如在敌基督的魔鬼“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领毛泽东等人手里，来得深入。这是因为，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传播的种子！如果有吃教者领导教会，那么产生出来的“中国化的基督教”，只能是道教、佛教和儒教的杂种孽障，而无法培养上帝的使徒。《只因老蒋母亲…玄奘舍利供奉日月潭》一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是这个假基督徒，是如何带领中华民国走上了不归路。假基督徒蒋介石无法领导中国抗敌，只有基督教化的中国才能克敌制胜！

谢选骏：中国裸官众多也就离死不远了

网文《裸官》报道：

裸官，是指配偶和子女均在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的公职人员，主要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近年香港部分高官，其配偶或子女都已取得欧美护照或居留权，都属于裸官。

裸官现象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产物。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4000余名官员外逃。2009年11月17日深圳市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第六条明确指出：“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这个意思，担任副职还是可以的。

正因为如此，外逃贪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裸官，其腐败路径通常是：通过贪污受贿聚敛财产——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籍——配偶子女为裸官继续转移财产——裸官择机出逃并滞留国（境）外。

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之多。移民出去的高干子弟家属生活奢侈，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根本不用贷款，因为国库通党库。

谢选骏指出：裸官现象虽然盛行于共产党中国的晚期，但却不是其独创的一种“吃里爬外”现象。

网文《中国最早的裸官伍子胥：为何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对于裸官现象进行历史追踪说：

伍子胥辅佐了吴国两代国王，对于吴国来说，可谓是居功至伟。在他的辅佐下，公子光夺取了国王之位，改名阖闾，打败了夙敌楚国并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伍子胥极力拥戴夫差为吴国太子，夫差即位后，伍子胥辅佐他打败了越国，报了阖闾被射杀的“一箭之仇”。但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功臣最终却不得善终，吴王夫差赐给他一把宝剑，名字叫做“属镂”，并派出使者监督他自杀。

自杀前，伍子胥大笑着说：“我辅佐你的父亲称霸，又拥立你为王，你当初想与我平分吴国，我没有接受，时隔不久，今天你反而因谗言杀害我。”伍子胥说的都是实话，这样的功臣被杀，的确是非常冤屈。但是，伍子胥的被谗言诽谤，冤屈而死，却并不是像岳飞一样，是被那个“莫须有”的罪名所害，而是授人以柄——他把儿子送到他国，自己想当现代所说的“裸官”所致。尽管他并不是想背叛吴国，可是他的这种行为却给人落下了口实，成为他人谗言攻击的靶子。伍子胥的这种做法尽管是对未来退路着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算不上是明智之举，只能给后人留下借鉴的教训。

伍子胥是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时代的老臣，夫差能够被立为国王，伍子胥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始的时候，伍子胥受重用，夫差也像对待长辈一样对待伍子胥。两人在对待越国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越国被打败以后，通过太宰伯噽向吴国讲和，伍子胥却劝夫差占有越国。最终，夫差听从了伯噽的话赦免了越国。

过了五年，夫差听说齐国的景公死了，大臣们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软弱，就想出兵北上。伍子胥却认为，越国的存在就是吴国的心头之患，越国不除，吴国就不能放心北上。两人的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夫差并没有听伍子胥的话，还是北上攻打齐国。结果吴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国，顺带着震慑了邹国和鲁国。这样，伍子胥在夫差心中的地位就显得不再重要了。

又过了四年（前485），吴王夫差又一次北上讨伐齐国。越王勾践带领朝臣朝拜吴王，献上了丰厚的礼物，夫差非常高兴。伍子胥却劝谏说：“越国近在腹心之地，现在我们就是能够战胜齐国，就好比得到一块只是石头的田地，并没有什么用处。就像盘庚说的那样，只有将越国这样的乱妄之人消灭干净，吴国才会兴旺。吴王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

伍子胥临行前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屡次规劝大王，大王不听。我现在看到吴国的末日到了，假如你和吴国一起毁灭，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到了齐国，伍子胥就将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然后回来向吴王夫差汇报。吴国的太宰伯噽本来也是楚国人，他的祖父就是那个发明“上下其手”的伯州犁，被杀后逃难来到了吴国。他来到吴国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伍子胥的提携。但是，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小人，一旦得到机会，就会想着向上爬。伍子胥位极人臣，他的位子无疑是伯噽觊觎的目标。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搬弄是非，不管你是谁，即便是他的恩人也不例外，于是，伯噽开始把目标瞄准了伍子胥。

伯噽对吴王夫差说：“子胥为人强硬凶恶，没有情义，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要酿成深重的灾难。前次大王要攻打齐国，子胥认为不可以，大王终于出兵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子胥因自己的计谋没有被采用感到羞耻，反而产生了怨恨情绪。如今大王又要再次攻打齐国，伍子胥又独断固执，强行谏阻，败坏、诋毁大王的事业，只希望吴国战败来证明自己计策的高明。现在大王亲自出征，出动全国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不被采用，因此就终止上朝，假装有病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可不戒备，这是很容易引起祸端的。况且我派人暗中探查，他出使齐国，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做人臣子，在国内不得意，就在外依托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现在不被信用，时常郁郁不乐，产生怨恨情绪。希望大王对这件事情早日想办法。”吴王夫差听了这番话说：“没有你这番话，我也怀疑他了。”于是将一把属镂宝剑赐给伍子胥，伍子胥自杀。

伯噽是个小人，他的话自然不必当真。但是，吴王夫差为什么会相信伯噽的话并说也“怀疑他了”呢？根本的原因，吴王夫差认为伍子胥已经对吴国产生了二心，而这个二心的“证据”就是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了齐国人。

不知道伍子胥有几个儿子，但伯噽能够拿他的这个儿子说事并把他置之于死地，说明这是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也就是说，伍氏家族未来是由这个儿子继承家业的。伍子胥死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不知道夫人是不是还在？即便是有妻妾，也已经不能生育下一代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是把继承人送出国外，这等于是说这个家族不再为现在这个“国”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伯噽拿这件事攻击他，的确是最好的罪名。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样做，就是他对吴国的背叛。而伯噽给夫差的话语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暗示：伍子胥“不讲情义”，他连自己的父兄之死都不顾，他还会顾惜你这个君主吗？

伍子胥本来是楚国人，其父伍奢官至太子太傅。太子建到了娶亲的年龄，楚平王为他聘的是秦国女子，因为这个女子长得非常漂亮，费无极就建议楚平王把这个儿媳纳为己有，另给太子建娶了一房妻子。费无极是太子少傅，本来就不太受太子待见，他担心将来太子建继位后报复他的夺妻之计，就想借机除掉太子建，于是就说太子建将要谋反。楚平王就把太子的师傅伍奢叫回来审问。伍奢知道这是小人费无极在进谗言，就劝楚平王，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而疏远骨肉。费无极却对楚平王说，大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太子和伍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了。

于是，伍奢被楚平王囚禁。伍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伍尚，二儿子就是伍员，字子胥。为了防止报复，费无极就建议楚平王将他们父子三人全部杀掉。平王同意了，他要求伍奢将两个儿子全部叫回来。伍奢写了一封信，要召回两个儿子。不过他对平王说：“我的大儿子伍尚为人宽厚，叫他，一定能来；我的小儿子伍员桀骜不驯，他能忍辱负重，成就大事，他知道来了会一块儿被擒，肯定不会回来。”事情果然如伍奢所料，大儿子伍尚和父亲一块儿赴难，伍子胥却逃亡到了吴国。

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伍尚有点儿迂腐不堪，而伍子胥的逃亡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古代人的道德观念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一切，父亲让儿子干什么，儿子只能干什么，哪怕是让他去死！如果你不听从父亲的话，即便是能够活了下来，也会让世人看不起，因为你是个“叛逆”。所以，伍子胥的哥哥伍尚也说：“我知道回去了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父亲让我们回去是为了求得生存，要是不去，以后又不能洗雪耻辱，终会被天下人耻笑。”所以说，伍子胥选择的逃亡是一种耻辱，尽管他已经报仇雪恨成功，在某些人的观念当中还是看不起他。

伯噽拿这个说事儿，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在君主和大夫之中。那么，伯噽也是逃到吴国，他这是不是手里拿着要饭的棍子笑话要饭的呢？不是。伯噽是祖父被杀后逃亡的，楚国人并没有通缉他（向他国索要或者作为兴兵的理由），还有可能是祖父要求他逃亡的，这就是当时人认为性质不同的地方。有了这个“前因”，吴王夫差自然会得出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夫差认为，伍氏是一个不忠于君父的家族，这样的家族是个祸患，不除掉就会对自己这个君主不利。这就是伯噽的奸计能够得逞的原因所在。

也许伍子胥真正预料到了吴国将没有未来，但是他采取这样的方法应对将来的危机，确实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做出的一个不恰当的决定。有句话叫做“当局者迷”，伍子胥是一个大才之人，但他恰恰在自身问题上犯了迷，他忘记了，他已经背叛了一次自己的母国，将自身献给了吴国，他的整个伍氏家族只能是和吴国同呼吸共命运，将儿子托付给齐国，只能是授人以柄。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的标准，现在的共产党中国，比亡国在即的吴国还要腐败，因为裸官不会受到任何惩处。正因此如此，所以中国大陆裸官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开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谢选骏：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6年9月2日刊登《欧洲、英国和美国日渐消失的首要地位》一文，作者系英国《旁观者》周刊副主编弗雷迪·格雷。文章说，谁想成为21世纪的世界警察？美国尝试了这个角色，但结果令人很不满意。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机器似乎打不赢一场战争。在越南、朝鲜、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对美国财富和人员的巨大浪费。就连由美国领导的看似成功的干涉行动(比如2011年的利比亚行动)都引发了灾难。事实表明，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所谓的美国“大中东战争”是其作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走向毁灭的过程。美国想要推广自由、富足与安全，结果却削弱了自身的自由、富足与安全。

美国占据首要地位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冷战后的“单极时刻”总归是转瞬即逝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超级优势地位已经消失。一种可以称为“后极”的奇特世界秩序已经出现。在这种秩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采取了“幕后领导”的策略，令各地的新保守派颇为恼火。不过，奥巴马真正的意思是，美国仍然试图像从前那样在台前领导，但态度比以往迟疑。中国是崛起的巨人，但其经济增长的国际野心神秘莫测。人们经常说俄罗斯日渐式微，今日消息，其经济过度依赖过时的矿物燃料，但该国正在其他所有大国趋于失败的领域实现其战略目标。由于拥有尖端的信息机器，克里姆林宫的软实力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

谢选骏指出：早在1994年出版的《天子》中，谢选骏就深入阐述了“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的道理。而《国家利益》上的文章至今还蒙在鼓里，不懂“自由、富足、安全”不可能并存。也许在历史的某个交叉，自由、富足、安全，可能同时浮现，但这只是短暂的交汇，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不同路数——因为自由、富足、安全，所要求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它们无法始终在一起构成组合。也就是说，等到自由不再能够提供富足和安全的时候，那就是“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的时候，也就是“自由消失的时候”了。

谢选骏：南斯拉夫的原罪

网文《一战导火索：你不知道的萨拉热窝刺杀细节》报道：

（在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匈帝国皇储的时候）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在遇刺前视察。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早上，身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偕夫人索菲乘坐火车来到萨拉热窝，之后改乘汽车经由阿佩尔码头前往市区。其车队共由6辆车组成，为首的一辆车上坐着身着黑衣的萨拉热窝市市长费希姆 埃芬迪 丘尔契奇(Fehim Effendi 甁爀椁)和警察专员埃德蒙 热尔德(Edmund Gerde)。他们身后的第二辆车是一辆经典的双门跑车，车的顶篷收卷了起来，这样能让车上的斐迪南大公夫妇清楚地看到一路上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着的是波斯尼亚州长奥斯卡 波蒂奥雷克将军，在副驾驶位置坐着的是弗朗茨 冯 哈拉赫(Franz von Harrach)中校。更靠后的三辆车上则载着当地的警察以及大公和州长的随员。

如画的景象呈现在斐迪南大公夫妇面前，沿着河的两岸是林荫大道，直通萨拉热窝市中心，再往远处则是高达1 500多米的山峦，在半山腰上还星罗棋布着村舍民居。山的顶端有薄薄的积雪，只有一些杉树与巨石点缀其间。在街道两旁偶尔可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则向人们述说着曾在这座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奥斯曼文明。在市中心的大集市里，错落的小巷组成了这个由木头和石头搭建的“迷宫”，地毯商、菜贩、马贩、铜匠……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叫卖着。在集市的中心，一个由奥斯曼慈善教会组织经营的小屋里，正在向穷人免费发放咖啡。尽管前一天刚下了阴冷的小雨， 但6月28日的这个早上，整座城市都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中。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个出访的日期并不吉利。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王国贵族的军队，结束了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为日后奥斯曼帝国吞并塞尔维亚打下了基础，这一天也被当地人称为“圣维特日”。1914 年的这一天，整个塞尔维亚地区的相关纪念活动尤其热烈而激进， 因为这是科索沃地区在经历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赢得“自由”以来的第一个圣维特日。“激励着(塞尔维亚)一代又一代的科索沃圣火，现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黑手社在1914年6月28日的一份记录中写道，“科索沃自由了！科索沃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对于这个由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组织来说，斐迪南一行在这个时间来到萨拉热窝，是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波斯尼亚地区的挑衅。

在斐迪南一行到来之前，已有几名恐怖分子隐匿在城市中的两个据点。在斐迪南大公抵达的当天早晨，他们已沿着河岸就位。他们的腰间都绑着跟小蛋糕差不多大的炸弹以及12秒引爆装置，口袋里则揣着上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才准备了如此充足的人力与武器，以便在其中有人被发现、被捕或刺杀失败时立刻能有其他人继续完成刺杀行动。他们每个人还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物粉，这样一来，当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后，可以给自己来个痛快的了断。

与此相对的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完全不到位的安保措施。尽管曾被警告可能会出现恐怖袭击，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依然乘坐着敞篷车沿着拥挤的、人尽皆知的既定路线行进。本应站在两侧人群与车队之间起保护作用的警戒人员一个也没有就位， 这让车队完全暴露在人群面前，甚至连贴身警卫团也不在身边，警卫团长错误地与另外几个当地官员一起乘上了车队中的一辆车，而将自己的下属留在了火车站。

大公夫妇对自己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在三天前，弗朗茨 斐迪南与夫人索菲还在附近的一座名为伊利兹的小镇上，并被那里安逸的生活环境所麻木，斐迪南夫妇甚至当时曾一时兴起步行到大集市里参观。而他们不知道，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这个当时也藏匿在集市中的塞尔维亚青年将在三天之后开枪打死他们。在搭乘火车去萨拉热窝的前一晚，索菲在晚宴上遇到了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约瑟普 苏纳里奇(Josip Sunari)，他曾告诫当地政府，在这个民族情绪严重激化的时候让斐迪南大公夫妇进入市里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亲爱的苏纳里奇，”当时索菲告诉他，“您还是错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友好的氛围，即便是在塞族地区，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我们对此也觉得非常欣喜！”弗朗茨 斐迪南在当地一直以来是以难以交流和充满警惕的状态示人，而在他波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也想表现得更加“亲民”一些。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检视了波斯尼亚山地驻军的情况，而此刻他想的是以继承人的身份接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

最重要的一点是，6月28日是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的结婚纪念日。尽管有着哈布斯堡王朝繁文缛节的宫廷礼仪作祟，但大公和夫人的婚后生活依旧美满。弗朗茨·斐迪南在1904年曾对一个朋友说，和“我的小索菲”喜结连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她是他的“所有幸福的来源”，他们的孩子则是最令他“喜悦和骄傲”的，“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的身影，可以就那样待一整天，因为我是那么爱他们”。即便当时政治婚姻充斥在皇室之间，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期间感情也是非常浓烈。索菲执意在结婚纪念日这天留在弗朗茨 斐迪南身边，而在这个奥匈帝国的海外附属国，他们也能拥有与在维也纳相比完全不同的感受。

车队驶向市中心的楚穆尔亚桥，街道两旁的民居和店铺墙面上都挂着代表哈布斯堡的黑黄相间的旗帜，以及代表波西尼亚的红黄相间的旗帜。随周围的欢呼声渐强，人群中的一个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已手握炸弹蓄势待发，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一旦炸弹的引信被开启，将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引起周围人的警觉，此时就将没有退路，必须扔出炸弹。第一名刺客刚想拉开炸弹的引信，却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了什么人(或许是一个警察)站在了他身后，这让他惊得愣住了，就像他1914 年想在火车上刺杀奥斯卡 波蒂奥雷克时一样，这次的刺杀也失败了。人群中的另一个刺客，也是第一个发起刺杀行动的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查布里诺维奇，当时他藏在靠近河岸的一侧道路边。他扔出了炸弹，听到引信被拉响的声音，大公的保镖哈拉赫还以为是车胎爆了，但司机看到了迎面飞来的炸弹，赶紧猛踩油门。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是斐迪南大公挥手挡开了炸弹，还是它打到了车的篷子上自己弹开了。无论如何，炸弹没有落到预期的位置，而是在车的后方爆炸了，在地上炸出一个大洞，碎片也波及了周围的一些人。

斐迪南大公对这个突发状况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转过头来一看，第四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空气中由于爆炸的冲击波而弥漫着浓重的灰尘和烟雾。除了索菲的脸颊被爆炸的碎片擦伤之外，他们二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第四辆车上的乘客虽也受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有些人还正想下车。受伤最严重的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官埃里克 冯 梅里齐(Erik von Merizzi)中校，他虽然神志尚清，但头部受伤， 流血不止。周围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次爆炸的波及。

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之后，就吞下了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并纵身跳入河中，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个痛快的“了断”。毒药过于劣质，以至于直接溶解在了他的嗓子和消化道，非但没能致命，甚至可以说是让他毫无异样的感觉，而夏季的河水水位太低，不仅没能淹没他，就连推动他流走的水流程度都达不到。相反， 他只是滚落到了 米之下的河床上，并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一个店主、一个拿着手枪的理发师和两名警察制伏。

斐迪南大公非但没有要求车队立刻离开现场，还耐心地查看了一下伤者的情况，命令车队继续前往市中心的市政厅，并在回来的时候改道去医院探望伤者。“这没什么的，”当时他说道，“这个人明显是疯了而已，咱们还是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进行。”随后，后面几辆车绕过冒着烟的第四辆车，再次组成了一连串的车队向目的地进发。剩余的刺客们仍然潜伏在自己的袭击位置上，继续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但他们实在太年轻且缺乏经验，其中三个人在车队靠近自己时都惊慌失措。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刺客瓦索 丘布里洛维奇因为出乎意料地看到大公的夫人也一起在车上，在最后关头像第一个刺客一样僵在原地。“我没有掏枪，因为我看到大公夫人也在那里，”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忍心伤害到她。”刺客波波维奇也由于恐惧而没有出手，他一直在指定地点准备行动。但由于他“在最后一刻被斐迪南大公的视线扫过时吓破了胆”，所以并未实施刺杀。当他得知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后落得那样的下场时，他惊慌失措地藏到了附近的一个塞族俱乐部里，并把自己携带的那个炸弹藏到了地下室的一个箱子后面。

刺客普林西普一开始也是惊慌失措，听到爆炸声后，他以为刺杀行动已经成功，随即跑向查布里诺维奇所在的位置，却看到他弯着腰一边忍受着喉咙里氰化物的灼烧，一边被双手绑缚着押走了。“我立刻发现他并没有成功，同时也没有饮毒自尽，当时我打算赶紧开枪打死他，而就在这一分神的工夫，车队开了过去。”于是普林西普放弃了干掉同党的念头，而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车队上，但当他看到斐迪南大公的时候(他是通过其头盔上点缀的绿色鸵鸟羽毛准确地认出他的)，车已经加速了，使他难以瞄准。普林西普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冷静，在得知大公夫妇不久将返回后，他在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的右侧找到了一个新的刺杀位置，这也是官方所公告的车队离开城市的必经之路。另一个刺客特里夫科 格拉贝日为了找普林西普也离开了隐藏的位置，却在第一声爆炸后被抓。当车队经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或许是由于恐惧，他完全乱了阵脚，而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他表示当时周围的人太多了，拥挤到他连掏出炸弹的空隙都没有。

起初一切行动看起来还都在按照日程计划进行，直到车队到达萨拉热窝市政厅，一路上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轮到市长丘尔契奇致欢迎辞时，他自己明知道刚刚在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意外，他之前准备的那些欢迎的套话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但他当时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修改自己的措辞。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他满头大汗地走上演讲台开始致欢迎辞，其中就包含如下内容：“萨拉热窝首都的民众们今天都充满了喜悦之情，他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阁下您的到来的巨大期待与欢迎……”他的发言并没有进行多久，就被斐迪南大公一阵不满的咳嗽声打断了。斐迪南大公之前一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我身为客人出访你们的国土，却被你们的民众用炸弹来欢迎！”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索菲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随后弗朗茨 斐迪南恢复了冷静：“就这样吧，你可以继续说了。”在市长终于费劲地念完自己的欢迎辞之后，又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因为斐迪南自己准备的那份致辞已经被第三辆车上受伤官员的血浸掉了字迹。但随后斐迪南还是随机应变地进行了致辞，并委婉地提到了早上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市长先生，在此我衷心地谢谢你， 你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里市民们对我的欢迎！在刺客行刺失败时，周围人爆发出的欢呼声是那么热烈。”在讲话的最后，斐迪南大公还特别用克罗地亚语叮嘱市长，要代表他向市民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讲话结束后，大公夫妇也要暂时分开了。按照日程安排，索菲将在市政厅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会见穆斯林妇女代表团，男性不能进入该房间，这样参会的妇女们就可以揭开面纱。房间并不宽敞却很温暖，大公夫人在看到其中一个妇女代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来时，似乎也勾起了她对自己孩子的想念，面露忧色，她说道： “你们看，这个小女孩跟我家的小索菲差不多高呢。”后来她再次提到，她和丈夫都希望能与他们的孩子尽快团聚，并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扔下孩子这么久不管”。与此同时，斐迪南大公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奥匈帝国皇帝，表示他们二人都很好，此时正在市政厅里。但早上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吓这时似乎开始在他身上造成影响，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称，斐迪南大公“说话的声音显得滑稽而尖锐”，“他站立的姿势也很怪异，就像踢正步一样交替抬起双腿。我想他可能借此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早上的意外而害怕”。当然，他的表情也流露出对波蒂奥雷克的安保工作的严重失误非常不满。

访问活动接下来怎么进行？原先的计划是车队在行驶过大集市时右转，开上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之后开到国家博物馆。斐迪南大公询问波蒂奥雷克是否还有遭到袭击的隐患，根据波蒂奥雷克后来讲述的，当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答复，他“希望没有，但即便有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安保防护，也无法完全防止近距离的袭击”。出于安全起见，波蒂奥雷克建议取消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直接开车出城回到伊利兹镇，或者去州长的官邸，并从那里沿着河的左岸一路前往火车站。但斐迪南大公一心想去探望正在西郊的驻军医院里疗伤的波蒂奥雷克的那名受伤的副官。当然，博物馆之行必然取消了，车队将原路返回，不再经过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以防遭遇更多的袭击。此外，按照原计划，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市政厅的活动结束后也将分开，大公前往博物馆，他的夫人则前往州长的官邸。但索菲在所有人面前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出于安全考虑，哈拉赫决定站在车左侧的踏板上(朝着河的那一侧)，防止遭遇其他袭击。

伴着烈日，车队离开市政厅一路向西行驶，但大家都忘了将行程的变动告知司机，当车队经过大集市后，前导车右拐驶入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后面载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车也随即跟上。波蒂奥雷克责备司机：“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原路返回！”汽车停了下来，(由于没有倒车挡)缓慢地返回主干道。

普林西普的机会来了，他早已埋伏在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右侧的一家商店门前，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追上这辆几乎停在原地的车。由于来不及解开腰间的炸弹， 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子弹直接朝着目标射去，而此时站在车左侧的哈拉赫只能眼睁睁看着右侧飞来的子弹。据普林西普后来的供述，当他从店铺门前遮阳棚的阴影里冲出来瞄准的时候，时间似乎都静止了，而索菲的眼神一度让他迟疑不决：“当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他的身边，我曾犹豫是否要开枪。而同时，我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在波蒂奥雷克后来的讲述中，也对当时的那一幕有着特别的感受：我坐在车上，注视着杀手的脸，他开枪了，但似乎并没有烟尘和火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仿佛子弹来自遥远的方向。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第一颗子弹穿过了车门，击中大公夫人的腹部并瞬间切断胃动脉；第二颗子弹则击中了大公的脖子，穿过颈静脉。当车向着目的地酒店开去的时候，索菲的身子倒了下来，面贴到了她丈夫的双膝上，波蒂奥雷克起初以为她只是吓得休克了。直到他看到鲜血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涌出，他才意识到事态远比想象的严重。而站在踏板上的哈拉赫则探身进到车内，拽着大公的领子使他的身体保持坐着的姿势，这时他听到弗朗茨 斐迪南气若游丝的声音：“索菲，索菲，你不能死，要为咱们的孩子活下去！”装饰着绿色鸵鸟羽毛的头盔从他头上滑落，当哈拉赫询问他的伤是否严重时，斐迪南大公一遍遍重复着：“这算不了什么！”之后陷入昏迷。

在车队的后面，普林西普被人群包围了。他刚想举枪自杀，手中的左轮手枪就被人打掉了，他也没来得及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并将他带走，他很可能当场就被围上来的愤怒群众乱棍打死。

在到达州长官邸的时候，索菲已经气绝身亡，他们两个人被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施以急救。弗朗茨 斐迪南昏迷不醒，他的贴身男仆莫赛从事发现场一路跑到这里，此时正想剪开大公的制服前襟以便他呼吸。鲜血染红了这名男仆的黄色袖口，随后他跪在床边，询问斐迪南是否有遗言给孩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大公的嘴唇早已僵硬。几分钟后，这名奥匈帝国的皇储被宣布已经死亡。凌晨两点，消息迅速从那里传播出去，钟声响彻萨拉热窝。

谢选骏指出：塞尔维亚刺杀奥地利王储，开了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先河，揭开了“战争与革命”的完美序幕。而西方列强对这一恐怖活动的默许，直接把西方文明送进了棺材铺。

网文《海权与国家力量被施利芬绑架的帝国——对海权与一次大战关联的透析》指出：

当时的形势是，考虑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高龄，斐迪南大公即位只是一个迫切的时间问题。一旦大公即位，不但俄奥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降低，俄国将不再可能支持塞尔维亚获得那些“当然领土”，甚至于几百万斯拉夫人也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奥匈帝国的开明专制，放弃独立的念头。当然这对于维也纳来说，同样也就丧失了进一步扩张的机会。于是一小撮阴谋家们得出了结论：斐迪南大公必须死！

不能维持的秩序——在斐迪南大公成为了双方痛恨的头号行刺对象后，大公夫妇1914年6月对波斯尼亚的访问为暗杀者们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大公要用共同出席阅兵和视察的机会给备受屈辱的爱人赠送一件在维也纳不可能享受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并肩而立的尊严。在经历了上午第一轮不成功的谋刺未遂之后，6月28日中午，来自塞尔维亚的刺客普林西普，终于“戏剧性地”刺杀了准备前往医院探望在上一轮谋刺中受伤人员的大公夫妇。

在此前的历次大国危机中，各国首脑直接参与的多边外交斡旋最终都相当成功地化解了危机，避免了大国之间的血拼。然而,大公夫妇之死引发的危机却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原因就在于大公妻子的身份危机。斐迪南大公的妻子苏菲亚本是大公恋爱对象玛丽基度女大公的侍从女官。在斐迪南和苏菲亚的恋情公开后，整个帝国上流社会都极力反对。有人甚至声称如果硬要贵贱通婚，那么匈牙利的王冠就不会戴在斐迪南头上，这意味着奥匈帝国的分裂。

中年丧子老年丧妻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反复劝诱斐迪南大公放弃苏菲亚，但是大公表示宁肯放弃皇位也不变心。面对斐迪南大公对爱情的执著，阅尽人间沧桑的皇帝不得不加封苏菲亚为霍亨堡女公爵。大公作为妥协，也不得不同意苏菲亚和她未来的子女都不能继承斐迪南的爵位和财产；同时在一切正式场合苏菲亚只能站在斐迪南的身后；在单独踏进皇宫房间的时候，房门只能开一半……此后，这个贵贱通婚的麻烦不仅时刻折磨着大公夫妇，而且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当帝国外交大臣希望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邀请各国政要出席以便由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向他们控诉“塞尔维亚的罪行”，来获得各国王室的同情和支持时，鼠目寸光的维也纳宫廷集团立刻以老皇帝的身体健康为由，拒绝了这个本可进行大国平衡外交的提议。这些反对者将对大公夫妇莫名其妙的私愤凌驾于了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之上。按照他们的观点，“像斐迪南和那个下贱女人，有一个三等葬礼已经够好了。”结果，在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皇帝、国王、首相和外交大臣参与的情况下，斐迪南大公夫妇草草入葬。整个欧洲和世界丧失了一次将战争化解或者限制在局部范围的机会。

战争临界点——从一开始奥匈帝国就打算对塞尔维亚进行“武力兼并”，但问题是慢到了人们几乎快忘记了行刺事件的时候才做出决策，也就是说坐失了“暴力解决”的良机。

很多人经常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奥匈帝国从政体上来看，是一个二元帝国，帝国的任何主要政策都必须获得相对独立的匈牙利王国政府的支持。在大公遇刺的消息传回维也纳后，尽管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潜在良机，但是帝国政府在最初的几天里除了慢吞吞地说服匈牙利首相提斯查伯爵同意宣战以外，什么都做不了。好不容易获得匈牙利首相有条件同意的奥匈帝国，还必须和德国进行沟通，以获得必要的支持。而德国在大公遇刺后的一周时间里，主要政要却恰好全都外出度假或休养去了。

到了大公遇刺4个星期后的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才将最后通牒交给塞尔维亚总理巴希奇。而在7月25日，巴希奇部分拒绝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大使竟然在当晚坐火车离开了贝尔格莱德，“亲自”在7月26日将答复带到了维也纳的帝国外交部。后者的反应却令人极度费解——严加保密。面对大群高喊战争的贵族，帝国首相和匈牙利首相不得不屈服。到了28日，奥匈帝国才就塞尔维亚的拒绝性回复正式表态，拖到了29日才正式知会各国政府。

奥匈帝国政府没有及时公布塞尔维亚的拒绝是一个重大失误：问题在于眼见48小时的通牒期已过，奥匈帝国却没有动静，使得各国均相信两国已经形成外交妥协。此时，关于斐迪南大公遇刺的各类消息，早就在欧洲各国主要报纸的显要版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奥匈帝国政府的低效率使得一场原本“出师有名”的复仇战争变得好像是一场单方面持强凌弱的挑衅，这就使得战前各个结盟国家的战争临界点成为了现实。结果是同盟国一方不但丧失了其他国家政府和世界舆论的支持，反而使得各国政府被主张“主持正义捍卫荣誉”的汹涌民意所“绑架”。帝国失败的种子就此开花结果。

谢选骏指出：但是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奥匈帝国的失败，不过导致欧洲陷入了长达百年的热战冷战。塞尔维亚的阴谋所获得的奖品，得而复失。南斯拉夫各个民族在百年之后，还是落回到了原地。《一战导火索：你不知道的萨拉热窝刺杀细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南斯拉夫的前身塞尔维亚，这如何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的成立，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奖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逐渐消除之后，在全球化的漩涡里，南斯拉夫宣告解体了。南斯拉夫这个“人造国家”，就背负着民族主义走完了自己的全过程。从西方文明的角度看，这就是“南斯兰夫”作为一个“人造国家”的原罪了。

谢选骏：中国为何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

网文《卡夫卡》报道：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是一位使用德语写作小说和短篇故事的犹太人，被评论家们认为是20世纪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审判》(Der Process)、《城堡》(Das Schloss)、《沉思》(Betrachtung)有着鲜明的主题并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与隔阂、心灵上的凶残无情、亲子间的冲突、迷宫一般的官僚机构为原型。以及有着对人物角色恐怖的追求和使角色发生奇异般的转换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波西米亚王国的首都，后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讲德语的犹太家庭。卡夫卡在世时，布拉格的大多数人口都说捷克语，并且当时说捷克语的捷克人和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之间的分歧日趋明显。两种族群都在加强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聚居在布拉格犹太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卡夫卡能流利地说这两门语言，但他聪明地选择了德语作为书面语言。

卡夫卡曾受过律师这门职业的培训，在他完成法学课程后在受聘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任职后的空余时间，卡夫卡开始写短篇故事。对于工作剩余的时间，卡夫卡经常会抱怨难有较充裕的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因为自己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去工作。他后悔对他的Brotberuf（“日常工作”，即“生计”）投入了过多的关注。卡夫卡喜欢使用书信交流，他给自己家人（包括他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和最小的妹妹奥蒂莉·奥特拉·卡夫卡（Ottilie "Ottla" Kafka）和亲密的女性朋友（包括他未婚妻菲利斯·鲍尔）写过上百封的信件，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复杂且陷入了困境，这极大地影响了卡夫卡后来的文学创作。因为欧洲当时对犹太人的压迫排挤，卡夫卡时常抱怨自己身为一名犹太人。他对犹太人处境的低下、被动的埋怨与不满也对他作品的风格有影响。

卡夫卡自认为身为犹太人，对自己没有多大的帮助。仅有少部分卡夫卡的作品是在他生前出版的：故事集《沉思》（Betrachtung）、故事集《乡村医生》（Ein Landarzt）和刊登在文学杂志上的单一故事作品（如：《变形记》）。卡夫卡曾计划印刷他的短篇故事合集《饥饿艺术家》（Hungerkünstler），但却在他死后才出版。卡夫卡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或译作《失落者》）都是在卡夫卡去世后，由他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帮忙出版的，但这违背了卡夫卡生前想要销毁掉自己手稿的意愿。阿尔贝·加缪、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让-保罗·萨特三位大作家都受到卡夫卡作品的影响。英语中有"Kafkaesque"（即卡夫卡式的）这一词来描述生活中像卡夫卡作品里那样离奇的现象。这是一个病态的人所描写的病态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卡夫卡虽然死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但卡夫卡式的社会并被消亡，反而在共产党中国这个受到犹太人思想、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国度，变本加厉。

网文《我去纳税 明白中国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做出生动的理解：

我以下讲述的事情，发生在整个中国最发达的沿海省份里政策最开放的自贸区，而且是最有钱的政府机关。当然，这里的“落后”指的并不是办公楼很破旧，室内环境肮脏。恰恰相反，新修的气派大楼里窗明几净，到处可以看到代表着发达科技的触控屏，他们出产于70多公里外的深圳。

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说起。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一名年轻的创业者。早上9点，我背着包来到了这栋楼的门前。我的目标很明确，向我们至高无上的国家贡献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纳税，同时开具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两张普通发票。原本打算找代办，但是这次决定自己跑一把。为了尽早完成这个任务，我提前两天预约了税务局的号，事先打印了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的代开申请表。我早上7点多就起床出发，长途奔袭了40公里，我想，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把握在中午之前搞定一切了。

然而，噩梦刚刚开始。走进楼，我看到大厅里已经充斥着各色各样的人群，无论你是老板，还是一个小小的财税代办员，都要听从指挥，排起长队，等候叫号。如果不仔细分辨，也许会误认为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医院。即便是事先预约了号的我，也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接待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我单刀直入：“我想开这几张发票，这些是我的申请表。”“普通发票开不了。”“为什么？”我一脸黑人问号。“就是开不了。”“网上系统可以填申请表啊！”“噢，那个功能出问题了。”好吧，普通发票的问题只能先这样，那专用发票呢？女人摇手一指：去那个窗口。于是我来到她手指的那个窗口前，又一次说明了我的诉求：我需要开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窗口的年轻女人看了看说：“没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积压的太多了，需要排队。”“排队？”我一头雾水——大概需要排队到哪天？“现在申请的话，可以在9月20号开出来……”没错，时间是两周后。

两周，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讨厌等。更何况，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发票意味着回款，回款意味着现金流，现金流意味着存亡。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而言，延长两周账期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好在，她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在直线距离20公里的一个镇税务局，我可以马上实现我的愿望。或者，我也可以选择市区的税务局，同样可以达到目标。虽然我知道全市的税务都是联网的，也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可以马上搞定，另一个地方就需要两周，但是我别无选择。到此为止，我已经在税务大厅里呆了一个小时，但是想办的事情都已经宣告失败。于是，我走到咨询台门口，排起队来。10分钟后，我如愿和咨询台前唯一一个人开始了交谈。“为什么开专用发票需要排两周的队？”“你可以去那个15公里外的镇开。”“我可以去市区的税务局开吗？刚刚她是这么和我说的。”“当然不可以，怎么可能？谁和你说的？”于是我放弃了最后的希望，而是拿起手机，打开了网上税务大厅的预约页面，希望能够预约那个镇子的税务局，却发现无法正常使用。我意识到——这个不算美观的网站只支持IE，不支持的系统却包括Chrome、火狐、Safari等……

于是我调整了注意点：“为什么我开不了普通发票？”“因为普通发票不能在这里开，必须你领发票回去自己开。”“我在网络办税平台看到了这个功能……”“这个功能还没开通。”我放弃了无谓的坚持，开始询问下一个问题：“如何领发票回去自己开？”“首先，你需要一个税控盘。”她指的是一种需要在某些公司购买的，插在电脑上，用来确保报税软件正常运行的电子产品。在她给出的单子上，我看到了两家可供选择的公司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然而只有两家。我拨通了两个电话，得到了一模一样的两个价格。为了平复我的心情，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购买这个设备的费用，可以抵扣你的税款。”也就是说，税务局为这套设备付了钱。然而作为纳税人的我们，缴税并不是为了买这个设备的啊！我们交的税是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啊！粗略计算，按照广州一个市六位数的企业数量，每年就是亿元！虽然心里这么想着，我还是默默的走向了两家公司里离我更近的那一家。

如我所料，这家公司的门前也排着队。唯一一个收款员急急忙忙地收取现金或者刷卡，同时将设备交到顾客手里。凭借对于电子产品长期热爱的经验，我估计这款产品的成本并不会超过售价的10%。在排队付款拿到东西后，我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国税局——我知道，只要赶在12点下班之前到达，我就可以领到发票了。然而我错了……当气喘吁吁的我在11点40到达国税局时，我发现，叫号系统已经关闭了！事实上，我看到，一半的服务窗口并没有在服务，但是他们分别负责“发票代开”、“房产业务”、“营改增业务”，而我需要办理的业务名字叫做“发票领取”。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只有“发票领取”的业务是人满的，其它的工作人员在闲着。

我走到一个空闲的窗口：“您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下发票吗？”“不在我这里，等叫号……”熟悉的声音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最开始看到的那个中年女人。“可是领取发票的号已经满了……”“那就下午吧……”这是一句来自一个小公务员的，不容置疑的威严。游走了几个窗口，我得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回答。这时，我突发奇想——隔壁就是地税局，如今推动营改增，国地税一体化，也许我可以在那里领到发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地税局，前台的小伙子态度很不错，他表示自己很乐意帮忙——事实上，按照规定，在这里确实可以领取到发票。可是他话锋一转——“但是还是没办法，因为国税那边到现在也不把发票给我们……”

中午12点的下班时间逐渐临近，国税局的工位已经空了一半多——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别无选择，草草吃了口饭，然后按照地图的指示坐上了前往那个镇子的大巴。一个多小时后，我顺利抵达地图上的位置。然而我高兴的太早了，镇子里的人告诉我，国税局已经不在这里了，搬到了三公里外，与地税局合二为一。勉强赶上了预约了deadline，汗流浃背的我走进了地税局——然而我又一次被打败了。由于国税的预约系统与地税不能兼容，我预约的号自然宣告作废。重……新……排……队……

当我手机的最后一丝电量即将耗尽时，我等来了我的叫号。奇迹发生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窗口的工作人员用机器打出了我的专用发票。然而，这只是目标的一半：领发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毫无意外地，我被支到了另一个窗口前。在这里，为我服务的是一名头发不多的中年男人。他做事很认真，在经过一番检查后，才告诉我：“你的设备需要到区分局进行激活，才能领取到发票。”

我已经不再有力气去询问为什么设备需要去区分局激活，而不是这里。此时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我跳上大巴，踏上归途。在离国税局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了取号机前。然而，绝望的是：“号已满”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此后，我与国税局的工作人员重演了上午的一幕……“您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下发票吗？”“不在我这里，等叫号……”“可是领取发票的号已经满了……”“那就明天吧……”这是来自另一个小公务员的，同样不容置疑的威严。

多年以后，孔庆勋也许不再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只会记得那个夜晚，他打开了某某双核告诉浏览器，然后熟练地切换到了IE模式。他打开网上办税大厅，预约了区国税局第二天最早的号……全剧终，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明白了吗？

更新：今天部门的几位有关领导已经登门道歉，态度很诚恳，同时也很虚心地与我沟通了关于优化服务的一些建议。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也了解到“营改增”等进程中政府部门的一些苦衷，很多基层办事员也会加班加点工作，很多领导也愿意努力改进纳税人的体验。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评论区下，我也听到了一些让我重新审视之前所写内容的声音。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比起某些发达国家，我们仍然有差距；在很多偏远地区，人们依旧难以温饱；在政府办事效率上，还是经常不尽人意。但我宁愿相信的是：总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努力让这些落后之处变得更美好，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他们——哪怕，只是一点点。

原文中所提及的部分人员已经得到处理，为避免给有意无意提及的其它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现将原文删除。然而我想说，今年税务系统的改变很大，很多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得从头来学习，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情绪吧？事先搞清楚流程比较好办的说。我在西安，我们公司有什么事不清楚，打热线电话，人工接线会很认真、仔细、耐心地和我们沟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接线员给我说错了，下午9点左右，还特地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更正之前她的解释，并向我道歉。还有，专管员会有QQ群和微信群，有什么事大家都在上面交流，感觉专管员都比较和气认真。也许是个人经历，不代表全部。

另外，有好些事确实无奈，试试投诉！给市长写信、email、公众号？不会没人管吧。哈哈，这里是天朝。你的办事方法就不对，要跟着套路走。首先看看你公司区域的相关负责人是哪位科长，不熟悉先找个中间人带路，后面你懂的。。。估计是行业不同。我们这的税务官员会提前打电话告知我们财务他来检查相关账务，然后我们会让和官员打交道的领导和他沟通，一般此类经费用不了1w他们会消停很久。此间记得把财务人员和他们办事员介绍认识，以后小事就不用麻烦两边高层了，逢年过节的关系到位就行。

我办居住证就和这里的情况基本一样，一个局子踢来踢去，最后莫名其妙告诉我要登记半年才能办，说就是前天才出的规定。。。。WTF，结局一包烟搞定，什么材料都不用。经常去开发票的我掌握了一种技能：只要他不给我按流程办用：那个功能不能用系统没开通。我就拿着手机拍她一般两种结果第一是办了第二是拿出一个“请到其他窗口办理”的牌子人去后面了.我还见过其他朋友的其他技能：只要觉得办事人员在搪塞马上拍桌子大喊大吵什么难听骂他什么嗯这算不算被逼出来的招？

这么多就没个明白人，本来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流程啊，找个专门的财务公司一点事都没有。你也知道有6位数的公司，这么多公司很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啊。你因为自己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来说国家的问题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承认国家有很多问题，但是你说的我不赞同以我在国内外的经验说，国外公务员们不见得更高效更亲切，但他们专业且标准很多。说是什么样的标准，你准备好一定能搞定，不是这个地方办的他告诉你去哪里办你去就对了。几乎没见过几个地方踢皮球来来回回的状况。信息化程度高，网上公布的和实际绝对没有出入。

评论区居然没人提那个税控盘，这里面有苍蝇啊，贪腐可就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么简单了，爱国者们还不快行动起来响应习大大反腐行动号召贯彻两学一做精神举报之？而且通篇看下来，税局的做法都是符合规定的，现在中国税收法律规定繁琐复杂，本来报税这种东西就应该是由专业人士负责的，为什么你认为打官司自己搞不懂由律师代理正常，而办税这种也需要专业财务知识的事物你又不肯学也不愿花钱找代理还要轻松办好，我就想问凭什么？

抵扣税款不是等于政府拨款给这个什么稅盘公司了吗？作者说“凭借对于电子产品长期热爱的经验，我估计这款产品的成本并不会超过售价的10%。”马克思说过有300%的利润就能让资本践踏人间所有法律，犯下一切罪行，这可是10倍利润，市场还不打破了头地来生产这种东西？可是作者说只有两家公司，这还不够可疑吗

作为去政府部门办事比较多的人，看过太多你这种人了。什么都没了解就一个人跑过来，就因为有些资料达不到要求，或是其他原因办不成事情就在那左讲右讲，工作人员得花大把的精力和时间和你们讲流程讲政策，叫你们去找谁谁，谁要准备什么东西。明明十几分钟的业务就被可以你们这类人拖到大半个小时。我不否认某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态度不好，但是换做我一天要回答同样问题几十次，是我也态度不好。重要的是你们这些人也耽误了我的时间好吗？

故事不算精彩，文笔比内容更有看点，但这个故事真的不是落后的表现，有人说这是体制落后，也有人说是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我只想说：他们不是落后，而是太精明了！这种精明已经传承了两千年，宁愿不做事，不能做错事，不做事不会有损失，老百姓的怨言撼动不了他们的地位，即便真要追究，不做事的理由可以列出一箩筐，涉及的人多到无法深入追究，随便说一两个理由，只要牵扯到另外的一两个人，领导头皮都发麻，哪敢追究下去。但是！做错事就必须要有人承担，即使当事人不承担，也要有个替死鬼，否则无法交待，确实没有人承担就变成领导来承担，这是动摇“国之根本”的大事，宁可弃卒保帅也不能让领导背锅，所以公务员入职的第一个死命令就是绝对不能做错事！别看他们对老百姓态度傲慢，其实每个人每天面对工作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过失，甚至不敢有丝毫不当举止，比如积极、主动、热情……这些都是不当举止，官场如同战场，枪打出头鸟，几十双眼睛盯着你，你想出风头，无异于骑在老前辈头上撒尿，即使新同事也会将你当做第一敌人，随便一句莫须有的闲话就能雪藏你几年，所以，你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别人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别自作聪明忙于表现自己，那样会“死”得不明不白。这与体制无关，体制绝对不是这么乱套的，尤其是这种行政机关，每项工作都有详细的流程可遵循，只是中间一些人为的环节一旦脱节，所有人都会不谋而合地尽力去掩盖，而不是补救！

你可以打12366啊！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你，所有窗口单位里税务肯定是最到位的，因为纳税服务是列为考核对象的，也请您谅解我们，税务部门是为数不多超负荷运转的部门，营改增后国税业务暴增，虽然我是地税的，纳税服务是全国通行的，还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导税员，这种态度你尽管甩脸好了，等着大厅负责人出来好了，头上都是监控，他们肯定不会把你怎么，但是千万别动手。不过各地也许会有不同，国税和地税风格也是不一样，一般国税是比较傲娇一些……

我是重庆国税的，在我们这边，只要当天来手续齐全，我们就可以在当天给纳税人办理发票，全程监控……哎……心疼您。曾经在税局看一工作人员和交税的吵架，工作人员认为交税的少带一个证，结果当然是交税的回去拿证了，交税的刚走另一个税局的人悄悄的跟工作人员说那个证不需要我听我们分包单位说的，解决方法就是找税务局里面哪个领导吃个饭，事儿呀就解决了。不然税务局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海外工程交税，拿出国家管理规定都没用。税务局里的工作人员需要提高自身的姿势水平啊，别一天到晚搞权力寻租。所以想当有钱人，得先有套路。不然你就自己郁闷死吧。

重点是公务员的流程也很不清楚好吧。没看题主里面说的么，某工作人员说XX功能这里办不了，你可以去另一个地方半。然后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说XX功能这里办不了，你可以去之前那个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办。然后你跟他说，就是之前那个地方说这里能办的。他就会说谁告诉你的，这里办不了。绕一大圈子，还算好的，经常是互相踢皮球，我去政府部门办事不多，每次都这样。难以置信发达的广州还有这等落后的效率，深圳还是好一点，效率还是很快的。过年回去家里的十八线小县城，亲戚们一听我天天往国税跑，都赞许不已，其实不知道深圳去国税局好多业务都是自助办理的，小县城跑趟政府机构还得找找熟人，烦死了。确实如此，我在核算中心实习中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推脱责任，在我看来一句话的事情，在部门各个领导面前各种踢皮球，来办业务的人等了一个早晨，什么都没干。。。

实话说，今年税务局给大家的感官确实不好，每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尽力的。这里面因素太多，但是，我希望每个办税人员都能主动熟悉税务法规，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率。税法本来就是庞大而繁杂的，很多时候还是不讲理的，我没记错的话，美国的税法应该是一个独立学科。航天信息和百望九赋卖盘。大厅里多是聘用制，业务不精通很正常，而且也没处说理，因为公务员法是规定公务员不是规定临时工的。现在国税做数字人事，档案补充和金税，很忙，前段时间包酒店集体加班。但是纳税大厅里是按时下班，这也没办法，工作人员也要休息，5点之后大厅不让进，但是进了大厅的纳税人肯定会给办完。现在国税很多业务自己都搞不懂。

除了第三点办理暂住证程序月月变不合理外，其他的没毛病。挂错号，是你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办理身份证需要拍照，需要你自己去；拿证需要按指纹，需要你自己去。所以两次没毛病。

谢选骏指出：上述网文《我去纳税 明白中国到底有多落后》，堪称一篇“卡夫卡式的共产党中国纪实小说”。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呻吟着。那么，为何“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呢？因为卡夫卡是个犹太人，而现在宰制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犹太人发明的玩意儿！卡夫卡说他身为犹太人的身份对他的写作没有多大帮助——真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由此可见，中国还会一直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无以自拔，直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垄断权力寿终正寝。

谢选骏：两大阵营殊途同归于资本的狂欢

《英媒：中国成英国监控设备最大供应商引担忧》（2016年9月16日 综合新闻）报道：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再次引起关注，因为据透露北京已经成为英国监控设备最大的供应商。报道说，这个消息是在首相特里莎·梅批准了中国出资建造的180亿英镑辛克利角核电项目后得到披露的。

一家由中国控制的公司Hikvision向英国客户出售了100多万闭路电视摄像头和录像机，被安装在机场，政府建筑，体育场和伦敦地铁。调查显示，有关方面没有对Hikvision在英国的运作做出国家安全评估，负责安全的官员因此要求加强对中国公司的监控。报道说，有些人提出这些摄像头有可能从北京被侵入。

《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没有评估外国在英投资的安全风险政策，据认为英国负责情报和国家安全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对此感到担心。英国政府表示，针对外国在英国核电和关键基础设方面未来的投资，将采取“新的重大安全措施”。唐宁街说，在未来的核电项目上，英国将采取“特别股份”，以便有能力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所有权的变更。但是《泰晤士报》说，这些新措施不大可能适用于像Hikvision这样的出售技术而不是在资产方面投资的国营公司。报道说，Hikvision的许多摄像头能自动识别汽车牌照，追踪移动车辆或使用热感影像在夜间观察。大多数镜头都能连接到互联网上。

该报引述英国情报机构军情6处(MI6)前官员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说，可以入网的镜头有可能被用来做很阴险的事情。“我可以假设中国一名异见人士前往警察局寻求庇护，任何人都能猜想到可能的结局。我认为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很明显都没有答案。”

辛克利角核电项目的意义——《金融时报》对英国新政府批准中法合资辛克利角C核电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报道。分析指出，政府是在附加了“国家安全”保障条件的前提下批准这一项目的。文章还分别分析了欣克利角C项目，对英中法三国的意义：英国将得以保障未来全国7%的电力供给；中国将得以出口和对外展示自己的新一代核电技术与能力，且投资的六百亿英镑将得到约每年9%的投资回报；把核电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一大支柱的法国将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现有的核电工业规模，保障就业。分析也指出，尽管特里莎·梅首相的新政府继续宣称对世界开放，但是直接干预欣克利角项目的抉择势必给世界留下她比前任卡梅伦更愿意直接干预重大项目决策的印象。

谢选骏指出：所谓“两大阵营”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或曰“自由民主阵营和专政独裁阵营”。上面的事情可以证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贪婪正在转化为自由的丧失，其结果就是“两大阵营殊途同归”、“全世界资产者联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