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台湾象征性地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

《美国这位政界大佬访问台湾！后果不敢想》（2018-03-25 VOA）报道：

曾积极推动《台湾旅行法》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Ed Royce）本星期访问台湾，期间将到台湾立法院与立委座谈，获颁台湾外交荣誉奖章，并与蔡英文总统会面。

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柏特提出的《台湾旅行法》共有80多位国会议员共同联署，其中包含罗伊斯。该法主张“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所有层级的官员互访”，被认为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规范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的一项法律。

罗伊斯众议员还大力支持一项可以令台湾人在台湾完成入境美国手续的构想。罗伊斯这次访台搭乘的是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从加州安大略机场至台北桃园机场的首航航线。安大略机场不是国际航班入关机场，没有设海关与境外检查中心。目前华航正在争取在台北的桃园机场设海关，使旅客可以在台湾机场完成美国入境手续的预先通关，相当于在台湾入境美国。

谢选骏指出：这两个发展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台湾“象征性地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这可不是天方夜谭。

“美国第51州”是个尚未实现的美国政治体。“美国第51州”，可以是一个政治术语，是指下一个将会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成员邦，但亦可以是一个幽默的片语。尤其在加拿大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当地人会说自己的地方已经变成“美国第51州”，用以讽刺自己国家大量受到美国文化影响，而自己的文化过度“美国化”，或者是在经济、政治或军事上与美国的关系密切。

美国国内可能的“第51州”
根据《美国宪法》第四条，美国国会有准许新州加入联邦的权力，只要新州是一个共和政体，且“完全的信赖和尊重”原有各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现时新州加入联邦沿用西北训令所规定的程序。由于有《1802年俄亥俄赋权条例》的先例，现在美国若接纳新州，需由国会通过一赋权条例，赋予新州立宪权，并说明国会对该州加入联邦的要求。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首都华盛顿特区作为联邦直辖区，一直被认为最有机会成为美国第51州的领土之一，而且市民一直非常支持该运动，并参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革命党的口号，以“需缴税却无代表权”（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作为运动的诉求口号。现时，这句话被印在了所有哥伦比亚特区新近发出的车牌底部，除非车牌申请人另外缴交一笔费用，以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网站的网址代替这句口号。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车牌则只印了口号的第一个字──“Taxation……”，但乔治·W·布什总统就任后，就把前任总统的车牌换了。
推动华盛顿特区成为第51州的运动促成了哥伦比亚特区立州党的成立。而这个运动曾差一点儿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成功。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哥伦比亚特区投票权修正案》。1980年华盛顿特区召开了制宪会议，并于1982年通过了《新哥伦比亚州宪法》。但哥伦比亚特区立州之路在1985年被终止，因为1978年的修正案无法在7年内获得美国全国四分之三的州议会通过而被确认，因此华盛顿特区至今未能获得国会代表权。建州一直不被共和党支持，原因是民主党在华府一直极具压倒性优势，建州将使民主党“自动”获得两席参议院及一个众议院，其中两席参议院的优势将使共和党更难以控制参议院。
另外一个建议是选区划分时将哥伦比亚特区并入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领地来自马里兰州和维珍尼亚州划出的，后来维珍尼亚州获得回赠供出的土地，现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只剩下由马里兰州供出的土地，因此将哥伦比亚特区并入马里兰州，可使华府市民获得国会代表权的同时，无须另立新州，亦不会减低民主党本已在马里兰州的优势。

波多黎各及维京群岛 （加勒比海属地 ）
波多黎各已经举行过若干次前途全民公决，选项包括成为美国第51州和维持现状，但每次都是支持维持现状的居民略多，不过每次公投支持成为美国第51州的人数都有所上升。
波多黎各在2012年11月6日举行了波多黎各政治地位公投。最终有53.9%的投票者反对继续维持原有政治地位，且有61.9%的投票者在政治地位需改变时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由此，波多黎各在美国国会的居民代表将向国会提议立法承认波多黎各加入联邦。议案需经众议院、参议院通过，并经美国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惟现在美国国会的多数共和党人被认为不希望增加以民主党人为主的地区建州（若波多黎各建州，民主党有望增加两个参议员及五个众议员席次），而明里暗里的横加阻挠，加上不稳定的财政措施，使得建州的路非常难。波多黎各人在美国总统大选同一日选出总督。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在岛上没有总统投票权，移居美国本土的州份则拥有投票权。但是波多黎各人可以参与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的党内初选的代表选举。尽管美国公民移居海外者可以在外国的大使馆等进行缺席投票，但是任何美国人移居波多黎各后将丧失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权（等同波多黎各人）, 除非以后再次移居回本土。
另一方面，美属维尔京群岛自身也是第51州的候选地之一，不过被视为冷门。再加上人口较少，独立成州的机会不大，因此有人提议美属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合组为美属加勒比领地（Commonwealth of PR/USVI）加入美国联邦。

美属太平洋领地
美国在太平洋上有不少领土，如未合并建制领土关岛、未合并非建制领土美属萨摩亚和北马里亚纳自由邦都有机会独立成为第51州。但这些领土独立成州后，根据美国宪法都会在美国参议院具有两个议席，但这些岛屿的人口之少，一个参议院席位已经十分过分，何况像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等大州已经承受相应的不公。因此，有建议让关岛、北马利亚纳及美属萨摩亚，成为夏威夷州的一个郡。
当然，上述组合后的州分合并后，给予与现在诸州相等的代表权恐怕惹来很大反响。1960年代后，美国国内曾出现大夏威夷州的概念，将当时美国辖下的太平洋岛屿，包括上述岛屿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与夏威夷州合并，组成大夏威夷州。但无论如何，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都不大可能独立成为美国第51州的候选地。

从现有联邦成员州的领土中划出
美国各州内部存在的矛盾，导致一些地方萌生独立成州的念头。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如有关各州之州议会及国会同意，美国未来的新州可以建立在某州之管辖区域内或合并两州或数州、或数州之一部分而成立新州。缅因州于1820年脱离马萨诸塞州加入联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纽约市
在各分离方案当中，最悠久的当属纽约市脱离纽约州独立成州的运动。早在1787年前后，纽约市民因纽约州其他地方的居民企图否决美国宪法草案，而提出独立成州，通过宪法的诉求。南北战争前夕，当时纽约市长费尔南多·伍德也提出，纽约市脱离纽约州，以“三岛自由市”（Free City of Tri-Insula）的名号独立成州。
1969年，有两位纽约文人以纽约市独立为纽约州，剩下的纽约州改名布法罗州（Buffalo，水牛城音译）为呼吁，竞选纽约市长和市议会议长，但竞选失败。
直到最近，由于纽约市民和纽约州其他地方的居民在两次大选中对乔治布什的不同态度，再加上州府和市府的政见纷争，导致纽约市脱离纽约州独立成州的运动再次蓬勃。纽约市议员彼得·瓦隆曾在2003年和2006年在市议会提出这个议案，后者一案正在讨论中。不过该运动的支持者，又分为支持“纽约五镇”独立成州的一派和支持五镇连同近郊各郡成独立州的两派。

芝加哥都会区
芝加哥市也有类似于纽约市的诉求，脱离其所属的伊利诺伊州，独立成州。其理据为伊利诺伊州的半数人口生活在芝加哥都会区。不过芝加哥市府和伊州府的纷争不如纽约的多，因此支持的市民不如纽约的多。

“杰斐逊州”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但在参议院的代表同其他州一样，都是两个。因此在二战前夕，加州北部诸郡曾建议和俄勒冈州南部一些郡合并为“杰斐逊州”。该建议因二战爆发而被搁置，值得注意的是，若当时这个重组方案实现，“杰佛逊州”会是美国第49州，因为那时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仍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不过，今天“杰佛逊州”仍是美国第51州的可能候选地。

“林肯州”
由于测绘人员的错误，1864年蒙大拿领地自爱达荷领地划出时，给爱达荷州留下了一条直通加拿大的狭长领土，是为爱达荷州狭长地带，而走廊和爱达荷州其余部分被山脉所隔。爱达荷州府原设于爱达荷走廊利维斯顿（Lewiston），1865年州府迁到走廊外的波夕（Boise），导致州政府对走廊内的管理更加困难。因此当时提出了爱达荷走廊独立成州的建议，但被否决。
在爱达荷州西边的华盛顿州也有类似的问题。整个州被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Mountains）分为东西两部，其中统治重心在西部，令东部较难管理。因此在1996年、1999年和2005年都出现了爱达荷走廊和东华盛顿地区合并成为“林肯州”的呼声，但头两次均不了了之。

“苏必利尔州”
密歇根州也有类似上述的情况。密歇根全州由两个半岛组成，上密歇根半岛和下密歇根半岛，两者之间为密歇根湖所隔。而全州统治中心在下密歇根半岛，因此上密歇根半岛的居民提出了独立成州的议题，并建议借半岛另一侧的淡水湖的名字，苏必利尔湖，作为新州的名字，是为“苏必利尔州”。

“德马瓦州”
由于历史原因，位于美国东岸的德玛瓦半岛（Delmarva），一直为特拉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三州所分据，因此由当地居民提出整个半岛独立成州。但由于特拉华全州位于半岛上，因此若整个半岛为一新州，特拉华州也会消失，一加一减，新成立的“德马瓦州”也只会是美国第50州，而非第51州。

“东田纳西州”
自从南北战争开始，由于政见与田纳西州另外两个大区不同，东田纳西在文化上都比较接近美国东岸各州。因此，不时都有人重提把东田纳西从田纳西州独立出来。

“新加利福尼亚州”
加州城市居民大都支持意识形态偏左的民主党，但加州农村居民则支持偏右的共和党，但由于人口差距悬殊，加利福尼亚州一直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自2017年特朗普接任美国总统后，由于其政策与加州政府对待移民和大麻和的态度截然不同，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和加州政府的关系紧张，但由于加州东部农村人口思想偏保守，所以加州东部居民希望成立一个独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加利福尼亚州（New California）。目前其已宣布成立，但由于还未得到美国国会的承认，所以暂时还不算一个独立州。新加州的范围包括除旧金山湾区以及大洛杉矶地区以外的几乎所有现有加州领土。

美国国外的讽刺说法

圭亚那
圭亚那国内也有类似的组织，推动圭亚那加入美国，成为其第51州。他们的理据是圭亚那人民和美国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举例声称道：七分之一的圭亚那国民具有美国国籍，而二分之一的圭亚那国民在美国居住。

菲律宾
菲律宾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过去亦曾为美国的殖民地。
一些菲律宾人倡议菲律宾应该恢复受美国管治，并成为美国第51州。但有意见认为，菲律宾的人口逾一亿，是加州的三倍。若加入，至少得分为三个州加入美国，分别为吕宋、维萨亚和棉兰老三州。

意大利
意大利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在意大利本土有第六舰队驻防，亦多驻防在西西里岛。
1944年，在西西里岛号称拥有4万党员的复兴党（Party of Reconstruction）曾发起要求美国承认西西里为美国成员州的运动。这是因意大利法西斯党垮台而兴起的西西里分离运动之一，立刻吸引了一些人的参与，因为西西里居民对于意大利王国政府长期忽视该岛的态度感到不满。此外，祖籍西西里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和1943年英军、美军发动的西西里岛战役，亦被认为是西西里地区分离情绪兴起的原因或推动力量。然而这项活动并未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任何回应，再加上1948年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后，西西里的自治权力有所提升，该运动逐渐没落。实际上，当时的美国仅有48州，因此西西里分离运动者的诉求是使该岛成为第49个州。

台湾
在台湾地区，以台湾建州运动发起人周威霖为首的政治团体主张台湾应为美国第51州[3]。衍生自台湾主权未定论的主张（与某些台湾独立运动人士主张相近），此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台湾为大日本帝国领土，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属太平洋战区 POA）被美军划分给同盟国中缅印战区统帅蒋介石执行军事占领，旧金山和约称日本政府仅声明放弃台湾之主权，台湾主权并非中华民国政府，故属美国未合并领土之一，应向美国申请加入成为第51州。
此一主张各有不同变型，例如：单纯成为美国未合并领土的美属台湾、主张“日属美占”的台湾民政府等。不过，台湾不像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有美军驻防，地理上太接近中国，不会被中国接受，法理上亦不可能。
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台湾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历任政府不论戒严时期及民主化后均奉行亲美政策，因此亦有讽刺指台湾为美国第51州。
2017年12月25日台湾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开放民众换发第二代护照，注意事项页底图引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照片，遭讥讽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中东国家
自2002年美军攻打及占领伊拉克及阿富汗后，某些人称呼这两国为“美国第51州”，讽刺美国政府和军方介入当地的事务。美军攻陷阿伊二国后，推翻当地原有的政权，成立新的民主政府，并维持驻军，协助维持当地的治安。因此，一些评论认为，当地的政府如同美国政府的傀儡政权，和美国的州无很大分别。
不过，由于美军后来允许其他国家派维持和平部队进驻阿富汗，因此“美国第51州”的名号更多用于形容伊拉克、巴基斯坦、叶门、科威特、巴林等中东和南亚国家，因为有美军在当地驻守，巴林更为第五舰队所驻地，变成讽刺该国是美国51州。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自二战以后，外交政策一直紧随美国，因此澳大利亚被讽刺为“美国第51州”。事实上，澳大利亚在二战以后历场涉及到所有美国在海外发动的战争，如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和美伊战争中都是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国防军甚至派部队协同美军作战。澳洲的大众文化一直深受美国文化所影响，政治制度亦与美国相近（如有与众议院相等权力的民选参议院）。一些年青一代甚至于近年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投票以决定让澳洲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第51州”。有人指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卫星国”，历届美国政府亦将澳大利亚列为最重要的盟友国之一，而历届的澳大利亚政府，不论左派的工党或右派的自由-国家党联盟，亦毫不掩饰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将美国视为自己最为亲密的盟国，并允许美国在北领地驻军，前澳洲总理约翰·霍华德亦曾讲过，澳大利亚就是“世界警察”美国在亚洲的副警长。

加拿大
加拿大时常被以美国第51州来形容，但这却在美加两国有截然不同的意思。
在加拿大可以是一种讽刺用法，在政治上指加拿大政府的外交政策亲美；在文化上也可以讽刺加拿大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同化；在经济上则是两国交易愈来愈密切，共同推动自由贸易。一度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自由党就曾在1993年竞选时刊出一幅描绘美加边境被抹去的海报，讽刺对手加拿大进步保守党的亲美政策。而有些人认为“美国第51州”的表述是一个悲观的表述，表示加拿大因上述因素最终为美国所并。
在美国国内，用“美国第51州”或“枫叶州”来形容加拿大是一种蔑视的说法，显示发言者看不起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自2003年后，因为加拿大反对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分歧加深。国内美国共和党及保守派曾在选举期间设计虚拟地图，把加拿大并入美国并涂上蓝色，讽刺加拿大的内外政策均与美国民主党一致。

以色列
以色列常常被揶揄为“美国第51州”，原因是以色列每年都会获得美国的大笔资金援助。有评论家以此名号暗示，美国的中东政策，倍受国内犹太人政商名流的影响，偏袒以色列。

英国
英国之所以被人形容为“实际上的美国第51州”，用意在讽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英国的影响。但这完全只是个消遣，实际上英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第51州，是由于美国宪法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然而英国是采用君主立宪制度的议会制国家，因此除非英国废除君主制或美国修宪，否则英国几乎无法加入美联邦。
在文化层面，一些英国文化认为“商业化”和“笨蛋化”是美国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在经济上，美国引入的超级市场和快餐店对英国传统的小本经营的家族企业带来巨大冲击。政治上，部分人认为大英帝国的衰败和美国崛起有莫大关系；英属殖民地的丢失和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的消退，被不少英国人认为是二战美军来援的代价。而美军在二战后借冷战之名驻兵英国，也成为美国对英国影响的象征之一，更有人批评指英国反过来被美国殖民。
而实际上，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很支持美国，维持特殊外交关系，往往有共同的外交立场，可谓“美唱英随”。不过有人指出，双方并非互相支持，而是英国单方向支持美国。认为英国单方向支持美国的人指出，当年英军及英联邦各国的部队到韩国协助美国打韩战，美国却无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出手相助；因此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英国政府公开挺美，导致不少英国大学生上街表示反对。而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因全力支持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而被英国媒体骂为“布殊的哈巴狗”和“美国第51州州长”。

爱尔兰
以甘迺迪家族为首，爱尔兰共和国是许多美国人的祖籍地，将近4000万美国人承认自己有爱尔兰人血统，美、爱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美、爱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都关系密切。今日，约10万美国人住在爱尔兰，而且不少爱尔兰公民，祖先都曾侨居美国。因此两国的亲密关系，令一些人说爱尔兰是“美国第51州”。

德国/奥地利
德国以及奥地利是许多美国人的祖籍地，美、德/奥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且美国在德国境内有约三万驻军，因此美、德/奥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都关系密切，而且不少德国/奥地利公民，祖先都曾侨居美国。因此两国的亲密关系，令一些人说德国/奥地利是“美国第51州”。

南韩
二战至今，南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仍依赖美国，而且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缘故以及一直受北韩的军事威胁下，驻韩美军依然在该国屯驻大量部队。

日本
在二战期间，尽管联合国保证了日本的主权受到保护，但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坚持美国应该并吞战败后的日本。然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军方否决了这种方案。战后由美军起草的日本国宪法中，除了保留天皇及君主立宪内阁制外，大体跟随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两院制及三权分立。
不过，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的第三条中，美国将琉球群岛中住有100万人口的土冲绳及小笠原群岛、火山列岛和硫磺岛交付联合国进行托管，美国一直管治这些岛屿，直至1972年才逐步移交日本。
至今，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仍依赖美国，而且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缘故，驻日美军依然在该国屯驻大量部队，因此被讥为美国变相的第51州。如2006年，北韩即发表了不欢迎日本参加六方会谈的声明，原因是“日本是美国的第51个州”，只要“在家里等美国通知”就行了。
2016年2月17日，日本自民党籍参议院议员丸山和也在参议院宪法审议会上提出日本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设想，称“一旦日本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日本州’将拥有最多的议员，‘日本州’出身的议员则很有可能会当选美国总统”，丸山同时称“美国现任总统是黑人，说白了就是奴隶，而美国建国之初根本没想过黑奴会当上总统”，这一涉及美国奴隶制度的敏感言论随即遭到舆论声讨。

肯尼亚
肯尼亚时常被如此戏称，由于第44任美国总统巴拉克·欧巴马是肯亚裔人士，有些人讥讽肯尼亚是“美国第51州”。

谢选骏指出：台湾如果真能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那对中国可是一个莫大的好事，因为中国从美国获益就更容易了。而且有了美国这样强权作为邻居，俄国再想欺侮中国、从中国割走大片领土，就比较困难了。俄国在中国的代理人黄俄从中国滚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就叫做“以夷制夷”。因为日本作为俄国的制衡力量，已经不堪重负了。

谢选骏：贸易战不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歇火后，韩正竟就中美贸易战强硬表态》（2018-03-24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于当地时间3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会上呼吁合作，并警告贸易战的后果。

美国广播公司（ABC）3月24日报道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4日警告称，“贸易战”将损害所有人的利益，但未表明北京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就钢铁和技术争端升级之际的下一步行动。

韩正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对国际商业领袖发表讲话，呼吁合作，以使经济全球化“造福所有人”。

他说，“贸易战对任何国家都无益，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和负面影响。”

韩正没有提及特朗普的名字，也没有直接提及与华盛顿的争端，但这位新任经济沙皇24日警告称，北京将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政府周五（3月23日）发布了一份产品清单，拟对价值3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猪肉和不锈钢管。

中国商务部表示，这些举措与特朗普早些时候对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上调有关，但一场更大的战争正在酝酿中，以回应华盛顿所说的北京对海外技术的不当收购。

全球金融市场担心中国的报复可能会促使其他政府提高进口壁垒，削弱全球贸易。

韩正呼吁其他国家政府“同舟共济”，“让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并有利于所有人”。不过，他也强调，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很低，这表明北京不可能向华盛顿作出重大让步。

韩正再三承诺，规划中的中国市场开放将为外国企业创造新的机会。

其他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人员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公司董事长、总裁罗睿兰（Virginia Rometty）、 道达尔首席执行官潘彦磊（Patrick Pouyanne）及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等。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论坛上承认西方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对进口控制的需求，并表示企业必须采取行动更广泛地传播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与此同时，港媒《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3月24日会晤了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国企业高管人物。报道称，这些外企多为美国公司，与王岐山会面的商业巨头包括谷歌行政总裁皮查伊（Sundar Pichai）、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公司董事长、总裁罗睿兰（Virginia Rometty）、美国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和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线上支付Paypal联合创始人蒂尔（Peter Thiel）、波音公司董事长及总裁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等。

彭博社23日曾报道称，美国高科技巨头的领袖人物此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多做生意。往年这些公司的这个举措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报道称，但是随着中美世界两大经济体即将打响贸易大战，这些企业要实现这个目标将会比以前更为艰难。

谢选骏指出：韩正不仅没有脑子，而且丧失立场，因为他竟然胡说，“贸易战”将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全称判断的水平，可以说低于一个高小水平的顽童，他就凭这个当上了副总理？大家想想，如果“贸易战”真将损害所有人的利益，为什么很多人大力支持贸易战呢？难道这些人都是像韩正一样的傻子？难怪大家说，专制集权是一种逆向淘汰的制度，越是傻子越能做官。

谢选骏：说你交你就交了，说你没交你就没交

《冯小刚向房产税“开炮” 都交过税 为何又要交？》（2018-03-24 金融家）报道：

“房产税”喊了八年，一直都是“狼来了”，然而今年两会上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房地产税，真的要来了。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导演冯小刚发言，针对“两会”期间热议的房产税话题，冯小刚认为应当“做广泛的民意调查，也参照国外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结合，它必须是合情合理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表示：征收房地产税，已经是确凿无疑的方向。
面对房地产税的来临，许多人在高兴之余也打了一个问号：房地产税能给过热的楼市降温吗？
房地产税
在详细论述房地产税之前，辨析两个概念，房产税和房地产税。
简单说，房产税是房地产税众多税种其中之一，但却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税种。
房产税2011年时，已经在上海和重庆试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今年的两会上，史无前例的提到了一直以来呼喊声很高的房地产税立法。这给房地产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征收房地产税,已经是确凿无疑的方向。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表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两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开门见山称，房地产税主要是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个人财富集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筹集财政收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
人民日报更是给出了确定的时间点：2020年前完成房地产税立法。
自从2013年中央首次提出“住房不炒”的口号，房地产税的立法逐渐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外界对房地产税立法的完成时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乐观。毕竟每一项法律的实施，都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何况是房地产税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
但是，永远不要怀疑政府的工作效率，新任发言人张业遂已经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房地产税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和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目前正在进行第一阶段起草的工作。
这次，不会再现“狼来了”的故事。
房地产税立法难在哪
“我希望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广泛的民意调查，也参照国外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结合，它必须是合情合理的。”
冯小刚说的不无道理，房地产税立法很难，它的痛点很多。
首先，房地产评估问题。
对于房产的评估，现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能实现标准完全统一。即使是发达一线城市，房屋的真实成交价也和评估价差距很大。
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或许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些城市的房价暂时呈现稳定的状态，但是在二、三线城市，表现的很突出。
一般情况下，地税局的房屋估价会比真是成交价低30%-50%。
在许多发达国家，为了解决此问题，会将评估和征收分开，并且将房产进行分类，且将权利下放到下级机构。
其次，重复征税。
目前国内房地产征税不是对购房者征收，而是对开发商进行征收“土地出让金（70年）”，已经相当于变相征收了房产税，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存在变相征收的嫌疑。这显然不是购房者所希望看见的。
最后，用何种形式征收？
有专家建议，按套数征收、按家庭人口征收的、按人均面积征收、按阶梯税率征收……
按套数征收的话，高产人群拥有一套豪宅和中低产阶级几十、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征收的税费一样，也不是很合理，但是确实能抑制炒房客。按人均面积征收的话，拥有住宅面积越多，税费越高。
此外，对于刚需者来讲，应该降低或者免征税，让那些拥有多套、炒房的人来兜底。
试点推行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一二线城市会首先试行，对于人口流出地、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会推迟试行或者不施行。
不论哪种形式，对于高杠杆炒房客来讲，都是一个噩梦。
房价会下跌吗？
“房地产税可以对控制房价起作用，但或许起不到关键性作用。出台房地产税必须慎重研究，希望相关部委深入调研，广泛交流，出台切实合理、科学的细则。尤其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征税要慎重”
作为地产大佬许家印，很清楚的明白，即使是房地产税实施，对抑制房价的作用也不大。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确实很高。很多人希望趁着房地产税的来临，让楼市冷静下来，以便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房子。
但是，出台房地产税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降低房价，而是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长效机制。
也就是，房地产税的征收，和其他税收一样，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或者不主要是降低房价。
以日本为例，1950年开始征收房产税。在地方税制改革中引进了固定资产税，主要对土地、房屋等征税。
每年1月1日在房屋登记簿上登记的产权所有者，有义务向所在的市町村缴税，标准税率为1.4%。而东京都心23区的产权所有者需要将税金缴至东京都而非各自市町村，这是一个特例。
但是日本依旧于1970年迎来了房价的飙涨，1980年更是抵达了泡沫的巅峰。
韩国(专题)征收房地产税的原因，是抑制炒房现象，但是也不是为了抑制房价。韩国从2005年开始征收房地产税，几经波动，目前的版本是李明博版本。
从2008年开始实行减税政策，调整了综合不动产税，把征税对象上调到价值9亿韩元以上的住房，把税率下调到0.5%至1%。
房地产税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这一点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都可以证明。
而房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单靠房地产税的实施，是控制不了的，供求关系、房地产政策等，才是更深层次的因素。
而且，即使是房地产税真的来了，买房的成本真的下降了，买不起的房子依旧买不起。唯有一种办法可以抑制房价，在转让环节收重税。
在房地产税方面，真的要非常慎重，起征点起码要惠及广大人民的基本居住需求，让更多的人住得起房。

谢选骏指出：冯小刚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在党国体制之下，“说你交你就交了，说你没交你就没交”——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还当什么名导？还当什么政协委员？赶紧下课吧。免得冷冻甚至双规。

谢选骏：政治正确主义的合理性

政治正确（英语：political correctness；缩写：PC），是指使用一些用词及施行部分政治措施，避免冒犯及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不能冒犯少数族群、女性、不同性取向、宗教信仰或持不同政见者，及残疾人士。少数族群包括以国籍、种族、宗教划分的族群，与本国主流族群相比。“政治正确”不限于“用词正确”，也包括观点、立场、政策和行为的“正确性”，不能违背被认定为“正确”的立场。“政治正确”也被应用于非针对特定人群的范畴，例如气候变化、动物权益。
事实上，其执行结果却一直富有争议。在一些美国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及不少评论员的观点中，政治正确一词本身“政治不正确”，属贬义词，与假道学的意义相类，且会威胁社会的言论自由，对社会价值观构成威胁，而相关“政治不正确”言论是否构成歧视存在争议。支持者则认为，倾向采用较中立语言、文明用语来包装政治正确的语句，本质上并没有冒犯任何人，并批评部分反对者以“反对政治正确”为理由，借此煽动仇恨及分化社会。
“政治正确”在其他不同的社会中，其语义可能有不同。本条目只讨论起源自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现象。

释义

尊重某些弱势群体，为了避免真实存在的或对他们不公正的歧视而采用的变换另一种称呼的行为。政治正确的一个目的是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例如为了避免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心障碍、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或不满。
支持者认为，政治正确有助于唤醒公众的无意识的偏见，使得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无偏见的语言可以称谓与大众不同的人群，而避免“伤害”他们。
反对者认为，政治正确只是在逃避问题，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根据科学研究，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最早提出语言影响思维，因此通常用来描述人群的语言是有影响力的。虽然这个论断仍然很有争议，但是政治正确是基于这个理论的。例如政治正确认为，使用具有性别歧视的词语会促进性别歧视的思想。

中文

老人——长者（香港）
低能、弱智——智能障碍、心智迟缓（台湾，香港）
口吃、结巴——言语障碍
哑子——失语人士
瞎子、盲人——视障人士（台湾，香港）
聋子——听障人士（台湾，香港）
自闭症——社交障碍
残疾人——身体障碍者
变性人——跨性别人士
蕃人、生番、蛮族、土著、山胞——台湾原住民（中国称作台湾高山族）
游民——街友
失业——待业（一定时间内）
野狗、野猫——流浪动物（浪浪）
吸毒、吸毒者、道友——药物滥用者、滥药者
出狱者、释囚——更生人士（台湾，香港）
娼妓、男妓等——性工作者
人蛇、偷渡客——无照入境者
非法移民——无证移民、逾期移民
恐怖组织——极端组织
尸体——遗体

外文

英语的Anno Domini（基督纪元、主后，缩写为AD）、Before Christ（基督纪元前、主前，缩写为BC）——Common Era（公元，缩写为CE）、Before Common Era（公元前，缩写为BCE）；改用“Common Era”可避免冒犯非基督教徒，不过批评者认为此举实属无聊及无需要，因为“Common Era”的纪年仍是与耶稣基督的诞生相关。
在英语中，主席是女性时，使用chairman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改用chairwoman又被批评强调了性别，另改用chairperson又被批评是回避性别问题，于是改用chair一词称呼主席。
伊斯兰国——达伊沙（Daesh，代表不承认其为伊斯兰教国家及代表伊斯兰教）

民族与宗教

一般语境下的政治正确的目的有两重意义：更正多数人认为的歧视语或者差别用语，以平等对待被称呼的群体。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美国人在1960年代开始使用“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来代替以前的“黑人”（Black People）一词，甚至是更早之前的“黑鬼”（Negro、Nigger）称谓。但是这种称谓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群，例如“黑人”这个词算是中性，勉强通用，今日美国白人或非裔都经常使用，而“黑鬼”则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恶劣的种族歧视。但是在非裔年轻人之间，可能会使用“黑鬼”这个称谓来表示亲昵，不过，如果这个称谓被其他族群使用，则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种族歧视。
政治正确亦都用来包含最多不同阶层的人。一个例子是有些西方国家用“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s）或“季节祝福”（Season's Greetings）来代替“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来祝福不信奉基督教或不庆祝西方节日的人。

举例
外省人——战后移民（台湾）
外籍劳工——移居劳工、移工（台湾）
逃逸/非法外劳——失联移工（台湾）
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新住民（台湾）
黑人——非洲裔人士
圣诞节（Christmas）——耶诞（台湾）、冬节（Winterfest）、冬季节日（Winter Holiday）（不等同冬至）
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s）、季节问候／季节祝福（Season's Greetings）、Merry Xmas（中文仍译为“圣诞快乐”）
圣诞树——节日树、假期树（Holiday Tree）
复活节——春季节日（Spring Holiday，不常用）
复活蛋——春天球体（spring sphere，不常用）
（学校的）圣诞节假期、复活节假期——学期结束后假期
矮黑人——尼格利陀人

延伸

对部分文学作品而言，政治正确包括避免在作品内提及可能冒犯特定人群的事物，例如避免提及宗教的字眼，如圣诞节，以“节日”代替，以免可能冒犯非基督教徒，尤其是信仰其它宗教的人。
有英国出版商要求作者避免在作品中提及猪、猪肉或与猪肉有关的东西（例如香肠），以免冒犯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不过有犹太人团体表示虽然犹太教禁止吃猪肉，但没有禁止提及猪或猪肉，身为穆斯林的英国国会议员Khalid Mahmood也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禁止猪肉相关内容的做法是荒谬。另有意见认为出版社对猪肉的避忌是出于惧怕激进穆斯林而实行自我审查，譬如印度教徒视牛为神圣，不吃牛肉，出版社在印度的子公司却没有要求作者避免提及牛肉以免冒犯印度教徒。英国有商场在圣诞节时候禁止基督教组织颂唱圣诞歌，也禁止圣诞老人派送礼物，以免可能冒犯非基督教徒。2006年在英国一个对2,300位雇主的调查显示有74%受访雇主因为担心会被指冒犯非基督教徒而禁止在办公室布置圣诞装饰，虽然实施禁令的雇主对此不太情愿，但是为了避免招致诉讼而不得不寻求自保。英国教育被指受政治正确影响，有学生因为在上宗教课时候拒绝进行伊斯兰教形式的祷告而遭受校方惩处；也有许多学校为了避免冒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学生而不向非穆斯林和非犹太教徒学生提供有猪肉的午餐。
在加拿大，一些人为避免作出“政治不正确”的言行，不敢公开庆祝圣诞节，也有政府部门明令禁止在办公室挂上圣诞装饰。
在美国，纽约市的教育部门列出了一份不适宜在小学测验中出现的字词清单，包括“生日”，以免引起不庆祝生日的耶和华见证人学生不快，“恐龙”则可能引起支持创造论家庭的学生不快，“有泳池的屋”也不应提及，以免引起家里没有泳池的人不快。该清单被批评为政治正确作祟。

统计数据

“政治正确统计数据”（politically correct statistics）是指经过“政治正确”考量而得出的统计数据，例如警察避免对特定族群进行不符合人口比例的截查，以免得出对特定族群不利或是被认为对特定族群有偏见的统计数据。

“政治不正确”的后果

在西方，公众人物发表在种族（包括以国籍或宗教划分的族群）、性别、性倾向或残疾议题上“政治不正确”的言论，除了有可能被批评为歧视外，也有可能导致失去工作甚至招来民事或刑事诉讼。

批评

中国《人民日报》认为在政治正确思潮影响下，中国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纲上线思维方式已在西方国家出现。
有观点认为，主张“政治正确”者“站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拥有道德的光环”。一些人可能是机会主义者，做出政治正确的行为是为“赢得个人的道德优越感”使然。
有看法指出，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是“把迫害者和被害者的道德位置颠倒过来”，但其实不然，因为政治正确为求的是减少社会对非主流群体的偏见。
澳大利亚，有部分基督教人士批评“政治正确”在实行时出现双重标准，特别是限制基督徒表达意见的自由，使基督徒成为政治正确双重标准下的受害者。
2009年，英国一名6岁女童因为在学校内称一名11岁黑人女生的脸像巧克力而被举报，被投诉者的家长被告知该“种族主义事件”已被记录在案。被投诉者的父亲批评，校方对一名孩子的童言童语反应过度，“政治正确”已步向疯狂。校方则表示事件未被记录于电脑资料库内。
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后，一些右派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多年来奉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纵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
2015年跨年夜德国数个城市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后，由于犯案者大多是北非裔和阿拉伯裔难民，德国各级政府及媒体为了“支持收容外国难民”的政治正确而隐暪事件，在案情曝光后招致各界强烈批评，有评论认为“德国人为确保‘政治正确’付出惨痛代价”，认为“政治正确”是“造成德国今天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惜代价的追求‘政治正确’正在给德国、给欧洲制造混乱甚至悲剧”。
2016年7月，法国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后，波兰内政部长布拉查克认为事件是欧盟多年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政治正确造成的后果，他表示“这种做法应该就此结束”。
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击败民主党的希拉蕊·柯林顿，赢得总统大选，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就是对民主党“政治正确”的公开挑战。 川普认为“政治正确”是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沈旭晖认为川普之所以在共和党党内提名初选领先群雄，“反映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充满反弹”，原因包括“政治正确”被认为已演变成“逆向歧视”，威胁言论自由。有评论认为不少美国人已对“政治正确”生厌，只是不敢说出来，川普就像是《国王的新衣》中的小男孩，说出众人不敢说的真相。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在2016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默里认为“政治正确”严重败坏了美国的大学系统，让美国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他以“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为例，虽然它是存在于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该人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即使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及被冠上“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的罪名。虽然解决问题需要了解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但是人们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因为害怕受指责而不敢谈论。默里批评“政治正确”扼杀了人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时间将会证明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许多“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立场其实是十分愚蠢的。

谢选骏指出：政治正确主义的合理性就在与历史研究发现了许多西方历史上血腥黑暗令人作呕的秘密。例如在一部BBC拍摄制作的《大不列颠城堡的秘密》（secrets of great british castles，2015年）系列里，所展示的英国历史，那才叫卑鄙下流残暴无耻呢。比中国历史上所黑暗的东西，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现在网上流传的伊斯兰国的暴行，与英国人的暴行相比，都可以说是小菜一碟。英国当局的这些严重罪行，并非全是过去犯下的，很多就发生在不久之前。而BBC能够推出这样自我批评的作品，显然是经历了政治正确的洗礼，否则，这样“自我贬损”的东西是无法出台的。由此可见，政治正确是西方社会良心发现的结果，是西方文明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捩点。所以对于尚未从马列主义野蛮化运动中走出来的华人来说，并不习惯西方式的政治正确。

谢选骏：中朝人民用精卵凝成的战斗友谊

《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林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0）：

摘要：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渊源久远。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朝鲜半岛的，其原因主要有：谋求生存（战乱避难、犯法避祸、宗族传布、东渡谋生），政治因素（政治亡命、外交出使、政治联姻、抗倭援朝），经济因素（外贸商事），偶然因素（遇风漂海），等等。经历漫长的岁月，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

关键词：中国；朝鲜半岛；移民；历史

 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朝鲜半岛的，从夏商周起，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移民原因主要有：战乱避难、政治亡命、外交出使、遇风漂海、犯法避祸、政治联姻、宗族传布、外贸商事、抗倭援朝、东渡谋生，等等。下面按照历史时代的顺序，试做简要的梳理。

公元前11世纪末-—公元前1世纪（箕氏朝鲜时期）

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灭殷，箕子出走朝鲜。据说箕子带领商遗民五千人到朝鲜，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史称“箕子朝鲜”。记载箕子去朝鲜的史料始见于西汉，如《尚书大传》、《史记》、《易林》等。《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史记》中记载，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易林》卷七《干下互上》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宜人宜家，业处子孙，求事大吉。”

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朝鲜国，古朝仙，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乙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

《后汉书·东夷传》载：“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 “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

《山海经·海内经》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似为‘险渎’之误），其人水居，偎人爱人。” 海内东经又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曰：“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

箕子走之朝鲜应在商亡国的当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断定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46年。箕子走之朝鲜的根本原因是逃难，不愿在周统治下当臣民。箕子抵达朝鲜是在大同江流域，即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地区。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高丽传》都记载高丽时期祀“箕子神”。“高丽王朝中期以后，朝鲜崇拜箕子之风大盛，求其坟莹立祠祭祀”（《高丽史》，卷六十三，礼五杂祀），列为王朝典礼之一。

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典籍如《三国遗事》、《东史纲目》等都以赞扬的语气记述了箕子的事迹。《三国遗事》载：“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朝鲜王朝安鼎福着《东史纲目》说，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042年）箕子受封于朝鲜，40年后箕子去世，享年93岁。箕子陵在平壤。据朝鲜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近年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四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相一致。

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朝鲜半岛出土的大量石斧、石镞、石刀等，其中的半月形石刀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可以推测，大量商民不愿受周族的统治，经过东北迁移到了朝鲜半岛。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朝鲜人一直尚白，与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丝作”有关。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上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其中，“日中”为白，“翰”指白马，祭祀用白色的牲畜。箕子是殷王室成员，将殷人尚白的风气传到了朝鲜，影响延续至今。

“箕子朝鲜”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鲜；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三国志》卷三0《韩传》注引《魏略》：“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亡，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盐铁论》篇三八《备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汉初）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燕之东地，即“属燕”之“列阳”，今大同江迤北、迤西。

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卫氏夺朝鲜、真番以后，箕氏进入“韩”地仍然称王。《三国志》卷三0《韩传》：“[朝鲜]侯准既 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

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四一）

传说中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着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西周的中后期，北方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向南迁移。约在春秋初年，其中一支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与当地的濊人融合形成沃沮、濊貊民族，同时在半岛南部与当地的濊人形成马韩。

《东国舆地胜览》卷三三：“全罗道益山郡，本马韩国，后朝鲜箕准避卫满之乱，浮海而南至韩地，开国仍号马韩。”“箕准城在龙华山上，俗传箕准所筑，故名焉。” 相随而来的，还有后被称为“秦韩”的士庶。

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

中国和朝鲜最早的官方接触和交涉始于战国中期，由燕国和箕氏朝鲜之间进行。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播汗为界，朝鲜遂弱。”即公元前280年前后，燕国派秦开为将，攻取箕氏朝鲜域外的西方地区。《史记·朝鲜列传》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蕃、朝鲜，为置吏，筑障塞。”说明燕国已在朝鲜设置官吏并修筑长城。“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这是说，燕、齐、赵的人民投靠箕氏朝鲜最后一个王准，箕朝准王把他们安置在西方。

从中国到朝鲜的移民潮大约开始于战国末期。

朝鲜半岛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明刀钱，也说明了燕国与古朝鲜的往来。

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之后，齐、燕等地人民为躲避苦役，不断逃往朝鲜半岛，被称为“故燕、齐亡命者”，其中一部分来到半岛南部的辰国，被安置到“东界地”。

在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由于当时秦国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朝鲜半岛。《后汉书·东夷列传·辰韩》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三国志》载：“辰韩……其语言不与马韩同……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这是说，他们虽为秦人，但不是来自渤海沿岸的燕人或齐人，因为他们所用的词汇不是齐燕一带的语言。《三国志》云：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 乐浪是朝鲜半岛濊貊人居住地。乐浪（濊貊）人、辰韩人远古都曾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中一支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上朝鲜半岛，另一支后代的一部分于公元前200年左右也进入了朝鲜半岛，这样，新来的辰韩人称乐浪人为“阿残”，就是说“我们的残部”，乐浪人和马韩人待他们如亲朋和上宾，和谐相处。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韩民族与中国东南方沿海浙江一带的人种最为相似。

据西晋陈寿《三国志·东夷传》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秦灭六国，到汉初刘氏王朝灭诸封国，由于避战乱，大批汉民流徙古朝鲜和三韩。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据《三国志》卷三0《濊传》：“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卫满时亡命来者数千人。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司马迁着《史记·朝鲜传》中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魁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这是在公元前2世纪记述的材料。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反叛战争再起，汉朝军队重兵镇压，卢绾北逃匈奴帐下。辽东、辽西兵乱，迫使中国北部、东部居民再度东徙。此时的箕氏王朝已经衰落，为了扩充势力而采取积极吸收中国流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燕地人民的逃亡。

燕人卫满率千余汉人渡过浿水，避入古朝鲜。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西汉初年，燕地人卫满率领一千余人，渡浿水，入朝鲜，投依朝鲜王箕准。”朝鲜王准把卫满安置在朝鲜西部，方圆百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指出：“汉初，卫满在朝鲜立国，在大同江南岸的王俭城建都，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浿水，一般认为是大同江。卫满的力量聚集雄厚之后，公元前194年，卫满向箕准假传汉朝大军要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守护。卫满率军攻占王都，驱逐准王，自立为朝鲜王，此即“卫满朝鲜”之始。卫氏朝鲜直接和大量地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发展进程较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弁韩、辰韩为快。这时大量的汉人进入了朝鲜。

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与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护塞外；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挠。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卫氏政权的势力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卫满之孙卫右渠时，不仅自己不肯再向汉朝朝贡，而且阻碍邻近部族与汉朝通商，同汉朝发生战争。其相尼奚谷（一字）因谏右渠未果，遂“东至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三国志》卷三十，《魏书·韩传》裴松之注引）。公元前128年，濊族的君长南闾反叛右渠，率领28万人归顺辽东，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帝遣军5万攻入朝鲜，朝鲜尼奚谷（一字）相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卫满朝鲜”遂亡。战争的结果，是汉朝在朝鲜及辽东地区强行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郡，史称“汉四郡”。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仍在平壤，管辖濊貊、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新宾地区），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朝鲜四郡任职，也有许多汉民前往经商、垦荒，形成王、韩、高等汉人大姓。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器皿，被称为“乐浪文化”。

“汉四郡”设立后，朝鲜半岛南部部落与北方保持密切来往，有些部落就是北方人南迁后与当地土著人杂居而形成的移民社会。汉四郡文化已影响到南端的济州岛等地。

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高句丽国。“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王纳之，分居六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句丽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 高句丽山上王二十一年（公元217年），“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僻地者数万口。”“灵地末，韩、濊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鲜卑、濊貊连连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东汉末，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人皆没入高句丽。高句丽又西侵辽东、辽西、右北平，亦掠有汉人。这些汉人大多融入高句丽及朝鲜人之中。

“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三国志·东夷传》）这里的“民”就是乐浪郡的的汉人。

“奴祖三十八年（公元前20），……前此，中国之人，苦秦乱，东来者众，多处马韩东，与辰韩杂居。至是浸盛，故马韩忌之有责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始祖》）

部分高句丽人南下，与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一道，于公元前18年，建立百济国。中国东汉建安年间，百济王仇首娶了割据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军阀公孙康的女儿为妃，百济得到公孙康割据势力的支持，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并逐渐统一了马韩各部落。

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人沿鸭绿江流域逐渐南下，占有朝鲜半岛北部。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32年时，新罗部族的首领令本部族六大姓氏改用汉姓，其中杨山部赐姓李，高墟部赐姓崔，大树部赐姓孙，于珍部赐姓郑，加利部赐姓裴，刁比部赐姓薛。

“儒理尼师今十四年（公元37），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分居六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儒理尼师今》）

“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

“山上王二十一年（公元216）秋八月，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山上王》）

后汉末，公孙康分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设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治下多是逃亡的汉人。带方郡城址位于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大岁戊申渔阳张抚夷”的铭文。张抚夷为渔阳（今北京密云）人，出任带方太守。葬于戊申年，即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这样的墓有两千座，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形制与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类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魏晋时期，朝鲜半岛北部有高句丽，南部有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

高句丽、百济、新罗与中国政权交往频繁，互派使节。

据《北史》记载，高句丽的“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人“……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

“辽之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越边。”（《朝鲜光海君日记》，卷165）“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护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公元313）七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王》）

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郡遭到高句丽的猛烈进攻，由此揭开朝鲜汉人大规模迁徙逃亡的一幕。

在朝鲜古坟里，发现许多东晋年号的墓砖，如泰宁五年（327）、咸和十年（335）、建元三年（345）、永和九年（353）、元兴三年（404）等，说明在朝鲜的汉人与东晋之间存在着联系。

“故国壤王二年（公元385年）夏六月，王出兵四万袭辽东。……遂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冬十一月，燕慕容农将兵来侵，复辽东、玄菟二郡。初，幽、冀流民多来投，农以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

由于辽东战乱不断，部分汉人流亡到朝鲜半岛，多选择比较偏僻的地区居住下来。

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把都城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迁到平壤。高句丽频繁朝贡于北魏，最多时达到一年三次。同时，高句丽也致力于发展同南朝的关系。

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22），北齐文宣帝遣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一次即遣回五千户，当有二三万之众。（《北史》卷九四，《高丽传》）

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

公元598年，高句丽王高元率骑兵万余进犯辽西，成为隋丽战争的导火索。隋文帝发兵30万，由大将宇文述率领进攻高句丽，结果大败，只剩2700人逃回辽东。有不少士卒流落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句丽不遵臣礼为由，调集110万大军征伐高句丽。此后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隋士兵陷于高句丽者甚多。据《册府元龟·奉使部》所载，陈大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51年）奉使高句丽所见，许多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隋人望之而哭者偏于郊野”（《资治通鉴》卷196《唐纪十二》）

百济、新罗都频繁地遣使通隋。《隋书·东夷列传》称百济国“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新罗国“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

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唐朝建立。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唐高祖和高句丽相商，互相遣返流亡人口。

公元648年，金春秋（后来的武烈王）朝唐，并留其子文注宿卫（实际上是做人质），达成与唐结盟的目的。公元650年，“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

公元660年，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13万讨伐百济，新罗王出兵相助，百济灭亡。

公元666年，唐高宗下令讨伐高句丽。公元668年，唐罗联军攻克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管辖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薛仁贵统兵2万，驻屯平壤。

唐朝与新罗也不断交兵。从公元671年到公元676年，史称“七年战争”。唐将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据《三国遗事》卷一“辰韩”条：“崔致远云：‘辰韩本燕人避之者，故取涿水之名称所居之邑里。’”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高丽王朝。王建源出周文王之裔王子晋之后。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国。高丽接收了逃奔高丽的渤海世子及其族众数万户。公元936年，高丽朝统一朝鲜半岛。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沿海（主要是山东、浙江一带）民众有不少由海路往朝鲜半岛。

五代时，朝鲜半岛进入短期的“后三国”时期。高丽以重金招徕汉儒。

宋元时期

公元960年，赵宋王朝建立，这是北宋。宋和高丽通使频繁。常有宋商在高丽与当地妇女通婚。高丽有意识地吸收和任用来自中原的文士才子。北宋人周泞随宋商船入高丽，官至礼部尚书。由于海外贸易得到发展，不断有人因经商而在高丽长期居住。在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留，强之终身。”（《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三，“高丽”）

公元993年，契丹进攻高丽。高丽与辽议和，奉辽为宗主国。慕容氏在辽东崛起，曾引起大批汉人逃往朝鲜。

公元1010年，辽40万大军东征高丽。

公元1016年，高丽改奉宋朝年号。

公元1022年，高丽复行契丹年号。

公元1115年，金朝建立。高丽经常遣使朝贡金国，金也遣使赴高丽。

还有些宋朝的使臣出使高丽，后因故留居高丽。牟庆在宋钦宗时曾任吏部尚书，1126年出使高丽。汴京被金攻陷后，牟庆留在高丽，被封为牟平君。

公元1127年，宋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王朝。宋与高丽、高丽与金形成三角关系。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1231年，蒙古大军兵临高丽，留下72名达鲁花赤（镇守者），对高丽进行监临统治。到1257年止，蒙古军先后7次征伐高丽。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以武力与高丽结成朝贡关系。元十一年（高丽元宗15年，公元1274年），高丽世子木甚（一字）与元世祖忽必烈幼女齐国大长公主在元大都成婚，揭开了为时近百年的联婚关系的序幕。不久高丽元宗去世，世子回国即位，为忠烈王。元朝往高丽派驻“达鲁花赤”，管理民政，还派官员70余人监督政务，并派大量军队驻扎高丽各地，是为屯田军、镇边军等。

自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至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元朝11次将罪犯流徙高丽，多在近海岛屿。也有很多蒙古人迁到高丽。

元朝末年爆发以红巾军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山东和辽东很多民众为避战乱迁居高丽。元至正十九年，“辽沈流民二千三百余户来投。”（《高丽史》，卷三九）

明清时期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高丽第一个与明朝建立藩属关系。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去高丽，召回“避寇东来沈阳军民四万余户”（《高丽史》，卷一三六）。

《明史·太祖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徙陈理（陈友谅子）、明升（明玉珍子）于高丽。”1373年，元朝焰硝匠商人李元流落到礼成江口，朝鲜著名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向他学习制造火药的技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定云南，徙元宗室梁王家属于济州岛。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奉使高丽，留居宝城，为宝城宣氏始祖。明翰林学士胡克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答礼使出使朝鲜，翌年闻中州沦没，乃隐于汉南，其后世以始祖乡贯巴陵为本贯。

公元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次年改国号为朝鲜，1394年迁都汉阳（今首尔）。朝鲜王朝与明朝使节往来频繁，并且互派通晓经史诗文的人出使。中朝贸易更为频繁。

公元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宣祖王向明朝求援。明神宗决定出兵援朝。战争持续7年，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有一些流散的士卒留居朝鲜。如曾任都司的施文用，“公疲劳兵间，疾甚不克归，遂留东国，游寓于星、陕之间。”壬辰至丁酉抗倭战争期间，明朝援军达20多万，将帅就有270名，入籍的有浙江施氏、徐氏、片氏、彭氏、刘氏、张氏，上谷麻氏、海州石氏、广州董氏、苏州贾氏等。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7月后，镇江等地辽东汉民逃入朝鲜者十数万。

“天启元年（1621），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经镇江逃往朝鲜者，达两万之众。”

公元1626年，辽东沦陷后，数十万人逃到朝鲜。

1627年，皇太极出兵3万进攻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皇太极集结12万大军征讨朝鲜。1637年，朝鲜仁祖王投降，朝鲜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清朝曾长时间在朝鲜驻军。双方开展燕行贸易和边市贸易。

明末清初之际，大批明遗民逃往朝鲜，包括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随凤林大君前往朝鲜的九义士及其后代、从海上漂到朝鲜的漂流人等。

东征将领在战争期间与朝鲜女子结婚，生下的子女多留居朝鲜。明朝灭亡后，有一部分东征将士的后代想方设法到了朝鲜。如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皆为东征时的名将，他们的后代有许多留居朝鲜。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被称为“再造藩邦”的第一功臣，他的长子石潭遵父遗命，奉母经辽东到了朝鲜；石星弟石奎之孙石继祖亦浮海来到朝鲜。他们虽居朝鲜，但始终保持明朝人身份。

朝鲜凤林大君曾作为人质居沈阳，回归之际，带去九位中国壮士，被称为“九义士”，其中有两个进士（黄功、郑先甲）。九义士的后裔成为祭祀明朝的专职人员。

1684年，于京畿道加平郡朝宗岩摹刻明崇祯手迹及有关思明手迹。1831年，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等移居于此，建大统庙，祭祀明太祖。

朝鲜学者朴趾源在《热河日记·渡江录》中记载：“今清陷辽，则镇江人民不肯剃头，或投毛文龙，或投我国。”“清军陷沈阳，明熊廷弼部将康世爵昼伏夜行，抵凤凰山，与广守人刘光汉收辽阳散卒共守之。未成，光汉死，世爵亦被十余创。自念中原路绝，不如东出朝鲜，犹得免剃发左衽。……遂渡鸭绿江，历遍关西诸郡，转入会宁，遂娶朝鲜妇，生二子。世爵年八十余卒。子孙繁衍至百余人，而尤同居云。” 为灾难所迫，东渡朝鲜半岛谋生者甚众，以山东籍为多。

1876年，李氏朝鲜最先开放釜山，后相继开放元山、仁川、新义州等。1882年发生“壬午之变”，清朝派三千余士兵由烟台往朝鲜，还有40名商人同行。之后，清朝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中国商人大量进入朝鲜提供了便利。许多人留居下来，其中最多的是山东人，占旅韩华侨总数90%以上，其次是来自河北、辽宁、浙江、江苏等的侨民。

近现代

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挑拨，不时发生排华事件，华侨人数急剧减少。1927年，在群山、仁川等地发生殴杀华侨的事件。1931年，日本殖民者策动“万宝山事件”，煽动韩国人大肆排华，仅在平壤就有240余名华侨被杀。之后，大批华侨相继回国。

据日本朝鲜总督府统计，到1922年时，旅韩华侨总数达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汉城、仁川等地，在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也较多。华侨人数最多时约有12万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又有大批华侨回国。到1945年，在韩华侨人数仅剩4万左右。

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先后成立。

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之后，陆续有以探亲名义或缔结跨国婚姻抵韩国而留居下来的。

从姓氏、地名看中国移民

韩国人的姓氏除采用汉字姓氏外，大部分姓氏直接来自于历史上的中国移民，被称为“归化”人，又称“投化”、“向化”。“所谓向化人者，古昔华人之漂到我地因为我民者也。” （《肃宗实录》，卷34，肃宗二十六年）。正如朝鲜学者李重焕所指出的：“自中原流落而为显家者，如温阳之孟、延安之李、骊州之李、南阳之洪、原州之元、海州之吴、宜宁之南、居昌之慎、昌原之黄。”（《地理志》总论）历史上人口迁徙很频繁，或因躲避战乱、通婚、随军驻扎留居、漂海东渡等多种原因。

据各种资料，兹列出部分：

南阳八学士：639年，高句丽营留王年间，南阳八学士洪、魏、吉、徐、房、陆、奇、殷、奉）远渡而来。

延安李氏：660年，唐高宗年间武将李茂跟从唐朝名将苏定方合里攻打百济，被封为延安伯，后世将居住地命名为延安。

金浦公氏：755年，唐朝18学士之一、鲁国王族后裔公允辅入籍。

水原白氏：780年，白宇经入籍，据称为轩辕黄帝的后裔。

旌善李氏：1126年，因避金兵之乱，安南国南平王的三子李阳琨定居广州。

青州史氏：1372年，明朝礼部尚书史鹞与长子重亡命高丽，定居青州。为东国史氏始祖。

苏州贾氏：1592年，明神宗年间位及枢密院使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贾维纶以苏辽按察使身份援朝；1597年与儿子样一起再领兵救援，在釜山之战中，父子阵亡。样的儿子在办完丧事后，入籍。

遂安桂氏：始祖为明朝礼部侍郎的桂硕逊。

宝城宣氏：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奉使高丽，留居宝城。

巴陵胡氏：明翰林学士胡克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答礼使出使朝鲜，翌年闻中州沦没，乃隐于汉南，其后世以始祖乡贯为本贯。

韩氏：“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签：案韩西盖朝鲜之误。”（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定云南，徙元宗室梁王家属于济州岛，“今元、梁、安、姜、对之籍以云南为姓贯” （《东国纲目地理考》济州条）。

有材料表明，林姓人在唐朝末年已到达朝鲜半岛。福建莆田人林蕴五世孙林八及从福建彭城（今惠安东岭一带）渡海，漂泊到新罗，定居于江华湾附近的平泽，称为海东林氏。其子孙后世分衍到汉城、镇川、安东、庆州、釜山、扶安、醴泉等地，已传至40多代，人口达120万之众。宋代，林完从中国大陆迁到高丽，历任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

壬辰至丁酉抗倭战争期间，明朝援军达20多万，将帅就有270名，入籍的有浙江施氏、徐氏、片氏、彭氏、刘氏、张氏，上谷麻氏、海州石氏、广州董氏、苏州贾氏等。

氏族聚居地往往与先祖所来的地方相关，如从“韩国归化姓氏及其渊源一览表”来看，有：延安车氏、太原鲜于氏、晋州姜氏、固城南氏、咸阳吕氏、安康卢氏、江陵刘氏、广州安氏、曲阜孔氏、青海李氏、苏州贾氏、陕川麻氏、青州史氏、徽州姚氏、淮阳李氏、浙江彭氏、潮州石氏、通州杨氏、济南王氏、新昌孟氏、杭州王氏、大同裴氏、奉化琴氏、海东林氏，等等。贯代表始祖始居地。

韩国地名中有：丹阳、江陵、襄阳、丽水、咸阳、晋州、陕川、镇海、梁山、泰安、广州、安城、洪城、黄山、安东，等等，这些地名也许与先祖的来历有关。

中国名人的后裔移民

中国历代移民朝鲜半岛者无数，其中有许多中国名人的后裔，如：

孔子52世孙（有说53、54世）孔昭（被封为卫灵公的孔浣次子），1349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随鲁卫公女大长公主至高丽，其妻室也一同前往。孔昭定居在水原，仿照曲阜孔子故里建造阕里祠。其后裔孔橡麟官至大司寇。孔明烈编有《东国阕里志》二卷。

孟子40世孙、唐朝五经博士孟承训，888年为传播儒教而来。第51世孙孟羲被认为是新昌孟氏始祖。

汉高祖刘邦41世孙刘筌，1082年入籍。汉灵帝三世孙原居韩国，后来和其子一起率众移居日本。

董仲舒43世孙董承宣作为明朝接慰使于高丽末期定居于荣州。

诸葛孔明20世孙诸葛公巡，于新罗与德王年间（826—836年）入籍，于高丽高宗年间，其33世孙诸葛泓、诸葛滢兄弟分为诸氏和葛氏。

朱熹曾孙朱瓒，1224年率七学士来到罗州，在绫州定居。他在当地宣讲理学，影响甚大。朱子学成为朝鲜时期的统治学说，朱瓒亦有贡献。

岳飞7世孙李之兰，为李成桂建立李朝立了功。

文天祥之17世孙文可尚移居韩国。他作诗曰：“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稀；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郎几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归；华音已变嬗裘弊，谁识山东旧布衣。”

还有不少明朝抗倭援朝将领及其后裔，在各个领域为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在韩国的史书、地方志、文集、族谱、实录、档案中有大量记载。

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互相移民（从朝鲜半岛到中国的移民当另文论述）。从中国到朝鲜半岛的移民，不管最初是由于什么原因，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事实，值得好好总结。

谢选骏指出：如上所述，则与其说“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不如说“中朝人民用精卵凝成的战斗友谊”，更为贴切。其实，中国和越南、日本之间也有这一源远流长的“殖民关系”。

谢选骏：满洲人为何对英国人扒皮抽筋凌迟正法

网文《鸦片战争时期的清这样处理英夷女战俘及黑夷》（2010/7/2）写道：

导读：战俘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同文明冲突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战俘，体现着冲突双方的观念、相互认知和交往方式。鸦片战争史研究中，战俘问题一直是被忽略的战争组成部分。鸦片战争时期战俘的获取、处置、交涉，以及其中反映出的观念，是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也是由此观察清王朝的一个视角。

一、鸦片战争时期获取战俘情况

鸦片战争期间首次抓获俘虏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六七月间，英人占据定海之后，先后俘获“黑夷”6名，分别是马默、加海、金玛、马拉南、故林和温咁，均系孟加拉国人，在英船服役，并非士兵。他们都是在定海一带购买牲畜、砍柴割草或孤身行走时，被清兵和当地居民抓获。因为都是单个被抓获，所以被俘时并未抵抗（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413页。）。8月20日以后，又陆续抓获英军俘虏28名。其中在余姚一次就抓获20名。

8月19日夜，有英国兵船数只驶入慈溪县观海卫洋面停泊。宁波府知府邓廷彩会同江苏候补知府黄冤等文武官员带兵于20日抵达观海卫，发现一只五桅英船停泊在洋面。船上放出两只舢板驶向岸边，英军蜂拥登岸。清兵奋力迎击，在岸边用长矛杀死英军7名，生擒4名，其余英军逃回舢板。五桅帆船赶来支援后撤离。

与此同时，余姚县知县汪仲洋会同该县文武官员带兵在一个叫利济塘的地方防堵英船。汪仲洋命令两只巡逻船出洋寻探，若遇英船，设法诱使其靠近济塘，以便攻击。因为该处塘边均属软沙，英船吃水较深，一旦驶入沙涂，必被陷住。20日晚上，在慈溪受到阻击的英船驶至余姚，见清军巡逻船兵员稀少，便尾随追击，结果陷入沙滩。到21日早晨，船越陷越深，英军开始张皇失措，清军乘势驾驶小船靠近，在舱内生擒英军22人，其中两人因伤势严重随后死去，并缴获铜炮2门。其余英军驾舢板逃窜。

随后，与慈溪、余姚相邻的上虞县知县龙泽澔和会稽县知县许发和也带兵在县境踏浦港和沥海所防堵，两地近在咫尺，声息相通。23日，两只英船从东驶近，清军开炮抵御，一船逃窜，另一船被潮水冲入内港，被清军开枪开炮击毙10余人。清军进入船舱抓获英军5人，其中女性1名。该船及军械一并缴获（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15-417页。）。

所有战俘随后被解往清军兵营受审。经审讯了解到这28名俘虏中，英国人13名，其余为孟加拉人和吕宋人等。其中水手13名，士兵7人，厨役3名，雇工1名，军官4名，女俘1名，系英军武官的妻子（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23-424页。）。据英军头目交待，英军占据定海后，又派船在江浙一带洋面游弋窥探，伺机抢掠牛羊，此次从慈溪、余姚、上虞、会稽一路被阻击，死伤惨重，被俘多人。这是鸦片战争期间最成功的一次阻击战。

另据琦善报告，道光二十年(1840)秋天，在广东抓获有白种英国人1名，系在澳门教书，被居民抓来领赏。黑人2名，系雇工（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7页。）。

道光二十一年(1841)2月，有4只英国船只在浙江定海一带停泊。2月28日，一名白夷被诱擒，另3人被击伤，并缴获枪支弹药等物。被俘的英国人喂啉示嘚是奉命运送粮食到定海接济英军的。该船从英国出发，在海上航行半年多，到达浙江洋面。这时英军船只已驶往广东。该名俘虏是在打探英军船只去向时被诱擒的（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89页。）。当时喂啉示嘚带领5名黑人，手持鸟枪，乘坐舢板在青龙港一带游弋。镇海当地居民严鹤林等人手指树林，作鸟鹊飞腾状，然后手指鸟枪作打鸟姿势，引诱喂啉示＠(3)等上岸打鹊。等英人一上岸，立即动手围攻，将喂啉示嘚头部和手指砍伤抓获（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82页。）。

道光二十一年(1841)7月27日，在镇海一个叫盛岱的地方，有英国人20余名驾驶舢板小船登岸窥探，遭清军和当地居民伏击，未经抵抗，被生擒白人和黑人各一名。其中被俘黑人因伤势过重，在押送至镇海城外时死去。被俘的英国人名哩温，28岁，系货船哩哪号的副船主。奉英军司令璞鼎喳之命，装载烟土洋布等货物，随同另两只英国货船从广东到浙江，以销售货物为名，探听各处口岸防守情形，出入路径。三船在浙江洋面游弋五六日，因缺少淡水食物，准备坐舢板上岸抢劫，遭伏被砍伤后俘获（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84-87页。）。

鸦片战争期间抓获俘虏最多的是在台湾。

道光二十一年(1841)8月15日，有一桅大号英国船只带数只舢板在台北鸡笼口外洋面停泊。16日，该船进入鸡笼口岸，并对沿岸清军炮台开炮，清军也开炮还击，打断英船桅杆，英船在撤退时撞上礁石损毁，英军纷纷落水。清军派兵船赶往，擒获黑夷43人，割取黑夷首级4颗；知县王廷乾派家丁，随同县丞，带领屯丁乡勇驾快船出洋，生擒黑夷31人；淡水同知曹谨的亲属和家丁生擒黑夷5人；当地乡绅和义勇生擒黑夷25人，割取首级1颗；守备台协千总陈大坤等驾船参与截击，在野柳鼻头洋面，见英人十余名驾舢板逃跑，遂开炮将其击沉，生擒黑夷18人，割取白夷一人首级。16日晚，淡水厅得到报告，有白夷带领黑夷20多人，驾舢板一只，在大武仑港外逃窜。淡水厅于是派船搜寻，于17日早晨在观音山追及，战斗中刺死白夷2人，杀死黑夷17人，生擒黑夷9人，夺取大炮4门。此外，在17日的搜捕过程中，在外洋一岛屿上发现藏匿有白夷2人，红夷5人，均被清兵杀死，割取首级带回。19日和23日，还在海滨捞获白夷尸体两具，其中一人穿着红呢军服。此次鸡笼、淡水之战，共抓获俘虏133人，缴获大炮10门，以及大量弹药等物（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88-190页。）。

道光二十二年(1842)，台湾又再次俘获大批英俘。1月24日，有3艘英国三桅船驶入台湾洋面，淡水地方官员派人雇渔船，扮作汉奸在港口附近侦察。到2月30日，果然发现一只英国三桅船随带4只舢板试图进入大安港。清军一面在大安港防堵，一面在土地公港埋伏。英船见大安港兵勇众多，退出外洋。这时，官方雇用的广东人周梓乘渔船前去与英船上的广东人搭话，引诱其从土地公港进入。英船进港过程中触礁搁浅侧歪入水。埋伏的清兵开炮攻击，英船被击破，船上英人纷纷乘小船逃窜。清军乘机围攻，杀死白夷1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18人，红夷1人，黑夷30人，广东汉奸5人。缴获洋炮13门（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2页。）。

在定海第二次为英军占领后，清军和乡勇采取游击战的办法，又擒获黑夷2名。二十二年正月，余姚所属石山渡有四只英船驶入，清军发起攻击，斩取白夷首级一颗，生擒黑夷1名；此外，在定海城东也生擒黑夷1名（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3页。）。1842年2月13日奕经报告浙江羁押的英俘人数是白夷4名，黑夷5名（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98页。）。2月29日又报告续获白夷2名（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58页。）。3月4日，清军设伏在定海焚烧英船，随后，埋伏在定海城内的清军放火焚烧英军营房，杀死英军数十人，生擒白夷1名（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34页。）。在其后释放英俘时，已总共达到26名（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36页。）。

二、战俘的处置

1、杀俘泄愤

在浙江抓获英俘温哩后，提督余步云准备将这名俘虏好好养活，随时询问敌情，或者派其他用场，留作谈判筹码。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认为“不斩间谍，虽系行军成法”，但该名俘虏在被抓获后割去左耳，且身负重伤，未必能养活；即使能养活，由于言语不通，对方又很狡诈，所供情报真假难辨，弄不好反而会上当。若留作谈判筹码，更会动摇军心。广东局势反覆就在于战和不定。现在厦门又已失守，再无和谈可能。而且英军骄横已极，不会因为不杀此俘就不来浙江滋扰，也不会诛杀此俘就更猖獗，所以不如杀俘以坚定军民抗敌决心。于是，裕谦决定处决温哩。又因为据温哩说在广东就有裕谦将英人剥皮的谣言，索性发令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宁绍台道鹿泽长，将温哩绑出营门，先将两手大拇指连两臂皮筋剥取一条，留给裕谦做马缰，然后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已经死去的黑夷米哈叨也割取首级，剥皮示众，要让“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以杜其首鼠两端之念”（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84-85页。）。

2、就地正法

按照惯例，对擒获的俘虏，基本的处置办法就是就地正法。达洪阿在台湾擒获首批英俘后，给道光帝的奏折衷就声明所获夷人派人押解到郡，“容俟讯明恭请王命正法，以彰国威而壮士气。”（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90页。）后来，御史福珠隆阿建议对台湾抓获的俘虏暂缓正法，讯明情况加以利用。达洪阿在给道光帝汇报审讯情况的奏折衷再次提出，福珠隆阿建议的将英俘押解到省讯办，不仅押解官兵和船只缺乏，而且这些黑夷都系英属各岛乌合愚蠢之众，对英人的内幕不甚了了，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要是在押解过程中被英人劫走，更不成事体。所以要求“应否仍照臣等原议即行在台正法，以彰国宪，而快人心”。道光朱批“甚是”表示赞同（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5页。）。对台湾第二次抓获的49名英俘，道光指示台湾总兵达洪阿进行审讯，了解英人为何来台，内中有无头目，以及中国沿海英军和汉奸情况，获取确实供词。取供之后，除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俘与上年所获130余名俘虏，均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63页。）。

与此同时，浙江的英俘由于处在战俘交换交涉中而受到优待。道光帝4月26日上谕中又重申“前获夷匪160余名，业已谕知即在台湾正法，计此时当已接奉，着即遵旨办理。”（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60页。）

达洪阿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将9名英人头目和2名帮助翻译供词的汉奸“严行禁锢，候旨办理”，其余英俘139名，在台就地正法，以振国威而快人心（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61页。）。

伊里布为与英方交涉归还定海，对被俘的英人不仅不加诛戮，反而待以酒肉，并派中国人服侍。对女俘另派两名中国老妇侍侯。浙江士民无不愤恨。裕谦对伊里布对待英俘的态度大为不满，“今既擒获逆夷，自应即行正法”，使“该逆夷闻风惊惧，不敢往来无忌，如入无人之境”，“以作士气而快人心”（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90页。）。裕谦在对该俘审讯后，会同提督余步云委派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持令箭将英俘绑出营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采取的是就地正法，事后才上报道光帝。道光帝对此颇为赞许，称“所办是”（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26页。）。就地正法的理由是：“查该逆夷等，因天朝不准贩卖鸦片烟土，辄听英夷调派，分至各省滋扰，实属罪大恶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5页。）

3、谈判筹码

在伊里布与英方交涉交还定海的过程中，清方一直将战俘视为交换筹码。为此，伊里布对被俘的英人给予优厚待遇，不仅不加诛戮，反而待以酒肉，并派中国人服侍。对女俘另派两名中国老妇侍候。英方答应交还其占领的定海，但要求释放在浙江的战俘。伊里布同意将抓获的俘虏，除病死4人外，其余遵照谕旨概予释放，等英船起锚撤离定海之时，押至船内交接。1841年2月3日，伊里布派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带兵3000，横渡定海，于4日登岸，从英军手中接受定海城池，当即释放英俘，5日，英军离开定海南去（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70页。）。

4、交换战俘

交换战俘是英军首先提出的。1842年1月29日和3月5日，英军在宁波城外和慈溪城外抓获清军官兵40多人。3月18日，英军头目照会扬威将军奕经，如果清军将所俘英国人一概释放，英军也将送回被俘的清军官兵（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86页。）。奕经接到英方照会，因对方对俘获清军的两次战斗没有说明而深表怀疑，认为英方实属狡诈，不知是何居心，殊难测料。于是和浙江巡抚刘韵珂再三商量，决定暗中设法暂时虚为笼络，以便拖延时间，一面请示道光帝是否释放英俘以交换中方被俘官兵（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98页。）。道光帝指示，对被俘英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是否是头目，先询问清楚。将英俘暂留省城妥善安排，不准立即释放，更不准遽加杀害，将此意思设法让英方知道，以防清军官兵被害（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30页。）。奕经得到道光帝指令后，将英俘安置在省城偏僻处所，赏给食物银钱，加以安抚，借以牵制（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58页。）。

被俘的英人也开始和英军通信。被俘的白人船主写信给英军，说“中国政府款待我等极善，所赐我等之衣食银钱甚丰甚美”（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65页。）。英军士吸乾布尔也在信中说：“中国官府待我等甚好，我等每人各有一间房屋，终日开而布闭。所给我等饮食极丰厚，尽我等之所用。”（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28、227页。）英军头目也给英俘写信，称正在设法营救他们。要英俘与中国官府说话要极其小心，最好少说为妙。并且要他们让中方知道，如果稍有虐待，立刻大兵压境（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27页。）。

在未得到中方承诺的情况下，3月14日，英方首先释放了11名清军被俘官兵。这11人都是在宁波作战时受伤被俘的。英军将其囚禁在宁波府衙署内，五六人居一处，单独拘禁。每天供给两顿米饭，没有接受过审讯。只是在被释放时，英军头目告诉他们，现在先将你们放回去，如果中国官府将英国人放回，便将全部被俘清军释放。随后每人发给洋钱三到五元不等，派人将其送出城。清军也将被释放的兵勇安置调养，根据受伤轻重酌量给赏（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25页。）。3月25日和27日，又有义勇7名和清军官兵19名被释放，每人发给洋钱两元，制钱一串，并带有英方给英俘的信件。至此，所有被俘的41名清军官兵，被释放39人，只留有2人，英方承诺将来亲自送还（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54页。）。

直到此时，清方仍无释放英俘之意。究其原因，此时中方以战为主；而且释放战俘要道光帝同意，无外在压力也就搁置一边。直到4月9日英军攻陷乍浦，并逐步逼近省城时，英军又由一名被俘满兵带信给奕经，称又俘获清军官兵60余人，如将以前擒获的英人释放，英军也将擒获的清军官兵释放。奕经等误以为英军进犯可能为索要战俘，在这一战守两难，省城危机时刻，不得不设法羁縻。于是发给英军一照会，称英俘已送到嘉兴，由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就近办理。并释放黑夷一名交送照会。一面派人将英俘13名转交给耆英等处理（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00页。）。耆英接到奕经的通知后，立即派人将英俘火速押解乍浦，准备交还给英军。此时，英军已有撤退迹象。耆英指示押解官员，如果乍浦还有英船，将战俘及时交还，如果英船都已开走，则仍押回省城（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23-324页。）。后由于英船全部撤走，这13名英俘与后来抓获关押在绍兴的3名英俘一起押回省城羁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59页。）。英军撤离乍浦时，将俘获的清军官兵57人释放。这些人多属满营官兵，被俘关押期间，英军“日给饮食，并拨医调养伤痕”，临行发给每人“京钱六千文”（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22页。）。直到5月11日，英军战俘才被释放。奕经给道光帝的奏折衷，解释了释放的理由：一是英俘囚禁在省城，难免有英军解救战俘而攻城的谣言，造成人心浮动；其次，英方屡次释放中方战俘，如果不作回应，无以折服其心；此外，英俘中并无较大头目，设有多大价值。其实，还有关键一点奕经没有提到，就是此时英军占据上海等地，江浙形势危急，清方已转为以和为主。道光对此也只能认同（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433页。）。

5、利用战俘

利用战俘，了解信息，为我所用，是清政府另一战俘处置形式。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福珠隆阿上奏，建议将台湾抓获的“罪夷”暂不就地正法，迅速解往省城，寻访通晓夷语者数人，随同官员刑讯逼供，了解敌情。一、让英俘供出在英方做事的汉奸头目的姓名和籍贯，以便了解其是否有家属在内地，如有则选择一人，假装投敌，暗中招降，如能在英人中做间谍立功，则予重奖。二、让英俘将该国制造火药和千里镜西瓜炮的秘诀明白陈说，如果试验能成功，则免其死罪放归；如果不能制造，也须供出在何处可以购得。一言不吐者，施以酷刑。三、让英俘供明英国军队必须中国内地何物接济，惧怕中国那一类进攻战术。四、让英俘供明该国制造枪炮弹药需要中国内地何种物料，中国的硝磺米石是从何处偷运到英国的，以便严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68-369页。）。道光帝随后指示钦差大臣和沿海官员，以后一旦抓获夷匪，要详加审讯，照福珠隆阿的建议办理（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70页。）。

6、和议释放

1842年中英在南京签署条约后，中方开始无条件释放英俘。早在这年7月17日中英战事还在激烈进行时，道光帝给达洪阿指示：所获英俘如尚有未经正法者，暂时拘禁，听候谕旨。开始留后路（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17页。）。8月26日，闽浙总督怡良接到钦差大臣耆英的咨文，称与英方所签和约条款中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一体恳恩释放”，并得到道光帝的批准，于是当即致函达洪阿遵照执行（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41页。）。达洪阿接信后，将剩余的9名英俘头目和两名“汉民”妥为安顿，宣布释放，并添置衣物，雇请大号商船，送往厦门。只是随后因台湾杀俘问题中英产生交涉，才推迟了释放时间（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06页。）。在浙江，奕经在接到和约议定后，随即将尚在羁押的英俘10名释放（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16页。）。

三、台湾杀俘事件交涉

释放侵台被俘英军问题的交涉，最初由英国直接“差人前赴台湾，索取前获英俘。因总兵达洪阿不收文书，不令进见，是以将原文送至厦门。”（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22页。）闽浙总督怡良接到英人关于“请释台湾俘囚”文书后即上奏朝廷。

道光帝据怡良所奏，于11月7日向军机大臣连发两道上谕，表明其在释俘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其一，谕怡良等饬台湾镇道将英俘解省交英官收领。谕曰：“现在英夷业已就抚，所有台湾被获夷人，自可施恩放还。着怡良等即饬台湾镇道，将前获夷人委员迅速解赴省城，由该督等派员送至鼓浪屿，交该夷官收领，并取回备查。至所获夷人有前经正法者，并着晓谕该夷目，系未经议和以前之事。俾该夷目畏威怀德，不至有所藉口，是为至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24页。）其二，着达洪阿等将英俘迅即解省。谕曰：“现在英夷业已就抚，所有台湾拿获夷人，除未经就抚以前业经正法外，余着达洪阿等迅即委员解至福建省城，交怡良等转交该夷目收领。”（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467页。）

从道光帝上述两道谕旨可知，在释俘问题上的态度是：第一，同意将未正法的俘虏如数交还；第二，对议和之前已被正法者不应追究。

此间，闽浙总督怡良、福建巡抚刘鸿翱得悉，侵台被俘英军在议和前除病毙外，多数已被正法，仅存11人。对此，怡良、刘鸿翱上奏道光帝，认为：“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一节，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存仅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贴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376页。）



道光帝对怡良等的担心明确表示：“台湾两次拿获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经议抚以前，其严行禁锢之红夷头目颠林等，现因抚议已成，谕令释回，达洪阿等接奉此旨，自必遵办。着怡良等于解到时，派员送至鼓浪屿，交该夷目收领，并取回照备查。倘该夷或有间言，惟当谕以前此所获各夷目，彼时未定抚议，是以依法办理，即如两军临阵，互有杀伤，事后复责令偿还，断无是理。该督等务当明白宣示，俾该夷等畏威怀德，不复有所藉口，是为至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472-473页。）

1842年11月12日，达洪阿、姚莹奉旨将颠林等9名被俘英军送至厦门。11月下旬，璞鼎查向闽浙总督怡良提出照会，称：璞本人“于十月十九日（1842年11月21日）至厦门，询知前在台湾遭风难民，被总兵达洪阿妄称接战俘获，冒功捏奏，混行杀戮，恳代奏请皇上圣鉴。”璞鼎查的照会由两江总督耆英于12月14日“代奏”至道光帝（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572页。）。但据当代研究表明英船并非“遭风难民”，而是执行军事任务的船只（注：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尽管如此，但由于耆英、伊里布、怡良与璞鼎查交涉软弱无能，又由于璞鼎查的骄横狂悖，道光帝迫于内外压力，于1843年1月初令怡良赴台查访。道光帝在1月7日的上谕中说道：“现在因尔等陈诉，大皇帝已命闽浙总督怡良前赴台湾，如查明达洪阿有冒功妄杀情事，一经奏到，自有处分。”（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709页。）4月8日，怡良将赴台访察情形上奏朝廷，称：“两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搁浅，并无与之接仗计诱该道所奏者。”据此，道光帝于4月23日发出上谕：“达洪阿、姚莹均着革职，解交刑部，派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审讯，定拟具奏。所有台湾、鸡笼、大安两次保奏出力人员，除义勇人等外，其文武员弁曾加奖励之处，均着撤销。”（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18页。）达洪阿、姚莹革职解交刑部，台湾所有文武员弁受奖励均撤销。

四、战俘问题反应的观念

清方对俘获战俘相当重视。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胜利。如在浙江报告抓获英俘后，道光对如何抓获该俘表现出浓厚兴趣，而裕谦详细告知（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26页。）。而对抓获大批战俘的台湾官员姚莹、达洪阿，道光帝大加赞赏，称之为“大扬国威，实属智通兼施，不负委任”（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60页。）。裕谦更是悬赏捉拿英俘：生擒逆首义律、懿律伯麦者，每擒一名赏洋银五万元；生擒白鬼子一名者，无论是兵是商，赏洋银二百元；生擒黑鬼子一名者，无论是兵是奴，赏洋银一百元。杀死白黑鬼子，将首级来献者，照生擒例减半论赏（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86页。）。所有抓获英俘的人员，都受到了清廷的重赏。

清政府和英方对战俘的处置是在无国际惯例情况下进行的，所体现的主要是各自的观念。就清朝一方看，对战俘无一定政策，依据战、和局势而定。主战派和“剿夷”政策主导时，便采取“就地正法”的处置方法；而主和派在和谈期间，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将战俘作为筹码，或交换战俘。战败则无条件释放战俘。英方则主要是要求释放战俘或交换战俘。

现代战争中，对战俘的处置涉及人道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优待战俘。在这一点上，英方大体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清方则从实用角度考虑，在和谈时过分优待，如交涉英军交还定海过程中，伊里布对被俘的英人不仅不加诛戮，反而待以酒肉，并派中国人服侍。对女俘另派两名中国老妇侍候。

浙江的英俘通信权利是经道光帝批准的，意在羁縻安抚英军。道光要奕经告诉被俘英人，在回信时务须从实写明中方对他们的优待。如果英军优待被俘的清军官兵，中国断不会将英俘遽行杀戮。如若清军有一人被伤害，则英俘性命即不能保全（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42页。）。

但另一方面，又对战俘“就地正法”，甚至剥皮抽筋。政策反差很大，基本不涉及人道观念。处决战俘，一方面是出于对外敌入侵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对“英夷”的蔑视，这在裕谦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裕谦在奏折衷一再将英人称为“丑类”、“禽兽”，体现了“夷夏之辨”文化观之下生命价值的不对等。因而，他将英俘剥皮抽筋便不难理解。收复定海之后，因民间坟墓有遭盗掘情形。裕谦查寻到该处埋有英军尸体数百具，于是愤恨之余，将其一一刨出“挫戳投诸海中，以免污我土地”。道光帝对此大加赞赏，在裕谦奏折上朱批“亦可稍称一快”（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19页。）。当然，裕谦只是极端的例子。但对处决战俘，在当时清方却是普遍认为天经地义。

在与英方交涉台湾释放英俘时，姚莹告知英方官员，台湾两次俘获英人一百八九十名，除病死数十人外，只留下9人，其余皆正法。英人问为何正法，姚莹的回答是：“尔国犯顺，彼此正当交战，焉有不杀之理。因天朝以德怀远，不轻杀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获夷人，皆羁留久之。及尔国在浙江、江苏屡次伤我官员，害我百姓，是以大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五月后方遵旨正法，仍留头目九人，已署格外施恩”。此说似乎言之成理，因而“该夷官语塞，其形益恭”。姚莹在给道光帝奏折衷称：“自古驭夷不外恩威信三者。台湾两次擒斩夷众，已足示威；生释夷俘，又已施恩”；此外，释放在台遇险英人以示信（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34页。）。

道光帝在处理台湾杀俘事件时也辩称：“倘该夷或有间言，惟当谕以前此所获各夷目，彼时未定抚议，是以依法办理，即如两军临阵，互有杀伤，事后复责令偿还，断无是理。”（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73页。）即杀俘是“合法”的。并明言“各国遭风难夷例得邀恩抚恤，示以柔远之仁。若正当战争之际，突有夷船驶入境内，即使真有遭风情形，安保非用计装捏，伺隙滋扰。台湾两次办理夷俘，均在未经议抚之前，系属正办。”（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646页。）

但英方显然对虐待和处决俘虏反应强烈。在《噗鼎喳为台湾杀英俘事宜之告示》中宣称在台英俘“均被抢剥衣物，裸体牵拉，解至台湾城内，四散分派监禁，来往稀少，信息不通，凶款恶待，旦夕饿死”。英俘283人“据所述先后惨情，或被台湾凶官枉杀，或因饥饿恶待在彼苦死，种种凶酷实情，未可推驳”。“而本公使因念英国官员每遇擒获兵民，即行宽恩释放，比之此等凶官，土地悬绝，愿众民共知，是以刊刻布示”。虽然不无要挟之意，但观念差异显然可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06-507页。）。

在交还战俘过程中，还可以看出，双方从猜疑到建立信用，这是战争时期重要的交往形式。在谈判交还定海过程中，伊里布将抓获的俘虏，除病死4人外，其余遵照谕旨概予释放，等英船起锚撤离定海之时，押至船内交接。可见对外夷并无信义可言（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69页。）。道光帝对英俘的释放也颇不放心，指示伊里布等英军交还定海后才可释放（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18页。）。而英方在谈判过程中也要求将英俘先行释放，然后才归还定海，显然对清方也缺乏信任。最终达成人地两交。当然这其中还涉及要按中方认可的规矩办事，即道光帝所说的符合“体统”（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51页。）。

在准备接受定海过程中，清方调集兵力，一方面是形成收复定海假象，以挽回颜面；另一方面也确实做好了作战准备。因为“该夷居心叵测”，此次所称交还定海，似乎也确实准备实施，但“犬羊之性，难以理测”，所以要“兼筹攻剿”，防止中其奸计。于是伊里布拿出1万两银子，叫人秘密前往定海，雇募乡勇，准备火攻器具，在定海县城附近埋伏。并命诸将领到定海后察看情形，如果英人无意交城，立即督率清兵和乡勇尽力攻击。同时将英俘临阵先行正法，以鼓舞士气（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52页。）。大概清朝的君臣都认为自己是讲信用的，而外夷无信用可言。英方也有类似想法。这在两国交往之初是一大障碍。最后，伊里布派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带兵3000，横渡定海，从英军手中接受定海城池，当即释放英俘，次日，英军离开定海南去。至此，中英战俘交涉圆满结束（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70页。）。这次交接的成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起码对伊里布来说是成功的经验，也初步与英军建立了外交上的互信，这是后来伊里布被革职后，英军仍要求伊里布作为和谈对手，以及伊里布复出并主导对英谈判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对敌凶残是人类的本性，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满洲人对英国人扒皮抽筋凌迟处死就地正法，是其体现。甚至直到百年之后的二战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军战俘也采用类似的办法处理。而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对一个文化圈内部采取了交换战俘的做法，而不同文化圈则采取了买卖战俘的做法。这不仅是基于商业的习俗，也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这样会使得战争更像是一种竞技比赛，而不像是生命屠宰。这是由于基督教主张，生杀大权应该由上帝掌握，人不该逾越法规随便杀人。东亚社会传统上由于没有接受基督教观念，所以就使得战争变得格外残酷，成为自然减员的一个过程。

谢选骏：中华主义对决西方精神

网文《西方神话何时破灭？要等中国知识界！》（2017-07-04观察者网）说：

“西方世界”或简称“西方”这一观念，在欧美知识界，很多人是当神话来说的，其性质，类似于中国人说《山海经》。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这类话语的关键，是要有人信，只要有人信，就一定有人说。

任何神话，都是制造者和接受者的合作，缺一不可。人类具有自我神化的天性，历史上大小神话层出不穷，但长时间屹立不倒的神话，一定是成功俘获了人心、被信众死死抱住不放、顽固地当作自己信仰中心和精神支柱的那一类。

从制造者方面来讲，“西方”这一神话，从西欧基督教诸国向东方的进军开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历史中逐渐成型，又伴随着数百年来科学的发展，被一代又一代欧美知识分子东拼西补，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产品，服务于新老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和霸权。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其实无可厚非，换谁都一样。不要说全球霸权，哪怕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最高权力，也都有与之配套的政治神话作为支撑。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很多哲学家都说过了，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一般来说，只要本国有过一段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时期，无论是美英法，还是德意日，其知识界都会经历一次集体升华，进入到新境界，从此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经过一段时间，共识自动形成：“西方”这个概念作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的政治神话需要，应是一个集体创作，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就像是一个商品系列的总品牌，专门为消费者整体的心理接受和思维定式而打造出来，并服务于全系列的各个商品。

于是，需求推动，共谋合成，西方神话就此应运而生。

再看接受者。就以中国为例，一方面，中国人是“西方”这个品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没有过自己的帝国主义时代，大多数人对于霸权与神话的关系不甚了了。

有客观原因，中国的知识界早先忙于考虑如何救亡图存，后来考虑如何奋起直追，再后来考虑如何与国际接轨，从大清国衰落之后就基本上没再接触过如何扩张和争霸这类问题，“国际政治神话学”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结果导致很多人轻易就把神话当真理，把伪神当真神，尤其是知识界，“唯西主义”长期以来是绝对主流。

拥有庞大、优质、坚定的海外信众，西方神话自然会长盛不衰、屹立不倒。即使制造者已开始放弃这个品牌，开始谈论“西方的没落”、“西方的衰亡”、“西方的崩溃”了，但由于其神话基础在东方和南方的广大亲西方群体中依然牢固如初，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神话也还将完整如初，鲜活如初。

这就是关于西方神话问题的当前现状。实际上，神话制造的高潮时期早已过去，除了西方大众媒体还在拿神话当游戏在那里自娱自乐，很多严肃的知识分子正在当真地研究“西方衰落”问题和“后西方”时代了。而与此恰成对照，反倒是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严重落后于时代，出于某种目的甚至某种利益考虑，死守西方神话，死忠西方伪神。

这就意味着，西方神话将如何破灭，现在不再取决于西方知识界，而取决于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将如何觉醒，如何放弃旧的观念，重建新的认知。

鉴于此，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新的理解框架，即“西方”观念的外造、新造和伪造三个方面，以推动这一认知过程。

一、“外造”的西方

西方作为一个文明，被认为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一个优势文明，不仅区别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而且被认为优越于所有“他者”文明。

这个认识，显然与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全面胜利有关。战后欧美的知识界、文化界和舆论界，在乐观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大量的协同努力，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强化了西方文明是优越文明的认知，使得人们淡忘了“西方”这个观念真正的来龙去脉。

被忽略的事实是：“西方世界”或简称“西方”的这个东西，其出现以及其定义，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反而是通过与“东方”、“南方”、“其他”这些“他者”地区的“他者”文化的观念对立中被人为创造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只要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非常显著地“他者”，“西方”的观念就会出现，其定义也随之清晰。“他者”的特征越鲜明、越真实，“西方”这个观念也越鲜明、越真实。

反之，一旦没有了显著的“他者”，或者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西方”这个观念也会趋于暗淡，而内部的对立冲突则上升为主要矛盾。

历史并未远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二战时，美英苏同盟国集团与德意日轴心国集团进行了殊死搏斗，战争被定义为“自由”战胜“法西斯”，势不两立，绝无互相认同。那时的“西方”，像是一个过时的观念被人们送进了历史，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谈论“盟国”的事业和“盟军”的胜利，都在期待“自由”和“解放”的到来。

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形势突变，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历史一夜之间恢复了原貌，“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被重新提起，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又共同集合在了“西方”的旗帜之下，后来甚至还包括了日本这个地理上的远东国家。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才是当下真正的“他者”，“盟国”关系结束了，“铁幕”将其一分为二了。现在的“我们”又回归为历史上的“基督教国家”，“西方”必须通过与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和“第三世界”的“他者”对立而重新建立起来。
这就是“外造”，一个新的“西方”——以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美英加澳新）为主、包括了臣服者部分欧洲和日本的一个国家集团统称——通过与非常真实的“他者”的对立，而获得了自身的真实性和内在同质性。
由于二战结束后被西方所确定的“他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铁幕”以东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另一个是所有前殖民地国家即“第三世界”。所以，这个被双重“他者”所决定的西方也被创造成了一个双面结构——一面是“自由”或“正义”的化身，面对“专制”或“邪恶”的敌人与之战斗；一面是“先进”或“文明”的化身，领导“落后”或“野蛮”的世界走向光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早在战前，一些试图阻止这场“欧洲内战”的知识分子就努力致力于创造出关于欧洲“自我意识”的想象，试图为其共同体所代表的价值标准给出某种定义。在那个时期，关于“西方”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欧洲人的先祖到底是谁？这类问题，还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问：
“我们自己，我们欧洲人，如果我们不是宁愿奉苏格拉底和西塞罗、摩西和耶稣为我们的先祖而不愿把那些曾经居住在凯尔特和日耳曼大森林里的野人视为祖先的殖民地居民，那么我们又是谁呢？”（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
这个设问，即反映了西方缺乏内部同质性而必须依靠外部“他者”来“外造”自我意识的困境。在当时，“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蓬勃生长，而“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却还在各种理不断剪还乱的观念纠缠当中，前者压过了后者，结果就是英法一方以“保卫文明”的名义投入到了针对“野蛮人”德奥同盟的战争中。
再往前追溯，还可以看到穆斯林世界在帮助“西方”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外造”作用。
近代之前，西欧是一个处在文明边缘地带的地区，南欧的地中海城邦国家与北欧森林里的蛮族部落，从文明上根本就是对立的，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认同，“西方”的观念完全无从谈起。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穆斯林世界这个“他者”的出现，“西方”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个世纪才能出现。
英国学者马克西米·罗迪逊说：
“远在其成为一种问题之前，穆斯林就被当作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了”。“伊斯兰的形象不仅仅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绘制的，而是来自拉丁基督教世界逐渐演化的意识形态统一体。这就产生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敌人的特征和形象，从而使西方把精力都集中在十字军东征上。”（《欧洲的东方神话》）
这个看法可以得到很多支持。实际上，自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西欧基督教国家进攻东方，而不是穆斯林世界进攻西方。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其时的西欧对于东方世界毫无吸引力。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写道：
“在西欧的所有敌人当中，伊斯兰世界实际上是最不具威胁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华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封建社会》）
另一位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也认为：
“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没能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欧洲经济史》）
“外造”不同于“内生”，由于“西方”这个观念自身没有什么历史文化根基，难以自然产生并自成一体，所以主要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而创造出来，而且随着“他者”的变换不断改变自身的定义和内涵。在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殖民地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先后扮演了“西方”的“他者”对立面，协助了“西方”神话的缔造。而在“他者”形象并不显著的时期，“西方”的观念就会自行破碎，甚至根本不存在。

二、“新造”的西方

确切说，任何文明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个性质，就像是人格心理学所揭示的，“自我”的很多特性都只能在对照当中形成。例如中华文明也是在几千年的“华夷之辨”中造就并凸显了自身的特殊性。
但是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而进入世界文明舞台，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十字军时代。就是那一批以夺回圣城的名义涌向东方的基督徒掠夺者，构成了“西方”的雏形。
在此之前，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还处在没完没了的激烈冲突当中，誓不两立，为了圣灵是来自圣父还是圣子之类的教义诠释，互相威胁用地狱之火烧死对方。在这个野蛮愚昧的人群中，如果有人宣称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应该团结一致，估计也会被活活烧死。
但由于穆斯林这个异教徒“他者”的出现，形势陡变。拜占庭皇帝的特使于1095年来到皮亚琴察面见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阁下倾基督教所有力量协助我们抵抗异教，以保圣教的安危。”教皇立即表示了同意，并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开始不遗余力地争取各方首领的支持，哄骗和劝说他们参加对东方的远征。
回顾地看，这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次统一。如果说，这就是“西方”的核心部分，直到1946年丘吉尔也仍然要用基督教文明来重新唤回“西方”的定义，那么850年前对于“基督教所有力量”的这一次召唤，也就相当于是“西方”观念的第一次诞生。
“正是欧洲野蛮人与伟大的东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诞生。”1995年伦敦出版的《发明欧洲》一书中这样写道。
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几万人的大军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发。历史学家彼得·佛兰科潘认为：“为了地位、财富和尊严，被现实利益所引诱的欧洲诸国，即将在遥远的疆土上展开他们的首场争斗。……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从逐渐将自己拖向中心到最终成为中心，这就是近一千年来西方崛起的历史。而真实的西方，主要就出现在这段历史时期，此前历史里的“西方”，都不是真实的。
中华文明的“华夷之辨”至迟从周公制礼乐就已成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种久远深厚的内在同质性和一致性，在“西方”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这个新兴文明实际上无法与其他悠久文明相提并论。
“新造”的文明，一定是“外造”的，因为它所借助的“他者”文明，是比它更悠久、更高级的文明，可以提供足够的特性供其形成借鉴或对立。若进一步类比，就相当于中华文明外围的次生文明，如朝鲜、日本、越南、西夏等。这些边缘文明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跟随中华而形成，也可以通过否定和对立踩着中华而蜕变，就像19世纪中期以后的日本的所作所为那样。

三、“伪造”的西方

认识到“西方”观念的“外造”和“新造”性质，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关于“希腊伪史”、“罗马伪史”、“文艺复兴伪史”之类的观点会层出不穷，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地否定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而且在学术上也不能成立。
简单说，当近代欧美学者试图将古耶路撒冷、古希腊和古罗马都说成是“西方”的前世，将摩西和耶稣、苏格拉底和西塞罗都说成是“西方”的先祖时，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即将别人家的家谱和祖宗牌位搬到自己家的祠堂里来了。
如果以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基督教诸国为“西方”的早期代表，那么追溯历史，在公元前的一千年里，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还是希腊城邦，都是典型的东方文化，而完全不属于“西方”。
如果以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基督教诸国的第一次统一为“西方”观念的第一次诞生，那么追溯历史，在公元前后各一千年的两千年时间里，从东地中海一直往东的整个亚洲大陆，先后出现过几十个大的文明中心，都和“西方”毫无关系，因为它还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文明中心而出现。
所以说，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古黎凡特和古希腊，可以被归类为地中海文明，或理解为是古波斯文明的外缘，但却不能被解释成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也不应该有“希腊-罗马世界”Greco-Roman World这个合称，更不应该有“泛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这个分期，这些“世界史”概念，实际上都只服务于为后来“新造”的西方伪造出一个光辉的“古典时代”这个政治目的。
在真正的世界史中，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不专属于某一类型，由于它们出现得很晚，且覆盖范围不大，更有可能它们都是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苏美尔、古波斯等文明的附属部分，而不太可能成为主导文明和优势文明。但是如前所述，由于近现代的“西方”是一个既与“邪恶巨人”作斗争又率领“黑暗世界”向前进的双面结构，就像是米开朗琪罗所雕塑的那个既面对歌利亚巨人又引领尘世子民的大卫形象；所以帝国主义的史学家们也照葫芦画瓢，将这个双面结构引入了“西方”前世历史的编造。
正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在这个“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下，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就被人为地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光明的”希腊城邦和“伟大的”罗马共和国，第二部分是东方那个“邪恶的”波斯帝国，第三部分是南方“黑暗的”的迦太基、埃及和非洲大陆。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这样来伪造早期基督教：
“假如在腓尼基人当中，‘精神’仍然受到‘自然’方面的限制，那么，相反地，在犹太人当中，‘精神’却完全净化了，成为‘思想’的纯粹的产物……现在，‘光明’这个观念更进而成为‘耶和华’——纯洁的统一。”
实际上，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内的“古典时代”，无不是按照这种“山海经笔法”被创造出来的。由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历史学家，尤其是日耳曼史学家，是在完全不受任何挑战、并垄断了所有历史材料的情况下编写“世界历史”的，因此，他们的伪造活动基本上是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
除了“古典时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概念也无非都是某种预设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下的产物。由于“西方”在诞生之后的几百年里仍然野蛮黑暗，没有多少文明之光，直到发现新大陆之后才成为暴发户，所以“中世纪”或“黑暗时代”的分期一直延续到了“西方”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意大利北部城邦共和国自成一体的文化纳入自身文明范围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概念的由来。
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比萨这些城邦共和国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去读，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与东方的贸易，它们与整个地中海的文化联系，它们自罗马时代之后的连续发展，却看不到它们与阿尔卑斯山以北凯尔特和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人有任何文明上的同一性。将它们的独特文化解释为“中世纪黑暗”的结束和整个“西方”的文化大复兴之开始，也是近似于“山海经笔法”的胡编。
总之，近代欧美史学家对“西方”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伪造十分明显，不能当真。但要认识到，这种伪造，主要不是体现在对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的篡改上，而是体现在历史观念和历史哲学的预设上，体现在“所有历史都是‘西方’现代史”这个潜在的荒谬逻辑上。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接受柏拉图的著作是历史事实，可以接受希腊早期的科学成就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些史实与现代“西方”的优越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条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专属于“西方”的、不属于其他文明的伟大光明正确之路。

四、等待中国的知识界

外造——新造——伪造，这个关于“西方”的理解框架，对于今天的欧美知识界，应该不是什么新发现。事情做都做了，当然不会在乎别人揭穿。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却还远远没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
不接受的情况分很多种，对于那些即使明白这是个神话也决不改变对“西方”的认知和信仰的人，需要单独分为一类。本文的讨论，只针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
一个颇有市场的流行观点是：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无论是不是真实的，也无论是不是“西方”的，反正不是中国的，反正这些文明成就，尤其是科学成就是被现代的西方所吸收、所继承、所发展了，反正你中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落后就要虚心学习，不必管到底是谁的。
这个观点不算是大错误，但它不顾真假西方和真假历史的区别这个态度却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这个态度恰恰构成了西方神话基础的一部分，也恰恰是“西方”在伪造自身历史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向西方先进的地方学习，原则上没有错，但西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将自身的文明神化，将自身的历史神化，目的之一正是让学生们永远不能超越它，永远追随它，最好永远屈服于它的伟大。而不分真假西方、不分真假历史的做法，看起来是我们的谦虚好学，但同时恰恰也迎合了西方永远当老师的潜在目的。
老师和霸主是一体两面，因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揭露西方的知识之伪，就相对于是解构西方的权力；而盲从西方的知识建构，就相当于是在强化西方的权力。
努力学习是为了超越西方，不辨真假却是在强化西方，所以这种流行观点具有自相矛盾之处。
另一种流行观点则是：将西方“古典时代”的所有历史叙述都说成假的，说成是近世伪造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还是古罗马的法律和政治，乃至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统统视为是伪史不予承认。
这种观点，尽管其破除西方神话、解构西方话语的努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实际上是偏离了研究方向，搞错了问题本质。如前所述，近现代的欧美学者的所作所为，就是将别人家的家谱和祖宗牌位搬到了自己家新建的祠堂里。所以，可以否定它这个新建的祠堂，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先祖历史；也应该批判它的窃取行为，因为别人家的东西不属于它；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将它的祠堂连同里面窃取的东西无论真假统统砸烂。
平心而论，西方知识界几百年来的神话缔造方面成绩斐然，其中包括了很多精巧的设计，精确的衔接，令人叹为观止，并且有不少值得其他文明参考借鉴的地方。因此现在要彻底解构这个神话，也需要精细一些的操作，不能野蛮拆迁。
但无论如何，这个工作有待中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希望本文能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中国没有过自己的帝国主义时代，大多数人对于霸权与神话的关系不甚了了。”而实际上，“西方神话何时破灭”提出的问题，其实关涉“历史转型”，故此文似乎面面俱到，唯独刻意隐瞒了一个要害问题：“中国的历史转型”，仅靠“中国知识界”是绝对不行的，而要靠“中国军政界”——例如，破灭西方神话，首先要在中国取缔马列主义，开放思想自由。否则的话，像我1980年代就提出的“天子哲学”也无法得到有效传播。天子哲学的专著1990年代在中国大陆，甚至还被提倡“新启蒙”的共产党员包遵信反对出版，由此可见恶势力之强大一斑。至于主张“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全球政府论”，更是触犯了二十一世纪恶龙的逆鳞，不得在中国大陆出版。《西方神话何时破灭？要等中国知识界！》因此也是配合上述“亲西方恶势力联盟”的战略所施行的一项“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的战术。至于《西方神话何时破灭？要等中国知识界！》说到“中国没有过自己的帝国主义时代”，就更是胡说八道。秦两汉与元明清，就分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主义时代。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就是深入展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新时代，如果成功，以后才有可能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时代。如果不成，就像现在这样，继续作为欧美的“新型殖民地”而存在。成与不成，在于中华主义如何对决西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