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夫的评论，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吗？
（一）
《大颠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苏联的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中，存有马克思写下的文字100卷，有13卷公开出版。其中马克思在大学时代的论文、剧本、诗歌的主题就是毁灭，中心思想就是毁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的灵魂就是“毁灭”。马克思临毕业的论文中，6次反复运用的词就是“毁灭”，以至同学给马克思的外号就叫“毁灭”。
马克思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如果存在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与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我要用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人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除此之外，绝无其它目标。”
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加入了乔安纳·萨斯卡特的撒旦教会。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常引用《浮世德》中魔鬼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毁灭！”
“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这是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评价。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的“内心”是“自私的”。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对儿子的这一评价，揭开了马克思身上长期被掩盖的真实一面。
资料显示，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儿子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老马克思都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慈父，他对离家读书的儿子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源自他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爱。诸如“你知道，也应当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之外，我最爱的便是你了”，“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你在我心中占着很大的位置，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这类话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几乎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老马克思也对儿子说过不少褒扬之词，这其中多半是出自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不过，令老马克思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是他寄予了最美好期望的儿子，但自从马克思读大学后，他从儿子那收获的却不是快乐而是烦恼。这种烦恼曾一直被克制着，直到老马克思去世前夕才爆发了出来；在信里老马克思满腔怨气地对儿子说：“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作为一个看重道德和责任感的基督徒，老马克思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生活美满，更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内心高尚的人。他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那你当前所处的顺境，——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较高尚的情操赶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将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毁灭。”在信中他还说，“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在老马克思看来，“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更加美丽。”然而，恰恰在这方面，老马克思从爱子马克思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衷心希望看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而是他鄙弃的“利己主义”、“自私”：“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从老马克思信中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显然在这方面为自己做过辩解，但由于有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具体说了什么，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老马克思对这种辩解的驳斥：“不要用性格为自己辩护，不要怪天性，它肯定像母亲那样对待你。它给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从老马克思的信里人们得知，马克思曾在写给家中的信里很出色地描写过“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和忠诚”；对此，老马克思责问儿子说：“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么？”
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责备儿子，“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被歪曲了的思想。”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自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甚至欠债，这让他很是烦恼。马克思非富家子弟，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其他社会关系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亲密至极，多年里，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长期经济援助。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10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急需朋友安慰的恩格斯竟没有从马克思处得到起码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一句平淡的慰问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在信中恨恨地说：“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而早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颇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那是1850年，马克思让自家女仆琳蘅怀孕了。琳蘅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为保住“工人阶级导师”的名誉，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于是孩子出生时，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在那个时代，非婚生子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所以，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琳衡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为人。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尽管马克思自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在人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的自我陶醉。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藉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如果要用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来对人进行分类的话，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无疑属于典型的利他主义者，而一心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则显然是利己主义者。但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是以利他主义面目出现的利己主义。表面动机是利他，深层动机则是利己，利他与利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被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人身上笼罩着一圈迷人的道德光环，给人以大公无私的印象，但本质上仍然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有的人看重和追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自己的精神利益，马克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对此，马克思的父亲早就有过透彻的分析。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其实不过是“瞬间的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出”。（注：文中所引马克思父亲致马克思的信，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有一个事实能更好地说明真实的马克思。比如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著作中没有一个连起码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可这样的劳动者却出现在他的家里。
每当马克思一家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琳衡。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丈人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到了燕妮出嫁的时候，她被当作陪嫁。马克思没有拒绝这份活礼，对这个女仆倒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于是琳蘅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琳衡对马克思的奉献还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琳蘅怀孕，虽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但马克思不让这个私生子留在家里，把他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后来，小亨利倒是可以去探望自己的娘，但不能走正门，而必须从厨房的边门进出。
琳蘅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连“雇佣劳动者”都不是。她的儿子后来倒是当了机修工，成了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比如“毁灭”精神，“自私”精神，“欺骗”精神，以冠冕堂皇的口号蛊惑人们以逞其私欲的精神，……等等。不过比马克思与时俱进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创造了以“公有”名义集天下财富而为一己私用的精神，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尽揽己手，“一不怕人民苦，二不怕人民死”。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相。
（二）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2016-07-15哲学园，保罗·约翰逊）文：
科学的面具
马克思（Karl Marx，一八一八—八三）对现实事件、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来得大。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吸引人——尽管他在这两方面确实对不够严谨的心灵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在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与中国）及其众多卫星国，落实为实际的制度。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领导人最常阅读的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马克思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因为他想象自己所应拥有的那种个人独裁（底下将会讨论这一点），由他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列宁、斯大林与毛——付诸实现，并给人类带来难以衡量的后果。就此而言，这三人可说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个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斯大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他其实是个诗人
因此，关于马克思，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他算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是的话。也就是说，在谨慎搜寻并评估证据以追求客观知识这一点上，他投入了多少努力？根据他的传记所揭露的，显然马克思主要还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而且有两方面的学究血统。他的律师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之子；这位教士同时也是犹太教典学者，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特利尔（Trier，当时是普鲁士领地），家里有九个孩子，但他是唯一活过中年的儿子，姐妹们分别嫁给工程师、书商、律师。这是个正在发迹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法国人，非常熟悉伏尔泰与卢梭”。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法界与医界中担任高阶职位，海因利希遵守这个命令而成为新教徒，并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让他的六个孩子受洗。马克思在十五岁接受坚信礼，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他就读于一所原属耶稣会、后来脱离教会的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昂大学，接着又转到柏林大学，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犹太教育，也无此打算，而且不曾显示出对犹太诉求有任何的兴趣。不过，我们必须说，马克思发展出某种学究类型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犹太教典式的性格：他习于大量搜罗雷同的材料，并策划永远不会完成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对所有非学究型人物表现得尖刻轻蔑；与其他学者应对时极端武断且易怒。的确，可以说马克思所有的作品都有着犹太教典研究的印记：他的作品根本就是在评注与批判他那个领域里的其他作品。
马克思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后来更专注于当时所流行的黑格尔式哲学。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却是在标准较柏林大学为低的耶拿大学，且其表现似乎从未好到足以在学院里得到一个职位。一八四二年，他担任《莱茵报》记者，并编了五个月的报，直到该报在一八四三年被禁；之后他在巴黎为《德法年鉴》及其他期刊撰稿，直到一八四五年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又到了布鲁塞尔，参与组织同盟，并在一八四八年为该组织撰写宣言。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迁徙，落脚于伦敦，这次是永久定居于此了。
在一八六○与七○年代，有几年的时间，他又发起国际工人协会，不过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去世，这三十四年间，他都在大英博物馆里为一部大部头的资本研究著作找材料，并尝试使其出版。一八六七年，他亲眼看到第一卷付梓，但第二及第三卷是由他的伙伴恩格斯根据他的笔记编纂，在他死后出版。
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过的是一种学者生涯。他曾经抱怨道：“我是一部被迫要狼吞书本的机器？”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寻找真理，而在于宣扬真理。马克思有三种分身：诗人、记者与道德家，每一种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结合无比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与观察家。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可称为科学之物，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他其实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的诗人身分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尽管他的诗意想象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马克思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写诗，主要环绕着两大主题：其一是他对邻居女孩燕妮的爱，他在一八四一年娶了这个兼具普鲁士与苏格兰血统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毁灭。他写了许多诗，其中三卷手稿送给了燕妮，并传给他们的女儿劳拉；一九一一年劳拉死后，这些诗稿就不知去向。但还是有四十篇诗作留存下来，包括一部悲剧诗篇《奥兰宁》，马克思许之为他那个时代的《浮士德》。有两篇诗作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柏林一份名为（《阿西娜》的刊物上，题为〈野蛮人之歌〉）；野蛮是他的诗篇中常见的调子，加上对于人类处境强烈的悲观、憎恨、堕落与暴力的迷惑、相约自杀、与恶魔的约定等。“我们受缚、破碎、空虚、害怕／永远被链锁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有上，”年轻的马克思写道：“……我们是冷酷上帝豢养的人猿。”他让自己以上帝的位格说出“我将对人类吼出巨大的咒诅”，而诗作外表下所蕴含的概念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危机正逐渐形成。他喜欢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一切存在之物皆当消亡”，譬如在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雾月十八日》中就用上这句话，且终其一生都怀有这种既存体系即将遭受巨大灾难的末日幻想。这种幻想出现在诗作中，作为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背景，而且还是《资本论》的高潮所在。
简言之，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末世论作家。著名的例子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中，有一个段落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诗作，主题是关于“末日审判”；“当城市燃烧的火光映照于天空……当『天国和谐曲』在如雷炮声的伴奏下，响起《马赛曲》与《卡曼纽》的旋律（译注：这两首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当断头台打起拍子、激昂的群众尖叫着“大事必成、大事必成”（译注：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歌曲中的歌词），而自我意识被吊上了灯柱（译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视巴黎的路灯为政府的象征物，捣毁路灯并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吊在灯柱上）。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又出现《奥兰宁》的回声，无产阶级披上了英雄的斗篷。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可怕演说“历史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中，马克思诗作里的末日论调再次爆发：恐怖、刻上红色十字的房子、灾难的隐喻、地震、地壳崩裂时喷出的岩浆。重点是，马克思的最后审判日概念，不管是阴森可怖的诗词渲染或日后的经济学说法，都只是艺术的幻想而非科学的见解。这个概念一直在马克思心中，当他成为政治经济学家时，他以之为起点倒推回溯，寻找使之必然成立的证据，而不是从客观检视过的数据里推论出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历史预测之所以如此戏剧性、对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之灭亡与审判即将到来的激进读者们有这么大吸引力，当然是诗意元素使然。诗人的天赋不时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现，留下一些令人难忘的章节。就此而论，马克思凭借的是直觉，而非推理或计算的能力，他终究是个诗人。
但他也是个记者，从某方面来看，他还是个好记者呢。马克思发现，策划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只是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别提撰写了，连《资本论》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凑而成，并无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适合针对刚发生的事件写出短而犀利、代表个人意见的文章。他相信社会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的诗意想象是这么告诉他。所以，几乎每一件大新闻，他都可以牵连到此一普遍性原则上，这使得他的新闻写作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一个追随过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的人，叫做达那，现在是《纽约论坛报》资深主管，他请马克思担任该报的欧洲政治新闻记者，以一篇一英镑的代价每周写两篇稿子。在接下去的十年间，马克思写了将近五百篇稿，其中有大约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这些稿件在纽约还要经过审订与大幅改写，但其中强而有力的论证完全是马克思的，这也是这些文章的力量所在。事实上，他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一个评论记者。他对隽语格言的运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发明。马拉（Jean Paul Marat，译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想出“工人无祖国”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关于布尔乔亚阶级穿的衣服背面绣有封建纹章这个著名笑话，出自海涅（Heinrich Heine)，“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布朗（Louis Blane）提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尔（Karl Schapper）的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出自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人绕着它转，直到他开始绕着自己转。”“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他的敌人叫嚣这样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他甚至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论证中的正确时机、以极具破坏力的组合，凸显别人的话并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论写手超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三句话：“工人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对于有力短句的新闻眼光，挽救他的哲学免于被遗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
失意的学者
如果诗提供了影像，新闻隽语为马克思的著作打光，那么学术名词就是它的压舱石。马克思是个学者，或是更糟，他是个失败的学者。心怀怨愤、想当教授没当成的马克思，打算创建新的哲学学派，好让世人大吃一惊，这个学派同时也是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要让他掌握权力。因此，他对黑格尔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序中说道：“我坦承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的门徒”，而且《资本论》里“在讨论价值理论时，卖弄起黑格尔式术语”。但他说，他自己的“辩证方法J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的看法，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其中被改造过的物质事物而已”。因此，他主张“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辩证法是倒立的。如果你们想要发现隐藏在神秘包装之内的合理内核，就必须把它再转正朝上。”
当时，马克思想以这项发现获取学术名声，他自认为黑格尔方法的这项致命缺陷是他的惊人发现，使他能够以新的哲学取代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确，这是一种将使一切既有哲学过时的超哲学，但他仍然接受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类理解之钥”，不仅加以使用，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因为辩证法及其“矛盾”解释了不断升高的普遍性危机，这是源自他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幻想。他在迈向生命终点时写道（－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商业循环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且将产生“这些循环的顶点，亦即一次普遍危机”，以至于“把辩证法灌进”“新的德意志帝国暴发户们”头脑里去。
这一切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任何的关系吗？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马克思的哲学起源于诗意的幻想，其哲学的阐释也只是搬弄学术术语而已。但要启动马克思的知性机制，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冲动。他在对高利贷与放债者的憎恨中找到这种道德冲动，此一强烈情绪与他自己的财务困难有直接关连（底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在他最早的一些严肃著作中，如一八四四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两篇，可以找得到这种情绪的表现。黑格尔的门徒全都反犹，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鲍尔（Bruno Bauer）这位黑格尔左派中的反犹领导人物，发表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彻底放弃犹太教。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响应。他并不反对鲍尔的反犹立场，事实上他同样反犹并为之背书，还引用其说法以示赞同，但他不同意鲍尔的解决办法。鲍尔相信，犹太人的反社会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犹太人与其信仰间的连带而加以治愈，马克思对此加以反驳。依马克思的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种社会与经济之恶，他写道：“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犹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他问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的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犹太人已经逐步把这种“实际的”宗教散布到全社会：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此外别无他神可以存在。钱贬抑人类的众神，并把众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自足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本有的价值，包括人类世界和自然界。钱是人类劳动与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本质支配人类，人类却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神已经世俗化，成为世界的神。
犹太人已经腐化了基督徒，令基督徒相信“他们除了比自己邻居富有外，在人世间没有别的使命”，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政治权力则已成了金权的“奴隶”，因此，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拜金犹太人”已经成了“现代的一般性反社会因素”，而要“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就必须消除制造犹太人金钱活动的“前提”、“可能性”。消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态度，则犹太人及其宗教，还有犹太人加诸世界的腐化基督教义，都会一起消失：“只有将自身从做生意和金钱解放出来，因而也是从现实的、实际的犹太教解放出来，我们的时代才能自我解放。”
至此，关于世界出了什么差错，马克思的说法是学生酒馆里的反犹主义加卢梭的综合体。在之后的三年里，亦即一八四四到四六年，他扩展这套说法而成其成熟期的哲学；在这段期间，他认定社会的邪恶元素、他所反抗的高利贷金权，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整个布尔乔亚阶级（BookinG注：资产阶级，来自法语bourgeoisie）。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巧妙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边是金权、财富、资本，也就是布尔乔亚的工具，另一边则是新的救赎力量：无产阶级。这番论证是以严格的黑格尔学派用语来表达，把德国哲学术语的可观资源全都用上，尽管其背后显然是道德性冲动，而最终的想象（末日危机）依然是诗意的。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德国，这将是哲学性的：“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领域解放出来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简言之，这个领域就是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救赎才能救赎自身。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定阶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似乎是在说，无产阶级，这个不是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性与各阶级的溶剂，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救赎力量，无视于历史定律且最后要终结历史——奇怪的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概念，无产阶级成了弥赛亚、救世主。革命包括两个元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因此，知识分子将形成精英、一般人，而工人则是战斗步兵。
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扩张至整个布尔乔亚阶级的犹太金权，并以其新哲学的意涵为无产阶级下定义，接下来他要运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迈向其哲学核心，也就是导向重大危机的各种事件。这段关键的文字如此做结：
私有财产孕育了无产阶级做为自身的判决，而无产阶级执行之；正如薪资劳动带给别人财富、带给自己悲惨作为自身的判决，也是由无产阶级来执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这绝不意味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专制者，因为唯有藉由废除自身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届时，无产阶级及其命定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将消失。
至此，马克思成功定义了最初见于诗意想象中的大灾难。但这是德国学院用语下的定义，并不具备大学课堂外之现实世界用语下的任何实际意涵。
即使当马克思开始赋予这些事件政治意涵时，用的依然是哲学术语：“非革命无以致社会主义于存在。当组织活动开始时，当灵魂、物自身出现时，社会主义才能将所有的政治面纱全部抛开。”马克思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一样，经常给文句画底线。但他画的底线对于传达意思并无太多的实际帮助，他的意思依然淹没在德国学院派哲学晦涩难解的概念中。为了增强其概念的说服力，马克思再次诉诸惯用的夸大手法，强调他所描述的是全球性的过程，但依然是术语连篇。像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行动，共产主义，只能有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或是：“共产主义只有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仰赖此一发展的世界商业为前提。”然而，即便马克思的意思清楚，他的叙述不必然具备任何有效性，充其量只是一位道德哲学家的附带意见。如果把我上面所引文句的意思颠倒，听来也同样有理或同样无理。那么，有什么样的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可以把道德哲学家的这些预言、这些天启转换成科学？
著作远离事实
马克思对于事实证据的态度模棱两可，就像他对待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一方面，他耗费数十年生命在收集事实，累积成一百本以上厚厚的笔记，但这些都是在图书馆、在蓝皮书（译注：指英国政府或议会报告书）中找到的事实。至于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透过检视这个世界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发现的事实，引不起马克思的兴趣。他无可救药地全然埋首案牍之中，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离开图书馆与研究。他对贫穷与剥削的兴趣可追溯至一八四二年秋天，当时他二十四岁，写了一系列文章谈规范当地农民捡柴权利的法律。据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告诉他：“是他对于盗林相关法令的研究，加上对摩塞尔（Moselle）地区农民阶级的探讨，使他的注意力从纯政治转向经济状况，进而转向社会主义。”但并无证据显示马克思与农民、地主实际交谈过，或看过当地的状况。同样地，他在一八四四年为金融周刊《前瞻》写过一篇谈西里西亚织工苦况的文章，但他从未去过西里西亚，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也从未与他所描述的任何织工交谈过——如果他真这么做过，那就太不像马克思了。马克思一生都在写财金与工业方面的文章，但他只认识两个有财金与工业背景的人。一个是在荷兰的叔叔飞利浦（Lion Philips），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创办的公司后来成为飞利浦电器公司这家大企业。如果马克思能花点时问去了解，飞利浦叔叔对整个资本主义进程的看法既博闻又有趣，但他只请益过一次，是关于高层金融活动中的一项技术性问题。虽然他四度拜访飞利浦，都是为了家庭用度的纯个人事务。另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士就是恩格斯本人，但马克思回绝与恩格斯同访一间棉花厂的邀约，而且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从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厂、矿场或其他工业场所。
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敌视具有这方面经历的革命同志，也就是政治觉醒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头一次和这样的人碰面，当时他到伦敦做短期访问，并出席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场会议。他不喜欢所见到的情景：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人、表匠、印刷工、鞋匠，其领导人是一位林务员；他们自我教育、守纪律、严肃、有礼貌、非常不喜放荡不羁的名士作风、很想改变社会但做法温和稳健；他们不认同马克思的末日想象，特别是不讲他的学院术语。马克思蔑视这些人：革命炮灰，如此而已。马克思总是喜欢与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作。他与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还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时，都设法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排除在任何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在委员会中也只是以无产阶级代表身分聊备一格。他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有工厂实际经历的人较倾向于反暴力，支持温和、渐进的改良——他们见多识广，对于马克思宣称末日式革命不仅必要且势不可免的说法，抱持着怀疑。马克思有些最为恶毒的攻讦就是针对这类型的人而发。一八四六年三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他迫使魏特林（William Weitling）接受某种形式的审判。魏特林是个穷苦洗衣妇的私生子，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裁缝学徒完全凭借自学苦读，在德国工人之间赢得广大支持。这场审判的目的是要坚持教条的“正确性”，并压制工人阶级分子的傲慢，这些人缺乏马克思认为必要的哲学训练。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攻讦火力异常猛烈。马克思说，魏特林有罪，因为他发动了一场没有教条的骚乱。这在野蛮的俄罗斯完全没问题，在那里，“你可以和愚蠢的年轻人、和基督的使徒们成功地建立联盟。但在像德国这种文明国家，你必须了解，没有我们的教条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而且，“如果你试图影响工人们，特别是德国工人，却没有一整套的教条和清楚的科学观念，那么你就只是在玩一场空洞且不顾后果的宣传游戏。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塑造出一位神灵感应的使徒，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张大嘴听他胡扯的驴蛋。”魏特林的答复是，他还没沦落为只知书面研究所制造之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为实际的工人们讲话，不会听命于纯理论学者之见，这些学者离现实劳动的苦难世界太远了。一位在场目击者说，这番话“令马克思暴跳如雷，他以拳头猛击桌面，力道之大，连桌灯都摇晃起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会议结束后，马克思“依然在房间里愤怒地来回踱着大步”。
日后的攻讦继续着这种模式，包括攻讦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针对工作、薪资等实际问题鼓吹实用性解决办法，而非教条主义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广大支持的任何领导人。马克思攻击过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农业改革者克利盖（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劳工组织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对农业、特别是对克利盖移居的美国农业一无所知的马克思，痛批克利盖所提配给每个农民一百六十英亩公地的主张，他说应该利用分配土地的承诺来征召农民，但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土地就必须集体持有。蒲鲁东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在消灭所有先验的（宗教）教条主义之后，我们千万别试图给人民灌输另一种的教条……别使自己成了另一种不容异端的领导人。”马克思讨厌这段文字。他对蒲鲁东的猛烈抨击之作《哲学的贫困》写于一八四六年六月，书中指责蒲鲁东“幼稚”，对经济学与哲学极端“无知”，尤其是用错了黑格尔的观念与技巧：“蒲鲁东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仅限于一些成语而已。”至于拉萨尔，则成了马克思最粗暴的反犹太种族讥刺之受害者：他是“伊戚希男爵”（Baron Itzig，译注：十九世纪一部德国小说中利欲熏心、玩弄阴谋诡计的犹太人角色）、“犹大黑人”、“－个靠生发油和廉价珠宝遮掩的油腻犹太人”。“现在我完全明白，”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的头形和他的头发生长情况显示，他是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后代（除非他的母亲或父亲那边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犹太人与黑裔日耳曼人的这种结合，必然要产生异于寻常的杂种来。”
当时的马克思既不愿亲自调查工业中的工作状况，也不愿向经历这些状况的聪明工人学习。他何必学呢？他在一八四○年代末期就已经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根据所有的必要材料，得到人类命运的结论。剩下的就只是找出事实加以证实，这些事实可以在新闻报导、政府蓝皮书与前人著作所收集的证据中搜罗，而这些材料全都可以在图书馆内找到。何必再找答案？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在找到正确的事实——合乎结论的事实。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给马克思的方法做了个很好的摘要：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不是研究调查的风格……他不引用与自己的理论相冲突的例子或事实，只引用清楚支持或确证他视之为终极真理者。
整个做法是一种辩护，而非研究调查，是对宣称令人信服的完备真理所做的辩护，但这不是科学的信服，而是信徒的信服。
那么，就此而论，“事实”并非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而是附属性的，用以支持无关事实、早已达致的结论。那么，《资本论》，这座马克思的学者生涯所依赖的纪念碑，就不应被视为是在考察该书声称所要描述的经济进程之性质，而是道德哲学的演练，类似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罗斯金（John Ruskin）的小册子。这部著作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奇怪的是，其中并无一个核心论证来整合书中内容。马克思原本在一八五七年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包含六卷：资本、土地、工资与劳动、国家、贸易，最后一卷是论世界市场与危机。但事实证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自我纪律超出了马克思的能力极限。他实际完成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卷其实是两卷），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而是任意编排次序的一系列单篇文章。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发现这部书的结构如此混乱，因此认为读者“必须”跳过第一部，从第二部第四章开始看起。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评注者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诠释。事实上，阿图塞的做法并无太大帮助。恩格斯自己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摘要，只是更凸显该书结构上的弱点，甚至是毫无结构可言。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从一千五百页的马克思笔记中弄出第二卷，并改写了其中四分之一。其结果是沉闷、杂乱的六百页文字讨论资本流通，多半是在评论一八六○年代的经济理论。恩格斯从一八八五到九三年整理出来的第二卷，探讨之前尚未提到的资本之所有面向，但只是一系列的笔记，其中有一千页在谈高利贷，大部分是马克思的备忘便条。这些材料几乎都写于一八六○年代初期，与马克思撰写第一卷是同一时期。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阻碍马克思亲自完成这本书，除了精力不足外，还有就是自己不晓得这本书根本杂乱无章。
我们不打算讨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因为马克思实在不太可能以这种形式发表，或许他真的不打算加以发表，因为事实上他有十五年时间没有处理这些材料。至于他所完成的第一卷，真正重要的只有两章：第八章《工作日》，以及后半卷末尾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这章里头包括著名的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一节都不是科学分析，只是一篇预言。马克思说，一、“大资本家的人数将会逐步减少”；二、“贫穷、受压迫、被奴役、堕落与受剥削的大众则相应增加”；三、“工人阶级越来越愤怒”。这三种力量加在一起，产生出黑格尔式危机，或者说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诗意想象灾难的政经版：“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无法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要响起。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说法十分振奋人心，也取悦了许多世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但就其宣称为科学预测而言，并不比一本占星流年命书强。
相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倒是一篇资本主义冲击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事实分析；事实上，这一章是马克思著作中唯一从实际面处理工人议题，也是他的整个哲学表面上的主题，因此，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加以检视。如我们之前所言，因为马克思真正在寻找的事实只限与其成见相符者，也因为这种做法与所有科学原则相冲突，所以该章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除了带有偏见地筛选事实之外，马克思是否也曲解或篡改了这些事实？现在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考虑。
该章试图证明——这也是马克思道德控诉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逐步强化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雇用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工人被剥削，也正是这个道德上的严重恶行导致最终的危机。如果要以科学方法证成他的论点，马克思必须证明底下两点：一、尽管前资本主义工作坊的工作条件已经那么糟，但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情况还要更糟得多；二、既然资本的特性是非人、无情，那么在资本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将升高到最严重的地步。但马克思连第一点都不想去证明。他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一八四五年这段时期，我将只略加触及，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读者参考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还说，后续的政府出版品，特别是工厂视察员报告，肯定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方法本质的洞见”，并证明“他对工厂环境描写入微的用心多么令人惊叹”。
不了解资本主义的《资本论》
简言之，马克思对一八六○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作条件之科学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据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这唯一的资料来源，又可赋之以多少的科学价值呢？恩格斯生于一八二○年，是莱茵地区巴尔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制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参与了家族事业。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彻斯特分公司，在英国待了二十个月。在这段期间，除了曼彻斯特之外，他还去过伦敦、奥德罕、罗奇代尔、阿希顿、利兹、布拉福与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因此，他在纺织贸易方面有直接的经验，但对英国其他方面的状况，就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了。例如，他对采矿一无所知，也从未下过任何矿坑；对于乡村地区或乡村劳工，他也毫无认识，但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两章谈〈矿工〉与〈田地上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两位严谨的学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与查洛尼（W. H. Challoner)，重新编译了恩格斯的书，并检视他的数据出处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们的分析结果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本书的客观历史评价，并还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论作品、一本宣传册子、一篇长篇演讲稿。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时，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世界舆论的审判庭上，控诉英国中产阶级所犯下谋杀大众、批发抢劫及法条里的一切罪名。”
这段话差不多为这本书做了总结：这是一本列举罪状的起诉书。书中许多部分，包括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及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所有考察，并非根据第一手资料，而是一些评价有问题的二手数据，特别是盖斯克尔（Peter Gaskell）的《英国制造业人口》，这是一本浪漫神话的作品，试图证明十八世纪是英国自耕农与工匠的黄金岁月。事实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的“皇家童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所证明，前资本主义小作坊的工作条件比兰开夏的新型大棉厂要糟得多。尽管恩格斯把他所引用的资料说得好像出版没多久，但其实那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甚至四十年以前的出版品。他提供夜班工人的私生子数据，却不提这些数据是一八○一年的资料；他引用一篇关于爱丁堡公共卫生的新闻报导，却不让他的读者知道那是写于一八一八年。在书中许多地方，他对那些使其过时证据效力尽失的事实与事件视而不见。
恩格斯对数据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读者，抑或是自欺，我们并不那么清楚；但有时候，这种欺骗显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恶劣工作条件，却不告诉读者一八三三年已经通过阿尔朔普爵士的“工厂法”，并已实施有年，目的就是要消除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状况。他在运用主要参考数据之一，凯医生（Dr J. Kay）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受雇工人阶级的生理与道德状况》，也采取了相同的瞒骗手法：该书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却提都不提。当犯罪统计数据不支持恩格斯的论点时，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视。事实上，他不断地蓄意隐瞒与其论证抵触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实。仔细检查过恩格斯引自二手数据的文句之后，显示这些引文往往被删节、浓缩、篡改或歪曲，却一律放在引号之中，彷佛一字未改似的。亨德森与查洛尼版本中处处可见的脚注，列举出恩格斯的歪曲与不诚实。单单看第七章的一节〈无产阶级〉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与二○三页，都出现包括事实与誊写的错误。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这些问题、甚至是不诚实，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第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细揭露。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还蓄意强化恩格斯的曲解：对于恩格斯的书出版后，各种工厂法及其他补救性立法的强力执法所带来的大幅改善，而且影响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显的那些状况，马克思都略而不告诉读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些一手与二手书面资料的运用上，与恩格斯著作同样粗略轻率、带有偏见地扭曲与明显地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往往同谋欺骗，只不过马克思编起谎来更加胆大妄为。在一次特别恶名昭彰的案例中，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记录。那是一八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所谓的“就职演说”，马克思为了煽动冷漠的英国工人阶级，急于证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于是蓄意篡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预算演说。格莱斯顿在评论国家财富增长时，是这么说的：“我应当怀着几乎是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与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但是，他又说：“我们很高兴知道，英国劳动者的一般状况在过去这二十年间的改善程度，就我们所知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几乎可以宣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马克思却在他的演说中，让格莱斯顿的话变成：“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因为格莱斯顿所言属实，而且有许多统计数据为证，也因为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格莱斯顿一心认为有必要确保财富尽可能广泛分配，所以马克思很难想出更肆无忌惮的方式来颠倒其意。《晨星报》被马克思当成数据来源，但这家报纸，还有其他报纸与《汉萨德》（Hansard，译注：亦即议会议事录，因为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期间是由英国印刷商汉萨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确转述了格莱斯顿的话。尽管有人指出马克思引用错误，但他在《资本论》中再犯同样的错，及其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而当这项错误再次被提及并指责时，马克思又大洒墨水制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都卷入这场纷争，试图为无可辩之事做辩护。他们始终无人承认最初那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而这场争辩的结果是顺了马克思的意图，让有些读者留下争论两造各执一词的印象。其实根本无争论可言，马克思知道格莱斯顿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是蓄意欺骗。这种情形不只一次，马克思同样篡改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
马克思有计划地篡改引用资料，在一八八○年代就已引起两位剑桥学者的注意。这两位学者以法文修订版（一八七二―七五）的《资本论》为本，在剑桥经济学社发表一篇报告，题为〈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五章对蓝皮书的运用〉。这两位学者说，他们一开始查对马克思的数据出处，“是想要针对某些论点推导出更完整的信息”，却震惊于“越来越多的不符之处”，于是他们决定检视“如此明显之错误的影响与重要性”。他们发现，蓝皮书内文与马克思引文之间的差异不单是疏漏所致，“更显示有一种造成曲解的力量存在”。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形下，引文经常“视情况所需而删节缩短，这些删去的段落很可能大大不利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的结论”。另外一些情况则是，“从报告书中不同部分的个别叙述抽出，拼凑成虚构的引文；接着，给这些引文加上引号，以蓝皮书直接引文的所有权威加诸读者。”在缝纫机这个主题上，“他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蓝皮书……就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正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这两位学者下了一个结论：他们的证据或许“不足以提出蓄意篡改的指控”，但的确显示“在权威的运用上有一种几乎是犯罪的鲁莽”，并证明“应以持疑的态度处理马克思著作的其他部分”。
真相是，即便对马克思的证据运用方式进行最轻描淡写的审查，都会令我们不得不以多疑的心态，看待他所撰写每一篇有赖事实资料的文章。他从来都不值得信赖。资本论的关键第八章整章，都是为了证明一个禁不起客观检视的论点，而进行蓄意且有计划的篡改。他犯了四项造假之罪：第一，他采用过时的材料，因为新的材料不支持他的论点；第二，他挑选某些状况特别糟的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种欺骗对马克思特别重要，因为不这么做，他根本就写不出第八章。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会制造出越来越糟的状况；资本雇用的工人越多，就必须以更恶劣的方式对待工人，以确保有足够的收益。他所详细引用以证明此一论点的证据，几乎都来自老旧行业里小型、效率差、资本化程度偏低的工厂，而且这些行业多半都是前资本主义式，如制陶、制衣、锻冶、面包烘焙、火柴业、壁纸业、花边编织。以他所举的特殊例子而言，有许多行业的状况之所以糟糕，正是因为工厂缺乏资本，所以没有办法引进机械设备。结果，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却忽视就在他眼前的真相：资本越多，苦难越少。等他真的论及高度资本化的现代产业，就发现缺乏支持其论点的证据；因此，在讨论钢铁业时，他只好遁回眉批插话式的评论（“多么没心没肝的坦率！”“多么油嘴滑舌的措词！”）；讨论铁路业时，则被逼得把意外事件旧闻的发黄简报拿出来用（“最新的铁道灾难”），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他主张每位乘客每旅行一哩的事故发生率不断上升，但事实上，这项数据正大幅下滑，而且到了《资本论》出版时，铁路已经成为世界史上最安全的大众旅行方式。
第三，马克思从工厂视察报告中引用一些状况恶劣、虐待工人的案例，彷佛这些是体系不可避免的常态。其实，这些案例是被视察员称为“骗子厂主”的责任，这些厂主就是视察员奉命侦查并起诉的对象，所以正逐步被消灭。第四，马克思以视察报告作为主要证据，正好暴露出他最大的骗局。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无法改造的，而且，布尔乔亚国家与资本主义连手陷工人于惨境中，因为国家“是管理整个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但如果这是真的，国会就绝不会通过各种工厂怯，国家也不会去执行。可以说，经过马克思选择性引用（有时还加以篡改）的事实，全都出自国家（视察员、法院、治安法官）改善现况的努力，这些努力必然涉及揭露与惩罚那些该为恶劣状况负责的人。如果此一体系未曾自我改革——按马克思的推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资本论》也就不可能被写出来了。因为马克思不愿亲自实地考察，只好被迫仰赖那些被他指为“统治阶级”的人所提供的证据，而这些人正试图把事情导向正轨，而且成效日著。如此一来，马克思只得曲解他的主要证据来源，不然就要放弃他的论点。因此，这本书是结构性地不诚实，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马克思因为不曾尝试去理解工业的运作方式，所以无法掌握或不想去掌握底下的事实：打从工业革命萌发之初，也就是一七六○到九○年间，那些能够取得充裕资本且有效率的制造商，一直都乐于给他们的劳动力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工厂法立法，以及和立法同样重要的有效执法，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竞争。所以状况有所改善，也因为状况有所改善，工人们并未如马克思预言起而造反，这位预言家因而受窘。我们阅读《资本论》所得到印象是：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别人考察得来的事实。从头到尾，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以说是轻蔑。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不能产生它所声称的结果；因此，称之为“科学的”，实在是太荒谬了。
（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侯工） 说：
长期以来，人们从课堂上和传媒中，所了解到的马克思是个什么样子？从外表上看，是一个大胡子，但是，每人心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对马克思的认识，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马克思是共产主义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以暴力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另一派认为，马克思鼓吹暴力，放出共产主义幽灵，使东欧和亚洲深受其害，是不折不扣的罪大恶极的大魔头。
其实，这两派都是受了第三国际的忽悠。第三国际通过编写大量冠以马克思名义的教材，将马克思塑造成暴力邪教教主，将马克思1850年以前说过的话当作教条，因此将马克思学说搞得面目全非。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面——第二国际却对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基本上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第三国际将第二国际贬为马克思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修正主义，因此他们的理论被拒之国门之外，这样，在第三国际的人们就无法通过第二国际来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了。
其实，马克思很多真实思想隐藏在他还未出版的手稿中。幸好现在有了互联网，马克思的手稿已经被放到互联网上了，只要你有相当的外文水平，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了解真正的马克思，还马克思一个本来面目。
当然，解读马克思的手稿是需要良知的，因为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什么都没有定论，其中有大量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果你有良知的话，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转变，从那些杂乱无章的文字里解读出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社会主义，否则的话，你只看到1850年以前的愤青式的马克思。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按说他只能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他的思想不可能突破历史局限。但是，由于他的超人天赋和努力，使他产生了许多超前的思想，也就突破了历史的局限，不仅仅是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而且预见到将来的发展。对于马克思的预见性，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由于马克思的超前思想，使人难以理解，即使是与马克思共同研究的恩格斯，也不能完全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比较现实，观念就有局限性，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探索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1850年以后两人观点明显分开了，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
人们从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与《共产党宣言》完全不同的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等，是反对个人专政的。然而，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偏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的，为什么1844年马克思就有了不同的思想呢？原来，《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纯粹是马克思个人的没有发表的思想，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而且是掺杂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不是代表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由于《共产党宣言》宣扬暴力革命，因此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
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了反思。
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马克思在这个时间发生转变的？
1.是1847年-1848年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金融危机。和过去的经济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将来的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就是马克思的预见。
2.马克思原来认为，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可能持续，很快就会垮掉，将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资本主义生命力非常旺盛，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促使他开始反思《共产党宣言》的那些想法。
3.通过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批判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深入思考，包括对自己过去的观点进行反思。
由于1850年起，马克思就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通过学习新的知识，才发现社会规律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以跳过也不能靠法令取消的历史阶段，企图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旧的皇帝被打倒了，新的皇帝又上台了。同理，如果把资产阶级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存在，甚至封建专制因为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彻底革命，就会趁机复辟。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怎么看的呢？
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探索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指出：首先，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无论是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其次，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市场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在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大批官员也积极地被腐化了。
马克思认为，通过国家理性或合理的干预市场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国家来介入、干涉市场是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搞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只是乌托邦。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然地自身演进，最反对以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强制推行公有制。
关于私有制，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强调私有制在对推动社会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并且，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在手稿里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私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性质的了，私有财产就变成社会的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以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变成公共财富。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后，私有制其实就被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经过反思后的马克思对私有制的看法，认为要消灭私有制，并不是依靠暴力革命，而是依靠私有制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私有自我演变成公有，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还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实际上，资本家的资本增值了，就会扩大生产，就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就会以税收、工人工资、慈善等形式回馈社会，而且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也会进入社会流通，从而变成为公共财富，最终体现为社会繁荣进步以及全体公民的福利。当社会福利发展到完善的时候，三大差别消失了，国家职能也会随之消失。如果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剥夺了资本家的财富，形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社会就会变得普遍贫困，国家职能反会变得越发强大。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由于社会的自然属性，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马克思强调的是——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干预它，因此，马克思特别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起草了第一国际的纲领，但是由于照顾到人们的理解能力，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使纲领和想法两者之间产生了落差，也可以说两者是矛盾的，因此，这纲领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的真实理念，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他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绝少有人能够理解，甚至恩格斯也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概念。从他的手稿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在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说到这理，经过长期洗脑的人们不免产生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或者说，马克思观点里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矛盾？
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从来不是一个结果或者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就没有完结。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的草稿，各个版本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恩格斯自己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是明显冲突的。也不能说是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问题，是两人观点有分歧。实际上权威的《资本论》版本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意图是以后随着时代进步而作出取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寿命，因此他的最终结论也就无法做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不能准确地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然后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因此列宁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资本主义生产，然后有交换，产生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不就实现了吗？所以他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暴力革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从马克思的手稿的矛盾性说明马克思学说不能成为主义，因为主义是一以贯之的主张。列宁盗用了马克思的名义，在他杜撰的“马克思主义”里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必然大爆炸，工人阶级必然夺取政权。他甚至鼓吹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在一个国家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样一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这也说明列宁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信徒，他只不过是个包藏祸心的机会主义者。
马克思是个忠于良知的学者，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资本主义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所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以这个结论来排斥自己以前的观点，列宁装做看不见，反而强化了马克思已经抛弃的过时观点。
在马克思的手稿里，也没有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他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法，只有上面说的自然论和下面的阶段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范围广泛，可以说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虽然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依然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而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在今天都一一得到验证。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他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僵化的人。现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他们为了私心而不想接受。
人们认为，马克思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然而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由于深奥而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个学者，是一个喜欢深层思考的思想家。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他的早期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列宁搞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暴力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可以归纳为民主社会主义，它已经被所有发达国家接受。作为他思想的继承者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大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使马克思的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暴力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责，而应该由列宁他们这些实践者负责。
（四）马克思的成魔之路（阿波罗新闻网 2015-10-03 颜昌海）：
戴维·麦克莱伦著的《马克思传》按时间顺序把他所得的捐助和支出加以了记录：17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从那时起马克思养成一个习惯：花钱超过自己的支付能力，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五年中改换了10次住房，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并且“几次借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一年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24岁，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宣布与母亲断决关系从而断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因为外衣进了当铺。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
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1856年，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布置新房子。布置完之后，很典型地，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
1861年，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得到160英镑，4个月就花完了。1863年1月，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夏天，又另外借到250英镑，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母亲去世了，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1864年5月初，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朋友沃尔弗去世，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当然，他再次花钱无度，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
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救星”，在50年代初期，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从1865年开始，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250英镑。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
马克思习惯于不劳而获，却倡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他有强壮的体魄与旺盛的精力，却极端鄙视体力劳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真是彻底的颠倒。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结婚之后，竟接连生下7个子女。因贫病交加，次男和三女都只活1岁多就夭折了。1857年7月6日，夫人又生下一个死婴。为了一日三餐，为付每月房租，还要典当、变卖物品，不时写信向密友恩格斯求援，甚至向友人、邻居、工人借贷。1855年3月间，不满9岁的长子埃德加尔病危，妻子为此忧虑成疾，马克思只好自己护理。4月8日，肠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幼小生命！到晚年，夫人、长女相继死于癌症。
巫师故事影射是更惨的恐怖现实：侥幸活下来马克思的儿女都惨遭横死。Arnold Kunzli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义子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拉法格，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艾琳娜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姐妹们的叙述。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马克思姐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这很有象征意义：马克思一生擅长编故事，他坚持让人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那些顺从听他讲故事的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的人们，有的死于内战战场，有的死于自然灾害，有的死于残酷内斗。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性哲学，看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个个例子，自凡是“马”所到之处所带来的就是战争、杀戮、流血、斗争、各样的人祸灾难，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的：世界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立政权，没有一个成功。
马克思的学说，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严格言之，乃是抄袭而歪曲各家旧说的结果。例如：他的经济宿命论——乃是从斯多噶学派的极端宿命论而来，以为万事俱受且永为一绝对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他的辩证法——乃是剽窃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乃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而丢弃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颠倒了过来。他的唯物论——乃有拾费尔巴赫的牙慧——“人活着乃是单靠食物”，“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乃是肉欲的动物。”即我国儒家，在两千几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说法。他的剩余价值论——追根求源，也是从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脱胎换骨而来，乃是旧瓶装入新酒。
即便是他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来，那更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礼运大同，更非新奇的发明。而他的废除私产论，也是抄袭恽司丹莱的旧说。恽氏认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爱私之心”，取代了“博爱观念”，而其厉阶则在私有财产，故恽氏以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产社会。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在工人运动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承诺：“将得到整个世界”的诱惑，对于工人不啻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工人豁出身家性命，不顾一切去冒险：赌一把“获得整个世界”，哪怕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马克思作为贵族家庭花花公子不可能理解工人，普通工人没那么大的野心和贪欲！他要“整个世界”干什么？所以1871年巴黎公社造反，被驱使的都是马克思最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最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者！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爵士评判马克思主义时曾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其实，美国工人在1886年争取到的“三8工作制”(8个小时学习、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休息)是19世纪工人们的普遍要求，所以在所谓的“革命年”——1848年之后，工人运动仍然归于沉寂;直到今天，欧、美工人对“获得整个世界”也不买帐，不相信共产代替资本家，工人会有好结果。卡尔·马克思生前梦寐以求的英、法、德等国工人的“联合行动”“同时起义”实践“世界革命”成了泡影。
卡尔·马克思不仅对自己的著作称为“粪”与“污秽之书”，卡尔·马克思还再三地坚持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不敢承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卡尔·马克思自己证实的，而且不止一次，至今还有三种提法，保留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第一种提法：“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第二种提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三种提法：“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如果是因为有人冒充或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战斗成性的马克思，会轻易把们批倒、批臭，根本用不着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知自己著作是粪与污秽之书，他当然晓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872年卡尔·马克思退出共产国际，亡命于伦敦，11年后，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
马克思死后，由于恩格也不否认卡尔·马克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遗言，所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列宁、斯大林，谁都不敢否定马克思这个遗言，又绝对不敢让广大党员知道，所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问题始终处于混沌、迷离的状态，消灭了过亿的生命，无数党员作了牺牲，成为一场荒唐、盲目、血腥的闹剧。
苏联共产党统治70年，屠杀了2000万各族生命，中国大陆60年，8000万各族生命非正常死亡;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古巴、越南、蒙古、朝鲜12共产国，再加上柬埔寨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所有的牺牲，至今还无人统计。……
（五）《还原真实的马克思》（转发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写在前面的话
一直以来，在共产党当权的各个国家，马克思无一例外地都被美化成了一尊完美无瑕，供人们顶礼膜拜的神，而其真实的形象则被刻意掩盖了。即便到今天，这个精心营造的神话仍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在他们看来，尽管斯大林、毛泽东干了不少坏事，但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这也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认清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真实的马克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否真的像党文化所宣传的那样完美无瑕？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专制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一
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摩泽尔河谷的一端，坐落着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利尔。1818年5月5日，当地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性格专制，爱控制人的人。他的姐妹们曾告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童年时的马克思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成年后，马克思的这种专制个性变得更加强烈，爱琳娜就是家中的一个受害者。
当年，正值妙龄的爱琳娜曾深深依恋着法国新闻记者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此人是巴黎公社的一名活跃成员，但他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在思想上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不喜欢爱琳娜和他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
更出格的是，在爱琳娜和利沙加勒订婚后，马克思竟然禁止女儿见自己的未婚夫。爱琳娜不敢公开反抗，只好哀求马克思：“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试想，这样的父亲哪个人受得了！
马克思的专制个性在他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1842年10月中旬，在对《莱茵报》进行了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马克思被任命为该报主编。在他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由于马克思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当时与马克思有过接触的实业家梅维森曾这样描写当时的马克思：“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
1848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又筹备创办了《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这份报纸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总编辑，恩格斯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几位中央委员任编辑。1849年 5月，由于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报纸被迫停刊。恩格斯后来曾回忆说，《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在“一人独裁”。
然而，马克思想要控制的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几张报纸，或者一个政党，而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就象对他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教授所说，“马克思把世界当成了他的领地。”关于这一点，与马克思打过交道的俄国贵族P.安年科夫曾有过更精准的描述。他说：“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他的外表异常引人注目。有着浓黑的头发，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利和力量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藐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用令人几乎感到痛苦的语调讲述所有的事情，从而使他的言辞显得更加尖锐。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试想，这种“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的“坚定信念”，不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欲望吗！
幸好这一妄想未能在马克思生前实现，因为无论是《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的专政”，还是《新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独裁”，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一旦马克思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他那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专制个性，必定会使他成为一个“专横”、“有着无限的自信”的典型独裁者。而在这种独裁者的统治下，等待人们的将是怎样的悲惨命运，作为马克思子孙的苏共和中共已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自大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二
从大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1837年，马克思曾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们需要新的救世主。”那么谁是“新的救世主”？早在这之前创作的《人的自豪》一诗里，马克思就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可见，在马克思眼里，“新的救世主”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
诗中，马克思不但视自己为“奸诈的世界”的对立面，光明、真理和未来的化身，而且自以为有着“像上帝一样”不可抗拒的威力，能够造出“击世的霹雳”，让“奸诈的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在自己的挑战下轰然倒地，而且，他还称自己的“每句话都是行动”。显然，在马克思眼中，现实世界纯属一片黑暗，充满了奸诈，只有他才能够彻底推倒这个奸诈黑暗的世界，将受难的世人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入一个充满美好和光明的新世界。显然，只有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才会如此看待自己和世界。
共产主义理论创立后，马克思的救世主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彼时的马克思，已不再以泛泛意义上的救世主自居，而是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无产阶级的先知和导师。
在他看来，当年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便是圣西门、欧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虽然曾经有过一定的价值，后来也过时了。相反，只有他才第一次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只有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才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把这个革命引向成功的保证！离开了他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一事无成。正所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舍我马克思其谁也？！可见，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马克思都把自己当成了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导师——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救世主。
马克思的这种自大给一些曾经走近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巴库宁的这段文字，传神地勾勒出了一个自以为永远正确，对他人的崇拜有着病态的渴望，狂妄自大到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的生动形象。
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容不得任何人与自己并驾齐驱，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
自大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持异议。美国参议员K.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打过交道，他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
根据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的记述，晚年的马克思年老易怒，有着日益增强的孤独感，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他的热情才会被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可见，即便是到了生命力衰竭的老年，马克思还是那么乐于充当救世主的角色，那么渴望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
虚荣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三
马克思不但极为专制和自大，而且也很虚荣。但与那些看重钱财和地位的人不同，马克思的虚荣主要体现在喜欢听好话，希望民众敬仰他，把他当圣人和救世主来顶礼膜拜。一句话，体现在对社会名声的渴求上。
1835年夏天，马克思即将从家乡的特利尔中学毕业，按照学校毕业考试的要求他写了三篇作文，它们是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之一。在这三篇作文中，被后人谈论最多的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在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直以来，马克思的崇拜者们都热衷于引用上面这段话证明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所谓“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伟大理想”，表现出了所谓“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精神”。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和琢磨这篇作文的精神实质，就不难发现，促使马克思主张献身人类福利的内在深层原因，并非是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让自己“趋于高尚”，在道德上变得完善；而推动马克思“趋于高尚”，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动力，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完人和圣人，赢得流芳百世的道德美名。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带着掩饰不住的羡慕和向往，津津乐道地谈论一个献身人类福利的人将获得“人人敬仰”，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试想，如果马克思不看重自己的道德名声，怎么会对这些有这么大的兴趣？而这种对道德名声的渴求不正是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吗！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很快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伴随着这种变化，他的虚荣心也在急剧膨胀——中学时代对于个人道德名声的渴望迅速地发展成了试图让人们把他当作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妄想。
马克思曾经的朋友巴库宁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救世主代表了至高无所的荣耀，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且尽善尽美。马克思不但自居为救世主，而且还想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作为救世主来崇拜和供奉，这样的虚荣实在称得上是虚荣的极致了。
体现这种虚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对其思想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看重。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讲述的两件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件是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的故事。“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
另一件事就发生在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后不久。“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这两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让我们充分见识了马克思是多么看重自己思想的名声——有人关注自己的思想，说它们的好话就高兴，反之，别人不关注自己的思想，不说它们的好话，或者虽然说了好话但没说到自己希望的份上，就恼火，甚至因此跟朋友绝交。这跟一个爱臭美的女人总是希望别人说她漂亮，反之就不高兴，就记恨别人，有什么分别呢？
好斗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四
一个专制、自大和虚荣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马克思就是个例子。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翻开马克思大学时代所写的诗歌，里面充斥着对斗争的赞美和渴望。甚至于一想到斗争，年轻的马克思就会“脸上放出红光”。他在《风暴》中写道：“青春的热血在激荡，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我怀着满腔的渴望，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大学一毕业，马克思迅即就以斗士的形象亮相于社会舞台，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毫不留情”的挑战。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张报纸很快就被办成了一个激进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前沿阵地，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这期间，他不但亲自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以辛辣尖锐的笔锋针砭当时的社会现状，而且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者。该报撰稿人罗伯特·普鲁茨后来回忆说：“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结果，没几个月，《莱茵报》就因激怒了德国政府而被查封。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好斗性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文字生涯，二是他的政治活动。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口头暴力分子”。热衷于跟人打笔仗的马克思就象一只伸直了脖子，脸涨得通红的公鸡，不但频频向敌人发起进攻，而且还时不时地陶醉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中。正如威廉·布兰察德教授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的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下面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马克思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的布鲁塞尔，当时他一手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这个通讯委员会便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魏特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也主张推翻现存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相同。
1845年，魏特林来到了布鲁塞尔，为了争取他，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魏德迈等人，还有马克思在巴黎认识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事后，巴维尔·安年柯夫生动记录了马克思与魏特林这次见面时发生冲突的戏剧性情形：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像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的高傲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的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发言和思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徒劳、毫无疑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呯”的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滚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从事情的整个经过来看，讨论一开始，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对魏特林提出了质疑，当魏特林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话才说到一半，马克思又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很不礼貌地开始对他进行嘲讽。接着，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自私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五
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他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为此，他在信中指责马克思说，“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只为自己着想”。
首先是他始终不能及时认真地给家里写信。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自然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
1835年10月13日，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告别父母去波恩读大学。爱子第一次离家，作父亲的当然希望尽早知悉他在外求学的详情，谁知马克思却一去渺无音讯。为此，老马克思十分生气地写信责备他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道这种地步！”“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后，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表达过他对读到儿子来信的急切渴望。“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一鼓劲，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有时也给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写几行吧”。
但马克思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批评，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依然常常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即使偶尔写封信，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内容，没头没尾，甚至连地址都没有。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他在1837年12月9日的信中抱怨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同样的抱怨也见于1838年2月10日的信：“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试想，虽非富家子弟，马克思的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这样的儿子当父亲的能不责备他“自私”吗！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
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晚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十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5天才给马克思复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早在这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更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没管住自己的马克思让自家女仆海伦怀孕了。海伦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海伦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海伦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真实为人。称其为自私，不为过吧！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这些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信神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六
许多人只知道成年后的马克思是个有名的无神论者，对宗教始终持敌视和反对的态度，他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著名论断，为共产党国家打压宗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宗教信仰在这些国家遭受迫害的苦难之源，但他们却不知道，上大学前的马克思也曾是一名信神的虔诚基督徒。
马克思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富有宗教氛围的家庭和社会，父母都是犹太人，双方都是有着浓厚犹太教传统的家族的后代。在马克思父亲这方面，“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社团的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都是马克思的先辈”，只不过他本人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受犹太思想传统的影响并不多。儿子出生后，马克思的父亲为了避开国家对犹太人从事法律事务的限制，方便从事法律工作，选择做了一名新教徒，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
尽管马克思的父亲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的影响，但他对上帝依然有着虔诚的信仰。他曾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过，“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1824年，马克思也受洗做了一名基督徒。大约12岁时，他进了家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同学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天主教徒，宗教是必修课程之一，约瑟夫·居佩尔牧师负责讲授这门课，也是他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从保存下来的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上看，校方对于马克思的宗教知识的评价是：“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认识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少年马克思，对上帝有着与一般基督徒相同的虔诚信仰自然是不足为奇的，而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倒还不是校方对他的评价，而是他本人写于1935年夏天的一篇毕业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
这篇作文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道德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围绕着这一主题，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信徒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为此，他列举了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即使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艺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即使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和基督的一致，也无法具备真正完美的德行，和满足对于真理与光明的追求。
接下来，马克思的笔端转向了人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经常会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会淹没我们追求美德的热情，生活的威力也会嘲弄这种热情，贪图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会排挤我们求知的欲望，虚伪的甜言蜜语会熄灭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与基督一致。
在马克思看来，与基督一致的最后一条理由在于“基督本人的道”。他写道，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把人比作枝蔓，枝蔓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
阐述完以上三方面理由后，马克思总结道：“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
在马克思看来，和基督的一致不是徒劳的，它能够产生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把人的德行提升到“超越于任何别的道德之上”的水平，从而使人的道德摆脱掉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而一旦达到这种道德水平，人就能泰然面对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切苦难的折磨。不仅如此，“和基督一致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马克思的这篇作文得到了他的老师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称赞。时隔一百七十多年，重读马克思的这篇作文，我们仍能感到约瑟夫·居佩尔牧师当年的首肯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跨入大学校门之后的马克思很快走火入魔，背弃上帝，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对自己原先的信仰大加挞伐，并由此渐渐走上了创立和宣传共产主义，祸害人类的歧途。
渎神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七
步入大学校门后不久，昔日信奉上帝的马克思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个与上帝不共戴天的渎神的马克思。
在写于1836年左右的《愿望》一诗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宣布了与上帝的决裂：“你已经做出决定——对你说来，当然啰，天门将会为你敞开，你的精神将会长留在那儿——这全是一场空，要腐烂衰败！” “精神于我何有，天堂算什么？空空！你，只不过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要知道，蕴藏在我胸怀里的一切，不知时间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如愿意，你就去供奉上帝——你已经从他的内部站起，你不能够使我同他和解，我和他已经永远扬镳分离。”从上述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决定与上帝“永远扬镳分离”，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也好，天堂也好，都不过是“一场空”，“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换句话说，此时，他已彻底否定了上帝和天堂存在的真实性。
尽管所有的无神论者都否定神的真实存在，但他们并不一定仇恨神。可以说，那些既不信神又仇恨神的人，不是一般的无神论者，而是极端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便是这样的典型。
在《暴风雨之歌》中，马克思写道，“我在打破所有的锁链，我要向万里长空飞翔，我燃烧着烈焰般激情，要把全世界紧紧拥抱。”然而，让他倍感受挫的是，他的身体成了他“灵魂的锁链”，头顶的天空束缚了他的思想，“到处都给人世间的生活，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挫折感激起了马克思对创造世界的上帝的满腔怒火，他咬牙切齿地诅咒上帝道：“你，上天，塌下来，塌下来，我愿意同你一起垮台，我愿自己永远地成为，压成碎片的一堆残骸。”“当我快进入死神之国，我定要向上帝与生活，送上我最痛恨的诅咒——”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敢于公开反抗天神领袖宙斯的著名人物，也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崇拜的精神偶像。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吐露自己的心声说：“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极端无神论者。在成为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后，攻击有神论、批判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一度成了马克思生活中最关注也最卖力的一件事。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反对宗教的领军人物，也是马克思当年最亲密的朋友。他撰写的《复类福音书批判》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据《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记述，1840年早期，马克思曾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到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只是这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当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的合理性。
从1841年3月起，马克思还曾计划与鲍威尔一起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对此，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卢格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论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则写信给卢格说：“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由此可知马克思当时射向上帝和宗教的子弹是何等凶狠了！
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戴维·麦克莱伦推测，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此外，马克思和鲍威尔还曾计划共同出版一本书——《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的关注点开始从宗教转向社会政治，尽管如此，他对神的敌视态度却终生未变。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曾向我们讲述了这样小事：
1847年初，马克思的二女婿拉法格曾与专业镌版工人勒·穆修合作，后者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后来，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因为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
彼时的马克思早已不再热衷于抨击上帝和宗教，但从他竟然将按着《圣经》发誓视为对自己的侮辱，甚至视接触《圣经》为污染这一极端反映来看，可见他心里对上帝的厌恶和仇恨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魔性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八
马克思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魔性，那是种糅合了仇恨、毁灭、暴力等多种因素，并且包裹着恶的内核的混合物。
老马克思曾在一封信中不安地告诉儿子：“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注：指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老马克思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完全是事出有因。因为在马克思当时寄给他的大量诗歌习作中，非但屡屡出现魔鬼的身影，而且明确表露出了对它的认同和依附。下面这首《小提琴手》就是个再确凿不过的证据。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急切？
为何你怒目环视？
为何你热血沸腾？
琴手呵，你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问我如此拉琴？请看一看海在咆哮！
它冲向巉岩，声若惊雷，击得粉碎，
我也要拉到双目失明，胸膛迸裂，
让灵魂沉入地狱，带着余音回旋！”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
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
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
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
它从冥冥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我从魔鬼那里买来这生机勃勃的艺术，
它使我魂飞心醉。
魔鬼为我击拍还用粉笔谱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进行曲，
我得日日夜夜拉琴，
直至弓弦使我肠断肝裂。”
熟悉马克思早年诗作的人都知道，与“歌手”和“船夫”等形象相同，马克思在写诗时也常用“小提琴手”指代自己，因此这首诗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自画像。按照诗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描绘，他演奏的不是上帝赐予的“飞上九天”、“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的“乐曲”，而是从魔鬼那里“买来”的，从“冥冥地狱爬进”自己“头脑”中的“死神进行曲”。更重要的是，魔鬼不仅为他“击拍”，还用粉笔为他“谱曲”。尽管“上帝不懂也看不起”这曲子，它却让自己“魂飞心醉”，“如痴若狂”。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完全拜倒在魔鬼的脚下，犹如被它附体了一般。
仇恨是构成马克思“魔鬼般性格”的一个基本元素。
首先被马克思仇恨的是上帝，是神，但他的仇恨并不止于此。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仇恨上帝，马克思对上帝创造的人自然也很仇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态度与撒旦教十分相像。
在马克思眼里，人类不过是一堆“垃圾”。他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马克思最鄙夷憎恨的莫过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如此，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自己的民族也十分仇视。1856 年，他在刊登于《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象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于是，这被压抑的世界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1856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象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试想，这种论调跟希特勒有何分别？
马克思还给黑人贴上“白痴” 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拉萨尔为“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马克思对亲人的无情。当燕妮九十岁的伯父因病临近离世时，垂涎其遗产的马克思竟然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1855年3月8日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90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塔勒；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身上的魔性还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毁灭欲，这在他的青年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很喜欢复述《浮士德》中恶魔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这句名言。在他早年的诗歌中，“毁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他曾在《致燕妮》中直言不讳地宣布：“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我有了毁灭一切的胆量。”在《感想》中，马克思甚至对毁灭高唱赞歌：“在遏制不住的运动中，太空把一切侵吞，从毁灭的废墟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那么马克思究竟想要毁灭什么呢？除了上帝的“永恒之乡”，他敌视的现实社会当然是一大目标。他在《人的自豪》中直言：“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在《圣经》里，魔鬼被天使投入了无底的地狱；而在马克思笔下，戏剧《乌兰内姆》里的人物卢钦多则想把人类投入地狱。他恶狠狠地说：“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马克思笔下的另一个戏剧人物——《乌兰内姆》的主角乌兰内姆则赤裸裸地表示要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
与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前辈不同，马克思对暴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偏爱，这也是他最为钟情的毁灭方式。
在《小提琴手》一诗中，面对着“如痴若狂”演奏着“死神进行曲”的小提琴手，有人劝道：“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不想这善意的规劝竟一下激怒了小提琴手，他一脸杀气地答道：“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一言不合，就要以剑取对方的性命，而不是与之进行平和理性的沟通，可见其暴戾的程度。
马克思对暴力的偏爱后来更集中地反映在他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中。而在这方面又以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最为赤裸裸，也最具代表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这段话把一个恶狠狠的黑老大般的马克思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但宣布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毫不掩饰地用暴力对统治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1849年，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坦言：“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把在沙俄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处决的恐怖分子称为“不朽的烈士”，或 “惊人能干的伙伴”。为什么共产党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看了马克思的这段自白，你该明白源头了吧。
跋
马克思身后一直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经过党文化精心塑造过的失真的马克思，一个是鲜为人知的真实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被称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共产党不但把他当作自己的上帝来顶礼膜拜，而且还想要人们也匍匐在他的脚下。后一个马克思则是典型的自大狂，他敌视和反对一切神灵，不但专制虚荣，而且好斗自私，魔性十足。他之所以要与资本主义为敌，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是想要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可想而知，发端于这样一个人的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可能不带有自大专制、虚荣好斗和自私魔性的劣根性呢？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与生俱来就是邪恶的，它带给人们的为什么不是许诺过的幸福，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只是粗浅地勾勒出了鲜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若干侧面，更多的真相还有待人们去不断挖掘和还原。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时，笔者曾受到威廉·布兰察德教授的《革命道德》、戴维·麦克莱伦先生的《马克思传》和Von Richard Wurmbrand先生的《马克思和撒旦》等书的有益启发，本文更多处引用了它们的相关内容，在此特别致谢！
（六）
谢选骏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用21世纪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那么最恰当的说法就是“恐怖分子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所有暴政里，其实都有马克思的尸骨。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荒谬中，其实都有马克思的狗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