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说理和专政怎么可以相容呢

《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2018年2月15日 转载FT中文网）报道：

梁治平：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建设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
其实有这个想法很多年了。今天还在这里讲，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依然觉得这种需要很迫切。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说理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更文明、更美好。我把自己一点浅显的想法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想听到各位的批评。
过去的这一年，对我个人触动最深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核危机。我觉得，自上世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人类从未离一场核危机这么近。如果这个危机真的爆发，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事情就没那么重要了。我们面临的是其他问题，那些问题真的是生死攸关，而且真的把人类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所幸这个危机暂时没有发生。我们这里还是其乐融融，市井繁华。
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这样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某种切肤之痛。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核危机的事有点遥远，眼下切实的感觉是：“这个冬天很寒冷”。前段网上有一则图片：大冬天里，一群小学生把课桌搬到院子里，在露天下上课写作业。为什么？因为外面有阳光，而教室里太冷。这张照片很让人辛酸。北京大兴的一场火灾，也让很多人感觉这个冬天非常寒冷。这些人虽然没有被大火烧到，但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和居所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也是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了，说的是“低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房子还在吗？“中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孩子还好吗？而“高端”人群会问：你什么时候进去？不同的人群关心的问题似乎不大一样，但都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的财产、自由、安全和尊严。我今天要讲的，根本上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
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说理？照我的理解，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就是说理。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
跟说理接近的词是“讲理”。这两个词是共通的，但具体的用法有些不同。讲理主要关乎主体的立场、原则、姿态、态度等，关涉的问题是讲理和不讲理。说理涉及的主要是这种活动的真伪、优劣、高下等方面，比如会不会说理、说理说得好不好。如果我的题目改成“讲理”，问题就变成这个社会讲不讲理，社会成了主词。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在讲说理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指涉的是社会中的各个主体，包括个人、组织、机构，是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也是一套制度，一种文化，或者人们的一种习性，一种互动方式。总之可以说，说理就是讲理，只不过在讲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讲理的方式、方法和品格、品性揭示出来。
那么，为什么要说理？说理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想，说理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它的非暴力性，实际上，它也反对各种非理的强制，反对各种横暴的权力，尤其反对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可以用说理方式解决的问题。说理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互相承认和互相尊重。你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合理的，承认其利益和诉求具有正当性，就必须倾听对方的意见。这也意味着某种基本的社会共识，某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又涉及社会凝聚、社会权威之类概念。所以，我们司空见惯的各种赤裸裸的压迫、压制，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剥夺，在这里都是反社会的、不可接受的。
当然，说理的情况实际上很复杂。有形形色色的说理，其中的一些既不真诚，也不真实。比如有虚伪的说理，有拙劣的说理，有偏执的说理，还有权宜之计的说理，这种说理不能说完全不真诚，但要不要说理，说什么理，完全出于利益考虑，所以会变来变去。大家熟悉的成语“强词夺理”，说的又是一种情况。前几年网上有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过：“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这些“说理”不过是做出一个说理的样子，其实徒有其表，骨子里是不讲理。不过，做做样子的说理也强似赤裸裸的强制，因为它表面上承认了说理的价值。总之，我是把说理同非理强制和暴力这类东西作为互相对立的范畴来理解的。一个社会，说理进一步，暴力就要退一步。事实上，有人就以暴力的消、长来作为人类是否进步的判断标准。可见对暴力的控制和抑制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说理的社会？按我的理解，说理的社会就是一个以说理原则主导的社会，一个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说理原则的社会，一个人们乐于并且习惯于通过说理来彼此相待的社会，也是一个尊重并且善于说理的社会。我们也把这种社会叫做文明社会。
从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事通过说理来解决，越来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而且，不管实际上怎样，通过说理来解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文明准则。
现在，我讲讲说理跟法律的关系。
刚才讲说理的社会要有制度来保障，就涉及法律的问题。法律当然不是制度的全部，但毫无疑问是制度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或者呈现方式。那么，说理和法律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涉及到怎么去认识法律，这在法学上当然是很基本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或者想突出的一点是：说理是法律的特性。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站出来反对：不对，强制性才是法律的特性，法律是靠国家暴力来支持的。这种观点，我们当然很熟悉。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持这种法律观的。过去讲无产阶级专政，讲法律是刀把子，都是如此。今天这么讲的人不多了，但是一般的法律定义还是强调强制性的。其实，从强制的角度去认识法律，不光是中国，西方的法学也有这样的传统。只不过，这种看法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人们并不否定法律具有强制性，但他们也相信，强制性并不是法律最根本的特征。因为只有强制性并不能成就法律。用我这里的话说就是，法律上的强制基于说理，法律的强制应该是一个说理的强制。就因为这一点，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人才区别于劫匪和强盗。就是靠了说理，单纯的强制命令可以进于（变成为）法律，外部的强制可以转化为于内心的服从。
我们经常讲的法律的权威性，跟人的内在认同、内心确信、内化的正当性这些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实际上，不管哪一种文明的法律，它们能够大范围地传播，长时间地流传，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有“理”在里面。中国有所谓“天理-国法-人情”的说法，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过去的国法就是王法，所以又有“目无王法”一说，但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王有警察、军队和刑罚手段，更重要的是王代表了天命、天道，王法里面有天理，而这个理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大家接受的。中国古代法律能够流传几千年，根本上靠的是这种建立在理的基础上的权威性。
关于法律的说理性，过去还有一句话：“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俗语固然是批评衙门的腐化，但这句话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衙门是说理的地方。只不过，这样一个说理的地方被腐化了，腐化了以后就不讲理了，改讲钱了。由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像说理可以是虚假的一样，法律也可能徒有其名。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历史的。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笔下的“第22条军规”，可以被理解为一条法律。但这条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一个让人走不出来的怪圈。这样一个规则，这样一条法律，看上去似乎规定明白，其实是不讲理的。另一个例子是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苏维埃1926年刑法典第58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那个条款非同寻常。索尔仁尼用“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把世界囊括无疑的”这样一些词来形容这个第58条。因为任何人因任何情况都可以被它治罪，它还不是政治罪，而是国事罪、刑事罪。我们的法律里也有些条款具有类似功能。它们都是非理之法，所以是荒谬的，不能服人的，也不可能长久地流传。
这里，我不准备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非理之法，就讲讲现代法的一般情况。我们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至少在规范上，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每个环节都有很强的说理的成分。比如立法要通过各种程序，包括民主商议、专家论证，需要充分说明理由。执法也是这样，决策有听证程序，处罚要有法律依据，不服处罚的有救济程序。进入司法，程序更多更细密，庭审要公开透明，当事人要有充分的申辩机会，证言证物受到公开检验，证人要接受质证，判决更要说理，不光给当事人看，还要公开，接受全体法律人和全社会的检验。可见，说理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说理和法律的问题，下面还要讲，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回到我今天发言的主旨，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新年期许。为什么我的期许是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相对理想的说理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非理的强制，甚至是充斥着暴力。
关于这一点，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历史。大家经常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就是暴力，而且是摧毁正常秩序的暴力，这种暴力是不跟你讲道理的。不过，革命也有革命的“理”，但这是讲“暴力有理”的“理”。它只是说，暴力是正当的，暴力是必须的，牺牲是必要的。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不但可以牺牲一个人，一群人，而且可以消灭一个阶级，就用暴力手段，没有说理的程序，也不给人申辩的机会，甚至连一个认真审核的过程都没有。而且，不必是战争年代，和平时代也是如此。
前两天看到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题目是：《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讲文革初期的暴力，虽然只是个人经历，范围有限，讲出来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抄家、批斗、侮辱、殴打、杀害，无需说理，也不经过法律。因为“造反有理”，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为“要消灭反动派”，因为“阶级斗争是钢”，因为要“不断革命”。这还是形势一片大好的承平时代，战争年代、肃反时期、大饥荒年代，强制和暴力更不是问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这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我们是带着这种历史印记走到今天的。
本来，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惨痛经验，彻底清算过去，这样才能告别那个暴力的时代。但我们没有，而这首先是因为政治上不被允许，这种不允许自然也是强制性的，不是说理的。前面很多朋友谈到言论空间、表达自由问题。现在的言论禁忌之多超乎以往，互联网上，人们为了逃避检查和屏蔽发明了各种替代符号，各种稀奇古怪的语汇，几乎让汉字和汉语面目全非。而这些禁忌的设置都是非理强制。不允许用某个词，不允许传播某种思想，不允许表达某种意见，并不是因为这些语词、思想和意见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但就是不允许。没有合乎道理的理由，也不容讨论和申辩，当然就更没有救济途径。所以，今天的社会仍然充斥着暴力，这一点也不奇怪。从家庭到幼儿园、到学校、到社会，从市井社会，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社会，到看守所、监狱，从医院到法庭，从乡村到城市，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
下面我想对这些非理强制和暴力做一点分析。大体上，我把所谓非理强制和暴力分为下面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方面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犯罪”。我把犯罪两个字打了引号，因为犯罪是一个人为设定的范畴，不是自然的、当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上，“犯罪”是一种普遍现象。换句话说，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是普遍现象，具有一般性。不过，这种现象也有特殊性，比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表现了一种特殊性。特定历史经验和条件，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化，还有国家对待私人强制和暴力的态度，它在法律上的回应，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中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基本状况和面貌。而我想强调的是，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在一个社会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说得更具体一点，取决于国家强制和暴力运用的情况。
说到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拥有和使用暴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在定义上，国家就是合法的暴力，而且这种合法的暴力具有排他性，私人不得拥有。所以，只有国家可以惩罚犯罪，私人不可以。不仅如此，至少在现代社会，私人的强制和暴力，即使没有被完全禁止，也受到严格限制。不过，关于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可说的话其实很多。下面讲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暴虐的国家。历史上有所谓暴君、暴政，古罗马皇帝尼禄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和秦政，也有暴政的恶名。不过，见识了二十世纪国家大规模使用暴力的人，应该对什么叫暴君、暴政、暴虐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跟上世纪那些风流人物相比，尼禄、秦始皇之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对暴力的非法使用。例子很多，比如各种刑讯逼供，它们造成了很多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审讯室里的不正常死亡，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冤假错案。这类非法暴力也包括从孙志刚案到雷洋案之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案件，包括饱受诟病的城管执法，还有过去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各种国家暴力，比如为收缴农业税或者强迫计划生育而使用的国家暴力：拆房子、扒灶台、砸锅、强牵猪牛、强制绝育等等。现在，农业税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也放宽了，这类事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这种暴力甚至更血腥。当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暴力有很多是非国家的，这涉及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国家姑息甚至纵容的暴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对个人、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过于强大，政府不但掌握了太多资源，而且经常行事专断甚至强横。相比之下，社会弱小，个人的声音更是微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上大量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只要不是被认为是针对党国的，政府的态度又经常是宽容的、暧昧的。结果是，各种不法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守法公民常常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医闹”。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一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对医护人员或者医院不满，就辱骂、责罚甚至殴打医护人员，有的霸占病区，有的停尸示威，还有的大打出手，大闹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医院方面没有执法权，只能报警。但是警察来了解情况，加以劝导和阻止，也是制止不力。大概人家死了人，或者孩子病得厉害，闹一闹也情有可原。真是莫名其妙。我相信，在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法律相对健全的社会，不会有类似“医闹”这样的概念，辱骂、殴打、滋事、非法拘禁、危害公共安全，这些是轻重不等的犯罪，律有明文，警察来了不问是非，先把施暴者铐起来带走，要说理上法庭好了。可惜的是，我们这儿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山东聊城于欢案吧，这是去年上了很多报纸新闻头条的案件。追债公司非法侵入他人经营场地，拘禁他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对他人辱骂、殴打，甚至当着成年儿子的面公然猥亵其母，这么多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接到报警来到现场，居然说讨债可以，打人不行，然后就把双方一干人等留在房间里出去了。这真是匪夷所思，但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最近看到一个消息，郑州一个消费者因为网上订的东西没有送到，投诉了卖家，结果遭到卖家威胁，最后那个卖家千里之外跑到郑州去袭击了这个消费者。有人说这个消费者在受到威胁时应该报警，但在中国，这样的报警警察会管吗？绝对不会。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前段遇到一位律师朋友，他的律所接了一个案子，对方当事人就组织了一帮人到律所来骚扰，逼他们放弃代理。之前一个律所接了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不堪骚扰和压力最后放弃了。这可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律所，总部就在北京的CBD。他们报警，警察都懒得来。他们只好让保安守住大门，不认识的人都不让进。结果对方就在网上编造事实，大肆攻击这家律所的负责人。这可是诽谤，但在中国，这种事算什么？律师也只好佯作不知。老实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了什么。有一个真实的案子，也是不久前的，两个人闹离婚，男方多次威胁女方，要打要杀，女方和家人都很紧张，警察却不当回事，后来双方到派出所接受调解，警察还让他们独处，结果男方就在派出所里杀了女方。这类制止非法暴力不力的事例还有很多。前段有报道说丽江旅游者被打，伤情严重，最近曝出冬季旅游地强买强卖，其实这类现象一直都有，但事情不闹大就不会引起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视。
问题是，如果法律对各种各样的小恶不闻不问甚至姑息纵容，公民就会生活在是非模糊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之中，而那些小的不法强制和暴力就会生长、蔓延，整个社会就会被戾气所笼罩。在这种环境里，大部分人遇到这类事尽量躲避，躲不开就忍着，忍不下去的就以暴抗暴了。于欢就是这样，结果一审被判了无期，二审改判，虽然有社会舆论的压倒性支持，还是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当年杀死城管的小贩崔英杰，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同情保住一命。后来的贾敬龙虽然也得到不少同情，却没那么幸运。这些人杀了人还得到很多人同情，就是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后来杀人都有些被逼无奈的成分。但问题是，这么多杀人者能够得到同情，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毕竟，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不法暴力，如果法律对那些不法强制和暴力采取一种绝不宽容的态度，这些悲剧多半是可以避免的。反过来讲，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法律人同情杀人者，赞同以暴抗暴，对社会来说也不都是好事，它会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暴力。
顺便说一点。有刑法学家批评我们国家的刑法太重，死刑太多，处罚太重。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也确实需要改变。但只是说中国刑法太重恐怕也简单化了。按上面讲的，不管是法律本身还是执法者的惯常做法，对社会上大量的非法强制和暴力行为采取了姑息、宽容甚至纵容的态度，我们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刑事法律太重吗？ 一、二年前吧，媒体报道了一个美国中学的校园凌虐案件，几个中国女留学生凌虐同学，都被逮捕、指控，其中超过十八岁的三个人，虽然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但还是被判处从6年到13年不等的徒刑。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判决重得太离谱了，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在我们这里，这主要还是个教育问题。如果是未成年人，即使犯下严重罪行，处罚也很轻。甘肃有一个孩子用硫酸把女老师烧成重伤，当地没有少年教管所一类机构，就把孩子交给他父亲带回家管教。总之，在中国，对于私人之间的非法强制和暴力行为，尤其是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些，法律的尺度太松太宽。在这方面，跟文明和法治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法律不是过重，而是太轻。
除了上面三种情况，还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国家运用的是合法的强制和暴力，但是说理不够。比如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理据不充分，相关程序有瑕疵，或者程序表面上完整，实际是走过场。另一种情况是救济不充分甚至没有适当的救济途径，让人无处说理。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某些机构做出限制公民权利的这种或那种决定，连个文字都没有，你想告它也没有证据，有些机构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你也没处去告。有的案子，就算能告，法院找个理由不受理，你除了在媒体上制造点舆论，也没有其他办法。问题是舆论本身也受各种限制。前面讲律所的例子，在网上攻击某个律师、律所没关系，法律不当回事，律师也无可奈何。但你批评党政部门或有权势的官员试试。就算你有宪法上的权利，就算你实事求是，它要禁你就禁你，你要是不服，它还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这些作法，按这里的说法，就是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可悲的是，这种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天天都在上演，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来治理的，而这恐怕是我们的社会充斥暴力的制度性根源。
上面讲了两类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国家的和非国家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二者性质不一样，重要性也不同。要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祛除充斥于我们社会中的暴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文明，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是因为，首先，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它的力量、它的规模、它的制度化程度是任何私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国家滥用暴力，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国家既然是合法暴力的拥有者和垄断者，它就负有一种特殊的职责，那就是要维护和保全这个社会。它在防止和抑制私人强制和暴力、培育、训练和养成整个社会说理的习性、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这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国家的失职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国家自己就滥用暴力，蛮不讲理，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充斥暴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造就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应该从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守法开始，从国家的改造和转变开始。今天讲法治中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说理的社会，一个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作者不懂以下说法显然不合事实“从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事通过说理来解决，越来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事实证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最为突出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迄今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了，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不知道作者现在还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干部，但不论算与不算，他都是在为一个专政国家工作的，似乎却不了解“说理和专政绝不相容”的道理。这样一味胡说下去，很快就会出问题的，实践早已检验出他的“说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说理和专政怎么可以相容的呢。

谢选骏：普京搞不清敌对和不友好之间的分际

《美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领馆》（2018-03-26 美国之音）报道：

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思科利帕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一事，美国今天驱逐60名俄罗斯驻美国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

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60个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跟搜集情报工作，驱逐他们将可以大幅削弱俄罗斯以情报来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逐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官员，也合乎联合国的规定。

川普总统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星期通过电话。英国此前已经驱逐23名俄罗斯驻英国外交官员。普京政府否认跟神经毒气案有关系。此前白宫一直不愿证实此案与俄罗斯有关，川普总统本人也避免提到。而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今天表示，这是因为之前证据还不明确，甚至调查中一度认为神经毒气是由美国提供的，但到现在已经证据充分，所以联合美国盟国一起制裁。

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上星期二3月20号通过电话，不过资深官员不愿证实两人是否讨论到3月4号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遭杀害，以及今天发布的驱逐决定。

白宫随后发出声明，表示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是为了阻断俄罗斯情报人员刺探附近的潜水艇基地以及波音公司。

资深官员说，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了解，美国的行动并非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俄罗斯政府。不过在简报会上有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否将考虑制裁普京本人，资深官员则未作出正面回应。

神经毒气暗杀事件已经发生三个星期了，上周川普总统跟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在电话中向普京谈到此事，白宫副发言人沙阿没有正面答覆此问题。他说:“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总统与普京讨论了一系列问题。 但他已公开和多次表明了他的意见。 他在与英国梅首相交谈后发表讲话，也发表了明确的声明，现在还用行动表明。 总统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整个国家的立场。”

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有媒体问到，美国政府因为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加上今天宣布的因为神经毒气暗杀案而驱逐俄罗斯官员并关闭领事馆，原本计划中的川普总统跟普京总统会面是否生变。对此白宫副发言人沙阿表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还有许多议题需要合作，包括反恐、核武等等，他认为双普会的机会仍是敞开的。

《多国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方：将根据对等原则做出回应》（中国新闻网2018-03-27）报道：

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中毒一事仍在发酵。26日，针对多国宣布驱逐俄外交人员一事，俄方表示，将根据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乌克兰等多个国家26日发表声明，宣布驱逐若干名俄驻自己国家的外交人员，以报复俄涉嫌在英国袭击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
对此，俄外交部当天表示强烈抗议并称这些国家的举动不利于确定事故原因以及搜索罪犯。俄将这些举动视为“不友好行为”。
俄外交部强调，这些国家不了解事件情况，“盲目听信英国政府并同英国政府保持一致”。其举动延续了对抗路线，导致局势紧张。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此表示了遗憾。他说，俄方多次声明与斯克里帕尔中毒一事没有关系。多国驱逐俄外交人员的举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在分析局势并将根据对等原则一一做出回应。
本月4日，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与其女儿在英国遭神经毒剂袭击。英方怀疑俄罗斯“极有可能”对此事承担责任并要求俄方在3月13日晚前就这一事件提供详细信息和解释。但这一要求被俄以英国“未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义务”为由拒绝。
14日，英国方面宣布驱逐23名俄驻英外交人员。作为回应，俄外交部17日宣布驱逐23名英国驻俄外交人员。

谢选骏指出：看来，普京的脑子有些问题，因为他搞不清“敌对”和“不友好”之间的分际，结果他入侵格鲁吉亚、乌克兰，还占领克里米亚、毒杀英国居民，却没有想到这些“不友好”却引起了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也许，在普京心里，入侵格鲁吉亚、乌克兰，还占领克里米亚、毒杀英国居民，差一点还是友好的表示？而在莫斯科公然暗杀异议人士，就是一种“爱的表示”？俄罗斯真的没救了。他们的大脑构造就是不一般。所谓民主，所谓宪政，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疯子为所欲为的制度设计。民主并不很好，宪政并不很好，但是，独裁专制的疯子一旦掌权，那就真的大事不好了，整个社会势必一起沉沦了。

谢选骏：白犀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网文《世上已知唯一雄性北方白犀牛逝世 只剩两雌性》说：

由肯尼亚奥佩杰塔野生动物保护中心(Ol Pejeta Conservancy)照顾、已知现存唯一一只雄性北方白犀牛苏丹(Sudan)周一(19日)逝世。

现时世上只剩下最后2只北方白犀牛，分别为苏丹的女儿及孙女，苏丹离世后，北方白犀牛势必绝种。报道称，现年45岁的苏丹自2009年起受中心照料，一直得到不少人关注。但苏丹的右后腿在去年底出现感染，尽管医疗人员迅速将其治好，但苏丹的旧伤口近日再次受感染，情况非常棘手。保护中心坦言，对犀牛来说，苏丹属于极度年老，已尽一切方法治疗，但最终失败。
南非的白犀，保护状况近危（IUCN 3.1）Extinct。属于脊索动物门 Chordata，哺乳纲 Mammalia，奇蹄目 Perissodactyla，犀科 Rhinocerotidae，白犀属 Ceratotherium Gray，白犀 C. simum，北白犀 C. s. cottoni，南白犀 C. s. simun——

白犀（学名Ceratotherium simum），又名白犀牛、方吻犀，是现存五种犀牛中个头最大的，体形仅次于大象，共有两个亚种。其中北方亚种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和中部的乌干达和尼罗河上游，南方亚种主要分布于南部非洲。2018年3月19日，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Sudan”去世，目前仍确认存活的北方白犀牛仅剩“Fatu”与“Naji”两只雌性。

命名

白犀的名称由来没有公论。事实上白犀的身体颜色与黑犀没有很大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比较大的体型，和宽大的嘴唇。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白犀牛的白字是来自于荷兰语的“wijd”，意思是“宽”，最早移民非洲南部的欧洲殖民者荷兰人用宽嘴唇这个特征来和尖嘴唇的黑犀牛区分，之后说英语的人将“wijd”误译为“white”，即“白”，使得这个名字误导世人。事实上荷兰语中，也是用“黑”、“白”来命名这两种犀牛，而且即使早期荷兰语文献中也从来没有“宽”、“窄”犀牛这样的提法。

还有说法是白犀牛的白色指的是它白色的角，或者身上的白色的干泥巴。

外表特征 宽嘴

成年白犀牛重达三千多公斤，是陆地上体形第二大的动物。其尖角长达150公分，是由毛发的角质硬化形成的。白犀牛并不好斗，但受威胁时还是能用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飞奔，奔跑时会将重心放在后肢的三趾间，并利用臀部稳住前身。

特性

白犀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主要以草为食。一天中一半时间用于进食，三分之一的时间休息，剩下的时间则做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犀牛一样，它们也喜欢呆在泥浆中，以降低身体的温度。

白犀以群居为主，它们会组成最多可达14头犀牛的群体，其中主要是母犀牛，未成年的公白犀会聚集在一起，跟著一头成年母白犀生活，公白犀则基本是独居，以粪便和尿液划分领域。只在交配的时候在一起生活。交配的白犀会一起生活2-3天甚至几周。

繁殖

孕期约为16-18个月。每胎一子，出生时重量约为40-65公斤。断奶期为两个月到一年，出生后2-3年是比较不稳定的时间段。母白犀的性成熟期为4-5年，公白犀则需要10-12年。白犀的平均寿命一般为40-50年。

谢选骏指出：这个世界是不太适合杰出者生存的，越伟大的越容易死亡。平庸之辈的存活率较高，成群结队的成功率较高——老鼠就是一个典范。但是话说到此，那什么叫做成败呢？活着就是成功？还是相反，拒绝活着才体现了真正的成就？还是让我们向现存仅次于大象的庞然大物致以最后的敬礼——它们都是被这种叫做人类的成群结队的懦夫给害死了——人类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利用武器杀害他者，而不敢进行公正的对等较量。因为，人类是一种介于老鼠和犀牛之间的东西——可悲的是，人类消灭不了老鼠，只能消灭犀牛和大象。

谢选骏：第二次冷战今天正式揭幕

《美国发大狠！突然驱除60名俄罗斯外交官》（2018-03-26 转载VOA）报道：

美国政府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除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外交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些人员限7天之内离开美国。

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的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思科利帕以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一事，美国今天驱除60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

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60个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与搜集情报工作，驱逐他们将可以大幅削弱俄罗斯在美国以情报来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除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官员，也合乎联合国的规定。

川普总统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星期通过电话。英国此前已经驱除23名俄罗斯驻英国外交官员。普京政府否认跟神经毒气案有关系。此前白宫一直不愿证实此案与俄罗斯有关，川普总统本人也避免提到。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今天表示，这是因为之前证据还不明确，甚至调查中一度认为神经毒气是由美国提供的，但到现在已经证据充分，所以联合美国的盟国一起制裁。

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上星期二（3月20号）通过电话，不过资深官员不愿证实两人是否讨论到3月4号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遭杀害，以及今天发布的驱逐决定。白宫随后发出声明，表示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是为了阻断俄罗斯情报人员刺探附近的潜水艇基地以及波音公司。

美国资深官员说，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了解，美国的行动并非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俄罗斯政府。不过在简报会上有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否将考虑制裁普京本人，资深官员则未作出正面回应。

谢选骏指出：美国不仅和英国联手，而且比英国出手更重，再加上英国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终身主席和美国对中国大陆全面制裁——在在显示第二次冷战已经正式揭幕了。如果这次英美及其盟国能够再次成功地将中俄（这次已经不是苏中了，而是以中国为首了）封锁在铁幕之内，使之逐渐萎缩崩溃被迫再度开放，那么就会迎来“第二次历史的终结”，否则，英美的霸权即将成为历史的烟尘了。

对此，共产党中国将如何反应呢？

已有共产党喉舌出来发言了——

《英俄这次斗法很严重 川普正变得更加凶狠》（2018-03-21 占豪）报道：

英国最近与俄罗斯因俄叛变间谍被生化攻击案而关系急剧恶化。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是可大可小，非同小可！

可大可小是因为，这种事如果放在两国关系好时，大概就神不知鬼不觉抹过去了；哪怕关系不好，如果不适合宣扬，也顶多外交斗几句嘴，见不得真章。然而，如果有背景、有某种特殊利益取向，那么这事就会往大了闹。

这一次，英国展开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暴跳如雷”，本质上就是一个借题发挥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外交策略选择，是英国根据当前行事所做的外交策略选择。

这事到底谁干的其实一点不重要，因为一个出卖了300个自己同事的间谍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出事是早晚的，不会有任何一个间谍机构会放过这样的叛徒。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拿此事做文章，这个俄罗斯叛徒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已。

英国和俄罗斯这次斗法，特蕾莎·梅给24个小时让普京把事情说清楚本身就是无法说清楚的。如果普京辩解了，不但越描越黑，丢了国格，英国也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驱逐俄罗斯驻英外交人员。普京怼回来，英国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一样。所以，当特蕾莎·梅对普京发出24小时最后通牒时，已经意味着无论普京做什么，英国接下来要做的都是一个结果。

面对英国驱逐俄罗斯23名外交人员并冻结俄罗斯在英国的国有资产，俄罗斯果然如其外长拉夫罗夫所说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最终，俄罗斯同样驱逐了英国23名外交人员，并且直接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终止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活动等3项措施予以回应。

在笔者看来，英国这次行动，本质上一次调整自己外交策略，在美国展开对俄罗斯新一轮围剿之前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以获得与美国更亲密的关系以及获得更多美国的优惠政策资源，是一次和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站队”式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采取了冷战结束以来对俄罗斯外交官最大规模的一次驱逐令，同时英国宣布官方抵制俄罗斯世界杯（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只是不会有任何王室代表和内阁大臣参加，有种就不让英格兰队参赛），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对抗甚于冷战”。英国此时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只能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美国对俄罗斯将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在中东、东欧都可能采取强力行动以对付俄罗斯。

根据之前蒂勒森访问土耳其的表态，美国甚至愿意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30公里的缓冲区以进行妥协，这已经表明美国在中东叙利亚正准备对俄罗斯下手。而现在，美国又换了一个支持撕毁伊核协议的蓬佩奥当国务卿，这意味着接下来白宫很可能撕毁伊核协议。如此，接下来美国必然联手包括以色列、沙特等国对付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向土耳其出让30公里缓冲区的利益，就是想卸掉土耳其这边的压力。

一边准备在中东强力出手，一边又释放准备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信号，同时还在半岛问题上进行妥协，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正变得更加凶狠。从俄罗斯最近频频放出包括核动力导弹等大杀器看，普京早已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血拼！

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打“新冷战”又近了一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打“新冷战”，本质上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

当时，奥巴马政府推动对俄“新冷战”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如果美国不先搞定俄罗斯并掌控欧洲，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彻底围堵，美国的霸权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就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必须挑起欧俄“新冷战”，破坏掉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才能达到目标。于是大家看到，2013年12月，美国启动了对乌克兰的街头革命，最终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后，俄罗斯为了自保，很快吞并了克里米亚，并让东乌克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俄罗斯也因此与欧盟的关系陷入恶化，欧俄新关系彻底被冷冻，美国破坏欧俄关系发展的目的达到，并继续向俄罗斯与西方的“新冷战”继续推进。

简单说，如果最终美国实现“欧俄新冷战”从而达到俄罗斯和西方的冷战这个效果，那么美国就有机会拖垮俄罗斯。一旦俄罗斯垮了，美国或收编、或让俄罗斯陷入内乱，然后就可以腾出手联合西方全力对付中国了。如果真的俄罗斯倒了，那么美国必然联手西方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将会面临巨大困难。真到那时，可能会再次爆发全球性的冷战。

基于上述逻辑再回头看英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严重恶化，就不得不倒抽一口冷气：原来，背后的戏份这么大！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继续围着美国的指挥棒走，那么走向全面对抗、走向“新冷战”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美欧与俄罗斯形成“新冷战”，全球“新冷战”的概率也会进一步增加。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新冷战”在什么条件下会形成呢？笔者认为有三个条件：

一、当美欧与俄罗斯彻底陷入“新冷战”，并且俄罗斯被美欧逼得陷入崩溃。

如果美欧与俄罗斯陷入“新冷战”，并且俄罗斯被逼得基本陷入崩溃之时，美国必然转向全力对付中国。基于此，中国决不能让俄罗斯倒下，要让俄罗斯有能力与美国怼下去，这不但有利于俄罗斯，更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要坚定地站在俄罗斯身后，为俄罗斯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当美国已经完成对欧盟和中国周边主要国家的联盟。

美国要想展开对中国的“新冷战”，必须把欧盟和中国周边主要国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意志当中。现在，美国正在做的就是这些，其核心思想就是“美国优先”。

三、当美国重新勾勒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美国勾勒出一个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体系，那么当政治、军事上可以对中国展开围堵的时候，美国就会利用自己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展开对中国的全面围堵，推动全球“新冷战”。

从现在情况看，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特朗普好像正在重新回到奥巴马原来的方向，推动“新冷战”。虽然，特朗普最烦奥巴马，并且推翻了几乎所有奥巴马的政策。但现实情况是，特朗普要解决美国继续维系全球霸权的问题，就必须聚集更多的资源，而要聚集资源就得不断制造各种矛盾，并且激化矛盾，从而最终让各方对美国的挑战力量自我消耗，当所有消耗足够时，美国的霸权力量也就恢复了！

过去，奥巴马从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到针对俄罗斯下手；现在，特朗普，一边勾勒“印太战略”，一边对俄罗斯下手。

世界大动荡，才是刚刚开始！当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直接、间接制造动荡时，只有中国在继续谋全局、谋发展、谋人类命运共同！中国的这些战略方向，最终会发挥出巨大威力，会得到更多认同，大家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显然，上文显示，共产党中国也意识到第二次冷战已经来到，尽管上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心里暗自高兴却是肯定的——因为，冷战有助于对于国内的控制，所谓“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捉鸡”是也。就像第一次韩战以后，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并且持续了二三十年，是类似的道理。

谢选骏：台独路线得自蒋氏父子的真传

《他卧底蒋经国旁背叛祖宗 成台湾第1罪人》（2018-03-24 转载环球网公号）报道：

今日台湾之乱象，莫不根源于他。

1996年3月23日，一个可耻人物正式登上舞台——李登辉在台湾所谓第一次“总统”直选中，赢得54%选民的支持。

不久前，一个问题是“谁是台湾历史罪人”的民调，李登辉高居榜首。

虽然不少人将推动台湾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功劳记在李登辉身上，但更多人也明白，台湾今日高度依赖美日，社会严重撕裂，蓝绿、世代、族群极度对立，论根源，都要追溯到李登辉。

卧底

李登辉生于1923年，当时台湾被日本侵占，青年时期的李登辉恰巧赶上了台湾总督府推行“皇民化运动”，他便起了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

李登辉中学毕业后，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经济学系。在日求学期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形势恶化，李登辉和哥哥李登钦也被征召入伍，李登钦战死在东南亚，后被供奉于靖国神社，而李登辉则在日本本土迎接终战。日本战败后，李登辉才恢复了学生身份。

为日本做事，李登辉心甘出力，在仕途中，亲日倾向也非常明显。岛内一度怀疑，他从血统上就是一个日本人。李敖就曾在文章中写到，“李金龙（李登辉父亲）矮矮的，李登辉高高的，两个人除了都是一样上男厕之外，其他没有一点相像。”

抛开血统，李登辉活得也和日本人无异。他和夫人曾文惠在家不说中文而说日文，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他不仅参拜过靖国神社，还在自己写的书和公开讲话中不断提及：

“我在22岁之前是日本人”。

“台湾人感谢日本统治”。

“钓鱼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

“70年前日本和台湾是同一个国家”。

“台湾抗日不是事实”。

“台湾人二战期间加入日军是以日本人的身份为祖国奋战”。

有了这些背景，李登辉在位时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下台后也搅局不断，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当初如何能在台湾上位？

一名日本人掌权12年，台湾有人笑称，这是“史上最成功的卧底”。

叛徒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1968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经学博士学位的李登辉，现在应该是一名农业专家。

但1969年6月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天清晨，睡梦中的李登辉一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之后，李被几个宪兵装扮的人带到警备总司令部（警总）约谈，一谈一个星期。

放走他前，警总的人说，你这样的人，除了蒋经国，没有人敢用你。

在被约谈之后没多久，还不是国民党员的李登辉却被请到了四中全会做了一场农业方面的报告，当时，请一位党外人士作报告，是没有过的事情。

李登辉至今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认为警总约谈是蒋经国对他的考验。

蒋经国之所以看上李登辉，很多人认为与李在康纳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有关，再加上李登辉对台湾农业的确也有些独特认识，最终博得了重视农业的蒋经国的赏识。

时钟很快被拨向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对于两岸来说风云际会，“台美断交”后不久中美建交，而曾经在大陆对峙的风云人物也先后逝去。

也是那个年代，加入国民党后的李登辉开始崭露头角，在政坛上平步青云。1972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李登辉被拔擢为政务委员。

1978年，蒋经国接任“总统”，李登辉便跟着做了台北市长，当时，蒋经国还一点点将自己的执政经验传授给李登辉。1982年，台北市长刚做了3年半，李又被指定出任台湾省主席。

经过一番历练，李登辉此时再不是菜鸟一只。1983年底，李登辉在一次“议会”会议上与“省议员”辩论时驳斥了“台独”的观念，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从来没有摒弃台湾，台湾也绝不能忘掉中国”。再结合李登辉之后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是多么阴险狡诈。

正是这个报告，让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反“台独”立场非常满意，也下定了让李接班的决心，1984年2月，蒋经国便提名李为“副总统候选人”。1988年，蒋经国离世，李登辉成功上位“总统”。

对于恩人蒋经国，李登辉不是报恩，而是背叛。

多年后，李登辉批评蒋经国在担任“行政院长”时大力推行“吹台青”运动（即起用台湾人士，推动政坛本土化）根本目的只是为了收买人心，巩固政权。而他作为其中的一员，并没有被“外来政权”收买。

这也侧面证明了他在“省议会”说的那些话，只是计谋。

李登辉独揽大权之后，羽翼渐丰，他在党内外拼命培植本土势力，民进党在其任内发展壮大，他还试图将“中国国民党”改造成“台湾国民党”，造成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作为“国民党的叛徒”，李登辉丝毫没有愧疚之意，卸任总统并退出国民党之后，很快做起了台湾绿营的精神领袖。

这一切，与掘墓蒋家无异。直到今日，还有很多人感叹，经国先生看错人了。

汉奸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说到李登辉，刀哥总是不自觉想起这段诗句，如果李登辉早逝，他现在的形象还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统派。

自上任开始，在两岸关系上，李登辉就在下一盘大棋。1989年他首次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惯例，1990年他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91年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以及“九二共识”，也都在其执政初期达成。

李登辉当时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这些举措让台湾和大陆民众认为，“李总统”绝不会搞“台独”。直到1999年，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音采访时，确切抛出“两国论”，将两岸定义为“特殊国与国关系”，才让很多人傻了眼。

人们后来发现，李登辉90年代初期的举措里埋了不少雷，比如，在“国统纲领”中，李登辉的规划是：两岸政府应相互承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承认分裂的既成事实。最重要的是，大陆必须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这是统一的条件。李登辉也知道，这些条件大陆不可能答应。

几年前，在一些公开场合，李登辉坦言，这一系列动作只是想给大陆发出和平信号，让台湾得到喘息的机会。“国统纲领”目的当然也不是为了与大陆统一，而是讲给国民党内那些顽固老先生听的。

李登辉心机之深，让当今多少台湾政客望尘莫及！

1997年，明面上还没有抛出“台独”论调的李登辉，打算从教育领域打开突破口。在李登辉“要国民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等课程”的思想统领下，当年6月，台湾“教育部”推出了一本面向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在其中的“历史篇”中，声称“台湾400年前是无主的土地”。这本书中，“我们都是台湾人”“台湾魂”“台湾精神”等字眼处处可见，同时它还美化了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殖民侵略历史，与之相对应，“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词统统被删去。

这从根本上消除台湾与大陆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李登辉用这种隐秘而卑劣的小招术，重新建构了台湾90后的国族认同，造就了今日“天然独”世代。

卸任后的李登辉，也时时刻刻提醒台湾政坛，要继续壮大本土力量，要对大陆做出反对的行动，发出抗议的声音，“总统一定要以台湾为主体思考”。在马英九称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之后，他说这是“背叛国家”“辜负人民”。

他甚至还放言，自己从未主张过“台独”，因为台湾已“实质独立”。

明暗中将分裂国家推进得如此深入，李登辉也算当代史上最大汉奸了。

老贼

严格意义上讲，李登辉连“汉奸”都配不上。一个日本人，怎么能和“汉”有关系？如果“精日”是“中国人的败类”，那李登辉又应该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文化怪胎，这样更准确些。

李登辉曾说，日台是“命运共同体”。

李登辉在位上捞黑钱、玩政治、搞“台独”，天天喊着“爱台湾”，但做的事情却时刻排斥大陆，坐实自己是美日小弟、战略棋子的地位，最终让今日之台湾在世界发展的浪潮中进退失据。

90年代，正是大陆经济腾飞的起始点，李登辉治下的台湾却不愿意搭上这班快车，甘愿自困于太平洋。1993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还高达10.75%，但之后却再也没有超过10%，1997年之后的增长率更是逐年下滑，“亚洲四小龙”的风采不再。

台湾失落的年月， 正值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如果台湾当时和大陆共同成长，将制造业等转移到大陆发展，并完成岛内的经济转型升级，其今日也不会落到经济重振乏力、动力缺失，还时常要“用爱发电”、民众要抢卫生纸的地步。

可惜的是，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两岸的经济等各方面交往才重新回到正轨。但“老贼”李登辉和陈水扁偷走的台湾那些年，却再也回不来了。

现在，李登辉已经成了台湾政坛的幽灵。每当选举或大事件前后，谁拜见了李登辉，都会有特殊意涵，政客们还能从李登辉那里攫取到一些政治利益，他本人也不愿意缺席任何一次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对台湾来说，要想全面反思李登辉，可能还须再过些时日。

但另一方面，距李登辉虏获54%选民支持的那天，已经整整过去22年，他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了。台湾不少人也已然厌倦了在李登辉指引的错误方向上前进，或在李当年定下的框架中缠斗。马英九打开的两岸交流的口子，让新一代的台湾青年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他们终将掌握台湾的未来。

谢选骏指出：李登辉为什么这么坏？俄国龟奴的“环球网”当然不敢说真话。真的因为李登辉是日本人？可是我问过好多日本人，人家都觉得莫名其妙，说他怎么可能是日本人？李登辉明明是条变色龙，完全像“皇军来了迎皇军、国军来了迎国军、共军来了迎共军”的中国人，一点没有宁折不弯的武士道气质。查查历史，确实的，李登辉就是一个共产党，难怪蒋经国这个共产党会重用他，因为他们共享一段不可告人的断袖之情的黑历史。

李登辉的权力是哪里来的？显然不是来自民选，而是来自蒋经国的私相授受；那么蒋经国的权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出于党国拥戴，而是出自蒋介石的私相授受——在这种意义上，大搞台独路线的李登辉也许正是得自蒋氏父子的真传。

蒋经国为何自己不搞台独而要传位给台独？

因为他知道只有台独才能调动台湾人民的积极性，否则蒋氏家族只有走上郑氏家族归途，惨遭北方强虏的吞灭。

台独之下，蒋氏家族可能遭到羞辱，但总比刘少奇、林彪、周恩来、赵紫阳的下场要好。

谢选骏：比保护专利更明显的需要是开放互联网——商人并不比政客难以收买

《美国人认为 川普贸易战的胜利者将是中国》（2018-03-25 纽约时报）报道：

几周前，唐纳德·特朗普在宣布对钢铝征收关税后宣称，“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实际上，贸易战几乎没有是好事的时候，而且根本不容易赢——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天哪，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奇怪。毕竟，贸易显然是特朗普真正热衷的问题。他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Obamacare)，但抛开所有表面文章，他最关心的还是抹黑前任的政绩。他想减税，但更多的是为了“赢”，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其内容。但特朗普长期执着于减少贸易逆差，所以你或许以为他会学习有关世界贸易运行的知识，或者至少让身边有懂这个问题的人。

但他没有。而且他不知道的东西能够并且即将伤害你。

以钢铁为例，他是这样做的：先是高调宣布征收高额关税，表面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此举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它们我们钢铁进口的主要来源。然后，看上去像是让步：政府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另一些国家免征关税。

这种让步是对会报复威胁做出的反应，还是政府起初没有意识到，关税主要打击的是我们的盟友？总之，特朗普得到的也许是这两种情况最坏的结果：激怒了本应是朋友的国家，同时落下了不值得信任的盟友和贸易伙伴的名声，这种行为甚至无法为他本应努力扶持的那个行业做出太多贡献。

现在到了特朗普贸易第二步：中国综合征。美国政府周四宣布将对一众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具体细节稍后公布。这一次效果会是怎样的?

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之内，中国其实是一个坏公民。特别是，它在知识产权上不负责任，实质上是在剽窃其他地方开发的技术和概念。它还对钢铁等行业实施补贴，这是世界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

尽管他的小集团提到了这些问题，但特朗普似乎只关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他坚持说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实际上是3750亿美元，但是看看是谁在数数？）

这个执念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统计造成的错觉。正如一些人所说，中国是大组装者：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实际上是把其他地方，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典型的例子是iPhone，它是“中国制造”，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仅占最终价格的百分之几。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模式：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很可能将近半数实际上是对那些向中国出售零部件的国家（以及那些中国的贸易赤字国家）的赤字。这意味着两点：首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影响力比特朗普想像的要少得多；其次，与“中国”的贸易战会激怒更广泛的国家，其中一些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既不是美国也不是全世界的主要问题。

我精心选用了“当前”这个词。曾经，在不久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而中国将人民币的价格压得很低，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因此加剧了美国的失业问题。当时，我呼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但那是过去的事。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在降低。特朗普也许认为，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意味着它在赢，我们在输，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中国的其他不当行为相比，中国的贸易并不是2018年的世界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陷入贸易战，那么就会削弱我们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能力。如果你想迫使中国尊重知识产权，那么你就需要联合其他被中国的巧取豪夺伤害的国家，也就是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等其他先进国家。但特朗普却在通过反复变化的钢铁关税，以及威胁对那些在中国组装，但却主要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从而逐渐疏远那些国家。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很快会变成“无知”换来的切实教训。由于拒绝做好准备工作，特朗普团队正在失去朋友，却未能对人们产生影响。

事实上，贸易战是有害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蒙受经济损失。如果有人在其中“赢了”的话，那将是那些因为美国挥霍自己的声誉，从而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这意味着，特朗普贸易战的胜利者将是……中国。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说的头头是道，但却不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东西——比保护专利更明显的需要是请共产党中国开放互联网。因为一旦中国大陆开放了互联网，中国的消费者就能看到国外的便宜东西，中国政府的贸易壁垒当然就会立即崩溃了，世界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就会消失了。这么明显的事情，纽约时报怎么不知道？看来，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开放中国的互联网这件事情对他们没有好处，只对中国消费者和美国生产者有好处。所以他们不想做这个公益。这帮奸商！看来，商人并不比政客聪明，或说，商人并不比政客难以收买。

谢选骏：佛朗哥阴魂不散

《独立不成加泰罗尼亚陷入死胡同》（2018年3月25日 转载法广RFI 安德烈）报道：

加泰罗尼亚独立党人推选图鲁尼担任大区主席遭遇失败后，星期六，加泰罗尼亚陷入政治上的死胡同。图鲁尼之所以未能担任主席，关键是西班牙当局在前夜对独立领袖发起司法攻势，图鲁尼被关入监狱。而出访芬兰的前大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获知有可能被拘捕后，重新回到流亡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按照事先安排，周六再次投票选举大区新主席。但是，议会开幕时，独派议长托伦德宣布，加泰罗尼亚主席候选人以及本议会的其他一些议员被捕入狱。从独立党人占议会绝对多数来推理，独立党人的候选人图鲁尼自然会当选主席。但是，候选人缺席，“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无法正常举行会议”，议长托伦德宣布。这意味着独立党人的政治行动被挫败。

这也是第三次，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的独立党人，未能成功地履行职权，批准新主席诞生。临近选举时司法部门的行动，阻断了独立党人完成这一进程。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普伊格德蒙特被以分裂罪通缉后逃亡布鲁塞尔，第二次是因为另一位独立党候选人桑切兹关入了监狱。

独立党人的日程表十分紧急，如果他们未能在5月22号之前选出新一届大区主席，新的地方议会选举将自动启动。只要加泰罗尼亚没有新的主席，该区就一直处于马德里当局的接管之下。去年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该区从西班牙独立之后，西班牙当局依法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梦想胎死腹中。

图鲁尼的情形略微有点区别，星期四首场投票得以如期举行，但他没有得到在场的最激进的独立党派议员的支持而没有获胜，因此，星期六，议员们必须第二次对图鲁尼担任主席进行投票。然而，他却被抓进了监狱。

星期五，专门承负加泰罗尼亚分裂企图调查案的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正式对25名分裂人士提起诉讼，其中13人被以“反叛罪”指控。根据西班牙法律，这一罪行如得到认定，被控者最高可判三十年徒刑。

但是这一罪名争议很大，因为它假定发生了“暴力起义”，但是许多法律专家认为，这一情形从来没有发生。法官以预防名义下令把五名独立分子收监，其中就包括图鲁尼。至此，被司法部门正式起诉的并且收监的独立党人领袖增加到九人。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揭露，周五发生的这一幕完全是对民主核心的攻击，他抨击此举造成了一种不公正、倒退和镇压的局面。

星期五晚上，支持独立党人的加泰民众在首府巴塞罗纳游行，反抗司法当局的决定，但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造成37人受伤。

西班牙法官同时针对六名在国外避难的独立党人领袖向国际社会发出通缉令，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前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格德蒙特。

普伊格德蒙特的命运漂泊难定。周四起，他从布鲁塞尔前往芬兰，同当地议员会面，并参加论坛。但是星期六早晨情形发生了变化，芬兰警方表示准备逮捕普伊格德蒙特，但是，其中一位接待普伊格德蒙特来访的芬兰议员通过推特宣布，普伊格德蒙特已于周五晚间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离开芬兰前往布鲁塞尔。但是芬兰犯罪调查机构当时无法确证普伊格德蒙特是否已经离开了芬兰。周六晚间，普伊格德蒙特的律师发推称，普伊格德蒙特已经不在芬兰。但他并未说明普伊格德蒙特位于何处。

独立党议员既然无法使他们的候选人担任主席，星期六，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反对独立的大党公民党领袖伊内斯·阿里马达斯呼吁政治对手放弃独立进程，并指责独立党人蔑视法律于去年10月1日发动了独立公决。

阿里马达斯称，这一独立进程可以说是全体加泰罗尼亚的失败。“现在，你们应该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发动这一独立进程到底有什么用？”她表示，社会分裂经济前景不明给加泰罗尼亚这一向西班牙提供了百分之二十国民生产总值的七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区带来了不幸。但是，《先锋队报》总编Marius Carol认为：不要过分指责或抨击，应该设法重新缝合社会。这位总编认为法官星期五做出的决定“无助于找到一个出路，恰恰相反。”

谢选骏指出：看来西班牙佛朗哥阴魂不散，我发现无法实现内在团结的社会，只有依靠外在压力而存在——这就是专制制度的来源及其基础。

《西班牙前国王宣布将定居国外：因丑闻缠身远走，国内褒贬不一》（综合新闻 2020-08-05）报道：

近期丑闻缠身的西班牙前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3日宣布，自己将离开西班牙定居国外。胡安·卡洛斯目前的去向并不明确，有媒体称他已前往多米尼加。与此同时，西班牙国内对他的这一举动看法不一。

前往多米尼加？

据路透社4日报道，西班牙《先锋报》和《阿贝赛报》均称胡安·卡洛斯已前往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先锋报》说，胡安·卡洛斯3日先是乘车抵达葡萄牙，然后从葡萄牙乘飞机前往多米尼加，并计划在该国停留几周，然后寻找新的落脚点。

据埃菲社4日报道，葡萄牙独立电视台（TVI）称胡安·卡洛斯身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附近的度假胜地卡斯凯什，胡安·卡洛斯童年与父母流亡时曾在此居住。

另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胡安·卡洛斯的妻子、前王后索菲亚仍将留在西班牙。

据新华社3日报道，西班牙王室当日发布了一封的胡安·卡洛斯致其子、现任国王费利佩六世的信，前者在信中表示由于眼下关于其“私人生活”中的“某些往事”在“公众间引发的反响”不断发酵，经过“深思熟虑”，他自愿决定迁居国外，以保证王室不受打扰，费利佩也能获得履行国家元首职责所需要的“平静与安宁”。胡安·卡洛斯的律师公布的另一封信件说，胡安·卡洛斯做出这一决定“并非是为了逃避法律诉讼”，并且仍会响应检方的司法程序。

西班牙各界看法不一

胡安·卡洛斯近年来卷入多起丑闻，包括在西班牙金融危机期间去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打猎、其女婿因侵吞公款被判入狱，以及西班牙和瑞士两国正在调查的沙特阿拉伯高铁项目贪腐丑闻。

此前西班牙公司赢得了沙特城市麦加和麦地那之间高铁项目，而在2014年胡安·卡洛斯退位并失去豁免权后，西班牙最高法院开始调查胡安·卡洛斯在该项目中的作用。据英国《卫报》、西班牙《国家报》等媒体报道，瑞士检方称胡安·卡洛斯从沙特方面得到了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89亿元）的“捐款”，并将这笔款项转入其离岸账户中。此外，瑞士检方还发现了胡安·卡洛斯拥有两个与瑞士银行账户有关的私人基金。

今年3月，费利佩宣布放弃继承胡安·卡洛斯的个人财产，并取消了胡安·卡洛斯的王室津贴。

胡安·卡洛斯现年82岁，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出生于意大利，幼年随家人旅居多国，后被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选定为继承人，回到西班牙。1975年，在弗朗哥去世后，胡安·卡洛斯即位，并推动西班牙转型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曾帮助挫败政变。胡安·卡洛斯于2014年退位，其子费利佩六世即位。

对于胡安·卡洛斯突然宣布离开，路透社称西班牙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在正确的时间作出决定，也有人觉得他“像懦夫一样逃跑”。立场偏左的《国家报》社论强调，尽管胡安·卡洛斯在位的后期曾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行动，但也不能忘记他对“西班牙人的进步和自由”作出的贡献。

西班牙首相、中左的工人社会党领导人桑切斯在4日的发布会上表示支持王室的举动，并称“西班牙需要稳定”。联合执政的左翼党派“我们能”对胡安·卡洛斯的做法提出批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基姆·托拉直接要求费利佩六世退位，中右的人民党则谴责一些人对君主制的“攻击行为”。

谢选骏指出：胡安·卡洛斯是佛朗哥的继承人，他不沾染弗朗哥的毒素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一再警告“酵母”对于“面团”的影响。胡安·卡洛斯的案例显示——佛朗哥阴魂不散。消除独裁者的恶劣影响，可能需要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