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陈独秀临终实录》（罗学蓬）说：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居石墙院的陈独秀当做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
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巳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籍。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蕃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蕃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挟服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谢选骏指出：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从上述文章所述的包惠僧行迹来看，确实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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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临终实录》
1984年3月中旬，诗人孙敬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孙老名震诗坛，文化局自当待若上宾。但，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因为，那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孙老手中，也并无权威部门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热情接待，但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孙老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美差”，便落到了不是领导的笔者头上。在此后四天的时间里，笔者陪同孙老访龚灿滨、罗宗文、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孙老是山东人，虽在成都生活多年，却仍是一口“洋片子”，和江津老人们的交谈有障碍，我不仅充当“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诗人和我采访的老人大都巳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
龚灿滨回忆陈独秀
我为孙敬轩提供的第一个采访对像是时近八旬的龚灿滨。龚老先生30年代毕业于北大，旧时曾任过江津教育学监、江津中学校长、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无职业，靠卖牛肉干为生，笔者幼时与此老同住五福街一破烂小院，彼此隔墙为邻。龚老落实政策后（作为黄荆街幼儿园的一名退休教员，领一份微薄的干薪），因生活窘困，不得不在县志办发挥余热，挣几文小钱以补家用。 龚老回忆说，时在国军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对龚说，陈独秀先生寄居到江津来了，我们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份，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龚当然求之不得。在“郭家公馆”（今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间向西的小楼屋里，他俩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据龚说，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巳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咤吒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龚二人的第一印像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政治活动家。龚回忆道：“那是两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几册线装书，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俩坐下，潘兰珍热情地替他俩泡上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隔了一会儿，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脸移向了窗外。 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近来写点什么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仍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送《东方杂志》连载，间或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说：“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与我同在北大共事，现时在江津开业行医，还望你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需要我尽力处，请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巳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巳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陈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巳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巳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龚是北大人，说话方便一些。
龚对我和孙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30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巳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
潘兰珍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说，陈先生在《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160元钱（按当时江津物价，大致能买50斤大米）——笔者注），北大同学会有时也寄点钱给他，但不固定，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脸色更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了。
我问：“龚老，有一个问题，我很难理解，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不愿住在巳经成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而要跑到这样一个封闭得多的江津来呢？何况，从陈独秀到重庆后连篇累牍写的文章来看，他绝对没有成为闲云野鹤隐士悠民的意思，他在政治上的欲望应该说还是很强烈的呀。” 龚答：“我们从陈独秀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他的好友杨鹏升与他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
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二者日机巳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巳开始向郊县转移；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县城对岸德感坝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如潘赞化（曾任安徽盐督，名画家张玉良之夫——笔者注）、邓季宣、何之瑜等都在。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巳在江津城中四牌坊街开业行医，邓经常到重庆进药，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家中去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困厄江津，龙游浅水遭虾戏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日，陈独秀与潘兰珍乘上水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今市政府机关宿舍）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直到次年３月，他在黄荆街８３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挂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敬坤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仲纯之弟敬坤本人对这场突入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敬坤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到：“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今江津二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巳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那时，陈独秀巳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镇得来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哩！”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巳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招呼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人啦！气死人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而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婆，你骂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陈独秀双手抓住仲纯的肩膀使劲摇了摇，泪水长流，悲声道：“仲纯……仲纯，好兄弟，我……我心里清楚，我不怪你。”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巳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磕头作揖，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一怒之下，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还是由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小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
石墙院收留了飘泊的陈独秀
1942年深秋的一天，陈独秀在江津城中大十字街口一家古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他翻了翻，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数日后，邓燮康有事由白沙到江津，顺便来看望陈独秀。摆谈中，陈独秀便提到了这部手稿。邓燮康拿过手稿翻了翻，说：“这杨鲁丞，过世前我见过。此人是前清特科拔贡，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其祖宅石墙院也不同凡响，不过，自他辞世以后，家道巳逐渐中落了。” 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功夫，反复看了。这杨鲁丞，对小学倒有一定研究哩。” 燮康说：“杨先生除了研究小学，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到重庆时，杨先生曾带着一份得意的手稿赶下重庆请教，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也没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说了句‘杂乱无章’，就还给了他，气得杨先生回江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便对章太炎出言不逊了。“太炎老兄的朴学，我是佩服的，他也堪算一个国宝。但此兄的为人，我却是半点也不敢恭维。我第一次去日本，和他、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还有日本人幸得秋水一起，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州各国的社会党联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常去东京《民报馆》，与太炎常有接触。他为人之小气，说出来你恐怕也不敢相信，朋友向他借钱，他不仅要握住收据，还要收取利息，令朋友尽皆侧目。后来他给官僚军阀们写寿序、墓志一类的东西，一篇索价五千至一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说的这番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这位杨门贤孙迫不急待地从几十里外的石墙院跑到“康庄”，恭请陈获独秀住到他家去，为他祖父整理遗稿。陈独秀听杨庆馀说明来意，并未立即点头，而仅同意带上潘兰珍，随杨庆馀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小住几天，先看看再定。此时的杨家巳经没有了杨鲁丞在世时那般显赫威风，但石墙院，毕竟给陈独秀夫妇留下了极佳的印像。而今，这所大宅院里仅住着杨鲁丞的几位巳经分家独立的孙子，以及一些下人。
两日后，陈独秀便答应了杨庆余的求。 待住进石墙院一段时间，陈独秀才感觉到并非初来时想像的那般理想。最初几天的盛情款待，不过是大户人家讲究排场的习俗而巳。杨氏家庭，早巳露出破败之相，聊以收租糊口，几兄弟虽同住一院，却是自立门户，分灶开伙，为供养陈独秀夫妇，杨庆馀还和兄弟们闹得很不愉快。几位妯娌，也是口袋里装茄子，整日里叽叽咕咕，虽说是冲着杨庆馀，但偶而潘兰珍也能听到几句，这就愈发地令陈独秀不快。于是，来到石墙院一月后，他便向杨庆馀提出，彼此饮食习惯不同，他和兰珍还是独自开伙的好。杨庆馀劝阻不住，只好另备下锅盆碗盏，由他们去了。
来到石墙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不辱使命”，陈独秀很快便整理、校正出两册书籍，由杨庆馀拿到江津合作社去，各印了一千册，分赠亲朋好友。陈独秀在披阅了杨鲁丞留下的几箱子遗稿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之杨庆馀：“你祖父别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巳，无甚创见，价值不大。所以，我不似再行整理、校正，而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了。”陈独秀说得如此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兜头泼了一桶冷水……简直荒唐，不给我做事，我凭什么还要供养你？杨庆馀心中愤愤，却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但就此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他夫妇的门槛了。以住还隔三岔五地叫下人送些柴米蔬菜，这以后便日见稀疏，终于啥也不送了。
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好生后悔，但也无法可施，再掉头去向邓氏叔侄表示再回“康庄”，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陈独秀只好将一切恼人之事抛开，埋头到他的文学学研究里。 兰珍无奈也无聊，备了把锄头，去后院的石墙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独秀偶尔写烦了，也出去帮帮忙，倒也增添了些“躬耕垄亩”的情趣。不过，这情趣中也带着几分沉甸甸的苦涩，此时的陈独秀，早也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了。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毕竟，这石墙院也太偏僻了，进出极不方便，往返县城一趟至少需六个钟头。若要雇请滑竿，既破费又不易找到脚力。因此，过去许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拜望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大都望而却步了。陈松年和何之瑜有时也上山来看看他，但来得最勤的依然是邓仲纯，他每次上石墙院，便带给陈独秀这段时间里的书信报纸，象通讯员，更象是保健医生，来了，总要用血压计、听诊器为陈独秀检查检查身体。 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仲纯担心，却又无法可施。仲纯巳经几次劝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陈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去重庆作一次全面检查，非不愿，而是经济不允许，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
陈独秀到石墙院后不久便舍玉米缨而每日改为用胡豆花泡水喝了。胡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是附近双石场上一个土郎中告诉他的单方。陈独秀喝过一段时间的玉米缨水，效果不大，如今是病急乱投医，反正胡豆花也不需要钱。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独秀终于在写作时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吓得大叫，乱了方寸。杨庆馀赶忙喊来滑竿，将陈独秀抬进了县城。邓仲纯也紧张了，当天的下水轮船巳过，他立即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将陈独秀抬上船去，由他和潘兰珍陪护，连夜漂到了重庆，送进了宽仁医院。经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全力治疗，数日后，陈独秀的病情方得缓解。
重庆时为陪都，报纸众多，记者遍地，陈独秀到渝治病，马上被数家报纸透露出去。这一下，宽仁医院便闹热了。国共两方面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纷纷前来探望，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陈独秀与他们摆谈时，依然不失大家风度，对流亡之中遭受的屈辱以及生活上窘迫，不仅只字不题，反而有意加以美化渲染，以此维护自己的形像。
知识分子的禀性如此，奈何？
一年四季穿长衫的瘦病老者——乡人眼里的陈独秀
笔者同孙敬轩先生来到离县城30余里的石墙院。对石墙院（现陈独秀故居陈列馆），江津文史资料上有如下描述：“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大块条石，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 我们去时，往日风光也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 … 笔者在吴元珍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的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
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巳发黄的历史书。
杨家后裔杨明新老人告诉我们：“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余主动上门去请来的。因我曾祖父杨鲁丞生前受过章太炎的轻侮，我父亲就想，要是能把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请到家里来，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出版时再由陈独秀亲笔写序，曾祖父蒙受的羞辱，就能得到洗涮，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一则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跑警报，城里的有钱人家纷纷往乡下搬；二则陈独秀那时生活巳经非常困难，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他就答应先上山来看看。
到了石墙院，他们觉得环境很不错那时可不像现在这副样子才答应住下来帮忙。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们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我父亲拿到江津供销社去自费出版的。各出了一千册。可陈独秀原来答应下来的序文他并没有写，我父亲很着急，特地跑到城里请来与陈独秀有师生名份的龚灿滨做说客，陈独秀反而对龚说了我曾祖父写的东西没啥价值，食人之禄，忠从之事，他整理了也就算对得起主人了，序文他不写。 我父亲知道后当然就不高兴，但又不好黑下脸来赶他走，脸上有时也就不那么好看，以为陈独秀知趣自己离开算了。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想反正家里房子住不完，就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供给他两口子用，也没有收他们的房租。虽是这样，有时父亲也请他们过屋来吃顿饭，或者叫我们给他两口子端点菜过去。我记得端得最多的是豆花，陈独秀特别喜欢吃豆花，可潘兰珍又做不来。
郭碧清老人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先生是杨二爷（杨庆馀）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穿得也很体面。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沟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他烧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
吴元珍老人虽巳八十高龄，但记忆力还不错，她说：“我那时给杨明新当奶妈。陈先生虽才六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相得多，身体很瘦，病萎萎的，一年四季都穿长衫，冬天戴一顶潘兰珍给他织的黑棉线帽子，他说话不好懂，待人很和气，他屋头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口藤竿箱子。陈先生平时都关在上房里写书，写累了，有时也出去转转，到院子外面那根黄桷树下和大路口的幺店子里和赶双石场回来的农民摆摆龙门阵。”
接着，她谈到了陈独秀之死。
吴元珍说：“陈先生死得不轻松，在床上拖了十多天才落的气。潘兰珍人年轻，又跟陈先生的儿子合不来，急得找不着抓拿，只晓得哭。杨二太太去劝潘兰珍，我也就跟到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长年（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算了，我牙齿落光了，说话不关风，还是让品中给你们说。换老衣、装棺、都是他两爷子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巳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胡品中少时念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又一直在双石乡当了几十年教师，故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还以为他是个有钱的下江人。 我还是从杨二爷嘴头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的。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吃碗受气饭，总归还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巳经不好过得很，杨二爷和他闹翻了，各烧锅各吃各，杨家也不管他，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此为银鼠皮袍，系柏文蔚来江津看望陈独秀，见他衣着单薄，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他的——笔者注）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到潘兰珍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疏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跑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陈独秀很感谢我，说话中发现我还识几个字，就送了幅字给我。这字是在杨家上房里当着我的面写的。你们过来看嘛，就是里头这间屋。”
胡老师走到门边，指着里面间屋说。孙敬轩和我走到门边。看见屋子里光线很暗，上无天花板，下面的泥地潮湿不说，还满是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的疙瘩。“我当时跟进去，看见屋里家俱十分简陋，一张老式带踏板的大牙床，一张书桌，几张长板凳，还都是杨二爷借他用的。我看见床头上、书桌上、藤箱上到处都堆着书和报纸。陈先生站在书桌旁，悬肘给我写了一张条幅：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陈独秀还落了款，称我品中小弟。下面盖了两方印章。当时我还不到20岁，他称我小弟，实在是出自客气。” “这条幅还在么？”
我问他。 “唉，可惜了，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捺的两方印章全挖掉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了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确实可惜了，要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他要发点小财就太容易不过，成都、重庆的不少文物书画贩子知道陈独秀晚年客死江津，这两年经常跑来收购他留下的墨宝。 前不久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幅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在江津市当案馆可以寻找到有关陈独秀死因的记载。一是：陈相信了双石一土郎中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炮水饮用，可治疗高血压，故而长饮不辍。 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采下的，尚未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水时呈乌黑色，味也发苦。陈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恰逢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叫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他还带包惠僧到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由于陈平时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天亮前吐了一地。
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7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25日晚，才落了气。座谈结束后，我陪着孙敬轩到石墙院四处走走看看。到了后院也就是小偷翻墙而入，盗走陈独秀箱子的进出之地只见幽幽竹篁，掩映着陈独秀信屋的窗口。这时，我看见诗人哭了，他手把着后门的门枋，注视着门外起伏的丘陵，泪流满面。山见疾猛地吹拂着他的满头花发，撩动起他的黑呢子大衣……
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说：“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剧石墙院的陈独秀当做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
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巳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籍。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蕃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蕃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挟服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郎中诊为“嗝食”，遂以猪骨烧炭，碾成粉末让陈服下，腹中似觉稍适。但此后依然精神疲乏，夜难入睡。 延绵至17日，陈独秀早起入厕，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去，见其四肢僵厥，冷汗如注，吓得手脚无措，搀又搀不动，“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杨家人闻声赶至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一小时后，陈独秀才慢慢苏醒过来，依然冷汗淋漓，始而周身发冷，旋又发烧。数续反复，延至18日上午，潘兰珍见郎中已技穷，才请人进城通知邓仲纯，何之瑜，陈松年上山。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周、曾二人虽因医务繁忙未能前来，仍托来人带回了他们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且各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把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
日日复日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巳不能起，昏迷时魂魄皆无，苏醒后则苦闷不堪。那么多亲朋好友此刻都汇聚到了自己身边，看到他们那一张张掩饰不住悲痛的脸，他便明白自己的大限巳经到了。 22日，陈独秀连续昏厥三次，而每次都是邓仲纯注身强心剂后才苏醒过来。23日，请江津医师邹邦柱上山诊视，施行灌肠之术，大便得通。但病情仍未缓解。24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上山。
下午，巳返重庆的包惠僧放心不下陈独秀的病情，也重回石墙院探望。当他们看到巳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时，心情都异常沉重。 入夜后，陈独秀又一次醒来了，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 伺候在侧的潘兰珍赶紧抓住他的手，哽咽道：“先生，我在。” 陈独秀眼中涌出两汪浊泪，声音微弱得像蚊虫嗡嗡。“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吃苦受累……” 潘兰珍一听此言，泪飞若雨，抽泣道：“先生，别再说了，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巳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死，并不足畏，延年、知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临去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先生……” “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 …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 “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情。”
倏地，陈独秀喉中“霍霍”疾吼，胸脯起伏，欲咳又咳不出来。陈松年赶紧将床头边的油灯往前挪了挪，见父亲双目大睁，一张脸憋得通红，嘴唇抖动了好半天，才发出也极微弱的声音：“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松儿……松儿，”陈独秀气喘吁吁，“爹去后，就埋在‘康庄……空地上，蟾秋燮康叔侄……巳经应允，邓氏叔侄之热肠，令我铭感，你要……永记不忘。” 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 ……作一个孤魂野鬼吧！” “爹呀！” 兰珍也放声大哭。
正在外屋商议善后之事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邓氏叔侄以及刚刚赶到的潘赞化、邓季宣闻声争忙赶进屋里…… 此后，陈独秀便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互注射，均无效果。至27日夜，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江津日报》（民国３１年５月２９日一版）独家发出消息：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对于他的逝世，国民党作了低调处理。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黩，仅《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简短报道了一下他的死讯。正如史述隐在给负责操办丧事的何之瑜的信中所发出的哀叹：“世界仿佛早巳忘记了这个人。”
朝野名流安葬新文化先驱
中国革命博物馆学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上载有如下文字：“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四川省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曾经矛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氏叔侄所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而据我调查考证，当时江津县政府也出面操办了陈独秀的葬礼。而且后来我在采访邓燮康的两位女儿邓敬容与邓敬婉时，姐妹俩均向我谈了她们当年参加陈独秀葬礼时的情景。当时来的最大的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现存江津市档案馆）载，蒋介石赠了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也表示。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有这样一些大人物的派司，小小一个江津县长还不忙得屁颠屁颠的？
丧仪按川东风俗办理。送殡队伍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石板路顺江而下，在岸边茂密的桔林中缓缓而行。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就的父样遗像，哽咽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一代一杰陈独秀画得来象一位前清的老太爷。松年身后，是由两个乡下妇女搀扶着的，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的潘兰珍。 上午１０时左右，灵柩送抵“康庄”。在面临长江的前坡上，墓穴巳经挖好。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段锡鹏、欧阳竟吾、高语罕、包惠僧、许德珩、台静农、周光午、邓仲纯、邓蟾伙、邓缡仙、邓燮康一班人全部伫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灵柩徐徐落入墓穴，顿时，墓前骤发一片悲声……从江津市档案馆的材料中还可看到，当时的陈独秀墓是有一定规模的。“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庆的陈松年并没有听从其父的临终遗言，他于1947年2月返回江津，将陈独秀和嗣祖母谢氏的灵柩起出，雇木船顺江而下，运回安庆。潘兰珍则由陈独秀的老友薛农山安排到他创办的重庆大渡口荣军农场，不久即嫁给一位在对日作战中负伤的国军连长。解放初期，在农场地址上建设重庆钢铁公司，潘兰珍遂成为重钢家属，于1958年死于肺结核。
猪圈里那块圈板石
回城后，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我陪孙诗人步行到了城西五华里处的“康庄”。我们去时，墓地巳经荡然无存。 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家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我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 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还硬是不少。都晓得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 农民说：“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 诗人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 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他被诗人的回答弄得愈加糊涂了。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巳缺了左角，“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巳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籍，不堪入目…… （1989年陈独秀原墓址巳经有关方面拨款28万元修复，江津市人民政府并将陈墓定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向公众开放。）
（通讯地址重庆江津向阳小学胡晓红转罗学蓬 邮编402260 电话（023）47526359 手机13650592532 电子邮箱lxpii@aohu.com（节选自笔者所著〈风流无毁陈独秀〉，全书30万字，巳由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 分享到人民微博）
谢选骏指出：我之所以会想到“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不仅由于包惠僧直接和陈独秀死亡事件相关，而且由于下面的事情所给与的启发：
《迷途知返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孟昭庚，2011年7月12日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载：
（一）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后来，他又当过《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为了生计，曾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四处活动。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新教育的精神》。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去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这两天谈话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包惠僧是陈潭秋当年就读的湖北省立师范学校的校友，包比陈高几级。在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跟陈潭秋见面时，大谈马克思主义学问。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主要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又名刘芬）等几个人。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包惠僧到广州后，便跟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期间，包惠僧担任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所创办、由陈公博任总编辑的《群报》的编辑。同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既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又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于7月23日，出席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年27岁。
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9月9日，在包惠僧陪同下，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渔阳里2号。包惠僧则去了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领导工作。不久，包惠僧担任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门的部长，和张国焘、李登瀛、李启汉等一起创办《劳动周刊》，包除当编辑外，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
包惠僧待人热情，但情绪易激动，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甚至动手，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时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
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办公兼住处住了20余日。他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回湘后，包惠僧去了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后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还兼北京《宪报》总编辑。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被以“鼓动工潮”罪而遭到通缉。
（二）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数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主持工作。蒋介石皆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党代表就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加东征的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此时，不但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而且他还兼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这一年包惠僧31岁。
1926年9、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为著名的反共将军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20日前后，包惠僧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到南昌待命，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南昌起义后，包惠僧生了病，周恩来撤出南昌时指示他暂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在南昌找组织，周还给他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化装逃离南昌，到九江搭船回到了老家湖北黄冈。当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了，遂到武昌，武汉三镇也呆不下去，便带着妻子逃到妻子娘家江苏高邮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月，见风声紧，他只得去上海，哪知上海情况更混乱。其后不久，包惠僧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因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便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三）
退出共产党后，包惠僧疏远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过去的一些同志。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后曾在上海帮助贺耀祖主编《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
1931年，包惠僧借助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的这层关系，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便任命包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在军界，包惠僧也算是高级将领，但却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抗战期间，陈独秀辗转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包惠僧不忘旧情，特地从陪都重庆前往探望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还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周济。
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包惠僧见势不妙，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大陆时局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心里为之一振：中共终于胜利了！现在，台北他不想去，北京又不敢去，从大陆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坐吃山空，整天要为柴米油盐操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要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而流落街头。他整日左思右想，想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他想到了周恩来。抗战时，周恩来在重庆，有一次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出来时在大门口正好碰到包惠僧，周向包表示了欢迎他归来的意思。现在，他很想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态度如何？何不打个电话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又可借以投石问路。于是，他字斟句酌，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时间是1949年10月上旬。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其有回归之意，当即复电，欢迎他回来。
（四）
包惠僧于1949年11月率全家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董必武免不了埋怨包惠僧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包惠僧胆小，当年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想到此，包惠僧甚觉惭愧。其实，包惠僧和董必武私交笃厚。包惠僧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
1949年12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还是以老朋友相待包惠僧。那天，周恩来跟包惠僧作了长谈，最后周对包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于同年12月初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五
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时日里，包惠僧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跃跃欲试要写回忆文章了。
1957年，新出版的第一期《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这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
当时在国内，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这个“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这大概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1990年6月22日访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时，问包夫人“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包夫人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走过了一大段弯弯曲曲人生之路的包惠僧，晚年生活还是颇为怡然自得的。但在“文革”中，他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开始便受到了冲击。
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向他兴师问罪。一个拄拐杖的参事，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坚决革命的态度，竟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
在扫“四旧”的风暴中，为了不惹是生非，他叫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可是一批顶级的历史资料！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惜哉！
包惠僧“文革”中大难不死，侥幸逃过了“十年浩劫”。
1979年7月2日，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老人”，终于寿终正寝，默然辞世，享年85岁。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在其夫人谢缙云女士协助之下，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
谢选骏指出：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从上述文章所述的包惠僧行迹来看，确实不无可能。否则，像他包惠僧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受到杀红了眼的国共两党的同时优容呢？如果追问是谁下令杀死了包惠僧，那么，从包惠僧活过了文革浩劫未被灭口这一点来看，显然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杀害陈独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