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基雅维利是个城邦里的官迷

《<论李维>如何自圆其说——作为彻底目的论者的马基雅维利》（2013-12-08 企鹅君）说：

作为政治学历史上的一位巨人，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政见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到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拥护者？这个问题成为了古往今来许多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我想，马基雅维利本人对于此问题可以说不甚关心。借用费耶阿本德的一句话，“什么都行（，只要……？）”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给了世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形象。他教导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不隐瞒地大胆地向世人展现权术与阴谋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技巧。这类似于中国先秦法家中的“术”的技巧。那么马基雅维利对于“法”的看法呢？他对于制度和政体的意见如何？许多评论者认为，《君主论》是一本为独裁者和阴谋家准备的教材，但是，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在他先前的，甚至被认为是更代表他本来思想的《论李维》中，他把溢美之词献给了罗马共和国，献给了共和政体。许多人因此认为，共和制才是马基雅维利向往的政体，而《君主论》只是一本谋求地位而向君主进献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一种反讽。
而我的观点是，关于君主和共和的争论，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如果不是不重要的，至少也不属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有对政体的偏好，那也是出于一种目的论的考虑，而并非所谓共和精神和自由民主的卓越。要论证这一观点，我们应当仔细审视被形容为共和政体赞美诗的《论李维》，在字里行间分析马基雅维利的思维脉络和价值取向。
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前后逻辑不一致（以现代标准），这让人难以判断他“真实的态度”，也让他的作品成为了一座丰富的引用素材库，在民主-独裁的光谱上位居任何一点的后世政治人物，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后盾。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矛盾叙述就是民众和其领袖的关系问题。首先，马基雅维利以一种上溯家族先祖的历史意识强调了罗马建城时的共和传统，并热情地赞颂之。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又开始强调大权独揽的重要性，甚至不知是颇有用心还是忘乎所以地用“君主”来称呼共和国的领袖。这使得我们一再面对诸如“共和国的君主应该怎样控制民众”之类的矛盾表述。但到了第58章，马基雅维利又开始赞扬民众：“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请注意，这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信条中几乎相抵触的两个维度。
另一个矛盾来自于马基雅维利对自由和极权二元光谱中随心所欲的切换。马基雅维利用大量的篇幅为自由歌唱，并把自由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价值标准贯穿于下文的各种论证中。但是接下来令我们大跌眼镜的则是，他将任意宰制他人生命，钳制舆论和公众意见，乃至实行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的君主都称为自由的捍卫者，并表扬他们的高尚目的和为后世谋福祉的信念，这实在难以接受。
接下来的一个矛盾相对没有那么令人震惊，是因为我们在《君主论》中早已经见识过了。对于如出一辙的阴谋行径，如暗杀，欺骗，恐吓，以及其他各种诡计，由于某种“目的”不同，马基雅维利可以将它们赞颂为美德或谴责为暴政。
另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第10章。对于推翻了共和政体的恺撒，马基雅维利用一种痛惜民主不再的态度控诉：“恺撒如此受人憎恨，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恶当受谴责，不如说是他存心作恶。”与但丁截然相反的是，他称颂布鲁图斯，并将其塑造为捍卫民主的最后一位悲剧斗士。但是仅仅过了两段，他就开始赞扬恺撒为明君的典范（和那些堕落的皇帝对比），称整个世界应该对恺撒感恩戴德。作为总结，马基雅维利强调，应当像罗慕路斯那样整饬城邦，或建立王国，而不是如恺撒“摧毁”它。但是从他的说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罗马帝国除了多了推举制这一产生明君的方式外，比王国差在哪里。
现在我们触动到一个精神内核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对柏拉图及其他各种乌托邦构想嗤之以鼻，称其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但他自己却满怀着热忱期望着“千年帝国”的降临。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政治学家不怀着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而能完成一部政治学杰作的。
马基雅维利书中层出不穷的矛盾不能以为《君主论》辩护的同样方法来处理：如果后者是一部献给君主的作品而不得不夹杂谄媚和浮夸，那么前者按其自述应当是一部发自肺腑的作品，理应表述他的真实想法。然而他自己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使这一切矛盾不成为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一种彻底的目的论。即：只要有好的结果，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的，一切政体也都是可以的。
“什么都行，（只要____）”在这个填空题中填入的内容，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路，可以是“自由”“秩序”“成功”等任何词语，哪怕他们互相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彻底的目的论，马基雅维利排除了过程的价值标准。而在《论李维》中，他又表现出一种结果价值观上的惊人弹性。这种弹性到达了这种地步，即恺撒既是自由的毁灭者，又是自由的捍卫者，所以既应当赞扬，又应当憎恨。这非常像传说中罗慕路斯的下场：元老院因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对罗慕路斯的赞颂，只有让他成为神，于是杀了他。
不过，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抛开绝对价值和死脑筋的逻辑来说，马基雅维利总体上是明晰的。即，那些以伟大之名留名青史，或者拥有成为不朽者野心的政治家，其行为总是正义的。书中一句话透露出马基雅维利不吐不快的心声：“如果不想把官职授予卑鄙小人或恶棍，那就让更卑鄙、更邪恶，或者更高尚、更完美的人去追求它。”
一个合理的外推是，马基雅维利应该会赞赏奥斯曼帝国的弑亲继承法：每当年老的苏丹逝世后，他的各个儿子们从全国各地领兵向首都飞奔，第一个到达首都并能够通过阴谋、内战、政变等击败其他所有兄弟的人，将成为新一任苏丹，并将不幸的兄弟们全部处死。再夸张一点的推论便是：一切时代通过一切方式上台的君主，以极端马基雅维利视角看，都是有着合法性的——只要他们不被别人赶下去。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度绝大多数的赞扬与民意、公共福祉等关系甚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君主制可能能产生一两个明君，但共和制却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明君。这种制度的全部长处在于可以稳定地提供高质量的君主。
在自己的思想中构筑完备体系是一回事，而作为政治学作者对读者叙述又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马基雅维利秉持了一种对读者的目的论：为了他的目的论的政治理想，和始终让最强者成为君主的愿望，他对读者的任何叙述哪怕有着矛盾和内在问题，只要有助于说服读者向着这一目标努力，都是可取的。当然，这有些走得过远了，将读者视为政治理想的工具未免有些令人不快；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却不能说马基雅维利没有取得成功。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和多数谈论马基雅维利想法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情——马基雅维利是个官迷！因为马基雅维利出身贫寒又想往上爬，求官心切，数易其主，所以下笔常常不能自持。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体谅马基雅维利的苦衷，自然能够对它的种种离奇说法可以会心一笑，而不会百思不得其解了。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义大利的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是政治哲学大师，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维利主义”。另一著作《李维论》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战争的艺术》一书，则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让他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军事家。

生涯

马基维利生于义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有两姊一弟。后人对于马基维利的幼年时期所知不多，但他显然受过了相当完整的拉丁文和义大利文教育。
马基维利生时正值乱世，教宗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富有的义大利城邦一个接著一个的被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时各大强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变化不断，佣兵军团经常在一夕之间便转换阵营，地方政府也常在数周之间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罗马市还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这是12世纪以来罗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军队入侵。繁荣的罗马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运，虽然马基维利在佛罗伦斯遭到洗劫时便去世了。不过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马基维利培养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一甲子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由于萨佛纳罗拉施政过严，最后被推翻，被以火刑烧死。之后由索德利尼继续统领佛罗伦斯共和国。1498年马基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拜见过众多掌权的政治领袖，因而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1]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在1509年迫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间，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也是在这段时期马基维利认识了另一位义大利的政治家和军人切萨雷·博吉亚，领略到他在扩展领土上采用的各种策略和统治手段之后，对他相当钦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马基维利前往比萨时，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战役和外交角力后，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军队支援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乔凡尼·麦地奇（后当选教皇，为李奥十世）成为佛罗伦萨大公，身为共和国高官的马基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并在1513年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终被释放。此时他已然一贫如洗，于是在距佛罗伦斯城7哩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隐居，开始进行写作，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此刻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无所拘束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采取各种政治行动的理由，他们也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之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忘却所有的烦恼。此时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让我恐惧，我融入了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钜著，洛伦佐死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维利意见。1523年朱理当选教皇，为克莱芒七世，重新重用马基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马基维利后将新书献给教皇，获得120金币的赏赐，并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书记，加入教皇的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
“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有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1527年，佛罗伦萨恢复共和，马基维利想继续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任用，最终郁悒成疾，58岁即离世。

著作

马基维利最知名的著作即是《君主论》，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
在此书中马基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马基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王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
然而此书中马基维利更加创举的部份在与其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斯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王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虽然许多后人将马基维利的理论曲解为“马基维利主义”，只是一个误传的名称，这一词在当时其实是被用于描述16世纪出现的一些政治著作。由于这种误读，马基维利主义一词因此也在现代经常被用以描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政治立场，这实际上也让我们忽略了马基维利著作中其他较为温和的理论。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而《李维论》则是他用以为共和国政体辩护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华，《李维论》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君王论》的姊妹篇。
《李维论》中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在《李维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维利的著作。
对于马基维利的两本著作的另一种解释是，《君主论》是他为了讨好美第奇家族以取得政治职位才写下的著作，而《李维论》一书才是马基维利真正的政治钜作。

其他的著作
《兵法》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剧本
《曼陀罗》 （La Mandragola） 1528
《克丽齐娅》 （Clizia） 1525
《曼达拉哥拉》

诗歌
《十年记》 （Decennali） 1504
《金驴记》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1524

散文
《贝尔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乐协会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劝忏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 （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杂谚》 （Sentenze diverse）
《关于语言的对话》 （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在五百年多前的佛罗伦萨城邦里形成的，其眼界最多只能达到部分欧洲地区，包括希腊罗马世界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国和部分德国，甚至不及中国先秦战国七雄争霸里所产生的韩非。从现在全球化的格局来审视他的观点，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因此要让它变得有用起来，我们必须尽量回到他的时代和地域，设身处地分辨之，举一反三，才不至于刻舟求剑。

谢选骏：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世界报：以色列在加沙的还击不成比例》（2018年4月4日世界报报摘/法广RFI 阿曼亭）报道：

解剖加沙遭遇的血腥镇压，这是4月3日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指出，3月30号星期五当巴勒斯坦人在加萨地带与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地区举行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以色列军队打死了17人，并造成数百人受伤。联合国以及欧盟领导人要求就这一暴力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但是，以色列当局却对此给予了坚决的拒绝。

以色列军队用实弹射击的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

法国世界报表示，以色列军队不能证明，他们用真枪实弹射击的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法国世界报在当地的记者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说，在这场悲剧中，有些东西是无法避免的。

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用了整个版面来报道这一悲剧的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以色列在加沙使用了不成比例的办法。文章表示，不论是说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战争行为，还是说到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日常管理操作，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不合比例的使用力量。3月30日，沿着加沙地带的边界，是一个血腥的日子，一共有17人死亡，140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是被实弹打伤。文章写道，以色列军队的解释通常和实地观察到的，有很大的出入，以色列军队此次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也根本没有能够让人信服。

文章说，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试图跨越边界上的篱笆，绝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是带着和平的愿望来游行示威的，有几百名年轻人向以色列方向扔石头，投掷燃烧的轮胎，但这根本不是以色列军队反过来使用真枪实弹并打死人的理由，以色列军方自己报告的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人，也只有两个。

美国政府：以色列的捍卫者？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吉布拉特不认为从伦理上来说以色列方面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他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是“敌对性的”。好像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权利来反抗以色列占领者。文章说，美国对事件的偏差性的解读，证实了美国是以色列的热情的捍卫者，美国也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展开独立调查的声明。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一般来说，对巴勒斯坦人，特朗普政府从来不使用“权利”这个字眼，也从来不使用“国家”这个字眼，特朗普政府和此前所有的美国政府都相 反，它不谴责以色列的占领行动，它自认为在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同时，就把耶路撒冷问题给解决了。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就好比受到了电击。

此次巴勒斯坦人的游行示威是和平的，受民众欢迎的，反抗以色列的一种行动，但是，如果流血事件继续发生的话，谁也无法预计下一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谢选骏指出：下一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无非是多死几个人。人都没有了，抗议自然消失了，这就是林彪所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也是邓小平在北京大街上所干的事情。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就是杀人越货的组织——杀人就是执法，越货就是抽税。除此之外，下一步还能发展成什么别的样子。 

《女枪手生前视频曝光！当日曾与警方口角》（2018-04-04 综合新闻）报道：

周二，位于加州圣布鲁诺的YouTube总部发生枪击案，一名女性枪手自杀身亡，另有3人被射伤。据报道，枪手的父亲称，枪手对YouTube颇为不满，因为该公司停止了对其上传的视频支付费用。

警方确认了枪手为39岁的Nasim Aghdam，来自南加州。值得一提的是，在案发当日早些时候警方曾与枪手发生口角。

Ismail Aghdam说，他的女儿连续两天不接听电话，于是他在周一上报了女儿失踪的消息。周二凌晨两点，他接到山景城警方的电话，得知警方找到了在车中熟睡的女儿。

Ismail Aghdam提醒警方称，他的女儿可能会去YouTube，因为她“憎恨”这家公司。

山景城警局发言人Katie Nelson证实了警方的确在周二早发现了一名叫Nasim Aghdam的女子在一个停车场的车内睡觉，该女子拒绝回答警方的问题。但警方发言人并未回应是否曾有人警告警方Nasim Aghdam可能会去YouTube。

据报道，Nasim Aghdam有一个私人网站，她在网站上称，YouTube没有公平地付给她报酬，并指控YouTube对其观点进行审查。

Nasim Aghdam经常在网上表达对YouTube的不满

官方称，他们仍在调查枪手的动机，尚无证据表明她认识枪案的受害者。

根据Aghdam上个月在网站上发布的内容，她表示YouTube试图“审查和镇压说实话的人”。

在据称是Aghdam的个人网站上写道：“注意！专政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只是策略不同！他们只在乎个人短期利益和不择手段达到目标。”

该网站上有数张截屏图，据称内容是Aghdam的YouTube用户账户页面，截屏图表明，Aghdam至少有一个账户被“去收益化（de-monetized）”，这意味着她无法从上传的视频中获得足够收益。专政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只是策略不同！

谢选骏指出：“专政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只是策略不同！”——其实，不仅如此，专政在所有权力都存在，只是策略不同！包括网站、银行等各种公司行号。这就是所谓“仗势欺人”。权力就是镇压之权。这源于人的原罪。

谢选骏：中国的航母仅仅是一笔学费吗

《“荒航母”比“航母荒”更可怕——“辽宁舰”晚年怎么过？》（2018-04-04 凤凰军事 刘畅）报道：

就在人们还在探讨俄罗斯是否会放下尊严向中国采购054A型护卫舰时，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却在4月2日曝光称，俄海军可能派遣舰载机飞行员前往中国“辽宁”舰培训。如果该合作最终达成，估计再不会有人认为俄罗斯是“老大哥”了。但站在中国角度来看，该合作却预示了一项比俄罗斯“航母荒”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荒航母”。

当2012年9月25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服役后，中国紧随其后开始了002号航母的建造，目前已基本完工准备海试。但中国航母此时却面临着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既然未来已经确定将采用电磁弹射+核动力的巨型航母作为主力，那么“辽宁”舰与002号航母作为2艘滑跃+常规动力的大型航母，在编组、保障、舰载机训练、出击效率等方面都明显不同。届时肯定无法让这2艘还很年轻的航母退役，那这2艘航母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此次俄罗斯派遣舰载机飞行员来“辽宁”舰训练似乎为“辽宁”舰指明了未来。但“辽宁”舰的姊妹舰只有“库兹涅佐夫”号1艘，俄罗斯未来不仅没有建造同类航母的计划，俄总统普京也在俄军未来10年的建军规划中表示，将延缓航母发展。因此，来自俄罗斯的训练需求是很有限的。至于同样采用俄制滑跃航母的印度，中国显然不会为其培训飞行员，因此从培训滑跃起飞飞行员的角度来看，未来对“辽宁”舰等2艘航母的需求很有限。

面对这种情况，3月15日的《凤凰网军评》介绍的“最不靠谱”075方案则提出的另一种可能。该075方案的最大亮点是为两栖舰装备滑跃+斜角甲板，从而令类似歼31吨位的中型常规起降舰载机能够取代此前两栖攻击舰上AV-8B/F-35B这类垂/短战机。这种做法的优势不言而喻，除了省去垂/短战机高昂的研发、采购、维护费用，更明显降低了舰上搭载固定翼舰载机的门槛，站在国际军售市场来看，这种潜在能力相当有市场。

当2003年澳大利亚宣布采购2艘“多用途辅助舰”（MRA）时，法国阿马里斯公司与西班牙纳凡蒂亚公司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前者直接提出“西北风”级两栖舰的放大方案，而后者则原封不动的给出吨位更大的“胡安卡洛斯”级“战略投送舰”的澳洲版本。最终后者依仗滑跃甲板给予垂/短战机更高的出勤能力获得订单。试想如果当时有第3国能给出吨位相仿，但能搭载固定翼常规起降战机的方案，则法西两国中标的希望将微乎其微。

在2至3万吨的舰体上装备滑跃、斜角甲板并不困难，而目前包括澳大利亚、巴西、泰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对这类战舰都有非常现实的需求。如果中国能借鉴意大利“加富尔”级航母概念，将航母与两栖舰职能进行有效整合，并为战舰加装斜角甲板，从而令舰载机获得更好的出勤能力，那么中国作为这类战舰唯一的全套供货商，在该市场将获得非常可观的订单，而由此产生的滑跃起飞+拦阻降落飞行员的训练，完全能在“辽宁”等2舰上进行。

如果中国能推出4万吨级装备滑跃+斜角甲板的两栖攻击舰，并将2至3万吨级的“简装版”成功出口，则中国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将产生庞大的滑跃起飞+拦阻降落飞行员的训练需求。那么不仅中国海军的两栖舰队将获得独立的固定翼舰载机机队，在两栖作战中具备独立的空中对陆火力支援，而且当中国海军在以电磁弹射+核动力巨型航母为核心后，“辽宁”舰等2艘滑跃航母还会承担大量训练任务，不会导致“荒航母”的状况发生。

受制于原始设计的限制，“辽宁”号等2艘航母无法像美国“中途岛”号航母那样，虽然服役在二战与冷战之交，但即使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依旧威力十足。面的这种情况，中国需要通过装备创新，以及更具雄心的战舰出口，为这2艘航母创造“第二春”。（凤凰军事 凤凰网军评 刘畅）

谢选骏指出：看来中国的航母不仅是一个摆设，而且是一个钱坑；不仅是一笔学费，而且和三峡工程、重复建设、一胎化政策……一样，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典型案例。

谢选骏：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

（一）

网文《严家祺：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修宪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痕迹》（2018年4月4日 转载）说：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要说大事新事，只有两项，一是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二是王岐山复出。去年王岐山从权高位重的职位上离职后，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权高位重的国家副主席。

两大循环和两次转型

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历史事件大部分是转瞬即逝，时间一长，不留痕迹，而这次修宪，留下了中国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大痕迹”。

这一变化，对一年、两年政治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十年、二十年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也许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看历史，有些细节会影响全局，要注意这些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大轮廓，就像在高空、在卫星上观察地球表面一样，地球表面的大轮廓，人所改变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变。中国历史也有大轮廓，一是两大循环，二是两次转型。

两大循环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断，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环就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一统王朝”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就兴起了；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军事政变和农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交替出现，就是分合循环。

两大转型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漫长的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大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封土分侯的、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今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舊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和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都是“共和国”，实际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种种残余。到今天，这一大转型远未完成。第二次大转型，首要的目标是实现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要最终结束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使古老的中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的皇帝梦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当皇帝不可。

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的共和主义就软弱不堪。辛亥革命后，中国本来可以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但当面临议会和政府、以及其他争端时，脑袋中缺乏法治观念的孙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脑袋里只有专制皇权思想的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藉口反对“二次革命”的叛乱，解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国会，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凯当上皇帝后80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77天后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这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13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12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9大的召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点，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邓小平的正背两面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的一场倒退，但也是广义上的创造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袁世凯外，还有5个创造中国历史重要人物，这就是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不对。实际上，人民群众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历史的推动者。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看一看人类六千年史，可以发现，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但还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完全全是几个英雄豪杰或军阀枭雄的创造。

创造历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颗早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会发芽成长。《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形成“种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Gene）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或枭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对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来说，不同时期内部有隐含着不同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需求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创造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常人更早发现这种需求，并找到实现这种需求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造福于人民大众。另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引导人民大众，把人民作为“追随者”，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然，介于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他以第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需求。经历过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在掌握大权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冲破“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束缚，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最早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从农村开始，采取了缓进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使中国一步步地从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国有私人混合的经济、计划市场并存的社会。这是继清末“舊改革开放”后的“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危害，在文革后提出反对搞“个人崇拜”，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

邓小平有正背两面。邓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杀”。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邓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应受到充分肯定。

王岐山与陈一咨性格非常相似

这次召开全国人大，当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19大后几个月没有露面的王岐山时，就想起了我很熟悉的陈一谘和万润南。

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王岐山是陈一谘的“小兄弟”。陈一咨和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而王岐山是编委。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时，陈一咨是常务副会长，王岐山是副会长。1979年后三年，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工作，后来在香港以方丹闻名的郝明，也参与了近代史所民国史的工作，他们也互相认识。

陈一谘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与陈一谘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时，他要和江泽民拉关系，就打电话给江泽民，让他到厂桥办公室谈话，那个江泽民也就去见了陈一谘。当我与陈一谘在纽约时，有一次王岐山来到美国。我觉得王岐山是不可能在纽约看望陈一谘的，陈一谘知道后说，“他妈的，王岐山怎么不来看我！”

我与陈一谘在北京政改办、在巴黎和纽约时很熟悉，也认识许多王岐山的朋友，我注意到陈一谘行为模式与王岐山几乎一模一样。周恩来曾经说，中国的“中央政治”，主要决定于几个人。按这种说法，未来的中国政治，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几个人，就像文革中毛泽东、林彪两人的关系变化，会造成中国政治的变化一样，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后，按我对陈一谘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未来的年月中，王岐山会在中国掀起怎样的政治风暴。

在习近平心中埋下“连任种子”的人

王岐山在这次全国人大后复出、以及习近平为自己开辟终身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道路，这两件大事，本来与陈一谘、万润南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还不得不谈到陈一谘、万润南他们。

我十分相信，历史是英雄和枭雄创造的。他们之所以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里被埋下了一颗“创造历史的种子”。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描写了11世纪苏格兰的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麦克白，一颗“种子”如何在他心中发芽、成长的故事。当这位将军被种下这颗种子后，最后成了苏格兰国王。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之所以掀起搅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心中埋下了一颗“圣经在教皇之上”的种子。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因为康有为心中有一颗模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种子，但因儒家不能改造成为“儒教”，儒家经典不能成为基督教经典《圣经》那样的信仰，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在袁世凯的叛卖下最终夭折。

这几天因为写文章谈创造历史的“种子论”，我不仅想起陈一谘，也想起远在巴黎的老友万润南。我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五、六年，也认识熟悉当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我在全国青联离任时，我提名推荐王沪宁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万润南是胡锦涛的同学，在清华大学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他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栋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文革中，他们两人一起从北京，经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胡锦涛在南京下船，回泰州老家；万润南在上海下船。一路上，都是胡锦涛安排一切，照顾万润南。但当胡锦涛大权在握、身为中国国家主席时，对他青年时期的好友为看望自己在中国亲人的要求置若罔闻时，万润南就发现了胡锦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无能。一年多前，我对他说，薄熙来想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因为他的岳母对他说，他比习近平强，这是一颗种子，慢慢在薄熙来心中发芽。现在习近平心中也埋下了一颗种子，你知道这颗种子是谁给他埋下的吗？万润南说不知道。我说这个人你绝对知道。万润南就是不知道。我最后告诉他，这个人在习近平当上总书记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

万润南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自己。万润南在这篇文章中，怀着对“胡同学”的不满说：“和面无表情、语言刻板、说话像背书的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万润南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二0一六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万润南是邓胡赵时期成功的私人企业家，是八十年代闻名中国的四通公司的大老板。万润南流亡国外近三十年，始终坚持中国民主化的理想，在对他的老朋友胡锦涛极端失望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刚上台的习近平。当万润南说“习同学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习近平连任的“私欲”，另一方面为了用“低成本”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但万润南不知道习近平的性格特征，没有想到习近平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在19大刚开过后的十五天内就要抛弃邓小平1982年宪法的规定，删除“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万润南说：“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帝制的个性与共和的本性

如果按万润南做法去做，习近平不需要修宪，而是在十年任期期满前，在中国制订一部全新的、有自由选举制度的新宪法。看来，习近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这本书叙述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面对法国工业革命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在1848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如果习近平知道一点法国第二共和如何变为第二帝国的历史，他就会听取万润南的话。这次人大修宪，可以说粉碎了万润南的梦想。使人担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2018年宪法容许国家元首无限期在位，中国的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

当“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时，迟早会遇到最高权力更迭问题。在世界历史上，王位、帝位通常由继承更迭，但也有“选举君主制”。中国历史有一个长期的规律，这就是，最高权力的衰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强有力的帝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当懦弱的帝王继承或选举登上帝位后，分裂割据就随之出现。

袁世凯称帝，为中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如何判断“大一统”与“分裂”对中国的意义，这里不谈。中华民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国，但中国历史中更顽强的力量是大清王朝时期积累了几百年的分离主义力量。中华民国除了从1912年到袁世凯去世的短暂几年是“大一统”时期外，实际上与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一样，是四分五裂时期。袁世凯以后，是军阀势力、共产党苏区、日本傀儡政府和台海两岸分裂的时期，直到今天，持续了一个世纪，中国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一统”国家。

如果说，共和的本性是和平与统一，那么，可以说，帝制的个性就是分裂与割据，因为帝制的最高理想，就是每一个帝皇周边的人都想自己称帝称皇，或者把另一个人扶上帝位皇位。看一看现在风靡中国的电视剧《独孤天下》吧，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王位争夺吧。这次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使中国传统的“宫廷政治”就像《独孤天下》那样，穿着中山装和西装在21世纪的中国重演。

习近平习于“蛮干”，就像他处理东海、南海冲突、用非经济办法对付股市、几天中就把孙政才关进“笼子”一样，他可能在他任上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而采取“蛮干”的方式，用“武力威胁不断升级”实现统一的办法。但是，当现在删除了邓小平宪法中国家元首连任限制后，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就会使山顶上的球（物理学上的一种稳定态）滑落下来。习近平的后继者，一旦懦弱无能，中国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也许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还要身受一次新的“五代十国”的磨练，然后才能最终摆脱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循环，完成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写于2018-3-7WashingtonDC近郊，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18-4，2018-3-28在网路发表时，个别地方增加了几句话。）

【附】2018-3-21预告：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

【按】近十年来，我用大部分时间在写一本分析研究国际金融的书，用很少时间写一些政治评论。去年11月，我所熟悉的王沪宁成为政治局七常委之一，才使我想起，对中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可以作一评论。这样才在去年11月3日写了一篇《从王沪宁谈起》的文章，文章的重点用“副标题”表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指1982年的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后，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去年11月初，我写这篇文章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年3月11日中国会修宪，并废除了1982年邓小平宪法对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而且，从2018年2月25日公布修宪要删除“连任限制”，到3月11日正式废除这一“连任限制”，只有15天。这15天，造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大变革。

4月1日，我将在网路上发表《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一文，这个人，并不是王沪宁。

谢选骏指出：严家其认为，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下面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

（二）

《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阿波罗新闻网 2013-04-26 讯】说：

和前任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前些年，习近平在备位接班期间，在一次对外访问中就说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类的话，让大家觉得意外，也由此议论纷纷。

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习同学又有一些让世人侧耳的说法。一是“鞋论”，二是“性格论”。关于“鞋论”我将另有文字分析。今天就专门说一下他的“性格论”。

原话是这样的：习近平在3月22日与普京会谈时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并直接加以引用。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普京的性格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强势：对内铁腕领导，对外强硬对抗。而且，从2000年开始，普京连任两届总统后，又担任了四年总理。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当选，同时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在2018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以上。

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需要强人，也就是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这样的强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强人吗?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中，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强人。首先，他比前任有底气。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老子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难能可贵的是，其父习仲勋是正派、贤明、受尽磨难的老一辈。所以，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在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人比他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而且，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受过所谓“再教育”。但我们下乡、下厂，还有工资拿，算是国家干部。而他们是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他下过乡，甚至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他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他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之间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与民情的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四十四次提到“人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还有一位好老师。他叫孙立平，是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据说，他是习近平的博导。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关于社会溃败和权力溃败、关于阳光法案、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孙老师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哪怕习同学能听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都将会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习近平身边也有一些不错的智囊，有的是他当年的清华同窗。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信他们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

再有，就是胡学长高风亮节的“裸退”，给习同学预留了极大的政治空间。我曾经称赞胡的“裸退”是“立德”，并非虚言。如果习近平由此而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

从底气(出身)、经历、师长、同学、前任留下的空间这五方面而言，习近平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而言，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想当普京不是梦。

问题是，当个普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习近平，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普京是一位强人，但不是伟人。在俄罗斯，他没有机会成为伟人，因为他只是在一场大变革完成之后看家护院比较强势的掌门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将从您开始!

按照现在共产党的家法，习近平将有机会主导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这十年，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作准备。蒋经国先生曾经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我想对习近平同学说：“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的新体制下的第一位民选领导人。”

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

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

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习近平将比普京伟大得多。因为普京不仅不是社会转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二十年的掌权有搞小动作之嫌，招世人诟病。而习近平的二十年，堂堂正正，完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这是我当年的一点感悟，习同学，我相信，你懂的。

谢选骏指出：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这篇文章是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但是，在此之前的两三年，解龙将军就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

（三）

《解龙将军：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来稿）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次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加强了习近平作为接班人的猜测。不过，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

没想当官却要当中国最大的官

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虽然是在中共开国元老的曾被不少人羡慕的家庭中长大，但严格的家教，父母的遭遇，小时候就曾品尝过的世态炎凉，还有上山下乡的七年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当个贫民百姓是幸福的，儘管贫穷，却不会遭受太多的精神折磨。因此，他总是提起延安插队时“幸福”时光。在同去的知青都相继回城后，他仍在坚持，仍在享受与梁家河村的乡亲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比被关进学习班的日子，当然是“幸福”的。

当时，习近平唯一能从父母亲处得到的好处就是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他的长相、身材酷似其父，一米八的大高个，虎背熊腰，圆脸、细长眼、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强健的体魄的确帮了他大忙，全村男劳力没人能把他摔倒了，干起活儿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他的坚持，他的北京娃的身份，终获乡亲们的肯定和信任。他当的第一个官，是陝北老乡们给的，他只能用自己的力气和所掌握的知识，去回报梁家河。

就这样，不想当官的习近平，还是当上了一个最小的官——村官。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告别梁家河村去清华求学的村官，会在三十多年后成为中共未来领导人——中国最大的官！

在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超过被外界普遍看好的李克强，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领军者，曾让西方媒体惊讶不已。其实，自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以后，习近平的接班态势日趋明显。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虽然把习近平和李克强并列为“最重要的两位培养对象”，但更看好习近平：49岁的习近平类似于十年前的胡锦涛，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代表，被中共中央列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进行重点考察。

在让不让第五代领导人进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都倾向于比照中共十四大时的模式，建议让一名50岁以下的进入常委班子。但江泽民本人并不赞同这一意见，江泽民认为，现在5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资历较浅，如未来要负更大的政治责任，就应该让他们在现在经受更多的各层次的工作锻炼。

因此，江泽民倾向于先不让年轻人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建议让他们在政治局、书记处或国务院甚至一些重点省市安排适当的职务。随后，习近平调离福建主政浙江，最后空降上海滩。

在谈到李克强时，宗海仁早在十五大之后就撰文指出：据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民意，李克强较之习近平逊色不少。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中国政局稳定，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习近平将以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

就这样，不想当大官，更没想过当中国最大官的习近平，在中共神秘的人事决策过程中，很早就被“钦定”为中国未来领导人。

脚踏实地，敢作敢为

八十年代的宁德是福建最落后的一个地区，人的思想意识十分落后。习近平刚到宁德，一位老干部带他到基层熟悉情况，逢人先介绍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不是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这使习近平十分狼狈。他从不否认自己从政有家庭背景的关係，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是靠老子吃饭的人。”

至于为什么自己经常被人议论，他认为主要是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多领导人对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如老战友的子女，自己的秘书、部下等，就比较容易提拔使用。

宁德两年，习近平不提新口号，不铺新摊子，不搞一刀切，对山区县、沿海县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走遍了宁德的绝大多数乡镇，作出了切合宁德当地经济发展的决策。有评论称，习近平通过自己的工作，终于让宁德的干部群众认清了他并不靠父辈荫福吃官饭，而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当机立断，脚踏实地的人。

新世纪初，在当选省长后的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怒斥福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科盲”现象，批评说：“我们提出‘数字福建’工程，指的是建设信息化的福建，有的同志竟以为又要搞‘数字出干部’了。如果这种‘科盲’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怎么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他还严厉指出：现在一些干部不注意学习，整天忙于应酬，有的汲汲于仕途，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的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这些人即便溷上了官，终究还是要被我们事业的发展所淘汰。

习近平在这份施政演说裡，多次加重语气，告诫在座的各地各部门官员，“如果整天只考虑自己得失，缩手缩脚，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作为干部不要热衷于传小道消息、不要观望懈怠、不要整天忙于应酬，甚至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而应多思、多学、多干，用我们的实干去凝聚民心、推进事业！”

他的这份施政演说被称之为继朱鎔基就任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后又一份难得的施政演说。从这份演说中，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的勇气和胆魄。

生性豪爽，重情重义

曾有人总结称，习近平飞黄腾达的“绝招”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太子党的人脉，懂得如何付出。还说，凡是与老爷子习仲勋有过战斗、工作关係的人一律善待好，每次回北京至少到三位叔叔阿姨家问寒问暖，充分利用沿海封疆大吏的位置为叔叔阿姨们及其后代办事……

这些传言很可信。跟习近平打过交道的人说，这是习近平的个性使然。习近平与棋圣聂卫平的关係就是最好的例子。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这麽多年并未因职务和地位的变化而受影响，至今两人一见面还会像以前那样，一起喝酒，一起看球。

说习近平对跟父亲关係好的人“一律善待好”，倒是也有例外，他曾为了“拥军”而“冷落”过李先念夫人。1993年初，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来到福州，省委安排福州市接待，可市裡事先已定这天上午慰问部队。习近平忙完“拥军”，顾不上吃饭，才急忙赶去问候李夫人。

知情人士还讲过一段习近平与江泽民的一位亲戚“交往”的故事：许江是江泽民的外甥，坊间曾传言江泽民上台后给中国美院（当时叫浙江美院，1993年改为中国美院）副院长打电话，要求提拔当时还是油画系主任的许江。后来习近平主政浙江后，对许江多有照顾，许才当上中国美院院长。

知情人士称，这确实是个谣传，许江是2001年担任中国美院院长的，而习近平是2002年才调到浙江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跟许江的确有过交往，两个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些共同语言。习近平主政浙江后，也非常关心中国美院的发展，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许江200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八十週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中，也提到了习近平：“早在象山（分校）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亲临视察，后来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调研中，又亲手种植了门前的那棵杜英树。2006年，习近平同志又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我院建设一流大学的相关问题，这对我院，对全国的兄弟艺术院校都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知情人士认为，仅凭习近平与许江的交往，来证明习对许非常照顾，令江对习有好感等等，其实都是坊间的推断和猜测，要知道即使习近平不关照，许江也能得到关照，况且习近平早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已受到江泽民的器重，并成重点培养对象。只能说，习近平对许江和中国美院的关照，是“锦上添花”。

可以说，习近平豪爽的性格，在三教九流都结交了不少朋友。以他插过队的梁家河为例，至今乡亲们一提起习近平，都夸他重情重义，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陝北人——生性豪爽，热情厚道。这一点从他与农民好友吕候生的交往中便可看出。村民吕侯生是习近平插队时的好友，两人曾合盖过一条被子，吃一个锅裡的饭。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住院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仍不见好转，却债台高筑。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后，立即给他寄上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吕侯生到福州看病期间，习近平几乎每晚都到医院看望吕侯生。

病好转的吕侯生要回陝北时，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裡。1999年底，吕侯生第二次到福州，已是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当即安排他住院。第二天晚上又赶到医院，把院长、专家、主治大夫和护士找到一块，共同研究治疗方桉。

同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就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梁家河大队还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时，看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鬆开，随后从口袋裡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

习近平于2008年被指定为国家副主席，从此进入极可能成为共产党一号人物的轨道。法新社分析指出：2013年中共新一轮权利分配将见分晓。到时，胡温政权任期将结束。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既然已经增补为军委副主席，这应该为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总书记提供了保障。然后，应该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

分析指出，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但一些专家认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他仕途节节攀升提供了支持。江氏虽已全面退休，但仍被认为有相当的影响力。

习近平回忆插队岁月：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不换肩

在送习近平上大学时，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的合影（前排中为习近平）（资料照片）


据人民网报道，习近平的童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度过，而他的少年时代更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被迫前往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也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笔人生财富。“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梁家河村插队，习近平不会做饭，吕侯生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习近平酷爱学习，常在煤油灯下读着吕侯生连书名都认不得的书，吕侯生就憨憨地坐在油灯的一旁，陪着习近平看书写笔记。晚上也不回去了，一条被子两人合伙盖。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实在没法了，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榻前来一趟，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得到了好转。吕侯生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呀，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

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的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用手反复摸着吕侯生的右腿，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2002年“七一”前夕，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托人给居住在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的83岁老战士李朝金送去慰问金。饱受癌症折磨的李朝金激动地说：“为穷人求解放，多少战友牺牲了生命，我只不过出了一点力，受了几次伤。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让我感动不已。”

给腐败成本细算“三笔账”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这是习近平对权力的诠释。在他眼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的这句话，他十分推崇。习近平说，“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说，它直接反映的是个人的“内功”，即个人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好，就能不论白天黑夜、明里暗里，都能严防死守，矢志不渝，管住自己的口、自己的手、自己的腿，以及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使自己坦荡从容。

2004年7月1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6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大家要按照省委全体常委的承诺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物；自觉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以权谋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谢选骏指出：严家其可能不懂，2010年10月19日，解龙将军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这不仅比万润南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早了个两三年，而且事实证明，其预测也更接近实际情况。所以谢选骏说了：解龙将军是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让我们多多拜读解龙将军的其他作品吧，那也将是一次次令人惊艳的精神逆旅。

谢选骏：没有一个官员是好东西

《阴谋论？可疑的美国流行病学家福奇》（2020-08-08 历史之瞳）报道：

福奇是谁？

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流行病学家、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键成员。福奇的官方职务，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这位被很多媒体吹到天上的权威专家，在疫情中表现如何？

为纽约州撒谎站台

6月底，当被CNN要求给全美在新冠疫情应对上的表现打分时，福奇表示部分州比其它州做得更好，并特别强调纽约州的表现“非常好”。大哥，你不是挣眼说瞎话吗？

在3-7月的疫情期间，纽约州前面以反歧视的名义，反对保持社交距离。后面又以疫情的名义，反对社会复工。如果说对病毒的认知有个过程，这勉强说得过去。

但纽约州长和纽约市长在疫情期间的一波骚操作让人叹为观止：一方面大喊联邦不重视疫情，一方面把联邦援助的医疗设备放在仓库落灰；一方面大喊加强隔离，一方面把感染病人送到普通病人用的医疗船和养老机构；一方面渲染死亡人数众多疫情严重，一方面全力支持BLM上街聚集。

现在的结果是，实施最严格隔离要求的纽约州（还有深蓝的新泽西州），无论是死亡总人数，还是总人口死亡率，都把其它州远远地抛在后面。

福奇认为，疫情越严重、死人越多的州，表现就“非常好”。按照福奇的标准，如果别的州多死几万人，那就成了防疫的模范生了。他为什么丧失基本的职业素养，毫无底线胡扯？

不止如此，作为防疫专家形象出现的福奇，在接受众议院质询时，对疫情的社交隔离政策和BLM运动的态度，出现了自相矛盾。

首先说明一点，无论政治家还是专家，都不是神，都会犯错。福奇对疫情的判断可能有误，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政治家和政客、专家和砖家，差异在于是否能够承认错误、反思并改善工作。

社会交流最基本的要求，是对等，是逻辑自洽。人与人对等，国与国对等。对等原则，是全人类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比如，你不能对自己低道德要求，却要求别人做圣人，这个叫作道德双标。比如，你不能要求别人的市场敞开，却禁止别人的货物和服务进来，这个叫做耍流氓。比如，大家一起参与游戏，你总是出老千，搞得人家都不愿和你玩了，你还埋怨人家不合作，这个叫做自作孽。

福奇在质询中，出现了严重的自相矛盾，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他一方面声称疫情严重，要求保持并加强社交隔离，那毫无疑问应当减少公共集会，降低感染机率。但匪夷所思的是，福奇却拒绝评论数十个城市一起爆发的BLM运动的大规模聚集。

如果福奇坚信疫情严重，本着基本的职业素养，本着对游行群体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应该明确表态反对公共集会才是。他的矛盾表现，有二种可能性：

1、疫情不严重，所以福奇支持集会。那么，福奇明显撒谎了。

2、疫情严重，但福奇支持集会。那么，福奇实际上并不在乎疫情，也不在乎死多少人。作为防疫核心专家，他这是渎职，草菅人命。

这是真的吗？

羟氯喹的离奇故事

3月中旬，川普称羟氯喹对COVID19有疗效。

3月底，纽约医生Vladimir Zelenko用羟氯喹组合疗法，成功治愈了699名患者，无一死亡。

5月22日，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突然发布一篇羟氯喹对COVID19无效的假论文（这篇文章在全球医学界的广泛质疑下，于6月初被撤销，成为学术腐败的经典案例）。

但此文影响深远，至今还有媒体炒作忽悠。《柳叶刀》文章出台后，福奇立刻冲到了一线，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羟氯喹无效且有危险的副作用，呼吁停止临床使用。三天后WHO中止了对羟氯喹所有的临床研究，后面FDA禁止临床使用羟氯喹。

这与美国许多一线医生、其他国家一线临床的观点正好相反。

关于羟氯喹的安全性，作为一个使用了65年的常见药品，完全不用担忧。羟氯喹是用来治疗和预防疟疾，如果你去一个疟疾流行的国家，通常都会服用以防止疟疾。

关于羟氯喹的有效性，获得很多临床的独立数据支持，并可以相互验证。

意大利、中国、美国的研究者分别根据一手的临床资料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羟氯喹针对新冠病毒尤其是早期的新冠病毒防治有着良好的效果。

2月中旬，钟南山表示：“氯喹是一个有效药”，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的第六版和第七版。

3月中旬，上海市卫健委认为羟氯喹治疗COVID19有效且安全，被列为“上海方案”中治疗性药物首位。

印度卫生部门不但将羟氯喹广泛用于早期治疗，还将其推荐用于医生等高危人群的预防。

羟氯喹的作用机理，目前医学界正在研究。有媒体引用2003年福奇担任国家卫生院院长时，在《病毒学》上发布了羟氯喹对SARS病毒的安全和有效性的文章，现在的COVID19和SARS病毒有78%的相似度。

发现药物新的疗效，并不稀奇。最有名的例子是阿司匹林，经过多年使用，医生突然发现它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关于羟氯喹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

7月29日，有个“前线医生”组织成员的十几位一线医生，在华盛顿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声称，数月的临床经验一再证实，羟氯喹是目前治疗新冠病毒的最有效药物。数小时后，该发布会视频被Facebook、Google、Twitter和美国所有新闻网站下架。

一方说有效，一方说无效，大家各自表述，人们自行判断，这是社会的正常态。但美国网络巨头和媒体的做法，又重现了2016年大选前的一幕。真正试图操纵选举的，恰恰是这些只允许提供单一信息的网络巨头和媒体，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暗黑势力。

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是有一些医学专家站了出来。

耶鲁大学著名传染病学教授Harvey Risch认为：如果羟氯喹被广泛用于治疗冠状病毒，它可以挽救7.5万至10万人的生命。尽管临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有效，但唯一真正说出这一点的人是一大批在全国范围内治疗这些患者的一线医生。Harvey Risch直言福奇应该早点滚蛋。

还有一位黑人女医生，直接叫板那些声称羟氯喹无效的驴党政客：你提供一下父母家人的尿液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偷偷地吃羟氯喹预防COVID19？

而福奇作为关键专家，和很多医疗界大佬一样，选择坚信《柳叶刀》的造假文章，也不愿意正视一线临床的实践数据。在7月31日CNN的再次采访中，福奇坚称所有“有效的”科学数据表明羟氯喹对治疗Covid-19无效。。

小结一下福奇在防疫中的言行：纽约州在疫情中死的人特别多，所以要特别表扬纽约；COVID疫情严重要加强隔离禁止集会，BLM群体集会要支持；临床普遍证实羟氯喹有效，但坚决反对医生使用，而且要禁用。

作为负责防疫工作的核心专家，福奇对各州的疫情挣眼说瞎话、对防疫政策的说法自相矛盾、并极力阻挠有效药品的使用，这么一个极不称职的防疫负责人，他真正在乎的，倒底是什么？

其实不难理解，福奇作为华盛顿Deep State的一员，他的工作目标并非控制疫情，而是扩大疫情、增加伤亡、停滞经济，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川普再次当选。

有人马上跳起来，这是典型的阴谋论啊。哈哈，你去查查驴党红人议员AOC在推上说过什么，真是赤裸裸的不要脸啊。虽然她很快删了，但网上还有截图。年青的驴党革命家，毕竟还是图样图森破。

后记

福奇的案例，验证了政治正确的蒙代尔三角。在一个人的诚实、智商和政治正确之间，最多只能成立二项，不可能同时成立。

政治正确的核心，是不讲道理不能批评，只能有一个声音。比如女权运动，批评就是性别歧视。比如伊斯兰，批评就是宗教歧视。明明是黑人种族主义的BLM运动，批评就是种族歧视，就是反动派。

福奇能够作到那个位置，其专业能力应该没问题。当他坚持政治正确，就只能撒谎了。

关于羟氯喹门，从编造假数据——哈佛专家发论文——CNN采防福奇——主要媒体跟进——WHO动作——FDA禁令，在医疗界官学商的完美操作下，形成了一个神奇的连锁反应。

想起了川普的通俄门，驴党外包故事——传递到麦凯恩——CNN渲染——主要媒体跟进——FBI、DOJ操作——驴党国会调查——纠缠二年——查无此事，完全类似的操作手法。

关于政治正确更多的剖析，前面举过很多例子。在左翼视角下的黑人、福利和教育中的那位，始终不能正面回答问题，既不诚实，也很愚蠢。在白左的五个样本中，例子就更全面了。

思考再进一步。

如果我们区分一下知识（专业技能）和智慧的差异，还可以改进这个政治正确的三角形。

福奇有专业知识，这类技能（比如工程师、医生、教师）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培训获得。而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智慧，只能通过自身的反醒和觉悟而认知。

坚持政治正确，或者道德败坏，其本质都是因为缺少智慧导致的愚蠢。因为愚蠢，所以无法认知自己的利益，放弃分工合作方式，走向零和博弈的政治正确。既然是零和博弈，那自然就成为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

很多人感叹，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学历牛、职称牛、头衔头、身家牛，但一张口就显露出来低级的思维构架，对文明的认知完全停留在网络碎片态。

比如三人行中那位大教授，骄傲地说白左代表了人类文明。这真不能怪那么多人嘲笑，在公共问题上他展现出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而我，只是觉得悲哀。

理解了知识和智慧的差异，那么政治正确的三角，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智慧与愚蠢的博弈。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如果缺乏智慧，知识很可能成为邪恶的力量。

在朋霍费尔看来，愚蠢分二类。一类是社会封闭的严重信息单一，导致人们没有选择的被动愚蠢，这种情况下思维还有改善的可能。而如果是有选择的情况下的自甘愚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又蠢又坏，则完全没救了。

谢选骏指出：美国说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是好东西，因为共产党中国的官员都是共产党。而多数美国人说川普不是个好东西，因为他信口雌黄。现在连一再和川普划清界限的美国流行病学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个大名鼎鼎的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键成员、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也被揭露出不过尔尔，看来真的是，“没有一个官员是好东西！”为什么“没有一个官员是好东西”？因为“做人”和“做官”不可兼得，这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利欲熏心的问题。所以说，只有忠诚的狗一样的官才是好官，可是那也不过是所谓的“狗官”。至于上文作者，不过是个抬轿川普的蠢货，同样的甚至更加的不足道也。

谢选骏：枪支太多就是自由太多了

《实拍：卫星图告诉有多少参加反枪支游行》（2018-03-24日晷）报道：

3月2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爆发大规模反枪支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逾50万学生、家长、教师及支持者涌上街头，将宾夕法尼亚大道从国会至白宫的路段挤得水泄不通。

有媒体放出了当日的卫星影像，称“这张卫星图能告诉你今天的华盛顿有多少人”。

据悉，此次游行是自越战以来有最多年轻人参与的游行活动，警方预计有50万人参加。支持者从周边马里兰州等地赶往华盛顿，更有人从北卡罗来纳州等地远道而来，因为此次游行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安全。图为华盛顿，通往白宫的大道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占据。

美国多座城市在同日举行声援游行的活动，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纽约、旧金山（图）、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等地，人们涌上街头，要求白宫倾听人民的声音。

洛杉矶，抗议人群走上街头。

在纽约市中央公园西区哥伦布环岛，游行队伍从当天上午开始集结，11时左右展开为时1小时的游行，他们高举各种标语，沿道路前行。

一项新鲜出炉的民意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加强枪支管理。图为西雅图。

亚特兰大人们高举“保护学生安全”、“投票反枪支”、“我们的生命比枪支更重要”等标语，要求立法禁止销售攻击性武器。

网民评论：

muyoupo 今天 02:45
不能只用口号喊禁枪，必须用选票来禁枪。过去的经验是，口号喊了，过几天又忘记了，结果共和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控枪提案而毫发无伤。为什么？太多的人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天大，把孩子的安危置之度外，以为那是不可能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的，所以仍然投共和党的票。于是，校园枪支暴力越演越烈，现在每一个孩子都笼罩在危险之中。做家长扪心自问：你在保护孩子上面做了应该做得事吗？现在孩子们自己起来了，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靠自己的家长已经没有用，只能靠自己。这是对家长们的否定，你们没有做他们需要的事！那些仍然投共和党的家长们，是清醒的时候了。为了你的孩子的安全，而不是你的蝇头小利投票。不然，哪一天你孩子沦为牺牲品，你就是凶手的同谋者。

打狗棍 今天 01:04
fkgcd
你这也叫舔么？太糊弄事了吧，你得彰显一下普世拥枪的制度性优越啊。笨狗一只，去花销你那5美分去吧。哈哈哈

fkgcd 今天 00:58
呵呵，“打狗棍”你一个五毛太监，恐怕连这种上街表达抗议的权利都没体验过吧？弱智儿童欢乐多啊。

打狗棍 今天 00:28
狗粮们说了，允许拥枪是普世用来反抗暴政的手段，体现了普世的先进性。
可这些人口喊一二三，啪～～～，狠狠抽了狗粮们的脸蛋子。
狗粮们来来来，不来为主子舔的三姓家奴不是好狗粮。哈哈哈

谢选骏指出：枪支太多就是自由太多了。而自由太多就是从宗教自由开始的。有人乱搞，就有人乱叫，就有人乱开枪。禁枪也没有办法了，就像禁止吸烟的结果却是带来了大麻合法化，以及，人造鸦片的遍地开花。这就是大众民主的弊端。这就是原罪的社会投现。

谢选骏：气候变迁与人的劣质化

《登考古新发现：气候变化竟然是人类创新的重要动力》（2018年3月22日 转载搜狐）报道：

大约30万年前，人类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之后的岁月里，我们所诞生的这块大陆经历了数次环境剧变，每一次都可能改变人类进化的轨迹。

如今，在肯尼亚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发现，气候波动对人类行为和技术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并且已经找到一系列新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3月15日，有三篇考古学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些研究发现，非洲东部的强烈气候波动始于36万年前，它不仅对人类进化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对人类文化发展也有相当的作用。非洲环境的改变导致当地动物也随之变化，这就使人类不得不分散开来，建立起贸易通道并且发展出新型工具以适应环境而生存。依据该观点，远古的气候变化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物学特性，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此外，这些文化变迁的发生时间比之前考古研究的判断提早了几万年。

解剖学定义上的现代人，即智人（Homo Sapiens），出现时间仅仅稍早于中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该时代约从28万年前持续至4万年前，在此之前的旧石器时代（Early Stone Age）以人们普遍使用的阿舍利手斧为典型特征。最近的研究对这一关键过渡时期的东非进行了环境、经济、技术变化方面的考察。三项研究都集中对肯尼亚南部的Olorgesailie盆地进行了发掘，而该地区在过去75年间已经陆续出土了许多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20万年前。

第一项研究在美国史密森学会人类起源计划的Richard Potts带领下展开，研究者对Olorgesailie沉积盆地保存尚完好的遗迹进行了考察。Olorgesailie位于一条延展25平方英里（约65平方千米）的裂谷，该地于36万年前左右开始发生气候变化，逐渐从泛滥平原（河流在洪水期溢出河床后堆积而成的平原）向时而极干时而极湿的极端气候区变化，最后形成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Potts认为，正是这样的气候变迁为中石器时代及人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从泛滥平原到大草原的转变对当地植被和动物群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也包括依赖二者生存的人类。气候变化导致了当地物种——尤其是食草动物的更迭，许多大象、马之类的物种随之消失，进而被体型更小的动物所取代，比如羚羊。

这使原始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麻烦的事实：食物的来源变得难以保障。为了适应这一点，那些以打猎、采集为生的族群不得不分散开来，四处搜集信息，或者像研究者们说的那样“投入于资源互换的社交网络”，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与其他氏族部落进行商品交换。根据研究结果，这样的改变可能造成混乱，但总体上提高了食物的收集效率从而降低了风险，并且增强了人类种群的“适应性”。

“这种行为改变包括更强大的心理能力和更复杂的社交生活，很可能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与其他原始人种区分开来。”Potts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从肯尼亚发掘出的考古学证据的确证明了这一点。早在中石器时代开始时期，也就是环境剧变之前，定居于Olorgesailie盆地的人类就已经开始收集当地岩石制造石器，其中约有98%的工具，即阿舍利手斧，由3英里（5千米）区域内采集到的石头制成。但是在约32万年前改变发生了，因为文物中出现了黑曜石、燧石（一种有色石）和石英成分，而这些材料来自更远的地方，即说明远距离贸易和跋涉很可能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这表示非洲人的行为在智人起源时期发生了显著改变。”研究者们在文章中写道。

燧石（又名黑矽石）被当作一种染料使用

第二项研究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Alison Brooks为首，该研究作为第一项研究的延伸，进一步提供了许多Olorgesailie 盆地的文物细节。Brooks团队分析了出土于5处不同地点、时期从50万年前到29.8万年前的石制工具、武器、染料等，希望能找到技术发展和贸易沟通的证据，这一研究使得研究者们观察到工具如何随着时代变迁。

在肯尼亚，越是古老的遗址，工具也更加庞大笨重，比如用本地火山岩制成的手斧；对于阿舍利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来说，这一直是几十万年来的主流工具。在较新的遗址（距今约30.5万至32万年），工具突然变得小巧简洁了，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样式。不同于使用方式单一的手斧，中石器时代的新型工具相当专门化，并且经过了精心加工。石头被敲制成锋利的尖端，很有可能用来装在矛上作为抛射性武器，帮助捕获各种体型的野味。其他锻造出的工具还包括刮刀、锥子。

给人带来启发的一点是，发掘于较新遗址的器物近一半都是由黑曜石制成的，然而当地并没有黑曜石资源。该材料是一种硬而脆的玻璃，折断时会形成尖锐的边缘，因此是极有价值的工具，在当时近似于一种“杀手锏”。离Olorgesailie 最近的黑曜石矿位于15～30英里（25～50公里）以外，说明要获取黑曜石需要进行极远距离的跋涉贸易。研究者们还在当地发现了数量不少于4.6万的黑曜石片，这表示黑曜石是以原材料形式而不是加工成品运至Olorgesailie的，之后当地人类自行对黑曜石进行了加工。

除了黑曜石，另一种常见的“进口”资源是棕色或者白色的燧石。在一项“相当酷”的发现中，研究者们发掘出了一整块红赭石，上面凿出了两个洞。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红赭石器之一。考古学家们推测有色染料很有可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我们并不清楚染色的作用是什么，但是考古学家们通常认为颜色是复杂象征符号交流的起源。”Potts说。“这好比今天人们用衣服或旗帜的颜色来表示身份，这些色彩也可能帮助人们以同伴身份交流、维系不同群体间的纽带。”

总言之，“这些证据显示，非洲中石器时代鲜明的技术特征表征了30万年前东非人的创新化、标准化和以及新发展出的认知能力，”新研究的作者如此写道。而且，商品交换的建立体现了人类的新型行为——“在特定区域间的商品交换网络”。

第三项研究由伯克利地质年代中心的Alan L. Deino领导，通过对Olorgesailie遗址发掘出的样品和文物进行年代测序而将所有线索联系在了一起。利用氩、铀年代测定技术，Deino团队确证了较大石器出自阿舍利文化较早时期，而该文化的技术从32万年前左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被中石器时代的工具武器所取代。“这些结果确定了迄今为止非洲东部最古老的中石器时代文物。”研究中写道。

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Jean-Jacques Hublin虽然并未参与到研究中，却也认为这些新发文章证实了最新观点，即人类物理特征的进化与现代行为的出现具有“同步性”，早在非洲30多万年前便已是如此。

Hublin表示：“一直以来人们相信‘解剖结构上的现代化’远早于‘行为上的现代化’。对于我们团队发现智人向近现代人的演化（尤其是大脑的进化）在时间上与非洲中石器时代的变化相符，我感到很惊讶。”

Hublin引用了去年他在《自然科学》上发表的一篇研究，研究表明智人首次出现于30万年前，而不是之前认为的20万年前。Hublin 指出，这些新的研究结果互相吻合得非常好，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原始人类的出现过程，而是一种技术、社会组织发展的全新方式——即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进化。

谢选骏指出：气候变迁导致人类的优质化，而通过技术手段在无形中提高了人类抵制气候变迁能力的现代文明却导致了人类的劣质化——

《生物学家解释人类基因库恶化原因》（2018年3月22日 转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著名科学普及工作者、生物学博士亚历山大·马尔科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两个基本生物机制导致人类基因库逐渐恶化。

第一个原因是，有害突变的剔除能力减弱。

“从前，有病的人，身体状况很差的人大部分都会死亡，而且还会夭折。……于是就剔除不良的突变。从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社会保障领域，医疗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大大下降，接近于零。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能存活，进化性剔除并不起作用。”马尔科夫说。目前，新生儿平均有大约70个新的基因突变，这些基因是他们的父母所没有的。马尔科夫认为，这些突变中有能够“破坏“身体系统或子系统的突变，例如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在内。

马尔科夫还说，遗传基因聪明且有教养的人们留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谢选骏指出：“马尔科夫还说，遗传基因聪明且有教养的人们留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我猜想这就是上述报道所说的“第二个基本生物机制”。显然，这是由该死的社会主义政治正确导致的。由此可见，祸福相依是真的，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没有副作用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