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爱情为什么抵抗不了金钱攻势

爱情为什么不值钱？因为，爱情被钻石绑架了！试想，遭到绑架的，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遭到钻石绑架的爱情既然不是自由的，又怎么可能是值钱的呢？爱情的价值跑到钻石身上去了，就像肉票的价值跑到绑匪身上去了！

《欺骗全球！钻石的存在 证明世界何等荒谬》（2018-04-12 李良君）报道：

钻石的存在只是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何等荒谬。
钻石被誉为二十世纪最精彩的营销骗局，它提供了现代营销史上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商品服务消费者只是一种低端的理念，商品教育消费者才是最高的成就。


一、钻石营销的奥秘

钻石在被发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皇家和贵族炫耀财富的饰品，产地固定而且产量稀缺。十九世纪后期发生改变，因为南非居然神奇地发现了一座钻石矿，产量有几千万克拉。
这一下不得了，那些投资钻石的商人彻底懵逼。如果这些钻石进入市场，钻石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于是，一个叫罗兹的英国商人在1988年创建了大名鼎鼎的戴比尔斯公司，从此钻石营销拉开了它的世纪大幕。
戴比尔斯一咬牙买下了整个钻石矿，之后小心翼翼地控制钻石出量，垄断了整个钻石的供货市场。最高时候戴比尔斯掌控着市场上90％的交易量。
如果买了钻石的人要出售掉，钻石的价格体系也会崩溃，所以要想稳定价格除了让别人买，还得不让他卖钻石。这怎么可能呢？可是神通广大的戴比尔斯就是做到了，这个超级难题的解决方案催生了这个世界最不要脸的组合，那就是把爱情同钻石紧紧结合在一起。
因为钻石=美好+永恒，而爱情=美好+永恒，所以，钻石=爱情。
1938年以后，戴比尔斯的实际控制者奥本海默家族花费了巨额的广告费用开始打造所谓的钻石文化。宣称坚硬的钻石象征的正是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只有钻石才是各地都接受的订婚礼物。通过各种手段铺天盖地的广告，强化钻石和美好爱情的联系。婚纱照上新娘身着美丽的婚纱，一脸幸福的微笑，手上的钻戒闪瞎大家的眼。
1950年，戴比尔斯更提出了丧心病狂的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通过这个营销，戴尔比斯一石三鸟。
1.男人都认为只有更大更美的钻石才能表达最强烈的爱意，恋爱中的男人为了女人什么事都做的出来，买钻石比送命门槛低得多
2.女人都认为钻石是求爱的必需，你连钻石都不舍得买，你还好意思说你爱我，什么，你以为我看中的是钻石，我看中的是你舍不舍得！
3.钻石都代表着永恒的爱情，拿来出售简直是对神圣爱情的最大亵渎。除非你跟前夫不共戴天，否则很少会卖掉他给你的钻戒，而且就算卖，也不会有人接手，因为那是你的爱情，那不是我的～
正是因为如此，尽管钻石不断开采至今已经有五亿克拉，但在整体上还是供不应求，价格扶摇直上，因为只有戴比尔斯才可以卖钻石。你以为戴比尔斯的营销到这就算完成了吗，那这未免太小看它，戴比尔斯还可以根据市场形势改变营销，再通过营销反控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发现一座更大的钻石矿，大量碎钻供应于世面。戴比尔斯吓得尿了裤子，马上同苏联订立价格同盟。另一方面，为了不让钻石掉身价，营销广告顺势转向，强调碎钻一样高贵，钻石虽小依然代表高贵的爱情。钻石的珍贵不是看大小，而是看做工和切面，于是又炮制了大量行业的标准，如今你去柜台上听服务员向你扔出什么净度4C等专业术语，跟睁眼说瞎话的售楼小姐没什么两样。随后，钻石也彻底征服了底层阶级，大的好的卖给富人，碎的小的卖给穷人。
你以为营销到这个高度就可以了吧，远！没！有！戴比尔斯已经把女人的心理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他们研究显示，对于钻石这种奢侈的商品女人的心理是矛盾的。
一方面，她们对首饰有着天然的占有欲，一方面又认为主动索取会带来良心的负罪感。所以戴比尔斯的广告在八十年代又开始强调钻戒应该跟惊喜结合。一个男人默默买了钻戒，在一个精心安排的场合突然送出，这才能最大程度上化解女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们拥有钻戒带来的极度喜悦，一方面又保持了女人的纯真。
把女人研究成这样，实在是不服不行。连拥有戴比尔斯百分之四十股权的奥本海默家族都不禁感叹：“感谢上帝，创造了钻石，同时也创造了女人。”
多少年来，钻石已经逐渐绑架了消费它的人们。你以为女人看重的仅仅是钻石本身吗，错了，她们更看重的是你宁愿花掉三个月的工资差点年纪轻轻就过劳死而为她换来的一件爱情的象征。
如果你拿着本文去向你未婚的女友义正言辞地指出，买钻戒是一件傻逼的事情，那么这种行为才是真的傻逼，因为你的女友只需要看着你的眼睛说一句话就让你哑口无言，“是的，这很傻，可是你就不能为我傻一次吗？”
把所有营销学的书籍看完都不如完全理解戴比尔斯钻石营销的案例带来的收获大。消费者是需要培养的吗，完全不是，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
当把一种商品提升到文化乃至习俗的高度，你拥有的就是宗教般狂热和虔诚的信徒。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钻石除了表面的光鲜美好忠贞不渝，还有阴暗血腥的另一面。
二、钻石的血泪史
钻石给戴比尔斯带来了无尽的利益，却也给广袤的非洲大地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倒并非戴比尔斯公司的错，而是军阀因为争夺钻石的开采和控制权开启了惨绝人寰的内战。莱昂纳多主演的05年的电影《血钻》就处于这样的背景下。
因为钻石发生内战的国家典型当属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直到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高三时候看到关于塞拉利昂内战文章的午后，那种头皮发麻的惊悚和不适。
塞拉利昂盛产钻石，因为钻石背后的暴利，叛军首领福迪·桑科联合利比里亚军事强人查尔斯·泰勒建立革命联合阵线。桑科利用军队压迫人民攫取钻石，又靠出售钻石获得的资金购买军火供养军队。
为了打赢惨烈的内战，桑科组建了骇人听闻的娃娃军。将七八岁的孩子集合，让他们亲自肢解敌人，挖出他们的心脏，培养嗜血的狼性；对内亲手杀害自己的亲人泯灭天生的人性，更惊悚地是向孩子的太阳穴注射可卡因等毒品进行精神控制。娃娃军中甚至有女童，白天持刀杀人，晚上沦为性奴。十三岁的塞拉利昂少年伊斯梅尔·比亚不幸加入娃娃军，沦为杀人机器，后来被解救后提笔写下了《长路漫漫》一书，记下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战争。
塞拉利昂的内战从1991年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一年，造成了5万人死亡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流离失所。其出产的钻石成为了无数恩爱的情侣手指的订婚信物，却也沾满了非洲人民的鲜血。
吊诡的是，戴比尔斯也跳出来呼吁和平，在2001年签订《金伯利进程协议》，呼吁世界不要购买战乱国的钻石，买钻石只会让钻石的争夺更加惨烈。几个卖钻石的商人摇身一变居然操心起了世界和平，其背后的逻辑不言而喻，因为他们可以掌控消费者，却掌控不了军阀。倘若军阀大量出售钻石，也会让钻石市场失控，所以，封闭他们的出售渠道，钻石还是牢牢掌控在戴比尔斯的手里。
是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诞。
钻石的唯一元素就是碳，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元素。人造金刚石与钻石也别无二致，如果想靠钻石保值无疑很难。二手的钻石没有任何市场，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回售给商家，可是这仍然阻挡不了被绑架的人类对它疯狂的追捧。
2011年访华的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面对央视采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钻石只是人们虚荣心的产物，它只是碳而已，价格上涨并不是钻石会枯竭，而是人为造成的供不应求的局面。”
但我似乎能想象，当一个男人把关于钻石的种种都告诉自己的妻子时，他最可能遇到的情景就是妻子幽幽地说：“所以呢，你觉得给我看了这个，钻石就不用买了，是吧？”
而男人一定会立刻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哪能啊，买，当然要买，咱还得买个大的，我这就是跟你说说。”
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

谢选骏指出：爱情为什么抵抗不了金钱攻势？因为，爱情被钻石绑架了！试想，遭到绑架的人，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遭到钻石绑架的爱情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既然遭到钻石绑架的爱情不是自由的，又怎么可能是值钱的呢？爱情的价值跑到钻石身上去了，就像肉票的价值跑到绑匪身上去了！

谢选骏：我见过毛泽东流着口水亲吻女宾的死样子

《李志绥：毛泽东一死，她们俩就笑了…》（2015-10-26摘引李志绥回忆录）报道：

1976年9月9日，中共领袖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如何熬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逝世前后，中共高层发生过怎样密不可宣的政治斗争？华国锋、江青、汪东兴等人对毛泽东的死作何反应？《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在书中的序言部分，对毛泽东逝世之前的历史有详细记述。在李志绥看来，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毛的病危和死亡，李志绥知道他自己永远不会安全。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后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李志绥妻子吴慎娴——编者注）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于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此后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于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后，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于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后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于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后愤然要回国时，斯大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于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

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于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于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

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加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於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於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加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於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於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词说些什么。张耀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障碍已经消失，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此时张耀词气急败坏从室内走出来，向我说：“李院长，你问问值班的人和别的人，有没有看见床旁桌子上的那块手表？”

我说：“什么表？”

“就是郭老在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的那块手表。”毛没有戴手表的习惯——他起居无常——那只瑞士亚美加表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兼学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给毛的。郭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终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只表极具历史价值。”

我说：“刚才大家都忙着抢救，谁也没有注意那只表，你问问张玉凤。”张说：“我看见毛远新走来走去，东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说：“我没有看见，医疗组的人没有谁有胆量拿。”张又急忙回内室。

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家五代都做医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斯大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另外两个研究员前往英国的蜡像博物馆研究如何复制蜡像。他们这小组决定，至少在蜡像制造技术上，中国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国。工艺美术学院所制作的毛泽东蜡像栩栩如生，英国蜡像馆里的陈列像看起来就假多了。

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耳马林灌注法。毛的脑部保持原封不动——我们不想剖开他的头颅——但我们必须取出内脏，也就是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我们可以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身体内空腔里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液的棉花。遗体保护组并可透过插在毛颈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尔马林液。玻璃棺材内则灌满氦气。遗体保护组的工作在吊唁瞻仰期间后随即秘密展开。我们的工作地点便在“五一九工程”内。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国、苏联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北京秘密建设了地下通道，代号便为“五一九工程”。隧道宽度可以并行并开四辆汽车，沟通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大楼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备战时中央做为临时指挥部及转移之用，三零五医院大楼下面的隧道中设有小型医院，设备很全，正好用来作为保护遗体之用。

吊唁一周后，九月十七日午夜，将毛的遗体由人民大会堂运到地下医院，华国锋、汪东兴、卫生部正副部长和遗体保护组的数位负责人，在警戒森严的摩托车队护卫之下，分车前往。我伴随毛的遗体经过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两个哨兵守卫的毛家湾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挥手示意通过，小型汽车便往下开入婉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驶向十五分钟车程外的三零五大楼地下的医院。到医院后，便将毛的遗体移入手术室，开始了遗体防腐工作。

数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运来的蜡像。它后来被锁在手术室附近的房间里。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们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那蜡像诡异的就像毛本人。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毛遗体和毛蜡像一起在地下医院里收藏了一年。这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察看两个毛泽东。连看守医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们在保护什么。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门的纪念堂完工，且准备公开展示毛的遗体时，两个毛泽东——以及那几罐浸泡内脏的福尔马林——一起被转运到纪念堂下的大陵寝里。此后，曾参与毛遗体保护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徐静，便被指派去继续保管毛的遗体，并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自此以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访客，前来纪念堂瞻仰这具遗体——曾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蜡像，则作为日后一旦遗体腐败毁坏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后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从下午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东侧礼台。天气很热，在太阳下站立，真是挥汗如雨。自从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毛的肖像便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两侧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革命口号。

下午三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汽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全国人民继之默哀三分钟。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作单位自行哀悼。大会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国致悼，华国锋致悼词。

我看着下面的人海，不断冒汗。几个月来的长期疲乏突然淹没了我。华国锋开始致颂文时，我晃了晃，用尽全力才没昏倒。自从毛在五月中旬发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后，已经有四个月过的是衣不解带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也骤减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时整天昏昏沉沉。我只知道等一切都结束时，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也许我还可以回到我家人身边。

下午五时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来以后，就睡下了。刚刚入睡，汪东兴又来了电话，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厅，由医疗组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报告毛的患病经过、治疗情况和死亡原因。医疗组的医生全体参加，由我报告。汪说：“这次会很重要，你要准备好。”

我很清楚这次会议是万分重要的。毛刚去世后发表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通过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没有赶到。二十二日的会议则是全体委员都参加，如果他们通过了我的报告，就说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属於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医疗组也尽到责任，所以这次会议关系着医疗人员的今后命运。

我当即召集了医疗组的医生们，说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讨论后，决定由我执笔写出再讨论。我动手写报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写完。那份报告有五十余页。我详细交代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抢救过来，逐渐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直至发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过程，包括检查与治疗和死亡原因。后经大家讨论，反复修改了几次，到最后定稿时，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带着这份报告去见汪东兴。汪说他不看了，要我找华国锋看。我即去见了华。

华看了后说写得很详细，但医学名词太多，政治局的同志们不懂，还是要明确说明是什么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来同大家说明华的意见，大家认为，医学名词要保留不动，因为这些名词都有严格的科学涵义，不能口语化。在报告时，可以解释说明这些名词，至於死亡原因，因为身体内的主要内脏都处於衰竭状态，不能说是由於单一原因死亡，不过可以强调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将报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见华，说明了大家的意见。华同意了这份报告稿，又嘱咐说：“在会议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志提出问题，要尽可能详细回答，要让人听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张耀词同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坐在沙发上围成一个大圆圈。沙发后面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华国锋与叶剑英的背后。

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陈锡联正站着大声说：“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华说：“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商量，现在先听毛主席的医疗组报告。毛主席病重以后，这些同志连续昼夜值班抢救，已经四个月了。现在让医疗组组长李志绥院长报告病亡经过。”

这时叶剑英回头对我说：“你语调声音要大一点，好几位耳朵不大好。”我开始读我的报告，当中有几位委员插话问医学术语及名词，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解释。在讲到六月下旬病危时，坐在斜对面的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死人见的多了，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我说：“用药都是医生写医嘱，两个值班护士核对，再由值班医生复查后才用，而且每种都由医疗组讨论后才用，药品都是为中央首长专用的保健药房准备的，各种药都经过药物鉴定，取来时都加过密封。”许说：“难道不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站在我面前，两手插腰。他的话是对我说，可是头转过去看定了张春桥。张春桥左手托着下颚，两眼看着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华国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汪东兴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围没有发生什么事。王洪文左顾右盼，满脸通红。

叶剑英和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我说：“主席左肺有三个肺大泡，两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严重，他是凌晨零时十分去世的，许世友同志看遗体是下午四时，当中已相隔了十六个小时，是出现尸斑。人死后一般四小时后就开始出现。”

这时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许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有话慢慢讲。”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李院长，你们先回去，汇报等以后再说。”这个会后来如何结束我不知道。医疗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回中南海后，张耀词警告我说：“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诉你，要同大家讲一下，不要议论政治局的事，免得惹麻烦，等候政治局决定。”吃午饭的时候，我将汪的话告诉大家后，大家都愁眉苦脸，就更加吃不下饭了。

对我来说，这决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说我们下毒的是许世友，而为我们辩护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来，指责我及医疗组最多的是江青。不过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张春桥参加了值班，不要说下毒，就是医疗上稍有失误，他们也难於推脱责任。江与王和张是一伙的，目前政权大局未定，江青势必要坚持医疗上没有问题。这以后，上面没有再让我出席政治局会议。

我昼夜不安的过了一个星期，到十月一日国庆节前，汪东兴让大家分别回到原来工作的医院。於是医疗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并未结束，自然也不可能结束。大局在动荡不安，毛泽东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权力角逐正加紧进行。

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权力即将在握的笃定神态，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只要政局未定，医疗组的命运也就难测，毛的死因随时可能成为互相指控的把柄。

对我而言，即使权力斗争暂时落幕，江青四人帮被捕，但谁说得准另一场政治斗争又会在何时登场？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我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我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


谢选骏指出：显然，李志绥在中南海里自我封闭了。因为他竟然认为【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谢选骏指出，好在李志绥说的只是“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对七八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例如我本人就不是这样的。就在1975年、1976年亲眼见过几部时事纪录片，上面就有毛泽东张着嘴巴、流着口水，低头端详然后亲吻外国女宾的手的镜头……一副行将就木的死样子，简直令人作呕。这些纪录片同时也昭告世人，毛泽东的末日即将来临了。于是，我就静静地等待历史性的解冻时刻。毛泽东死后全国戒严，召开追悼大会，所有人包括医院的住院病人都要参加。我们单位是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天安门同步进行的，不过我站在房间的最后一排，昂首挺胸，绝不鞠躬——同时可以观赏我前面的群众卑躬屈膝地“三鞠躬”，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土匪一号终于死了！

谢选骏：邓小平的“认罪视频”

《“认罪视频”是如何成为中共宣传工具的？》（2018年4月13日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2015年10月的一个上午，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王宇在国家电视台一段未剪辑的视频中谴责自己的儿子。

她本人被捕时，她的儿子已经因为未经允许或在未取得适当文件的情况下离开中国而被拘留。他先是坐飞机到达中国南部的云南省，然后搭乘摩托车进入缅甸，他的行为被闭路摄像机拍到了。

“我强烈谴责这种行为，”王宇在一个毫无特征的房间里用平淡的语气说，“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是违法的。”

这段视频第一次播出时，她的同事们已经猜到了，这一切都是谎言。

王宇的悔罪录像只是一个例子，表明中国当局经常胁迫被拘留者做出符合政府宣传需要的声明。

现在，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详细讲述了她的案件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件，提醒人们关注这种在它看来违反基本正当法律程序和国际法律标准的行为，指责中国和香港的媒体机构助长这种行为，传播“认罪视频”，有时甚至参与它的制作。

长期以来，批评人士一直认为，电视上播出的这些认罪和悔过视频都是在欺骗。“保护卫士”本周发布的报告分析了2013年7月至2018年2月录制和播出的45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是律师和记者等参与促进中国人权的人士。其中很多人在视频中“认罪”时，正式的法律程序还没开始，等于无视就连中国法律也承认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12个案例中，该组织的研究人员采访了那些被迫拍摄认罪视频的人，详细记录了这些视频是如何精心编排并播出的。

从下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安全部门如何通过认罪视频来展示它强大的司法权力，强调宣传要点，努力转移国内外的批评。它们最终展示出，被拘留者在被卷入中国的法律系统后是多么无能为力。

“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能理解我，”王宇在讲述自己为何做出那个痛苦的决定时说。为了换取释放，她同意了审讯者的要求。“我只想说，儿子就是我的一切。也许我别无选择。”

通过认罪视频传递信息

林荣基(Lam Wing-kee)是香港铜锣湾书店(Causeway Bay Books)的经理，这家书店销售令北京当局不快的书籍。2015年，他从香港前往内地通过边检时被捕，卷入了一系列针对书商的案件，这些案件继续在香港引起反响。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正承受着中央政府的沉重压力。

2016年2月，林荣基再次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露面，“承认”自己销售的那些书耸人听闻，具有误导性，有些书中包括对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的露骨描述。

林荣基在这份报告中向研究人员表示，他录了十几遍，那些拘留者才满意。他还说，视频拍得像是在接受采访，还有一个是假装在庭审，一名警察假扮成证人。林荣基获释后，在香港举行了一场爆炸性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当局为了让他更难堪，播放了更多的视频。

该报告称，认罪“并不只是简单地承认有罪”。它们旨在警告其他可能会挑战政府的人，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滥用权力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该报告还表示，“中国的电视认罪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暴力的、侮辱人格的政治迫害”，还提到了斯大林的公审和公开羞辱，那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点。

转移国际社会的批评

瑞典公民桂民海是另一位被卷入2015年案件的书商。他是在泰国自己的度假屋被绑架后带回中国的。他在神秘的情况下遭到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瑞典政府的介入。

后来，桂民海出现在三段录制的视频中。在第一段视频中，他宣称自己是自愿回到中国，他的家属和同事对此表示严重怀疑。

最近的一段视频是2月份公布的，之前，该事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折。去年，桂民海被释放后，在上海附近的宁波市受到密切监视。今年1月，他在几名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时被捕，那些外交官表面上是护送他去接受治疗的。

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视频中，桂民海显得很紧张，经常停顿或重复自己的话，称那些瑞典人是在利用他。视频还展示他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这段视频出现在《南华早报》的网站上。该报因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批评，但它后来表示，采访是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获得了当局的配合。

桂民海的女儿安杰拉(Angela)一直在为他的获释奔走，她向该报告的研究人员表示，看着那段视频，她很痛苦。“这是谁都不该经历的事，”她说，“所以无法用言语形容。”

谢选骏指出：人类是健忘的，也是善于遗忘的动物，这也叫做“选择性地记忆”，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例如显然，上述这些人都不知道邓小平的“认罪视频”，否则他们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认罪是共产党的一个传统节目。邓小平的“认罪视频”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的告密书“我的自述】（摘录）

　邓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
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
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认罪书】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1972给毛泽东的信,邓在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悔过书】（1972）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第三次上台前写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第一封信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社论因泄露了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它公开出现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邓小平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是写“华国锋、党中央”。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10月24日，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这个时候，华国锋仍然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又一封信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的认罪悔改，就是推动了改革开放。因为毛泽东的文革提出了“斗、批、改”三部曲，斗争和批判都完成了，改革却因为林彪事件无法推动了，陷入了胶着。后来更因为“向美帝投降”而出现了新的动向——“背叛共产主义、出卖全世界无产者”。毛泽东晚年自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邓小平正是沿着毛泽东晚年“背叛共产主义、出卖全世界无产者”的极右派道路顺杆爬的一只矮小猴子。

谢选骏：连班农都不知道迫使中国开放互联网才是关键一步

《班农：对华关税问题是对川普的终极考验》（2018-04-11 纽约时报）报道：

史蒂芬·K·班农认为，和中国的对决是美国政治重组的关键。
华盛顿——在协助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当选，但现在两人已经没有了交流的政治策略师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看来，接下来几周将是对他这位前客户的终极考验。

特朗普曾威胁要对中国征收1500亿美元（约合9400亿元人民币）的关税。班农说，如果在此事上立场坚定，特朗普就会兑现他的民族主义的总统竞选承诺。如果因为股市暴跌或共和党反对而让步，他就会证明特朗普运动根本不是什么运动。

“会是一个困难的时期，”班农周一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他不会因为股市的几天苦日子而退缩，而且我真的认为他会过几天苦日子。”

但班农说，他担心特朗普的举措在共和党权力集团内部缺乏支持，并且会面临该党主要的捐款人，如在中国澳门拥有大量投资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大亨谢尔登·G·埃德森（Sheldon Adelson，港澳地区通用译名为萧登·艾德森——译注）的压力。

“捐款群体和各路政界人士，从保罗·瑞安(Paul Ryan)到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已经完全加入了‘我们不想要贸易战’的群体，”他说。“我担心的是，‘钱想做什么’。”

迄今为止，关于自己愿意在就此事向中国施压上走多远，特朗普发出的信号相互矛盾。周一，他发誓要惩罚北京持续数十年的掠夺性贸易行为，但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了他个人的友善。周末，他预言中国会取消贸易壁垒，同意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尽管中国排除了在当前的紧张气氛下进行任何谈判的可能性。

其他人看到的是前后矛盾，班农看到的却是特朗普把30年来咄咄逼人的贸易言论推向了高潮。政界人士和学者可能会指责他夸夸其谈的风格，但班农说，总统让有关中国的讨论发生了变化。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这种讨论一直处在其乐融融的循环中。

“尽管特朗普受到很多嘲讽，但他在这场讨论中发挥了强制作用，”班农说。“很多精英和很多机构，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多了。现在很少有为中国呐喊助威的了。”

“是特朗普和他那帮民族主义者让这件事成了关注的重点，”他接着说。

在2016年竞选期间，以及在去年夏季被逐出白宫前——当时他是总统的首席战略师，班农都是民族主义者的旗手。尽管他最初得到了特朗普的青睐——后者经常与他交谈——但是在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关于白宫的书《炮火与怒火》(Fire and Fury)出版后，特朗普与之反目成仇，书中引用了班农对总统及总统女儿伊万卡(Ivanka)、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贬低性言论。

班农指责新闻媒体和华尔街煽动了人们对贸易战的担忧，尽管他承认，加征关税将抬高美国某些消费品的价格，且中国对进口大豆的报复也会伤及美国农民。

“美国消费者在沃尔玛购买产品要多付3%的钱，”他又补充，“一切都绕着美国消费者转，那美国工人怎么办？”

尽管班农已经离开白宫，但那里的官员仍然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贸易和工业政策主管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著有《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经济学家纳瓦罗是贸易政策的主谋。

对班农而言，贸易争端属于一个更大的叙事——中国如何通过出口产能过剩的钢铁和其他工业，系统地剥削美国，在美国工人的背上建起自己的中产阶级。他说，中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比日本、苏联或其他历史对手要大得多。

“20年来，我们都没去面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上首次真正拥有一个经济规模比我们大很多的竞争对手。”

此外，中国也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下一代工业中占据主导。它正在对美国发起经济和信息战，这距离真正的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不过他也表示，与他2016年预计的“我们将在5到10年内在南海开战”相比，现在这样的可能性更大了。

“这远远大于贸易，也远比关税深刻，”班农在谈到即将与中国展开的对抗时说。“这事关两个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

谢选骏指出：如果没有开放，改革就是假的。声称对中共强硬的班农的种种言行，说明连他不知道——迫使中国开放互联网，才是美国赢得对华公平贸易的关键一步。舍此不图，孺子不可教也！

谢选骏：川普总统的脑袋足够聪明到开放互联网程度吗

《重磅！易纲宣布11项金融开放措施 时间表》（2018-04-11 经济日报）报道：

在今天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对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宣布的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等内容，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易纲说：“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易纲表示，根据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

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第六，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易纲称，在今年年底以前，还将推出以下措施：

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第三，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易纲还表示，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我们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易纲说，“目前，各部门正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在上述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央行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证监会4月11日公告，5月1日起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520亿元，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420亿元。据了解，新额度相较之前扩大了4倍。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答记者问

问：今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宣布大幅扩大互联互通每日额度，中国证监会对此有何评价？

答：沪深港通自推出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每日额度安排在保障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两地证监会同意扩大互联互通每日额度，将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这一扩大开放举措，有助于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维护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下一步，两地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监管协作，加快落实看穿式交易监管安排，切实保障互联互通机制平稳运行，促进两地市场共同繁荣发展。

问：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争取在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中国证监会对此有何评论？

答：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互联互通（以下简称“沪伦通”）是深化中英金融合作，扩大我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向世界表明我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信心的一项重要举措。为落实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成果，以及2018年2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时的指示精神，我会积极推进“沪伦通”准备工作。我们将与英方共同努力，争取2018年内开通。

下一步，我会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新闻多一点：

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答实录

问题：中国怎样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

答：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关于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问题，我们在很早前就已经预期到了这种变化，所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包括货币市场的隔夜利率和七天利率，中美利差也在舒适的范围内。简短地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问题：中国目前是否有上调基准利率的考虑？

答：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问题：金融业开放之后，外资机构是否会对国内机构产生冲击，未来几年内，国内金融市场是否会有巨大的改变？

答：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作，我们将平等地对待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目前我们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实是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虽然每个细分领域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现在我们的原则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仁。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会加强。

问题：中国的债务占GDP比重增长的非常快，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杠杆率高、债务水平高的问题。从审慎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债务水平的稳定，第二个任务是让债务结构更加优化，平衡好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及个人债务。第三个任务是让总杠杆率更加合理。通过以上做法，来实现一个漂亮的去杠杆。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

答：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有以下几个观察。首先，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处于亚洲产业链的末端，会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进口部件，加工完成后对美出口成品。中国对美的顺差其实反映的是整个东亚产业链对美的顺差，所以还是应从多边视角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其次，这是一个宏观问题。如果看国民账户恒等式，等式的左边是经常账户，等式右边是政府赤字、投资和私人储蓄，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在扩大，财政赤字越大，经常账户逆差也会越大。美国的投资在增加、储蓄率在下降，经常账户逆差也都会扩大。根据这个恒等式，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第三，如果我们看贸易，不能只看货物贸易，还得看服务贸易。美国在服务贸易有比较优势，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增长很快，过去十几年年均增速接近20%，去年这个逆差超过380亿美元。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之后，美国还可以更好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商品和服务贸易加在一起，两国的贸易关系是更平衡的。最后一点我想说，我们需要看一下美国的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卖了很多产品，利润也很高，但都是通过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存在进行的。当我们看中美贸易失衡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包含进去。如果我们把这个考虑进去，可能能看得更全面。总结一下，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认识到这是个结构性问题，并且是个长期的问题，所以要更理性的解决。

问题：中国是否会使用货币政策的手段来应对中美贸易问题？

答：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综合考量，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外汇市场现在运行的很好。目前外汇市场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银行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过外汇干预。并且目前的外汇市场可以很好地服务个人和企业，也可以让中国及外国公司方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我认为未来外汇市场也会运行的更好。

问题：货币政策正常化及金融业开放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中国的银行业怎么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答：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和金融业开放对实体经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所有的措施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让金融业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这些政策都有利于中国银行业提升在国内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之后的国际竞争力。

问题：去年九月份人民银行对虚拟货币加强监管，禁止一切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请问今年人民银行是否会出台新的措施，以及人民银行如何看待区块链？

答：我们确实认为，虚拟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比较少，并且其中有一些投机行为，甚至还有一些洗钱行为，所以人民银行对虚拟货币一直比较谨慎。但实际上，在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中国正对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以及金融科技进行研究，来探讨如何以最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并且要安全发展这些技术，来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整体来说，我们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货币的正能量，让其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问题：中国是否会受到“流动性陷阱”的影响？

答：简单来说，目前中国离“流动性陷阱”还比较远。不过，“流动性陷阱”这种极端的情形可以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益的考虑。

问题：中国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有没有新的措施？下一步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之后，监管模式会如何变化，会走向“混业监管”模式吗？

答：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过去相比，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如何让外资进入股市及债市，如何将中国股指纳入全世界主要指数，这些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做。包括刚才宣布的提高沪股通、深股通及港股通的每日额度，实际上都是在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使大家在资本项目下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们改革的步骤是稳妥的，还是要控制风险，使得步骤平稳。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这种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我们都乐见其成。但是主要还是靠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让企业可自由选择用哪个货币。关于监管，目前我们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强监管，但基本框架还是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职责是清晰的。但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我们的大资管指导意见，目的就是要让银行、证券及保险的资产管理业务都要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

问题：成立网联的监管意义是什么？

答：成立网联主要是从支付系统的公平竞争和安全的角度考虑的。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包括手机支付及移动支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的手机支付非常方便。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风险，如何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鼓励竞争、鼓励创新，这是一个挺难解的题目，我们要做好平衡。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问题：我们注意到央行现在更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流动性，利率调整似乎更具象征性，这是否意味着是从利率双轨制逐步向市场化利率的调整？目前，美国加息预期强烈，中国是否会跟进？去年房贷利率的上调是否是变相加息？下一步房贷利率是否会继续上升？

答：关于利率，我刚才说了，其实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很稳健的。大家看我们的隔夜利率、七天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很多发达国家实行零利率时，我们这几个利率依然很稳健。既然我们有稳健的基础，当其他国家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我们依然会保持稳健。比如美国目前已加息了6次，但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还是一直比美元收益率曲线高80-100个基点，保持了稳定的利差。我们认为，目前货币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总体上都是稳定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观察政策是否稳定，是否是好政策，一是看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看我们的融资情况怎么样、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怎么样。二是看预期，就是大家怎么看待未来的事。就这两个方面考虑分析，我们都处于比较适度的区间。

问题：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如何管理此方面波动？

答：目前跨境资本流动平稳。当我们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时，我们会考虑资本流动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资本流动平稳，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从外国投资者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和债券纳入MSCI和彭博指数，外国机构投资者需要配置此类资产，因而需要投资中国股市、债市。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资产。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随着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鉴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都有需求，跨境资本流动可以平稳高效。

问题：您刚才宣布的金融业开放的措施，是否是中国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

答：中国的哲学讲究“逐步”和“渐进”。我们在推动各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我刚才说，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因此，这些措施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在评估各项条件已经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不能把它形容为大爆炸式的改革。

谢选骏指出：看来，共产党中国为了维持和美国的关系不至于破局，已经软肋全现、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了——在这种“竭尽全力”之后，川普总统还能趁热打铁吗？这就看他的脑袋是否足够聪明，聪明到了迫使中国大陆开放国际互联网的程度了。川普总统的脑袋足够聪明到开放互联网程度吗？大家不妨拭目以待。中国只有开放国际互联网，才能真正实现公平贸易。这比保护知识产权，更能立竿见影！否则，中国人都看不见国际商品的价格，怎么可能实现公平贸易呢？

谢选骏：口误见初心，直接枪毙了

（一）

1、

《习近平博鳌开幕典礼口误 顺差读作「逆差」》（2018年4月10日 明报）专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于博鳌开幕典礼上，公布中国未来4项扩大开放政策，其中在「主动扩大进口」部分出现口误，将「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说成「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逆差为目标」。本报收到消息指，央视接到上级通知，指习近平演讲后半部分出现口误，要求「不要再使用该部分的直播信号，包括重播、剪辑新闻片等」，使用当局发布新闻片。不过，包括新华社发出的文字全文，都没有出现「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逆差为目标」的字眼。

2、

《习近平口误后微博禁发“萨格尔王”》（新唐人2018年3月21日）报道：

3月20号，中共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近4700字的讲话，他在提及文艺作品时，列举了多部史诗。但当他读到西藏史诗《格萨尔王》时，却误读成“萨格尔王”。引起网友议论。 随后，在大陆社交媒体微博上，“萨格尔王”成为敏感词，被禁止发布。

3、

《习近平口误 因为没有令计划这样的贴心大秘》（法道济 2016-9-6）报道：
 
9月4日，习近平在B20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在讲话中，习呼吁各国开放市场，消除壁垒，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从而重振世界贸易经济。在发言中，习近平引用了左丘明的《国语·卷十· 晋语四》中的话“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说法，来加以说明。这本来是切中要害，画龙点睛之语。但令人遗憾的是，习近平出现严重口误，将“宽农”说成“宽衣”，变成了匪夷所思的“轻关易道，通商宽衣”，使本来的意思完全变了调，从而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外交无小事”，这是中国外交界非常流行的说法。一个大国领袖，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当着几十亿听众，将错字念得琅琅上口，毫无察觉；且错的内容离谱，极易给敌对势力口实，以此进行别有用心的攻击。虽然事后公安部门及时约谈网上始作俑者，封锁有关议题，但视频录像早已登上油管，流散开来，许多网民网上调侃，兴风作浪，从而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后果严重，无疑造成了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读者可能还有印象，今年7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建党95周年发表讲话时，腾讯网进行即时直播称：“……习近平发飚重要讲话。”把“发表”误写成“发飙”，从而酿成一起政治事件。中共宣传部为此专门成立了整肃小组，进驻腾讯，进行排查，事后对涉及的编辑采访有关人员给予了开除等严厉的惩处。可见，涉及领导人也同样是无小事，任何一个无心之误都可能引发公关危机，甚至重大政治事件，给领导人个人及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损失。说明中共领导机关对此也是非常重视，深知其后果，一旦出现，定会出重手杀一儆百，以惩效尤。
作为一国领导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识经验习惯等特性，处理国事，包罗万象，日理万机；其侧重点是在重大国事问题上，思考问题，拍板决策；而领导人也是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公关形象、对外讲话、生活作息等一般性事物中，一般都委托给秘书人员来协助自己。而身边秘书人员除了在生活上细心照顾，负责参谋智囊等任务外，也有掌握领导人习惯，根据领导人行事风格，未雨绸缪，避免出现一些本可避免的失误。特别是象对外讲话等，既要起草讲话稿，严格把住文字关；同时，也要对领导人演说时的现场效果做出预测，进行掌控，避免类似“姬鹏飞到机场”的文字失误。

这一次念错古文的事件，表面上似乎错在习近平自己，对古文含义不敏感，事先准备不足。但实际上，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以及中办副主任兼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丁薛祥等身边大秘，未予重视，思慮不周，出现重大工作疏失，难辞其咎。试想，栗战书或者丁薛祥如果在讲演前抽出5-10分钟，自己给习近平捋一遍讲稿，让总书记有了正确印象；或者进一步，让总书记自己朗诵一遍，自己听着，甚至多找几个人，在一起边听边挑毛病，一旦有误，及时指出，立竿见影，避免出错。如果事先有这一番辛苦，怎么会出现如此重大失误？作为大秘人员，都是几十年做办公室秘书工作的经验老道之人，对习近平的为人及工作习惯知之甚深，如果不是粗枝大叶，或者事先偷奸耍滑，而是兢兢业业，细心照料，穷极一切细节，怎会出这么大的纰漏？

而且，不能排除极端情况，即中办打出来的讲稿就是错的，打字人看错，把“农”字打成了“衣”字，而后来把关的各级领导谁也没有看出来，从而直接导致了习近平的口误。如果是这样，性质则更加严重，说明目前中办习大身边人全体心不在焉，敷衍了事，效率低下。总之，习大身边秘书人员工作不深入，未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应是误读事件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在重大活动中，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记得在2015年9月抗日70周年大阅兵时，习近平在车中竟然用左手向受阅部队行礼，打破常规，含义不明，引起轩然大波，外界认为习近平不拘小节，竟然对行军礼的左右手都搞不清楚。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秘书人员工作疏失的结果。事先如果做好沙盘推演，让习总书记演练几遍，这种简单错误，完全可以在演练中得到纠正，避免军委主席的形象受到玷污。而这一次出现明显的误读事件，说明习近平身边的秘书人员并未吸取教训，犯了同样的错误，使总书记的形象再一次受到损害，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其职业素质及政治忠诚度理应受到严重质疑。

在第四代领导人时代，胡锦涛在重要的国务活动中，以及重要讲话中，有板有眼，从未出现失误现象。究其原因，当然胡锦涛具有为人谨慎，注重细节的个人风格，但主要的是因为有令计划这么一个办事严谨全面，心细如发，穷极一切细节的贴心助手。令计划自从跟了胡锦涛以后，废寝忘食，忘我工作，每天都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对胡锦涛的每一次公开活动，不论大小，令计划都亲临现场，从安保安排，出场时间，到讲话稿的修改、拟定，甚至话筒的高度，一切有关细节，令都要掌控安排，有的不惜亲身试一下，保证胡锦涛安全、舒适、顺利地参加活动，并力求最佳效果。对这一点，媒体都曾进行过全面报道。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中，令计划一直是胡锦涛政治形象的包装人和保护者，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关键作用。试想，胡锦涛如果出席同样的活动，做同样的讲话，出现类似习近平的失误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如果有令计划这样的人在身边，为其把关，习近平的这两次失误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根本没有发生这种低级失误的可能。

古语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习近平因为秘书失职，面临尴尬，栗战书、丁薛祥之流应受到何种惩处，我们拭目以待。

尽管令计划由于贪腐等问题身陷囹圄，但优点和功绩不能抹杀；这是共党历来提倡的优良传统。相比之下，栗战书与丁薛祥工作粗糙，不负责任，失误频发，使习近平的形象受到了重大负面影响，被人抓住把柄，肆意攻击。这两个人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不应该反思一下吗？与令计划相比，他们是不是差得很远？他们是不是应该很好地向令计划学习，多一些责任心，杜绝这些不必要的失误呢？

（二）

口误又称“舌误”(slip of the tongue)。口误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什么是“口误”，Boomer&Laver(1968)指出，“口误是说话人对其试图表达的一种偏离”，它并非因发音器官错位或字词意义理解错误而导致的发音错误。口误非常普遍但相关论述并不是很多，大概与其难以收集记录的特点有关。还有许多口误可能被忽视，因为听话人在头脑里有一套期望交际装置和自动纠错机制，即使说话人表达有误，听话人也能按自己的期望理解而不会产生交际障碍。

心理学定义

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说错话，那些原本不是出自内心的话被称为“口误”。人们往往对此没有重视，但是弗洛伊德却认为这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意义，因为口误并非偶然，口误的内容往往是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的反应和写照。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的一切结构特征，都是一组简单的机制（凝缩、置换、戏剧化和二度修改）。因此，其结果不局限于所谓的“神经官能症病患”，也同样构成于“正常”的主体。就像是梦和口误，作为“正常”主体潜意识的产物，通过精神分析也可以纳入一切潜意识研究，并且分析的结论是具有相当实践意义的。所以心理学分析认为，从一个人的口误中，往往可以发现对方内心深处的某些秘密。

我们常常发现人们会无意间犯些可爱的错误，如：点菜时要“西红柿炒番茄”（西红柿炒鸡蛋/番茄炒鸡蛋），观架时说“坐虎观山斗”（坐山观虎斗）等，听来让人忍俊不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误。广义上的“口误”更接近心理语言学上的“言语失误”。我们不难发现周围环境中口误的广泛存在，Fromkin&Rodman（1978：165—166）曾断言：“说话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口误”。An—neCutler（1982：13）的解释类似“遮盖”（shadowing）：“听话人总是力图从他们所感知到的不完善的信息中，通过重新组合语音、词和句法结构，来了解说话人表达的意思。”听话人似乎有一种内在的校正机制，能校正说话人的口误而又不曾注意到口误的发生。

口误，顾名思义就是说在说话时出现的言语错误或在一个语句中出现主谓语错位情况，或者是一个语句中有读音相似的文字时出现误读。

理论基础

心理学者在与人沟通的过程中，往往喜欢创造一种舒适的氛围，让与自己沟通的人觉得安逸，然后放松心理警戒，公开、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一个人自由地谈论自己，人们会发现不管他之前的心理戒备多么强烈，肯定会在某个时刻释放出自己的潜意识，脱口说出真实的想法。这就是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心理学理论“弗洛伊德口误”（Freudian slip）。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的一切结构特征，都是一组简单的机制（凝缩、置换、戏剧化和二度修改）。因此，其结果不局限于所谓的“神经官能症病患”，也同样构成于“正常”的主体。就像是梦和口误，作为“正常”主体潜意识的产物，通过精神分析也可以纳入一切潜意识研究，并且分析的结论具有相当实践意义。所以心理学分析认为，从一个人的口误中，往往可以发现对方内心深处的某些秘密。

什么是弗洛伊德口误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说错话，那些原本不是出自内心的话被称为“口误”。一般人从不重视口误，而弗洛伊德却非常有兴趣。他提醒我们，口误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因为口误并非偶然，恰恰相反，口误的内容往往是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的反应和写照。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的一切结构特征，都是一组简单的机制（凝缩、置换、戏剧化和二度修改）。因此，其结果不局限于所谓的“神经官能症病患”，也同样构成于“正常”的主体。就像是梦和口误，作为“正常”主体潜意识的产物，通过精神分析也可以纳入一切潜意识研究，并且分析的结论是具有相当实践意义的。所以心理学分析认为，从一个人的口误中，往往可以发现对方内心深处的某些秘密。

在营销洽谈中捕捉弗洛伊德口误
一个精明的营销人员，往往会从客户的一些言谈中发现线索，并获得重要信息。这是一种“可控性的口误”，也就是销售人员通过一些主动问询的方式，广泛获取对方信息，在对方并没有心理提防的领域将真实信息挖掘出来。这种方式，适用于那些经验并不怎么丰富的客户，他们往往在销售人员“东拉西扯”中暴露了目标。这种口误的出现对于客户本身来说并不是潜意识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所暴露的是多么重要的信息。相反对于销售人员来说，这种口误是可以控制和预期的，因为通过诱导式的语言和主动的问询一般都能找到这个突破口。
但是人们往往不喜欢被他人看透其内心的秘密，而且对于任何比较有经验的受众客户方而言，他们是非常注意把控自己的思维和“嘴巴”的，因而也就会用各种方式来掩盖或者误导其真实想法，这也是绝大多数营销人员备感苦恼的事情。
在我工作的很多企业销售部门里，经常有下属在与客户沟通很长时间后，沮丧地放弃获取对方真实想法的努力。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放弃很不明智，因为这就如同将销售达成的希望放在没有动力的船上，一切只能看海的“脸色”了，那么客户方就占据了主动。这时采取迂回和战略转移就很必要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换个话题吧”。
还有一种销售人员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当与客户谈到比较深入、比较敏感的话题时，不但没有获取对方潜在意图，反而导致客户转移话题、避而不答，甚至态度变得很不友好。这很可能是销售人员在试探和语言诱导时过于暴露了目的，引起了对方加倍的警觉。
从心理学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人的潜意识所带来的意图虽然可以掩饰，但总会从某些方面暴露出来，只要消除了人的防范意识或人为地制造一些情感压力，往往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了解所要探询的信息。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在情绪好时，都很喜欢打开心扉，畅所欲言；但是在心情不好时，往往喜欢陷入沉默或者对厌恶的东西变本加厉的诅咒。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当然也无法超脱于大自然所烙上的本性印痕。在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很自然能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用之于实践。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每一位销售人员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他们每一次销售洽谈的过程都是一次心理诊断。目标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情绪，营造舒适、开放的沟通环境，从而获取客户的真实意图，为达成销售作出铺垫。

获得弗洛伊德口误的细节
1.主动提问式谈话
为了能将销售洽谈尽快展开，同时更多地获取客户信息，最好采用问询式的谈话方式，将话语引导给客户。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使用如“怎么、为什么、哪”等代词、副词开始对话。实际上这也完全符合销售技巧一贯的原则——让客户多说话才能做好销售。
2.改变谈话的立场
销售手法应该避免急功近利和斩尽杀绝，销售人员应该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想问题，去帮助客户分析需求，甚至把自己当成客户的顾问去讨论产品。这样是非常有助于获取客户的真实想法的。所谓“口误”在这种环境下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3.直面产品的缺点
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客户需要的是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任何不切实际的吹嘘和掩盖只会加剧客户的戒备、不满甚至排斥。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才是客户愿意了解的。从我的经验来说，诚实和诚恳往往更能建立通畅的客户交流平台，双方都会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拿出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
4.控制主动权
当一次交流开始后，销售人员应该学会控制谈话的主动权，也就是话语权。这个时候，销售人员或提问或聆听，都是主动控制着进程，引导着客户意识往自己期望的轨道行进。这个时候要注意客户的反问，对于介绍产品有利的反问应该积极正面回答，但是过多的反问会影响谈话的主次，会失去主动权。所以应该及时换转话题，跳出被动格局。对于客户的提问，我们可以考虑用类似这句话去转换：“这是个好问题，但我能不能先问你一下另一个问题？”
5.当一个好听众
我们都知道“销售发生于言语，但购买确是无声的”。很多销售人员喜欢滔滔不绝、甚至妙语连珠，像是一场表演。某些销售人员特别喜欢打断客户的表述，接茬话题，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和预见性。其实在客户未完成话语前，过早放弃倾听很不聪明。这很可能丧失探求客户真实想法的机会，也就是把你面前的“弗洛伊德口误”给噎了回去。
6.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在洽谈时，做到全神贯注还不够，应该把自己所有感官的注意度都放在客户身上。只考虑客户所讲，仔细观察客户任何细小动作给你的信息，就像聚光灯一样照射着你对面的客户，这个时候，他的任何一个举动都逃不过你的感觉，即便没有出现“口误”，任何反常的动作或习惯性的动作都可能给你带来提示。

（三）

《一直听说“不忘初心”，今天才知道此语的真正内涵》（2017年05月22日 清风慕竹）报道：

古语有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什么是初心？
1912年春天，哈佛大学教授桑塔亚纳正站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上课，突然，一只知更鸟飞落在教室的窗台上，欢叫不停。
桑塔亚纳被这只小鸟所吸引，静静地端详着它。过了许久，他才转过身来，轻轻地对学生们说：“对不起，同学们，我与春天有个约会，现在得去践约了。”
说完，便走出了教室。
那一年，49岁的桑塔亚纳回到了他远在欧洲的故乡。数年后，《英伦独语》诞生了，桑塔亚纳为他的美学绘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来，初心，就是在人生的起点所许下的梦想，是一生渴望抵达的目标。
初心给了我们一种积极进取的状态。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说，创造的秘密就在于初学者的心态。
初心正如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和赞叹。
因为如此，乔布斯始终把自己当作初学者，时刻保持一种探索的热情，“现在的我仍然在新兵营训练”。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因为忘记了初心，我们走得十分茫然，多了许多柴米油盐的奔波，少了许多仰望星空的浪漫；
因为忘记了初心，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来，要到哪里去；
因为忘记了初心，时光荏苒之后，我们会经常听到人们的忏悔：假如当初我不随意放弃，要是我愿意刻苦，要是我有恒心和毅力，一定不会是眼前的样子。
人生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要记得自己的初心。
经常回头望一下自己的来路，回忆起当初为什么启程；经常让自己回到起点，给自己鼓足从头开始的勇气；经常纯净自己的内心，给自己一双澄澈的眼睛。
不忘初心，才会找对人生的方向，才会坚定我们的追求，抵达自己的初衷。
就像一首诗中所言：从前，所有的甜蜜与哀愁，所有的勇敢与脆弱，所有的跋涉与歇息，原来，都是在为了，向着，初来的自己，进发。
席慕蓉说：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
这里的“内里”即为“初心”，它不常显露，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清楚形容，只能偶尔透过直觉去感知其存在。
但在遇到选择之时，在不断地衡量、判断与取舍之时，往往能感知其存在。
林清玄说：回到最单纯的初心，在最空的地方安坐，让世界的吵闹去喧嚣它们自己吧！让湖光山色去清秀它们自己吧！让人群从远处走开或者自身边擦过吧！
我们只愿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
白岩松说：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
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就如中国一句古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谢选骏指出：也许，口误见初心。所以文革的时候，有把“打倒刘少奇”误叫为“打倒毛主席”的领呼口号者抓起来审查，结果真的发现了“反革命集团”的案例。还有人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了“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结果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直接抓去枪毙了！

谢选骏：孔子如何成为间谍的

《国会听证：中国学术间谍蔓延美国高校？》（2018-04-11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4月11日）就美国学术机构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担心，中国“学术间谍”正渗透美国各个高校获取科学技术，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在国会作证的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千人计划”等为美国科技被盗窃提供了“潜在动机”。

美议员：中国在美国学术机构安插潜伏间谍

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监管和科研技术小组星期三以“学者还是间谍：以美国科技和发展为目标的外国计划”为题举行共同听证。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在听证会致开幕词说，外国试图接触和盗取美国的研究和发展成果，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他特别提到，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瞄准了美国学术机构的研发部门。他说：“中国政府很明确自己的长期目标--他们要在科学和技术的关键领域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只是中国的手段不是那么露骨。他们的办法包括盗取美国公司的机密信息以及技术秘密，发动网络袭击，以及用其他方式的间谍活动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他们还在我们的研究型大学里安插潜伏间谍来盗取我们突破性的科研结果。”他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一般集中人工智能、医药科学和国家安全方面。史密斯说，但是，美国学术机构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也不愿意采取防御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大学的科学资产以及美国纳税人的投资。

专家：中国政府的人才计划为盗窃研发成果提供了潜在动机

丹尼尔戈尔登（Daniel Golden）是《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利用美国大学》一书的作者。他星期三在国会作证。他说，美国大学的全球化，外国学生和教授的涌入以及美国人在国外的学习、教学和会议交流，已经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间谍战的前线。他说，中国在寻求美国高校的研发机密方面尤其积极。他说，教育全球化，特别学术间谍在中国向西方开放，并于1978年开始向美国派送学生后开始增加。他说，中国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在科技上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

中国留美学生现在大约占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戈尔登说，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学生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为美国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角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涉嫌间谍活动并被美国法院起诉。他说，在他为他的书做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2000年以来，至少30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被美国法庭以经济间谍、盗窃商业秘密以及类似的罪名被起诉，他们的研究生学校包括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以及康纳尔等名校。

戈尔登在作证中特别提到杜克大学中国超材料博士生刘若鹏“剽窃”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隐身衣”研究成果的事例，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说，中国吸引海外华裔人才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以及后来的“千人计划” 更是为美国科研成果被盗提供了“潜在动机”。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韦塞尔（Michael Wessel）在听证会上作证时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战略伙伴小组的话说，通过经济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活动，中国的人才计划对美国的商业和大学构成严重威胁。他认为，这些计划专家做成的最大一个威胁是，他们有可能向中国转移或是运送有专有的、机密的或是有出口控制的信息，或是可能被刑事起诉的盗窃知识产权。

韦尔塞说，除了人才计划外，中国设有很多其他项目，通过与美国学术机构或是学生、教授以及研究员的接触来获取信息，收获结果。他说，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他说，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来扩大自己的软实力以及长期的影响力，并试图影响美国下一代的领导人。另外，中国还试图通过向美国高校提供资金，打造情报收集和影响政治进程的平台。

这已经不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就学术间谍问题举行听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2月份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学术间谍”正渗透美国各地获取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一些亚裔团体对他的这番评论提出了抗议。

谢选骏指出：孔子学院涉嫌成为间谍机关，孔子也就涉嫌成为间谍了。从这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孔子的一生，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他周游列国的举动，其实是在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涉嫌颠覆各国政权，并阴谋篡改和篡夺“道统”这一思想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