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经济动物无法指示中国的方向

《中国仍是一发展中国家 很多方面落后》（2018-07-22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高考，正在河北省围场县下乡的樊纲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

40年后的5月22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谈起自己的经历，樊纲笑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表示，自己的个人命运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在1978年以前，他下过乡，挨过饿，至今对那段经历难以忘怀，这也成为他选择经济专业的主要原因。

“当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文革，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制越来越僵化，生产力每况愈下，到1975年、1976年的时候，几乎跌到谷底。”当时的一个细节，樊纲至今历历在目——他到一个农户家中，看到这家的男主人躺在床上，他问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去干活，对方说，因为家里只有一个人的粮食，只能让儿子吃饱饭出工。

樊纲开始了思考：之前所有的宣传都是说人多了就应该创造更多价值，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吃不饱饭？带着这样的疑问，樊纲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

按道理，正常一学年是9月份开学，但樊纲这一届大学生3月份就正式开学了。“现在想一想，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连半年都不愿意再等了，中国太需要人才了！”樊纲说。

本科毕业后，樊纲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习西方经济学，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国民经济研究所学习。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可在当时却完全不被世界关注。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看到大家研究各国经济，却没有人研究中国经济。他问当时研究所主任，什么时候会有研究中国的课题。那位主任是刚卸任不久的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的回答十分“量化”：“什么时候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占到美国全部进口3％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中国课题。”

彼时是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很小，樊纲在美国见到的唯一一个Made in China的东西，就是在一家杂货店看到的一个藤编的筐。

连续十年的学习，特别是走出国门的两年，樊纲接触到哈佛大学一些更高级的经济学课程，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进程去学习知识，也许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也许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程度。”樊纲说。

回国后，樊纲留在社科院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了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一些政策讨论变得更加活跃，樊纲也开始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1991年，他的论文《灰市场理论》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在这篇写于1988年的论文中，樊纲将现实中存在的那一类既不是按照国营商业流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也不是按照竞争市场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物品交易关系称作“灰市场”。

这种以“走后门”为基本特征的活动，导致了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供求关系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调整、短缺持续存在，就是因为灰市关系本身导致“短缺集聚” “供给刚性”。如果认为灰市场应该取消的话，就要从根本上取消旧的定价制度本身——不仅仅是取消一种价格或一种价差，而是革除这种价格所体现的一整套经济机制。“‘后门’堵了多少年，却越堵越大的原因就在于，后门赖以存在的客观经济条件仍然存在, 并且在某些环节上还有所发展。”樊纲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篇文章中分析的汾酒换云烟的例子，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提高，这说明市场机制开始起作用，这一类问题解决了。”樊纲说。但他也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灰市场依然存在，“利用公权谋私利这种行为，仍然存在，通过反腐败有所减少，但同样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减少公权。”

樊纲的研究不仅是分析问题，也积极参与如何解决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90年代初，国企改革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理论界一个热点。樊纲认为，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国企改革并不容易，于是提出先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当国企改革难以推动的时候，可以改变经济结构，先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做大了，就会给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尽管后来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一些质疑。

“我从理论和数据分析中看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至于是不是被接受，那是政府的事情。”樊纲说。

作为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应该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进行回顾反思，利用好这一段的发展经历，作为研究的一个样板来发展思想和理论，使人类关于制度改革的理论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更加丰富。

有效的制度是改革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

樊纲：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经济学原来是经济学一个较小的分支，大家都不太重视。后来就有一批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对历史进行了研究，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城邦经济逐步发展，市场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化等等，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

为什么制度会变化？是因为要追求更高的效率。在现实中，如果改了一些制度，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在中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有几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两三年内，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其他条件都不变，只是变了一个制度，从过去的生产队变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所以，真正有效率的制度改进，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现在我们讲发展经济学，讲增长理论，已经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想想是否制度出了问题，通过改进制度，一定能够改进效率。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称之为有效率的制度？

樊纲：所谓制度，就是一套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规则，一套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的规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兼容。比如一些关键的技术，中国政府在科研上投入很大，但投入产出比却很低；反观发达国家，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技术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制度。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了一个法案，规定即使是政府出钱做的科研，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也可以归研发人员个人所有，甚至成为可以资本化股权化的一种产权激励。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不仅对科研人员有了很大激励，而且一系列风险投资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当发现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想想是不是在制度上出了问题，要形成一个机制，并不断地更新发展，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新闻周刊：但如何让制度有效率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可能需要不断地试错。

樊纲：的确，制度改革能带来效率，但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

首先就难在即使是再不好的制度，也有既得利益者，比如垄断。大家都说垄断不好，但垄断者就是既得利益者，要想打破这种既得利益，就会遇到至少这一个人的阻碍。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阻碍？如何使既得利益者也能够接受改革？这些都是改革需要解决的。包括双轨制的过渡，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甚至是补贴。比如当年中国取消粮票之后，城市里的人都拿到了一定的政府补贴，这些措施都是用来减少既得利益者的损失，使大家更好地接受改革。

其次，制度是可以试错的。我朝着一个方向改了，但是改完之后还可以不断地调整，但基本的方向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看到哪些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当事人能够接受这个方案，能够接受这个改变？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障碍？怎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怎样使制度能够顺畅地运行，这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试错。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其中一大经验就是，我们的改革都是有试点的，通过试点发现问题，然后推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可能就能起到一些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各级政府官员也都更加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决策科学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以前经济很简单，问题很简单，官员自己就解决了；现在越来越复杂，就需要智库，需要学者，需要大家来共同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角度，作为经济学家，在改革决策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樊纲：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具体怎么做是你们政府官员的事情。作为学者，我只是提供一种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在执行过程中，政府官员还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外交问题，要把各种问题都综合起来，去一一落实。

这客观上也是一个分工，学者去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一个大的思路，政府有关部门再结合方方面面的问题，将它具体化，最终落地。这同时也是一个机制，使我们思考的问题更宽广，但又不失可行性。

所以改革40年，我们的决策机制，包括各种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决定机制，都是在经历了很多的改革之后，决策不断科学化的过程。

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知识和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这40年，也是开放的40年，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哪些改变？

樊纲：刚才一直讲的都是改革，但开放的好处也不可忽视。实际上，中国这4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开放。因为开放带来知识，包括制度的知识，只有中国开放了，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可以参照别的国家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派了十几个代表团到全世界各地去看，这是中国开放的第一大步骤，就是让决策者们先到国外去看看，尽管当时还没有用诸如“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词，但是大家知道是要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

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来了，除了带来资本，更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这其中有外商独资企业，也有中外合资企业，通过观察他们如何经营，如何签合同，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做广告，我们也学会了怎么做，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开放，就需要自己去摸索，开放使我们节省了学习成本，而且也有了知识的存量，随着知识增量的不断增长，我们才能够快速发展。

除了吸引外资，中国的开放还包括出国留学、合作研发、信息往来等，现在不但“引进来”，还“走出去”。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此前，中共高层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在你看来，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樊纲：为什么要进一步开放？我认为，首先，尽管40年来，我们取得很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地位。因此，一定要开放，要学习别人的知识与技术，要参与国际竞争，要参与国际交流，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够继续增长。

其次，经历了40年发展，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净资本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外资，引进知识，我们可能不缺资金，但还缺知识缺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走出去”了。不仅是中国的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到全球去配置资源了。要想让别的国家对我们开放，我们也得进一步对别的国家开放。这就是国际市场上对等的原则。

中国新闻周刊：在开放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樊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也要变得更加开放，使本土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竞争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中国从过去以学习为主的阶段，到了以研发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从单方面加入全球化，转为双向的加入全球化，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把中国市场变成一个国际的竞争性的市场。

所以，改革开放40年也是机缘巧合，当我们成长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下一段，出现一个转折。但是到下一阶段，过去40年的经验仍然是有用的，也就是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思考制度问题，坚持学习全世界人们创造出来的知识，来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过去40年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后我相信应该继续走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40年，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还将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樊纲：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认为改革还不到位，很多方面的改革不彻底，很多方面的改革还在走回头路。所以要向前看，看下一步怎么做，包括政府今天放一放，明天又收一收。有些制度已经改革过了，却又走回头路，但是总的来讲还是逐步地向前推进。一个好的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会有曲折。

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一，不要去互相责怪，要设身处地想，政府也有很多难处，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也不是学者能够解决的。第二，大家各有各的认识，各有各的角度，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不是一两个理论能够影响的，而是要从实践当中逐步体会。制度不是按照哪个教科书制定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当中逐步发展起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学者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理论讲清楚，把理论能够分析出的问题讲出来，尽可能地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套理论分析，并参与其中。但是也要看到，真正的制度建设、制度改革是实践性的问题，我们要尊重实践的过程，认识到实践的复杂性，这不是理论家能够预见到的。

我认为，下一步的方向还是通过改革制度去提高效率，通过开放来更多地利用人类创造的知识，我想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因为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而且随着新的科技的发展，新的社会的发展，制度还要不断地改善。

因此，过去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界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关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

中国越来越大，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所以必须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应该是非常明确，我们今后还要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谢选骏指出：为了吃饱饭而研究经济学，这就是经济动物的起源了。日本为何会陷入“二十年停滞”？就是因为作为经济动物的发展，日本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现在虽然尚未达到日本的发展程度，但在“赶超美国”的迷魂阵中，已经失去了方向。经济动物强调“中国仍是一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落后”，但这却违背其主子有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纲领，因为他的主子在酒足饭饱之余，已在思考如何继续鼓励人们钱的问题了。不过，坦承落后，也算经济动物在面临退休之际的的“其言也善”了吧。

谢选骏1980年旧文《定于一尊的天子》

第三中国论
The Idea of A Third China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对于历史的思索，使我们想到，历史不可能永远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助者，是天命的忠实仆人。历史超越善恶：不像恶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推动了历史，但也不像善人所说的那样是善推动了历史，历史只有“易化”，无形的易化，易化于无形。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在人类思想的未来时代，“历史善恶”论也会变得可笑：把历史人物视为“有灵魂的人”岂不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努力祛除这种可笑的迷信──可爱的人或可憎的人，并不能瓜分历史。
一个观世者。一个仅仅如此也甘于如此的观世者。他从世界观察中吸取灵气、酿成救世的良方。不论这良方能否“行得通”，反正它提供了一剂精神的补药！风水、利禄、宗教、裙带关系、审美情趣……作为人民生活的种种“不谐和状态”──经常会使精神形式感到侮辱。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应由创造者们承担起来。可现在一切都颠乱了：人民在冒充精神，精神却遭到放逐。
其实事情应该反过来：“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只有这样，历史荒原中的“中国民族”才会突然醒来、并且“物质化”，虚空的虚空才会变得货真价实：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上作凝聚状地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散。扩张的“中原文化”，其最后表现形式即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即使“专制皇帝”也是以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少次的“唾面自干”）和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部分遗产。但“文化遗产”则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份产业的天生主人，但这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
4、“改造中国”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压力。甚至是迫于“苏联的亡国奴”这一卑贱的身份。
5、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戕自害”、“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种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
6、中国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如此，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有效新陈代谢”，变得日益健康和饱满，一扫千余年来横遭压抑造成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牛马状态。食草动物只会自相残杀而不会攻击肉食野兽，即使它体形巨大如牛也不会主动进攻。而食肉动物则全然不同，连杂食的小老鼠都敢于咬人。中国人要从“改造食谱”入手，去强化自己的生命力量。
7、黄河的不肖子孙们，已经丧失了祖辈的可贵品德，只在父辈的因循守旧中苟延残喘，并在西方真理所带来的毒害中、在马列主义的专政下奄奄一息了。“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人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天生圣人、为民作则。中国文明的每一个进展，都体现为对于黄河的一个超越；中国的未来只有消除了黄河的弊害，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复兴、民族复兴。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我们就不能称为中国圣人的继承者。在这种意义上，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中国的衰落，而无助于中国的复兴。
8、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与对外应战能力，黄河并不比日本的小溪更为逊色。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在抵抗严酷气候和糟糕地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正是在困难的包围中，它产生了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但为了礼制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民族的原点、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黄河流域、解决那里的生态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用礼制的秩序解决世界问题。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1）定于一尊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愈来愈强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唯有定于一尊方能得救。
不是汉武帝那样一元化的定于一尊，而是西周和盛唐那样多元化的定于一尊，多元与一尊的有机结合，能够开创新的中国文明。不是偶象崇拜；不是人体崇拜；不是权势崇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服与心理上的归顺。
中国唯有在精神上定于一尊；世界唯有在心理上定于一尊──才能走出它们在二十世纪共同囹圄其中的血腥杀戮与无边沙漠。当然，这个沙漠对于生态业已全面破坏的中国已是更为致命的陷阱，因此目前的中国比世界更为亟需救助者：中国需要首先得到自己的救助者，然后才能救助世界。
中国革命的一切空前破坏──实际上在为这个至宝来到扫清障碍。中国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剥尽人皮、烧光书籍、彻底掠夺生产资料与生活必需品的全面专政……把人们误解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皮毛”与“文化时装”也一同剥除了：从而为“一尊”的真相大白，无意之间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正是在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创造者才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些被不肖子孙误解为“文化”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民生活的风俗和知识阶层的习惯。这是些没有灵魂的浮游物，它们粘附于某个本体，并非具有自身的生命。可惜国人对此知道得太慢也太晚了。为这迟钝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民的枉死！不肖子孙先是误解了祖辈的意图，然后遗忘了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创造能力。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活动一下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就会想起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就能理解“祖辈的意图”了。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决非夸夸其谈，司马迁不是说过了吗：“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绝境中的创造”，这体现了“生生不已”的“周易原理”。能使中国文明死灰复燃、焕发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的，就是“德音”。

（2）天子
两千年来的中国，皇帝及夷酋、土匪与流寇都自称为“天子”，他们完全篡改了“天子”这一“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英雄品质”，而让政治控制取代了文化创造，正是中国文明趋于僵化硬化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因此遭了报应与天谴，专制政治和异族奴役这个压倒一切的双头恐龙，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抵抗欧洲文明的内在创造能力。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古董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们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创造的可能性，而决不是因此杜绝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可能。
至于更为根本天子崇拜，就更是如此了。天子源出“文化创造的信念”，天子观念应该继续成为这一虔诚敬意的表达。有关天子的其余说法，不是“政治的滥用”、“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神秘的欺骗”！至于天子带来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一些文化创造能力的一些外在证明罢了。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历史”，也是我们一切思考系统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系统的核心。“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应”，曾被董仲舒神秘化地说成是“天人感应”，但这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的风尚和口味。
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定向发展中，基本方向被简化为“归本于治”，但在我们来看，这就造成了单调与贫瘠，造成了开发过度和板结的土壤！在溯本追源的探索中──我们才赫赫发见了“天子”本是“文化创造者”！例如赫赫有名的黄帝，一个著名的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创造者。黄帝名为“轩辕氏”，顾名思义，他是造车的。他的妻子嫘祖则是蚕桑的发明者。黄帝还是医学的鼻祖，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纪念。黄帝手下有很多名臣和能人，他们每人都有发明创造。黄帝的阵营就是一个典型的天子集团。
在“创造者”的概念里，我们发见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而非区区的方向。后来的方向，是从这创造的精魂中得出的……但我们不该让方向扼杀了创造，因此在必要的时刻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方向。为了生命的创造，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具体目标。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中国”的意识形态，后来形成了“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坚信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自然生出了最为杰出的生灵，给中国带来了秩序与活力、从而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
3、这个最为杰出的生灵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他和他领导的创新集团，必能起来主宰中国的命运。
4、中国人民的幸福终究要通过与替天行道的“大能者”的互动，来实现。
5、溯本追源，中国的一切：它的国土、它的人民、它的财富、它的资源、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光荣……还是从这个“大能者”的圣德中派生出来；并受到这一圣德之消长的左右而不断运行于盛衰兴亡的大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令这“大能者”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令这“大能者”重归于中国民族。
7、新的“文化创造者──天子”将从民族的原始土壤中兴起，而不是来自统治阶级衰弱猥琐的小圈子中。
8、“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新文化的最高象征；天子的新文化及其创造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忘我超我的出发点。
9、“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智慧海”，是智慧的活泉。“文化创造者──天子”应当成为新民族的凝聚剂！一切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可以在同一标准的测度下重新确认：他们对“文化创造者──天子及其文化”的态度是朝向还是悖逆。
10、中国人民对“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落空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出这种情感──能够改变天地！他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继续存在──即使晦暗不明、柔弱无力、不绝如缕、奄奄一息──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还没有衰竭。
11、“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一种不可毁损、难以抑制的生命引力。他凝聚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的人类物质──他分泌一代振聋发聩的新文化，造就一个空前未有的新王国。
12、“文化创造者──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他的文化系统就趋衰退和分解。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也就是“等待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们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动世界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人民永远在真诚等待，具有“真正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让中国备尝屈辱、不幸、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的世纪！中国人民的期待若不落空，真命天子就要降临──把真正的天命兑现出来给世界看！
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天命之子只听天命的呼唤！效率至高的工具，摒弃一切囿于自我的错觉、幻想，只看天命的图腾！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被欧洲及其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于是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冷战开始，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却是刚刚开幕。全球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和欧洲相差一个阶段，相比之下，日本倒与欧洲比较接近，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也比中国现代一些。
要使现代化之前的国家主动投入战国旋涡，真比登天还难。而只有等到这些国家全都自觉地投入了战国的怀抱，世界的统一才会开始。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前景，还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汉、罗马、元明清、奥斯曼帝国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纽带”色彩更重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残暴，又不像真正的“世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衰颓沉沦，但这只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衰颓──世界文化还没有真正地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具有“共主地位”。我希望未来的第三中国，也能形成这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
我用这种崭新的历史观，送给世界两百年的和平。像西汉或是元首制罗马那样，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打救出来！
这个“中国本位”历史观也许使得现代世界的欧洲中心论者们觉得很不中听，可是它却可能是真实的，它可为世界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奥古斯都或文景之治。但其前提，未来的世界要承认第三中国为共主，而不只是仅仅承认欧洲及其美俄。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要实现“统一全球”的希望还渺茫得很。仁德的西周，耀眼的盛唐，会在中国重现；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它不会重演一次，因为世界需要的是实质的统一。需要实现一个“等视天下万民的王道”。
“王道”是什么？尽管千百年来对于它的解释纷纭无比，层出不穷；但是集合了许多解释之晶，我在《王道论》中已经把它阐明了──“王道”就是“间接统治”。王道的一切良政、一切善举，都不是出于善意的“仁慈”，而是发自“间接统治”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想达到“王道”的理想，必先施行间接统治；要想保持“王道”的光荣，必先保全间接统治。
“王道──间接统治”，这是一种绝顶的艺术，也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既是巨大赌注的艺术，也是重大收获的艺术！一种“柏拉图式＋孔子”的艺术！
间接统治并非一付万灵仙方，间接统治时刻面临着直接统治的贪欲、威胁及挑战。在历史途程中，间接统治只是一站，是一条长链的一个片断，所以西周会没落，盛唐会瓦解，教会的统治终于结束。
“王道──间接统治”，也不能逃避万物的共同归宿：灭亡。“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艺术，但无法永葆青春；“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走钢丝的艺术，但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但王道毕竟有其伟大的收获，那就是文明的涌现！王道的奇特艺术是“文化创造者──天子”的独家技艺，其艺术的结晶与表现形式就是“神权国家”，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1、各个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这个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种种神话，以便形成“具有活力的神权国家”。
2、尽管中国先秦的国家宗教具有“天地崇拜”的性质，但在汉朝以后却被儒家的“历史崇拜”等“非宗教的宗教”削弱了。对于“文化创造者──天子”的崇拜，却巧妙地把“天地崇拜”和“历史崇拜”组合了起来，从而糅合了神秘感与历史感，达到了人文主义与神灵崇拜的双重效果。
3、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很可能为未来世纪──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心理上的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Philo，前20年—后50年）”传布于整个地球……
4、“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崇“文化创造者──天子”；而不是“罗马法”框架内的“保民官”或“凯撒”。中国文化的精髓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同时兼有保护自然的天地崇拜退居其次，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社会对人的影响已经日益超过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儒教那样的双重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在中国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它投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的胃口。
5、考察一下历史：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法这一罗马权力的根基逐渐失去了高级宗教的精神支持，由于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神格，由于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反对罗马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帝国存在的。
6、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则将不会枯竭，因为那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它有能力逐渐脱掉古来宗教的残破时装；而使新的教义符合这个科学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将比其他民族的“神秘教”，较能与科学合拍。同时，历史教也有神秘教的部分功能，无论历史教与神秘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差异，它们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少都能满足人们超越自我的灵魂需要、在崇拜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净化。人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分享超级权能，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
7、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雕敝、陈腐过时，因此需要产生新的宗教，用新的理性时装加以包装──为那颗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居所，并得到新风俗的认可、新习惯的支持……在文化创造者──天子来到世界之后，中国的宿命论将这样逐渐麻醉全球文明。
8、以核武器的出现的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意味战争的政治化，有限战争成为主流，穷兵黩武的全面战争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近千年来最擅长的正是这种游戏，所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势必将进一步抵消中国文化的承受者们的“文弱”特点而使他们的“智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机诈传统的文化集体，由它来主持“科学的世界秩序”也许不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人具有协和自然的生物本能，而较为容易避免唯物主义的世界悲剧。
9、我多么欣慰于拯救了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要不是有这两次“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将危殆矣。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帮助中国从苏联的残余影响下完全解脱出来。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挽救了过来……与此同时，也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发展对中国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统治传统”及“适者生存文化”的社会，由这个民族前来“主持这种世界秩序”，是顺理成章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斗力”方面是远不如“斗智”方面的。所以，科学技术的惊人进展将为中国这一老朽民族提供一股巨大的复兴动力。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给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动力，又给它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施展这一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传统的历史因素”。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我们都不要违抗自己的主要价值。
10、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这一强大的心理武器：
中国的命运已被证明为不可选择的宿命，众多的尝试业已失败，但命运演变的线索却日益现出它的宿命轮廓──中国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巨大的背影。这个背影必将笼罩全球，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为人类文明开辟一块充满原始气氛的处女地。这个背影──乃是中国此前两三百年的牺牲、动乱、神经衰弱、精神崩溃……的历史报应。这个背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这是中国的牺牲所换来的千年至福。

（1980年6月19日）

谢选骏：含饴弄孙鸟类，工作至死蚂蚁

网文《含饴弄孙》报道：

含饴弄孙，是一个汉语成语，指含着糖逗小孙子玩，形容老人自娱晚年，不问他事的乐趣。其在《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等均有记载。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
【示例】 佳儿佳妇，吾将含饴弄孙，不复理家政矣。（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
【用法】： 作谓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在中国帝制时代，许多皇后虽然贵为一国之母，身为后宫之主，但仍谦和温顺、生活俭朴，以美好的品德成为后世妇女学习的榜样。东汉时期的明德马皇后就是这样一位让人仰慕的好皇后。
明德马皇后是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刘庄唯一的皇后，“明德皇后”为其谥号，本姓马，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 年），她被选入太子刘庄宫中，时年13岁。由于她生性谦恭和顺，侍奉太子的母亲阴皇后十分周到，刘庄对她宠爱异常。光武帝刘秀病逝后，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封马氏为贵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有人建议汉明帝立后，皇太后一句“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就使马氏无可争议地当上了皇后。
马皇后知书达理，品行高尚，她自己不能生育，就对贾妃所生的皇子刘炟关爱备至、精心抚育。她崇尚节俭，平易近人，贵为皇后却常常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她还常常帮助明帝处理政务，表现出的学识和才干让明帝深为叹服。
尤为可贵的是，马皇后非常识大体、顾大局，不徇私情。永平十八年（公元76年），汉明帝驾崩，由马皇后抚养成人的刘炟继位称帝，是为汉章帝，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汉章帝一上台，就要提拔马太后的三个兄弟，给他们加官封爵，但太后不同意他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大旱无雨，饥荒严重，一些趋炎附势的大臣纷纷上书，说这是因为没有加封外戚，遭到了上天的责罚，请求汉章帝按过去的老办法尽快加封外戚。马太后知道后，颁布诏书，指出那些要求给马家兄弟封爵者是谄媚自己，妄图从中得到好处，劝导汉章帝严格遵守 “无军功，不封侯”的规定，牢记历史上外戚弄权而使政权灭亡的教训。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汉章帝讲：“如今天下连续遭灾，谷价猛涨，我昼夜忧心忡忡，坐卧不宁，你当前首先要解决的应是这些问题。如果万物协调，天下太平，边境安定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干一切事情。到那时，我才能每天嘴里含着饴糖逗孙子玩，不再过问政事了。”

谢选骏指出：含饴弄孙其实很不卫生，活像鸟类。相比之下，我比较崇尚南朝士族的超然物象，那是从庄子传承下了的，或许还有离骚。

《“退而不休”一定意味着晚景凄凉吗》（澎湃新闻 2018-07-21）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在以尊老敬老为传统美德的中国社会，随着老龄化浪潮的迫近，恐慌和焦虑的情绪随之产生，与老年人相关的退休、养老、医疗等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事实上，养老是一个多重复杂性交织的问题，关系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向度，对某一方面的过度强调或对其他方面的视而不见很可能导向简单化的片面结论。

有鉴于此，澎湃新闻特推出“变老的方式”专题，将以多篇兼具学术底蕴和现实关切的文章，介绍世界各个国家地区、身处不同文化和阶层的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希望打破对晚年的狭隘想象，使得未来更加有备无患，丰富而体面的老年生活更加可期。

提起退休生活，人们普遍的第一想法是祖父母的角色。中国人理想的晚年生活，传统上以 “福”当首位。老人们闲居在家，颐养天年，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出国旅行，又或是含饴弄孙，与后辈共享天伦之乐。

但是，随着老龄化浪潮的到来，人们发现真实世界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美好：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返回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里，到处都是老年人从事体力劳动。

在日本这样老龄化走在中国之前国度里，媒体上多是呈现出一代人被牺牲的晚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银发老人出门工作，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个人提供服务；在求职市场上，老人数量甚至比20多岁的打工青年还多。许多中国人不禁感叹道，“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工作，真是心酸。”

对于沉浸在中产阶级焦虑里的下一代，城市里老年体力劳动者像是一个预言。在这场白发涛涛的老龄化浪潮里，似乎没人能够幸免。

那么，退休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破产，是绝望，还是新一轮针对中产的焦虑贩卖？

社会文化：退而不休，工作到死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据，2016年日本约23%的65岁以上老人还在继续工作，比例是G7成员国中最高的，超过了美国的19%。不少日本人都有工作到死的意愿，甚至有个口号就是：“不工作，会变老”。长时间加班，也衍生“过劳死”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对这种沉重的工作表示不满的日本人仍然很少。日本的文化语境，强调的始终是每一个人必须拼命工作。

但是，日本老人“工作至死”的现象，并不完全因为是劳动力短缺或是经济压力沉重，这更与老人们自己的生活态度、个人从属集体、害怕孤独死等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生悬命”这个词包含着日本人全部的人生价值。古日语中“一生”原意是一块领地。“一生悬命”就是镰仓时代武士不惜生命来保卫祖传的领地，即在自己的职位上，花费毕生精力，拼命地努力。正如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勤奋与自我奉献，一直都被当作人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在日本，一个人说自己“辛苦”，包含了一种复杂的情感，越辛苦越自豪，“勤”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赞誉。

正是因为持有这种生活态度，日本人不愿意放弃工作，老人们的理由是“我还能做，而且我还想做。” 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维系家庭的纽带，有了一个人度日的灯塔。在家庭中，“失去工作仅仅是意味着失去体面吗？不是，更重要的是无法履行支撑家族的责任，失去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对于老一代日本人来说，个人从属集体已经成为一条铁律。在他们眼里，成功和失败都是集体的事情。个人无论表现如何，都需要与集体同甘共苦。日本社会认同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追求一致，不提倡个性，谁也不希望成为“奇怪的人”。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处在什么位置的人就要做好什么事情，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可以总结为“各尽其所”。于是，努力工作成为工薪阶层老人的一种日常，借此获得尊严和社会安全感。

而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式微，越来越多的老人正在面对孤独死。而工作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稳定家庭关系的基础。2010年1月31日，NHK播出了纪录片《无缘社会——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震撼》。这个记录片以“现代人的孤独终老”为采访主题，探索死者的人生轨迹。
“无缘死”指人生前失去了血缘、业缘、地缘，死后尸体无人认领。据统计，日本社会一年高达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者指出，日本正从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到“小家庭”为核心，并开始朝着“单身户”方向迈进。在这种局面之下，长此以往孤立无援的真实写照，让“退而不休”成为了日本老人的躲避孤独死的无奈选择。

一部分退休后重返职场的老人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

在日本，退休之后再次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选择重返职场是为了继续发光发热、丰富自己的“第二人生”，日本社会普遍高度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另一类则属于贫困老年人，他们在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坚持劳作以维持生计。

而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新现象也证明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提出的“就业市场中空”的观点：技术含量高和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机会在增加，老年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处于两者之间的工作机会却在减少。

越来越多“退而不休”的例子正推动日本企业及其员工重新考虑退休年龄问题，日本政府也开始调整社会福利和劳动力政策，减少老人就业的障碍。日本政府正鼓励企业延长年长员工的工作年限，并为雇佣65岁以上员工的企业提供补贴。自2016年4月起，对于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以上的企业，日本厚生劳动省将给予65万日元/人的资金补助。从2016年4月开始雇佣66岁以上员工的企业，每接收一位40岁至50岁的“跳槽”人员将获得40万日元的补助。

以往，许多大型日本企业仍然要求员工严格执行“两步走”的退休路线：他们必须在60岁时从高薪职位上退下来，然后以合同工的身份在薪酬较低的岗位上继续工作5年或10年。此后彻底退休。但越来越多的企业最近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尤其是销售行业，到达退休年龄的员工往往拥有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客户群体。要吸引长期客户，年长员工实在是有天然的优势。

大和证券集团(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曾经将销售合同工的年龄限制设为70岁，但最近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仲田诚二(Seiji Nakata)表示，“这样我们可以雇佣更多年龄范围在60至80岁之间的顾问，和手握最多金融资产的一代人年龄相仿。”

除此之外，日本养老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健全，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经济和身体状况选择收费不同的养老服务，75岁以上的老年人看病只需承担医疗费的10%。然而，即便日本政府与社会对老年人投入了巨大资源，长期照护依旧压力重重。每年日本的国民预算是88万亿日元，预算中的一半是各种福利支出和养老金的发放，而日本一年的收入不到50万亿日元，其余的钱靠发行国债来弥补。

2015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地方补贴政策”，旨在鼓励生活在首都圈的老年人移居到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生活，以降低养老成本。但这个政策也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年轻人向大城市流动，而老年人往周边外迁，年龄的断层更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空心化。

晚年规划：避免“全民晚年总崩溃”

与当今中国相似，很多日本的老年人得益于资产增值，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者，然而日本也确实有很多老年人深陷贫困，这主要是由当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一方面股市、楼市暴跌导致投资者破产，他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或外迁，很多有技术的工人失业，他们的养老问题难以保障。

在《下游老人》一书中，日本圣学院大学教授藤田孝典呈现了日本现存约600万－700万下游老人群体的实际情况、“下游化”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趋势。藤田在研究中发现，这些高龄老人的“下游化”是有一定路径可循的。如因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额医疗费；子女成了“穷忙族”和“啃老族”；不断增加的中老年离婚等。即便那些当下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甚至一些高级白领们都有可能存在晚年堕入社会底层，面临生活窘迫的危险。

因此，“下游老人”的问题已然超越了老年一代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关乎着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对此不加重视，不仅存在父母与子女两代被一起拖垮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带来的是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解体，甚至会导致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坍塌。这也将带来主流消费群体消费意愿的降低，进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成为加速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励老人，打破根深蒂固的“不能自立很羞耻”的传统观念，正确了解和理解社会保障的真实内涵与申请援助的基本知识，同时尽可能做好个人的财产规划，用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构丰富的人际网络是个体应对晚年贫困的有效路径。

人生总有终结日，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年富力强时，努力工作，积极储备，并计划在老的时候能体面地生活，直至最后一天。

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以及“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客观国情，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老龄化背景下民众的生存现实变得更加复杂。贫困的脚步声不仅已接近了眼下的老年人，就是那些在未来几年内将要进入晚年的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如今逐步开始的凸显的老年危机，不过是今后将会发生的社会地壳运动的一幕序曲。而一些媒体对于“退休破产”的相关报道，并不能让民众了解问题的全貌，反而因为一知半解而引发民众对晚年生活的焦虑，而学者过于学理化的研究也与民众的认知水平相去甚远。

养老是个体差异化很大的过程，国家、家庭和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和我们关心的教育等社会问题存在相同的道理。而养老问题复杂性，更是凸显出在人的一生中所拉开的差距，会在老年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在老年人日益成为日本社会“主角”的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社会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与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的努力，其经验教训值得已经步入老龄化的中国加以借鉴。

我们期望在未来会有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现象描述厘清社会问题又简明易懂的文献问世。另外，期待更多社会力量，为那些生活在“破产危机”边缘的民众提出了未雨绸缪的方案，从而唤醒所有的民众行动起来，变革现存不合理的生存环境。因为关注今天老人的福祉，也是关注明天的自己。

谢选骏指出：工作至死其实很不健康，活像蚂蚁。相比之下，我比较崇尚南朝士族的超然物象，那是从庄子传承下了的，或许还有离骚。总之，那是“楚魂”，而非“秦人”。

谢选骏：穷人的乐趣就是数钱

《黑人母亲怀第7胎报喜 儿子齐崩溃：有完没完！》（联合报 记者尤宝琪 2018年07月20日）报道：

美国一对父母向儿子们宣布怀了第7胎，结果孩子们当场崩溃，在一旁录影的老妈却是爆笑不己。图片撷取YouTube/Carters Clips影片

美国威斯康辛州有一个大家庭人丁兴旺，一对父母亲已经生了6个孩子却再度有喜，今年6月他们在一次家庭旅游途中，向自家儿子坦承，妈妈又怀了第7胎，结果当场让车上的3名儿子崩溃，其中16岁的艾隆(Aaron)更怒吼「你们是有病啊！」夸张反应全被母亲拍下来。

这三名男孩分别是16岁的老三艾隆，14岁的老四艾伦(Allen)以及10岁的老五艾登(Aden)；坐在后座中间的艾隆气到跟老妈说，「天啊！你的工厂已经关门，别再重新开张了。」艾伦则在旁边无力的表示「我正祈祷你不会这样说」。

面对儿子的爆怒反应，老妈艾琳(Eileen Garcia)却是爆笑不己，儿子们越崩溃，做妈的却越开心。艾琳表示，她大概猜到儿子们的反应，因为前两次怀孕时，他们就已经不是太高兴，要求父母做好避孕措施；但她相信，一旦小孩出生，这些做哥哥的仍然会献上无私的爱，并且帮忙照顾。

谢选骏指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母亲知道，新的孩子会带来新的婴儿补助、粮食券、人头费……而她的不同来源的孩子却只知道自己得到的关照将继续减少。可是和金钱比起来，关照算得了什么呢！穷人的乐趣，就是数钱。拒绝投资的，才是富人。生养孩子，何时不再是一项投资呢。

谢选骏：把党票塞给每一位废垃

《习近平：中共与中国人民绝不能割裂！》（2020-09-03 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上月到安徽视察洪灾后，再次现身。今早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及北京各界代表，前往位于北京市郊芦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中的牺牲者献花，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除了习近平外，外界一直关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否出席活动。据影片所见，除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等人外，王岐山亦有出席。
习近平：中国人民绝不答应把中共与人民割裂

央视在今晚播出的《新闻联播》播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他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习近平宣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又指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他还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他又称，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也绝不答应。

对于中日关系，习近平则说，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他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谢选骏指出：“中共与中国人民绝不能割裂”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党票塞给每一位废垃——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否则的话，只有共产党重新转入地下，不再享受法外的特权。

《美国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中南海急于解套》（法广 31/07/2020）报道：

美国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实施的中美接触政策全面失败，中共愈加专制，然而中国人民向往自由。观察人士分析，蛇打七寸，美国这招似乎打到了要害，从官媒到外交部最近连续的辩解可窥一斑。

新华社7月28日发表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的通话，通篇都是王毅对美国的抨击，没有一个字提到勒德里昂怎么回应，好像勒德里昂伸着耳朵在那里呆听，反正新华社的中文稿，是给中国人看的。

王毅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美国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做法，他指责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出于拉抬选情的政治考量和维持单极霸权的需要，“不断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攻击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污蔑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执政党……”

王毅的核心意思是美国别想挑拨“执政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他巧妙地把中共唤作“执政党”，殊不知，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存在的，中国的在野党在哪里，在监狱里，还是在花瓶里？中共一党独裁，所以人家直呼中共而不叫“执政党”自有道理。

王毅用词用得狠，他称中共与人民有一种“血肉关系”，这是一种封建的或者专制社会乃至黑社会的描述，在中国文革时期此说鼎盛，一首当时人人会唱的歌曲就叫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硬要把不断阶级斗争的中共与屈服忍受的人民的被动关系说成血亲关系，甚至更亲，因为共产党是主张“大义灭亲”的，很残酷！

一个执政的党与人民之间只可能存在着信任或不信任的关系，不存在任何血肉关系。而且，是否存在一种信任的或者更加亲密的关系，是由人民说了算，而不是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庄严地以宣告的方式强行施加。分析人士指出，王毅的努力透射出一种中共内部的心态，不希望美国这种切割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做法，真正地被中国人民听了进去，逆来顺受或者被迫忍受的时代就会过去，这是王毅作为统治阶级一员，在习政权越来越 把人民当作臣民的今天，为他的最高领袖所付出的最大努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对华讲话，说出一个深刻的观察：美国终于认识到，实施了40多年的中美接触政策失败了，中共反而愈加专制。美国终于认识到，中共并不代表中国，让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美国的这一认知，把中共当局一再宣传的美国当前对中国的防范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打压破功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9日为此长长地解释一通，他说了三点，第一，“所谓‘中美接触失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他的理由是，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超过7.25万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汪发言人没有在这里回顾中美贸易战是怎么打起来的，美国指中国不遵守世贸规则，补贴出口，致使几百万美国人失业，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都要被迫进行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遭盗窃等等。

美国国务院官推指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辩驳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是把人民放在首位”。东方评论说，中共把自己的国家命名为人民共和国，货币叫人民币，报纸叫人民日报，政府叫人民政府……但人民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实质是党国、党币、党报，人民不配姓赵。

美国认为中美接触政策失败了，中国外交部自辩没有失败，很费解。美国与中国接触政策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奉行的对华政策，他的基线就是把中国逐步引入开放，在与中国不断的接触中，使中国最后纳入世界潮流，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但是，美国政府今天惊回首，发现这一接触政策过于天真，从根本上说是失败了，中共拒绝纳入世界潮流，而且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向世界。美国承认失败了，中国却说，不，不，没有失败，怎么回事？北京大约知道，美国承认失败，就意味着对中共政权的彻底绝望，就意味着与中共的一步比一步更深入的决裂，习近平政权尽管天天喊着以牙还牙，官媒和号称官方军事家甚至做出准备打仗的样子，但真的打起来，他们懂得那结果并不会十分美妙。

中国外交部的辩解意味着中国服软吗？分析人士认为那也不是，这是中方在实行多年的一种传统诡计，用模糊的外交语言，诸如双赢，和平共存来麻痹对方，从而为争取更大发展争取空间。邓小平以降几乎总是这样，每当中美关系发生问题，中方就会韬光养晦，但是，习近平不怕亮剑，南海已修好屏障，所以语言的花招已无太大作用。不过，中方可能不希望彻底砸锅，按照他们所说的他们仍然需要保持与美国的对话渠道。现在，根据驻美大使崔天凯的说法，中美之间连对话渠道都找不到了，他感到情况很严重。

为什么找不到，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提到几个星期前他与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杨洁篪的会面，他说，中方还是老一套，说的很多，但实际上没有提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他说，杨洁篪的承诺，就像很多中共官员做出的承诺一样，是“空洞的”。美方看清楚了：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那么共产主义中国将改变我们。

夏威夷会谈，那是一个化剑戟为玉帛的绝好机会，但是会面的结果可谓是毁灭性的。 美国已把中共看清，如果说蓬佩奥的话是给世界说的，王毅的表态很大程度是说给中国内部的，一厢情愿式的，毛式夸张，所谓挥斥方遒式的自我精神胜利，透露的是中共内部的紧张。

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周四公布的调查显示，美中关系急速恶化，近八成的美国人对习近平不抱信心或者完全没有信心，这一数据比3个多月前升高了6个百分点，比去年增加了27%。

谢选骏指出：“中共与中国人民绝不能割裂”，那么最后死掉的可能不仅是中共，而且是与共产党藕断丝连的“废垃人民”！

谢选骏：爱国者捣蛋掌握了爱国者导弹

《MIM-104爱国者导弹》报道：

MIM-104爱国者导弹（MIM-104 Patriot）是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它取代胜利女神飞弹与MIM-23鹰式导弹，成为美军中高空防空武器。爱国者导弹系统在波斯湾战争中成功拦截了伊拉克军队发射的飞毛腿导弹，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成功拦截弹道导弹，这使其声名大噪，成为此次战争中美军的代表性武器之一。之后经多次升级，爱国者导弹成为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负责末端中低层反导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发与演进

20世纪60年代，美国陆军考虑要发展新一代的防空武器，以取代MIM-14奈基-大力神与MIM-23鹰式导弹。该新武器系统被命名为FABMDS（Field Army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野战陆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963年这个项目改名为AADS-70（ARMY Air Defense System 1970s，陆军防空系统-1970）,1965年8月，陆军导弹司令部最终确定该武器系统是一种机能拦截高性能飞机、又能拦截近程弹道导弹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定名为SAM-D（Surface-to-Air Missile-Development，地对空导弹-发展型）。1967年5月，雷神公司被选为主承包商；1969年11月，SAM－D进行了第一次发射测试；1973年，工程发展阶段开始，一年后，在1974年1月项目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SAM－D被要求采用指令+TVM（Track-Via-Missile[a]）制导模式。因为项目要求的变更，研发进度被拖延并导致了经费削减。直到1975年TVM经过验证测试后，项目才在1976年1月进入了全尺寸发展阶段，并在当年5月被正式命名为爱国者（patriot，来自系统所使用的雷达代号“Phased Array TRacking (to) Intercept Of Target”的首字母缩写[2]），测试导弹获得三军统一命名编号XMIM－104A。1977年开始进行在电子干扰环境下发射多枚导弹拦截不同目标的试验；1980年10月，MIM－104A导弹获得了第一份生产合同；1982年，第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样机交付部队；1984年，达到了初始作战能力（IOC）。

MIM-104A
MIM-104A是爱国者导弹刚服役时的基础型号，只能拦截飞机而并不具备设计中的反导功能。

MIM-104B（PAC-1）
1985年3月开始进行的爱国者先进能力升级（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PAC），该计划分多阶段，第一阶段是为了使爱国者导弹具有反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进行的地面设备软件升级。升级后加高了雷达的搜索扇面（从25°增加到90°左右）。1986年9月在美国白沙导弹试验场，升级后的爱国者PAC-1在26000英尺高度成功拦截了一枚速度2马赫的长矛导弹，拦截弹的战斗部爆炸破坏了长矛导弹的控制面，使其坠毁在距目标2千米的地面。

MIM-104C（PAC-2）
爱国者系统的第二阶段的改进代号为PAC-2。PAC-2进一步优化了地面雷达算法，并且第一次对拦截弹进行了升级。对导弹引信和战斗部的改进可以将来袭的敌方导弹摧毁而不只是将其打击偏离弹道。新的战斗部每个预制破片的重量从2克增至45克，破片的速度也稍快些，大大增强了对付密结构的战术弹道导弹战斗部的摧毁效力。M818E2双模脉冲多卜勒引信替换了原来的XM818引信。该引信有双锥波束：窄锥波束探测距离更大，用于对付导弹目标；较宽的锥型波束则用于对付飞机。作战时通过雷达至导弹的上行数据链传递目标是导弹还是飞机以及接近速度和横向速度的信息，使引信的性能最佳化。1987年11月PAC-2测试成功，并于1990年交付陆军。PAC-2被投入海湾战争战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MIM-104D/E/F（GEM）
制导增强型导弹（Guidance Enhanced Missiles，GEM）于1996年开始装备，编号为MIM-104D。主要改进内容包括4点：改进导弹的动力装置、引信和C波段前置接收机，从而提高了导弹的射程、射高和制导精度，使其能够拦截射程达600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GEM进一步升级为GEM-T与GEM-C。GEM-T称为GEM+（MIM-104E），加装了一个Ka波段毫米波主动雷达导引头，使引导头成为采用半主动C波段雷达导引头与主动导引头相结合的双模导引头，并于2002年11月列装。GEM-T（MIM-104F）为针对低空低RCS目标如巡航导弹的升级型号。

PAC-3
PAC-3的发展有三个独立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主要对雷达、通信系统进行改进，而第三阶段使用了来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全新设计的拦截弹，一般所称的爱国者3型导弹或PAC-3都是特指此新型导弹。
第一阶段改进计划即PAC-3(1)包括：使用了GEM拦截弹；改进火控计算机，使其数据处理速度和存取数据的容量分别达到原来的4倍和8倍；增加可擦写磁盘系统和数据记录仪，使作战单位能够借助光盘及内装的数据记录器采集作战过程中的所有数据；改进地面雷达处理器，使其具备在杂波中分辨巡航导弹的能力。为了配合硬件改进，还采用新型的控制软件，解决了PAC-1/2系统作战软件对战术弹道导弹目标飞行轨迹推算能力不足、难以进行交战控制管理的问题。
第二阶段PAC-3(2)是PAC-3(3)形成战斗力前的过渡型号，主要包括对爱国者导弹营系统和导弹连系统两方面的改进。 在营级系统方面的改进是对爱国者导弹营的通信能力增强改进计划，主要是与Link-16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JTIDS）联网，使爱国者具备与TMD信息互通和共享的能力,可从其它雷达系统中将目标的数据提供给爱国者火力单元。 在导弹连系统方面的改进包括：使用了GEM+拦截弹；升级了AN/MPQ-53雷达达的计算机系统和显示控制系统，采用运算速度更快的芯片和存储器并改进了雷达波束控制算法，以减小雷达副瓣，提高对抗反辐射导弹的能力。

爱国者3型采用直接动能碰撞（KKV）战斗部
第三阶段PAC-3(3)系统采用了体积更小，具有主动雷达制导引导头和直接动能碰撞（KKV）战斗部的新型专用弹道导弹拦截弹ATM2，也可同时之前系统的拦截弹兼容。由于新型拦截弹的直径比旧型的导弹缩小了0.155米, 一辆发射运输车得以携带16枚爱国者三型导弹（四具发射器当中，每个发射器配备四枚导弹）。相比之下，旧型导弹只有四枚（每车四个发射器，每个发射器一枚导弹)。地面系统也进行了全面强化，雷达升级为AN/MPQ-65。2003年，仅有的50枚左右仍处于测试阶段的PAC-3被投入伊拉克自由行动，并在两次实战拦截中都成功摧毁了目标。

ATM2/三型的弹头
PAC-3拦截弹源自星球大战计划的ERINT（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增程拦截器）项目，ERINT于1992年6月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于1994年被选为PAC-3系统的拦截弹，于1995-1997年内进行了多次靶场测试与拦截试验。PAC-3或称ATM2[b]由一级固体助推火箭、制导设备、雷达引导头、姿态控制与机动控制系统和杀伤增强器等组成。全弹长4.635米，弹体直径为0.255米，起飞重量304千克，助推火箭关机后的重量为140千克。弹头与助推火箭在飞行中不分离，始终保持一个整体。其作战距离30千米，作战高度15千米，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
导弹依靠控制面和弹体前部的180个微型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姿态控制发动机，ACM）进行机动，以实现动能击杀目标，因此它完全摒弃了之前的近炸弹头。不过为了增大拦截目标的有效直径，以便靠动能摧毁目标，PAC—3拦截弹上有一个名为“杀伤增强器”的装置。该装置放在助推火箭与制导设备段之间，长127毫米，重11.1千克。杀伤增强器上有24个214克重的破片，分两圈分布在弹体周围，形成以弹体为中心的两个破片圆环。当杀伤增强器内的主装药爆炸时，这些破片以低径向速度向外投放出去，等于增大了拦截弹的有效直径，从而使目标或被整个拦截弹击中，或被破片击中。
PAC－3导弹的作战测试于2001年底开始，直到2003年才具备了初始作战能力（比原计划落后4年），虽然2002年年中的作战测试只是部分成功，但是当年8月它被宣布进入战备状态，2003年3月，PAC-3导弹被投入伊拉克战争。

PAC-3 MSE
导弹分段增强型（Missile Segment Enhancement，MSE）在PAC-3基础上采用了更强大的双脉冲发动机，根据拦截目标的位置情况，PAC-3 MSE导弹将控制发动机产生第二级推力的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导弹“命中即毁”目标的能量。为使导弹能够在更高的高度作战使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导弹安装了更大的气动舵；为增加飞行时间，导弹还配备了新的电池和电子设备。 其他部分借用了PAC-3导弹的核心技术，包括主动射频导引头、相同的制导处理器单元、姿态控制部件、惯性测量装置和数据链。PAC-3 MSE尺寸比PAC-3导弹更大，须使用新的12联装M903发射装置，即一辆发射车可搭载12枚PAC-3 MSE，比PAC-3少4枚。改进后导弹扩大了飞行包线，增大了防御范围，在分层化的导弹防御体系中，PAC-3 MSE导弹可填补战区高空防御导弹与PAC-3导弹系统之间的空域。
PAC-3 MSE原被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扩展防空系统（Medium Extended Air Defense System，MEADS）选为拦截武器之一。MEADS包括具有360度监视与火控能力的雷达系统、网络分布式战术行动中心和轻型发射器，可以通过C-130和A400M运输机运输[c]，以进行快速部署，只要一个发射器、一个战斗管理器和一套火控雷达，它就能具备作战能力，当更多的组件到达时，它们无需关闭系统，类似即插即用模式，这些组件会自动无缝的并入网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作战能力。虽然这个系统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拦截测试，但项目的唯一采购者德国陆军选择了另一种导弹IRIS-T SL用于MEADS。美国方面则于2011年宣布不会采购MEADS，并将MEADS与PAC-3 MSE上的技术移植到爱国者系统中去，以此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来提高后者的技术水平，最终PAC-3 MSE于2015年11月交付美国陆军。

PAAC-4
爱国者经济可承受先进能力 （Patriot Advanced Affordable Capability-4，PAAC-4），计划地面系统继续沿用爱国者3系统雷达、发射车和管理控制站；导弹则采用以色列大卫投石索项目中的两级多模制导致昏者拦截弹（Stunner）取代单级雷达制导的爱国者3拦截弹。致昏者拦截弹由助推器和杀伤弹头组成，装备雷达和光电复合导引头，通过三脉冲发动机控制转向，拦截高度40km，最高拦截速度6马赫，具备全天候拦截作战能力。计划中基于“致晕者”导弹的PAAC-4拦截系统单位成本仅为原爱国者3导弹（200万美元）的20%。

系统组成
爱国者导弹的基础编制为导弹连，又称火力单元。下辖一个连部班；一个火控排，操作一台雷达；一个发射排，共4个发射班组，每个班组操作2部发射器，全连共8部发射器；一个维修排，负责对系统及车辆进行检测和简单性维护。

雷达
AN/MPQ-53雷达是单脉冲体制多功能相控阵雷达。雷达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相控阵天线、发射机、接收机、信号处理器、敌我识别器等。其中相控阵天线由8个天线组成：1个用于目标搜索、跟踪和拦截弹跟踪、制导功能的主阵（5161个辐射阵元）直径2.44米；5个用于电子对抗功能的副瓣对消天线子阵（每个子阵51个阵元）；1个用于TVM功能的子阵（253个阵元）直径0.5334米；1个用于敌我识别功能的天线子阵（20个阵元）工作在L波段。AN/MPQ-53雷达可同时监视100个左右目标并引导8枚导弹攻击3～5个目标。该雷达可以独立完成之前的防空系统需求几部雷达才能完成的对目标搜索、识别、跟踪、拦截全过程相应工作。PAC-3第三阶段升级中相控阵雷达使用双行波管代替了原先的单行波管和正交场放大器，升级后的雷达被重新命名为AN/MPQ-65。AN/MPQ-65的平均功率较旧雷达增大了一倍，配合雷达的软件升级使系统可以从诱饵或碎片中区分小型目标，并具有了一定的反隐形目标能力。

AN/MSQ-104交战与火力控制站
作战控制站是爱国者火力单元作战时唯一需要有人操作的设备（由一名指挥官和两名操作手操作），由武器控制计算机（WCC）、人机接口以及各种数据和通信终端组成。其自身的通信天线置于M927，作战时可升至20米。作战控制中心通过两组程序控制武器系统的全部作战过程：第一组程序使系统进入准备状态，第二组程序控制整个交战过程。

发射装置
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d]，由15kW柴油发动机、发射架电子装置、发射架以及相关机械设备组成，安装在由M983HEMTT牵引车牵引的M860型拖车上[e]，一个发射车组包括拖车共需3人操作。发射架装载4个箱式发射装置，发射架水平可转动110°，作战时仰角38°。发射装置通过光纤或无线电通讯与指挥控制站互联，部署时最大距离10千米左右，作战时自动向控制站报告发射架及导弹状态并执行来自控制站的指令。

OE-349天线
天线塔由两边对称设置的4个4kW天线构成。作战时天线可升至30.76米，方位可调。无线电电台工作在甚高频，可以和系统内单位、上级单位与相邻火力单元进行通信联络，协调作战。

EPP-III电站
电站为雷达系统与作战控制站服务。主体是两台150kW（400Hz）的柴油发动机、两个燃料箱（280升）与配电设施，置于M977牵引车上，油箱加满后可持续供电8小时以上。

战历/1991年波斯湾战争

在波斯湾战争以前，弹道飞弹防御一直只是一个未经实战考验的概念。爱国者飞弹被指派去击落发射到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的伊拉克飞毛腿飞弹。1991年1月18日它第一次成功拦截及摧毁了一枚发射到沙地阿拉伯的飞毛腿飞弹。这是第一次一个空防系统击落一枚敌方战区弹道飞弹。

在宰赫兰失效
1991年2月25日，一枚伊拉克飞毛腿飞弹击中了沙地阿拉伯宰赫兰的一个军营，杀死了美国陆军第十四军需分队的28名士兵。
政府调查指出该次失败归咎于飞弹系统时钟内的一个软体错误。在此之前，爱国者飞弹连在载赫蓝已经连续工作了100小时。每一个小时，系统时钟会有一个毫秒级延迟。导弹系统时钟寄存器设计为24 位，精度也只限于24位的精度。这个精度误差渐渐放大，100小时后，飞弹的时钟已经偏差了三分之一秒，相等于600米距离误差。由于这个时间误差，纵使雷达系统侦察到飞毛腿飞弹并预计了它的弹道，系统却找不到实际上来袭的飞弹。在这情况下，美军视起初的目标发现为假警报，侦测到的目标也从系统中删除。以色列方面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于1991年2月11日知会了美国陆军及爱国者计划办公室（软体制造商）。以色列方面建议重新启动爱国者系统的电脑作为暂时解决方案，可是美国陆军方面却不明白每隔多少时间需要重新启动系统。1991年2月26日，制造商向美国陆军提供了更新软件。这个软件最终在飞毛腿飞弹击中军营后一天才运到军队。

谢选骏指出：如果爱国者捣蛋掌握了爱国者导弹，那么爱国者导弹就会沦为哑弹。

成功率与准确度
美国陆军声称爱国者系统在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初始成功率分别为80%和50%。这最终修订为70%及40%。
1992年4月7日，麻省理工学院的Theodore Postol和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 Pedatzur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上作证时表示，根据他们的独立分析，爱国者系统的成功率低于10%，甚至可能只有0%的成功率。
同一天，哈佛大学 甘迺迪政府学院的Charles A. Zraket，以及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Peter D. Zimmerman为爱国者飞弹系统在以色列及沙地阿拉伯的成功率作证时指出很多在Postol报告中的结果及分析方法有不妥的地方。
成功率——飞毛腿飞弹被摧毁或击中后偏离至无人地区的百分比
准确度——命中次数相对于所有已发射的爱国者飞弹数目的百分比：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对于分析爱国者系统在战争中的表现是尤其重要的。
据Zimmerman的论述，标准接战准则是以平均四枚爱国者飞弹拦截一枚飞毛腿导弹; 在沙地阿拉伯则平均发射三枚飞弹。如果所有的飞毛腿飞弹都击落或偏离至无人地区，则成功率为100%，但是准确度只会分别是25%及33%。
这两个作证同样把爱国者的问题归咎于爱国者的原始设计－爱国者原本是作为一套反战机系统。根据这设计，系统发射接近引信飞弹，飞弹接近目标爆炸，以摧毁或使目标失效。由于飞弹瞄准了目标的质量中心，在对付飞机的时候毫无问题，但在对付高速飞行的飞毛腿飞弹时，爱国者通常只能击中其尾部，而不是其弹头。
此外，伊拉克对飞毛腿飞弹的重新设计也影响了爱国者的准确度。伊拉克把苏联设计的飞毛腿飞弹重新设计使之飞得更快，结果这些改动弱化飞弹弹体，令飞弹更有可能在重返大气层时碎裂。这令爱国者面对大量新增目标，却无法知道碎片和弹头是哪一个。
根据Zimmerman的分析，要实际计算“击杀率”变得很困难。一次成功击杀是等于命中弹头还是命中飞弹？如果弹头被爱国者击中而跌落到沙漠中，这算不算一次成功？但如果弹头坠落在人烟较少的郊区，又或者四枚爱国者全部失准而飞毛腿飞弹解体以至弹头坠落，这些情况下又怎样计算成功率？
Zraket的作证指出爱国者系统缺乏高解析度的摄影装置以记录拦截目标的过程。因此，爱国者的操作人员以录影带记录每次飞弹发射，而伤害评估组则记录散落地面的飞毛腿飞弹碎片的位置。弹坑分析被用于判断弹头在碎片著地前是否已被摧毁。除此之外，相较起在以色列的情况，爱国者在沙地阿拉伯的有30%的成功率，部分原因因爱国者导弹只需把来袭飞弹推离军事目标，使其坠落沙漠之中避免死伤。相比之下，射向以色列的飞弹都直接瞄准城市和平民。沙地阿拉伯政府也大量删除当地媒体任何有关飞毛腿弹导致损伤的报导，而以色列政府没有实施此类审查。此外，爱国者在以色列的成功率是由以色列军方检验的。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去高估爱国者导弹的成功率，反而有原因去低估其成功率。以色列军队把任何在地面爆炸的飞毛腿飞弹都算作爱国者导弹失败。与此同时，美国陆军本身有很多原因去支持一个高成功率的爱国者飞弹系统，他们也直接负责检验该系统在沙地阿拉伯的表现。
—辑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描述前以色列国防部长透露，指以色列政府曾经对爱国者系统反飞弹的表现感到十分不满，甚至曾准备无视美方反对，自行对伊拉克采取军事报复。该项反应只是因后来双方停火而取消。

该系统的心理影响
萨达姆·海珊曾誓言以飞弹袭击以色列，迫使他对伊拉克攻击，以至令其它阿拉伯国家站在伊拉克一方。以色列曾担心飞毛腿飞弹上会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爱国者导弹在战争早期让以色列政府安抚其国民。
在战争期间，以色列有两人死亡及七百多人受伤。

2003年伊拉克战争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爱国者导弹部队成功地拦截了伊拉克军队向联军和科威特发射的24枚导弹中的9枚，同时发生了3起误伤友军事件。
在被拦截的9枚导弹中，6枚被GEM拦截，1枚被GEM+拦截，2枚被PAC-3拦截。爱国者的拦截对保卫联军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3月27日伊拉克军队从巴士拉北部向联军最高指挥部科威特Doha兵营发射了一枚Al-Samoud 2导弹，两枚爱国者导弹将其成功拦截避免了联军可能遭到的重大损失。余下15枚未被拦截的导弹中，因为伊拉克导弹本身精度与稳定性差，美军判定其并不会构成威胁，所以主动放弃了拦截。但是至少一枚由反舰导弹改装的巡航导弹成功穿过了防空网，落在科威特一个购物中心附近，不过达到的杀伤效果很有限。
3月23日爱国者系统将一架回航的皇家空军龙卷风GR4型战机误认为伊拉克飞弹而击落，两名机员遭害殉职。紧接在该事件后，美国军方声称事发时该架皇家空军的战机没有把敌我识别系统打开。但是一名随同爱国者飞弹连采访的美国随军记者表示:“陆军的爱国者飞弹把盟军战机误认作敌军战术弹道飞弹”。24日爱国者系统又锁定了一架美国空军F-16CJ战机，F-16飞行员为避免遭击落抢先发射了一枚AGM-88导弹将爱国者雷达击毁。4月2日，爱国者导弹再次将来自美国海军小鹰号航空母舰VFA-195中队的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击落，造成一名飞行员身亡。

以色列作战记录
2014年9月23日，叙利亚内战中叙利亚空军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戈兰高地上空越境后被以军爱国者导弹击落。

也门内战
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对也门内战干涉行动开始后，沙特爱国者防空导弹部队至少进行了100次弹道导弹拦截，其中超过90次由PAC-2 GEM-T完成拦截。加上阿联酋的爱国者单位，阿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威胁进行了至少150次拦截。

《美参议院决定不制裁中兴 民主党叹习近平又赢了》（2018年7月21日 转载法广RFI 小山）报道：

美国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引起的贸易战扑朔迷离，昨天特朗普刚说要对多达50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税，美国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就决定放弃阻止解除对中兴制裁。这一决定解救中兴于倒闭的危机，引起美国民主党严厉批评。早前有消息说，中兴已经被解体重组了。至于芯片问题，信息没有提及是否立即恢复供应。美国民主党议员叹息习近平又赢了。

据共同社今天引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对于解除禁止中国通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ZTE）与美国企业交易的制裁，美国议会放弃了加以阻止的想法。美国商务部13日宣布解除制裁后，此事终于尘埃落定。

美国议会对中兴及华为技术等中国企业的警惕感很强，许多议员认为为了防止其窃取美国机密，应持续制裁。据悉，作为替代，将加强负责审查国外对美企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职能。

参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20日批评美国政府的应对称，“中国政府是胜利者，美国的劳动者及国家安全是失败者”。

美国商务部4月以中兴违反对朝鲜和伊朗的出口限制为由，发动制裁禁止美企向其出口零部件等产品，为期7年。中兴因此陷入了经营危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解除制裁。美方以支付10亿美元罚金及更换管理层等为条件，与中兴就解除制裁达成了一致。

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放弃恢复严厉制裁中兴通讯，法新社说，美国民主党议员痛批他们屈服于总统特朗普和他与中国谈判的策略。

中兴通讯因违反美方对北韩与伊朗的出口禁令，美国商务部先前下令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进行商业往来。但在特朗普寻求避免破坏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之下，特朗普政府下令取消惩罚，美方上周正式解除禁令。

联邦参议院上个月以85票对10票通过「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当中包括恢复对中兴通讯严格制裁的修正案，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采购零件。

然而众议院版法案中没有阻挡特朗普与中兴通讯的协议。众院版法案禁止政府机关和承包商与中兴通讯有商业往来，但允许中兴通讯与美国民营企业继续做生意。

民主党籍参议员以尖锐的措辞，怒批共和党籍参议员同意保留遭稀释过的版本。

舒默表示：「从国防法案中剔除参院对中兴通讯的严格制裁条文，让特朗普总统和听命于他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再度帮助习主席和中国政府成为大赢家，而美国劳工和我们的国安则是大输家。」

谢选骏指出：如果爱国者捣蛋掌握了爱国者导弹，那么爱国者导弹就会沦为哑弹、丫蛋、鸭蛋。而操纵国家利益的党派斗争，则是产生爱国者捣蛋的温床。
【爱国者捣蛋，又称爱国贼。】

谢选骏：人海战术的经济原理

《美国小试牛刀 中国地动山摇》（2018-06-26 肖磊）报道：

中国股市为什么跌？
答案是唯一的，缺钱。
股市是一个流动性支撑的市场，只要缺钱，缺少流动性，股市十有八成就会下跌，但很多人会反问，中国真的缺钱吗？发了那么多钱，还缺钱？！其实很简单，钱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东西完全不同，发的越多越缺，因为发的越多，钱就越不值钱，越不值钱的话想要用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就越需要更多的钱，也就是越缺钱。
缺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什么缺钱？
我总结了三大原因，这三大原因你肯定没有听说过。
第一，中国要高成本发展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我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生产全球5%的GDP却消耗了全球近70%的水泥、40%的钢材及10%的原油。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只要发展，就是要比别人花更多的环境、人力和资金成本。也可以这么说，美国人和日本人想要挣10块钱，可能只需要花2块钱的成本，而中国需要花12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都处在缺钱的状态，而且会越来越缺，因为很多过去所欠的环境、资源等债，都必须要还了，“缺钱”基数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小试牛刀，中国地动山摇
缺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己不敢多发钱了，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觉得这还得“感谢”美国。
关于中国收紧货币，去杠杆等金融监管加强的问题，真正刺激到监管层面的，实际上是2014年至2016年的一轮人民币贬值，三年间，人民币贬值超过15%，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是很大，但要知道在此期间，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从3.9万亿跌到了2.9万亿，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蒸发”。
其实蒸发的外汇储备不只有1万亿美元，因为这三年时间，如果按照2013年新增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增速看，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2014至2016年，中国至少流失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全世界除了中国，只有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　
现在中国跟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纠纷，实际上很显然是非常表象的问题，2013年至2016年中国蒸发的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流入了美国，流入了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对中国的实体贸易出口，每年仅仅只有1300亿美元，也就是说，2013年至2016年人民币的贬值，带来的中国外汇储备直接流入美国的额度，如果按照贸易来算，相当于美国突然间给中国出口增长了8到10倍。
因此，才有了这样一个段子：
如何转移资产去美国？
说实话，现在管制比较严，真是难办。 但也不是没办法，比如你现在已经有点境外资产了，要转移境内资产就比较好办了。举个例子，你只需要分别在美股和A股买它一百万美元的股票，什么动作都不要做，慢慢地你就会发现，哎，资产就转移过去了。 很神奇是吧？
所以，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仅仅是一个表象，只要美国人在金融领域稍微占点便宜，其实比什么几百亿美元惩罚性关税啊获益巨大得多，只是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以为美国人真的在乎那点贸易利益。
正因为2013年至2016年外汇储备的蒸发给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国家金融战略带来了冲击，才有了后来的彻底的政策反思。中国开始反思地方债务，反思货币发行量，反思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人民币信用来说，都埋下了巨大的坑，如果再来个人民币二次贬值，外汇储备还不消耗殆尽。而后才有了货币发行量的持续下降，才有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严厉监管，很多金融投资集团都遭到调查等等，以及对各类金融形式的去杠杆。
因此如果不能长期的制造出人民币的稀缺效应，人民币的信用就随时可能会遭到冲击，中国几十年积攒下来的那点财富，那点以美元为核心存在的财富，很短的时间内都有可能被蒸发。所以说，控制人民币的供给量，制造缺钱这种感觉，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第三，房地产这个吸血鬼还活着，而且更加嗜血
高房价为什么会引起缺钱呢？因为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保障性需求，在很多民众眼里，可以没有养老金，可以没有其他资产，可以没有存款，但不能没有房子，这个就导致所有人的收入，都在衡量能不能买得起房，而随着房价的上涨，会导致缺钱效应更加明显，再加上信贷和诸多金融资源房地产占了一大半，房地产领域的需求推升了各类利率，这也是造成整个市场缺钱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我们再说回股市，那中国股市到底是个啥东西？
说到股市，不得不说说中国的金融问题，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国家，想做什么，就希望做到最好，做到最强。中国有了股市，大家就开始对标美国，但实际上你去回看全球股票市场，也只有美国把股票市场做成了，其他国家基本上都还处在探索的状态，就连欧洲几个强国，比如英国、德国等，在发展股市方面，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也没有做出什么令全球值得学习的东西。
因此，股市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所有战略和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是金融立国，所有问题的思考点和落脚点，都会站在美元和全球金融的角度去实施，美国从来不会喊出“脱虚向实”这种口号，上次所谓的制造业回归的口号，也并没有以牺牲金融的发展为代价，反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逼退了美联储主席耶伦，正准备进一步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而且美国所谓的制造业回归，更多的是考虑一些选民的利益和情绪，而并不是真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回归制造业。因为美国人非常清楚，制造业除了就业，其创造出来的利润，跟金融是没法比的，你不能说我做金融赚的100美金，就不如你卖汽车赚的10美金，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想发展金融，想做强金融，但都站在道德的高地，或者说用浅薄的想法，表象的逻辑，认为只有制造业创造的利润才是根本，但我想说的是，你制造业创造了三年的利润，如果你金融领域不够强大，可能只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你创造的那点利润，就会瞬间装到美国人的口袋里。　
2013年至2016年中国所蒸发的2万亿美元外储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同期2013年至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造的总利润，还不到2万亿美元。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相当于中国工业企业三年白干了，你制造业强大，出口强大，有什么用呢？
当然，很多人说，这些外汇储备蒸发之后，也有很多变成了中国的海外资产，这个我是同意的，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你是拿美元去购买海外资产，不是人民币，而且这些美元一旦出去，再回来的概率不大，你还要考虑你赚美元的成本，以及美元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跟你什么关系等等你都要考虑。说白了，你不仅在玩人家设计好的游戏，而且你还在帮人家设计游戏，导致自己更加痴迷于这个游戏。
你去看俄罗斯股市的上一轮大跌，俄罗斯RTS指数，从2014年开始下跌，一直跌到了2016年，指数从1500点一直跌到了500点，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恰恰就是从2014年开始的，直到特朗普上台才有所减弱。贸易这个东西，跟金融没法比，实际上就是看得见的利益，但大部分投资者恰恰对这个非常关心，所以贸易战对股市信心的冲击是最大的，其实股市里面随便转移点资产，从A股转移到美股，量可能都比多征收的那点税高，所以人家可能就是声东击西。
另外，这次股市的大调整，跟另一个因素有很强的关系，就是中国的税务改革，以及对整个产业结构的中心化指导、规划等这些都有关系。未来支撑中国股市的，应该是更多的服务业企业，消费类企业，但诸多服务类企业，比如文化、娱乐、体育、金融等，其实中国从政策面讲，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要纠正很多东西，要扶持很多东西，这就导致很多企业不再是市场企业，很多企业不能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个重构，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也不傻，很多服务类的产品，符合政策面的需求，但市场并不买账，这样就会导致整个服务业陷入一个重构状态，对股市整个的战略资金进入带来压力。
但请不要低估中国投资者的情绪，这种对财富的追求一旦被激活，就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出口，未来很多投资标的都有可能会被中国的投资者炒一遍（好好去找吧）。
也许一年半载后，当大家发现，股市被冷落了这么久，应该有反弹了，大家会再回到股市，来一波大行情。
如果一定要判断一下，我觉得阶段性已经跌出了底部，然后会有反弹，反弹到3000点上方，然后再重新开始跌，进入一个漫长的小熊市，但整体来说，未来的下跌不会过于勐烈，就是会熬人，建议如果一定要持有股票资产，还是买指数基金，长线投资者的风险并不会太大，毕竟中国那么多人要消费，很多企业已经形成了垄断，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些企业的利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其实令我很困惑的是，未来中国到底想要什么？这个东西决定了所有的战略和路径，以及整个投资市场的发展，散户在这期间，只能被时代裹挟，而无法改变时代。
当中国需要一个特殊的金融市场，特殊的经济运作模式，而这种模式并不符合未来大众的消费和投资意愿，那么民众对美国，甚至海外各类资产和消费形式的需求反而会更加强烈，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正在开放金融市场，各类海外金融机构都在进入，而中国又在对国内的金融机构进行手术刀式的再造，使其符合政府要求，而不是市场需求，那么海外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两者对市场的理解，对用户的理解，其差距可能会越拉越大，后果就是等到下一轮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外汇储备流失得更快。
解决问题的核心点在哪？还是那句话，要有符合人类发展的战略，从金融的角度入手，调动全球资源，寻找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点，不要再鄙视和用低级趣味无知的眼光去看金融，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本质性突破，你永远玩的是别人的游戏。

谢选骏指出：“中国只要发展，就是要比别人花更多的环境、人力和资金成本。也可以这么说，美国人和日本人想要挣10块钱，可能只需要花2块钱的成本，而中国需要花12块钱。”——这就是人民战争也就是人海战术的经济原理。“从金融的角度入手，调动全球资源，寻找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点……”——这也是人民政府也就是刃民政府的战场经济。在这里，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因为人民就是政府的敌人——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