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邓抬习 移走邓小平雕像换上习的金句》（2018-08-22 苹果日报）报道：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本月重开，邓小平雕像被当局移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内地部份博物馆颳起"去邓抬习"窜改历史风潮。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近日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雕像移走，换上习近平的"金句墙"。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通格维认为，此举显示习近平造神运动持续进行。
换上习近平金句墙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今年6月闭馆"升级"，本月10日重开对展品作出重大改变。原放在入口处的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群雕被移走，换上习近平"金句墙"和播放当地发展影片的视频萤幕。
其实中共这股去邓抬习风非蛇口独有，北京的国家美术馆近期举办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展，挂出一幅习近平之父习仲勛在地图前指点江山、"在南海边画圈"钦点深圳的巨幅油画，而中共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等政要，皆成配角，坐听其示。
另外一幅油画描述习近平与民众在一起，背景远处是邓小平铜像。画的是习参拜深圳邓小平雕像，有意无意放大习家父子在改革开放上的功劳。旅美学者吴祚来指，这些画家不考虑历史真实，只考虑怎样让上面高兴、怎样在习近平那里得到重视。
谢选骏指出：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西，邓公公已经站岗太久了，好歹可以下岗休息一下了，否则阴魂不散，地下也累。
《窃取邓公遗产 改革开放从习家起步》（2018-08-22 美国之音）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國改革開放先驱，邓小平等成陪衬之后，陝西省又推出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40多年前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形容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觊觎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将再上一个台阶？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时评人朱欣欣；美国独立时评人吴祚来
吴祚来：美术成了“美化之术”
旅美作家，中国时事评论人吴祚来说，中共现在不仅仅是打扮历史，更是在重新建构和编造历史。其目的是把中共历史变为“东方红色史诗”，重建共产党的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一个共产党内的“神像”。也就是，习近平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新历史，开创了新时代。这是宏大的“造神运动”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共长期的一个习惯。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新神像，而是把历史真相还原给老百姓，那中共非常不堪与邪恶的面貌就会暴露。中共的历史是造恶和欺骗人民的历史。现在出现的这个事是中共党文化的一部分。美术成了“美化之术”，参与编造历史。
其实当年“特区”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安徽小岗村农民提出分田到户基本是一个模式，是地方小干部在小会议上提出我们该在经济上与香港接轨，建立一个特区。然后习仲勋慢慢开始听取群众意见，到北京汇报，最后得到邓小平的“恩准”。所以共产党是跟在群众后面创造历史，而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那里画个圈，然后突然就出现一个伟大创造。历史并非如此。无论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老百姓的创造发明。
吴祚来：文革中是盲目造神，当下则是无奈造神
吴祚来说，他本人是从体制内出来的，对于“造神”文化十分清楚。这种做法不一定是习近平本人或王沪宁的安排，它是底下部分官员的行为。他们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规避政治风险。如果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颂神活动，他们有可能会感觉不受上面的信任，会被上面理解为自己是在对抗或者不理睬新的当局。所以很多人是出于这种害怕而跟风。生怕自己哪天受处分倒霉。第二个目的更重要，就是为了得到好处。比如这次广东的宣传部门，它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耳提面命的，其目的除了是想避开政治风险外，还想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可以向上汇报。意思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改变，做了这么多事，所以我们是向习近平效忠的，我们和他一条心。从文革中沿袭下来的这种造神运动，其实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上下合力，形成互利。但当下的造神还是与文革时期有所不同。文革中很多人其实是盲目的，甚至是真诚地加入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中，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是非常了不得的符号。但现在的造神是迫于无奈。其实现在微博微信上有大量的人在嘲讽这第二次“文革”的出现，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失误和丑陋现象。
吴祚来：丁薛祥开启了“严谨”拍马屁的文风
吴祚来说，丁薛祥的这篇内部讲话其实是个示范。这看上去像是很务实地讲习近平的故事，并没用什么大词，但这其实是在开一个新的文风，也就是“务实”的，“低调”的，让别人感觉不出来的宣传。如果注意到丁薛祥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时间，就能发现他其实是6月28号做了这篇报告，但到现在才发表出来。另外，该文第一次发表的地点——通过我的检索——是在内蒙古。也就是，他先低调地在地方上发表出来，进行试探，看看后边的跟帖和党内的反应。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习近平确实得到了党内的批评，所以才有他一段时间内的相对沉寂以及媒体风向上的部分改变。而这种改变过后，现在又用了新的方式进行宣传，更严谨更低调。丁薛祥的文章过了这么久才出来，是因为要经过种种审核，比如经过王沪宁的审核，甚至是习近平本人的审核。等大家觉得可以发了，确定马屁不会拍到马蹄子上去了，文章才敢发表。
朱欣欣：文学艺术容易成为政治宣传工具
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朱欣欣说，这幅画确实容易让不了解历史的人产生误解。它过度抬高了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与功劳。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为政治权利所左右。文学艺术具有普及性和大众性，能在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所以容易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一副历史画，放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影响。美术作品都是表现历史瞬间，若就事论事，《早春》这幅画记录了早年习仲勋向邓小平等领导人介绍特区情况的瞬间，这也没什么错。但由于这幅画的展出被放在目前的形势下，即正值习仲勋儿子习近平当朝，而且今年又是改革开放40周年，加之展出地点又是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所以这幅画就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特殊的政治信号产生特殊的政治效果，再加上“早春”这两个字，不了解历史的人真会以为习近平是继承了他父亲所开创的现代化事业呢。澄清历史是很重要的。我们回顾中外历史，每逢重要历史关口，人们都是从历史中寻找行动的源头以及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各种形式回顾和解读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朱欣欣继续回顾了过去几十年中几位画家的故事，都可看出，画家的命运与政治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朱欣欣：专制者往往喜欢宏大叙事，国内则流行“表态政治”
朱欣欣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想创造一个新时代，想从头开始。专制者，尤其是习近平这样从文革中成长过来的专制者，都带有强烈的英雄情结，都是“绝对理性主义”者。他们往往喜欢宏大叙事，不够尊重历史和传统。他们不像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会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改造开始，而不去搞什么“顶层设计”，要开创新时代。现在习近平想要切断历史，自己去创造新历史，但最终会越搞越黑，反而开历史倒车。
中国流行“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现在的造神作品跟文革时期的作品相比也有不同。当时还是有人对“乌托邦”充满幻想，还是有人真正相信毛泽东这样的偶像，多少有些真诚在里面。而现在成了把明明是假的东西也要做得跟真的一样，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都是为了地方的或者个人的利益，是出于政治需要。
朱欣欣：习近平的“复兴梦”是要复兴中共
朱欣欣说，邓小平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他在经济方面让出了一定空间。但习近平不同。他看到，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方向走下去，会逐渐培育起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承认私人产权，承认法律具有决定问题的定位。所以习近平觉得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为了保持红色江山，他就要否定邓小平这个路线，他想要挽救中共的颓势，通过采用毛泽东的那种“顶层设计”和计划经济来集中权力，挽救中共的溃败。他们所讲的“中国梦”或“复兴梦”，其实就是要复兴中共。但是朱欣欣觉得这可能也只是空有其梦，难以实现。因为无论是习近平的个人素质（他一直都是在共产党当政后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还是他那些助手们的素质，都没法和前几代领导集体相比。现在时代也不同了，国内外条件也不具备了。
谢选骏指出：“窃取邓公遗产 改革开放从习家起步？”这并不奇怪，因为邓小平也是这样窃取了胡耀邦赵紫阳的遗产；毛泽东也是这样窃取了汪精卫陈独秀的遗产。以前人们知道毛泽东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不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可以知道了什么叫做“风流人物”了吧？“风流人物”就是“今朝”。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出自晚唐罗隐的《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赏析
此诗作者一作权审。兹从《唐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程千帆等撰写），定为罗隐作。
罗隐仕途坎坷，十举进士而不第，于是作《自遣》。这首诗表现了他在政治失意后的颓唐情绪，其中未必不含一点愤世嫉俗之意。这首诗历来为人传诵，除反映了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典型的人生观外，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诗在艺术表现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首先表现在诗歌形象性的追求上。乍看来此诗无一景语而全属率直的抒情。但诗中所有情语都不是抽象的抒情，而能够给人一个具体完整的印象。如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生动具体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悠悠，不尽，意谓太难熬受。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趁韵而已。同样，不说得过且过而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旷士形象呼之欲出。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具有独特个性。只要将此诗与同含“及时行乐”意蕴的杜秋娘所歌《金缕曲》相比较，便不难看到。那里说的是花儿与少年，所以“莫待无花空折枝”，颇有不负青春、及时努力的意味；而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二诗彼此并不雷同。此诗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生于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公元909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
谢选骏指出：什么叫做“风流人物”？就是“今朝”——而不仅仅是秦朝、隋朝、元朝，还是共产党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