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中国如何暗度陈仓、出奇制胜

《美国征税它是重点 受损最大的却非中国》（2018-08-27 参考消息）报道：

日媒称，美国和中国8月23日互相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进入“第二幕”。全球性企业建立的供应链产生裂痕，全球的自由贸易体制剧烈动摇。中美将全面开战，还是达成休战交易？贸易战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

树脂等缝隙产品被加税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8月24日报道，日本企业也被卷入了中美贸易战的漩涡之中。“不明白为什么氟树脂被包含在制裁对象之中。”大金工业的美国法人代表7月24日在美国政府举行的听证会上这样表示。
大金在美国开展空调和化学产品业务。该公司生产的氟树脂的一种——“聚四氟乙烯（PTFE）”等3种树脂被纳入美国8月23日启动的关税商品清单。报道称，在美国用于飞机和通信电缆的氟树脂市场规模出现扩大，在美国销售的氟树脂主要由大金的中国自有工厂供货。大金认为“加征关税将导致价格上涨，失去市场份额，最终影响美国的就业”，但这一主张未获得认可。
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第二轮关税对象包括半导体、电子零部件和树脂产品。尤其是半导体相关产品，涉及存储器、处理器和各生产工序使用的装置及交换零部件等众多产品。

大量美企在华代工企业被波及
报道称，虽然美国发动的关税战是为了打击中国企业，但实际上蒙上巨大损失的将是美国企业。这是因为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是美国企业的产品。据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消息，进口商品的近6成属于由美国企业设计，由中国代工企业完成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等“后工序”后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除了美国企业外，韩国、台湾地区和欧洲企业也从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向美国出口产品。
台湾地区和美国的代工企业在中国大陆设有生产基地，还有半导体厂商在中国建立了自有工厂，例如美国英特尔。由于企业推进国际分工，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完成“前工序”加工的半导体也被作为“中国制造”出口到美国。报道称，2017年美国进口的半导体中，中国制造的占3成，成为美国的最大供货国。存在感不断增强，JP摩根证券的高级分析师森山久史指出，“如果来自中国的半导体进口陷入停滞，美国面临着半导体短缺的风险”。报道称，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中国设立后工序工厂，中国的加工装置制造商正在崛起。其中包括用于生产发光二极管（LED）的激光加工装置厂商，以及半导体等产品一条龙生产相关的厂商。制造装置也被纳入8月23日启动的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之中，今后美国的工厂要引进这些制造装置的话，关税层面的成本将提高。

谢选骏指出：这真是高风亮节，为对方担忧，甚至是先敌人之忧而忧，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中美展开“试胆比赛” 给未来埋下祸根》（2018-08-26 日经中文网）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在8月23日进一步升级。中美摩擦的本质不仅仅是贸易不均衡问题，而是关乎安全保障的主导权之争，也正因为如此，目前还看不到突破口。应该担心的是不管哪一方取胜，都会给未来埋下祸根。

世界第1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基础货币美元。观察中美的博弈，深切感到美国实力超强。如果被这样的“怪物”露出赤裸裸的敌意，尽管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也被迫陷入防御战。

  以经济的理论来看，中美的“试胆比赛”对美国有利。美国的对华出口额约为1300亿美元，仅为中国对美出口额（超过5000亿美元）的不到3成。相互加征高关税，受到更大打击的是中国。
中国今后可能会有所让步，但估计不会放弃根本性的底牌。对于提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与美国比邻的超级大国的中国来说，不会选择抽掉成长发动机“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核心。 
1996年发生过台海危机。希望影响第一次台湾领导人公民直接选举并牵制台独势力的大陆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两岸紧张氛围急剧升温。当时，美国派出航母战斗群，中国选择了沉默。 
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中国迅速推进经济发展和扩展军备。最近20年间仅公开的国防费就膨胀至约12倍。2017年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估计贸易战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美国制裁中兴通讯（ZTE）而一败涂地的中国，正在加紧推进半导体的国产化。还有人工智能（AI）和纯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不会做会被批窃取最尖端技术的事，而是采取更巧妙地行动。原本就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2030年代超过美国。
一边享受了自由贸易的恩惠，一边使国有企业巨大化并轻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这种做法的确存在问题。但另一方面，像特朗普这样，不考虑对方国家主权和面子让对手屈服的做法，只会让对手将美国视为百年的仇敌。 
 在顾及中国面子的同时施加压力，将中国引向所期望的方向，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不过，特朗普重返TPP的可能性很低。 
过热的贸易战渐渐陷入泥沼，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今后的中美关系也不容乐观，危机愈发深刻。
谢选骏指出：中美夹缝之间的日本，思维何其逼仄。

《世界贸易的增长 出现停止迹象》（2018-08-26 日经中文网）报道：

　  世界的贸易扩大出现了异变的迹象。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统计显示，4～6月全球贸易量同比持平，维持2年的贸易量持续增长出现停止迹象。不少专家认为原因是亚洲的半导体需求告一段落，但也有一部分观点指出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荷兰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速报性高，作为观察世界贸易状况的指标，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等关注。以2010年为100形成指数，每月计算。 

 　世界整体的指数6月为123.7，比上月下降0.8％。4～6月平均为124.1，与1～3月相比持平。贸易量自2016年4～6月以来连续8个季度保持1％左右的增长，但目前增长停止。 
  　  从地区来看，亚洲的出口下降0.7％，时隔7个季度下滑。中国一直在扩大从亚洲各国进口零部件和生产设备、制造最终产品后出口的趋势。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的市川雄介表示：4～6月智能手机等需求告一段落，“这有可能拉低了亚洲之间的贸易”。
 　  很多观点认为“此前的高速增长已经停止”（市川雄介），但也有声音指出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武田洋子认为，除了美国针对钢铁和铝启动额外关税的影响之外，出于对中美关税进一步提高的担忧，“企业维持观望态度、停止交易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7～9月以后贸易战导致的下行压力加强，贸易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Slow Trade”或将重现。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伊藤佑隼估算称，世界贸易量每减少1％，日本的出口将减少1.82％。

谢选骏指出：中美夹缝之间的日本，呼吸好像都不顺畅了。

《贸易战让电子产品成本涨数十倍》（2018-08-26 东网）报道：　　

港媒称，中美贸易战让电子产品原材料价格暴涨，最大的受害者成为了香港在华厂商。

中美贸易战让电子产品原材料成本暴涨，香港厂商对此叫苦不迭，甚至有港商表示或不得已撤离中国大陆。

8月22日和23日，中美双方就贸易问题举行了会谈，然而中美之间的谈判未能产生任何明显的进展迹象。

香港东网8月25日报道，被列入美国加征关税清单内的电子及半导体产品，其原材料成本价近来暴涨。 报道称，因为日、韩、台等地主要生产商产能不足，导致近期专供智能手机、智能扬声器和电动汽车等的MLCC（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多层陶瓷电容）供求严重失衡，导致MLCC出厂价每颗涨价4至5倍，但再经囤货的炒家转手，价格更可升到15至25倍。
香港电子业商会荣誉会长陈其镳表示，面对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原材料价格上涨以至行内人手短缺等多重冲击，电子业正面临重大挑战，生产商原材料大幅加价，当下唯一方法是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少香港厂商更是表明，为了生存，撤走内地工厂已是在所难免。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贸易战争”是“明修栈道”的话，那么，中国如何“暗度陈仓”、出奇制胜呢？在我看来，这个课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只是当局者迷于酒色财气，不知如何做出决定了。

谢选骏：海纳百川不脱长城精神

《不是外国领土 大马拆除中国工业园围墙》（2018-08-27 美国之音）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表示，中国在马来西亚一处工业园区周围建围墙，违反马来西亚法律，应该予以拆除。一带一路推行5年来，沿线国家主权、经济自主等敏感问题，实为一带一路的隐忧。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北京人大会堂的记者会上讲话。（2018年8月20日）
中国正在加大马力开动宣传机器，纪念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新华社长篇报道“大道致远，海纳百川”，以文学语言颂扬一带一路，不谈严峻的现实话题。

“中国墙”违法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当今大马”说，总理马哈蒂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谈到要拆除中国在马一处工业园区的围墙。该媒体的马哈蒂尔谈话中译文显示，马哈蒂尔对这堵中国的“长城”颇有微词。他说：“正如我们在中国时会尽可能遵循他们的法规一样，我们也期待中国人在大马时，能遵守我们的法规。”马哈蒂尔表示，工业园区不是外国领土，同样需要遵从大马法律。产业园用绵延的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还阻挡大马人进入的作法，并不符合大马的法规。

关丹产业园
争议园区是指关丹产业园区，2013年2月5日，该园区在中马两国领导人见证下开园，那里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位于该国东海岸经济特区关丹市，距首都吉隆坡约260公里。该园区第一个入住的是两家中国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年产350万吨联合钢铁项目。不过，报道说，该园区最有名的是它约9公里长的围墙。

实为“飞地”
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当地马来西亚人戏称它是‘中国长城’，围墙内只许中国人进，还不许中国工人出，把中国建设工人也圈在里边。不管是马国的官员也好，还是马国的议会议员都不许进，更甭说马国的普通居民，除非是它雇佣的当地劳动者，能够凭着工作证…… （关丹工业园）这就成了中国的飞地了。马哈蒂尔明确地对李克强讲，不能再出现新的殖民关系。”

“拿掉围墙”
报道援引马哈蒂尔的话说，“假设那里发生罪案，那我们就有责任（执法）。执法不能是工业园区业主的责任。” 马哈蒂尔表示，“我们需要拿掉围墙，因为在我们国家那是错误的做法。”
预计马中双方可能将就马哈蒂尔访华时提到的这个园区围墙问题具体磋商，因为马哈蒂尔说，会谈时中方并没有说“不”。这件事同马哈蒂尔宣布取消220亿中资在马投资项目一起，构成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敏感议题，涉及的是沿线国家的主权、经济自主。

殖民主义隐忧
对此，高瑜说：“马哈蒂尔明确地对李克强讲，不能再出现新的殖民关系。他把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不管是同中国周边国家，还是其他洲的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这对习近平来讲是很打脸的问题。我认为，马哈蒂尔提出的问题，不光是马国，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因为这就是中国用新殖民主义，或者韩国所说的债务帝国主义，将来将产生很大的矛盾，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
不同舆论
网上有评论说，建墙恶习成瘾，到别国也要修围墙，搞“国中之国”，这下子踢到铁板；另有评论说，当一个国家能从另外一个国家开辟出一片法外之地时，说好听了，这是殖民主义的胜利，说不好听了，这就是侵略。
不过，对关丹工业园围墙和“国中国”问题，持不同立场的舆论也有。有网友本身在关丹工业园工作，她说，有当地马来人和菲律宾人盗窃园区财产，不建墙控制，不得了。
报道援引马来西亚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的话说，马哈蒂尔缺乏敏感度，因为这番言论可能进一步引发中国对马来西亚的不满。他还说，关丹马中产业园建起高墙，保持园区安全并没有问题，世界上也有其他工业园筑起围墙，保护园区安全的案例。他强调，工业园筑起高墙，不意味着大马对这片土地失去主权。
另外，与关丹产业园有股份关系的东怡保工程公司说，所谓“万里长城”其实只是园内钢铁厂外墙，而不是整个园区的围墙。

谢选骏指出：新华社长篇报道“大道致远，海纳百川”，把自己比作得道的大海，把别国比作朝拜的百川，授人以柄，其愚可嘉。《河殇》播出三十年以来，共产党中国貌似学会面向深蓝，但却依然秉持长城精神前往海外，土八路开洋荤，焉有不败之理。难怪网民哀嚎——“天朝人哪里不盖围墙？中南海围墙，政府机关围墙，学校围墙，派出所围墙，学校围墙，医院围墙，工厂围墙，公园围墙，长城围墙，互联网也围墙。这是天朝人自古因不安全感形成根深蒂固的习惯，改不掉。”呜呼哀哉。

谢选骏：上山遗址证明天子万年的真实含义

网文《上山遗址》报道：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浦阳江上游一座名叫“上山”的小山丘上。为钱塘江以南第一次发现良渚文化的墓地。墓葬出土了近200件随葬器物及打制石器。
上山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这种新颖的地域文化被命名为“上山文化”。其稻作遗存的发现不仅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2000年，表明长江下游在水稻栽培史上毫不逊色于长江中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和栽培稻的最早起源之一 [1]  ，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上山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大大推前。
2006年5月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理位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浦阳江上游。地势平缓的河谷地带是浙中盆地的组成部分，其间分布一座座小山岳，多辟为耕地，遗址坐落在其中一座名叫“上山”的小山丘上。遗址西侧为浦阳江支流——洪公溪的古河道。

发现上山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白马镇傅宅村南浦阳江北岸在改田中就发现了石斧、石镞、红陶三足鼎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轰动一时。到上世纪80年代初，位于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又传出村民烧砖取土发现了文物的消息。浦江文化部门获悉后立即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于是，一个万古之谜在各级文物工作者的考古研究下，一步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2000年秋收的季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县博物馆在黄宅镇渠南村塘山背史前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队在考察周围的地形、地貌中，发现了塘山北遗址的墓葬区。2001年2月至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博物馆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一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土丘上清理了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期的古墓44座，这些墓葬的墓向、葬具、葬俗、随葬品组合上具有共同的特征，为一个氏族公共墓地，距今约4500年。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墓葬区东北不足300米处一个名叫“上山”的小土丘，进行了考古发掘。在600平方米的面积中发现了大量完全陌生、十分原始的文化遗存。对此，当时的考古专家们还没有特别在意，他们把重点放在了 塘山背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上，他们为钱塘江以南第一次发现良渚文化的墓地而兴奋不已。当时，本报曾以浦江发现距今45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的文化遗址进行过报道。那时上山遗址也没有正式命名，只是作为 塘山背遗址（墓葬）的一部分。然后在北边发现了上山遗址。考古队在塘山背墓葬出土的近200件鼎、豆、罐、釜、甑、壶等随葬器物型制及生土地层关系判断，认为它们具备良渚文化的特征。
2003年2月初，北京大学传来测试的惊人消息：上山遗址的年代距今已约9000—11000年！6月，参加上山遗址的考古专家们又对发掘的石器、陶片进行全新分析，结果发现陶胎中有稻壳遗存，经测定属于栽培稻范畴。2004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县博物馆联合对上山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用多学科的手段，采取浮选收集植物遗存措施，经过数周的艰苦发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

遗址特征
遗址的发掘剖面不过1米左右，却有多达七层的文化层，蒋乐平研究员指着剖面标有数字的不同颜色的土层说，最下面的四至七层距今一万年，第三层大约是春秋时期，距今两三千年，再上面的就是唐宋时期了。
其一：上山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遗址的年代距今约9000－11000年。当初河姆渡遗址出土7000年的人工栽培的水稻，曾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热点引到长江下游地区，而上山遗址又将这一记录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大大推前，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其二： 在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碳陶片的表面，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胎土中夹杂大量的稻壳。对陶片取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这是经过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一结论表明，上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保存丰富栽培稻遗存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证明了上山遗址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
其三： 遗址内具有明显的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特征。在遗址出土的陶器（片）和石器中，陶器多为夹炭红衣陶，数量少，陶质疏松，火候低，器型十分简单，85%的都是敞口盆形器。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并发现少量通体磨光的石锛和石斧。 遗址发现大量的石球、石磨棒和石磨盘，考古界将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工具组合称为工具套，上山遗址的这一工具套就与原始的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复合性经济模式相对应，石球应该是狩猎的投掷物，石磨棒、石磨盘可以用来脱去稻壳，也可以用来碾磨块茎类食物以获取流汁状的淀粉。
其四：中国迄今发现的万年以上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而浦江的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这是人类早期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遗址发现了结构比较完整的木构建筑基址，这反映了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定居生活发生、发展中的优势地位。

上山的“万年豆” /水稻驯化
世界上最古老的水稻化石仅发现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少数考古遗址，浙江省浦江县上山文化遗址是其中之一。但对其年代的判断多来自从陶片中提取有机物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这类材料容易受污染，需要更精确的测年方法。上山遗址最下部地层中缺少水稻大化石遗存，如碳化稻粒、稻壳和水稻小穗轴，难以通过传统分析方法确认上山文化早期地层是否存在水稻以及水稻是否已经驯化。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突破了通过传统考古方法研究早期水稻起源、驯化的难题。一是创建了从地层中提纯微体化石植硅体的新方法，并利用提纯植硅体中包裹的有机碳进行碳14测年，结果显示上山遗址早期的年龄至少在9400年以前；二是找到了区分野生与驯化水稻植硅体的判别方法，并在早期地层中找到水稻植硅体，进一步明确了早期文化层中水稻化石已经与野生稻有明显差别，正处在驯化过程中。
植硅体是植物硅酸体的简称，是某些植物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时，吸收了一定量的硅，这些硅在植物体内形成的难溶颗粒，其中可能保存有可反映当时环境的信息。考虑到上山遗址早期植硅体测年的层位离最下部地层底部的距离，以及水稻缓慢驯化的速率，水稻开始驯化的年代应该大致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全新世开始时期。
这项研究表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水稻驯化的时间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农作物（西亚的小麦、中美洲的玉米）开始驯化的时间基本同步，对应了在约1万年前东亚季风开始增强、气候逐渐变暖变湿的环境背景，这与全球气候格局在该时段内的重要转变有着密切关系。

谢选骏指出：上山遗址验证了“万年豆” 的存在，验证了农业的起源，验证了“天子万年”的真实性。所谓天子，就是种族始祖和文化英雄（文明的创造者），例如“伏羲八卦”、“神农百草”、“黄帝制器”就是。“天子万年”，指的是“天子文明万年之久”，而不是指“毛泽东土匪万寿无疆”。

谢选骏：拉丁人杂交出了圾丁人——中国倒退回到了新石器时代

网文《拉美化陷阱》报道：

拉美化陷阱(the Latin America trap) 是指拉丁美洲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形势不断恶化，最终改革结果与预期相去甚远的矛盾现象。拉美化陷阱是在各国讨论和评价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拉美地区国家经济改革的成效时提出来的。由于这些改革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所以有人认为拉美化陷阱一定程度上也暗指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实践的失败。

拉美化陷阱的特征——
经济发展过程不公
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举世闻名的。许多拉美国家遵循的是先增长后分配，认为蛋糕做大后，分配自然会实现公正。事实表明，这并没有改善收入分配。
城市农村发展失衡
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使拉美付出沉重代价。大城市中的摩天大楼旁却是无数贫民窟。此外，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城市管理的难度增加，非正规经济不断发展。
人类与自然不和谐
地大物博的拉美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由于生态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在过去30年中，拉美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遇到过一次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损失惨重。
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谋杀率一般为万分之8，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至90年代，这一比率已上升到万分之13，是除了非洲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
教育事业发展不快
拉美的入学率虽然较高，但并不能使儿童完成学业，更不用说进入中学。因此，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低于世界水平。教育事业的落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未掌握开放与保护
拉美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大幅度削减关税，使外国产品轻而易举进入本国市场。90年代以来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大量中小企业在外来竞争中倒闭无疑有着密切关系。

谢选骏指出：上文仿佛面面俱到，唯独没有提到“拉美化陷阱”的根本成因是由于“拉丁人的特点加上了殖民美洲的多重造孽杂交造成了一种圾丁人的诞生”。这种“垃丁人”好逸恶劳，一天到晚寻欢作乐，

《陕西男子 到女友家当众喝农药身亡》（2018-08-27 香港01）报道：

本月七夕（8月17日）前，陕西一名男子因为女友提出分手，一气之下竟来到女友家中当众服农药自杀。自杀男子的家人对事件难以接受，本来准备要抬尸闹事，经过当地司法部门居中调解后才放弃行动。

农历七夕原本是情侣甜蜜浪漫的日子，然而在临近这个节日前，却有人因为爲感情纠纷，冲动之下服毒自杀酿成悲剧。来自陕西安康市的29岁男子季某与27岁女子杨某某原本为情侣关系，近期双方因爲性格不合等原因发生争执，杨某某提出分手，双方因此争吵不休。季某一气之下，于本月6日来到杨某某家中，当众喝下农药"敌敌畏"，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季某的家属对此事难以接受，一度情绪失控，更曾表示要抬尸闹事。其后在8月中，由当地法庭、派出所等多部门召集双方家属举行调解会，经过5个多小时的反覆耐心劝说，最终季某家属才放弃了抬尸闹事等行动，并与杨某某就善后事宜达成了调解协议。（《华商报》）

谢选骏指出：陕西虽是西周汉唐的所在，但最近一千年屡遭蛮族入侵，混血严重，已是中国的拉美地区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都出自陕西，但是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完全不是中国的，而是蛮族的——所以有他们二人招致蛮族入侵成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宿命了。果不其然，到了二十世纪，以延安为基地的陕西，再度带领了中国不断倒退，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人民日报亲自招供的。

谢选骏：只有君主可以制止贪腐

《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大家都是贪官 要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2016-07-17 开放网）报道：

在接受调查期间，罗荫国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你们的穿戴，看看你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一年抽烟不得几十万，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的吗？」
「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注意，新词儿，中国长，我说的。县长、市长、省长，上到中央，不就是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
「我是小虾米，真正的大贪官，你们有本事抓吗？今天你们抓我，明天你们自己又得被自己人抓进去，等着吧，杂种们！今天你打黑，不怕明天人家黑打你吗？看看真正反腐败的有几个有好下场的？那些高叫反腐败的才是真正的大腐败分子！」
「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好哇，既然这样说，你先公布财产吧，带头。行不？」
「都腐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必讲你；你讲死我，我讲死你。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贪官罗荫国的说真话》（曹雯2015-02-22）报道：

罗荫国1954年出生，广东高州市人，茂名市长、市委书记。2011年2月11日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犯罪金额过亿被中山市法院判处死缓。现押阳江监狱。绝妙的是，2008年罗书记还提出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全国推广！

 ●大贪污犯、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竟然是向全国推广廉政的模范人物！
据《人民日报》2014年4月26日报导，罗荫国案是茂名窝案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受下属、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影响，罗荫国被调查。据媒体报导，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一个月供出了100多位官员，包括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市长助理雷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运容、建设局局长朱裕 锦、电白县委书记李日添等，茂名官场大震荡。这么多向罗荫国行贿的官员，如今依然在位，很多人有怨气；罗荫国案是当时茂名官场的缩影。茂名窝案持续时间长、涉案官员多、「一查一串、一端一窝」、很多涉案人员未受处理等，是茂名官场窝案的特征。
这位茂名市的原「一把手」罗荫国，不仅大腐特腐，仅在其办公室和家中就搜出现金上千万元，还有近100幅名贵字画，10多块劳力士表，是个十足的大「贪官」；罗用传销方法睡情妇100余人，从其办公室搜出的与其它女人的大量出国合影照以及58条沾有女性阴液的内裤，是一个大「淫官」；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裸官」，其子女早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在国外有产业，到底有多少国家财产已被其卷走？传说罗的贪财，官方只说「过亿」，实则17亿人民币。 
最出奇的莫过于这样一个大贪官，地师级「一把手」，还在2008年在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当时的媒体报道，「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罗荫国还坚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以下是罗荫国双规后，交代的三次「说真话」谈话内容：
之一：官官相护的新三讲教育
在接受调查期间，罗荫国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查办我的人，难道你们就清白吗？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你们的穿戴，看看你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一年抽烟不得几十万，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的吗？」
「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注意，新词儿，中国长，我说的。县长、市长、省长，上到中央，不就是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
「我是小虾米，真正的大贪官，你们有本事抓吗？今天你们抓我，明天你们自己又得被自己人抓进去，等着吧，杂种们！今天你打黑，不怕明天人家黑打你吗？看看真正反腐败的有几个有好下场的？那些高叫反腐败的才是真正的大腐败分子！」
「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好哇，既然这样说，你先公布财产吧，带头。行不？」
「都腐败，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必讲你；你讲死我，我讲死你。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大贪官广东政协主席曾任公安厅长的陈绍基和主播情妇李泳的斯文照，一片儒雅墨香。
之二：共产共妻，国何以堪啊
这是什么社会，一个GCD（共产党）的书记，贪污16亿人民币，而且情妇100多位，而且其情妇中，还有一位副市长。D的副市长，同时是D的书记的情妇，真是，也只有这个集团有这样窝配的事情，要不当初人家把这个集团叫G匪呢，还叫G产G妻，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啊。情何以堪，政何以堪，人何以堪，D何以堪，国何以堪，人心何以堪，人类何以堪啊。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形，要么灭亡，要么重生。
不是我们不理解，是这个社会变化快。【联想】，我一直觉得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但是他的同一款产品，在美国折合成人民币7900元，同样的一款产品，在中国16800元，贵了一倍多，还有公理吗？
我们一般的理解，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四五万美元，我们人均也就不到1000美元，理应美国的吃的穿的用的应该比我们贵吧，但是美国在中国上映的大片，比如《阿凡达》，在中国最少120元看一次，在美国也就几美元。相差之悬殊，美国人如果真的知道中国人这样，他们很难想象，我们到底怎么活着。
iPhone4未登陆大陆之前，曾一度炒到1万多，还要排号！中国部分水货店花4900元就能买到港货32G的iPhone4，而此时，联通32G标价是6900元，而且，还经常无货！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国家什么市场了吧。杂种领导的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我这样说，一点不过分吧。
之三：中国就是B多 随便你肏
查贪官，其实基本属于扯淡了。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146个情人，你想想这是什么效果！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素质高啊，真是党的好干部。
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95本，标本236份。此人其实更适合做侦察刑警之类的工作，我建议把他放出来，从事刑侦工作吧，肯定是天才侦探啊。
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喜欢小的，不过中国别的不多，就是B多，随便，有的是，愚公移山，没有穷尽。
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知识管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文化人，玩女人就是不一样，效果超强。我最多的时候有12个长期和我保持性关系的女人，我就有点忙不过来了。现在只有不到6位了，我有的时候还是有点乱。我自己深刻认识到，吃了没文化的亏了，没文化，就是干不成事儿。
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花23万元，每小时10000元。银行行长，真有钱啊。
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赶上袁世凯了，或者说比袁世凯还厉害啊。
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可见这位大队长伪装的多好，自己的亲老婆愣是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外面家外有家花外有花。
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我现在的六位性伙伴，每周一人一次，我都顶不住，不过我到是偶尔也打点野食儿采各野花什么的啊，不甘寂寞啊。
「面对如此的党员干部，我把它们写出来，其实就是要你瞻仰要你崇拜要你羡慕要把你气死。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党感谢祖国为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呢！」

《十大贪官对金钱着魔 茂名书记惊人言论再曝》（大纪元2016年06月13日）报道：

近日，陆媒揭对金钱“着了魔”的中共十大贪官，其贪腐行为令人咋舌。另外广东茂名书记惊人言论再曝光，据称曾吓坏中央。外界关注，现在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其根源来自于江泽民的腐败治国。

十大“着了魔”的贪官 贪腐行为令人咋舌
《新京报》微信公号“政事儿”6月11日发表文章，盘点对金钱“着了魔”的中共十大贪官。“政事儿”称，“着了魔”的贪官表现出对金钱极其迷恋，无论什么钱财，都敢收、都敢腐，甚至“十八大”后仍不收手、不收敛，表现出的贪腐行为也令人咋舌。

以下是对金钱“着了魔”的十大贪官：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前副司长魏鹏远。2014年5月，魏鹏远被调查，家中被搜出现金2亿余元（人民币，下同）。有人计算，魏鹏远在国家能源局工作近6年里，平均每天贪10万元。

广东省政协前主席朱明国。2016年5月25日，朱明国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开审。据公诉机关指控，朱明国收受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另有9,104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案件将择期宣判。据媒体报导，朱明国被查时，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足足拉了十余车。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前总经理马超群。2014年2月，马超群被调查。据媒体报导，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马超群为了贪腐，连职工每月的奖金都扣；让司机去代领城管局送的慰问品后，把司机的那份也据为己有。

广州市委前书记万庆良。2015年12月25日，万庆良受贿案开审。万庆良被指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125亿元。据媒体报导，在万庆良被带走调查前，其妻曾急运送2,500万元现金回梅州大埔家中藏匿。

苏州吴县市渔政管理站阳澄湖分站站长李永元。2001年7月17日，李永元被调查；后因特大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18年。钱是李永元的命根子，他贪了300万，分文未花，他最大的乐趣是没事翻存折。

新疆库尔勒市市委前常委张玉江。2015年张玉江因受贿罪被判14年。张玉江被检方指控受贿50起，每次收受现金都不低于5,000元。据媒体报导，张玉江爱钱如命，下属不给他送钱便会被为难，不送钱就别想升职。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前局长符军。2015年4月，符军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13年。据媒体报导，符军家里不缺钱，他先后收受500余万元贿款，其贪腐的理由竟是“爱钱”。

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前副厅长李友灿。李友灿在2001年至2003年间日均索贿受贿7万多元，短短一年多疯狂贪赃4,744万余元。而李友灿贪腐的理由只是为了把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数几遍，然后“静静地欣赏”。为此，他还专门在北京买了一套房藏钱。

云南民族大学前校长、党委书记甄朝党。2014年10月，甄朝党因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他被指控非法收受现金711万余元，欧元1万元，别克轿车一辆，共计涉案746万余元。据媒体报导，他的数百万赃款竟然由他的两名学生代为保管。

齐鲁工业大学前党委书记徐同文。2015年10月27日，徐同文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判13年。近日，中纪委网站刊发徐同文案称，徐同文在相关大学工程建设中，索贿累计300余万元。2014年4月被调查的前几天，徐同文仍3次受贿。无论请托事项大小、关系亲疏，只要给予钱财，徐来者不拒。

公开信息显示，上述10名官员中，万庆良、朱明国被指是中共江派官员，并都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追查。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贪腐过亿 出言震惊当局

据公开资料，罗荫国 2007年4月任广东茂名市委书记，同年11月当选茂名市人大主任；2011年2月被刑拘；2013年7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金额合计过亿被判死缓。

罗荫国在被关押的短短一个月内，交代出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引起茂名官场大地震。

中国贪官十大经典语录
1、陈铭：在地球爆炸之前，（中国）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点评：科幻只有与主义结合起来，才能诞生经典之作。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当今社会，信仰是个屁？丛福奎同学骂道：妈的，佛不佑我！
2、成克杰：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
点评：成主席的嘴比那700万人还贫！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巨贪李嘉廷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
3、胡长清：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点评：贪不是你的错，是党和人民害了你，我们对不住你呀！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巨贪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呵呵，终于应了胡建学的话，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
4、薛五辰：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点评：是啊，反语用的棒，你没有做过任何对得起人民的事。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诚如巨贪马红妹同学说：我是公仆，是公家的人，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罗凤群说：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5、邓以铭：过年过节下属给上级送钱很正常，都成一种风气了，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
点评：妈的，公款出国次数多了，你以为我们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对此朱胜文说，帮人办点事，人家拿东西感谢一下，我想算不得什么受贿，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回事。蒲树培说：有那么多人都在收钱，我收受钱财可能不会被发现，也没有人来追究，如果不收就会吃亏。李润身说：你要明白一个掰烧饼的道理，一个烧饼如果你一个人独吞了，下次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
6、程维高：谁反对我，我就整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
点评：前句话是人，是男人；后句话是虫，是蛀虫。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为了达到学习的目的，李水明同学说：我有时看报刊杂志上的反腐案例，看的也不是警示和教训，而是别人贪敛钱财的手段。
7、蒋艳萍：现在有人告我的黑状，但那是不自量力，不论你告到哪里，都有我的人。
点评：打个保票，黑社会老大见了你，他甘愿做老二。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孟庆平同学自信的说，好人坏人看面相也能看出来，你们看我的面相，像个坏人么？
8、杜保干：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什么是新闻？县委书记说的话就是新闻，县委书记办的事就是新闻。
点评：这是国情，更是实情。但把国情和实情说出来，你不是找死么你！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权力，甚至一切不过沦为金钱的牺牲品，宋焕威同学不无感叹的问：我要这么多钱干么？
9、田凤山：我日你娘，我收你钱，给你办事了。
点评：你收他钱，如果缺心眼的话，那么还日他娘，就是缺德了。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日的娘太多了，到底是谁的娘也不记得了，慕绥新同学很糊涂的说：给我送过钱的，我都不记得了。没送过钱的，我都记得。
10、李长河：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我又不懂法。
点评：NNGB，除了懂做官，真不知道你还懂啥？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不爱法不怕，怕的是太爱法以外的东东，比如王泽珠同学说：我从小就爱存钱，这是我人生一大爱好。褚之田同学则更可爱，他幽默的说：我不知自己当时的行为是在犯罪！
替补：
11、王怀忠：数字报大点，没关系，又不交税。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点评：靠，净说实话，这是不对的。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怕是懦夫的表现，靠，别怕，赵士春同学大胆发言说：像我这一级（副厅级）干部，100个人中，若是先抓进95个，那里面肯定没有我，要再抓，就不好说了。
12、张二江：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
点评：你丫还以为现在是清朝末年呢。算什么？算你傻！
诚实度：★★★☆☆
经典指数：★★☆☆☆
创意能力值：★★★☆☆
其它贪官相似名言：对此，孟庆平同学说：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还有，我在女人面前有魅力，我和她们（情妇）来的都是真感情。那么，看看贪女们怎么说捏？蒋艳萍同学义愤的说：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谢选骏指出：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满清帝制，但是一百多年来的长期流血却证明，共和制度并适合中国，这是为何？因为只有君主可以制止贪腐，为什么？因为君主制度使得天下有主，名分已定，大家各安其序。没有君主就无法制止贪腐，为什么？因为天下无主，名分未定，大家你争我夺——这就像土地私有化才能保护土地，土地公有化导致生态破坏。当然，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传统君主制需要立宪制度予以规范，演化出现代君主制，才能发挥团结社会的积极作用。否则的话，政商勾结，国无宁日。

谢选骏：石峁古城后继无人——“西方的真理”无法存活于中国

网文《石峁》报道：

石峁（mǎo）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初步判断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据专家研究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

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2018年4月，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4000年前大型陶鹰。

网文《石峁古城揭秘上古战乱之谜》（2018-03-30）报道：

相信很多看过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都记得那个建在高山之上的鹰巢城。其实，在中国上古时期的西北地区，也有这样一座“鹰巢城”。这就是近些年在中国西北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石砌古城—石峁古城。这座古城当初被发现时，真的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遗址规模

1976年就被发现的石峁遗址，经过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了石峁城址，这是一处宏大的石砌城址。

考古勘探确认了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

 

石峁遗址

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调查发现，石峁石城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成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

“皇城台”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城墙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高出地面，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城墙越沟现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

历史年代

根据清理出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初步认定最早一处是“皇城台”修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兴盛于龙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时期毁弃，属于中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这个“石城”的寿命超过300年。

发掘成果

文物部门曾于1976—1981年对该遗址进行过初步发掘，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椁墓、瓮棺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数百件，尤以磨制玉器十分精细，颇具特色，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并发现了古城址。石峁遗址玉器的出土可上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出土的玉器已散佚海外，被欧美几家博物馆入藏。

玉器

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对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25000余平方米的一座城门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

此次考古中发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种类为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这是石峁遗址考古中首次发掘出的玉器。玉器就在石墙里，这是奇特的发现。可发掘中确实如此。出土的玉器一种是在倾斜的石墙里面，第二种就是在倒塌的石墙堆积里面，距离地面都比较低。

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尤其以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像价值最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个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上世纪70年代，就有考古人员在石峁征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陕博收藏着。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石峁玉器世界闻名，但是一直没有“正名”。这是因为没有在考古发掘上发现过石峁玉器，缺乏关键依据。但在此次考古挖掘中，发掘出了6件完整玉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收获。证明了石峁玉器确实存在，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正名”。

壁画

在2012年的挖掘中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还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考古人员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100余块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几何图案是北方地区的一种传统流行图案，之前就曾发现过这类图案。

人骨

2012年12月20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且距离黄河20多公里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以年轻女性居多，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主持发掘的专家邵晶透露，这种头盖骨祭祀遗迹在中国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见。

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一共48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摆放范围外瓮城外侧呈南北向椭圆形，门道入口处的遗迹略呈南北向长方形。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

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说，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部落首领人物死后使用人殉已成为通行的礼俗。但以年轻女性头盖骨用于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在陕北地区为首次发现。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依据实验室分析结果，这些女性的年龄在20岁左右。

祭祀台

2013年4月20日至11月15日，考古人员完成了对陕西省神木县“我国史前规模最大城址”石峁遗址第二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发现了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以及皇城台夯土基址、池苑遗址。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位于石峁城址外城东南方向，距离外城城墙约300米。祭坛具层阶结构，共3层。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西，历年来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集中。夯土基址小板块夯筑的迹象明显确凿，钻探所知的面积不小于1500平方米；池苑遗址紧接夯土基址北部，现存面积约300平方米，深逾2米。

鳄鱼骨 

考古工作者2012年在后阳湾的一座房址附近发现了鳄鱼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很多人据此判断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气候湿润适宜扬子鳄成长。

这块鳄鱼骨板是包括陕晋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的首次发现，所以推断这条鳄鱼未必生长于此，极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南方。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鼓名叫鼍鼓，用扬子鳄的皮革制作而成，是等级的象征。因为“鼍”便是扬子鳄的古称，按照学界最流行的观点，这些骨板很可能便和制作鼍鼓有关。专家推测，鳄鱼骨板出现在神木石峁，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交流而来的。

纺织品

2012年在对石峁遗址的发掘中，在后阳湾一处房址之下，发现了一件被打碎的双鋬鬲。发现时，两个鬲套扣在一起，里面有一些肢骨、肋骨等散落于套扣的鬲中。后经考古专家对骨骼鉴定发现，这些遗骨属于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这种用炊具埋葬夭折婴儿的习俗，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

 

骨殖上的纺织品 

经过细致发掘，在这具婴儿的骨骸上发现了一些纺织物残片。这一发现，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北方地区因为气候干燥，土壤水分不够，很少有纺织品能够保存下来，更何况是4000多年前的纺织品，所以尤为珍贵。经初步鉴定，这些纺织物原料为苎麻类纤维，这说明北方至少4000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人工纺织，并已经开始有意种植苎麻。此外骨殖上部残留的织物残片，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紧贴骨殖，经纬较为细密，上层经纬较为粗疏，说明4000多年前的石峁人已经有了内外衣之分。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服饰的历史，也有着重要意义，证实了“北麻南丝”这一构想的可操作性。

石砌院落

2015年9月，考古人员在石峁外城东门附近清理出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错落有致院落，其窑洞式住房、高处库房、礼仪性厅房及石铺地坪和院落门址等结构基本清晰，如此完整而罕见的石砌院落无疑对于研究龙山文化晚期较高等级人物的居住条件和早期国家等具有重要意义。

“哨所”

2015年9月考古专家在石头围墙上发现木架构高层建筑，功能犹如长城的烽火台。陕西考古研究院专家推测，它可能就是四千年前的“哨所”。

石雕人面像

2015年9月考古人员在石城的墙体发现众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证实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前，石峁遗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现象已引起考古专家注意。近十年前，有学者就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进而公布了一批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数量20余件，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测可能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同类雕刻有关。

皇城大道

2016年8月，考古人员在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区域，发现了4300多年前的大型建筑遗址，瓮城、广场保存完好。建筑遗址位于皇城台底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道，从皇城台底部直接通向顶部。这可以叫“皇城大道”，它是一条通向内外城的主干道，在通向皇城台顶部前有相对隐蔽的空间，可以增强皇城台防卫能力。

在瓮城的石墙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玉钺。在回填的土中，还发现了制作青铜武器的石范。专家表示，石范的发现证明在4000多年前后，石峁遗址已具备生产和铸造简单青铜武器的能力，对研究中国早期青铜发展史以及石峁遗址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城门遗址

经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文物部门持续两年的考古发掘，神木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门址揭开神秘面纱，它是目前我国确认的龙山晚期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门址结构。

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上下皇城台的城门遗址，主要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和内瓮城等四部分构成。其中，广场处于门址的最外面，是一个南北走向，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的平整场地，这也是目前我国确认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城门的结构大体和外城门址的结构类似，两边有南北墩台，有内、外瓮城，还有石砌的台基、道路、护墙等。考古人员在门址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文物。

从这些遗物的年代推断，它最初构建的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到2200年左右，也就是说石峁遗址最先的发展，皇城台应该是它最先构建的一个建筑。另外，皇城台护墙的发掘也取得了新进展，整个皇城台由石砌的墙体层层包裹，每层高3米左右，呈现出顶小底大的金字塔式结构。在坍塌的建筑中还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遗迹，生产的主要产品是骨针和石范、环首铜刀等，这类现象表明皇城台上居住的人，除了传统意义上说的高等级贵族之外，一些掌握手工技术的人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可能生活、居住在皇城台上。  

皇城台门址代表了一个早期王权国家享受族群里面最高等级的规制，对于早期中国都城史的研究以及早期都城，尤其是一些城防设施和门制的规划以及结构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加工作坊

2017年9月5日，考古人员在对“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进行发掘时，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骨器。据了解，这是陕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龙山时期骨器加工作坊遗存。据统计，考古人员在30立方米土方内，发现骨针数量超过250枚，各类骨器总计逾300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介绍，从采集到的制作骨针的标本来看，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加工，展示了当时制作骨针的全过程。用石片等把骨头切割形成细小的骨条，再经过打磨等工序加工成骨针。据分析，制作骨针的原料来源于羊小腿趾骨，打磨骨针用的砾石是当地产的砂岩。专家表示，此次骨器的发现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制骨手工作坊，为探索皇城台顶部聚落结构和石峁城址内部功能区划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还证明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不仅是贵族的活动区域，也是当时先进工艺技术的手工作坊区。

发掘意义

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头城墙和玉画双绝的英姿乍露，吸引着考古学家的目光。石峁遗址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石峁城址还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了解早期的历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中国史前格局的认识。

2012年10月，经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40余位考古专家，对神木县石峁遗址发掘现场联合考察认为，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城址，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遗址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经过大量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保存相当完整、基本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及城门、角楼和疑似“马面”等附属设施。通过分析调查，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无疑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腹地二里头遗址之外一个重要遗址。

保护工作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的都城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质疑的声音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反驳（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谢选骏指出：石峁古城最为独特的是，把大量珍贵的玉器当作垃圾一样堆砌在石头的城墙之间，这说明这些来源各异的玉器其实是一些战利品！

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几点：

1、2018年4月，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4000年前大型陶鹰。（谢选骏指出：而鹰似乎不是中国流行的造型，而是西亚北非欧洲的流行。）

2、近十年前，有学者就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进而公布了一批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数量20余件，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测可能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同类雕刻有关。（谢选骏指出：这似乎暗示，这个遗址的居民可能来自西方。）

3、整个皇城台由石砌的墙体层层包裹，每层高3米左右，呈现出顶小底大的金字塔式结构。在坍塌的建筑中还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遗迹，生产的主要产品是骨针和石范、环首铜刀等，这类现象表明皇城台上居住的人，除了传统意义上说的高等级贵族之外，一些掌握手工技术的人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可能生活、居住在皇城台上。（谢选骏指出：如此尊重技术人员似乎不是中国的传统。）

4、相信很多看过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都记得那个建在高山之上的鹰巢城。其实，在中国上古时期的西北地区，也有这样一座“鹰巢城”。这就是近些年在中国西北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石砌古城—石峁古城。这座古城当初被发现时，真的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谢选骏指出：所谓鹰巢，其实就是欧洲的城堡。）

5、“石破天惊”的，正是这个遗址的诸多特点其实在中国是“后继无人”——这是为什么呢？（谢选骏指出：这说明“西方的真理”无法存活于中国。）

谢选骏：影帝领导也算一种幸福——七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RFA:“影帝”胡温后继无人 习李“演技”均不及格》（2020-8-25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8月20日在重庆视察灾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来穿上雨鞋、赴正淹水的重庆视察灾情，被拿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洪水已经退去的安徽考察做比较。勘灾政治学是国家治理的必修课程，习近平与李克强这个组合运作如何？谁的表演更好？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胡温体制”相比，差异在哪？

长江第五号洪水水淹重庆山城，李克强到当地勘灾，这一次他穿上及膝雨鞋泡在泥水中，看着农民的玉米田泡在泥水里，他在镜头前有感而发。“里面都烂了，你看，这玉米没办法再收了。”李克强说。

农作物没法收成了，总理知道了，但政府能给农民什么救济补偿措施？在中国国务院主办的网站中国政府网上，提到李克强叮嘱陪同勘灾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等地方负责同志，要“加大支持”。但具体怎么做，没有详述计划，甚至连李克强踩着泥水在重庆视察的新闻，三大中央级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是在几天以后才姗姗来迟地进行报道。

不谈外界盛传的习李内部矛盾，其实“勘灾政治学”是一门不论何种政治体制下的政治人物都必修的课程之一。政治人物在天灾或重大意外发生时，除了要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还要展现调动资源的指挥应变能力，这关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效率。

曾在中国官媒体工作、《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辑龙镇洋告诉记者，政治人物到灾情最前线了解民众受灾情况、解决问题，这种表演是有必要的，而李克强的演出，可说是传承自有“中国影帝”称号的温家宝，但在他看来，李克强的表演，不如“温影帝”，是先天不良、后天失调。“习近平在各种灾害面前，是很不情愿去，且迟迟不去，有时候甚至是不愿意去，可以看出这样的比较与不同；而这样，李克强就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又不敢超越习近平去做这种政治秀。”龙镇洋说。

李克强踏泥访重庆习近平晴天巡安徽——李克强穿着雨鞋、踩着泥巴水行走在重庆灾区之前，习近平则是到了安徽，在安徽洪水退去近一个月后，他没打领带，穿着西装裤，在风和日丽的大太阳下，到灾后的安徽考察调研。大陆有眼尖民众发现，疑似当地女公安扮演基层民众与习近平互动，引发讨论。

若给习李体制的勘灾表现打分数，龙镇洋认为是“不及格”，但没有给出具体评分。他更说，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政治矛盾，甚至可能影响救灾效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0年8月18日在安徽省阜南县探访一户家庭，一名怀抱孩子的受灾群众被发现是乔装的当地公安。

习李矛盾扩大加重中国灾民水深火热的处境——当年温家宝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作为总指挥的温家宝，有权调度军警协助救援。当时中国媒体还传出，温家宝在前线敦促解放军将领尽快派部队进入偏远重灾区抢救生命时，还对军方撂狠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而现在在习近平掌权下，李克强就算到了灾区，有没有能力调集与分配资源不无疑问，这也会影响救灾的协调性。龙镇洋说，“我觉得温家宝的表演的跨度是很大的，他可以做很高深的表演，而且当时他跟胡锦涛的合作是蛮协调的。”

“不哭啊，我们马上给你送吃的来。”在微信朋友圈上，有民众整理出温家宝当年在汶川地震灾区安抚哭泣小女孩的历史片段，还有他视察灾区时和灾民近距离互动与感同身受的表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就告诉本台他的观察。“我觉得，胡锦涛、温家宝比较亲民，习近平、李克强相对来说，高高在上的态度比较明显。”叶耀元说。

天灾当前中国媒体却难发声——在有新闻自由的台湾与美国，遇上天灾，媒体记者有时甚至跑在政治人物前面、能更广泛的反映灾区第一线的情况与需要，让媒体这个第四权发挥应有功能，就像治水般，能更有效率地协助疏通民怨。

另外，以洪水为例，不同于地震，这类有气象预报能参考的天灾，媒体的自由报道，还能提醒政府和民众准备是否到位？例如调动军方的抽水设备、事前转移并安置低洼地区的居民等等。

在网络上也有中国民众抱怨政府准备不足的声音，但往往一下就消失不见。民众都要喊着“总理好、主席好”，共体时艰度过灾情，这也是中国式天灾新闻的特色之一。叶耀元说，“从中国政治或是中国媒体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基本上听不到任何中央官员下去勘灾会有任何的负面消息。但你说民怨有没有，民怨一定有，可是民怨到底有多深，没有人知道。”

龙镇洋则指出，中国当前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报导存在，只能算是宣传。所谓的报导刊登的是领导如何指示，民众的需求与反应，舆情根本无法传递出去。“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媒体的报道空间就全军覆没了。从南方系到北京系的《新京报》就全部都没有了（独立的报道空间）。中国媒体现在就处于毛泽东年代，高度政治化，没有任何空间。”他说。

谢选骏指出：十多年前，自由亚洲电台攻击“中国影帝”可谓不遗余力——现在倒好，回首前尘，竟然觉得那时的影帝领导也算一种现在的幸福回忆了！真是没有出息。


《习近平一手推动？中南海陷“五独”危机》（岳文骁2020年9月9日）报道：

习近平9月8日在中共“抗疫”大会讲话，但有台媒说，中南海高层的强势压制逼出所谓的台、港、蒙、藏、疆在内的“五独”问题，已成为当局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见的内忧外患之际，习近平日前在纪念抗战75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五个“绝不答应”，除了恐惧美国区分“中国”与“中共”外，还声称“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而中共当局近期在内蒙古自治区禁用蒙语授课，被指为“灭绝蒙古族文化”，由此引发当地民众抗议，但遭遇当局强力镇压。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样做，实际上是推动“蒙独”。有台媒说，中南海高层的强势压制逼出所谓的台、港、蒙、藏、疆在内的“五独”问题，已成为当局最棘手的难题。

台媒《自由时报》说，中共常常提及的所谓“台独”、“港独”、“蒙独”、“藏独”、“疆独”，在中共当局的强势压制下开始反抗，已经成为习近平最棘手的难题。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最近爆发的内蒙古民众大规模抗议中共强推汉语教学事件，内蒙古的体制内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捍卫本民族文化，对抗中共。事件不断发酵并引发国际关注之余，也让“藏独”议题浮上水面。

其二是香港问题，去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中共撕毁“一国两制”，把“暴乱”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扣在抗议者头上，今年6月底推出港区国安法，肆意抓捕民主人士，并擅自延迟立法会选举。

9月6日是香港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日，但是港府却以防疫为名推迟选举，原为投票站的场地被用作全民检测。当天，众多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港版国安法，抗议立法选举延后，抗议当局推出健康码，至少289人被警方拘捕。

其三是台湾问题。中共强力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使中共“一国两制”的谎言被揭穿。北京间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超级助选员，让她以史上最高票顺利连任。而习近平对台湾祭出的观光禁令，也意外让台湾成为防疫典范，并提升了台湾国际地位。

其四西藏是问题。多年以来，中共持续维持对西藏人的高压政策。近几个月爆发的中印冲突中，一段视频消息说，印度军队占领高地后，部队中的藏族士兵，载歌载舞。

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近日在一次会议中下令，教育引导各族民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并要“引导信教群众理性对待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

国际媒体的报导引述国际援藏团体的分析称，吴英杰的说法反映出中共当局对于在藏人中缺乏合法性感到沮丧。

习近平在上月底的中共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西藏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云云。当局这种意在消灭藏传佛教的指令同样一直在引发反弹。

其五是新疆问题。中共在新疆实施“一体化信息平台”监控百姓，并大规模修建集中营关押上百万维吾尔。而中共迫害新疆少数民族的手段，被外界认为是最早使用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方法身上，都是抓进集中营，封闭式迫害。

台媒说，习近平上台后不断想干大事，在国际上推动一带一路，扩张霸权。在国内外处处点火，对港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对台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新疆以反恐之名，实施所谓“再教育”；对内蒙全面汉化，消灭蒙语教学；对藏人强化控制，恐惧藏独发生。

分析指出，中共才是所有动乱的祸根，所谓的“五独”问题全是中共数十年的非法操作逼出来的。目前，这五个方面已成为习近平最棘手的难题。但习近平的做法引来以上五个领域民众的反弹，也使得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尤其是引来的美中大战恐怕是习近平始料未及。

此前，针对最近的内蒙古爆发抗议，政论家林保华在《新头壳newtalk》撰文分析说，这次抗争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公务员参加抗争。其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300多位员工集体签名反对汉语教学政策，拒绝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这是官媒，他们拒绝姓党姓习！这在西藏、新疆没见到过。据信有汉人参与，也就是打破了民族界限。这说明反共反习的思潮在中国内部逐渐发酵。

第二，已经有人以坠楼来抗议。内蒙古阿拉善盟政府办公室的33岁蒙古族女公务员苏日娜于9月4日早晨在住所坠楼身亡。网络流传死者遗书显示，苏日娜之死与近期蒙古族人保护蒙古族语言有关；又指她因为保护本民族语言，上书请愿无果。在她之前传说已有3人坠楼。这种抗争方式与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发生的事件类似，以此激发运动的扩大。

另外，当局的镇压力度持续加大，对参与游行者的大头照进行通缉。林保华认为，这明显就是当敌我矛盾来处理。那就是全盘打击，连一贯的分化政策也不搞了。这势必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林保华最后表示，习近平这项灭绝蒙古族的行动，必然也得罪邻近的蒙古国。而习近平对蒙古族的打压，必然会激发“蒙独”，也会有些人逃往蒙古国避难，以蒙古国为基地支持蒙独。

谢选骏指出：台湾人不懂，我多年前就说过了，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至于林保华这样的投靠台湾的大陆人，也许不懂，也许是假装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