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西班牙还不如把非洲还给非洲人

《特朗普向西班牙提议：在撒哈拉沙漠筑墙挡难民》（2018年9月22日 转载综合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推动加建美墨围墙，阻挡来自墨西哥的难民，没想到他更有意把这个主意输出国外。

西班牙外交大臣巴内尔（Josep Borreal）近日向媒体披露，他今年访问美国白宫时，特朗普曾向西班牙提供建议——在撒哈拉沙漠修筑一道围墙，以阻挡从非洲涌入西班牙的难民。

这个消息是西班牙外交大臣巴内尔（Josep Borreal）透露给媒体的，他说听到这个建议时，曾向特朗普表示建墙的方案不太可行，毕竟撒哈拉沙漠的边境长约4,800公里。

不过特朗普回应称「还没有我们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线长呢。」但事实上，美墨之间的边境线长约3,218公里，并没有撒哈拉沙漠的边境长。

西班牙外交部回应，巴内尔确实向外界透露了这一消息，但发言人不会再对此番言论做出任何评论。

西班牙移民危机严重移民人数是去年3倍

自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特朗普就一直推动在美墨边境加建围墙来阻挡墨西哥难民进入美国。

西班牙同样面临着严重的难民危机，据英国《卫报》的数据，年初至今已有大约3.36万难民乘船涌入西班牙，是2017年的3倍；由此，西班牙取代了意大利和希腊成为地中海地区最主要的难民目的地。

两块「飞地」 成撒哈拉沙漠上的跳板

西班牙在撒哈拉沙漠里确实有两块飞地休达（Ceuta）和梅里利亚（Melilla），两地均是非洲移民涌入欧洲大陆的跳板。7月26日，有800名非洲移民徒手翻过6米高的边境墙，试图从摩洛哥进入休达，还与当地西班牙国民卫队产生冲突。

对于特朗普的建议，《卫报》分析称，在撒哈拉地区建墙要比美墨边境复杂很多，因为除了在两块飞地修墙之外，这墙的其余部分还需要建筑在外国领土之上。

谢选骏指出：我的“历史力学”证明，任何侵略都会导致“反侵略”也就是“反向的侵略”——西班牙今天的难民灾难，正是他历史上对非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和反作用力所致。正如美国今天的难民灾难，其实是十九世纪美墨战争的后果和反作用力。愚蠢的西班牙人，只有武功，没有文治，无法理解我的历史力学，否则，它们就会乖乖交出非洲的飞地给非洲人自己去折腾，免得自己的本土遭到池鱼之殃了。当然，这个办法对美国是没用的。因为美国拿到的不是两块飞地，所以无法把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放弃不要。解决墨西哥难民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而非筑墙这样的老套。

附录：美墨战争

美墨战争（墨西哥-美利坚战争，Mexican-American War），是美国与墨西哥在1846年至1848年爆发的一场关于领土控制权的战争。
1846年5月18日，泰勒率美军南下占领马塔莫斯，5月23日墨西哥向美国宣战。9月攻占蒙特雷，11月占领萨尔蒂约。同年6月卡尼率美军1700人西进，夺取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1847年2月，泰勒部在布埃纳维斯塔击溃墨西哥总统圣安纳率领的墨军1.4万人。3月，美军在总司令斯克特率1万美军在墨西哥湾韦拉克鲁斯登陆，29日，美军攻占韦拉克鲁斯。4月18日，美军击溃总统圣安纳主力和参谋部，5月5日，美军占领普埃布拉，逼近墨西哥城，8月美援军赶到，美军在康特列拉斯再次击败墨军。双方进行和谈，9月7日谈判破裂。9月8日，美军向墨西哥城发动进攻，被击退，12日，美军占领城外高地，炮轰城墙。14日美军攻入墨西哥城，16日控制全城实行军事管制。10月，墨西哥总统被免职。1847年11月11日，安约当选墨西哥临时总统。1848年1月双方开始和谈。2月2日双方签定和约，墨西哥割让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1848年6月12日，美军撤出墨西哥城，战争结束。
美国通过这场战争，夺取了墨西哥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跃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美国从此获得在美洲的主宰地位。但美国也付出了一点代价：死亡13283人（伤病而死者11550人），伤4102人，耗资9750万美元。墨西哥丧失了大半国土，元气大伤。
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素有“暴风雨的四十年代”之称。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进行之际，在美国国内弥漫正着一股扩张主义思潮，称之为“天定命运论”。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它认为“在北美大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联合、自治的共和国——这就是天定命运，它是基于各州的共和主义。”二为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它是来自上帝的旨意，“上帝早就作了决定，西半球是美国人的，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或许从北极到南极。”三为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民主制度是如此尽善尽美，以致不会受到任何国界的限制。扩张时上天安排的启发邻近国家遭到暴君同时的人民大众的一种手段，它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强行的拯救”。“天定命运”论是美国国内扩张主义思想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的产物。这一思潮的泛滥符合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扩张要求，也成为他们为自己的野蛮侵略行径进行辩护的理论依据。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就是在这一思潮倡导下进行的。富兰克林本人一生致力于美国的独立事业，是正在觉醒的美利坚民族的卓越代表；另一方面，他也积极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加拿大、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甚至爱尔兰在内的美利坚帝国，因此又成为一名帝国的设计者。早在1751年，富兰克林就预言殖民地人口每20年会翻一番，在一个世纪内将挤满大西洋沿岸地区，“需要不断地获取新的土地来开辟生存空间”。富兰克林的扩张思想，影响了殖民地整整一代政治思想家。
美国独立后，这种扩张主义思想开始与领土扩张紧密联系起来。杰斐逊坦白：“我常把古巴看作是最好的能够纳入我们各邦组织中的添加物”。“控制了该岛和佛罗里达尖端将使我们掌握墨西哥湾和它四周的国家和地峡以及所有河流注入其中的国家”。而在众多的鼓吹扩张的人中，最为卖力的一个是约翰·亚当斯。早在1787年，他就公开宣称，美国“命中注定”要“扩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的北部（北美洲）”。1811年时他又说：“上帝似乎已经预定整个北美大陆要由一个国家的国民定居，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和政治原则，习惯于相同的社会习俗”。1823年4月28日，亚当斯在致驻西班牙公使休·纳尔森的信中说：“自从我们成了独立的人民，北美大陆应成为我们的财产这一点，就正如密西西比河必然流入大洋一样，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
1845年7月，奥沙利文在《民主评论》发表《兼并》一文，明确提出了“天定命运”理论。在文中他声称：“我们的天定命运，是拓展到上帝为我们年年增值的几百万人的自由发展所指定的整个大陆”，“上帝显然的意志是要我们占居这个大陆”。奥沙利文还在1845年12月27日《纽约晨报》上提出了“天定命运”和“不许动手”的口号，以警告英国不要插手干涉俄勒冈地区。他还讲到“上帝赋于我们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权利是天定命运”。1845年秋《纽约晨报》宣称“我们十分之六的人民愿意打一仗”。《纽约商业时报》刊登了“让我们走向战争”的醒目标题。1846年1月3日，美国众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在国会提出：“我们的天定命运的权利是扩展到整个大陆”。1846年3月16日，《新奥尔良商业报》还说：“现在除诉诸武力外，别无他途”。1846年5月15日，《纽约日报》编辑断言：“如果墨西哥人民一致要求加入联邦，则我们的边界会扩展到比格兰德河更远的地方”。1847年10月，《民主评论》杂志说：“人民占有领土是时代的伟大运动。只有北美大陆的每一英寸土地为美国公民所占有，才谈得上奠定未来帝国的基础。”1847年11月20日，《纽约日报》编辑莫尔斯·贝克还说：“墨西哥战争将导致两国的统一”。由此可见，“天定命运”这一扩张思潮的泛滥，为美国统治者发动战争进行了舆论准备并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

美墨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墨西哥与得克萨斯共和国未解决的边境问题以及美国的扩张主义。美国以移民为先锋，向西部进行大量移民。1835年，人数达到3万，并远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墨西哥领土。美国移民与墨西哥政府不断发生纠纷。
1835年，美国政府唆使原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奴隶主发动武装叛乱，墨西哥出兵镇压，在阿拉莫歼灭美军187人。美国出兵击败墨军，宣布得克萨斯“独立”，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1836年，得克萨斯革命后新建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有争议。墨西哥不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宣布要将得克萨斯重新并入其领土，并警告假如美国介入的话两国之间将爆发战争。得克萨斯维持其独立立场并强调格兰德河是其边境。英国试图调停这场争议但没有成功，因为墨西哥不肯承认得克萨斯独立。得克萨斯单方面宣布独立，且请求加入美国联邦。而美国碍于当时国内奴隶制问题，及避免与墨西哥交战，多次拒绝了得克萨斯加入美国的申请，后因问题的解决接受了得克萨斯的申请。5月23日墨西哥对美宣战。
对墨西哥来说，得克萨斯加入美国首先是美国介入了墨西哥的内政，因为美国以此来支持一个反叛的省份。墨西哥多年以来一直在以战争威胁。英国始终试图防止墨西哥向比它更强大的美国宣战，但是1844年英国本身也与美国有一些严重的纠纷，两国之间爆发了一些小冲突后波尔克下令扎卡里·泰勒带兵进入得克萨斯。泰勒渡过纽埃西斯河，不顾墨西哥向他提出的撤军要求，一直进军到格兰德河畔并开始在那里修筑布朗堡。
1845年，美国宣布，假如得克萨斯共和国愿意加入美国，美国将承认格兰德河为其边境。同年得克萨斯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28个州。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认识到，假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的话，墨西哥无法防御其遥远的北部省份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而这正好符合美国民主党的“天定命运”的扩张理论，宣称“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就是扩展到整个大陆”。与此相反的美国辉格党强烈反对美国的疆域扩张，和强烈反对对墨西哥作战。
美国企图夺取加利福尼亚地区和太平洋出海口的野心由来以久。1835年，杰克逊总统曾试图以55万美元的代价购得旧金山港口及其以北地区。1845年11月，波尔克总统以墨西哥应归还美国30万美元债务为要挟，妄图取得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墨西哥政府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1846年1月13日，波尔克命令泰勒越过努埃塞斯河，占领从不属于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左岸。 
1846年4月24日，美国与墨西哥战争正式爆发。墨西哥骑兵进攻并俘虏了一支美国在格兰德河附近的部队。冲突爆发后波尔克要求宣战，他宣称墨西哥“入侵了我们的边界，在美国领土上撒了美国人的血”，以此来鼓动美国的民情。184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墨西哥宣战的议案。美国北部和辉格党基本上反对这场战争，而南部和民主党则赞成这场战争。
开战初期，墨西哥军队数量上占有优势。墨西哥拥有一支3.2万人的军队，虽数量上占有优势，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装备不足、军官指挥水平低。由于在墨西哥领土作战，墨方熟悉地形，有很高的机动性。美国正规军8600人，短期召募服役期为6至12个月的志愿兵。在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总兵力达3.1万人，海陆军战斗队总员额达10.4万人。美国的不利条件在于运输和通讯不完善、卫生设备不足，由于疾病死亡率高达兵员的10%，作为辉格党人将领扎卡里·泰勒和温斯菲尔得·斯科特总司令之间不合，又与民主党总统及其内阁关系紧张。 
在政治上，墨西哥的国力业已衰败，领导无能。美国则正处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的鼎盛时期，工业化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围绕奴隶制的限制和扩张问题南北双方对峙在开战的态度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在战争开始阶段，陆军部尚未制定出军事计划。在战争进程中战略部署逐步完善。
美国在力量上对墨西哥占有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发达，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拥有先进的前装式来复枪和大炮，海军控制着制海权。而墨西哥是落后的农业国，人口700万，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全国只有3.2万军队，几乎没有海军，军队装备差，军纪不严，并缺乏训练。
美国对墨宣战后，美军分三路入侵墨西哥，斯蒂芬·卡尼上校受命指挥西线军队，远征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约翰·斯洛特舰队司令受命海路袭击太平洋海岸；扎卡里·泰勒将军指挥美军主力在墨西哥北部同墨军主力交战，直取墨西哥首都。

1846年5月至1848年2月的美国对墨西哥战争是美国大陆扩张史和西进运动史上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战争，它既推动美国经济大国的形成和发展，又加剧北部工业资本和南部奴隶制的矛盾，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前驱。
对美国发动对墨战争，在美国内就有人认为其非正义的侵略性质是十分明显的。一本史书有一幅漫画，描写战前的墨西哥鹰羽毛丰满，战后则干瘪枯瘦，上面写着一句话：“傲蛮的美国佬19世纪在掠夺”。1847年12月22日，林肯在国会要求总统说明，“我们的公民第一次流那么多血的准确地点。”1848年1月12日，林肯在议会指出：“这次战争所流的血，是要控诉波尔克的，总统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是没有必要的和违反宪法的。”
格兰特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是一场“最不公正的强国反对弱国的战争”。但是，美国史学家贾斯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中宣称：“它不是为了征服而进行的战争” ，波尔克在1846年12月第二个年度咨文中则称美国对墨开战有理。
美国征服有理论依据之一是由于墨西哥没有“立即支付”对美国公民的赔偿要求，因而美国以墨西哥的领土作为补偿是正当的。其实还在1839年4月、1843年1月和11月，美墨间已先后三次就美国公民索赔问题达成了协议。依据之二是美国为了维护得克萨斯的主权。然而，美国是通过移民的分裂活动建立了美国控制的得克萨斯独立国家，随即以两个主权国家事务不容干涉为借口，反诬主权国家墨西哥侵犯了得克萨斯的主权。
对于美国吞并得克萨斯的侵略行径，墨西哥从未赞同。依据之三是，墨西哥侵犯了美国的领土。事实上位于纳埃索斯河和格兰德河之间的领土之争，是冲突的焦点和导火线。在西班牙统治下，纳埃索斯河和格兰德河之间地区一直是新桑坦德省的一部分。墨西哥独立后它又是塔毛利帕斯和科阿拉韦省的一部分。在得克萨斯独立后的一个短期内该地实际上很少有人居住。1845年12月得克萨斯正式并入美国后，美国国会宣布了对纳埃索斯对岸地区的管辖权。这样，纳埃索斯变变边界问题就成了美墨战争的导火线。1846年1月12日，墨西哥断然拒绝了美国“购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要求。13日，波尔克即下令泰勒出兵越过纳埃索斯河占领格兰德河左岸地区。可见，边界之争只是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1846年5月11日，波尔克在特别咨文中还称墨西哥“越过我国领土……使我国公民的鲜血流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实际上1846年3月28日，4月25日美墨军队在墨领土上已有小规模交火。早在1845年3月4日，波尔克在就职演说及对海军部长班克罗夫特的谈话时，已明确宣称，取得加利福尼亚地区是他任内四大目标之一。5月9日，波尔克的日记写道：“我们有进行战争的充分理由”，“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我就没有尽到职责。”
美墨战争的结果使美国获得了西南部广阔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推动了西进运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大国的布局，并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对此，1848年12月5日，波尔克总统在第四个年度咨文中坦率地承认：加利福尼亚“仅就现今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它与45年前从法国手中获得的美好领土路易斯安那一样，对联邦其它个州关系十分重要”，“加利福尼亚沿岸无疑会很快出现一个商业中心。”

1848年12月5日，波尔克总统在致国会的第四个年度咨文中坦率地承认：“这场战争已经产生和显示了伟大的结果，对我国未来的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得克萨斯合并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条约，美国获得了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地区”，“这几块领土总面积为119.3061万平方英里（即763559040英亩，不包括俄勒岗地区，为85.1598万平方英里）”，“比这以前美国全部土地的半数还多，增加了全国面积的60%。”圣弗朗西斯科等太平洋沿岸港口的崛起，打开了美国通向东方贸易的渠道，大大缩短了美国对远东贸易的航程。大批移民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而使加利福尼亚出现了移民潮。
美国在美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只有1470万美元，而美国独立战争为1900万美元，1812年战争为1580万美元。墨西哥在美墨战争前后被美国夺走了55%以上的领土，使墨西哥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美洲一个弱国，丧失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一些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这是这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抢夺行为”，“墨西哥丧失将近50%的领土，这是现存的近代国家中最大的情况。”

墨西哥在此次战争中失去了其疆域之半，造成了墨西哥边境地区的紧张和墨西哥人民的恐慌心理。美国从墨西哥攫取大量领土后，原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墨西哥裔居民成为了美国公民。在美国两国签订的条约中，美国方面承诺这些居民享有完全的美国公民权利。实际上，战后数十万墨西哥裔美国公民遭受百般歧视。有的墨西哥裔居民选择留在美国，有的则选择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这样，在美墨边境就造成了某种混乱局面，给墨西哥边境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另一方面，“一个虎视眈眈、侵略成性的强大紧邻的存在和欺辱，令墨西哥人恐慌和不安，墨西哥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缺乏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这是造成墨西哥在经济上长期落后发展缓慢的外部因素。”
此后在墨西哥始终留有对美国的仇恨，但这场战争也使得墨西哥国内形成了它建国（1821年）以来一直缺乏的民族主义观。这场战争也导致了新一代的墨西哥政治家的出现，最后他们摆脱了桑塔·安纳对墨西哥的统治并于1857年建立了一个自由共和国。这个自由共和国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加速对墨西哥北部空旷地区的殖民，而这个措施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未来的领土丧失。
在被美国占据的领土上有数千墨西哥家庭生活。1889年美国与墨西哥组成国际边界及水利委员会来解决其它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其实是永远也解决不了了。

谢选骏指出：西班牙还不如把非洲还给非洲人，美国人还不如把墨西哥的领土还给墨西哥——这样至少还能保留剩下来的地盘。否则的话，逆向殖民主义就会把它们吞没的。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还不如把远东和北蒙古还给中国，否则，……

（所谓北蒙古，就是漠北蒙古也就是“外蒙古以北的蒙古”——正如外蒙古人把内蒙古称作“南蒙古”，其实他们自己不过是“中蒙古”，漠北蒙古也就是外蒙古以北的蒙古，才是北蒙古。）

谢选骏：澳洲草莓藏针——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

《澳洲草莓藏针事件一男童被捕 数千吨草莓被迫销毁》（2018年9月20日 联合早报）报道：

澳大利亚种植草莓的农民正倾倒数千吨水果，将成熟的草莓埋入地里！

澳大利亚草莓藏针事件有新进展，警方逮捕了一名涉案男童。新南威尔士代理助理局长史密斯说，男童承认把缝纫针放入草莓内。史密斯说，这名男童坦诚自己这么做，纯属恶作剧，他将受到当局的监督辅导。

在这同时，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有意把污染食品的人所面对的惩罚从原本的10年监禁，增加到15年。
此外，除了昆士兰州，其他州也开始出现类似事件。当地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超过100起这类报案。除了草莓，当地警方也接获各一起有关苹果和香蕉藏有缝纫针的报案。
澳大利亚六个州自9月9日先后出现至少13起“草莓藏针”的恶作剧事件，一名男子在吃了藏针的草莓后被送往医院。
目前澳大利亚至少有六种草莓品牌涉及该事件，市场上这些品牌的草莓已被要求召回。
海外网引述英国广播公司和澳洲当地媒体报道，澳洲当地的草莓的价格正在大幅下跌，多个州甚至低于生产成本。种植草莓的农民正在倾倒数千吨水果，将成熟的草莓埋入地里。不少农民们还不得不解雇了工人，销毁了果树。
草莓事件的发生时间正值销售旺季，草莓行业每年的价值可达1.3亿澳元（约6.5亿人民币）。
尽管只有六个草莓品牌的草莓被召回，但这次事件已经摧毁了澳大利亚4亿澳元的草莓产业，620个种植者中难以幸免。
澳大利亚政府已要求所有出口草莓在农场或在运输前须通过金属探测器进行筛选，并宣布拨款100万澳元用于协助草莓产业应对。

谢选骏指出：“天真无邪的儿童”为何都是如此变态？因为他们祖先的罪恶基因？还是因为澳洲殖民的血腥历史？风起云涌的恶作剧其来有自，并非偶然，因为澳洲是一个流放犯的祖国。那里的野生动物，都是关在笼子展出卖钱的！你还能指望那里的儿童能做出什么得体的事情来呢？光是加重处罚能有用吗。

澳洲儿童为何如此疯狂？因为那里的社会很不正常！

例如在城市中心参加澳大利亚动物冒险游——就能发现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Wild Life Sydney Zoo）！

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自吹自擂：“游玩澳大利亚，体验动物大冒险。探索澳洲标志性的动物栖息地，与一些最可爱、最可怕、最独特的动物亲密接触。”有多少呢？它声称有一千多种，其实根本没有。

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自吹自擂：“在黛恩树雨林（Daintree Rainforest）邂逅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食火鸡，走访袋鼠路径（Kangaroo Walk-About)，在桉树谷（Gum Tree Valley）看考拉，精彩不断！”其实呢，只有三只袋鼠，两只考拉，而且全都无精打采。

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自吹自擂：“悉尼野生动物园设有互动显示设备、有趣的饲养员交谈活动以及可从中穿越的动物栖息地，包括邂逅考拉（Koala Encounters)、袋鼠路径（Kangaroo Walk-About）以及蝴蝶热带地区（Butterfly Tropics)。”其实根本没有，有的只是，一进门就强迫给每位游客拍照，游览完毕就向游客兜售这些现拍现卖的照片，比门票还贵。

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自吹自擂有五公里的步道，其实在不经意之间，短短的游览就结束了，你想再看一下，不行了，需要重新购票！而且没有折扣！这就是骗人的悉尼“野生动物园”。

细细寻思下来，悉尼野生动物园里的野生动物并非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澳洲土著”，而是我们这些匆匆来去、任凭宰割的游客，而被殖民者自吹自擂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有“绿卡”甚至“公民身份”。悉尼野生动物园——另类的澳洲草莓藏针事件。吃到嘴里才知道它的厉害，但是已经太太太晚了。

谢选骏：为何正义不会缺席——有钱就能逃避法律制裁

《悬赏10万美金！加州富豪杀害亚裔老婆或在温哥华》（2018-09-21 温哥华港湾）报道：

最近美国法警局和新港海滩警察局宣布，为缉拿查德威克，将提供高达10万美元的悬赏金。警方还将此案主题定为“缉拿倒计时”。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美媒报道，现年54岁的查德威克（Peter Chadwick）于2015年1月失踪，他涉嫌在2012年10月谋杀了与其相伴21年的华裔妻子林桂珠（Quee Choo Lim，音译）后，将尸体丢弃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垃圾桶内。

这对夫妇有三个年龄分别是9岁、12岁和15岁的孩子，2012年10月10日这天两个孩子在学校无人接送，邻居报警，警方开始有所怀疑。

这对夫妇失踪后的第二天，查德威克从圣地亚哥的一处加油站报警称，一名勤杂工杀死了他的妻子并绑架了他。

而后，警方在圣地亚哥郊区一个垃圾箱中发现林桂珠的尸体，并以谋杀罪逮捕了查德威克，警方认为他在处理妻子的尸体前先将她勒死在家中。

除悬赏金外，为了引得公众的注意，纽波特警方创立了“抓捕倒计时”专题网站，提供了对于Quee谋杀案的详细信息和Chadwick的搜捕工作。

其中详细介绍警方进入查德威克住所搜寻到的证据，包括按摩浴缸旁破碎的玻璃等，还有很多与该案相关的情报。

奥兰治县地方检察官拉卡加斯（Rackackas）通过广播喊话查德威克：“你现在处境非常糟糕。你逃避正义，警方已宣布10万美元的悬赏金缉拿你，如今消息已传开。”

新港海滩警察局长乔恩·刘易斯说，查德威克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他有经济能力避开对他旅行的限制，他抓住一切机会隐藏他的踪迹。
刘易斯表示希望每个人都加入寻找查德威克的行列中。
警方表示，Chadwick开车向南，将妻子尸体扔在了加州和墨西哥边境附近的垃圾箱里。在他被捕后，交了高达100万美元的保释金，被释放。

在2015年1月失踪之前他出庭13次，此后再无踪迹。他的三名子女由女方亲人代为照顾。
在他失踪之前，他从银行账户中提取了数百万美元，还用信用卡取现。调查人员了解到，查德威克一直在阅读《如何改变你的身份》、《如何成功逃亡》、《如何在墨西哥生存》等相关书籍。
查德威克最后一次露面是2015年1月9日上午11点，他当时租车前往圣塔芭芭拉机场，他在机场更换了衣服后打车离开，还把手机丢弃在垃圾桶中。
新港海滩警方在2015年2月11日正式发布通缉令。

目前，纽波特警局表示：这位54岁的投资人已经上了美国最想要抓捕的逃犯名单，有可能已经逃进温哥华！警方并不知道，是否有在逃者的家人或者朋友在温哥华，但是纽波特警方表示，温哥华是在他妻子死前，他与家人常去的度假胜地。
温哥华警方于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嫌疑人的一组照片。

查德维克的前半生是典型的“美国梦”成功故事，他在英国出生，移居到美国来并通过奋斗成为一名身价百万的房地产投资人。他与马来西亚裔妻子结婚21年，养育三个儿子，居住在新港滩一栋价值250万的豪宅中。
然而他的后半生利用智慧和财富逃避法律制裁，则成为“美国的噩梦”。
根据新港海滩警方的描述，查德威克是白人男性，身高170cm，体重72.5kg，棕色头发，蓝色眼睛。他出生于英国，1991年成为美国公民。查德威克同时上了美国法警“15大通缉犯”的名单。
警方提醒，任何人看到Chadwick，不要靠近，因为他有可能持有武器，并且是危险人物。马上拨打电话报警。任何叙述并没有在法庭上被证实。
任何有他下落的民众都可以致电1800-550-NBPD。

谢选骏指出：有钱就可以获得保释，然后就可以逃亡——政府收了100万美元，却只拿出悬赏10万美金，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九十万去了哪里？这一差别对待是在怂恿逃亡还是协助逃亡？或是因为英国富豪杀害的是一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亚裔老婆？所以就无所谓了？所以，杀人犯竟然不被冻结账户，可以随意提取逃亡资金——这真是“有钱就能逃避法律制裁”，当然，有一天钱花完了，就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了——“正义总会来到”，在逃犯没钱的时候就来到了；“正义不会缺席”，因为任何财富都有消耗殆尽的时候。

谢选骏：没有歧视在人类社会里是不可能的

《中国游客被瑞典酒店驱逐演变为外交事件 瑞典检方解释为何不通知大使馆》（2018年9月20日 BBC等）报道：

三名中国游客近日到瑞典旅游，试图提前入住旅馆被拒，强行滞留遭店家报警，警方将三人强制驱离。随后此事件不断发酵。

9月初，一名中国游客和父母在瑞典因入住问题与酒店发生纠纷。该游客指，酒店报警后赶到的瑞典警察态度粗暴，最终将他们扔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一座坟场”，该事件经中国官媒报道后引发激烈讨论，成为近期中文社交媒体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瑞典事件当事人之一曾先生的身份被中国自媒体起底，曾先生被指是天津上市公司天士力国际（尼日利亚）分公司总经理曾骥，而曾骥的父母是教育工作者。
继9月14日针对在瑞典的中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并向瑞典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后，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两次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强调中国游客“遭到了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外交部周一（9月17日）表态称，瑞典警方至今并未回应中国使馆有关见面沟通情况的要求，不符合外交惯例和国际通行做法，要求瑞方彻查该事件。
此前负责审查该案的瑞典检察官马茨·耶里松（Mats Ericsson）对BBC中文表示，他已接到中国大使馆的报告，并且包含有游客自己的陈述，但是需要翻译。瑞典检方已将此视为对案件停止调查的投诉，将由更高级别的检察官在一个月内进行审查。
但他同时指出，瑞典警察有权在必要时驱逐（必要时可采取一定武力）任何扰乱公共治安的人，包括将其在警察局拘留几个小时，或把人带到远离事发地的另一个地方。
瑞典检察官回应BBC中文采访：检方审查的重点是什么
瑞典检察官的职责是检查警察在处理中国游客纠纷时是否违法，比如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大大超出《警察法》中的规定，在本案中即警察法第13条，或者使用了远远超过实际所需的暴力。这项检查是非常正式的，我们无权从好或不好的角度来判断警察的行为，我们不能判断在当时情况下有无其他更好选择，也不能向警方提出笼统的建议。瑞典警方和检方是我们体制中的两个独立机构，而我们并不在警察之上。
《警察法》第13条规定，警察有权在必要时驱逐（必要时可采取一定武力）任何扰乱公共治安的人，包括将其在警察局拘留几个小时，或把人带到远离事发地的另一个地方。
中国大使向我们报告了相同的事件，我们昨天（9月18日）收到了这份报告。在他的报告中有来自游客自己的声明，需要翻译。我们将根据这一请求，审查此前停止调查的决定，案件还将移交给更高级别的检察官做进一步审查，整个过程需要大约一个月。
这些游客没有犯罪嫌疑（扰乱治安不是犯罪），也没有被逮捕，因此（收到大使请求）之前我们没有必要与中国大使馆联系。
围绕这起消费纠纷细节的争议目前尚未有最终定论。但站位不同的评论和观点已日趋火爆，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中国官媒紧跟中国外交部的措辞，指责瑞典警方粗暴执法，瑞典相关酒店缺乏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来自网民和公众的海量批评。前所未有地，中国网友纷纷留言和发帖，指责几位中国游客“一哭二闹三上吊”，“丢人”， “不文明”， 认为有故意占便宜和上演中国式“碰瓷”之嫌。
有学者指出，中国使馆和官媒因一次游客纠纷密集发声且表态强硬，是国内“战狼式”宣传后，驻外机构不得不做的“政治正确”。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是中方不满近期达赖喇嘛访问瑞典而借题发挥。更有网民执着搜索还原此次事件舆论在网络上发展和发酵的脉络，质疑这是一场中国官媒设计的针对瑞典政府的”网络泄愤“。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出安全提醒后不到一天，一贯持强硬民族主义立场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于上周六（9月15日）率先报道称，中国游客曾先生和父母9月2日凌晨抵达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青年旅店，但由于预订的入住时间是当2日当天午间，当时已无空房，曾先生认为父母身体不好，便希望旅店能允许其在大堂过夜。
《中国日报》周一报道了更多细节，文章称，旅店最初同意曾先生一家在大堂休息，但曾先生在外出寻找周围是否有酒店可以入住时，在路上遇到一位同样没有找到酒店的中国女留学生。由于室外气温较低，曾先生带她一起回到旅店取暖，前台服务人员随后命令他们立即离开。带人回酒店这一细节后来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
曾先生对《环球时报》说，旅店不久后便叫来警察。警察将其父母强行从座位上拖出旅馆，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父亲当场发病。他们随后被带上警车，警方威胁将其“送到森林和野兽一起”。近半小时后，三人被扔在“市区几十公里之外”的林地公墓（Skogskyrkogrden）。
然而，瑞典《晚报》（Aftonbladet）报道称，警方是将三人送到了“距离旅店7公里之外的林地公墓地铁站”。BBC中文记者查证，林地公墓距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中央车站车程大约7公里，且附近的确有一个同名的地铁站。
报道中国多年的瑞典自由记者尤伊·奥尔森（Jojje Olsson）对BBC中文表示，林地公墓是斯德哥尔摩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也被收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争议焦点
事发后，瑞典驻华使馆官方微博评论区几乎被“攻陷”，很多中国网友指责，瑞典警方将老人丢在墓地旁非常不人道，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因素。
前媒体人王志安发文称，“对于一个已经付费订过客房的客人，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但也应该尽量帮助他们克服现实中面临的困难，至少不该如此简单粗暴地处理”。
然而，在《晚报》周六晚间公布一段疑似由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后，舆论开始反转，一些网友质疑该男子缺乏规则意识、“强行碰瓷”。
在新公布的视频中，疑似曾先生的男子先用英语大声喊道“这是在杀人，这就是瑞典警察！”，但当警察试图抓住他的手时，他用一种夸张的姿势缓慢趴倒，并放声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一旁大喊“救命”。
“中国一家人跑去瑞典，为了省钱少定（订）一晚提前到达酒店，酒店按照规定不允许入住，这家人就开始了在国内的套路，一副你酒店必须把消费者当上帝，必须给我安排住宿，”一名微博网友说。
瑞典检察官马茨·耶里松向BBC中文确认，根据瑞典《警察法》第13条规定，警方有权驱逐任何扰乱公众秩序的人，包括在警察局内拘留一段时间或将其带离到距事发地较远的地方。
当被问及为何事发后瑞典警方与检方都并未主动与中国使馆联系，耶里松说，在此案中，中国游客并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他们没有被捕，因此我们不需要与中国大使馆联系”。
中国律师王振宇对BBC中文表示，中国虽然没有瑞典那样的明文规定，让警察可以将闹事人员带离至另一个区域，但警方实际也是可以这样做的，比如强制驱离。
当被问及外国人纠纷否需要通知大使馆，王振宇表示，每个国家的法律适用、管辖权等也都有不同定义。
“就我了解，如果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或者犯罪，也没有要求必须通知大使馆，除非两国或几国之间有条约或者司法合作类的约定，”他说。
“战狼式外交”抬头？
据中国媒体报道，事发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愤慨”，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已多次向瑞典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瑞典方面立即对此事件进行彻查，中国使馆还向赴瑞典旅游的中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
很多网民注意到， 中国大使馆安全提醒的发布时间为周五（9月14日），而《环球时报》那篇引发众议的报道则于周六凌晨首发于其官网，标题为《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家三口被扔坟场，外交部严正交涉！》
随即，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在周日和周一连续接受瑞典媒体《晚报》、《快报》（Expressen）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对瑞典记者表示，即使这3名中国游客的行为有不足或瑕疵之处，都不能构成瑞典警察这样粗暴对待他们的理由。“我们不是要尊重人权吗？我们不是要讲人权吗？”
针对这起已经成为外交事件的旅游纠纷，政治学者乔木对BBC中文分析称，中国使馆和官媒积极介入的态度，表现出中国国力上升与民族主义情绪抬头，以及对电影《战狼2》的大规模宣传后，驻外机构在压力下的一种“政治正确”。
“如前段时间日本台风，中国政府也是主动派车接被困游客，这已成为一种收获民意的方式。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一个非常小的个案也能上升到这种高度，”乔木说。
借题发挥？
瑞典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但自桂敏海事件以来，两国的关系出现裂缝。
2015年10月，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瑞典籍书商桂敏海在泰国失踪，近两个月后，他出现在中国央视的荧幕上“认罪”。2018年初，出狱后的桂敏海在火车上再次被中国当局带走，瑞典政府随即召唤了中国大使。2月，中国官媒刊发了关于该事件的“真相调查”，文中指责瑞典当局出于政治目的“炒作”该案。
此外，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上周三（9月12日）到访瑞典马尔默（Malm）参加一场公开演说，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学者斯万特·卡尔森（Svante Karlsson）对BBC中文表示，中国当局对此次事件表现得非常敏感，或许与达赖喇嘛的访问有关。
达赖访问翌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表谈话称，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官方人士同达赖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希望瑞典某些人能够“认清他的反华分裂本质，不要被他蒙蔽和利用”。
乔木认为，中国每次对达赖所谓的“窜访”都非常关注，但直接抗议并未有太多实质效果，达赖外访还是经常出现。中国或借此事件“小题大做”，以对瑞方表达不满。
“就像以前挪威因为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对他们的三文鱼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只不过那个是经济压力，这次是舆论压力，”乔木说。
但谈及中瑞两国未来前景，斯万特·卡尔森表示乐观。他认为，中瑞两国关系虽然暂时遇到问题，但不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相比之下，中国对于瑞典更加重要。”

谢选骏指出：人歧视人、人压迫人，是正常的。相反，企图消除歧视与压迫的努力，确实不正常的，例如共产主义，带来的不过是更大的歧视和压迫。这是因为，人就是要通过歧视别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定位系统和更大的心理满足。不仅欧洲人要歧视亚洲人，欧洲人彼此也要互相歧视，甚至互相虐待和杀戮，二战中的事例比比皆是。你想要瑞典人不歧视别人，就像要北欧海盗不抢劫别人，那是不可能的。瑞典警察又不是机器人，他有了机会而不整人，就会手心痒痒，这就是基本人性或曰人的罪性，文革中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说，没有歧视在人类社会里那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川普为何软了，是吃了还是拿了

《美国“最激进”新法案，特朗普对中企留一手》（观察者网 徐蕾）报道：

当地时间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总额达7160亿美元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这项争议颇多的法案，很多条款被解读为针对中国，如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IUS）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而其重点项目扩军备战，也被认为是为对抗中俄。
但是，路透社14日的报道却解读称，该法案在中兴和华为问题上，并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因为特朗普坚持“软化”态度，一些希望加大制裁的议员没能如愿。
不过，纵观整个法案，说美国政府对华态度“软化”，恐怕并不准确。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参议院在7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包括了一项恢复对中兴施加严厉处罚的措施。据悉，很多议员反对特朗普对中兴态度转变，解除禁令。
但是众议院却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参、众两院在8月1日表决通过的法案，即最后特朗普签字生效的版本，禁止政府机关及其承包商向中兴、华为以及一批其他中国公司购买设备。也就是说，美国私企并未受到限制。
观察者网查询该法案原文，在第889条看到了中兴与华为的身影：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截图……
路透社分析称，一些议员希望撤回7月的解禁，恢复对中兴的制裁。但是，在国会通过的最终版本中，法案包含的限制比之前的要弱。
“特朗普制裁中兴的意愿，比之前弱化了。白宫反对用该法案来给中兴和华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作为对该法案的回应，华为在提供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为支持美国政府改善其安全措施，但这种在国防授权法案上随意的增加是无效的、误导的、违反宪法的。”
华为表示：“这对识别真正的安全风险，或改善供应链安全没有任何作用，只会抑制创新，同时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互联网成本。”
美议员：放中兴、华为一马，换取更严厉的外国投资监管
在这次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十分引人注目，其焦点锁定了中国。
据美媒报道，一向反华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曾表示，议员们放弃对中兴、华为更严厉的制裁条款，就是为了换取写入对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而这更严厉的文字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IUS）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
除了上述内容，该法案的重点——扩军备战，也被认为是对抗中国。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该法案一改奥巴马时期的对华中立策略，增设了大量对抗中俄的政策条款，以满足美国所谓的“大国竞争”目的，有媒体分析认为这是近几年来对外最激进的国防授权法案。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大作台湾文章。法案要求美军就台军战备情况提交评估报告并计算台湾的“防卫能力”。法案同时要求支持并强化台湾的“国防军事实力”、扩大美台联合演习、军售及高层军官交流，并在“台湾旅行法”的前提下，促进双方官员互访等。
对于美方执意签署国防授权法案，外交部今日（14日）回应，中方已多次就此表明立场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对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通过并签署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不满。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正确客观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实施有关涉华消极条款，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吃了别人的嘴短，拿了别人的手软”——那么，川普到底是吃了华为的什么，还是拿了中兴的什么？或者，仅仅是“交易筹码的运用”？大家别急，拭目以待。

《中国高官暗示：北京将硬碰硬升级贸易战》（苹果日报 2018-08-13）报道 ：

中美贸易战之际，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俊就贸易战中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等问题接受了采访。澳媒表示，他的发言暗示中国将升级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仍然没有缓解迹象

8月13日报道称，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日在采访中回应了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农业焦点问题。韩俊表示，“中方不愿与美方打贸易战，但面对美方所做所为，中方不得不出台必要的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评估影响后提出的，是理性和克制的。对中方而言，由于进口来源多元、进口市场广泛，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影响非常有限。今后有关部门将对反制措施效果进行评估，力争把反制措施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据澳大利亚媒体《澳大利亚人》报道，一位好几官员称，随着对美贸易战的延续，中国正在考虑从其他国家增加农产品进口。文章称，这暗示中国准备好升级对美贸易战。文章还指出，韩的发言证明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中美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受益者。

《纽约时报》8日也刊文称，不低估中国的决心对美国来说会是明智的做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他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押注于恢复中国的伟大光荣上。

谢选骏指出：中共方面为何如此有底？难道真是对川普集团“使了银子”？不过，“恢复中国的伟大光荣”光靠银子是不行的，还要靠“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而要获得“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就得首先驱逐马列主义——就像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其前提就是先要驱逐了英王统治！

谢选骏：达赖喇嘛的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达赖喇嘛：我们必须解除武装建立一个70亿人的大联盟》（2018年9月20日 转载西藏之页）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抵达此次欧洲四国之行的第三站德国进行访问。

当地时间9月19日，尊者达赖喇嘛在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ium）国会中心，与波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成员瑞贝卡?约翰逊（Rebecca Johnson），以及德国联邦众议院副主席克劳迪娅?罗斯（Claudia Roth）间，展开了一场专题座谈会。

此次专题座谈会的主题为“非暴力才是正道”，由“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和“甘丹颇章达赖喇嘛基金会”共同举办。

会议由达姆施塔特市市长约亨?帕齐（Jochen Partsch）为首的各方与会人士依次发表演讲，同时欢迎尊者到访德国，以及对西藏运动的强力支持。

紧接着，与会嘉宾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发言。尊者指出，“我一直在强调，非洲和亚洲等大陆应该吸收欧盟精神。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性联盟。

“中国的一个词，共和国，显示出某种联盟。”尊者还对印度描述为多民族，多种宗教、语言文字和不同背景结合的光辉典范，并指出要尊重欧洲联盟精神，尊重它对整个欧洲带来的极大的集体利益。尊者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在推动非暴力、和平共处的理念。欧洲大陆的人民因战争和暴力而遭受了很多苦难。现在，对和平的渴望在不断增加。

达赖喇嘛尊者当天还提出，以对话和共同利益作为解决21世纪面临的暴力冲突的解决方案，尊者呼吁世界应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外部裁军，并在个人层面实现内部裁军，并强调我们必须解除武装建立一个70亿人的大联盟。

尊者强调，确保21世纪不再重复过去的痛苦和流血是我们的集体责任。 “因为人性基本上是富有同情心的，我相信从现在起几十年我们将看到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必须为此共同努力。”

谢选骏指出：达赖喇嘛所说的“我们必须解除武装建立一个70亿人的大联盟”，其实就是达赖喇嘛所表述的“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所以他特别指出， “中国的一个词，共和国，显示出某种联盟。”达赖喇嘛的“中道”不就是“中国之道”吗——而他所说的“解除武装”，不就是我所说的“平定主权国家”吗？

谢选骏：逻各斯和易道合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要严肃对待文革的宗教意义——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2017年11月26日——2018-06-25）

原标题：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
作者：谢遐龄

我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80年阶段，1840年—1919年，是西方文明大举进入时期；第二个阶段，60年阶段，1919年—1978年，是苏俄文明大举进入时期；第三个阶段，至今有40年，1978年到现在，是向本土传统回归时期。

前两个阶段，140年，是外来文明进入，概念是逻各斯；这40年，回归本土传统，即易道。紧接着这40年的前面，是文革，看作外来文明的一次冲击；现在转回到先王之道，而且在先王之道上走得越来越确定和自觉。所以拟了这么一个题目。

这就先要讲一讲文革内涵的概念。刚才讲了，文革的概念是外来文明冲击。这与当前大多数学者的理解迥异。人们大多认为文革是传统复辟。我的看法与之截然相反。

按照上述80年、60年、40年三阶段划分，位于长约60年的第二阶段末期的文革是苏俄文明，或者称作列斯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冲击。谈40年，不可避免地要对文化大革命做一个概念论断。文革是带给中国人民巨大伤痛的灾难，在这种情感感受上，我与人们完全一致，没有异议。现在的问题是要提出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要对文革的文化意义或曰文明意义下个判断。

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哪有什么文化意义！确实，文革中破坏了许多文物。然而，驱使人们行动的是思想，那就要问：是什么思想？我说的文化意义就是指支配人们行动的思想，可以提炼为概念的思想。历时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事件，不可能没有文化意义，而且，其中或许还能辨识出某种文明的存在。

亲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民众表现过强烈而持久的宗教热情。许多对文物的破坏都是这种宗教激情发作的结果。这种激情不属于中国传统，而属于外来文明。我在2014年提出“三文明论”，把当代中华文明看做近代两个支流，一个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还有一个是苏俄文明，汇入作为干流的本土传统，整合起来。把当代中华文明看作三个流的整合。我的这个说法是受了汤一介先生文化源流论的启发，但把文化改为文明，只谈流不谈源。不妨称作“文明干支论”。

当然，本土文明作为干流也是多个不同源头的流在历史上逐渐汇入形成的，需要梳理清楚，现在不可能详细说，只是说，在近代两个外来文明进入时，汇入五千年以来形成的这么一个干流。大致人们有个共识：本土的干流有相当稳定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以易道标记。

目前人们不太接受我的看法，认为没必要从西方文明中划出个苏俄文明。我这样区分，一是依据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所列当代全世界存在的五大文明，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赫然并列。苏俄属于东正教文明。

有人说，列斯主义是反对东正教的，苏俄怎么会属于东正教文明？这涉及文明在概念上与文化的区别。（诸如宗教、哲学、政治理论，可看作文明体内部的文化。把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之间的斗争看作东正教文明内部的事件。）还有人说，苏联也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努力，例如大力推进工业化，应当归属西方文明了。

我想，这理由不能成立。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然而涉及社会领域、文化存在方面，却无论如何化不到西方去。

二是从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了耶稣纪元，应当是从苏俄来的。新建国家，纪元是件大事。中华民国的纪元是传统加创新。中华民国没有举行祭天大典。认为权力是民授，不是天授，所以，以一个民字作为国号。民国，意思是权力为民授。以国号纪元，保留了一半中国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没有沿袭民国的创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而是用了耶元，又回避耶稣的名号，改称“公元”。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耶稣纪元不是源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是随的苏联，是苏俄文明的影响。

我这么猜测，有一个证据是，在赣南试验建立的国家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明确无疑地学苏联。当然，最后的确证还须依据史实考证，比如，当年决定纪元时政协里是怎么讨论的。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仿照苏俄来的；联共（布）的制度有东正教的影响，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

我国制度制定时的主要思路是从苏俄来的。列斯主义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二元对立划分国民，毛泽东发展为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而列斯主义来源于东正教基督徒－异教徒的二元对立。苏俄文明汇入中国社会成为当今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学界目前通行的古今中西模型，有的学者以中西为重心，有的以古今为重心。

我要问：古今的“今”指什么？这个似乎不容易回答。今，如果从实证角度讲，列斯主义强势影响要不要算在“今”之中？应该说是“今”的主要成分吧？如果把“今”作理念看，“今”似乎代表现代性。

由此可见，古今之“今”到底指什么，还是有点模糊的。有的把古今说成传统与现代化，有的把今解说为后现代，古今说为传统与后现代。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今”都是设想的或者说理想的目标，表达的是论者的诉求。这就是玄机所在。我们分析现状还是应该按照实证原则，对面对的事实做价值中立的描述。这些年我尽量地保持价值中立。虽然比较难，但是力求做到用中性的语言叙述事实。

古今中西：古今，义涵闪烁不清，看似论实事，实则藏诉求；中西，不全，还须加个苏俄，当为中西俄。所以我提出“文明干支论”，主张以三文明模型替代古今中西模型。

文革有三项目标，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贯彻列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否定商品生产；顺理成章地，否定市场经济。

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按照劳动量分配，其方式可以像人民公社记工分一样发劳动券。当年斯大林就甚感为难，晚年勉强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有商品生产，而实践上对商品生产的限制还是很多的。《共产党宣言》讲，夺取全社会生产资料后，组织为国家的无产阶级掌管全部生产。怎样操作？《共产党宣言》没讲。这个主张对卢森堡这一类西欧小国或许行得通，到俄罗斯已经难以实行，到中国是完全行不通，无法操作。这么大个国家，不分级、分部门，生产无法管理。就算分级、分部门，也还太大，要分单位。

这就遇到一个问题：生产是由人实行的，人有私心、私利。这样讲比较促狭。中性地讲——人们都要谋生吧！至今为止，绝大多数人还是为谋生而劳动的。马克思有条基本原理：为谋生的劳动生产私有制。所谓私心、私利，其实是讲，人们很可怜，不得不为生存去从事自己没兴趣因而不愿意投入的生产劳动。那么，组织、管理生产，就必须要论责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每个企业要有个法人代表。除非全体人民劳动不为谋生，只是纯兴趣，按马克思的说法，为了“实现自身本质力量”，那就共产主义了。不过恐怕还会有企业这种组织形态。

中国社会历来是分君子、庶民的。毛泽东时代把人民划分成干部和群众，与君子－庶民划分大体一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界限十分清晰。凡工人编制不得担任干部。确有需要且确有能力担任领导工作的工人“以工代干”，必须经过组织部门审批。原来属于群众的，只要考上大学，就进入了国家干部行列。所以阶层划分在毛泽东时代与古代中国对应得相当清楚。顺便说说，现在办大学的思路不太清楚，不明白大学有为人群分类的功能。扩招把阶层界线打乱了。

划分干部－群众，就是说，承认国民中大部分是庶民，他们属于为谋生而劳动的类别。这种条件下怎么可能中止商品生产！马克思在理论上讲得明明白白的，没有学清楚啊。做企业管理的要让他负责任。像现在这样，设立法人代表，负起责任。文革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种种具体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思想理论上没有搞明白。

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时写的批注，虽然根据本国经验觉察到斯大林对商品重视不够，也没有在理论上搞明白。文化大革命前甚至荒唐到把工矿企业搞经济核算也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归于不正当。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知青回城，仍然不管是否有用人需要，就往工厂和商店中塞人。名曰“安排就业”，实际上是把企事业单位看作发饭票的机构，塞进去给个终生有效的领饭票的资格。还把这种做法称作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第二，坚持建设中国为世界革命根据地，准备与国际资本主义做“谁战胜谁、谁消灭谁”的搏战，这是继续革命理论的终极目标。

我在2000年到江西赣南做社会学的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来源》，顿悟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思路是把整个中国建设为世界革命根据地。这是到现场观看当年为夺取全国政权建设根据地的史迹激发的。由此我在方法论上得到了启发，认定现场观看有激发灵感的意义，明白了为何司马迁著史要临场实地考察。早年发动群众有“翻身求解放”的话头，导致许多参加革命的农民提升为干部后翻身做老爷。〖翻身，就是从你压迫我改变为我压迫你。〗由文化大革命可见，那是一时的“俗谚”，“真谛”其实还是解放全人类。“继续革命”意在经由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并非整人之口实。

第三，党组织之为信仰体，在文革由隐性转为显性。

党组织是信仰凝聚的，并且成为民众的信仰对象，所以称之为信仰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斗私批修”，高扬了理性主义（或译合理主义）原则，显示了西方社会中世纪的特性。解放后宣传无神论、唯物主义，排击或限制各种宗教，加之共产党以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为旗帜，给予人民利益，《东方红》歌颂毛泽东为救星，民众信仰转向共产党和毛泽东。1957年反右、林彪发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党内生活会制度、职工学习制度等等，综合效果是党组织完成为信仰体，列宁党概念之外化至此接近于完全实现。

上述三个目标就是文革实际上的文化内涵，都是从列斯主义来的。

列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性修改，即发展。按马克思的学说，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旧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列宁在俄国二月革命成功的情况下，要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提出新口号，于是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但是第二国际领导人认为这样使用社会主义旗号是机会主义。

考茨基指出，俄国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明程度都没有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列宁翻斥考茨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反驳道：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然后再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把原本作为社会主义前提的东西，解释为搞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目标。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标志。这个创造性的发展得到东方各国革命家的热烈欢迎——原来没资格搞社会主义的，现在也可以搞了！列宁愤于第二国际“不准革命”的批评，自己成立第三国际，给予第二国际沉重打击。

东方诸国纷纷采纳列宁建党思想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引发社会结构激烈重建。中国社会就有这么一个断裂，社会主义革命引发的断裂——把原有的社会结构粉碎性地拆除，再根据理论重建社会结构，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这个断裂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深刻、极其巨大的。要有足够的估量。

境外学者、较为年轻的学者，容易忽视，或估计不足。我这一辈学者身处局中，亲身体验，前后有比较。有亲历、有听闻。所听闻的由于时代切近，较易领会。有些学者以为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是从来如此的。其实在这个历史断裂前后大不相同。比如，现时奸商很多，社会组织公信力严重不足。我接触过一些公证机构，收费不客气，调查却不去做，晾你几天，就开公证书。极不负责。这些事，人们说是“道德沦丧”。实际情况是，过去较好的状况，是几百年、上千年的积累。现在重建才几十年，从业人员要提高素质并在相互交往中逐渐获得公信力，积累还不够。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由此可见，断裂的破坏性有多么强。

这场革命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产物我称之为伦理社会，就是党组织和社会的一体性结构。党组织类似骨架和神经系统，各种社会组织和社区滾雪球似地一层层裹上去。这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其建构是由党组织把中国社会整合为一个实体。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对比的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挫败。

邓小平困居江西时期，如文王拘羑里，对中国社会遭遇的困境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社会主义。在列宁手里内涵已经改变为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概念，如果还拘泥于马克思赋予的涵义——生产力已经发展成熟因而可以取消商品和货币——，那就不可避免地捆绑住自己的手脚，阻碍发展。拨乱反正意在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概念。用邓小平原话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我看来，邓小平面临的问题之实质是怎样处置列斯主义。

从三文明理论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是东正教－苏俄文明的一次冲击；由于文化大革命遭到否定，加之可以看作这股外来文明进展的顶峰，所以我把这一历史事件断为最后一次冲击。

第二，以文革引发的信仰和宗教问题找到思路，确定中华文明之本、或曰中华文明之体，在易道。

文化大革命不仅有文化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体现外来文明冲击之意义，还有宗教意义。文化大革命调动起来的力量带有狂热的宗教激情，何况在一段时间里还发展起了一些宗教仪式，有一定的创新。40年来，这些现象或者被忽视了，或许是故意被淡化；或者被简单地否定，仅仅当笑料看。缺少严肃的学术分析。这样重要的现象摆在面前，居然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是很不应该的。

我认为，其原因是现象较为复杂，涉及信仰；而且难度大，涉及对文明深层的哲学分析。而淡化、回避态度已经造成巨大后遗症，恶果目前已经凸显出来——直观可见，近二十年邪教迅速蔓延。而应对失措，居然用科学对抗邪教。〖口号：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缺少康德哲学的基本常识，不明白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是两个领域；无论知识多么丰富、多么正确，也无能解决信仰问题。而真正重大的失误在于主动撤离信仰空间——其理解根源或许也在于把信仰归结为认识上的正确与深刻。

所以，有必要从文革引起的信仰问题作深入分析，理清思路。

众所周知，佛教信仰与基督教信仰是不同的信仰，然而二者同样属于信仰。那么容易了解，文革期间的信仰与敬天祭祖的传统信仰，同属信仰，但不是同样的信仰。不同信仰之区别，要讲清楚，就须涉及文明体用之哲学问题。

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那么，究竟体是什么？张之洞的说法，似乎体是制度、思想，用是器物。现在的讨论涉及改变深入到哪个层面的问题。意思似乎体是根本，不能变；用之层面就让它与时俱进吧。可是究竟什么是根本？

有些人认为，哲学基本范畴是体。那么不好了，现在讲哲学，基本范畴是精神、物质，早就没人讲理、气了。即使研究中国哲学的，也是满口的精神、物质，用精神、物质解说理、气。立足点早就移到西方思想那边去了。岂不早就西体了！但是，虽然这样了，我们到哪里还是中国人，并未改变为西方人。我们的精神气质行为规则思路作派仍然是中国人。体用不二。有此用则有相应的体。哲学基本范畴不能担当体。到底这个体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有个“指标”〖这个词不恰当，无词可用，姑且用之〗可以确定：体必定是不变的；可变的不是体。不变，意思是不可能变；即使人们努力让其变，也变不成。这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之根本。

这就是道。由于现在西体也用道字翻译，例如《新约?约翰福音》开卷就是“太初有道”，原文是“太初有逻各斯”，把逻各斯改写为道，中国化了。为避免混淆，我加个字，称中华文明之体为易道。理由也充分，毕竟《周易》阐发道最称原典。

文革展示的民众激情迸发还告诉我们，中国人有信仰，也有宗教需求。然而目前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大部分中国人没信仰。许多文革期间狂热过的人士，现在问他，也多半自称没信仰。若说有信仰，多半是他皈依了佛教或基督教。这现象说明，人们把信仰与特定的宗教联系在一起。

我问过许多自称没信仰的人士，清明节是否上坟。答曰上的。问是否摆祭品，比如馒头、菜蔬之类，答曰有时会的。是否烧纸，曰或有之。我问：这算不算信仰？无语。不是语塞，而是不知该怎样评断。算信仰，不算信仰？自己也说不清。然而心中觉得是件该做的事。深入地问：如果你以贪腐罪妻离子散会否觉得对不起祖宗？答曰：会的。这能说清楚算不算信仰了吧！

一是把信仰与某个有确定僧团组织的宗教关联；二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强势话语，人们没把敬天祭祖当作信仰，内心深处对天命、祖先的敬畏处于晦暗状态。

最近，我看到上海大学一个教授主持的一项社会调查。这项调查发了五千多份问卷，调查中国人的信仰状况。其中一项数据是：约70%被访声称自己没有信仰。我对这个调查给予好评，它得出的结果相当精确。需要改进的主要是，对这70%自称无信仰者作进一步的提问，直至问清他们实际上的信仰。我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天命、祖先。

持这样的认识的有一批学者。只是这种信仰不容易说清楚。有的称之为民间宗教，有的称之为儒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大多说不清信仰什么，甚至干脆认为自己没信仰。

这种情况，不妨称之为信仰、宗教的模糊状态。在学者，是概念和认识上的模糊；在民众，是信仰晦暗造成的迷惘。

认识清楚的专家学者还是有的。在此举两位。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教授，他的观点在我国宗教学界有代表性。还有一位是匹兹堡大学的旅美人类学家杨庆堃教授，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和中国人的信仰状况的研究结论，有权威性。〖顺便说一下，他对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建社会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两位学者观点的共同处是都认定中国社会自古存在的、自皇帝及各级官员、覆盖全体人民的宗教，一直在发展完善中，直至清朝末年。不同点是称呼不同。这是因为这个宗教自古就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没有特别地起过名字。不像道教、佛教、基督教，有个人站出来挑头，发展起组织，因而有名称。自然而然存在，故而无须命名。只是从事研究的学者在论著中需要给它起个名字，于是称呼不同。牟钟鉴教授称之为国家宗教。初看似乎专属于朝廷，实则覆盖全民。无论神祇体系，还是祭祀体系，都是全社会的。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元首，也是宗教上的元首。

杨庆堃教授1961年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根据翔实的可靠资料，详细透彻地讨论了各个方面，堪称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他同样确认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这个覆盖全体国民的宗教，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创始人〖佛教有佛陀为明确的创始人、基督教有耶稣〗、没有清晰的组织形态，因而称之为“弥漫性宗教”。

我认同他们的观点。这个宗教是在若干万年之前形成的，一直起着作用。由于宗教这个概念是西方传过来的，而西方学者大多数不知不觉地以基督教为蓝本理解宗教，因而对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教“视而不见”。他们如果问中国人信什么教，被访如果不信佛教、道教，往往会回答说：我不信教。而实际上他的信仰属于这没有专门名称的传统宗教。他可能会说：我信老天，我祭拜祖宗，但不信教。

上述上海大学的那项调查，所谓没有信仰的70%被访，大概也属于这种状况。他们不信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所以自称没信仰。然而他们大多数应该仍然保持着对老天、祖先的敬畏。因而，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仍然是传统宗教的信徒。

在我们现在的学术视野中，中国古代似乎不存在这个宗教。除了少数的几个宗教学家以外，大家都没把这个传统宗教当宗教看，有的学者称之为民间宗教。叫民间宗教也对，因为现在国家不主张这个宗教，只剩下民间还有它的残余存在。〖在此用“残余”一词或许会引起宗教学家的质疑：剩余多大份量才可以叫做“残余”？需要做精确的实证研究。一般使用“残余”意思是剩余很少。但依我粗陋观察，这残余还很大。所以，“残”在此指不完整。这种不完整相当严重。牟钟鉴称之为“国家宗教”，没有祭天、封赏神祇等，即缺少国家行为，程度还不严重吗？〗

中华民国没有举行祭天仪式，然而纪元还沿袭了中国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没有祭天。中华民国意思是民授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立国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和天授比较接近。邹衍以五行讲天授，其后各朝立国时都要确定自己的五行属性，决定吉祥数字、朝服的颜色等等。可见，中国自古就把天命和历史沿革关联在一起，牢牢扎根在政治思想中。

尽管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祭天，民众对上天的信仰仍然保持着。所以，要理解当今我国的文化冲突、文明冲突，不得不从信仰冲突这个维度考虑。目前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已经全盘西化了。

我们讲哲学基本范畴，一开口就是精神、物质。全部教育都在灌输西方文化，连汉语教学也依照西化的语法实施，更不用说数理化了。这些方面中华民族是与时俱进的，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接受、采用。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问题，只能说是没有大问题。像生育，生了孩子以后怎么养，怎么保护产妇。似乎传统方法比西医认定的方法较为适合中国人。还有饮食。有时候用“火气”之类的说法给食品定性。有些疾病治疗好像完全按照西医的思路还是不行。这方面我不懂，具体问题该怎么评判要专家来去讨论，我能说的是，总体上已经西化了。

科学技术全盘西化，医药养生基本西化，现在分歧严重的在人文（含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的问题在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和各种制度方面。这个领域难以西化。要着重观察的是其中内涵的精神。一切文化产品，包括看作文化产品的制度，都内涵着精神。中华文明的精神是易道。易道又称天道，既是道理所在、文化传统，又是民众信仰所在。因而不能不关注和研究宗教。

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内涵的精神，道，易道，是稳定不变的。它也就是传统。传统这个概念，其基本义涵就是自古至今一贯接续，也即不变。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易道。具体的文化产品可以变，外来的文化产品也尽可引进，它们都与时俱进地更替不息。唯有道不变。

这是中华文明的特性，就是道不变。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把他的这句话翻一下：中华民族存在为中华民族，则其道不变。这是中国不可能西化之根所在。

中华文明之道与基督教文明之道区别何在？——这就是问题焦点，必须搞清楚。

中华文明之道：易道；基督教文明之道：逻各斯。这四十年之概念演进是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然而，目前仍然有认识模糊之处，从而影响发展。易道与上天信仰之内在关联处于晦暗状态，从而造成生存之迷茫。迷茫表现为情绪上烦燥、焦虑，行为上拜金主义、暴力倾向。

干扰中华民族复兴的外来文明之道是天主教的抑或东正教的，有些人士与我有分歧。这类问题可以继续讨论。然而有些人把专制的帽子扣在本土传统和儒家思想头上，就属于没搞清楚概念。这是涉及大道的题目，是深刻到文明之根本、灵魂的深密处的题目，必须经由哲学辨析才能明了。

易道，中华文明的传统，其特性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一阴一阳——《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是翕，阳是辟。辟可以理解为开拓、解构之势用。阴翕，是建构、收凝。一阴一阳，凝聚、再开辟，遂健进。

基督教传统是抽象化。代表性言论是《约翰福音》开篇劈头就说太初有逻各斯。基督教文明把逻各斯看作宇宙人生最根本之道。采用亚里士多德抽象化思路，在阴阳两种势用中偏执阴，即收凝后执着不化，阻滞解构。最明显的是把形式、质料两个逻辑概念抽象化，把这两个思想物看作独立存在，割裂并对立。以致后世哲人或执形式为源、或执质料为源，以之建构宇宙、社会。坚执逻各斯的基督教文明自称掌握真理，其他思想则是异端，以基督徒－异教徒模式划分人群——刚才讲到把人群划分成人民－敌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而中华传统是和谐共存，并行不悖；中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继续革命理论要与资本主义作“谁战胜谁、谁消灭谁”最后决战。当代领导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论，认为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选择，要互相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且引用孔子的话“和而不流”。这就是用儒家的思想，或者更深刻地说，中华文明的易道，宣布为全球政治哲学最高原理。

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是什么。有的学者提出自强不息，有的学者主张是厚德载物，还有的学者主张是中和，中庸之道。我说：这三个都在《周易》里。自强不息是乾道；厚德载物是坤道；乾道包含保合太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是《中庸》的无过而不及，“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以这三种说法汇总起来就是易道。当代领导还提出继承传统、切勿割断精神命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落实中华民族对大同的向往，并且以大同融合共产主义。

如果同意我的看法，把这40年的大势表述为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那么，在看待面对的现象时，首先要判断其归属——体现逻各斯，还是体现易道。

这40年把过去的信仰解释为个人崇拜，实行淡化方针。无疑，过去的信仰中掺杂着个人崇拜。然而，这是两件事物。把二者看作一体，当属对现象未理解透彻。在正确地反对个人崇拜同时离弃了信仰。这是撤退，而且是主动的撤退。这样的主动撤离留出了巨大的信仰空间，给邪教兴起提供了机遇。由此获得的历史教训是：不要把信仰当作个人崇拜。

文革时民众的宗教激情，当前民众的生存迷茫，以及邪教猖獗，我们可否下一个判断：种种问题核心是信仰问题。

在中华民族经受140年逻各斯冲击之后重振易道时，唤醒民众处于晦暗状态的上天信仰，激扬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不要再让世界各族人民以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异类。我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下一步应该是这样的。

谢选骏指出：我记得小时候听谢遐龄把文革比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教改革”——大家凭借一本毛语录就可以大造共产党委的反，就像新教徒手执一本圣经就可以大造基督教会的反。现在我把“文革的宗教意义”、“逻各斯向易道回归”，看作“逻各斯和易道合成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一些步骤。就像三民主义是拾美国林肯之牙慧，毛泽东思想是拾马恩列斯之唾余，而美国与苏联，毕竟不脱基督教文明的范围，两个中国的撕裂不过是中国基督教化的里程碑——最后合成的，是基督教化的第三中国文明，它虽不同于佛教化的第二中国文明和儒道化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但还是一种中国文明，这样的中国文明，或许可以整合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