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确实需要一点复古主义

《中国智囊论坛“妄议中央”更“呼吁常识”》（2018-09-22 法广网）报道：　

日前，中国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研讨会。这是最受中共高层关注的民间会议，“产官学”三界老大及顶级经济学家云集，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囊的与会者们 言辞犀利，极为少见，直面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对政策制定者的批评指名道姓，借用网络自媒体一位作者的话说 可谓上演了一场经济版的“华山论剑”。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妄议中央“还是“呼吁常识”？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现身活动现场
与会者表示“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和谐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中国宏观税负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此次会上的发言部分流出后，很多网友直呼全是“妄议”中央。但仔细梳理各方发言内容就不难发现，会议并未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提出前瞻性的研判，更多地是在审视反思，重申市场经济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的深刻塑造，呼吁政府减政，减权，减税，减少干预， 淡化国企、民企以及外企的所有制分类，在法律上一视同仁，政策上平等对待。让司法独立，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把资源交由市场配置。

一位网友在发帖中这样写道：“一边强调国企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一边又说市场配置资源，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怎么会有真正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呢？如果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岂不是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又怎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呢？现在是一边打右灯，安抚市场，一边向左走，讨好国企派，两边讨好，两边通吃。因此这个悖论无解。”
一篇题为《洗洗睡了》的网文在总结了各方发言要点后写道：“他们说的，都是这四十年来改革开放形成的常识啊，现在已经到了呼吁常识的地步，而且到了大家都惊叹，现在这些体面人这么说话，是不是不想混了的地步！？这说明啥？说明统计部门的数据，其实也没必要看了”。
一篇题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幼稚园教学研讨会》的网文这样写道：“比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这种讨论处在什么阶段？比照西方，1930年代凯恩斯的水平？非也。18世纪斯密的水平？非也。我们还在围绕国王能不能随意征税和没收财产而展开争论。毫无疑问，我们处于13世纪英国无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之前的水平。比照中国，我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国自秦朝起，就已经事皆决于法，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就已经有了系统的法律保护产权。”
一篇题为《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的帖文这样写道：“五十人经济论坛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只在短期经济分析中转圈圈，而不敢涉足真正解决体制性缺陷的长期经济分析。
短期分析方法原本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家对部分自然现象的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人类社会领域，最渴望向科学靠拢的经济学，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也采用了这种假设一些因素不变的短期分析方法。虽然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假设了不同的不变因素，但是他们也假设了共同的不变因素，那就是民主法治政治体系。各种以短期经济分析为基础的政策建议，都是供民主法治政治系统中的民选政府 相机抉择时使用的。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引进西方经济学时，完全没有对分析方法的指导性认识，更没有意识短期经济分析的各种假设前提，尤其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中国日益落后的政治体系不可能被假设为不变战略要素，中国根本不适合采用短期分析方法。中国需要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部纳入共变考量的长期经济分析方法。将政治因素剔除在外的短期经济分析方法与顽固维护落后政治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谋而合，导致经济分析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政治掠夺的外衣，更导致经济全面的畸形化发展，并且没有有效的政治纠偏机制。中国出现了当代世界罕见的经济越发展民怨越沸腾的国家治理现象。
当然了，中国经济学家回避长期经济分析也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对方法论缺少研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短期分析方法。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经济学家迫于压力不敢涉足长期经济分析方法。”
发帖作者朱奇最后的结语是：“说话就说真话，不敢就不说话。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与其用短期经济分析转移和积累矛盾，误导民众，不如自我禁言。“改开”四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学只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系统的华丽外衣。”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在很多地方还比不上汉唐——毛泽东自吹效法秦始皇，其实则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取消私有制，比秦始皇的孙子都不如，因为秦始皇的子孙都灭绝了，至少不会祸国殃民了。至于现在的中国，确实需要一点复古主义，逐渐回归祖辈的文明，脱离现代的野蛮。当然在这一切之前，首先需要结束内战，完成统一；结束军事镇压，恢复文官统治。

谢选骏：商品房预售是黑社会做法

《广东取消商品房预售 中小房企遭灭顶灾》（2018-09-22 澎湃新闻）报道：

9月21日，广东省房地产协会下发紧急通知称，将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有业界人士表示，这对中小房企来讲是灭顶之灾。　

据澎湃新闻21日消息，广东省房地产协会21日向各副会长单位下发《关于请提供商品房预售许可有关意见的紧急通知》。该通知称，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已拟订了“关于商品房预售许可事项调整”的材料。

材料表示，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导致工程烂尾、违法违规销售、交易不公平、房屋面积管理职能难以厘清、不平衡发展和低效率竞争等风险，建议降低预售制带来的高杠杆效应，逐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

消息称，日前，中共住房城乡建设部向广东、湖北、四川、江苏、河南、辽宁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下发函件要求，研究商品房预售许可保留与否。对广东省将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消息，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取消预售制会进一步挤压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条，部分中小房企的融资困难问题会愈加严重，高周转的模式难以再现了。未来房地产行业的整合和大洗牌可能会来得更快一些，市场的清算和出清要从房地产行业开始了。 “华尔街见闻”对此表示，广州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最高，近三年的土地出让金占政府一般性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20%至30%之间，取消预售制将对开发商的土地投资热情造成严重的打击，短期将大规模缩减土地出让金，长期也不利于增加市场多层次的住宅产品供给，难免会形成较大的房价上涨预期。一旦全面取消预售制，最先从土地市场撤退的是开发商，但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短期内没有退路。

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创始人”为香港商人霍英东。1953年，霍英东提出“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这一制度随后由香港传入大陆，并在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随后的《城市房地产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中予以明确。随后这一新房销售方式被广泛运用。

谢选骏指出：商品房预售是黑社会做法，难怪这是霍英东发明的办法。

霍英东博士，大紫荆勋贤（Dr. Henry Fok，1923年5月10日－2006年10月28日），原名霍官泰，结婚时按辈分取名“好钊”，生于香港四大原住民系中蜑家的水上人（传统的贱民），原籍广东番禺练溪村，香港企业家，亦是著名的亲中共人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成为首名跻身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香港人，有“爱国商人”称号。2006年福布斯杂志将霍英东列入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81名、香港富豪榜第9名，资产37亿美元。官方新华社将他形容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而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称赞他为“左派港人”。

霍英东是艇户（传统的贱民）出身，在家中排行第四，祖父霍达潮拥有风帆来往港澳间运输货物，父亲霍耀容继承祖业。1930年一次风灾中两名哥哥翻艇身亡，其后父亲患癌身故，霍母带同霍英东及一姐一妹上岸生活，在湾仔石水渠街居住。霍英东小时就读于帆船同业义学，后转往敦梅小学，1936年考入皇仁书院读中学，为图报国，取名“英东”即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二战香港沦陷期间被迫停学并从事苦力等工作谋生，其后霍家凑足资本，在湾仔鹅颈桥开办“有如杂货铺”。战后先以买卖各种物资获利。
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中共联络在港商人抗美援朝，拥有完整船队的霍英东为中国打朝鲜战争提供支援。他收购战争及医药物资后，每晚亲自指挥船队运货往中国大陆获得利润。
他随后转而投资地产，1953年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再开设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在湾仔及铜锣湾一带发展住宅楼宇，包括蟾宫大厦、香港大厦、海诚大厦等，更首创楼花制度，容许买家在大厦未落成前预先订购，当时引起市民猜疑，但此法令楼市活跃起来，地产商纷纷效法，影响至今，他亦身家暴涨。
1960年代与何鸿燊、叶汉等夺得澳门赌场经营权，建立“东方蒙地卡罗”王国，并获得丰厚财富。1965年牵头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并获推举为首任会长。1967年5月六七暴动前夕离港逃难，至12月暴乱平息后才回港，之后开始淡出地产转战石油产品市场。
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售卖在中国出产的石油产品。1981年董浩云逝世，东方海外交予董建华打理。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霍英东在1986年注资近九亿四千万元使其渡过难关。
1977年成立的香港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一直以捐献与非牟利投资形式在香港策划多个项目；1986年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励国内对教育、科研、社会科学等领域有贡献之学生及教师；2002年成立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推动澳门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及公共事业。晚年致力开发珠江西岸的南沙港工程；霍英东亦爱好踢足球，是香港足球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东昇足球队会长，亦参与各项体育事务。
涉足赌界
1961年10月，霍英东与何鸿燊、叶德利及叶汉合组财团，以316.7万元在澳门夺得赌牌，并在1962年元旦开设首间赌场新花园娱乐场，同年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他同时成为澳娱最大股东，多年来雄霸澳门赌业。
澳娱的股权分布，外界所知不多，霍英东亦曾承认公司股份的很复杂。他忆述澳娱成立时，股东包括何鸿燊、叶汉、新马师曾和叶德利等，但他直指澳娱账目无人说得清，过去亦有分红不均的情形。其中澳娱每年净赚10多亿元，占三分一股权的霍英东却只分得1亿。2001年，澳娱另一名股东何婉琪传出欠债事件，及后更因何婉琪欲将旗下澳娱股权转到儿子麦舜铭名下，引发与何鸿燊就澳娱派息政策展开骂战及法律。
在股东内哄之际，霍英东2002年4月1日宣布把他在澳娱的27.7%股权（共22,654股）全数捐赠同年6月28日成立的澳门霍英东基金会，另再捐赠2,000万元澳门币至其中，估计基金管有资产达60至100亿元。但是，当时只有何鸿燊表示有意收购他手上的股份，双方仍未能就价钱问题作出结论。霍指出自己“四十年没看过赌场盘数，二十年没去过澳门”，创办澳娱只想行善而非牟利。
在放弃股权时，霍英东对何鸿燊的批评亦引起外界猜测两人不和。霍英东在基金会成立时曾发表演说，批评何鸿燊好胜：“1962年向他借40万元，争夺澳门赌权。”他又翻旧账指1967年遭英美政府封杀时，尖沙咀星光行被断水、断电及断电话线，结果何鸿燊把原本值30亿元的大楼，以3,000万元“贱售”。何鸿燊后来说：“几十年朋友，他开玩笑，讲讲故事而已，我晚晚都唔输得（不可以输）。”
与英美交恶
霍英东虽然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出生，但与英国和盟友美国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1950年代韩战爆发，英美根据联合国决议，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这样说道。而在日本、台湾再到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是最后的缺口。香港当局严格执行着“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的香港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
在接下来的近三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中国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 霍英东提供大量战略物资给中共，帮助中共抗美援朝，惹来英美政府的不满，并且因此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非难，但也因此受到了中共的信任，后来荣居全国政协副主席，被誉为“红顶巨贾”。
霍英东与何鸿燊、何添、关明及锺明辉等人合组九龙置业公司于1962年开始在尖沙咀兴建星光行（当时称为九龙商业大厦），但星光行落成招租时，当时美国驻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算星光行的租户向当时由英资大东电报局控制的香港电话公司申请电话线时，也遭到刁难，指“星光行的租户申请电话线可能遥遥无期”。结果大部分租户连按金都不要就走了。最后，霍在星光行承租乏人问津的情况中，被迫将星光行出售置地公司。
另外，香港政府在1960年代末期，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霍英东个人独力投得最大的货柜码头一号码头，但港英政府却无理要求霍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在码头停泊，而当时全港的货柜箱总数都没有20万个，霍英东找“船王”董浩云（前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父亲）商量后，认为没有把握，最后只好放弃。货柜码头一号码头最后由英资太古集团的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承办。
回中国大陆经商
霍英东会议上演讲，自称是“第一批响应返回祖国发展旅游事业兴建宾馆”。1983年2月6日，考虑过北京或上海后，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在广州开业，成为改革“样板”，开业初造成轰动，连当时领导人邓小平也被吸引。
有中国传媒报道，邓小平曾三度到访白天鹅，1984年1月31日的行程包括参观总统套房，及到酒店内的丝绸之路餐厅进餐；1985年的2月19日是农历大除夕，邓小平更在酒店内发表拜年讲话；4日后（同年2月23日）邓再到酒店，并自掏腰包买面包，边吃面包边说：等他回到上海时，就会宣布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当时在场的霍英东说，一个小小的面包，就能使邓小平有这么大的启发，促进中国改革开放。
霍英东更提出自行设计、施工及管理，当年投资额达5000万美元，由霍的维昌发展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协议，以中外合作的方式，经营期为15年，到97年再将协议延长至2003年。目前霍英东集团涉足沙业、地产、科技园开发。
政界发展
1980年8月25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9年六四事件后第三天，他与另外19名港澳人士发表联合公开声明，谴责北京屠城、并哀悼死难者。
1993年3月27日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位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香港人。
1996年及2000年两次旗帜鲜明支持董建华任香港行政长官，但随着董建华下台，霍英东亦淡出政坛并因年纪问题，鲜有公开露面。
建造南沙港
霍英东晚年大力投资故乡番禺南沙，昔日该处被讥为“番禺的西伯利亚”，但霍英东认为当地可连结西面江门一带，与中国政府商谈合作，国务院1993年批准开发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耗资逾百亿元。霍英东当时与多个财团捐款建造虎门大桥，使江门一带往东的行程缩短近102公里，毋须绕道广州，之后又兴建客运码头，使香港至南沙的航程只需1小时15分钟。

不过，南沙由荒芜之地崛起，波折重重。当年“南沙68号”建成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发牌，并突然要求缴付逾百万元的“堤围费”，事件扰攘近一年，后来由他捐款1000万元兴建的洛溪大桥亦发生收费风波，当地政府声称无收过捐款，要向市民征过路费偿还银行贷款，事件最后闹大，番禺政府才肯让步。
自1998年开始，霍英东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展占地250公顷的南沙资讯科技园，首期由霍英东出资3亿元发展，吸引多家大型公司如丰田车厂进驻。2005年霍英东进一步向科大捐款8亿元，当中5亿元为配合南沙科技园发展，科大已在南沙觅地开设教研院，取录约600名研究生，加强科研工作。
体育发展
霍英东热爱足球，早年组织“有荣小足球队”及“卓然队”，更亲自落场在湾仔修顿球场与其他小型球队比赛。及后更成立东昇足球队加入香港甲组足球联赛，亦曾长时间担任香港左派球会愉园体育会会长一职。1970年出任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成为首位华人会长。霍英东更曾获得两届全港网球双打冠军。 他也是香港象棋总会的荣誉会长。
1958年8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不少国际体育组织均视中华民国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同时北京方面也极力反对国际上将台湾视为独立国家，继而在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失去会员席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化，霍英东在1970年代游说中国大陆再踏国际体育的门槛，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并以中国的名义取得会席，并协助中国重返国际体坛。
1978年，他联同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成立世界羽联，并以自己位于中环毕打街的公司作总部。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其后在日本谈判，会前不眠不休地商讨要点，霍英东亦参与谈判。从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至1984年由许海峰击落中国的奥运“第一金”，霍英东在1984年10月以一亿港圆成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并以此名义捐赠金牌予中国奥运获奖运动员、或兴建不同的运动设施。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亚运村里面的“英东游泳馆”。1992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但最后不敌悉尼，当时有人担心霍英东会自杀。霍英东投资兴建的“英东游泳馆”在奥运会时是重要的比赛场馆，负责水球的全部比赛以及现代五项的游泳部分。
私人生活
霍英东有一妻（吕燕妮）二妾（冯坚妮) 三太太(林淑端），下有十子三女，其孙皆在英国接受教育，霍英东元配夫人为吕燕妮，诞下三子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及三女霍丽萍、霍丽娜、霍丽励，其中霍震霆为港协暨奥委会会长，次子霍震寰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幼子霍震宇主力打理南沙业务。霍震霆的太太为1977年香港小姐冠军朱玲玲，两人现已离婚。
霍英东的二太太冯坚妮是他的初恋情人，经常陪伴霍老出席公开活动，二人育有霍文芳、霍文斌、霍文逊等三名儿子。霍、冯传说是韩战时的生意拍档，1977年8月霍母病逝，霍英东在报上的讣闻印有冯及其儿子们的名字，正式承认冯坚妮的身份。霍文芳之前妻为新马师曾遗孀洪金梅之十一妹洪国华。
霍英东三太太林淑端育有霍显旋、霍显光、霍显强、霍显杨四子，但为人低调，较少曝光，喜爱粤曲，是红线女的歌迷。
霍家的生活往往成为传媒追访的新闻。其中霍震霆1978年9月迎娶港姐朱玲玲成为当时轰动的新闻，但2000年以离异告终。霍英东次子霍震寰太太则是艺人陈琪琪，成为一时佳话。
2004年，霍启刚与郭晶晶被传媒拍下亲密照；另一孙儿霍启山亦在2004年被传媒拍下在派对上与章子怡跳舞。另一名孙儿霍启中2004年因藏有大麻及吸食大麻用具，判罚款1500元及留案底，霍英东当时指孙儿需要教训，认为惩罚恰当。
患病
早于1983年，霍英东曾证实患有淋巴癌，当时被估计只能撑3数年，因为这种癌症的特征是每隔三、五、七年必定复发，但霍英东大病后十多年间，安然无恙，此后霍英东曾向壹周刊披露自创了一套叫“冰火浴”之称的冷热浸浴法，方法是在一个载满冰块，只有摄氏一、二度的冰水池中浸一分钟，然后即刻转到一个高温桑拿房焗一分钟，又或者在热水池浸一分钟，如是者每天坚持来回冰水桶桑拿房，用以锻炼身体。这种独门秘方，霍英东一用便持续了20年，可惜2003年癌病复发，在医生指示下停止使用。
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病逝前多次传出重病消息。2006年7月21日，有传媒指霍英东癌症第二次复发，病情一度危殆，靠仪器维持生命；中央派出专机及医疗组来港，接他到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
但霍英东身为中共政要，其病为国家机密，而且家人对病情三缄其口，因此外界一直所知不多；其后病情曾转好，霍震寰更于8月15日表示病情无大碍，并快将回港。
逝世
病逝前一周数度传出弥留状态；2006年10月28日19时30分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10月31日，其子霍震霆护送遗体回香港。11月7日，霍英东以国家领导人的最高规格举殡，是香港第二位荣受“国葬”仪式的人；遗体安葬在位于柴湾歌连臣角道的香港佛教联合会柴湾佛教坟场。
新华社至10月29日下午5时许发表讣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
身后评价
大部分对霍英东的正面评价都是基于他亲中共的政治立场和在大陆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的投资，例如：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霍英东在国家的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贡献宏大，又竭力促进香港的繁荣安定，他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亦感到非常惋惜和十分悲痛，他指出，霍英东十分关注香港体育运动的推广，并全力支持祖国的文教康体事业。何志平说，霍英东为人十分低调谦虚，生活简朴，十分值得尊敬。
新华社发表通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表示，早上获悉病逝消息，感到非常悲痛。曾形容霍英东是自己的恩师亦是好友。并称赞霍是爱国商人，长期推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为人诚恳，平易近人。
香港中文大学于2006年12月7日举行的第63届学位颁授典礼上，向霍英东追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霍氏生前也表示愿意接受荣誉学位。
2007年2月25日，霍获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颁奖典礼在翌日晚上八点至十点在央视一台播出。
在足球发展方面，霍英东在1980年代为了扶植左派球队，打击其他球队的发展，特意推行“全华班”政策（即是球队员只能够有华人球员）。实施的三个赛季期间，入场人数应声下挫，香港足球的发展亦从此一蹶不振。霍英东可谓香港足球发展的罪人。

谢选骏：世界上没有一个双赢的赛场

《急速退步的美国，已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国家》（纽约时报 2020-09-10）报道：

这应该是一个警钟：新数据表明，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正在倒退的国家之一。

在周四上午正式发布之前，我得到了最新的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该指数发现，在全世界接受评估的163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巴西和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比2011年该指数创建时更糟糕，而巴西和匈牙利的下降幅度小于美国。

这些数据描绘了我们国家令人震惊的状况，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行动的号召，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顾问团主席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告诉我， 我们就像一个发展中国家。该指数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启发，收集营养、安全、自由、环境、健康、教育等50项幸福指数来衡量生活质量。在2020年版中，挪威高居榜首，其次是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南苏丹垫底，排在它前面的是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

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但其排名从2011年的第19位下滑至第28位。该指数现在把美国排在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和希腊等明显更为贫穷的国家之后。我们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国家，波特说。

美国在大学质量方面排名世界第一，但在获得优质基础教育方面排名第91位。美国在医疗技术方面领先世界，但在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方面排名第97位。

社会进步指数发现，美国人的健康统计数据与智利、约旦和阿尔巴尼亚人不相上下，而美国孩子所受的教育与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孩子所受的教育大致相当。大多数国家的凶杀率比美国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交通死亡率比美国低，卫生条件比美国好，互联网接入条件也比美国好。

美国早婚率很高大多数州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允许童婚而且在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政治权力方面也很落后。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问题上，美国可耻地排在第100位。

最新指数的数据收集是在新冠病毒之前，新冠病毒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似乎有可能加剧美国排名的下滑。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抑郁症状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增加了三倍，而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与其他影响幸福感的风险因素有关。

发布社会进步指数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新冠病毒将影响健康、寿命和教育，对美国和巴西的影响尤其大。他说，该指数所衡量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似乎有助于保护社会免受病毒侵害。包容、宽容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能够更好地控制疫情，格林说。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在该指数上的下滑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提醒我们，美国人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它们在特朗普总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来自两党的领导人使其不断恶化。特朗普是这个大问题的一个症状，也是这种问题加速的一个原因。

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戴维·G·布兰奇弗劳尔(David G. Blanchflower)的最新研究表明，认为自己的每天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不良状态的美国人，在过去25年里增加了一倍。不断上升的痛苦和绝望主要是美国的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观察到，布兰奇弗劳尔告诉我。

对我来说，这种下降是极为个人化的：正如我写过的，在俄勒冈农村地区，我以前坐的6号校车上，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所谓的绝望之死。今年春天，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海洛因过量去世，而我被关进监狱的朋友都已经数不清了。由于一些家庭的功能失调，这些问题正在下一代身上自我复制。

你们是纳税人，你们支付巨额费用来监禁我的老朋友们；如果把这些钱投资在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或者治疗他们的毒瘾上，效果会好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类似1932年的那一次。就在那一年，美国选民果断地拒绝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消极态度，并通过选举向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授权包括参议院的翻转这为新政和现代中产阶级奠定了基础。但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现实，我们走错了路。

我们美国人喜欢说我们是第一。但新的数据表明，我们应该高呼：我们是第28！而且还在下降！醒醒吧，因为我们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国家。

谢选骏指出：2007年，我写了一本《小国时代》，第二年出版的时候，赶上了经济危机，所以就把书名改成了《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为根据我的“历史力学”，宇宙就是压制和反制的博弈，世界上没有一个双赢的赛场！

《点评中国：习近平是亡党之君，还是开创新局？》（BBC
 2015年6月29日）报道：

今年七一，是中共建党94周年。因为不是逢五逢十，官方不会大张旗鼓地纪念，面临各种生存压力的中国民众更不会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日子。它只是提醒人们一个事实：中共离“百年老店”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样，中共经历了从诞生、青少年和壮年时期， 现在已进入风烛残年，百病缠身，来日无多。应该说，习近平上台前对中共的现状是很清楚的，知道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不想做亡党之君。习上台后，用“中国梦”开局，宣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下大力反腐，企图扭转颓势，再造共产党，使其起死回生，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告慰以毛泽东为首开创红色江山的父辈。

作为红二代出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借反腐震慑官场，树立个人权威也无可厚非。可惜的是，他昧于大势，反腐的目的和采取的方式，与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背道而驰——反腐只是为了救党保权，只反贪官（老虎苍蝇），不反皇帝（一党体制），现在已经骑虎难下。

习近平的困境
习近平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党国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而他本人恰恰就是这一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本来反腐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心可用，但习近平怕危及一党天下，不敢动用民间道义资源，反而把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活跃人士抓进监狱，结果只是习王两人与整个官场孤军作战，虽然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却缺乏体制内的支撑力量，势单力孤。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既挫伤了民心，又得罪了整个官场，两头失塌，里外不是人，陷入“不反腐亡党，反腐也要亡党”的两难困境之中。

习近平不想做亡党之君
本来，习近平准备重判周永康，借其项上人头，来震慑官场，彰显铁腕反腐的决心，但遭遇滑铁卢。对周永康来说，其实判死缓和无期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但党内高层就是不买习的账，由此可见习王的孤立，不得不做出妥协，高层反腐到此为止。在此之前，反腐已经受到党内各方的抵抗和反弹，显示出大局逆转的迹象——先是两会期间曾庆红的秘书高调反击中纪委“庆亲王”的影射文章；接着，郭文贵在海外揭胡舒立的隐私，影射王岐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为大局逆转的重要节点，此后高层反腐戛然而止。

除了来自党内的抵抗之外，令反腐大局逆转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全面下滑，实体经济一片萧条，长期积累的房市泡沫、地方债务泡沫、内贬外升的虚假汇率三大问题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习王反腐得罪了整个官场，集体懒政怠工不作为已经成为官场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习王不得不调整反腐的力度，软硬兼施，说服官员以大局为重，为党分忧。

但是，习王铁腕反腐破坏了多年来中共官场的潜规则，重搞毛时代的你死我活，一人落马，全家遭殃，让中低层官员感到心寒，离心离德，表面上敷衍，实际并不真出力。“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落实不了就是例子，急得李克强干着急没有办法。而在党内高层，习王反腐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特别是以反腐为名集权，掺杂私货，为了扶植习家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把挡路的团派和江派绑在一起打，炮制周、薄、徐、令“新四人帮”的做法，受到高层各派的联手抵制，处境相当孤立。

反腐能否救党？
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反腐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中共官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反腐动了官场所有人的蛋糕，与整个体制为敌。如果不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反腐只是在挖党的墙角，自毁形象。借用最近《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说法是“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因为大家都在共产党这条船上，把船弄翻了，谁也不会答应。这就是习王反腐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孤掌难鸣，受到众多制肘反扑，搞不下去的原因。

习王铁腕反腐破坏了多年来中共官场的潜规则
习近平铁腕反腐，搅动了江胡时代的一潭死水，已经没有退路。中共高层内部已经为此撕破了脸，目前达成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平衡，随时可能打破。习近平以反腐开局，为了救党，反而危及了共产党统治的稳定。如果反腐不了了之，习近平的新政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且打虎不成，反被虎噬，势必遭到反对势力的清算，这是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心病。

习近平生逢末世，心高命薄，虽想力挽狂澜，但志大才疏，缺少历史的大视野，囿守一党之私，没有勇气开创新局。他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四面出击，八面树敌，几乎得罪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老百姓非但没有得到反腐的实惠，反而受到各种打压，生计上陷入困境，党内外人心思变。习近平虽然不想做亡党之君，但这种搞法，明显逆历史潮流而动，已经把上台时的一盘好棋走成死局，照这样下去，能不能撑到中共建党100周年，只有天晓得。

谢选骏指出：上文讨论“习近平是亡党之君还是开创新局？”，其实可笑。因为不论习近平是亡党之君还是开创新局，都要取决于美国的反应，由不得中国自己做主。换言之，如果美国复兴，则习近平只能是亡党之君，但是如果美国继续衰落，则中共当能开创新局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双赢的赛场。决一雌雄是必须的！

谢选骏：共产党能够变成国民党吗——“党主立宪”就是“十七年黑线专政”

《蔡霞：中国的政治出路——去习、非共、变革、和平》（VOA 2020-09-11）报道：

几年前，在一个中共“红二代”饭局上，话题谈到了反思。

有人说，我们应该反思到1989——天安门之后这个国家整个走歪了。

1989够吗？有人质疑：应该从1978年后重新反思——改革开放这条路是不是真能解决毛时代的问题。


不行，我们要反思到1966——“十年浩劫”开始之时。

马上有人反驳：应该反思到1956——那年，中共召开强调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会场里没有毛像，没有党徽，没有红旗。

又有人说，应该反思1949——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究竟对不对？

最后，另一位“红二代”发话了：真正的反思必须始自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这百年来走过的路，其间有怎样的历史逻辑、历史联系值得好好反思。

坐在他们中间，同为“红二代”的蔡霞承认，这一番讨论让她很是吃惊。

“其实‘红二’内部的人，他们的反思深度，远远超过外面人的想象，”她对美国之音说。

现年68岁的蔡霞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龄近40年。在中国日渐严苛的政治环境下，她是体制内极为罕见的，对共产党的党魁和整个机制提出尖锐批评，公开倡导民主变革的人士。

今年8月，蔡霞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用她自己的话说，“与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

星期四（9月10日）， 蔡霞再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在一个小时的访问中，她谈到身为“红二代”的原罪、多年来的反思、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她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勾勒的路线图。

限于篇幅，以下内容经过删节和编辑，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蔡霞教授的原话。

我的原罪

“原罪”这两个字其实是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其实是有原罪的。当然我不能代表别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我这样的人是有原罪的。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它把那么多的人民鼓动起来，一起跟着它武装夺取政权。它许诺给人民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许诺我们将来要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实际上在执政以后，它建立了一套等级特权制度：你父母的等级有多高，你享受的特权就有多少。

我后来感觉到，比如说住房、家庭经济条件、你接受的教育都会比你身边的小伙伴明显地高出一大截，但是那个时候你是理所当然地去享受了 【编注：文革中，蔡霞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上山下乡】。

你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和社会民众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们变成了一个特权贵族阶层，而这个贵族又不是精神上有社会道义、责任感的，而是类似于八旗子弟那种贵族特权。

这个原罪是后来我在反思文革的时候，我们中学同班的女同学给我写了很长的一个文字材料，讲她的父亲、她们全家在“文革”中是怎样的，然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对于民间的疾苦了解得很少。其实对人民来讲，我们是有愧的。

我的反思

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理论家，我其实就是一个老师而已。很多像我这样家庭背景出身的人，他们的反思有些在我之前。我在向他们吸收思想营养，因为他们看到的比我更深。

同时，我自己确确实实是在不断反思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思想变化来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哪些方面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认识应该怎样往前走。

其实我前几年我写了一篇东西，用一天时间把我这几年反思的问题大概写了一个提纲，后来发现真的把这个提纲展开来是一本书的东西。在16年，17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大纲了。到现在又有很多新的情况，包括对于现在这种制度、这种体制、这种状况的一些思考，还要把它再深入进去。

中国共产党将近100年的时间，它走过来的这段路究竟怎么看，理论、制度，包括整个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清理它。

我会努力地做这件事情，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或许需要很多人共同合作才能把这种思考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有一定深度的，比较系统的思考。

“红二代”的集体反思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反思，而是一群人的反思。相对来讲“红二代”中层的这批孩子反思特别多。无论是军队的孩子还是地方干部的孩子，我们所讲的这群是自己的父母在1949年以后，50年代到60年代处在军、师两级，就是军级到正师以上这两级中层的“红二代”。

再高层一点的，我跟他们接触的不是特别多，所以对他们整体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顶层“红二代”当中，所谓“太子党”那一类中有反思很深刻的，马晓力【编注：前中国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之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罗点点啊，就是罗瑞卿【编注：前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公安部部长】的女儿。

其实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因为在北京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本来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孩子，突然一下被抛到了社会底层。他们对自己身边和父母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有很多初步感受的，但并不知道原因何在。“九一三事件”林彪（飞机）爆炸以后，在这群孩子中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思想震荡。大家纷纷在那个时候自觉地去读书和思考。从历史上讲，我觉得反思是从这里开始的。

改革开放以后呢，我觉得越是中国的改革发展往前走，越能够回过头来看到毛泽东时代出了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个国家一直往前走，或许这种反思还不会像现在显得那么突出，那么尖锐。而到了2013年后， 一大批“红二”孩子们——年龄都是经过文革的，也对现在的情况是有感受的——他们鲜明地感受到国家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因此他们的反思就不仅仅是毛那个时候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而是在反思我们在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这套体制和制度究竟对还是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搞？已经达到了这个深度。

有相当一大批“红二”认为，我们过去的特权说明，父辈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不是我们父母当初跟着共产党搞暴力革命、打仗、流血牺牲所真正追求的目标。父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最终能达到“主权在民，主权还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我们作为子女应该有责任推动中国的进步，把父母没有实现、完成的任务，尽可能地推动，尽可能地去做到。

政权不应该在“红二代”、老共产党员孩子的手里，我们觉得这个完全不对。 它是跟父母当年参加共产党的初衷是完全违背的。如果要讲初心的话，这完全不是初心，这是背叛！背叛了父母当初那一代参加革命时候的追求。

有一批“红二”的孩子，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而且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比我说的更决绝。我们有一批人，但并不代表所有人。

反思能撼动中共政权吗？

我觉得最终它会起到某种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它还达不到这样实际的力量。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种中共内部的分裂，分裂前一个阶段其实是分化，是在思想上对很多问题有各自不同的认识。

从党内来讲，这个党一向都是反对“党内有派”，一定要强调思想统一，绝不允许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尤其是2013年以来，大概到14年、15年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还有的人讲：“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编注：2016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

这两个提法，首先就不允许你有思考，不让你有分化。如果没有思想分化，是达不到党内公开地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来，来形成新的力量改变现在的状况的。所以我觉得从眼前看比较难。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是很深远的。

共产党没有合法性

我自己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当讲到要给中国人民民主选举的权利时，他们都要讲我们是28年武装闹革命，流血牺牲打来的政权。他们说，人民是拥护我们的。

28年闹革命跟你没关系，那是你的爹妈那一代的人，或者是爷爷那一代的人去打仗，流血牺牲的。当初说的是人民的国家，没说是你自己打下来的政权，你就霸着政权不放了，没那个话呀。如果说1949年到50年代初，人民还是认可这个政党，认可它的执政的话，那么现在都已经70年了，它还在吃28年的老本。历史的合法性早已不存在了。

现在的人民怎么选择？它必须要通过民主选举来选。但是在这一点上，它就不敢。它始终要说我代表人民，我是符合人民的。因此，它从来不敢把自己和人民分开，就是因为这个政权不是选的，而是它一党独霸的。它一直霸到现在，一党专政。因此每到西方国家在大选年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种选举是金钱政治。你看他们花了多少钱在搞选举，我们是人民拥护的。它从来不敢搞一个真正的民主选举。

它一直说我在搞改革开放，我在搞经济发展，所以人民的生活好，人民拥护我。其实不是的。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危机。80年代给人民松动了一些经济的自由，90年代搞市场经济往前走，确实是有政绩的。大家日子过好了，有些怨恨就逐渐开始化解了。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有限的制度资源，发展市场经济的某些资源用尽了，而你现在又要强权霸占着，绝不允许在政治上松动，在政治上走向民主。因此，经济上获得的一些成就又被权力去独占——贪腐、强占民众的房子、强占民众的土地、强拆房屋，像最近山西几个省市又在搞，把人民祖辈留的私房又重新收回去。

换句话讲，它的这个绩效合法性已经走向反面了。它现在不是有绩效，让人民把日子过好了，现在要号召人民去过苦日子，同时把社会创造的财富掠夺为他们自己的。 因此这个时候，它特别怕外界把这个党和人民分开。这一分开，它什么合法性都没了，连伪装的这层皮都给它扒掉了。

中国底层民众拥护共产党？

有人认为底层的民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支持中共的，我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其实这个底层的民众要进行分析。

底层民众有相当多数的人是没有发声能力的。他没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对于现在的极权暴政统治表达不满的（方法）是什么呢？忍受啊忍受，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是本能的一种反抗。

我最近看到一张图，是一个底层的民众爬到北京城郊一个很高的监视器的电线杆上。他说：“还我房子”。他以命相搏，以命相拼。你把我的房子抢走了，我也活不了了，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喊，“还我房子”。

前几年在大城市驱赶低端人群，北京郊区驱赶了几十万人。这些民众，你后来听到他们有声音吗？他没有声音。我相信你们要去找他采访， 他绝对不会说我拥护这样的做法，我拥护这样的制度， 大冬天把我们往外赶。

云南一个贫苦的孩子叫马加爵，他在上大学时把同班同学刺死了。他是一个很底层的孩子，很贫困，到最后是那么一个悲惨的结局。他能发言吗？他不能。他在大学里面都充满歧视。我相信这样的孩子，他内心除了冰冷，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同情和平等对待的，否则他不会走这样的绝路。所以我们讲一大批底层的人民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我不认为现在有些宣传和报道是客观公正的。据说哈佛大学有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写中国有93%的民众对中国现在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是很满意的【编者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7月发布报告《理解中共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

我就想问问，这个93%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最真实的情况在国内的微信上是没办法传开的，而这些东西在国内却畅通无阻。我认为是带有相当欺骗性的东西。外面有些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有可能被这种东西欺骗。

第三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帝制文化和小农经济的文化。它有两个东西是很突出的：第一点，对权力的崇拜感和恐惧感是夹杂在一块的——你有权我羡慕你，同时我也很害怕你，知道一个没权的老百姓斗不过一个有权的人。

因此，他们从来就是觉得，只要你不惹到我，我就不惹你。“个人自扫门前雪”，不与强权做对。你要跟强权做对，你自己就是不知好歹嘛。他们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其实就是向强权低头啊。这就是小农经济传统几千年的文化造成的。到现在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仍然是有的。不到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到把你逼到不能活的地步，你不会出来说话。

还有一点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底层的民众知识是有限的，信息也是有限的。他对社会的感受只能凭着自身的感觉。他达不到那种理性的认识去思考更深的问题。他看不到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他那么多的痛苦。 所以他希望就是明君、清官，只要你对我好一点，我就感恩戴德。

中国的文化一直到现在都是底层的民众盼望有明君，盼望有清官。他们痛恨的是暴君、贪官。只要你是明君，我就歌颂你，我就说你好。因此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就是眼前我的处境的改变，但是不可能获得根本的制度上的保障，人权平等这些东西。他要想做到安居乐业也是不可能的，那完全看当官儿的意志。

宪政民主，我希望中国能迈过这个坎儿

中国100多年来，将近200年了，从农业文明的社会转向现代文明社会，这个坎儿始终迈不过去。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我们看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现代高科技——本来高科技是可以用来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的，现在极权统治拿高科技当监视器，发展了精准地监控人民、监控社会的技术，成了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

尽管在硬件上，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上似乎中国社会走得不慢，但是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到现代文明社会，政治上的变革始终没有发生。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中国真的要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有八个字：

头两个字就是“去习”——首先要请习下去，打破目前这个僵局。

接着就是“非共”——打破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70年的垄断地位。它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断思想。它把所有的人都捏在自己手上。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它不可以自己就把自己处于一个领导地位，我说了算。

前些日子我在我的推特上讲，我坚决反对“党主立宪”。它没有这个资历，它没有这个资本以它为主来搞立宪，我就写“打破垄断地位”，必须打破！

第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必须要变革。“变革”而不是“改革”。现在这是一套极权体制，而不是威权。威权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可以内部改良，上下结合地搞，但是极权制度是不可能做到改变的，因此必须废弃这套制度。

人类社会对宪政民主体制已经有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探索了。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它的制度健全，包括运转的有效，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去摸过来。你可以去借鉴人家的， 废掉这套极权体制， 再结合中国国情，让这套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去习”、“非共”、“变革”，还有两个字，“和平”。我不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是血腥屠杀的过程，希望它是一个和平的过程。

这个和平过程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体制内外的精英和大众要善于沟通、合作、妥协、谈判，大家共同地来推进中国往前走；第二就是必须要在恢复真相的基础上，通过一定方式实现“转型正义”，才有“政治和解”。

一个民族要做到和平转型，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和解的过程。这个和解不是不问是非。必须是要恢复历史真相，进行政治清算。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它对人民究竟犯了多少罪孽，我觉得是必须要看的，然后就是搞政治清算，但是不能搞社会清算，不能搞大屠杀。

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过这个坎儿，使中国传统的专制极权政治走向现代的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到人权保障，人权的实现。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谢选骏指出：这个蔡霞，苦心孤诣，一心想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这样大陆就能向台湾一样完成“和平转型”，避免革命和清算，共产党就能保住自己的财产与声望。问题是，共产党可能变成国民党吗？大陆可能变成台湾吗？不可能的。因为台湾只是美国保护的岛屿，大陆则很难被外国直接掌握——即使蒙古帝国，也只能“入主”中国。而向日本、苏联那样企图从外部控制中国的，都先后失败了。（至于“党主立宪”，那就是更加不堪，那就是回到文革之前，因为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黑线专政”，其实就是“党主立宪”。）

谢选骏：瑞典是打酱油的国家吗

《瑞典电视台播辱华节目 中国大使馆：突破人类道德底线》（2018年9月23日 法广／东网）报道：

中国曾姓一家游客在瑞典旅游被警察“执法”一事引发两国之间的外交舆论纠纷尚未平息，整个事件前因后果尚未完全水落石出之际，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又通过微信强烈谴责瑞典媒体的“辱华言论”，并指有关节目已经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因为节目影射中国人随街大便。

综合中国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微信公号9月22日发布消息，引述发言人称：“9月21日晚，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播出恶劣辱华节目，主持人罗恩达尔发表恶毒侮辱攻击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已向瑞典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
涉事节目中，主持人罗恩达尔对中国游客提出多项「建议」，例如「我们不在历史建筑物外拉屎，但是你要是手上有一点大便，在瑞典我们就洗手」，又提出种族主义言论「平等的原则不适用中国人」。该节目更将中国游客受辱事件作为调侃对象，将事主父亲的「救命啊」，故意译成谐音「kill me now（快点杀死我）」，而电视画面中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及西藏部分地区。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指，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内容和罗恩达尔的言论赤裸裸散播、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公然挑起煽动针对中国及其它族裔的种族仇视和对立，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及西藏部分地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负责人辩称是娱乐节目，但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表示坚决不能接受，指有关节目已经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严重挑战人性良知，严重违背媒体职业道德，并敦促瑞典电视台及有关栏目立即道歉。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9月19号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瑞典一些媒体对中国批评、指责、谩骂，甚至恶意攻击、抹黑，他提到的涉华不实言论包括瑞典一些媒体称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迫害藏族”等。

谢选骏指出：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憋急了都会在大街上方便的，尤其缺少免费厕所的欧洲更是如此。所以，欧洲尤其是南欧很多地方都是臭烘烘的。相比而言，瑞典算是比较南欧干净的，虽然不及奥地利。而且在“列强”之中，瑞典对待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

《八国联军侵华，清朝向14国赔款，另外6国是打酱油的吗？》（2018-01-17 搜狐历史/八国联军侵华）报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打出来“扶清灭洋”的旗号，开始击杀外国人，欧洲列强一看，反啦？立马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欧洲列强，清朝和义和团都没能抵挡住，纷纷溃败，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没办法，只能用钱打点这些欧洲大爷了。于是，清朝与欧洲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向外国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达9.8亿两，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只有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八个国家出兵了，但赔偿的却有14个国家，难道另外6国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吗啊？

原来，当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针对国内的洋人使馆、教堂进行了围攻，杀了一些洋人的大使和平民。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这三个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清军与义和团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的使馆烧掉了。因此，他们也具备参加赔款谈判的资格。另外三个国家分别是葡萄牙、挪威、瑞典。这三个国家属于民间索赔，所占比列非常小，比如葡萄牙的赔款为20.13万两，挪威、瑞典加在一起才13.71万两。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这么多战争赔款，后来怎分的呢？葡萄牙、挪威、瑞典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和4.5亿两白银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获得赔款最多的其实是俄国毛子，他们以出兵中国路途遥远为由分到了本息合计达2.845亿两；其次是德国，本息合计1.966亿两；排在第三的是法国，达1.547亿两；接下来是英国，达1.114亿两。接下来是日本，本息合计7594万两；下面是美国，达7189万两；下面的是意大利，达5809万两；在下面是比利时，达1851万两；再下面的是奥地利，达873万两；排在后面两位的是荷兰、西班牙，分别为170万两、29万两。

但是，后来有几个国家良心发现，退了一部分赔款，比如说荷兰，就将中国的赔款100%全部退了回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把战争赔款达理发展军工，并在1936年投入到新一轮的侵华战争当中。要知道，日本也是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八国联军总共18000多人，他小日本就占了八千，接近一半，算是主力部队了。

谢选骏指出：如果赔款勒索可以算是一个指标的话，那么显然，俄国最坏，瑞典最好了。为何说是“勒索”呢？因为八国联军并未向中国赔偿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打酱油，200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
传统解释：
以前的酱油都是零卖零买的，自己拿着瓶子到商店，你要多少，人家就给你称多少，这就叫打酱油。
网络用语：
1.形容不关我的事；例如：关我屁事，我是打酱油的。
2.形容凑数；例如：你们玩你们的，我也陪你们去打个酱油。

打酱油是一种娱乐，冷眼旁观他人的喧嚣，静静品味自己的沉默。 “打酱油”这个词语便在网络上迅速窜红，成为一种幽默的托辞。后来，网友用“打酱油”回帖，相当于“路过”的意思。 “打酱油”成为流行网络术语，对其语义试做阐释——虽在道义上确实关注某事，对此也有明确看法，但或明哲保身，或不屑回应，遂以“打酱油”为托辞敷衍塞责。】

谢选骏：朝鲜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韩朝领导人结伴登顶白头山》（2018年9月21日 转载RFA）报道：

2018年9月20日，在白头山将军峰，文在寅和金正恩牵手合影——

韩国总统文在寅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于星期四返回首尔。在离开平壤前，文在寅前往中朝国界上的白头山，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长白山”。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伴登顶，并在天池留影纪念。

文在寅说：“今天返回首尔之前，我去了一趟白头山。我在天池对我自己承诺说，我们要为国民开启一个从朝鲜登上白头山的，不再经过中国前往天池的路线。”

位于中朝国境线上的长白山，韩语叫白头山。这座山被韩国人认为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因此被敬仰为圣山。青瓦台与民沟通首席秘书尹永燦说：“由于白头山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所以韩朝领导人结伴登顶白头山具有很特别的意义。”

但是，长白山却同时被中国满族也认为是他们的发祥地，所以，在清朝时候，包括天池的长白山全部被划为中国领土。但是新中国建国之后，1967年中朝就国境划界时，中国将54.5%的天池划给了朝鲜，并将16座山峰当中的9座划为朝鲜领土。星期四文在寅和金正恩攀登的将军峰就是其中的一座。他们前往的天池，也就是当时被划归为朝鲜的领土。

在登顶白头山之后，文在寅总统于星期四下午返回首尔，然后将着手下星期访问美国的准备。对此，在韩国研究朝核问题的林志豪博士表示：“朝鲜采用务实的态度，希望通过韩国与美国进行对话。而韩国也希望通过朝美对话，来减缓半岛的紧张局势。”

文在寅总统这次访朝的最大成果应该是就弃核与朝鲜达成的共识，朝鲜愿意在有国际专家参观的情况下销毁东仓里发动机试验场和火箭发射架。对此，特朗普总统在推特里表示赞许，但是却将“专家参观”在他的推特里改为了“检验”。

对于文金会达成的《平壤宣言》，国际社会回应最积极的是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会与金正恩再次会晤，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会见参加联大会议的朝鲜外务相李勇浩，商讨无核化的进程。

中国方面，王毅外长表示，中方对《平壤宣言》表示热烈祝贺，予以坚定支持。他并呼吁有关各方珍惜姗姗来迟的和平，莫再丧失这一难得的机遇。

谢选骏指出：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中国割让长白山过半给与朝鲜，属于丧权辱国的卖国行为。从世界帝国的角度看，中国割让长白山过半给与朝鲜，是把朝鲜看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具有和满族一样的平等地位，所以才会让他们瓜分了长白山。要知道，南北朝鲜加起来还没有满洲幅员的一半，而且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就有将近三百万之多。

中国朝鲜族2,489,076人（2009年），分布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列中国第14大民族。吉林、黑龙江、辽宁以及内蒙东四盟地区是现代朝鲜族聚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大陆有朝鲜族人口1,929,696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83%。中国朝鲜族主要分布于与朝鲜半岛接邻的东北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最大的聚居区。由于地缘及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紧密关系，朝鲜族长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或聚居或与其他民族杂居。早期到来的朝鲜族多已经汉化或旗化为汉满两族。现代中国朝鲜族大多是19世纪后迁入中国的朝鲜族人的后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是目前中国的两个朝鲜族自治地方。

谢选骏：亚洲人喜欢鸟笼住宅

《大变天！温哥华99%的独立屋将改双拼 地价要起飞》（2018-09-20 温哥华港湾）报道：

经过两天的公共听证会，最终温哥华市议会以7比4的投票通过决定重新划分大部分城市土地，以便居民们从独立屋到双拼房的改建。这个决定也是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最为影响广泛的政策之一。

独立屋就是国内所说的独栋别墅，通常是指独门、独户、独院的住宅，不与旁边邻居的建筑物有任何连接。双拼房，就是将独立屋分隔成两个拥有独立出入口的屋子。重新规划后，温哥华市内将有高达99%的独立屋可以合法的改建成双拼房，约占城市土地面积的52%。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多年来一直是加拿大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贡献了不少GDP。但大温哥华地区连年疯涨的房地产价格不但让想在大城市居住的普通家庭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而且让购买了住房的许多加拿大人成了债台高筑的房奴。
温哥华的市议会去年通过温市房屋十年计划后，市府职员上月则推出"可负担房屋兴建及财务策略"(Affordable Housing Delivery and Financial Strategy)，包括推出总值20亿元的"温哥华可负担房屋基金"(Vancouver Affordable Housing Endowment Fund)，以及在独立屋区容许兴建双拼屋的"制造空间房屋计划"(Making Room Housing Program)。

这项新政策的颁布，引发极大关注，大部分发言人也积极地表达了他们意见。发言人基本分为两个阵营。一方认为，重新规划的地区增加了住房密度，会为温哥华提供更多住房选择，从而解决居民需求。另一方则表达了如此重大的改变会为温哥华房屋市场带来不可知的危机。

SFU城市设计及规划课程总监甄瑞谦，以及前市府房屋与物业部门官员默菲(Elizabeth Murphy)均指出，放宽密度其实是令土地价格暴涨、房屋难以负担的问题根源。
之前的规则是：你不能建一个带有巷道的复合式住宅，但是如果你建一个复合式别墅，你可以卖掉一半。据温哥华的总规划师Gil Kelly说，这是新的复合式住宅方案的主要好处之一。他表示，这一举措的一个好处是，它允许在一个地域内拥有两套自有住房。
目前，温哥华的Strathcona、Kitsilano和Grandview Woodland社区等已被允许建双拼屋，新政策使可改建双拼屋的区域扩展到Dunbar 、Kerrisdale和West Point Grey等传统“豪宅区”，可以预见，未来这些区域的面貌将发生重大改变。

这是继温哥华放宽后巷屋（laneway suites）政策后的另一重磅。它不会对城市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专家预测，新政策将推动地价上涨。温哥华地价很可能将再次起飞。可以说温哥华的城市面貌将发生将根本性变化。
这也意味着温哥华的独立屋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贵，难保不会到达有钱也买不到的境地！日前，加拿大地产经纪公司Zoocasa利用地产局的最新房价数据以及加拿大统计局的居民收入数据，对大温及菲沙河谷地区21个地产局域市场的房价和所需收入进行了对比。

在这个报告中，房价数据采用的是各区域各类房屋今年8月的最新MLS指标价，收入则是采用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所谓的中位数不是平均值，而是数值最好处于最大值和最小值中间的那个数。令人震惊的是，在大温哥华范围内，没有一个地区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可以买得起独立屋。仅有7个地区的中等收入人群可以买得起公寓！而网友们也纷纷在官推下留言，表达对于新政策或将抬高房价的不满。

更有网友表示，不光是房价会上涨，温哥华城市本身资源也会受到住房密度上涨的影响。例如车辆停放问题，以及地下水路管道是否能承受相比于从前更多一倍的人口密度。

归根结底，新政策对于温哥华房地产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还尚未可知。温哥华土地“增密”将是未来趋势，地价或将迎来再一次上涨。但一块地可建两套房，等于打半折，对普通的中产阶级而言，“住在温哥华”或许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政策带来的改变对于温哥华的社区来说，意义深远。

谢选骏指出：从独立屋到双拼房的改建，是生存空间的压缩！是温哥华亚洲化的明显标识！亚洲人喜欢抱团聚居的鸟笼住宅，这样的人就知道炒地皮，如何可能喜欢海阔天空的民主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