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维族富豪到麦加朝圣未获准 遭中国判死》（中国新闻组 2018年12月23日）报道：
阿卜杜勒加帕尔，新疆一名身家千万美元的维吾尔族商人兼慈善家，近日被中国政府财产充公、判处死刑，原因是他没有获当局批准，就自行前往「圣城」麦加朝圣。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现年42岁、家住新疆伊宁市的阿卜杜勒加帕尔（Abdughapar Abdurusul），今年7、8月期间被当局逮捕，上月被判处死刑。他的兄弟透露，阿卜杜勒加帕尔是接受集体审讯，没有律师，已经违反中国的司法规定。他被判死刑后，不知案件是否有转交到北京最高法院复核，但目前判刑已经确定，等候执行。
阿卜杜勒加帕尔被判刑的原因，是他没有参加官方组织的朝圣团，没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自行到麦加朝圣。报导指出，阿卜杜勒加帕尔是四名孩子的父亲，经营多间店铺，也拥有多笔房地产业，近年他利用收入盈余，协助伊宁市兴建清真寺，回馈社区民众。在他被捕后，他拥有的1440万美元财产，全数被当局没收。
除了阿卜杜勒加帕尔本人，他的一家都受到迫害。他的妻子哈锦（Merhaba Hajim）今年4月起被当局送进「再教育营」关押，关押期间死亡；长子阿热尔（Awzer）去年从土耳其留学回国后，也一直被关押。阿卜杜勒加帕尔的姊妹萨伊杰迈勒（Sayipjamal）长期「被失踪」，家人无法取得联络，相信是被关在「再教育营」；另外，阿卜杜勒加帕尔的50多名友人，也被当局判刑18年以上。报导指出，为了完成伊斯兰教的五功（五项义务），每年都有大批穆斯林会到麦加朝圣。而中国当局为了方便监控，近年以「保障人身安全」为由，要求参加官方朝圣团的人员，得配带有定位追踪功能的「朝觐通」装置。国际人权组织痛斥中国的做法根本是「蔑视人的尊严」。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因为麦加麦地那都是阿拉伯人的城市；而《可兰》（《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其他译本都不被承认为正式文本；最为重要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从未宣称过他不是阿拉伯人。这与耶稣基督完全不同。基督教的新约不是用犹太人的语言书写的，而且耶稣基督再三宣告过他不是犹太人。从以上对比可知，为伊斯兰教殉教就是为阿拉伯人殉葬；而为基督教殉教就不是为犹太人和任何其他民族殉葬——而是为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殉教了！
《消失的新疆维吾尔人都遭遇了什么？ 》（2018-10-30 BBC）报道：
中国被指控未经审判便在西部新疆地区关押了数以十万计穆斯林。中国政府对该指控矢口否认，称人们自愿参加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特殊“职业学校”。BBC的调查发现有关实情的重要新证据。
2015年7月12日，一颗卫星在中国广袤的西部沙漠和绿洲城镇上空盘旋。当天拍摄的照片显示，这里只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灰白色荒漠。这个调查开始的地方不同寻常，它涉及其中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人权问题。
2018年4月22日，即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同一片沙漠上空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面积巨大、保安严密的建筑呈现在眼前。它的外墙长约两公里，四周矗立着16座瞭望塔。
去年首度有消息称，中国在新疆设立穆斯林拘留营系统。试图寻找拘留营系统证据的研究人员在全球测绘软件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发现了这张卫星图片。它位处小镇达坂城外围，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一小时车程。为了避免等待每位到访记者密不透风的警方检查，我们在清晨抵达乌鲁木齐机场。但当我们来到达坂城时，我们被至少五辆车跟随。车上是穿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员。很显然，我们未来几天探访十几个疑似营地的计划并不容易。当我们沿着宽阔的道路行驶，我们知道后面的车队会试图截停我们。在距目的地几百米时，我们意外地看到一些东西。
卫星图像上营地以东的广阔沙地已不再荒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大型扩建工程。这个吊车林立的小城在沙漠中拔地而起。一排排巨大的灰色建筑鳞次栉比，它们都有四层楼高。我们用摄影机记录了这些建筑的规模。但我们试图再靠近时，一辆警车采取了行动。我们被截停下来，被要求关闭摄影机并离开。但我们还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当地有相当多的新举动，外界一无所知。在很多偏远地区，谷歌地球的图像可能要在数月或数年之后才会更新。
其他公开的卫星图像库，例如欧洲航天局的“哨兵”（Sentinel）数据库，会提供更频繁更新的图像，但图片的解析度较低。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寻求已久的东西。2018年10月“哨兵”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该营地比我们预想的已扩建很多。
我们曾怀疑这只是一个较大的拘留营，但现在看来，规模更庞大。它只是近几年来，新疆各地建造的众多类似大型监狱类建筑的其中一个。当我们试图走访营地前，我们在达坂城市中心被截停。我们被形形色色的监视人员所包围，不可能与任何人公开交谈。监视人员会强硬地盘问只是和我们打招呼的人。
不过，我们通过随机获得的号码，打电话给镇上的人。当局不顾一切阻止我们拍摄的有16座瞭望塔的大型营地，究竟是什么？一名旅馆老板对我们说，“这是一所再教育学校”。“是的，那是一所再教育学校。”另一名店主表示赞同。“那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思想有问题。”这个庞大的设施当然不符合普通学校的定义。在新疆，“上学”已经有另外一层含义。“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中国多次否认其未经审判关押穆斯林。但对营地一直存在一个委婉的说法，那就是教育。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当局为了回应甚嚣尘上的国际批评，正加大马力展开全面宣传攻势。
官方电视台接连播出光鲜亮丽的报道。干净整洁的教室里坐满了面露感激的学生。他们看上去学习很投入。报道中没有提及学生被选中参与“学习”的原因，也没有说明课程的长短。但其实有线索可循。这些访问听起来更像是认罪。一名男子在镜头前说，“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发誓要“回去以后”做一个好公民。
我们被告知，这些设施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极端主义，提供的课程包括法律基础、工作技能和汉语培训。最后一个课程显示，无论你称其为学校还是营地，目标都是相同的。这些设施是特别针对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很多人的母语并非汉语。节目还透露了学校实行着装规定，画面中没有一个女生穿戴头巾。
新疆有超过1000万维吾尔人。他们的语言属突厥语族，与中国主要民族汉族相比，他们与中亚人也类似。经常有人指出，新疆南部城市喀什在地理位置上，距巴格达比距北京更近，有时文化上也是如此。维吾尔人曾有反叛和对抗中国统治的历史，他们与现今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地理位置般疏远。
在共产党统治之前，新疆曾经历短暂独立，偶尔脱离中国的控制。自此，这里的人们不断通过抗议和暴力，来挑战这种控制。新疆的面积几乎是德国面积的五倍，它蕴藏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带来了大量的中国投资、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大批汉人定居者。这些增长红利被视为分配不均，维吾尔人的不满情绪正在酝酿。
中国当局回应这些批评时指出，新疆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在过去十几年里，数以百计的人在发生的连串骚乱、社区暴力事件、有预谋的袭击及警方出警时丧生。
2013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针对行人的袭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车上的三名维吾尔人丧生。事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虽然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却震动了中国的权力基础。次年，在距离新疆2000多公里外的云南昆明火车站，31人被维吾尔族袭击者持刀杀害。
过去四年来，新疆已成为国家的安保目标，国家针对本国国民实行了一些最严格和全面的措施。这些措施使用了大量技术，包括脸部识别镜头，用监控装置阅读手机内容，以及大规模收集生物特征数据。
当局还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及惩罚措施，对伊斯兰身份和习俗加以限制，包括禁止留长胡子和戴头巾，禁止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甚至禁止使用听起来像伊斯兰教的名字。这些政策似乎标志着官方思维的根本转变。分离主义不再被视为少数个别人士的问题，而是普遍出自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教的问题。
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加紧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人们对家庭和信仰的忠诚必须在对共产党忠诚这个唯一重要的前提下进行。维吾尔人独有的身份使他们成为被怀疑的目标。
可靠消息显示，有数百名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与多个武装组织作战，令这种印象被强化。在新疆的数千个行人和车辆检查站，维吾尔人需要停下来接受族裔身份识别，而汉族人常常被放行。在新疆内外，维吾尔人面对严格的旅行管制。一项法令迫使居民把自己的护照上缴警方以便“安全保管”。
维吾尔族政府官员被禁止信奉伊斯兰教，不能参加清真寺礼拜或斋月禁食。有鉴于此，中国对被视为不忠诚的诸多维吾尔人，引入老旧而直接的处理方法，或许便不足为奇了。尽管政府否认，但有关拘留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却来自当局自己的大量信息之中。
位于德国的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在网上发现了多页新疆当地政府的招标文件。这些文件邀请潜在的承包商和供应商参与建筑项目投标。这些文件透露了新疆数十个营地的修建和改造细节。在很多情况下，竞标者被要求参与修建多种安全设施，如瞭望塔、铁丝网、监视系统和警卫室。郑国恩将这些信息与其他媒体消息来源进行了比对。他认为至少有几十万、甚至可能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可能接受了“再教育”。当然，这些文件从未称呼这些设施为拘留营，而是教育中心，或更准确地称呼为“再教育中心”。
几乎可以肯定，其中一处与我们走访的大型建筑有关。2017年7月，达坂城某个“教育改造学校”曾招标安装供暖系统。在委婉的说法和平凡的规格与数字背后，存在一个明白无误的正迅速扩充的大规模拘留营网络。
“他们想抹去维吾尔人的身份”
2002年，热依拉·阿不来提（Reyila Abulaiti）从新疆到英国求学。她遇到一个英国人，嫁给了他，取得了英国公民身份并组建家庭。去年，她的母亲谢姆西努尔·皮达（Xiamuxinuer Pida）像往常夏天一样来到英国，和她的女儿及孙子一起在伦敦观光。
66岁的谢姆西努尔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前工程师，她曾在一家中国国企任职多年。她于6月2日飞回新疆。由于没有听到妈妈的消息，热依拉打电话询问母亲是否平安到家。这段对话简短但恐怖。“她告诉我，警察正在搜查房子，”热依拉回忆说。警方搜查的目标似乎正是热依拉。她的母亲说，警方要求热依拉提供一些文件的影印本，包括英国地址证明、英国护照影印本、英国电话号码和大学课程资料。后来，在热依拉的母亲要求她透过中国手机聊天软件发送这些资料后，她的母亲说了一句让她觉得脊椎发凉的话。“别再打电话给我了，”她的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再打给我。”这是女儿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她相信，从那以后母亲就一直在营地里。“我的妈妈无缘无故被拘留了，”她说。“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希望将维吾尔人的身份从世界上抹除。”
BBC对八位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进行了长时间采访。他们的证言相当一致，提供了拘留营内的生活条件与日常活动的证据，以及甚么人会被拘留的笼统依据。参与主流宗教活动、持温和异见、与旅居外国的维吾尔人有任何联系，似乎都足以让这个人被牵涉到这个系统。每天早上，29岁的阿布来提·吐尔逊·土赫提（Ablet Tursun Tohti）都会在日出前一小时被叫醒，他和其他拘留者有一分钟的时间赶到操场。排好队后，他们便要开始跑步。“那儿有一个特别房间用来惩罚那些跑得不够快的人，”阿布来提说。“在那里有两个人，一人用皮带鞭打，另一人则用脚踢。”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看到阿布来提所说的操场。这是一个位于新疆南部绿州城镇和田的营地。“我们唱的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阿布来提说。“他们教我们法律。如果背错了，就会被打。”
2015年末，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幸运的。在拘留营早期，“再教育课程”的长度似乎比较短。但过去两年间，几乎听不到有任何被拘留人士获释的消息。目前，中国已大规模收回维吾尔人的护照，阿布来提是最后一批能够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之一。他曾向土耳其寻求庇护。由于文化和语言的紧密联系，有相当数量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滞留。阿布来提告诉我，他74岁的父亲和八个兄弟姐妹都在拘留营里。“无一幸免，”他说。41岁的阿卜杜萨拉木·木合买提（Abdusalam Muhemet）也住在土耳其。2014年，他因在葬礼上背诵伊斯兰经文而在新疆被警方拘留。他说，警方最终决定不起诉他，但他仍未获得自由。“他们告诉我，我需要接受教育，”他解释道。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地方看起来不像一个学校。
卫星照片上，罕艾日克法律教育培训中心的瞭望塔和双层围墙清晰可见。从沙漠烈日下的阴影中，你还可以辨认出层层铁丝网。阿卜杜萨拉木形容，每日是锻炼、被欺凌和被洗脑。25岁的阿里——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就像很多人一样，太害怕以真名讲话。他表示，2015年警方在他手机上发现一张女子照片，照片中的人戴着尼卡伯（niqab）面罩，阿里因此被关进了一处营地。“有位老婆婆因为去麦加朝圣而进了那儿”，他说。“另外一位老人，则是因为没有按时交水费。”在一次强制训练课中，一辆官员的汽车驶入营地，大门短暂打开。“突然，一个小孩朝与我们一起训练的母亲跑过来。”“她上前抱紧孩子哭起来。”“然后一个警察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并把小孩拖出了营地。”
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片段环境干净，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我们宿舍的门在晚上是锁着的，”阿布来提说。“里面没有厕所，他们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盆。”目前这些说法无法被独立核实。我们就相关虐待指控询问了中国政府，但并未收到回复。对于新疆以外的维吾尔人来说，消息几乎完全消失。恐惧带来沉默。一些人被踢出家庭聊天群、或被告知永远不要打电话，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信仰和家庭是维吾尔文化中的两个核心内容，但它们正被系统地破坏。由于有些家庭是整个家族都被拘留，有消息说许多儿童被安置在公立孤儿院。
2016年，比尔基兹·哈比卜拉（Bilkiz Hibibullah）带着5名子女抵达土耳其。但她最年幼的女儿萨基纳·艾山（Sekine Hasan），现在已经3岁半了，和她的丈夫留在新疆。由于萨基纳未拿到护照，本来他们计划待她拿到护照后，一家人在伊斯坦布尔团聚。她再未能拿到护照。比尔基兹相信，她的丈夫去年3月20日起被拘留。此后，她与她的其他家人也失去联系，现在也不知道女儿身在何处。“半夜里，我的其他孩子都睡了，我常常哭泣，”她说。“你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儿，也不知道她是生是死，世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如果她现在能听到我的话，我只想说声对不起。”
俯视之下
仅使用公共开源的卫星数据，也可以一窥新疆深藏的秘密。GMV是一家跨国航空航天公司，它有为欧洲太空总署（European Space Agency）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等机构，从太空监测基础设施的经验。该公司分析师研究了一份包含新疆各地101处设施的名单，名单来自再教育营系统的多份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他们为新建营地的增长及现有营地扩建，逐一进行纪录。他们识别并比对瞭望塔、安全护栏等共有特征，这些都是监视和控制民众活动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为每处设施成为拘留营地的可能性进行分类评级，并把44处地方归类为“高”和“非常高”的级别。随后，他们绘制了卫星首次侦测到的设施照片，设施共有44处。图片显示，阿卜杜萨拉木被关押的营地，部分地方正进行扩建工作。GMV无法说明这些地点的用途。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过去几年内，以令人惊讶和越来越快的速度修建了许多新的安全设施。很有可能，这都是低估了实情。他们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些设施有越修越大的趋势。与2017年相比，今年的新建项目数量有所回落。
GMV单是计算这44个选址，新疆安全设施表面积比2003年已增加了约440公顷。这个数字是以设施外墙以内的整个营地面积计算，不单是计算建筑物的大小。但440公顷土地代表了许多额外的空间。作为参考，在美国洛杉矶，包括双子塔监狱和男子中央监狱在内的一个占地14公顷的地方，就总共容纳近7000名囚犯。我们把GMV一些数据——达坂城一所设施内的建筑大小增长——展示给位于澳大利亚、具备多年设计监狱经验的盖默·贝利建筑事务所（Guymer Bailey Architects）看。他们根据卫星图像估算，该设施最保守估计可以容纳约1.1万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这处设施也堪比世界上其中一些最大型的监狱。
纽约赖克斯岛（Riker's Island）拥有美国最大的监狱，可以容纳1万名囚犯。伊斯坦布尔城外的斯里乌里监狱（Silivri Prison）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监狱，它的设计容量是1.1万人。盖默·贝利建筑事务所对卫星图片上不同建筑的潜在功能进行分析，并提供给我们。他们对达坂城营地可容纳人数的保守估计，是假定人们被关在单人间内。如果将单人间换成集体宿舍，达坂城营地的总容量会大幅增加，最高可达到约13万人。我们还向拉斐尔·斯佩里（Raphael Sperry）展示了这些照片。斯佩里是一名建筑师，也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建筑师/设计师/规划师社会责任”（Architects/Designers/Planne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组织主席。“这真的是一处巨大而荒芜的拘留设施，”他告诉我。“该设计似乎旨在以最低的造价，尽可能多地把人们容纳到一个很小的区域。”“我认为1.1万的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从现有信息中，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内部间隔如何，哪部分用于拘留，或是作为他用。但即使这样，你估计舍区能容纳13万人的说法，很遗憾地讲，似乎是有可能的。”
由于无法实地走访该地点，所以也无法独立就分析进行验证。我们向新疆有关部门谘询达坂城设施的用途，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拦截
新疆的拘留营并非完全相同。一些设施并非从零开始建造，而是由学校、工厂等原本作其他用途的结构改建而来。它们通常较小，且位于城镇中心附近。我们试图走访位于新疆北部伊宁的几个类似营地。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份采购文件。当地政府希望建立五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为了“维稳”。我们停在城镇中心的一个大型建筑群外，这里曾是伊宁第三中学。场地被一排很高的蓝色钢制栅栏包围，前门有严密的安保措施。操场旁是一处新建的瞭望塔，另一座塔旁边原本是一个足球场。
这个足球场现在被六个长型钢制屋顶建筑完全覆盖。探亲的人们在外面的安检处排队。同样地，在市内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有两三辆车跟着我们。当我们试图拍摄一处被灰色栅栏包围的营地时，我们遭到拦截。官员用手挡住我们的镜头，告诉我们，今天那里正举行重要的军事训练，指示我们离开。在这处曾经的学校外，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一名母亲和两个孩子默默站在栅栏旁。一名监控人员试图阻止他们说话，但另一人似乎否决了他的决定。“让他们说吧，”她说。我问他们在看望谁。静默了一阵子，那小男孩回答说，“我爸爸”。我们的镜头再一次被官员的手挡住。
喀什曾经的维吾尔文化中心，一度热闹非凡。但如今，狭窄的街道出奇的安静，很多地方大门紧闭。在其中的一扇大门上，我们看到一则告示，指示人们如何回答家人去了哪里的问题。“讲清楚政府是立足帮助挽求（救）的出发点进行集中关爱。”“讲清楚被关爱的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很有可能危害社会，连累家庭。”喀什主要的清真寺更像是一座博物馆。
我们想知道下一次礼拜是什么时候，但似乎没有人能回答我们。“我只是来这里接待游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什么祈祷时间。”在广场上，几位没有胡子的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我问他们，其他人在哪里。其中一人做了一个手靠近嘴巴的手势，暗示他与记者说话会有很大风险。有人窃窃私语道：“没人会来了。”不远处，一名戴钢盔的警察正清理清真寺的阶梯。一片寂静中，拖把的摩擦声和水桶晃动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中国游客在一旁拍照。
我们离开喀什，沿着高速，朝着散落维吾尔村庄和农场的西南方向驶去，那边也有很多疑似营地。我们像往常一样被跟踪，但不久后，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我们前方的高速公路似乎刚被关闭。负责设置路障的警察告诉我们，路面在烈日下已经融化。“继续行驶不安全，”他们说。我们注意到，其他车辆被引导至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我们听到无线电中的指示，说把他们拦在那儿“一阵子”。我们被告知可能要等待4到5个小时，被建议掉头离开。我们寻找其他的替代路线，但似乎又有路障出现，理由有所不同。其中一条路因“军事训练”而关闭。我们在连续四次、在四条不同的道路中被迫掉头后，我们认输了。
就在几公里之外，便是一个据说能容纳大约一万人的大型营地。在新疆，维吾尔人可以担任政府要职。跟踪和拦截我们的很多政府官员和警察都是维吾尔人。就算他们感到有所冲突，也自然不会说出来。但是，尽管有人把个人识别和管控系统与种族隔离相提并论，显然这并不完全准确。很多维吾尔人确实与该系统有利害关系。实际上，中国自己的极权主义过去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类比。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社会被告知“不破不立”。
雪克来提·扎克尔（Shohrat Zakir）是维吾尔人，他理论上是新疆当局的第二号领导人。他说，这场战斗几乎已经获胜。不久前，他对官方媒体说，“已连续21个月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包括危安案件、公共安全事件在内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现在新疆不仅很美丽，而且很安全、很稳定。”但是，当被拘留者获释后，会发生什么呢？与我们交谈的曾遭拘留人士，无一不流露出愤怒。
国际社会还未听到曾在达坂城设施待过的人的声音，这些险恶的秘密设施，比例相当巨大。我们的报道进一步提供证据，中国大规模“再教育”项目，不论有任何其他叫法，都是一种扣留，并在未经审判与起诉的情况下，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关起来，他们事实上无法接触到任何司法程序。中国已经宣称该项目取得成功。但这类项目的最终结果会走向何处，历史上已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先例。
谢选骏指出：显然，维吾尔人遭到迫害的原因是因为其宗教，不是因为其种族。这一点与汉人基督徒的处境十分类似。维吾尔人真的会为阿拉伯人殉葬吗？并不见得。因为维吾尔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所有的突厥人其实也都如此——而且他们的文明历史要早于阿拉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