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白宫变成了川普大楼

《美国经历最长联邦政府部分停摆 特朗普：白宫里除了我几乎没人》（2019年1月14日 美国之音）报道：

在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期间一名美国特勤人员在白宫外继续其警卫职责。

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最长的部分关闭1月13日星期天进入第23天。此前，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纪录发生在1995年，当时因为时任总统克林顿和国会共和党人无法对政府支出计划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关闭了21天。

由于大部分议员已于上星期五离开华盛顿，至少星期一才回来，因此政府局部停摆问题料至少再延续到下星期一。

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在白宫等着国会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打电话来就边境安全问题进行谈判。他还在前一天的推文中说，美国的南部边界正在出现一场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呼吁民主党人放弃休假，继续谈判。

总统特朗普12日甚至发布推特表示，“白宫里除了我几乎都要没人了。”

由于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在拨款修建边界墙问题上的争执，美国联邦政府部分部门因预算授权到期而从去年12月22日起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在政府关闭期间领不到工资。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访问德克萨斯州边界城镇马克艾伦时表示，他可能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在不经国会批准动用资金修墙。不过，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民主党人很可能立即付诸法律挑战，说边境没有紧急状况，总统超越了宪法赋予的权力。

据《纽约邮报》等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要求拨款57亿美元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筑墙，以防止非法移民从拉丁美洲入境美国。而民主党人只打算拨付不超过13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来解决边境安全问题，使得国会和特朗普在支出法案上无法达成一致。

此外，特朗普还曾多次暗示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得到他想要的57亿美元修墙资金，据传白宫和五角大楼方面也已开始为此做法律和经费等方面的准备。此举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华盛顿邮报》援引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B. Raskin）的表态称，“国家紧急状态不应该是总统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总统行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目前尚未在法律上受到过质疑。但特朗普11日也在此问题上“松口”，称自己虽有相关权力，但不会”这么快”就做。

政府停摆造成了诸多方面的不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给80万联邦政府雇员的薪水也开始暂停发放。不能够按时获得薪水，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无法维持房租、食物等基本生活费用。如果关门继续，他们甚至需要动用银行储蓄甚至贷款等方法来维持生计。德国之声报道称，联邦雇员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华盛顿已出现首次示威抗议。此外，不少公共服务部门也受到影响，由于安检员缺勤率的上升，不少旅客需要在机场排更长的队，而迈阿密国际机场还宣布将于13日至14日下午关闭6个候机厅中的一个。

谢选骏指出：美国经历最长的联邦政府之部分停摆，特朗普开心曰“白宫里除了我几乎没人”，这是多么惬意风光的孤家寡人，可以说是独步古今了——白宫终于变成了川普大楼，美国也终于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时期！这就是罗马帝国的预兆。如果川普胆量够大，再来一次紧急状态之实施，那就真的再次预演了新大陆革命。不过，这次可不是君主制向共和制的革命，而是共和制向帝国制的革命！

谢选骏：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杂

《越南新娘在中国代价超出想象》（2019-01-12 精英说）报道：

　　

不知从何时开始，“花20万买个越南老婆”，成了一些单身男青年口头的玩笑话。在这些人眼中，年轻、貌美、温顺、顾家，或许就是越南新娘的同义词。哄不好丈母娘，买不起学区房，干脆买个越南媳妇，老婆孩子热炕头、相亲相爱到白头算了。可玩笑归玩笑，事实上，我们对这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庞大人口产业，一无所知。

为了一场“明码标价”的异国婚姻，人们要付出的代价，也往往超出想象。这次，让我们走进越南新娘买卖背后的世界，光鲜幻象背后，多的是心酸与绝望。

“天堂太远，中国太近”

“来娶老婆的？”“你有没有老婆？没有正好带一个回去。”“要是有老婆，再娶个小老婆也没关系。”在越南胡志明市华侨聚居地第11郡的大街小巷，以上对话时有发生。搭讪者，常是当地通晓汉语的“婚姻中介”；被追问的，则是顶着华人面孔的外来男性，无论年龄。这，可以说是越南跨国婚姻移民潮的缩影。

与广西、云南接壤的越南，在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上，与中国形成了某种奇异“互补”。48.8：51.2——这是越南2014年人口普查后得出的男女比例。由于从上个世纪以来的多场战争，越南男性人口比例一直低于女性。也正是由于战争因素，长久以来，越南男性在家庭中普遍缺席，女性不得不在社会中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供养长辈，照顾孩童。可在亚洲传统父权观念的影响下，女性虽然赚钱养家，劳心劳力，地位却始终很低。这种社会特征，也一直延续至今。

而中国的情况，却呈现出倒错的景象。由于我国曾深受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影响，中国男性人口长期处于过量增长之中，也因此导致了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8:100，之后持续飙高，近几年，这个比例稳定在了115:100。

美国学者胡德森曾在《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指出，因中国各地流产、弃婴等原因，1995年以来，中国每年消失的女性人口约100万，到2020年，因此而消失的青年女性将高达3000万人。换句话说，中国3000多万单身适婚男性可能会打光棍的缺口，也就此深深埋藏。

过剩的男性数量，来自长辈、组建家庭、传宗接代的压力，使中国男性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男性，急切地寻找门路结婚娶妻。一多一少，一男一女，使彼此通婚的现象在风俗语言、生活习惯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个接壤国度，成为一种极易理解的现实。在越南，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天堂太远，中国太近。”

越南人民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866美元，那时，久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又遭遇金融危机的越南，仅为2215美元。足足四倍的差距，让人很难不动心。嫁人，嫁离得近又富有的中国人，成了越南姑娘摆脱穷困的捷径。在难以用教育改变阶层、用奋斗创造财富的越南，“穷则思嫁”，是她们对家族所能尽的最大责任。

一名中国台湾男子娶到一位越南新娘，女方比男方小20岁——对于一些中国男性而言，越南新娘没有太多“想法”，连眼光都没同层次的中国女人那么高。在深受国内高昂彩礼、有车有房等要求所苦的情况下，迎娶她们，性价比最高。

中国男人娶到越南女人的N种方式

事实上，自90年代而始的通婚浪潮开始，中国男人有多种方式可以娶到越南新娘。而人们正常所理解的“跨国婚姻”，不过就是像何氏欢及其中国丈夫刘卫华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相知相恋，步入婚姻殿堂。何氏欢与丈夫刘卫华是在越南宁平相识。多年前，家境艰苦的河南小伙刘卫华赴越南打工，本是想多赚钱，回老家娶媳妇。到了那边他才惊讶地发现，他的“工友”大多数竟然都是越南女孩，后来他才明白，原来这就是盛行于当地“婆养汉”的风俗习惯。

何氏欢是刘卫华的工友之一，性情活泼、干活勤力的她，吸引了他的爱慕。他时常开玩笑般地敲敲女孩的脑门，比划着：“我们，mai（越南语，音，‘去’的意思）中国？”两情相悦之时，结婚成家，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和国内有点不一样的是，刘卫华娶妻所花的彩礼，只有100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约3000元。然而，刘卫华所担忧的被岳丈家“嘲笑”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在一个被更大贫穷所侵袭的家庭，看到何氏欢能嫁给喜欢的中国男友，家人十分感动。他们祝福着女儿，盼着她能过上好日子。

然而，像何氏欢这样通过自由恋爱而外嫁的新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像阿塔这样，在反复相亲的过程中，被中国人挑中。正当妙龄的阿塔，生活在“养妈”家中。“养妈”，是越南人对婚介的一种称呼。他们往往集中管理着待嫁的年轻女孩，教她们说中文，讲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吃、住、行均由婚介承担，但是所有行动都要听婚介安排。

一旦出现有心娶妻的中国男人，女孩们就会被安排着轮流相亲。虽然男女双方名义上是相互选择，但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女方可挑选的余地更少。所以最终，可能有嫁不出去的女方，几乎没有娶不到老婆的男方。来自江西县城的大龄青年张代，在支付了8万元人民币给婚介后，开启了这场像极了旅游的相亲。当初他来，得到的承诺就是保准挑到合适的新娘，期间吃住费用由婚介承担，中介费也好彩礼也好，都包含在内。配对成功后的一应签证、材料等，也会协办。“比在国内娶媳妇划算多了。”张代嘟囔着。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代才终于选上了心仪的越南女孩阿塔，用张代的话来说，阿塔“温顺，话少”，看着样子“好生养”。随着阿塔的相关材料、签证等陆续办好，她挽起了头发，穿上了婚纱，准备在越南家人身边举行完简单婚礼后，就随丈夫回国。提起认识才没几天、语言不太通的丈夫，阿塔娇羞地低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待在前方的新生活是未知的，但阿塔似乎已经打算接受一切或好或坏的结果，而这其中有一种可能性正踩着岁月的脚步缓缓前来，那就是从新娘“升级”为媒婆。

也是通过相亲才结婚的吴丽便是如此，嫁到中国后她生了个男孩，在家里越来越“受宠”。现在，她随丈夫在绍兴某家制衣厂打工，两人月薪合计8000元，孩子留在老家。深觉在中国过得还不错的她，动起了为家族里年轻妹妹们介绍中国老公的心思，一来是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亲上加亲”，二来也为了赚几笔介绍费，改善生活条件。这些转型升级为媒婆的越南新娘，无形间为更多越南女孩来华开辟了渠道与机遇，一带十、十带百，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不过，以上这些都还算是“正规途径”，走“非正规途径”的越南新娘，或许会遭遇难以想象的晦暗艰辛，比如偷渡，比如被卖。走这些渠道的越南女孩，在中国没有合法的身份，她们是游走于阴影之下的“黑户”，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即便结婚生子，下一代未来的户口问题，也会像一颗定时炸弹。隐约知道自己会面临着什么的21岁越南姑娘阿何，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400万越南盾（约合1200元人民币）月薪的工作，离开了在第11郡的家，偷渡到了中国。

先在中国打工挣钱，有机会就嫁人，这是她的计划。然而现实，永远比理想残酷百倍。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选择偷渡的“阿何”，本以为自己是奔向新生的勇敢者，却不会料到极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编织的网络，被买卖，被毒打，沦为性奴……在异国他乡的她们，或许连死亡都是无声无息。通过拐卖成型的婚姻，更难以有幸福可言。越南新娘们的境遇，未必比电影《盲山》中被拐进大山的中国女孩好很多，虽然没人愿意承认，但这也确实构成了中国男人娶到越南媳妇的方式之一，充满了血色与悲情。

一场关于人性的对赌

对于中越通婚的家庭而言，幸福的婚姻也许相似，不幸的，却各有各的不幸。仅靠简单肢体语言交流的男男女女们，大多都没有经过自然恋爱，刹时间就宣誓成为了要“厮守终生”的夫妻。但结婚只是第一步，剩下的人生岁月，无人敢保证，尤其，当一场婚姻还建立在谎言与利益关系之上。

48岁的越南妇女郑明霞，早几十年前就通过“相亲”嫁给了家境仿佛不错的中国丈夫。没想到跟丈夫回村后才发现——丈夫家里穷困潦倒，简直和自己的越南婆家不相上下。娶她的彩礼，不过是当年七拼八凑起来的借款，最后还是得靠自己干活来还。多年来，她干着苦活累活，过得饥寒交迫，很多时候只能用盐拌着粥吃一顿。中国丈夫喜欢说甜言蜜语却好吃懒做，因为郑明霞没生下一儿半女，动辄就对她拳脚相向。

被拐卖给中国男人当媳妇的小秋，当发现自己所嫁之人是个腿脚不便的老头时，已经心如死灰。但是没有签证、没有户口、又人生地不熟，她唯有认命，熬一天算一天。

30多岁的越南新娘阮云也想回家，但她已经看不见回家的路了。丈夫懦弱也就算了，家境贫寒她也忍了，最让她痛苦的，是丈夫家人对自己的欺凌倾轧。因为自己的外来身份和语言不通等因素，家里没人愿意尊重她、保护她，每天面对的，只有无尽的劳作与打骂。

每个女孩都害怕“遇人不淑”，远嫁的越南新娘尤其如此。她们并无回头路，只好去赌，赌丈夫没有骗自己，赌他会好好待自己，赌这场婚姻奔向的是光明的未来……越南新娘在赌，中国男人又何尝不是？

河北定州的李旭东到现在还记得给越南新娘林艳媚买了多少首饰、电子产品，又给她家送去了多少彩礼。在她消失之前，他还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成为一名幸福的已婚男子，让一直为自己婚事忧心的双亲放心。然而，新娘说跑就跑，彩礼说空就空，留给这个本就不太宽裕的家庭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更大更难填的财务窟窿。李旭东想不通，自己对她蛮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直到他在电视里看到警方破获“越南新娘诈骗团伙”的新闻。这些人辗转各地，以介绍越南新娘为诱饵引诱中国人上钩，成婚后没多久就卷着财物消失。“这不就是‘仙人跳’吗？”李旭东悲伤地说。只有层出不穷的有关“落跑新娘”的报道提醒着李旭东，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李旭东并不确定林艳媚到底是不是诈骗团伙的一份子，还是只是自己要出走。他听说过广东那边发生的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某个越南新娘杀死了丈夫和婆婆，还把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给卖了……新闻里痛失妻子与儿子的广东老汉赖社会，掩面哭得泣不成声，这起事件，想必也会给每个娶到越南老婆的中国男人留下阴影。没人能说清，在这场有关人性的对赌中，谁才是最后的赢家。看似“明码标价”的婚姻，只是让信任与真心，成了最稀缺的物品。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境内大约有10万余名远嫁来华的越南新娘，但具有合法婚姻者不到半数，她们大多身处农村，贫穷且没有户籍，权利诉求难以得到保障。她们不是电线杆上“20万买个越南新娘”的小广告，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成为中国人的儿媳、妻子、母亲……

在家人眼中，她们是脱贫致富的希望；在婚姻中介与人贩子眼中，她们是价值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商品”、“货物”；在中国丈夫眼中，她们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买来”的新娘，是可疑的异类；在有关部门看来，蕴藏着不稳定的犯罪因素。而在她们自己眼中呢？任何一个善良正直的越南姑娘，大概都会希望自己觅得良人。虽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某种不对等，但对幸福的期许，是人之共性。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在现实问题错综复杂的交错下，宁静而稳定的跨国婚姻，反而成了可贵的“少数”。不过，在凤凰卫视纪录片《冷暖人生：越南新娘》中就有这么一对“另类”——越南新娘李凤凰和中国丈夫郭李广，当问及夫妻相处之道，二人相视一笑：“尊重，用心。”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的种族差异非常明显，西北人和东南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东北人和西南人也是如此。其实中国各省人都有其人种特征，这还是就是汉人而言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杂呢？看来和中国人为求多子多福不择手段娶妻生子很有关系。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当兵的三年不见女人见了老母猪当貂蝉。这样的人要是殖民各国，后果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能力殖民的，也要进口一些落后地区的女人，哪怕是非洲的回教的越南的也行。

谢选骏：为什么要对偷听敌台施以重刑

《中国学者证明 人可在睡眠中被“洗脑”》（2019-01-13 北青网）报道：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时杰教授课题组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朱露莎教授课题组合作研究的成果“午睡中改变简单经济学决策中的主观偏好”，近日在著名杂志《eLife》发表并重点推介。该研究发现的在睡眠中改变价值决策的新方法，对睡眠、决策及临床医学领域的未来研究都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时杰教授介绍，价值决策是一种常见的经济学决策类型。在日常生活中，大到购买股票、基金，小到吃苹果还是橘子，都属于价值决策的范畴，而价值决策通常被用来研究价值奖赏，即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奖赏效应在大脑中的表征和处理。

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良好的睡眠不但有利于个体的健康，而且对学习、记忆等大脑的基本认知功能至关重要。既往研究表明，人类在白天学习的知识会在睡眠过程中自动回放，这种过程可能有利于记忆的长期维持。然而，睡眠对于价值决策等复杂认知功能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该研究通过行为学、神经电生理及计算建模等研究方法，发现在浅睡眠期无干扰地轻声播放某些零食名称，可以选择性地改变人们对这些零食的偏好，使得他们醒来后愿意多付近10%的价钱购买这些零食。有趣的是，这一改变仅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对清醒的个体播放同样的声音，偏好并不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脑电监测技术，研究者发现睡眠状态下播放零食名称所诱发的低频脑电震荡活动可以有效地预测清醒后偏好改变的程度。

专家介绍，首次证明了选择性调控睡眠中的记忆处理过程可以改变价值决策行为。在临床医学领域，该研究指出了一种新的干预可能：为了帮助病人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改善健康状况，可通过在睡眠中实施轻微的、无干扰的刺激，来改变烟酒成瘾者、暴饮暴食者等的顽固偏好，为在睡眠这种无意识状态下应用心理学范式治疗精神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享受，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台一月工资买来的短波收音机，躲在被窝里偷听各种敌台——从苏联的到美国的，从让台湾的到香港的，还有最少宣传性质的的英国BBC……这比满清龟奴之下的清人的“雪夜闭门读禁书”远为刺激。现在知道了吧，毛泽东为何要对偷听敌台施以重刑——因为夜间广播像催眠曲一样改变了人的深层价值观！比毛泽东的广场喇叭更加有效，因为毛泽东的喇叭，只留下了一堆广场舞的大妈。毛泽东思想只对女人有用。因为毛泽东不长胡子。而成年人需要的却是雄性思维。为什么要对偷听敌台施以重刑？从恫吓批斗到严刑拷打到坐牢处决，就是想把一切有关全世界的消息，消灭在萌芽状态！

谢选骏：飞虎队摧毁了中国的文明

号称“飞虎队”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大举轰炸沦陷区交通设施的行为，让日本人往沿海撤离部队的速度减缓，并且也增加了国军与日军爆发不必要冲突的机会。因为在战争后期日军为了预防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已经开始将部队从内陆的占领区撤出。国军完全可以在不与日本人爆发决战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返回沦陷区。而日军华北方面军也没有增兵华南阻碍国军反攻的打算，而是想要增兵满洲国因应苏联红军即将发起的攻势。 

但是大举炸断的铁路和公路影响了多方面：首先是日军的往东往北撤出调动迟缓导致在内陆与国民党军缠斗战火加剧，平民死伤较多，使同时苏联在东北受到的阻碍较小快速进占，日后将所有关东军收缴的武器甚至医护人员都交与中共，使得共产党之后在东北的优势和战胜有大助益。同时国共两军的特性中，国军是民心较差但装备机械化较先进，共军是装备落后但依靠民心进行游击野战，大举破坏铁公路的做法客观上抵销了国日两军的优势，且加长两军缠斗，而共军趁机得到战略利益。 

飞虎队也叫“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存在时期1941年12月20日—1942年7月4日。飞虎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创建

1937年初，应国民政府邀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飞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获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陈纳德以其人脉和技术获得蒋中正及宋美龄的信任，并以空军上校的职级礼聘、月薪1000美金，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及训练飞行员。他在1937年中抗战爆发之际尚未发挥所学；但南京政府内迁重庆之后，他利用中国的战略纵深建构出一套原始的预警网防卫重庆抵御日军空中威胁，同时他估计只要手上有100架驱逐机以及优秀的驾驶员就可抵抗日军空中威胁。 

在飞虎队成立以前，中国战场的战斗序列中还有一支由苏联军队组成的苏联航空志愿队。但是在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之领土完整，不予侵犯；苏方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战争对象，另一方应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同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苏联已无余力继续支援中国战场，苏联志愿队在同年撤离。 

由于中国飞行员数量有限，受蒋中正所托，陈纳德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并且请他组成由美国飞行员构成的空中武力。在飞虎队之前，西班牙内战期间也曾有少量美国人志愿者组成了洋基中队替西班牙共和国军战斗，因此志愿武力的构想有其前例可循，关键取决在美国决策者的意愿。陈纳德到美国后，成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获得他的支持及默许，同意美国现役、退役及备役军人改变身份后即可到中国作战。陈纳德的工作之所以可以顺利完成，和宋子文找上罗斯福的个人助理劳克林·居礼、及罗斯福的心腹汤玛斯·加德纳·柯克伦运作有关，在成功的政治游说下，罗斯福立场同情国民政府际遇，并愿意提供相当多的方便使国民政府维持战争力量。 

1941年4月15日，中美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并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人和陆军航空队，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组“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战斗，并同意中国利用美国“租借法案”货款给中国资金来购买美国战斗机；7月10日，第一批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自愿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昆明参战，8月1日陈纳德在昆明设立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除了人力要素打开关键之外，租借法案通过纳入国民政府成为援助对象后，物资也开启了机会之门；宋子文等中国外交官员成功找到了一批为数100架的Hawk-81A2战斗机（P-40B），这批战机是由英国订购，但性能不符需求拒绝接收的型号。但在战力需求孔急之下的国民政府来说有新飞机远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因此接手了这批战机。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其中多数为后备役军官，也有少数为美国政府授意下自航空队中自愿退役转往AVG服役之飞行员。不过这些飞官有飞过战斗机训练者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是从轰炸机单位招募而来；另外亦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飞行员名义上为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雇员。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总部设在昆明，陈纳德为美国志愿航空队司令[2]:62。9月1日，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云南省垒允中央飞机厂内。中飞厂的首长是钱昌祚，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定。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是陈一白，垒允的防空指挥部设立了20多部电台就是陈一白将军创建的。陈一白将军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陈纳德负责迎击来犯日机。1941年的夏天至1942年5月期间，美国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和空袭的日军作战，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精确，经常取得胜果，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被称为“飞虎队”。飞行员月薪600美元（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347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原来计划的志愿航空队分三个大队，包括两个战斗机大队及一个轰炸机大队。至偷袭珍珠港时只成立了一个战斗机大队。 

1941年秋夏之间，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持民间护照陆续抵达缅甸同古换装训练，飞机则由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在缅甸仰光港组装后飞抵同古接机。10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东瓜机场完成难苦训练后，陈纳德率第一和第二中队秘密返回总部昆明。陈纳德被飞行员称为“老头子”（Old Man），飞行员则学习以柯蒂斯-莱特公司P-40与日机作战的技巧，包括以团队作战，高度优势攻击日机，并且避免日机进行水平面的回转缠斗。志愿航空队面对的问题并不少。部分招募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多，空中射击技术不佳，亦有人借故离队。由于运输困难，各项设备及战机很迟才到达前线。志愿航空队最多时只有约62架战机及飞行员处于作战状态。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将能力较低或者是拒绝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转至文职，并使其中一至两个中队在备战状态。 

名称由来

最初，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在杂志上看到绘有鲨鱼头的澳洲P-40的照片，于是也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飞虎队（Flying Tigers）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第二天昆明出版报纸记者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航空志愿队。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分的战机更有飞虎标志的涂装。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AVG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不过后来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了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份以后，才开始被漆到AVG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请参阅Dan Ford的Flying Tigers一书）。 

作战

在1941年11月，飞虎队的组员已经陆续完训；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点燃太平洋战场的战火。日本帝国陆军随即进驻泰国的机场，巩固占领东南亚的路径；飞虎队在开战后让第一、第二中队移防昆明守卫滇缅公路的交通动线不致受损。1941年12月20日上午9时45分，中国第五路军司令王叔铭向陈纳德通报空袭预警网报告：“10架日本轰炸机于9点30分从越南上空进入云南。”中国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飞昆明，监察台总台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所有战机都升空迎击。在日军轰炸机机群到达昆明前，美国志愿航空队24架P-40战斗机己升空。日军轰炸机调转机头返回边境。飞虎队号称击落5架，不过日本战报确认损失的只有第二编队的3架轰炸机，其它飞机中阵亡2名机组员。美国航空志愿队仅有德·雷克托因为追赶日机耗尽燃料迫降在昆明东面一块稻田里受轻伤。这次空战胜利让接下来整年西南地区再也没有受到越南攻击的轰炸机队威胁。 

1941年12月23日，“飞虎队”第三中队与日军在缅甸仰光展开空战。同日中午，日军54架三菱双引擎轰炸机群在20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15架P-40战斗机分成2个分队，分别向日军轰炸机群攻击，共击落25架日本飞机；“飞虎队”损失2名飞行员和3架飞机。12月25日，在32架战斗机护航下日本空军出动60余架轰炸机轰炸仰光，飞虎队12架P-40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16架布鲁斯野牛式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持续1个半小时，日本空军被击落约26架飞机；“飞虎队”损失2架战机，英国皇家空军损失6名飞行员和91架战斗机。在缅甸仰光仅10个月，“飞虎队”第三中队在缅甸投入约20架P-40战斗机，面对日军为攻占缅甸投入约1,000余架飞机，先后与日军展开空战31次，共击落日军飞机217架；“飞虎队”损失5名飞行员和14架P-40战斗机[2]:80-81。1942年2月4日，日军偷袭“飞虎队”在缅甸东吁基地，炸毁“飞虎队”3架P-40战斗机；2月25日，日军出动200架飞机支援地面进攻，“飞虎队”仅有8架战机起飞，击落日机24架；2月26日，“飞虎队”仅有6架战机起飞，击落日机18架；2月底，“飞虎队”6架战机撤往马圭。1942年3月21日中午，日军27架轰炸机群在20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袭击马圭机场，“飞虎队”10名队员受重伤和1架P-40战斗机被击中；第二天上午再次袭击马圭机场，“飞虎队”3架P-40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4架旋风式战斗机辗转飞往中缅边境中国垒允空军基地。3月23日，“飞虎队”第一中队奇袭清迈机场，击中20架日本飞机，10架被摧毁；第二中队在南邦机场扑空后，沿着清迈－南邦公路击毁日军一个军营、一个卡车队。“飞虎队”在撤离缅甸时销毁了维修中来不及运回的22架P-40。 

由于飞虎队于1941年12月20日的空战中创下了自从零式舰上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以来的首次空战胜利，随后在缅甸战场上盟军失利时又算是一支创下较多击落日机战果并且体面撤出缅甸的盟国空军单位，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力宣传，官方宣传中声称有299架日军飞机与1000名的日本飞行员在与AVG交手时遭到击落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因此创造了18位王牌飞行员。尤其是新竹空袭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据台湾新竹空军基地首次遭受的盟军空袭攻击，发生于1943年11月25日。 

由于日本方面许多资料在战争结束前随部队调动而佚失，或是在战争结束前遭到销毁，必须依靠许多回忆录或者是间接的资料去重现空战成果。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以及400多名日本陆航的空地勤人员，当中包括在地面击毁的敌机。直到1942年7月3日奉命解散，飞虎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共击落约150架日机，摧毁297架日机。飞虎队到解散前共接收过129架P-40，损失了78架的P-40C与2架P-40E。损失原因包括因各种事故损失23架、自行销毁22架、空袭损失13架、空战遭到击落12架、遭高射炮击落10架。另外90名的飞行员中有21名飞行员战死、被俘及失踪，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 

许多人至今认为当年在中国与缅甸上空与志愿队作战的为日本海军的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但事实上那大多是志愿队飞行员将与零战外型极为相似的陆军中岛一式战斗机误认为零式机的缘故。日本海军航空队于1941年8月到12月之间便开始陆续将零战机撤出亚洲大陆战场以支援太平洋战场，日后也有若干零战机在1943年返回中国战场，驻防于广东，上海以及海南岛等沿海基地。飞虎队早在零战机回到中国之前，于1942年7月4日正式解散，除少数飞行员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的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组成

美国志愿航队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是“亚当和夏娃”（Adam & Eves）；第二中队是“熊猫”（Panda Bears）；第三中队是“地狱之火”（Hell's Angel），配备美国P-40型战斗机。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时，飞虎队有82名飞行员及79架飞机，但并非全部在作战状态。当中一、二两个中队驻扎在云南昆明，第三中队在缅甸仰光附近，担任保护直接通往中国的最后一个海运和公路运输线的安全。 

所谓的飞虎队一般而言所指的就是美籍志愿大队，这个名称狭义上并不包含之前的第14国际志愿大队以及之后的驻华空军特遣队或14航空队，与后来同样获得飞虎队徽称呼的中华民国空军第5大队也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如今许多两岸的新闻媒体乃至大部分的民众依然一律以“飞虎队”称呼所有抗战期间驻华的美军作战单位甚至连非陈纳德所指挥，空袭东京后降落于中国浙江的杜立德机组人员以及装备B-29超级空中堡垒驻防于成都的第20轰炸机指挥部都以“飞虎队”称呼，形成一些误解。

在美国参战后，陈纳德获恢复美国陆军现役上校，之后升为准将及中将，担任第十四航空队司令。1942年7月4日，志愿援华航空队由第十航空队之下的第23战斗机大队取代。但原来的志愿空军中只有五名飞行员接受任命转往新的单位，多数人转为担任运输机师，或加入军队到其他地方作战。原来的志愿空军解散后，第23战斗机大队成立，尽管大多数飞行员认为自己继承了“飞虎队”的精神，且也有部分志愿队的人员继续在华作战，不过正统的AVG成员大多并不承认1942年7月以后还有所谓的“飞虎队”存在。 

后续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于志愿航空队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飞虎队的老兵亦可得到退役军人待遇，并于1996年获颁发奖章。飞虎队则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根据当年部分美籍飞行员的著作所述，他们确系奉命退伍，以便以平民身份加入飞虎队。 

为了争取飞虎队的名称，以志愿队老兵组成的飞虎协会还有第14航空队老兵组成的14航空队协会甚至在法庭上有过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协会从此各办各的纪念年会（虽然部分先参与志愿队，后参与14航空队的飞虎协会老兵仍会参加14航空队的纪念活动），形同分裂；此外，台湾方面的空军人士也经常将401联队的前身5大队视为飞虎队，尽管第5大队曾经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由陈纳德指挥参与对日作战，然而事实上5大队是于1943年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当时志愿队早已解散两年，因而与飞虎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而5大队的美籍老兵对此也并不采取直接否定的态度，因而每当台湾方面派人参加5大队年会时，就习惯将5大队称为飞虎队了。 

由于飞虎队曾经协助中华民国空军抗战，陈纳德并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前数天离开中国，并在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于在美退役后，1949年后仍然赴台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民航局，并担任中华民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并随后改组为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则位于现今的台北松山机场，随后返回美国后又是台湾在美国的有力支持者，因而长期以来是台湾与美国维系邦交的一段历史象征，而在中国大陆则因为陈纳德的反共态度而对飞虎队采取全盘否定的地步。这一切直到1990年代之后起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台湾逐渐走向本土化之后，绿营人士于取得政权后为了否定与中国之间的相关联系，刻意逐渐的淡化所有国民党于中国执政时期抗日战争与其他的相关历史，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甚至在1997年1月将1950年代即陈列于台北新公园(后称二二八纪念公园)的陈纳德铜像移出，因为二二八公园的成立当时只考虑到一部分的需求，在缺乏考量下，并未考虑到陈纳德将军为美支援人士，且于二战期间对抗日军侵略整个东亚地区的防卫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同为美国民众后续对于战役精神支柱的关键人物，造成飞虎协会的老兵们极大的不满，飞虎协会因而纷纷开始与过去势不两立的中共接触，从而导致现在飞虎协会的成员选择前往大陆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随后陈水扁卸任后，并由田在劢将军在下一届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支持及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的同意下，将被移至台北新生公园的陈纳德铜像迎接到花莲基地安置，并于花莲基地成立“飞虎纪念馆”，该纪念馆成立时，陈香梅女士并与来自美国的廿多名昔日飞虎队飞行员及眷属与会参加揭幕。 

关于陈纳德将军铜像，因为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后，公园纪念对象与铜像有所不符，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发文，将陈纳德将军雕像移至位于新生公园航空轨道下，2005年7月，时任空军第401联队联队长田在劢少将，有鉴于该联队的前身为隶属于陈纳德将军麾下的第十四航空军中美混合联队第五战斗机大队，且基于陈纳德将军对中华民国的贡献良多，随行文致函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及陈香梅女士的同意后，于2005年8月12日完成迁移至花莲基地安置放至于“飞虎纪念馆”馆内收藏，并由陈香梅女士亲自揭像。 

讲到飞虎队，人们往往只关注了陈纳德，常常忽略了对这段史实作出20年执着努力的美国人杰夫-格林(JEEFREY B. GREENE)。据我所知，他是目前掌握但未完全公开的飞虎队相关系统全面记录史料的人。他有可能选择适当时机把他搜集整理编撰的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还有一条消息，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70周年，美国飞虎队协会于2014年9.25-9.28日组织“飞虎老兵重聚暨二战合作论坛”。美国方面安排了二战时飞虎队的战斗机P-40五架、P-51一架，飞虎队轰炸机B-25一架，驼峰航线运输机C-47一架，在现场作航空飞行表演。本次活动将是大多90高龄的飞虎老兵的最后一次有规模的告别聚会，具有特别纪念珍藏意义。其间，杰夫· 格林先生提议并由他编写提纲，经他指定著名摄影师兰道尔执机，在当时条件并不宽裕情况下，本人出资完成了这次规模聚会现场视频全程拍摄录影。今天2015年3月23日得知，据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杰夫格林主席消息：二战时期驻昆明的美军14航空队 B-25轰炸机飞行员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Jack lund Schofield）追悼会于美国时间201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中学举行，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生于1923年4月 25日，于2015年3月13日去世，享年92岁。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于1945年2月22日到达昆明开始作战，之前他在国内作为教官训练飞行员；在中国，他服役的22轰炸机中队当时驻扎在昆明附近的羊街机场。 

为了纪念二战70周年，台湾公共电视推出中美飞虎队联手抗日纪录片，于2014年12月23日至12月26日一连四天晚间10点播出《飞虎传奇》。

克莱尔·李·陈纳德（英语：Claire Lee Chennault，或通常直接称呼为陈纳德，1893年9月6日－1958年7月27日），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陈纳德有法国裔和匈牙利裔家庭背景，陈氏是二次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陈纳德将军的夫人是华裔美国政治家陈香梅女士。 

1893年9月6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童年时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度过。

1918年秋，陈纳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军中服役，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

1920年正式成为飞行员。

1923年陈纳德调到夏威夷珍珠港担任第19驱逐机中队中队长。

1930年陈纳德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黎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航空兵战术学校任战斗机的战术教官。

1930年代的美国空军流行“轰炸至上”的空军理论。1935年，他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其曾于该本论著中指出战斗机的重要性，但未获重视。

1937年初因失去部分听觉，又与上司不和，而以伤残军人身份（上尉衔）退役。同年春天，蒋介石派人到路易斯安那州沃特普鲁夫请陈复出。

飞虎将军

1937年5月，陈纳德应约赴中国，6月3日面见蒋介石及宋美龄后，获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任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1937年7月7日抗战正式爆发后，为中国志愿服务，蒋介石让陈纳德“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个法国人、3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和1个德国人和4名外籍机械员。陈纳德为中国政府购买的“伏尔梯”、“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和“马丁”重型轰炸机12架到货，就用这些人和飞机于1937年10月组成了由美国人文斯.舒米德为中队长的一支外国雇佣军——国际志愿队（简称“国际中队”）。这支雇佣军虽然为国民政府高薪聘请，但却不受空军指挥，只受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领导，形成了军中之军。到1938年1月，国际中队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航空兵第14队。编制为：队长1人，翻译4人，副官、军需、军医、书记各1人，司书4人，打字员2人，队员23人（内有中国飞行员14人），机械长1人，机械士26人，射击员15人，看护兵3人，公务员12人，工人20人，共计115人。该队开始驻汉口，后调往孝感。 成立5个月后的1938年2月7日，首次实战，由舒米德率领该队轰炸机7架，在陆军第二师地面人员的指引下对在蚌埠附近的日军阵地实施轰炸，战果是日军阵地5处被炸起火。1938年2月24日，舒米德率5架轰炸机第二次战斗出动，对日军占领的新乡站实施轰炸，战果不详。准备第三次出击的前一天，日军飞机突袭孝感机场，第14航空队的飞机由于加满了汽油和弹药，在跑道上被日机全部炸毁。至此结束了其战斗历程。1938年9月，这支由外籍人员组成的“国际中队”被航空委员会下令解散，外籍人员拿到其工资和遣散费后全部解聘。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期间同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合作得很好。之后至1940年期间，陈纳德协助中国仅余的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军。

1940年，苏联与日本在远东的关系出现缓和，苏联航空志愿队亦从中国撤走。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到美国寻求援助。陈纳德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年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政策亦渐趋强硬，于是赞成陈纳德为中国组建空军——这之前，罗斯福反对陈纳德的行动，甚至想在军事法庭审判他。首先以援助盟国武器的租借法案，为中国提供一百架P-40战斗机；同时又准许退役或备役的美军到中国参加志愿队对日作战。

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由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官。9月1日，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云南省垒允中央飞机厂内。中飞厂的首长是钱昌祚，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定。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是陈一白，垒允的防空指挥部设立了20多部电台就是陈一白将军创建的。陈一白将军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陈纳德负责迎击来犯日机。

1941年11月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飞机均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2队为“熊猫队”，该队飞机未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该队飞机均画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图案。

1941年12月20日首战。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升空迎击，并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10架，被击落6架，3架负伤。志愿队无1架飞机损失。

1941年12月日军向英美宣战后，飞虎队曾到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

至1942年5月期间，美国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和空袭的日军作战，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精确，经常取得胜果，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被称为“飞虎队”。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上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

虽然陈纳德与蒋介石的关系良好，但却与当时他的直属上司史迪威不和。而当时的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德对陈纳德亦不太信任。蒋介石于1943年7月12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3年8月14日，陈纳德提出国军伞兵建军计划，计划以当时国军第五军特务营为核心基干成立。隔年1944年1月1日，国军伞兵“鸿翔部队”正式成立。

1945年7月陈纳德提出辞呈，并在8月1日，日军投降前数天离开中国。陈纳德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抗战期间，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队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毁超过2,500架日机，同时击沉为数不少的商船和军舰。

重返中华民国

1945年12月，陈纳德重返中华民国。

1946年10月，购入剩余军机，成立民航空运队，初期专为行政院善后救急总署运送救急物资。

1947年陈纳德与中央通讯社女记者陈香梅结婚。

1948年在国共内战中，民航空运队为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国军军队、给养。

1949年又协助空运中华民国政府人员及国军部队到台湾，并且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服务；陈纳德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

晚年

1950年民航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

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5岁，埋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评价

中国国民党方面——由于陈纳德先后协助国民政府与日本还有共产党作战，而且在战后始终坚定拥护中华民国的原因，国民党始终将他视为在美国最忠实的友人看待，对于陈纳德能够以寡击众的在缅甸还有中国战场上击败日本陆军航空队，曾经参加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前驻美代表夏功权大使表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在陈纳德的指挥领导下非常坚强，他的战斗技术是举世无双的，因为他用英国人不要的老型P-40飞机打了胜仗。”原设置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铜像，后来移到新生公园。2006年8月12日，空军第401联队联队长田在劢少将有鉴于该联队的前身为隶属于陈纳德将军下辖的第14航空军中美混合联队之第五战斗机大队，且陈纳德将军对中华民国贡献至钜，故致函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并获同意,遂将铜像移至空军花莲基地第401联队队史馆与相关文物、资料以纪念馆的形式永久保存，并由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女士由美返台揭幕。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大陆在50年代将陈纳德定为反动的飞贼。人民日报刊登了《陈纳德空运队屠杀中国人民的证据》和《美军曾恣意凌辱劫掠我同胞 昆明市民愤怒控诉 并揭发空中强盗陈纳德罪行》声称他用运输机当轰炸机参与内战和贩毒。并出版了小人书《飞贼陈纳德》（绘画者；江栋良。群联出版社，1951年3月再版。）这些说法一直持续到80年代。称在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包运救济物资并走私贩毒，猎取暴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帮蒋空运军队和武器，侦察和轰炸解放区，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台湾进行活动，并在香港英国当局的庇护下，强夺中国两个航空公司的巨额财产。 

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中共对陈纳德的评价逐渐趋于公正和客观。1984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称：“陈纳德将军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8月，陈纳德铜像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旧州飞机场旧址揭幕。2010年9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一同为坐落在芷江机场飞虎队纪念馆的陈纳德雕像揭幕。2012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称：“在二战期间，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与中国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支持、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201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向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除此以外，江苏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也有关于陈纳德和飞虎队的介绍。

美国方面——美国历史评价一直以忠诚于美国价值观的军人看待，表示忠实执行了美国政策的指令。本人回忆录《陈纳德将军与中国》（Way of a Fighter）中，他多次为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到的痛苦表示遗憾。针对此点北得州大学的金克（Todd E. Jahnke）近年论文《只需仰赖空权：美国在华空中战略（1942-1945）》（BY AIR POWER ALONE: AMERICA’S STRATEGIC AIR WAR IN CHINA, 1941–1945）中表明陈纳德其实在战后的反思中本人和诸多军事学者都分析，其大举轰炸铁路的作法影响了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大举轰炸沦陷区交通设施的行为，让日本人往沿海撤离部队的速度减缓，并且也增加了国军与日军爆发不必要冲突的机会。因为在战争后期日军为了预防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已经开始将部队从内陆的占领区撤出。国军完全可以在不与日本人爆发决战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返回沦陷区。而日军华北方面军也没有增兵华南阻碍国军反攻的打算，而是想要增兵满洲国因应苏联红军即将发起的攻势。但是大举炸断的铁路和公路影响了多方面：首先是日军的往东往北撤出调动迟缓导致在内陆与国民党军缠斗战火加剧，平民死伤较多，使同时苏联在东北受到的阻碍较小快速进占，日后将所有关东军收缴的武器甚至医护人员都交与中共，使得共产党之后在东北的优势和战胜有大助益。同时国共两军的特性中，国军是民心较差但装备机械化较先进，共军是装备落后但依靠民心进行游击野战，大举破坏铁公路的做法客观上抵销了国日两军的优势，且加长两军缠斗，而共军趁机得到战略利益。 

谢选骏指出：按照美国方面的看法，飞虎队的轰炸摧毁了中国的交通系统，从而使得共产党游击队得以壮大，进而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华民国是中国在两次亡国期间的一个短暂复国，这个昙花一现的文明因为抗战和轰炸而很快夭折了，结果使得中国大陆沦陷于野蛮势力。飞虎队等于间接摧毁了中国的文明，为文革浩劫埋下了伏笔，留给后人对于中国文明的深深悼念。

谢选骏：噗噗是否同性恋的跨国恋人

《美针对特朗普涉嫌为俄代理人的指控展开调查》（2019年1月13日 转载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曾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俄罗斯的代理人？这个疑问如同一枚重磅炸弹被抛了出来，引发震惊。美国《纽约时报》周五晚间披露：早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提出相关质疑。报道引发轩然大波。此前“通俄门”对特朗普的怀疑是俄罗斯帮助其赢得大选，而如今的爆料则质疑特朗普秘密为俄罗斯工作。不难想象，这一消息令美国总统十分不满。

周六一大早，早已沉不住气的特朗普就抓起手机，连续发推，对纽约时报此前一天的爆料做出评论。在短短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美国总统连续六次发推文，措辞凶狠，不仅指责联邦调查局，尤将矛盾瞄向遭其解雇的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科米，将科米 称为“说谎者”、“人渣”或“变态警察”。

《纽约时报》在周五的报道中，引述多名前执法部门官员及知情人士披露的消息指出：联邦调查局在2017年春季，便开启了针对特朗普是否秘密为俄罗斯工作、并因此损坏美国国家利益的调查。报道同时披露，实际上，联邦调查局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对此持有怀疑。

相关调查涉及两项内容：首先，反情报调查人员必须将总统自身行为是否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考虑在内，试图确定：特朗普究竟是有意“通俄”？还是在俄罗斯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坠入了陷阱？据他的前律师披露，虽然特朗普否认在竞选期间在俄罗斯有商业野心，但无论如何，当时相关项目的谈判却在进行之中。

另外，调查涉及的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这便是：特朗普解雇科米的行为是否妨碍了司法公正？显然，这已属犯罪调查的范畴。首先，引发官员们普遍不满的，是特朗普想要给科米、却最终没有给出去的解雇信。特朗普在信中感谢科米提前告知，他并不是联邦调查局“通俄门”调查的对象之一。随后，在科米遭解雇之后的两天，特朗普在接受NBC采访时暗示，解雇科米正是因为“通俄门”的调查。特朗普在解雇科米前后态度行为截然不同，尤其在他将解雇科米与“通俄门”调查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了官员们对其进行反情报调查的决心。

目前为止，尚无公开证据表明，特朗普曾与俄罗斯官员有过秘密接触，或从俄罗斯政府官员处获得相关暗示。对此调查，联邦调查局与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均拒绝置评。

特朗普对自己下属政府机构及《纽约时报》爆料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的真正原因究竟何在？对此，调查人员可能很快会给出答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最终调查报告即将公布，届时，特朗普是否与俄罗斯有潜在合作并妨碍司法的行为将昭然若是。

除了发推文回怼，特朗普在周六晚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强烈否认他曾为俄罗斯秘密工作的说法，并称《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对其进行“侮辱”。

分析人士注意到：特朗普在推特以及访谈中的用词足以表明他的尴尬。联邦调查局方面早已表现出来的担忧表明：作为一名商人，特朗普在经商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即使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之罪，却也足以引发质疑。因为如果特朗普仅仅是被莫斯科利用的一枚卒子，也并不能令人更加放心。

周六晚间，《华盛顿邮报》披露，没有任何关于特朗普与普京历次正式会晤主题内容的报道。美国总统甚至每一次都会细心到没收翻译笔记的地步。

另据路透社报道，《纽约时报》最新爆料之后，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周六宣布：该机构将针对相关消息展开调查。

《华盛顿邮报踢爆 川普极力藏证据》（2019-01-13 中时电子报）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通俄门事件进入收尾阶段，"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又踢爆，川普上任2年来，与俄罗斯总统普丁几次会面当中有5次，幕僚欲了解两人会谈内容却无从得知，官员更爆料川普甚至用尽各种手段阻止会谈细节外露。

华盛顿邮报踢爆，川普执政2年来，与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其中5次会面中，政府都查不到会面的会议纪录，川普还使尽各种手段藏匿证据，图为川普与普丁2018年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的画面。 

华盛顿邮报12日踢爆，引述自现任及前任美政府官员，川普就任美国总统2年来，其中有5次与普丁的会谈内容没有被官方记录下来。

其中一次是2017年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川普与普丁举行会谈，当天陪同参与会议的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据悉川普在会议后拿走了口译员的翻译笔记，同时命令口译员不准和其他政府官员提及会议内容。隔年双普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登场，两人会谈达2小时，不过这次除了川普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白宫官员与会，事后官员也没有拿到该次会议纪录。

除了这两次，官员爆川普在汉堡G20会议的宴会上、以及2018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都曾与普丁私下会谈，只是官员事后都无会议纪录可循，这样查无纪录的私下会面共计达5次。

匿名的前美国官员称，川普这样刻意支开或藏匿会谈纪录的举动相当不寻常，前总统们通常希望高阶官员能在场见证会议的进行，并记录会议内容，之后再给其他官员参考。

前美国副国务卿、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长塔波特（Strobe Talbott）抨击，川普这么做根本是阻碍美国政府运作，给了普丁操弄自己的空间。不过一位白宫发言人辩称，汉堡会谈后，提勒森确实有将会谈纪录发给其他官员及媒体。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几次与普丁的会面川普并未带下属同行，是不希望下属陪同会削弱他与普丁的融洽关系，同时也希望为会面保留些许隐私，不希望会面内容被泄漏出去，进而影响他上任初期的总统位子。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Eliot Engel）则表示，政府真的没有收到赫尔辛基双普会的会议纪录，目前该单位已组织调查委员会，追踪川普与普丁的会面纪录。

谢选骏指出：川普和普京（普丁）又称“双普”，不过我认为也可以称之为“噗噗”，因为双普的秘密交往很像地下同性恋的跨国情人。而“噗噗”就是同性恋人的象声词。不过到底，噗噗究竟是否同性恋的苦命恋人，只有天晓得了。

谢选骏：毛泽东火烤侄女惨死

《毛泽东侄女文革遭火烤下体惨死内幕——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2017-12-15 陈学政）报道：

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因成分问题被批斗致死。其中毛远明被人诬陷“冒充毛泽东亲属”而遭到折磨。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

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

文革中的武斗场面

1968年，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全国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直至农村生产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毛远明5岁送人作童养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由妹妹毛远春介绍与谭泰平结婚。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1939年谭泰平携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四十九亩四分五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谭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土改时在划定谭泰平的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十三点八，最终划为富裕中农。毛远春是毛远明的亲妹妹，自小出外谋生，到长沙作女工、当佣人，后与平江人黄玉堂在长沙结识，结为夫妇，1939年一同回到平江向家村。夫妇二人都会纺纱织布、染布，回到故乡后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土改时拥有十亩九分一厘田地和半头耕牛，还当过染织厂经理(所谓染织厂只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黄玉堂实际上是主要劳动力和技术指导)，剥削收入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三，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比“富裕中农”还要高，仅次于地主、富农。

类似于谭、黄情况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在那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像他们这样情况的人，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遇事让三分，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可能一方面由于严格按照政策他们确实不应该划为地主、富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人处事并非那么谨小慎微。虽然据《汨罗江上的冤魂》书中介绍，他(她)们是勤劳、善良的，但邻里之间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若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就有可能结仇结怨。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仇科富就要提起谭、黄为漏划地主、富农之事，只是由于上面说的两个原因，他们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运动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在公社、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6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做完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祷告仪式，念了五条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神色庄重激昂地说：“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来了，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类黑帮分子已经被我们赶进了牛棚和五七干校，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深入进行三查一清运动。我们要拿出当年反右和大跃进的劲头来，是人是鬼我们都要认真查一查，蒙上贫下中农画皮的要坚决揭下来，是石头，砍三刀，是草根，刨十锄！我们搞三查一清是给土改补火，主要是清查漏网的地富反坏，咱们向家公社是个革命老区，人口复杂，漏网的阶级敌人大有人在。三查一清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查到谁身上，就要让他脱一层皮，清到谁头上，就要让他换一身骨头。刘少奇怎么样？当了这么久的国家主席，到头来却是个叛徒、内奸、工贼，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向家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定时炸弹？我看是有的。”当时缪正龙正在梅树大队蹲点，散会后他立即赶到蹲点之地，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问题，缪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兄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兄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梅树大队除了我和毛家，还有谁能与这事沾得上边呢？”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黄两家的行列。

仇、江的揭发材料除了对前面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肆意夸大，并凭空捏造，加入大量不实之词，例如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袢，得到刘的包庇。黄玉堂解放前雇有长工、机匠，带徒弟，自己开花纱布庄、绸布庄，家里有田土出租，有四砣洋纱放账，还有半斤金子借给任十嫂。没有划地主也是多亏他姨姐的一身好肉。”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它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剥削比例”。1968年11月7日，向家人民公社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农代会主任等十三人会议，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请的材料和报告，决定“谭泰平家定为地主，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群众斗争、监督劳动改造。”(当时平江县把补划成分的权力下放到公社)

划成分——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把某部分人打入“另册”，进行政治歧视和人身迫害并株连家属以至亲戚，这本来就有悖于现代社会平等、法治的原则，但如果歧视、迫害仅限于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准乱说乱动之类，许多人间惨剧尚不致发生。在诸多歧视迫害的手段之中，最恶劣、可怕的就是“交群众斗争(批斗)”。所谓“斗争(批斗)”就是让被批斗者面对大庭广众自认、自证往往是莫须有的罪名，同时施以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即使是作为对货真价实的罪犯的一种惩罚方式，现在也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但在上个世纪的某些时期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从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各级官员、作家、艺术家，到数以千万计的最底层各种“分子”，无不身受其害，不堪精神凌辱和肉体痛苦而自杀者难以计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缪正龙、李爱芝对谭、黄两家的批斗极为残酷，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七十六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十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并让黄玉堂、毛远春陪斗。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我是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查。”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癸、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得缪哑口无言。与会群众的同情心显然在毛远明一边，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其中一个曾空手打断一头水牛的一只角)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

公民的财产、住宅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西方更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之说，除了强盗抢劫、野蛮民族入侵、纳粹之于犹太人，正规的军队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随便侵犯民宅。但在在上个世纪的历次运动中，经常抄家成风，成为堪与批斗“媲美”的另一道“风景”。在改划谭、黄成分尚未正式立案更未获得公社审批的1968年9月17日，缪正龙、李爱芝就以“第二次土改”“挖银洋、金子”为名对两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贴条封门，11月10、11、12日，晚上批斗，白天抄家，两家的房屋、家具、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谭家一百一十八件，黄家一百四十三件。两家人只得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财产均被李爱芝等作为“胜利果实”拍卖、瓜分(可见对于财物的贪心也是他们积极投入运动的重要动力)，也有朴实、善良的村民买了盆、碗等转送给谭、黄两家人。由于连天的批斗、抄家，精神的凌辱、肉体的折磨和前途的无望使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对人生完全绝望，11日晚批斗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因不识路、无盘缠在外流浪三个月后返回)，李爱芝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来后跳塘淹死，14日凌晨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象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不但拒绝家属和群众提出的退还抄家没收的部分衣物、粮食办理丧事的要求，还剥去黄玉堂身上一件青直贡呢寿衣(抄家时被毛远春埋在破粪缸底下未抄走，黄玉堂投水前穿上)，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了五天，谭德明(毛远明养子)，黄柏金(黄玉堂之子)四处磕头、哭告，激起村民的同情、义愤，经另一个大队干部童伯千向公社第一副主任曾大清要求，才决定退还一口棺材装殓毛远春，毛远明、黄玉堂用旧木板钉的木盒子作棺木。没有寿衣(毛远明皮破肉烂的尸体经水浸泡后胀破本已破烂的衣服，且近于裸体)，黄柏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脱下身上的衣、裤给父、母亲穿上入殓。

从1969年起，谭德明、黄柏金、向光华四处告状、伸冤，要求给死者恢复名誉，退还没收财物，但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向各级法院、革委会、党委投寄的诉状都如石沉大海，其间缪正龙由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三把手)升为书记、主任(一把手)，直到1973年2月，还对找他落实政策的向光华说：“不给你落实，看你又怎么样？”毛远明、毛远春的堂弟毛远翥(岳阳石油站副主任)到平江县出差，从群众中了解到堂姐、姐夫受冤自杀的情况，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申诉状，寄给岳阳地委和长沙、韶山的亲属，但是丝毫没有反应。又写了“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位无辜亲属致死的罪犯为何不予处理？”的大横幅和详细冤情的大字报贴到地区革委会的大门口，但是大字报很快被人撕了，毛远翥还受到地革委干部的批评，劝他“少管闲事”。

经过与长沙、韶山的亲属反复商议，1973年元月，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泽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毛远春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春姑娘(二人小名)我是心中有数的，她们是清白的。”把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转了下来。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繆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有期徒刑八年。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名为“毛泽东侄女文革遭火烤下体惨死内幕——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实为“毛泽东火烤侄女惨死”！很显然，如果没有得到上级老毛的默许，下属是不太可能在老毛的亲属头上动土的，何况用的是“遭火烤下体惨死”这样典型的湖南痞子的毛式手段。但是毛泽东这个痞子领袖，向来喜欢把脏活留给别人去干，事后翻脸杀人，推掉责任。不过事实俱在，套用一句毛氏判决——“毛泽东火烤侄女下体惨死，罪责难逃！”

谢选骏：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

《翻墙上推特批习近平 中国网友被关15天》（2019年1月12日 转载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全面箝制网路言论，现在连在中国被封锁的社群网站推特（Twitter）也不放过。美国《纽约时报》报导，中国警方近来逮捕多名推特用户，以各种威胁手段迫使其删除推文并认罪，有人因此遭关押15天，获释后仍时时处于惊恐状态。 

《纽时》访问9名遭到警方审问的中国推特用户，发现他们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警方将这些用户在推特上的发文列印出来，要求其立刻删文或是直接删除帐号。警方会控诉他们的发文诋毁中国政府以及领导人习近平，并对其展开马拉松式问话虐待。 

在推特拥有8千名追随者的黄澄澄（Huang Chengcheng，音译）向《纽时》表示，他被警方铐在椅子上问话长达8小时，最后被迫签下认罪书，承诺永远关掉推特帐号。 

厦门建筑公司员工潘锡殿（Pan Xidian，音译）说，他因为转发异议漫画家“变态辣椒”讽刺中国人权的插画，去年11月被警察叫去问话长达20小时，他被迫删除部分推文后才获释。潘先生原以为事情可就此结束，没想到警察某天突然出现在他的工作地点，强行将他押上车带走。之后更强迫他签下承认犯下违反公共秩序法的认罪书，他乖乖签名后，警方立刻秀出第二份文件，说他必须因此受到拘留。接下来两周，他和另外10人被关在一起，每天都得看中共官方宣传影片。 

潘先生谈到当时情况仍充满恐惧，边哭边透过电话向记者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当然知道要懂得害怕，但我仍无法控制自己。我们过着压抑的生活。我们像一群待宰羔羊，他们会一个个解决我们，而我们毫无能力反击。”

报导指出，推特的知名用户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当局审查的目标，但此次镇压的范围更广、更有惩罚性，甚至包括了那些追随者人数很少的普通用户。专家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打压网路言论的手段已经发生急剧变化。 

广东维权人士王爱忠（Wang Aizhong），他说：“如果我们放弃twitter，表示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个地方发声。”王还提到，公安要求他删除所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讯息。由于当局未能强制他删取twitter讯息，上月有一晚他正在阅读时，手机显示在twitter内的讯息自动进行备份，1小时后，3000条讯息被自动删除。王爱忠认为是政府相关人员聘请骇客所为。

谢选骏指出：苹果日报可能已经遭到和谐了？因为它的上述报道说明，现在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何以见得？因为在万恶的毛泽东时代，上述行为就不是关押十五天，而是判处十五年徒刑甚至死刑！也不是删除你的文字记录，而是抄家、游街、送到东北西北劳动改造！现在的领导真好，比毛泽东时代温柔三百多倍，苹果日报报道了这样的先进事迹，应该有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