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为什么废垃国需要独裁者

《孙小果案再判 19人获刑孙母20年继父19年》（2019年12月16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云南昆明黑社会组织首脑孙小果于21年前犯下多罪，但因“警二代”身份逃过死刑。在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要求下，案件今年10月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消息称，有19人获刑，孙母获判20年监禁，其继父遭判19年。

据博闻新闻报道说，涉孙小果案职务犯罪案19人获刑：孙母获刑20年继父获刑19年。

云南昆明黑社会组织首脑孙小果于21年前犯下多罪，但因“警二代”身份逃过死刑。在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要求下，案件今年10月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11月8日，孙小果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罪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月15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玉溪市通海县人民法院以及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红河州个旧市人民法院、文山州文山市人民法院、大理州洱源县人民法院、德宏州芒市人民法院分别对19名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案公开宣判。

报道说，对昆明市五华区城管局原局长李桥忠（孙小果继父）以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对孙鹤予（孙小果母亲）以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罪、行贿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对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田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朱旭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对云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原副庭长陈超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对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原局长李进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对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菊花派出所原所长郑云晋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

据消息称，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安全环保处原处长王开贵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对云南省第一监狱原督查专员贝虎跃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云南省第一监狱指挥中心原民警周忠平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云南省第二监狱十九监区原监区长文智深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对云南省第二监狱医院原民警沈鲲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对云南省官渡监狱原副政委杨松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对四川王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彬以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对昆明玉相随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冯云以行贿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报道称部分被告人还分别被并处罚金，依法没收赃款赃物。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废垃国需要独裁者？因为废垃之间缺乏凝聚力，不得不求助于强力恐怖集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凝固稳定。而强力恐怖集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凝固稳定，要么是多的头恶霸，要么是一头的独裁。对于一堆废垃来说——多头恶霸近在身边，一头独裁远在天边，按照“远交近攻”的原则，身边的多头恶霸比天边的一头独裁更为恐怖、更有危害。所以，废垃国民需要独裁统治。至于“民主”，那也只能是“人民的主宰”；“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就是人民“典当家产”（当家），“作揖主宰”（作主）——这样的“人民民主”总比“求天天不灵，告地地不应”的“恶霸民主”好吧。

谢选骏：黑天鹅和灰犀牛——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

《香港抗议活动考验北京的“外国干预”说》（BBC 2019年12月16日）报道：

几个月前，一名中国官员问我是否认为外国势力正助长香港的社会动荡。他若有所思地说：“要让这么多人上街，得有组织，需要很多钱和政治资源。”

那次交流之后，香港的抗议活动在盛夏时引发，激烈的抗议持续了整个秋天，一直进入冬季。大规模游行持续不断，部分激进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而且越来越暴力。

警方公布的一组数字鲜明地展现出示威的影响，作为社会稳定、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不久前，这一切在香港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当局逮捕了6000多人，发射了16000枚催泪弹和10000颗橡皮子弹。

随着政治危机意识加深和分歧加剧，在每次剧情转折的背后，中国总是看到外国干预的邪恶之手。

“灰犀牛”

一月份，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召集了一次以“防范重大风险”为主题的共产党高层会议。

习近平要求与会高级官员警惕“黑天鹅”事件——无法预料但可能使整个系统陷入危机的事件；习近平也同时警告他们要防范所谓的“灰犀牛”事件——直到最后一刻通常被忽略的已知风险。

尽管官方媒体报道显示，有关讨论范围涵盖了从房地产泡沫到食品安全等问题，但完全没有提及香港。

10月1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祝贺中共执政七十周年庆祝活动时，抗议者在香港继续举行示威。然而，种子已经被播下，并长成对一代共产党人最大的挑战。高层会议几周后，在北京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政府提出修例，允许香港把嫌疑犯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该法案修订立即遭到坚决而广泛的反对，担心该法案修订会使中国的法律体系伸入香港内部。

尽管该法案修订保证不会涵盖“政治罪”引渡问题，但许多人仍将其视为从根本上违反了“一国两制”原则。不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对此表示震惊，商界、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也表示担心，外国侨民也担心可能受到该案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听到“外国干预”的说法。

6月9日，香港举行了一场压倒性的大规模和平集会，组织者称参与者人数超过一百万。

6月9日，香港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和平集会，组织者称参与者人数超过一百万。像前面那位官员一样，一些官员以个人名义提出的指责与官媒对此事最早的官方叙述相互呼应。大游行的第二天早晨，《中国日报》英文版社论提出了“干涉”一说。该社论称：“不幸的是，一些香港居民被反对派阵营及其外国盟友蒙蔽，支持反引渡运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从抗议者的角度来看，将他们的不满视为外部驱使而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北京的支持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有利于政治精英，使他们与普通香港人隔绝，无法准确了解公众情绪，这显示出这些政治精英的重大失败。几个月来，暴力冲突日趋激烈，警方已逮捕了6000多人。大游行后的第三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坚称自己不会退缩，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正在讨论该法案的立法会大楼。

近五年前，正是在立法会大楼外的同样地点，大量配备机械抓斗的卡车开始铲起成排的帐篷。伴随着竹杆路障拆除时的嘎吱作响，在经历十数周的抗议和占领的破坏之后，2014年的民主游行示威活动终于失去动力。而现在拟议的《逃犯条例》修订，一个曾被视为相对无关紧要的举动，将重新点燃这一运动。

抗议者投掷砖块和瓶子，警方发射催泪弹。到6月12日晚上，香港目睹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之一。

毫无疑问，要求更广泛民主改革的“雨伞运动”以报复性的方式回来了。

当局有限的让步来得太迟了，包括首先宣布的暂停修订法案修订，以及最后宣布的撤回法案修订，都无法阻止抗议者和警察不断升级的暴力循环。

北京说得不错，很多香港人对戴面具的激进分子设立路障、破坏公共财产和纵火行为感到痛心。他们当中有部分坚决拥护中国的管治，另一些人则只是务实，他们相信暴力只会激起中央政府干预更多的香港事务。 但就在上个月，这些观点在区议会选举中受到真正的检验，其结果令当局感到震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下纪录，民主派阵营席卷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显示，民主派候选人得到近六成选民支持。

最初，来自中国大陆的沉默令人惊讶，他们原本以为亲北京的一方会获胜。起初内地媒体报道只提投票结束，没有提及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重提同一套说法，官媒新华社指责“暴乱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新华社说：“他们背后的反华政客想搞乱香港，攫取可观的政治利益。”作为干涉的证据，中国列举说，有外国政客表达对（香港）民主的支持，或对中国管治下的（香港）民主遭受侵蚀表示担忧。

中国还指责华盛顿通过了一项法案（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对香港的政治自由进行年度评估，以此作为继续维持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前提。

新华社谴责美国通过的法案是“一个严重干涉香港事务的恶意政治操纵”。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外部势力在现场协调或指挥抗议活动。

有香港抗议者在街头涂上“Chinazi”（"赤纳粹"或"中国纳粹"）字样，表达他们对北京的看法。实际上，年轻、激进的抗议者在街头四处涂上“Chinazi”（“赤纳粹”或“中国纳粹”）这个合成词，似乎是受到了北京方面言论的刺激，而非华盛顿方面的唆使。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应受“一国两制”保护，却被中国共产党形容为危险的外国理念。香港人曾经希望中国的经济崛起能给大陆带来政治自由，并使其价值观更加接近，但现在，很多人担心情况正好相反。

在新疆设立大规模拘留营，更广泛地打压公民社会，以及因涉政治罪而绑架香港公民，这一切都凸显了人们的担忧，即现在管治他们城市的政治老板，对令香港与众不同的东西有种与生俱来的敌视。

任何对普世价值的诉求，以及保护香港留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东西，都会被北京厌恶，被北京说成是外国势力干预而被排斥。尽管早有担忧，中央政府似乎不大可能派出军队（到香港）——此举肯定引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抗议。

但是，中央政府也没有提供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再给予民主运动任何中共竭尽全力拒绝给予国内人民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在整个抗议活动期间，驻港中国解放军官兵仍留在营房中。中国当局珍视的价值是稳定和控制，并非自由和民主，而中国也一直不明白，为何有人选择后者而非前者。因此，北京认为自己被历史命运与香港捆绑在一起，而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与北京的意识形态相抵触。

而这种紧张关系在该地区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台湾这个中国认为试图脱离大陆的自治省份亦存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认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上的经验表明，威权主义和民主不能共存。在谈到台湾是否可能采用类似模式时，蔡英文在推特上用中文说，“不可能”。

谢选骏指出：BBC的从业人员列宁无法理解，黑天鹅和灰犀牛——其实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因为毛主席经常抽风、不断收紧，让人无法预料、最终无所适从，于是成为了“黑天鹅”——使整个系统陷入危机，例如六四事件、文化革命；因为党中央貌似伟大稳定，其实是跟着主席的棒棒瞎折腾的“灰犀牛”——它才是“直到最后一刻通常被忽略的已知风险”。

谢选骏：刘仲敬自己拥戴自己

《或涉鼓吹建满洲国指控 芬兰王展北京遭拘》（2019年12月18日 法广RFI 小山）报道：

旅居芬兰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环保学者王展，10月返回中国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有消息指他疑似因为鼓吹“满洲独立”被中共锁定。消息没有确定王展是否仍然拥中国籍。

旅居芬兰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环保学者王展，10月返回中国被警方拘留，“拯救公民王展”推特帐号16日发文并附上一张沈阳市公安局发出的拘留通知书。该报道说，推特帐号“拯救公民王展”今天中午回复中央社提问表示，王展是因为“私人原因”冒着极大风险返回中国，不排除是受到诱捕或遭威胁下不得已而为之。具体逮捕原因，官方并未详细说明，但已向其家人表明是“国安下辖重大团伙案件”。报道综合媒体消息，虽然台独、港独较为知名，但满洲独立、满洲复国类似运动与组织由来已久，成员多为日本人、东北人，且近年拜网络之赐有明显扩散，引发中共当局关注，今年已陆续拘捕多名鼓吹满独的中国籍公民。

“拯救公民王展”16日发文并附上一张沈阳市公安局发出的拘留通知书表示，王展是为公义及乡土发声的公民，就职于芬兰气象研究所（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的环保学者；2019年10月15日入境中国时被中国警方逮捕，并被罗织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目前被拘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拯救公民王展”称，王展是一位为“乡土自由”发声的思想者，一位被中共丧心病狂罗织罪名的学者。

据芬兰气象研究所官网简介，王展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2010年取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态学硕士，2016年拿到澳洲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气象学博士。其后在韩国延世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再赴芬兰气象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迄今，已离开中国多年。该报道说，王展被刑拘的消息传出后，推特帐号“墙国网络观察”发文称，王展回中国被捕疑似与他是刘仲敬的粉丝且鼓吹满洲独立有关。中国旅美作家刘仲敬是反中华民族、汉族主义者，去年11月曾发表“大蜀民国独立宣言”，自称为大蜀民国临时总统。据该宣言称：“大蜀民国断绝我国与共产国际恐怖组织或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关系，以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权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保卫我国的主权和我国人民的财产与自由。”

据报道说，刘仲敬今天转推王展被捕消息，并称“芬兰政府责无旁贷”。推特帐号Shanghai Nation Independence（上海独立建国）也发文称，“满洲爱国者”王展是他的旧友，是刘仲敬思想体系最早的支持者和推广者。王展早已移居海外多年，但他忽视了中共和中国人全方位无死角的网络监控，赴大陆探亲时自投罗网；也有可能是匪谍利用他情感上的弱点，诱导入网。该文章并呼吁任何公开过自己立场的“上海民族党”及其同侪的成员，请不要回头。报道称，上海民族党主张“沪独”，反对中国大一统，去年在美国登记成立。

谢选骏指出出：刘仲敬自己拥戴自己！为什么？因为他姓刘，就拥护汉朝和“汉族”，以为这样就可以光宗耀祖、自己做皇帝了。他哪里懂得，“汉”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堆废垃，也就是一个费拉社会而已。所以，刘邦没有一个贵族出身，只是一个市井无赖，是僭主秦始皇的居委会小干部。再说了，刘姓也很杂的。史载，项羽失败后，刘邦把很多项氏族人“赐姓”为刘。不仅如此，候来还把刘姓赐给了很多的杂胡。比较有名的就有刘渊等人。

附录

网文《刘仲敬》报道：

刘仲敬（1974年－），旅美作家。著有《民国纪事本末》、《从华夏到中国》、《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等书籍。2018年11月9日，刘仲敬在美国宣布成立“大蜀民国”，自任临时总统。 

就学时期——生于1974年，四川省资阳市人，生于新疆。1996年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在乌鲁木齐公安局任职法医十年。2009年后攻读四川大学的世界史硕士学位，主修英国历史。2012年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5年初在共识网开设点评近世人物专栏，7月出任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主笔。12月12日，刘仲敬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论坛，也是多名演讲者之一。2016年，刘仲敬出走美国。

网络出名——刘仲敬在武汉大学期间完成6卷大卫·休谟的《英国史》中译本，后创作《民国纪事本末》获得好评。2007年开始在豆瓣活跃（网名“数卷残编”），贴文有时遭管理员删除仍不断发帖。网友因此整理他一系列文章多达38万字。2014年刘仲敬接受共识网的采访表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感到忧心，不支持大一统的立场，自此渐有名气。由于刘仲敬长年浸泡于网络论坛，在与网友论战时曾自称阿姨，粉丝对其常以阿姨相称。2014年3月25日，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以专题特别介绍《民国纪事本末》。2016年1月，刘仲敬应邀出席北京的演讲，因技术问题原本的现场演讲改为线上直播，讲述罗马历史的进程。粉丝中流传其日均阅读120万字，以及拥有无需作笔记的超强记忆力，刘仲敬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未予否认。

评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称《民国纪事本末》为“奇人奇书”，还说“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学子是一位难得的怪才、学痴，读了这本书，深为震撼，个中评点如同老吏断狱，字字见血，妙语隽句，俯拾皆是。其大识大见打通古今中西，乃当今学界罕见之天才也。”同济大学副教授王晓渔评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通过宪制的视野，刘仲敬对民国史有很多纵深的观察”。自由撰稿人李尔克称：“就思想性而言，刘仲敬也并非自诩的‘先知’，而只不过是以一套自创而又未必高明的语言重新包装、兜售别人的观点而已。”河南大学教师梅祖蓉表示刘仲敬《英国史》中译本有多处遗漏：“译本只保留了标题的事件排序，而原著的补充有的时间和事件提示全部不见。此外，在第5章至少有20处漏译以及其他的错译部分。”梅祖蓉还认为刘仲敬将原著改译成文言文的行为是在“着意卖弄”。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田方萌认为刘仲敬的《安·兰德传》涉嫌大量抄袭：“凡是牵涉兰德生平的史料，作者都不提供出处，只在参考来源中列出几十种英文资料，而其中一本便是美国作家安妮·海勒的英文传记《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一个人自己拥戴自己是很正常，不过自称总统则显得刘仲敬并未学好中文——因为“总统”一词的含义是“别人拥戴自己”，而非“自己拥戴自己”。

谢选骏：犹太教不爱自己的邻人

《美国夫妇的“秘密同性恋色情王国”》（BBC 2019年12月15日）报道：

卡伦（Karen）和巴里·梅森夫妇（Barry Mason）的工作显然不在他们的职业规划里，他们甚至都不能公开谈论自己是做什么的。 多年来，这对夫妻经营着洛杉矶最著名的同性恋色情商店，并在美国各地发行成人用品。

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卡伦曾是芝加哥和辛辛那提著名报社的记者。巴里曾是电影特效工程师，他参与过的电影包括《星际迷航》和《 2001太空漫游》的制作。他们在一个犹太社区的单身之夜活动上相识，三个孩子会去安息日活动，做祷告，在学校学习刻苦。

在1970年代中期，巴里曾是发明家。他发明了一个肾脏透析机的安全装置。但当时要买他发明的公司提出他无法负担的保险要求，致项目突然下马。整个家庭因此陷入财务困境迫。

 

巴里为《星际迷航》做电影特效。 那时卡伦在《洛杉矶时报》（LA Times）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一份发行色情月刊杂志《好色客》（Hustler）和色情大亨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生产的其他商品的工作。梅森夫妇从此踏入色情行业。

他们的确是做生意的料。最初几周，卡伦和巴里付出的努力很少但收到5000份订单，他们开车到整个洛杉矶地区送货上门。尽管《好色客》是异性恋色情杂志，但弗林特不久也接手一些倒闭的同性恋色情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也成为梅森夫妇业务的一部分。

数年后，当洛杉矶最著名的同性恋色情书店 ——位于西好莱坞的“书圈”（Book Circus）书店老板遭遇财务危机，梅森夫妇恰好有能力买下了它。1982年，卡伦和巴里将其改名为“书的圈子”（Circus of Books），它不只是一家色情商店，还是洛杉矶同性恋社区的据点和聚会场所。

他们给三个孩子：麦卡（Micah），瑞秋（Rachel）和乔什（Josh）严格指示： 来到店里的时候，不得观看或触摸任何产品。也不得向诉朋友说出店铺的名字。卡伦说：“我们压根儿不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谈家里的生意。我们有一家书店，这就是我们要人们知道的。”

但这些措施并未完全奏效。长子麦卡偶然发现卡伦汽车后备箱里的色情录像带。实际上，瑞秋14岁仍不知色情为何物时从朋友处了解到了家里的秘密。她很震惊。父亲巴里很悠闲自在，但母亲则非常虔诚和有道德感。瑞秋将父母视为普通的小生意人，有个家庭作坊。瑞秋说：“但于我而言，父母和那些有反文化行为的人截然不同。”乔什补充说：“我们还算是个正常的家庭”，“我们努力成为外人眼里的完美家庭”。

在卡伦和巴里的管理下，书店获得商业成功，不久后他们在该市的银湖（Silverlake）地区开设第二家分店。他们还开始制作同志色情影片，并由杰夫·斯特里克（Jeff Stryker）主演（后来他被称为“色情片的卡里·格兰特”）。与此同时，他们继续自己的色情消费品发行业务，但这几乎引致灾难性后果。

里根总统已明确表示反对色情，并称其为“一种污染”。他命总检察长埃德温·梅斯（Edwin Meese）调查该行业，并于1986年发表了2,000页的《梅斯报告》。与此同时也引入新的起诉策略，这使梅森一家的业务面临压力。此后一段时间内，为了安全起见，分销商只在熟人间兜售。但有一天，一名职员犯了一个错误。一位客户打电话订购了三部电影，并要求寄送到“乔的视频商店”。员工把信息输入商店的数据库并把货寄出。实际上，该名客户是联邦调查局。

商店被搜查的时候，像极了好莱坞的方式。调查人员荷枪实弹冲入店里，梅森夫妇被控在美国非法运输淫秽材料。孩子们当时并不知情。巴里面临五年监禁和重罚。商店似乎也得关门了。不过梅森一家的律师没放弃。他辩称他们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该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并强调这种严厉的惩罚会对家庭造成严重影响。最终巴里认罪后被释放，不必进监狱，商店保持营业。

在艾滋病时代，卡伦和巴里是模范雇主。巴里会拜访那些生病或临终关怀医院艾滋病患者。患艾滋病的雇员不该工作，不然会失去医疗保险。但卡伦让身体情况好一些的员工偷偷地来上班，多挣点儿钱。她说：“我让他们上班并付给他们现金，这样虽然违法，但让他们保持尊严，因为我一直觉得工作很重要。”许多雇员没有家人关怀，但死后，卡伦和巴里会收到他们家人询问。

尽管他们长期参与洛杉矶的同性恋社区，但在梅森家中从未谈起过性相关的话题。不过私底下，长女瑞秋过上了同志的生活，并在父母不知情时偷偷溜出去。她说：“我去过同性恋俱乐部，我有未成年身份证，所以我可以去看变装秀，对此我感到非常兴奋。”尽管她从未正式出柜，但瑞秋一直都很有艺术范儿和叛逆，因此当她带一个女孩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聪颖的小儿子乔什，背负着母亲的所有期望，却因自己内心的秘密而挣扎。乔什说：“我继承了妈妈追求完美的雄心，我想变得完美。”在要返回大学的一天一晚，感觉压力山大： “我刚开始在便利贴上写上‘我是同性恋’。桌上散落着笔和纸。”

此前因为担心会被赶出去，他已做好离家的准备。他说：“我订好了机票。因为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卡伦的回应是，他们将永远在一起。“我说，‘你确定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定是上帝在惩罚我！’”卡伦说， “就我而言，同志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做好有个同性恋儿子的准备！”

卡伦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伤害了乔什，但她也发现很难与儿子谈他的性取向，因此她决定，自己需要帮助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说：“我需要学习如何做同性恋者的父母。”“我加入了一个名为PFLAG（同性恋者的父母和朋友）的组织。我必须接受它，并承认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多的是父母的期望而不是孩子的。当涉及到我儿子时，我意识到，我对同性恋者的一些想法需要改变。”后来，巴里和卡伦成了PFLAG的大使：帮其他人了解孩子的性别和性别差异。

大约在本世纪初，互联网广泛普及，作为一家提供顾客社交和特种图书服务的社区类书店，Circus of Books开始走下坡路。两家分店分别在2016年和今年2月关门。“当那家店关门时，人们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人们走进来，然后泪流满面。我的意思是，人们从前门走进来，我们只在哭泣，”瑞秋说。

许多老顾客和前雇员感到悲哀， 这个曾经唯一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场所，也是洛杉矶同性恋史的一部分就这么消失了。但卡伦说，作为一名老板，日渐萧条业务让她无法提供给员工像过去一样的福利。 她说：“我尽我所能确保他们或是上学深造，被纳入教育计划，或者至少能找一份兼职做。”“关门对我来讲，还过得去。”

谢选骏指出：这对夫妇“美国夫妇”其实是“信奉犹太教的夫妇”——因为他们做安息日礼拜。犹太教对信奉犹太教的人和不信犹太教的人，采取双重标准，因此不爱自己的邻人。在犹太教的定义里，危害犹太教外的人民，不属于犯罪。基督教就是来改变这一恶劣习俗的。其实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已经出现了“外邦人的光”这一概念，开始了对于教内教外一视同仁的“普世主义”的态度了。但是，犹太教最终拒绝了这一改变，并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要自己的子子孙孙与上帝永远为敌了。犹太教徒不爱自己的邻人，所以邻人也没有办法爱他们了。犹太教不爱自己的邻人，再守安息日也是没用的，因为他们会利用安息日危害邻人。

谢选骏：欧洲基督教里的混合主义

《埃及神祇贝斯和基督教的魔鬼形象》（BBC 2015年10月23日）报道：

去年我游览了位于埃及尼罗河西岸丹达拉（Dendera）的女神哈索尔（Hathor）之庙。这座神庙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庙内饰以绘有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浮雕。克莉奥帕特拉七世是朱利亚斯·凯撒（Julius Caesar）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情人，也是埃及最后的一位法老。她几乎没有画像存世——青铜硬币上的巫婆一样的画像表明她和1963年约瑟夫·曼凯维支执导的史诗般电影中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丹达拉的浮雕是一项重要且非常有趣的文物。

不过，我的目光被一边的另一个雕像吸引住了，那是一个比尖下巴的克莉奥帕特拉七世丑的多的人物。遗址附近好几个地方都有这个可怕的人物，但是这个雕像尤其显著，因为它刻在神庙附近被称为“鸟屋”的较小建筑物破碎的石灰支柱上。他是一个又矮又胖、罗圈腿的侏儒，脸朝外，手叉腰。他诡异的头部带着一种猥琐、斜睨的表情，粗粗的舌头伸向下巴，同时胡须像火苗一般卷曲着。两腿间还有一条有暗示性的尾巴。据我了解，这就是古埃及的贝斯神（Bes）——几百年间他不仅为埃及人所喜爱，还风靡地中海地区，最后他还成就了基督教魔鬼的样貌。虽然从未有过国家认可的贝斯神祭祀，他在古埃及还是备受欢迎。寻常百姓在家中对他顶礼膜拜，因为他和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相关：性、酒、音乐和快乐。他还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在分娩过程中人们常常召唤他（所以他会出现在丹达拉与神圣生育有关的神庙中）。换句话说，尽管在现代人眼里，他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他能驱赶邪恶的鬼怪，就像中世纪教堂中的石像鬼（gargoyle）一样。

葡萄酒，女性和歌谣——根据伊朗考古学家卡迈尔·阿布迪（Kamyar Abdi）的说法：“在古埃及，贝斯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装饰私人物品和家具。他被刻在床上，头枕上，镜子上，匙柄上，护身符上，还有化妆盒上。”所以，全世界的博物馆里藏有数以千计带有贝斯令人作呕面孔的手工艺品（包括魔杖和小刀）。他通常带有具有标志性的肥大的头饰，手里摇着一个咯咯作响的玩具。以柏林的埃及博物馆为例，这里的彩绘花瓶上饰有像是戴了面具以及鬃毛一般的头发的贝斯。

贝斯的起源尚不确定，可能他是由10个不同的众神构成的。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确实十分古怪：大多数埃及的神祇常常是侧身像，贝斯则是毫不羞耻的正面像，并且显得滑稽可笑。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起源地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种可能是他最初是蹲坐在后爪上的狮子或猫。

最终，由于贝斯既不是官方的神祇，也没有排他性，所以他颇受欢迎。淘气又不严肃的贝斯绝对是扎根民间的神祇（据说他会做鬼脸来逗乐婴儿），是平民的神，而非王室的神。艺人在纹身时会选择贝斯的形象，因为他与音乐和舞蹈有关。妓女可能还曾在生殖器旁边纹上贝斯的形象，以防止感染性病。

公元前两千年末，贝斯的名声传遍了地中海世界。甚至当地的非埃及人工匠也开始制作带有贝斯形象的物件。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腓尼基人追捧贝斯，后来罗马人步其后尘。贝斯有一种形象是穿着罗马军团的制服。他的火爆人气甚至在基督教到来后还一直持续。

神和魔鬼——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贝斯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但西方文化仍然带有它的烙印。伊西斯女神（Isis）和他的儿子荷鲁斯（Horus）为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与她的孩子提供了原型。同样道理，贝斯也成为魔鬼的重要原型。贝斯有时会带有分叉的尾巴，一条蛇，或者几条蛇从他的身体中钻出——这些都是撒旦形象的元素。在佛罗伦萨（Florence）圣若望洗礼堂（Florence Baptistery）有一幅可追溯到1280年左右的地狱马赛克作品，这副欧洲最大的撒旦画像里，有蛇从这个魔鬼的耳朵里钻出来。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贝斯的怪异表情成为魔鬼令人厌恶的表情的样板。比如，在威尼斯的圣母升天圣殿（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Assunta）有一幅拜占庭时期的末日审判马赛克作品，右下角一个白胡子的目光歪斜的蓝色怪物掌管着燃烧着的地狱湖。和其他的构成要素一样——比如称量灵魂——这都来自古埃及的艺术。和贝斯不同的是，这个怪物不是侏儒——但是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小个子坐在怪物的膝上（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贝斯矮小身材的视觉记忆）。而且，这个怪物惊人的蓝色皮肤让人想起贝斯护身符常采用的鲜亮的青色，它通常是用陶器上釉制成。“我们知道贝斯的小护身符曾经出口到了整个地中海东岸，”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策展人安嘉·乌尔布里奇（Anja Ulbrich）说道，“所以，人们一定熟悉贝斯的形象，因此它可能还曾影响了人们对希腊神话中鬼怪形象的描绘。”

这反过来则影响人们了对魔鬼形象的描绘：撒旦显然与他森林中的祖先——希腊管理山羊的潘神（Pan）非常相似，不论是胡子，多毛的腰部，还是偶蹄。和贝斯一样，潘神和性有密切的关系。“教会对潘神的做法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如出一辙，”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西方艺术中的天堂和地狱》（Heaven and Hell in Western Art）中写道，“在艺术中，潘神的属性被赐予给了基督教的撒旦。”“基督教不得不和其它很多受人拥戴的宗教和信仰竞争，” 乌尔布里奇解释道，“所以，它就妖魔化它们。”

对古埃及人来说，贝斯是友好的、保护人类的神。然而，基督教将其斥为令人生厌的异端，以展示新兴宗教对老旧习俗的胜利。所以，下次当你在欣赏魔鬼的艺术表现形式时——比如乔托（Giotto）在帕多瓦（Padua）的斯克罗威尼礼拜堂（Arena Chapel）所创作的满脸胡子、大肚子的怪物嚼碎罪人的作品时——请想一想它在艺术史上的祖先贝斯。至少，贝斯教会我们一点：外表有时具有欺骗性。

谢选骏指出：欧洲基督教里的混合主义——不仅有上文所说的这些因素，还有上文本身，都为此提供了证据——为何“外表有时具有欺骗性”？因为人是感官动物，不可能排除感官影响，因此也无法杜绝文化的混合现象。但是，那种有意识的混合主义，我们还是可以努力克服的。例如，我们知道圣诞节不是耶稣基督的生日，我们也知道四书五经老子的道德经里没有基督教。

谢选骏：考古为现实服务

《图坦卡蒙：一座少年法老的坟墓如何掀起了埃及热》（BBC 2019年12月17日）报道：

图坦卡蒙：黄金法老的珍宝于2019年11月2日至2020年5月3日在伦敦萨奇画廊展出。

当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陵墓于1922年11月被发现时，整个世界都被它迷住了。考古学家之所以这么崇拜图坦卡蒙，原因之一可能这个陵墓中的发现异常丰富，尤其是在很多墓葬的遗物都已经被盗的情况之下。

英年早逝的图坦卡蒙，以及资助考古发掘队的卡纳冯勋爵（Lord Carnarvon）在图坦卡蒙陵墓被发掘后几个月就去世，更为这座陵墓蒙上了浓厚的神秘感。目前，图坦卡蒙陵墓中的文物正在伦敦萨奇画廊（Saatchi Gallery）展出，这也是埃及以外最大的图坦卡蒙墓文物展，此前在美国洛杉矶和法国巴黎展出时，参观人数突破记录，这足以显示古老的文物在21世纪的现在仍然持续焕发魅力。

但是，当我在BBC第四台（Radio 4）的一个新节目中探讨对图坦卡蒙的崇拜时，我发现图坦卡蒙的权力既存在于陵墓之中，也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的特殊背景中。1922年，发现陵墓的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之中。埃及最近经历了一场政治变革，新政府对文物进行了严格管控。

为了筹集资金来支付复杂的挖掘、保存和编目墓室文物，卡纳冯勋爵与《泰晤士报》签署了一项独家协议，独家授权该报向全球媒体提供新闻和照片的权利。在当时，这种安排是极不寻常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格里菲斯研究所（Griffith Institute）的助理档案保管员凯特·沃西（Cat Warsi）说，财政支持和媒体的持续关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一次耗资巨大的挖掘，最终花费了近10年时间”。

灯光，摄像机，开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英裔摄影师哈里·伯顿（Harry Burton）被请来拍摄挖掘的全过程。他的拍摄方法一丝不苟且富有戏剧化，他用专业的灯光和脚架从多个角度拍摄对象，当时这种技术才刚刚在好莱坞兴起。

全世界都被这次挖掘出的稀世珍宝迷住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古代近东馆负责人保罗·柯林斯（Paul Collins）说，“埃及热”是被“一场技术的完美风暴”滋养的。广播、电报、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和电影汇聚在一起，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点图坦卡蒙的气息。

伯顿的照片显示，这座小间墓室里塞满了5000多件物品。除了工艺精湛的黄金雕像和珠宝、精雕细琢的宝盒、船只和战车部件外，也有许多日常生活的痕迹：面包、肉、一篮子鹰嘴豆、扁豆和枣子，甚至还有花环。

这些发现也启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装设计，蛇、鸟和莲花这些典型的埃及图案常常出现在独特的时装设计中，也出现在消费类服饰中。伯顿拍摄的奢侈品相片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的新消费主义。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最近创造了“炫耀性消费”一词，用来概括“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消费经济。炫耀性消费是在向世界表明，你能买得起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

哈里·伯顿记录了图坦卡蒙墓中的物品——包括这个白色箱子，里面有亚麻布衬衫、披肩和腰布、18根棍子、69支箭和一支小号。图坦卡蒙满足了人们的幻想，也满足了人们对于他那个世界中物品的渴求。与其他古代帝王相比，图坦卡蒙更容易让人与之产生关联，因为他的父亲阿赫那吞（Akhenaten）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阿马纳风格（Amarna）。这种艺术风格用更柔和和自然的方法表现王室生活，女性在这种风格中也更为突出。

图坦卡蒙神殿的四个角落各有一尊守护神，其中包括生命女神伊希斯（Isis），这对一战后的新女性来说是鼓舞人心的。“摩登女郎”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无论是德语中的Neue Frauen，日语中的 modan gāru 或 moga，或者汉语中的“摩登小姐”，又或是法语中的 Gar?onnes，她们都有一种象征解放的共同风格。摩登女郎留着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式的短发，穿着连衣裙，喝着鸡尾酒，伴着爵士跳舞，这象征着一种反抗——她可以吸引男人，也可以不吸引男人。她也是一个商标——卖口红、粉饼、香水和面霜。其中许多产品，比如芝加哥克什米尔化学公司（Kashmir Chemical Company）生产的尼罗河皇后（Nile Queen）系列产品，都是以埃及为主题的。

爵士风格的克利奥帕特拉——这类摩登女郎的代表人物是非裔美国舞蹈家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她把自己打扮成“爵士风格的克利奥帕特拉”。知名的沃克夫人（Madam CJ Walker）一直为黑人女性生产美容产品，而贝克则是她们产品的忠实用户。她用这种新的美容文化来增强自己的能力，并以时尚摩登的形象挑战种族主义。

贝克以在巴黎女神游乐厅（Folies Bergère）的爵士舞而闻名，并在美国掀起了一阵查尔斯顿舞的热潮。由于舞者不再一定要成双成对（在男人的怀抱中跳舞），这看起来很有革命性。据巴黎的音乐学家马丁·顾尔品（Martin Guerpin）说：“一旦你独自跳舞，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图坦卡蒙也是爵士乐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1923年的名曲《老图坦卡蒙》（Old King Tut），这首曲子宣称图坦卡蒙是一个“聪明的老疯子”。人们是在坟墓被发掘几年后才知道图坦卡蒙是一位“少年法老”：1925年，当卡特掀开层层棺材后，才看到了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一段时间后，才看到了他的遗体。

经过一番艰难的尸体解剖，考古学家发现图坦卡蒙并不是一位脆弱的老法老，而是一位17岁至19岁的年轻人。这位“小国王”身上多处受伤的发现，引发了新一轮狂热的猜测和诅咒，这些猜测和诅咒都与卡纳冯勋爵的死亡有关，仅仅在墓穴被打开几周时间后，卡纳冯勋爵就去世了。

图坦卡蒙崇拜也有阴暗面，它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恐惧和隐藏的痛苦。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未完全从一战中恢复过来。战争中的大多数伤亡者被埋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他们的尸体再也没有回来。1925年，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被打开后，人们发现他是一位少年法老，他身上的多处伤痕，激发了人们悼念战争死难者或照顾受伤亲人的同理心。

那些战场上的年轻人扎着绷带、带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伤势从前线回来了，但他们也同时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因为虚弱的男性身体代表着虚弱的帝国。但电影工业让木乃伊“起死回生”，据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说：“第一个看到图坦卡蒙法老面孔的记者是约翰·鲍尔德斯顿（John Balderston），他后来为1932年上映的恐怖电影《木乃伊》撰写了剧本。”

20世纪20年代对图坦卡蒙的狂热是一个全球性的想象力工程，它将人们与一个古老的地方彼此联系起来，包括那些因失去亲人而哀悼的人——让他们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不同的、甚至可能更好的世界。通过追忆遗失的历史而梦想一个新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谢选骏指出：考古为现实服务——在西方，考古为商业服务；在中国，考古为政治服务。若非如此，考古就是盗墓，考古家就是盗墓贼了。

谢选骏：台湾认同证明南北朝格局确实存在

《台湾大选2020：“外省人”投国民党是否已成历史》（BBC 2019年12月16日）报道：

1970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北国庆节阅兵。“外省人”由蒋带到台湾，大多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1949年，国共内战后，蒋介石政府撤退到台湾。120万左右移居台湾的大陆居民被称作“外省人”——他们多半来自江浙、福建、山东等大陆省份，抵台后也多半从军或从事公务员以及教师职位。因为历史因素，早期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及领袖十分忠诚，并期盼两岸统一，这种倾向也一直表现在选票上。但是，随着时间变迁，这些台湾“外省人”后代的认同似乎在发生转变。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夙芬告诉BBC中文，根据她的分析，现在台湾已进入“国家认同”阶段。来自中国大陆的“外省人”后代虽然对于中国还存在文化认同，但在政治认同上，已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不同国家，这已经成为目前台湾人认同的主流。

BBC中文采访了出生于1990年代的外省第三代以及相关学者，观察外省人如何影响台湾政治，还有年轻的外省第三代在政治认同上的变化。

随国民党军队来台的谢姓民众90年代初期回广东探亲。在开放探亲的头一年，申请回大陆探亲的台湾老兵就多达数十万人。 

族群政治与台湾政治——研究台湾族群政治与民主化的中研院研究员王甫昌告诉BBC中文说，族群政治与台湾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王甫昌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初期，蒋经国在就任行政院长后不久，开始延揽年轻的台湾本省籍政治人物参政，但这也开始引起外省籍政治人物或学者的不安，认为外省籍在人口占台湾仅12%左右，如果将来民主化后，开放许多本省籍人士参政，外省籍人士可能会在台湾政坛上失势。王甫昌解释，这个不安，反而引起外省籍政治人物的危机意识以及团结，并开始与本省籍民意代表在政治上有所摩擦；同时，这些政治交锋，还有目睹外省籍政治人物的危机动员，也让很多本省籍民众开始萌生“族群政治意识”。“台湾民主化能够推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族群政治从很隐晦的态势，到台面上的对垒。”王甫昌说。

6月1日，“庶民韩粉后援会”在台北举办的造势活动。学者分析，“韩粉”还是以国民党支持者为主。 对台湾政治的观察关键点之一，便是聚焦族群政治如何影响选举。譬如1990年代，国民党外省政治明星退党组成的“新党”，以台北市为中心，席卷了台湾政坛。

根据台湾媒体TVBS选后民调，直到2012年总统大选，仍然约有80%的外省人投给了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只有约10%的外省籍选民愿意投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但此次选举之后，台湾再也没有公开的民调公布族群背景与投票取向。因此有人认为这显示出台湾族群政治的淡化，但也有人坚持认为族群政治仍然影响台湾政治。

无论如何，外省人在台湾的经历，确实影响了台湾政治及民主化进程，许多媒体分析韩国瑜的忠诚支持者，也就是“韩粉”之中有许多来自外省背景的眷村或军公教（军人、公务员及教师，被认为较亲近国民党），这些特定群体仍然影响台湾政治。

“我不是天然独”——“其实我不大接受天然独这种说法。至少就我而言，我的台湾认同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经过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启蒙的，不是天生的。”

Rita（受访者的英文名， 她本人不愿透露中文名字）1992年出生于台北，祖父在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迁至台湾。Rita是所谓的“外省人第三代”，她与弟弟出生时，父亲还是将她的省籍填为她从未去过的中国大陆山西省。Rita并不认同自己是所谓的“天然独”，亦即台湾媒体形容的1990年后出生的台湾人、“自然而然”就认同台湾独立的世代。“就像你看到欧洲一些移民家庭的经历，其实他们对于移民国的认同，应该也是到了那边，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后才开始有的。”Rita补充。

Rita成长于外省气息浓厚的军公教家庭，虽然Rita妈妈是本省人，但也是忠党（国民党）爱国（中华民国）的公务员。Rita说，虽然民进党已经执政过了两次，但是前几年，伯伯（父兄）还是当面告诉她说“民进党永远不会帮我们，绝不能支持他们”。但是Rita的台湾意识还是萌芽了。与许多台湾30岁左右的年轻人相同，2013年发生的太阳花反服贸运动，刺激他们开始思考政治以及台湾与中国的关系。Rita回忆，当时大学三年级的她，因此开始去了解台湾的政治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在意识上对于中国政权有了批评。Rita认为，太阳花运动助长了自己的台湾国家认同。

矛盾的政治与文化认同——Rita强调，她在政治上认同台湾，但是文化上，她承认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亲近更多，后来也去了北京工作。“我们家是超级深蓝（忠诚的国民党或新党支持者），从小我就跟着我父亲，进出国民党或新党政治人物的竞选总部声援。但是，虽然我成长于1990年代，从小到大，我爸爸跟亲戚自视甚高，很看不起民进党，我台语几乎不会讲，也只听得懂一半；后来我到北京，也是知道我亲近这样的文化。”Rita说。

Rita的经历显示，许多外省第三代确实在政治意识上已经转移。她已经和多数年轻人一样，认为台湾与中国是两个国家的认同。根据台湾《商业周刊》2019年的民调数据，有80%以上的20多岁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只剩下1%。但是，Rita的家庭教育，也让她不否认自己在文化上还是亲近于她熟悉的中国文化，或者严格来说，在台湾的中国文化。

在政治上分裂，但在文化上未必，这是许多外省第三代现在生活的样貌。

Rita的弟弟职校毕业后当了职业军人，是个忠诚的“中华民国”粉。他认为未来台湾能以中华民国名义统一中国大陆。基于国共内战历史，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分不满，认为现在国民党与中国当局过于亲近，因此表示会把票投给民进党。

长期研究台湾政治认同变迁的郑夙芬告诉BBC中文，每次总统选举，都有不同的议题影响选民，不同的议题也会有不同的份量。譬如历届大选经济议题十分重要，但也不表示国家或族群认同不重要。2012年，马英九虽然获胜，但具有高度台湾认同意识的人，还是大多投给了蔡英文。她说，早期省籍议题是争议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及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但后来在本土化运动与民主化运动结合的论述下，转变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对抗 。

香港出席造势活动的“韩粉”谈韩国瑜印象——“省籍问题现在应该还在，但在选举中不一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了，”郑夙芬解释，“认同因素”可能在慢慢的改变年轻外省人的投票意向，而不是因为省籍的因素。

王甫昌告诉记者，许多所谓“外省人家庭”，其中约有一半女性配偶是来自本省家庭，后来女性意识抬头的台湾社会，他们后代也非全都认同父系家庭的外省身份。譬如，已经移民到新西兰的张小姐，她告诉BBC中文，来自母亲是宜兰人的大家族，父亲是外省与本省家庭结合的背景，但从小在台北长大，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移民到新西兰后，他们也告诉当地人自己是台湾人。

 

1994年赵少康等人组成的新党在台北市长选举刮起旋风。总之，无论外省第三代的认同及选举意向如何，外省第三代正在撰写外省人在台湾的新篇章，他们的认同如何转变或不变，仍然是许多人关注的议题。虽然我们都很希望台湾没有省籍情结，但如果说省籍情结已不存在，这也是个神话。一直有很多人说省籍情结已是个假议题，可它不是。但真正要梳理出来，要在很多方面有很深的同理心。 坦白说，台湾在很快速几次的政党轮替当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彼此了解——了解1945年刚结束被日本殖民的人不容易；了解1949年“大江大海”过来的人也不容易。

所谓的“韩粉”当中很多都不年轻，所以对于往日时光会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很早以前我说过，其实“乡愁本身就是一个黑盒子，里面什么都有。”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瑜崛起以后，很多支持者对他投射的感情，也有那种乡愁在里头。简单讲就是韩粉普遍认为“我的昨天比今天更好”；但实际上的情况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韩粉认为，原来当时青春时光是这么样让我想念，这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情绪。

我个人反而觉得李登辉掌权的期间，某种意义上解决了本来“坚壁清野”的本省与外省的政治局面。简单讲，李登辉是本省人，然后他在国民党，当然后来很多人说他裂解了国民党，我想某个意义上确实如此。因为李登辉让原先彼此不信任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在国民党内的分界变得模糊而且诡谲。所以，一直到现在，国民党里面还是有所谓的“本土派” ，这也许是好的。因为，如果现在是一个外省的国民党对抗一个本省的民进党，那么我们期盼的台湾远景，可能就不会是比较有意义的左与右。有意义的左右之争，应该表现为阶级或经济政策上的辩论，而不是围绕族群本身的争议。

             

谢选骏指出：“Rita强调，她在政治上认同台湾，但是文化上，她承认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亲近更多，后来也去了北京工作。————这是典型的南北朝格局。所以我说了，“台湾认同”恰恰证明了南北朝格局的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南北朝格局，不是一个“争取统一的格局”，而是一个“分裂对峙的格局”。而香港，也确实包括在这个南朝中国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