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奥斯卡的黑吃黑——未来美国的缩影

 《公开出轨的50岁老妻，威尔史密斯为何不离婚，还为她大闹奥斯卡？》（网易 2022-03-29）报道：

“奥斯卡影帝掌掴主持人！”大家都在说威尔·史密斯“一巴掌打活了奥斯卡”。

因为老婆被羞辱打了奥斯卡主持人，影帝威尔·史密斯可能会失去小金人，他不会想到这一巴掌让自己的“开放式婚姻”又一次上了热搜，大家都在议论：已经51岁的威尔·史密斯的老婆贾达秃头、身材矮小，曾经出轨儿子的朋友，为什么老公威尔不但不离婚，还如此维护她？

3月27日，如果不是威尔的一巴掌，好多人应该已经忘了奥斯卡颁奖典礼。因患有脱发症的妻子被颁奖嘉宾、脱口秀演员克里斯·洛克调侃，威尔·史密斯冲上台，打了对方耳光，这是国际电影节史无前例的一幕。

威尔·史密斯的老婆贾达·萍克特·史密斯是非常酷，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她不但嫁给了好莱坞片酬最高的黑人男星，还让比自己小20多岁的嘻哈歌手迷上了自己，而且这一切都是她自己说出来的，甚至在访谈中她直言不讳地谈论和威尔的X生活问题。

贾达和奥古斯特

48岁那年，贾达在电视节目公开承认了自己曾婚内出轨，对象是90后黑人歌手奥古斯特·阿尔西纳、自己儿子的朋友。贾达向公众坦白此前曾和威尔因矛盾分居，当时两人都觉得会离婚，所以她开始了新的恋爱。奥古斯特是她儿子的朋友，在她最为难过的那段时间，对方给她带来了许多快乐和慰藉。“我遇到了奥古斯特，他那个时候身体状况差，精神也不太好，我就去帮助他希望他好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快乐充实，那是我好久都没有的感觉。”

此事掀起轩然大波，而且“男小三”后来还公开放话，“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当你体验过世上某一种经历或某一种爱时，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仍然爱她，永远都爱她，真的”。

妻子出轨，小三儿挑衅，而威尔竟然最后表示自己也有错，不会离婚，甚至媒体还拍到他花费巨资带全家去奢华度假区“疗伤”，从此这段“开放式婚姻”就成了娱乐圈的谈资。

贾达身高只有1.52米，因被斑秃困扰，近年一直是光头造型，她在年轻时也不算美女，但人家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魅力独特。贾达·萍克特·史密斯1971年9月18日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父亲是承包商罗，母亲是护士，十几岁时就读于巴尔的摩艺术学院，学习舞蹈，后来被经纪人发掘后，她果断辍学进入演艺圈。1991年出演电视剧《不一样的世界》受到关注，成名作是喜剧片《肥佬教授》，首周票房就高达2500万美元，很多中国观众可能没发现，她演过《黑客帝国3》。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贾达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的魅力，这种魅力超越年龄、身材和美貌。

虽然奥斯卡主办方公开谴责威尔，最糟糕的后果是他也许从此不能踏进奥斯卡的大门。但还是有很多人为他“护妻”行为叫好，克里斯·洛克嘴贱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还曾经在颁奖典礼上暗示亚裔儿童是“童工”，大家说他“欠揍”。

你们觉得威尔打人得不偿失？还是“打得好”？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这是奥斯卡的黑吃黑——不是说冲突双方都是肤色黑，而是说两个家伙都是心底黑——因为北大的那个坏蛋，就曾经语言暴力比他还要白点的亚裔。

《美媒：史密斯一掌重挫黑人运动 奥斯卡添大污点》（2022-03-29 中央社）报道：

洛杉矶时报痛批，史密斯一掌让奥斯卡添上污点，不管对黑人运动或黑人在演艺圈的努力都是一大挫败。

影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在奥斯卡上台打人，受到美国媒体谴责。洛杉矶时报痛批，史密斯一掌让奥斯卡添上污点，不管对黑人运动或黑人在演艺圈的努力都是一大挫败。

“洛杉矶时报”28日刊出资深艺文记者布莱克斯顿（Greg Braxton）对这起事件的评论，称本届奥斯卡有许多非裔演艺人员担纲要角，获得荣耀，却因为史密斯的行为而蒙上不光彩的阴影。

评论文章认为，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原本是黑人明星大放光彩的一夜。包括典礼总监派克（Will Packer），天后碧昂丝（Beyonce）气势十足的开场演出，3名女性主持人当中有2名是黑人，以及6项提名的大片“王者理查”（King Richard）等，都让黑人的声音充分展现。

但是史密斯上台掌掴串场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脱序行为，抢走整场典礼的锋头，成为全球焦点“这个巴掌拍响了全世界”，“好莱坞顶级明星在电视直播的舞台上对另一名艺人公然施暴”。

奥斯卡史上不乏令人惊讶的脱稿演出，最经典的场面之一是影后荷莉贝瑞（Halle Berry）2003年担任颁奖人，被上台领奖的最佳男主角亚卓安布洛迪（Adrien Brody）强吻。荷莉贝瑞多年以后回忆，她当时被吓到，语带不满说“我真他妈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

洛杉矶时报用荷莉贝瑞被强吻的这一幕做为对比，称史密斯的行为同样让全场陷入一片尴尬，更讽刺的是，史密斯打人之后还上台领奖，在得奖感言大谈爱与关怀，尴尬程度爆表。

评论指出，史密斯个人风光一时，却让他所感谢与试图代表的威廉丝姊妹一家人非常没面子。更深一层讲，评论形容，史密斯的行为等同是为保守派势力献上大礼，让那些反对“黑命关天”（Black Lives Matter）的阵营见猎心喜。

评论形容，可以想像福斯新闻（Fox News）的名嘴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家穿著睡袍，看到史密斯打人的这一幕的时候，大概会说“看吧，白人才不会这样打我们的黑人同胞，这就是黑人对黑人的犯罪，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打来打去”。

洛时评论说，史密斯的一掌代价很大，让长久以来为了对抗系统性的压迫而努力的黑人运动阵营元气大伤。同时也让奥斯卡在娱乐界的权威地位增添重大污点，尴尬程度不输5年前发生的另一件丑事。

2017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发生史上最大乌龙，因为工作人员拿错信封，把最大奖最佳影片错颁给“乐来乐爱你”（La La Land），直到得奖感言发表到一半，才紧急更正说得主是“月光下的蓝色男孩”（Moonlight）。

评论指出，史密斯过度反应，不必然代表洛克的笑话有多高明，但史密斯身为好莱坞大咖明星，又是最佳男主角的热门人选，大有机会可以在上台领奖时发言谴责洛克的笑话。

但史密斯诉诸暴力，致词的时候没有向洛克道歉，典礼之后在庆功宴上还能开心得跳舞。文章讽刺，“今天如果是白人上台打了黑人，他早就当场被要求退回奖座”。无论对史密斯长年经营的英雄形象，或对奥斯卡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都是双输。

谢选骏指出：上文对白人的劣势愤愤不平，忘了这是他们祖先的报应——所以两个黑人大打出手，警示了未来美国的缩影。

谢选骏： 宇宙是巨大的互联网——我们是身不由己的可怜虫

《研究发现星系生命进程被它控制》（2022-03-28 查看）报道：

　

新研究发现，宇宙网与星系的生命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在宇宙网丝线上的星系多是年轻的星系，之后星系向丝线靠近并逐渐老化，最后融入位于丝线交汇点的星系群，此时的星系多数已经处于老年阶段。　

研究发现星系生命进程被它控制

“宇宙网”结构是近几年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大规模结构。看似没有联系的、相隔遥远的星系群、星座之间，其实都由宇宙气体尘埃和暗物质构成的像丝线一样的结构连接起来。这种结构就像宇宙的脉络一样，以复杂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宇宙网。

科学家发现，在宇宙网内丝线的交汇点，往往是大型星系群所在的地方。星系群就是数百个、甚至几千个星系由于引力汇聚在一起组成的大型群落结构，也叫星座。科学家以前只知道，宇宙网肯定对星系的形态起到影响。新研究发现宇宙网对星系的影响比之前估计的深远得多。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EPFL）天体物理实验室（LASTRO）的科学家研究了室女座（Virgo）周围的数千个星系，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规律。室女座约有1,500多个星系，距离银河系6500万光年左右，是距离银河系较近的一个星座。

主要研究者之一帕斯卡尔·雅布隆卡（Pascale Jablonka）说：“星系的形态、所含气体的多与少、新星诞生率等多项特性，都直接受到它们所在宇宙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处于物质非常密集环境下的星系所诞生的新星很少，而且通常是椭圆的形状。但是我们以前不知道宇宙网的丝线究竟对星系起到什么影响。这正是此研究要调查的问题。”

研究人员查看了室女座周围大约7,000个星系的情况。这些星系遍布的区域范围是室女座半径的12倍。其中250个星系足够大，科学家能够准确地估计里面气体的含量，特别是诞生新星所需的低温、稠密的原子氢的情况。这是同类研究中调查过星系数量最多的一份。

结果发现，星系的形状、新星诞生率、气体含量、年龄和内部恒星的金属丰度这些特征，都在星系向宇宙网丝线靠近的过程中起着明显的变化，而这些特征又都与星系的年龄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这份研究发现，宇宙网丝线在星系最终加入星系群的过程中起到了作为中转环境的作用。星系靠近丝线后，在这个环境下，星系诞生新星的速度减缓甚至完全停止；椭圆的形状更加显著；原子氢的含量变少——这些特征都意味着星系走向衰老。而最后，星系都会沿着丝线移动，加入位于丝线交汇点的某个星系群。

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中看到了星系的生命进程与它们所在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孤立的星座群体中，产生新星数量少、甚至不再诞生新星的星系比例还不到20%；在宇宙网丝线中，这种星系的比例达到20%～60%；而在室女座内，这种星系的比例高达80%。

这些发现为解释星系的诞生及其如何在宇宙网的环境下演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线索。

这份研究今年1月发表于《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 Astrophysics）。

谢选骏指出：“看似没有联系的、相隔遥远的星系群、星座之间，其实都由宇宙气体尘埃和暗物质构成的像丝线一样的结构连接起来。这种结构就像宇宙的脉络一样，以复杂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宇宙网。”——人类创造的互联网和人类本身构成的互联网也是这样——看似没有联系的、相隔遥远的社会与人之间，其实都由看不见的像丝线一样的结构连接起来。这种结构就像宇宙的脉络一样，以复杂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生命网。宇宙是巨大的互联网，互联网是宇宙网的延申——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是些自以为是但却身不由己的可怜虫。所以人说，“既然生命处于动态之中，那么感悟必定也会不断变化。讲出你此刻的感悟就行，不要在意明天会不会变，也不要试图让别人支持你的想法。”也许共振的天籁就在其中了，蝴蝶效应成为神秘计划的延申。

谢选骏：黄俄学者开始痛批挺俄了——民进党政府挂狗头卖羊肉

《中共学者痛批挺俄：吃过大亏 忘了吗（附全文）》（自由时报 2022-03-27）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狂轰滥炸，中俄一家亲的舆论让中国学者忍不住炮火向内，撰文抨击中国隔岸观火、以此取乐，残忍又变态；还强调中乌无世仇，贸易往来密切，反观俄国吞了海参威，至今还佔领著中国的领土，甚至差点用原子弹毁掉中国，若不是美国阻止，中国就可能出现核爆炸下的一片焦土。

中美印象网站转载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苏小玲撰写的8千字长文，指出俄军久战无功又损失惨重，将炮火开始无差别地朝向乌克兰平民，导致近千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证明了这场战争的不义与残酷。

文章指出，作为战争的旁观者，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个女子在抖音说：“没办法，（普京）那种经典又霸气的狠话我就喜欢。如果俄罗斯没有了，还要这地球干嘛？”凤凰电视的卢姓还说要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记者，祝俄军早日胜利。苏小玲怒批，“难道战争的砲火不落在自家的头上，就可以隔岸观火、以此取乐，满足残忍超级的人类变态心理吗？”

文章提及，中国人与乌克兰人没有世仇，中国将乌克兰视为最重要的进口国，很多武器都能看到乌克兰的身影，例如歼15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众所周知的那艘辽宁号航母，都是从乌克兰购买改装的，原名叫瓦良格号。中国自乌克兰进口玉米的数量佔全年玉米总进口量的29％，大麦佔比为26%。

无论是军工还是农业，中乌之间贸易都非同一般，战前也有良好的国家关係。而中国的网民无知无畏，竟能恶毒嘲笑、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文章提醒，当年海参威的忍痛切割，中国吃俄国的亏，丢失了大片领土是事实。不论远近的历史，俄罗斯压迫过中国，至今还佔领著中国的领土，曾经差点用原子弹毁掉中国，若不是美国的严正警告与有效阻止，中国就可能出现核爆炸下的一片焦土，且美国从不佔中国一寸土地。

附：俄乌和平，期待中国更积极的角色

作者：苏小玲 （作家、评论家；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俄乌战争已发生近一个月了，但至今仍处于胶着状态：泽连斯基呼吁的和平已得不到切实而有效的回应；而回应谈判的普京，依然会不切实际地漫天要价，一边在战场上照样增派兵力，毫无结束战争的意愿。对此，国际社会正在加大反对侵略的声量。包括试图保持中立的梵蒂冈方济各教皇，也转变立场表达对普京侵略行径的谴责。可以说，在俄军久战无功又损失惨重，并将炮火开始无差别地朝向乌克兰平民，炸毁民房、医院、学校与教堂等非军事建筑，导致近千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普京和他的前线军队已彻底扒下某种自欺欺人的伪装，进一步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族的众矢之的。

俄乌战事，已从普京的闪电战术转变成持久对峙。而巨大的战争消耗，已使俄罗斯本来捉襟见肘的国内经济显得难以支撑。悍然发动战争所遭遇来自欧美强劲的经济制裁，可谓雪上加霜。为此有舆论认为，普金将补给军需的希望寄托在与之保持友好的中国身上！的确，中国虽无参战，但不论是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还是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其潜在的作用必然为世界瞩目！而美国作为全球老大，即便要迅速阻止这场乌克兰战争并施以周全，无疑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启动中美高层级外交的杨洁篪与沙利文的“罗马会谈”，以及随后更高级的两国元首的“视频通话”，都是双方在进行的一种努力。

正因此，除俄乌战争之外，人们最关注的便是中国将会对停止战争施加何种影响？值得关注的是，3月20日报道，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就中方是否给俄方提供军事援助做了澄清。秦刚以“习拜会”为背景，强调了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但对具体的俄乌战争，中国则选择了“中立”立场。因为，“中俄互信关系是经历多年在广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俄有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界，双方有广泛共同的利益”，而“同俄罗斯的互信关系使得中国能在推动和谈的国际努力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国大使对CBS主持人的回答，给人们可能的最深印象是：之所以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进行谴责，是由于中国与俄国之间有实际切身的国家利益关系；俄乌战事的背后，是“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中国不便强加干涉，即便俄军直接武力进攻乌克兰。此外，秦刚对国际“谴责”作用也自有理解，认为这只属于一种“天真”，理由是这种谴责解决不了问题！或许外界更多人会与主持人的感觉一样，这种含糊表达更是无济于事。而谴责，应属于一种基本的是非判断与道义责任。若没这个做原则前提，中国就难以扮演一种公平的角色，给出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公正方案。

客观说，不管是否准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真实立场，还是秦刚大使的临场发挥，这样的回应作为外交新闻都是容易引起误读和担忧。而从读者对此消息文章的大量跟帖评论中，人们也应该有所发觉，自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以来，人们一直在关切着俄总统普京的真实意图以及各国的敏感反应。当军事威胁转变为炮火的直接入侵，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表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国家，正在继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发动了又一场针对乌克兰国家主权的侵犯。这不是普京口中理直气壮的所谓“反纳粹”与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紧迫问题，而是一个具有专制传统、遵从弱肉强食与丛林逻辑的国家，在威胁和破坏人类自由与和平的罪责问题。

战争是政治最高或最后的表现形式。作为执政已20年的政治家，普京不可能不了解这样的常识。既然都已发动了战争，并且也获得了莫斯科统治层的高度认可，这就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决策，说明他之前已胸有成竹，武装拿下乌克兰志在必得。若不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战术力量与战略能力，意外地遭受乌克兰卓有成效的抵抗，久攻不下，致使前线将士死伤惨重，普京不需要真正而平等的谈判。就是想要阻止这场战争，回到政治解决的方案上，起码得先放下杀人的屠刀利器，但普京还在发表让战争加码升级的全国演说。世界若不继续加以严厉谴责，呼吁俄军停止更猛烈的进攻，又何以营造出或可成功的谈判氛围？

自出现战争端倪始，笔者就在冷静地观察普京与莫斯科的各种举动消息，也试图找出普京所以要陈兵威胁乌克兰的正当理由，例如有关“北约东扩”、“去纳粹化”与“种族灭绝”这样事实不清或无中生有的内外在因素，也包括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乌克兰州欲成“独立国家”的复杂背景。但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出俄罗斯应该武装侵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之后的战争，导致大量无辜的儿童、妇女、老人死亡，民族已经生灵涂炭，无数乌克兰人被迫离国逃亡，成为风雪中哀鸣四起的难民。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场战争的不义与残酷。它是以牺牲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一种骨肉相残，如此肆意侵犯主权国家，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抑或法西斯主义的一次历史再现！

联合国有141个成员国支持谴责莫斯科的决议案，只有5个成员国反对，其余弃权，随后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表了义正言辞的谴责声明；而欧洲理事会又以216票赞成0票反对开除了俄罗斯；世界各国的反侵略呼吁、抗议与谴责可谓风起云涌。在俄国国内，个人与集体的反战之声也是此起彼伏。俄罗斯电视台全体人员辞职抗议，有4000多名学者签名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可耻侵略。尽管政府发布了严厉的管控措施，镇压反战的俄罗斯良心群体，还是无法完全压制住各种反抗的举动。尽管俄罗斯的穷兵黩武，已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可具体如何分辨和看待这场战争的性质，此刻的世界依然存在着分歧。但不管站在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立场，如何细思和考量自身的得失，都应尽快结束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战争！

作为战争的旁观者，中国民众中也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看法也很分裂。某些人不是参与谴责这场不义战争、支持同是友好国家的乌克兰，而是相反，呈现出诸多幸灾乐祸、极为粗暴与恶劣的言论；一股群情激昂的样子，仿佛有人在为自己实现了一次痛快的复仇计划。有个女子在她抖音如此表白：“没办法，（普京）那种经典又霸气的狠话我就喜欢：‘如果俄罗斯没有了，还要这地球干嘛？要是矛盾真到了无法调和，我不介意亲手结束人类文明！’”这种口无遮拦与肆无忌惮，只能代表某种人的野蛮与兽性！半个民族主义者的学者司马南先生，也与普通民众一般异常兴奋。他在微博上声称：“中国的底线是俄罗斯不能败！”他最先把国家代表了；而另一则消息是：一个凤凰电视的卢姓记者，在采访进攻马里乌波尔的俄军这样说：“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记者，祝俄军早日胜利！”——感觉像当年的汉奸在讨好日军？

资料图：左一为现俄总统新闻局副局长斯洛瓦.普希科夫；左二现俄安全总局新闻局长安德烈.克留切科夫少将：左四为拉姆赞.卡德洛夫；右一为现俄内务部新闻局长安德烈少将。拍摄者为现俄国民近卫军新闻局长瓦西里耶夫少将。(拍摄时间：2004年)

“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记者，祝俄军早日胜利！”

中国人与乌克兰人有“世仇”吗？当然没有！有资料显示，说中国除了关系最铁的巴基斯坦以外，就是乌克兰。中国将乌克兰视为最重要的进口国，很多武器都能看到乌克兰的身影，例如歼15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众所周知的那艘“辽宁号”航母，都是从乌克兰购买改装的，它的原名叫“瓦良格号”。另外，中国自乌克兰进口玉米的数量占全年玉米总进口量的29％，大麦占比为26%。一句话，无论是军工还是农业，中乌之间贸易都非同一般，战前也有良好的国家关系。而中国的网民无知无畏，竟能恶毒嘲笑、攻击乌克兰的“戏子总统”泽连斯基；或听信谣言，鹦鹉学舌地称乌克兰为“纳粹国”，大有一副“不服俄帝，虽远必诛”的汹汹气势！尽管如此情形，在微信客上也还是出现了《人民日报》的官方提醒：“中国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谣言！请大家不要传谣！”显然，官方并不认可这种过激的、太失体统的民族主义反应。

任何战争，不论是否正义，它的本质都是悲剧性的，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幸的后果。中国历史经历的战争还少、还不够血腥与残酷吗？中国人是否瞬间就忘记了年年都发一次的“不忘国耻”的誓言？今天被俄国入侵的乌克兰，就是当年希特勒入侵的波兰，被日寇入侵的中国，被意大利入侵的埃塞俄比亚，被苏联入侵的阿富汗！而侵略者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依靠自身的武力，抢夺别国的领土与资源，来达到统治者的个人及其利益集团的现实野心与永久霸权。而其常常宣扬的维护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过是一道幌子而已！今天的中国人，真有那么多的人们喜好战争并期望它不断发生吗？或认为战争的炮火不落在自家的头上，就可以隔岸观火、以此取乐，尝试着满足一种残忍超级的人类变态心理吗？

纵观中俄关系史，俄国给中国带来了多少实际的利益？自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大量版图的无奈划界，到1856年再通过《瑷珲条约》海参崴的忍痛切割，中国吃俄国的亏，丢失了大片领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即便是现代，以列宁主义模式改变中国，以斯大林主义专制影响中国，最终也无法避免中俄之间发生的屡屡矛盾。历史上俄国政府对待华人并不友好，被欺凌、被流放和被屠杀的并不在少。就在当代，也是地缘政治冲突，边境战火再起。曾经，当中国在苏联人的傲慢与怠慢下不得不“反修防修”与保卫领土时，老大哥却不惜要以核武器给予毁灭！若不是美国的严正警告与有效阻止，中国就可能出现核爆炸下的一片焦土！显然，历史不应成为现实的包袱，使它成为仇恨而限制人类的未来。只是，眼下的中国人又凭什么非要为俄罗斯武装入侵一个兄弟国家而欢天喜地，给予频频喝彩？他们的确也在喊打喊杀。除了因为无知或误导而暴露的无聊和疯狂，这些人根本就不归属或关乎于任何一种主义或信仰！

有一种说法：民众挺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因反美。而乌克兰则亲美、亲西方，俄罗斯不高兴！也许，作为普通人，或“只看热闹”的观众，他们只要听新闻做出简单的判断，至于更复杂的国际关系或所谓“地缘政治”之类，也实在想不过来，最重心思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问题是，人们何以如此执着地爱上俄罗斯——是真爱吗？又为何那样激烈地仇恨美国——是真恨吗？其实，不论远近的历史，事实与常识都摆在那：俄罗斯压迫过中国，至今还占领着中国的领土，曾经还差点用原子弹毁掉中国；而美国则不断给予中国以各种支持甚至挽救于危难之中。从基督教进入民间、开办现代医院与教育、支援中国的抗战并牺牲了军人生命，还为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一再推波助澜、促其成功。虽真实地强大，却从不占中国一寸土地，可凭什么中国人非得总要对美国耿耿于怀、屡屡甩脸？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及其人民同情与支持乌克兰，自然有其充分的理由。总统泽连斯基是个出身犹太裔的民选总统，虽然乌克兰国家是从前“独联体”种分离出来的国家，其政体是民主的，与俄罗斯的半民主半专制具有明显区别。在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军工心脏”，拥有5000件核武器，是仅次于美俄的全球第三大核武库。独立后，依据与美俄等国签订的协议，乌克兰才被迫在1994年彻底弃核。实际上，乌克兰作为独立的国家也可以拥核自重。但没有，他只是选择了让美欧等国对其放心（或也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转型）。可事与愿违，美国似乎没有对弃核的乌克兰提供提别的经济援助，而紧邻的俄国却不断给他造成各种麻烦与霸凌（克里米亚都丢了），甚至逼迫乌克兰产生出一种仇俄的情绪。现如今，普金不仅不守承诺，还兵戎相见，并威胁不惜动用核武器来毁灭乌克兰！

今天的俄罗斯，正在越发凸显出自己偏向专制的一面。民主的真谛在于讲理，以平等、公正的协商来解决所有争端。对一个政治家如此，对一个国家亦如此。这也是民主所以普世通行的一种常识。直到今日，俄罗斯政权依然是顶着一个民主的空壳在进行威权加专制的操作。并且对外，承继着前苏联唯我独尊的蛮横外交。如果普京或俄国担心北约东扩，完全可以继续通过和平的谈判来确定彼此的责任与关系，哪怕就像2014年为解决乌东地区冲突问题而双方形成《明斯克协议》。但普京放弃了，继续以“北约东扩”为借口，直接用战争手段欲强行吞并乌克兰，再建立一个亲俄傀儡政权，并重新形成一个准苏联帝国式的欧亚新联盟。这是愚蠢的盘算，因为无论北约还是欧盟，都绝不可能允许武装到牙齿的“俄国熊”以国家安全为由，随时以核能力威胁、危害到没有多少抵抗力的东欧邻国，或整个欧洲以至更遥远的美国。

以往，因时时面临俄罗斯威胁，乌克兰总在努力试图加入“北约”组织，希望得到强大的庇护。但作为以防御而非进攻性为目标的北约，如同曾经5次拒绝前苏联和现俄国申请加入北约一样，也一直没有接纳乌克兰。其理由也许正是顾忌到了俄罗斯所要考虑的国家安全？俄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并且是以蛮不讲理的形式要乌克兰归属于它，从克里米亚，再到对乌东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不断蚕食。假如换一个不这么强横的同族邻国，那么乌克兰需要近于哀求地加入北约，并一再被北约尴尬地拒之门外吗？这次俄的对乌战争，有不少人硬将侵略行为归咎于“北约东扩”是主因，这是缺乏逻辑的牵强附会。但眼前铁的事实却证明了之前乌克兰选择的十分正确：没有北约庇护的今天，俄罗斯便轻易地开启了一场入侵之战！并且，北约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并不派出一兵一卒。甚至，连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北约都坚持不予支持。因为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国，若禁飞，无异于同俄国冲突开战，就可能引发并祸及更大范围的欧洲战争后果！

不幸的是，作为总统的普京并不因此收手，来顺应国际社会的一再呼吁。他依然延续了战前反列宁的“2・21宣言”时的声调，扬言要将乌克兰战争进行到底！当然，这不仅仅是普京一个人的战争。在其背后，有支持他的国家杜马，还有根深蒂固的偏执的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及其群体。俄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他认定自由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和“现代性的所有内容不是恶魔主义就是退化，没有任何价值，应被全部净化清除”。这个声称要以欧亚主义新大陆来对抗美国和欧洲等构成的西方联盟的人，被外界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哲学家”和“普京的大脑”！如果这样的意识形态可以大行其道，那么人类的现代文明是否也该躺平睡去？

再回顾那位国家杜马副主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战前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极其疯狂的战争言论：“我们将于2月24日凌晨4时开始进攻。起来吧，伟大的国家，起来与北约的黑暗力量进行一场致命的战斗！”“我们将是惟一的国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们最终都被摧毁！只有莫斯科，现在，它将终于垄断并肆意专政。战争，我们将为彻底毁灭而战！”“我们将摧毁半个欧洲，美国的一半也将被摧毁！”“全世界都将跪在我们面前！”这些掌控俄罗斯命脉的政治寡头们，他们只会支持普京这个前苏联克格勃出身、充满沙皇似野心的独裁者，也更倾向于强势大国沙文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如此政客们与经济寡头们的齐心协力，只会推动普京飞奔在断送俄罗斯的高速轨道上！

其实，俄罗斯走到今天是其政治体制与民族历史的必然。近日读到的历史学家金雁女士的文章：《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上海书评》公众号）。这是作者对身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与人类学家季什科夫重要著作《后苏联的民族冲突》的书评。文中提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和“优势族群”心理的俄罗斯人。随着苏联躯体的灭亡，俄罗斯民族主义灵魂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这也迎合了一种失落已久的大国自豪感和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金雁教授展示道：这种“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变质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在被普京延续，也必然要对外进行侵略的俄式国家价值观！

对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后，国际上有不少学者对普京行为的影响与结局作出解读。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正走向彻底的失败，而普京将无法在他的军队失败后幸存下来；入侵已对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造成巨大的伤害。引人注目的是，福山也没忘记要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竟抛出一个预示“经验”的告诫：“战争到这一步，对中国而言是一堂很好的课。”这位“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曾预测“民主是这个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但事实证明，这似乎是个失败的预测。因为，民主制度成为全世界客观的主体共识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笔者认为，福山对这场战争的12个预测中，最有价值的判断应该是——“俄罗斯的失败将是她自由的新生机会！”

当然，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舆论也不停歇地谈论着种种内外在起因。中国互联网上一位署名“关不羽”的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把乌克兰作为‘苏联遗产’对待，却没有继承苏联的经济义务，只继承了苏联的压迫性。乌克兰的离心离德、走向决裂，实属必然。”作者认为，“既没有阵营的人多势众，又没有乌克兰的民众归心。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输在了政治，根子出在了经济，这才成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战争。”早在2月8日，作为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并认定“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的吉迪恩·拉赫曼也在其《普京、乌克兰和“疯子理论”》一文中表示：也有人“担心俄罗斯领导人正在变成‘疯子弗拉德’。他们认为，普京掌权太久，正在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和偏执。他在疫情期间的与世隔绝使情况变得更糟。‘弗拉德’的周围是一个由民族主义顾问组成的小圈子，这个圈子太小，这意味着它很危险！”笔者以为，这些判析都相当理性。不过，像每次发生重大国际事件一样，依然都能出现“阴谋论”的说法，比如，俄乌战争是美国“深层政府”正在下的“一盘大棋”。国内国际，这样的声调似乎都不在少。它也成了中国民众津津乐道加以推广和宣泄的话题。

现在，从许多汇集的消息上看，俄军在战场上正节节失利。独裁专制的大脑指挥，也势必影响军队的士气与战术的发挥。有观察者称，俄乌之间的战争观念，存在的是一种“两代人”与“两种维度”的差别！由于发动战争的不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加上其一系列的形势误判、军力错估、战术低劣与装备陈旧，普京与他的俄军已陷入相当恶劣的战争沼泽中！而正当反抗的乌克兰，则从道义与战力上获得源源不断地支持，尤其是近期美国提供的最先进的精准打击武器。据报道，在乌前线战斗的屡屡遭挫，使普京不得不在国内制造谎言，把将士的死亡压缩至最低的400余人。但是，俄国老牌的《共青团真理报》却披露了实际战况：军官与士兵阵亡达一万多人。不过，不知这个阵亡数字是否也包括五位葬身战场的俄军将军。

可以预料，这场战争已经给本不景气的俄罗斯经济带来更严重的打击！石油与天然气的贸易骤减，卢布的断崖式跌值，外部金融的直接卡脖，各种各样的国际制裁，必将使战后的俄罗斯雪上加霜！一个严重缺乏市场经济活力，主要靠能源输出换取财富有限保障的国家，如何经得起这样一场不顾一切的对外战争？而谁又会出来援助体量庞大的俄罗斯及其受牵连的平民生计？一位学者指出：普京的战争有可能使俄国一夜之间回到前苏联！曾有一句很流行的俄影台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来性格豪放，并似乎总相信强权和扩张可以换得幸福的俄罗斯，这一次，是否还能挺得下去？也许，前景将是十分地悲观！正如那位曾策动克里米亚独立和乌东战争的著名人物、俄罗斯国家事务军事政治活动家斯特列科夫十几天前在电视台所发表的冒险预言那样：乌俄战争可能以俄国战败和解体告终！

“中国可以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3月22日，美国卡特中心首席执行官佩吉亚历山大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由于中俄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现在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有影响力去说服俄罗斯寻求和平。”的确，如果外界只拘泥于中国并非斩钉截铁的态度，便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那说明人们并不能完全看懂中国。它自有复杂的心思，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考量，但更不排除做出让世界一片称奇的举动。别忘了，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经历中，中国屡次从自己的利益与理想出发，以机智灵活做出了改变世界的举措。而最成功的，莫过于放弃对苏联的依赖，进行了一场持久不断的自身修正与国际关系的改善，尤其是至今还在影响世界进程的改革开放决策！笔者相信，在未来的国际格局变动中，中国还会参照以往做对的关系案例审时度势，而不至于以冒险的方式，把自己陷入目标不确定而又危险的博弈冲动中。

网民嚎叫：

文学城看客笑开言 发表评论于 2022-03-28 18:18:10

苏小玲的文章表明中国不缺高端人才。中国有不少具有相当智慧的人才，通晓历史，明断是非，能站在历史高度客观务实又实事求是地分析时局，明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很多人把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肆意贬低。但是拜登卓越的领导力和战略眼光已经在这场乌克兰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忘记历史，一味追随所谓的地缘政治学，忽视历史大势，必定站到历史错误的一边，留下无奈和叹息。想想二战时的日本，德国，意大利吧。 当今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延续。民族复兴依赖于和平而不是战争。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需要维护改进完善而不是摧毁重建。那些妄想用核武器摧毁全球从而确立唯我独尊地位的人或者民族必定灭亡。当今世界不是古时候的三国时代。别老是套用那套三国逻辑。

comehere 发表评论于 2022-03-28 06:13:19

老佐罗38 发表评论于 2022-03-27 11:19:00

共产党已经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忘恩负义、制造谎言成为这个党的标签。

Shawshank1 发表评论于 2022-03-28 04:33:45

中俄地缘背靠背，不假，但60年代为什么相左。国际形势和利益需要。什么国际形势和谁的利益需要是主要问题。

谢选骏指出：台湾的黄俄报纸册封大陆的黄俄学者为“中国学者”，难道是因为大陆的黄俄学者痛批挺俄？非也。实际原因，因为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是大汉奸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产物。至今为止，百年僵尸（1924年国民党一大——2022年民进党政府）依然挂着孙文的狗头，卖着台独的羊肉，装腔作势，令人作呕。

谢选骏：逼死海子的是北大还是政法

《“我叫查海生，我自杀和任何人没有关系”》（2022-03-27 最爱历史）报道：

　

1979年暑假，查湾村放了一场露天电影，《铁道游击队》。

村民们早早地占好了位置。人群里，有15岁的查海生和他的弟弟们。

人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然而，当电影里出现火车的时候，观众席里忽然冲出了一道兴奋的声音：

“过几天我也要去坐火车了。”

这道声音，划破了当下的宁静，也划破了查湾村向来的平静。

查海生是查湾第一个坐火车的人。

火车的铁轨，是一条让查湾人向往不已的道路，因为，它连接着未知的、先进的物质文明世界。

15岁的查海生要坐火车去北大上学，这成为查湾的大新闻。

大家给他投射一种近似“全村的希望”的目光。

但是，10年后，沿着铁轨回到查湾扎根的，却是25岁诗人海子的骨灰。

到北大

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海子是兴奋的。

他穿着父亲缝制的中山装，拎着母亲做的花棉被，随着火车汽笛响起，向前来送别的父亲招招手，以示告别。在兴奋中，他甚至没有听见父亲的叮嘱：“到北京就写信。”

此时此刻，这名15岁的少年，看着窗外逐渐陌生的景色，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的期待自然没有落空。“北大是所名不虚传的大学，我在这里生活、学习得很愉快。”（海子家书）海子就读的是北京大学法律系。

关于这个选择，与他个人是没什么关系的。

在考上北大以前，海子其实只是一个单纯的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他按部就班地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安排：

最开始读的是理科班，但由于学校考虑到文理学科协调以及高考成绩，便把海子改到了文科班。

对此，他只为父亲一句“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才被转班”的误解而伤心，并没有丝毫的抗拒。

成为安庆地区文科状元后，原本是听从别人的建议报考复旦新闻系，但后来又听从另一方的建议报考了北大法律系。

不管是哪个选择，海子都没有异议。因为他心里也没有明确的兴趣方向，对未来的一切很模糊。

在离开查湾村以前，海子一直是个这么“乖”的人。

但到北大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20世纪80年代初，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一个诗意盛行的社会。诗人西川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你不写诗，真是个傻瓜蛋，全都写诗。

丰富的“朦胧诗”喷薄而出，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歌，改变了过去单纯描摹现实的传统诗歌样式，转而把诗歌推向了探求人生的方向。这种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的对“人”的关注，与人们内心的渴求是一致的。于是，人人写诗，尤其是青年。

而80年代初的北大，根据海子的好友陈陟云的回忆，简直就是诗歌的北大。

海子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接触上诗歌的。

那是他大三的时候，1982年。

海子先是看室友刘广安写的诗被同学朗读，受到同学的批评、攻击以及赞赏，十分羡慕，想着自己的文笔也不赖，于是偷偷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模仿别人，写下自己的诗作。

直到有一天，刘广安看到海子的诗作，发现海子写的诗比自己的好，便把海子推荐了北大最有名的文学社团，五四文学社。

尽管海子最后并没有加入，但通过文学社认识了许多重要的朋友，又在不断的交流中，往诗歌的道路越走越深。

海子与诗歌，是恰到好处的碰撞，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了对方。

有人觉得这是一场不幸的相遇，但于海子本人而言，倒也未必。

在过去三年的学习生涯中，海子始终专注于阅读。其一是他瘦小的身材，让他减少了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其二是拮据的经济条件，让他不会有过多的娱乐活动。更何况那个年代是如此单纯，学习氛围浓厚。

认识骆一禾的时候，骆一禾就曾惊叹于海子涉猎书籍范围之广。

而海子因为法律专业的学习，也早早地进入到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世界中。西川曾回忆过，当年与海子的初次认识，正是海子在谈话中提到黑格尔让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之情。

海子的阅读积累很深、很广，这大概也是他体内诗性慢慢觉醒的原因之一。

不知不觉，马上要毕业了，海子决定要留下一些文字纪念作品。于是，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海子的第一本油印诗集《小站》诞生了。这本册子数量不多，只分给了海子的一些诗友，但同学们争相传阅，大受震撼。

为此，骆一禾专门在五四文学社为海子搞了一个讨论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海子。

我年纪很小

不用向谁告别

有点感伤

我让自己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出发

背上黄挎包

装有一本本薄薄的诗集

书名是一个僻静的小站名

——海子《小站——毕业歌》

在毕业这件事上，终于是海子自己做了选择。

1982年秋天，海子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实习，快结束时，他给父母写信征求自己的毕业分配去向意见，一共是三个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国政法大学。

父母的意见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因为离家近。而后来，我们都知道海子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刊编辑部。

当时他的解释是，“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就遵从了他的意见。

但1989年过年时一次醉酒后，海子吐露说，也许当时的选择跟实习时的一宗离婚案有关：丈夫出轨，妻子不同意离婚，按照以往的判决不能同意离婚，但由于男方背景强大，最后法院还是判离了。这让海子感到不满与困惑，他似乎没有办法平衡多年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际情况的矛盾。

也有的说法是，他舍不得远离北京的诗歌圈。

反正最后，他来到了昌平，中国政法大学的新校区。

到昌平

1983年9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校讯》第四版，刊登了海子写的《寄语新同学》，里边说：

“年轻的朋友，实现理想，要立足于现实，认清自己的使命，找到奋斗的支点。”

此时的海子，也是一名要好好工作的青年。

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后，海子首先汇给了家人，附上了简短的两句话：爸爸妈妈，你们好。已发工资，现寄60元给你们。望保重身体，祝全家安康。

这60元整，又让查湾村不平静了。按弟弟查曙明的说法，这件事成为了当时纯朴的村民教育自己儿女的样本：“查裁缝的大儿子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了，吃公粮啦，还给父母汇款了。”

家人感到很幸福，于海子而言，似乎也终于做到了一直以来渴望的“争气”。

但这只是面向查湾村的兴奋。

实际上，海子的心已慢慢陷入到了诗歌，还有爱情里。

1984年9月，海子调入政治系哲学教研室工作，平时给学生上关于美学的课程。

对于这次变动，海子不见得很兴奋，因为这并不是他擅长的：

单翅鸟为什么要飞呢

我为什么

喝下自己的影子

揪着头发作为翅膀

离开

也不知天黑了没有

穿过自己的手掌比穿过别人的墙壁还难

单翅鸟

为什么要飞呢

——海子《单翅鸟》，1984年9月

海子工作后一直在写诗，也会参与一些诗歌活动。

1984年冬天，在学校星尘诗社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海子在学生的要求下朗读了自己的诗歌《历史》。

公元前我们太小

公元后我们又太老

没有谁见过

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

但我还是举手敲门

带来的象形文字

洒落一地

——海子《历史》

朗读完毕，座位旁的一位女同学主动和他聊起天来。

后来，他们恋爱了。

这是海子的初恋，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姑娘，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女孩对诗歌颇有兴趣，也因此与海子坠入爱河。

我曾和你在一起

在黄昏中坐过

在黄色麦田的黄昏

在春天的黄昏

我该对你说些什么

——海子《给你》

但诗意的爱情，很快就遭到了现实的冲击。

大约是寒假，女孩的父母知道这段恋情后，对海子的农民家庭出身表现出鄙夷之情，他们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同一个一穷二白的诗人在一起。随后，女孩开始跟海子有了隔阂，但海子还在默默坚持。

在坚持中，他一直经历着物质压力的煎熬，他不得不直视自身贫穷的处境。这种目光也许是凶狠的，灼烧得他无处可逃。

生于1964年3月24日的海子，作为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一直对饥饿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不论是尚在襁褓就要靠父亲央求买到的红糖“续命”，还是小学后除了读书就是替家里干农活、到生产队里赚工分。查湾村一直是贫穷的。

物质的匮乏不仅贯穿了他的童年，如今还将继续贯穿他的一生。

两年后，1986年，这段感情还是永远地结束了。这次失恋，对海子的打击极大。

在11月的日记里，他提到了自杀：

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尤其是前一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坦然地写下这句话：他死了。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下来了，我——一个更坚强的他活下来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强者的尊严、幸福和神圣。

虽然在日记里，他说，他将大踏步前进。

那只是他大踏步奔向了诗歌。

海子曾在食堂里告诉别人：“我要写一万行的长诗歌，把中国神话都写进去。”

不过，他对长诗的探索和执着，又让他陷入了另一种精神的波动。

1987年5月，北京作协举行西山会议，在会议上，有人罗列海子“搞新浪漫主义”“写长诗”两项罪名，这让海子感到伤心。

“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海子《辩解》）

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海子，“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会是我的敌人”。这让海子伤心得跑到骆一禾那里哭了一通。诗人卧夫说：“海子的诗人身份处处受到质疑，导致他的诗歌不仅受到冷落，在北京诗歌圈甚至被贬得一无是处，这使他的惯常思维屡受重创。”

孤独是一只鱼筐

是鱼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

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

孤独不可言说

——海子《在昌平的孤独》，1986年

在昌平的他，一日比一日孤独。

这种孤独也有生动一点的说法。

某一天，海子走进昌平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

饭馆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到远方

在昌平总是孤独。他得想办法如何继续扎进诗歌的怀抱里。

1985年，好友西川历时半年完成了一次长途旅行，穿过了沙漠，穿过了草原，写下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首名作。

海子看到后，羡慕极了，于是，他决定也要坐火车往西边走，去见识“实体”。这一次去得并不远，但让他开始明白远行对自己诗歌写作的重要性。

对海子至关重要的，该是后来两次入川入藏，尤其是西藏。

1986年暑假，海子乘着火车，从北京直达青海西宁，然后沿着西宁-青海湖-格尔木-拉萨这样的路线行走，回程时则又绕到了祁连山、嘉峪关、呼和浩特等。

这一次远行，海子如此形容：

“我的梦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结出了幸福的果实，那是我的梦，那是我自己的果实。”

这一趟西部之行，开阔了海子的视野和胸襟。12月，他写下了很多有关西部的诗歌——《北斗七星》《黄金草原》《九月》等。

这些充满海子独特生命体验的游历诗，为中国当代诗歌增添了许多亮色。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马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海子《九月》

1988年7月，海子第二次往西藏里跑。

但这一次，他的状态跟两年前又大不相同。

当时跟海子在西藏文化宫大院碰面的唐晓渡回忆说，海子的目光“不是那种坚定、平和的，而是清澈而迷茫的目光，他看你的时候不会在你的身上聚焦，好像是绕过你看到你的背后。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状态中”。

在这此远行中，海子写下了一首极其著名的诗歌：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海子《日记》，1988年7月

里面的姐姐，应该是他要去拉萨见的因诗歌《我的太阳》名满天下的女诗人H，他为同时有人找到“太阳”意象而兴奋、着迷。

但见面以后，H拒绝了海子。海子又一次遭到了挫败，多少对他的情绪产生了一些影响。

后来，他在西藏看了天葬，捡了一些佛像带回北京。

从西藏回来后的海子，上课不再对学生谈诗了，而是聊佛教的内容，聊他去西藏的见闻，比如一个喇嘛当众用利刃切开自己的腹部，整理肠子肚子后又缝回去，一滴血都没流。也聊他气功的“小周天”练通了，这一点他早在两年前也给西川展示过。

同学们觉得这个老师很神秘，但上课很不有趣，只是拿着书或讲义念一段，让大家记一段。

他对第二次西藏之行的亢奋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朋友身上。他神采奕奕地对常远说从西藏“偷”回了一尊练功用的本尊佛像；跟孙理波拿着一本西藏风情大画册，一边翻一边讲。但朋友们都未对这种不寻常的亢奋产生怀疑。

这两年其实还发生了一些事。

在初恋离开后，海子又相继与几位女性产生了感情，但全都无疾而终。海子需要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估计他也没想明白。

还有，他的身体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出现了幻觉、幻听情况。有的人归结于海子练的“气功”，这是80年代人体科学研究（特异功能研究）热潮中的其中一股。

他因诗歌、感情上的不如意愈发地依赖酒精，试过在酒馆里和别人打架。

海子的精神状态，确实越发地不妥了。

他的生命从这时开始仿佛按了加速键，在迅速消亡。

诗人的用脑过度。

回查湾

1989年春节，海子回了查湾村过年。

他跟父亲眉飞色舞地说自己的诗集要出版了，可能有一大笔稿费，父亲的回复是安心工作，不要想着发意外之财。

后边，他又跟父亲提出想辞职，和几个朋友去海南办报纸。父亲听了很生气，严词驳斥了他。

海子对事业的热情突然被浇灭，心情很低落，先是找母亲痛哭了一场，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二十多天的诗。

这段时间，海子已经咳嗽、咯血。

这个寒假过得并不愉快。

回昌平后，已是1989年3月初，海子给很多朋友写了信。其中，朋友沈天鸿收到了一封只有六个字的信：

“我还活着你呢。”

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后面，3月16日，海子再一次见到了初恋女友，她告诉他，自己已经在深圳结婚，要到美国去了。

听了这个消息，海子傍晚回家后就突然昏迷。此后，他的幻听、幻觉变得更加严重。

3月24日，夜里，同事们被海子的大叫“我活着没意义了”吵醒，大家纷纷跑去关心，但他只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惊扰您了，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3月25日，清晨，海子带着《圣经》《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出门了，穿着整齐，从学院路出发去山海关。

路上见到他的人开玩笑说，海子是不是要相亲去了？

当天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了。

一天后，3月26日，骆一禾和刘广安接到通知，到山海关见了海子的最后一面。

25岁的海子，悄无声息地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据说在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我自杀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对此，政法大学的处理意见是：查海生患有精神分裂症，属自杀身亡。按有关规定，补助500元安葬费，补发10个月工资，一次性将此事处理完毕。

海子父母在西川和骆一禾的帮助下，料理了后事，随后带着海子的骨灰回到查湾村。

但遵循习俗，“提前归来者”不能立即入葬，只能在一个临时垒砌的小筑体里等待几年，方可入土。

对此，诗歌评论家燎原说，这似乎像是对“提前归来者”的一种关怀——必须有个时限以相互熟悉，最终合抱为一，获得永恒的安宁。

15岁时，铁轨将海子从农村带到城市，从此，体内的诗性慢慢觉醒。后来，他又通过铁轨实现了一次次远行。这些远行，成为了他笔下的流浪：

在夜色中

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

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夜色》，1988年

而最后，他又通过铁轨，回归到虚无，回归到故乡的土地。尽管他的诗，已经流传到无穷的远方。

他死后，他的诗一直活着。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一层层白云覆盖着

我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海子《活在珍贵的人间》

尾声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到一首歌《远行》，觉得这首歌的气质与海子有些相像。

很久以后 我指着同样的夜空

我说想要去远行

你笑着 依然不说话看着我

像夏夜的蝉鸣声

幸好 我不恐惧

我把恐惧给了云

让它带去 无尽的森林

我走向 遥远神秘的星空

幸好我什么都不是

我只是微不足道的烟尘

飘荡在你的身边

——歌曲《远行》

在歌声里，似乎看到了海子在一步步走远。

海子的远行，大概也是乘着风，奔向了他想要探索的无尽黑暗吧。

那里有无限的自由，无尽的可能，无穷的答案。

能够如此热烈地拥抱黑暗的，大概只有海子一个，也，只能是他一个。

在1987年11月，海子人生中的第三篇日记中，他写道：

但黑暗总是永恒，总是充斥我骚乱的内心。它比日子本身更加美丽，是日子的诗歌。创造太阳的人不得不永与黑暗为兄弟，为自己。

此前，他一直在写《太阳·七部书》。

对“太阳”的追逐，也许是海子自身生命的一种释放，而后来醉心与“黑夜”为伍，大概是源于他想要探索所有艰深的、未知的领域。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岗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海子《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1989年2月

我们没有海子那样强大的感知力，也没有他那样的敏感，我们无需乘风而去。

我们只需要乘着他的阐述，在脑海里感受那些在远处召唤我们的东西。

犹如海子的家人一般，他们在海子去世后，才开始读诗，开始了解海子的精神世界。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诵读得最多的，是组诗《给母亲》中的一首《雪》：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

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她每次都是一字一句反复诵读，边读边流泪。正是这种诵读，让她感到海子并没有死，而是，一直活在她的心中。

而世上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是在年复一年，不断的诵读中，感受到海子还活着，听他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们时常忘记他的忌日，却总会想起他的诗歌。如同他自己的预言一般：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网民嚎叫：

osaka 2022年03月27日 16:51

嗯

党崇拜 2022年03月27日 15:31

写诗的人，往往精神不正常？

谢选骏指出：查海生自杀和任何人没有关系，但却和两个大学脱不了干系——因为海子本是一个闰土式的乡村儿童，最后却变成了鲁迅式的职业文学，还要通过出卖诗稿换一大笔钱……15岁活着离家，25岁骨灰还乡……这中间他只是到过两个大学，北京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染缸，什么牛鬼蛇神都有……政法大学是一个杀人机构，它的美女蛇善于缠人……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政法大学的教师——海子被逼发疯而死，似乎是力学的必然，两个大学合作发力的结果。逼死海子、炒作诗名，这一荣誉归于北大还是政法？那就可以是见仁见智了。如果他没早死，还是过江之鲫，因为鲤鱼跃龙门的，只是传说的灵魂。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浑身沾满了胎儿的鲜血

 

《强烈要求严惩曾经“百日无孩运动”的发起人》（2022-03-27 常识与三观）报道：

　

“百日无孩”运动是什么？

1991年，山东冠县、莘县等地开展“百日无孩”运动，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下令全县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要无小孩出生。那些有准生证的怀了孕的，被强制流产。因91年是羊年，当地人谓之“杀羊羔”。

有人要问时间久远，是不是真的了。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同年，山东冠县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通报了冠县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数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

“百日无孩”——学生的回忆 

第一次在网络醒目的位置看到老家冠县的帖子，是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而关闭网吧引起的。“十一”的时候去冠县探亲，变得几乎认不出了。变化真大啊。冠县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这应该是地方政府为国家做的一件“好事”。但回忆起十多年前的事，应该是很左的行动，当时好像被称作“无孩年”，那时我在外地上学，没有亲眼目睹那个过程，但假期回家后，几乎所有的亲朋都提到了这件事，就是不管你怀孕几个月，只要还没生出来，一律引产，政策之严厉，在冠县历史恐怕是空前的。 

听家里人说，我们村里的几个怀孕的妇女都到冠县医院大街上搭窝棚，家里人还形容了一位孕期较长的妇女啊啊大哭的情景。据说辛集乡的一个大学生不满当时现状，说了些抨击的话，被绑在电线杆上示众（这个事是在辛集乡的亲戚家听说的）。很多快要生产的家庭纷纷出逃，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房子被拆，亲属被抓；一个事实是，我老婆的家在一个镇上，她的嫂子因为当时快要生产而出逃，躲到了聊城辖区的一个亲戚家，一家人全躲出去了，她的大爷被抓了起来游街，有点株连九族的意思。 

这个运动已经成了历史，“大跃进”似的计划生育工作形成了一些制度，比如一个家庭生个男孩就不能再生，头胎是女孩的可以再生二胎，但生二胎后，不管是男女，都不能再生。 

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是采取极端措施的原因，但这么多年后，还是运用极端的方法。 

1991年，那年是羊年啊，我才上小学，当时是见过很多很多的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个个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至于写的是什么，当年太小，没有注意看。不过广播不停的在车上播放着很严厉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

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呢？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国关工委），于1990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关工委是以组织老同志，来进行关心、教育下一代青年人的工作为目的的群众性工作组织。中国关工委主任由党中央任命，全国各省市县区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都设立了关工委组织。

1991年4月27日，山东冠县召开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县委扩大会议。会上通报了冠县已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数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县委书记曾昭起说：“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我情愿接受党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我们要痛下决心，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人口出生率降下来。”

曾书记的所谓“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是怎么干的呢？

在各乡镇组建计划生育执法队，队员每天5—8元工资（1991年乡长书记工资每月不到130元）。

为了避免本地人之间顾及乡里人情，县政府专门从外地调来人员进行计生工作领导。

如果有人成功举报怀孕者，可以拿到罚款的百分之五。

乡镇马路上，总有很多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村民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牌子。

县城的大街上搭满了帐篷，每一个帐篷里无一例外地住着准备引产的孕妇。不论什么情况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即便是个别通知传达晚了，孩子生出了，也没有几个能够存活的。据称县医院西面堆放垃圾的地方有两口废弃的几十米深水井，因为孩子的尸体被天天扔到里面去而填满了。

有一位孕妇，在1991年的时候怀了她的第一个宝宝，已经七个多月了。不幸的是，孩子赶上了残酷的“百日无孩”运动，被强行带到医院妇产科。两个人抓住孕妇的手和脚，把家人都关在外面，随后由一名护士以注射的方式强行摧死流产，可是偏偏孩子非常的顽强，第一针打过后，没有任何反应，几小时后，医生又拿来了第二针，孩子的顽强使家人并没感到高兴，而是痛哭不止。第二针打过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来了一个老妇产科大夫，用手摸了摸怀孕的肚子，找准位置一针下去，半小时后孩子生了出来，七个月的孩子已经有了人形，被打了三针使婴儿尸体上全是淤青！

事件过后，主持“百日无孩”运动的曾昭起书记就因为政绩斐然，不仅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升聊城地委副书记，最后官至山东省国资委主任。

曾昭起书记的成功引发了隔壁莘县的效仿，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莘县朝城镇县二院，据说由于婴儿尸体多不胜数，在住院楼后面挖了数米深的大坑，婴儿尸体全部被填埋，可能是怨气太重，据老人讲，很多医生护士晚上总是能听到婴儿的哭声！  

网民嚎叫：

东晓风林 今天 01:46

大跃进式搞人民公社，亩产万斤，然后大饥荒死三千万农民。

大跃进式搞计划生育，整死几千万婴儿，绝大多数是女婴。

现在大跃进式搞清零，不知要死多少与新冠无关的各种病人。 反正不是新冠死了也不统计，跟饥荒，计生一样，要几十年后才知道悲剧的广度与深度，几千万条人命，就是因为一个傻B伟大领袖心血来潮，想搞点好事，结果搞死几千万。在搞的过程中，永远只有正反馈，都是正能量好消息。多少钱以后，才知道当年有多惨。

鳩姐歪果師_Lee 今天 01:08

你们中共可真厉害！变态愚蠢的事情重复又重复的干，农民村姑还是乖乖的逆来顺受。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计划生育那么简单，这是中国共产党浑身沾满了胎儿的鲜血。

网文《百日无孩运动》报道：

“百日无孩”，或“杀羊羔事件”，是指199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冠县、莘县、阳谷县等地发生的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运动。有报道称运动从1991年5月1日开始，持续至8月10日[1]，旨在遏制当地的出生人口。政策主张当地妇女无论是怀孕第几胎，还是怀孕几个月，一概强迫人工流产，以此造成社会恐慌，以及大量孕妇被迫流产。

冠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曾昭起。莘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白志刚。这几个县都属于聊城。

1991年4月26日，曾昭起召开冠县县委扩大会议，要求自5月1日到8月10日，确保全县无一个孩子出生。因为冠县计划生育全省倒数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曾昭起决心一年内由倒数第一变正数第一，因此推出了这个“百日无孩”运动。冠县的大街小巷挂满了标语条幅：“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执行政策要坚决，决不允许孩子多”。莘县党委书记白志刚不甘本县落后，也立即推出相同政策。

这三个月中，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她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怀了几个月，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抓起来强制流产。冠县冠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住的全部是被抓起来流产、引产的人。本县医院实在做不完这些手术，被送到周边县市医院。很多足月大的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就活活被掐死或按入水中溺亡。

后续

曾昭起后曾担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退休后在2008年曾担任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谢选骏指出：杀孩运动可谓六四屠杀的延申——中国共产党不仅浑身沾满了胎儿的鲜血，也欠下了百年血债——1921——2021……牺牲人口数亿，九千万党员都不够偿命。

谢选骏：黄俄眼中的恶罗刹

《俄罗斯性格决定命运 8年前一篇文章精准预言》（金雁  2022-03-27）报道：

如何去认识俄罗斯？什么是解开俄罗斯“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在俄国未来的发展历程中它将会出现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的内容？下面我们就试图拼合“俄罗斯之谜”的马赛克。

俄罗斯是“交响乐”和“矛盾体”

对俄国来说任何全称式的判断都是危险的。特切夫的名言，“俄罗斯只可想象不可分析”被研究者们经常引用。别尔嘉耶夫说，俄国文化是“交响乐”，俄国文化是“混合体”与“矛盾体”，俄国文化是东西方的“综合因素”的硕果。俄罗斯诗人布洛克说，俄罗斯是夹在欧洲和亚洲两大对立面之间拿着盾牌的国家。从地理上看俄罗斯一脚踩着欧洲、一脚踩着亚洲，地处欧亚接合部，为诸种文明所环绕，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每一次民族迁徙地扰动都给它带来强烈地震荡，令各种文明的影响混杂于其中。正如彼·雅·恰达耶夫所说的“我国历史面貌的一个深刻的特点是，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缺少自由创举，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便会发现：我国历史的每个重要事实都是来自外部，每个新观念几乎都是抄袭来的”。在早期的民族国家历史建构中，它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很多东西，比如“公有私耕”的土地制度是来自北欧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来自蒙古人的，东正教是来自拜占庭的，文字是希腊传教士根据希腊文字创建的，它的建筑、艺术甚至皇族通婚都是面向西方的，而税制、人口统计、驿站制度又都是蒙古人从东方带去的，所有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并经过与原始东斯拉夫人文自然地理长期磨合，便沉淀为“俄罗斯自己的特点”了。俄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有同源的地方，也有异质的地方，它兼融东西方的东西并赋予它本民族的时代意义就打上了“俄罗斯的烙印”，但又不能简单对它冠以“大杂烩”判断，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其它民族特点的“为我所用”的“取舍”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这样似乎说起来，俄罗斯像个大熔炉，把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组合起来就构成了自己的特性。奇怪的是，俄罗斯早期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外来的因素改造成本民族的特色以后，越往后发展又越带有兼容性和平衡性较弱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新移民国家多元社会的包容性不同，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外来的“异质”文化不经过改造都会和这些已有的传统发生冲突。1802年卡拉姆辛在《欧洲通报》上发表以“论热爱祖国和民族自豪感”为题目的文章，要求俄罗斯作家立即摆脱对欧洲权威的崇拜，要特别注意祖国文化的源头。斯拉夫运动的领袖K·阿克萨科夫为卡拉姆辛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动不已，他说，“我确信出自其口的每一个词汇都是神圣的，我的俄罗斯意识和敌视外国所有的东西的思想都在自觉地增强，我的民族自豪感就是非常严重的排外主义”。但矛盾之处在于俄罗斯的民族认同的标准又是模糊的、多变的，它特有的“双头鹰性格”和多重属性，由于二元主义的张力过大，内部没能达到有机的整合，使人们无法知道它的下一步会表现出性格中的那一面。19世纪以后俄国思想界为发展道路争论不休而形成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以及随后盛行的“欧亚主义”，二月革命的欧洲道路与十月革命的“东方社会主义”的较量，都反映出它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上的阶段性选择困境。另外，它的历史“间断性”特点也是非常突出，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推倒重来的全面更新，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这更加深了它的宗教宿命论和“矛盾性”，对俄罗斯人来说，“矛盾就是生活的本质”（托尔斯泰语），就像俄罗斯的蒸汽浴，在高温和冰冷两个极端之间，不需要缓冲的过度，人们往往是猛蒸的汗流浃背之后直接跳入冰冷的水池，俄罗斯人喜欢的就是这种强烈的冷热反差。

“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难题

俄罗斯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国家定位的摇摆上，10-12世纪的基辅罗斯是具有过境贸易的城市国家，13-16世纪俄罗斯因蒙古入侵从西方文明圈转入东方文明圈，18世纪以后它又处在追赶西方的潮流中，但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帝国以及它的内部体制又使俄罗斯难以成为主体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它的突出的国家特性、社会特性和文化特性都很难与西方主导的体系相融合，这就是人们常谈到的俄罗斯人老在询问“我们是谁？”的“俄罗斯的历史困境”和“俄罗斯循环的历史怪圈”。1909年俄国“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维·伊万诺夫在《金羊毛》杂志上说：“我们要解决的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自我确定问题”，“我们是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惑。普京对“俄罗斯思想”的定位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合成体’”。这个“有机结合”的愿望要实现，恐怕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才能达到。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说，俄罗斯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民族”。寻求民族性的归属和身份认同，恐怕在相当一个时间内都是“正在选择和试错的‘进行时’”。有评论认为，普京的政治理念就是目前选择的一种模糊表达：普京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列宁的“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的传统，不是刻意认定选择路线，而是去适应，去进行俄国式的“摸着石头过河”。普京的策略就是在一些相互斗争的派别之间摇摆不定，把他认为其他派别中对自己有用的理念为我所用。有人对他的治国方略给出一个公式：强力政治+自由经济+民粹（民族）主义=普京的理念。叶利钦时代的四大基石：1、非布尔什维克化，2、私有化，3、非军事化，4、亲西方化，前两项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后两项则变动较大，似乎变得更符合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了。

由于东西较量的作用力，导致俄罗斯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对前一发展阶段的否定，国家定位的摇摆的幅度很大，俄罗斯在历史道路的每个转弯处，对于如何判断今后的社会发展方向，依据什么理论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做出准确的定位之类的命题都会凸现出来，例如像俄罗斯思考、俄国的历史定位、如何看待俄国的独特性、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与差异、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性、俄罗斯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19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进行论战而产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那些话题在1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着，也仍然没有结果，可见其选择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难。这种定位困难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的战略转移和发展速度地不均衡性和跳跃性，在近几十年来俄国不论是外交政策、国内税收、转轨战略、教育制度等等方面都是一紧一松地反复震荡，缺乏长久性，即便是确定贯彻执行的政策又都是被大打折扣的。

十月革命后俄国人曾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方向标”的问题，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条金光大道，没有料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人”自我认同戛然而止，再次面临“自我塑造”的选择难题、再一次经历巨大的历史困惑，“怎么办？”“向何处去？”以及“寻找道路”问题依旧困扰和折磨着思想家们。“选择战略”成为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以来都无法绕过去的重大思想决策。于是“后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思想”从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任务，成为全社会趋势若骛的“显学”。现在俄罗斯人不论何种党派、阶层、立场的人都认为，需要一种全俄罗斯人都能接受的共同思想是头等重要的。转轨时期的“一盘散沙”现象已令俄罗斯感到忧虑，19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家提出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念”再次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便证明了俄罗斯人渴望理论依托点和精神支撑力。俄罗斯独立研究所的别杜霍夫教授说，“我们最大的悲剧在于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与自己机体内的现代性因素相适应的发展成长道路。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难题。

“称强、做大”的追求

剧变以后，俄罗斯的当政者在寻找“国家思想”的定位坐标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变化：先是叶利钦的自由主义（向西）；其次是普里马科夫的“欧亚主义”（兼顾东西、南）；接下来是普京前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借助利哈乔夫理论的向北）；以及普京第二任期的“新斯拉夫主义”色彩（认同索尔仁尼琴思想的向东）；可以说都不是最后的定位。目前俄罗斯的国家思想虽然落脚在“强国主义”上，但仍在“选择”过程中，未来还有可能发生变化。总之，以后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眼下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俄罗斯的选择是“俄罗斯必须要强大”。

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收缩”战略下的处境强烈地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和“优势民族”心理的俄罗斯人，剧变后到21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罕见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而遭到冷遇，使本来就好激动的俄罗斯人发出“孤独地愤怒”，而现实当中西方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倍感“不高兴”。苏联解体后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很快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后苏联空间成为一个失控的暴力竞技场；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褊狭，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于是，愤怒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相竞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整个社会都处在“火气旺盛”的“逻辑反冲”中，无处发泄的无名怒火终于在“民族主义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如今的政权也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战争年代动员民众的符号，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至上、俄罗斯的伟大之处的词汇，并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

普京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吸取过去十年的教训，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历史”，“必须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但“帝国荣耀”、弥赛亚的救世思想曾深入人心，因为在俄国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 “称强、做大”是俄罗斯人的追求已久的目标，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安全焦虑症”与俄罗斯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并使之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大就是美”是俄罗斯人一贯的追求。所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民粹主义往往是有大众追捧的土壤。民族情绪的宣泄，主要是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人不平衡心态和把外部世界“妖魔化”政策导向。俄国人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多次重复过全民一致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此时恰逢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别林斯基也认为应对沙皇的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切齿痛恨的言论，令马克思对俄国知识分子倍感失望。俄国的民族主义使很多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迷惑，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清醒的人不多，俄国对外扩张在国内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少有知识分子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像20年前美国结束越南战争那样认为“我们错了”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理性的“正常观点”往往在“喝狼奶”培养起来的“咆哮环境”中出不来。

虽然目前“强国”理论甚嚣尘上，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俄国的发展战略会根据国际环境做出不断地调整，俄国战略的原则性不是很强，会有很大的漂移性，搞国际关系的人可能都记得，2000年普京邀请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莫斯科，2001年北约在莫斯科开设了情报战，2002年北约又在莫斯科设立军事使团，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十分热络，双方建立了“20国机制”，俄罗斯几乎就成为一个“准北约成员国”，9·11事件以后普京第一时间内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主动向美国开放中亚走廊，只是到2004年以后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才急转直下，同一个普京在不同时间发出过加入北约和谴责北约的声音，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说，他能够对俄罗斯五年后的预测是绝对准确的。普京的政治面貌模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06年6月《莫斯科新闻》总编特列季亚科夫在该报评论普京文章的按语中说：“普京是什么人？他把俄罗斯要引向何方？”目前“还没有正确的答案”。也许有人会说以他对待苏联和剧变后俄罗斯价值判断就能够确定普京的价值取向，可以全面认识普京，但即便如此仍然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

俄罗斯的历史充满了不可预见性，推断它将来如何是很冒险的。但大致的预期可以说，俄罗斯未来的趋向是与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不开的，如果国内经济形势平稳顺利，它便会逐渐完成向民主国家的过渡，如果经济状态长期不佳，社会情绪就容易极端化，“魏玛化”的阴影就可能再次笼罩俄罗斯，传统的机械思维惯性会以新面目重现一些老内容，民族性格中的积淀的一些“潜质”的东西就会显现，一些改头换面的“民粹派特点”会再次出现。俄罗斯格言说：“即使人们能预见未来，那是因为一些基本的做法还是和传统一样”。换成现在的媒体语言就是“老百姓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容易找到感觉”。虽然“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实验室”关闭了，但由于外部环境和经济压力刺激下的民粹主义的土壤会不断地生长出来一些过去传统文化中的“好沙皇”、集体主义、卡里斯马政治、非理性思维、排斥西方模式、救世情结等变种花样。这并不是文化决定论先入为主观念，而是根据路径依赖做出的一些判断。

“卡理斯玛政治”的社会背景

“卡理斯玛政治”在俄国目前仍有市场。早在1993年11月9日《俄罗斯报》就发表了《人民期盼强权》的文章，时至今日，“沙皇”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仍是充满敬意和褒奖地称谓。日本的《选择》杂志说，普京正日益斯大林化，普京变得越来越像斯大林，他甚至已经成为“小斯大林”。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以后，普京出席企业家大会，全场起立长期间地鼓掌，很有斯大林当年的风范，可以感觉出企业家的确怕他了。普京的“杀鸡儆猴”策略奏效以后，企业家都识时务地不敢“染指”政治了，或者与当局合作、或者远离政治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独立电视台”曾是俄罗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古辛斯基拥有它49·5%的股份，2001年4月国家控股的天然气公司通过股票交易导致电视台易主，古辛斯基流亡国外，其实这都只是国家整顿传媒、控制传媒的一些手段。普京过去反对个人崇拜，而现在不反对了，他说只要对俄罗斯国家有利就行。俄国人喜欢神话，在沙皇神话、西方神话破灭以后，又复活了“斯大林神话”，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普京神话”上。有一次在召开政府工作会议时，有两个官员在耳语，普京怒斥道，“如果你们对会议没有兴趣就滚出去！”立刻全场噤若寒蝉。普京到超市看了看价钱，说物价怎么这么贵，第二天该超市的物价马上就得到了调整，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物价又恢复了原位。胡锦涛2009年6月访俄，礼宾司已经安排好先梅德韦杰夫后普京的接见顺序，可普京不顾常规执意要他先见胡锦涛，根本不考虑梅德韦杰夫的感受。无可否认普京有操纵俄国社会、媒体、和中间分子的能力，因为社会有对“铁腕”的需求度。现在的俄罗斯人是不喜欢政府的工作，却喜欢当总理的人。

2003年8月莫斯科的媒体围绕是否要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重新树立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卢比扬卡广场上有过一场讨论。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有“铁腕费利克斯”之称，1991年他的雕像作为“大肃反”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被民众用起重机拆除，经过了十几年的转轨之后有人认为，现在俄罗斯治安环境恶化，犯罪案件持续上升，警察的破案率极低，就是需要像捷尔任斯基这样的铁腕来打击犯罪、震慑腐败的贪赃枉法者，当然最后捷尔任斯基雕像重回卢比扬卡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民众呼唤“铁腕”的社会情绪并没有因此停止。由于长期以来“村社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调平等、强调统一、强调整体的习惯根深蒂固，他们希望有一个惩治腐败的铁腕政权建立秩序和平等。现在的舆论是“前进不知往何处去，也不能后退”，只能建立权威政治，那就是：戴高乐体系+俄式第三条道路——总统大权在握，民族和国家利益优先，对美国保持相对独立。曾经有过“大国光荣”的历史记忆，很难放下身段承认现实，俄罗斯人在困难的时候普遍希望有个铁腕人物来拯救国家，重振雄风。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历代统治者中，凡是能够导致国家强盛者都有较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普京的“国家整合理论”也有意无意的又回到19世纪的“国家学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的立场上来。“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维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当今俄罗斯评价越来越高，该学派认为，由于自然气候和地理因素，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苍茫无形，一百多种民族的组合导致“易散不宜合”而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国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着领路人的作用，国家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机构，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只有国家强大民众才能有安全感。俄罗斯民族的惰性以及幅员辽阔等特点，治理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制，因为其他的统治方式都很难使上面的命令迅速下达并贯彻执行，而且还会为那些妄图使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动提供土壤。19世纪思想家谢尔盖·沙拉波夫的至理名言：“俄国专制政权应当在国家经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就如同大银行和交易所对西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一样”的理论，现如今又被人反复提及，甚至有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国家主义者”。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专制集权型的国家。苏维埃的专政也是利用了人民的这种习惯。史学家希缅科夫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不在于共产主义的成功，而在于反对几乎“全方位地模仿西方的斯托雷平改革”导致的民粹主义情绪大爆发，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当时激发起的“向后看”的社会心理而已。

非理性的传统与集体主义

俄国人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感，认为西方的理性科学是肤浅的。俄国哲学家洛斯基说，西方理性导致了“心灵信仰和理性的割裂”，而俄罗斯人更相信心灵不相信理性。俄罗斯的思想一方面最直接，另一方面又是最内在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说，“俄罗斯是自然本性的玩物，而不是理性的玩物”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逻辑概念演绎。俄国所有数得着的伟大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耶夫等无一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反感，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普希金说：“俄国与欧洲是格格不入的”。托尔斯泰说：俄罗斯“不适合逻辑分析，逻辑是枯燥邪恶的，它来自魔鬼，俄罗斯的感性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

俄国人认为，对奥秘进行思辨是不好的，最好是对其深思默想，让它发出光明，在不被理性化的情况下，奥秘才变得透亮。后来的革命只不过是狂欢式的群众集会、非理性的激情从宗教转移到政治中，在俄国，理性遭遇激情往往会败下阵来。具体表现在俄国自己承认，不论在那一种政治制度下，“俄国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由于酗酒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四倍，托洛茨基甚至说，“伏特加”在俄国是属于政治词汇。似乎国家的一切幸与不幸都和“酒”扯得上。坊间里说，酒与日俄战争战败、与一战战败、与二战胜利、与戈尔巴乔夫下台、与证券私有化失败都有关系。

由于历史上寒冷森林地带的严酷环境中小共同体内部的协作传统，在俄国人眼里“村社”就是他们的天下，村社几乎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性格形成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高尔基以诗歌的形式激情满怀地为“集体主义”呼喊：“单独一个人——微不足道，单独一个人——等于零，单独一个人的声音，比啾啾的鸟声还要低微”。村社消失以后，集体农庄、工厂、单位又成为新的依赖对象，“大生产”中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农民、国有经济劳动者比集体劳动者、集体劳动者比个体劳动者更留恋“大锅饭”，他们对自由派设计的不加限定的“市场经济”抵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普京在2000年发表的电视讲话《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特别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应当在社会政策中首先考虑到这一点”。俄国人认为西方大量的法律来保护个人权利对俄罗斯是不恰当的。“非个性化”的俄国特色曾经是革命的强大推动力，也是叶利钦自由主义改革难以推行的社会背景，多少年来平等意识使得俄罗斯仇富、平均、反对个性突出的心理依旧，有人认为，改革十多年来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破坏了集体意识、民族利益观念和社会的完整性。西方的那套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精神损耗，会破坏集体主义、同心同德、互相帮助、团体精神、爱国主义这些俄罗斯传统中已有的东西，俄国的民主主义与西方观念中“通过契约建立独立的个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是有区别的。理性精神缺乏是卡理斯马政治与大嗡大哄的集体无意识群众性歇斯底里产生的文化土壤。

反西方传统

T·沙尼认为，俄罗斯是第一个对西欧经验的普遍意义或绝对价值提出疑问的民族国家，也是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的概念来表示非我族类、定义本土文化的对立面。这种斯拉夫文明支撑了长期处在边缘的俄国人，刺激了偶尔成为世界主流的苏联。他们以蔑视的态度对待高出他们发展水准的“世界资本”和“西方瘟疫”。在俄罗斯传统看来“浮华世界”会使“自然状态”的农民受到侵蚀，使他们失去质朴的本性。他们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形式，只有脚踏广袤的黑土地、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才有立足之本，才不会被城市的污泥浊水说吞没。在俄国一直存在着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套不同与“崇尚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民族特点是：“经济”这个词是作为精神道德范畴而存在的，按照东正教的原则这个欲望要受到节制；它有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特运转方式，它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保证生活和劳动。这种“自然主义”是反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强盛了俄国，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民众，在俄罗斯“西方（запад）”这个词对应的不是东方，而是“下层”，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西化的民族认同。布尔加科夫说，“反资本主义性”是俄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在我国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代表人物——舍斯托夫的文集。舍氏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他被评论界誉为“有一双洞察现代世界的魔眼”，他的经典论据是，西方现代文明被科学技术牵着鼻子走，把人从“有思想之物”变成了“最卑鄙的驴子”。

后来流行全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都和俄罗斯流亡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称，是俄国流亡的知识分子开启了西方的“后现代潮流”。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比如一百年前的《路标》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发展成为“寻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诸传统的反思，从反思马克思发展到反思伏尔泰，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化，成为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支，影响至今不衰，被看作是海外侨民对“民族记忆的保留”。现在俄罗斯自我标榜是“全球抵抗自由主义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国式全球化的标准”。从2001年开始每年的9-10月份一些青年组织都会举行一个“反资本主义大进军”的游行。在反对政府的四类（民族主义、生态运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青年组织中，除后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反对西方、抵御西方“资本渗透”和“文化侵略”的，他们认为，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是邪恶的，它给俄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这种鄙视商业和企业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和难以消除的对重商主义的不屑一顾，不但在民间很有市场，就是在企业界内部也往往成为批判标准，根据1870-1913年《田地》杂志表明：俄国文化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衬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这44年间有106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受到赞扬的不是企业活动，而是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以后都愿意实现身份转移，成为荣誉市民甚至贵族，20世纪初俄国有300企业家组织，但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政党，1917年2月当全俄工商业者联盟成立时，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左右俄国的局势了。据当时在校学生调查，学生心目中的榜样里企业家排到第26位。一百年以后这种状况虽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至今民营企业缺乏相应的地位，中小企业就业人数不足10%，缺少商业文化的妥协影子，以及轻商抑商、反市场、反利润的理论仍随处可见，说明传统的价值取向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

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

俄国社会阶层的上下分裂之触目惊心是人所共知的，19世纪俄国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民众的“草根化”分离以后，民间便对“精英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行而上思维的敌视，他们认为，被西方文化腐蚀掉的“上层是漂浮在民族生活表面的泡沫”，因为不能容忍“文化”、“财富”和贵族习气缠绕在一起，于是民众便走向了摒弃精英文化、厌恶财富的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理想状态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从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到70年代的“革命民主义”、80年代的“恐怖主义”的“民意党”、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布尔什维克都是“价值一元论”者，他们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者自居，以“道德虚无主义”的手段而体现强烈的“道德优势”，就是以“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反对贵族知识分子的雅致、慵懒、眼高手低、缺乏战斗力的“精英小众文化”。

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的理论奠基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自我明确定位说，他是反社会的极端派、典型的雅各宾党人、永不妥协的游击队员，他说，“通常人们只知道战争是有害的，那是认为历史只能是‘进化’的人，他们只指望‘改革’，而不承认在社会发展中‘革命’的跃进作用”。他坚决反对托尔斯泰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在一个民间仇恨上层的社会里，暴力胜于语言。拒绝相对性而追求绝对性，是最高纲领主义的前提，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理论上把政治激进主义系统化、绝对化了，他看到了俄国人不习惯第三种选择的中庸，动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这些特征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成长。列宁也说过“中间派”是一堆烂泥巴。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描述一个士兵和学者辩论的场景，士兵对学者要求“理性”的声音只有一句作答：“现在世上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不和我站在一起，我们就和他动刀子”。其实这就是民粹派宣言中的那句最著名的口号：“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的一种“普及版”。强烈、狂热、绝对、一切、全部，这些词都是俄罗斯集体潜意识概括。正像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左派幼稚病”与激进主义在俄罗斯依然盛行的一个标志就是，到处都是“俄罗斯不高兴”的人。

俄国现在的青年组织不论是“亲克里姆林宫”还是“反克里姆林宫”的，都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坚决状态，以激进形式表达政治意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自由派人士涅姆佐夫说，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橙色革命，你可能会看到一场红色革命或褐色革命”。目前在俄罗斯有“光头党”一万多人，而且这类极端组织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成立的“青年同盟”宣布要实现俄罗斯的“第三罗马使命”，要求撤换不符合民族利益的政权，2005年2月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成立地点选在弗拉基米尔州的亚历山德罗夫镇，这里是伊凡雷帝在“特辖制”时期的驻扎地，该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欧亚帝国”，要组成“新的特辖军团”打击一切分离主义，不允许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发生“颜色革命”，反对北约、反对科索沃独立、反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欧亚联盟在为其积极分子举办的夏令营中举行格斗训练，教授如何驱散异己的集会、讲座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组织是美国的间谍，对他们的活动要进行破坏和打击。2009年右翼组成的“团结联盟”试图在俄国搞“颜色革命”，要普京辞职，抗议民主倒退，3月间“团结运动”组织示威游行，高呼“驱赶普京”、“普京下台”的口号，焚烧梅德韦杰夫的肖像，但由于社会基础狭小没有太多的人响应。

“俄国特殊论”的社会土壤

叶利钦时代曾想把俄国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但是俄国经济改革艰难使民众对全球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认为俄国是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特殊的“文明理论”的，西方经济模式的入侵对俄罗斯经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这种“俄国特殊论”的“文化决定因素”在近年来有升温的倾向。19世纪俄国所有杰出的思想家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会使他的独特性消失，从属于西方大国，并最终被淹没，用齐普科的话说：“维护民族的代码，维护其精神的独特性要比对农村进行工业改造中要强百倍，既然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必定是有能力自我发展的”。文明体现在物质成就上是看得见的成果，体现在心灵上就是人类的精神气质，如哲学、文化、艺术等等，每个民族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谋道重于谋食”。每一个时代都会在文化上开辟新的境界，也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也就是新的精神，有一些东西经过长期的熏陶浸润，逐渐成为一个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它超越了生与死、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就会被其他民族同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精神，在各种文化的碰撞和激荡中就会被别的比自己文化更强盛的民族吞没。

历史定位是“时间性的”，地理定位是空间性的，精神定位是思想性的，俄罗斯在于外界接触当中对这种“俄罗斯特殊论”的论调是有过批评的，也曾高扬过普世价值的大旗，当年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持这种论调的各种派别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对这种内在传统的“顽固性”考虑不足以及改革过程中建立宪政体制的失败，使得俄国历史上的几次“西学东渐”运动最后或者以悲剧性告终，或者以转向斯拉夫主义而收场，西方派的旗手除了早逝的和进入官场的后来都或多或少的改变了立场，好像这块土地具有一种“集体传染病”的魔力。现在俄罗斯不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仍有相当部分的人在重复索尔仁尼琴“新斯拉夫主义”和“西方文明绝境”论，政府爱谈“俄罗斯特殊论”是把它作为与西方抗衡理论基础和推卸责任的借口，一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就把它归于“民族性”，部分学者高唱“俄罗斯文化基因特殊”的原因则要更为复杂一些，既有后现代意识又有弥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白的考虑。

“套娃政治”

俄国并不是没有法律传统，即便不算11世纪以前借鉴和吸收了拜占庭法律思想的《罗斯法典》，莫斯科罗斯的1497年法典即使在欧洲也不算晚，关键在于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俄国历史上崇尚法治和立宪的一直是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的地主，他们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倡导者，与此相反的平民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法律、选举、民主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就是现在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律师在公共生活的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看来，似乎国家的强大与先进的社会在俄罗斯无法同时兼得，“行政权强化与法律权弱化”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后越来越明显。普京明确说：“强硬政权是社会秩序之源和保障”，俄国的政治理念既不符合英美法系，也无法完全纳入大陆法系的法理框架。一般的俄国民众认为法律是“虚伪的”，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真理”，俄罗斯格言说，“只有所有的法律都死亡了，人们才能生活在真理和公正之中”。现实生活中法律远不如传统俄国的“村社民主”实在和“人民专制”能够解决问题。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村社是个“民主”的乐园。村社中没有至高无上的首领，没有常设机关，只有选举产生的任期极短的代表召集村会和处理村社的日常事务，所有的问题都在这种每月召集两、三次的会议上“民主”解决了。乍看起来这种“村社民主”很符合“公意”。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他们不仅不能自由退社、自由迁徙、自由散居、自由决定耕种方式与农活安排，而且只要“公意”决定，村社就可以对个体实行各种处罚。在这里由于“公意”已经超越意志的主体而异化为他的主宰，从而使个人沦为“公意”的工具，这种失去“独立意志”的“民”怎么能真正做的了“主”呢？说穿了，“村社民主”是卡里斯马领袖运用去魅力而操纵集体无意识的工具。村社民主表明，并不是只要多数决定或“公意”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的同时，也是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义的个体存在。在这种“民主”背后隐藏着一种“类专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近代民主的价值在于弘扬人的自由个性，“多数决定”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把申张公意作为保障个性自由的条件，而不允许为服从“公意”泯灭个性，或者在“公意”的名义下侵犯人权。在现代民主观中，“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是不可分割的。“俄国式的民主”把“天赋人权”曲解为“天赋”少数人以统治多数人的特权，把“民主原则”与“自由原则”对立起来。这样，“民主革命”的胜利便以“民主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

十月革命以后到现在俄国共有5部宪法，剧变以后1993年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强调俄罗斯是民主联邦国家，各联邦主体地位平等，承认和保护各种所有制以及地方自治，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独立，相互制衡，以及俄国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准，可以说司法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违规的事情随处可见，虽然知识界时有反对的声音，但老百姓觉得叶利钦时代的“无序民主”反不如普京的“国家指导下的有限民主”。最近两年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的确在提高，但在“多数同意”的背后，各阶层的不同声音被“过滤”掉了，政党的作用在下降，似乎只剩下普京一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反对派和杜马的作用便会大大萎缩，不利于监督和制约执政阶层，这无疑会助长官僚主义和腐败蔓延。谁都知道造成中俄贸易的“灰色清关”主要原因，完全是俄方人为造成的，在俄国的城市里任何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都可以肆意“执法”，俄罗斯国内外一直公认，在俄国要发展起真正强大、受人尊敬的法律秩序至少还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行政权强化与法律意识弱化被俄罗斯人戏称为“套娃政治”、“套娃民主”，以讥讽其表里不一、套大瓤小。

“救世主情结”与俄美关系、俄中关系

所谓“弥赛亚”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民族、“是通晓上帝真理的民族”。别尔嘉耶夫说“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换一种列宁的通俗解释：“苏维埃真理不可能仅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性质而言，它应改变整个世界”。俄国人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第三罗马没有实现的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最令俄国人感到欣慰的是，第三国际不是国际的而是俄罗斯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相互重叠了，俄罗斯精神中的“社会真理”将在全世界实现，这和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是契合的。俄国人的潜意识里，“苏联”这个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经济上的要大得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许多俄国人都承认的一点。俄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俄国人就爱叫美国人“不痛快”，因为美国人屡次刺伤俄国人的自尊心，一再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把俄罗斯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砝码，在苏东剧变后的国际舞台上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充当国际警察，叫当惯了老大哥的俄国人心里非常不舒服，以前什么时候受过这份气，用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如果苏联在，美国人敢吗？”“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的血液当中，延伸到20世纪的革命和冷战过程。

俄国人一直期待，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此岸世界实现一种不重复西欧道路的追求，成为世界文化的榜样。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在叶利钦时代，西方与美国使俄国感到冷遇和轻视的状况伤透了俄国人的自尊心。普京刚上台的2000年被美国海军在公海扣押了“伏尔加石油公司”游轮，因为普京的抗议态度不坚决，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俄《消息报》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这次事件对普京触动很大，2004年普京第二任期以后外交态度取向强硬。

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中存在着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莫斯科的温和派一再要求普京别玩价钱太高的游戏，见好就收是明智之策，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的鹰派来说，西方使他们蒙受屈辱强烈的刺激了他们，北约和西方在填补苏联放弃的国际空间时，从来都没有考虑到俄罗斯人对安全的担忧。美国说俄美双方是平等伙伴关系，俄罗斯觉得毫无平等感，俄罗斯要的是“俄美共管世界”的格局，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美国把俄罗斯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国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是两者思维差距的矛盾所在。俄国对美国的建议更多地说“不！”不允许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在美国人看来，俄罗斯现在依然是风险很大具有不确定因素的国家。俄罗斯没有放弃恢复帝国的愿望，美国不允许对自己造成威胁的战略潜力，也不允许俄罗斯恢复帝国，俄军费和GDP都不到美国的1/10，实力不够但又绝不甘心成为一个对世界秩序失去发言权的国家。2009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游行队伍中的标语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莫斯科大街上的口号是“建设强大的俄国，普京！”民众认为，彼得大帝打造俄罗斯国威的安全理念仍然没有过时，军事改革的切入点是“优先发展军事”，哪怕超出社会发展水平也在所不惜。2008年8月俄、格冲突以后，俄军在总结这场军事冲突的基础上，修改了《2007-2015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要求提前到2011年完成纲要规划，并大幅度增加2009年度军费开支到500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27%，重振大国雄风首先体现在军事上。

梅德韦杰夫上台以后提出的“特权利益区”，说独联体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大棋盘”，而是俄罗斯生命攸关的核心利益区，俄罗斯不会把独联体让给“某些势力范围”，这是他外交的一大特点，也是普京强势外交延续。俄罗斯明确表示，原苏联地区是俄国的“特权利益区”，在这个地区内一切越界和挑衅俄罗斯都坚持强硬的立场，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在世界上拥有本国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拥有本国的利益区，否认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些情况下是有害的”。但他对欧洲和美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试图分化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他只是打算平衡美国的超强影响，希望形成俄罗斯-美国-欧洲的三角互动关系和三家的主导世界政治格局。俄罗斯力图恢复90年代失去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个超级大国目前的定位是：反对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点之一。奥巴马上台后给梅德韦杰夫打电话，美副总统向俄副总理要求重启俄美关系，希拉里与俄外长会晤，专门从华盛顿带起了红的重启之键。在4月的20国际会议上美俄单独会晤，都想改善冷到冰点的关系。双方主要接触和磋商。俄美由于没有像中国有台独、藏独之类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虽大，也没有大过中国，另外，俄国对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中美国”共管世界的主张后，担心被边缘化了，目前双方都有利用金融危机的机遇扩大彼此合作的意愿。

中国制定的外交策略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国际组织是平台，这其中俄罗斯占了三项，即使大国、又是周边、也是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可以说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在2009年中俄两国建交60年之际，10月12-14日，俄总理普京应温家宝之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华签署的合作协议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贸易数额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舆论界就有了中国与俄罗斯有利益“汇合”、“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权威国家找到了共同目标”的说法，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的，“现在还不是‘龙熊同窗’的时候”。如前所述，因为俄罗斯惯有的“安全焦虑症”以及不甘示弱的敏感性格，对高速发展的中国以及在世界上逐渐上升的影响力充满了警惕和疑虑，尤其是远东地区600万的居民与13亿人口大国比邻之间戒备心理一直紧绷，其实就本质上来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对手成分大于合作关系，尤其是最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其他国家大程度宗大额油气协议，2009年12月土库曼斯坦通过一条新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这些举动在俄罗斯看来都是“伸手过长”的“越界”行为，俄罗斯一直把中亚看作是自己的“特权利益圈”。中国切不可把一时的经济利益协调而误认为长远的“共同利益”。一位俄罗斯外交官说，别看“中俄文化年”双方政府高调宣传，似乎彼此的感觉都颇为良好，但“中美国”也许行，也许不行，“中俄国”绝对不行。这也许是他个人的一孔之见，如前所述，任何绝对的全称式命题都是危险的。中俄关系实际上是处在动态状态下，判断它的走向既要放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去思考，也要看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形势，另外也取决于俄美关系的前景，但无疑中俄双方政治中的不透明性，与口头上所说的真正“互信关系”还是有距离的。

原载于《大观》 作者：金雁

网民嚎叫：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2-03-27 15:43:35

很棒的文章。对于与俄罗斯有漫长边界，历史上龌蹉不断的中国，虚弱且与被西方逼到墙角的毛熊的确是中国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次俄乌战争会让俄罗斯更加虚弱，只要普京政权不崩溃，中国就不怕美国的打压！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2-03-27 14:38:00

独裁者的通病，做强做大是集权的旗帜，即使是飞蛾扑火，也不能让旗帜倒了，旗帜一倒，人头落地，就是这么残酷。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2-03-27 14:37:00

不知不觉俄罗斯在普特勒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宣扬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对内压制，实行强人统治，禁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对外侵略扩张。法西斯统治的结果是衰落或灭亡，因为世界反对法西斯统治。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出了“黄俄眼中的俄罗斯竟如上述所说的那么复杂。但是在我看来，俄罗斯就是猃狁、匈奴、鲜卑、突厥、辽、金、元、清的继承者，一个典型的祸乱中国的恶罗刹。

谢选骏：回回历法的先进是由百年翻译运动造成的

《“回回钦天监”是什么机构？元朝明朝为什么重视“回回历”？》2020-01-31报道：

在古代，无论是中西方，有一项自然科学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天文学，因为古人的科技水平极其有限，对于外界多了一些敬畏，而广袤的宇宙充满了神秘感，令人相当好奇，所以经常观察星象。

而同时，星象往往还与气候，天时等联系在一起，不可小视，中国古人更是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人间帝王的兴衰相关，编订历法、授时则是确立正朔的举动，有着重大政治意义，平民百姓不能编订历法、授时，而皇家设立专门的天文机构来主管这些事务。

　这机构叫什么呢?大部分中国人熟悉的可能就是“钦天监”，“司天监”。隋代设太史监，唐代设太史局(太史并不是专职司天，而是兼管天文)，后又改司天台，隶属秘书省。宋、元两朝有司天监。

但是，元朝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当特殊的机构，这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官职史上绝少出现，这就是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又设有回回司天监！

在前面加一个“回回”，将这种重要的专门机构由“回回人”这种外来民族(元朝时回回人一般还是指从西亚过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管理，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元朝特殊，厚待色目人，还真不是，元朝之后的明朝，对南方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有过歧视性政策，但是仍然对“回回司天监”很重视，没有废除，明初有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两个机构，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原回回司天监为回回钦天监。一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这个机构才被废除。

但是，机构废除了，但仅仅是“罢监设科”，钦天监下面，有专门的“回回科”，负责“掌以回回之法推算天行之度”，一直到清代这一科才被废，“康熙历狱”后，西洋传教士对于钦天监掌握力度变大。“回回历”才衰落。

汤若望等西洋人后来的地位取代了“回回历”专业人员

而且，元朝之前的宋朝也高度重视“回回历”，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西域鲁穆国(具体所在不详，可能是拜占庭)马依泽应诏书入华，在962年至963年间编制“应天历”。

为什么官方这么重视“回回科”呢？只要一个原因：很先进！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在科技上是很先进的，加上“百年翻译运动”又吸收了一批欧洲的成果，所以掌握了相当的自然科学，天文，医学，航海，动植物学，工程学，数学……阿拉伯人都掌握得很好，而中国古代，虽然有些傲慢，但对于自然科学其实并无太大抵触，所以对于传过来的这些“西域奇术”，也很重视。

注：明朝就连打下越南之后，都将当地的书籍全部引入中国进行研究，其中被俘的越南皇子胡元澄因精通火器研究，还被明朝特别重用，被命令“督造兵使局铳箭、火药”，成为一代兵器家。

那“应天历”来说，马氏将阿拉伯数理天文学译介到中国，并将阿拉伯占星术中引进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就天文常数进行观测和推算，首先引进西方星期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元代因为特殊政治环境，回回科学发展到顶峰，成套的天文学知识和成批的天文、数学典籍被引进到中国并被翻译，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回回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又译作尤尼)的《哈基姆星表》(又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为中国天文学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明朝也是一样，徐达攻破大都的时候，缴获了超过200种关于天文学、占星学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书籍，这可是大宝贝，被称为“回回秘藏之书数十百册”，明朝对此很重视，找了一批色目人科学家和汉人科学家一起翻译了这些书。

元明两代，回回天文学家主持或参与编撰了多个历法，这些历法都被推广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包括扎马鲁丁的《万年历》、可马剌丁的《回回历》等。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编撰《授时历》时，就参考了数十倍阿拉伯、波斯书籍。

不仅如此，明朝时期，这些天文学家还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此外，明代航海天文学有所发展，特别是郑和多次下西洋中，使用了“牵星术”定位定向，留下了“过洋牵星图”(郑和的团队就有一大批回回人，这些人很可能掌握了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天文技术)。

郑和团队很可能掌握一些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

明朝官方历法是“大统历”(其实是《授时历》的延续，授时历从元朝至元十八年(西元1281年)开始实行，明朝所颁行的《大统历》天文数据和推步方法，都依照授时历，惟《大统历》不计算斗分差(不考虑回归年古长今短)，终明之世未改;可以说授时历总共实行了402年，一直到明郑灭亡)。

但是!明朝的钦天监一直有“回回科”，编写“回回历”，那“回回历”是干嘛的呢?它当然不可能成为官方历法，这是一种类似参考书的东西，明朝用它主要还是为了用于日月食的预报外 ， 每年还用它计算回回民用历书、 天文年历以 及月亮和五星的凌犯等。

一直到清代，因为西洋传教士的加入，回回科才越来越不受重视，清朝用的是明末编成但未颁行的，由西方传教士参与编制的“时宪历”，但一开始清朝官员对此有过抵制，顺治十四年(1657)，钦天监前回回科吴明炫奏新法之误，请“复立回回科，以存绝学”，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摘谬论》、《选择议》，攻击新法(当时中国人认为西洋是异端，但对于“回回历法”，早已习惯，就和佛教一样，已不认为是外来事物)，但后来这些人失败了，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回回历”失去了被复立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回回历法的先进本来就是由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造成的……许多成果甚至逆向返销回了欧洲，因为欧洲的原版著作不少失传了。正因此许多“伊斯兰的成就”不是伊斯兰社会的原创，所以一旦西洋历法出现，回回历法立即烟消云散、退出中国大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