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有钱能让粉丝飞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普京脸书粉丝团的神秘世界》（杰克·古德曼Jack Goodman&奥尔加·罗宾逊Olga Robinson BBC 新闻 2022年4月11日）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世界各地招致许多谴责，但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有一群动机不明的人成立普京粉丝团，试图改变世界对普京的印象。

脸书上有许多普京粉丝团，体现出普京笑容可掬，亲切仁慈，以及和平的一面，这些脸书网页内容和评论已经有数百万人次观看。

粉丝团的管理人可以说是普京的超级粉丝，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如何经营普京粉丝团。

社交媒体脸书上面有许多普京粉丝团，成千上万的贴文内容和照片描绘普京和善仁慈的一面

粉丝人数众多

在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库——战略对话机构（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 ISD）协助下，BBC对庞大的亲普京团体展开调查。

ISD的专家找到10个亲普京的公共团体，他们使用类似“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弗拉德米尔·普京”这样的名字，这些粉丝团体的成员总数超过65万人，发表的内容包括赞扬普京的信息和照片，使用文字包括英语、俄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高棉语等。

这些普京粉丝团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活动还相当活跃，研究人员计算，在过去一个月里就发表16500个信息，收到了360万次的互动。

这些粉丝团体的目的似乎是要宣扬普京是一个勇敢面对西方，而且还获得压倒性国际支持的英雄。

上面的照片显示出普京“自信的行走，拥抱小狗狗，凝视摄像机，向军队敬礼，英挺骑马或其他野生动物，包括熊和狮子。”

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粉丝团体一共增加了超过10万名新成员。

粉丝团上面出现许多相同的照片

仔细研究这些粉丝团体的幕后管理者可以发现，许多被列为管理人员的超级粉丝在同一个名字底下有多个相同重复的帐户，研究人员在这些粉丝团网络里面发现至少100个这样的人头帐户。

这些帐号通常互相关注，有时候互相留言加油打气，或者互相传送爱心图案，这些经营普京粉丝团体的管理人还同时管理看上去像是俄罗斯联邦或俄罗斯安全部门，但实际上是假的帐户。

战略对话机构表示，在脸书上建立并维持重复帐户违反脸书有关不真实行为的规定。

首席研究员阿亚德（Moustafa Ayad）表示，这是一种“网络带风向”（astroturfing）的例子，也就是在网络上利用不同帐户制造广泛支持的假象。

ISD的报告说，这些粉丝团的活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创造出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深深获得支持的假象，他们用假帐号达成其目的。”

活跃使用者

仔细检查一些粉丝团的管理人可以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活动，其中一个地点设定在叙利亚的管理人玛丽娜（Marine）使用三个不同的帐号发表对普京支持的言论，这三个帐号使用阿拉伯语，每天同一时间发表贴文。

另一个管理人维多利亚（Victoria），地点设定在柬埔寨，使用高棉语发表内容，2月4日以来她的贴文已经收到超过34000个互动信息，被分享超过4000次。

玛丽娜和维多利亚还共同经营一个高棉语脸书网页，这也是不同帐号之间更广泛的合作模式。

发表的贴文在不同的普京粉丝团页面之间互相分享，例如有一个地点设定在保加利亚的帐号，短短几分钟之内张贴12次同一张普京的照片。

普京粉丝团经常张贴普京和动物的照片

我们试图联系这些帐号背后的管理人提供评论，但结果并不顺利。

不过一个在肯尼亚，自称为拉杰（Raj）的男子，在我们打电话过去时接了电话，他在这许多普京粉丝团上活动，自己的脸书名字内还包括普京，他在短暂的电话交谈中称呼普京为“伟大的领导人”，但他表示不愿意谈论战争，我们还向他发送了电子邮件询问有关他在俄罗斯的更多问题，但他并未回复。

另一名在亚美尼亚，自称为哈斯米克（Hasmik）的女子表示，她是一名记者，协助管理六个普京粉丝团体，我们问她是谁邀请她参与管理工作，她表示是那些粉丝团的管理人邀请她参加的，而她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与俄罗斯的关系？

我们很难从这些线索中得知这些粉丝团体背后管理人的动机，这些粉丝团体和俄罗斯政府之间也没有明显联系，而且和其他人们所熟知的俄罗斯假信息活动不同的是，这些粉丝团体网络的活动非常明显，而且背后的管理人也不试图隐藏自己宣传普京形象的意图。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网络与俄罗斯当局，或俄罗斯境内亲普京组织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

世界各地有许多人认同普京，以及他反对西方的世界观。

脸书表示，其使用政策禁止假帐号，并且已经暂停报告中和自己调查工作中发现的一些假帐号。

假冒普京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假冒普京的社交媒体帐号。

脸书上面有许多假冒普京的帐号，而且还有大量的关注者

普京是少数几个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世界领导人，他没有个人官方的脸书帐号，他甚至连智能手机都没有。

普京的发言人说，他“不需要”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不能提供任何他没有的东西”。

不过有些人填补了普京网上缺席的空白，脸书上一个假冒普京的帐号有300多万名关注者，在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久之后被脸书关闭。

该脸书帐号的关注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超过70万名关注者，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入关注的，当时那个帐号大肆宣传俄罗斯制造的新冠疫苗。

最近，该帐号发表许多支持克里姆林宫对于战争的观点，许多在上面发表评论的人似乎以为那真的是普京发表的言论。

入侵军事行动发生不久后，一则贴文宣称“行动的目标是维持和平……只是要寻求邻国的去军事化。”这则贴文被按赞分享超过20万次。

上述的假普京帐号经常在发表贴文的时候，标注其他人物标签，包括那些被发现使用重复帐号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假普京帐号和那些普京粉丝团体互动频繁。

我们不知道这个假普京帐号的背后是谁，根据网页的透明信息我们得知其背后的管理者所在位置是俄罗斯和拉脱维亚。

美国国际关系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数字法医研究实验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研究员阿雷克瑟杰瓦（Nika Aleksejeva）表示，粉丝团体是克里姆林宫争取国际支持的根据地。

她表示，“如果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关闭这些粉丝团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在外国建立对俄罗斯所谓的‘乌克兰军事行动’建立公共支持。”

数字法医研究实验室还发现，有一个假普京的帐号用阿拉伯语发表内容，而且还支付费用对不同国家的用户推送针对性的广告，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也门、摩洛哥、黎巴嫩和突尼斯，该帐号关注者超过100万人，但后来已经被关闭。

另一个用阿拉伯语发表内容的假普京帐号，其管理人同时也是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超级粉丝，该帐号被关闭前关注者有将近100万人。

谢选骏指出：BBC大惊小怪，为匪宣传，殊不知道普京盗窃鹅螺丝国库而让自己成为了世界首富……过去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是“有钱能让粉丝飞”——过去的鬼推磨就是现在粉丝飞，粉丝就是过去的鬼。

谢选骏：张居正是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

《明朝首辅兼帝王师的张居正，贪污腐败，为何还会被称为一代名相？》（2022-01-23 网易）报道：

现代人对古代官员的分类总是喜欢分成清官和贪官，清官就是好官，贪官就是蛀虫，其实这种评价方式对也不对，洁身自好是值得提倡的，贪墨总是不光彩的事情。可是评价为官之道，除了清廉与贪婪，更重要的一点是政绩，是否为朝廷与百姓做出贡献。

比如说被誉为包青天的开封府尹包拯，人们都歌颂他两袖清风、秉公执法，其实宋朝官员的俸禄很高，包拯的生活是很优渥的，他真正应该被歌颂的是不畏权贵、维护法纪。

再比如，明朝的大清官海瑞，明朝官员俸禄相当低，海瑞克以奉公从不贪墨，所以他才真是家徒四壁的那个，一家老小很少吃肉，困难时候都得挖野菜吃，可是海瑞恪守教条，总以圣人的标准标榜自己、要求别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成了披着圣贤外皮的怪人，空有清官之名，也不能为百姓做什么事情，嘉靖一再启用他，都是给他没有实权的高官，因为皇帝也知道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官，启用他就是笼络民心罢了。

张居正确实贪墨，也生活奢侈，可他也确实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百姓谋求了福祉，在明朝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贪墨是常态（明朝的俸禄真是太低，光靠俸禄真是无法成事），能做实事的人是会被历史铭记的。

张居正从小就聪颖过人，被多人赏识，饱读诗书的他，积累了一定的知识阅历，为后来当官，颁布相关政策改革奠定基础。据说，在张居正出生之前，他的曾祖父梦见一轮圆月落入水缸之中，将四周照得通明，在水缸里衬出一只白色的龟，张居正的祖父认为这梦中的白龟就是张居正，之后张居正出生后，便给他取个小名叫“白圭”。在这一故事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非同凡响。

作为臣子，张居正心系百姓，一心为百姓农民谋福利，在他仕途生涯上，没少颁布关于土地改革与赋税的政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条鞭法”改革，并且，经过实践，这一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粮食的产量增多，百姓富足，赋税也按时按量上缴，国库充裕，国家上下国泰民安。经济上的富足，百姓享受安逸的生活，从而少了战乱与动荡，这也是改革所带来的好处。这些都离不开这些改革政策的幕后推手张居正，如果没有他主张这样的政策，也不会有这样的景象。

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下，张居正并没有像其他的大臣一样，劝说皇帝抑制商业的发展，他不同于其他人的眼光，一味的贬低商业和商人的地位，相反的，他考虑的是长远利益，所以对商业并没有妄下定论，在农业方面改革时，也没有提过要商人提高税费。

张居正最令后人诟病的就是，他劝万历皇帝要节俭用度，他的日常生活却是奢侈无比。据说，张居正坐的轿子要三十多个人一起才能抬起来，面积可达四五十平方米，这哪里是古代的轿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版豪华房车了，里面配置也是相当高，茶桌，椅子，等等样样齐全，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来衬托他的身份。

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个时代，建造个如此豪华的轿子，实在是劳民伤财，铺张浪费。除了轿子，张居正的家也是富丽堂皇，可以堪比皇宫。张居正除了是万历皇帝的内阁首辅，还是他的老师。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看见张居正如此豪华的家，从小被张居正教导要节俭的万历皇帝的心里肯定愤怒至极。

虽然说张居正生活奢侈，但是作为内阁首辅一辈子，也做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本分，没有想要僭越的念头。同时，实施的改革也得到很好的效果，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兴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评价也是公允的，比起他的缺点，人们更多记得的是他的丰功伟绩。

参考文献：《中国通史》，《大明会典》，《万历皇帝传》等

谢选骏指出：张居正左右逢源，擅长权变——“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但其改革，却是破坏法纪，成为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张居正如此獐头鼠目，可谓之“猪猿獐”的终结者——“獐疽症”了。

在这个“獐举证”死后，可怜的皇帝才敢出手——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张居正冤不冤？不怨。因为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因此他沦为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尸，就不足为奇了。老獐张居正死之后不过半个世纪，明朝就走向瓦解了。

谢选骏：邓小平是矮小变态的恐怖分子

谢选骏：邓小平是矮小变态的恐怖分子

《1983年邓小平为何对公安部的“严打报告”不满？》（知识都学杂了 2022-04-10）报道：

该书选取共和国九任检察长和李六如、王桂五两位为新中国检察事业特别是检察理论作出奠基性贡献的检察前辈为对象，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几代检察人为共和国检察事业和法治进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人生，记录了他们的忠诚。 

事隔26年之后，刘老对当年开展“严打”斗争的来龙去脉仍然记忆犹新。 

1983“严打”  

刘老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严打”要求后，公安部于当年7月6日向中央呈送了关于进行“严打”及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 

邓小平很快审阅了这个报告，认为报告写得“不痛不痒”，要求公安部汇报有关情况。 

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北戴河邓小平住处谈话。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也在那里。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公安部的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 

邓小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绝对不行。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说要讲人道主义，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1983“严打”  

彭真当场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澄清了“严打”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不会变成是搞运动，以及对搞运动应该怎么认识等问题。 

邓小平谈话的当天，刘复之整理出记录当晚传回北京，报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也送给邓小平办公室。 

7月21日，刘复之在北戴河召开座谈会，传达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河北、辽宁、北京等省市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领导及公安厅（局）长。 

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邓小平指示的具体措施。彭真接见了与会代表，要求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指示，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工作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彭真说，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在刑法量刑的幅度内从重，在刑事诉讼规定的时限内从快。 

刘老回忆说，邓小平、彭真的讲话，给他本人和公安系统解放了思想，也打开了思路，解决了前进的根本问题。 

7月29日至8月3日，陈丕显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严打”势如破竹。在这场斗争中，河北省公安厅和唐山市公安局率先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唐山号称“菜刀队”的流氓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分子105名。新华社以《菜刀队的覆灭》为题发了通稿。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作了报道。 

“严打”以大、中城市为重点，采取集中打击的方式，重拳出击，霎时间撒下天罗地网，使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纷纷受到惩处，许多积压多年的大案要案得到处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为之一扫，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数以十万计，缴获枪支1.8万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了“严打”问题。他说，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身材短小，号称三寸丁，从小就被人敲打，于是成长为一名变态的杀人狂+恐怖分子了——他一心想给社会造成恐惧气氛，以便掩盖自己的矮小无能。所以我说，邓小平是个矮小变态的恐怖分子，结果才有了1989年的六四屠杀。

谢选骏：黄俄上海喜欢逐臭

谢选骏：黄俄上海喜欢逐臭

《1988年的上海大疫情，是这样战胜的》（2022-04-10 读史）报道：

　

注：本文原题《31年前，1250万人的上海，31万人感染甲肝，我们是这样战胜它的》，作者：沈轶伦。

上海上一次大疫，源自长江入海口下的一个巨型深坑。 

1987年10月，上海港疏通水道时，挖泥船在启东江段，意外挖出一个长20余公里，深约3米的毛蚶带。

浑浊冰冷的江水下，数以亿计的毛蚶层迭累积，最开始还能挖出泥，后来每铲下去都是毛蚶。

众所周知，那时候的上海人，酷爱生吃毛蚶，贝肉带血为上品，养活了山东一批毛蚶养殖户。现在突然出现天量的毛蚶，无疑一张张钞票，于是，临近无数的村民驾驶农用船、机帆船，甚至自制简易船，加入抢毛蚶的大军，然后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 

事后统计，深坑共挖出毛蚶约4000吨，大半以上，流向上海。价格也为之极低，上海人开始成袋购买，大快朵颐。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些毛蚶在江面下日夜被污水冲刷，运输船上有大量粪肥残留，甚至有运输者为保鲜活，用粪水泼喂毛蚶。 

疫情阴云不断聚拢，阴云下的上海却一无所知。1987年的最后一天，疫情终于以腹泻的方式，全面爆发。 

当日，上海多家医院，涌入大量腹泻病人，医生询问饮食史，发现绝大多数吃过毛蚶。医院密集上报后，上海全市紧急禁售毛蚶。 

然而，毛蚶仍源源不断涌向上海。仅1月6日，交通部门便拦截毛蚶300余吨。此后，毛蚶销售减少，腹泻病情停歇。 

然而，少数医学专家却在担忧，甲肝病毒潜伏期比细菌长，一场大流行或将到来。 

可惜，因官僚作风和麻痹大意，专家的预警并未得到重视。 

1988年1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角落登出453字短讯，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然而为时已晚，第二天，大疫情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到来，大批病人现身医院，他们因甲肝导致皮肤和眼球发黄，黄色成为上海梦魇……

01、1250万人的上海，累计发病数31万例

1988年1月16日和17日，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生向《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反映：据不完全统计，至17日下午3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

这20多名已被初步诊断为甲型肝炎的患者，是在1987年12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年龄大都在20至40岁之间。

敏锐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记者，询问了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的朱同志，对方告诉记者“虽然目前还不能最后断定这批受污染的毛蚶中是否含有甲型肝炎的病毒，但是，这两家医院所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的关注，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的这篇只有453个字的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的短消息里，记者费智平写道：“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以发病前5天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

因此，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如果发现自己有厌食、恶心、发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息。

另外，本市食品、饮食部门也要加强卫生管理。”

这也是1988年甲肝爆发之年，《解放日报》的第一篇相关报道。

就在记者发出预警的同时，上海的甲肝患者数量已经开始呈几何级攀升，1月21日起，肝炎疫情从之前的一旬一报改为一日一报。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

虽然对防疫有所准备，但后来谁也没有想到，接下去上海面临的挑战会那么严重。从1988年1月1日起到1988年5月13日（至此与往年同期发病持平），本市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一共发病310746例。

在1月19日至3月18日的两个月中，累计发病数为292000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长达16天。

要知道，当时上海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这次甲肝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原来设有肝炎床位290张，平时主要收治病情严重和患慢性肝炎的病员。

这次本市流行甲型肝炎，市传染病医院为尽可能多地收治病员，想方设法另辟隔离病区，增加了1228只床位，先后收治了2084个患者。

此外，他们还因人制宜设置家庭病床328张，由医生、护士组成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治疗。到2月11日，已有537人经市传染病医院治愈出院。还有9名得了甲肝的孕妇在院顺利分娩。

时任院长巫善明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刚开始，有些产科医生对甲肝不了解，认为孕妇得了甲肝就要人流。他和时任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陈如钧马上在全市产科医生会议上宣传，甲肝不会引起胎儿畸形。

许多得了甲肝的孕妇都往传染病医院送，医院里收治了好几十个大肚皮。传染病医院还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妈妈带着自己两个月不到的婴儿一起住院。

原来，办满月酒的时候，餐桌上有毛蚶。大人觉得好玩，给宝宝舌头上舔了舔。没想到妈妈和宝宝都得了甲肝。”

02、类似的众生相：医护人员冲在前线，也有人用板蓝根发国难财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医护人员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里的“陈丽萱医生的儿子和女儿都同时染上了甲肝，需要她照料，但她一心扑在医院里照料病人。

医院工作人员、归侨方群父亲病危，但她为了治疗甲肝病人的需要，没有请过一天假。父亲逝世的第二天，她就含着眼泪来院上班了。”

后来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市10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在防治肝炎期间，全市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其中卫生系统增设了243个隔离点和60434张床位，卫生系统收治甲肝患者98591人，全市共设家庭病床29338张。

众志成城。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危难之中，有人乘机“发国难财”。当时，“一些马路投机商，倒卖兜售来路不明的板蓝根，以四五倍的高价，勒索顾客。某些店家的过氧乙酸消毒剂，五天涨了五次价。

某乡卫生院和防治院，对于前往求治的甲肝患者，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否则拒之门外。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

03、上海人曾被这样嫌弃，湖北兄弟伸出了援手

但疫情面前，也显示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

到2月27日，黄石市药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辆卡车送来价值近200万元的9种治疗甲型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

第一次派出的6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有两辆不慎倾翻，但其余车辆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到了上海。

曾是众人向往的上海，一下子被人嫌弃了。“一时间，兄弟省市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源。

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工作人员看见上海人，就好像看见甲肝病毒似的。”

（《难忘1988：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口述：谢丽娟 采访：宓正明，《亲力》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04、就在上海被“嫌弃”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要到上海过春节

谢丽娟回忆：“上海市委的领导很是担心，怕他来上海可能会染上肝炎。我做过医生，根据我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我认为，其实并不需要担心，预防人与人传染甲肝的卫生措施就是‘饭前便后勤洗手’这么简单。”

就这样，小平同志知道上海在流行甲肝，但还是来到上海过春节，这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尽管来势汹涌，但数据显示，在这次甲肝暴发流行期间，上海市直接死于暴发性肝炎的一共32例，上海的病死率为万分之一左右，明显低于往年，也低于国际上1%-1‰的病死率。

到了3月5日，市卫生防疫站对启东多批混合毛蚶的提取物进行甲型肝炎病毒RNA检测的结果终于出来，为阳性。

从而再次证明：今年上海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确系食用带有甲肝病毒的启东毛蚶所致。”

05、罪魁祸首找到后，反思没有停止

《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刊登署名张小云的文章《记住大自然的“惩罚”》，在文章中，作者反思：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油条摊，也从不顾忌。

进入公共厕所也不乏见到大粪四溢、小便横流的情景。如果倚在苏州河边的栏杆上，很快就会发现一船船不加盖的运粪船正把那些未经处理的有机肥料运向乡间。

完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久后同样这些运粪船未经任何消毒处理就运回一船船的青菜、各种农产品，当然也有毛蚶，然后卖到各家各户的饭桌上。

这些没有任何消毒的运粪船加上当地同样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又污染着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

可怜的毛蚶这次大概就这样作了传染肝炎的媒介的。时至今日，怪天怪地都没用了，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也有媒体记者看到了传染病床紧张背后的问题，“传染病发病季节分明，这种忙时忙煞、闲时闲煞的‘蚀本病床’，谁又不想争取些经济效益呢？

某区开设肝炎病床最多时达250张，昨天‘轧账’，无论如何不足半数。

一家地段医院将原本50张肝炎病床与大医院联合专科病房，一挂钩就是几年。连一位行家都不无同情地说，让肝炎病床半年收病人半年空置，也实在不是个办法。

可其它不说，就是应付即在眼前的每年一度的肝炎发病高峰，已被临时挪作他用的肝炎病床，能及时‘归队’吗？！”

而始终报道抗击疫情进展的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在甲肝风波过去后，也写了一篇《对上海食品卫生的思考》。

谢丽娟也在事后思考“这场甲肝暴发流行给了我们沉重的教训，也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例如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后建立起来的。会议由分管卫生和财贸的两名副市长主持，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定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

区县政府也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又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监督员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督执法；

此外还修订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定，使食品卫生工作得到了有力加强……从整体而言，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

更多的考验，关乎当时世界对上海的评价。

是年3月21日，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在京沪分别发布消息，宣告上海甲肝疫情已得到控制。“原来预计3月上旬出现的第二个发病高峰没有产生。”

1988年3月30日，正在出席全国七届一次人代会的上海市、福建省人大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任上海代表团团长朱镕基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的提问“上海甲肝大爆发，上海市政府要负什么责任？”时回答：上海甲肝问题卫生部已举行记者招待会，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平息。这次甲肝发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但是据我所知，上海市政府的负责同志是非常认真负责地对待这项工作的。这样一次因生食毛蚶引起的大规模肝炎爆发，在这么短的时间平息下去，没有引起第二次感染，这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要吸取教训、认真总结、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正在进行。”

《中国建设》记者在谈到上海的交通拥挤、交通事故、甲型肝炎、士气低落、政府的政策等问题后问：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对此，朱镕基回答：“我不能不承认你说的大部分都是事实。但是，我也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上海正面临一个新的重要转折点。”

他告诉媒体记者们“上海的五大工程：黄浦江大桥、地下铁道、程控电话、机场和污水处理工程，有的已经开工，有的要在年底以前开工。这些工程可望在1990-1992年完成，到时上海的交通状况将大为改观。

当然，我们更重视老市区的交通改造。除了拓宽马路，建设高架公路，改善交通管理以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

这样上海的交通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更大量地把外资吸引到上海来。上海第二座黄浦江大桥也将在1990年以后开工。这两座大桥完工以后，我相信，不仅能改善上海的交通，而且能改善上海的形象。”

朱镕基说“上海重振雄风的日子就快到了，或者说，我们已经揭开这个历史的第一页了。”

谢选骏指出：上海疫情如何结束的？因为后来上海人改吃臭豆腐了。不再生吃粪水喂养的毛蚶了。邓小平到上海，就是慕名前来大吃特上海的臭豆腐的。黄俄上海为何喜欢逐臭？因为邓小平改革，需要毛泽东的僵尸。这就是朱镕基所说的重振雄风——所以人们把朱镕基叫做“猪容鸡”了。

谢选骏：王小波死于女同妻子李银河黑寡妇之手

《王小波逝世25周年：回望他的精神家园》（三联生活周刊 2022-04-10）报道：

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25周年纪念日。

1997年的4月12日早上，我听到王小波的噩耗。一个有那样重量的人，说去就去了。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没有惊动周围所有的人，就像一缕轻轻的风，很快就消融在被污染得越来越污浊的大气里。其实，对他的死，我不应该感到突然。

第一次见到王小波，记得是80年代末，是个冬天。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李银河带他来找我。大家都是无所事事的时候，看点闲书，有数不清的闲空。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着鼻涕，一脸的疲惫，脸上身上都是很脏的样子。他说他生在北京，但从美国回来后就不再能适应北京的空气。

那时候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他给我拿来的是一行行写在横格纸上的小说。第一篇给我看的是《三十而立》，后来又拿过来一篇，是《似水流年》。王小波的字，不是清秀，不是端正，也不是大大咧咧的那种。他的小说，没有当时时髦的那种潇洒叙述，也没有缠绵的浪漫故事，就感觉在直白地写他自身与周围人的日常生活。

王小波给李银河的“五线谱情书”

从80年代中期起，小说家们都开始注重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两个时髦说法，一是大家都追求“叙述的革命”，似乎不使用类似“多少年之后，当奥雷良诺面对行刑队的时候”这类句子的小说就没有味道。二是好小说总是有三度空间——故事、故事情绪后的关系、哲学。王小波的小说与他的人一样，好像不屑于修饰，只是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地叙述，而所有关系重心又似乎都在性。

那个年代，文学中的性已经开始多起来，但多贴着各种标签，没见过像他这样毫不隐讳自己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的。我至今记得《三十而立》里的两个细节：王二的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而那个在知青点与王二恋爱的小转铃干脆说，“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这样的性，在当时强调社会指向的前提下，指向哪里呢？在《似水流年》中，当时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脑浆的描写，又是那种对刺激的强调，然后就是李先生的“龟头血肿”。两个中篇小说，无论王二还是李先生，王小波都津津乐道于其性器之大，这种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说重一些要抡棒子，说轻一点也是低级趣味。

其实，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民文学》大约也很难承载这样的作品。

王小波说他早早地就开始写小说，但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80年代末，当我把小说稿委婉地还给他的时候，他淡淡一笑说，也就是大家流传着看看，也许还有看看的价值。

在较早接触到王小波的小说后却没能成为发表他作品的第一个编辑，这应该说是我一生的遗憾。但从此，与王小波倒是成了朋友。在我印象中，王小波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在两人对话时，他更多时候是听而不是说。但我又隐隐经常觉得，他心里有太多的事，他脸上的疲惫实际是心理的疲惫。

我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得以传播。《黄金时代》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我认为这是他写得最从容的小说，其中没有一点紧张感，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命的极端舒展。

当初小波喜欢的是别人对他小说中黑色幽默的评介，说他的性爱故事背后是深刻的黑色幽默，而我以为，他所震撼我的是在那种压抑得人只有窄小生活空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选择的社会中，对个人舒展、张扬的生存方式畅快淋漓的向往。

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所以他觉得草长、马自然地发情才是“伟大的真诚”的基础。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我至今记得他对陈清扬走到树林里的描写，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金蝇飞舞，阳光就像云母片洒下来。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

其实1993、1994年是王小波的小说写得特别酣畅的时期。他的《红拂夜奔》，使人觉得他的想象的翅膀展开，能遮住耀目的阳光。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最喜欢《黄金时代》与这《红拂夜奔》。我感到他自己在这两个小说中那样潇洒地迈开着他那两条长腿，舒展开他平时常常是弯着的腰，那是一种一泻如注的畅快淋漓，这畅快淋漓中实在又是五彩斑斓的浪漫。想想王小波这么个平时内向、与人相处多少有点紧张的人，能在他的小说里承载那么多的浪漫，我就会觉得王小波本来就适合于当一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在本来可能是枯燥而又晦涩的生活中发现浪漫，使自己沉浸在想象的欢乐之中。而思想家则要从日常生活中看到许多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浪漫常常在一定距离之外，在烟波渺茫之处，接近了，看清了，一切飘渺的东西也就消亡了。

1995年9月，我接手编《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原始的想法，就想拉一些我在文学圈的朋友来支持《三联生活周刊》。余华、苏童、王小波都是我拉的对象。王小波在《三联生活周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媚雅》，是对人们无端崇尚高雅心态的嘲讽，其中一个恶俗的细节是一位老太太在唱高雅的巴赫合唱时把假牙飞出来，形成庄严的狂欢。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第2期，也就是我接手编辑《三联生活周刊》后出的第三期上。后来好像是经过一番比较，觉得在可选择作家中，王小波最适合于给《三联生活周刊》写专栏，就专门与他谈了一次。他自己确定栏目为《晚生闲谈》。

应该说，王小波重要的思想随笔大部分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这些随笔在1996年形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辛辣而有带有趣味的文化批评窗口，也培养了一批思想读者。我后来总结，王小波这些随笔中主要反映他的思想是：

1.对体验痛苦生活，通过意志磨练、牺牲自我达到超我、崇高的嘲讽；

2.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而不理智起源于价值观与信仰欺骗；

3.知识分子可以创造精神财富，也可以不让别人创造财富，而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自己的思想监狱；

4.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而我们总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高尚与低下的总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实际也就破坏了一个真实的人；

5.东西方精神最大的区别在西方人沉迷于物欲，东方人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乐趣就是性爱；

6.只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有不平等，而最伟大的文明就是虚伪。

1996年的王小波沉浸在理性思考的乐趣中，也许他的思考并没有更深的结论，但他深深厌恶那种把一个丰富的人磨砺成简单而没有趣味的“崇高人”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幸福应该建立在让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形态活着，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之上，但现实中，一种人的生活总被另一种人设置着。

王小波说他生活与写作有三个原则：热爱智慧、热爱异性、追求有趣。他认为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越思考就越发现聪明其实只是相对而言。“我发表一些认为是聪明的看法，别人换一个角度，可能就在说我犯傻。其实聪明的东西是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是傻的。这样一想，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实在很傻。”更可怕的是，王小波说他越想关于聪明的问题，就越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聪明人是要永远被傻人领导的。他有一次很是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也许是生态平衡吧，要不然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会更快。都是聪明人领导，这个世界也会疯了。所以聪明人与傻人打架，大家常常都说傻人有理，慢慢地，聪明人也就会变傻。”

在性方面，王小波遭遇的最大困境则是，大家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性的乐趣，津津乐道地参与性的狂欢，却反过来又用道德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他小说中的“色情”。尤其让王小波愤慨的是，很多人反过来看到他在性方面的“不正常”。他写“文革”，写那时候性的压抑是人的压抑的标志，可许多人不仅看到了“不健康”，还有人从小说评论他本人有虐待与自虐倾向，进而把它看成一个文化问题。王小波自嘲说，他小说中的性已经使他成为了“围观对象”，在成为“围观对象”后，他还能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异性吗？

而关于趣味，王小波说他在对过去生活的回馈中，用了一种幽默，看到了有趣。“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

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就像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所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那段时间，他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后痛感的是关于乌托邦对人的影响，他认为乌托邦的罪行是一个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与破坏了别人的鲜活思想。由此他进一步对话语制造者产生同样的反感，同时又困惑于自己也已经成了话语制造者。王小波曾经自得于自己可以以沉默来面对社会，做沉默的大多数。当他无法再沉默，必须用话语来面对这个社会，又进而自己也成为面对社会与大众的话语制造者时，他被自己无法超越的困惑控制了。

1996年底，实际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极限的空虚之中。当一切都被追问与反问之后，他无法再超越他叙述的层面。他的文字越来越枯燥，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脱这样的叙述方式：

我年轻时候插过队；

大圣贤罗素说过；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对科学更感兴趣。

他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研究理论的坯子。而另一方面，又是越来越紧地包围着他的那些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趣像病菌一样到处弥散。他绝望地写道：“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幽默。但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对人来说，刀山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其实，那种参差多态，那种精神的飞扬只在小说里才能自娱自乐地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节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说，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他说，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1997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第64页原来《晚生闲谈》的位置上换上了《声音》。因为年底王小波发给我的稿子是一篇长长的《茫茫黑夜漫游》，他让我分几期连载来应付，但我觉得它有悖专栏原来的样子。王小波的精神好像已经离我们而去。在此文中王小波引用了塞利纳同名小说中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这篇文章后来经我删改，变成四千来字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3期。之后王小波又连续寄来四篇稿子，但这四篇稿子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时候已经成了遗作。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种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实他死后，这种自由也是没有的。在葬礼上，大家踏着平庸的《葬礼进行曲》的调子向他送行，什么样的音乐能承载一颗渴求自由的心灵呢？追思会上，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框式来对他的价值进行评定。大家都痛惜一颗自由心灵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无一不是对自由心灵的亵渎。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寻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后一页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现在大家都在商业化，能严肃、自由地讨论人文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谢选骏指出：三联书店属于最坏的奸商，因为它的联手，使得王小波死于女同妻子李银河之手——李银河明明是个女同性恋，却要硬把自己塞给王小波，这不是害人吗？这是其一。其二呢，绝了王小波的后路之后，李银河却自己溜出了国，把王小波一个人扔在北京。最后，等王小波死后再联合奸商一起炒做王小波的“死人之书”，哗众取宠，扬名立万，稿费满贯了。所以我说，“王小波死于女同妻子李银河之手”——这是典型的谋财害命，等于黑寡妇窃取死丈夫遗产。

谢选骏：黄俄大使认贼作父

《中国驻美大使罕见喊话：没有理由挑动对抗》（2022-04-10 温哥华港湾）报道： 

据报道，81年前，美国飞虎队以牺牲1659位机组人员，失去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本军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万6700名，并经由“驼峰航线” 为中国运送73万6374吨物资，以支援中国人民抗战。

这支由二战期间美国志愿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侵略者。图为一名中国士兵在飞虎队战机前站岗。

据人民网、环球网等媒体报道，4月9日，“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在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举行。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中国驻美大使罕见喊话：没有理由挑动对抗

秦刚表示：飞虎队的故事传颂的是中美并肩抗战的壮举。

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浴血奋战。他们击落日本军机2600多架。开辟了被称为“通向地狱之路”的驼峰航线。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赛瓦雷德这样说：“驼峰飞行员们确认航线的标志就是山上那一排浓烟滚滚的战友飞机残骸”。

每一名走向飞机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也许永不能返航，但他们仍选择义无反顾。

秦刚指出，今天，中美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身处无数人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和平年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制造矛盾，扩大分歧，挑动对抗，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去书写更多像飞虎队一样的合作故事，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0日发布了秦刚大使的讲话，全文如下：

诺顿·施瓦茨将军，

查尔斯·博尔登将军，

杰夫·格林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在今年驻美使馆云上春节招待会上曾说：“在虎年，我们也不要忘记‘飞虎队’等许多动人的故事。”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图片展的开幕式，纪念飞虎队这段中美关系中的伟大篇章。

刚才我仔细参观了图片展，仿佛回到了81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有一批壮志凌云的美军飞行员，在中华大地上展翅高飞。在此，我谨向各位飞虎队老兵和老兵后代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飞虎队的故事传颂的是中美并肩抗战的壮举。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浴血奋战。他们鹰击长空，从中缅边境到台湾海峡，从长江到喜马拉雅山脉，击落日本军机2600多架。他们开辟被称为“通向地狱之路”的驼峰航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赛瓦雷德这样说：“驼峰飞行员们确认航线的标志就是山上那一排浓烟滚滚的战友飞机残骸”。每一名走向飞机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也许永不能返航，但他们仍选择义无反顾。飞虎队与中国军民一道，为正义事业而战，为人类命运抗争，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旗帜上，永远记录着他们的勇敢和牺牲。

飞虎队的成立初衷是保卫驼峰航线。当时，中国的陆路对外通道几乎全被日军切断，外援只能通过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危险航线，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日军战机的攻击。曾参加过飞虎队的老兵罗伯特·莫尔(Robert Moore)回忆道："这的确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航线之一， 天晴的时候，你只需瞄准地面上的飞机残骸，就能找到从印度的阿萨姆邦飞到中国的航线。"图为正在喜马拉雅山区飞行的美军C46运输机

飞虎队员哈里·莫耶先生、罗伯特·莫尔先生，我要向你们致敬！

飞虎队的故事浓缩的是中美守望相助的情义。

当时每个飞虎队员身上带着写有 “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血幅，这是飞虎队与中国军民之间的生死契约。 一旦发现有落难的美军飞行员，中国老百姓就会不惜代价，全力救助。

中国老百姓缺衣少粮，却把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药品全部拿给落难的美军飞行员。 飞行员本尼达跳伞后，当地村民和新四军经过近60天的“生死救援”，帮助他安全脱险。飞行员加布里尔迫降后，当地村民甚至连夜为他修建了一条上千米的临时跑道供救援飞机使用。

1942年，在中国军民的保护下，参与杜立特空袭的 80名飞行员中有64名成功获救。日本军队展开疯狂报复，25万中国军民因此罹难。即使面对这样的死亡威胁，中国人民也从未退缩。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飞虎队的故事里铭刻着中国人民感恩重义的精神品格。

飞虎队的故事承载的是中美历久弥新的友谊。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飞虎队的故事却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愈加鲜活。中国很多地方都修建了飞虎队博物馆、遗址公园等。很多飞虎队老兵的后代们也成为中美关系的有力支持者和推动者。

中美还一直密切合作搜寻二战援华美军遗骸，很多民间力量在 “飞虎队”精神的感召下积极参与其中。2015年，中国志愿者自筹资金，徒步行进10天9夜，抵达海拔4100米的西藏冰川无人区，找到72年前牺牲的三位美军飞行员的28块骸骨。志愿者们说，不管多难，我们一定要送英雄回家。

“飞虎队”已经熔铸成两国的共同记忆，成为中美友好事业中永远闪亮的灯塔，成为彪炳中美关系史册、代代相传的佳话！

女士们，先生们，

任何一段伟大的历史都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它值得后人以各种方式纪念和铭记。

81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早已利益交融，但中美关系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是冲突对抗还是和平共处，是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这是世纪之问。身处无数人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和平年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制造矛盾，扩大分歧，挑动对抗，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去书写更多像飞虎队一样的合作故事，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美军退役军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从一开始就是这项援华任务的指挥官，最初他在美国招募了约一百名志愿飞行员。后来，最初的飞虎队“美国志愿航空队”经多次扩大，升级成为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也晋升至少将军衔。陈纳德将军的女儿陈美丽在2021年11月的纪念活动上说：希望"中美两国人民不应当拘泥于过去的错误和失败，而应携手合作为世界的美好未来开辟新的道路。"

陈纳德将军的自传《战士之路》中最后一句话是：“我最美好的愿望是，飞虎队的标志能在太平洋上空高高飘扬。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它都能被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当做是两个伟大民族能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象征。”

愿飞虎队的标志在和平年代里永远飘扬！

谢谢大家。

谢选骏指出：黄俄大使为了和仇敌美国套近乎，竟然假冒中华民国的继承人，也就是“认贼作父”了。——因为这个“罕见喊话”，其实就是“汉奸喊话”。黄俄大使认贼作父，美国有人装聋作哑——因为它们都是残废老人了。

谢选骏：加密货币、收益遗嘱都是谋杀的陷阱

《2.15亿刀财富带进坟墓——加拿大30岁奇才离奇死亡》（2022-04-10乐活网）报道：

将2.15亿刀带入坟墓的加密货币之王：加拿大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的创始人GeraldCotten在30岁时神秘死去，将百万投资者的财富带入坟墓。

如今，Netflix制作了一部新的纪录片，名为《别相信任何人》“Trust No One”，讲述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并记录了一群调查人员和互联网侦探，试图解开这起可疑死亡事件的谜团。

Cotten是加拿大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QuadrigaCX的创始人，他意外去世时，Quadriga欠其115,000名投资者约2.15亿元的现金和比特币。该公司在宣布他的死讯前将这个消息保密了一个月，这引发了人们对他死讯的怀疑。投资者怀疑GeraldCotten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并要求当局“开棺验尸”以证明死者是其本人。

而他的死因更为离奇。在与妻子在印度度蜜月时，不幸死于肠胃炎。巧的是，两周前他刚刚立下遗嘱，为妻子和家人留下了价值1100万元的房地产、汽车、游艇和飞机。

Cotten于2013年创立QuadrigaCX，当时比特币还处于起步阶段。与Robinhood或E*Trade等股票交易网站类似，Quadriga允许用户将现金兑换成比特币，反之亦然。到2017年，比特币的价值飙升至$20,000，GeraldCotten成为了享受美好生活的千万富翁。

然而与此同时，GeraldCotten也在秘密运行一个骗局，挪用投资者的资金来满足他个人奢华的生活和投机性投资。然而就在2018年，这样一位健康又快乐的30岁加密货币企业家却被曝出在印度度蜜月时突然去世，而他随身携带了2.15亿投资资金的密钥。他的妻子随后证实，只有他一人有这份密钥——也就是说，这些投资者的钱跟着他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数亿资产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

更离奇的是，就在他去世前9天，也即前往印度的前3天，GeraldCotten刚刚签署了一份详细的遗嘱，将一切都留给了妻子罗伯逊JenniferRobertson：他价值1200万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一辆雷克萨斯跑车、他的塞斯纳飞机、一艘50英尺的帆船、银行账户甚至飞行常客积分；他甚至拨出$100,000用于照顾他们的吉娃娃，但奇怪的是没有提及存储Quadriga大部分资金的外部硬盘驱动器。这引发了人们对整个死亡事件的怀疑。一时间，一些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在网上泛滥成灾，比如比特币百万富翁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卷钱跑路后换了个假身份在国外逍遥自在；更有甚者称，他是被妻子毒死的……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这对新婚夫妇于2018年12月8日抵达印度斋浦尔每晚$932的OberoiRajvilas酒店后不久，GeraldCotten称自己感到剧烈腹痛，被紧急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随后被诊断出急性肠胃炎。第二天下午，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血液检查显示感染性休克。GeraldCotten两次心脏骤停，两次复苏，但医生第三次无法让他苏醒。到晚上7点26分，这位30岁的神童被宣布死亡，正式死于“克罗恩病并发症”——从发病开始的短短24小时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GeraldCotten的主治医生JayantSharma的一份报告显示，他患有克罗恩病(Crohn)，这是一种导致消化道炎症的慢性疾病。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法庭，GeraldCotten在24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但为GeraldCotten提供治疗的胃肠病学家告诉《环球邮报》，GeraldCotten的死一直困扰着他：“我们不确定诊断结果”，因为没有进行尸检。GeraldCotten的生命体征迅速下降或许与该病患者的症状相符，但根据克罗恩和结肠炎基金会的说法，一个人不太可能死于此病。

而GeraldCotten的尸体未经尸检就在斋浦尔的医院进行防腐处理的故事，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据《环球邮报》报道，印度的标准程序要求在运送尸体之前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而在GeraldCotten的案例中，他的尸体被直接转移到了酒店。为这家豪华五星级酒店工作的保安试图将他的尸体送到圣雄甘地医学院和医院(MGMC)进行防腐处理，但医院拒绝了这一要求。该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医生告诉媒体称：“如果尸体不是直接从医院转移，我们不接受。出了点问题。”

GeraldCotten的遗体随后被送往政府医院，那里的医生正式签发了防腐证明。12月10日，也就是GeraldCotten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妻子离开了酒店，带着丈夫的遗体飞回了家。葬礼在4天后举行。

Quadriga将他的死亡秘密保密了一个月后才公开，这立即引发了怀疑。2019年1月14日，Quadriga在其Facebook页面上发布了GeraldCotten的死亡通知。随后，该公司发布了更令人震惊的第二个公告：GeraldCotten是唯一可以访问本属于Quadriga用户的2.15亿元比特币和数字货币的人。随后Quadriga暂停交易并申请破产。其妻子JenniferRobertson表示，Quadriga无法向其投资者付款，因为她既没有密钥的备份，也没有丈夫笔记本电脑的密码。Quadrigss的债权人对GeraldCotten死亡证明的真实性表示担忧，在这份文件中，他的名字甚至被拼写成了“Cottan”，而伪造的死亡证明和其他文件在印度又相对容易获得。

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又有谁知晓?也许这是一起人间悲剧，也许是一个弥天大谎;也许唯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又或许这将成为长埋于历史的一个秘密。

谢选骏指出：加密货币成为骗子的天堂，甚至造就了世界首富马斯克；而收益遗嘱更是谋杀的陷阱，它诱使亲人痛下杀手。总而言之，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不要去试探底线吧。否则结果可能出乎电影骗子们的想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