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和“润学”：中国年轻人的绝望与幻灭》（袁莉 2022年5月25日）报道：
四年前，中国许多年轻人喜欢用的话题标签是#厉害了我的国。
两年前，他们说，中国是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学霸”，呼吁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抄中国作业。”
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不幸的一代，因为中国政府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执着追求正在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工作很难找。频繁的核酸检测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政府正在对他们的个人自由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同时劝他们结婚、生更多的孩子。
“我无法接受未来是死在这个地方，”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19岁的作家程新宇（音）说，她正考虑在政府的铁拳落到身上之前移民国外。
她也无法想象在中国生孩子。
“我喜欢孩子，但不敢把孩子生在这里，因为我给不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保护，”她说。她列举了一些担忧，比如抗疫人员闯进住所喷洒消毒剂，杀死宠物，要求居民离开家时把钥匙留在门锁里。
程新宇加入了一个被称为“润学”的新潮流，它宣扬逃离中国，寻找更安全、更光明的未来。她和几百万人还转发了一段一名年轻男子顶撞警察的视频，视频中，警察警告男子，如果拒绝被“转运”，他家三代都将受到惩罚的影响。“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他告诉警察。
该男子的回应已成为一个网络米姆，后来遭到删除。许多年轻人认同这个情绪，称他们不愿把孩子生在越来越专制的政府之下。
“不把小孩带到这个国籍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一名微博用户在“#最后一代”标签下写道，这个标签已被审查。“没有尊严的普通人最硬的底气仅剩生殖器了，”另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上海居民今年3月排队做核酸检测。
“润学”和“最后一代”是许多二三十岁的中国年轻人对国家和未来感到绝望的呐喊。处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最黯淡的时刻之一，他们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正在考虑结婚和生育的问题。政府的审查和政治压制让一些人正在考虑用脚投票，另一些人则想用不生孩子来抗议。
对于此前以民族主义倾向著称的一代人来说，这是相当大的背离。
这代人是在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网上发帖抨击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人，抵制许多被他们视为辱华的西方品牌。
虽然他们有时抱怨工作时间太长，缺乏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但就算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不那么确定，他们仍相信中国的伟大复兴，正如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所承诺的那样。
不过，今年春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府不能兑现承诺，国家对他们的生活有不同的期望。
一项针对逾2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年龄在18到31岁之间的女性）的新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想要孩子。政府则有不同的计划，为使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人口之一恢复活力，它推动人们生三个孩子。
上海的年轻上班族多萝西·王（音）说，她以前就从未打算在中国要孩子。经历了过去两个月的严格封控后，她再次确定了自己的决定。她说，孩子应该在大自然中与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但现在他们被封控在家中，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听着疫情防控人员大喊大叫，还有街上大喇叭里的严厉通告。
“大人都会如此压抑，如此绝望，如此身心不健康，更不要说小朋友了，”她说。“他们长大后肯定会有心理问题。”她说，她打算移民到一个西方国家去，只有那样，她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才能有尊严。
新闻中充满了关于就业的坏消息，这加剧了人们的沮丧情绪。中国今年将有逾1000万大学生毕业，创下历史新高。但随着许多企业试图在封控和监管打击之下求生存，它们正在裁员或冻结员工人数。
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现，今年第一季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指数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甚至低于2020年新冠病毒首次暴发时的水平。该公司发布的报告称，求职成功已签约的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将比去年降低12%。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考研，或参加竞争日益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以获得一份稳定的政府工作。
据一份政府文件显示，北京朝阳区今年4月新录用的131名公务员中，有三分之二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他们毕业于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悉尼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国内外顶尖大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事最基本的政府工作，这些工作过去由高中毕业生来做。
据报道，北京大学的一名核物理专业博士毕业生将去当城管。以残酷对待乞丐、追赶街头小贩、协助拆除民房而闻名的城管是最遭唾弃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的反差太大了。
就业市场的一个亮点是核酸检测行业。由于北京坚持清零政策，地方政府需要为数不清的核酸检测点配备大量工作人员。河南省已在今年1月宣布，今年将培训5万防疫人员，包括核酸检测员、消毒人员，以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但就连一家政府运营的新闻网站也在问，这种职业“疫情之后的职业前景在哪里？”
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越来越严格的社会控制同样令人沮丧。
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长春封城期间，他们有40多天不能洗淋浴，也不能去公共浴室洗澡。
以工程和建筑专业闻名的上海同济大学曾对如何使用基于手机的厕所和盥洗室排队系统发布了详细说明，《纽约时报》看到了有关该系统的文件。
根据这份说明，为了避免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走廊里，每个学生离开宿舍去卫生间时需要在手机应用上按“开始”，回到宿舍后再按“结束”。每次上厕所的时间最多10分钟。八分钟过后，如果厕所里的学生还没出来，等着上厕所的学生可以在手机应用中“拍一拍”他。10分钟还没出来的话，该学生需要向排队的人解释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有些社会控制措施一经采取就再也没有解除过。
今年5月，一名女子在获许进入北京大学校园前向保安展示证件。
2020年，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开发了一套跟踪系统，要求学生每天登录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实时位置。这个系统类似于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发的系统，用于监测旅行者的短期居家或酒店隔离。即使在中国感染病例很少的一年半时间里，复旦大学的学生也必须每天登录该系统。据《纽约时报》看到的该系统登录步骤，学生不登录系统，就不能进入校园。
大学基本上不容忍任何不服从行为。
孙健是山东省鲁东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今年3月底，他举着“鲁东解封”的牌子在校园里走动后，被学校开除。他还因扰乱公共秩序而受到警方训诫。
上海的一名大学生告诉我，她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批评封控的帖子后，尽管她用的是假名，她的导师仍找到了她，并叫她把该帖子删掉。
无法估计有多少中国年轻人在最近的封控中因为政府的铁拳感到幻灭，已经有几亿人受到这些封控的影响。中国政府全面控制着宣传渠道、互联网、教科书、学校，以及能触及中国公众思维的几乎每个方面。
但明确无疑的是，网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失望。人民总要找到逃避压制的方法。《1984》中的温斯顿是写日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和特蕾莎是搬到乡下去。
“在国家机器下面你作为个体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你唯一的出口是逃离，”上海的年轻上班族王女士说。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的记者太嫩，因而缺乏观潮纵深，不知类似的情境1989年前夕的中国大陆也曾有过，甚至更甚——那时的年轻人不仅流行躺倒，还流行自杀，从诗人卧轨到集体绝食的桥段都有……可是后来呢？坦克一碾，机枪一扫，就开始回家互相揭发了。从此之后，除了少数君子反复坐牢，示威群众都四散奔逃，销声匿迹李敖（了）。至于逃到海外的，也只蝇营狗苟，除了把自己的养得肥头大耳之外，没有留下多少货真价实的硬核东西。由此可见，群众是真正的小人，甚至是更加低疾的墙头草。只有毛泽东才会说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样的蠢话，因为毛泽东这类的“猫择洞”，为了活命到处钻营，比群众更为小人，所以充当了“群众领袖”。但要指望这样的人渣能够治国，那就缘木求鱼啦。在我看来，只有舍命的君子替代了群众的人渣，变成了社会价值的坐标，那时第三期中国文明才能走上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