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后大概率会让社会犯罪率提升？》（林隐 2022-06-11）报道：
毋庸置疑，从全球主要国家的一季度经济表现来看，2020年的世界整体经济局面，已经呈现出较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其规模与影响力也很可能会达到与2008年相似的水平。
当然，一部分专家学者对经济前景持更悲观的态度，认为当下我们在经历的已经并非短暂的经济危机，而很可能将陷入长期性的经济萧条。
而把视线切还回国内，受疫情综合影响，刚刚过去的一季度，中国各行各业受挫严重，截至目前仍有大量行业处于低复工率状态。而已经复工的行业和企业，其营收水平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作为普通人，冷静而理性地观察当下的国内经济形势，我们不应该对短期内国内经济环境迅速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抱有过于乐观的估计。而应该在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更好应对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各类大小问题。
建国以来，中国有哪几次犯罪高峰
犯罪率指的是犯罪者所占人口比。如每万人中有5人犯罪，则其犯罪率为万分之五。犯罪率是犯罪统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犯罪问题的研究工作有重要作用。主要分类有犯罪率、少年犯罪率、妇女犯罪率、老年人犯罪率、罪犯重新犯罪率、学生犯罪率等。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犯罪率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多个犯罪率高峰。
这里的两个阶段，是以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为分水岭的，之前的1949年~1977年，被列为第一个阶段；而1978年至今，则被列为第二个阶段。
而两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第一阶段影响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秩序，第二阶段影响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则变为经济环境。
第一个阶段的28年时间里，中国的阶段性犯罪高峰总共出现过大约三次，分别是在1950年前后、1961年前后、文革10年期间。按照相关数据显示，以上三次高峰期整体发案率在万分之五左右。
那么造成以上三次犯罪高峰的原因分别是什么呢？
1950年前后：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部分地区尚处于战时阶段，已经解放的地区社会秩序也处于相对混乱状态。大规模的国共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各地尚存留为数不少的国民党散兵游勇，阶级斗争成为该时期影响社会秩序的最重要要素，发案率处于较高水平。
1961年前后：国际上，中苏关系出现恶化，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此前的各项援助；国内，从1959到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时期。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混乱，灾民数量急剧攀升，最终对社会安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文革10年期间：特殊的社会时期，造成较高的发案率，我想这里不必再多说。
以上，大家可以看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三次犯罪高峰期，都与社会秩序的变动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数次犯罪高峰，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通过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前几年，中国整体犯罪率呈现稳步但缓慢上升的节奏。虽然在1981年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但是和后续出现的高峰相比，并不算特别的突出。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整体犯罪率再次出现了稳步而缓慢下滑的状态，在1984年到1987年这一期间，中国的犯罪率基本维持在了相对的低点。关于这一期间的全国低发案率，事实上与1983年发生的一件大事，紧密相关。
这件大事，即广为人知的“83严打”。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
据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虽然后4个月开展了“严打”战役，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席卷全国的“严打”行动，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进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社会整体犯罪率得到有力控制。
但紧接着，在1990年和2000年前后，中国的整体犯罪率再次出现两次阶段性高峰，且绝对值数据均有大幅提升的情况，原因又在哪里？
中国犯罪率主导因素已由社会秩序变为经济环境
1990年前后：1990年前后，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速的时间节点。数据显示，1986-1987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5%左右，即全国城镇居民仅有四分之一，农村居民超过四分之三；而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整体城镇化率提升几乎以一年1个百分点的高速提升，到2000年前后时，全国整体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36%。
城镇化的历史车轮滚滚而过，必然造成中国难以计数的村庄被兼并，大量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或主动或被动进入城镇。
当数量规模庞大的失地农民短时间内集中涌入城市，这势必会造成城市居住空间拥挤、公共资源紧缺；而在“新市民”与既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又面临着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崩溃、新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失范状态。
这些“新市民”由于受到户籍身份、经济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短时间显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只能成为城市边缘人口，并且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公正待遇。
这种制度性不平等造成的贫穷人口增加、贫穷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人口之间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成为犯罪率增加的诱因之一，由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失业人员和在岗低收入人员的大量和长期存在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历来被视作引发犯罪的最重要诱因之一）。
如此，在1990年前后，中国整体犯罪率再次冲上一个阶段性的高峰。
2000年前后：1998年以后，犯罪率再次逐年攀升。数据显示，1998年全国刑事案件每十万人立案数为159起，1999年全国刑事案件每十万人立案数为182起。2000年达到顶峰，全国刑事案件每十万人立案数激增为286起。
如果说1990年前后的犯罪高峰是大量失地农民集中进城的后遗症的话，那么2000年前后的犯罪高峰，就是大量失业工人遍布社会的后遗症。
从1998年前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国企改制，造成了海量的工人被分流下岗。按照一份官方的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而根据另外一份《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1.1亿人，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则为5200万人。而原为4000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更是锐减为1000多万。这减少的7000多万原有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
以一家三口计算，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群超过2.1亿，间接影响的人数就更多。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0年前后的中国犯罪率阶段峰值，还要再远胜于1990年前后犯罪率阶段高峰的峰值水平。
也差不多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的整体犯罪率，开始全面升级与失业率之间的挂钩，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失业率与犯罪率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事实上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社会学和犯罪学共同关注的领域。相关资料显示：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当失业率提升一个百分点时犯罪率会提升0.72个百分点；在随机效应模型下，当失业率提升一个百分点时犯罪率会提升0.67个百分点。
而即使不通过缜密的科学理论研究，单单从逻辑关系上，普通人也很容易理解一件事：当短时间内国家整体的失业人数显著增加，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持续增多之后，其中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因生计所迫，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而经济危机，则历来是造成社会大规模失业的最关键要素。数据显示，2020年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
而由于统计方式的原因，关于个体经营者、灵活就业者以及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失业情况，事实上在上述的数据中都是无法被有效反应的。这也就意味着，2020年一季度中国整体的失业情况，要比大家预想中更为严峻。
而通过上述我们的分析，高失业率必然推高犯罪率，这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息息相关，需要我们加倍警醒。
为什么普通国人对犯罪率变化感受较弱
在本文的第一章节，我们就介绍了犯罪率的概念，即犯罪者所占人口比。
人类发明了诸多的数据概念，其后便被用于各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比，从而分出高低好坏。犯罪率也不例外，它也被许多人用以比较世界各国或国内各地的治安水平情况。
但事实上，这样的对比常常是数据本身统计口径就存在差异，自然得出的结果也往往是不能服众的。
比如就拿世界各国的犯罪率来说，由于世界各国实行的法律均不完全相同。所以同样的一种行为，可能在某一个国家就构成违法，而在另外一个国家就并不违法。
而在入罪标准上，世界各处的差异就更是巨大。以中国为例，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还有颇具特色的治安管理条例。而目前我国治安管理条例中的许多“违规”行为，在许多国家中均是被设定为“犯罪”的，这样一来再拿两国的犯罪率一较高下，显然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中国是世界较为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成立的，因为在主要的治安相关数据中，我国在世界各国中基本都可以排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个说法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现阶段我们在许多社会与治安相关数据中，都还远没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任重而道远。
国人对于中国的犯罪率感受较低，还有一些十分关键的要素。首先是全民法治教育在中国开展的时间十分之晚，如果你经常关注社会新闻，就会发现有些违法行为更多让你感到的是可笑而非可怕。
举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参加完与朋友的聚会后回家，由于丈夫喝酒了，所以返程时由妻子来开车。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车，妻子作为司机下车协助交警的相关检查。这期间交警示意将车子开至路边停放，然后车内的丈夫顺手就把车停到了路边。然后，就是丈夫因酒驾被处理。
因为为数众多的国人还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对于很多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本身就不清楚，自然也就对犯罪率的高低没有直观的认识。
其次，中国现阶段的司法数据公开水平，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和全国各地的统计局相比，中国的最高法、最高检及公安部，关于中国犯罪率相关数据的公布还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就造成了，普通居民即使想要了解这些相关的信息，获取的途径也多半只能从一些媒体上了解个大概。
再者，是关于中国的破案率情况。在各类数据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的命案破案率世界领先，甚至一度可以接近“命案必破”的水平。这可能就会影响许多的普通人，认为中国的治安情况非常出众。
但与此同时，我不知道大家或身边朋友是否有过丢钱包、丢手机、丢电脑、丢自行车、丢电动车的经历。如果有，那么你是否选择了报警，选择报警与否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报警了是否财物被追回，如果追回了耗时又有多长时间。
如果你至今都还完全没有与公检法等任一部门的接触经历，那么你自然也就不太容易对中国的案件侦破方式与案件审判流程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犯罪率有可能提升的接下来，有哪些建议
在国内犯罪率在接下来大概率有所提升的背景下，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事实上，这些建议同样高度适用于平时的一般状态，但在发生经济危机后的犯罪率有较大几率提升时期，更有其实际意义——
一、避免从事一切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业，减少因利益纠纷引发暴力犯罪几率
之所以将这一条放在最前面，正是充分考虑到在经济形势本身不佳的大环境下，会有为数不少的普通人迫于生存压力的影响，有可能会选择从事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线上的职业。
这里我们为了避嫌，不再进行举例说明，我想多数人都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此类行当的最大特征，就是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获取不义之财。
这样一来，无论是从业者本身面临的潜在违法风险，还是损害他人利益造成的潜在被报复风险，都会成倍提高。
二、避免租住在偏僻区域，避免晚归，避免乘坐非法运营交通工具，避免到任何人员稀少地带，减少临时起意性质暴力犯罪发生几率
从警力配备情况来看，大中城市的确会比县镇乡村更充足；但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高流动人口情况，也使得其在郊区地带的潜在安全风险更多。
财产侵犯性暴力犯罪，是历次经济危机发生后，发案率会明显出现上升的重点犯罪方向。作为普通人，应当尽力避免任何为此类犯罪提供“便利”环境的行为。
三、降低与他人金钱上的借贷关系，减少因债务纠纷引发暴力犯罪的几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因金钱纠纷升级而来的各类肢体冲突及暴力犯罪，是长期以来发案率较高的一个领域。在经济形势不佳的背景下，资金借贷违约情况会明显提升，从而造成更高的债务纠纷可能性。
四、谨言慎行，与人为善，减少因无意间言语伤人引发的潜在暴力犯罪风险
情绪失控是众多冲动型犯罪的直接元凶，而经济环境、就业情况、生存压力，则通通都是对个人情绪的重要影响要素。
通俗来说，经济危机会显著加剧社会整体焦虑情绪，一些在正常状态下原本不会发生的冲突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原本在正常状态下不会升级的矛盾就有可能升级，从而均成为潜在的风险。
五、不露富，不炫富，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减少贵重饰品的佩戴
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再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千百年来始终如此。
六、夏季将至，年轻女性应特别注意避免穿着过于暴露的服饰，防患于未然要远胜于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在罪犯构成当中，多数人的注意力容易被惯犯和职业罪犯吸引，却对临时起意型罪犯的重视十分不足。性犯罪者并不都是穷凶极恶的连环侵犯者，他们当中为数不少都是临时起意型的冲动型犯罪。
当下社会，存在过度强调“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和“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犯罪发生时和犯罪结束后应对策略，却忽视如何尽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潜在的风险降至最低的预防犯罪教育。
数据显示，在针对女性的性犯罪当中，夏季发案率呈现明显高于冬季的迹象。所以对广大的年轻女性而言，结伴出行，杜绝晚归，注意着装，是十分必要的基础安全意识。
以上的所有建议，都是在提醒大家一件事儿：违法犯罪行为距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并不遥远，事实上它们甚至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或朋友身边正在发生。过去我们没有与之相遇，除了社会整体秩序的相对稳定，公检法机关的维护有力之外，个人的运气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
但是如果想要永远与违法犯罪行为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单凭好运气是远远不够的。更多了解法律，更多了解犯罪，不断提升安全意识，并且做好家人朋友的安全教育，才是最佳的途径。
于社会，稳定压倒一切；于个人，平安重于泰山。
而我们研究犯罪，正是为了更深地了解人性，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济危机，只有政治危机，以上所举的皆是也；因为强权政治扼杀了经济自主。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经济危机而没有政治危机，因为大选可以化解政治危机却无法改变人性的贪婪。所以在我看来，和“社会犯罪”有关的，是“社会危机”，包括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而绝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官场经济、战场经济的原野里，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危机。而在美国，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经济危机，例如目前的2022年，大规模枪击杀人的背景，就是通货膨胀的四十年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