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僭主必须为国牺牲自己和家族

[《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读顾准《希腊城邦史》抄]（2017-12-09 理钊）报道：

在古代希腊史中，有一种独特的执政者“类型”，它不同于“王”，亦不同于民主政制推行开来后，由公民所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即所谓“僭主”。

所谓“僭”，中国辞典的解释，为“古时指地位在下的人冒用在上的人名义或礼仪、器物。”《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激烈地批评季氏，就是因为季氏僭越了礼仪，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对此，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这是讲恕道的儒门不讲宽容的一个表现，凡事都拔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对艺术评论全取政治的眼光，是儒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说李泽厚先生的议论是否有点儿以今论古，只从儒门的眼光看，中国对于“僭越”的看管是极为严格的，别说是僭权，仅仅是一些礼仪、器物的僭越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了。而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僭主”则是实实在在窃权者或“篡权者”，亦即在下的人取得了在上者的权力。

对于“僭主”一词，用顾准的话讲，在“古代西方是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的。对此，顾准认为，放在古希腊时代，即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七世纪时期，还是应该用一个稍稍客观的词，即“政权篡夺者”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因为，一是当时的僭主不称自己为王，多用一个略含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二是这一时期的僭主，在推动希腊“民主政制”的建立上，多少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与后来的“僭主”并不完全一样，贪恋权力，以残暴维护其权力，“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

但是，这些僭主尽管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可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上，还是很注重运用“权术”的。对于这些“权术”，顾准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一些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本书，正是依照当时希腊的政治现实而进行总结的。对于这些“权术”，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的几种——名称是笔者篡拟的：

第一是伐优之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故事：“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利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他的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后，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这个故事自然是讲出了“权术”的要义，但这种讲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一是讲者并不是直接讲出来。对于这种“权术”，大约即使是在“篡权者”的口中，也是不好意思直言的，毕竟是一种杀人之术；再者，这种传授之道颇有一点儿中国的参禅悟道的特色，智力平者便不能解其中的深义，比如那个使者便不明白，而主人则是读懂了的，可见传授者也还有要考一考求教者是否有足够的智力的意思。

第二是散沙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意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读到这里，便想到鲁迅所曾讲过的“一盘散沙”，也想到明朝时阉党势力嚣张，查禁结党，使人“道路以目”。

第三是威严之术。还是抄亚里士多德的原文罢：“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这一种让人民大规模集会于公共场所的权术，虽有灌输、洗脑等诸多功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树立权力者的威严，这种威严既有实在的暴力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实现精神方面的统治，如果要找一位现代运用这一权术的最好的人物，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希特勒了。

第四是选庸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这一点的意思十分明白，但在中国的儒门中，却是从正面着眼的，即儒士们一再昵喃着的君王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其实就是看透了君王的心思。

第五则是防下之术或防内之术。亚里士多德说：“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意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读书至此，忽然想到清末重臣刚毅有“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话。对此，过去有些不解，以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想来，倒也合乎满清统治者的心思，因为在当时，“家奴”正想要他们让出权力，而结交友邦则可以帮慈禧再“垂帘”几年的。对于掌握着极端权力的人来说，他的对手或敌人永远来自于内部，这也是所有极权者最为明白——因为他就是窃权者或篡权者，他知道他能够窃得权力，别人也能，也必定作为最大的心事。

纵观以上的“权术”，稍稍对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史，便会发现，这并非古代希腊的“僭主”们独有的秘术，以上种种，在中国历史中差不多都能找到大量的应用的案例。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清朝以前的所有帝王中，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政治学》。由此可见，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在玩弄权术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并没有什么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

对于“僭主”，他们是事实上的君主，事实上的王，但他们都没有得到“王”的称号。顾准在《希腊城邦史》中分析说，这是由古代希腊的特定历史决定的。因为古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而“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接着顾准对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僭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于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看，又何偿不是僭主？”然而，中国有“僭主”之实，为何没有“僭主”之名呢？顾准说：“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凌诸侯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这意思即是说，尽管他们都是“篡权者”，但都将他们合法化了，所以，用不着再为他们造出一个“僭主”的名目。

抄书至此，笔者不免心生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给他们“合法化”，是谁给了他们“合法化”？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笔者之力所能拎得动的。但我们不妨从上文中古代希腊的“僭主”，为何有着王者之实而没有王者之名的原因，来窥探一二。

一是宗教的原因。古代希腊的王是源于宗教的，王权由神所授，常人不可以称王。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虽有儒、法、道、墨，但都没有演化出真正的宗教，道家及西汉时重兴的儒家，虽然有“天”的说法，但在民众之中，仅具有泛宗教的色彩，所谓的“天庭”不过是世俗人间的神话版而已。即便是后来的佛教，不但不具备颁授王权的功能，相反还有着将王者拉下王位的意思，因为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弃王位的人。佛教更看重的是个人自行的修行，所谓“普渡众生”只对佛教的创立者而言，并非是要设立王权而引领民众。所以，这种门槛极低的“天庭”，任何人都可以自诩为“天子”，或其他神的后代，刘邦就是将自己化为“白龙”的后代。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历史上便没有了独立的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中，儒士们虽然讲“道统在士，治统在王”，看上去是独立的，但其所谓的争“道统”的目的，不过是在为他们所认为的“贤明君王”背书，并非认为自己与所谓“君王”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一样的平等。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承担研究、传承学问以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命名者，起着为道德、权力命名的作用。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原因就在于秦之前的知识分子还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研习学问，评点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秦之后，知识分子便永远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还给儒门独立的地位，而只是把儒学扶持为国家学说，所谓的“独尊”不过是让儒学成为权力的一体的两面。百代皆行秦政制，所以自秦以后，从政治的一面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权力的命名者，使权力合法化便成为知识分子所持的一门学问，不仅“僭主”无从谈起，而且文化也成为专制主义的一部分。

谈到中国的历史，顾准说：“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因为顾准的对于古希腊城邦史的研究，有很多时候是在与他人的私下讨论中进行的，读这一节，似乎是讨论的一方在读了顾准的分析后，对中国历史没能有向前跨跃的一步而有点儿后悔之意。正如顾准所言，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历史有过后悔之感呢？我想，从现在的情势看，非但没有人为中国的这种历史而后悔，反而更多的是以有这种历史为荣耀的！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有僭主之实而无僭主之名？因为中国的僭主尚未“为国牺牲”。满洲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它们的领袖全是僭主，但都逃脱了司法审判，没有一人为国牺牲……所以中国革命无法结束，百年内战流血不止。在我看来，僭主必须为国牺牲自己和家族，而为国牺牲的最好方式，就是献上他们自己的人头——以此警戒后人，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僭主已死，奈何？按照中国的传统予以灭族。以此警戒后人，胆敢窃国者，照此办理。

谢选骏：天文学作为新的神学支点

《木星最大的卫星都有极光，发出深红色的光芒，比我们的亮15倍》（21 二月 2023 马特·威廉姆斯，《今日宇宙》）报道：

木星以其壮观的极光而闻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诺轨道飞行器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最近拍摄的图像。像地球一样，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显示是由带电太阳粒子与木星的磁场和大气相互作用的结果。

多年来，天文学家还在木星最大的卫星（又名“伽利略卫星”）的大气层中发现了微弱的极光。这些也是木星磁场和卫星大气层发出的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探测这些微弱的极光一直是一个挑战，因为从卫星表面反射的阳光会完全洗掉它们的光信号。在最近的一系列论文中，由波士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领导的一个团队（在美国宇航局的支持下）观察了伽利略卫星进入木星阴影的过程。

这些观测表明，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都在它们的大气中经历了氧极光。此外，这些极光是深红色的，比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熟悉的绿色图案亮近15倍。

研究团队包括来自波士顿大学空间物理中心（CSP），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部（GPS），科罗拉多大学大气与空间物理实验室（LASP），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球与行星科学，大型双筒望远镜天文台（LBT），西南研究所（SwRI）的天文学家， 行星科学研究所（PSI），波茨坦莱布尼茨天体物理研究所（AIP）和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这两项研究题为“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的光学极光”和“木星阴影中的木卫一光学极光”，于16月<>日发表在《行星科学杂志》上。

该团队的观测结果将凯克天文台高分辨率埃谢尔光谱仪（HIRES）的数据与大型双筒望远镜（LBT）和阿帕奇点天文台（APO）的高分辨率光谱相结合。

这些观测的时间安排在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进入木星阴影时看到它们，以避免从其表面反射的阳光的干扰。这些数据揭示了有关卫星大气成分的宝贵信息，其中包括氧气（如预期的那样）。

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两篇论文之一的主要作者凯瑟琳·德·克莱尔（Katherine de Kleer）在凯克天文台的新闻稿中解释说：

“这些观测很棘手，因为在木星的阴影下，卫星几乎是看不见的。它们微弱的极光发出的光是唯一的确认，我们甚至将望远镜指向了正确的位置。不同颜色的极光的亮度告诉我们这些卫星的大气层可能由什么组成。我们发现分子氧，就像我们在地球上呼吸的那样，可能是冰冷的月球大气的主要成分。

所有四颗伽利略卫星都显示出相同的氧极光，类似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北极光和南极光（北极光和南极光）。

在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的情况下，其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是由于光解，这是一个水冰升华并被太阳辐射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的过程。在Io的案例中，氧气是由二氧化硫（从点缀其表面的许多火山喷出）与太阳辐射相互作用形成一氧化硫和元素氧引起的。

但是由于它们的大气层要薄得多，这种氧气在深红色和（对于木卫二和木卫三）红外波长中发光——后者是人眼无法检测到的。

由于木卫一的火山活动，氯化钠和氯化钾等盐也存在于大气中，它们也被太阳辐射分解。这导致木卫一上的极光发出黄橙色的光芒（由钠引起）并在红外线中发光（由钾引起）。

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在这些卫星的大气层中观察到这种红外辉光。更重要的是，新的测量还揭示了水蒸气的最小证据，水蒸气以前被认为是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大气中的一种成分。

从理论上讲，这三颗卫星在其冰冷的表面下都有内部海洋，甚至有一些初步证据表明，木卫二大气中的水蒸气可能是由羽流活动引起的。这些羽流被认为与月球的内部海洋或冰壳内的液体储层有关。

观测结果还显示了木星的倾斜磁场如何导致极光在气态巨行星旋转时亮度变化。与地球的10°倾斜相比，这个磁场的倾斜距离木星的旋转轴大约11°，这意味着卫星在其轨道的某些时间将经历更大的相互作用。

最后，他们还注意到大气如何迅速响应由暴露在阳光下和经过木星阴影之间的过渡引起的温度变化。波士顿大学天文学教授、第二篇论文的主要作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说：

“木卫一的钠在进入木星阴影后的15分钟内变得非常微弱，但在它出现在阳光下后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这些新特征对于理解木卫一的大气化学非常有见地。木星的日食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来了解阳光如何影响其大气层，这很巧妙。

这些最新的观察结果为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兴奋。未来几年，太空机构将向欧罗巴和木卫三派遣更多的机器人探测器 - 美国宇航局的欧罗巴快船和欧空局的JUpiter ICy卫星探测器（JUICE）。

谢选骏指出：我们虽然看不到天文学所说的种种“观察”和推测……但是想象一下，也会觉得心里舒服——地球上的事情多过于微不足道了！这种心情与与理解，难道不可以作为新的神学支点和新的生命出发点吗？

谢选骏：犹太人就是迦南人

佚名网文《猶太人》报道：

猶太人（希伯來語：Yehudim[18]），是廣泛分佈於世界各國的族群。根據猶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義，一切皈依猶太教的人（宗教意義）以及由猶太母親所生的人（種族意義）都屬於猶太人。然而，在實際生活中，猶太人更近似於一種民族概念。猶太人發源於西亞的以色列地或希伯來地。猶太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猶太教是維繫全體猶太人之間認同感的傳統宗教[19][20][21]。猶太教不太歡迎外邦人皈依，要皈依猶太教的外邦人必須通過考驗如猶太戒律，並經拉比確認才可以。雖然如此，歷史上世界各地仍有部分不同膚色的族群通過皈依猶太教而成為猶太族群的一部分，而猶太人也由此從阿拉伯半島的一個遊牧民族，發展成為遍佈全球的族群。

根據有關猶太人組織的統計，2007年全球猶太人總數約在1,320萬人左右，其中540萬人定居在以色列，530萬人居住在美國，其餘則散居在世界各地。猶太人口總數僅佔全球總人口的0.2%[22]。根據其他組織的統計，美國國內的猶太人人數則達到650萬人或美國人口的2%[23]。上述數據也包含了自認為是猶太人但沒有歸屬於任何猶太社團組織的人群[24]，但事實上，全球猶太人的總人口數很難得到準確統計，因為猶太人的定義存在多種標準和界定方式，導致統計的準確性受到了影響[24]。

名稱及語源

中文中的「猶太人」，古時亦稱「朮忽」、「斡脫」、「尤太」等。而其宗教猶太教音譯為中文的「一賜樂業教」（音近「以色列」），另由於其獨特的宗教習俗，又被古代中國人稱為「藍帽回回」、「挑筋教」等。

英語中的「Jew」一詞起源於中古英語的「Gyw, Iewe」，後者來自古法語中的「giu」以及更早的「juieu」，最初則可以追溯至拉丁語的「Iudaeum」。

拉丁語「Iudaeus」意為「Judaean」，即「來自Judaea地區的人」。該字本身與希臘語中的同義字「?ουδα?ο?」一樣，是從中古時期的亞拉姆語的「Y'hūdāi?」、希伯來語的「Yehudi」、「Yehudim」中演化而來的，含義是「猶大族（tribe of Judah）人」或「猶大王國（kingdom of Judah）的國民」。

其他語言中，猶太人分別表示為：「Jude」（德語）、「juif」（法語）、「j?de」（丹麥語）、「judío」（西班牙語），但有些語言中也以「希伯來」的音譯來指稱猶太人，如「Ebreo」（意大利語）和「俄語：Еврей」（俄語）[26]。德語單字「Jude」，是單字Yiddish的詞源[27]。

根據2000年第四版《美國傳統英語詞典》的解釋：「一般認為，將名詞Jew作為修飾性形容詞的用法，如猶太人律師（Jew lawyer）和猶太人倫理觀（Jew ethics）等類似的說法是帶有嚴重侵犯性的粗俗語言。一般應使用「Jewish」作為形容詞來表述帶有猶太人特徵的事物。但是有些人對此過於謹慎，甚至在本可以使用Jew的場合也索性代之以Jewish，例如「議會裏有數名猶太人。」完全可以表達為沒有侵犯性的「There are now several Jews on the council」，但害怕引起誤會的人會委婉地使用「Jewish people」或「persons of Jewish background」。其實這種說話適得其反，會讓人誤解為Jew是一個帶有負面評價的名詞[28]。

猶太人的起源

對猶太人起源事實的重建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工作。它需要考察用十種以上的東方語言寫成的大量文獻，從而研究超過3000年的古人類歷史。而且，由於考古發現依賴於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其研究目的在於解讀所有事實數據，強調其最具一致性的理論，加之長期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偏見的存在，因此，這個任務變得頗為複雜。[29]

根據希伯來聖經的敘述，猶太人的祖先可追溯到希伯來聖經的男性族長（如亞伯拉罕，他的兒子以撒，和以撒的兒子雅各）以及在公元前18世紀生活在迦南的聖經母系族長（如撒拉，利百加，利亞和拉結）。法老邀請雅各和他的家人移民到埃及與其兒子、擔任大內總管（聖經多譯為宰相）的約瑟同住，於是他們遷往古埃及，居住在今日的尼羅河三角洲。之後，族長的後代被奴役，摩西於是在法老允許下，領導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後在以東、米甸及西奈半島流落及生活了四十年。傳統上按認為，約公元前13世紀，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征服了迦南。

現代考古學在很大程度上摒棄了族長和出埃及記的歷史真實性，[30]認為這是被重新構建的的以色列民族神話故事。根據現代考古報告，以色列人和他們的文化從沒有用武力侵佔這個地區，而是通過發展一種以耶和華（古代迦南諸神中的一位）為中心的獨特一神宗教，進而沖淡及同化迦南人的文化。[31]以耶和華為中心的信仰得到發展，與此同時很多宗教實踐也在發展，這逐漸形成了獨特的以色列民族，將他們與迦南人區分開來。在中古青銅器時代的迦南人已經得到考古學證明，[32]希伯來語是迦南語最後的一個現存語種。在鐵器時代I時期（公元前1200-1000年），以色列文化在性質上主要是迦南文化。

雖然以色列人分為十二支派，但猶太人（他們是以色列人的分支，另一個分支是撒馬利亞人）傳統上主要是以色列的猶大支派和便雅憫支派，部分地來自利未支派，這些支派一起組建了古代猶大王國，以及北方以色列王國 (後期)遺民，後者當以色列王國 (後期)被新亞述帝國征服後移民到了猶大王國，並在公元前720年被同化。[33]

以色列人在古代歷史上享有兩次政治獨立，首先是以色列王國 (前期)的士師時期。在統一王國分裂之後，土地分為以色列王國（北國）和猶大王國（南國），分別以撒馬利亞和耶路撒冷為首都。Jew這個詞來源於羅馬的「Judean」，用來指代來自南方猶大王國的人，而猶大王國繼續由大衛王家族統治直至滅亡，與北國常出現王朝更替呈對比。[34]從「以色列人」到「猶太人」（猶大王國的居民）的族名轉變雖然沒有記載在摩西五經中，但在以斯帖記後（公元前4世紀）[35]中有非常明顯的體現，這是詩歌智慧書中的一書，猶太塔納赫的第三部分。公元前587年，新巴比倫王國的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了耶路撒冷，摧毀了第一聖殿，驅逐了猶大王國最顯赫的公民。公元前586年，猶大王國本身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國土中留下的猶太人也沒有了國家。巴比倫流亡（巴比倫囚虜）結束於公元前539年，當時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了巴比倫，居魯士二世允許流亡的猶太人返回Yehub（猶大帝國），並重建聖殿。第二聖殿在公元前515年完成。Yehud省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個和平部分，直到約公元前333年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帝國後才結束了這個局面。在公元前140至37年的哈斯蒙尼王朝期間，猶太人在政治上是獨立的，從公元前37年到公元6年的希律王朝中，猶太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獨立的。自從公元七十年第二聖殿被毀以來，絕大多數猶太人都流散在外。猶太人作為每個所在國家（除了以色列外）的少數民族，他們在歷史上經常遭受迫害，這導致他們數百年來人口數量和分佈上的波動。[36][37]

對猶太人的遺傳研究表明，全世界大多數猶太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基因遺傳，它起源於中東，並且與新月沃土的人最相似。不同猶太群體的基因組成表明，猶太人分享了一個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共同基因庫，這是他們擁有共同祖先起源的標誌。雖然猶太社群長期彼此分離，但他們在文化、傳統和語言方面保持着共同點。[38]

猶太教

猶太人和猶太教是密切相連的。理論上，猶太教信徒就是猶太人，這種猶太人，與那些血緣上是猶太人的(即母親是猶太人，若父親是猶太人，母親不是，其子女並不是猶太人)，有相同的地位。然而，很多改宗猶太教的人以及猶太教前信徒都表示，許多一出生就是猶太人的人，將後期皈依者視為二等猶太人。主流猶太教並不鼓勵改宗，改宗被認為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大部分的改宗都是混合婚姻的孩子，或是猶太人的配偶或未婚妻、未婚夫（主要是猶太男性要求異教徒女性改宗，以讓子女一出生就是猶太人，因為猶太人身份是母系傳承）。[39]

希伯來聖經提供了一種對猶太人傳統和早期猶太民族歷史的宗教解讀，它建立了第一個亞伯拉罕宗教，現在世界各地已有54％的人信仰這種宗教。猶太教在實踐和信仰上引導着信徒，它不僅被稱為宗教，而且也被稱為「一種生活方式」，[40]它明確區分了猶太教，猶太文化和猶太身份。在整個歷史的多個地區和時代中——在古希臘世界、[41]啟蒙時代（見哈斯卡拉運動）之前和之後的歐洲、[42]伊斯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43]北非、中東、[43]印度、[44]中國、[45]或當代美國[46]和以色列[47]等——都發展出在某種意義上獨特的猶太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特徵不一定是全是宗教特徵。其中，一些因素來自猶太教，而其他因素來自猶太人或猶太人的特定社群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而另一些因素來自社群的內在社會和文化動力，而不是來自宗教本身。這種現象導致了不同猶太社區具有獨特的猶太文化。[48]

巴比倫和羅馬

第二聖殿被摧毀後，猶太教失去了大部分教派性質。然而，很多希臘化的流散者留下來，集中在亞歷山大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猶太城市社區。希臘化猶太人不僅是流散人士的一股力量，而且也是長期以來以色列地上的一股力量。一般來說，學者認為拉比猶太教受到希臘主義的有意義影響。

由於失去聖殿，說希臘語的猶太人不再像以前那樣指望耶路撒冷。猶太教在語言上分為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亞拉姆語的圈子。[49]每個社區的神學和宗教文本都有顯着的不同。[50]希臘化的猶太教從未發展出葉史瓦（yeshivas）來學習口頭法（Oral Law）。拉比猶太教（以以色列地和巴比倫為中心）幾乎在著作中完全忽視了希臘化的流散者[51]希臘化的猶太教最終因為其信徒被同化為希臘羅馬文化而消失，留下了一個強大的東部拉比社群，他們在巴比倫有着大型的學習中心。[52]

猶太人在巴比倫之囚後以及公元135年的巴爾科赫巴起義以後形成了巴比倫的社群，到一世紀，猶太人社群的人口有了急速的發展，在200年到500年間，從原來的一百萬猶太人增加到兩百萬，這既包括自然增長，也包括從以色列地移民而來的猶太人。那個地區的人口佔據世界猶太人口的六分之一[53]13世紀的巴爾·赫布雷斯（Bar Hebraeus）認為，在羅馬世界有6,944,000個猶太人，薩羅·巴倫認為這個數字是令人信服的。在一世紀中期，羅馬世界內擁有七百萬猶太人人口，在羅馬世界外擁有一百萬人口，這個數字被學者普遍接受，包括路易斯·費爾德曼（Louis Feldman）。然而，當代學者們現在認為，Bar Hebraeus的數字是建立在羅馬公民的人口調查基礎上的。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的《編年史》記錄的數字是6,944,000。[54]路易斯·費爾德曼曾支持這個數字，但現在認為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和薩羅·巴倫的數字是錯誤的。[55]費爾德曼對猶太人主動傳教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他將古代猶太教視為容易接受改信的教派，特別是從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他進而指出，歷史中缺乏傳教的記載，或關於那些尋求轉信者的拉比名字的記載，因此這是猶太人並沒有主動傳教的證據。[56]。費爾德曼堅持認為，人們轉信猶太教是很普遍的，猶太人口在以色列地和僑民中都是很大的。[57]，其他歷史學家認為，在羅馬時代轉信猶太教的人數量有限，他們並沒有促進猶太人口的增長，這是由於諸多因素造成的，如，從二世紀中期開始，羅馬男性轉信猶太教被認為是不合法的。另外，一個男性在羅馬世界轉信的困難因素是猶太割禮的要求，這是改信基督教的人不需履行的要求。Fiscus Judaicus（猶太稅）是公元70年對猶太人徵收的稅，它在96年不對基督徒徵收，這無疑限制了猶太教的吸引力。

身份認同

猶太教一直維持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種族，同一種宗教和同一種文化的特徵，這樣人們定義誰是猶太人時需要稍微確定這裏討論的究竟是一種宗教，一個民族還是一種身份。一般來說，在現代世俗的猶太人概念中，它包括三個群體：出生於猶太家庭的人，無論他們是否遵循猶太教；那些具有猶太祖先背景或血統的人（有時包括沒有嚴格母系血統的人）；以及沒有任何猶太祖先背景或血統的人，但正式轉信猶太教，是猶太教的追隨者，但嚴格來說猶太人必須信奉猶太教，並遵守猶太律法，就算母親是猶太人，但已改宗者（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已不算猶太人。根據以色列國籍法、以色列回歸法，猶太人是母親為猶太人及沒有改奉其他宗教的人，或已皈依猶太教的人；根據1999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決『積極從事除猶太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猶太人的後裔無權移民以色列，因為根據回歸法，他們將不再被視為猶太人，而不論他們在哈拉卡下的身分如何』。[58]

對猶太人身份的歷史定義在傳統上是基於對母系後代的哈拉卡定義，或哈拉卡的轉信。對「誰是猶太人」的歷史定義可追溯到公元200年左右，這時猶太人將口述的摩西五書編成巴比倫塔木德。猶太聖人對塔納赫的解釋，例如「申命記7：1-5」是用於警告猶太人與迦南人之間的通婚，因為「（非猶太人的丈夫）會使你的孩子離開了我，他們將崇拜別人的神（即偶像）。」利未記24:10說，希伯來女人和埃及男人所生的兒子是「屬於以色列社群的」。以斯拉記10：2-3補充道，從巴比倫返回的以色列人誓言要放棄他們外邦的妻子和他們的孩子。自從18世紀和19世紀後期的哈斯卡拉運動以來，對猶太人身份的哈斯卡拉解釋受到了挑戰。[59]

歷史學家沙耶·科恩（Shaye J.D.Cohen）認為，混血婚姻的後裔在聖經中是由父系決定的的。他對米書拿時代的變化提出了兩中可能的解釋：首先，米書拿可能對混血婚姻採用了和其別的動物的混血結合（Kil'ayim）的相同邏輯。因此，混血婚姻被禁止，因為這是一匹馬和一隻驢一樣的結合；而在人和動物的兩種情況中，後代的種族都是由母系來判斷的。第二，Tannaim可能受到羅馬法的影響，後者規定了當父母的結合不是合法婚姻時，後代將跟隨母親。[60]

猶太人歷史

主條目：猶太人歷史和猶太人歷史年表

根據猶太教典籍《希伯來聖經》的記載，猶太民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一般紀元前20世紀前後的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人。猶太人在故鄉「以色列地」上共建立過三個政治獨立的國家，分別是古代的前後兩個以色列王國和於1948年成立的現代以色列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猶太民族開始處於長期流浪散居的狀態[37]。除了在現代的以色列國，猶太人在其所處的國家都為少數族群，並曾經經受了反猶主義的迫害壓制，但猶太人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了民族信仰的獨立性和連續性。

分佈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十二支族，自169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哈加達

主條目：古代以色列歷史

根據猶太人對聖經的注釋記載，猶太人的始祖是聖經中記載的亞伯拉罕（阿拉伯語發音為易卜拉欣）、以撒（阿拉伯語發音為易斯哈格）和雅各（阿拉伯語發音為葉爾孤白）等人，他們大約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61]。雅各是以撒的兒子、亞伯拉罕的孫子，後來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神的王子」，而且因為他在和神搏鬥的時候傷了腿筋，所以猶太人在宰殺動物時都要把腿筋挑出來丟棄。至今為止發現的證明以色列存在的年代最古的證據，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古埃及麥倫普塔赫石碑[62]。當時在迦南地區生存的猶太人是最先奉行一神教的民族[63]。 雅各生有12個兒子，第十一個兒子約瑟（阿拉伯語發音為尤素福，亦譯成約瑟夫）被他的親哥哥們賣給以實馬利人帶到埃及後，轉賣給法老的內臣護衛長波提乏，後來得到法老的重用，成為埃及的宰相，在七個荒年的第二年，雅各舉家遷移到埃及糴糧，約瑟善待全家人，雅各全家受到當時統治埃及的喜克索斯人的優待，居住在尼羅河下游歌珊地，轉變為農業民族。喜克索斯人被努比亞人暴動趕出埃及後，以色列人的地位急劇下降，淪為埃及人的奴隸400年，他們在摩西（阿拉伯發音為穆薩）的帶領下，法老王承受不了神降下十災的攻擊，同意摩西帶領所有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定居，雅各的12個兒子的後代形成十二支族，以色列人當時過着自治的生活，如果有在生活中與人有衝突或糾紛時，有士師可以幫助他們調解。士師既負有宗教和儀式方面的職能，也擔任法官的角色。原來以色列民在巴勒斯坦分居，後來以色列人跟上帝求一個王來治理他們，結果先是由便雅憫支族中的掃羅作王四十年，統一成一個國家。因此以色列人有了第一位國王：掃羅王。之後猶大支派的大衛王擊敗了周邊亞蘭、腓力士的騷擾，定都耶路撒冷，建立了在新月地區西部稱霸的以色列王國[64]。

在公元前970年，大衛王（阿拉伯語發音為達烏德）之子所羅門（阿拉伯發語發音為蘇萊曼）成為以色列國王[65]。他歷經10年之久，建造了一座氣勢恢宏的聖殿（史稱「第一聖殿」或「所羅門聖殿」）。但在所羅門死後，北部的十個支族聯合起來，獨立於南方的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國[66]。公元前722年，亞述國擊敗以色列王國，亡國的猶太人被大批流放至外地，這便是猶太人大流散的肇始[67]。

公元前586年，南部的猶大王國也終於被強大的迦爾底亞攻佔，而猶太教聖殿也被異族燒毀，至此，猶太歷史上所謂的「第一聖殿時期」結束[68]。大批猶太精英作為俘虜被帶到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猶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國土和家園。直至70年後，波斯帝國擊敗迦爾底亞，一定程度地解放了猶太人。此後不久，得到波斯人資助的猶太人建造了第二座猶太教聖殿，從而開創了「第二聖殿時期」。

波斯、希臘和羅馬統治時期

在波斯帝國遭受亞歷山大大帝的沉重打擊後，塞琉古王朝的統治者考慮將希臘文明引入波斯。猶太人原本已經接受了希臘文化，但當國王安條克四世企圖徹底剝奪猶太人信仰，欲將耶路撒冷聖殿用於祭祀希臘神話主神宙斯時，忍無可忍的猶太人在馬加比家族的領導下發動了起義，史稱「馬加比家族起義」。這次起義的勝利保住了聖殿，並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猶太人國家，史稱「哈斯摩尼王朝」。這個王朝從公元前165年持續至公元前63年前，最終被羅馬帝國吞併。在羅馬人的早期統治時期，哈斯摩尼王朝仍保留了部分實權，但最終馬加比家族被大希律王徹底消滅。以殘暴聞名的大希律王是以東人，獲羅馬帝國特權而統治整個以色列地區。他曾經擴建了猶太教的聖殿[69]。

當大希律王去世後，羅馬帝國開始直接統治以色列地區。其間統治者頻繁更換，而對於猶太人的政策也時緊時鬆。羅馬人與猶太人最大的分歧在於多神教與一神教之間的差異，對此雙方都無法接受對方的信仰[70]。公元66年，以色列地區發生饑荒之後，猶太人發動了一場針對羅馬帝國的起義，史稱「第一次猶太羅馬戰爭」。起義被羅馬皇帝維斯帕先之子及其繼承人提圖斯鎮壓[71]。如今，提圖斯凱旋門仍然屹立在羅馬城，其牆體上的浮雕描繪了攻克耶路撒冷的過程和運回羅馬的猶太燈台等戰利品。因此，尊重歷史的猶太人都不會從該凱旋門內經過，而是選擇繞過這個猶太人歷史上的恥辱標誌[72]。

提圖斯凱旋門牆體上的浮雕，描繪了羅馬軍隊將戰利品猶太燈台運回羅馬的情景

羅馬軍隊破壞了耶路撒冷城的大部分建築，只留下了聖殿的一部分基礎，如今被稱為西牆[73]。在這次起義失敗之後，仍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繼續生活在其國土內，而統治者也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信仰。在公元二世紀，羅馬皇帝哈德良開始重建耶路撒冷，但對猶太人的一些宗教習俗進行了限制。作為反抗，猶太人在巴爾·科赫巴的領導下再次發動了起義並建國維持達兩年[74]。哈德良迅速調動大批軍隊，以壓倒性優勢鎮壓了這次起義，並殺害了50萬左右的猶太人[75]。當135年羅馬軍團大批到達後，猶太人被禁止進入耶路撒冷城，而大多數猶太人信仰也被當局嚴令禁止[76]。隨着耶路撒冷的淪陷和猶太人的被放逐，猶太教結束了以聖殿為中心的組織形式，而拉比作為小規模猶太教社團中的領袖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在羅馬統治時期後，猶太教聖經中不再加入新的內容[77]，猶太教人士開始傾向於對聖經進行解釋和完善哈拉卡等工作，並着力制定不成文法，在塔木德中記載猶太人的傳統文化。這一運動從1世紀持續到了5世紀前後[78]。

到212年為止，所有猶太人都已歸屬羅馬帝國統轄之下。當狄奧多西一世登基羅馬帝國皇位後，基督教開始成為這個日漸衰落的帝國的國教。在羅馬帝國晚期，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社會特徵截然不同。與自由、分散和以社團為中心的猶太人不同的是，基督教徒生活在一個由教宗和皇帝為絕對權威的等級森嚴的社會體系之中[79]。

在古以色列王國滅亡之後，猶太人社群之中的政治體制相對來說是比較民主的。對於舊約《申命記》29:9中的「今日，你們的首領、族長（原文作支派）、長老、官長、以色列的男丁…」一段，塔木德中的拉比如此解釋：「儘管我指定了你們的首領、長老和官長，但你們在我面前一律平等。」此外，塔木德中也經常提及「擁有權利同時也意味着承擔義務」這個理念[79]。

大流散的肇始

儘管從亞述與巴比倫時代起，猶太人已開始離開古以色列地區，但羅馬帝國對猶太人起義的鎮壓才真正導致猶太人大規模地離開故土，從而開始這個民族漫長而悲慘的流亡歷程[80]。當時雖然仍有一部分猶太人生活在猶太王國（該地區被羅馬人改稱為「巴勒斯坦」），但另一些猶太人被賣作奴隸，同時也有一些猶太人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公民[81]。

一些宗教史學者推測古代的一大部分猶太人來源於地中海沿岸希臘羅馬文明中皈依猶太教的居民，上述地區包括亞歷山大港和安納托利亞等地[82]。據記載，在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古埃及，其總人口約為750萬，其中猶太人約有100萬左右[83]。

儘管遺傳學上的證據並不夠充分，但一些歷史學家仍根據一些史料推斷，在基督教的新興時期，整個羅馬帝國居民的10%為猶太人，這個數字只能通過「皈依說」來解釋[82]。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處猶太會堂，位於塞法迪猶太人的聚居點

在大流散開始的數百年間，最重要的猶太人聚居點仍是巴比倫。在這座城市，猶太教經典《塔木德》得以誕生，猶太文化得到了較為寬鬆的待遇。而在拜占庭帝國，猶太人的境遇更為惡劣。當地政府不允許猶太人建造宗教禮拜的場所，也不批准任何猶太宗教機構的設立[84]。基於對彌賽亞再度降臨的信仰，猶太人與侵入巴勒斯坦地區的波斯人聯盟，一度收復了拜占庭帝國統治的耶路撒冷，並統治了該城三年時間。但此後波斯帝國與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媾和。拜占庭再次佔據統治地位，而之前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再次被驅逐出耶路撒冷[85]。

隨着伊斯蘭軍隊在軍事上對拜占庭帝國和巴比倫王國的優勢擴大，猶太人的境遇又一次得到了改善，但他們仍然被視為二等民族[86]。為了對抗伊斯蘭力量，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企圖奪回耶路撒冷，並摧毀該地區殘存的猶太人族群。為了守衛僅有的家園，猶太人積極地參與耶路撒冷的防衛戰，與十字軍展開了英勇的鬥爭[87]。當最終城市陷落時，十字軍將猶太人集中到一個猶太教會堂，進行殘忍的屠殺[88]。在海法，猶太人孤軍奮戰，與十字軍奮戰一月有餘（1099年6月至7月），直至該城被攻破。此時距離古代猶太王國滅亡已達1000年之久，但猶太人社團仍遍佈這片地域。其中有55個城鎮為歷史學家所知悉，包括耶路撒冷、提比利亞、拉姆拉、阿什凱隆、凱撒利亞和加薩等[89]。

中世紀：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

早在羅馬帝國時期，已有一部分猶太人在歐洲定居。在基督教會尚未形成嚴密組織的中世紀早期，猶太人及其宗教並未受到嚴苛的待遇[90]。公元800年至1100年間，約有150萬猶太人生活在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各國[91]。他們未成為封建階級社會中的一部分，因此幸運地避開了許多基督徒不得不承受的奴役或戰爭的磨難[92]。與大多數沒有受教育的基督徒不同，絕大多數猶太人都能寫能讀，具有較高的教育水平[93]。由於他們在金融業、行政和醫生等行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因此往往受到地方君主或貴族的庇護，避免了在基督教社會中的孤立處境[94]。基督教學者甚至會與猶太教拉比討論聖經的有關話題[95]。但此後不久，羅馬天主教廷通過變革，勢力大大增強，尤其是在方濟會和道明會創立後，許多居住在城市裏的基督教徒和對異教缺乏容忍的中產階級紛紛崛起，從此猶太教的好日子便不復存在了。早在1300年，天主教修士和地方僧侶就開始在基督受難劇中大肆宣揚猶太人殺害了耶穌這一情節，從而鼓動普通市民仇視或殺害猶太人[96]。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和驅逐。當14世紀中葉恐怖的黑死病奪走了當時歐洲一半以上人口後，不幸的猶太人又被當做了替罪羊[97]。最後到了1500年左右，屢受壓迫的猶太人終於在波蘭找到了相對安全的環境，並再次繁盛起來[98]。

曾有歷史學家認為有一段時期，生活在西班牙的猶太人超過了歐洲其他國家猶太人的總和。有一些統計數據表明，在12世紀，賽法迪猶太人構成了全球猶太人總人口中的90%左右，但這一比例在之後迅速下降[99]。

歐洲歷史上著名的十字軍運動對猶太人社群造成了極大的衝擊[100]，而且也推進了限制猶太人從事大多數經濟活動的立法活動[101]。這一結果是猶太人只被允許從事貨幣借貸和其他貿易行業。從1300年起，猶太人被驅逐出英格蘭、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他們中的大多數被迫向東遷移到波蘭等東歐國家[102]。根據1764年的統計，約有75萬猶太人居住在波蘭立陶宛聯邦境內。而當時全球的猶太人總數也僅在120萬左右[103]。

1492年，當基督教王國最終統治伊比利亞半島後，基督教徒們終於對猶太人發起了最終和最強勢的驅逐運動（參見西班牙猶太人歷史和葡萄牙猶太人歷史）[104]。到了17世紀，儘管程度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西歐各國的猶太人已嚴重受到成文法律或無形社會壓力的迫害，被迫聚居在所謂「隔都」之中[105]。在20世紀初，絕大多數猶太人都生活在沙俄帝國西部及相鄰的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等國境內[106]。

中世紀：伊斯蘭統治下的歐洲、北非和中東

伊比利亞半島上猶太文化的黃金時期，一名領誦人誦讀逾越節故事的場景，取自14世紀的伊比利亞半島的哈加達

主條目：穆斯林統治下的猶太人歷史

中世紀穆斯林統治下的伊比利亞半島上，處在相對自由環境中的猶太人取得了數學、天文學、哲學、化學和文學等方面的成就[107]。因此這一時期常被稱為「伊比利亞半島猶太文化黃金時代」[108]。

據猶太歷史學家萊昂·波里亞克夫（法語：Léon Poliakov）的研究，在早期伊斯蘭社會中，猶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其社群活動也非常活躍。當時的法律或社會觀念並沒有限制猶太人從事任何經濟活動。許多猶太人跟隨着穆斯林，在新佔領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家園和猶太人社區。巴格達的高官也將其資產委託給猶太銀行家打理。猶太人在海上貨物買賣和奴隸貿易中佔據了相當大的份額。更有甚者，基督教紀元10世紀波斯地區的主要港口城市Siraf的地方長官也由猶太人擔任[109]。

從11世紀開始，各地逐漸出現一些迫害猶太人的事件[110]。1066年的格拉納達大屠殺中，安達盧斯的全部猶太人慘遭滅絕[111]。在中世紀的北非[112]、埃及[113]、敘利亞[114]和也門[115]，也發生了數起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

當時控制着伊比利亞地區的伊斯蘭教穆瓦希德王朝比穆拉比特王朝奉行更徹底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因此對待統治範圍內的猶太人和基督教徒（這兩類人被統稱為「吉瑪人」）更為苛刻嚴酷。大量猶太人和基督徒被驅逐出摩洛哥和安達盧斯[116]。猶太人面對僅有的改宗皈依或種族滅亡的兩個選擇時，毅然決定集體外遷。當時包括猶太思想家邁蒙尼德家族在內的許多猶太人向東遷移到較為寬容的穆斯林國家，而另一部分猶太人則被迫向北進入基督教日漸興盛的西歐和中歐地區。[117][118]而從15世紀起，摩洛哥的猶太人被限制居住在稱為「猶太人區」的特定社區內[119]。

進入中國的猶太人

成規模進入及有史可考者為北宋開封的「一賜樂業」人，目前發現的家譜共有七姓八家，人數不詳。「一賜樂業」為北宋皇帝賜名，當為「以色列」的音譯。由於猶太教與大約同時代進入中國的伊斯蘭教徒擁有同樣不食豬肉的宗教信仰，因此北宋時代的中國人將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混淆，稱其宗教為：「古教」、「藍帽回回」、「朮忽回回」，稱猶太人為：「朮忽」、「竹忽」、「主吾」、「主鶻」、「朱乎得」、「祝虎」、「珠赫」等。歷史上的中國從來沒成為政教合一的宗教國家，因此進入中國的猶太人不像其它地方的同族那樣受到宗教迫害，北宋時的開封「一賜樂業」人擁有與中國漢族人同樣的科舉考試的權利，至明朝建立時，中國的猶太人已經完全喪失猶太人的信仰（可能尚保存有少量傳統習俗，但其本人已經不了解此習俗含義），與周圍的漢族無異。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明文規定「色目人」「回回人」不許本族內通婚[120]，從此時的開封「一賜樂業」人遺留的家譜來看，他們此時已經是可以和「色目人」「回回人」通婚的漢族人。

啟蒙運動和解放時期

在歐洲啟蒙時代，猶太民族內部也湧現出了嶄新的思想觀念。與歐洲的其他民族一樣，猶太民族也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猶太啟蒙運動」（音譯為「哈斯卡拉運動」，Haskalah）。具有新思想的猶太人開始摒棄自身與周邊民族的隔閡感，主動接觸和學習其他歐洲文明的知識、習慣和文化。猶太人學校除了宗教知識外，也開設了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課程。此外，猶太人也開始關注其獨特的民族特質，對猶太民族歷史和希伯來語的學習興趣也日漸濃厚[121]。

「猶太啟蒙運動」對於幾乎所有現代猶太教宗派都產生了巨大影響[122]。同時，這個運動也促進了猶太人與居住地主流社會之間的文化交流乃至19世紀的猶太教改革運動[123]。與此同時，另一個與啟蒙運動幾乎完全對立的新思潮也應運而生，即「哈西德派」（意為「虔誠者」，Hasidic Judaism）。該派創始人為17世紀的波蘭猶太教神秘主義拉比伊斯雷爾·巴爾·閃·托夫（Israel ben Eliezer, the Baal Shem Tov），他領導的哈西德運動使猶太教得以再次復興[124]。上述兩大思想運動以及猶太教正統派構成了現代猶太教的主要派別的基礎[125]。

在猶太人進行內部改革的同時，歐洲社會的主流文化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1791年，法國開始了「解放猶太人運動」，成為首位賦予猶太人平等法律權利的歐洲國家[126]。此後，拿破崙一世進一步邀請猶太人走出隔都，並給予他們許多新的政治權利（參見拿破崙與猶太人）[127]。另外，諸如丹麥、英國和瑞典等國也在啟蒙運動時期改變了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創造了對猶太人比較寬鬆的生活環境，因此一部分猶太人從其他地區移民到上述國家定居[128]。到了19世紀中葉，幾乎所有西歐國家都採取了解放猶太人運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就是教宗國。另外，東歐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活動仍無減弱，19世紀末的猶太人定居區內依然出現了多次大規模的屠猶事件[129]。東歐各國赤裸裸的暴力排猶運動和西歐各國社會民眾的反猶思潮促進了猶太人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並最終導致了錫安主義的誕生[130]。

錫安主義與大規模移民活動

19世紀30年代波蘭猶太錫安主義學校內的宣傳畫報。錫安主義者在波蘭政治界活動非常活躍。1922年波蘭選舉中，35個猶太人議員席位中，有25席被錫安主義者佔據[131]。

錫安主義（又稱「猶太復國主義」），是猶太人發起的一場國際性政治運動，也指支持猶太人在古以色列地建立猶太人家園的政治主張或意識形態。儘管這一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久的歷史，但首位正式提出錫安主義思想的人是19世紀末奧匈帝國猶太裔記者西奧多·赫茨爾[132]。在國際範圍內具有廣泛影響的錫安主義運動取得的最大成就是1948年以色列國的成立。此後，錫安主義繼續發揮着支持以色列政府和猶太民族的作用[133]。作為一種「散居民族的民族主義」[134]，錫安主義者們將其主張定性為「追求猶太民族自決權的民族解放運動」[135]。

儘管錫安主義的一部分源自猶太教思想，包括自古以來對回到以色列地的嚮往等[136][137]，但現代錫安運動產生的背景主要是猶太人對於歐洲反猶主義的一種反彈[138]。

除了提出本民族的政治主張外，19世紀後期的歐洲猶太人開始從東歐各國成批地逃亡或移民至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等地。至1924年為止，約有200萬猶太人移民至美國。在這個國家，猶太人幸運地擺脫了歐洲反猶主義的壓迫（參見美國猶太人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及同盟國雙方參戰軍人中有117萬2千名以上的猶太裔士兵，其中沙皇俄國軍隊有45萬名猶太人，而奧匈帝國的猶太人士兵人數也達到了27萬5千人[139]。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納粹大屠殺

在希特拉執政的納粹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歐洲反猶主義浪潮達到了無以復加的極端。從1941年到1945年期間，約有600萬猶太人遭到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40]。在早期，納粹黨人僅僅通過緝捕隊和別動隊在其佔領地區展開零星的抓捕和謀殺。到了1942年，納粹黨高層通過了「最終解決方案」，決定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種族滅絕，於是專門建造了多個集中營用以高效率地屠殺猶太人[141][142]。早先已被隔離在歐洲各地隔都內的數百萬猶太人被集體（通常使用火車）運往集中營，然後被成批地毒殺或槍殺。猶太人的遺骸或被焚化，或被就地掩埋。其餘少部分猶太人則被關押在集中營中，被迫提供廉價的勞動。由於缺乏充足的食物和醫療設施，集中營中的猶太人死亡率非常之高[143]。因此在1941-1943年間，有大量猶太人逃亡至較溫和的意大利王國及其佔領區。在德佔區，面對日益嚴酷的生存環境，猶太人也被迫反擊，其中發動了著名的華沙猶太人起義，但遭到了德軍的鎮壓。

同時，在反法西斯盟軍一方，約有140萬猶太裔士兵參加了這場大戰[144]。上述人數中，約有40%來自蘇聯紅軍[144]，另外超過3萬名巴勒斯坦猶太人組成志願軍「猶太旅（Jewish Brigade）」，加入了當時的殖民宗主國英國的軍隊[145]。

現代以色列

1948年，猶太人佔多數的以色列國宣告成立[11][146]，這是自羅馬人滅亡古代猶太國後的第一個猶太人國家。經過第一次中東戰爭後，生活在北非和中東地區的85萬猶太人中的大部分紛紛遷移到以色列國內[147]，這部分人口與二戰後從歐洲來的移民構成了以色列國的人口主體（參見從阿拉伯世界撤離的猶太人）。到了20世紀末，全球猶太人分佈已有了明顯變化，其中以美國和以色列為兩大聚居中心。

族群問題

現代以色列雖然被定義為猶太人國家，但實際上為非單一民族國家的多元文化世俗主義社會，亦是「民族大熔爐」。因猶太人分散超過千年，經過通婚、混血，導致各地猶太人長相差別極大：有金髮碧眼的歐美白人混血，與阿拉伯人長相相近的西亞與北非混血，與非洲黑人埃塞俄比亞混血等。以色列官員承認：「沒法憑外在判斷誰是猶太人。」

儘管受盡種族歧視的苦痛教訓，不同的猶太人族群在以色列仍存在歧視他人的排斥行為，社經地位差異與血液歧視，外表是白人、來自歐美的猶太人移民一般具較高的社經地位，某些學校拒收埃塞俄比亞混血的猶太幼童，衛生單位甚至以防範愛滋病為由，血庫不接受這些人的捐血。[148]

人口及分佈

以色列

以色列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個猶太人佔人口多數的國家[149][150]（法律上及人口登記，實際上不少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不具有以色列的公民權）。

以色列國成立於1948年5月14日，採用議會民主制[151]。在以色列國會的120名議員中[152]，目前有12名阿拉伯裔人士代表着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族群，國會120名議員由比例代表制產生，因此出現很多政黨，自建國以來歷屆政府全部是聯合政府，政府內閣由總理領導，總理須獲得至少61名議員的信任投票支持。

另外，在以色列最高法院中也有一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大法官[153]。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間，該國猶太人人數從80萬激增至200萬[154]。目前該國猶太人口約為540萬人，佔全猶太人總人口的75.8%[22]。以色列國建國初期接納了大批抱持錫安主義的猶太裔移民，其中包括在歐洲經歷了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和從阿拉伯國家遷移過來的人口[155]。另外從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早期，以色列也接納了大批從埃塞俄比亞遷入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156]。1974年至1979年之間，約有227,258名猶太人從蘇聯移民到以色列[157]。這一時期內，從西歐、拉丁美洲和美國移民來的人口也有所增長[158]。另外，也有一少部分從印度歸來的猶太人和因躲避大屠殺而定居在美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和南非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移民至以色列。與此相反，也有一部分猶太人由於經濟問題或者對以色列的政治以及以阿衝突等失去信心而遷出以色列。這一群體被稱為約迪姆人[159]。

猶太人散居地區

20世紀初的猶太新年賀年卡。背着行李舉家遷移的俄羅斯猶太人，望着海峽另一邊熱情歡迎他們的美國猶太人。在1881年至1924年期間，超過200萬猶太人為躲避沙俄大屠殺，舉家到美國避難[160]。

在歷史上，猶太人的人口分佈發生過多次變動，其中下列事件對於20世紀末的猶太人分佈格局有着比較重要的影響：19世紀中葉的美國移民潮、錫安主義運動的興起、沙俄時代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以色列國建國、猶太人大批撤離阿拉伯地區[161]。

現今擁有最多猶太人口的國家是美國。根據不同統計數據，約有530萬至650萬的猶太人生活在美國。此外，擁有較多猶太人的美洲國家有：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烏拉圭、委內瑞拉、智利等 （參見拉丁美洲猶太人歷史）[22][23]。

西歐地區最大的猶太人社區在法國，包括約49萬猶太人，其中大多數是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等北非伊斯蘭教國家的移民或難民及其後代[162]。另外，英國的猶太人人數達29萬人。東歐曾是歷史上大批猶太人聚居的地區，據粗略估計目前約有35萬至100萬左右的猶太人生活在原蘇聯統治的地區。除了以色列外，現代猶太人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為德國，尤其在其首都——柏林。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從原民主德國地區遷移至德國全境居住[163]。

在1945年前後，北非和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世界居住着大約90萬猶太人。隨着以色列建國和反錫安主義[164]的升溫，阿拉伯地區對猶太人採取了有組織有計劃的迫害及驅行動，最終導致絕大多數猶太人在1950年代被迫前往以色列、北美及歐洲等地定居，而不少原居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則被迫遷到約旦、埃及及沙特阿拉伯等地。

在1979年伊朗革命前，該國有10萬左右的猶太人，但現在的伊朗國內猶太人人數下降至10800人左右。在革命後，小部分猶太人逃離到以色列或歐洲，但大多數都撤離到了美國（其中洛杉磯是主要目的地之一，當地的猶太人社群被稱為「Tehrangeles」）[165]。

人口變化

融合與混同

早在古希臘時期，一部分猶太人就開始或自願或被迫被融合同化到周邊非猶太人社會中，不再信仰猶太教，其對猶太人身份的自我意識也逐漸消失[166]。猶太人在各個地區和各個時期都在不斷與周邊民族進行融合[166]，其中一些社群最終完全消失，如中國的開封猶太人[167]。1700年代出現的猶太啟蒙運動和之後的歐美各地的猶太解放運動也很大程度地促進了猶太人參與並融入到世俗社會中，其結果是猶太人開始與非猶太人通婚，並不再參加猶太人社團的活動[168]。異教徒通婚的比率在各地有很大差別：在美國，該比率低於50%[169]；在英國，該比率約為53%；在法國，約為30%[170]；而在澳大利亞及墨西哥等地，上述比率則低至10%[171][172]。在美國，父母中只有一方為猶太人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會參加猶太人社團的宗教活動[173]。從結果來看，大多數猶太人流散地的猶太人口或保持動態穩定，或在以較慢的速度逐步縮小，猶太人正在持續不斷地融合於周邊的文化中。

戰爭與迫害

在歷史上，許多地區和國家的統治者和政府都對猶太人社群實施過種族壓迫甚至徹底性的摧毀。從被驅逐出境到被種族滅絕，占人口極少數的猶太人遭受了各種磨難和迫害。反猶主義史上的主要事件包括：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對猶太人的屠殺[100]；托馬斯·托奎曼達（Tomás de Torquemada）領導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葡萄牙宗教裁判所（Portuguese Inquisition）通過宗教裁判的形式對新教徒和瑪拉諾猶太人的迫害[174]；烏克蘭的哥薩克族首領博格丹·克米爾尼茨基對猶太人的屠殺[175]；俄國沙皇指使的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176]以及發生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德國等地對猶太人的隔離驅逐行動[177]。對猶太人的迫害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到了極致，希特拉等納粹黨人炮製的最終解決方案導致了慘絕人寰的猶太人大屠殺，在1939年至1945年期間，約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178]。

根據詹姆斯·卡路（James P. Carroll）的估計，「猶太人人口曾經達到羅馬帝國總人口的10%。按照這一比例推算，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現在的猶太總人口應達到2億，而不僅僅是現有的1300萬。」[179]。當然，從人口統計學來看，下列因素如：人口增長率、傳染病、人口遷移、自然融合以及被迫改變信仰等都會導致猶太人口總數的波動。根據《美國人口遺傳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的論文統計，現代的伊比利亞半島居民中有19.8%具有賽法迪猶太人的血統[180]，這表明歷史上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特稱「converso」）人數可能高於原先的估計[181]。

移民

在整個猶太歷史上，猶太人不停地被直接或間接驅逐出他們原來的祖國以色列地以及許多已定居的地區。這種作為難民的經歷在很多方面都塑造了猶太人的身份和宗教習俗，因此，成為猶太歷史的重要組成元素。[182]下列是值得注意的主要遷移的部分清單，包括許多在脅迫下被驅逐或被迫離開的事件：

傳說中，族長亞伯拉罕被描述為一個從迦勒底的烏爾移民到迦南地區的迦勒底人，因為寧錄王想殺他。[183]

在聖經的《出埃及記》中，以色列的後裔離開古埃及（希臘語的「離開」或「出走」），雖然這個故事的歷史真實性尚待考證。[184]

亞述政策是驅逐和移除被征服的人民，據估計，在亞述統治下的約3個世紀中，約有四百五十萬被囚禁的人遭受到驅逐。關於以色列，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宣稱他驅逐了加利利南部約80％的人口，大約有13520人。據說，以色列王國的百分之20到2的以色列人中有27,000人被薩爾貢二世流放，並且被其他一些被驅逐出境的人口所取代；這些被流放的猶太人將永久地在亞述流亡，他們最初到了亞述帝國的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省份。[185]

猶大王國有1萬至8萬人被流放到巴比倫，然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魯士二世允許他們回到猶地亞，接着，羅馬帝國又導致許多人流亡出去。[186]

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猶太人2000年的流亡生活開始了，猶太人遍佈整個羅馬世界，他們從一塊土地流亡到另外一塊土地。他們定居在能夠自由從事宗教信仰的地方。在流散過程中，猶太人生活的中心從巴比倫移至伊比利亞半島、波蘭和美國，由於錫安主義，他們又回到了以色列。[187]

歐洲中世紀時期和歐洲啟蒙運動時期，許多猶太人被驅逐了，其中包括：1290年，16000名猶太人被驅逐出英國；1396年，100,000人被驅除出法國； 1421 年，無數人被驅逐出奧地利。其中許多猶太人定居在東歐，特別是波蘭。[188]

在1492年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之後，西班牙大約有二十萬的塞法迪猶太人被西班牙皇宮和天主教會驅逐，隨後，在1493年的西西里（37,000猶太人）和1496的葡萄牙，很多猶太人被驅逐出境。被驅逐的猶太人主要逃到奧斯曼帝國、荷蘭和北非，其他人遷往南歐和中東。[189]

在十九世紀，法國不分宗教的平等公民政策導致了猶太人遷移到別的地方（特別是東歐和中歐）。[190]

數百萬猶太人來到新大陸，者包括從1880年至1925年移民到美國的二百多萬東歐猶太人。（參看詞條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United States和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191]

東歐的大屠殺、[192]現代反猶主義的崛起、猶太人大屠殺、[193]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崛起[194]都促成了猶太人從一個大陸遷到另一個大陸，從一片土地移到另一片土地。最後，他們大量地回到以色列的最初歷史家園。[195]

伊朗伊斯蘭革命讓許多伊朗猶太人逃離伊朗。大多人在美國（特別是洛杉磯）和以色列避難。在加拿大和西歐有較小的波斯猶太社區。[196]

當蘇聯崩潰時，許多受影響的領土上的猶太人（他們已經是refuseniks）突然被允許離開。這帶來了20世紀90年代移向以色列的移民潮。[159]

增長與發展

目前歐洲和北美的猶太人口增長主要歸因於移民，與此相對，以色列是唯一一個依靠猶太人自然增長而維持人口擴大的國家。在大多數海外猶太人社群，猶太人人口或停滯不前，或緩慢下降，只有在猶太教正統派和極端正統派控制的地區，其社群成員往往基於宗教原因而不採取控制生育的措施，從而導致較快的人口增長率[197]。

一般正統派和保守派都不鼓勵促使異教人士改宗猶太教，但是有許多猶太團體開始嘗試讓一些已被流散地的異文化融合的猶太人社團重新建立猶太教信仰。此外，儘管猶太教改革派在原則上提倡吸納新成員，但這並不意味着積極的傳教或勸說改宗活動，而僅僅限於通過與非猶太人通婚而吸收異族配偶進入猶太人社群[198]。與此同時，正統派人士卻傾向於勸說普通猶太人強化其猶太人身份意識，從而往往會減少異族通婚的機會。結果有分析表明，最近25年來，世俗猶太人逐漸加強了其種族身份的認同感，開始嚴格遵守宗教信仰（這一運動被稱為「Baal Teshuva」），但這一趨勢尚未能得出統計數據的支持[199]。另外，由非猶太人士發起的「自由選擇做猶太人」（Jews by Choice）的運動也逐漸產生了一定影響[200]。

內部族群區分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可以根據各自的特徵劃分為多個不同的族群。猶太人的起源同為生活在迦南地區的古以色列人（Israelite），但是在數千年的大流散中與各地民族的融合混同產生了猶太人內部各個獨立的分支。由於各個族群居住的地域相隔甚遠，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獨自平行發展，互相之間在體貌外觀、語言、宗教風俗、文化等方面產生了極明顯的差異[201]。

猶太人中最主要的兩個分支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又稱「德國系猶太人」，阿什肯納茲在希伯來語中意為德國）和塞法迪猶太人（又稱「西班牙系猶太人，塞法迪在希伯來語中意為西班牙或伊比利亞半島）。此外，第三個主要族群被稱為米茲拉希猶太人（又稱「東方系猶太人」，米茲拉希在希伯來語中意為東方），主要包括中東和北非的猶太人。值得注意的是，出於宗教儀式的原因，米茲拉希猶太人有時也被稱為「塞法迪人」[202]。

除了上述主要分支外，猶太人中還包括一些人數較少的群體：印度猶太人（其中包括Bene Israel、Bnei Menashe、Cochin Jews和Bene Ephraim等）、希臘猶太人（Romaniotes）、意大利猶太人（Italkim或Bené Roma）、也門和阿曼地區的猶太人（Teimanim）、非洲猶太人（其中以埃塞俄比亞地區的貝塔以色列人為代表）以及中國猶太人（尤以開封猶太人為代表）等等[203]。

很多時候，上述分支和族群之間的區別並非清晰可辨。例如，米茲拉希族猶太人就融合了北非、中亞、高加索地區和中東地區的猶太人的血統。在現代用語中，「米茲拉希族」有時被稱為「賽法迪族」，因為兩者具有近似的禮拜儀式，但其實前者的宗教儀式是獨立於後者發展起來的。而在米茲拉希族之中，又可以細分為：伊拉克猶太人、埃及猶太人、柏柏爾猶太人、黎巴嫩猶太人、庫爾德猶太人、利比亞猶太人、敘利亞猶太人、布哈拉猶太人、山地猶太人、格魯吉亞猶太人等等。雖然也門和阿曼的猶太人有着獨特的禮拜儀式等習慣，但有時他們也被歸類於米茲拉希族之中。另外，一部分賽法迪族人也聲稱他們是因1490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規模排猶運動才遷移至中東和北非的，因此與原先生活在這些地區的猶太人也有了明顯的區分[203]。

儘管猶太人內部有着如此眾多的分支，但阿什肯納茲族猶太人仍佔據了現代全球猶太人口中的絕對多數。他們約佔所有猶太人口數的70%以上（在二戰和猶太人大屠殺之前，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0%）。作為從歐洲大批移民的結果，阿什肯納茲族人在所謂新大陸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的猶太人中更是佔據了絕對多數。而在法國，從北非移民來的米茲拉希族猶太人的規模開始超過當地的阿什肯納茲人和賽法迪人，成為該國猶太人中的最大族群[204]。而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才是各個分支的猶太人的大熔爐，但是十分不幸的是來自各個地區的猶太人並沒有都在這裏獲得一席之地和平等地位。比如說在教育方面，以色列對埃塞俄比亞裔猶太人就具有着嚴重的歧視。[205]。

遺傳學研究

基因學研究表明，現代猶太人民族中含有多種不同的血統，但大多數人口的血統仍可以追溯到一個居住在特定地域並經過獨立演化的古老種族[206]。儘管DNA測試結果論證了各個猶太人支系中都存在着3000年以上的族內通婚，但這其實仍低於其他民族的程度。[207]目前為止的研究結果不僅證實了傳統意義上的猶太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代被迫流亡異鄉的以色列人，同時也推翻了那些主張絕大多數現代猶太人僅僅是具有猶太教信仰而不帶有古代以色列人血緣的論點[207][208]。

DNA分析結果進一步表明，現代猶太人中的祭司家族（「Kohen」）都源自大約3000年前的同一個祖先[209]。這一結論適用於全世界各地猶太人[209]。研究人員猜測現代猶太祭司家族的「共同最近祖先」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大致相當於聖經《出埃及記》發生的時期）至公元前586年（巴比倫人摧毀第一聖殿）之間[210]。此外，他們也發現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賽法迪猶太人之中也存在類似現象[210]。專家根據基因學的分析，推測第一代祭司與現代人相隔可能有106代，時間上約相隔2650年至3180年，後者取決於平均每一代人以25年計算還是以30年計算[210]。此外，正如可薩人被融合入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一樣，一部分異族個人和群體通過皈依信奉猶太教而影響了現代猶太人的基因結構，但相對於猶太人整體而言，這一比例仍非常小[211]。

美國國家科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歐洲、北非和中東地區的猶太人群體的父系基因庫均源自中東地區的同一個民族，自大流散以來，大多數猶太人群體與周邊的非猶太人保持着相對隔離的發展過程」[206]。研究者驚奇地發現，無論猶太人散居在哪一地區，他們基因中的同一性程度都相當高[206]。

此外，Y染色體研究結果也表明，全球猶太人族群的基因與庫爾德人、敘利亞人以及巴勒斯坦人都比較近似[209][212]。科學家斯科雷吉（Skorecki）及其研究組成員認為，「據我們研究的猶太人和中東非猶太族群的標本體現出的高度近似性而言，…可以證實他們擁有同一個中東地區的先祖的假說。」[209]。另一份研究報告推斷，82%的阿拉伯人和70%的猶太人包含了分別來自三個單倍群的混合染色體池。[213]。

基因研究

Y染色體的研究往往能夠確定在古代人口中少數創始人，這些創始人的成員經常分離，並遵循不同的遷移路徑。在大多數猶太人口中，這些男性祖先似乎主要是中東地區。例如，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中東群體而不是和居住在東歐、德國和法國萊茵河谷的非猶太人群體有着更多的共同父系。這與猶太傳統一致，因為這個傳統將大多數猶太父系的來源認定在中東地區。相反，通過觀察猶太群體的線粒體DNA，人們發現他們的母系一般更為異質。哈里·奧斯特勒（Harry Ostrer）和拉斐爾·法爾（Raphael Falk）等學者認為，這表明許多猶太男性在逃離古代以色列後，在流散遷徙的地方（歐洲和其他社區）找到了新的伴侶。相比之下，Behar已經發現有40％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來自於只有四名中東地區的女性創始人。塞法迪和米茲拉希猶太群體的人口「沒有顯示出受到狹窄的創始人影響的證據。」Feder等人進行的後續研究確證了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中有大量非本地母系來源。研究者在反思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母系來源發現時，總結道：「顯然，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差異遠遠大於猶太社區內所觀察到的差距，所以，當比較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時，猶太社區之間的差異可以被忽略。」[214]

隨着技術的發展，對常染色體DNA的研究（這種研究觀察整個DNA mixture）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們表明，猶太人口往往在獨立社區中形成相對密切關聯的群體，一個社區中的大多數人擁有共同的祖先。對於流散的猶太群體來說，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塞法迪猶太人和米茲拉希猶太人的基因組成顯示了他們有着共同的中東祖先。Behar認為，對這個共同的中東祖先最簡單的解釋是，它符合猶太人的歷史背景，因為猶太人是黎凡特的古代希伯來人和以色列人的後代」，而且「在古代，古以色列的人民分散在整個世界。」而基因中的北非、意大利和其他伊比利亞半島起源顯示了在母系的歷史中常常與非猶太的主導人種群混合。在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塞法迪猶太人（特別是摩洛哥猶太人）的案例中（這兩派是緊密相連的），非猶太人混血來源主要是南歐，而米茲拉希猶太人顯示出與其他中東人口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混血的證據。 Behar等人提到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和現代意大利人特別密切的關係。人們發現猶太人與新月沃土北部的群體（庫爾德人，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而不是阿拉伯人的血緣關係更親近。[215]

研究還顯示，今天的伊比利亞（西班牙和葡萄牙）和伊比利亞美洲（西班牙裔美國人和巴西）遍佈着具有Sephardic Bnei Anusim（那些被迫轉信天主教的anusim的後裔）血統的人，據估計，伊比利亞近現代人口的19.8％，和至少10％的伊比利亞美洲人口在過去幾個世紀中都有塞法迪猶太人血統。同時，印度的Bene Israel以及埃塞俄比亞貝塔以色列，以及南部非洲的一部分倫Lemba人儘管與當地國家的人口更加相似，但他們也有一些偏遠的古代猶太人血統。[216]

猶太文化

宗教信仰

猶太教是猶太人的特有宗教。由於包含着對猶太人生活的多方面規範，因此猶太教不僅僅被視為一種宗教信仰，同時已經潛移默化地成為猶太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及身份認同[40]，因此很難在猶太教、猶太文化和猶太人身份之間做出清晰的界定。正如古代希臘社會的多樣性一樣[217]，猶太文化在漫長的歷史和不同的地域中產生了各不相同的特質。例如在啟蒙時代（參見猶太啟蒙運動）前後的歐洲社會[218]，在安達盧斯（伊斯蘭教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43]，在北非和中東[43]，在印度[44]和中國[45]，乃至現代美國[219]和以色列[220]，許多文化現象已與宗教出現了很大程度的分離。

當今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主要還是猶太教，但也有少部分人轉信其他宗教，如基督宗教、佛教等，亦有不少猶太人成為無神論者，但仍會保留猶太傳統。這些猶太人大都生活在以色列以外的其他國家（已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若移民至以色列，一律不承認為猶太人）。

婚喪嫁娶

猶太人為了遵守猶太律法的約束，在其從搖籃到墳墓的每個人生重要階段，都形成了許多獨特的習俗和儀式，這也構成了猶太世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每個猶太男孩在出生後的第八天，其父母都要邀請親朋好友，為其舉行割禮，即用刀子割損其生殖器的包皮。割禮具有悠久的傳統，在《希伯來聖經》中有明文規定。猶太人將割禮視為上帝與猶太人之間神聖的契約，不可違背。除非當天因生病不宜施行手術，否則所有男孩都必須在出生後第八天舉行割禮。行割禮後，父母同時要為新生兒取名，一般應包括一個希伯來語名字。另外，皈依猶太教的男子也應在入教時施行割禮，以表示與上帝立約。

當一個猶太人的長子出生滿30天後，父母會將其帶到祭祀或利未人行贖長子禮。一般父母需要根據《托拉》的規定，支付五舍客勒以色列幣以贖回長子。這也是《聖經》《民數記》中規定的猶太人的重要教儀。

當男孩長到十三歲時，就要舉行成年禮，又稱受誡禮。根據猶太教傳統，舉行過成年禮後的男子就被視為成年人，可以參加各類正式的宗教活動。成年禮是猶太人家庭的一件大事，一般選擇在安息日於猶太會堂舉行，並有拉比負責儀式的進行。剛成年的男子應到講壇上去做「阿利亞"（即誦讀頌讚禱文）。從十九世紀起，除正統派外，其他猶太教派一般也為年滿十三歲的女孩舉行成年禮。

在猶太教看來，婚姻和繁衍後代是人的神聖義務，因此猶太教義鼓勵教徒結婚和多生多育。傳統的婚姻也是在媒人牽線的情況下有父母做主，經過男方下聘書、訂婚、婚禮等環節完成婚姻儀式。猶太人的婚禮也比較隆重，通常會在猶太會堂或露天（正統派）舉行。出席婚禮的人數一般與祈禱儀式一樣，應不少於十人，並要有兩位證婚人。婚禮上比較特別的儀式是由新郎踩碎一隻酒杯。據說這可能是為了紀念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也可能是為了提醒新人在未來生活中可能面對的困難和痛苦[221]。與其他一些主要宗教不同，猶太教並不禁止人們離婚。只要雙方同意，並在拉比的主持下，夫妻可以完成離婚手續，簽發離婚書。在性關係方面，猶太律法禁止女子在其月經前後12天內與男子同房，這間接促進了夫妻在女子排卵期進行性生活，從而達到多生多育的目的。

在葬禮這個人生的最後階段，猶太人恪守簡樸的作風。一般人死後應在24小時內迅速下葬。葬禮上不准舉行任何獻祭，只能祈禱和誦經。關於埋葬方式，正統派反對火葬，但改革派教徒卻允許火葬。根據正統派教徒的習俗，葬禮上禁止使用鮮花和音樂等象徵歡樂的元素。猶太教主張喪葬從簡，一般只是在平地上立一塊墓碑，前來弔唁或掃墓的人們一般也只是在墓碑上放一塊小石頭表示紀念。[222]。

語言文字

希伯來語是猶太民族的正式書面用語（又被稱作「lashon ha-kodesh」和「神聖的語言（the holy tongue）」）。它既是許多猶太教經典（Tanakh）的標準用語，也是數個世紀以來猶太人使用的日常語言。在公元前5世紀，與希伯來語比較近似的阿拉米語開始滲透進猶地亞地區的日常口語[223]。到了公元前3世紀，流散的一部分猶太人開始使用古代希臘語[224]。目前，現代希伯來語是以色列國的兩種官方語言之一（另一種為阿拉伯語）[225]。

首位成功地使希伯來語復活的人是1881年到達巴勒斯坦地區的艾利澤·本-耶胡達。這是自從Tannaic時代之後希伯來語第一次恢復為猶太民族的母語[223]。16個世紀以來的大多數時間中，這種語言都被作為一種宗教儀式用語和猶太教經典的書面用語，此外僅僅有極少部分生活在Shabbat的猶太人會使用希伯來語作為日常語言[226]。長期以來，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已改為使用當地的語言，同時也發展出一些特別的方言或語言支系。其中，意第緒語是由散居在中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使用的語言，其中綜合了德語和猶太語言的元素；拉迪諾語則是由伊比利亞半島的賽法迪猶太人使用的方言，其受到了西班牙語的影響。在經歷了猶太人大屠殺、從阿拉伯地區的撤離以及全球猶太人社群的大融合之後，一些使用人口很少的猶太語支系已大為衰退，例如：猶太-格魯吉亞語，猶太-阿拉伯語，猶太-柏柏爾語，猶太-克里米亞韃靼語，猶太-馬拉雅拉姆語等[227]。

目前在全球猶太人口中使用最多的三種語言分別為：英語、現代希伯來語和俄語。此外，法語和西班牙語也在猶太人群中有着較高的使用率[227]。

儘管猶太人努力將希伯來語恢復為猶太民族語言，但全世界猶太人並不普遍擁有這種語言知識，且通用英語，因此英語已經成為猶太人的通用語。[228]雖然許多猶太人有足夠的希伯來語言能力來學習古典文獻，而且猶太語和意第緒語、拉丁語一樣也是最近在20世紀初被普遍使用的，但現今大多猶太人缺乏這樣的語言能力，英語大體上取代了大部分的猶太口頭語，一些羅馬語言，特別是法語和西班牙語，也被廣泛使用。[229]歷史中，猶太人說得最多的是意第緒語， [230]但是，在猶太大屠殺之後、在錫安主義運動之後以及在以色列國採用了現代希伯來語之後，今天已經很少人使用了。在某些地方，猶太人社區的母語與主要社群的母語不同。例如，在魁北克，較大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社群採用英語，而較小的塞法迪猶太人社群使用法語和自己的原初語言。[231]同樣地，南非猶太人採用了英語而不是南非語。由於沙皇和蘇聯的政策，[232]俄羅斯人已經停止將意第緒語視為俄羅斯猶太人的語言，但這些政策也影響到鄰國社群。今天，俄語是蘇維埃解散之後的諸多國家的猶太社群的語言，例如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233]，也包括在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塔吉克斯坦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語言。[234]北非的猶太社群雖然很小，但是猶太人已經從一個多語言的組織轉變成一個單語（或接近單語）的社群，他們在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市中說法語，而大多數北非人繼續使用阿拉伯語作為母語。[23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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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在20世紀，猶太人獲得的諾貝爾獎——可能是相關的六個領域中最權威的獎項——的次數超過了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族裔或文化族群。猶太人獲得了大約五分之一的諾貝爾獎，而猶太人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僅僅不足1%。”——我看这说明犹太人是一个寄生集团，附着于各个社会的特殊部位。从语源学上看，犹太人就是迦南人——因为希伯来语属于迦南语族。人又说“希伯来语属于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中部闪米特语支迦南语群，与阿拉伯语是亲属语言。文字采用由腓尼基字母直接发展来的方体字母，从公元前5世纪起沿用至今。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犹太人的民族语言，是希伯来《圣经》的语言。 在犹太人的大流散中，希伯来语不再作为口语，仅作为宗教仪式语言和书面语言。”——我看犹太人就是迦南人，不仅就其起源而言，而且就其后续而说——

佚名网文《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报道：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在十五世纪，许多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境的赛法迪犹太人移民到阿尔及利亚；其中有受尊敬的犹太学者，包括以撒·本·谢谢特和西蒙·本·泽玛·杜兰。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大多数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之前已获得法国公民身份，绝大多数移居法国，其余移居以色列。那些依然居住在阿尔及尔的人大多居住在布利达，君士坦丁和奥兰。在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内战导致剩下的大部分犹太人离开。1994年，伊斯兰武装组织反叛武装部队于1994年宣布对该国所有非穆斯林发动战争，对留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那一年，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放弃了他们的最后一个犹太教堂-阿尔及尔大犹太教堂。

今天，法国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北非裔，因此，最近从法国移民到以色列的大部分是由北非裔犹太人组成。

早期历史

至少在罗马时期以后，阿尔及利亚就有犹太人定居点的证据。墓志铭在考古发掘中被发现，证明了在纪元初已有犹太人生活在北非。据说柏柏尔人的土地很欢迎从罗马帝国来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公元70年提图斯破坏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座圣殿，此后在公元117年的基托战争中，北非和地中海的犹太人定居点得到了加强。

穆斯林时期

在公元七世纪，因西哥特王国逼害，国内的犹太人逃到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马格里布，使北非的犹太定居点加强。在那个世纪，伊斯兰军队征服了整个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

许多西班牙犹太人因在14世纪于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的迫害和1492年的驱逐法令被逼逃亡北非，很多人在阿尔及利亚落脚，并与当地的犹太人混在一起。在十六世纪，奥兰，贝贾亚和阿尔及尔等地有大型的犹太人社区。在特莱姆森和康斯坦丁等内陆城市也有犹太人生活在穆斯林当局允许的范围内，奥兰的一些犹太人保留了拉丁语——直到19世纪，这是一种独特的西班牙语方言。

奥斯曼帝国后期，犹太商人在经济上很成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袭击是由于迪伊要求法国政府向两名犹太商人支付大笔的小额债务而引起的。 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来自意大利里窝那更为富有的犹太人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定居。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交流加强了犹太社区。后来在19世纪，来自得土安的许多西班牙裔犹太人定居在阿尔及利亚，创造了新的社区，特别是在奥兰。

法国统治下

1830年，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人口在15,000至17,000之间，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约有6500名犹太人居住在阿尔及尔，占人口的20％ 在奥兰2000人;在君士坦丁三千人; 在特莱姆森有1000人。征服后，法国政府迅速重组奥斯曼帝国米利特系统。当穆斯林抵制法国的占领时，一些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在征服中作为法国人的口译员或供应商。

当时，法国政府把法国公民（拥有全国投票权，接受法国法律和征兵）从犹太人和穆斯林“土著”人民中分别出来，他们都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法律和法院。到1841年，犹太教法庭被置于法国管辖之下，与巴黎中央联系在一起。在法国的监督下，阿尔及利亚地区的法院已经到位。

1845年，法国殖民政府重组社会结构，任命阿什肯纳兹人出身的法国犹太人为每个地区的首席拉比，负责灌输“无条件服从法律，忠于法国，并有义务捍卫它”。这种监督是法国犹太人企图“文明”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欧洲传统优于塞法丁犹太人的传统。这标志著犹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与穆斯林法庭系统分开，在那里他们以前被归类为齐米，被保护的少数民族。结果，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抵制了试图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法国犹太人；在某些情况下，有骚动，在另一些情况下，当地的犹太人拒绝允许法国犹太人在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墓地埋葬。1865年，法国开放了公民身份规定，允许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土著人民如果要求可成为法国公民。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成为法国公民需要放弃某些传统的习俗，阿尔及利亚人认为这是一种背道。

到了1870年，33,000个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在一代人中，尽管最初的抵抗，大多数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改说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或拉丁诺，他们接受法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拥抱“法国人”身分，却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尽管他们仍然被认为是法国人的“他者”。尽管有些人更典型地从事欧洲职业，但“大多数犹太人是贫穷的工匠和店主为穆斯林客人服务”。此外，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宗教法与法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在社区内引起争议。他们抵制有关婚姻等国内问题的变化。

即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获得法国公民权，但反犹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社区中有坚实的根基，在那里每个市政委员会都被反犹太主义者控制，报纸上充斥著对当地犹太社区的攻击。在1898年的阿尔及尔，因德雷福斯事件，当地超过158家犹太人拥有的商店遭到洗劫和烧毁，两名犹太人被杀，而军队却拒绝介入。在法国统治下，一些反犹太人的穆斯林骚乱仍然发生，如1897年在奥兰。

1931年，犹太人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不到2％。但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多，每个城市的犹太人口都超过7％。 布莱达，特莱姆森和塞提夫等许多小城市也有小型的犹太人口。到30年代中期，弗朗索瓦·德·拉·罗克斯的火十字团，后来的法兰西社会党试图使阿拉伯人反对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并煽动1934年的康斯坦丁大屠杀，其中25-34名犹太人死亡，200多家商店被掠夺。

大屠杀在阿尔及利亚

在1940年法国战败后，亲德的维希政权的第一步行动是撤销1870年克列米法令的效力，从而废除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法国公民身份，影响了约11万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海军总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和法军总司令亨利·吉罗领导下，反对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立法在法国本身比法国更加严厉，借口是使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更加平等，并认为种族法律是停战的必要条件。 罗自己在1943年3月14日宣布取消维希法令时，特别保留了取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公民权的法令，因为他把法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二战后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大多数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出于对解放他们的共和国的忠诚，反对土著穆斯林的独立运动，但一些犹太人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阵线公布了保证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在国家占有一席之地的声明，作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维希政权的审判中帮助了犹太人，但1934年大屠杀的回忆以及穆斯林在君士坦丁和巴特纳对犹太人进行猛烈的暴力事件使他们决定拒绝这一提议。

1961年，被排除在克列米法令之外的犹太人也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1961年公民投票之后，1962年埃维昂协定”确保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一些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加入了组织arméesecrète，其目的是通过爆炸和暗杀企图破坏独立进程，包括戴高乐和让-保罗·萨特等目标。尽管阿尔及利亚最终呼吁犹太人留下，但是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多数选择离开阿尔及利亚，放弃他们的财产参加移民外流——大约有100万人。少数犹太人约7000人选择移民到以色列。不过，早在1948年以前，约有2.8万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选择移民到以色列。

独立后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1963年通过了“国籍法”，被授予公民身份的只有穆斯林。这项法律将公民身份扩大到那些父亲和祖父是穆斯林的人。法律通过后，全国140,000名土著犹太人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流亡。大约13万犹太人利用他们的法国国籍，与欧洲血统的定居者一起移居法国。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摩洛哥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姆扎布河谷的犹太人，没有法国公民身份，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君士坦丁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当时也移居到以色列。

1967年，胡阿里·布迈丁上台后，犹太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迫害，面临著社会和政治上的歧视和沉重的税收。1967年至1968年间，政府掠夺了该国的所有犹太教堂，并将其转化为清真寺。到1969年，还有不到1 000名犹太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只剩下50名犹太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追溯犹太人游民的来源仅到公元前后，却不知更往前追溯，就可以发现许多“犹太人”来自遭到罗马灭亡的迦太基人。

《犹太人如何从战斗民族变成经商民族》（2022/01/25 柳展雄）报道：

公元66年至70年，圣城耶路撒冷发生了反抗罗马统治的暴动。

犹太民族在奋锐党人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他们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战争是残酷的，在罗马军团的雷霆之击下，暴动者节节退败。革命的最后阶段，起义者内部自相残杀，血流成河。犹太人最后没等来弥赛亚，等来的是死神。罗马军队攻破城池，大开杀戒。

在犹太人数千年历史里，这场暴动是分水岭的大事件。

既反王权，也反暴民统治

短期内，犹太民族失去独立主权，臣服在罗马人的脚下。长远来看，左倾激进的革命分子遭淘汰，渐进改良、重视教育的温和派上位，犹太人的识字率水平大幅度提高。

由此，犹太人获得了经济优势。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再到现代美国，犹太人几乎都是当地最富有的群体，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成为世界最有名的财团。

在商业之外，科学、艺术领域，犹太人都有杰出贡献。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23%是犹太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高素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今日犹太人的成功都是公元70年起义失败的意外结果。

旧犹太教体系的信仰中心在耶路撒冷圣殿，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必须在此举办，不可移到别处。尽管巴比伦、亚历山大港等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社区，繁华程度不亚于耶路撒冷，但无法抢夺圣城的荣耀。在虔诚信徒看来，耶路撒冷是尘世凡俗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当起义失败后，罗马人将耶路撒冷圣殿一把火烧成灰。犹太教面临信仰坍塌的危局，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梵蒂冈被敌人摧毁，天主教世界会何等震撼。

犹太内部的法利赛派展现出大无畏的乐观：征服者焚烧了我们的建筑，但没有焚烧我们的书。从今往后，宗教典籍《托拉》成为信仰体系的核心，人们阅读《托拉》来传承文明。

教育体系建立起来，每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宗教典籍研究院，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以保证心无旁骛投入钻研上帝的律法。有的院长一年到头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夜以继日地伏案读书，专注于《托拉》的研究。

早在圣殿毁灭之前，法利赛派就以重视教育为特色。当时统治以色列的马加比王朝实行政教合一，王室既掌握了世俗之剑，又控制宗教资源。

强大的王权引起了部分犹太教学者的警惕，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担忧教会丧失独立性，沦为统治者的装饰门面。这部分学者文士因为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获得了法利赛的称呼，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意为分离派。

为了打破宗教资源的垄断，法利赛派把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民间，向平民百姓教授知识。原本封闭在祭司圈子里的《托拉》，普通人也能阅读学习。一个人无论多么贫穷，多么卑贱，只要通晓《托拉》，便可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人人皆祭司的进取精神蓬勃生长。

法利赛派从道不从君，维护律法纯洁性，令统治阶级忌惮。不过，法利赛人是思想的激进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以社会下层农牧民为主的奋锐党人，民粹主义更加浓烈。在教义理论方面，双方相差无几；在政治活动上，奋锐党人比法利赛人要激进暴烈。

法利赛派的群众基础，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工匠、农场主，也就是前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偏爱温和渐进的改良，具体措施如教书扫盲、捐款慈善、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马加比王朝末年，国王的女婿希律（公元前47—前4年）谋朝篡位，沐猴而冠地称王。新君得位不正，进一步动摇了王权的神圣性。希律家族依附谄媚罗马人而起家，夺权后又不能有效控制臣民，政权被罗马废黜吞并。

公元66年，奋锐党人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揭竿而起。法利赛派领袖约翰兰·本·撒该是一名和平人士，不赞成使用武力，特别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当革命爆发后，他预见到必败结局。为了保留民族生存的火种，他带着门徒和几车经书离开。包围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的统帅韦斯巴芗，网开一面，给了法利赛人一条生路。

起初，犹太贵族祭司们受到起义者裹挟，不情愿地加入叛乱，后来因为意志不坚定，被革命群众收押监禁。到后期，起义演化为暴民狂欢，奋锐党头目随心所欲地杀戮。

约翰兰如果不是及时跑路，可能会被打成妥协投降派，遭到奋锐党的清洗。犹太—罗马战争的结果是，极左的起义者和保守的统治阶级两败俱伤，奋锐党人被罗马军队剿灭，希律家族因为治国无能、镇压骚乱不力，连当傀儡都不合格，被罗马总督废黜。

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在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期间被罗马军队摧毁。

法利赛领导层成为最大赢家，得到了帝国代理人的身份，协助官吏收税，维持治安。而罗马总督不干预犹太人的内政，尊重犹太教习俗。

原本是旧制度下政治异见人士的法利赛派，终于获得自由。他们设定了任人唯贤的规则，犹太教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不是由权势和财富推选，而是由才学与品德推选。学者成为社区的顶梁柱，他们积极开设学校，为民族复兴大业打好基础。

文化改革促成商业成功

法利赛人之前的四五百年，以色列民间发生了一场近似白话文运动的文学改良，为日后教育的普及铺垫了道路。文化革新者用简单易写的线形文字，取代复杂的楔形文字；用平实朴素的口语语法，取代典雅精致的文士写作语法。

巴勒斯坦特拉扎依和坎底勒阿两个村镇，竖立有石灰岩巨柱。柱子上刻的祝福词、诅咒语和颂歌，显示出充沛的民间活力，跟官僚专用的文风截然不同，学者桑德斯称之为“土生土长的手工艺书体”。

两个村镇都位于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并非商业、军事和宗教活动的中心，显然文化革新运动已经下沉到基层。在耶路撒冷以西大约20英里的基色（Gezer），考古出土发现一本农用月历，也是“手工艺书体”。

考古资料验证了，在行政官员、祭司和宫廷之外，以色列下层民众日常能够接触文字。20世纪初，欧美学者发掘巴勒斯坦的拉吉遗迹，在要塞入口旁一间警卫室里，发现了写在泥板上的16封信。根据鉴定，信件的时间段在公元前588年左右。其中一封信的作者为基层士兵，名为霍沙亚胡（Hoshayahu）。

在巴比伦人进攻的前一天夜里，霍沙亚胡躲在要塞里，向上级汇报军情。军官约什居然不识字，要随从代为读写。霍沙亚胡得知后，大为震惊，奚落了尊敬的约什大人，并很自豪地写下这段话：“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从来也没有人为我读过信！每当我收到一封信……我都能一字一句地倒背如流！”

可见，识字运动在民间有所普及，连大头兵都会看书识字。另一方面，仍然有约什这样的军官保持大老粗作风，没接受过教育。

在前现代的农耕社会，大规模的识字普及不是桩易事。法利赛人因上帝的感召而办学，除了宗教热情，几乎没有别的动力驱使普通人从事义务工作。他们的宗教教学误打误撞，打开了本民族的财富上升通道。

或许按照现代的标准，宗教学校的课程内容狭窄，可是在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一个孩子上得了学校，获得文字写作技能，在文盲面前就拥有了降维打击的优势。

读书对于农民的经济收益很小，而工商业需要阅读识字。做任何一门生意都要记账、商业通信，文盲是胜任不了的。如果是金融业，从业者还要擅长计算利率。没学过数学，高利贷都放不了。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师傅通常要提供教育，徒弟每周两次去公证人或者教会那里学习认字和简单算数。跟目不识丁的放羊娃相比，工匠与商人子弟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出一截。

反过来看，工商业属于高成本、高回报行业。徒弟在学徒期其实充当了免费劳动力，以青春期的无偿工作，来换取未来光明的前途，学到包括识字在内的职业技能。因此，教育局限在城市，无法惠及到广大农牧民。

2020年8月24日，以色列莫迪因伊利特市的神学院里，极端正统派们戴着口罩在研读宗教典籍《托拉》。自从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后，宗教典籍《托拉》成为信仰体系的核心，人们阅读《托拉》来传承文明。

拥有读写技能的犹太人，更容易进入工商业。做贸易生意的收入回报远远超出种地，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受过读写教学的犹太人从事工商业，赚到钱后，信徒又有足够的资金来回馈社区，维持学校运营，总体财富滚雪球一样壮大。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到公元3世纪左右，犹太人的教育体系才普及。

抵制罗马人的同化政策

刚开始，法利赛人办学起步艰难。教育改革的经济好处，不是立竿见影的。在农业社会，多数人一辈子在田野抡锄头，靠体力活吃饭，识字没多大用处。

法利赛人能够把义务教育推广下去，靠的是信仰。犹太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并不服气罗马人的统治。法利赛派采用曲线救国的方案，假装服从外族，换取有限度自治。传承《托拉》是保持民族尊严的有效方法，学校的课程以《托拉》为核心。

法利赛人清楚地认识到，希腊罗马可怕的同化能力。比起武装推翻外邦统治，更紧急的是阻挡外邦的文化渗透。罗马的敌人或许能在战场上打胜一两场仗，但在文化霸权上几乎永远赢不了。

腓尼基人、高卢人、凯尔特人穿上元老的加托袍，学说拉丁语，祭拜朱庇特，他们甚至把老祖宗的姓氏都改了，改用拉丁式。一心想归化罗马的腓尼基人，抛去本族的古老传统，头也不回。腓尼基文化的重镇迦太基，在亡国数百年后，已经忘了自己曾是罗马的死敌，认贼作父地臣服于对手。

公元66年犹太人起义的一大动机便是，希律家族和上流社会邯郸学步，模仿外邦，连祭司都不怎么遵守教规戒律。早在马加比王朝时期，统治阶级就已高度希腊化，这也是法利赛派不服从官方的原因之一。

从罗马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全盘西化，拥抱文明的进步；从人民大众的角度来看，权贵们变成了假洋鬼子。奋锐党人暴力形式的反抗失败后，法利赛人明面合作，暗中抵制的反抗形式，成为可行性方案。

犹太教规矩礼仪执行更加严格，男丁行割礼，每个星期守安息日，饮食有诸多禁忌，非洁净不食。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包围圈，圣经的子民保持了独有文化生活习惯，抬高了民族多元融合的门槛。

如果没有强烈的信仰，耶路撒冷很可能变成下一个迦太基。教育政策也是反罗马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每个犹太儿童阅读典籍《托拉》，传承文脉，宗教考试是犹太人的成年礼。异教徒皈依犹太教，同样要阅读典籍。

旧体系皈依犹太教的路径，主要有三个：联姻，娶犹太老婆；集体改宗，弱小部落主动或者被动臣服马加比王朝，改换宗教信仰；当犹太人的奴隶，等干满一定年限，主人有可能以抛弃旧神、顺服上帝为条件释奴。

经过法利赛派的变革后，新信徒必须要通读一遍经书，接受神学考核，方可入门，贵族也不例外。学识是决定一个人在教团地位的首要因素，权势一文不值。法利赛人傲视王侯的精神，从马加比时期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法利赛派连以色列自己的王都不尊敬，更何况异族人的王。

犹太教把“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贯彻到底，而基督教做了妥协。尽管原始基督教比犹太教激进数倍，基督教到了后期反倒要保守多了。最早的几批基督徒，敌视私有制、家庭伦理。虔诚的教徒不留个人财产，全部捐献；归信耶稣的子女，对多神教的父母视若仇人；发誓不婚的修士、修女，献身给教会，热情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对身边的亲人漠不关心。

通过无私的传教精神，福音传播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罗马政府机构遭到渗透，结果是，派去镇压清除教会的军队里面都混入了基督徒官兵。皇帝马克西米下达宗教迫害法令时，塞比安人军团抗命，官方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差点引发了一场哗变。

君士坦丁大帝尊奉耶稣，更接近于顺水推舟，承认既成事实，教会的力量已坐大，难以封禁。另一方面，这时候基督教身上的民粹激进色彩大为消退，王公贵族纷纷入教。识时务的基督教神学家，以叔孙通、公孙弘式的灵活态度与君王合作。

仅一代人的时间后，基督教就升格成为国教。在如日中天的罗马霸权下如何生存，犹太教的策略是打不过，就假装服从他；基督教的策略是打不过，就加入他。

基督教成为一个全民性的大众宗教，教会既吸纳了武士军人，又保护妇孺弱势群体，既接纳皇亲国戚，又吸引文盲贫农。各阶层从上到下，一网打尽。犹太教因为其特别发达的教育体系，工匠商人为主要信徒。

实现全民教育的犹太人，与其说是个民族，不如说更像是个社会阶层。新一代的犹太年轻人受教育，离开父辈的农田，在城市打拼扎根。久而久之，犹太人几乎全是工匠、商人，而那些仍旧从事农牧业的犹太家庭更容易脱教，融入到周围的基督教群体。

实际上，基督教原本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最早的一批基督徒是认定耶稣为救世主的犹太庄稼汉，他们生活贫苦，居住在穷乡僻壤，而耶稣保证带世人脱离苦难。基督教在犹太社会内部遭到瓶颈，才转向其他民族传教。

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继承了不少以色列传统价值观，赞颂劳动，赞颂战争，政治光谱接近奋锐党人。而法利赛派已经中产化了，以经商赚钱为本业，完全不像是摩西、大卫王的子孙。

一个民族如何失去尚武精神

法利赛派教育普及之前的犹太人，处于传统的农耕社会，跟其他文明没有区别。根据罗马人的评价，犹太奴隶体格结实，性情朴实，跟其他民族的奴隶一样适合开挖矿山运河。

被罗马征服之前，希伯来文明的特征是强健阳刚、勇敢善战，经商和文艺反倒成就平平。那个时代的商人民族为腓尼基人，以色列人排不上号。

马加比王朝的建立者出生于祭司家族，他进行军事武装，凭借火与剑，打下了江山。宗教祭司阶层喜好用武力对外传教，迫于犹太教的霸权，巴勒斯坦周边部族纷纷称臣并且改信上帝，希律王就是来自以土买人的皈依家庭。

以色列人还向外国提供军事承包服务，这个民族习惯于当雇佣军，跟后来瑞士人习惯于当欧洲国家的雇佣军一样。埃及政府常年维持一支犹太士兵组成的特别队伍，战绩不俗。公元前153年，法老托勒密六世考虑借兵清剿内敌，专门会晤了马加比开国之君。马加比人是中东地区的常胜之师，以骁勇彪悍而著称，直至遇上了更加骁勇彪悍的罗马军团，他们老实起来，暂时臣服。

公元70年的大起义是以色列军事传统的绝响，奋锐党人虽然暴戾恣睢，但充满战斗精神，刚强不屈。祖先大卫王、马加比的血液在他们体内流淌沸腾。不仅巴勒斯坦地区，侨居埃及、巴比伦、塞浦路斯等地的犹太教徒也响应号召，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战火纷飞。

输掉犹太—罗马战争后，起义者宁愿抛弃家乡耶路撒冷，也不当罗马皇帝的良民。萨珊帝国欢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在两河流域，犹太教难民规模非常庞大，跟基督徒的人数加起来甚至超过了主体民族——信奉拜火教波斯人。在波斯罗马的争霸战中，犹太流亡者多次协助萨珊军队，攻打城镇，其勇敢与残暴令波斯人都敬畏三分。

罗马士兵接纳基督教，也正是因为其尚武特质。《旧约》里的上帝杀伐决断、战无不胜，他给埃及降下十大灾祸，帮助大卫王、所罗门开疆拓土。早在使徒时代，零星的士兵抛弃多神教，皈依基督教；镇压教会最强硬的皇帝之一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基督徒战士仍然在增加，构成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力；东西罗马分立之际，教会已经在军方根基稳固。

基督化程度最深之一的“霹雳兵团”作战勇敢，屡屡在多瑙河流域打败日耳曼部落，声威赫赫。君士坦丁大帝停止前任迫害教会的政策，也是受人劝说，基督教可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将士们把上帝当作一尊战神来祭拜。

罗马军民信奉的基督教，仿佛是奋锐党人信仰的变体，只不过抛弃了犹太民族的特有习惯如饮食禁忌和割礼等。希伯来的军国主义灵魂，经过改造，注入到敌人罗马的躯壳内，历史的进程总是出人意料。

经过法利赛派改造的犹太教，跟旧时代的犹太教，外观看上去完全不同。一代又一代的新犹太人，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逐渐从战斗民族变为经商读书的民族，从肌肉发达变成了头脑发达。

犹太人变成世人熟悉的样子，擅长经营贸易放贷，天生的商人。根据考古发现，犹太教团在帝国的分布点，跟罗马城到粮仓埃及的贸易路线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他们运营着地中海世界头号商业航线，犹太人在首都罗马的第一个立足点正是码头。罗马出产了大量犹太精英人才，耶稣的弟子、使徒保罗也是出生在罗马。到后期，犹太人几乎变为城市化的民族。

还有少数零散的犹太教社区过着男耕女织的乡村生活，这些社区没经历过法利赛派的改革，经济实力不足，很容易脱教，融入周围群体，丧失民族认同感。

并非犹太人天生头脑灵活，擅长经营，而是那些种地、不经商的犹太人不再当犹太人了。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是商人民族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人说“被罗马征服之前，希伯来文明的特征是强健阳刚、勇敢善战，经商和文艺反倒成就平平。那个时代的商人民族为腓尼基人，以色列人排不上号。”——我看上文已经接触到历史的密码，但却没有能力破译！事实上，所谓的法利赛派的改革，其实就是吸收迦太基人也就是不信犹太教的迦南人进入犹太社团的方便法门——于是，“法利赛派已经中产化了，以经商赚钱为本业，完全不像是摩西、大卫王的子孙。”所以，“经过法利赛派改造的犹太教，跟旧时代的犹太教，外观看上去完全不同。一代又一代的新犹太人，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逐渐从战斗民族变为经商读书的民族，从肌肉发达变成了头脑发达。”人说“犹太人变成世人熟悉的样子，擅长经营贸易放贷，天生的商人。根据考古发现，犹太教团在帝国的分布点，跟罗马城到粮仓埃及的贸易路线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他们运营着地中海世界头号商业航线，犹太人在首都罗马的第一个立足点正是码头。罗马出产了大量犹太精英人才，耶稣的弟子、使徒保罗也是出生在罗马。到后期，犹太人几乎变为城市化的民族。”——我看，这些犹太人，其实就是归化的迦太基人，相反，真正的犹太人则是另外一番模样——“还有少数零散的犹太教社区过着男耕女织的乡村生活，这些社区没经历过法利赛派的改革，经济实力不足，很容易脱教，融入周围群体，丧失民族认同感。”所以，“并非犹太人天生头脑灵活，擅长经营，而是那些种地、不经商的犹太人不再当犹太人了。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是商人民族的原因。”这说明犹太人就是迦南人及其分支迦太基人，因为迦太基人就是一个商业民族。

谢选骏：荣誉声誉三不朽——三不朽的反面就是记录抹煞刑

佚名网文《三不朽》报道：

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人文思想領域的一個價值命題，對於中國人的思想和人生追求有着重要的影響。錢穆則認為，西方人把不朽視為活在上帝的心裏，而叔孫豹則認為人應該活在其他人的心裏。而活在其他人心裏的方法，就是「立功、立德、立言」，這就如其人之復活，即是其人之不朽。

來源

前549年，魯國的叔孫豹出使晉國，晉國正卿中軍將范宣子出面迎接，他問叔孫豹：「古人有句話叫『死而不朽』，這是說的什麼？」叔孫豹沒有回答。范宣子接着說：「從前我士匄的祖先，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龍氏，在商朝為豕韋氏，在周朝為唐杜氏，晉國主持中原盟會的時候是范氏，恐怕古人所說的不朽就是這個吧？」叔孫豹說：「以我叔孫豹所聽說的，這叫做世世代代有祿位，而不是不朽。魯國的大夫臧文仲死後，他所說的話世代流傳，所謂不朽，說的就是這個吧！我聽說：『最高的是樹立德行，其次是樹立功業，再其次是樹立言論。』能做到這樣，雖然死了也久久不會廢棄，這才叫不朽。如果是保存姓、接受氏，守護宗廟，世代不斷絕祭祀，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家族，官祿大的並不能叫作不朽。」

三不朽者

服虔所認為達到三不朽的人物：

立德：伏羲、神農。

立功：禹、后稷。

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杜預所認為達到三不朽的人物：

立德：黃帝、堯、舜。

立功：禹、后稷。

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孔穎達除了認可服虔和杜預的觀點外，另外認為達到三不朽的人物：

立德：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

立言：老子、莊子、荀子、孟子、管仲、晏嬰、楊朱、墨子、孫武、吳起、屈原、宋玉、賈逵、楊雄、司馬遷、班固。

谢选骏指出：孔子立德而不是立言，因为孔子“述而不作”，《论语》也不是孔子的作品。“三不朽”的流行说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宗教的精神，而沦为人文的朽木了。三不朽作为中国人文思想的极致，最后演化为“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可算马斯洛“自我实现”的顶层了、而其（三不朽）反面呢？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记录抹煞刑了。

《羅馬人眼中最殘酷的刑罰，既不是死刑，也不是什麼酷刑，而是「紀錄抹殺刑」》（6 月 5, 2022 Seayu）报道：

刻有塞維魯皇帝一家的圓形浮雕，次子蓋塔被大子卡拉卡拉削掉了——

古羅馬人非常重視自己名譽，名譽對他們來說可能比生命更重要。因為名譽那麼重要，很多有權勢的人為了名譽會出錢出力為羅馬公民建設公共設施和修築道路橋樑等。羅馬帝國一切公職是無償的，但羅馬人卻非常樂意擔任這些公職，全因這些公職都是身份象徵，與個人榮譽掛勾。

也正因如此，在古羅馬時代，被羅馬人視為最殘酷的刑罰並非是死刑或是什麼酷刑，而是一種叫做「紀錄抹殺」（Damnatio Memoriae）的刑罰。所謂「紀錄抹殺」，就是把受刑者一切留在社會上的痕跡通通抹殺掉，讓其在歷史和眾人記憶上消失。如果被執行此刑的人是個官員甚至是皇帝，那麼他之前以己之名所訂立的法律也有可能被取消。此舉對非常重視名譽的羅馬人來說是極端恥辱，就算是皇帝也未必可以倖免。

早在古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和古希臘，便已經出現類似刑罰。例如古埃及法老哈特謝普蘇特（Hatsphepsut）和阿肯那頓（Akhenaten）便在死後被人摧毀了一切有關他們的記錄。這兩位法老所以被執行了紀錄抹殺，全是政治原因。例如哈特謝普蘇特是位女性，她趁繼子圖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還年幼時，架空了他的權力而自己當起法老來。在她死後，懷恨在心的圖特摩斯三世為了洩憤，便把一切刻有哈特謝普蘇特名字或圖騰的碑文、壁畫等等都破壞掉。

至於法老阿肯那頓，則是因為他離經叛道。他實行了許多受爭議的改革，推倒了很多古埃及傳統和儀式，而最著名的便是摒棄以阿蒙（Amun）為首的古埃及傳統諸神，認為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太陽神阿頓（Aten）。他的太陽神教正是世上第一個一神宗教。他所興建的新首都阿瑪納（Amarna），壁畫風格和形態均與其他古埃及傳統截然不同。阿肯那頓的改革極為急進，而且勞民傷財，更撼動了埃及傳統的祭司勢力，最終爆發了大規模叛亂。他死後，因為他留下的記錄對當時的傳統勢力來說實在太危險了，很自然便被消毀了。

說回羅馬。雖然紀錄抹殺刑不是羅馬人的發明，也不是最後執行這種刑罰的人，但發揚光大的卻是羅馬人，早在羅馬共和時期便已存在。紀錄抹殺刑不像普通刑罰，甚至也不像死刑。一般來說，刑罰是用來懲罰犯法犯罪的人，但紀錄抹殺刑卻是一種政治鬥爭工具，勝者對敗者的徹底消滅。很多時候，執行紀錄抹殺刑的人太多對被抹殺者心存不滿或敵意，而要合法執行紀錄抹殺刑，必先要得到元老院同意。那就是說，紀錄抹殺刑最初是元老院為了消滅政敵而採用的把戲。這種刑罰不受限於被處刑者是否已經離世，甚至很多時候被執行這種極刑的人大多都已撒手人寰，是一種具有追溯意義的刑罰。那也是為什麼對於羅馬人來說，紀錄抹殺刑是比死刑更殘酷、更屈辱的極刑。

被執行紀錄抹殺、最著名的便是一世紀時期提庇留皇帝（Tiberius）在位期間擔任他的近衛軍團長的塞揚努斯（Sejanus）。他伴隨在皇帝身邊達十五年之久，在這段期間積累的權力甚至比皇帝本人還大。後來提庇留晚年退休遠離治政，塞揚努斯便成為實際統治者。正當每個羅馬人都以為塞揚努斯會成為提庇留的繼任人之際，塞揚努斯卻突然被捕及處死，提庇留還對其施加「紀錄抹殺刑」，將一切塞揚努斯在生時留下的痕跡都破壞、燒毀和清除掉。可以想像，提庇留是為了掃除後來登基的羅馬帝國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的最大障礙。諷刺的是，卡利古拉的殘暴最終也導致他自己也被施加了紀錄抹殺刑。

本來刻有塞揚努斯名字的錢幣，後來被削掉了

前文提到，就連羅馬帝國皇帝都會被施加紀錄抹殺刑，歷史上有不少皇帝被這樣處刑過，其中一位便是一世紀晚期弗拉維王朝（Flavian Dynasty）最後一位皇帝圖密善（Domitian）。圖密善在位期間施政尚算清明有道，深受人民和軍隊支持，卻因為經常迫害元老院議員而長期與元老院對立。後來圖密善被刺殺，元老院即下令對其採取「紀錄抹殺刑」，將他的雕像破壞、燒毀所有關於他的文件、抹除有他樣貌的錢幣等等。

三世紀初的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也幹過類似的事。他有個兄弟叫蓋塔（Geta），父親塞維魯皇帝（Severus）逝世後，把帝位同時傳了給兩個兒子卡拉卡拉和蓋塔，讓他們成為共治皇帝。弟弟蓋塔是個個性溫厚的人，哥哥卡拉卡拉卻是個心狠手辣的人。卡拉卡拉不想讓這個沒有什麼統治才能的人跟自己分享權力，於是就在登基剛一年後，便以企圖暗殺自己的罪名，在母親面前親手殺死了弟弟蓋塔。早已沒什麼話語權的元老院也沒對卡拉卡拉的行為有什麼動作，反而很快便承認了他為帝國唯一的皇帝。這還不夠，卡拉卡拉還對蓋塔執行了紀錄抹殺刑，因此蓋塔在很多他們一家的畫作或雕塑裡都被移除了，有些更換上了卡拉卡拉本人。

阿根塔利凱旋門，可以見到塞維魯皇帝和尤利亞皇后的雕塑，右邊空白位置相信是蓋塔，但後來被卡拉卡拉削掉了

直至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時期前，便有二十多名羅馬帝國皇帝被執行了紀錄抹殺。

不過，羅馬人執行紀錄抹殺刑，真的能如他們所願把被處刑者從歷史和人們記憶中消除嗎？當然不會！如果紀錄抹殺刑真的那麼有效，那我們根本無法得知誰人曾被執行過紀錄抹殺刑吧？事實上，很多時候紀錄抹殺刑是很難被執行得很徹底的，尤其那些有多尊雕像、名字經常出現在不同記錄的重要官員或皇帝。即便那些被破壞的雕塑，也未必完全無法辨認出主人翁，加上這些人物也確實真實存在過，記憶早已存在不少人腦海中，他們或許會為被處刑者製造新的記錄。

雖然刑罰目的是要讓受刑者名譽掃地，及讓他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但其實後世透過考古學，以及研讀當時的歷史學家所編纂的史書，仍能知道這些企圖被抹殺的歷史人物的故事和影響。

羅馬帝國滅亡後，紀錄抹殺刑卻沒有隨之消失，反而在中世紀被羅馬教廷繼承下來。不過，這個時期因為是由教廷執行，因此執行原因除了有政治意味外，還有宗教意味呢。

谢选骏指出：三不朽的反面就是记录抹煞刑，其盛行于罗马，则说明了欧洲的东方化。在中国，一般不用记录抹煞刑，相反是用“恶谥”、“恶评”来进行妖魔化——满足了“遗臭万年”的心理需求。荣誉是内在的坚持，声誉则是外在的支持。先秦的中国人（华夏）重视荣誉而轻视声誉，秦汉的中国人（汉人）重视声誉而轻视荣誉——魏晋时期中国人反思先秦文明，得出了“三不朽”的思想，这是一个重视声誉超过荣誉的理论。至于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由于互联网的作用，声誉基本上消灭了荣誉。什么时候，荣誉能够死灰复燃？

人变坏蛋，书就畅销

[《我的奋斗》美国出版史：希特勒与美国作家的战争]（2019-01-08 | 徐悦东）报道：

2016年1月8日，德国新版《我的奋斗》的发布会。

 

出版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是不是用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出版就没有问题了？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的美国出版史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离奇的是，《我的奋斗》的美国版，还差点阴差阳错地摧毁了一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在德国，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似乎是“第一禁书”。在二战后，拥有该版权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为了防止纳粹思想的传播，一直反对这本书再版。但是，在2015年巴伐利亚州政府的版权到期之后，第三方将无需获得巴伐利亚州政府的许可，就可出版该书。为了防止不负责的出版商因经济利益炒作，巴伐利亚州政府决定在2016年再版《我的奋斗》，但加上了带有历史学家的评论注解，其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正确看待历史。

关于《我的奋斗》的是否应该出版，本身就携带争议：出版这种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对此，美国有No Platform运动，即认为出版社不该成为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平台。这也跟《我的奋斗》在美国跌宕起伏的出版史有关。当年，《我的奋斗》也是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出版的。《我的奋斗》的出版争端就曾差点摧毁一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这成为了美国出版史上的一段离奇往事。

受希特勒迫害的艺术家的名单很长——从茨威格到费利克斯·纳什鲍姆——但他们都没有像约翰·范特（John Fante）一样，跟希特勒似乎八杆子打不着。范特作为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生活写作，希特勒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范特在生前只受评论家赞扬，并不受读者欣赏。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约翰·范特因糖尿病去世后，他先前的作品才引起了热潮。那么范特是如何遭此“厄运”的呢？这都要从1933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出版商之一——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奋斗》讲起。

批判性地出版《我的奋斗》，背后却是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同谋

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是19世纪以来的“出版帝国”，它曾经也拒绝出版过一些被监禁的政治家的回忆录和奥地利政治强人的作品。但是，在1925年，希特勒通过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奋斗》的删减版。这是因为这书在德国卖得很好，引起了海外市场的兴趣。

在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之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得到了《我的奋斗》的版权。那时，正好是德国国会纵火案后的两月，这个事件使得希特勒独掌大权。凭借这本书的独家经营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它也成为了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出版社Eher-Verlag的合作伙伴。这两个出版社，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慕尼黑，很快达成了这样一项独家协议：在美国每卖出一本书向希特勒支付50美分。1933年7月13日，英文版《我的奋斗》正式出版了。在发布词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领导罗杰·斯卡菲（Roger Scaife）说：这是德国独裁者第一次向美国人民讲话，他以自传的形式讲了一个伟大民族崛起激动人心的故事。

从发布词上可以看出来，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领导层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和希特勒接近。当时，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就曾引起犹太人的抗议。罗杰·斯卡菲曾为此事写信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我有信心可以说，我们这本教科书没有惹出任何麻烦。只有数以百计的犹太人抗议而已，而不是所有人都不齿的事……我也很高兴，有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也赞同了我们的立场。”罗杰·斯卡菲的结论是：抗议是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

在出版《我的奋斗》时，罗杰·斯卡菲还对希特勒解释道，尽管受到抗议，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依然坚持我们的计划，希望这书能引起广泛的讨论。”而罗斯福总统早已看过《我的奋斗》的德文版，他说英文版的《我的奋斗》翻译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人们没准会错误地理解希特勒。”

事实上，不止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1933年以前，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着跟德国有着经济利益。1939年，德国纳粹党还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举行“德美联盟”（German American Bund）的集会。不过，《我的奋斗》在1933年正式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太好，在美国卖了4633本（那年全世界有一百万本的销量，大部分都是德国的）。在1937年，美国《我的奋斗》的销量减少到1723本。

直到1938年，欧洲的绥靖政策使得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人对希特勒的兴趣开始上升。所以，1938年《我的奋斗》美国的销售额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变成了“自由世界”的畅销书。

销量的上升，也跟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通过降价、改版和积极的营销有关。新版的《我的奋斗》，收录了被驱逐出纳粹德国的美国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文字。“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我鄙视书中的任何想法，”她写道，“阅读这本书是我们生活在美好时代的人的责任，它提醒我们要珍惜民主自由，让我们知道文明的挑战是什么。”

最初，希特勒的代表对这种推广方式很不满，并要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做出解释。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试图在一封信中安抚他们的德国伙伴，“这本书在原版印刷的销售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为了确保书籍热销，新的促销方案是可取的。”这被证明是对的，在1938年，超过14000人买了此书。

当然，也许在那时，这本书畅销与否已经不在希特勒考虑的优先事项里，即使他靠《我的奋斗》在国内和欧洲赚了数百万美元。因为希特勒那时已经从德国总理成为了独裁者，并通过“长剑之夜”清除了许多政敌。并且在1935年，纽伦堡法律将犹太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

倒霉“的范特和”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失败

在1938年，约翰·范特才29岁，他在三餐不饱的情况下出了他第一本书——《等到春天，班迪尼》（Wait Until Spring，Bandini）——他是通过“斯塔克波尔与儿子”（Stackpole and Sons）出版公司出版的。

这是一本优美的小说，其中出现了范特大部分作品中都反复出现的角色：班迪尼。班迪尼的原型就是范特。班迪尼经历了来自美国人对意大利裔的偏见；他很自负、搞笑，是个妄想狂；他和范特一样，是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范特的小说混合了绝望和傲慢、希望和痛苦；他的乐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范特就跟“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编辑威廉·索斯金（William Soskin）提出了写第二本书的想法，那本书就是《问尘情缘》（Ask the Dust）。

在1938年年底，威廉·索斯金写信告诉范特，他和斯塔克波尔——一战的英雄和出版社的老板，都非常想出他的新书。“由于第一本小说的出售的困难使得成功早早结束了，”他写道，“但这为他建立了相当高的声誉。”他们对这本书期望很高。“市场将会接受你这本书，”他写道。对于在贫困中的范特来说，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信在最后写道， “祝你圣诞快乐！祝福你明年财源滚滚！”

索斯金和很多编辑一样，知道告诉作者他想听的东西。虽然《等到春天，班迪尼》受到评论家的欢迎，但在市场上并不成功。市场会欢迎第二部范特的小说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尘情缘》证实了这一点，它只卖了8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300美元）。根据出版社的估计，这笔费用只够支付范特写这本书时四个月的开销。但索斯金没有花太多时间，就让范特相信自己注定伟大。就如班迪尼，范特的另一个自我，会幻想他在文学万神殿的地位一样。

碰巧的是，当索斯金写信给范特时，他同时也在追求另一个自负的作者——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在1925年放弃了奥地利国籍，他是“无国籍德国人”。这也是“斯塔克波尔与儿子”也想出版他的书的原因之一：因为根据1909年的美国版权法，该书对公共领域开放。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打算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一拼高低，出版《我的奋斗》。爱默生学院的唐纳德·兰基维茨（Donald Lankiewicz）教授认为，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快速回应，阻止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抢夺市场的行为。因为希特勒的经纪人在柏林收到了通知，并要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限制“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出版事宜。

可是，这并没有奏效。这两个出版社竞相把未删节版本的《我的奋斗》推向了市场，并且都卖得很好。于是，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想用法律手段来捍卫他们的版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起诉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

尽管这两个版本都卖得很好，仅需几个月就能卖出11500本。但是，这场法律诉讼的费用很高。我们可以想象，跟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这样的巨头相比，像“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这种独立出版商的财务压力肯定很大。这案件最终上诉到高等法院。法官的判决认为，“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出版公司所“提出的关于原告版权的所有权和有效性问题不容置疑”。但是，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彻底胜利，它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

1939年6月，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宣布驳回了这一裁决，并认为无国籍人士“有权享受美国版权法的利益”。这个判决宣布于希特勒入侵波兰的12个星期之前。1939年10月下旬，随着纳粹分子开始驱逐犹太人，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要求继续审理此案的请求。

1940年，当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准备撤退时，“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继续用法律进行抗争，但这似乎注定要失败。1941年，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入侵苏联时，实际上他已经授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作为他的出版代理人。1941年8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做出最终判决，宣布“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支付赔偿金。希特勒胜利了。

为什么《问尘情缘》在市场上失败了？

因为这场诉讼，“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破产了，这也使得范特的才华被埋没起来。就如《波士顿书评》的专栏作家尼尔·戈登（Neil Gordon）说：“‘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被希特勒起诉，因为他们出版了未经授权的《我的奋斗》。”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在今天依然营业，变成了斯塔克波尔图书（Stackpole Books），并已经出版了上千本图书。这是因为“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并没有被希特勒彻底杀死。他们被一位美国出版商拯救了。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所出版的范特的书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会做营销。就如朱迪丝·施奈尔（Judith Schnell）——现任斯塔克波尔图书的编辑所说：“斯塔克波尔图书运作模式不需要什么公关或宣传，它不是这种公司。”

黑雀出版社（Black Sparrow Press）的出版人约翰·马丁（John Martin）——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出版了范特的书——说，虽然诉讼影响了范特一举成功的机会，但是不管有没有诉讼，他的处境估计都一个样。“我们必须要知道，《等到春天，班迪尼》和《问尘情缘》发表在大萧条时期。两者都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不是流行小说。”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我的奋斗》的诉讼插曲，美国民众也很可能对范特的小说不感兴趣。范特在战争中为战略服务办工作，也无法继续写作。而其他以前被低估的作家，比如菲茨杰拉德，在战争期间却收获了许多读者。

范特的传记作者史蒂芬·库珀（Stephen Cooper）认为，《等到春天，班迪尼》得到了评论家正面的回应，而《问尘情缘》则评价不一，范特当时的失败不能完全责怪希特勒。

作家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把范特的作品带到了黑雀出版社，他在1977年的一次书面采访中认为，“看看莫扎特、梵高等人，人们当时没有准备好接受他们……大多数人几乎总是和当时最好的人物脱节，因为在当时他们从未有机会了解他们。”他认为，时间的流逝反而让范特的作品显得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有关于毒品、性和种族问题——这变得能以接受。

那么范特怎么看待希特勒在美国赢得的诉讼呢？他在1978年对一位采访者说：“的确他赢了诉讼，所以这花光了出版商所有的钱……《问尘情缘》的出版推广计划被取消了，因为他们有其他更重要的书需要出版。”

这或许是一位作家一厢情愿的想法。范特的妻子乔伊斯，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的妻子整理了范特的作品，并且保留了范特的版税声明。范特在1941年1月21日的版税声明显示，截止到1940年10月15日，《问尘情缘》出版后，他收回了800美元预付款的一半。这意味着他2200本书中卖出了1600本。

这证实了范特声称的，他的书销售状况良好。但是，这些数字和接下来就形成鲜明对比，在后面两个版税期间，《问尘情缘》仅分别售出15本和19本。毫无疑问，希特勒赢得的这起诉讼，对范特的小说销量影响颇大。

重新发现范特

毫无疑问，范特很倒霉，这场诉讼改变了范特的一生。“如果不是希特勒横插一脚，这将变得很有趣。” 范特纪录片的制片人弗兰克·斯波特尼茨（Frank Spotnitz）说，“这是完全偶然的事件，跟范特毫无关系……范特是受害者。”

但是范特的坏运气不太可能被战后的好运抵消。对范特来说，战后的岁月过得相当不错，但他没有写更多的小说。因为他当了编剧。范特的收入使得他能够支持他的家人和庄园的生活。1952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活力》（Full of Life），他把它归为班迪尼系列的延续——故事围绕着一位在洛杉矶苦苦挣扎的作家，一位怀孕的妻子，还有一位酗酒的父亲展开。范特承认这部小说很一般，这是因为他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写的。在那之后，他在经济上“成功”了，这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他还把很多短篇小说卖给了许多杂志社。但是，人们忘记他曾是一位严肃小说家。

根据史蒂芬·库珀的说法，如果说范特有什么不满的对象，那就是好莱坞，而不是出版界。“他的好莱坞生涯使他痛苦，”库珀说。这就跟福克纳一样。事实上，福克纳曾向范特多次表达了同情。在好莱坞，范特虽然从来没有被控制过，工资很高，但是他只是工作室雇用的一位一次性的作家而已。

直到查尔斯·布可夫斯基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看到他以前的小说，并爱上了他。此外，还有《洛杉矶时报》的撰稿人和诗人本·普莱森茨（Ben Pleasants）和剧作家罗伯特·汤（Robert Towne）都很喜欢他以前写的小说。这三个人都认为范特为美国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968年2月28日，范特终止了他和出版商的合同义务。1977年，他时隔25年后，出了第一部小说《葡萄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the Grape）。罗伯特·汤选择了改编它的电影版权，科波拉导演也很喜欢此书。

最有趣的是，范特为这本新书选择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来出版。他说，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出版商和作者已经不会互相讨论了。这本书尽管受到极大的赞扬，但卖得并不好。“我认为作家必须避免的一件事就是痛苦，”范特跟本·普莱森茨说，“我认为，痛苦是能摧毁人的，这可以让人萎缩……我一生都在因此挣扎。”

在1980年，范特的版权再次被一家独立出版社掌握，这一次是为了实现1938年索斯金所承诺的梦想。黑雀出版社让范特的小说备受欢迎。1982年，范特的最后一本书《来自邦克山的梦想》（Dreams from Bunker Hill）出版，这时范特已经盲了，失去了双腿，这书是由他妻子根据他的口述整理而成。

自人们重新发现范特以来，范特的书已经在美国销售了几十万本，甚至在国际上广受欢迎。《问尘情缘》也被搬上荧幕。在2010年，洛杉矶还正式命名了 “约翰·范特广场”。意大利在阿布鲁佐还展开了约翰·范特音乐节。2018年，BookScan的数据显示，范特的《问尘情缘》卖出了更多本。2019年，这本书也庆祝了80周年出版纪念。

到底应不应该允许出版宣扬极右思想的图书？

在1941年12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时，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有效地结束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后来，《我的奋斗》在战争期间再次成为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和美国政府的摇钱树。在关闭了外国人财产保管办公室之后，美国政府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瓜分了这笔收益。他们的合作关系维系到1979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以不到4万美元的价格从司法部门完全购买了这些版权。在1979年到2000年之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继续出售《我的奋斗》，净收入在300000到700000美元之间。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2000年之后，宣布捐赠1979年以来，《我的奋斗》所得的利润，给大屠杀相关的慈善机构。

近年来，范特被重新发现，而极右翼图书该不该出版的问题也备受美国知识分子的关注。随着另类右翼的崛起，#NoPlatform运动也受到了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的欢迎。这意味着出版业不应该成为宣传极右翼思想的平台。比如，另类右翼者米洛·伊安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书就被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取消了出版。

如果有更多的美国人看到希特勒统治蓝图的邪恶面，二战是否能被阻止？当时出版的版本是否能让美国人认清它的邪恶？对于当时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来说，这本书是一本危险的宣传手册，每一分钱都与希特勒有关，沾满着鲜血。

几乎所有出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商都说，他们出版是为了让公众提升意识，而不是受利润的驱使。如今天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版本的《我的奋斗》，则这样描述：我们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或造成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阅读《我的奋斗》，并要记得它是如何蛊惑人心的。这部作品似乎成了历史文物，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暴行中学习，以创建更光明的未来。

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学经纪人之一——认为，今天的出版商依然敢于发表很多政治强人的回忆录，他因此感到害怕。自希特勒去世以来，德国也出版了新版的《我的奋斗》。尽管它每一页都有着重要的评论，然而，《我的奋斗》再次变成了畅销书，还再版了九个版本。

如今，范特的书的确找回了他们的观众，岁月似乎战胜了希特勒的影响，尽管如此，这将是一个教训。史蒂芬·库珀讲，范特的遭遇和我们的时代紧密相连，因为它表明，从个体到全球化，从作家的战争到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右翼思潮崛起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本文编译自Ryan Holiday的“How Hitler Nearly Destroyed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原文发表于 The Medium，有增减改动。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以后，他的书才开始畅销——因为人一变坏，书就大卖。无独有偶，约翰·范特也是如此，只有低级下流，书籍才能畅销。出版奸商们似乎很懂这个道理，所以拒绝出版好人写的书，直到好人熬成了坏蛋，那时书就畅销了。

谢选骏：千万不要盲目人类的原罪、碳基生物的局限

《南大胡福民教授名言： 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 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 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白鸥）报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执笔者一一南大的胡福明教授2023年1月2日仙逝，享年87岁。

胡教授曾给他的博士生们赠送过“三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

胡教授还说过，理解这“三千万”方能真正去做事。

发布于 2023-04-07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去世，享年87岁》（@扬子晚报

2023-01-02）报道：

1月2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获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今晨6时40分去世。

胡福明，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2001年退休。荣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胡福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据《党建》杂志社报道，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陪夜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5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

9月初，胡福明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000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

后来，其他一些同志参与研究修改这篇文章，数易其稿，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转发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载。

2018年8月出版的《我的学术小传》中，胡福明说：“经过了一些事，我更坚定自己的一贯主张，就是要独立自主地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日，胡福明荣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黄俄猪，只知“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却不懂“千万不要盲目人类的原罪、碳基生物的局限”。因为胡教授只知胡人的真理，不知上帝的福音。

谢选骏：保密的判决显示缺乏自信

《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丁家喜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获刑”》（2023年4月10日）报道：

周一（4月10日），中国政治活动人士许志永和维权律师丁家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 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获刑12年。

维权网报道称，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1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8年，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向BBC确认了相关判刑。

她对BBC表示，律师只告诉了家属刑期，他们不被允许跟家属分享判决书。

截至到10日下午5点（北京时间）， 中国官方没有发布和宣判任何相关信息。

案件缘起2019年12月中，多位中国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一次聚会，随后中国公安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抓捕参加聚会的人士。

因预感自己亦会被捕，许志永从北京逃亡，辗转各地，最终在2020年2月15日于广州被捕。在逃亡期间，许志永就BBC中文的采访问题在一份视频答复中说，这次大范围抓捕“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

去年6月，两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法院不公开审理。

今年4月5日，丁家喜和另外两位人权律师常玮平及李昱涵的家属发出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的公开信，称亲人遭到酷刑、秘密审判、超期羁押和剥夺亲属会见权的问题，他们要求张军进行调查。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称，公开信发出不到6个小时，就收到了许志永和丁家喜即将被宣判的通知。

她在推特上公开了两人的法庭陈述。许志永的法庭陈述称，梦想美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

“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他说。

罗胜春曾多次指控中国当局对丁家喜进行酷刑虐待，包括剥夺睡眠、坐老虎凳等。许志永的女友李翘楚此前也披露，许志永曾被限制饮食，每餐只有一个馒头。BBC中文尚未能核实这些说法。

人权观察近日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撤销对两位中国最著名人权律师暨维权人士基于无据指控而作出的重刑判决。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到残酷、荒谬的定罪判刑，反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和平维权活动视如寇雠。”

许志永和丁家喜

今年50岁的许志永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参与多起维权事件，也是“新公民运动”发起人。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永与另外两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2014年他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有期徒刑4年。

2020年，许志永在逃亡途中发表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文中指习近平不是政治家，无能力处理重大危机，劝其让位。

许志永在2020年2月被捕后，2021年8月被起诉。他的女友、劳工维权人士李翘楚在2022年3月也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55岁的丁家喜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被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三年半。

谢选骏指出：这个保密的判决似乎显示了缺乏自信——不像五十年前毛泽东临死的时候到处张贴死刑布告宣扬恐怖主义吓唬废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