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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8日星期一

谢选骏:郭文贵的百年变局



《郭文贵保释被拒 法官:最高可处百年监禁》(2023-04-20 21:22:33  德国之声)报道:


郭文贵遭控涉嫌诈欺10亿美元,曼哈顿联邦法官周四(4月20日)以可能有逃亡风险为由,拒绝郭文贵律师提出的2500万美元保释方案,宣布这位中国之名富商将继续被关押狱中。


美国地方法官托雷斯(Analisa Torres)表示,检察官认为郭文贵很有可能逃亡,若他获释,将对社会构成经济损害的风险。托雷斯指出郭文贵即使去年资金被冻结,仍继续宣传诈欺性投资机会。


托雷斯另指,郭文贵过去在民事诉讼、破产程序及该刑事案件中有“妨碍司法”行为,此外,法官认为,从郭文贵过去在多起案件程序的行为看来,皆使法院“无法合理保证被告将遵守任何审前释放的条件”。


托雷斯认为郭文贵“有逃跑的手段及诀窍”;她指出,执法部门在搜查郭文贵住处时,找到2本护照,并称“这位聪明的被告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想办法在没有旅行证件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国家”。法官另举日产汽车(Nissan)前董事长戈恩(Carlos Ghosn)从日本逃亡为例说明。


托雷斯指出,若郭文贵逃亡,美国政府将成为其“众多债权人之一”。目前郭文贵的律师尚未对保释案被拒一事回应置评请求,检察官发言人则拒绝评论。法官则表示,若郭文贵的罪名成立,他最高将面临100年以上的监禁。


保释方案


郭文贵的律师团队3月31日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保释申请,保释方案总额达2500万美元,其中包括5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其他资产;若其获保释,他将住在其妻位于康涅狄格州的住所,在监视下生活。


郭文贵律师团队称他将受保安公司24小时监视,并且至少有1名保安会随时在场。该团队称郭文贵自2015年赴美以来,共只有3次出境记录,且在2017年以后就未曾离境。


此外他们表示,若郭文贵离开美国,中国将让他面对“无法承受的生命危险”,此外,其妻子与女儿也都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他不会离开家人。


郭文贵2014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导的反贪腐行动期间离开中国,他遭中国指控犯有贿赂及洗钱等罪行。郭文贵予以否认。


郭文贵被捕


现年54岁的郭文贵3月15日在纽约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他策划投资诈骗计划,并藉此从其数千名追随者中,骗取至少10亿美金。


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Damian Williams)表示,郭文贵靠犯罪所得,过著奢靡的生活——他购置了5万平方英尺(约合4645平方米)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跑车、2张各价值3.6万美元的豪华床垫,还拥有一艘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


起诉书中郭文贵被控有电汇欺诈、银行欺诈、证券欺诈和洗钱罪等,被控犯下11项罪名。郭文贵则拒不认罪。


网民嚎叫:  


双不 2023年04月21日 09:11

这家伙挺机灵的,为什么没有早些逃跑?从班农在他的船上被抓看不到任何警示?还是个SB。

不过-如此 2023年04月21日 06:05

美中合作的硕果

奥维尔 2023年04月21日 04:48

自从郭文贵播放拜登笔电的内容,就预测拜登必然要抓郭文贵。

北朝廉洁 2023年04月21日 02:17

被文贵骗和被老拜骗有什么区别吗?哈哈哈

有些黄左,傻逼呵呵地,看到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被郭骗了钱,兴奋得像是G点被捅了一样。却忘了自己天天帮着白左数卖身钱。

盘桓 2023年04月21日 01:41

司机 2023年04月20日 22:39

当年支持文贵的民进党政府,kmt官员,彭文正之流,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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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郭文贵是与川普的顾问班农同流合污吧?

司机 2023年04月20日 22:39

当年支持文贵的民进党政府,kmt官员,彭文正之流,怎么说?

随意邂逅 2023年04月20日 22:17

文贵还是太嫩了,自以为是江湖老手,黑白双吃,天天骂中国就有了护身符,谁知魔高一尺,西魔更高,洋人的心比他能想象的更黑更坏,在更大的利益面前,文贵连条狗都不如,想收拾你随便找个借口就收拾了,和文贵天天骂中国不透明有什么两样,甚至更黑。文贵现在怕是肠子悔青也没用了。

g2j2 2023年04月20日 21:40

这条蛆,来到美国还是蛆。美国很多这样的人,到了美国,还是中共党员本色或成了地下党。


谢选骏指出:网民只会瞎叫,不知命运为何物,我看这是郭文贵的宿命,事关百年变局,所以名之为“郭文贵的百年变局”。至于郭文贵的百年变局是否导致百年刑期,那就看百年变局如何演变了。

2023年5月7日星期日

谢选骏:我总计上了十年学


《为什么亚裔成绩高 但在美国大学表现突出的不多?》(精英说 2023-05-05)报道:


本文作者吴军,1967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前Google高级资深研究员、原腾讯副总裁、硅谷风险投资人。跨越中西方的求学和工作背景使吴军对教育有独特的见解。


本文中,吴军老师将通过自己丰富的求学经历和执教经验,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结合中国美国目前的具体国情,思考了当今社会家庭教育问题,这将能帮助赴美留学的家庭深入了解国内外教育的实际情况。


在介绍高等教育的理念时,我们先要谈一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接受(高等)教育的意义何在?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为什么要上大学?


每一个学生、家长甚至是老师未必会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上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成功的机会就低,就会处在社会的底层,这是很现实,也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想法。


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向我们灌输读书的重要性,时间长了,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读书很重要”和“必须上大学”的观点。


我想,我父母当年的想法和做法代表着如今中国大部分家长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年轻人容易有逆反心理,听长辈们说多了,即便觉得有道理,也会烦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就会觉得学习是为了父母,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被动地学习。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助教时,辅导的课程常常有近百人(这在美国私立大学中算是很大的班级),班上大约1/3的学生是亚裔(第一代移民的子女),他们进入大学时的成绩平均应该比其他族裔高不少,但是这些学生中表现突出的并不多,很多都学得被动。


反观白人孩子,虽然有不少成绩实在令人看不过去,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相当多出类拔萃的,他们学习非常主动,这不仅体现在对所学的学科非常有兴趣,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而且成绩优异。这是我在亚裔子女或清华本科生的身上很难看到的。


我弟弟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也注意到了类似现象。这其实反映出美国人(白人)和亚洲人有着不尽相同的教育理念,一种是出于兴趣而学习,另一种则是为了很现实的利益而学习。目的不同,结果常常也不相同。


人生马拉松之路很长


绝大部分人跑不到一半就退下来了


重压之下的中国学生,踏上大学之路就成了家长实现自己梦想的延伸,很多年轻人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会觉得他们总算完成了家长交给他们的使命。


在这样的想法下,他们所走的大学之路也是目标非常明确——冲着文凭而去。当他们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又会觉得自己总算结束了不很情愿的考试生涯,接下来一辈子再也不想学习了。


遗憾的是,人生是场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学的烫金毕业证书,不过是在马拉松赛跑中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站位而已,人生——这所真正的大学——路途才刚刚开始。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在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他们会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尽可能地抢位子。


但其实,成功的道路并不像想象得那么拥挤,因为在人生的马拉松长路上,绝大部分人跑不到一半就主动退下来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发愁怎样找一个同伴陪自己一同跑下去。因此,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笑到最后的人是一辈子接受教育的人。


每当别人问起我父母培养我和弟弟的经验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让求教者们颇为失望,因为那些都是所有中国父母都知道,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情,比如“要教育孩子读书的重要性”,等等,并不是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秘诀。


我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教育子女的真正秘诀。


我和弟弟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才明白秘诀其实在父母自己身上。我的父亲没有机会上一个全日制正式的大学,不过他学习了一辈子。他利用在大学工作之便,去补习了一门又一门大学课程,并且非常努力地做科研工作,得了很多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最后居然能在一个极为看重文凭的大学里被提升为教授级研究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晚上从不参加应酬,甚至不看什么电视剧,总是非常有规律地学习。我的母亲现在80岁了,依然每天坚持学习。父母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对我们兄弟的教育上最成功之处,是以他们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让我们渐渐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自己的大学之路十分漫长,一辈子上了24年学(中小学11年,国内大学本科5年加两年研究生,在美国读博士6年)。如果从进大学的第一天算起,到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学校,前后居然长达18年之久(1984年到2002年),这中间,我两次去工作,又两次回到学校读书。


我弟弟看上去比我幸运一些,从进清华到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只花了10年时间。不过在这之后,他虽然在工业界工作,但依然要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不断地写论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申请专利。在他十几年的职业生涯里,获得了140多项美国发明专利,并最终成为世界上一家很大的半导体公司的首席技术官(CTO)。如果从他进大学算起,他也持续学习了几十年。


对我们兄弟这样没有家庭背景,又缺乏冒险精神的人来说,大学教育使我们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是最终的成功更多地受益于不断的学习。


在我们读中学、读大学时,都有不少一起竞争的同学,但是越到后来,和我们在一起接受教育的人就越少。到了博士毕业后,还能像我们一样坚持学习新知识的人并不多。


回过头来看,一些过去比我们读书更优秀,在起跑线上抢到了更好位置的人,早已放弃了人生的马拉松,我们能够跑得更远,仅仅是因为我们还在跑,如此而已。


大学的意义并不在课程本身


可能有人会问,这么多年你都学了些什么,有什么好学的,学的那些东西对生活和工作真的有用吗?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年轻人在大学里的路该怎么走。


事实上,如果从功用的角度来看,我的高等教育效率非常低,我在本科学习的课程大部分不仅对工作没有用,而且对后来学习专业课也没有用。根据我和很多大学生交流的经验来看,今天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这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本身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或许我们可以接受到更好、更有效的教育,以至于我不需要花费长达24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做学生。


另一方面也说明高等教育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课程本身。大学的生活经历和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课程的内容是第二位的。在大学里不论学什么课,只要学的东西足够多,时间足够长,人就会受到教育。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应该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大学里要走的路远不止读书、拿学位这么窄,我们后面要介绍的的通才素质教育,其实就是为了拓宽每一位年轻人的大学之路。


当我的孩子梦华和梦馨开始接受教育后,我和很多家长一样,当然希望她们的大学之路能够比我走得更精彩,也更轻松。我也知道最重要的是,要让她们能够懂得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样她们的路才能走得更长。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不能让她们害怕教育。梦华和梦馨视力都非常不好(基因的问题),她们的眼睛只能让她们每天晚上花一般孩子一半左右的时间看书。


梦华在最后申请大学时,她大部分同学都在熬夜不断优化自己的申请材料,她却不得不在10点钟就休息了——并非她不想熬夜把自己的申请材料写得更好一点,而是眼睛不允许。而梦馨虽然还很小,已经需要每周花大量时间在户外以保护眼睛。


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学习强度不大,她们迄今为止没有厌倦学习。我一直给她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当你们大学毕业后,你们的同伴大部分不会再坚持学习了,只要那时候你们还在不断地完善自己,你们就能赶上并超过别人。


在教育子女上,我能想到的第二个培养孩子们学习兴趣的方法,就是由着她们的兴趣,学习和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这一代人在接受教育、选择专业时,不得不考虑未来的生计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多地考虑如何成为更好的人,更有用的人,把教育看成是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而不只是为了未来的生计而学习。


梦华申请大学时我对她讲,“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好人,即使你上了De Anza College(我们家附近的一所两年制学院,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和你妈妈也会喜欢你。”所幸的是,在相对压力小的环境里,到目前为止她们在读书上似乎比我小时候更有自觉性,并且她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随着梦华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即将上大学的年龄,我必须和她交流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因为今后的教育则要完全交给大学和她自己了。


于是,帮助她找到一所适合她的大学就变得非常重要。对高中生来讲,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大学并非简单地看《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的排名,而是要让自己的特长、兴趣和志向与大学的特色做最佳匹配。


从我和我弟弟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博士教育其实是对我们自身特长和兴趣的最佳匹配,如果让我们去上对方的学校(都是一流大学),得到的结果就会差很多。


因此,为了帮助梦华了解美国诸多优秀大学的本质特点,我从几年前就开始系统地研究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尤其是研究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特色。


当然,我研究大学教育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出于对培养年轻人这件事本身的兴趣。


我在清华大学做本科生班主任时,曾把那个班级(清华无线电931班)训练成了全校最好的班,看到很多学生事业有成,是最让我高兴的事情。


在美国,虽然我没有担任正式的教职,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我提供了一个参与大学管理的机会,让我能够或多或少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


为了能胜任我的工作,我一直在研究世界著名大学(主要是英美大学)的教育经验,包括它们几百年来所走过的路,这样才能提出有益的建议,才有可能让这所一流大学更上一层楼。


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个平台也让我有了和校长、院长、系主任们和教授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一同探讨办学想法的机会。这让我对美国大学的方方面面有了较深的了解。


除此之外,我了解美国大学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在和它们的毕业生一同工作时,通过他们来了解他们的母校,并且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掌握他们母校的一手资料。当然,每当我受邀到各个大学做学术报告时,我也会很珍惜和它们的教授及学生交流的机会,这样可以了解到很多大学不对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他们在招生和提升教授上的潜规则。


虽然我是如此关注梦华对大学的选择,但是把我对美国名牌私立大学的了解和看法传递给孩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通常,当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以后,他们和父母之间是有代沟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对家长的话,他们其实是将信将疑的,而能让她们同意参考家长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们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家长的建议还是有价值的。


为了帮助梦华找到自己喜欢的学校(而不是我认为好的学校),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她去实地看一看。为此,从梦华进入高中阶段开始,我们就带着她去实地看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让她自己对那些学校有感觉,这样我们才有交流的基础。


对于那些她很有可能会选择的大学,她自己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体验,比如,她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三次,在斯坦福和约翰·霍普金斯各自度过了一个暑期,这让她对自己感兴趣的大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不出我所料,她对大学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她很快就放弃掉了很多我认为非常值得考虑的大学,比如剑桥、牛津和芝加哥大学,但是经过交流我们还是能达成某些一致。在书中介绍各个大学时,我会把我的看法和她的看法都写出来,以便为不同年龄的人提供参考。


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大学(包括高中)教育的看法,这综合了我和我弟弟教育的经历,以及我对大学教育研究的结果。


首先,大学的教育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以通才教育为主的本科阶段,和以专才为主的研究生阶段。


在本科生阶段,学生们接受的应该是“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仅仅是“雕虫小技(Skills)”。这个观点是约翰·纽曼根据牛津大学的教育经验总结出来的。可以讲,没有好的通才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


美国统计了各个大学的毕业生入职年薪,在前10名大学中,除了工科较强的斯坦福大学和以商学专业见长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外,其余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大学(诸如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卡内基-梅隆和佐治亚理工等)。


人们常常谈论的所谓“大藤”,即常青藤大学中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都不在其列。


但是,如果考虑学生毕业15年后的情况时,那些以通才教育见长的大学,比如哈佛和普林斯顿,就都进入了前10名,甚至超过了以工科和商科为主的大学。


虽然收入并非衡量毕业生贡献的唯一指标,也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大学的好坏,但是至少从收入的变化可以看出通才教育对一个人一生发展的帮助。


今天,中国的学生一进入高中就开始专攻那些高考必考的课程,而一进入大学,他们就被限制在不允许修改的专业中,这不仅失去了得到通才教育的机会,甚至被剥夺了培养自己学习兴趣的可能。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


很庆幸的是,在我自己读高中时受到了很好的通才教育,以至于今天我所具备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等我到了大学时,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到了多少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老师和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正如纽曼所说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时,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


我要感谢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聚集起来,让我们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这些,才是让我受益终生的。


今天的世界和纽曼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那个年代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不多,一个人完成了通才教育后就能够胜任很多工作,但是现在许多工作(比如生物制药)都需要有专业技能才能胜任。


因此,在完成了通才教育之后,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1—5年时间不等的专业训练,这个训练可以在学校里完成,也可以在工作中完成,还可以(像我一样)在工作后再回到学校完成。


最早倡导专业训练的教育家是普鲁士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他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奠基人。近代大学的专业教育,尤其是研究生院制度,都是仿照德国大学体制建立的。洪堡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给予学生们真正有用的知识,以便他们马上就可以应用这些知识服务于社会。


有了好的通才教育基础和专业知识技能,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两点,即他服务于社会的意愿以及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喜爱程度。


服务于社会是美国精英教育的精髓。无论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办学的国父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还是19世纪中期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教育家吉尔曼和艾略特,都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今天,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给大部分学生A,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在成绩单上混一个全A,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这两所大学在成绩的把控上如此不严肃,并非它们不知道成绩的重要性,而是要向学生们透露出一个信息——你们的学业足够优秀了,你们应该关注课程以外的东西。


事实上,在耶鲁大学,学生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课外活动中,因为这些看似和考试无关的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如果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那里读书的意义。


我也走访了很多中国的一流工科大学,发现它们的学生90%的时间都在学习和准备考试。这样固然可以得到很好的专业训练,但是却让年轻人在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里失去了培养优秀品质和综合能力的机会。


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学生申请美国一流名校那么难,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会在后面一一分析,但是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学生读书的目的和那些大学办学的理念和美国有很大差异,以至于在申请材料中有意无意地会流露出这种差异,使得他们没有得到那些私立名牌大学的认可。


网民嚎叫:


君子 发表评论于 2023-05-06 16:55:55

"在哈佛和耶鲁大学,学生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课外活动中,他们给大部分学生A;中国的学生90%的时间都在学习和准备考试。” 您老文理通才,向您请教:咋没有不同培养路径的结果数据及分析? 比如多少人成了合格的科学家?如诺都是您说的只会考试的书呆子,如何解释近年中国科技突飞猛进,在多项尖端领域独树一帜?一般人的常识是,美国大学内一二年级的理工生门,相当部分在复习相当于国内高中数理学,难道后几年立马成了神仙?

exds 发表评论于 2023-05-05 22:10:58

一天到晚 学习这学习那,表现怎么会突出呢~lol 要有 vision,要有 领导船

加国红枫 发表评论于 2023-05-05 21:08:50

@拾麦客 100% 同意。


谢选骏指出:我总计上了十年学——文革前的小学五年(1961-1966年),文革期间的初中两年(1969、1970年),硕士研究生三年(1978-1981年)——我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对我培养最少,只有十六年。是的,我十六岁就不得不去从事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样的困境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潜能、无休无止的求知欲。我每天利用工余时间发奋读书,甚至连睡梦中和上班的时间,都是满脑子的古往今来的种种知识……我那时多想割下自己头颅,浸泡在一种溶液中……这样我就可以不吃饭、不走路、不用上班出卖自己,沉浸在完全思想之中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谢选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挣扎


《中国真的想要取代美国吗》(JESSICA CHEN WEISS 2023年5月5日)报道:


华盛顿有一种日趋强硬的观点,即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按照它没有自由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

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与复仇主义的俄罗斯合作、竭力推行对争议领土的主张,加上它自己的一些言论,中国毫无疑问加剧了这些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挫败他所认为的以美国为首的“围堵、打压”中国的努力,并表示“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但这种意识形态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不安全感——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垮台,中国领导层担心自己是下一个——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宣言更多是为了灌输国内对党的信心和忠诚,而不是反映实际政策或固定的信念。

中国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可塑性的,并非一个决定政策的僵硬牢笼,在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中,它不断地被调整以证明维持一党统治的正当性。例如,在毛泽东时代,资本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受到迫害。但在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在2001年接受民营企业家入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信仰。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并且高度依赖世界市场。


用共产党的宣传中摘出来的措辞评估中国,会忽略言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的差距。例如,在2018年,中国打压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和劳工组织者,可能是因为这些年轻的活动人士体现了“中共在实践中早已放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正如劳工学者、社会学家伊莱·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同样,北京多年来一直强调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却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外交掩护。

中国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中国的言行很难自圆其说。“自己说话自己都不信,”以务实观点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姚洋说道,“我们不是要战胜自由主义,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这套东西可以跟你一样好。”法学家、习近平政治哲学的辩护者强世功曾写道,“‘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

中国的长期雄心难以确定,而且它们是可以改变的。但它能否——甚至是寻求——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还远未明朗。

习近平和中共显然认为,美国试图让中国永远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并认为在一个从北京看来有利于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反对中国所做的或倡导的任何事情。但至少,中国似乎更倾向于从某些方面修改其赖以蓬勃发展的体系,使其对专制制度更安全,而不是取代它。

习近平经常将这种努力体现在他的政治口号中,例如“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在中国,人们还在继续争论关于这些愿景的真正含义,以及中国在寻求全球领导地位时应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例如,学者叶敏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海外的慷慨受制于满足其在国内自身持续发展需求的迫切性。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其他关键战略也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和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努力,受到了它对人民币币值的严格控制以及其他资本管制的限制。这些政策有助于稳定经济并防止资本外逃,但它们也限制了人民币的全球吸引力。

美国的担忧往往集中在对中国可能攻击台湾的合理恐惧上。但是,尽管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意在阻止这个自治岛屿更接近正式独立,但许多专家认为,北京仍然更愿意通过非战争措施来实现其“和平统一”的长期目标。中国可能会在战争中失败,并面临国际制裁和供应链中断。这些将在经济和政治上造成毁灭性打击,危及习近平政权安全、国内稳定和民族复兴的首要目标。


人们越来越怀疑,面对经济逆风和人口萎缩,中国能否实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目标,更不用说全球领导地位的其他衡量指标了。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它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仍然弱于美国,进一步的现代化取决于在稳定的经济秩序下继续获得国际技术、资本和市场。中国有影响力的学者黄仁伟指出,“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可能,中国要超速美国也不可能。”

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言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共鸣,它们也认为国际机构对它们不利。但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中共利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会征服全世界,尤其是习近平的威权方式、针对外国企业和贸易伙伴的胁迫策略,以及越来越偏执的政策助长不信任的情况下。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往往更受欢迎。但这更多地归功于经济而非理念,它的海外投资经常因缺乏透明度、使穷国背负债务以及环境和其他问题而受到批评。

美国必须继续阻止和防范中国更具威胁性的行为,包括增强台湾抵制胁迫的能力。但华盛顿应该抵制完全被恐惧所引导,因为这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所需要的开放性和活力。政策制定者应将威慑性威胁与寻求跟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更强有力努力结合起来,同时保护包容性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和利益,并呼吁北京为其意图提供更可信的保证。

毫无疑问,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而复杂的政策挑战。但是,夸大对“生存斗争”的恐惧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努力受到挤占,并形成一种“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框架,这有可能疏远美国与盟友跟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条件反射般地采取策略来战胜或挫败中国只会让北京的强硬派更加确信,美国的敌意是执拗的,而唯一的回应只能是削弱美国。

如果继续走这条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最终可能会把对方变成它们所担心的敌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它们要为马克思主义的保留最后一鲁艾试验田,所以项为缓和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做出最后的努力。因此我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挣扎”——他全然不顾一个基本事实:共产党所关心的首先是它对中国的控制权,别的都要从属于这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牺牲中国,那也势在必然、甚至理所当然的。

谢选骏:敬畏女性——新母系时代的哲学


《史航:不同程度交往过所以不是性骚扰,8维度反驳》(歌子心理 2023-05-07)报道:


“她们也和我调情了”


反驳1:男性凝视的基本假设就是女性随时都在向男性发出性暗示


学者伊顿(A.W. Eaton)在《女性主义艺术哲学》(2008)中对男性凝视(male gaze)如下定义:男性凝视是「用男性的眼光将女性物化为客体以获取性愉悦的行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男性很容易把中性信号解读为女性发出的性暗示: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女性存在的重要功能就是满足男性的性幻想,所以会把女性的说有行为都套进这个框架进行解读,但现实却是:解读的框架是站不住脚的,女性是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为满足男性性欲而存在的附属品。


“我看聊天记录也觉得她们有双向调情”


反驳2:女性的社会性别化要求女性顺从


女性从小被教育要顺从,忍让,识大体,顾大局,在这样的性别角色下成长起来的女性,遇到不想参与的事总是被教育要牺牲自己照顾他人,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遇到不舒服的调情,有要「礼貌的回应一下,不能撕破脸」的压力,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被家人、老师、社会教育要忍让、顺从, 长达20多年,突然一天她在遭遇调情时就可以大方说不了,这听起来像不像神话了?


对于这部分,「她刊」做了非常精彩的回应,我就不赘述了。


史航的回应,是今年最大笑话


反驳3:哪怕同意调情,也不代表同意进一步的身体接触


退一步,假设当事人是自愿调情的,跟感受到被侵犯也是不矛盾的。物化+性化女性的思维另一个常犯的妄想症就是:只要我觉得她对我有意思,那说明她已经同意和我做所有事情了。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她喜欢我,我就可以占有她了,同时男性在物化性化女性的视角下,容易把各种中性的信号解读成“她一定是喜欢我了”,就出现了普遍的妄想:女性多看了某个男性一眼,或答应出来吃个饭,男性就误认为女性已经同意和他上床了。


我愿意和你调下情,和我愿意你触碰我的身体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同理类推,我愿意和你接吻,也不能代表我愿意和你上床。道理有多简单呢?难道我喜欢一家餐厅,就代表着我喜欢吃里面所有的菜吗?


反驳4:同意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继续沿用“当事人是自愿调情的”这个退一步后的假设。我今天愿意和你调情和我明天仍愿意和你调情也是两回事。跟个人意愿相关的同意、授权,是随时都可以终止的。我昨天路过烧烤摊吃了几串烧烤,今天路过时不想吃了,天经地义。如果结了婚不能离,就不是自由婚姻;我们作为咨询师起草正规的知情同意书、授权书时,都需要加上:当事人有权力随时终止授权,终止关系,否则这个同意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这和签合同敲定一个一锤子买卖(比如房产转让)是两回事,因为物品的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并进行等价交换的,而自由人的个人意识是随时都在变化且无法用价值衡量的。认为女性一旦同意了一次,就代表永久授权,就是带入了物化女性的一锤子买卖视角。


“她们没有反抗”“她们也有配合”


反驳5:不仅「没有说不」不代表同意,哪怕表达了「同意」并通过行动配合,也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同意。


这并不难理解,几个多数人都经历过的场景:


-领导叫你加班时,你有没有过心里极其抗拒但还是得体答应,老老实实加班的经历?


-父母叫你给亲戚表演节目/帮忙走个关系/去相亲,你虽然不愿意但还是照做了。


-老师当众让你罚站、认错,你极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配合。


-一些对你不利的协议,你虽然不想签,但不签就不能入职/入学/贷款/出行,所以你还是签了。


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就是,表达「同意」并通过行为配合的当事人处在权力不平等的关系里,并且在弱势的位置,有很大权力差的关系里,处于弱势的一方是没有真正说「不同意」的空间的,所以在这个空间内说出的「同意」只是顺从而已。


这是为什么我国法律规定与14岁以下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当事人同意与否,均构成性侵。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咨询行业禁止咨询师和来访者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她们是我前女友”


反驳6:亲密关系中也可以发生性侵、性骚扰


抛开“她们是我前女友”这个结论本身就是史航自作多情+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硬掰来的,退一步假设,如果一旦进入异性恋的恋爱、婚姻里,男性就可以不顾女友/妻子的感受和议员,随时对其身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还是经典的物化女性嘛!认为拥有对「属于自己的女性」的身体的「使用权」,本质还是在说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还是在否认女性作为人的完整性。


反驳7: 是否是性骚扰或性侵,唯一衡量标准就是被侵犯的当事人的感受:在那个当下,是否是在有真正拒绝的空间的前提下,感受到自发的愿意。和两人是否互相喜欢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对男性太不公平了”


Bonus:学会带着敬畏和女性互动,是大多数男性的课题


我在不同的场合亲历过,当男性听到性侵/性骚扰标准是以女性的感受为准后,发出“这对男性太不公平了”,“那我们岂不是随时都要战战兢兢的了”。这样的反应经典地展现了享受更多资源的一方扭曲后的世界观:


他们所谓的自由、公平是在侵占弱势一方的空间、资源下达成的,本就不公平,所以真正的公平在他们的体验里就变成了失权、丧失资源丧失自由的体验。所以我的回应是「之所以性侵、性骚扰如此广泛,就是因为男性没有学会战战兢兢,学会带着敬畏和女性互动,正是大多数男性的课题」。


网民嚎叫: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05:04:00

下流的猥琐男对别人的每一句话都觉得是挑逗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05-07 04:25:51

人类只是高级动物。法律和道德很难界定某些行为。不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虽然有法律规定的自由。但实际上归属于资本。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权力就是资本,上有毛泽东,下有张高丽。任何小老板都有优势,实在不够的只有嫖娼。

所以,文章写了这许多还是搞不定。市场经济,交易没成功才有争议。


谢选骏指出:随着“新母系时代”向着纵深的发展,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的哲学——其核心教义就是“敬畏女性”!新母系时代的哲学流行起来,势必进一步降低社会竞争、降低文明人的出生率,推动世界走向“新共产主义”的“新原始社会”。下流的猥琐男主导社会的日子即将结束,敬畏女性才是新母系时代的哲学。

谢选骏:这是哪个国家的鬼子进村了


《中国当局“突袭”外国公司引发寒蝉效应》(DAISUKE WAKABAYASHI, 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2023年5月5日)报道:


中国已取消了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防控措施,该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吸引外国高管重返中国,这本应是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拾信心的大好时光。

但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安全措施——包括扩大反间谍法的适用范围,以及调查人员对几家外国公司驻中国办事处的突然造访——已产生了一股寒流,让人们担心在习近平领导下经济实用主义可能会再次让位于对政府控制的高度关注。

最近几周受到中国安全官员调查的机构包括国际咨询和顾问公司,这加大了外国投资者的担心,他们认为当局也许在试图阻止其获取有关中国市场、竞争对手和潜在交易的真实信息。遭到安全官员过问让一些公司想知道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是否面临风险。

美国的一家主要咨询公司贝恩今年4月下旬表示,中国政府官员来到贝恩上海分公司,并对员工进行了问话。专门从事企业调查的美国公司美思明智集团今年3月下旬表示,中国官员突然造访其北京办事处,拘留了五名中国员工。


“政府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频繁造访外国公司,已让商界感到紧张,”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说。

总的来说,这些造访似乎反映了习近平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加强国家安全的要求,尤其是要防止敏感信息流向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的可能性。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一直要求官员对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保持警惕。随着中国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期间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他的这种警惕也随之加强。


“中国共产党为获得数据控制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并借此获得对更广泛的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控制,”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马修·约翰逊在一份关于中国追求数据主导地位的新报告中写道。

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已表示,美国正在采取一项长期攻势,目的是通过切断中国获取尖端产业和军事创新所需技术的途径,来阻止中国崛起。拜登政府已在去年推出了严格限制向中国销售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立法,这似乎让习近平更加确信,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美国的咨询公司似乎尤其引起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注意,安全官员登门造访,询问这些公司从事的工作以及它们与大使馆的联系。

这是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日益危险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下令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此举被视为是对美国限制半导体贸易的报复。一名日本制药公司高管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留。中国还加强了出境禁令的使用,以阻止企业高管等人出境。


虽然中国过去打击过外国企业,但以前针对的往往是大型消费品牌,而且是通过在媒体上公开羞辱。最近的打击行动有所不同。美思明智和贝恩是全球商业的小齿轮,它们并非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也几乎未就突袭表态。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暗示,政府对国家安全漏洞的担忧可能是推动这些调查的原因。


4月15日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这天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称,深圳一家没有给出名字的咨询公司向一个外国组织提供了有关新疆劳工的研究报告。美国指控中国政府强迫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劳动,并已对涉及新疆的贸易进行严格限制。

中国政府否认新疆的棉花、纺织、采矿等行业存在强迫劳动。前述报告称,该咨询公司在新疆的工作已构成了违反中国反间谍法的行为,“给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带来了风险隐患。”

为了加强中国和中共的防御,习近平推出一项涉及范围广泛的“全面”国家安全计划,将新的安全措施扩大到整个经济、企业和数据管理范畴。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关于加强国家对数据控制的要求已在政府各部门产生连锁反应。“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习近平在今年3月讨论“国家大数据战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要求已在政府各部门产生连锁反应。

去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向境外提供数据的新规定,要求数据提供者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包括对“敏感程度”以及“数据出境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的评估。


自从今年3月以来,提供中国研究论文、学位论文和统计数据的中国知网已严格限制了国外的大学和其他海外用户的访问。知网表示,它正在研究如何办理相关数据出境合规程序,在此期间有必要暂停数据出境服务。

中共去年10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后,习近平已提拔了一批安全官员,他们似乎热衷于推动更严格的控制。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国家安全领域不断拓展延伸,”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上个月在中共的主要意识形态杂志上写道。

中国立法者已在上个月批准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本已宽泛的间谍定义扩大到包括提供“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的行为。

去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了新规定,加强对出境数据进行安全评估。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周二批评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这项法律可能会让企业的普通活动在中国成为非法行为,比如在签署一项重大投资协议前寻求尽职调查所必须进行的行为,”他说。


欧洲公司似乎还没有引起中国安全机构的太多注意,因为相对于拜登政府,欧洲国家领导人通常采取对中国更顺从的态度。但欧洲公司也表示,维持对市场和公司信息的公开访问至关重要。

“澄清哪些信息敏感,哪些不敏感,有很大的必要,”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家住西雅图的律师丹·哈里斯为在中国有业务的外国公司工作,他说,在过去一周里,他已经听到至少两家美国公司想离开中国,因为它们看到了中共在最近的审查行动中发出的信号。

“这个信息是:‘我们对经济不太关心。我们关心的是让你们就范,’”哈里斯说。“‘如果你们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我们将收拾你们。’”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这是中国鬼子进村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外国鬼子先进村了——那么,到底算是哪个国家的鬼子进村了?中立地说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鬼子进村了,都是鬼子进村了。鬼子既然进了村,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谢选骏:黄金才是普世价值和普适价值甚至真理


佚名网文《普世价值》报道:


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又可翻译为普世思想、普世情绪,泛指那些不分领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基本都超越了宗教、国家和民族,在地球的每个地区都被推崇,基于人类的良知、理性、平等和爱,也是大多数人类都能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在西方的哲学领域、人文领域和科学领域上有著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尊重他人的权利、保障利己和自由的权利、拥有惩戒害人者的权利”者三项原则为最主要的表现,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乌托邦主义及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这三个价值被认为是全人类都该遵守的价值观。


定义

即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有益的事物就有价值,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也叫普适价值。普世价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发现”的普世价值。以赛亚·柏林的定义是“普世价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价值。阿马蒂亚·森认为当莫罕达斯·甘地认为“非暴力”是普世价值时,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并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许多不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和民主等。


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跨越了包括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在内的一些领域。


各领域的观点

哲学

哲学上对普世价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价值论和价值观上,但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哲学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伦理学

归结主义(英语: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内在价值的事物。


心理学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义的“价值”是那些“影响人们选择行为和评价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观念”。他假说的普遍价值将涉及到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会统筹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体生存相关的需求。包括在44个国家对不同文化的超过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结果是,存在着十种不同类型的56种具体的普遍价值:


安全:强壮的肉体以避免疾病和天敌的伤害以及更高效地获取物质、繁殖后代。清洁,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报恩,健康,归属感。

享乐:拥有生存必需的物质,如食物和财富,作为快乐享受生活的保障。

权力:权威,领导地位,主导地位。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响力,智慧,自尊。

刺激:大胆刺激的行为,多样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自主:创造力,自由,独立,好奇心,选择自己的目标。

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怀,才智,社会公正,平等,和平,美丽,与自然的融和,对环境的保护,内心的和谐。

慈善:乐于助人,诚实,宽容,忠诚,责任,友谊。

传统: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谦让,虔诚,尊重传统,平和。

社会整合:自律,服从。

施瓦茨还测试了“灵性”这个类型,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发现并不具有普世性。


政治学和法学

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规则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语: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语: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自由、人权和民主正是通过宪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但是“普世价值”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普世制度”或者“普世体制”。


争议与批判

普世价值最基本的争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争具代表性。第二类争议是哪些该算作普世价值,比如:有人认为丛林法则和自然竞争也应该算作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其为普遍原则、但不是普世价值。宗教界人士则认为神学观点也是普世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则认为其为绝对真理(就信仰者而言)、但不是普世价值(相对于民主等非宗教概念而言)。


中国大陆

2013年6月1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李世默说:“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2013年8月,香港《明镜月刊》第43期刊出了据说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全文,内文宣称“在西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长期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论调(宣扬普世价值)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欺骗性,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我们宣导的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普世价值是“在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的事物,提出普世价值来论证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设定一个‘普世价值’的框子,然后按照这个框子来设计改革方案”,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设置一个诱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陷阱”。


2016年2月,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指西方文明“以成功者自居,审视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贬损、冲击其他非西方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共荣,而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压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这种狭隘的理念和偏执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受到极大伤害。”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在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文章称,自由主义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历史终结论炮制的一种说辞,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优越论是同一个性质;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一文,提到,有人在热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同时,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劲地妖魔化。这种被政治利用的“普世价值”等为错误思潮,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2022年6月,《求是》杂志刊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宣传普世人权、人权高于主权,陷入政党恶斗、政府失信、社会失序、疫情失控的困境,导致政治极化、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不断加剧,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大行其道,人权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说明中国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自己的人权事业发展。


日本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徐胜(Sung Suh)说,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权和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意识,彻底清理日本对东亚民众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并追究其责任,才能完成东亚民众去殖民的课题,实现东亚民众共同的和平未来,实现有普遍意义的东亚人权。徐胜指普世价值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法,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合理化对外侵略所提出的论调,“美国一口说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在这些地区蹂躏人权”;他主张:“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价值”。


新加坡

2015年12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


谢选骏指出:上述皆为公婆斗嘴,所以不足凭信。在我看来,全球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大约只有黄金——连钞票的价值都有黄金来平衡决定。可以说,黄金才是普遍适用的价值。


佚名网文《普适价值》报道:


一般认为,普适价值和普世价值意义完全相同;只是因为不同翻译者故弄玄虚,用词不一样导致。

在哲学和社会学上,普适价值意思是一些数量有限的,所有人都应认同的观念的集合。一般内容有:

人类应追求长远和短期兼顾的安全、进步、快乐、自由、法制、公正、人权、民主、合法地新建和发展党派团体和宗教组织、合法适度地方自治、高效率和效果、节约、环境保护、适度博爱和互助、合作、善良、仁慈、宽容、和平、讲信用、对话讲逻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德),防止不顾他人和整体利益的极端自私行为。

西方社会学者试图用普世价值观保持人类各宗教、组织、国家、地区、意识形态、政治党派之间在道德底线上的统一,以提前避免人类过度分裂、斗争。

概念介绍

普适价值指在某一领域内的所有人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泛指那些超越本领域内个体差别(如宗教、民族、性别、分工)的价值体系。其前提是基于良知与理性的本领域内人们皆认同之价值、理念。

文化学者陈慧博提出了如上解释。

内涵与外延

在哲学和社会学上,普世价值意思是所有人都应认同的观念的集合。一般内容有:

人类应追求长远和短期兼顾的安全、进步、快乐、自由、法制、公正、人权、民主、合法地新建和发展党派团体和宗教组织、合法适度地方自治、高效率和效果、节约、环境保护、适度博爱和互助、合作、善良、仁慈、宽容、和平、讲信用、对话讲逻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德),防止不顾他人和整体利益的极端自私行为。

西方社会学者试图用普世价值观保持人类各宗教、组织、国家、地区、意识形态、政治党派之间在道德底线上的统一,以提前避免人类过度分裂、斗争。

普适价值

中国传统普适价值观久已有之:

《老子》对基本制度价值观的普适性表述是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谢选骏指出:故弄玄虚的普适价值常常聚讼纷纭、公婆打架,但是说到黄金,大家却都出奇一致了——所以欧洲殖民者到美洲抢够了黄金,就掌握了普遍使用的价值及其终极价值了……因为黄金,才是普遍适用的价值。


佚名网文《49位创业高手,350个问题,包含了哪些普适真理?》(2022-11-01)报道: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名言,似乎也适用于创业。研究发现,成功的创业者大都遵循了某些共同的原则和方法,并采用了相似的管理工具。


企业文化


Zoom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袁征是最典型的一位。他说,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大于团队、产品、商业模型或者投资者。因为那些事情可以弥补,而且会随着时间越变越好。但企业文化必须在第一天就建立起来,文化出了问题很难修正。Zoom的文化是向员工传递快乐,因为快乐的员工知道如何向顾客传递快乐。


对的合伙人


这一条已经成为创业常识。Sumo Logic董事长/首席执行官Ramin Sayer说,当创始人第一次创建公司时,好的合伙人能帮你找到方法应对公司初期面对的困难。他懂得该思考哪些问题,还能看到潜在风险,并帮你想清楚未来1到3年公司会需要什么。


AT&T首席执行官John Donovan是这样总结的:商业计划、竞争对手,机会和威胁都会因时间而改变。让你成功的是人,以及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


时间管理


成功者都是时间管理的高手。他们中的多数人每天早上都要先过滤问题,再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最后严格按照日程表行事。


红杉中国董事总经理郭振炜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想一下:今天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如何保证这件事能高质量地完成。相应地,他也会去想未来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一年最重要的事。


坚持笔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相当多的CEO都喜欢做笔记,写日记,不管是商业计划,还是个人事务。红杉中国董事总经理顾翠萍是笔记高手,无论是开会还是做访谈,从不录音。


不怕求助


受访者最常使用的资源是朋友和导师。尤其是导师,几乎是海外创始人的“标配”,特别值得中国创业者借鉴。


红杉资本合伙人Ravi Gupta 说,创业者确保身边有听你倾诉的人。因为创业者很孤独,一定会碰到艰难时刻。


勇敢求助,并不丢人。Evernote创始人Phli Libin说,他过去总是有了问题之后,才会去找别人,后来意识到并不明智。他认为,导师能帮上忙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既不谈生意也没具体问题时,聊天的收获最大。


广泛阅读


这个发现有点令人吃惊。中国最著名的互联网企业家马云说过,他几乎不看书,看过几本也都是武侠。而被访者普遍重视阅读,不仅种类五花八门,阅读方式也千奇百怪。


Health 首席执行官Dan Burton无论多忙,每天坚持看书一小时。AT&T首席执行官John Donovan喜欢看多本主题相似的书,以便充分理解一个话题。Airbnb首席运营官Belinda Johnson和13岁的女儿参加了两人读书俱乐部,书是女儿选,二人共读、切磋。红杉中国合伙人苏凯的建议是,尽量不读“二手书”,直接读经典,获取一手内容,能够降低获取知识的时间成本和过滤成本。


多学外语


对其它外语爱好者而言,他们的动力大都是想了解不同的文化,一是通过周围世界的变化,认清自己和所处商业环境,二是有助于企业国际化。不知道,外语技能会不会成为未来全球企业领导人的一个基本素养。


谢选骏指出:黄金才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所以一旦美国的黄金库存不够了,美元就贬值了五六十倍,因此就渐渐不再“掌握普遍适用的真理”了。换言之,谁的黄金够多,谁才掌握普遍适用的真理;直到新的征服集团起来夺取其黄金储备。在此之前,仍需“创业高手”挖空其墙角,以便实施最后一击!而不论风云如何变幻,黄金呢?依然还是普遍适用的真理。

谢选骏:州长比总统还大



《为什么从没见过美国总统召集50个州长开会?》(老鱼讲古 2023-04-24)报道:


中国人看美国,因为制度、文化的不同,常产生一些误解。比如美国的50个州,是不是可以看作中国的省呢?美国州长,是不是相对应中国省长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举个例子,川普对边境非法移民和难民的“零容忍”政策,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谴责把儿童与父母骨肉分离太有悖伦理,就连8个州的州长都怒了。纽约州、北卡罗莱纳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马塞诸塞州等8个州的州长公开称“太残忍了,太无人道了”,纷纷宣布在川普结束“零容忍”政策前,将不再派遣、甚至会撤回应川普要求派至边境的国民警卫队。


州长不听总统的话,这要放在中国,有人会说省长胆敢违逆中央,必须撤职、查办。而实际上,在美国这太正常不过,因为州长权力很大,大到可以不服从美国总统的政令。州长和总统是什么关系?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50个州(state),实际上就相当于50个国家,除外交等少数权力归联邦政府以外,各成员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


说白了,整个美国就是五十个股东成立的一大公司,各州是股东,宪法是公司章程,参议院是股东会,众议院就是工会,联邦政府就是公司管理层,总统就是总经理,各州州长就是股东代表。股东代表,对总经理的话无需毕恭毕敬,那么总统和州长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从这点上说,美国的州在我们国家并不能对应“省”。中国的总理可以命令省长,但美国总统却不能命令他的州长做什么事情。遇到脾气不好的州长,贵为政府首脑、三军统帅的总统也得低头三分。


奥巴马总统在任时,有一次去亚利桑那州视察,刚一下飞机,就与女州长布鲁尔发生了争吵,布鲁尔丝毫没给奥巴马面子,严厉斥责了奥巴马,弄得奥巴马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相当的窘。而川普,可以随便发推文骂特鲁多也不敢骂州长。这一切源于美国的传统,因为美国各个州之前是独立的,后来联合起来形成了现在的美国。各州对联邦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各州有各州的小算盘,他们希望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各州州长都是由各州选民独立选举出来的,只需对自己选民负责,而不需要对总统负责。


实际上,州长就是小一号的总统,他们之间更多类似于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除了法定的义务外,联邦政府如果需要州完成更多的事情,要和地方沟通,甚至是利益交换,而不是下达命令,地方也完全可以随时拒绝联邦政府不合理的要求。


美国也不会出现“美国总统召集50个州的州长开大会,共商国家大事”这种情况。因为不需要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对于一些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等对地方政府来说比较“务虚”的事项,往往通过白宫新闻发布会就搞定了,甚至如川普这样的,发个推文表达自已的主张。


不仅美国,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有资格参加中央政府关于国家大事的决策会议的,从来都是政府内阁的成员,以及总统府、总理府的高级幕僚,像州长、省长这样的地方行政长官是没有资格参与的。除非出现了特殊情况,破例让个别州长参加。原因很简单,内阁成员代表着中央,而州长则是代表着地方,彼此间的责权在法律上有明确的界定,通常情况下就不可以混淆的。如果州长参与国家决策,那就乱套了,不仅可能出现州长架空中央政府的情况,甚至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美国法律不容许的,也是总统不能容忍的。


有人问,是不是代表各州对中央事宜一点也不参与?非也。美国虽然没有州长聚集华盛顿共商国事,但是却有两院代表在华盛顿决定国家大事,特别是参议院,权力非常大。参议院一共100人,每个州选出两名议员,这两名参议员其实就是州长级别的。比如在加州,最有权势的三个人分别是州长和两个参议员,两个参议员实际上就是代表加州决定美国国防外交政策的州长,他们也是加州州长的天然顺位继承人。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防外交的权力是各州让度给联邦政府的,所以老百姓要选三个州长,一个在家主持工作,另外两个参议员就是本州负责到联邦政府行使这个国防外交权力的州长。很多参议员到期后都会回本州竞选州长,甚至直接竞选总统。


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做过州长。虽然美国没有我们那种“某某精神传达大会”之类的大型会议,但美国人也经常开会,也爱开会,但是不开无关自已的会。比如说某部门或者某城市想修一条下水道,往往会遭到民众或各种民间组织的反对,如各类环保协会等等,这时候就会经常开会,向这批人解释说明原因,请求他们支持。


美国某州引进一个风电项目,各种论证花了5年时间,就要全部完成可以开工时,当地一个环保组织反对说,该项目可能对过往的鸟类造成影响。随后,又做了一年论证,通过观察并详细记录后研究,该项目对鸟类影响比较小,可以建设。这类事情在美国比比皆是,当然争议也很大。好处是社会更加和谐,坏处是效率极低,美国各级政府主要开会就是研究这个。我们用5年修好一条高铁,美国可能要用50年。因为中央政府决定的事项,地方可以否决。


网民嚎叫:


Wafik 发表评论于 2023-04-25 07:20:01

"我们中国的皇上要召集美国50个州的州长们开会,肯定全部来齐。"

不用中國皇帝,台灣總統就能成。沒看著議員們一上台就急巴巴的訪台嗎?

卡斯楚谷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4-25 00:20:47

據加州憲章,如果因任何原因,州長無法履行其職責,副州長是第一順位繼任者。

卡斯楚谷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4-25 00:17:47

「他们(加的兩位聯邦參議員)也是加州州长的天然顺位继承人。」

此言不真。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州长其实比总统还大——因为州长的英文是governor,意思就是“总督”;而总统的英文是president,意思是“会长”。总督大还是会长大?当然是总督大。所以说,州长比总统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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