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努力的苏联，为什么还是输了？》（山巅上的加图 2023-05-29 ）报道：
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
1、
“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
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
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
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
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
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
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
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
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
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
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
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
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
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
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
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
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2、
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
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
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
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
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
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
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
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
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
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
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
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
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
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
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
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
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
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
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
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
3、
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
谁能说了算？市场。
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
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
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TR-1（丽晶TR-1）在美国上世了。
这台收音机据称是婴儿潮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回忆。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售价高达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0万台——美国人当年对丽晶的热捧，跟现在全球对苹果手机的热捧很相似。
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
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为半导体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
在苏联科学家、工程师被体制锁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奉旨研发”着没有出路的小型化电子管的时候，他们的美国同行们在频繁的跳槽，不断提出新思路，革新产业。
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力，逐渐加速甩开苏联的竞争者。
当然大多数苏联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这个，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工资体系评级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领导的关系，能每月领到工资不就行了么？
与敏锐的美国市场相比，苏联规划委员会虽然是迟钝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纪60年代，越战中的美军将他们之前安在收音机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F-4鬼怪战斗机和AGM-12小斗犬导弹上。
苏联军情报部门在得到这些战争机器的实测数据后——用今天营销号最常用的说法——直接“吓尿了”。军方开始质问苏联国内研发机构：这些年你们都搞了些什么？为什么美国战斗机、导弹有这些我们看不懂的黑科技。
于是苏联的电子研发在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
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
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4、
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60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
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因特尔、IMB、得州仪器等美国电子厂商出一个什么样的芯片、电子产品设计，你就能够在同时代的苏联找到一个类似的仿制品。
甚至有时候，不同研究院之间，甚至还会为谁先山寨了美国同行的产品、更有资格申报苏联相关科技创新奖项而打起来。
苏联当时的这些“山寨芯片”，虽然还没有没脸没皮到拿砂纸直接把人家的商标擦掉，换上自己的，然后吹说是自主研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当时的芯片研发，是在市场应用场景在场的情况下，反复修改，针对性的设计出的。设计图纸交给工厂以后就能保质保量的做出来，做出来就能安到相应的商品上卖出去。
可是苏联的仿制品，是无法享受这个“正循环”的。他们生产的芯片在实验室里能够达到与美国同行近似的质量，但一旦交付工厂批量生产，因为相关工艺达不到要求，质量和良品率都会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仿制品严重缺乏应用场景——美国的电子产业是一个接入其社会消费品生活的有机体，芯片造出来，安上相应的电脑、电视、微波炉、助听器是可以直接卖钱的。民众消费能力也能为其研发买单。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
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
是的，七十年代苏联军备的急速膨胀，某种角度上说，就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为了不在各产业技术研发领域被美国人甩开，苏联研究或仿制，山寨了大量的高技术产品，可是由于这些产品在苏联没有民用市场可以消化，为了让研发和生产它们的钱花得值，于是规划部门不得不更大规模的生产与其配套的军火。
“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
这些军工产品虽然不能卖钱，但却可以由国家出钱买单，于是相关产业链的工人、研发部门的研究员们，也就都不至于丢饭碗了。
当然，也有苏联研究人员想过“弯道超车”，比如从50年代起，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们就一直在致力于设计和推广一种“三进制计算机”——一口气研发了二十年。
与西方首倡的二进制计算机相比，据说这种计算机（至少在理论上）运算效率更高效，最终造出来的计算机也更小巧。
这个愿景让苏联为这项研发也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苏联科学家们肯定幻想过：这玩意儿要是能搞成了，弯道超车，美国现在耀武扬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废品了么？
可是这个科学理论上可行的通路，最终没有走通。理由还是那个——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
你的三进制计算机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同时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进制相配套的，想与你的计算机相配适，要从头编一个算法、程序。
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还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
所以理论上可行的三进制计算机，在苏联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5、
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让苏联在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中最终落败的因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市场。
在电子产业上，苏联的起步技术条件与美国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决策者更是在第一时间就非常重视，以举国之力进行重点研发。
但因为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扭曲了。
因为没有市场，苏联无法敏锐而公正的比较晶体管和电子管究竟哪一个更有前途，在后者死胡同里空耗了十几年。
因为没有市场，苏联生产了大量看起来赶上脚步，但实则毫无性价比可言、根本卖不出去的“山寨芯片”，从而让苏联整个电子产业成为永远要靠国家输血、拨款维持的“巨婴”。
因为没有市场，因为无法与国际接轨，苏联的科研还搞了大量像“三进制计算机”这样看上去很美，实则根本是闭门造车的劳什子，连宝贵的输血，也平白浪费了。
这些种种的谬误，最终让苏联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也同样输掉了其他技术上的比拼，最终沦入八十年代末那种别人的民用技术、甚至游戏机给你都怕“技术外泄”的窘境当中。
而我觉得，在“市场”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词——人。
是的，尊重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就是在尊重每个人：
当每个消费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出于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种大局规划）自由选择他们到底要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时，他们无意中也就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仙童八叛逆”这样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权威的学术欺压，说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自信的能靠市场来养活自己时，他们也就自然的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的研究方向，而不会在某个研发死胡同里每天憋着气做糊弄事的无用功。
当整个市场是自由的，新锐的、更高效更物美价廉的商品总能独占鳌头时，这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比苏联的规划强得多的“内驱力”，迅速催熟一项技术。
而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用双手换来富裕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水平，会在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中不雕自镂、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苏联与美国在芯片之战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那些话——
“利润的最终来源，是对未来的洞见。”
“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
“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
“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个美苏“芯片竞赛”中，苏联主动做了很多，却输了。美国主动做的很少，却赢了。这背后说来，其实也没什么秘诀。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美苏这场电子产业之战也如是。
相信市场，相信每个人。尊重市场，更尊重每个人。
让一切顺其自然后，想赢其实就不难。
网民嚎叫：
徐州雪花大如习 发表评论于 2023-05-30 14:58:36
现在中国就在回到过去这些政治决定一切的老路上去。像一带一路，雄安新区，芯片开发等等都是指令性计划。而且目前都是失败的。
晓悟之 发表评论于 2023-05-30 14:34:33
中国两条路：一继续开放（特別是一旦言论开放，集社自由），其结果是共党最终政权不保。二不开放，则是对抗，西方国家则集团封锁，让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独裁者大爆发，变本加利对抗西方。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3-05-30 09:56:25
制度太差，赢不了
谢选骏指出：如此努力的苏联，为什么还是输了？道理十分简单——因为苏联违背人性，所以越努力越输！当然，“没人性”的苏联，不仅仅是“没市场”的问题。否则有了市场的其他国家，为何也不如美国成功？
《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恐埋政变危机》（华尔街日报 2023-05-29）报道：
在年近70岁之际，这位中国领导人清除了所有潜在竞争对手，也没有公布接班人，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中国的稳定，同时动摇全球秩序的根基。
坐落在紫禁城深处的乾清宫，红墙黄瓦，巍峨壮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皇帝就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临朝理政，召见臣子，迎接宾客。皇帝的龙椅置于雕刻繁复纹饰的须弥座上，龙椅上方悬挂正大光明匾，帝国最敏感的机密——由皇帝选定的储君的人选，就藏在这块匾额的后面。
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其中一份遗诏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另一份由皇帝随身收藏。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他打破了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悬念过久可能适得其反，会疏远门生并激怒敌人，进而削弱领导者的地位，甚至播下政变的种子。在毛泽东时代，习近平的家族曾经历过变幻无常的党内斗争，他非常了解这种风险。习近平也清楚，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如果21世纪的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
习近平能否顺利交班，可能决定了他提出的民族复兴愿景是否会在他卸任后继续推进。中共将习近平推崇为民族复兴的灵魂人物，并将他的强人风格视为动荡世界之中的稳定力量。习近平似乎非常看重自己将来的历史地位，他把所有重大政策和中国的每一次成功都归功于自己。但他自上而下的控制不仅压制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也滋生了固守成规的行为和官僚作风。就连习近平自己都抱怨过，很多事除非他直接下令干预，否则往往不会有进展。
表面上看来，习近平虽然实现了稳定的治理，但稳定不同于韧性。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惊人；西方很多人当时都没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习近平曾对官员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没有人能打败中共，除了该党自己。但在推动中国跻身超级大国之列的过程中，习近平以自身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让他成为这一进程中最薄弱的一环。
2022年10月23日在北京，在习近平获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后，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委员。
习近平面临一个永恒的难题，学者们称之为“接班人困境”。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们信任的接班人，以维护他们的遗产并在卸任后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等待接班的领导人必须提前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才能避免被罢免或上任后被架空。一旦有了明确的继任者，政治精英们自然会开始变换效忠对象，这一变化可能会让现任领导人不安，担心继任者策划篡权夺位。
威权体制的领导人还要提防在被动丧失权力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的严重后果。即使是自主退位的专制者，除了能够保持对继任者的影响力之外，自身安全也没有什么保障。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和H.E.戈曼斯(H.E. Goemans)回顾了从20世纪1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初执政过的全球1,800多名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对这些领导人按政权类型进行了分类。这些研究发现，在其中的1,059名专制者中，约有41%的人在卸任后一年内遭受流放、监禁或死亡，而在763名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中，这一比例仅为7%。政治学家王裕华对中国49个朝代282位皇帝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而言，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废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自1949年中共胜利以来，中国已经历数次权力交接的戏剧性事件。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统治期间，一名潜在继任者被清洗，并在遭酷刑后死亡，而另一位潜在继任者死于飞机失事，事后他被指策划篡权失败后试图逃离时遇难。正如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时对身边的人所言，会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就在党内深处，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不得不推翻由毛泽东的妻子领导的敌对派系——四人帮，后来他自己被邓小平逼迫下台。尽管邓小平制定了权力分享和干部及时退休的规范，但他最终清除了自己栽培的两位后辈，并主宰了中国政局，直到他在1997年去世。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已经破解了接班人密码。邓小平的逝世引起了很强的情绪反应，但没有引发政治动荡，当时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已经顺利巩固了他中共总书记的位置。接下来的权力交接也相对平静，尽管中间也不无阴谋算计，这让一些学者认为，中共终于能够进行定期、可预测且和平的权力交接。
1980年11月28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与四人帮其他成员一起受审；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推翻了这一敌对派系。
到了习近平时期，形势变了。自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自毛泽东之后从未有过的程度。他宣称自己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最伟大的在世思想家，确保自己能够终生保持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直至去世，用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去见马克思”。对于基本上是仪式性的国家主席一职，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经过几位前任强化的退休模式，抹杀了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事实证明，即使在拥有既定权力移交程序的民主国家，领导层的更迭也可能危机四伏，美国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的情况就昭示了这一点。在中国，对于经历过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人来说，权力争斗的危险历历在目。前苏联的解体也是巨大的阴影。习近平曾公开将前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归咎于选人不当，让软弱的领导人上台，“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拯救前苏联政权。
2017年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时，他没有提拔潜在接班人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是表明他准备打破前任任期十年的先例、继续掌权的首个明确迹象。同年，中共通过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使他的言论具有绝对权威。
随后，习近平在次年春天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令国内普通民众甚至党内人士感到惊讶。而就在几个月前，2017年底时，中国一位顶尖宪法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通过实行任期制，中国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较好地防止了个人集权与个人崇拜的发生。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恰恰就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共在纸面上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只能担任两届（10年），而担任同一层级领导职务最多15年。但在2022年，中共官员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期，令这些规定看起来形同虚设。
习近平接班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认为需要多少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到2027年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结束时，他将满74岁，但他仍将比江泽民2002年卸任总书记时年轻两岁。一些党内人士说，习近平可能会选择至少留任到2035年，这是他完成一些标志性倡议的官方期限，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届时，习近平将年满82岁，与拜登(Joe Biden)在本届总统任期结束时的年龄相仿。
如果习近平制定了接班人计划，是会有一些踪迹可循的。为确保平稳过渡，习近平需要让潜在接班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唯一的接班人可能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尽管中国的最高权力并不总是与在正式的职务挂钩，但习近平却非常重视这些头衔，一定程度上因为，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他缺乏其他正统的资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干过革命，拥有巨大的个人影响力。一些党内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恢复毛泽东担任过的党主席头衔，可能作为一个他可以终身担任的职务，同时将日常职责移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
谁可能接替习近平？很多人都在关注1960年代出生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比习近平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官员年轻10岁左右。在被称为习近平的“60后”亲信中，部分已经担任了高级职务，包括中国四位副总理中的三位，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四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但习近平也可能在便于延长自己的统治的过程中，选择跳过这些60后官员，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接班人。
由于任期不受限，习近平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花多久选定接班人。而且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习近平在2018年告诉官员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
据一位与两个政府的情报官员讨论过习近平健康问题的研究人员称，在习近平2018年废除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后，外国情报机构加大了研究习近平健康状况的力度；这一信息在中国是一个严密守护的国家机密。“他们担心中共没有一个考虑周详的接班计划，”这位研究人员告诉笔者。“我们无法确定，一旦习近平发生什么不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因为去世、生病，还是辞职，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明确程序，也几乎没有先例。从理论上讲，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开会选出新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国家副主席将担任国家主席。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到党内精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下遴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纷争。在毛泽东晚年健康和机能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选定接班人，一些官员使出了尔虞我诈的手段。
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在中国陕西省北部的西安市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习近平在保护自己的权力方面容不得半点闪失。他一直在寻求瓦解替代性的权力中心、恐吓潜在竞争对手，甚至削弱那些似乎并未构成严重威胁，或有野心挑战其领导地位的亲密同僚。这种做法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十分相似。他利用党纪调查来排除异己，有时会采用很直接的手段，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通过摧毁这些对手的政治网络来削弱其势力。
历史学家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表示，马列主义政权中的精英斗争就像一场“按照诡异规则进行的械斗”。他写了一本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和中国夺权之争的书。这些夺权争斗颠覆了苏联和中国的政坛，获胜者摒弃了独裁主义，同时构建了新的权力结构，希望这种新结构不会屈从于一人统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很强大，但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体系可以在身后延续。专制者的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延伸阅读：美媒——习近平选接班人如清代秘密建储 恐埋政变危机
来源：中央社
美媒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迟未选定接班人，一如清代的“秘密建储”。但党内悬念过久却可能适得其反，会让自己人疏远并激怒对手，进而埋下政变的种子。一旦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震动国内和全球。
华尔街日报日前以“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为题发表评论文章，以清代雍正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直指300年后的习近平也乐于此道。因为他已在2022年开启第3个总书记任期，却迟迟不愿亮出接班人的底牌。
文章直指，习近平打破了文革后中共领导人以10年为执政周期的惯例，并在党内遍植亲信。但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都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但这对今年6月将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是他有意布下的迷阵。
文章认为，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下，党内菁英需要小心翼翼地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评估潜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悬念过久却可能适得其反，会疏远“门生”并激怒对手，进而削弱他的地位，甚至埋下政变的种子。
这篇文章说，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且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还拥有强大的军队。如果21世纪的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而习近平也清楚这一点。
文章提到，习近平自上而下的控制不仅压制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也滋生了固守成规的行为和官僚作风。就连习近平自己都曾抱怨，很多事除非他直接下令干预，否则往往不会有进展。表面上，这虽然实现了稳定的治理，但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样，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惊人。
这篇文章直指，习近平以自己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让他成为这一进程中“最薄弱的一环”。
文章指出，像习近平般的专制统治者，倾向选择他们信任的接班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及政治遗产，即使自己卸任后也是如此。但从历史经验来说，往往事与愿违。
根据政治学家戴布兹（Alexandre Debs）和戈曼斯（H.E.Goemans）2010年的研究指出，从1910年代末到2010年间全球曾执政的1822名政治领导人中，有1059名专制者，而他们当中高达41%在卸任后1年内即被流放、监禁或死亡；至于其余763名民主体制领导人，这一比例仅有7%。
而旅美中国籍政治学者王裕华也曾对中国49个朝代的282位皇帝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废黜的可能性比没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小得多。
至于中共，自邓小平死后，终能够进行定期、可预测且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到习近平时期形势丕变，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经过几名前任领导人强化的退休模式，抹杀了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而对于经历过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权力斗争的危险历历在目。
如今，中共虽规定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但2022年，党内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第3个中共总书记任期，让这些规定形同虚设。而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文章认为，习近平接班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认为需要多少时间实现自己的目标？至于人选，很多人都在关注他的“60后”亲信。但习近平也有可能选择跳过“60后”官员，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接班人。且因任期不受限，习近平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花多久时间选定接班人。
这篇文章指出，据一位与2名政府情报官员讨论过习近平健康问题的研究人员说，在习近平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外国情报机构加大了研究习近平健康状况的力度，这在中国是被严密守护的国家机密。
这名研究人员说，外国情报机构担心中共“没有一个考虑周详的接班计划”。“我们无法确定，一旦习近平发生什么不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若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是死亡、生病或辞职，都没有可遵循的明确程序，也几乎没有先例。如果没有一名得到党内菁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下，遴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纷争。
文章最后提到，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毛泽东的权势都很强大，但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体系能在死后延续。而专制者本身及其政治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网民嚎叫：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5-29 12:59:41
美国做梦都想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longmarch 发表评论于 2023-05-29 09:59:31
接班人没有像毛主席的接班人一样折戟沉沙都算胜利。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日报》不懂，任何制度都不能“闭门造车”、违背人性，所以邓小平为自己量身订造的“隔代继承”，只能夭折。 苏联违背人性，越努力越输——苏联的儿孙能逃覆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