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六：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BBC 2019年5月26日）报道：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王丹：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彤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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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已经确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和对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
未完待续。明天请继续关注六四30周年特辑之七：知识精英 患软骨病的“黑手”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谢选骏指出：1989年北京学生为何不撤？对于这个“大哉问”的问题，人说——“5月16号中午，几个知识分子劝说閻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
閻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
閻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閻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閻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经过激烈讨论，对话团和高自联都同意了，在协议上签了字，只有绝食指挥部的又回去开会，然后拿出一份民意调查说90%的绝食同学不同意，于是没有撤。”——“但是，他的讲话，没有感动学生们退出广场。如果对话团和高自联，加上绝食指挥部的‘头头’都同意了，是不是广场上的学生就会撤出呢？”
我看——学生都是乌合之众，没有反对党就没有政治妥协；这种僵局是共产党专政自己造成的。
《从“六四”学生到“后浪”青年，中国青年世代变迁的背后》（美国之音
2020年6月3日 斯洋萧雨）报道：
1989年4月27日，3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郭于华与同学们在北京的街头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直到自己脚上的旧伤复发。但是，她依然觉得很振奋，充满了希望。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觉得有希望。觉得哪怕是一个人，哪怕学生的力量很弱，但是也觉得我们尽力了，在尽自己的力量。” 六四”31周年后，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的郭于华回顾当年的自己，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郭于华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觉得有希望。” 嵌入 分享
郭于华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觉得有希望。”
郭于华参加的就是后来被称为“4.27”大游行的行动。此前一天，1989年4月26日，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们4月17日以来的抗议活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1989年4月27日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学生和平民参加了游行。
1989年4月27日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学生和平民参加了游行。
曾经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担任常委的周锋锁31年后回忆起1989年5月17日在天安门广场的21岁的自己时，说的最多的也是“振奋和希望”。
5月17日，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高潮日。那一天，大量外地高校学生进入北京和北京各界人士一起，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支持在广场上绝食抗议的学生，其中包括党内人士，甚至还有穿制服的警察。
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非常兴奋，充满希望，有很多的声音发出来那种自由的滋味。……在天安门广场你就感觉，哇，这么多人，跟你有同样的梦想，而且敢于在青天白日之下说出来。那种激动是非常令人难忘的。……非常激动，充满希望的。”
周锋锁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非常兴奋，充满希望，有很多的声音发出来那种自由的滋味。”
(1) “六四”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代人？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孟捷慕（James Mann）曾在经1980年代中后期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1989年6月4日当晚，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抗议腐败和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他正在长安街的寓所里赶写有关抗议的稿件。
充满希望，锐意改革
孟捷慕告诉美国之音，1989年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锐意改革的年代。
他说：“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们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鼓励，以适应新的变化。虽然这（变化）非常模糊，但是，人们认为中国在变，中国应该变。其中的一个改变途径就是对外开放。这意味着对西方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很多其他的东西。变革就是他们的想法，虽然没有人知道应该走多远。”
孟捷慕说，那个时候，中国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了解西方。哪怕美国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让他们惊奇。
他说：“我记得我给两个中国朋友播放了《克莱默夫妇》的电影。他们全程睁大了眼睛。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这些。我是说，他们看了一小部分类似的电影后，还希望看到更多。他们对能够了解西方的普通人的生活感到惊奇。”
事实上，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经历十年文革的禁锢后，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中国人除了开阔了眼界之外，思想上更是呈现出一派活跃、开放之势。那个时候，不仅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是市民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以及中国未来道路的辩论，有时侯，这样的辩论是针锋相对的。这也是“六四”后三十一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具有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
参加“4.27”大游行的郭于华说，其实当时大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诉求：“我们是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这个国家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民主共和的体制。人人有权利，人人有自由，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
1989年学生抗议活动爆发的时候，24岁的张毅在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法律。31年后，他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参与“八九六四”的初衷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张毅说：“因为我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他说：“因为我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我们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我们一切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所以参与了反官倒、反腐败的（89民运），因为腐败和官倒和法制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既然我选择了学法律， 那么我就要选择用法律来武装自己，在自己的言行中体现出来， 所以我参与89年的民运，我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张毅1989年6月4日当天在武汉的长江大桥上被当局抓捕，后来他的两只耳朵在刑讯逼供中重度致残。
前驻华记者孟捷慕说，“六四”学生充满着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他说：“爱国主义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表述。他们觉得他们想提升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爱国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使得它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我想，他们应该认为自己是与五四精神相通的。”
他说，与现在“反美”的中国爱国青年不同，那时候的年轻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体现在希望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上面。
他说：“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体现在为共产党的权力设定新的限制。这也被理解为是爱国主义。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或是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
他强调说，这些权力限制谈不上是真正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六四”时期，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从来没有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认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被视为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开端。
孟捷慕说， “六四”首先是反贪腐、反裙带关系，反共产党当时的所作所为。学生，特别是普通民众，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议的后期才竖立起来的。
美记者孟捷慕：六四后美朝野误判中共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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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记者孟捷慕：六四后美朝野误判中共生命力
虽然如此，对当年的周锋锁来说，高高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与毛泽东画像的对比让自己至今难以忘怀。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是1989年5月31日，雕像被竖立起来的第二天看到这个画面的。他说：“刚刚下过雨，天空被洗刷的很蓝很蓝。学生们连夜架起的民主女神像在湛蓝的天空的衬托下显得那么的洁白。她骄傲地耸立着，正对着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
31年后，回想自己和同伴们当年为自由和民主所做的努力，周封锁无限感慨地告诉美国之音，自由理想与专制的对峙到今天还在中国继续。
(2) 六四后，中国青年对政治“无感”、“冷漠”、甚至“恐惧”
1989年6月4日那场屠杀中的坦克，碾压了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也碾碎了中国有限的政治改革。从那以后，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经济，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爱国主义”洗脑教育
“六四”之后，除了对参加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进行最后的“追剿”之外，（周锋锁就是当年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排名第五），中国共产党也立即着手对学生们，特别是此后入校的学生们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从1989年到1992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两所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新生都需要参加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学生们也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此后，军训在中国高校、甚至高中一直在延续。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90级北大学生告诉美国之音，她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被送到了石家庄的一所军事院校进行军训。她说：“每天早上，我们要排队、踢正步、唱军歌、进行内务管理，叠被子等。……我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听话、规范化、听指挥、听命令吧。”
中国一大学新生因批军训、不爱国而遭退学
这位北大的毕业生说，他们当年也受到了思想上的“洗脑”教育，其中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
“六四”的记忆被抹杀
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想方设法要让后来的学生忘掉“六四”的存在。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大屠杀”是完全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受境外敌对势力蛊惑的“政治风波”。
2018年人教版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对“六四”只字未提，中共的前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存在也难觅踪迹。在香港，目前中学教科书中对“六四”事件的叙述，也是轻描淡写。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90后Horror Zoo (化名)告诉美国之音，自己上学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她“六四”的事情，书上不会有， 老师也不敢说。她后来看到了大屠杀的画面，去问父亲，可是父亲特别轻描淡写地告诉她，“学生们做错了事，就应该把他们杀掉。”
至现在，“六四”31年后，中国的网路以及媒体上严禁一切带有“六四”字样的文字出现。每到“六四”周年纪念的时候，中国境内的一些与“六四”有关的人都会在这个“敏感时期”内“失踪”。
思想管控加强
2012年 11月，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中国对异见人士的压制，对新闻的管控，更加严重。对高校学生和老师的思想更是他管控的主要目标。2013年，官方要求高校老师“七不讲”，也就是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
2019年12月，中国著名高校之一，上海复旦大学修改学校章程，删除了“思想自由”，把“学术独立”换了位置，另加上“爱国奉献”、“坚持党领导”和“贯彻党方针”。
与此同时，高校之外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的环境也每况愈下，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都遭到严重打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08年12月的“零八宪章”事件，和2015年7月9日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
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例如人脸识别系统，也被中共用来追踪和掌控民众的思想和行动。
学生逐渐“安于现状”
事实上，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网格化管控体系之下，“六四”以后的31年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中国高校的学生们，或许是出于主动选择，或许是属于被动遗忘，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衷于讨论政治和国家前途命运，相反，他们选择安于现状。
曾经参加“六四”抗议活动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郭于华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安于现状并不奇怪。她说：“如果社会上普遍的是通过这种宣传、洗脑……在很多人都被这种东西欺骗了蒙蔽了，也有很多人不一定是那么糊涂，但是他也不敢，得小心翼翼地，有些人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些人说那样做不安全，那我干脆不了解，就安于现状了，我就把自己的事情顾好，年轻人中形成这样一种普遍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高校的老师们可能会因为发表敏感言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执政的共产党有任何不忠迹象，而被“学生信息员”举报和告发。2019年，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有两位教授因言论被学生举报。
郭于华说，学生的举报得到了校方的鼓励。而校方这样的“作恶“是对年轻人，乃至给所有中国人精神上的一种伤害，一种毒害。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90后Horror Zoo说，她觉得天安门大屠杀给后来的人留下了“白色恐怖”，学生逐渐把赚钱当作第一要著。
她说： “89年那一代是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上街的，但是有了这次大屠杀后，剩下的就是一种白色的恐怖氛围。现在的同龄人，正常工作的人， 如果你不把赚钱作为第一标准，所有人都会嘲笑你。”
她说，其实她的同龄人不少人也知道‘六四’，但是，如果有人提“六四”的话，却会被嘲讽。
在共产党的生态系统下努力生存
戴三才（Zak Dychatwald）是美国的一名90后，也是《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为了完成自己的书，2011年起，他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7年时间，此后，每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中国。
戴三才告诉美国之音，写书之前，他走访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与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数百名同龄人交谈。他说，他和中国朋友交谈时，并没有回避“六四”，但是，他常常会因此与他们陷入争执之中。
他说，在中国，其实还是有数量不少的年轻人知道“六四”，也有人对“六四”表示同情，但是，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多年来的“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站在政府的角度为其辩护。
他说： “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也就是西方对六四的描述不被接受。他们认为这不只是屠杀那么简单。这种政府说法当然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是政府的宣传。（他们认为）当年年轻人进行了暴力抗议，后来这些暴力抗议被暴力镇压了。但是，中国政府是非常克制的，比世界其他地方在发生同类事件时要显得更为克制。”
戴三才说： “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也就是西方对六四的描述不被接受。”
戴三才还说，他的整体感觉是在他遇到的中国青年中，大约75%的人对政治无感。
他说：“和我聊天的大部分年轻人，这里不仅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也包括工厂的工人。大多数人是把政治当作天气来应对的。他们可以跟着它的改变而换衣，可以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预测，也可以抱怨，很多人都这么做。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不可以改变它。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试图找到在政府创造的生态系统下生活的办法而已。”
他说，在中国“90后”和“00后”心中，有些人对政府有抱怨，但是是非常谨慎的抱怨；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为什么要抱怨呢？
前《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孟捷慕说，反抗自己的政府及现行秩序几乎是全世界年轻人的传统。他能想到的中国年轻人不反对政府的唯一答案是“政治高压和恐惧”，而且，他说，“在中国，只要你不参与政治行动总是有就业机会的”。
孟捷慕提到的就业与政治行动的关系在西方被看作是中国政府领导层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契约：你们别涉足政治，我们负责振兴经济，这样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小粉红”现象
《年轻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戴三才在采访中还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他认为中国这一代的青年是中国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由于成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年代，看着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亲历过西方国家的不完美，中国的年轻世代比中国以往的世代更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甚至更能接受自己国家的不完美。他说，这应该与近几年西方社会没有能够提供“榜样”的力量有关。
在中国，的确也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在“大国崛起”的心态下，几乎是“逢中必赞”。在网络上，他们以“小粉红”著称。有人认为“小粉红”“愚蠢、无知、幼稚、被洗脑、狂热、容易被煽动、不理智”。但是，在中国官媒上“小粉红”们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感”，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有正确历史观的、正能量的。在涉及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问题上， “小粉红”们与中国政府的观点出奇地一致。
2019年，香港青年为“反送中”举行大游行，香港抗议学生的领袖罗冠聪甚至遭到“小粉红”们的人身攻击，甚至死亡威胁。
当新冠疫情在中国稍有缓解，在世界其他地方爆发的时候，“小粉红”们嘲笑其他国家从中国“抄作业”都不会。
“小粉红”们的这些反应让戴三才认为，有关香港青年的抗议会蔓延到中国，从而引发中国青年同样的抗议活动的担忧是多么的荒诞。他认为，在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中国青年再次走上街头抗议，虽然他本来以为2019年底的新冠病毒疫情会是个契机。
(3) 后疫情时代，“后浪”青年是否还会对政治冷漠？
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首先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一直试图适应政府或是顺从政府的年轻人首次感到了愤怒。他们愤怒于疫情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疫情的隐瞒和淡化，他们也对政府试图掩盖失误作出反击。
“吹哨人”李文亮之死引发数百万中国网民大声疾呼言论自由，其中就有许多愤怒不安的年轻人，这应该是“六四”以来首次。一些人公开站出来讨论政府隐瞒疫情以及训诫“吹哨人”的代价；一些人冒险亲自前往武汉，试图找出真相；另一些人通过组织志愿捐赠活动，来考验中国共产党对民间独立团体的容忍度。
《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一书的作者戴三才说： “过去三四个月以来，由于疫情的爆发，在疫情开始的时候，特别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我看到了年轻人与政府间关系变得紧张，特别是纪念李文亮医生的时候。我看到了十年间政府与民众关系最紧张的一次。”
觉醒后的青年遭到打压
95后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就是这愤怒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在武汉封城后，李泽华前往武汉试图寻找疫情真相，但是，很快就遭到中国当局的抓捕。他在记录自己被中国国安人员抓捕过程的视频中说，自己再也“不愿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
他在视频中特别提到了1989年的往事。他说：“我知道理想主义在当年的春夏之交（六四事件）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没有任何作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然而，即便是这样为了维护生存权而发出的小心翼翼的微弱呼声也遭到了打压。李泽华被“消失”前，试图披露武汉疫情真相的85后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也被失踪。李泽华在失踪两个月后现身视频，但是被疑似监视居住。陈秋实和方斌至今下落不明。
另外，网上纪念李文亮的帖子被大量删除；李文亮医生自己被“烈士”，官方一再强调，李文亮不是“对抗体制的英雄”和“觉醒者”。
5月份的时候，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肆虐，但是在中国，青年们的呼声已经归于沉寂……
被中国官方盖章认证的“后浪”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在5月，中国政府还推出了自己盖章认证的中国青年形象。他们的生活是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和高空跳伞，是穿着汉服在闹市中肆意舞蹈，是凭着兴趣爱好自由探索，尽情享用文明的成果……。
这其实是中国商业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在五四青年节期间推出的一个3分52秒的短视频《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里描述的一切。该短片表示，要和“1.3亿B站年轻人一起表达自我，拥抱世界。”
虽然是商业频道推出的广告，但是，中国官方的央视新闻、《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新京报》、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重要媒体，都发布了这个视频，给与背书。
视频意图通过展示中国现代青年的风貌和多元化的富足生活的图景，批评“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 视频强调，这代年轻人生逢盛世，且拥有了选择自由，他们“心里有火，眼里有光”，这令人羡慕，也让人满怀感激。
一位在中国高校任职的老师告诉美国之音：“学生们讨论过， 有些分歧。这个宣传腔比较浓，给领导看的。” 她说，许多学生看着视频广告里那个富足、快乐的年轻人形象，并不认为是自己。
中国左派的一个网站激流网这样评论这个视频说，“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至今已一百零一年，百年前的五四青年们运用批判的武器怀疑质问身处的周遭，用武器的批判为社会的困境寻找出路。而在今天的演讲之中却再看不到批判的身影，青年蓬勃的生命力被删减到只剩下被资本逻辑捆扎的精致文化产品。”
后疫情世代，青年是否还会继续顺应政府？
在后浪视频推出前几天，武汉大学一名叫“磊磊学长”的大四学生4月28日在微博上对自己的前途表达了很大的困惑：“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工作还没着落，还有资格谈诗和远方吗？”
他在微博中写道：“这几天，学校统计毕业去向。往年这时候， 读研、工作、中国，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归宿。可如今，统计表示仍有许多留白。”
“磊磊学长”的这篇微博后来频频被媒体拿出来与《后浪》视频对比，被当成当代年轻人焦虑的缩影。2020年，像“磊磊学长”这样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有874万，比去年同期增长40万人，而他们将面临因疫情而萎缩的就业市场。
事实上，疫情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深远。疫情后，中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的环境：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支持产业链“去中国化”。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高达伟（ Daniel Kao ）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国际上广泛谈论的产业链去中国化“会产生骨牌效应，促使各国企业撤出中国，无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国供应链上的公司大量倒闭，千百万人失业，生存艰难。
他还说：“从历史上来看，若当政者无法让百姓温饱，则民心思变，进而批评现有的体制。”
高达伟的观察，早在1990年3月，天安门大屠杀的9个月之后，当时的中国实际领导人邓小平就担心过。他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时指出，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那笔心照不宣的交易的由来。
邓小平当年问道：“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不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认为目前还很难说中国青年就一定会走到政府的对立面。他认为，共产党一定会利用这样的困境来煽动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和所谓的爱国主义。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利用外国对中国的批评来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这会更加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过，他也认为， “去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继而影响到共产党与民众之间达成的经济交易。
(美国之音记者莉雅对本文也有贡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马克思是恩格斯主义的笔杆子——共产党自己当地主资本家。
1989年六四屠杀的三十年之后，香港也在2019年走到了和平抗议的尽头。香港虽有反对党，确实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和1989年北京的“学生组织”一样不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