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历史感会怎样？》（2021-11-23 胡泳）报道：
郭敬明，当年中国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2009年，笔者在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演讲时说：“80后一代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我错了。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于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横空出世。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说：“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其实海因莱因说得不对，无视历史的人，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对未来也只能部分施加影响。为什么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根本不提现在？这是因为，你一旦想到现在，它就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
“现在”来了，越来越近，感觉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离开了你。
认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过去”构成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过去”打交道，而那里才蕴含着作出最好决定的秘密。正视过去，才能够为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过去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不做什么。
抛开个体，如果从群体的角度看，“没有历史的一代人不仅会失去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会失去对人何以为人的感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个民族抹杀她的过去，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悲剧。历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过去的物质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体；绘制文明的兴衰。最重要的是，历史与认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构成了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基础：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建基于其上。事实上，历史成为现代学科，正是缘于它在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它与民族国家一同兴起。
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历史是人类的课堂。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以史为鉴”：吸取过去的教训，以保证未来按正确方向行进。如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那些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然而，其实这并非一个好的学习历史的理由：历史过于复杂，无法教授简单的课程。不过，即便如此，了解历史却是理解当前复杂性的关键。历史可以传授分析与情感能力，并传达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知识。历史会启发我们思索摆在我们面前的遗产是什么，从而解放我们的头脑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历史为我们提供集体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与地点、时间和共同体的联系感。当记忆消失时，我们的身份也将一同消失。正是我们对那些特殊的和与众不同的回忆的把握，使我们成为自己，也使人成为人，并令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成为可能。
记忆的失散会把我们推入深渊，因为我们失去了与自己以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延续性。
但日复一日，对集体记忆的敏感性却在不断丧失。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对过去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种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几代人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20世纪晚期最具标志性的怪诞现象之一。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远的当下的环境中成长，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公共历史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简而言之，他们是浮萍、是蜉蝣。
什么在抹除我们的记忆？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到19世纪末叶，人们经历了从诚挚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变化。前者意味着对他人诚实，即社会交往时应避免表里不一；后者意味着对自己诚实，即现代社会崇尚的所谓“追随自己的内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们是自我创立、自我产生、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决定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没有历史的一代”中，人们才能想象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义能力，从而使得现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认定自我的真实存在可以与过去彻底区分的时代”（特里·伊格尔顿语）。
同时，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种政治社会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与过滤的结果。被权力操弄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最后“深入人心”，成为集体无意识。
正是如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才会在《一九八四》中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如果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民族的过去，那么它就会保存在某些权力者手中，而他们一定会夸饰历史的某种版本，以其定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民族叙事。为了反抗历史的单一叙述，我们需要过去的那些不和谐、不舒服、令人不快的声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记录权力者犯过的历史错误。
当我们谈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谓“必然性陷阱”是说，我们停止采取行动捍卫或促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一种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在历史决定论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历史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与更加“现代”的关注完全无关。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教导我们的，人类须对自身的历史负责。因为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创造之中，所以在结果发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当人们行动时，社会和人类事务总是可以改变的。
历史对年轻人有什么用？
在应试时代，现代学生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教育评价体系也不会衡量学生的情感教育与心灵成长。历史对青少年教育的整体结构没有多大影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事态极其可悲。
沙玛说，作为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除非赢得青少年对历史的喜爱，否则“他们的想象力将被捆绑在永远的当下的铁笼中”。
历史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果真如此，孩子们将如何鉴识自己的过去的重要性？他们将如何使用历史来定义自己的现在？又何从了解什么力量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在不了解人类存在的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欣赏不同、纠正不公、讨论分歧或建立同盟？而历史可以传授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为每个孩子（无论种族、信仰、性别或国籍）提供一个识别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能力。
历史准备了一种文化素养，可以用来理解历史人物、时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我们以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此外，对历史的研究可能封装了来自不同群体、性别或阶层的观点，这些群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真诚的讨论，达成妥协，并培养同理心。所有这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都构成了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对处于求知年龄的孩子来说，历史是有关意图、运动、实验和人类生产的一堂课，可以为孩子建立诚信和品格。人类具有内在的善吗？多年来谁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谁的政府为哪些利益服务？对历史的研究要求学习者提出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
最后，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谦卑、勇气、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记忆不仅带我们了解过去，还帮助我们适应世界。本质上，历史教会我们前进，认识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并最终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存。
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的历史教育应该成为每个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从何来才能知所何往。
在数字时代历史还相关吗？
现在，有一种论调是，人类未来30年将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事情，以至于历史不会起到多大帮助。不乏有人开始怀疑，历史在了解近期（以及远期）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姑且不谈别的，仅仅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也可能面临全球范围的灾难。极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目前的生命形式将无法适应地球。这是史无前例的吗？或许是的。然而，如果没有对过去的任何知识或了解，我们将无法进入未来。
我们从历史上（而不是仅仅从气候学或古生物学上）知道在环境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比如，大规模的迁移和人口统计学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件过去是如何发生的——对富人和穷人，对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对来自全球北部和全球南部的人，对男人、女人和孩子，事件的结果都相当不同。
在这类事情上，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当中学到东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得以明智地采取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作长远打算，并保持行为的公正。
人们之所以觉得历史不再相关，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是有形的，有时也并不那么直接。然而，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论证：其倡导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它值得关注。在过去，存在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学习历史是合理的。例如，历史之所以在当前的教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理念认为，了解某些历史事实有助于区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从中国到美国，许多社会都使用历史事实作为筛选手段，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以此来筛选人可能鼓励死记硬背，反而减少了历史学习的吸引力。
有很多讨论学科真正功能的方式，但是，对历史效用的所有定义都取决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历史帮助我们了解人与社会。历史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信息库。虽然许多学科都在尝试了解人类和社会的运作，但它们离真正成功还很遥远。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形成有关人类行为的定律或理论。但是，即使这些努力也都依赖于历史信息，除了在有限的、通常是人为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实验以确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运作的主要方面，例如大规模选举或军事同盟，不能建立为精确的实验。因此，无论有多么不完美，历史都必须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过去的数据必须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寻求了解，为什么一个复杂物种在社会环境中，会表现出如此行为的证据。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远离历史：它提供了唯一的具有广泛证据的基础，来思考和分析社会的运作方式，而人们需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所了解，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学习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紧随第一个原因之后，过去导致现在，也将导致未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寻找导致这种情况的较早的因素。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变化何来又何往，包括导致变化的所有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在此显示为，评估过去变化示例的经验对理解当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因而评估过去的变化构成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对变化的分析意味着发展特定能力来确定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因为某些变化比其他变化更为根本。同时，即使是最为戏剧性的变化，也伴随着某种连续性，识别这种连续性的能力也来自研究历史，更不用说确定变化的可能原因的能力。例如，某项技术创新，到底是一个主要因素造成的，还是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导致了实际发生的变化？
由上可知，历史提供了唯一可用的研究人类境况的广泛材料。历史是非常有用的，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通过历史进入人类经验实验室。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良好的研究以后，可以获得有益的心智习惯、增强的知情公民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对事物的觉知，以及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有关力量的洞察。这些并非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而是在发现历史之美和智力挑战的途中，产生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真正了解。
谢选骏指出：作者还问“没有历史感会怎样？”——他没有看看周围吗？活得浑浑噩噩，都像猪一样的蠢。
《经济笔记：缺乏历史感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万物皆周期辰论资本周期表》（辰论资本周期表 2021-12-20）报道：
1、13年的创业板牛市是传媒、电子、计算机、手游和影视等引发的，和这两年新能源引发，领涨版块有所不同。历史是不相同的。
2、13年医药版块走出10-12年控费降价的影响，业绩带动ROE，叠加现金流条件，估值回升。今年医疗集采是又一次影响，未来有历史可参。
3、ROE在交易实操中用得较少，但银行、地产、家电、医药、消费，大的趋势行情都有优秀ROE的支撑。
4、14年的一带一路，中字头股票两三倍的行情和如今新能源领域随便两三倍的行情类似，只不过持续性差。大基建输出、过剩产能输出，不是价值投资的对象，主要反应到ROE上，既不高也不稳定。
5、15年传统经济产业几乎全军覆没，市场和现在一样盛行小市值股票，也是传媒电子计算机……炒概念。
6、13-15中小创三年，16年开始白马蓝筹漂亮50，到18年也是三年。16年资源品去杠杆、17年金融去杠杆，所谓白马龙头行情很大程度都是行业集中度提高，又有高ROE支撑。大小票的转换是估值的再均衡。
7、19-21年，其实是宽松周期内的牛市，疫情更是引发了历史大级别的宽松。不要指望明年有牛市了，盈利下滑，又有加息周期，做趋势投资很难。现在已经进入小票投机。未来现金流充裕低负债的龙头企业可能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只看09和11年的主板，走势和现在的上证/创业板指很接近。年线是趋势转折的分界线，现在我们离危险并不远。
8、没有自上而下的跟踪体系，自下而上的研究几乎是一把瞎。作为部门工作，观测模型需要有日度、周度和月度的观察积累。
9、万物皆周期。地产、消费、科技有各自周期，都有迹可循。消费是后周期，趋势行情一般滞后于经济名义增速顶或底一年。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老是赔钱？因为中国人缺乏历史感。中国人为何缺乏历史感？因为中文缺乏时态。中文缺乏时态是无法改变，所以中国人的健忘症是无可救药的。
《点评中国：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BBC 2015年6月1日）报道：
二十五年前，学生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官方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六四”示威
现在中国许多年轻人对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并不了解。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2015年5月31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本文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BBC立场。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1、读者反馈
任何人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尝试前进。国家更是如此。尤其中国从百废待兴到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给国家时间。相信我们国家能做好。我觉得没有错!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骄傲我自豪!中国人。中国梦.不像有些人或者国家期盼我中华灭亡之心不死!
2、西北狼, 西安
从利益论角度观察，我认为中共不愿意清算的理由还有史定则论现。一贯的转移视线手法，内怨外销，现仇推古，有外敌有故结，这些只要始终不解决，就不会谈论到自己身上。这个方法最实用也最方便，如此可大大减轻自己应付的精力。
3、未署名
六四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对世界主流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向往而向政府提出改变一党专制的要求，而被独裁政府镇压。中国官方应该学习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真诚道歉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中国年轻人由于长城防火墙和目前扭曲的价值观可以不知道64真相但这不代表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然64事件对当代中国有意义，如果当年中共能接受人民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今天无官不贪的政商勾结难以改革的现象。可以说64是分水岭，重新评价64是中国能否成为现代化国家绕不过的坎。
4、墙内普通百姓：来自武汉
你BBC发的文章不代表你，那代表谁？
5、未署名
作者应该去youtube上看看纪录片天安门的评论，无数的人为开枪叫好，尼玛占领天安门将近两个月，学生自己没有任何共识，天天在天安门打架，争抢领导权，都什么人啊。还抢了限期戒严部队的枪。现在的学者老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腔调，让人讨厌。上外网那么难吗，我不翻墙，还是随便去。
6、未署名
講得好像很可憐的樣子……活剝動物的是誰？用高跟鞋踩死兔子的是誰？把熊活活的取膽汁的是谁？為了拍部電影把軍犬炸死的又是誰，到底還在期待什麼呢 期待天譴吧。
7、神州人民
在只有极少数人翻墙，普遍民智未开的中国，这种忘记历史反复被忽悠的状况，估计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8、斌斌, 澳大利亚
环境污染，教育，医疗，歪货，安全事故等等等等，国人已经赏到了。
9、未署名
當年北京的情況, 教曉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民主不能一蹴即至, 當時傳媒不顧學生死活,急於求成的手段, 亦是當年民主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這種種錯誤, 二十五年後, 亦在香港重覆上演.
10、閒人, 中國香港
公知们的立场总是和普罗大众的立场南辕北辙的，奉劝这位章先生走出象牙塔，多接触一下广大普普通通的民众，根据大多数人的好恶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立场吧！中国有了今天发展,幸亏当年果断处置了六四，如果学生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中国会比今天俄罗斯的下场更好一些吗？
11、zyz
我最近又看了《便衣警察》这部电视剧，感觉到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有些相似，便衣警察中那些关心政治，不惧压迫的青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最开始都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四五运动终被平反，让人心情大悦，可是六四却没有，甚至一直到2007年我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时，居然还有一项追问是否牵和六四有牵连。博士期间，在学校和社会实践中，见到的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和地方领导，也都无不是谈到如何利用好各种实践提高以后从政的机会，名校的博士身份如何更好的提升，看不到什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共产党员的精神理念。所以我想这一定是六四给青年人的政治抱负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如果六四的学生运动成功了，中国真的就会变得很好吗？我仅以俄罗斯为例，依然有强势的领导人出现，无法很好的和西方相处，经济出现激烈的动荡，国家分裂。要知道89年的中国生活水平和89年的苏联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更没有资本去折腾。在中国的历史上，盛世的状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一个分裂的国家状态中，反而有中兴的例子，有建国百年励精图治达到巅峰的例子。再有，看看柴玲那些六四的学生领袖，一个个那么慷慨激昂，他们真的就会和中共和谐相处吗？倒像是你死我活的架势，孔庆东（我并不是很欣赏他）说民主之后杀你全家，还是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而且即使是学生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可以喊着民主自由的共同的理想的口号，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好比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喊着拥护毛主席，武斗的时候还不都是打的你死我活。
12、未署名
历史被改变了吗？历史不会因六四或者文革等等所改变，呈现出来的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有自己的命运轨道，只由内在规律决定，探索历史轨迹，只要了解你自己,你将会了解神与宇宙的秘密。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的行事就类似欧洲中世纪了，今天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人自私经验的结晶，是必然的历史经历阶段，宪政民主必然到来源于对“如何自私”的认识，历史本来就是人的进步，所以悲观是可笑的，因为人只活几十年所以对历史长河的无奈掌控失望，历史不会悲观，它有自己的路，实际上已经展现出来了，任何人只要能再活五百年就不会悲观了，可怜的是这代人对固有命运的不满。
13、河流
口说无凭，凭什么说如果六四运动成功了，那六点问题就可以避免？难道不会有更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年轻人大多颇为了解六四事件，就我认识的人来说，大多并不偏激的看待这件历史事件，学生运动多为误国，少有凭着一腔热血把国家推向进步的例子，多向前看别写这种废文了。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面这些人的言论，像不像是在梦中游？他们哪里想得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一举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为何华人网民如此荒谬？因为中文缺乏时态，说写中文的人众自然也就缺乏历史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