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

谢选骏:英国借助法国才能打败荷兰



网文《英荷战争》报道:


英荷战争(荷兰语:Engels–Nederlandse Oorlogen or Engelse Zeeoorlogen),是发生于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四次战争,总体而言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

17世纪英国为了打败日益发展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并力求保住开始建立的海上优势和争夺殖民地,曾三次挑起对荷兰的战争,互有胜负,双方实力均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而第二、三次英荷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在其中渔翁得利,获得了大片土地与商贸利益;国力直线上升而超越荷兰,成为欧洲最强的霸权。

而在18世纪的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击败荷兰开始获取世界金融霸权。


总体过程


荷兰取得独立后经济发展迅速,利用西班牙衰落和英国忙于内战之机垄断了世界贸易。

英国内战结束后,恢复扩张路线,大力发展海军,1651年立法禁止荷兰参与英国海上贸易,两国进行了三次贸易战争。

历史背景

荷兰崛起

荷兰,这个面积仅4万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在历史上却有过一段耀眼的辉煌。

荷兰原是西班牙的属地,1609年才彻底独立。它的造船业极负盛名,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而且船只造价比技术先进的英国还要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荷兰很快成为欧洲的造船中心。

那时,世界各国间的贸易交往主要依靠海上交通。荷兰的商船队拥有1.6万余艘船只,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世界运输船只的三分之一,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17世纪起,经过独立战争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在发展上超过许多欧洲国家,成为“17世纪标准的商贸国家”。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粮食,由它运往地中海。德意志的酒类、法国的手工业品、西班牙的水果和殖民地产品,由它运往北欧。

荷兰商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偷来了远航东方的航海图,旋即组织商船到达印度的果阿、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等地。

1602年,荷兰商人和贵族联合建立东印度公司,在南亚迅速扩张,建立起一批武装商站。

1603年在爪哇,1606年在马六甲,先后打败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军。

1619年在爪哇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然后由爪哇向西侵占苏门答腊岛,向东从葡萄牙手里夺取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还相继侵占了马六甲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亚洲东部一度侵入台湾。在日本九州岛的长崎取得了商业据点。

1648年,荷兰占领了好望角,在非洲南端建立起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殖民据点。在北美以哈得逊河流域为基础,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并在河口夺取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在南美洲,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安得列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英荷矛盾

英国于1640-1649年内战后脱颖而出,克伦威尔上台后大肆扩军,原本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衰落的英格兰军队再一次开始令人生畏。陆军的“铁军”超过了三万,而作为岛国的英格兰原来基本没有陆军。克伦威尔是军队缔造者,他以古斯塔夫二世的瑞典军队为模板,并且更加强调高效与纪律性。海军更是扩大了三倍多,由40艘主力舰扩大到了120艘,拥有当时世界最好的舰船与船员。克伦威尔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者,他不能容忍荷兰人垄断全球贸易,这个“护国公”颁布了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英格兰的利剑指向了海上强国的荷兰。

这样,英国同荷兰的斗争不可避免了。此时荷兰到处排挤英国商人。在俄国和波罗的海各国,在北美殖民地和东亚各国,在地中海和西非沿岸地区,荷兰人倚仗自己的海军优势和商业资本,基本上垄断了各国的贸易。

1649年,荷兰又与丹麦签订条约,获得货船免税通过松德海峡的权利,从而掌握这一地区的贸易优势。令英国人不能容忍的是,荷兰竟然在英国水域肆意捕捞鱼虾等水产品,甚至把这些水产品拿到英国市场上高价出售,牟取厚利。这些情况早已激起英国的愤怒。

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或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英国,这就是说不许其他有航运能力的国家插手。荷兰一向以商船多、体积大、效率高、组织完善而成为贸易中介国家、全世界商品集散的中心。英国的新航海条例显然是对付荷兰的,打击它在英国对其他国家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斗争空前激化起来,荷兰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拒绝废除航海条例,这就导致了英荷海上大战。

第一次战争(英国胜利)

1652年5月,两国舰队在多佛海峡发生冲突,与荷兰的海上贸易发生冲突。而导火线却是英国攻击荷兰商船,结果引发大规模的船舰行动,7月8日正式宣战。英国海军封锁了多佛海峡和北海,拦截荷兰商船,荷兰则组织舰队护航,双方海战逐渐由封锁反封锁的贸易战发展为主力舰队间争夺制海权的决战,1653年8月,荷兰集中海军力量与英国决战被击败,英国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制海权,使依赖贸易生存的荷兰经济瘫痪。

荷兰通过厄尔巴岛海战、里窝那之战的胜利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经过在地中海特别是大西洋的诸次战斗,英国也同荷兰一样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于是同意进行和平谈判。1654年双方签订《威斯敏斯特和约》,荷兰认输并承认航海条例。

主要集中地

由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海战组成,主要集中在多佛尔海峡战区(包括北海在内)和地中海两大战区,其中又以多佛尔海峡战区为主——这是由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几乎每次海战双方都要投入2-3万名水兵6000-8000门大炮,而其作战次数之多恐怕亦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据说有人作了次统计,仅在1652年5月至1653年8月的15个月之内,双方舰队作战次数已经不亚于当时世界各海洋历次战役的总和。英国方面制定的战略主要是控制多佛尔海峡和北海,切断荷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迫使荷兰人投降。为此,海军舰队司令布莱克采取了集中强大舰队、拦截通过海峡的一切荷兰船只的战术,以确保其的绝对制海权。他大胆地在海军作战中引进了陆军作战注意队形和整体效果的战法,发展了海军战术。战争的伊始,英国便将自己的舰队分成红、白、蓝三个支队以便于指挥。并颁布了“第一个海军纪律条令”,整顿军纪。

海上贸易

另外,他还派出舰队到苏格兰北部袭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银船,到北海击沉或捕获荷兰的捕鱼船,甚至进入波罗的海,破坏荷兰和北欧、东欧方面的海上贸易。毫无疑问,这种战略战术的运用对于荷兰经济方面的打击是致命的。荷兰方面制定的战略是以强大的舰队为商船护航,强行通过多佛尔海峡,确保与外界的联系。决定于海军实力的对比,这本就是多少有些消极的战略,然而战略部署的不当却更使之陷入劣势的境地:荷兰在次要战场,即地中海战区投入了过多的兵力,从而使其在海峡争夺方面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

荷兰海军将领马顿·特罗普(1579-1653)尽管在与法国海盗和西班牙海军的长期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具有很高的统率艺术,荷兰水兵的战斗素质也比较高,但各舰常常缺乏协调能力,加之装备、数量方面的欠缺,以致在军事方面仍处于劣势,使得英国的海上封锁奏了效。

两个阶段

多佛尔海峡和北海战区:

这一战区的战斗通常被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652年5月~1653年2月)(说法不一,另一说为1652年5月~1653年5月)

阶段特点:战略相持,英荷双方在这一阶段互有胜负。

主要海战:普利茅斯海战、肯梯斯诺克海战、达格尼斯海战 、波特兰海战

第二阶段(1653年2月~1654年4月)

阶段特点:英国取得战略优势。

主要海战:加巴德沙洲海战、斯赫维宁根战役

第一次英荷战争地中海地区:

主词条:厄尔巴岛海战、里窝那之战

为了保护本国的海上贸易,英国和荷兰都在地中海部署一支规模不大的舰队。荷兰通过厄尔巴岛海战、里窝那之战的胜利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经过在地中海特别是大西洋的诸次战斗,英国也同荷兰一样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于是同意进行和平谈判。

1654年4月15日两国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和约》,根据和约,荷兰承认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与自己同等的贸易权,同意支付27万英镑的赔款,同意在英国水域向英国船只敬礼,并割让了大西洋上的圣赫勒那岛。

第一次英荷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英国胜利之因固然离不开对方战略部署的失当——在次要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忽略了生死攸关的多佛尔海峡和北海战区,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英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实力——能够迅速补充战力、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和其海军的装备、数量、火力乃至战术水平都要优于荷兰所致。

第二次战争(荷兰胜利)

第二次英荷战争发生于1665年至1667年,起因于英国订立更严苛的航海法,并占领荷兰位于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战后荷兰保有从英国占领的领地苏里南,割让包括新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给英国(也就是双方互换领地);而英国修改航海法,让出部分商贸利益给荷兰,并被迫和荷兰、瑞典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向刚兴起的法国施压,要求法王路易十四退还大批领土给西班牙(1667-1668法国在产权转移战争打败西班牙)。

复辟时期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

1660年查理一世之嗣查理二世在妥协下回到英国,被立为国王。查理二世登上英王宝座不久就授予英国海军为“皇家海军”的称号,并任命他的弟弟詹姆士·约克公爵为最高指挥官。新的更为苛刻的《航海条例》被颁布,英国在海外向荷兰殖民地展开了新的攻势。然而此时的英国海军实力已今非昔比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时期对内镇压反对势力,对外远征爱尔兰、苏格兰,并与西班牙进行战争,使得国家背负200万镑的债务。至1660年,由于政界和军界的腐败,欠外债高达100万镑。全年海军拨款仅及海军预算的2/3,造成船只破旧失修,兵士匮薪,士气低落,海军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剑拔弩张

荷兰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战败后,对于《航海条例》如芒在背,卧薪尝胆一直寻求着重夺制海权的时机。此时,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海军上将在老将特罗普阵亡之后继任成为荷兰海军统帅,他励精图治,改组海军。并重整了海军的战略思想:即认识到单凭护航商船是无法击败英国的。只有改变这种被动战略,抛开商船,以海军主力寻求与英国舰队决战的机会,夺取制海权,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荷兰加紧建造大型战舰。

至1664年,海军已拥有103艘大型战舰,火炮4869门,官兵21631人。自从英国采用战列线战术后,其他国家的海军也竞相仿效。据说最早提出这一战术思想的可能是荷兰的老将特罗普。不过,真正大胆运用这种战术则是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

英国的挑衅使得荷兰觅到了复仇的良机:1664年4月,一支英国海军远征队占领了荷兰在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其重新命名为纽约。1663年,英国得寸进尺,组织“皇家非洲公司”开始进攻荷兰在非洲西岸的殖民地,并于1664年占领,企图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一本万利的象牙、奴隶和黄金贸易。

忍无可忍的荷兰开始采取行动:1664年8月,德·奈特率领8艘战舰收复了被英国占领的原荷属西非据点;1665年2月22日,荷兰正式向英国宣战,第二次英荷战争于是爆发了。

规模及过程:

第一阶段:洛斯托夫特海战、卑尔根海战

第二阶段:四日海战、古德温海战、圣·詹姆斯日之战、“霍尔姆斯篝火”、突袭梅德韦港

规模更大

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海战的次数虽然大幅度减少,但规模更大了。双方主要是以海军主力决战的形式、力图按照战列线战术作战来夺取制海权。由于炮火的改进和射程以及杀伤力的提高,使得双方在海战中的损失大大提高。战场主要是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区,战争进程通常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665年6月~12月) 阶段特点:英国海军占据优势。

英荷两国宣战后,并未立即投入战斗。主要原因是当时处于冬季,天气条件不利于海战,故直到春季来临后才正式交战。

肆虐于14-15世纪的黑死病(即鼠疫)在1664-1665年间又卷土重来,再度侵入英国。半年内由伦敦的西区扩及东区。从1665年5月至9月,伦敦死亡人数由43人迅速发展到31159人,竟然增加了724倍之多。夏季发作,9月后开始流行,死亡人数剧增。据说伦敦人口的1/4、约1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这使得英国国内一片混乱。

1661年1月,荷兰又先后同法国、丹麦结成反英同盟。法、丹两国开始向荷兰提供各种援助。尽管法国并未积极参战,但也迫使英国舰队拨出20艘战舰应付,使得英国海军的总体实力受到削弱。如此一来,英国的战略优势逐渐丧失。这一阶段,仅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双方连续展开了五次海战。激烈程度空前,双方互有胜负,可以说是一场实力的拉锯。

无关乎舰队实力或是国家总和国力,这一阶段的海战出现一边倒的形式,予人的感觉更像是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的个人华彩的演出。纵然这种说法有些所谓英雄史观的偏颇,但个人于历史的价值恐怕是难以否认的。

战争的结束和影响

在圣·詹姆斯日之战后,英荷双方虽然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的海战,但战争却也并未就此停息。两年之久的海战使得两国国力亏空,元气大伤。当1666年9月10日,一场罕见的火灾降临到伦敦,连续烧了4天4夜,将伦敦城毁去2/3,经济损失超过800至1000万镑(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两次与荷兰战争的费用)之后,英国无力再战,从1667年1月开始,不断与荷兰方面取得联系,希望进行和平谈判。

荷兰方面的和谈欲求并未如英国那样强烈,国内对于“霍尔姆斯篝火”事件的复仇情绪依旧高涨。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荷兰元首德维特在布雷达会谈期间,秘密下达了进行军事行动的授权。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这里亦是得到了体现。

荷兰海军虽然在圣·詹姆斯日战役中失利,但舰队主力依旧健在,并未受到致命性的打击。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通过这场在英国本土附近作战的实践,认识到了夜间偷袭的可能性,并利用间谍获取了泰晤士河的潮汐、水位、航线等情况以及伦敦地区的军事河经济情报,还对水兵进行了夜间战斗的训练。在得到元首的授权之后,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罕见的作战计划:先将舰队在特塞尔岛外紧急集合待命,然后觅机偷偷驶入泰晤士河口,沿梅德韦河溯流而上,直达英国舰队的战舰船坞查塔姆,然后将英国战舰击沉或焚毁。夺得数艘大型战舰

之所以谓之“大胆”主要因为这一计划有着极大的风险:姑且不论沿途有英国的各种防御设施,仅泰晤士河口和梅德韦河就多沙洲浅滩,只有涨潮且顺风才能通过,稍一疏忽,错过潮位或是风向不顺、风力不够,则军舰就有搁浅的可能,况且英国海军的全部战舰未必都已进港不能作战。

另外,对于硬体的依赖也是英军未能料到这次奇袭的原因之一:在梅德韦河口和查塔姆之间,设有一根长达800码、重14.5吨的横江大铁链。任何人也未曾设想到,荷兰舰队竟敢深入敌腹,将战火引至大英帝国的家门。都说战争是一场豪赌,那么胜利女神大概常常会去眷顾那些敢于在关键时刻掷下巨注的人物,于是,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出现了。

1667年6月19日,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率领荷兰舰队(24艘战列舰、20艘小型船、15艘纵火船)航行到泰晤士河口。趁黑夜涨潮之时,先遣舰队顺潮流溯入泰晤士河,一路炮击,很快占领了英国希尔内斯炮台,夺取了贮存在此地的四、五吨黄金以及大量木材、树脂等物资。荷兰舰队横冲直撞,寻找并击毁发现的英国舰船,一些最好的军舰被俘虏准备作为战利品带回本土。荷兰舰队甚至还炮轰伦敦。22日,荷兰舰队长驱直入到达查塔姆船坞。据说当时英国在此停泊了18艘巨舰,每舰都在1000吨以上,荷兰舰队进入后打哑了岸上的炮台,登陆部队以及纵火船人员拆除或毁掉了河上障碍,很快英国就损失了6艘巨舰。其中蒙克的旗舰“皇家查理”号被荷兰人带回国内。凭恃着“绅士风度”的英国人自然不耻这样的奇袭,英军的一位目击者写道:“这些威武雄壮、战绩辉煌的战舰的毁灭,是我生平所看见的事情中最令人心痛的。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见了都会伤心泣血的。”荷兰舰队横行了三天,最后全部安全返航。之后,德·奈特便封锁泰晤士河口长达数月。

这次奇袭给英国造成了近20万镑的损失,更使皇家海军蒙受了奇耻大辱。英国遭此大败,加之瘟疫和伦敦大火两重灾难,已无力再战。奇袭加速了英荷两国的谈判进程。1667年7月31日,两国签订了《布雷达和约》,根据和约英国放宽了《航海条例》,放弃了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方面的权益,并归还了在战争期间抢占的荷属南美洲的苏里南;荷兰正式割让哈得逊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并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和约实际上意味着英荷两国在殖民角逐中划分了势力范围。第二次英荷海战随之落下了帷幕。

总体来说,第二次英荷战争是英国战败,因此酝酿出第三次英荷战争。


第三次战争(荷兰胜利)发生于1672年至1674年。法国于1672年入侵荷兰(法荷战争),造成荷兰的“灾难年(Rampjaar)”。荷兰以决堤防止法军占领阿姆斯特丹,并且与西班牙结盟迫使法国撤兵。英国于同时攻打荷兰,但是荷兰于四次海战均获得胜利,英国遂被迫停战。后来英王更在国会的压力下,与荷兰签订和约,两国协商:英国得到荷兰部分的殖民地与贸易特权,但必须给予荷兰20万英镑的补偿,结果在1674年正式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

英法海陆夹击

第三次英荷战争也是荷法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英荷海上争夺的最后阶段。战争使得欧洲的许多国家卷入其间。荷兰是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障碍之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早就图谋瓜分荷兰,并将现今属于比利时的荷兰领土作为法国的“天然边界”,以巩固法国大陆霸权的地位。他向英王查理许诺,打败荷兰后,将荷兰的瓦尔海伦岛、布里尔城和卡赞德城并入英国。英国方面也对上次战争的失败心有不甘,希望卷土重来。于是,在法王路易十四的贿赂下,英王查理二世同意了共抗荷兰的提议。

1670年6月,两国签订了《多佛密约》。该条约规定:查理二世有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并与法国共同对荷兰作战的义务;路易十四有出兵镇压英国可能发生的“骚乱”的义务。

1672年法国对荷兰宣战,英国退出了与荷兰、瑞典组成的三国同盟,援助法国对荷作战。据说路易十四为此给了英王40万镑的贿赂。然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英国议会的反对。英国议会认为,按照大陆均势原则,与日趋衰弱的荷兰相比,实力膨胀的法国才是英国真正的敌人。

突然袭击

1672年3月,英国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以荷兰的一幅画侮辱了英国人为借口,突然袭击了一支荷兰的商船队,于是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实际上已经扩大成为了一场国际战争,参战的还有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如法国、丹麦、瑞典、西班牙等。第三次英荷战争是一场海上和陆地同时进行的战争。法军从陆地、英军从海上两方面向荷兰发起了进攻。法国陆军在孔代和蒂雷纳等名将的指挥下充分显现了欧洲第一流陆军的实力,进攻荷兰势如破竹。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荷兰陆军不过是象征性的点缀,无论在作战经验、武器装备或是战斗实力方面都远不是法国陆军的对手。荷兰的格尔德兰、奥弗赖塞尔和乌得勒支等省相继沦陷,即使是久孚众望得威廉将军亦是无法抵挡路易十四骑兵的冲击。法军连连得胜,突破了埃塞尔河防线,直逼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无奈之中,刚出任荷兰国家元首的奥兰治的威廉(1672-1702)忍痛下令掘开保护荷兰人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穆伊登堤坝。堤坝即开,汹涌的海水立时涌入了良田沃野,须德海和莱茵河之间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荷兰人也被迫转移到了船只上,准备随时撤离。法国先头部队后撤及时,免了遭受灭顶之灾,陆上进攻却也就此告了一个段落。但如此一来,荷兰捍卫国家独立的重任就落到了海军的身上。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此时已经是65岁高龄了,仍执掌荷兰海军帅印。他分析了敌军情况后,认定敌军的核心是英国海军,法国海军不仅力量小而且缺乏战斗经验,不足畏惧。因此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分派10艘战舰牵制法国舰队,亲率65艘主力战舰向英国舰队发起猛烈攻击。法国军舰只打了几个回合就丢下盟友逃之夭夭。英国舰队在荷军的围攻下,苦苦支撑,先后有9艘战舰受损,2000多名将士阵亡。夜幕降临时,英舰才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仓惶败走。

结果

特塞尔海战结束了荷兰和英国为控制海洋所进行的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示了荷兰海军拥有最高的效率,它的最能增添光彩的人物德·勒伊特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塞尔海战之后9天,1673年8月30日以荷兰为一方,西班牙、洛林和德意志皇帝为一方组成了正式联盟;并且赶走了法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几乎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向荷兰提出了相当适度的条件,但是北部七省因为有了新的同盟国站在他们一边,并且有了曾给予他们有利支援的海洋为其坚强的后盾,便以更强硬的态度反对路易十四。在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新教徒的反感和对法国的宿怨,正如国家对国王的不信任一样与日俱增。尽管查理本人对共和政体的仇恨丝毫未减,可是他不得不让步。路易看到了正在聚集的暴风骤雨,按照蒂雷纳的忠告,决心从荷兰撤兵,离开危险的前沿阵地,并企图一面与西班牙、奥地利王室和德意志继续进行战争,一面则与荷兰单独媾和。这样就使路易恢复了黎塞留的政策,并且保全了荷兰。1674年2月19日,英国和北部七省联合体签订了和平条约。

第四次战争(英国胜利)

第四次英荷战争战争从1780打到1784年。起因于英国以荷兰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为理由,在1780年片面废除当初威廉三世所主导英荷同盟的各种条约,并发动了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靠着优势的海军,把军备废弛的荷兰彻底打垮,并掠夺荷兰丰厚的商队物资与殖民地。1784年战争随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而结束,而荷兰因为国势与信用一落千丈,被迫依赖盟友法国作调停,帮荷兰向英国争取较好的和平条约。

英国打垮荷兰可以说是作为失去北美十三州的巨大补偿,这增强了英国的国力与竞争力(荷兰从此失去与英国竞争商贸的力量),原本在一百年内向荷兰人借贷的巨额国债(参见威廉三世),也可用战争为借口而免付利息,并在战后以低价向荷兰商人收购国债。战败的骨牌效应越滚越大,此前一直是全世界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战后被伦敦取代其金融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亦被战败影响而出现经济危机,曝露其腐败无能的巨大赤字,最后在1799年宣布破产解散。当初在17世纪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与殖民帝国,随着这场战争而崩溃衰落,成为欧洲强权轻视的对象;连带促成1787年荷兰的爱国者革命,以及1795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征服荷兰的结局(参见1795年成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

外交政策

在东亚,英国采取了和明郑王朝合作的策略,而荷兰基于郑成功夺取殖民地(台湾)的因素,进而和满清合作,另外荷兰也是唯一可以和德川幕府交易的西洋势力。

战后发展

在1793年到1815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不断侵扰荷兰的陆地势力,甚至在1810荷兰被兼并为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早在1797年荷兰被英国皇家舰队击败时,法国就意图指染荷兰在海上势力的强大海军,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荷兰在后面几次战役中也反败为胜,英国不得以只能把战场转移到殖民战争层面,在东亚英国攻击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殖民地,独立后称印度尼西亚),进而中断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贸易据点——日本。

战局总结

尽管在三次英荷战争之中双方是互有胜负,但就整体面来观察荷兰甚至略胜一筹。1674年英国退出战争之后,法国人也不在英吉利海峡攻击荷兰人了。相反路易十四露出真面目,派遣舰队进攻西班牙。荷兰海军老将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率领一支小规模舰队驰援西班牙人,但在奥古斯塔海战被击败,在西西里附近的战斗中受伤而死。从此,荷兰的海上霸权时代一去不返了。

荷兰海军的逐渐削弱主要是1671年以后与法国之间旷日持久的陆战所致。法国的进攻逼得荷兰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刚开始寻求盟友,其中主要是英国。为了得到英国的支持,荷兰不得不在商业上做出让步。因此,尽管英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吃了败仗,但最终还是利用这个战略机遇得到了好处。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海洋经济仍然很强大,但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回到1673年挑战英法联军的辉煌岁月了。

从1687年法国重新挑起的一系列斗争(包括陆上威胁、关税战与海上掠夺),最终在1713年把荷兰人的爱国心消磨殆尽(荷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反法的奥格斯堡同盟提供最多的陆军——14万人,展现出荷兰惊人的金融霸权),以致于在1718年主动放弃自己的军事霸权。也因此,部分史家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视为荷兰霸权移交给英国的转捩点。

在整个18世纪,荷兰掌权的议会派商人,为了减轻巨额公债的负担,也为了“真正的自由”(各省享有自主的政治特权与累退税税率),共和国裁撤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自愿降低国际地位、沦为二流国家也心甘情愿。但是,荷兰仍然是欧洲三大富国之一,就算到1770年代也是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亚当·斯密因此在1776年说荷兰仍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它强大的金融霸权,使别国都想与它结盟。

荷兰在18世纪的衰败,归根结底是爱国心与进取心的丧失。荷兰人宁愿把两百多年来累积的资本,借贷给英、法等国的政府与企业,享受稳定丰厚的利息收入,也不愿重拾“海上马车夫”的进取精神,对外冒险犯难。结果因为六十多年的军备废弛,在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被英国彻底打垮,连带促成1795年法国消灭荷兰共和国的结局,正式结束了荷兰的金融霸权,以及它最辉煌的殖民年代。


谢选骏指出:海上单挑,荷兰根本不惧英国,还打进英国本土,炮轰首都伦敦——但是荷兰的综合国力,不敌英法两国的联合攻势,英国从海上,法国从陆上,终于粉碎了荷兰的雄心。这很像小规模地预演了二十世纪的德国,在英美和苏联的夹击下,无条件的投降。三次“英荷战争”,终于好像是三次布匿战争。


2023年8月20日星期日

谢选骏:电视毁灭民主,手机消灭自由



《媒体称TikTok损害儿童大脑,抖音也有同样的问题》(2022年04月30日 易简财经)报道:


4月15日,据媒体报道,麻省总医院的最新研究显示,长时间刷短视频,很可能被洗脑成为“TikTok Brain”(TikTok大脑)。


TikTok大脑


有媒体于本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解读 TikTok 大脑:沉迷于短视频让孩子发生了哪些改变”的文章。


所谓“TikTok大脑”,指的是因用户对TikTok短视频上瘾,而对大脑所产生的改变。


在报道中的这项研究里,这种对TikTok的成瘾性对儿童的伤害尤其高。


一般来说,当我们进行一些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活动时,如阅读、做数学题时需要运用定向注意力。


而这取决于前额叶皮质——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


但前额叶皮质这个东西,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完整。


而一轮又一轮TikTok有趣的短视频持续对大脑进行轰炸,脑中激增的多巴胺足以让一个孩子上瘾。


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卡尔·马尔奇在研究中表示:


“看到各种媒介消费、媒体多任务处理以及年轻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发病率的增长趋势,你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缩短。”


上述研究的参与者,精神病学及行为神经科学教授邦妮·内格尔同样认为:


“如果大脑反复处理快速且带有奖励性特点的内容,那么在处理节奏较慢的内容时,能力就会发生改变或损伤。”


实际上,“TikTok大脑”的说法并不只是对于儿童而言,对于自控能力较差的人来说,一样很难摆脱令人上瘾的短视频。


《福布斯》杂志就曾发文称,TikTok为“数字可卡因”。


福布斯表示,从科学上来讲,TikTok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非常像我们的大脑一直渴望的一种药物——可卡因。


这意味着TikTok使你不断渴望得到更多短视频的刺激,而在没有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到空虚。


而上瘾,正是TikTok大脑的本质。


抖音也有同样问题


对于内容型应用而言,字节的决胜武器是推荐算法。TikTok如此,抖音亦是如此。其内在的逻辑,并不会相差太多。


一位业内人士对易简财经表示:“TikTok与抖音在算法上,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密切关注“留存率”和“访问时长”两大指标。


举个例子,无论你是在抖音还是在TikTok上刷视频,只要你连续刷几个小时,它的算法就能获得你的相关信息,比如你在“哪个视频停留的时间长”、“哪个视频循环了几遍”,就能测出你喜欢看哪种类型、你的音乐爱好,以及你的兴趣点等等,以此来精准向你投放相关内容,让你更沉迷于这个平台。”


而此次媒体称TikTok会损害儿童大脑,其实官媒也曾发文称,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点名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的问题。


该报道称,近九成受访中学生有使用短视频平台,近半数家长认为孩子或多或少沉迷于刷短视频,超半数家长认为短视频成瘾对青少年成长存在严重影响。虽然文中并未直接提及平台名字,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显然是重点关注对象。


事实上,沉迷短视频的不止是未成年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也一样。


有网友用“刷屏十五秒,人间两小时”,来形容刷抖音停不下来的日常。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网友反映,因短视频上瘾,已经明显感觉到自身专注力的下降。甚至还有网友直指:短视频才是精神鸦片。


今年2月,易简财经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抖音,求求你放过老年人吧》的文章。其中一位经常玩抖音的老年人这样说:“抖音的内容很丰富,娱乐功能更强,往往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不到的内容,在抖音里都能看到。而且抖音上的视频剪辑操作简易,功能也更多,分享更简单,非常方便老年人的傻瓜操作。”


简单的操作,让老年人更容易上手,而不用耗费力气看字,只用看视频的内容,则容易让老年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智能分发,上瘾程度可想而知。


这跟媒体将TikTok比作“数字可卡因”的说法如出一辙。


如今TikTok的全球月活峰值已经突破12亿,几乎可以说,每天地球上有超过10亿人,会通过手机打开这款娱乐短视频应用。


抖音在2021年的峰值日活,更是达到了7亿。造成这种成瘾现象,算法功不可没。


广告支撑的字节帝国


如此上瘾的抖音和TikTok,也为字节跳动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今年1月,路透社发文称,字节跳动2021年全年收入约为5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677亿),其中TikTok广告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300%。


虽然此次字节跳动未公布广告收入占比,但根据彭博社此前报道中,2020年字节广告占实际收入的77%计算,2021年字节跳动的广告收入大约在2800亿左右。


这其中,抖音和TikTok贡献的广告收入,相信不会太低。


广告业务,作为字节跳动营收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不仅是字节的重要收入来源,更是基本盘。


而如何保证自己的基本盘能够长盛不衰,算法+流量自然就成了字节跳动的杀手锏。


但向用户不断推荐有趣、刺激、符合喜好的短视频的同时,算法也在不断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产生。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即时快乐,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说。


但是,当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那么人的思维就会厌倦思考,变得迟钝。成年人如此,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尽管现在的抖音和TikTok都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也会定时提醒用户放下手机休息。但是否真的有效,恐怕还有待证明。


谢选骏指出:“抖音和TikTok都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也会定时提醒用户放下手机休息。”——这不过是让小偷强盗来看家护院。

人说——《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说,短影音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造成“抖音脑”,伤害孩子大脑。观看无止尽的15秒的抖音,会伤害孩童“长时期专注力”,使他们无法从事于没有立刻得到满足反馈的活动,作者称之为“抖音脑”。30年前有人说,电视遥控器是比原子弹还厉害的毁灭性武器。现在我们必须说,手机是最大的毁灭性武器。

我看——自从电视普及,选举出来的都是戏子,所以我说,电视毁灭了民主,把世界各国推向领袖的独裁;自从手机普及,人人都被它控制了,所以我说,手机消灭了自由,把全球人类推向奴役的深渊。


谢选骏:高于领导层的都得死



网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147位文学艺术大师们》(2023年08 月19 日 siyu)报道:


近年来,不少文革时期“红卫兵”公开向被害人和公众道歉,让这段十年浩荡的血腥往事再度浮现在世人面前。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于文学艺术界而言,最沉痛的,莫过于在那十年里,有约175位文学、书画等艺术大师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本文只记录了147位被迫害身亡的人们,自杀身亡者另文记述。)


书画艺术家(26人)


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他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1971年5月,被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9月5日凌晨,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这猫名叫“猫伯伯”。在丰子恺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大字报居然说,“猫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为江浙一带口语,“猫”即“毛”之谐音。这之后,丰子恺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牛棚”,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个字眼,丰子恺一样没逃过“牛棚”一劫。


十年浩劫期间,丰子恺被林彪、“四人帮”加上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70年初他患重病,卧病半年。病愈后,他不顾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仍坚持作画,并从事翻译。但由于长期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在阴霾蔽日的情况下含恨长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便从中国的公众和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经首都医院抢救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因此,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他本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与删除高岗不同,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作家、诗人(35人)


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媒体披露,田汉1968年在禁闭室死的时候,名单上写的是假名,跟刘少奇死的时候一样悲惨。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活活被逼死。1968年12月10日在狱中去世,终年70岁。1971年冬,田汉母亲易克勒穿着陈旧的棉衣,整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房门口,她心里牵挂着儿子的安危,却不知他身在何处。直至去世的那一天,她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眼镜、钢笔,和生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


文革开始后,何其芳受到拳打脚踢式的批斗,被罚跪、扫厕所,历经磨难。1969年后,何其芳被打倒,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喂猪。“文革”中,造反派认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不能用这个好听的名字,于是给他改名“何其臭”。以后每逢开批斗会,都让他自报家门。开始他不适应,仍报何其芳,立即受到斥责:“你能叫何其芳吗!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你‘芳’在哪里!”他马上改口:“何其臭,何其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拼命地想夺回文革耽误的那十年时间,没日没夜地工作、写作。但他终于倒下了,被查出是晚期的癌症。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永远离开了人世。


文艺评论家(7人)


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邵荃麟


wen6邵荃麟(1906年-1971年),浙江慈溪人。出生于四川重庆。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荃、力夫、契若。中国文艺理论家、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文革”发动以前,1964年底,邵荃麟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从1925年起直到“文革”被剥夺各项权利止的40年间,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分化、改组,他从中共革命的青年参与者,进入中高级领导层,几度沧桑,最终沦为阶下囚而丧生。


 


 


王任叔


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王wen7任叔,指出他和蒋介石是同乡,且王任叔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他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翌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1966年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王任叔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他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1972年7月25日病逝。1979年6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翻译家(3人)


董秋斯、满涛、丽尼


电影艺术家(19人)


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京剧表演艺术家(10人)


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马连良


wen81966年6月4日,马连良正准备演出《年年有余》时,听到广播里已把周信芳打成“反革命”,联想到自己主演的《海瑞罢官》天天在受批判,急火攻心,一向甜润嘹亮的嗓子突然嘶哑起来——马连良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了。果然,第二天,北京京剧二团团部就有人贴出了马连良的大字报。从此,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随后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他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拖上大批判的舞台,开始了自己的屈辱表演。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的地位高,住牛棚的“地位”也高,造反派给他单独设置了一个牛棚。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马连良竟然没死,不过此时他已气若游丝,全身浮肿。这时的他已是心脏病晚期,造反派却不允许他去治病。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步履蹒跚地排队买了碗面条,还未等转身,就先扔掉拐杖,再扔了装着面条的碗,仰天一跤,如一片枯叶缓缓倒下。


尚小云


wen9


1966年5月,尚小云正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和改进戏校教育奔走。想不到6月1日那篇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像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随处可见,尚小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关押批斗。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煳上了封条。夫人和儿子都受牵连同他一起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1973年,尚小云获得了“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八年的折磨,他坚持每日练功的雄健身体被摧残了,先是全身伤痛,继之左眼失明。1976年春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家人送他往医院抢救,因系心脏病猝发,终于4月19日逝世。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悄悄地殒落了。


话剧艺术家(9人)


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焦菊隐


wen10焦菊隐 (1905年- 1975年) 是知名戏剧大家和翻译家。焦菊隐先生以戏剧导演大师立于世。他是中国将莎翁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的第一人,也是把《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京剧(《铸情记》)的第一人。《茶馆》是他的导演代表作,首演于1958年。1966年文革初期,焦菊隐先生一夜之间被打倒,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被无休止的批斗,家被多次查抄,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不断升级。被囚禁在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文革的政治运动终止了焦菊隐的学术进程,摧毁了他的一切梦想,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被剥夺了创造和言说的权利,曹禺回忆那时的焦菊隐是“沉默的、几乎不会说话的上了年纪的人”,两人都在“牛棚”,“铺挨着铺”。1975年2月28日凌晨,焦菊隐离开人世。


戏曲艺术家(14 人)


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曲艺家(8人)


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音乐家(16人)


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谢选骏指出:毛大郎开店——高于领导层的都得死!


网文《文革中自杀的175名知识精英名录》( 2023年08月20日  siyu)报道:


前言


这里提供的是文革中自杀的知识精英的第三批名录,共175名。这批受难者虽然知名度不及前两批,但也都是各单位的骨干或新秀。其中有不少中学教师,他们是为国家民族培养后代的神圣园丁,在文革中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极其残暴的伤害。


我们说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铭记的,不论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或文化程度,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的夭折都是他们家庭、亲人、朋友难以平息的伤痛。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把这场浩劫中受迫害致死的大约两千万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就像美国人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死去的官兵名单镌刻在首都华盛顿的墙体上那样,这是需要执政当局调动全国的行政力量去做的事情,可是在中国这简直是梦想。现在只有一些民间的热心人士,在默默地做一点调查和记录,难免是零敲碎打、挂一漏万的,即使如此还阻力重重、艰难万分,说来真是可悲亦复可叹!


知识界是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祸的重灾区,知识分子是这场空前野蛮的浩劫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知识界就其角色位置而言,又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整个民族的脊梁。他们负有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负有守望社会运作演变的职责,负有思考和探索国家前进方向的重任。因此我们在回顾和记录文革灾难时,目光自然会首先投向知识界。知识分子被害者众多,其中的知名人士和骨干力量当然更会引人关注、叫人难忘。有人对于选录“知识精英”有所不解,其实这里说的“精英”决不是当前那种招摇过市、惯于作秀的“明星”或高踞于普通人之上的既得利益者;这里说的“精英”指的是当年教育、科技、医卫、新闻、文化、艺术、体育各方面的骨干和中坚。当年知识界的这些骨干,一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奉献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他们的精神风貌是当前所谓的“政治精英”、“商界精英”或者其他种种追名逐利的“精英”远远不能企及的!可惜的是,整整一代以至几代宝贵的知识精英、知识界的骨干、广大的优秀知识分子,都被“反胡风”、“肃反”、“反右”、“文革”等一连串人间浩劫摧残殆尽了,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是我们沉痛的国殇、我们民族致命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第三批)正文


1、安大强,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属第一机械工业部)工程师。1957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被划成“右派份子”。1968年夏天,安大强被多次“批斗”并被殴打,他从该研究所传动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 30 岁。


2、安 然,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66年6月自尽。


3、安铁志,北京农业大学干部、校工会副主席。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斗争”和“审查”。2 月 16 日他和一批人遭到全校大会批斗并被殴打、“游街示众”。三天后他从学校内大烟囱上跳下身亡。时年40多岁。


4、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在学校中被“劳改”并遭红卫兵毒打。1966 年 8 月投河自杀。


5、曹世民,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68 年被逼供而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在 1966 年有 7 名教职工被迫害致死,在 1968 年又有 7 名教职工被打死或者被迫自杀。


6、曹天翔,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员,特级教师。1966年8月,曹被指责拥护“中华民国”,遭残酷斗争和殴打后,从学校的五层楼上跳楼自杀。


7、陈邦鉴,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教师,教学优秀,颇受尊重。1966 年夏,被红卫兵“揪斗”,8、9 月间一直被监管在校。陈邦鉴夜间在自己的蚊帐中用剪刀戳破喉管自杀身亡。


8、陈孚中,江西省德兴县德兴中学教导主任。1968年 7 、 8 月间时,被作为“历史反革命”(1949年前曾参加国民党)揪斗,并遭侮辱和毒打。 随后自杀身亡。


9、陈天国,1912年出生,安徽人,演员。 1935年从影,建国后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任演员。主演影片《天罗地网》(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创作个人奖),并在《翠岗红旗》、《伟大的起点》中饰演重要角色。反右时曾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不堪揪斗,1967年12月21日在杭州飞来峰自缢。


10、陈应隆,30 多岁。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系教师。他过去填写履历时误把“家庭出身”填成了“本人成份”,因而被指控为“地主”、“专政对象”。1968 年夏被关押批斗,他从学校的三层楼上跳楼自杀。


11、陈子信,中央乐团办公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师周广仁的丈夫。夫妇俩分别在单位挨批斗,被逼迫交代“历史问题”。1968年某日预定要进行全团“批斗”,他就在批斗前夜自杀了。


12、程珉,北京市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文革开始后,该校70%的教师被打成“黑帮”,每天在红卫兵的棍棒下强迫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夜晚还得写检查。程珉尤其遭受残酷“斗争”和折磨,1966 年8 月 7 日被逼自杀。


13、邓 楠,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曾在《北国江南》、《六十年代第一春》、《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等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革中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12月24日投河身亡。


14、丁苏琴,女,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被指控为“特务”和“历史反革命”,遭受残酷“斗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5、丁晓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员。1966年8月4日,红卫兵把众多教工诬为“黑帮分子”,戴高帽、挂大牌子,押解着在校园内“游街示众”,边推边打,极尽侮辱,然后又集中在操场上罚跪批斗。事后丁晓云即自杀身亡。


16、丁育英,女,四川重庆市中区凯旋路小学校长,1967年春节投江自杀。死前该校的所谓“革命造反派”“批斗”了她,并且“勒令”她在正月初一(2月9日)到学校继续接受“批斗”。春节那天她去学校的路上,途经重庆江北嘉陵江大桥时,投江自杀。


17、董季芳,女,北京机械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斗争”和“审查”,受尽了种种侮辱,在家中自杀,时年 43 岁。


18、董尧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语文教员,1966 年 8月,在被“斗争”与侮辱后从学校五层楼跳楼自杀身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未婚,死时30岁左右。她的寡母也在同日自杀。


19、樊庚苏,上海松江第二中学教师,在抗战时曾发表“茶馆小调” 等作品。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自杀身亡。


20、范明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21、范维珩,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助理编辑,因遭受“批判”,1968年12月16日自缢身亡,时年37岁。


22、方诗聪,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触电自杀身亡。时年40岁。


23、方婷之,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一天中午她到学校门口,撞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上自杀身亡。


24、冯世康,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原名承天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夏天多次遭到野蛮“批判斗争”后,投河自杀。死时 50 岁左右。


25、冯 喆,1921年生,广东南海(佛山)人。著名电影演员。建国前曾出演过《家》、《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等话剧和多部影片。建国后先后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于《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铁窗烈火》、《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革中遭受残酷批斗、游街和毒打,1969年6月2日被“造反派”宣布为“畏罪自杀”(有人反映是遭毒打致死)。


26、高加旺,北京第八中学教师。1968年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并遭“隔离审查”,1968 年 7 月自杀。年龄不到 30 岁,结婚不久。他的妻子是一个小学教员。


27、高万春,北京第26中学校长,1966年8月连续遭红卫兵残酷殴打和折磨。在 8 月 25 日举行全校“斗争会”,学校46名被揪斗的“牛鬼蛇神”全部在乱棍暴打下押解到场。高万春被五花大绑强迫跪在铺有碎石的长凳上,多次被打下去又拉上来。斗争会后他便跳楼自杀,当时 40 多岁。


28、龚起武,1912年生,江苏太仓人,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职员。由于出身地主家庭、被指控为地主、遭批斗,被毒打以及刀刺,1966 年7月21日跳楼自杀,8月16日死于医院。


29、关宏达,1914年生,黑龙江阿城人,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上世纪30年代进入影坛,毕生拍过一百多部电影,尤其擅长喜剧角色。建国前参演的著名影片有《天从人愿》、《鸡鸣早看天》、《三毛流浪记》等,建国后有《秋翁遇仙记》、《鲁班的传说》、《聂耳》《大李小李和老李》等。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7年12月20日跳楼身亡。


30、郭世英,1942年生,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沫若的儿子。早在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3年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个名为 X 社的研究小组,意在用哲学思想研究一些宏观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不是成功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等,并相互传阅所写的文章。这些屡闯禁区的研究活动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遭到拘押。审讯中郭世英每次都和审问人员激烈辩论,于是被指控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后经周恩来的过问,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下放农场劳动。1965年秋,他获准重新返校,这时他决定放弃哲学专业、转学到农业大学。文革开始后,有人重提X社的问题,直接指斥郭世英为“反革命分子”,并要追究他的后台。1968年春他被一伙人关押捆绑,轮番批斗了三天三夜,遭受百般侮辱后,于4月22日淩晨从三楼窗口跳下,倒在血泊之中。


31、韩珍,女,重庆市公安学校医生。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于1968 年10月底被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关进公安学校进行所谓“揭批查”,遭到大小会“批斗”,于1969年1月初自杀。


32、郝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3月25日跳楼自杀。


33、胡俊儒,1919 年生,河北获鹿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长。1939年加入共产党,行政13级干部。文革时因其历史上曾经被俘等问题被“审查”和“批斗”。1967年5月1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对面的兴庆公园上吊自杀身亡。


34、胡秀正,女,1933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1966年9月,胡和丈夫张连元(北京第八中学教师)一起因张父亲的“成份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后又回京,1968年夏天,胡秀正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罪名是“企图翻案”,遭到大字报围攻和会议批斗,并被关押在学校“隔离审查”。8月11日从五楼坠下身亡(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但张连元不相信是自杀)。


35、黄家惠,女,江苏吴江人。从 1950 年代起一直在上海红旗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后来调到该校分建的长缨中学任教。文革开始后,由于有兄弟在法国教书,被指“社会关系复杂”,遭受冲击,1968年被关在名为“学习班”的“牛棚”里,12月3日在“牛棚”中自杀。


36、季概澄,无锡市卫生学校校长,1968年6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多次遭受毒打,他忍无可忍,与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子女一起自杀。


37、季新民,女,北京市景山学校小学部教导主任、语文教师。在 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被强迫吃屎尿。在“清理阶级队队运动”中又被指控曾经参加“三青团”,遭审查批斗,1969年初跳楼自杀。


38、焦庭训,北京第六中学历史教师,教研组组长。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参加过国民党,关押在学校。某日他被“批斗”到深夜,然后威胁他“明天要押到街道去批斗”。他在淩晨时分一头扎进装浆糊的大缸里自杀。


39、金大男,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1968 年夏天在苏北农村参加“教育革命”。她请假到上海作怀孕检查后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返回,因此受到“批斗”,罪名之一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批斗”后,在8月29日服毒自杀。


40、金志雄,女,上海市复兴中学图书馆管理员。她原来是历史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改在图书馆工作。1966 年夏天,多次遭到红卫兵学生殴打侮辱,有学生用钝剪子给她剪“阴阳头”,把她的头皮都撕下一片。最后一次,她被严重打伤,回家不久,打手们又追上门来。她听到砸门声,不堪再度遭受凌辱,立即上吊自杀。


41、靳桓,北京第 65 中学的化学教员,1966年夏天遭批斗,被编入学校“劳改队”从事苦力劳动。他从学校教学楼上跳楼自杀。时间在8、9月间,时年40岁左右。


42、雷爱德,医生,曾任天津医科大学教材科科长,精通业务,却因爱开玩笑而受到政治迫害, 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文革时被关进“牛棚”。1968年服安眠药自杀于“牛棚”中。时年50 多岁。


43、李长恭,原在《新湖南报》工作。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报社划了54名“右派分子”,李长恭是其中之一。后被送到湖南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1966年文革开始,被宣布是该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成员并受到“批斗”。随后跳崖自杀。


44、李德辉,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教师,1966年夏天自杀。


45、李国全,中央歌舞剧院乐队指挥。他是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文革开始后多次被斗、被打、被侮辱,逼迫他胸前挂上牌子,脖子套上大鼓,在“游斗”时边走边敲鼓,口念“我是大洋古”。他甚至还被强迫舔厕所的小便池。后来在家中水管子上自缢身亡。


46、李济生,太原市教育局长,1966年9月11日被“揪斗”,9月13日自杀。


47、李景文,上海市五七中学语文教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1960年代初被调往复兴中学教语文。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后被调往新建的“五七中学”。1976年9月9日电台广播毛泽东死去后,他在晚餐时喝了酒,被指控为“对毛主席去世感到高兴”遭批判。他在文革结束的几天之前自杀身亡。


48、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后改名为北京154中学)副校长,曾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教导主任。1966年8月被红卫兵毒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在办公室的暖气管子上上吊自杀。


49、李莘,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教师。他原来是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员,后来调到外文系,被同事认为有学问的、性格温和的人。1968年被“审查”批斗,他从学校主楼侧面的窗户跳楼自杀。当时年龄不到 40 岁。


50、李秀英,女,37岁,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住复旦第四宿舍。文革中李秀英遭到迫害,1970年在复旦学生楼3楼跳楼自杀。


51、李雪影,上海大同中学教导主任,语文教师。1966年7、8月间,他被学生多次殴打和侮辱,最后一次被“批斗”时,被学生拖到操场的沙坑里灌砂子灌 墨水,还被剃了“阴阳头”。当天夜里他在家中自杀。当时大约36岁。


52、李玉珍,女,58岁,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于1969年4月23日跳楼自杀。


53、栗乃志,1946年生。清华大学教师,试验化工厂学生党支部书记。1971年2月11日在清华2号楼四层楼顶层跳楼身亡。


54、梁希孔,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历史教师,人们认为他学识丰富、讲课生动。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在1968年冬天上吊自杀,时年38岁。


55、林丽珍,女,福建人,上海市育才中学语文老师,是学校教改的标兵,报刊上广泛报道过。文革中被“揪斗”、被剃了“阴阳头”。1968年5月在家中上吊自杀。她一直是单身,一起自杀的还有同住一个套公寓的上海市七一中学语文教师施济美。


56、林庆雷,福建医学院内科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王中方等被指控为“特务”。林庆雷在“隔离审查”中死亡,被宣布是“自杀”,时年不到40岁。


57、刘长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实验员,1971年8月9日服安眠药自杀。


58、刘承娴,女,清华大学中共党委统战部副部长。1968年4月中旬起被关押在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的看守所里,6月12日跳楼死亡。


59、刘承秀,女,北京第四中学语文老师。她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批判过,不过没有被戴“右派”帽子。文革中被指为“漏网右派”而遭批斗。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校内礼堂后面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


60、刘浩,1926 年生,北京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在 1968 年“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遭“隔离审查”。5月31日在医院的敷料间用床单吊死(他妻子怀疑是被人勒死的)。刘浩身后留下了五个孩子,最大 的 15 岁,最小的只有三岁。他的母亲在山东老家得知儿子去世后服剧毒农药自杀。


61、刘继宏,1924年生,浙江镇海人,西安交通大学教学科研处科长。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0月入党。文革时被关押“审查”解放前的历史问题,1969年2月4日跳楼自杀身亡。


62、刘静霞,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在1970年受其丈夫(上海外语学院教师)牵连被“批斗”后自杀。


63、刘俊翰,1919年生,福建仙游县人。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他1949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院。1968年,他被诬和王中方医生等建有“里通外国”的 “特务组织”,遭到野蛮的“隔离审查”。1969年5月6日跳楼死亡。


64、刘远,1936年生,上海第五十中学数学教师。他认真从教十多年,1968年被罗织罪名,指控为“反革命分子”。然后是连续不断的关押批斗、拷打摧残,最后他从十层楼阳台跳下身亡。


65、罗及之,1907年生,江苏南通人,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早年在上海、香港从事影片拍摄,1937年奔赴抗战前线,拍摄了具有重大文献价值的记录片《平型关大捷》;还拍过反法西斯的故事片《东亚之光》、《血溅樱花》等。建国后先后在上影厂、天马厂任职,拍过许多故事片、戏剧片,参与拍摄的《百万雄师下江南》曾获文化部优秀长记录片一等奖。文革开始后受到无端迫害,1966年6月12日投水自尽。


66、罗静予,1911年生,四川成都人,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曾参加过共青团和共产党,后失去联系,改走技术救国的道路。抗战爆发后筹建中国电影制片厂,制作大量新闻记录片和其他电影片,反映和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支持进步电影活动,曾被捕入狱。建国后一直在电影系统从事技术领导,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卓有贡献。文革中遭受迫害,1970年1月26日自缢。


67、罗森,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时自杀。时年四十来岁。


68、马幼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和抄家,1968 年 3 月 10 日跳楼自杀。


69、梅凤琏,四川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第一子弟学校校长,文革中长期遭到殴打侮辱,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在学校菜窖里上吊自杀,时年40左右。留下妻子和 5 个孩子。


70、门春福,中央乐团的音乐家,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和逼供,在关押他的地下室中自杀身亡。


71、穆 宏,原名刘庆谦,1920年生,山东泰安人。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演员剧团团长。抗战时开始演话剧,由业余而后转入专业剧团。1951年起参演电影,先后在《翠岗红旗》、,《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燎原》等片中饰演重要角色。文革中被诬陷卷入沪中区特务案,1969年8月7日含冤自缢。


72、莫平,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毒打。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5月在昌平县十三陵附近山上上吊自杀。早在1947年美国调停下国共谈判的时候,他给中共作英文翻译,并且参加了中共。他的父母是国民党政府驻法国的外交官,他的外婆在南汇县有土地,并在赠予他家的地契上写有莫平的名字,于是便被作为“地主分子”审查批斗。


73、彭鸿宣,女,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她正在农村搞“四清”运动,被“揪”回学校批斗、毒打、关押。他在学校的一间小屋中自杀。


74、戚翔云,复旦大学化学系总支副书记,住复旦大学第五宿舍。1967年在“隔离审查”中跳楼自杀身亡。


75、祈式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文革开始后被指控为该研究所的“小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遭“批判斗争”。1966 年 8 月 4 日傍晚,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76、钱新民,南京大学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在“清查516”运动中,被批判、斗争、殴打。他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当时才20多岁。


77、钱行素,女,复旦大学体育教师。文革中,她的丈夫(曾任东亚体育学校校长)被无辜判刑,她也受到牵连、迫害,在厕所里上吊自杀,时年40岁左右。


78、秦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英语教师,在文革中自杀。


79、阮洁英,女,北京十一中学数学老师,文革中受到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留下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


80、邵承斌,1917年生,河北人。40年代留学法国,建国后任 中国电影公司法文高级翻译,翻译过不少优秀影片和歌曲。1967年4月1日因不堪迫害,投河自尽。


81、沈洁,女,上海格致中学教师、初三班主任。她曾经参加过新四军,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叛徒”,被批斗后自杀身亡。


82、沈 浩,女,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文革中和她的丈夫、导演叶明都受到残酷的批斗,不堪其辱,1966年9月6日投水自尽。


83、沈天觉,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68年春天被“隔离审查”,遭到野蛮殴打侮辱,在这年4月自杀,当时已年近60。


84、施济美,女,上海静安区七一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她毕业于东吴大学,1940年代就在上海当中学教员,同时从事文学写作,被认为七一中学教学最好的老师之一。文革开始便遭冲击批判,自1966到1968年,一直被“监督劳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以后,她又面临“揪斗”。1968年5月在家中上吊自杀。一起自杀的还有同住一室的育才中学语文老师林丽珍。


85、石之琮,女,北京第三中学语文教师,在1966年夏天被“斗争”后投龙潭湖自杀。


86、史明远,1936年生。清华大学自控系助教。1966年7月5日在京郊十三陵服毒药身亡。


87、史青云,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1966年8月,该校红卫兵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强迫他们下跪,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后来又强迫他们绕着操场爬行。史青云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这次“批斗”之后,便自杀身死。


88、苏廷武,北京第四中学数学教师。1966年8月,在四中校园爆发了对教职员的大规模暴力攻击,数十名教职员被抓出来斗争、殴打、绕操场“游街”、向他们身上泼墨汁。苏廷武被抄家和游斗后,和妻子汪含英(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毒自杀。


89、苏渔溪,上海敬业中学校长,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叛徒”,被多次“批斗”,他在学校食堂的一根毛竹上上吊自杀。


90、孙经湘,女,上海市红旗中学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从教学楼三楼跳楼身亡。


91、孙历生,女,1934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师。她在女三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52年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她正在党校学习,鸣放时给领导提了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到农场“强迫劳动”。 两年以后她被允许回到女三中。1966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红卫兵曾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得他们鲜血淋漓。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被关在学校中“隔离审查”,7月12日上吊自杀(家属对此存疑),时年34岁。


92、孙明哲,原为北京地质学院政治课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下放劳动,“摘帽”后分配到教务科工作。他与另外两位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合作用数学方法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问题,文革一开始就被指控为地质学院的“三家村反党集团”。1968 年 8 月“工宣队”进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后自杀。


93、孙若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被“批斗”,1968 年 7月 21 日上吊自杀。


94、孙哲甫,上海位育中学(五十一中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 派份子”,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1967年跳水自杀,年龄为 30 多岁。


95、唐国筌,山东淄博市第六中学教师,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受辱,上吊自杀。死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其为“现行反革命”。


96、唐静仪,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副主任医师,跳楼自杀。


97、唐 漠,原名聂崇彬,1922年生,浙江常山人。电影编剧。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是上海学运领导人之一。所编的电影剧本《山河泪》拍摄上演后颇有影响。1948年参加中共,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起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众电影》、湖南电影制片厂任职,肃反中遭诬陷,作品遭批判。1961年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任副总编辑和《电影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横遭迫害,1966年7月6日自杀。


98、陶凤娇、女,北京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自杀。


99、仝俊亭,河南省郾师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专攻中国史,郑州师范学院(现郑州大学)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转校图书馆工作。1966 年夏天,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从学校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100、万德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医师,副教授,文革中上吊自杀。


101、王 冰,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1970年10月20日,被迫害自杀身亡,时年44岁。


102、王大树,清华大学电机系助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于1969年 5月4日服毒自杀。时年31岁。


103、王德一,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助教。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 中被逼供而自杀身亡。


104、王鸿、薛挺华夫妇,两人都是北京地质学院 1955年毕业生,留校当助教。1957 年都被划成“右派”。文革中被指控为“右派反党集团”再遭迫害。夫妇二人自杀而亡。他们留下儿子王磊,由亲戚抚养长大。薛挺华的父亲曾是福州格致中学校长。


105、王惠敏,女,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负责人,中共总支书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在学校“审查”。一天晚上,王惠敏被用皮鞭毒打,半夜时她跳楼自杀。王的丈夫江俊峰,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


106、王季敏,河南省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世界史。1957年任郑州师范学院(现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被划为“右派”, 其后在校图书馆工作。1966年夏天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王季敏“遣送回原籍”。随后他从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107、王茂荣,1933年生,大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第二室工作。文革中遭到批斗,1968年7月31日,在大连星海公园海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服安眠药以后投海自杀的。他死后 13 天,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108、王敏秀,女,1932年生,浙江镇海人,共青团员,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员。在文革审查中于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


109、王人莉,女,上海工业大学(半工半读,现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械系理论力学教师。文革中被指控有所谓“生活问题”,遭批斗并且被剃“阴阳头”、被惩罚洗厕所。不堪受辱喝洗厕所的盐酸水自杀。


110、王绍炎,浙江萧山县第二中学教师,当时已退休住临浦镇戴家桥。1967 年夏天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和妻子每天到居委会集中请罪挨批斗。一天批斗结束后,他的妻子先回家,在床边自缢而死。王绍炎被释回家后,见妻子已自缢,即离家出走,第二天被发现已在附近池塘中投水自尽。


111、王熊飞,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医生。1968年,他的儿子王祖德(医生)因和人谈起“毛泽东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针灸治疗” ,被指控为“现行反 革命”,判刑12年。为此王熊飞也被长期“隔离审查”。1969年,他妻子张启行(退休医生)和小女儿在家中自杀,他得知后也在“隔离室”中上吊自杀。


112、王玉珍,女,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文革初起就遭到红卫兵殴打、侮辱、剃光头,长期被关在学校设的“牛棚”里,还一度送市郊顺义县“劳改”。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要审查她的“历史问题”(她在1949年前入党),她不堪折磨于10月某日从学校“牛棚”中逃出,和丈夫(水利电力部的干部,姓顾)一起想找个避难之处而不得,于是在西郊投河自尽。


113、王蕴倩,女,苏州人,上海市第四女中(现名市四中学)数学老师,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野蛮侮辱毒打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114、王振国,1936年生,浙江宁海人,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高教12级。文革中批判他的“地主家庭立场”,1968年被指控文革初帮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亲戚保存一份检查材料,因而被关押“审查”。 12月18日跳楼自杀身亡。


115、王宗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9月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116、翁超,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土木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 1940 年代初的毕业生,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卧轨自杀。


117、吴迪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俄语教师,1957 年被划为“右派”,转到图书馆工作。1966 年 8 月 4 日遭到野蛮斗争,这天学校红卫兵把100多教师和干部强抓到广场上,头戴高帽、胸挂大牌、罚跪挨斗,然后在校园内游街示众,极尽侮辱。以后批斗不断,至9月,他和妻子安排好了后事、写好遗书,用毛巾裹了绳子在窗户上吊死。


118、吴定洪,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文革中遭迫害,1968年10月14日自尽。


119、吴敬澄,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1966 年遭批斗后跳楼自杀。


120、吴淑琴,女,南京古平岗小学校长,1968年被“斗争”后,自杀身 亡。


121、吴维国,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遭批斗后自杀身亡。


122、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1966年8月被红卫兵学生毒打后跳烟囱自杀。


123、谢芒,云南省电力厅工程师。1968年在位于昆明海口的石龙坝发电厂的“学习班”被整,多次检讨不能过关,在石龙坝发电厂前天井楼眺楼自杀。当时40岁左右。他死后,当局扎了一个草人,写上他的名字,继续进行“批斗”。


124、邢之征,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数学老师,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暴力批斗后,跳井自杀。


125、徐方义,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场记,有过精神病史,要求去香港探望父母,未准,又派其到工厂劳动。1974年7月2日在家自缢身亡。


126、徐跻青,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校长,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暴力批斗后,用刀刺破心脏自杀。副校长阎巨峰也在同一时期自杀。


127、徐克己,1917年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副美工师,参与拍摄过《幸福》、《珍珠记》、《球迷》等多部影片。文革中被批斗受到毒打,1968年2月22日在家自缢身亡。


128、徐雷,上海市位育中学语文教师,文革中跳楼自杀身亡,时年约50岁。


129、徐清扬,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迫害,1968年12月8日自杀。


130、徐行清,女,云南昆明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导主任,在1966年秋冬之间,受到“批斗”后,在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上吊自杀。


131、杨爱梅,女,广州第十七中学语文教员,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于1968年底自杀。她的丈夫文革前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已经被“打倒”并关在警备司令部。


132、杨代蓉,女,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教师,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文革中被指控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南大楼三楼上吊自杀。


133、杨九皋,上海七宝中学英语教师,1966年8、9月间,在所住里弄被进城“造反”的家乡贫下中农以“漏网地主”的罪名批斗,当天即上吊自杀。


134、杨巨源,重庆长江航运分局职工医院院长,文革中受批斗后自杀身亡。


135、杨世杰,南京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长。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批斗”后自杀身亡,当时50多岁。


136、杨素华,女,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文革开始时她正在校外教学,被押回学校,批斗关押,头发也被剪掉。第三天夜里,她用剪刀自杀。


137、姚秉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代理党总支书记,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 年 5 月 25 日自杀。


138、姚漱喜,女,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导主任,1966年夏天受到红卫兵学生残酷批斗侮辱,头发被剪掉,学生把厕所的便纸篓套在她头上,开饭时被迫弯腰站在食堂门口唱“牛鬼蛇神嚎歌”。8月20日左右有个晚上连续遭到五拨红卫兵殴打,随后她便在学校厕所中上吊自杀。当时年龄是 40 多岁。


139、叶懋英,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文革开始后该校教师们被强迫成排跪在地上受到残酷殴打。叶懋英随后在校中自缢身亡。


140、叶绍箕,复旦大学中层干部,1966 年被“斗争”后自杀,时年50多岁。


141、叶文萃,上海浦东中学教师,1966 年被“批斗”后自杀。


142、伊钢,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在南京林学院任教。1971 年在“清查 ‘ 五 一 六 ’ 运动”中被指控为“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卧轨自杀身亡。时年32岁。


143、易光轸,北京市第 52 中学副校长,文革开始后受到攻击,1966年6月30日自杀身亡。


144、殷大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 年 4 月 21 日投河自杀。


145、余丙禾,兰州市水电局工程师,因其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文革中一再被拷打、逼供、侮辱, 1967 年跳楼自杀,时年 34 岁。留下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


146、余航生,上海第二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讲师,遭批斗服毒自杀。


147、余宜初,1937年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助理编辑,因“红影组案”受审查,1970年4月19日,在干校隔离室自杀。


148、袁玄昭,西安第五中学教师,文革中他被学生关押在校中殴打和侮辱。有学生逼迫他把死麻雀整个吃下去,还有学生强迫他吃下一整盒鞋油。他逃跑不成被抓回,遭到更大折磨,最后自杀。


149、曾瑞荃,上海市吴淞二中语文老师。1966年夏天学校一片恐怖气氛,教师纷纷被揪斗。他1949年前当过记者,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担惊害怕之下投黄浦江自杀。当时40多岁。


150、翟毓鸣,河北师范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他被挂“黑 牌”游街,被殴打和侮辱,随后割动脉血管自杀。


151、张放,女,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师,1966年夏天同许多教师一样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再次被批斗。她不堪虐待,逃到河南新乡朋友家中。学校红卫兵到新乡抓捕她,要把她押回北京,并在新乡火车站打她耳光。张放忍无可忍,留下遗书后在新乡自杀。


152、张凤鸣,上海市吴淞二中外语老师。由于他家庭出身出身是“资产阶级”,文革中备受折磨。1966年一天被红卫兵关在教室里用棍子抽打,次日早上,他便跳楼自杀。时年30多岁。


153、张健,同济大学水暖教研室青年教师,1968年见到其它人被残酷批斗,他自己是“地主家庭出身”,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在离学校不远的四平路三道桥边树上上吊身亡。


154、张景福,上海市复兴中学英语教师。1966 年文革初期,他便受到攻击,除了所谓 “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外,还被揭发曾经赞成“托洛茨基派”观点。当时张景福曾在家里服安眠药自杀,家属送医院救治了过来。1968 年8月,“工宣队”进驻复兴中学,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会小会威逼揪斗,他再次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55、张巨光,1930年生,辽宁本溪人,回族。早年学习声乐,1950年起在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曾在《平原游击队》、《上甘岭》、《地下尖兵》、《冰上姐妹》、《铁道卫士》、《刘三姐》、《甲午风云》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还参演过不少话剧、歌剧。1968年8月24日受迫害自杀。


156、张儒秀,女,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公共外语。1966年被批斗后,投缳自杀。


157、张文博,1924 年生,黑龙江省宁安人,《人民画报》杂志俄文编辑。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曾留校任教。1957年调到北京,在《俄文友好报》工作过。文革中不断遭到批斗,被指控走白专道路、“家庭出身反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威逼,1969 年 2 月 27 日从四楼家中跳楼身亡。


158、张岩梅,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数学教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毒打和抄家后自杀身亡。


159、张友白,上海市新沪中学数理老师。在1957年被划“右派”,在1966年被“揪斗”。他在校内的单身教师宿舍内触电自杀,时年30多岁。


160、张友良,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厂副厂长,文革中遭逼供和殴打,于1968 年3月19日从摄影棚跳楼身亡,时年52岁。


161、赵慧深,女,1914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演员和编剧。早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参演过《雷雨》、《屈原》等几十部话剧和电影《马路天使》。1946年进入苏北解放区。建国后曾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副主任,创作多部剧本。文革中遭迫害,1967年12月4日自尽。


162、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的拷打和侮辱。他从四层楼高的学校内烟囱顶端跳下来,自杀身亡。时年不到40岁。


163、赵 松,八一电影制片厂助理导演,1970年11月3日受迫害含冤自杀,当年41岁。


164、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1966 年 8 月跳楼自杀。她的丈夫是北京文化局的干部,也在文革中自杀。


165、郑 洪,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著名电影《怒潮》的编剧之一,1967年11月14日,因遭迫害自尽,时年39岁。


166、郑文泉,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1940 年代从福建医学院毕业。1968年,他被指控和王中方医生等建有“里通外国”的“特务组织”,遭到野蛮的“隔离审查”。1969 年春天被宣布为“自杀”。


167、郑之万,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1966年8月,被红卫兵学生剃“阴阳头”和殴打。她在家里跳楼自杀。


168、周久庵,1907年生,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民盟盟员。1968年6月4日.在北京大学靶场西侧水坑内溺水自杀。


169、周瑞盘,上海七宝中学物理教师,在1966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该校红卫兵学生批斗教师吴铭绩,指控他是“美帝特务”。吴铭绩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曾经与杨振宁同学。批斗完吴铭绩之后,红卫兵又到隔壁周瑞盘的宿舍寻事。发现周的桌子上有吴老师的书,就以“与特务勾结”为名,恶斗周瑞盘数小时,并命令他写出“交代”,第二天交给红卫兵。周当晚即在校中投井身亡。


170、周善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助教,遭批斗于1973年5月12日自刎,时年28岁。


171、周绍英,女,上海淡水路小学校长。在文革中屡遭“批斗”,1968 年跳黄浦江自杀身亡。时年30多岁。


172、周学敏,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语文老师,在 “清理阶级队 伍”中,于 1968 年冬天自杀身亡。


173、朱宁生,男,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生理研究室主任。1968 年被指控为“特务”,关押在所里“审查”。他在实验室里自杀。


174、朱万兴,无锡第一人民医院著名医生。1968年8月,在遭受数月关押、折磨之后,自杀身maoqishuang亡。


175、朱振中,上海零陵中学历史老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威逼追查他可能参加过“三青团”的事,他随后跳楼自杀。


参考资料:


1、王友琴:《文革死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2、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2001年2月,香港);


3、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记忆》第42期);


4、白磊:《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记忆》第46期);


5、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6、韦陀:文革中电影界的“非正常死亡”(《记忆》第65期);


7、金石开: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北京);


8、中国大百科全书、百度百科全书;


另外还参考了一些高校的校史记录、校友回忆录等。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06/15/2011


谢选骏指出:1965年,我年仅11岁,因为和同学辩论时说了一句“毛主席也是刽子手”,就被举报了。状子告到班主任刘积余老师那里接受审判——

我辩称:“周小宁说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我就说‘对啊,国民党也会说毛泽东是个刽子手!’”

周小宁:“他没有说国民党说的,他自己说的毛主席是刽子手!他是反革命!”

刘积余:“谢选骏这样说是不对的,不可以引用敌人的话!以后注意!”

周小宁:“不对!是谢选骏自己说的!他是反革命!”

刘积余:“好了,到此为止。大家都不要争了。”

我很奇怪,刘老师对学生一向很严厉的,这次怎么放过我了呢?

第二年,文革爆发,刘老师被下放了。这才听说,她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逃亡台湾了。

而周小宁呢?他父亲是共产党的江苏省副省长,“解放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也因为“历史问题”被打倒了,不是叛徒就是特务了!


大家都说“文革可怕”——其实我知道,文革以前更可怕。文革是明火执仗地整人,文革之前是阴风四起地害人。


高于领导层的都得死,低于领导层的都得半死。

谢选骏:“星球大战计划”只是诈胡

网文《星球大战计划》报道:


星球大战计划,亦称星球大战(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研议的一个反弹道导弹军事战略计划,该计划源自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冷战后期(1983年3月23日)的一次著名演说。


背景介绍

“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背景是在冷战后期,由于苏联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核攻击力量和导弹突防能力,美国害怕“核平衡”的形势被打破,需要建立有效的反导弹系统,来保证其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可靠的威慑能力,维持其核优势。同时,美国也是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

起源

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台湾简称“星球大战”)。该计划源自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冷战后期(1983年3月23日)一个著名演说。“星球大战”发表后,1985年1月4日由美国政府立项开发,正式名称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计划于1994年开始部署。

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战略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这项计划于1984年由美国总统R.里根批准实施。按照计划,从1984年财政年度到1989年财政年度将用250亿美元来研究先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关键技术和验证可能的方案,以便到90年代初决定是否和如何发展这种系统。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的综合防御系统。这个系统针对弹道式导弹弹道的助推段、末助推段、中段和再入段分四层拦截。主要的武器是天基定向能武器(如氟化氢化学激光器、核能、X射线激光器、带天基反射镜的准分子激光器、中性粒子束武器)和动能武器(非核拦截弹和超高速电磁炮等)。这种反弹道导弹的综合防御系统是继阿波罗登月工程后又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

组成

计划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组成。其预算高达1万多亿美元。拦截系统由天基侦察卫星、天基反导弹卫星组成第一道防线,用常规弹头或定向武器攻击在发射和穿越大气层阶段的战略导弹;由陆基或舰载激光武器摧毁穿出大气层的分离弹头;由天基定向武器、电磁动能武器或陆基或舰载激光武器攻击在再入大气层前阶段飞行的核弹头;用反导导弹、动能武器、粒子束等武器摧毁重返大气层后的“漏网之鱼”。经过上述4道防线,可以确保对来袭核弹的99%摧毁率。同时在核战争发生时,以反卫星武器摧毁敌方的军用卫星,打击削弱敌方的监视、预警、通信、导航能力。

由于系统计划的费用昂贵和技术难度大,许多计划中的项目,如著名的“X-30”,“X-33”等最终无限期延长甚至终止。加上苏联后来的解体。美国在已经花费了近千亿美元的费用后,于20世纪90年代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

核心内容

其核心内容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其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如微波、激光、高能粒子束、电磁动能武器等)或常规打击武器,在敌方战略导弹来袭的各个阶段进行多层次的拦截。美国的许多盟国,包括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以色列、日本等,也在美国的要求下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项计划。

防御计划

“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是根据导弹从发射、飞行到命中目标过程的特点,建立包括4层防御网的防御系统:

第一防御层是助推期防御阶段。

由于导弹从助推器点火至穿过大气层阶段,导弹飞行时间一般持续3~5分钟,会释放出大量炽热气体,并产生强烈的红外线或可见光,很容易被探测到。因此,防御系统必须及时探测到导弹的发射点、导弹类型和控制中心,迅速摧毁导弹的助推器。这一阶段的防御非常关键,因为发射后的导弹在助推后期会放出若干个分弹头,包括再入飞行器的假目标,这将给以后的防御阶段增加极大的困难。因此,此阶段摧毁一枚导弹,相当于其后防御阶段摧毁数个弹头和数以百计的诱饵,效费比高。按计划每颗反导卫星可摧毁100枚以上的导弹,摧毁率可达99%。

第二防御层是后助推期防御阶段。

这一阶段通常持续6分钟,导弹母舱将放出多个弹头飞向不同的目标,再入飞行器、假目标和其他辅助穿透设备也在此时被释放。它们沿弹道曲线惯性飞行,穿出大气层飞向目标。这一防御阶段使用陆基或舰载激光武器摧毁漏网的弹头,理论计算摧毁率也可达90%。

第三防御层为中段拦截层,即对再入大气层之前飞行的前两层漏网的导弹弹头和突防装置进行拦截。

这一阶段导弹飞行时间约10~15分钟,弹头数量多,真假混杂。计划用电磁轨道炮或由地面发射激光武器以及其他非核反导弹武器碰撞杀伤等手段摧毁,按要求命中率也要达到90%以上。

第四防御层为末端拦截层,即对重返大气层后的弹头进行拦截。

此时弹头飞临目标只剩几分钟时间,可用反导导弹、动能武器、粒子束等武器摧毁所有漏网弹头,命中率也要达到90%以上。如能达到理论计算的要求,对来袭导弹总拦截率可高达99.999%,如此一来,美国就算装进了保险箱,不用担心在核大战中与对手同归于尽了。

反卫星计划

“反卫星计划”实际上是战略防御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利用太空基地的监视系统,对敌卫星进行监视,并在必要时指令天基或陆基定向能武器系统摧毁敌人卫星。由于卫星在监视、预警、通信、导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战略防御系统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的卫星失去作用。因此,美国早在1977年就开始研制反卫星武器,基本的设想是在截击机上使用攻击导弹摧毁对方的卫星,这一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到SDI计划提出来时,美国已开始研制激光反卫星武器,并通过了可行性论证报告。

尾声

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密件的曝光,“星球大战”计划被证实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一时间舆论哗然。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但五角大楼声称,它没有实施,是因为存在技术缺陷。因此许多用于在“星球大战”计划中进行研究、实验的装置仍然发挥着作用。如美国白沙实验场,研究“光束飞船”(用激光代替化学燃料)的激光仍然是来源于星战计划中所使用的仪器。

评论

“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提出的,又称“战略防御计划”。20世纪80年代初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和质量都处于均势,走入军备竞赛的死胡同时,美国提出了“高边疆”战略。这项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建立空间武器系统,提供对付战略核武器攻击的空间防御手段,以消除苏联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与此同时,加紧开拓太空工业化领域,以获取宇宙空间的丰富资源。由于该计划主要以太空为基地,故亦称“星球大战计划”。这年夏天,“星球大战计划”开始进入全面研究阶段。

“星球大战计划”在战略防御方面,是一个以宇宙空间为主要基地,由全球监视、预警与识别系统、拦截系统以及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组成的多层次太空防御计划。在高技术方面,它是一个包括火箭技术、航天技术、高能激光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在内组成的高技术群。“星球大战计划”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防御计划。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几项国防战略计划,除了具有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外,还具有促进经济的职能。通过这一计划实施,来带动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以保持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领先地位。从局部上说,“星球大战计划”是一项国防高技术和国防经济发展战略;而从整体上看,它又是一项综合而全面的国家总体战略。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星球大战计划”只是“诈胡”。


《诈和:一种和牌模式》报道:


诈和(诈胡)是麻将术语之一。在麻将游戏中,未能满足实现约定或公认的游戏规则中所认可的任一种和牌模式,却宣称自己已经和牌的行为,即为诈和。诈和被视为一种违反游戏规则的做法。


诈和基本信息


造成诈和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主观上疏忽和恶意欺骗两类。

诈和主观疏忽

在主观疏忽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例如:对游戏规则不甚了解(如一些地方对于和牌作了特殊规定,例如不允许番种低于3番的平胡,只允许以二五八做将);看错了自己的牌(如将“五条”“七条”、“八条”误认为是“六条”“七条”“八条”组成了顺子,如《名侦探柯南》里就有一集毛利小五郎错把白板看成一饼的看错牌经历);听、看错了其他人打出来的牌(如将别人打出来的“五万”当成了“五筒”而宣布“吃和”);有时甚至出现了相公(多或少一张牌)而不自知,等等。

诈和恶意欺骗

麻将游戏的玩家,出于个人的某种目的,故意在没有达成和牌的条件下谎称已经和牌,但其实并未和牌。在输赢涉及到一定经济利益的场合,则诈和更多的是出于这种目的。

防止诈和

为了防止诈和的发生,各地麻将虽然规则各异,但有一条是被绝大多数地区的麻将参与者所公认的:某一家声称和牌后,必须立即将自己面前所有的立牌(面朝自己,未亮明的牌)全部躺倒,与之前已经躺倒的牌(因吃牌、碰牌、杠、摸到的花牌等原因,躺倒放在立牌之前的牌)一起公示,供其他三家检查。

通常,在其他三家未检查确认(在竞赛中则可能是由裁判检查确认)之前,宣布和牌的一家不能将自己公示的牌打乱洗牌,以保证充足的检查、确认时间。

对于参与麻将游戏的人,在宣布和牌之前务必再仔细检查一遍自己的牌,也是避免出现诈和的尴尬场面的必要措施。

诈和诈和后果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07月审定公布的《中国麻将竞赛规则》(试行)中的规定,将诈和分为如下情况分别予以处罚:

诈和错和

在一局麻将游戏中,未能达到和牌所必须的分数(在该规则中是8分,即通常说的番数)而宣布和牌者,必须向另外3家每家支付10分(在该规则中用计分卡来计算个人的输赢,下同),并丧失这一局的和牌资格,继续陪打直至该局结束。

诈和举例说明

在一局麻将游戏中,尚差某一张牌才能听牌(即在根本没有听牌的情况下),却在他人打出某一张牌后宣布和牌者,必须向另外3家每家支付20分,并丧失这一局的和牌资格,继续陪打直至该局结束。

诈和和错牌

在一局麻将游戏中,已经听牌,在他人打出某一张牌后误以为就是自己所需要的和牌(如先前提到的将别人打出来的“五万”当成了“五筒”而宣布“点和”),宣布和牌者,按照错和处理。

诈和有意诈和

差两张以上的牌才能听牌,却宣布和牌者,即为有意诈和,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实际上,在非竞赛的麻将游戏中,各地对于诈和的区分并无如此详细,只要达不到规定或公认的和牌标准而宣称和牌者,统统按照诈和处理,通常包括丧失本局和牌资格、继续陪打至本局结束、向另外三家惩罚性的赔偿相应分数等等;某些地方甚至规定,诈和者在下一局依然继续丧失和牌资格。


谢选骏指出:个人不可诈胡,国家却可以诈胡——因为国家具有主权,可以任意犯罪,并且天生豁免。可笑的是,不可一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竟然被一个诈胡战术给搞垮了,可见其虚弱的本质,简直不堪一击——要不是罗斯福那个瘫子始终对它不离不弃,苏联根本活不到1991年。诈和就是诈胡——因为这是愚弄胡人的。诈胡就是诈和——它假装缓和,搞垮了秘密军事情报组织共产国际。

2023年8月19日星期六

谢选骏:张献忠也创造了历史,他的沉船满载了珍宝

李恒青@LiHengqing:拜登说中国是个炸弹,我倒觉得更像个集束弹,包着一大堆小弹,个个极具杀伤力。房地产、政府债、出口、失业、灾害、污染、外资、返贫、城管加农管、军警、银行、人民币、外汇、粮食、能源、科技、教育、农村、农民工……

事无巨细,无不等一尊定。他却胜似闲庭信步。

炸是必然,唯先后在何时。太可怕!


@xxj2040:天才创造历史


李恒青@LiHengqing replying to @xxj2040:确实是天才,会被人记在书里,却未必是在创造历史。


谢选骏@xxj2040:张献忠也创造了历史


网文《張獻忠》报道:


張獻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吾,號敬軒[2][3],亦有號八大王[4],陝西延安衞柳樹澗(今陝西省榆林市定邊縣郝灘鄉劉渠村)人,明末民變首領之一,大西皇帝,主要割據於四川。


生平

明末起事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於陝西延安衛柳樹澗堡(今陝西省榆林市定邊縣郝灘鄉劉渠村)[5][6],出身貧苦,初從軍籍,擔任過捕快、下級軍吏,後因犯法被判死刑,雖然被陳洪範請求特赦,但也被免職處分[7]。


明思宗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米脂追隨府谷人王嘉胤起事[8],自號「八大王」,以驍勇多力著稱,又因體貌魁奇、面色微黃,得綽號「黃虎」。初屬王自用,後自成一軍,王死後改投高迎祥。高迎祥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號闖將。崇禎四年(1631年)六月,王嘉胤兵敗被殺,張獻忠受洪承疇招安,但隔年(1632年)又叛[9]。


1635年張獻忠參與滎陽之會,議決進取,與高迎祥等共攻略東方,攻破鳳陽,焚明皇陵,並自稱「古元真龍皇帝」。不久張獻忠與李自成因故分裂,張獻忠率部攻長江流域,李自成攻黃河流域。崇禎十年(1637年)秋天,張獻忠從河南進入湖廣,向襄陽進攻。總兵秦翼明兵寡不敵,一路退敗,湖廣震動。[10]明廷急調左良玉、馬爌、劉良佐等合兵阻截,張獻忠遭明軍總兵官左良玉部的擊敗,部隊嚴重受損,張獻忠本人也受傷。退守湖北房、竹一帶。


立足襄蜀

崇禎十一年(1638年),張獻忠又在湖北谷城受兵部尚書熊文燦招安,被授予副將一職。駐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鎮,以示休兵。崇禎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與五省軍務總理熊文燦密謀,「出師關洛,趨會鄖襄」,打算夾擊張獻忠[11],張獻忠「殺知縣阮之鈿,隳穀城」,重舉反明的大旗。轉戰四川境,巡撫邵捷春、參軍廖大亨、閣部楊嗣昌等部隊都拿他沒奈何,獻忠戲稱:「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崇禎十四年(1641年),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12],監軍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知縣李大覺、游擊黎安民等也被殺死[13]。崇禎十五年(1642年)3月,張獻忠攻克舒城,將舒城改名「得勝州」,在此初設政權,以醫士胡立浦為丞相,設吏、刑二部和各種官職。5月,襲取廬州。8月,攻克六安州,再建農民政權,並建號「天命」[14]。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在黃州稱「西王」;五月,據武昌,稱「大西王」,將楚定王朱華奎溺死。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封張獻忠為秦王。春,大西軍「陷夔州,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10]。六月,佔領重慶,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被處死。八月(8月9日)攻破成都,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蜀王朱至澍及其嬪妃全部自殺身亡。張獻忠號稱60萬大軍,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縣,並自稱「大西國王」。十一月庚寅(12月4日)登基成為大西皇帝,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


兵敗被殺


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清軍到達川北之際,張獻忠亦從成都出兵對抗清軍,行前將自己的妻妾幼子全部殺光,避免自己戰敗後其親屬被清軍俘獲。留守漢中的劉進忠投降清軍。十一月己巳(1647年1月2日)張獻忠於鳳凰山(西充縣和鹽亭縣交界處,西充縣城東南15公里的多扶場西)多寶寺前太陽河畔偵察時被清肅親王豪格的前鋒劉進忠部射殺身亡。張獻忠死後,他的四個義子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率余眾聯明抗清,轉戰貴州、雲南。


據傳張獻忠起事途徑梓潼時曾被同為張姓的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託夢勿殺邑民,使張獻忠將梓潼視作同宗兄弟,由此梓潼居民沒有被全面屠殺,日後裴、賈族人更為張立廟塑像拜祭,清朝時被朝廷搗毀,復建至今仍在[15]。


濫殺及屠蜀


依據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獻忠曾有如下屠殺行為:


崇禎十四年四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攻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敗死,全家被殺,官吏與百姓全部屠殺而不遺留,血流成溝渠。

崇禎十五年八月,張獻忠再度攻陷六安,將州民全數砍斷一臂,男左女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張獻忠再度東進,攻下桐城後屠城。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後率軍渡河,兵臨武昌城下。楚王府新募兵為內應,開門迎接。楚王朱華奎被囚於籠中,沉江而死。屠殺士民數萬人,投屍江中。尚餘數萬人,驅趕出城,以鐵騎圍而逼入江中。剩餘民眾數百人,多砍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

崇禎十六年八月,獻忠在湘潭徵集船隻數千艘欲北渡,忽然起大風,吹翻船隻百餘艘,溺死數千人。因而再回岳州,盡殺所掠奪的婦女,投屍於江中。焚燒船隻,火勢延伸四十里,江水夜明如白晝。

崇禎十七年六月,張獻忠攻陷涪州、瀘州,蜀王朱至澍告急,請求救兵師於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張獻忠順流而下攻陷佛圖關,遂圍重慶。官兵盡力守城,四日被攻陷,瑞王朱常浩全家受難,舊撫陳士奇也被殺。賊兵在重慶屠殺,抓取萬餘壯丁,割去耳鼻,砍斷一手,驅趕至各州縣,告之若兵至不降,以此為鑑。

崇禎十七年八月,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全家受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級官吏皆被殺。張獻忠要求全蜀紳士至成都,全部殺害。隨後公告科舉取士,遠近諸生爭相前往。張獻忠派兵包圍,擊殺數千人,蜀中文士皆亡。其後又大殺蜀中百姓。

屠蜀爭議

四川盛傳張獻忠屠城無數,尤其屠蜀,立下七殺碑,兩側碑文分別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註 1] ,中間有七字「殺殺殺殺殺殺殺」,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是帶到此碑之下斬殺。目前發現的張獻忠屠蜀史料有:《張獻忠陷廬州紀》、《流賊張獻忠禍蜀記》、《孤兒籲天錄》、《大西通紀》、《破山集》、《蜀難敘略》、《歐陽氏遺書》、《張獻忠屠蜀記》、《客滇述》、《雅州受難記》、《漢嘉受害記》、《蜀記》、《紀事略》、《五馬先生紀年》、《蜀破鏡》、《荒書》、《聖教入川記》、《山城紀事》、《流離傳》、《劫後錄》、《綏寇紀略》、《續綏寇紀略》、《滇蜀紀聞》、《灩澦囊》、《老神仙傳》、《廣陽雜記》、《明季南略》、《井蛙雜記》、《罪惟錄》、《蜀龜鑑》、《蜀碧》、各地方志、四川民間家譜等450餘種。


魯迅在《晨涼漫記》中說:「他(張獻忠)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李自成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殺之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


南明和清朝人記載張獻忠戰死時川人已幾乎被其屠盡,但此後清軍仍然在四川和南明軍隊作戰多年,張獻忠於鹽亭縣鳳凰山被流矢射殺身亡。張獻忠死後,餘部繼續轉戰四川各地。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攻陷南明渝城(重慶)後,才算佔領四川。胡昭曦認為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載證明屠蜀的真正主謀是南明地主階級武裝對四川勞動人民的反攻倒算,而非在公元1647年已死的農民革命領袖張獻忠。


明史專家陳學霖教授批評相關學者基於政治需要及在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影響下,美化張獻忠等人「農民起義」,但亦肯定相關史學家對糾正舊史記載的一些重疊錯誤,如釐清張獻忠殺人的數字,及四川多少人及哪一類人如何被殺等爭議性問題的貢獻[16]。


相關文獻如《明季南略》和《客滇述》、明朝遺民顧山貞以及西方傳教士等人的記述皆指出張獻忠是屠川元兇:


計六奇《明季南略》記載:「獻忠遂屠重慶,砍手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

《客滇述》:「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做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老幼,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大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大家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異性,惟十時以下者僅留一、二。」

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目擊張獻忠屠殺,1918年古洛東根據他們的原始記錄寫成的《聖教入川記》說:「殘殺之後,成都為之一空。除少數官員外,別無居民。荒涼慘象,不忍矚目。獻忠剿滅成都後,命令各鄉鎮村民移居成都。」[16][17]

在張獻忠死後出現了清軍跟南明軍對峙的局面,清軍的勢力於川北保寧一帶,而南明軍隊佔據着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18]。根據《蜀龜鑑》的記載,經過張獻忠軍隊的屠殺,川南的人口損失約50%,而川北的人口幾乎損失殆盡。儘管川南和川北都遭到了張獻忠的軍隊的屠殺,可是到了張獻忠死後,南明與清朝對峙的時期,南明控制的川南,人口明顯多於清朝控制的川北。川北遭受的破壞,比川南嚴重得多,由於各軍事力量基本上都要經過川北入川,可見川北為主戰場。因此,綜上所述,清朝軍隊以十三年的時間才平定四川,並不是表示清軍一直在屠殺四川人[19][20]。


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是多股勢力混戰的最終惡果,張獻忠雖然不是主兇,但仍然是屠川元兇其中一原因。[21]


至於「不得已而動大兵剿之,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這份奏章的出處是順治六年刑科給事中陳調元揭,是某個官員給清廷的奏章,匯報說一些入川的清軍將領亂殺無辜的情況,而不是任何一種形式上的政府命令[22]。網上流傳的內容被人篡改為清朝屠四川的政府公告「民賊相混、玉石難分。大兵所到之處,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毀滅古物

大西軍在成都「入城樵採,凡先聖賢祠廟,民居屋宇,悉毀為薪,於是自東漢以來古跡,明太祖所頒圖書彝器,至是皆盡」。明末的成都有寺廟94所,包括武侯祠在內,無一存者。川中各州縣的情況「園亭寺廟無不焚毀」[23]。


個人思想

對天文及地理有興趣的張獻忠因懷疑兩名傳教士藏有天文著作不肯獻出,不時大發雷霆之怒,欲置其於死地。實則司鐸所藏之書為艾馬祿爾(P. Emmanuelis)司鐸所著之超性學書,講明天主教誡律,與天文學無關。及二司鐸解釋全書「皆論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當避罪惡,雖在罪惡危險之中,當獨向正道,方得永福」。獻忠聞之稱讚,因此息怒[16]:


「維時某官得有西文書一本,呈之獻忠(此是超性學書,俗名公義書。下卷論人事篇,係艾馬祿爾司鐸所著者。前時,利、安二司鐸遭僧黨之害,書籍各物均被搶劫,此書乃落入若輩手中故也)。獻忠以為此書即是天文書,隨即請二司鐸入內,笑謂之曰:『吾已獲天文書矣,請二位講與我知書中之意。』二司鐸一見此書,即知是超性學書。遂向獻忠曰:『大王以此為天文書耶?此非天文書,乃超性學書,其中並未言及天文學與日月蝕說。全書皆論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當避罪惡,雖在罪惡危險之中,當獨向正道,方得永福。』司鐸承獻忠之命,遂念書中一段,後譯成華文,獻忠聞之,大為奇異天主教誡律之聖,且讚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故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


張獻忠在聽到司鐸天主教誡的解說之後,大為奇異,稱讚其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認為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不過他續言:「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故意將司鐸的解說扭曲,作為殄滅僧黨及世間定性為「惡人」的藉口及理據[16]。


千船沉銀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江口沉銀地出水,有學者認為是張獻忠用印。

清順治三年,張獻忠在兵敗時率軍撤離成都,帶寶物載船沿岷江南下,行至彭山雙江河遭南明軍官楊展伏擊,所載之金銀珠寶亦隨船沉入江中。即歷史上傳說的「江口沉銀」。2010年,眉山市人民政府將彭山區江口鎮的江口沉銀遺址,列為眉山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直到2015年,專家找出當年的沉船遺址,並順利在2017年大規模封江開挖後,出土許多珍貴的文物,包含張獻忠分封嬪妃的金冊、銀冊,以及金銀幣、銀錠、金戒指等,還有鐵刀劍等兵器[24][25]。


流行文化


2021年以來,在中國大陸發生個別隨機傷人事件後,其名號也被用來代指無差別殺人與「加速主義」,成為一個網絡迷因,但此迷因曾一度被中國當局全網封殺。 同時,張獻忠迷因的傳播和網絡意見領袖劉仲敬的聯繫很大。然此迷因在微博上仍然可以使用,並沒有被完全封殺。[26][27]


該迷因也常和「坦克」、「U形鎖」和「路燈掛飾」等迷因混合使用,作為激進左派和民粹主義的表達方式。


註釋

 或作「人無一善以報天」或「人無一德可報天」等


參考文獻

引用

 「嚴錫命受知於賊,條陳甚多。嘗言:『陛下繼嗣不廣,皆由兵間所掠女子,不足以配聖德。今有故相陳演女,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賊即以陳氏為後,演子為翰林學士」。《客滇述》,顧山貞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遙呼曰張敬軒將軍救我,敬軒者獻忠招安時所以自號也。

 彭遵泗《蜀碧·卷三》: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

 《綏寇紀略》卷九云,「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又說與獻忠同歲。余瑞紫:《流賊陷廬州府紀》說,九月十八日為獻忠生日。

 《明季北略》卷十六,《張獻忠圍桐城》條云:「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

 《平寇志》卷三記載:「獻忠少從軍,隸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等十八人己解衣就刑,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為之請,威不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貌奇偉。洪範目而異之曰:『若必不可原,請特貰此兒。』威笑而允之,曰:『諾。』十七人伏法,獻忠鞭一百獨免。」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中說:「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從神一魁,領紅旗為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之。」

 查良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

 《明史》卷三0九,〈張獻忠傳〉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三十二

 《明季北略》卷十七

 《明史·張克儉傳》記載:「十二年擢湖廣僉事,監鄖、襄諸軍。楊嗣昌鎮襄陽,深倚仗之。張獻忠、羅汝才之敗也,小秦王、渾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嗣昌處之房、竹山中,命克儉安輯。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誑入襄陽城。克儉不能辨,夜分,賊從中起,焚襄王府。克儉倉皇奔救,為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民安死焉。」

 张献忠在西充. [2023-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14).

 關於梓潼神廟內的張獻忠塑像 (PDF). [2019-03-14].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1-01-14).

 陳學霖. 傳教士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聖教入川記》的宗教與文化觀點 (PDF).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2011年, (52): 65–69 [2014-08-2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09-23).

 「張獻忠屠四川」非造假 成都曾挖出萬人枯骨坑. 天府早報 (新華網). 2010年4月8日 [2015年8月26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年5月28日).

 鄭光路.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年1月. ISBN 9787540944032. 「順治四年至順治七年……此階段清軍常處於下風,退守川北保寧一帶。南明軍隊這期間佔據着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

 《蜀龜鑑》:「川南死於獻(張獻忠)者十(之)三四,死於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遺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十(之)三四,死於搖黃者十(之)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

 《客滇述》:「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清使肅王擊獻忠。獻忠聞之,自引兵至平陽關,遇清兵與戰,大敗而還。時川西、川北州縣皆為賊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會獻忠敗還,益懷異志。獻忠覺之,恐人圖己,一晝夜,易其處十二、三,或潛伏寺院佛像後、或扮兵卒遍遊酒肆妓院,聽人私語。於是盡屠其民。一日,獻忠獨坐食饅頭,忽空中下數萬手來奪饅頭。一日,獨坐院中,忽聞琴瑟簫管之聲。獻忠怒,拔刀斬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各弄樂器。獻忠大駭,昏撲於地。又成都城中,至黃昏後,輒聞人偶語。往視之,則皆空屋也。賊兵夜出,則鬼擊之。獻忠惡其不祥,遂出城,居東門外中園。中園者,蜀王之外囿也,中有梨花數千本:成都俗,嘗以三月三日於此走馬為樂。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作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號為御營;至是居焉。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眾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亙古以來,未嘗有也!」

 張琅《燼餘錄》:「今統以十分而論之,其死於獻賊(張獻忠)之屠戮者三,其死於搖黃之擄掠者二,因亂而相殘殺者又二,飢而死者及二,其一則死於病也。」。

 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5-246頁

 楊培德《關於梓潼神廟內的張獻忠塑像》,弘道2011年第4期/總第49期

 四川驚見張獻忠「金盤」? 眾人採沙場尋寶. NOWNEWS. 2010-12-13 [2017-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3-21) (中文(臺灣)).

 張獻忠江口沉銀 300年後重見天日. 蘋果日報. 2017-03-21 [2017-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4-28) (中文(臺灣)).

 多起隨機傷人事件後,網絡迷因「張獻忠」為何被全網封殺?. 端傳媒. 2021-06-22 [2021-06-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29).

 胡不歸. 从“加速”、“躺平”到“献忠学”:在审查系统下一个个消失的政治黑话. 歪腦. 2021-07-16 [2021-11-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10) (中文(中國大陸)).


谢选骏指出:张献忠如此“太可怕”,还是被人封圣为“农民起义领袖”,这正合西方谚语所云“Better than nothing”(有总比没有好)了!

谢选骏:德国鼓吹走私革命

 《德媒:一场反对美国指令的革命在欧洲悄然开始》(法广 2023-08-13)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限制对华科技投资,并称中国为“定时炸弹”。此举引起德国媒体多方反弹。


德国《经济周刊》表示,德国经济对美国禁止对华投资持怀疑态度,并担心欧盟发出类似要求时会带来不利影响。


柏林出版的《日报》表示,拜登继续推进对华贸易战,禁止对华科技公司的投资,为此受到欧洲批评。前总统特朗普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后任拜登以强硬手段继续推进贸易战。白宫已下令,从明年起,美国投资者不再可能对中国科技公司进行资本投资。美国公司设立合资企业也被禁止。拜登的目标是削弱中国科技业。中国目前虽然只是表示“非常失望”,但可以预料,中国会采取反击措施。对世界贸易来说,拜登的法令不是个好兆头。拜登毫不掩饰他的看法。他认为,一个想要攻击美国作为迄今为止技术头号大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国家的威胁。他想采取一切手段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为此,欧洲已发出了批评之声。社民党籍欧盟贸易政治家贝恩德兰格认为:拜登的法令是美中贸易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他谈到了一个“新维度”,并恳求欧洲人不要效仿美国的做法。“我们欧盟有自己的利益”。欧盟委员会宣布,将详细分析法令中的限制措施。


德国电视二台表示,拜登称中国为“定时炸弹”,两国关系跌入低谷。两国紧张关系有目共睹。尽管如此,双方的相互依赖还是很大。


德国《焦点》周刊认为,一场反对美国指令的革命正在欧洲悄然开始。当拜登唾沫横飞,宣布对中国采取一项又一项限制措施时,西方经济遵守着自己的规律。对美国人来说,好消息是,欧洲经济已经理解了脱钩这个流心词,并正在脱钩。坏消息是,欧洲经济正在与美国的政治指导方针脱钩,而不是如其所希望的那样与中国脱钩。美国总统不再被视为是监护人。欧洲正在解放自己。尽管拜登指令强硬,尽管朔尔茨为将脱钩下降到去风险而自豪,但经济界每天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它实行自己的基于价值的政策,只不过它的价值观是对话和伙伴关系。它不想教训中国人,而是想和他们做生意。每个中型企业都知道,德国道德不能卖到国外。于是,一场悄然的革命开始了,其最大的反叛就是礼貌地无视美国的指令。以下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8到2022年间,从中国到欧洲的进口额几乎翻了一番。中国是迄今为止欧盟最大商品供应国。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同期欧盟的电子产品、工业机械和相机的进口增长尤其急剧,尽管人们担心中国正在利用他们的技术进行间谍活动,但进口继续增长。欧洲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的销售也蓬勃发展,仅去年一年,汽车出口额就达240亿欧元。专家表示,在欧洲政府的设想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来自中国的产品仍然至关重要。西方政府正在欺骗自己。他们的划界政策违反了欧洲的基本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界大部分拒绝遵守政策的原因。


网民嚎叫:


Dingxiang 发表评论于 2023-08-14 10:59:37

欧洲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地,欧洲人,尤其德法英意,若不吸取教训,重蹈对邪恶绥靖的覆辙,结果必然就是养虎为患,自伤其身。美国离多事的欧亚大陆远着呢,求个自保没太大难度。

goldeyeball1 发表评论于 2023-08-14 09:24:37

欧洲的韭菜被割到根上了,实在受不了,只能出来吱一声。不过我帝做大哥的太抠,以后队伍不好带了。


谢选骏指出:德国战败无条件投降,转眼已经七八十年了——一个历史周期过去了,所以又想蠢蠢欲动了。德国现在鼓吹走私革命,明天敢不敢举起叛旗?

谢选骏:法国开战英国——策应美国独立

 

网文《英法战争》报道:


英法战争(法语:Guerre franco-anglaise),或称1778年战争[1]、波旁战争。是一场法英两国和其盟友于1778年至1783年互相交战的军事冲突。[注 1] 此战争逼迫英国必须将大量军事资源从北美地区转移至欧洲、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北美地区的作战变成依赖效忠派为主。[5] 从1778年至1783年,法国和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印度洋和加勒比海等地争夺支配权。[6]


在约翰·伯戈因于萨拉托加战役中投降后几天,法王路易十六决定与美国展开谈判并成立正式的法美同盟。法国随后参战并将美国独立战争演变成全球性冲突。[7] 1779年,西班牙在与法国签订阿兰胡埃斯条约后也加入了对英战争。[8] 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在宣战后的外交行动成功使荷兰共和国加入战争,以及俄罗斯帝国等国的保持中立。[9]英国国内对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的反对越来越多,并在1780年6月的伦敦爆发了“戈登暴动”。[10]


西班牙加入战争后,法国连同西班牙进攻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同时又独自与英国在世界各地交战,大量英属岛屿和海域都遭到法国占领。但法西联盟在1782年遭遇了失败,格拉斯伯爵在桑特海峡海战中失败并被俘,直布罗陀大围攻以失败告终。[11]法国同英国一样遇到财政问题,开始尝试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


在印度洋,法国海军将领皮埃尔·德·苏弗朗和英国海军将领爱德华·休斯发生一系列的交战,以将英国势力从印度地区驱逐出去。[12]这场交战虽然以法国占优告终,但对结果影响不大,该地区的战斗在巴黎和约后结束。[6]


这场战争成功确保了美国的独立和第一大英帝国的崩溃,[13]但法国除了得到几块领土外并无其他好处。而它参与战争耗费的庞大军费,导致王国于6年后破产,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14]


战前局势和援助


七年战争后,法国的外交部长自科伊索侯爵开始,皆遵循英属北美独立对法国是好处而对英国为坏处的核心思想,并试图夺回北美殖民地和恢复新法兰西。[15] 当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爆发时,当时的外交部长韦尔热讷伯爵概述出一系列提议,使得法国和西班牙秘密为大陆军提供援助和准备对英战争,包括扩大海军军备。[16] 为了进一步使法国成功加入战争,韦尔热讷密切关注来自北美和伦敦的消息,并努力消除西班牙参战的阻碍。[17] 韦尔热讷甚至于1776年8月向路易十六国王提出开战,但在何奥子爵夺取纽约市后该计划被搁置。[18]


自1776年起,法国向美国提供超过30万支火枪、100吨火药、上百门重炮和价值200万里弗尔的战备物资,[19]以及极其重要的瓦莱尔加农炮。萨拉托加战役中大陆军的军备几乎皆来自于法国。[20]


1777年,十三州殖民地的反叛已经进入第三年。英军指挥官约翰·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战役的投降表明,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极可能远比预期的长和昂贵,英国此次的失败引发了法国干预和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21]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的说法:“他的投降是战争的转折点,使得美国得到外国势力的协助,此为战争胜利的因素。”[22] 英国诺斯政府惧怕与法国开战,寻求与美洲殖民地和解的方案,并愿意提供一定程度的自治,但该条件经过几年的战争后,已不被十三州殖民地接受。英国政府不愿意提供独立。但在萨拉托加大捷和与法国建立联盟的前景下,美国不太可能接受较差的条件。[23]


尽管法国有意维持其在德意志各邦的影响力,但其面临了双重问题。法国政府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叛乱的支持者,它此时避免参与欧洲大陆的冲突,并认为相比于欧洲,于北美能够对英国造成更多损害。[24] 1756年的外交革命扭转了200多年来法国王室和人民对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25] 法国在过去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领土收益。该年的外交政策转变使得法国于欧洲的外交与维也纳联系起来,但尽管经过了联合,凡尔赛宫廷乃至整个法国依然拥有大量的反奥情绪。[24] 1756年的外交革命后被确立于1770年法国王太子路易和奥地利女大公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外交联姻,许多法国人认为此违背了法国200多年的外交政策,即为“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敌意”。[25] 法国外交部长韦尔热讷伯爵依然对奥地利维持著深深的敌意,他并不赞同法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认为奥地利政府不可信任。1778年,他设法摆脱法国对奥地利的军事义务。[24]


战争期间,1778年英法海军危机


1777年12月4日,在法国凡尔赛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收到费城陷落和约翰·伯戈因投降的消息。接到消息的两天后,路易十六同意建立联盟。[26] 联盟条约签订于1778年2月6日,法国在一个月后对英国宣战,两国海军于6月开始在韦桑岛附近交战,特别是1778年6月17日的行动。[27] 英王乔治三世并不想要与法国开战,但他已经对此做好准备。英王相信他已经尽力避免与法国的冲突,是“法国选择作为侵略者”,而英国将采取一切可结束战争的手段。[28] 他相信经过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知晓如何赢得这场战争。[28]


在那场战争中,法国的军事力量被欧陆国家牵制于欧洲,而英国在海外击败法国海军和抢夺法属殖民地。然而,1778年英国的战略地位远不同于其在1756年享受的地位。[29] 与普鲁士王国的联盟不再:1778年时英国处于外交孤立,且没有任何欧洲盟友。在战争的第一年头几个月,英国试图找到一个大陆盟友以牵制法国,但并无国家决定加入对法战争。[30] 外交失败导致1778年的核心战略事实:欧洲大陆不会有足够的军事行动吸收法国的军事力量。欧洲其他国家的中立在和平时期是无关紧要的,但在战争时期,此举会使得英国在面对法国时处于严重的劣势。[31]


与之前对法国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给予英国的战略选择极少,而其更愿意将战场选择于欧洲而非亚洲和美洲。[32] 法国与英国开始于英吉利海峡交战,该地为1778年开始的全球冲突的一部分战场。战争的第一场舰队交战爆发于1778年7月27日,战场距离韦桑岛约160公里。英法两国的舰队在该区激烈交锋数小时,但没有一方获得胜利,这场战役随后被认为优柔寡断。[33]


加勒比海 (1778年–1779年)


《占领多明尼克》法国部队于1778年攻占了该岛

西方战场的战略和作战情势十分复杂。包括了争夺制海权的战斗,袭击敌方的商船和殖民地,以及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交战方。[34] 法国封锁了英国最重要的糖产地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切断两地的食物和补给,造成数千人死于饥荒或疾病。殖民地民兵只起到有限的辅助作用,英法两国的部队更多的死于疾病和气候,而不是交战。[35] 其中一个引起高度关注的关键领土是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克,该岛位于法国属地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中间,于1761年被英国占领。法国如能收回该岛将改善岛屿间的交流,以及避免掠夺法国商船的英国私掠者使用多米尼克的港口。[36] 1778年8月,法国马提尼克总督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洛德·阿穆尔接到开战的消息。[36]


法国巡防舰协和号于8月17日抵达马提尼克,带来巴黎提出的尽早占领多明尼克的命令,而布耶侯爵在接收后立刻制定进攻计划。他与多明尼克的人民维持联系,这些人大多为被英国统治的法裔人士。而透过联系,他清楚的了解了该岛防御情况和守军人数。[37] 他同时也在关注拥有庞大兵力的英国背风群岛舰队司令萨缪尔·巴林顿的动向。[38] 但阿穆尔不知道,巴林顿才刚上任不久,并被命令将舰队留在巴巴多斯直到下一步指示。[39] 多明尼克岛上的英国正规军人数约为数百人,分布在首府罗索和附近的山丘,以及斯科茨角。[40]


布耶侯爵在与多明尼克当局交涉时小心地维持和平的假象,同时他开始召集在马提尼克的部队。9月2日,他与多明尼克副总督斯图尔特签署一项协议,正式禁止私掠者掠夺船队。隔天,布耶派遣一名军官前往多明尼克查看皇家海军的巡防舰是否仍在鲁伯特王子海湾(靠近现今的朴茨茅斯)。斯图尔特怀疑该人的行径,将其审问后释放。[38] 9月5日布耶侯爵被告知巡防舰已经驶往巴巴多斯,[38] 他迅速出击,于9月7日在多米尼克击败英军。[35] 布耶留下800名守军(700名法国人和100名自由黑人民兵),将指挥权转交给杜奇洛侯爵,接著回到马提尼克。[41] 此事件为一系列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交战的开端,而布耶侯爵经常地参与了这些行动。[42]


多明尼克失陷的消息传到伦敦,当他们知晓只要一艘风帆战舰就可能防止袭击后,巴林顿上将被广泛地指责,并被批评为过于墨守成规。[43] 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伯爵于1778年12月上旬抵达西印度群岛,被任命为一支拥有12艘风帆战舰和数艘船只的舰队指挥官。[44] 约在同时,一支英国舰队在威廉·霍瑟姆上将的率领下抵达,扩充了萨缪尔·巴林顿的英国西印度群岛舰队。[45] 随后的命令和增援使得巴林顿上将从巴巴多斯发起对法属圣卢西亚的进攻,而英国在经过交战后成功占领该地。[46] 尽管德斯坦伯爵尝试救援,但英国最终成功控制该岛,并将其作为监视德斯坦伯爵的总部马提尼克的据点。[47]


1779年1月,英国舰队在约翰·拜伦上将率领的十艘风帆战舰抵达后再次增强,该人而后接管了英国背风群岛基地。[48] 1779年的上半年,双方都在增强自己于此地的舰队力量,而法国舰队的情形优于英国。[49] 此外,拜伦的舰队于6月6日离开圣卢西亚,为聚集在圣基茨岛准备前往欧洲的英国商队护航,使得德斯坦伯爵能够自由行动。德斯坦和布耶侯爵抓住机会展开一系列对附近英国属地的军事行动。[50]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圣卢西亚南部的圣文森特岛。[48] 6月18日,该岛被法军攻占,德斯坦接著将目光转移至其他岛屿。他曾希望夺取英国关键重镇巴巴多斯,但在无法应对东方信风后,他将目标转移至格林纳达。[51] 法国舰队于7月2日抵达格林纳达,接著于3日迅速攻击其主要防御工事,投降条件于4日被守军同意。[52]英国指挥官拜伦上将曾希望解救刚被占领的格林纳达,但于6日被法军击败。[53]


法国海军将领德斯坦于1779年发起对北方的第一次大规模远征,以攻占英国占领的萨凡纳,远征军共有20艘风帆战舰和3,000名士兵前往乔治亚州。尽管华盛顿在攻占英国控制的纽约市,未能与法国联合进攻,德斯坦仍对美国盟友提供了援助。1779年10月9日,法国海军上将的部队和大陆军联合对被围攻的城市发起进攻。但因大陆军缺乏攻城的经验最终失败,德斯坦深受重伤只能返回欧洲。尽管战略理念正确,联军的军事行动并未成功。[34]


东印度 (1778年–1780年)


1778年至1783年英法两国于东印度地区的交战为法国尝试重新建立法属印度的尝试,而欧洲两强在数次全球性冲突中于印度的交战,让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以及其高层感到不安。[54] 而这场战争暴露出法国对该地的地缘政治野心,导致英国政府调整自己统领帝国的方式。[55]当1778年法国向英国宣战的消息传到印度时,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迅速开始围攻法国于当地的殖民地据点,特别是在两个月后被攻陷的本地治里。[56]


1779年3月,英国部队攻占法属马埃,而奈尔人将该事件视为脱离海德尔·阿里统治的契机。该起义由英国支持,而于1780年时,法国在阿里的援助下重新占据马埃。[57]


西班牙加入战争 (1779年–1781年)


1779年4月,法国和西班牙签订《阿兰胡埃斯条约》,条约中提及波旁王朝的战争目标。西班牙试图收复直布罗陀、梅诺卡岛、莫比尔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并透过禁止英国在洪都拉斯湾和坎佩切州砍伐原木的权利,将其从西属中美驱逐出去。[58] 法国则宣布其将把英国从纽芬兰渔场驱逐,结束对法国港口敦刻尔克的限制,重启印度的自由贸易,收复塞内加尔和多明尼加,并恢复乌得勒支和约中英法贸易的条例。[59][60]


西班牙参战的其中一个目标为收复直布罗陀,该地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被英国夺取。[61] 它的驻军包括来自英国和汉诺威选侯国的士兵。[62] 西班牙于1779年6月开始展开围攻,其中包括在直布罗陀巨岩附近建立了陆地封锁。[63] 此次为直布罗陀历史上第十四次和最大规模的围攻。西班牙的战略结合持续的陆地炮轰和海上攻击与切断该地至摩洛哥的海上补给线,[64] 计画透过封锁和饥荒重夺直布罗陀。[65] 但西班牙的海上封锁并不强力,英国发现相较于大型补给船,小型快速补给船能够突破封锁线。但到了1779年的下半年,直布罗托的补给极度匮乏,该地的守军指挥官乔治·艾略特向伦敦寻求援助。[66]


1779年12月下旬,一支在乔治·罗德尼指挥下的补给舰队从英国启航。虽然罗德尼接收到的最终命令为前往指挥西印度群岛舰队,但他被秘密指示先前往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为当地英国守军提供补给。1780年1月4日,舰队分裂成两部份,一部分继续向西前往西印度群岛,而在罗德尼指挥下的19艘风帆战舰则护送补给船队前往直布罗陀。[67]


补给舰队于1月19日驶入直布罗陀,迫使一支较小规模的封锁舰队撤退至阿尔赫西拉斯,当地的守军因补给的抵达和威廉·亨利王子的在场备受鼓舞。[68] 在船只从梅诺卡岛返回后,罗德尼于2月13日再次出海前往西印度群岛,海峡舰队的先遣队陪同他的舰队航行三日,接著带著在航程途中所掠夺的物资返回英国。[69][70]


在加入战争后,西班牙路易斯安那州总督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开始攻击北美南部并袭击该地的英国守军。而法西联合舰队于1780年8月9日在圣玛莉亚角俘虏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并于隔年8月开始进攻梅诺卡岛。[71]


尝试入侵大不列颠 (1779年)


为了缓解其他战线的压力,法国和其新盟友西班牙计划于1779年夏季末入侵英国,这次行动因西班牙于1588年的尝试,被命名为1779年的无敌舰队。[72] 提议的计画为占领怀特岛后占领英国皇家海军基地普利茅斯。法西联合舰队共有66艘风帆战舰,其目标为清扫英吉利海峡中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为随后3万名陆军的登陆做准备。[72]


尽管在英吉利海峡的联军船只数量多于英国舰队,法西联合舰队的入侵因一系列的疾病、天气问题、食物短缺、导航错误和沟通不顺而失败。9月3日,由于未能与在索伦特海峡的英国舰队交战,联合舰队领导人决定撤退。尽管这次入侵在英国国内引起恐慌,英王乔治三世因其失败而备受鼓舞。[73]联合舰队在行动中有多达8,000人病死,但除了在普利茅斯外海的胜利外,并未能与英国舰队交战。[74]


北美 (1780年–1781年)


随著德斯坦伯爵回到法国,华盛顿此时被困在纽泽西,他要求法国海军仍要继续在北美水域施加影响力。1780年七月,罗尚博伯爵中将率领6,000名法军抵达纽波特,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任何行动和任何情况下,都需将决定性的海军优势视为基本的准则,和若要成功所必备的元素”。[75] 荷兰共和国开始透过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港口向美洲革命者提供枪支和火药。英国将其视为向荷兰宣战的借口,并于1780年12月向荷兰开战,罗德尼上将于1780年和1781年在加勒比海掠夺和抢劫荷属加勒比岛屿。[76]


切萨皮克湾海战


1780年12月,位于北美的战争已经到达临界点。大陆军在该年早些时候遭遇到了惨痛的失败,其南部军队在查尔斯顿围城战和卡姆登战役中被歼灭或击溃,而乔治·华盛顿的部队与英国北美总司令亨利·克林顿在北部的纽约市附近对峙。[77] 十三州殖民地货币疯狂贬值,公众对于这场即将迈入第六年的战争的支持率降低,军队中也开始出现对薪资和军中条件不满的叛乱。[78]


法国军队规划者认为需维持1781年北美双方军队的势力均势。在由美军担当主力的一系列失败后(在罗得岛、纽波特和萨凡纳失败的行动),法军认为其主导北美战场为必要的。[79] 他们也因对英国强力控制的牙买加发动袭击有潜在的兴趣,需要与西班牙协调行动。但西班牙想要先处理英国可能对被包围中的直布罗陀的增援,接著才对牙买加展开行动,他们仅仅想要了解英国西印度群岛舰队的动向。[80]


当法国舰队于把1781年3月离开布雷斯特时,做出数个重要决定。由格拉斯伯爵指挥的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在与英国海军于皇家堡海战交战后,被指示前往法兰西角(现今的海地角)以决定西班牙军队的行动需要哪些协助资源。由于运输的匮乏,法国还提供600万里弗尔援助美国革命者,而不是仅仅提供援助部队。[81] 法国在纽波特的舰队司令更换为巴拉斯伯爵,他奉命指挥纽波特舰队骚扰经过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省的英国船只,而纽波特的法国陆军奉命在纽约外郊与华盛顿的部队合并。[82]


德格拉斯在抵达法兰西角后,被指示协助北美的军事行动,该命令并未完全告知华盛顿。法国将军罗尚博伯爵奉命告诉华盛顿,德格拉斯可能会提供援助,但不做任何保证。[83](华盛顿从在巴黎的外交使节约翰·劳伦斯得知,德格拉斯拥有是否往北的决定权。)[84]


德格拉斯在七月收到罗尚博的信件,大约为英军指挥官查尔斯·康沃利斯准备占领约克镇的同时。德格拉斯同意罗尚博的观点,并随后发送信件表示他会于8月底抵达切萨皮克湾,但由于与西班牙的协议,他只能待到10月中旬。他信件的到来导致法美联军开始向弗吉尼亚进军。德格拉斯按计划抵达切萨皮克湾,接著他的部队被送往拉法耶特的军队协同封锁英军。一支英国舰队前往阻止格拉斯的舰队对切萨皮克的控制,但于9月5日被法国海军在切萨皮克湾海战击败,法国纽波特舰队也将攻城武器送达约克镇。约克镇围城战役和随后康沃利斯于10月19日的投降,为结束北美战事的决定性战役。[85]


1782年3月,英国下议院出于约克镇的投降,决定不再对美国发动进攻战。[86] 约克镇和梅诺卡岛的投降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大量损失,导致当时的英国政府垮台。罗金汉侯爵领导的新政府很快开启了谈判。虽然对美国的攻势已经结束,但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与直布罗陀的战争仍在持续。[86] 该年七月,谢尔本伯爵代替过世的罗金汉侯爵成为新一任首相,导致政府再次更替。谢尔本在接任后承认了美国的无条件独立。[87] 尽管法国海军远征于1782年夏季摧毁了英国的数个贸易据点,但并未占领任何领土。


大不列颠和大西洋 (1780年-1782年)


英国国内对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的反抗情绪逐步提高,最终于1780年6月在伦敦爆发了戈登暴动。[10]


在大西洋的战争于1780年变为僵持,尽管法西联合舰队在圣玛莉亚角俘虏了大批英国舰队,但在接下两年法国海军面临了战术失利,在军事和经济都付出了代价。其中数场失利,和1782年4月21日萨缪尔·巴林顿指挥的英国皇家海军在第三次韦桑岛海战俘虏大批法国补给船只,对法国的经济和印度洋的部队都造成了重创。[88] 最终在1782年12月10日,一支法美商队在费罗尔被英国海军击败,该商队为皮埃尔·德·博马舍对北美补给链的其中一部分。[89]


加勒比海 (1781年–1783年)


1781年7月,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指挥官德格拉斯和西班牙西印度总参谋长弗朗西斯科·萨韦德拉·德桑格罗尼斯,在经过讨论后订定了法西联军在西印度地区的行动和战略目标,其中包括:


帮助美国人和在纽约外海击败英国皇家海军中队

占领英国在向风群岛的领地

征服英国在美洲的重镇牙买加[90]


1781年法国攻占多巴哥

该计画后来被称为“德格拉斯-萨韦德拉协议”,第一个目标在英军指挥官康沃利斯侯爵于约克镇围城战役投降后达成,德格拉斯和他的舰队在那场战役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战斗结束后,法国舰队开始航往加勒比海。在1781年11月抵达圣多明戈后,他接收到计画继续实施的消息,征服牙买加的行动开始进行。[91]


牙买加是英国在新大陆最赚钱的殖民地,该地的商品以糖为大宗;他对英国的经济价值是十三州殖民地的总和。在一封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三明治伯爵的信中,他宣称他会冒著英国本土沦陷的可能去保卫他在加勒比海最重要的殖民地,而这也成为英国1779年的战略部署。[92] 糖占了不列颠20%的进口,经济价值是烟草的五倍。[93] 如果入侵成功,将会把英国从加勒比海驱逐出去,并对英国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94] 巴黎和马德里政府将入侵视为直布罗陀包围战的替代方案,该包围战仍在进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95]


当格拉斯在等待增援部队前来夺取牙买加时,他于1月至2月占领了德默拉拉和埃塞奎博、圣基茨岛和蒙哲腊等地。英国控制的加勒比岛屿数量不断减少,但在下个月,罗德尼上将带著增援部队抵达加勒比海,其中有17艘风帆战舰,让该区域的英军获得了数量优势。[96]


1782年4月7日,德格拉斯率领35艘风帆战舰、50艘炮艇和超过100艘的货船队,并与拥有12艘风帆战舰的西班牙舰队会合。德格拉斯还在圣多明戈与15,000人的部队会合,这支部队将作为征服牙买加北部海岸的主力。[97] 罗德尼在获得情报后率领36艘风帆战舰从圣卢西亚起航。[98]


此时的英国船只的船体得到一种名为铜护套的处理;此技术能够有效的防止船只被海洋生物、污垢和咸水侵蚀。使得船只的速度和航海效能都得到飞跃性的成长。[99]


1782年4月9日至4月12日之间,罗德尼指挥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与德格拉斯指挥的法国舰队在桑特海峡中交战。法国此战损失惨重,约有2,000人伤亡和损失五艘风帆战舰。法西联军入侵牙买加的计画因此取消。英国舰队随后前往牙买加,而罗德尼命令萨穆尔·胡德继续寻找该区域失去行动能力或受损的法国船只。胡德的中队拥有13艘战舰,准备完后即前往圣多明哥,并在通过莫纳海峡时俘虏几艘在先前的战斗分散并准备前往法兰西角的法国船只。[100]


战斗的消息在6月传到法国,法国政府明白这场战争无法以全盛结束。德格拉斯的旗舰帕里斯号的损失更对法王路易十六来说是个巨大打击。[101] 法国海军部长克鲁瓦侯爵将此消息视为“一场严峻的灾难”。[102] 韦尔热讷伯爵对法国海军的信心下滑。[103]


到了1782年的结束,加勒比海地区的局势陷入了僵持,双方都无法再更近一步。[104] 英国皇家海军对皇家堡和法兰西角展开海上封锁,并同时关注哈瓦那的动向。[105] 同时继续与法国和西班牙私掠者和海军交战。[106]


东印度 (1782年–1783年)


法国海军将领皮埃尔·德·苏弗朗是一位激进和果断的海军军官,于1781年初挫败了英国夺取开普敦的企图,接著在距离非洲大陆725公里的佛得角群岛附近袭击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支中队。一年后,他抵达了南印度地区。在陆地上,法国支持该地的统治者海德尔·阿里对抗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而苏弗朗于1782年至1783年在海上与英国东印度舰队发生五次交战。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休斯明白法国的目的为破坏英国在该地的经济剥削和军事统治,而他的舰队对英国在该地的统治至关重要。[107][108] 两支同样强大和坚定的舰队在两年中相互交战,直到1783年的和平条约从欧洲传来。法国海军虽赢下了该地的绝大部分战斗,但印度地区的战术情况以相持告终。[109]


和平谈判


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开始展开谈判以结束战争。而同时来自印度的交战僵持消息持续传至欧洲,双方都无法在陆战或海战彻底击溃对手。英国仍拥有部分于1778年至1779年占领的法属领土,而法国并未获得任何英国领土。但在西印度群岛,法国攻占了大量英属岛屿,而英国仅控制了一个法属岛屿。[110] 1782年,美国和英国代表谢尔本伯爵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谈判后确立了新“美国”的诞生。[111]


法国与西班牙的同盟条约中,限制法国不能在没有西班牙的同意下与英国签订条约,而西班牙在没有获取直布罗陀前不会进行任何停战行动。[112] 两国都想加速对直布罗陀的进攻,并希望能够占领它,[113] 直布罗陀也因此成为和平的重要要素。[114] 法国舰队和部队开始支援西班牙的围攻,法国指挥官克里永公爵接管了法西联军对该地的军事行动。


直布罗陀和战争结束


9月18日,法西联军透过10个浮动炮台发动进攻,这场围城战涉及的人数多于在北美大陆一次服役的人数。但这次进攻最终以失败告终,所有浮动炮台皆被摧毁,当消息传至巴黎和马德里时,两国都为此感到不满。[115] 现在他们只能将获取直布罗陀的希望放在摧毁前往直布罗陀的英国海军中队上,法西联军希望此失败会导致直布罗陀的驻军投降,进而促进停战谈判。但最终英国中队虽在斯帕特尔角海战被迫撤退,直布罗陀的补给线依然处于畅通状态。随著直布罗陀和罗德尼男爵在桑特海峡的胜利,英国成功提升了先前在数场惨败下跌落的谈判地位。并在谈判中表示即使西班牙愿意以大部分征服领土交换的情况下,仍不愿放弃直布罗陀。[116]


法国已尽所有的手段帮助西班牙达成战争目标,并开始提出停战的替代战略,法国外交部长韦尔热讷伯爵试图让西班牙提供一些在战争中获取的领土以与英国交换直布罗陀。[117] 阿兰达伯爵领导的西班牙军队在没有与马德里宫廷交涉下就同意了他的想法。[118]


韦尔热讷开始寻求和谈,法国这场战争中的花费逐渐演变成巨大的财政问题,而法国政府已经接近贷款的临界点。当中的花费以海军占大头,在战争的前四年,法国仅仅损失三艘战列舰,而其中三艘还是事故损伤。但到了1782年已经损失了15艘战列舰。[119] 这些船舰对财务的损失是显著的,但即使如此,路易十六依然承诺继续打造舰队。[101] 法国财政部长让-弗朗索瓦·德·弗勒里开始征收新税,并成功大大提升所得税的收入,此为法国旧制度时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征收此类税款。[120]


在直布罗陀脱离白热化状态后不久,韦尔热讷立即开始了重新谈判。[121] 法国于11月30日同意了英国和美国提出的初步和平协议,但并没有进行签订。1783年1月20日,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签订了初步的条约。直布罗陀包围战在条约签订后三天解除围困,但在印度洋的战斗直到6月才结束。[122]


后果


战争结束后,英法两国将战争中占据的领土交还给对方。战争结果对法国来说好坏参半,他们成功使得十三州殖民地脱离英国,导致第一大英帝国的崩溃。但其本身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只获取了多巴哥岛和塞内加尔两地,其恢复1762年损失的北美和印度领地的尝试并未成功,而纽芬兰渔场的协定也需再次谈判。至于英国来说无疑是场失败,这场战争损失了该国最重要的殖民地,使其感受到短暂的耻辱。但独立后的美国的文化和商业依然迅速向英国靠拢,[123] 他们成功与前殖民地建立良好的贸易纽带,并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开始与法国进行贸易。[124] 正如法国外交部长韦尔热讷伯爵所说:“英国购买和平而非制造它”。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花费了庞大的资金,在五年的冲突中花费超过13亿里弗尔,其中以打造法国海军舰队为花费大宗。这笔债务导致了庞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造成了1786年的金融危机,而最终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25]


文字注释


在1778年,法国和美国签订了同盟条约。该条约的序言提到条约为防御性、有条件的军事同盟,为了捍卫法国和美国的贸易协定。[2]它宣称:“在这天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我们认为是有必要加强这些联系...,特别是英国不乐见此联系时。”法美军事条约的第二条明确规定“目前此防御同盟的本质和最终目的为有效维护美国的自由、主权以及在国家、政府、商业不被限制的独立。”[3]该条约的目的并非让美国独立后,默认的参加与欧洲大国的跨海战争。(第八条) 在1781年的约克镇围城战役后,同盟已经在北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任何进一步卷入战争的行为都是违反美国的利益,它并没有义务这么做。[4]

注脚

 Mahan 1890, p. 507

 Glascock, 1969, p. 47, quoting Mackesey in The War for America, pp. 88-89

 Treaty of Alliance, 1778,Introduction, Article 2.

 Morris, 1983, p. 33, 29

 Ketchum 1997,第447页.

 Hagan 2009,第51页.

 Ketchum 1997,第405–448页.

 Nickerson (1967), p. 413

 Nickerson (1967), p. 415

 Ayling 1972,第284页.

 Black 1999,第141页.

 Mahan 1957,第416页.

 Simms 2009, pp. 615–618

 ‘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 1777-1783’ Robert D. Harri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8, No. 2 (June 1976), p. 233. [2022-06-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9).

 Nickerson (1967), p. 26

 Nickerson (1967), p. 65–66

 Nickerson (1967), p. 66

 Nickerson (1967), p. 75

 Guy Richard, Européens et espaces maritimes au XVIIIe siècle, éditions du Temps, Paris, 1997, ISBN 2842740068p. 140

 Springfield Armory. [2022-06-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03).

 Stockley 2001,第11页.

 Morgan 1956,第82、83页.

 Stockley 2001,第11–12页.

 Berenger 1997,第96页.

 Blanning 1996,第22–23页.

 Nickerson (1967), p. 411

 Nickerson (1967), p. 412

 Syrett 1998,第17页.

 Syrett 1998,第17–18页.

 Scott 1990,第264–72页.

 Syrett 1998,第18页.

 Cf., Richard Pares, (1936): 429–65

 Mahan 1957,第308页.

 Hagan 2009,第52页.

 Mirza 2007,第185页.

 Boromé 1969,第36页

 Boromé 1969,第36–37页

 Boromé 1969,第37页

 Mahan 1898,第427页.

 Atwood, Thomas. The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Dominica. London: Frank Cass. 1971: 109 [1791]. ISBN 978-0-7146-1929-3. OCLC 316466.

 Boromé 1969,第41页

 Marley 1998,第489–521页.

 Boromé 1969,第40页

 Mahan 1898,第429–431页.

 Mahan 1898,第429页.

 Mackesy, pp. 230–232

 Mahan 1898,第429–432页.

 Colomb 1895,第388页.

 Colomb 1895,第388–389页.

 Colomb 1895,第389页.

 Colomb 1895,第390页.

 Colomb 1895,第391页.

 Castex (2004), pp. 196-99

 Kennedy, Anglo-French Rivalry in India, chap. 5; S.P. Sen, The French in India 1763—1816 (Calcutta, 1958), chaps. VII-XIV

 Harlow, Vol. I, chaps IV and VII

 Riddick (2006), pp. 23–25.

 Barros & Smith 2000,第202页.

 Stockley 2001,第19页.

 Morris 1983,第15页.

 Renaut 1922,第290页.

 Chartrand 2006,第9页.

 Chartrand 2006,第23页.

 Chartrand 2006,第30页.

 Jackson, p. 152

 Chartrand 2006,第31页.

 Chartrand 2006,第37页.

 Syrett 2007,第234, 237页.

 Syrett 2007,第241页.

 Mahan 1898,第451页.

 Mahan 1898,第451–452页.

 Chartrand 54–56

 McLynn 1987,第74页.

 Regan 2012,第217页.

 Black 2006,第238页.

 Mahan 1957,第352页.

 Mirza 2007,第186页.

 Ketchum 1997,第92页.

 Ketchum 1997,第8, 12页.

 Dull 2009,第247–248页.

 Dull 2009,第220–221页.

 Dull 2009,第329页.

 Carrington, Henry Beebee. Battl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1. A.S. Barnes & Company. 1876: 614.

 Dull 2009,第241页.

 Grainger 2005,第40页.

 Henry Lumpkin. From Savannah to Yorktow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South. iUniverse. 2000: 235. ISBN 9781462095049.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1781-1782: Volume 22 of 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T. Curson Hansard, Peterborough-Court, Fleet-Street. 1814: 825–26.

 Morris 1975,第285页.

 Mahan 1957,第187页.

 Allen, Joseph. Battles of the British Navy: from A.D. 1000 to 1840, Volume 1. Bohn's Illustrated Library. 1852: 350–51.

 Dull 2009,第244页.

 Dull 2009,第248–49页.

 O'Shaughnessy 2013,第208页.

 Rogoziński 1999,第115页.

 Trew 2006,第154–55页.

 Dull 2009,第282页.

 Trew 2006,第157–62页.

 Trew 2006,第157-62页.

 Mahan 1957,第205?226页.

 Lavery 2009,第144–45页.

 Harvey 2004,第530页.

 Hardman 2016,第169页.

 Tombs & Tombs 2010,第178页.

 Greene & Pole 2008,第358页.

 Mahan, Alfred Thayer. The Major Operations of the Navies i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BoD – Books on Demand. 2013: 225–6 [2014-09-24]. ISBN 9783954273393.

 Marley 1998,第175页.

 Publications of the Navy Records Society, Volume 35. Navy Records Society. 1908: 264.

 Richmond 1931,第183 ff., 302, 378-9页.

 Rodger 2005,第356–7页.

 Reeve 2009,第92页.

 Harvey 2004,第530-31页.

 Preliminary Articles of Peace: November 30, 1782.

 Pratt 1971,第21页.

 Fiske, Joh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1783-1789 Volume 12. Riverside Press. 1902: 20.

 Bemis 2012,第77页.

 Allison & Ferreiro 2018,第220页:critical event in the war outside America was a contemporaneous European siege that was bigger, lasted longer, and ultimately was as critical to establishing peace as the Yorktown victory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pp. 6:379–380

 Jay, William The Life of John Jay New York New York, Harper (1833), via Google Books— accessed 9 January 2008

 Kochin & Taylor 2020,第45-46页.

 Dull 2009,第115页.

 Hardman 2016,第173, 218-19页.

 Falkner 2009,第123页.

 Palmer p.161

 Page 2014,第39页.

 Stone 2014,第132页.

 Tombs & Tombs 2010,第179页.

参考文献

Allison, David K; Ferreiro, Larrie D (编).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World Wa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8. ISBN 9781588346599.

Ayling, Stanley Edward. George the Third. London: Collins. 1972.

Barros, Carolyn A.; Smith, Johanna M. Life-writings by British Women, 1660–1815: An Anthology. UPNE. 2000 [2016-02-17]. ISBN 978-1-55553-432-5.

Bemis, Samuel Flagg.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ad Books Ltd. 2012. ISBN 9781447485155.

Berenger, Jean.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00–1918. New York: Longman. 1997. ISBN 0-582-09007-5.

Black, Jeremy. 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300117325.

Blanning, Timothy.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340-56911-5.

Boromé, Joseph. Dominica during French Occupation, 1778–1784.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January 1969, 884 (330): 36–58. JSTOR 562321. doi:10.1093/ehr/LXXXIV.CCCXXX.36.

Chartrand, René. Gibraltar 1779–83: The Great Siege. Osprey Publishing. 2006 [2015-11-16]. ISBN 978-1-84176-977-6.

Colomb, Philip. Naval Warfare, 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istorically Treated. London: W. H. Allen. 1895. OCLC 2863262.

Dull, Jonathan R. The Age of the Ship of the Line: The British & French Navies, 1650–1815. Seaforth Publishing. 2009. ISBN 9781473811669.

Grainger, John D. The Battle of Yorktown, 1781: A Reassessment. Boydell Press. 2005. ISBN 978-1-8438-3137-2.

Greene, Jack P; Pole, J.R (编). A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hn Wiley & Sons. 2008. ISBN 9780470756447.

Falkner, James, Fire Over The Rock: The Great Siege of Gibraltar 1779–1783, Pen and Sword, 2009, ISBN 9781473814226

France, Kingdom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reaty of Alliance. The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1788 [2020-08-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2).

Glascock, Melvin Bruce. New Spain and the War for America, 1779-1783. LSU Historical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1590.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69 [2020-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5).

Hagan, Kenneth J. The birth of American naval strategy. Hagan, Kenneth J.; McMaster, Michael T; Stoker, Donald (编).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Approach. Routledge. 2009-10-16. ISBN 978-1-134-21039-8.

Jackson, Kenneth T; Dunbar, David S. Empire City: New York Through the Centu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978-0-2311-0909-3.

Hardman, John. The Life of Louis XVI.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ISBN 9780300220421.

Harvey, Robert. A Few Bloody Nose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Robinson. 2004. ISBN 9781841199528.

Ketchum, Richard M. Saratoga: Turning Point of America's Revolutionary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1997. ISBN 9780805061239. OCLC 41397623. (Paperback ISBN 0-8050-6123-1)

Lavery, Brian. Empire of the seas: how the navy forged the modern world. Conway. 2009. ISBN 9781844861095.

Kochin, Michael S; Taylor, Michael. An Independent Empire: Diplomacy & War in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ISBN 9780472054404.

Mahan, Alfred T.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57.

Mahan, Alfred T. Major Operations of the Royal Navy, 1762–1783: Being Chapter XXXI in The Royal Navy. A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898. OCLC 46778589.

Marley, David F. Wars of the Americas: A Chronology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New World, 1492 to the Present.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98. ISBN 9781598841008. OCLC 166373121.

Mirza, Rocky 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492–2006. Trafford Publishing. 2007 [2015-11-14]. ISBN 978-1-4251-1383-4.

Morris, Richard B. The Peacemakers: 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1983 [1965].

Morris, Richard Brandon (编). John Jay: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unpublished papers, 1780-1784 Volume 2. Harper & Row. 1975. ISBN 9780060130480.

O'Shaughnessy, Andrew. The Men Who Lost America: British Command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mpire.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3. ISBN 9781780742465.

Page, Anthony. Britain and the Seventy Years War, 1744-1815: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Empire.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4. ISBN 9781137474438.

Pratt, Julius William.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rentice-Hall. 1971. ISBN 9780133923162.

Reeve, John. British naval strategy: war on a global scale. Hagan, Kenneth J; McMaster, Michael T; Stoker, Donald (编).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Approach. Routledge. 2009-10-16. ISBN 978-1-134-21039-8.

Renaut, Francis P. Le Pacte de famille et l'Amérique: La politique coloniale franco-espagnole de 1760 à 1792. Paris. 1922.

Richmond, Herbert W. The Navy in India 1763–1783. London: Ernest Benn. 1931.

Rodger, Nicholas A.M. The Command of the Ocean: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New York: W.W. Norton. 2005.

Rogoziński, J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From the Arawak and the Carib to the Present需要免费注册. Facts On File. 1999. ISBN 9780816038114.

Schiff, Stacy. A Great Improvisation: Franklin, France,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 Thorndike Press. 2005 [2015-08-24]. ISBN 978-0-7862-7832-9.

Scott, Hamish M.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larendon Press. 1990. ISBN 978-0-19-820195-3.

Simms, Brendan.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 Penguin Books Limited. 2009. ISBN 978-0-1402-8984-8.

Stockley, Andrew. Britain and France at the Birth of America: The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Peace Negotiations of 1782–1783.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1-01-01 [2015-08-28]. ISBN 978-0-85989-615-3.

Stone, Bailey.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Revisi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gland, France, and Rus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ISBN 9781107045729.

Syrett, David. The Rodney papers: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miral Lord Rodney. Ashgate. 2007-06-30 [2015-11-16]. ISBN 978-0-7546-6007-1.

Syrett, David. The Royal Navy in European Water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ISBN 978-1-57003-238-7.

Regan, Geoffrey. Great Naval Blunders. Andre Deutsch. 2012. ISBN 978-0233003504.

Tombs, Isabelle; Tombs, Robert. That Sweet Enemy: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from the Sun King to the Present. Random House. 2010. ISBN 9781446426234.

Trew, Peter. Rodney and the Breaking of the Line. Pen & Sword Military. 2006. ISBN 9781844151431.

Tuchman, Barbara. The First Salute: A View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需要免费注册. New York: Knopf. 1988. ISBN 0-394-55333-0.

Morgan, Edmund.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763–1789需要免费注册.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82–83.

Palmer, Michael. Command at Sea: Naval Command and Control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674-01681-5.

外部链接

France, Kingdom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reaty of Alliance. The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1778 [2020-08-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2).

Glascock, Melvin Bruce. New Spain and the War for America, 1779-1783. LSU Historical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1590.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69 [2020-08-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5).


谢选骏指出:如果美国独立军没有坚持抗战,法国和西班牙都是无法下定决心加入对英战争的;联合舰队在行动中有多达8,000人病死,但除了在普利茅斯外海的胜利外,并未能与英国舰队交战。即使如此,法国开战英国,策应美国独立——结果还是把自己搭了进去,激起了国内革命。英国丢了美国却赢了法国,得以调整政策、着手建立“大英帝国”。事情就是如此错综复杂——只能“总结”,无法“描述”。

決戰的殘酷/最終的敗退/新政權的建立 (歷史小説 《兩個中國》第17卷) Historical Novel The Two Chinas (Volume 17)

May 2026 First Edition 2026年5月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51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517 (另起一頁) 【第四十八部】 【決戰的殘酷】 【(1948年)】 【第四十九部】 【最終的敗退】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