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囶承认中囻的并存了

《元朝历时多少年？历史专家：长达636年！》（澎湃新闻 2024-02-22）报道：

“元朝（1271年—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98年。”这是历史上关于元朝的记载，也就是所谓蒙古人马上得天下，但是因为文治做的不好，王朝不到百年便被推翻了。

那么历史上，元朝究竟存续了多长时间呢？我们来和南宋做个对比。大家知道，南宋是在“靖康之变”后由北宋宗室赵构所建立，存续时间为1127—1279年，前后存续了153年“。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战败，宋末帝赵昺随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南宋灭亡”。

崖山海战之时，南宋首都临安早早被占领，宋方在陆地的抵抗已经完结，几个大臣携不到10岁的小皇帝在海上奔波，历史上却以1279年，而不是临安被占领的1276年，计算标准和元朝大相径庭，完全不同。

事实上，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于1368年败走大都（今北京）退居漠北的时候，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行政班底完整的搬到蒙古本部，并控制着蒙古本部、陕甘、青藏、云贵等大片国土，统辖区域竟数倍于新建的明朝，并沿用“大元”国号至1402年，按南宋的计算标准，把1368年定为元朝末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北元加上其他蒙古汗国的统辖区域竟数倍于明朝

以最宽泛的计算，元朝（准确说应该叫蒙元）先后存续了636年。

忽必烈1271年建立元朝，继承的是由成吉思汗1206年所建的蒙古帝国，而蒙古帝国的前身是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1148年建立的蒙兀国，成吉思汗子孙的诸汗国中最后灭亡的属金帐汗国继承者克里米亚汗国，1783年被沙俄所灭。

从1148年至1783年前后延续636年，在600多年的历史上，一直由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一脉出任大汗或皇帝。

最狭隘的计算：从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至1402年不再使用“大元”国号，前后延续131年。

黄金家族宗室有效统治时间：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至林丹汗1634年去世，前后延续429年。

不论以那个标准来计算，元朝历时不足百年这样的结论都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是部分历史学家的偏见在作怪，这既不符合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也不利于现代人客观公正的了解和解读那段历史。

澎湃新闻 | 元朝，在历史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朝代，人们对它又爱又恨，既为它开疆扩土而感到骄傲，在心理又对它百般不认可。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曾两次派遣军队，跨越海洋征伐日本。以元日战争为开端的系列海外征伐，震动了当时的东亚世界，对元朝历史的走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朝为何崇尚战争？又该如何评价元朝？

本期题主：周思成 北大历史系博士

我是周思成，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在《民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军事历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2019年4月出版新著《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关于这些对外战争的起源、经过与结果，以及其中蕴藏的野心、阴谋与闹剧，欢迎大家与我一起交流！

元朝为何要频繁远征？

Q：元朝一共征伐过哪些国家与地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周思成：从元朝的对外

战争主要针对日本，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为期较短，烈度也不高，对这些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限。要说损害，最大的受害者是在这些地理环境恶劣地区死伤惨重的元朝军队普通士兵，以及在内地为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常常破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普通人民。

Q：忽必烈的征战范围达到了多大？

周思成：因为西边北边都被前任大汗打完了，他只能往东和南方向打，如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等，这些地方都不好打，不利于蒙古军队发挥优势，他也比较苦恼。不过他主要是坐镇中央，从未亲自参与过海外征伐。

Q：特别想知道元朝热衷于发动战争背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基因？

周思成：影响因素是多层面的。就忽必烈之前的大蒙古帝国而言，有草原游牧民族掠夺农耕民族来补充游牧经济和强化政治威权的传统需要（类似匈奴突厥鲜卑等等），也有一种天命征服世界的意识形态驱动，这两种基因元朝多少都继承了。到了忽必烈，又多了一种因素，就是他的汗位是费劲争夺来的，合法性不完备，在成吉思汗家族内部有不少反对他的势力，所以迫切需要通过外战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安抚蒙古贵族。

Q：忽必烈对日本的征服欲望来自哪里？我认为作为一个草原君主出身的人，可能对于海洋的征服欲望没那么强烈。随着元朝侵略日本的失败，日本加强了神道教信仰的巩固，那么征服日本的失败对于我们国家又有什么影响？在元朝对于日本持有怎样的定义和判断呢？

周思成：他对外征服的欲望主要来自他继承汗位的合法性有点问题，他确实赢了阿里不哥，但是后者其实在名分上更有优势，也得到了不少蒙古宗王的支持，忽必烈需要在继位后证明自己作为帝国大汗的能力。

征日失败对我国的历史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哪怕成功了，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可以看看当时的高丽，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是中国历代最强的，就差没有灭国了，但是后来朝鲜的历史发展依然有它的独立性。元朝征日本主要对日本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它近代建设民族国家和走上法西斯国家的道路，神国，神风，这些都成了一种现代的民族神话资源。

Q：蒙古以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分别打败了相对文明东方和西方？

周思成：在战略上是充分利用对手内部的矛盾和弱点，在广阔战线上完成侧翼的纵深迂回突击，并尽最大可能转化被征服地区的人力物力投入新的战争，在战术上不但发挥传统的骑射优势，还迅速吸收东西方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先进军事技术（火器，回回砲，水军）和战术，并且有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指挥体系，这些都是之前的游牧民族不太能见到的。至于相对文明的东西方，不管是西夏金朝南宋还是花剌子模罗斯匈牙利等等，在真正的火器时代来临前，对付蒙古人的这种军队都是没什么辙的。

忽必烈时代是蒙古帝国和元朝历史的分水岭

Q：你好，元朝时期汉族算是“亡国奴”吗？元朝疆域不过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正朔，还有很多其他汗国。专业历史学者怎么区分蒙古帝国和中国，包括明朝成立后？

周思成：忽必烈时代是蒙古帝国和元朝历史的大分水岭，当时黄金家族因为汗位继承问题已经分裂了，在南俄的拔都家族，在伊朗的旭烈兀，都显示出了鲜明的独立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朝是蒙古帝国分裂后的几个汗国之一，但是它的立国基础是在中原和江南。事实上，忽必烈只是在名义上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就连这个名义还争议颇大。

Q：您如何评价十三世纪的蒙古，他给当时的这个世界（中国，中亚，欧洲）带来了什么？毁灭了什么？

周思成：客观上推动了亚欧大陆的贸易和人口流动，也促进了天文历法军事科技在东西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欧大陆的政治格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前的几大帝国（奥斯曼，莫卧尔，清，俄罗斯）都同它的遗产有或多或少的牵扯。蒙古的征服战争也毁灭了许多繁荣的人类定居点，它的胜利是以大量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尽管这个痛苦的历程放到历史无情的长河中极为短暂，但却不容掩盖。

Q：与宋朝相比，元朝的生产力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农民的地位是不是接近于农奴的地位了？

周思成：与宋朝相比，肯定是这样，特别是从农业生产来说，因为元朝重新统一之前中原和江淮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人口锐减。不过，社会经济在元朝统一后有所恢复，商业的活跃程度和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因为目前找不到十分可靠的数据来说明（比如近年翻译的那本很出名的麦迪逊《中国经济长期的表现：公元960——2030》，对于明以前的，特别是元代的经济发展趋势，除了说战乱的消极影响外，就没有什么定论）。

农民的地位，要分区域和不同情况。江南的佃农，基本上延续了南宋的主佃关系。在北方某些投下封地，农民的依附程度较高，但是规模应该不大。

Q：请教周先生：元朝从忽必烈之后迅速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朝堂的内部争斗吗？朱元璋在遥远的南方起势之时，元朝为什么不迅速扑灭而是任其壮大呢？

周思成：内部争斗确实妨碍了元朝对元末南方起义的反应，但是政争却不是元朝统治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而是蒙古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的外在表现。

除了他们自身内部的原因，更根本的是元朝始终发展不出一套可以缓解民族矛盾，统合南北的的制度，不仅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而且也高度提防北方汉人，对江南保持持续压榨态势。朱元璋只是元末群雄之一，待到朱元璋北伐的时候，元朝早就失去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多年了。

Q：你怎么看待元朝和清朝对待汉人、汉文化、和我们的历史的。

周思成：北方民族要想长期统治中原和江南地区，汉化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但正因为他们想要维持统治，也就不得不拼命抵抗这种趋势，于是有什么“蒙古至上”“满洲本位”等等。从这种矛盾斗争中演化出一整套制度和统治技术，这方面清朝做得比元朝精致许多。

历史总是当代人回望过去的一种渠道

Q：博士您好，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到底什么才算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不正是国家的更替吗？

周思成：历史总是当代人往回看过去的一种渠道，中国的历史一方面是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过去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是相对稳定的中华文明延续的历史。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北方民族与中原定居民族发生战争，贸易，文化交流甚至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都应该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对于具有当时的国家认同的北宋人或南宋人，当然是国家的更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则尤其要另当别论。

Q：《多桑蒙古史》《世界征服者史》《蒙古入侵时期的俄罗斯》这几本对你们专业研究者而言算是专业著作吗？平时研究有什么特别的史料？你是否赞同杉山正明所言，忽必烈一朝是世界史的转折点，促进资本主义起源这些观点？从杉山的观点来看，中国把成吉思汗归为民族英雄，有点勉为其难吧。

周思成：这几本都是专业著作，而且也相当重要。志费尼的书保存了蒙古西征时代蒙古和中亚的最原始的资料，虽然记载不可尽信，却是是无可替代的一手史料。另外两部俄国和瑞典学者写的书，虽然年代较早，但是也有许多重要的观点和考证，今天还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利用了大量的非汉文的域外史料（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等等），这些材料，即便是当代的世界史和蒙古史学者，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接触和阅读原始文本的，所以仍然有其价值。

杉山关于资本主义、“公司”等等这些在蒙古帝国时期的起源，我是不赞同的。但是这并非杉山的一家之言，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的世界史和社会学研究中，自韦伯以来就有一种非常宽泛的定义，那就是有理性计算，就算某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同时，也非常喜欢把全球化推到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前近代时期，认为那个时候全球就有相当发达的商品流通圈。大概他也是深受其影响吧。如今提成吉思汗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说法好像并不多？说他是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无可置疑。

Q：历史相较于其他学科，似乎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高谈阔论一番，同时历史资料论文在网上很容易获取，那么所谓的历史爱好者和真正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什么呢？

周思成：二者之间我认为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根深蒂固的特殊的本质性区别，很大程度上，这两种身份是由现代社会的高度细密的分工决定的，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言：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当然，二者之间也可以说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是能否谨慎客观地分析史料，横向地将史料同其它记载比较，而不是武断地从孤证随意发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些基础的训练和投入大量搜集材料的精力，很多历史爱好者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可以说是刘知己说的“史学”。第二，是要对所接触所讨论的史实在整个大历史背景大历史趋势中的地位有客观的评判。这种感觉需要比较长期地接触历史材料和研究才能培养，大概可以说是刘说的“史识”。最后还要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材料有基本的尊重态度，不被各种偏见左右判断，这个或许能算入章学诚的“史德”。

任何历史爱好者能做到这三点，都是合格的历史研究者，甚至有很多爱好者写出的历史读物比大学里专业学者更出色，这并不罕见。

我是北大历史系博士周思成。

网民嚎叫：

ZGBD 发表评论于 2024-02-22 12:22:00

100%

ZGBD 发表评论于 2024-02-22 12:21:00

城裡的黃皮如果去23andne 做個基因測試，100 都有蒙古和朝鮮血統的。知道漢人出生的有Mongolia spots 嗎！其實漢人就是雜交的，不過雜交有優勢嗎哈哈

ZGBD 发表评论于 2024-02-22 12:12:00

嗨，要是日本人統治了中國有多好，又一個由中國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中囶官媒报道，表面上谈的是“元朝历时长达636年”，其实借古讽今，是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依然健在！就像元朝没有在1368年逃出北京就算灭亡一样，中华民国也没有在1949年逃出南京后久结束！我认为，这是中囶大陆第一次承认中囻没有灭亡。值得重视。

至于狗汉奸们的元朝历史观，我当然不会苟同这个观点——“从元朝的对外战争主要针对日本，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为期较短，烈度也不高，对这些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限。”

在我看来，蒙古人和从元朝的日本，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的关系，和金朝和宋朝是一样的！

既然元朝对中国是“对内统一”，那么元朝对日本，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为何就是“对外战争”了？

这种区别，不就是出于狗汉奸们黄俄立场吗？

但奇怪的是，黄俄立场的中囶，现在却间接承认中囻的并存了。

谢选骏：无神论让美国社会陷入混乱

《调查显示，青少年拒绝接受《圣经》某些教义》（By Ryan Foley, Contributor| 星期三, 2024年02月14日）报道：

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研究人员警告说，“我们正处在基督徒在这个国家消失的悬崖边上”，因为新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正在拒绝与圣经世界观相关的信仰。

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at Arizona Christian University)在上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分享了有关8至12岁儿童所持世界观的数据。文化研究中心将这些青少年的观点与1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教会牧师和青少年的观点进行了对比。

研究结果基于2022年12月收集的400名青少年的回答、2022年1月收集的600名1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的回答、2022年2月收集的600名教会牧师的回答、2022年11月和12月收集的400名青少年的回答，以及2023年1月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 

当被问及他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经历永恒救赎的唯一途径，其基础是承认自己的罪并只依靠祂对自己罪孽的宽恕”时，只有36%的青少年回答是肯定的。34%的家长和54%的儿童牧师持同样的观点。

25%的青少年同意“《圣经》是上帝的真言，应该成为明辨是非和过美好生活的指南”。对强调《圣经》价值的说法表示赞同的家长(44%)和儿童牧师(62%)的比例要高得多。

不到一半的青少年(21%)、家长(28%)和儿童牧师(36%)认为“有绝对的真理——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事情，不取决于感觉、偏好或环境——这些真理是不变的，是可知的”。

同意“活着的主要目的是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认识、爱和事奉上帝”的青少年(27%)和家长(33%)的比例同样很小，但大多数儿童牧师(56%)认为认识、爱和事奉上帝是人生的目的。

只有17%的青少年将“人生真正的成功”定义为“始终顺服上帝”，父母和儿童牧师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9%和42%。报告中关于青少年的观点和精神生活的其他调查结果指出，26%的8至12岁儿童“在试图判断对错时经常参阅《圣经》”，21%的受访青少年“认为参阅《圣经》是辨别是非的最佳方法”。

在其他情况下，青少年的观点与成年人的观点非常接近。例如，36%的青少年和35%的成年人认为，“永恒救赎的途径是忏悔自己的罪行并请求耶稣基督拯救他们脱离罪孽的后果”。

研究认为，青少年缺乏圣经世界观的原因是，影响儿童观点的成年人也没有接受圣经世界观。研究发现，在8至12岁的儿童中，接受圣经世界观的比例为2%。而在儿童牧师中，这一数字仅为12%。

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乔治·巴纳(George Barna)在回应研究结果时说，“儿童的世界观发展是当今美国教会面临的生存挑战”。巴纳说：“由于圣经世界观与真正的基督徒门徒训练之间的紧密联系，除非我们认真对待这一危机，并投入大量资金来修补破损之处，否则我们在这个国家将处于基督徒消失的悬崖边上。”

文化研究中心将圣经世界观定义为“根据圣经观点体验、解释和回应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根据受访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圣经世界观：[圣经]、真理和道德、信仰实践、家庭和生命价值、上帝、创造和历史、人的性格和本性、生活方式行为和人际关系、目的和呼召以及罪、救赎和与上帝的关系。

巴纳补充说：“如果你关注这些数据，你就会发现，自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追踪这一数据以来，接受圣经世界观的美国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下降，而教会的反应却非常有限，”巴纳补充道。“圣经世界观在成年人中的普及率已降至4%，在幼儿父母中的普及率仅为2%。不能再低了”。

巴纳阐述了从小注重世界观培养的重要性：“孩子们在十几岁之前是智力和精神的海绵。他们极力想弄清这个世界、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目的，以及如何过上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生活。”

“尤其是父母，有责任关注并投资于孩子世界观的发展，因为世界观只是他们人生决策的过滤器”。他警告说：“如果父母不填补这个真空，其他来源——如媒体、学校，甚至孩子的同龄人——都会影响孩子的世界观构建”。孩子的世界观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塑造它，以及哪四种世界观将成会是最有力且一致地被接受。

谢选骏指出：人说“调查显示，青少年拒绝接受《圣经》某些教义”——我看是无神论让美国社会陷入混乱。甚至连儿童牧师也多数不信神了，他她们仅仅在混饭吃，比乞丐更加厚颜无耻。家长的堕落连带着儿童的堕落，结果街头暴力天天上演。谁来拯救美国？

谢选骏：台湾人不认同中囶只认同中囻

《民调：把“中国人”当作身份认同的台湾人仅有2.4%》（RFA 2024-02-24）报道：

综合国际媒体和台湾政大选研中心网站消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月22日发布最新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为2.4%，创1992年以来新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则为61.7%，且近四年都在六成以上。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希望两岸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达33.2%，创下1994年调查以来新高。

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从1992年开始调查的25.5%，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次调查仅2.4%，创1992年以来新低；两种身份都认同的比率则为32.0%。长期来看，除了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长期呈现上升趋势外，其余两者都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政大选研中心也发布了“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达33.2%，创下1994年调查以来新高，长期也呈现上升趋势，而盼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比率为27.9%；希望尽快统一的比率为1.2%，长年下来皆未超过5%，而偏向统一为6.2%，长期呈下降趋势。

此外，希望尽快独立的比率是3.8%，也是逾20年来低点，而偏向独立比率为21.5%，虽是近五年低点，但长期仍呈上升趋势。

谢选骏指出：我看看台湾人，不是不认同中国，而是不认同中囶；但是中囶一定要假装中国、冒充中國，只认同中囻的台湾人就连中國也不认了！

谢选骏：非法移民是贪官污吏的衣食父母

《麻州无证客安置危机日益严重 甚至转向民宅求助》（编译俞仲慈综合 2024-02-20）报道：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 News)取得的文档显示，麻州当局为了安置无证移民，签署总值约1亿1600万元的合约，其中一个人每日三餐就花掉64元，显示这笔公共支出成为麻州政府一大财政负担。

根据每日邮报报导，麻州已签署17份合约，在今年6月前，为无证移民家庭提供住房，其中一份住宿合约总值1000万元，包含每人每天64元餐费：早餐16元、午餐17元、晚餐31元。

不过CBS附属电台WBZ发现，位于东波士顿的餐饮供应商Spinelli Ravioli Manufacturing Company和麻州政府签订的合约，未经公开投标作业。

麻州州长希利去年曾因全州庇护所无力再收容无证移民，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依法征用饭店改为紧急庇护所。

Spinelli表示：「本公司为麻州核可的餐饮供应商，我们在危机爆发时，就会提供协助。」并补充道：「我们目前正在竞标一份持续性合约，希望继续协助州政府与『住房暨宜居社区运行办公室』(EOHLC)完成他们的目标。」

EOHLC是成立于2023年的麻州政府新单位，目的是为州民提供更多住房与降低住房成本，并负责运行麻州紧急家庭庇护所(EA)计划。

去年8月，麻州境内庇护机构收容超过2万名无证移民，已经不堪负荷，州长希利(Maura T. Healey)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依法征用饭店改为紧急庇护所，而且本月稍早，波士顿「梅尼卡斯休闲中心」(Melnea Cass Recreational Center)也改建成400床位的临时收容所，不到一周全部客满。

由于安置危机日益严重，麻州政府开始转向民宅寻求协助，当史托克斯(Colin Stokes)夫妇表达收容意愿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有四人来到家门口，在此之前，上门的这一家四口一直睡在罗根机场(Logan Airport)。

由于无证移民人数实在太多，从麻州政府到波士顿市府仍在积极寻找可能的安置场所，连波士顿海港(Boston Seaport)都列入考虑，但遭到市议员佛林(Ed Flynn)反对：「对我来说，没有自来水、没有淋浴的场所根本不可能。」

史托克斯妻子杰西卡对于市府无法安置大批无证移民，深表遗憾，她说：「我知道大家都在尽全力处理这种紧急状态，但是看到这么多人实在令人难过。」

谢选骏指出：非法移民每人每天64元餐费：早餐16元、午餐17元、晚餐31元——这些超高餐费都是被谁拿走的？谁就是贪官污吏的下线了。例如“CBS附属电台WBZ发现，位于东波士顿的餐饮供应商Spinelli Ravioli Manufacturing Company和麻州政府签订的合约，未经公开投标作业。”！！！至于那些提供的“民宅”，显然也不可能是免费的，而是包括了很大的利益黑洞！

《研究：美国千万非法移民花费国库千亿》（看中国2021年1月28日记者成容编译）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全美国大约有1,450万非法移民，每年让美国损失1,34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

据美国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1月27日报导，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AIR）公布的年度研究发现，自2019年以来，美国非法移民至少增长了20万，自去年以来又使纳税人额外花费了20亿美元。

尽管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有所增加，但FAIR研究指出，由于武汉病毒危机，以及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留在墨西哥”政策，即制止了将过境者释放到美国内部的做法，使得非法移民人数的增长在去年有所放缓。

FAIR研究人员写道：“在任何一年中，多达60％的新非法移民是签证过期的人。由于川普政府及时地实施了旅行冻结措施，以阻止武汉病毒的传播，近几个月进入美国的人数大大减少，因此，有机会逾期居留的人也大大减少了。”

不过，过去十年来，非法移民的增长，及其给纳税人带来的财政负担是巨大的。例如，2010年FAIR估计，非法移民仅略超过1100万，这表明该人口在短短十年内增长了31％以上。

该研究还发现，美国大多数非法移民，往往生活在南部边境附近，或在提供扩大的庇护所的州中，以保护他们免受联邦移民官员的逮捕和驱逐出境。

研究指出：“据估计，非法移民人口最多的十个州，占全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三（71％）。”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是，详细说明了联邦政府无法有效地计算非法移民的人数，包括每年非法越过美国边境和签证逾期居留者的总数。

研究人员指出：“实际上，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非法越境并逃避了移民当局的视线。我们只能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认为通过他们的侦查而溜掉的个体数量，来估算这些数字。”

在进行这项研究之际，拜登正在放松内部移民执法，仅优先抓捕和拘留那些被判重罪的人，并寻求停止驱逐非法移民至少100天。

拜登还提议，对几乎所有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在1800万美国人仍然失业的大规模失业时代，这项政策将使千万外国人加入美国劳动力市场。

每年，美国都会向约120万合法移民发放绿卡，并向外国公民发放140万个签证。在美国的大规模合法移民程序之外，是每年数十万成功越过边界或逾期滞留的非法移民。

谢选骏指出：上文早已过时，不能与时俱进，当然不懂，这些钱里面的大头其实不是非法移民吞吃的，而是被经办的贪官污吏们吃掉的——非法移民就是贪官污吏的衣食父母。

谢选骏：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瘟疫流行

《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柏拉图的写作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系》（读书会 2015-08-27）报道：

1. 民主制的批评。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评，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因为民主制度下的雅典的诸多决策都“很成问题”，抛开人的精神德性不谈，就在公共治理和军事决策方面，民主制度下的雅典有几次重大的失误，比如在科林斯与科西拉的矛盾中，雅典的决策有反复；还有在对待阿尔喀比亚德的态度上，民主制度有相当大的责任；还有对十将军的审判方面。

十将军审判在《申辩篇》当中被明文提到过，而且苏格拉底是投了反对派，八个将军被判处死刑，两个流亡，直接造成雅典最精锐海军指挥人才的真空。

2. 雅典德性丧失的危机应对。

战争直接造成雅典由全盛而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雅典人的德性遭到了极大的摧毁，发生了诸多的所谓“非人道”的事情，或者用现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人道主义灾难”，比如雅典对米洛斯人的暴行，其外交使者采用的就是强权政治的逻辑。

德性的丧失，跟死亡的迫近紧密相关，修昔底德看来是延续长时间的战争造成了文明程度的降低，尤其是战争在雅典引发的大瘟疫。因此，可以联想柏拉图的《斐多》和《理想国》当中对 灵魂不朽和灵魂净化的重点强调。

德性的丧失，也是苏格拉底这个牛虻不断敲打雅典这个蛮牛的地方，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雅典的确是力气如蛮牛，雅典的全盛时期保持了对诸多城邦的霸权，提洛同盟的各城邦都得缴纳贡金。

具体“德性的丧失”在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历史描述当中都有，尤其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一长段的评论。

3. 具体对话材料的提供。

与战争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成为柏拉图写作各种对话录的重要材料，比如《理想国》《会饮》《申辩》《克里提亚篇》《卡尔米德篇》等等，比较可惜的是有些书目的翻译和编辑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所研究并不深，所以不少细节漏掉译注和解释。

《理想国》卷一的地点安排：比雷埃夫斯港 （雅典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激战之地）

《理想国》卷一开头可以安排的尼西亚斯之子的在场 （尼西亚斯合约）

《理想国》卷一参与对话的人物一共十人 （斯巴达将军蓝山德给很多城邦安排的十僭主政体）

《申辩篇》当中苏格拉底向法庭说明自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某次战役的表现

《理想国》卷二当中苏格拉底称赞格劳孔兄弟在麦加拉战役当中的英勇表现

“无怪乎格劳康的爱慕者在赞誉你们在麦加拉一役中的勇名”368a 

《理想国》卷二合卷七当中关于护卫者的体育教育的细节来自斯巴达

4.  修昔底德是进入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桥梁”。

战争中的人、战争中的城邦选择成为柏拉图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的“事先检验”，战争的城邦最充分地展现了人的欲望，描写战争的修昔底德和成就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体系的柏拉图之间的关系。

修昔底德最充分地将城邦的腐化与黑暗面揭示出来，而柏拉图要在他提出的问题之后给出更为困难但更为重要的回答，也就是他要“开药方”，不直接通过柏拉图，通过修昔底德和他所重点关注和刻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能够读出来柏拉图文本当中所尝试回答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干死盯着语句往往难以敏感察觉。

修昔底德对城邦与人的几个关键词 ：恐惧、荣耀与胜利

柏拉图对城邦与人的几个关键词：说服、拯救与净化

“说服”联系到战争，伯利克里曾经很多次说服公民大会按照他的思路走，阿尔喀比亚德也

“说服”出现的文本段落，大家最熟悉的便是《理想国》的卷一，波洛马霍斯要强留苏格拉底，于是对他说“要么你们来胜过我们，要么你们就不得不留下来”，然后苏格拉底机智地回答说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把你们说服了”。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地方柏拉图都很注意地在使用“说服”，《申辩篇》当中苏格拉底说 法庭的辩论时间太短了，如果时间更长一点说不定我就能够把你们说服，不判处我的死刑。在《理想国》卷十的末尾，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能够被厄尔神话说服，那就能够保全我们，如果在场的大家能够被我（苏格拉底）说服，永远走向上的路，任何情形都依从智慧的引导行正义之事，那么在千年的旅程中行事顺遂。

5. 柏拉图诸多文本细节需要再外部历史当中寻找到更深的解释线索。

柏拉图写作文本当中的一些细节，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能够得到关联性的理解，抛开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就很难切实地得到他为何这样写，为何选取这样的主题的线索。

《理想国》卷二在“言辞中的城邦”建立之第一个城邦，所谓“猪的城邦”，有一段描述是城邦最首先的事情是“提供粮食”，这一点源自雅典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依赖海外贸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考虑跟埃及的外交军事政策时，就看到粮食对雅典最高层决策的重大考虑。

《理想国》卷五当中以“情人”关系为想法增加战斗力的想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确出现过，底比斯（待确定）的军队打败了富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

对一部分特殊的柏拉图对话录，有对应历史人物的对话和内容必须要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读出来东西，比如《申辩篇》中关涉苏格拉底被阿奴图斯指控的真正原因、《会饮篇》当中阿尔喀比亚德的出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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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哲学家的冲击和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对苏格拉底、修昔底德和柏拉图

欧洲三十年战争对霍布斯和格劳修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萨特和加缪

……

读书会

谢选骏指出：柏拉图的符咒之所以君临雅典，就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使得雅典一蹶不振了。这正如马克思主义能够席卷欧洲，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一蹶不振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困境与柏拉图的<理想国>》（payei）报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者修昔底德敏锐的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影响面不仅仅是希腊人，也不仅仅是希腊周边的异族，而是会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只是修昔底德无法确定最后的影响会是什么。战争的结局也显示了这样的事实，雅典的光辉从此衰落，伯罗奔尼撒联盟只是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希腊的未来。

修昔底德在他对战争的描述里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上，让后世的读者们自己评判每个言论、每件事情的对错，读者们可以用上帝视角对其有各式各样的评价和解读，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尤其是战败一方，则一定是痛定思痛，想在其中找到失败的原因。雅典城邦曾经是那样的辉煌和不可一世，甚至在经历了战争初期长达数年的瘟疫，损失了大量人口之后依然能在战场上与伯罗奔尼撒联盟对抗甚至占到上风。但谁也没有想到，强大如斯，竟也会衰落如斯。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雅典的哲人们陷入沉思：到底是什么，让雅典走向了最后的败局？

雅典帝国的正义困境

帝国主义虽然是一个现代世界的新词，但它并非就与古代毫无关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前，希腊诸城邦就已经视雅典城邦为帝国，并埋下了对雅典的仇恨的种子。

说雅典是帝国，并不是说雅典是君主制，而是说雅典对希腊其他城邦的控制和压迫。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城邦的强大，是雅典主动承认，也愿意承担的一种境地。雅典帝国起源于希波战争，当波斯人以武力大举入侵希腊地区时，分散的希腊城邦本来无力抵抗如海潮般的无穷无尽的波斯人的进攻。是雅典首先承担起了反抗波斯侵略的领导责任，联合了希腊一百多个城邦，共同组成了提洛同盟。而这个本来为了反抗异族入侵而组建的联盟，就为雅典成为帝国埋下了伏笔。

当战争结束，波斯人离开，留下的是以雅典人为首的庞大海军。泛希腊地区的主要城市都在海滨沿岸，而商业的繁盛意味着城邦之间都需要靠海运来贸易交流，谁掌握了海洋谁就掌握了整个希腊。当外患已经离开，剩下的就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这支希腊海军里虽然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雅典，但剩下的一部分毕竟是属于其他城邦的财产。雅典则以自己的强势海军作为后盾，强权要求将整支舰队归属雅典控制。这种倚强凌弱的行为，自然会遭到其他城邦的反抗。但巨大的优劣对比，使任何城邦都无法挑战雅典的不义之举。雅典给了同盟的城邦们两个选择，一是向雅典海军提供战舰，二是向雅典缴纳供款。雅典就凭借着对其他城邦的压迫，一举成为了希腊地区最富有、强盛的城邦。

雅典越强盛，它的同盟内部张力就会越明显。因为它的强盛就建立在以军力对其他同族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杀龙英雄变成巨龙的例子。同盟城邦们只是惧怕雅典的强大，但绝不会心甘情愿于当前的受压迫地位。这种以武力压迫他人的地位是一种既无法停止、又会对统治者造成反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对其他城邦的剥削成就了雅典的财富和繁荣，雅典人不愿意停止剥削，甚至想进行更大的剥削；另一方面，被剥削者因为其当前的弱小而不得不忍受这种局面，但他们一定是在等待时机以结束这种地位，甚至想要对雅典进行报复。雅典人当然知道他们在被人仇恨，他们对仇恨的回应就是保持住自己的强大，用实力让仇恨者有心却无力。

雅典的帝国困境就在被它压迫的同盟城邦之中。雅典的确很强大，但再强大它也只是一个城市，雅典人口也只有二十到三十万。雅典以一个城市的资源实现了对几十上百个城市的统治，以十万雅典公民实现了对上百万希腊人的统治，仅仅以武力和强权来维持这种统治地位是显然不可能的，雅典不可能有足够的军力去覆盖远大于它自身领土和人口的其他希腊地区。的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雅典的统治地位非常稳固，反抗者们都如螳臂当车般被雅典所碾压，但这不会是常态，一旦有外力介入，受剥削的城邦们立刻会揭竿而起，而且这种反抗会具有连锁效应，这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成为了现实。

正义困境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在这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为类似。战场上的双方，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并非是为了某种希腊人的共同幸福而启动或进行这场战争。虽然名义上，斯巴达曾以希腊人的解放者而自居，但希腊人都看的很清楚，那不过是斯巴达的借口。因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斯巴达的所有行动都是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盘算，从来没有为其他希腊人做过任何有损于自己的事情。

雅典人只关心雅典的正义，而不关心整个希腊人的正义。作为整体来说，雅典的正义就是雅典城邦的利益。有利于雅典城邦的事就是正义的，即使这件事是有害于其他城邦和其他希腊人。至于个人正义，雅典民主领袖伯利克里希望将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高度绑定，城邦富有了个人就能富有，城邦强大了个人就能强大。所以，伯利克里认为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城邦的利益，为城邦有利的对个人也就是正义。综合来看，雅典人和雅典城邦的正义就是雅典的利益。

同时，雅典人认为雅典以强权统治其他的城邦是正义的，因为强者统治弱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换做他人也会做出和雅典同样的选择。雅典人曾经在伯罗奔尼撒联盟讨论是否对雅典宣战的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讲，演讲人认为雅典现在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在波希战争中的表现而应得的，而作为一个强者，是不必谈论什么正义的，当利益摆在面前时，没有人会因为正义而放弃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最大的困境就在于统治方与被统治方的利益的分道扬镳，且强者的强权正义越大，弱者反抗时的正义性就越强。出于意识形态的关系，雅典往往会要求被它控制的城邦采用民主制，民主制的本来目标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利益却恰好与雅典的利益相悖，所以雅典的同盟者们的政权往往难以稳固。被雅典驱逐走的贵族们，反而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掀起城邦里的惊涛骇浪。往往伯罗奔尼撒的援军还没来，只凭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就能让贵族们推翻民主政权重新夺回城邦的统治权。

雅典的民主困境

雅典的全民民主是雅典公民的骄傲，也被认为是雅典走向强大的基石。但凡事都是双刃剑，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就在他们的领袖伯利克里死后展现的淋漓尽致。

伯利克里是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被称为雅典第一公民。他一手推动着雅典的政治改革走向全民民主，鼓励雅典市民参与政治决策。雅典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繁荣的巅峰。他认为，公民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和参与有助于城邦的强大，这一点曾经在希波战争中有非常显著的体现。当其他希腊城邦纷纷败退于波斯的强大军力之时，雅典人的抵抗是最为坚决的。这份坚决并不是来自于雅典的国力，因为雅典自己的力量明显弱于波斯，而是来自于雅典人对自由和对雅典城邦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珍视。雅典人认为波斯的君主制代表着自由的没落，而雅典的民主制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保卫雅典城邦就是保卫自己。所以，民主让雅典公民与雅典城邦的利益高度重合，雅典公民愿意为保卫自己的城邦和民主制度付出一切，甚至包括他的财富和生命。

即使在战败之后的雅典，睿智如苏格拉底，也愿意服从雅典城邦的利益而执行民众对他的错误审判，可见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深深的刻入每一个雅典公民的血肉里。这种因民主而产生的自我集体的认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民宗教的典范。不得不说，雅典的民主制度的确在它在繁荣历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但是，在这些功劳之中，有一个明显而又容易被雅典人忽略的人：伯利克里。

人有一种通病，就是在成功之时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而在失败之时却喜欢把原因归责于他人。雅典民主带来的繁荣和成就，与伯利克里的领导密不可分，以至于当后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感慨伯利克里在位时雅典实行的是一种伪民主制，因为伯利克里一直在引导着雅典民众的方向和未来，他只是凭借着民主制的支持来实现对雅典的实质统治。但当时的雅典民众并不这样以为，他们觉得是自己对政治的热情参与、对每一次重大决定的投票支持让雅典走向繁荣。而当困难真的来临时，雅典人会将罪责归咎于伯利克里。

雅典民主的弊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中有两次非常明显的体现，第一次是战争初期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人对伯利克里的怒火，这次怒火最终被伯利克里的演讲所消解；第二次则是西西里远征的决策，这场远征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西西里的失利让雅典人彻底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在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因城内的瘟疫而哀鸿遍野，斯巴达人则率领伯罗奔尼撒联盟再次入侵雅典城外的阿提卡地区，面对这次入侵，伯利克里仍然坚守不出，任由伯罗奔尼撒人蹂躏雅典人的郊区财产。雅典人开始谴责伯利克里，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是雅典人一切痛苦和不幸的根源。伯利克里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召集公民大会发布演讲。伯利克里耐心的向雅典公民剖析着战争的利弊和当前的处境，他告诉雅典人这场战争是为了整个城邦共同的利益而发起的，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当时所认同的，现在和敌人议和并不能解决当初的问题。在战争中遇到困难是常事，雅典人曾经面对过更为严峻的考验也没有退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抱怨和后悔，而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和继续自己对城邦的贡献。伯利克里成功的说服了雅典人，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他没有成功躲过自己的宿命，不久后他死于瘟疫。雅典终于走向了它真正的全民民主时代。

西西里远征的正式讨论是公元前415年，战争开始后的第十六年。抛开当时的重重迷雾，这纯粹是一场由雅典的民众领袖亚西比德精心导演的灾难。亚西比德是一位如《权力的游戏》里小指头一样的野心家，“Chaos is ladder”这句话简直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正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陷入僵局之时，亚西比德借口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的强大将成为未来战争雅典中最大的威胁，可笑的是可能95%的雅典民众都不知道叙拉古和西西里到底在哪里，但他们竟然相信了。与其说是雅典民众惧怕叙拉古的强大，不如说是亚西比德煽动了雅典民众对西西里远征成功之后的荣誉和财富的热情。希腊境内已经没有什么殖民空间了，雅典人渴望在遥远的西西里获得土地、财富和荣耀。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军事家，远征西西里的主要指挥者尼基阿斯极力反对这次行动，他知道亚西比德所有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但他的言辞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当他被选为远征的指挥者时，他竭力夸大远征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想让民众知难而退，但意想不到的是，雅典人接受了他的建议，雅典人派出了波斯战争之后在雅典地区最大规模的海军和陆军阵容出征西西里。甚至当后来战事不利时，又派出了一支同样规模的军队继续增援。几乎可以认为，雅典人将他们的所有国运都赌在了西西里，赌在了一场连他们自己的统帅都认为一定是失败的战争中。

仅论单纯的军事实力上，雅典的远征军远胜于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但雅典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当年雅典人率领希腊人以少胜多击败波斯，靠的就是希腊人已经退无可退，必须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信念。如今在西西里，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入侵者是雅典人，叙拉古由西西里的强权者变成了西西里的保卫者，而且叙拉古人没有退路，一旦失败就是彻底的毁灭。这种角色的变化让雅典人在西西里处处碰壁，四面楚歌，在西西里的几十个大小城邦里只有一两个愿意给与雅典人极为有限的支持，而在战场的对面，叙拉古人得到的不只是大部分西西里人的支援，甚至还有来自意大利半岛和伯罗奔尼撒的援助。所以，不管在战场上雅典人曾经得到多少优势，他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雅典民众的无知让野心家得到了这次远征的机会，而雅典民众的愤怒则让这次远征会沦为彻底的失败。雅典将军尼基阿斯在败局已定之时，一直没有主动撤军回国，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他主动撤军，而不是雅典的命令让远征军回国，那他一定会面临会因雅典民众的愤怒而被判死刑，雅典人会说他受贿、叛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必死无疑。最后的结局就是，尼基阿斯错过了撤退的时机，雅典军队被彻底封锁在西西里，最终全军覆没。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柏拉图通过他的理想城邦作为雅典人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和解决，但在这部《理想国》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场景，让人不得不想起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正义的问题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与苏格拉底辩论正义问题的色拉叙马霍斯的身份是一位智者。在书中他的出场被柏拉图描绘的像一个暴躁的丑角，而他把正义问题直接表述为“强者的利益”。这种正义观虽然是赤裸裸的利益化，但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言论和表现，我们不得不说，这可能真的是代表了广大雅典人的心声。这很可能也是曾经困扰过柏拉图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即：如此繁荣昌盛的雅典，为什么正义观是这样的非正义呢？

虽然色拉叙马霍斯输掉了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但他并不是心服口服。同样，在场的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也对苏格拉底的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苏格拉底并没有说出真正的正义是什么。其实，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也不仅是这一场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属于整个雅典的问题：如果雅典城邦是不正义的，那么为什么偏偏雅典能如此强大？如果雅典城邦是正义的，那么雅典的正义到底何在？

在随后对正义的辩证解释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柏拉图的一种解决方案。柏拉图认为人是天生有别的，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有的人智慧，有的人勇敢。而作为一个城邦，最符合正义的方式就是让人处在他最符合的位置上。所以，虽然看起来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处于不同的地位和阶级上，但只要每个人的材质都符合他的位置，这样的安排就是善的，就是符合正义的。柏拉图的正义观是一种自然观，即在不考虑人性的角度上，最符合自然的安排。用西塞罗的话说，就是财富应该属于最合适它的人。以此推论，最有智慧的人，即哲人，应该为王。哲人为王并不是强者欺凌弱者，而是哲人在顺从自然的旨意，去做他最应该做的事情。

按照这样的理论，其实柏拉图已经为雅典城邦作为领袖的正义性找到了出路。当然柏拉图并非就以此推断过去的雅典压迫其他城邦的行为是符合正义的。只是说，在理论上，柏拉图为未来的理想城邦成为领袖城邦找到符合正义的理论依据。即，并不是领袖城邦在欺凌其他的弱小城邦，而是大家应该按照自然的规则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正义的。

民主的问题

《理想国》中，对雅典民主最有针对性的描述，就是灵魂三分理论，即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欲望，激情和理性。

回想上面提到的第一例雅典民主问题（伯利克里遭到质疑），雅典民众明显的被他们灵魂中“欲望”的部分所控制。当时是战争的第二年，雅典还没有在战场上有任何损失，仅仅因为公民的郊外农田、房屋遭到了对方的破坏，雅典人就开始指责这场战争是因为伯利克里的私心。我们以局外人来评判的话，雅典人的指责可谓是毫无依据，战争明明是雅典公民共同投票发起，而且当前的损失对雅典人来说仅是一些身外之物，并没有影响到雅典的任何实质性利益（雅典的农作物生产虽然遭到破坏，但这些损失对他们可以忽略不计，也不会影响雅典城内的物资供应）。但雅典人还是愤怒了，他们不满意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以至于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不再关心整个城邦的利益。

至于西西里远征的例子，雅典民众则是被他们的“欲望”和“激情”两部分灵魂所迷惑。欲望让他们渴望西西里的财富和土地，激情让他们可以战场上的胜利带来的荣誉。财富和荣誉，则迷惑了雅典人的双眼，让他们忘记了西西里是一个距离雅典遥远的岛屿，忘记了自己是去侵略别人的土地而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尼基阿斯的理性劝说更让人想到了《理想国》里苏格拉底的感慨，他感慨说现在的城邦不可能产生哲人，因为哲人不会被那些被欲望和激情所控制的人所容纳。就像尼基阿斯明明掌握了真理，却被雅典民众逼上了无法回头的绝路。

所以，柏拉图的答案很明确，个人的正义就是灵魂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理性的一部分职责就是要节制欲望和激情。放大到城邦里，因为哲人是理性的代表，所以哲人必须为王。是的，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否定了雅典的民主，而选择了一种彻底的专制制度。虽然现代国家以来很多人对于柏拉图的选择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我觉得，如果亲身经历过让雅典从强盛走向衰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许反对者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结语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柏拉图的时代已经距今两千四百余年，正义和民主，这两个曾经属于雅典城邦的困境和话题，如今依然没有最终的答案。有趣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更是经常被比作为美国和中国，大家都津津乐道的讨论是否两个国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件事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那就是人性。也许我们在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也许这部叫做历史的剧本只是改了改角色的名字，里面剧情已经重演了两千年。

参考书目：

柏拉图《理想国》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两册)/汉译世界学术名

谢选骏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瘟疫流行，出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如此——不仅有百年一遇的西班牙流感，还有死亡率更高的马裂主义瘟疫！

谢选骏：现代大学都是绑匪组织

 《教师收礼是从孔子开始的吗？真相是这样》（新华每日电讯  2018-09-09）报道：

一年一度教师节。每年教师节的一大话题，是要不要给教师送礼。很多家长在网上“晒”准备送礼的清单，几年前教育部网站刊登了十所知名中小学联合向全国教师发出的倡议书，倡导全国教师反对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自觉抵制有偿家教，自觉抵制请客送礼等庸俗风气，不收受学生、家长的财物”。

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的礼尚往来传统的国家，这个本来不应成为话题的话题，却闹得沸沸扬扬。有的说：“不能送礼”，有的说：“必须送礼，否则……”还有的质问：“教师为什么不能收礼？”更有人认为：教师收礼，从孔子就开始了。

苏格拉底比孔子高尚？

“孔子当年收礼”的铁证是：《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后人翻成大白话，就是：孔子说：只要给我送十条咸猪肉，我就收他做学生。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朱子语类》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脩是至不直（通值）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一句话“圣人教人也要钱”。当年“批林批孔”时，这十条腊肉成了“孔老二”的一个罪状——一边嘴里说“有教无类”，一边却公开宣称要收礼，嫌贫爱富，孔某人真虚伪！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谈到孔子时，刻意比较了他与希腊大哲苏格拉底这两位老师的风范。结论之一是：苏格拉底有教无类，并且不收学费；孔子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他曾公开声明：拿肉来，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言下之意：苏格拉底更高尚，他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

苏格拉底与孔子基本同处一个时代，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正是中国孔子逝世后十年的光景，两人活的岁数几乎相同，都年过七旬。孔子当年办学有个固定地方，苏格拉底并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因此苏格拉底一生都很清贫。

孔子是“被收礼”？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孔子当年真的收礼了吗？质疑者主要围绕“束脩”二字的解释提出不同观点。

《现代汉语词典》中，“脩”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组词“束脩”；二是同“修”。在古汉语中，“束脩”多被认为是“十条干肉”，《礼记·少仪》中说：“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这里的“束脩”就是“十脡脯也”，十条干肉。

也有人认为是另外一种解释，东汉郑玄为之所下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意思转而成为：“从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孔子说过：“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十五岁起开始专注读书，因而推己及人。

还有人从古汉语句式来解释孔子是“被收礼”了。这句话的读法若是“自行/束脩/以上”，就可能有“自己带着/薄礼或学费/来见我的”这种意思。但是，由古人说话的句法来看，整部《十三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以“自行……以上”来表达的。而“自……以上”的句法则出现两次，都是在《周礼·秋官司寇》里，原文是“自/生齿/以上”，亦即从“长出牙齿”（约一岁）以上的小孩，才可以登录在户口上。在此，明明指的是“年龄”。因此，这句话或许应该这么读：“自/行束修/以上”了，也就是说，自十五岁以上。所以说，十条腊肉，很有可能是强加给孔夫子的，实在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

当然，孔子并不觉得收礼送礼有什么不对。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孔子这句话的意思说：事君及有事求人的人，都应该送礼来尽礼仪，但是人们却往往以为是在献媚巴结。可见，收礼送礼不过只是等闲之事罢了，只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便算是有孔子遗风。

在国外，教师并非不收礼。

例如丹麦，圣诞节或教师过生日，可接受学生5美元以下的小礼品，但严禁向学生索要或有任何形式的暗示行为，同时规定教师要在适当时机以等额礼品回赠学生。在韩国，教师节时可酌情收受学生赠送的手绢、袜子等小礼物。博茨瓦纳教育部门规定，教师因调离工作和学生分别时，可接受学生赠送的咖啡糕等小食品，但须和学生一起分享，吃不完的允许老师带走。

这些规定极具人情味，既照顾到师生间的礼尚往来和情感表达，又对教师的收礼做了严格限制。

所以，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礼了，是件无趣的事，但至少有一个可能：孔子不会因为没有人送十条干肉而将之拒之门外。

退一步讲，即使“束脩”是指十条干肉，但这十条干肉，是礼还是学费？孔子当年办私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私立学校、民办学校，没有政府财政拨款，也没有“希望工程”，孔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估计经济也不宽裕，甚至捉襟见肘，收点学费不是天经地义？在今天，哪个私立学校、民办学校不是高价收费？

当年上学的门槛远远比今天低

那么，“束脩”贵不贵？在网上，有好事者推算了一下：“一条腊肉大约一公斤，十条十公斤。孔子时代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但弟子们差不多都是农民，家里养猪自制腊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样，按一头猪可以出一百公斤（编者注：估值可能偏高）腊肉算，农民交纳给孔子的学费就是一头猪的十分之一。对于家境贫寒的子弟来说，一头猪可能就是全家一年的很大一笔收入，估计应该占到全家收入的二分之一（另一半来自庄稼的收入）。合计来算，十条腊肉，应该是全家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有报道说200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3200元；二十分之一，应为160元。这就是说：现代农民若要到孔子那里去上学，要交纳160元做学费。160元购买现代腊肉，可以买五公斤。大约相当于“束修”的一半。因为恩格尔系数降低，虽然只有一半，但是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一种计算方法。另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按现代十公斤腊肉的价格计算。这样就要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为320元。”

这种算法当然不是很严肃的，但不管怎么说，孔子当年即使收学费，学费也是不高的，不然，孔门就不会有那么多出身寒门、生平寒微的穷学生，如颜回、子路、卜商、冉求、仲弓、原宪、伯牛等。例如颜回家，那是相当的穷，住在陋巷里，以“箪食瓢饮”为生，一个灶，一口锅，一两张烂木板床，用土筑成的墙，可谓家徒四壁，穷得连旁人都看不下去。这样的家庭，父子俩都能到孔子那里接受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佳话——“赤贫父子双双成为最牛教授的弟子”，可见当年上学的门槛远远比今天低了。

所以，现在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了十条干肉，是不是“教人也要钱”，还不如关注孔子当年对颜回这么一个贫困学生的态度更有意义。

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

古今中外，除了一些像“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教师的地位一向很高，中国传统有“天地君亲师”一说，教师地位排序只在天地君亲之后，其地位尊崇，可想而知。地位之尊崇，缘由期望之殷切。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学问固然应当足以传道授业，道德亦应为社会之表率。而既然以道德表率来要求教师，就不免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教师。正是因为如此，教师节要不要给教师送礼，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才变得这么复杂。

这种复杂，自然源于大众对师德的复杂态度，或者是过高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彻底的道德悲观——正因为此，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假如我不送礼，教师会不会给我孩子穿小鞋？所以，才会有种种怪象——一边互相攀比送礼，一边大骂教师收礼。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写过一本《上学记》，风靡一时，里面写道，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最好的大学，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高干子弟”（何先生用语），在书中，何先生又专门的篇章写这些高干子弟同学。这些高干子弟几乎没有人们习惯想象中的纨绔子弟，都和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刻苦求学，低调做人。如果其中某人成绩不好，就在班里抬不起头，如刘峙的儿子，因为成绩不好，在班上一点地位都没有，老师同学都瞧不起他。

刘峙当时是国民党所谓“五虎上将”之一，权势可想而知，但西南联大不以背景而以成绩来看待一个学生，此中意味，太值得今人细细品味了。

面对当下“教师节不能变成送礼节”的争论，唯有一声长叹：人心不古啊。

谢选骏指出：人说苏格拉底比孔子高尚，因为他不收学费。我看相形之下，现代大学都是绑匪组织——它们把学生当作肉票，榨取学费越来越高。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减免学生贷款，竟然沦为总统贿选的工具……这才真是人心不古，美国的大变活人箭在弦上了！

谢选骏：全面核战争也无法毁灭人类

《最新研究：切尔诺贝利禁区变异狼已发展出抗癌能力》（界面新闻  2024-02-23）报道：

在切尔诺贝利禁区，与人类不同，灰狼从未离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近40年后，一系列野生动物在该地区繁衍，包括熊、狗和猞猁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狼。美国综合与比较生物学学会将这些狼描述为“类似于接受放射治疗的癌症患者”。科学家们一直试图从更理性的角度分析其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变化。

普林斯顿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系的生物学家Cara N. Love一直在研究变异狼如何进化，以在放射性环境中生存下来。当地时间2024年1月初，在综合与比较生物学学会年度会议的演讲上，她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禁区（简称CEZ）长期多代辐射暴露对灰狼（Canis lupus）的影响。研究提到，“一些基因组区域表现出谱系特异性的差异，并重叠了与癌症生理学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包含重要功能，如抗肿瘤免疫、细胞侵袭和迁移。”

简言之，Love团队指出，他们已经精确定位了禁区内狼基因组的特定区域，这些区域似乎可以抵御癌症风险的增加。Love团队成员、美国进化生物学家Shane Campbell-Staton在参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时表示，禁区的狼群中可能存在遗传变异，这可能使一些狼在面对辐射时更具抵抗力或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仍然以相同的比率患上癌症，但可能不会像禁区以外的狼那样严重影响它们的功能。“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能够更好地承担这种（禁区辐射带来的）负担。”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提到，2014年Love和她的同事进入切尔诺贝利禁区，给野狼戴上装有辐射剂量计的GPS项圈。有了专门的项圈，研究人员可以实时测量狼的位置以及它们暴露在多少辐射下。为了了解动物们对致癌辐射的反应，他们还从动物身上采血。他们了解到，这些狼一生中每天暴露在超过11毫雷姆的辐射中，这是人类法定安全限值的6倍多。实际上，Love团队感兴趣的是，试图找出那些在切尔诺贝利比在其他地方分化得更快的基因组区域。也就是说，通过比较禁区与禁区外的狼群，科学家们可以准确定位基因组因环境选择而产生变化的地方。

这一发现独特的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此前已经了解到，与实验室的老鼠相比，犬科动物对抗癌症的方式与人类更为相似。因此，《纽约邮报》提到，这项研究可能是检验人类基因突变如何增加癌症存活率的关键。

当地时间2018年6月8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清洁未来”基金会成员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动物医院外照顾流浪狗。该动物医院曾是核泄漏事故后的工人医院，后来则被用于照顾隔离区内的流浪狗。

切尔诺贝利因其恶劣的环境而闻名，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辐射量还要多400倍。除了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外，切尔诺贝利事故留下了大片受辐射污染的土地。切尔诺贝利禁区最初只覆盖了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半径30公里的范围，后来它的边界被改变，逐渐覆盖了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大约2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另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相关区域还包括另一部分被单独管理的区域，即在白俄罗斯境内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波利西亚放射性生态保护区。

癌症是切尔诺贝利辐射对相关人员健康造成的最大影响之一，事故发生后，该地区至少有1800例记录在案的15岁以下儿童患甲状腺癌，这比正常情况要高得多。Love介绍说，在切尔诺贝利的狗比在切尔诺贝利以外的狗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如果将此现象推断到狼的种群中，便可以假设它们可能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

作为禁区内处在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掠食者，狼理论上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的打击最大。但是，Shane Campbell-Staton的研究团队称，在CEZ内，狼的密度约比周围的保护区大7倍。据美国核学会文章，Love的研究表明，其中的原因除了与动物体内抗癌或抗癌基因的自然选择有关，还可能包含废弃地区缺少人类的因素。另外，切尔诺贝利的狗，也就是前居民宠物的后代，尽管还没有这样像狼群被研究过，也可能具有类似的癌症抵御能力。

由于先前的新冠疫情和目前正在持续的俄乌战争，Love和同事们暂时无法回到切尔诺贝利禁区继续研究。不过，Shane Campbell-Staton称，团队已经开始与癌症生物学家和癌症公司合作，帮助他们分析数据，并试图找出是否有任何直接可翻译的差异，从而为人类所用，比如其是否能够为人类癌症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网民嚎叫：

唐宋韵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10:55:23

1979年的三里岛事故惊险，但早有结论，核泄漏非常小，对周围无影响。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7:19:15

大亚湾抗癌楼盘大卖。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6:41:00

其实测一下中国大亚湾和秦山核电站周围的居民情况就知道了。这些地方每日不停滴将超标核污水排入大海。周围居民可能已经发展出抗癌能力。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6:09:00

思维真奇特啊。

ZGBD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6:09:00

樓下乳滑啦

七戒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5:32:42

这消息在世界第一癌症大国传开后，中国的核电厂一旦出现核泄漏，屁民们肯定前赴后继地赶到核泄漏地点，争抢着多吸几口核空气，坚信从此癌不上身，长命百岁！

谢选骏指出：人说“切尔诺贝利禁区变异狼已发展出抗癌能力”——我看狼且如此，何况人乎！看来全面核战争也无法毁灭人类，只不过推动了人类的演化。普京的核威胁就此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