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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3日星期四

谢选骏:太平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

史学家张光直提出了“同源异质”说,认为美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性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他将之称之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也就是说,太平洋两岸的蒙古人种“平行而独立”地发展起各自的文明。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北美印第安人体质上与亚洲东北部人最为接近,都属蒙古人种。因此,从人种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与玛雅拥有同祖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然而,那毕竟是在一万年前甚至更久远年代里共有的源头。相比较于中国5000年文明和玛雅3000年文化,实在也还有各自的跨度。在中间这若干千年间,两种文化的产生,可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我们只能说,它们可能都保留了某些最根本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忆痕。


严格的等级划分是导致后古典期文明衰落之后,玛雅文明销声匿迹的首要原因。玛雅高深的知识和文化只掌握在极少数贵族和祭司的手中,占玛雅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者完全是文盲。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知识分子,在繁华殆尽后难以生存,乃至很快消失,也带走了辉煌无比的玛雅文明。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普通玛雅农民,自然无法读懂那些本来就一无所知的文字和史书了。


再如玛雅人发明数学中的“零”概念,至少要比欧洲人从印度、阿拉伯人那儿学来早800年。这是玛雅人光耀千古的智慧,但同时也只是这智慧的一鳞半爪、吉光片羽而已。

今天在4本幸存的玛雅经书中,在庙字、墓室的墙壁上,在金字塔和纪年石碑上,在陶器、玉器和贝壳上,还存有大量的象形文字。有一座金字塔,台阶上竟然雕刻着2500个象形文字。经调查,大约发现了850多个各不相同的字符,3000多个词汇。而能够释读的玛雅文字不足三分之一,这还多半仰仗那位罪魁兰达的记录,历史就是这样歪打正着,令人气闷。


玛雅语言是一种多词素语言,它的一个单词相当于英语或法语中的一个句子。这种结构同汉语非常相像。


人人都知道玛雅人使用象形文字,但实际上,象形文字只是从埃及那儿借用来的说法。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writing)一词,初见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迪欧多勒斯·希库罗斯的著作。按希腊语拆解开来,指“神圣的雕刻”。然而,“神圣的雕刻”的说法倒是出奇地符合玛雅象形文字的情形。


考古学家推测,玛雅人最初是用木料或其他植物材料记录文字的。他们的根据是,目前发现的石碑中,年代最早的一块发现于乌瓦夏克吞(Uaxactun)。石碑背面刻有代表玛雅日期8.14.10.13.15(公元328年)的象形文字。玛雅人用石碑记事一般是20年一次(有时也有5年或10年一次),直到889年最后一块纪年碑为止,这一传统始终不变。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最早的石碑上所记录的文字已经自成系统,发展得相当成熟,而没有文字过渡时期的痕迹。从记录年代的数字符号体系来说,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完全形式化的、精致的工具,没有发现尝试性的偏差和错误。总之,没有初级阶段。某些较具有科学幻想小说倾向的现代人头脑里迸出了外星人传授文字的念头,但这毕竟不能当作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考古学家们推测玛雅文明的形成时期可溯至公元前,其精美的历法、文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没有留下记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充当记录材料的可能是木制的或其他易消蚀的物品。当他们的天文学、数学知识达到组织一套复杂的历法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文字也逐渐定型之后,他们逐渐发现了更能保存下去的材料——石料。并且,开始以极大热情留下尽可能高大的石块、尽可能深刻的雕琢。


玛雅象形文字都是“神职人员”专门主持刻写的,其高深莫测非普通玛雅人所能了解,更不要说外部观察者了。19世纪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醉心于玛雅文化的高深莫测,但他的最大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文字关,他无法知道这些神秘精致的图画符号讲述着怎样神奇的往事。他在现今洪都拉斯境内那个“浪漫与辉煌之谷”靠近古玛雅城市中心科潘遗址的地方停下脚步,以50美元的高价(要知道那还是19世纪70年代后实行黄金本位的时期)买下一块地,作长期研究的打算。但他对玄奥晦涩的玛雅象形文字实在感到“超出智力所及”。他说:“我无法假充解人。当我凝望着它们之时,想象力常常痛苦不堪!”


诚如其言,直到今天,文字学家们还是谈不上对这些文字全部识读。已知850余个玛雅象形字,只有三分之一仰仗当年西班牙随军主教兰达的记述而被了解,其余三分之二数百年来都未能“起死回生”。现代学者或驰骋想象,或钩玄考据,或者祭起“战无不胜的科学”法宝,乞灵于大型计算机每秒上百万次的运算分析,结果依然照旧。间或有性急自信的人跑出来宣称破译了谜底,但也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谜一样的玛雅象形字,你究竟像什么!


现存的玛雅象形文字是被刻在石碑和庙宇、墓室的墙壁上,雕在玉器和贝壳上,也用类似中国式毛笔的毛发笔书写(或者叫描绘)在陶器、榕树内皮和鞣制过的鹿皮上。总量相当多,单在科潘遗址一座金字塔的台阶上,就有2500多个。这就是世界巨型铭刻的杰作之一“象形文字梯道”,古怪而精美的象形文字布满8米宽、共90级的石头台阶。


金字塔坛庙与象形文字的结合,清楚表明其宗教的性质。四部存世抄本上的象形文字,也无疑是宗教为主的用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文字似乎像是从天下掉下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它从头至尾一成不变的成熟完美,而不像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字有一个逐渐从简到繁的发生发展的轨迹。比如汉字在成熟的方块形态之前,经历了许多不成熟不确定甚至简陋的形态,如甲骨文、金文以及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纹。戴维·迪林格指出:“玛雅文字……在被我们发现时已经非常成熟,因而可以推想,它必然有过一段我们尚无从知晓的进化过程。” 


然而按文字学的理论看,玛雅文字又仅仅停留在一个简陋初级的阶段。就世界范围说,文字都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图画或象征的文字,由画面来讲述整个故事;二是会意文字的阶段,用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三是表音文字,这时文字与语言真正结合到一起。玛雅显然要被归入第一阶段,但实际上它的形式完美性远远超过了甚至像半记音字母化的古埃及那样的象形文字。我们是否能在认可上述文字发展阶段理论的同时,另外再找寻一下玛雅文字自身特殊的发展契机和动力呢?


宗教方面的原因必然是首选,这在前文已有所铺垫。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玛雅人热衷于形式完美的民族性,他们具有善于把具象的描绘与夸张特征的抽象很好地统一起来的才能。


玛雅人最初所象之形,极有可能就是本书《各显神通的神,各有所求的人》一节中提到的那些神祇。那些神祇的形象都很特别,或长着像野象那样的长獠牙,或长着安徒生童话里匹诺曹那样的长鼻子,或脸上涂着代表腐烂死亡的黑圈。而表征这些神祇的象形文字都是抓住其最突出的特点加以夸张抽象,通常只画他的头像。头像即代表神们的文字。


我觉得这里的神祇头像极有可能只是夸张的面具,真人自然不会长得如此怪模怪样,而人们崇拜的神灵却需要一个变形夸张、神奇可怕嘴脸。


面具自从石器时代以来就一直流行于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民族都能看到它的表现样式。它常常代表超自然的神、死去的祖先以及一些虚构的人物,也可以就是某个人物的肖像。因此,面具常常被用来作与各种神灵对话的手段,以祈求保佑或借以抵御难以预料的灾祸。我们从玛雅人的宗教仪式活动中正可以看到这种动机。我们甚至还可以假设,所谓在经卷中出现的神祇,或许是画戴着代表该神灵的面具而出现在某个祭仪的祭司。


人类学家指出,印第安人(玛雅也在其中)的一些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把戴上面具定期举行仪式作为联结过去和现在的重要纽带。今天说玛雅人当然是有象形文字的,但他们也必定有着未曾发明文字的漫长岁月。也许他们正是通过描画各种各样代表不同神灵(他们是泛神论者)的面具这一特殊的道路,走向文字符号的发明。这就是为什么玛雅象征文字大都是怪模怪样的头像(包括简化、抽象和抽取局部代表整体),而几乎没有对非宗教的日常实际事物的描画。


也许玛雅人把一切都看作是有神灵的,都是个别的,北极星是北极星神,瓦罐也不是瓦罐而是瓦罐神。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千百个神灵头像(面具)的造型。这就是特殊的玛雅文字起源和特征。


人类学家还指出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面具都是出自“专业”的雕刻师,这其中或许又是“通神异禀”的宗教观念在起作用。我们不会忘记,玛雅象形文字正是由具备“通神异禀”的“专业”祭司所掌握的。这是否也能作为一个解释玛雅象形文字起因的思路呢?


不论怎么说,美洲三大文明的另两个都比不上玛雅。印加人只会“结绳记事”,阿兹特克人是对玛雅文字拙劣模仿。如果说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乃是文明的真正标尺的话,那么玛雅人就是哥伦布到达之前新大陆上最为文明化、最富智慧的民族了。他们独立地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书写体系。


新世界的希腊人


玛雅人无疑都是以绚丽的色彩表达情感的艺术行家和建筑大师。他们用五彩渲染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场景,用刻刀留住他们情感的每一瞬间。岁月的消磨,并不能彻底遮盖他们的辉煌画面,在玛雅名城皮那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他们特意把一座“美术博物馆”(画厅)留给惊讶的后人;在他们城市建筑群的每一处显露的表面,都精心雕刻有神怪形象和图画般的文字浮雕。难怪这个天才的民族被誉为美洲新大陆的“希腊人”了。 


玛雅自己的文献已经没有人能看懂;现有的玛雅文献全都是用西班牙字母写的。


玛雅文献的研究史上有两本奇书。一本是《基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The Popol Vuh Of the Quiche Maya),另一本是《契兰·巴兰》丛书(Chilan Balam)。 


然而,最奇的还是玛雅文献中留下的内容。所谓Chilan Balam,直译是预言家、美洲豹。预言家指玛雅祭司集团中的一种,他们能经常与神沟通,将神的启示或谕告传达给人们;他们还能占卜,预言未来的天上人间之事。美洲豹是玛雅神的化身,它象征着神藏的神秘的东西。整个书名可以意译为通神者说神,讲解各种神秘的知识。它可能是那些幸存的掌握文化历史的玛雅人,向他的同胞讲述自己民族古老的知识。以前这些知识是贵族和祭司阶层的专利,千百年来都是用象形文字记录在图谱上的。现在,说书人未变,但改成了西班牙语记音,内容也大致地保留下来。


《契兰·巴兰》丛书有许多本,每本都是写某一个村镇。比如,《马尼的契兰·巴兰》(The Book of Chilan Balam ofMani),就是在马尼村写成的。现在知道的有十一、二本《契兰·巴兰》的片断,最重要的几本分别是马尼(Mani)、提兹明(Tizimin)、除马那尔(Chumayel)、卡乌阿(Kaua)、伊西尔(Ixil)、涂斯伊克(Tusik)等。


这些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预言、神话、祈祷,有首领的考试、仪式,有天文学资料、咒语、歌曲,还有时事记录(比如,处决、流行病等),最重要的是,还有对玛雅古代历史的编年概述。文体、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由于它们毕竟是西班牙征服之后的产物,而且经过了语言上的转记,所以,将这些混杂文集中的所有记录都当作玛雅文献的原件,是过于草率的。但是,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其中的编年史记载,认为这是对一些图原件内容的抄录,而那些原件已经失传。至于其他内容很可能是抄录、回忆和口传文化的综合产物。


一本是圣书,另一本是占卜者的预言。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入侵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在一本叫《波波尔·乌》(Popul Vuh)的书中以诗的语言描绘那些真正的首领前去接受职位的详细过程,之后还不厌其烦地历数他们“选”上首领后的加冕仪式,其中提到的各种象征权柄和地位的物品倒是让我们大大见识了“权威”这个词在玛雅文化辞典上的详细注解。所以,不妨把它节选于下: 


  然后他们边说边离开,

   “我们去向日出的地方,

  我们的父辈来自那里。” 

  他们真的越过海洋,

  然后到达日出的地方。 

  他们去接受首领的位置。

 ……


   当他们来到/王的面前,/拿克西特(Nacxit)是伟大的王的名,/独一无二的裁判者/拥有巨大比的权力/正是他拿出权威的标志,/所有的证物/然后是首领(ah pop)和/副首领(ah pop qam haa)的标志/以及首领/和副首领/他们的力量/和权威的标志/最后拿克西特拿出/首领的证物/它们是:华盖/和王冠/鼻骨/和耳环/玉制唇饰/和金制念珠/黑豹爪/和美洲虎爪/猫头鹰骷髅/和鹿/镶有宝石的臂章/和蜗牛壳的手镯/……鹦鹉羽毛的头饰/以及御用鹤羽的头饰/于是他们全部收下/然后带回……和“真人”一样、这些首领在村镇上以较小的规模行使管理权,与地方祭司一起负责所有祭把娱神活动。平常这位父母官从农事管到诉讼,战时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武装的头领。他们一经选出,终身尽职,并且必须永远对“真人”绝对服从。


这样一种终身制的分封关系如何保障封疆大吏自治而不割据,重权在握尽职而不僭越呢?问题的关键好像还是在于区分敌友的秘传知识。


未来的首领们凭什么胸有成竹地准备好去接受职位?他们显然对首领选拔过程的有关知识了然于胸。他们正是带着这种特殊群体的标志,到他们的父辈所承袭的、他们自己天生就从属于的那个地方找寻回应有的认同感。


这个群体,这个统治阶层的标志不是什么族徽、谱碟,也不是什么写在脸上的证据,更无法像现代医学发达条件下做什么血液、基因检验。而是通过一种口传的族史、秘密的“黑话”维持着血亲的凝聚力,保证着统治阶层的家族纯洁性。


玛雅继承传统是长子继父、兄弟共荣,兄终弟及,叔侄同政。总之,王室是世袭唯一的一个家族。高级祭司用各种图谱和口传秘史来教导成员的家族认同感,尽可能维护这个家族对王权的独享。“真人”一词也暗含这种纯真的特性。


由此而再观各村镇首领遴选时的近乎荒诞又极其残酷的一幕,就不难理解了。只有本圈子内的人才有可能得秘不外泄的“黑话”真传,从而才可能是“真正”适合于首领职位的入选。而那些新贵的暴发户、外来户或其他觊觎统治地位的人,作为异己和唇患当然要即刻铲除,毫不留情。这样决绝的做法,从进化角度看,当然有文化近亲繁殖的弱点,但是,也正是靠了这种严格的“黑话”制度,统治阶层保持了其在政治上的稳定性,维护住单一家族对广大百姓的辖制。 


文化就是把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利害冲突不断加以文饰、解释、转译,让既得利益的统治阶层有各种理由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玛雅人不仅以。耳、鼻、唇等的身体标志和从头到脚的全套专有装饰来固定统治者的角色形象,借助人为制造的繁琐累赘的文字符号甚至神王名符来辅助这种统治的世代相传,而且还想出一种秘传的口头文化,在那些证物、徽号以外,做内化、内隐的识别秘码,更为严密地保障一种统治世袭制度。这些文饰、解释和转译组成了绚丽多彩、精美神秘的文化外观,让本民族百姓顺应甚至自豪,令外邦人迷惑而又惊叹。然而,当不明所以的人试图接近这个权力圈的时候,就会在神圣的考问中被稀里糊涂地杀掉!文化并不只是些花样!当外来者为那些琐碎无聊的问话暗自发笑时,雕着精美花纹的用过多次的屠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


神秘的玛雅文明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在于其无所不在的神灵。在这个神灵充斥、略显拥挤的世界里,却产生了那么多科学上伟大的发明创造,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更奇怪的是,从欧洲文明世界泛海而至的西方人,一叶障目,不能从“邪教”这座“泰山”中发现宝藏;反而把人类智慧的“富矿”毁作倾颓的废墟,把玛雅人在天文、数学、历法、编年、文字、艺术、信仰诸方面的天才创造污蔑为“魔鬼的勾当”。 


西方殖民者自己在新世界确实于下了文明史上最恶劣的“魔鬼勾当”——种族灭绝和文化摧残。


那么,在“魔鬼的勾当”之前,玛雅“众神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景观呢?让我们看一看玛雅人宗教演进的历史。


当初,玛雅宗教可能只是简单的自然崇拜,对影响并规定他们生活的自然力量人格化。太阳、月亮、雨水、闪电、飓风、山川、森林、河流、急湍,这些自然力量包围着玛雅人,其交互作用构成了他们渔猎生活的背景。


这样简单的自然力崇拜并不需要什么像样的组织形式,没有祭司和秘传的知识来阐释它,没有一套祭祀的仪式和精心设计的仪典来演示实践它,也无需特别的地点来用于崇拜,比如庙字之类。毫无疑问,每个一家、主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家庭的“祭司”,家庭庙宇无非是一处临时的小茅屋,紧挨着居无定所的临时住处。这种情形直到现代,还能在个别偏远的玛雅部族中看到。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兴起(可能是由外部引进玛雅地区),出现了固定的居所和较多的闲暇。这时,玛雅宗教变得日益成体系,众神自己也越来越特殊。肩负向群众诠释、传达神的意愿等事务的祭司发展起来,一种对更加像样的宗教场所(圣地、庙宇)的需要增长起来。宗教成了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事务。定居生活使得较为永久的仪式中心变得可能,也有信心去建立野心勃勃的圣地(花费长期艰苦的有组织的劳动),并发展更加精细的仪式。


许多个世纪,或许有几千年,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流逝了。在这段时间里,玛雅宗教无疑变化相当缓慢,个性化的神祇在发端,祭司集团在形成,繁复的仪式和精致的圣地(还不是石料建筑)也逐渐确立。这段时期结束于玛雅历、纪年7年或另一说76000年,也就是公元前353年或235年,其成果是玛雅人先进的农业,高明的历法编年和精致的象形文字。


确实,历法、编年和象形文字这三项祭司的发明专利,给玛雅宗教带来了重大的转折,使得它越来越复杂化和形式化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渐渐成型,它围绕着日益重要的天文现象,包含着历法编年中的神祇。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证实了这种重大的宗教转折,公元前3世纪乃是其重要的时间标志。


从这以后,特别是材料较多的玛雅古典时期(下限为公元9世纪),玛雅宗教哲学并无重大变化。它相因相袭,几近千年而无改,也许是因为玛雅人把创造的潜能都宣泄到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心力的石料建筑、雕刻中了。那种劳神费力的方式,乃是精神上不断重复的“论证”和“固化”。


到了公元4世纪,玛雅文化,主要是它的宗教哲学上鲜明的特征,已经牢固确立下来。在被认为是玛雅文明策源地的重要地区,如佩腾湖畔,玛雅宗教已成为一种高度发达的“迷信”。它以自然力量的日益人格化、越来越老熟的哲学的复杂融合为基础;天体被神格化,时间被用世所罕见的各种各样形式加以崇拜。这一由公众共奉的宗教,本质上却又是高度秘传的,由一个组织严密的包括天文星象家、数学家、先知预言家和精通仪式者的祭司集团掌握和诠释。随着它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地交织一起,则又派生出世俗的力量参与诠释和主持,这也就是巫王共源的文化史一般规律在玛雅的体现。


10世纪以后的后古典时期,政治与宗教的联姻日见明显,这或许也有外来军事征服导致宗教冲突、变异的因素。墨西哥中部来的托尔特克人带来了人祭和偶像崇拜等较低级的东西。据古典期各种雕刻的和平主义宗旨看(几乎没有人祭),那时的玛雅宗教必定是庄严堂皇的,而不会像人祭那样恶心残暴。在古典期这个玛雅文明黄金朝代,似乎也没有广泛使用偶像,无论是石头的、木质的还是陶制的。而我们知道,宗教发展到较高级阶段则会日益抽象化,日益针对人的心灵。比如说基督教就反对偶像崇拜,上帝无须经过世俗形象也能在人的内心生根。而


在玛雅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波波尔·布》和《奇兰·巴兰姆》两部。


《波波尔·布》成书于16世纪前半叶,是用拉丁文拼音拼写的,作者是一名基切族印第安人(玛雅人的一支),没有留下姓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创世纪,说造物主先造了动物,接着连续三次创造了人类:第一次是用泥土造人,由于不能站立,遇水即塌掉,而且脑袋不会转动,造物主便将其完全毁掉。第二次是用木头造出木偶,但由于没有血肉,很快便干裂了。最后,造物主下了一场大雨,又将木偶全毁掉了;但少数木偶逃到了山上,变成了猴子。第三次是用玉米浆造人,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他们传遍了山山水水,得以繁衍开来。


第二部分讲的是三位神话人物乌纳布、伊斯巴兰克和伊斯奇克如何与恶神作战的历险故事,以及基切人先民的日常生活和部落问的战争。第三部分讲的是基切人的民族历史,其中讲到许多部落的名称和一些酋长的名字。据专家研究,《波波尔·布》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同世界上任何古代民族神话传说相媲美。“在动物介入人类生活方面,它可同《罗摩衍那》相比;在叙述英雄历险故事方面,它可同《奥德修斯》相比;在描写天神卷入人间斗争方面,它可同《伊利亚特》相比。”至于《奇兰·巴兰姆》,它包括16部手抄本,实际上是一套丛书,内容涉及玛雅人的宗教礼仪、历史、战争、医药、天文和文学。它是在16世纪中叶,由印第安人祭司根据玛雅人的口头传说,用西班牙文字记载下来的,并一直被玛雅人祭司秘密保存着,直到19世纪中叶被发现和公之于世。


此外,流行于危地马拉基切族印第安人中的历史剧《拉维纳尔武士》,也是玛雅人的文学成果之一。此剧早在殖民时代之前业已形成,剧情描写的是基切部落与拉维纳尔部落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表演时有对话、有合唱、有舞蹈,并有木鼓等伴奏。话剧是在19世纪中叶由一名法国神甫卡洛斯·埃斯特万·波拉索从印第安人中间搜集到的,通过印第安人的口述,他将此剧首先译成了法文,得以流传下来。

 

奥尔美加的巨石人像 

 

奥尔美加文化(0lmec)的创始者,是以他们的清]湛的雕刻技术闻名于世的。遗留至今的形象生动的巨石雕刻,无一不是奥尔美加人的杰出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当他们在二千四、五百年前雕凿这些巨型石雕时,还不曾发明金属工具而是使用一种硬度较大的石头来雕凿较软的砂岩,因此,面对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品,一种对奥尔美加人的高度智慧与惊人劳动的缅怀,油然而生。


奥尔美加人所雕凿的这种巨型的纪念碑性的石雕品,现在发现的大约有250座,其中在拉·文达有88座,在圣鲁瑞萨有75座,在特莱斯萨包特斯有28座。而在这些一石雕品中巨型人像就有98变色镜之多,并且它正是奥尔美加文化的代表遗物。从雕刻技法看,巨型人像可分圆雕与浮雕两种,刀笔刚劲简练,但又刻划入微,形态极为生动,其中巨型人头,是用一块巨大的石头雕成,有的高近三米,有的重达三十吨,大都坚于“球场”(The ball game)上,这种巨大 型人头像的一般特点是圆脸庞,双眼皮,眼窝深陷,很厚的嘴唇,高而大的鼻子,戴着满头圆帽,。


帽沿放得很低,几乎要遮住院眉毛,这些头像也许就是当地族长或最高祭司的纪念像所以它更带人间感情,比例得当,善于写实,另一种巨型人像是把一块自然石头雕成一座座祭坛,并在其正面凿一小龛,龛内用浮雕技法雕出一个戴有高冠、佩有颈饰的“虎面人”坐像,这类雕像有的双手捧一个小孩,有的的马小孩抱在怀内。它是作为神的七偶的确良象征而被人祭祀的。奥尔美加的艺术家们首先是面向生活塑造生地劝而具体的形象,然后才根据宗教的要求,添加各种装饰和象征图案,创造出离奇古怪而又复杂多变的各种神像。这两种传统——写实的各象征的,由奥尔美加一工始,后来又传给了所有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尤其是后一种象征的神怪形象的传统,日后似乎发展得更多更重要,但前一类写实的传统出是不能忽视的,奥尔美加这些庞大无比的人头雕像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古怪离奇的神像传奥尔美加出有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最突出,代表这一传统的是奥尔美加最著名的艺术文物——绿玉雕敦。


玛雅经书中记载着精确的历法,比起教会认可的格雷戈里公历(通用迄今)要高明得多,每年误差才1分钟,也就是说大约1500年才差一天。玛雅人的经书中还记载着不止一次的大洪水,人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洪水前数十万年,这与《圣经·创世纪》关于洪水的说法大相径庭。玛雅人对行星运行轨道的深刻理解,远胜于与上帝创世神圣地联系在一起的地心说。布鲁诺1600年还受到宗教法雇审判,被烧死在罗马的繁花广场,这就难怪1562年兰达主教要烧玛雅经书了。


幸存的玛雅经文有4部,分别根据收藏地点或发现者来命名。


(1)《德里斯顿抄本》:1739年,藏书家姚肯·克里斯蒂安·戈柴替德累斯顿王家图书馆从私人手中购得,其辗转易主的经历想必很复杂,可惜不为人知。这部抄本直到100年后才公开面世,1831~1848年出版的9卷本《墨西哥古代文物》,分三卷将其全文刊印。1880年德累斯顿图书馆又重新刊出了它的描绘本。共39页,各页连起来像折叠的屏风。内容涉及预言、新年仪式、金星运行规律、日蚀周期表以及天神伊扎姆纳(Itzamna)的生活图画等等。


(2)《巴黎抄本》:1832年被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但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859年才被最早研究玛雅文化的学者之一奥·戴波尼注意到,1872年首次公布。长1.45米,厚22厘米。


(3)《马德里抄本》:又称《特罗一科尔特夏诺》,乃残卷,缺头少尾,一分为二。一部分于1875年获得,1883年发表;另一部分先已于1869年获得并发表。


(4)《格罗里那抄本》:首尾缺失的残卷,仅余11页。这部手稿为美国纽约私人收藏馆藏品,直到1973年方由美国考古学家德·考尔公之于众。这样,一些较早的介绍,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以为玛雅经文抄本只有3部传世。 


 这几部抄本形成于不同时期,《德累斯顿抄本》可能出自11世纪,《马德里抄本》可能是15世纪的手笔,《巴黎抄本》大概略早些。抄本,顾名思义,这些经书并不是玛雅最早文献的原件,而是祭司们在数百年中陆续抄录绘写的复制品。玛雅人的“纸张”,经不住500年的考验就要变成腐灰,所以复制经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仅仅从“纸张”材质上鉴定历史的远近,而应相信这些抄本反映了玛雅人相当稳定不变的古老观念和传统。


就是这仅存的几部抄本,尽管只占曾经存在过的经书的一个几乎可以略而不记的比例,却已经为我们窥望玛雅智慧开启了一扇美妙的窗门。其中有玛雅人农业生产和渔猎等经济生活内容,有关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制度、服装、饰物的规定,有关于婚丧嫁娶时祭神仪典的记载,有关于迁徒和动工建筑的仪式活动的记载,还有关于儿童教育的,当然,社会管理制度以及祭司、武士、手工业工匠、商人、医生、巫婆等社会各色人等的活动都有所反映。


1562年7月,在曼尼城中心广场上,西班牙神父狄亚哥·迪兰达(Fr Diego de Landa)亲手烧毁了成千上万的玛雅古籍抄本、故事画册和书写在鹿皮上的象形文字书卷。


此外,他还砸碎了无数神像和祭坛。他得意洋洋地记录道:


“我们搜查到大批书籍,记载的全是迷信的玩艺儿和撒旦的谎言,我们干脆放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当地土著眼睁睁在旁观看,心痛极了,难过极了。”


心痛的岂止是“土著”!后来想探知古代文化和历史真相的人,无一不为这场文化大浩劫感到揪心之痛!


无限灿烂神奇的玛雅文明沉落在幽黑的历史深处,从此后世人栏杆拍遍,也再难唤回它寂寂的足音。只有三部玛雅手抄本,由于流落国外,侥幸逃脱厄运。也许是古老的玛雅终不甘沉寂,而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眼得以窥其文明圣殿的“匙孔”吧。

 

16世纪殖民征服的烽烟渐渐平息之后,古代玛雅和其它的印第安文明一道被世人完全遗忘了。此后将近200年间,自居为美洲新主人的欧洲人一面大肆宣扬“印第安人无文明”的谎言,一面又把自己毁灭文明的殖民罪行美其名曰为“履行文明传播的使命”。直到18世纪末,由于启蒙运动的开展和历史眼光的提高,西方人才又对200年来他们视而不见的美洲文明产生兴趣。玛雅沉睡的密林深处回荡起陌生人的脚步,旅行者到这里寻找传说中的神奇和美丽,探险家到这里寻觅藏匿千年的珍宝,诗人来这里追怀一个杳然的世界,而考古学家想要寻回一段失落的文明。


从南到北,一个伟大文明的遗迹不断被发现:帕连克、科潘、蒂卡尔……一座座举世皆惊的千年古城被唤醒;20层楼高的金字塔、遍饰精美浮雕的巨石祭坛、观测天体运行的天文台……一处处不可思议的宏伟建筑屏住整个世界的呼吸。近两个世纪的玛雅考古成就斐然,虽仍有无数谜团,但一个失落的玛雅世界,终于在被一点一滴地寻回。


通常,玛雅文明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公元前1500年-公元300年称为前古典期或形成期,公元300年-900年为古典期,公元900年-16世纪为后古典期。<br>


玛雅人相信自己现在是生活于第四世界。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居民是些矮人。他们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废墟仍留在玛雅人现在居住的地方。他们所有的建筑过程都是在黑夜中进行的。太阳一出,矮人们就变成了石头。今天的考古学家在一些石祭台上发现了雕刻的矮人形。这些祭台是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块之一。玛雅神话中所说的那些废墟中的石头人,也许就是这些刻有人形的石祭台。


这第一个世界最终为一场大洪水所灭。haiyococab这个词在玛雅语里意为“漫遍天下的大水”。第二世界的居住者是dzolob,意思是“侵略者”。结果也为大水所没。第三世界居住的是玛雅人自己,他们是普通百姓。淹没它的第三次大水被称为hunyecil或者是bulkabal,意思是“浸没”。


前三个世界分别为三次洪水摧毁之后,出现了现世,也就是第四世界。这里的居民混合体包括前三个世界留下的所有人,以及这个世界自己的居民。眼前这个世界也将为第四次洪水所毁灭。


直到1875年,西班牙人安东尼·德·雷开始报道他的“新发现”,玛雅文明才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考察了位于今墨西哥恰帕斯境内乌苏马辛塔河左岸的帕楞克古城遗址,“发现”了那些玛雅先民的伟大杰作。在他之后,美国人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John Lloyd Stephens)也游历了玛雅地区,写下引人入胜的游记,掀起一股玛雅热。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叫莫德思托·盂德斯的人,于1848年作了探险考察。他没有获得什么结果,无功而返,因为神奇传说中的那座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当时已被丛林、草莽、泥土所掩盖。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覆盖,草莽泥土的掩藏,这些并不是真正造成“消逝”而需要“发现”的原因。草木泥土挡不住人们的慧眼,而来自文化的视盲症才最为有害。尤卡坦半岛上最重要的现代城市梅里达(Merida),即墨西哥尤卡坦州府所在地,1542年建立殖民城市,是殖民扩张势力在玛雅地区的中心。梅里达的附近就有玛雅古代最重要的几座城市,包括玛雅潘(Mayapan)、乌斯马尔(Uxmal)这样赫亮的名字。然而,戴了眼罩的人们对于眼皮底下的文化成就并没有多看一眼,听任它沉睡数百年之久。


羽蛇神到底是不是中国龙呢?羽蛇神的名字叫库库尔坎(kukulcan),是玛雅人心目中带来雨季,与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的神祇。事实上,它是一个舶来品,是在托尔特克(Toltec)人统治玛雅城时带来的北方神祇。中美洲各民族普遍信奉这种羽蛇神。


羽蛇神在玛雅文化中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观察到。古典时期,玛雅“真人”所持的权杖,一端为精致小人形、中间为小人的一条腿化作蛇身、另一端为一蛇头。到了后古典时期,出现了多种变形,但基本形态完全变了,成为上部羽扇形、中间蛇身下部蛇头的羽蛇神形象。 


羽蛇神与雨季同来。而雨季又与玛雅人种玉米的时间相重合。因而羽蛇神又成为玛雅农人最为崇敬的神祇,在现今留存的最大的玛雅古城,奇岑-伊扎中。有一座以羽蛇神库库尔坎命名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北面两底角雕有两个蛇头。每年春分、秋分两天,太阳落山时,可以看到蛇头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与许多个三角形连套在一起,成为一条动感很强的飞蛇。象征着在这两天羽蛇神降临和飞升,据说,只有这两天里才能看到这一奇景。所以,现在它已经成为墨西哥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当年,玛雅人可以借助这种将天文学与建筑工艺精湛地融合在一起的直观景致,准确把握农时。与此同时,也准确把握崇拜羽蛇神的时机。 


羽蛇神的形象还可以在玛雅遗址中著名的博南帕克画厅等处看到。要说它的形象,与中国人发明的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能腾云驾雾的龙,还着实有几分相像。起码在蛇身主体加腾飞之势(羽蛇的羽毛)的基本组合上,是一致的。此外,如画厅一室屋顶上画的羽蛇头、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与龙头也有较大的类以。而且,羽蛇神和中国龙崇拜都与祈雨有关。有人说玛雅人的羽蛇神是殷商时期的中国人带过去的中国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其中所说的玛雅人,首先应该改成中美洲人。因为,中美洲的许多民族都有对羽蛇神的崇拜。而且,与中国龙有关的雨水纹图案也可以在中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迹中发现。 


我们选取的秘鲁印加(Inca)文化(位于南美洲)和墨西哥阿兹特克(Atztec)文化(处于中墨西哥高原地区),都是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古代美洲文明。从比较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玛雅文化。


在建筑方面,玛雅人无可争议地列于首位。玛雅建筑规模庞大,设计复杂,装饰精美。在这些方面,其他文化无法与之争胜。印加文化的巨石艺术确实在切割的精确性方面(数吨重的巨石堆垒整齐划一)略胜一筹。但是,玛雅建筑在总体上的优势仍很明显。阿兹特克人的金字塔特别壮观,比如圣·胡安·提提华坎(San Juan Teotihuacan)的日、月和主神金字塔。然而,其总体观感笨重、平淡,缺少装饰,缺少品位。自然无法与玛雅相比。 


不过,在公路修建方面,印加人显然比玛雅人高明。玛雅人是用石块铺路,表面铺的是经水和压力作用处理过而变硬的石灰石子。而印加人用砖块砌成的公路,绵延于高耸的安第斯山上,实在是一项工程杰作。相比之下,玛雅人在平原上建的道路就很没水准了。


雕刻方面,玛雅人的成就引人注目。在这个领域内他们是无人可比的。与玛雅浮雕的典雅、圆纹雕刻的精致相比,印加、阿兹特克、托尔特克等地的雕刻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不在一个级别。这只要看一看玛雅石碑即可。虽然有许多缺损之处,但构图巧妙、匀称,凸纹深刻、圆滑。与其他地区雕刻作品的平淡无奇,相差悬殊。 


然而,在陶艺方面,玛雅人就要输于其他两家了。无论是阿兹特克人,还是古代印加入,都烧制出了非常出色的彩陶。总体上皆优于玛雅陶器。不过,玛雅人制造的一些最成功的作品却堪称古代美洲陶艺制品的上乘之作。尤其是那座著名的“跳舞者”。其优美的体态,独具风格的手、脚部的处理,被誉为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顶峰。 


古代美洲最精美的纺织品出自秘鲁的纳斯卡(Nasca)文化。玛雅古典时期的纺织水平,从理论上讲应至少与之相仿。


谢选骏指出:史学家张光直提出了“同源异质”说——认为美洲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性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他将之称之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也就是说,太平洋两岸的蒙古人种“平行而独立”地发展起各自的文明。

我看如此说来,太平洋不就是“中国海”了吗?而且自古代几万年以来就是啊。


谢选骏:希特勒批判日本蝗军“把南京变成了一座兽城”


《希特勒的演讲辞大全集》(2008-05-28)报道:


演讲是一种极富逻辑思维性、语言艺术性和煽动鼓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希特勒的每次演讲都语言顿挫有力、逻辑思维清晰,内容具有强烈的鼓舞性和煽动性,让所有听到他演讲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任何事情,甚至侵占、屠杀。希特勒的演讲有很多不同与别人的特点:首先,他在演讲前一定要沉默很长的时间,一直等到群众由闹到静,又从静到叽叽喳喳时,才开始发言;其次,他演讲开始时语调极其平缓,但很快就激昂澎湃起来,伴随着手舞足蹈,还经常掂起脚尖,几分钟内就可以达到歇斯底里的境界;再其次,他的演讲从来不超过半小时,往往只有十分钟左右,在此期间,他不会给听众任何打瞌睡或织毛衣的机会;最后,他演讲的内容相当简洁,提到最多的就是“德意志”、“国家”、“民族”、“振兴”、“正义”、“敌人”、“形势”、“斗争”、“成就”之类的词,从来不引经据典,只谈论现代的事情。在他牙缝里冒出的每一个字都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气息,令从幼儿到老者的全体人民都为之热血沸腾,那种疯狂的场面使得文革都黯然失色。


1、“德意志,人民们,同志们。在今年1月,英法等国对我党、我国提出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这种无理要求!我从不相信外国人的援助!从不!我从不相信那些来自我们国家与民族之外的所谓援助!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那些所谓的外交和非政治性援助的唯一目的就是破坏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败坏我们民族的斗争意志!在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和协议里,也隐藏着同样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希特勒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府只为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那些我们永远的敌人,德意志永远的敌人,从他们的舌头上流出来的只能是谎言!任何与他们合作的企图都是对德意志民族的背叛和犯罪!背叛和犯罪!我们将和这些无耻的、邪恶的敌人们斗争到底!斗争到底!直到永远!直到彻底消灭他们为止!……我们已经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无数的成就,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德意志人民!……”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叫好声贯穿了他的整个讲演过程。


2、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所作对罗斯福的答复演讲的片断

罗斯福先生!我深知贵国幅员广大,财富充盈,使您目许要对全世界的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历史负责任。而我,先生,所处的地位却要平凡得多,局面也要小得多……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和由于民主政府的恶劣制度而面临着彻底的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产中去……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条约一页一页地撕毁。

我将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作为在21年前我民族中的一位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你的任务,罗斯福先生,比较起来要容易得多。你在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我也在那一年出任德国总理。你在发轫之初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国家的首脑……贵国的局面之大,足以使你有时间,有闲暇来注意世界性的问题……你的关心和主张所涉及的地区要比我的地区大得多,因为,罗斯福先生,上苍所命我托生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必须为之工作的地区,不幸要小得多,虽然对我来说,它要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可贵,因为它完全是我国人民所有的!

虽然如此,我相信,正是这样,我才能对我们全都关心的事情尽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全人类的正义,幸福,进步和和平。

就欺骗德国人民这一点来说,这篇演说是希特勒最光辉的杰作。但是对前一些日子里曾在欧洲旅行过的人来说,可以很容易地看得出,它已不像希特勒以前许多演说那样再能欺骗外国的人民和政府了。和德国人相反,他们能够看破这种骗人的迷魂阵。而且他们明白这位德国元首,尽管是辩才无碍而似乎把罗斯福驳得体无完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答复总统的根本问题:他的侵略是否已经到头?它是否要进攻波兰?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是希特勒一生中在和平时期所作的最后一篇重大的公开演说。迄今为止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是尽可能以他的口才来建功立业的,从今以后,他就企图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征战者的名声了。

希特勒随后就到伯希特斯加登避暑去了。虽然贝克上校5月5日在向议会作演说时对他的演说作了答复而且当天又给了德国一份正式的政府备忘录,希特勒对之并没有作公开的答复。波兰的声明和贝克的演说提出了一种语调和解然而立场坚定的庄严答复:十分清楚,[它说]那种只有一个国家提出要求而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对这些要求照单全收的谈判并不是谈判。


3、在纳粹高级军官新年酒会上的秘密演讲

1938年女士们,先生们:

难忘的一九三七年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现在沭浴在三八年的温暖阳光下,上帝,你的孩子爱新年,大家新年快乐!!

(全体起立,行举手礼,欢呼:元首万岁!德意志万岁!)

在一九三七年的辉煌岁月里,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现在我们的国民产值已超过了大不列颠,除了那个杂种组成的美利坚和天天谎报假数字的苏联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能赶上我们了,我们成了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

让该死的《凡尔赛条约》见鬼去吧!我们强大的德国军队总兵力已经超过了八十万,我们的武器现在世界一流,这是欧洲和世界第一流的军队,德意志已经真正复兴了,万岁!从耻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仅二十年啊,德意志重新站起来了!让世界看看吧,德意志是永远打不倒的汉子!!

(全体欢呼,德意志万岁!!元首万岁!!)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德意志是真正的优秀民族!我们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只有我们日耳曼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劣等种族象蚂蚁一样的瀿衍,占据并浪费着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这是世界秩序的不公!伟大的德意志有义务改变这一切。德意志要战斗,德意志要复仇!

(全体欢呼,德意志万岁!!元首万岁!!)

新的三八年将是划时代的一年,德意志雄狮终于要出击了!我们的目标是捷克!我们的目标是巴尔干!我们的目标是波兰!我们的目标是巴黎!我们的目标是西伯利亚!!

伟大的德意志准备战斗!

(全体欢呼,德意志万岁!!元首万岁!!)

先生们,令我们兴奋的是,在东方,在亚洲,我们的盟友日本已经出击了!在三七年,日本已经向中国发起了有力的攻击!就在不久前,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软弱的中国人是多么地不勘一击啊!这是我们轴心阵营的一个伟大胜利,让我们共同庆祝这个伟大胜利!!

但是,最近几天,我陆续接到了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和一些在中国的国家社会党员报告,对日本军队的一些行为我们必须反思,有些地方不是优秀的日耳曼人可以做的,在这里我必须提醒所有的先生们,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应该要注意什么!

第一,大规模的屠杀是必要的,但日本人的方式过于简单野蛮,文明的德意志人不要这样做!据报告,最近几个星期来,日本在南京展开了十分残酷的屠杀,目标基本是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是的,从肉体上大规模消灭劣等民族是必要的。但日本军队用刀砍、油烧、活埋、剥皮等等方法太血淋淋了,上帝看见了会不高兴的!这不是优秀人种应该做的事!我们在今后要注意!从今以后,党卫军在消灭犹太人的工作中,帝国军队在消灭劣等民族的过程中,要注意多用不流血的方式,例如,可以用绞刑,可以用毒气,这样杀人更文明一些,因为我们德意志人是文明的民族!

第二,不要随便破坏以前的古迹。据报告,日本人在中国随意破坏古迹,从不注意保护以前的古文化遗址,已经毁坏了中国这个有四千年文化的古老国家的许多古迹!这是不应该的。德意人爱文明,爱文化,是个有修养的民族,即使是战争时代,也不要随便破坏古代文明,要不上帝看见了会不高兴的!我已经明确要求空军,在制定对巴黎的轰炸计划中,明确标出爱菲儿铁塔、圣母院、凯旋门等文化古迹,尽量不要破坏它,因为它们最终会变为德意志的财产!

第三,我对日本人随意强奸中国妇女十分惊讶!据报告,日本人把南京变成了一座兽城。日本人在大白天,在大街上就随意强奸中国妇女,甚至集体轮奸中国妇女!这种行为真令人羞耻!我不明白,日本人也自称是优秀的民族,怎么能这样不吝啬自已的精子呢?我们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所有德国男人都要珍惜自已的精液,不许将精子随便给那些劣等民族的女人!这是一条纪律,不得象畜牲一样到处强奸被占领地区的妇女!以免坏了德意志的血统!!

以上三点是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经验,全体德军士兵都要切记!

一九三八年将是难忘的一年,德意志要怒吼了!让德意志的铁拳砸遍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伟大的德意志万岁!!

(全体起立,行举手礼,欢呼:元首万岁!德意志万岁!)

 

4、一九三八年元旦希特勒在柏林德国议会的演讲 

德国议会的议员们:

要每次的行为和言词都算数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是我的打算去出现在你们面前,德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们,比绝对地需要更经常的.那第一次我向你们演讲是在战争爆发时,感谢对于盎格鲁-法国反对和平的阴谋,所有地尝试在一项与波兰协议方面的,哪个否则会有成为可能的,有成为挫败的.

那最狂妄的人在现代时代有,像他们今天承认的,决定早在1936去使德国卷入,哪个在它的和平的重建工作是成为太强大的对於他们,在一个新的和血腥的战争中和,假如可能,去毁灭它.他们有最后成功的在寻找一个国家那是准备为了他们的利益和目标,和那国家是波兰.

所有我的尽力去与英国达成协议是被破坏的受到来自一个小派系的决心哪个,无论是从仇恨的动机或者为了物质上获利的缘故,排斥所有德国的建议为了一项谅解由于他们的坚决,哪个他们从来没有隐瞒,去诉诸于战争,不管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狂热和恶魔的计划去引起战争在不管怎样代价背后的人是丘吉尔先生.他的同事们是现在形成英国政府的那些人.

这些努力接受到最强大的支持,在公开和秘密的两者,从那所谓的伟大的在大西洋两边的民主国家.每次当人民是越来越不满意与他们有缺陷的政治才干,责任重大的人在那边相信那么一场成功的战争将会是最合适的手段对解决问题因为用别的方法将会是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去解决的.

在这些人后面在那里站立著主要的国际犹太人的经济利益因为控制那银行和股票交易以及那武器工业.和现在,正像以前一样,他们闻出那机会在从事他们的讨厌生意.和因此,正像以前一样,没有踌躇地关于牺牲人民的生命.那样是来自这个战争的开始.几个星期之后那国家是排名第三的国家在欧洲,波兰,但是有足够鲁莽的去允许她自己被用来为了这些战争贩子们的经济利益,是被消灭和毁灭的.

在这些状况里我认为我亏欠它对我们德国人民和无数男人和妇女在敌对阵营中,他们像个人的是像清白的在责任方面一样正当的,去仍然从事另一项呼吁对于这些政治家们的普通常识和良心.在十月6,1939,我因此再次地公开的声明德国既没有需求也没有打算去要求任何东西从任一英国或是法国,因为它是愚蠢的行为去继续那战争和,尤其是,因为那现代战争武器带来的天谴,一旦它们是带进行动,将不可逃避的蹂躏广大的领土.

但是正如我做出的呼吁在九月1,1939,证明是徒劳的,这项重复的呼吁遭遇到愤怒的拒绝.英国和他们的犹太人资本家支持者不能够找到其它的辩解对于这项呼吁,哪个我有做出在人道主义的理由上,除了假定在德国方面的软弱外.

他们使英国人和法国人确信因为德国害怕那是意料中的冲突在1940的春天和是热切地去从事和平为了畏惧对那灭绝那样将会接着不可逃避的结果.

已经在那时候挪威政府,通过丘吉尔的欺诈性预言的顽固主张使误入歧途,开始去玩弄与那想法在一个英国人登陆在他们的土地上,因此有助于毁灭德国通过允许他们的港口和瑞典的铁金属区域被夺取.

丘吉尔先生和PAUL REYNAUD是那样确信的对于他们的新阴谋的成功以致最后地,不管是出于全然的鲁莽或是也许在饮酒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它不再是需要的去从事一个秘密对于他们的打算.

它是感谢对于这两位绅士们的癖好去闲聊以致德国政府在那个时候获得认定关于那被从事反对德国政府的计划.几星期以后这个对德国的危险是被解除的.在整个战争历史中的最大胆的行动之一挫败了来自英国和法国军队对我们防卫线的右边侧腹的攻击.

在这些计划的失败的立刻之后,通过英国的战争贩子们运用增强压力在比利时和荷兰之上.现在因为那攻击在我们的铁金属的供应来源有证明是不成功的,他们打算去推进那前线到莱茵河区通过使比利时和荷兰国家卷入和因此去威胁和瘫痪我们的生产中心对於铁和钢制品.

在去年的五月10也许是最值的记忆的战斗在所有德国历史中著手的.那敌人前线是被瓦解在几天之内和是接着树立那舞台为了那军事行动达到高潮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歼灭战斗,这样法国是沦陷的,比利时和荷兰是已经被占领的,和那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英国远征部队残余是被从欧洲大陆赶走的,留下他们的武器在背后.

在七月19,1940,我那时召集德国议会为了第三次为了提出那伟大报告哪个你们全部仍然记得.这会议提供我那机会以表现对国家的军人们的感谢在一种形式合适的对那事件的独特性.我再一次夺取那机会在强烈要求世界去从事和平.和我所预见和预言的发生在那个时候.我的对和平的建议是曲解像一种害怕和懦弱方面的徵兆.

欧洲和美国的战争贩子们再次成功的在使有健全普通常识的大众在困惑中,他们从来没有希望去从这个战争获利,通过行邪术错误描写对新希望.这样,最后地,在大众舆论的压力下,像通过他们的新闻报导形成的,他们再次的设法对付去诱导国家去继续这个战斗.

甚至我的警告反对夜晚对平民人口的轰炸,像由丘吉尔支持的,是被理解像来自德国人阳萎的一个徵兆.他,那最嗜杀的或者非专门的战略家那历史有曾经知道的,事实上看到符合对确信那在几月里由德国空军的节制表现可能被观看作只是证明了他们的无能力在夜晚飞行.

所以这个人在几月当中命令他的受雇的三流作家去诈欺英国人民成为相信那皇家空军单独的-和没有其它的-是在一个位置去发动战争在这个方式,和因为这样的方式和手段有被建立去强迫德国屈膝通过来自英国空军无情的突袭在德国平民人口之上在连接地与饥饿封锁.

我再三地发出这些警告对于这种特定类型的航空战争,和我从事如此的超过三个半月.这些警告失败地去影响丘吉尔先生一点也不使我惊奇.因为这个人怎么会关心其他人的生命?他怎么会关心文化或是建筑物?当战争爆发时他清楚的声明那他想要他的战争,甚至虽然那英国的城市可能被瓦解毁坏.所以现在他有得到他的战争.

我的保证那样从一个既定的时刻每一颗来自他的炸弹将被假如需要百倍地归还失败地去劝诱这人甚至在一个瞬息的思考对於他的行动的犯罪性质.他声称一点也不是在意气沮丧中和他甚至使我们确信那英国人民,也是,在这样的轰炸袭击之后,迎接他以一种快乐的晴朗,造成他返回到伦敦恢复精神充电的通过他的访问到那受袭击的地区.

它是可能的这种景观加强丘吉尔先生在他的坚定的决心去继续那战争在这个方式,和我们是同样地决心去继续报复,假如需要,一百颗炸弹对于每一颗来自他的和继续从事这样做一直到英国国家在最后除掉这位罪犯和他的方法.

那呼吁去舍弃我,从事对德国国家的通过这位愚人和他的卫星国在五月节,在所有日子之中,是只能被解释若不是来自一位患中风病的症状的,就是一位酒鬼的胡说.他的不正常心理状态也有催生一项决定去改变巴尔干半岛成为一个战场.

在超过五年里这个人有跑来跑去在欧洲像一位疯子寻找某种事物以致他能够使起火.不幸地,他再三地找到专为金钱的人他们打开他们国家的大门给这个国际性煽动放火者。

在他有成功地在说服英国人民在去年冬天的过程通过一个潮涌的错误断言和主张那德国政府,耗尽的被在先前几月份的战役,是完全的力尽气竭的,他看见他自己不得不,为了去阻止一个对真相的唤醒,去制造一个新鲜的大火灾在欧洲.

在这样从事的他返回到那早已有在他的头脑中的计划早在1939秋天和1940春天.它是被认为可能的在那个时候去动员大约100个师在英国的利益方面.

我们目击在在去年五月和六月的哪一些突然的瓦解强迫这些计划去被暂时地放弃.但是通过去年秋天丘吉尔先生开始去再次的抓住这个问题.在其间,无论如何,某些困难有出现.结果,罗马尼亚,归因于内部的改变,退出从英国的政治阴谋之中.

在对付这些情况,我应该开始靠给予你们一个简短的概要关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目标.像在过去一样的,德国政府从未追求任何领土的或是任何其它自私的政治利益在巴尔干半岛.换言之,德国政府从未有采取丝毫的兴趣在领土问题和内部情况在这些国家中为了无论什么自私地理由.

在另一方面,德国政府有始终尽力去建立和去强化亲密的经济联系与这些国家在特殊的.这个,无论如何,不仅服务德国政府的利益而且相等的对这些国家它们自己的利益.

假如任何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永远有效地互相补充,那样是特别地那情况关于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德国.德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和需要食品和原始材料.这巴尔干半岛国家是农业国家和是缺少这些原始材料..在那同时,他们需要工业产品.

它是因此几乎不令人惊讶的当德国从而成为那主要的夥伴对巴尔干半岛国家们.这个也不是单独的在德国的利益,而且也是在那一些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人民他们自己的利益.

和无一人除了我们的犹太人-控制的民主国家,哪个能够只有思考从资本主义的角度,会主张那样假如一个国家移交机器给另一个国家它因此支配那其它国家.在真正事实中这样的支配.假如它发生,能够是只有一种互惠的支配.

它是推测上较容易的在没有机器比没有食物和原始材料.因而,这夥伴在需要对于原始材料和食物的会呈现去成为比;那工业产品领受者更约束的.在这种交易中既没有征服者也没有被征服者.只能是夥伴.

由国家社会主义者革命制成的德国有以它自己为傲在是一个公平和正当的夥伴上,提供在交换高-品质产品而不是毫无价值的民主国家的钞票.为了这些原因德国政府是兴趣只有在一件东西假如,确实的,存在著关于任何政治利益,换句话说,在看见那从内部的生意夥伴是坚固的建立在一个正确和健康基础上.

应用对於这个概念导致在事实上不但去增加繁荣在这些国家而且也会对于互相信任的开始.越发更大的,无论如何,成为力图对世界的煽动放火者,丘吉尔,去使这个和平发展处于一个结束和通过不知羞耻无耻的欺骗这些国家以全然毫无价值的英国保证和答应援助去介绍进入这个和平的欧洲领土之内在动荡局面,不信任和,最后地,冲突方面,

最初,罗马尼亚是第一个被争取过来通过这些保证和过后地,当然,希腊.它有,在那之中,可能有充足的示范他绝对没有在任何种类的力量去提供真正的帮助和因为这些保证是全然打算去捆绑这些国家参与去跟随那心肠污秽的英国政治的危险倾向.

罗马尼亚有必须悲痛地支付对於那保证,哪个是有计划的去离间她从轴心国家们.

希腊,哪个所有当中最不需要这样一种保证的,是提供她的一份去连结她的命运到那国家以致提供她的国王以现金和命令.

甚至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像我相信在对历史上的精确度的利益方面,区别在希腊人民和那肤浅的高层腐败领导人员他们,受到一位国王的鼓舞他没有眼光对于真正领导人的职责,宁愿改为去助长英国的战争政治目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度遗憾的论题.

德国,以微弱的希望在仍然是能够去出力在某些方式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切断与希腊的关系.但是甚至当时的我是被约束在义务方面去指出在全世界面前那样我们将不会沉默地允许一个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的Salonika

阴谋的复活.

不幸地,我的警告不是被足够认真对待的.我们是那样有决心的,假如英国尝试去得到另一个根据地在欧洲,去把他们赶进大海内不是被足够认真对待的.

其结果是那英国开始在英国增加程度去建立基地为了形成一个新的SALONIKA军队.他们开始靠铺设飞机场和靠建立这需要的地面组织在坚决的确信那样的占领飞机场它们自己能够其后非常迅速的被执行.

最后地一个连续的运输流动带来设备为了一个军队哪个,根据丘吉尔先生的想法和计划,是要去登陆在希腊.如我有说过的,我们已经是察觉到这个.在几个月里我们观察这个全部奇怪的程序以关注,如果以自制.

通过意大利军队在北非蒙受的挫折,归因于某种来自他们的坦克和反-坦克枪炮物质上的劣等,最后导致丘吉尔先生相信那时间是成熟了对于转移战场从利比亚到希腊.他命令运输其余的坦克和步兵师,组成的主要地来自澳洲与纽西兰兵团的,和是确信那样他能够现在完成他的图谋,哪个是去设置巴尔干半岛燃烧的.

如此丘吉尔先生犯了来自那战争中最大的战略大失策之一.一旦在那里可能没有更多地怀疑关于英国的打算在得到一个在巴尔干半岛的根据地,我就采取那必须的步骤.

德国,通过保持步伐与这些行动,集合了必须的军队为了抵消来自那绅士的任何可能的戏法的目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必须绝对地声明这个行动不是直接对于希腊的.

那意大利的领袖甚至不要求我去安置一个单独的德国师在他的处置下为了这个目的.他是坚信因为以好天气的出现他的有效对抗希腊将会导致到一个成功的结束.我是在同样的意见之中的.

德国部队的集中因此不是安排为了援助意大利对抗希腊的目的.它是一个预先警戒的措施对抗英国的尝试在通过意大利-希腊战争造成的吵嚷掩护下去固守他们自己秘密地在巴尔干半岛为了去强迫那争论点从那军营在SALONIKA军队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最重要的是,去引来其它元素进入那漩涡中.

这个希望是建立的主要地在两个国家上,就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但是以这些特别国家我有努力的在这些年期间自从我当政以来去建立亲密的互相-合作.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开始从柏尔格雷德.虽然如此,德国人民,他们是受到天性那样容易地去忘记和饶恕,感觉没有仇恨朝向那国家.土耳其是我们的同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这不幸的结果来自那战斗重压在这个国家上正如它是压在我们身上一样沉重地。

这伟大的天才他创造了新土耳其是第一位去树立一个极好的榜样在复员方面的对于我们的同盟那些人的运气有在那个时候被遗弃的和那些人的命运有对付这样可怕的打击.然而土耳其,感谢对来自她的领导人们的有实际经验的态度,保存她的独立在执行她自己的决心,南斯拉夫倒下成为一个英国阴谋的牺牲品.

你们当中大多数,特别是在你们中间的我的老党员同志,知道什么样的努力我有从事去建立一个率直的了解和确实友好的关系在德国和南斯拉夫之间.在从事对这个目标HERRVON RIBBENTROP,我们的外交部长,提出给南斯拉夫政府建议那是如此杰出的和这样公平的以致至少甚至南斯拉夫政府在那个时候看来好像去成为逐渐的热心为了这样亲密的互相-合作.

德国没有打算去发动一个战争在巴尔干半岛.相反的,它是我们诚实的意向尽可能的去出力对于一个与希腊冲突的调停通过那样将会是可容忍对意大利合法希望的手段.

那意大利元首不但是赞成去而且提供他的完全支持对于我们的努力去带来南斯拉夫进入一个亲密的利益共同体与我们的和平目标.这样它最后地感应那使南斯拉夫政府去参加那三强权条约,哪个没有做出无论什么样的要求在南斯拉夫上而是仅仅提供这个国家优势.

这样在三月26在今年一项条约是签订在维也纳那样提供了南斯拉夫政府可以想象的最好的前途和可以有保证和平对巴尔干半岛.相信我,绅士们,我离开那美丽的城市在DANUBE那天是真正的快乐不仅是因为它似乎是像虽然几乎八年来的外交政策有接受它们的奖赏而且也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也许在最后的时刻德国的介入在巴尔干半岛也许不是必须的.

我们全部是震惊的通过关于那政变的新闻报导,通过一小撮被贿络的阴谋家开展他们有引起那事件那样造成英国的总理在快乐的言词中宣布那最终的他有某些好的东西去报告.

你们将的确地了解,-绅士们,因为当我听到这个我立刻地给予命令去攻击南斯拉夫.去对待那德国政府在这种方式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一个人不能够花费多年在缔结一项条约那样是在对其它党派的利益只不过是去发现这个条约有不但被打破在一夜之间而且它有被答复的受到对德国政府的代表的侮辱,通过威胁对于他的大使馆军事随员,通过实际上伤害对这位随员的助理,通过虐待对无数其他德国人,通过破坏财产,通过使垃圾在德国公民的住宅成为废墟和通过恐怖统治.

上帝知道我希望和平.但是我不能够从事任何事情除了保护对德国的利益以那些手段哪个,感谢上帝,是在我们的处置下.我做出我的决定在那个时刻越发冷静地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和谐的与保加利亚,她有始终保持坚决的原状在她对德国政府的忠实,和与那同样证明是正当的来自匈牙利的义愤.

我们的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同盟是被束缚的去把这个行动看作为一个挑衅发源从那国家以前曾经有设置整个欧洲著火和有罪的对于不可名状的灾祸降临到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结果.

由我发布的通过德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在三月27一般指示的军事行动使陆军和空面对军以一个艰难的任务.通过一个只不过是手的转动一个另外的战役必须被准备的.那有已经抵达的必须被调动到处走动.军备的供应必须确保和空军必须接管无数的即席而作的飞机场哪一些的部分是仍然在淹水中.

没有来自匈牙利的同情援助和来自罗马尼亚的极端忠诚态度它将会成为非常困难的去执行我的命令在面对很短的时间内.

我固定在四月6那天像哪个攻击是要开始的.主要的军事行动计划是:第一,去进行一个陆军来自保加利亚对抗THRACE在希腊在爱琴海的方向.

那主要的攻击力量来自这支军队安置在它的右侧翼,哪个是去强夺一条通过到SALONIKA的通道通过利用的高山师和坦克师;第二,去猛推向前以一个第二支军队以那目标尽可能迅速的建立连接与从阿尔巴尼亚前进的意大利部队.这两个军事行动是要开始在四月6.

第三,一个更进一步地军事行动,开始在8日,供给为了突破来自一支从保加利亚的军队以那目标在到达柏尔格雷德的附近.在与这个连接,一支德国军团是要占领BANAT在10日.

在连接与这些军事行动一般的协议有被制成的与我们的盟邦,意大利和匈牙利.协定关于互相-合作的协议也有被达成在两个空军之间.那指挥对於德国军队军事行动对抗MACEDONIA和希腊的是置放在元帅VON

DIST手中,他有已经格外的突出他自己在先前的战役里.再一次的和在最严格的情况下他完成面对他的任务在真正的卓越方式中.

那部队前进从西南边和从匈牙利对抗南斯拉夫的是通过陆军上将VON WEICK指挥的.他,也是,在一个非常短时间以在他指挥下的军队达成他的目标.

那陆军和SS分遣队在元帅VON BRAUCHITCH的操作下,像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将.HALDER,强迫那希腊军队在THRACE有条件投降在仅仅五天之后,建立与从阿尔巴尼亚前进的意大利部队接触,占领了SALONIKA,和这样广泛地地准备那对于困难的和光荣的突破经由LARISSA到雅典的道路.

这些军事行动是居于顶点的通过占领ELOPONNESUS和无数的希腊岛屿.一个细节的鉴赏在成就方面的将会发表通过德国最高指挥部.

在德国政府戈林元帅个人的指挥下的空军是分开的成为两个主要团体,由上将.LOEHR和将军RICHTHOFEN指挥的.它是他们的任务,第一,去粉碎敌人空军和去使劲打击它的地面组织;第二,去攻击每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在阴谋家们在柏尔格雷德总部,如此除去它从那非常开头;第三,通过每一种方法在积极的互相合作到处与德国战斗部队去破坏敌人的抵抗,去妨碍敌人的飞行,去尽可能的阻止他的登机.

德国武装部队有真正的凌驾他们自己在这个战役中.有仅仅一个方式在描述这个战役的特性: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对德国士兵们.历史上的正义,无论如何,使我不得不去说关於那敌手那样有拿起武器对抗我们,最格外的那希腊士兵们,有作战的以最伟大的勇敢和对死亡的蔑视.他们仅有的有条件投降当更进一步地抵抗成为不可能的和因此无用的.

但是我现在是被迫去演说对那敌人他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个冲突.像一位德国人和像一位军人我认为它是不足取的老是去辱骂一位倒下的敌人.但是它似乎对我是必须的去为那真理辩护从那任性的夸张关于一个人他由於是一位士兵是一位坏的政治家和由於一位政治家是一位相等地坏的士兵.

丘吉尔先生,他发动这个斗争,是-尽力的,如同关于挪威或是dunkerque的情形一样,去说道某些东西那样他迟早可能四处牵强附会去比喻成功,我不认为那么光荣的但是在他的例子中它是可以了解的.

那天赋丘吉尔先生拥有的是去说谎以一种虔诚表情在他脸上的天赋和去曲解真相直到最后的光荣凯旋是制造的从最可怕的打败之中.

一支英国军队在60,000到70,000人数在希腊登陆.在大灾难以前那相同的人主张,此外,它组成的在240,000人数.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去攻击德国从南部,施加一个击败在她之上,和从这个地点像在1918一样转变战争的趋势.

我预言比丘吉尔先生更精确的在我的上一次演讲,在其中我宣布这个不管在哪里英国可能踏上大陆他们会受到我们的攻击和赶进大海之内.

现在,以他的厚脸无耻,他声明这个战争有使我们丧失75,000生命.他引起他的大概不是太有才智的乡下同胞们去在被他的雇用-生物们之一通知因为那英国,在有残杀庞大数量的德国人之后,最后转身离开从全然的厌恶对那大量杀戮和,一丝不苟地说道,撤退为了这个单独地理由.

我现在将提供给你们关于这个战役的结果在一些扼要的数字.在对抗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有下列的数目在纯粹的塞尔维亚人俘虏,省略德国血统的士兵们和某些其它的团体,6,198军官们,313,864人员.数目来自希腊的俘虏,8,000军官们和210,000士兵们,有不同的意义.那数目在英国人,纽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之中德俘虏超过9,000军官们和人员.

德国单独的分享对战利品,根据现在可以获得的估计,总共达到超过50万的步枪,远远超过1,000枪炮,几千把机关枪和防空用的机关枪,车辆,和大数目的弹药.....

关于德国陆军和德国空军以及了解来自SS军团的损失在这个战役中是最小的那我们曾经蒙受的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武装部队有在战斗对抗南斯拉夫和希腊以及对抗在希腊的英国人损失:

陆军和SS军团-57军官和1,042士官和人员死亡,181军官和3,571士官和人员受伤,和13军官和372士官和人员失踪.空军-10军官们和42士官和人员死亡和36军官和104士官和人员失踪.

我仅仅能够再一次重复那样我们感觉对家庭有关系的忍受牺牲的苦难。那全体德国国家表示对他们它的衷心的感恩.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那蒙受到的损失是这么小的以致它们构成最大的证明正当,第一,对于这个战役的那计划和适时;第二对于那军事行动的指挥;第三,对那风格在其中它们是被贯彻进行到底的.

对于我们的军官们的训练是卓越的超出比较的范围那高度有效率的由於我们的士兵们,在我们设备的优越性方面,在我们军用品的品质方面和不屈服的勇气在所有阶级队伍之中的有联合去领导在这样小的牺牲达到一个成功的真正历史上决定性的重要性方面.

丘吉尔,最绝望的在战略上的业余家之一,这样设法对付去损失两个战场在一个单独地一击.那事实这个人,他在任何其它国家会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得到新鲜的赞扬像总理不能够被解释的像一个表现宽宏大量方面的例如是通过罗马元老院议员对给被光荣的击败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它是仅仅证明对那没完没了的愚昧用那种方法上帝折磨那些他们是快要被毁灭的.

关于这个战役的后果是非凡的.有鉴于那事实那么一小批阴谋家们在柏尔格雷德再次的是能够去煽动动乱在服务对欧洲大陆以外的利益,那根本的消灭这个危险意味著解除一个紧张的因素对於整个欧洲.

多瑙河是一条重要的运河是因此保护的对於任何的更进一步地破坏活动.交通有被完全恢复的.

除去这适度的修正对於它的国境,哪个是侵犯结果来自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没有特别的领土兴趣在这些领域中.就关系到政治而言我们是全然兴趣在保卫和平在这个领域里,和同时在经济范围里我们希望去看见一个秩序那样将会允许货物产品被发展和产品的交易成为恢复的在对所有人的利益.

它是,无论如何,在与最高正义一致的;假如那些利益也是把那是建立在民族志学的,历史上的,或是经济情况考虑进去的.

我能够向你们保证那个我观察未来以完全的宁静和极大的信心.那德国政府代表力量,军事,经济和,尤其是,在道德方面的,哪个是优越性对任何其它世界上国家.德国武装部队将始终从事他们的职责不论何时它可能是需要的.那德国人民的信心将会始终伴随他们的军人们.

 




希特勒演讲辞 




    女士们,先生们,勤劳的农民以及辛苦的工人们,为祖国不惜流血的士兵们,伟大的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们: 




     做为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衷心地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是最勤劳勇敢文明智慧的民族,也是最有正义感的民族,每一个德意志的公民都应该为这一自豪和伟大而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你的生命! 




     光荣的日耳曼民族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经历了一切人为的或大自然的灾难和浩劫,终于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商业、教育和可以随时随地摧毁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武力。当然,至关重要的是,她还拥有最伟大的德意志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以失败告终,结果,在巴黎签订了耻辱的不平等条约。可是只要听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枪炮声的人都应该记得,到底是谁的炮声压过了敌人的炮声,是谁的士兵冲破了敌人的防线,是谁的战车碾压过敌人的国土,那是我们--德国!可是,由于我们的世仇--他们联合起来掠夺了我们的胜利果实,并且,使我们从实际上的胜利者变成了名誉上的失败者。我参加过这次战争,我的身体里曾两次留下敌人的弹片, 我也曾一人骄傲地俘虏了十五名敌人的士兵,因此,我知道胜利是谁的,真理是谁的,她是属于德意志共和国的,是属于自由正义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们的,更属于每一个具有上帝赐予智慧与灵魂的德意志人的! 




     因此,我们要去战斗!用战争去把胜利的旗帜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用征服去夺回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土地, 用奴役去索回敌人欠下我们的真理和正义之债! 




犹太人,这个世界上最卑劣下*的民族,他们居住在这块德意志祖先留下的土地上,无异于狗与人争食。 正如眼睛里揉进了沙子就看不见东西一样,犹太人的存在将阻止德意志民族向着健康发达的方向发展,犹太人只配当奴隶,他们一生下来的天职就是当奴隶,而且,还不配为德国人服务,为德国人服务的应该是英格兰人和法国人,为英格兰人和法国人服务的应该是波兰人和俄国人,为波兰人和俄国人服务的才应该是犹太人。 




     因此,我们要去战斗!用战争去征服犹太人的国家,用战争去驱逐并杀戮犹太人,用战争去从这个星球上灭绝犹太人! 




     英国和法国就象两位漂亮的美女和少妇,捷克、奥地利、斯拉夫、荷兰,都是一些可爱忠厚的小伙子,而俄国,彼德大帝的威风令我觉得俄国人只配当奴隶,他们应该受其他民族的奴役,而不是,去奴役其他民族。 




     所以,我们要去战斗!把刺刀架在美女和少妇的脖子上,把枪眼对准壮实小伙的鼻子尖,把锁链捆绑在奴仆的脚脖子上,他们才会乖乖地跪倒在你的面前。 




     去战斗吧,伟大的德意志的人们!把祖先赐予你的血肉之躯牺牲在光宗耀祖的事业上,把上帝赐予你的智慧与灵魂投入自由和正义的追求中去。去战斗吧!把纳粹旗帜象火焰和暴风雨那样插遍整个世界,把自由和正义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把黑暗和邪恶以及一切令人不愉快的东西统统地从这个星球上消灭掉! 




     我,阿道夫.希特勒,最伟大民族的元首,将以上帝的名誉起誓:所有效忠于自由和正义事业的人们,都将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在检阅德国劳动服务队时的演讲 


我的劳动者们,你们第一次在这里接受检阅,在我,也在全体德国人民的面前。你们代表了一种很好的思想,我们知道,对于我国千百万的同志们来讲,(是否从事)体力劳动再也不是区分人与人之间的标志,相反,它将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德国,再也不会有体力劳动者被其他人所歧视(的现象发生)。(将来)整个国家都要接受你们这样的训练。总有一天,没有一个德国人可以成为人民的一员,除非他先成为你们团队的一员。你们知道,今天你们不仅出现在纽伦堡这里的几千人面前,而是出现在整个德国面前,他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你们。我知道,正如你们光荣的为祖国服务一样,整个德国都用骄傲和愉快的眼光注视着在你们队伍里的孩子! 


在德意志体育馆接见希特勒青年团时的演讲 


我的德国青年们。在一年之后,我在此向你们再次致意。你们今天站在这里,证明了一些事情,正发生在整个德国身上。我希望你们,德国的男孩和女孩们,能够吸收一切德国人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希望万众一心,通过你们,我们将达到目标。我们向往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你们一定不能允许这些错误的阶级观点留存在心,你们会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你们必须时常告诫自己。我们要求人民顺从,你们也必须自己训练这一点,我们要求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同样也要勇敢。所以,你们必须同时,既爱好和平(被欢呼打断),又要强壮,要同时两手抓(欢呼)。我们要求人民不要软弱,要坚强,所以你们必须锤炼你们青春的时光,以成为一个坚强的铁人。你们必须学会自我牺牲,绝不失败。你们今天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会被后人忘记,但是德国会永存于世。当我们不再举起我们一无所有中扯起的旗帜,你们将把它们握在拳中!(欢呼)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只因你们是我们的血肉!占据我们心灵的思想也正在你们年轻的头脑里熊熊燃烧(欢呼)。当运动的伟大队伍横扫德国的今天,我知道你们会紧密团结(欢呼),德国就在我们面前,德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德国永远跟随着我们!(热烈欢呼) 


在齐柏林田径场政治领导人夜间集会上的演讲 


一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这里会面,那是对国社党的政治领导人的第一次粗略检阅。200,000人齐聚这里。他们来到这里,并不仅仅是出于感情的召唤,同时还出于他们的忠诚。我们自己人挑起纷争的不幸事件(注:即长刀之夜“the Night of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夜,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得到希特勒的默许,发动了党卫队对冲锋队的火并。很快这场火并发展成为一场大屠杀。7月13日,驻扎在柏林的LSSAH主力奉命开始屠杀冲锋队员,大约177人被立即处死,包括拒绝忠于希特勒,并拥有冲锋队指挥大权的罗姆)把我们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并且使我们思想境界升华。不理解这些的人必然没有经历过他们之间的同样灾难(欢呼)。这种事情很难以言语描述,在灾难当中,千百万人聚集起来。其他人不会了解,这不是国家所要的秩序!他们在自欺欺人!国家没有命令我们!是我们命令国家!(热烈欢呼)国家没有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国家!(欢呼打断)运动幸存下来,并且变得更坚强。只要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还有一口气,他就会给运动注入力量,就像去年一样。那时,鼓声将会汇合起来,人们将会汇合起来。到那时,原来被分开的人们将会跟随这支神圣的队伍(欢呼)。对我们来说,那将是一个侮辱,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战斗的理想,我们付出如此多的努力,为此操心劳累,多少牺牲,失去了多少美好的事物(长久欢呼)。 放弃了赋予生命意义和目标的事物,一个人就不能称为有信念地活着。如果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极其重要的指令,我们不会付出那么多。这种指令,没有凡间的力量可以发出。上帝,正是造物的上帝,给我们的指令!(会场致敬)鼓我们今碗在此发誓,每一小时,每一天只想着德国德国的人民和国家,向德意志国家致敬!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全场高呼万岁) 


在纽伦堡国会大厦第六届纳粹党代会周闭幕式上的讲话 


党代会的第六天就要结束。这六天就像是政治力量的宣示,对我们队伍以外的千百万德国民众,对千百万的战士,它意味着更多。在大会上,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战士和同志们,互相见面,交流情感。也许你们之中的部分人不喜欢这种正式的,党的同志之间的会面,而更怀念在勇敢的作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最困难的时候战斗(的时刻)。(鼓掌) 


当我们最初只有七个成员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两个原则。第一,她将是一个纯意识形态的政党。第二,它将毫无商量余地的成为德国的一支,也是唯一的一支力量(鼓掌)。我们必须保持在少数人,因为那是要为国家做出最有价值的斗争和牺牲的人。要知道,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鼓掌)。同时,由于这些人都是德国种族最优秀的人,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权。德国的人民应该自觉服从这些人的领导!(鼓掌加致敬欢呼)德国人民很高兴得知再也不用经历政权更迭,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德国永远的支柱!(全场起立致敬)任何自以为流着高贵的血的人、有目的的利用它去取得力量的人,将永远不会放弃!(鼓掌) 


人类中总有一部分愿意挺身而出去战斗,他们比千百万其他同志贡献的更多。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发誓“我坚信!”,更是坚决地说“我要战斗!”(热烈鼓掌欢呼) 


党在任何时候都将是德国人民的领导。她将以其教导,更重要的是它钢铁般的组织、灵活的策略和组织形式:他将成为一所训练学校,就像政治领导人的“上帝的命令”(鼓掌)。 


将会看到,总有一天,所有能站立起来的德国人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员。其中的精英,就是你们,纳粹党员!(长时间致敬) 


我们的敌人曾经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我们,使我们愁眉不展,(他们的迫害)剔除了我们中的贪生怕死者。我们必须检查我们自己,从我们之中把坏分子剔出去(鼓掌)。他们不属于我们的队伍!(鼓掌) 


我希望并祈祷,国家和帝国将千年不朽。我们将会很高兴知道,未来都是我们的!(鼓掌)当老的一代扑倒在地,年轻的人们将成长起来(鼓掌致敬)。只有全身心都献给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党才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坚不可摧的,永恒的脊梁。到那时,我们光荣,值得赞美的军队,古老而光荣,担负着我们人民的人,同样富于传统的将会成为党的政治领导的坚实拥护者,这两个部分(纳粹党和德国军队)同样担负着教育德国人民的职责,加重了他们肩上的担子,德意志国家,德意志帝国!(致敬) 


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同志们已经离开了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记得这次大会,并等待着下一次的检阅。来参加了此次会议的人们都会全神贯注于并且被人民中的那种生机和思想所感染,这就是我们运动永恒的象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万岁!德意志万岁!(全场持久起立高喊阿道夫·希特勒,万岁!奏《德意志高于一切》)




 


 

魔鬼口才之 希特勒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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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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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一个民族正经历着动荡,我们,在被幸运之神垂青。”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未来必将完全属于我们!” 





“德国的明天就指望你们了,德国的青年们!”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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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都至少应该经历一场战争的洗礼。” 





“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 





“他们得小心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侯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 





“我不相信,那些以前在不断嘲笑我们的人,现在,他们还在笑!!!” 





“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地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弱者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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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耳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如果我的民族在这场实验中失败了,我将不会为之哭泣,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结局。” 





“超凡的思想是不会与凡夫俗子共存的。”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 





“民众是盲目而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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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 





“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 





“妇女教育的不可动摇的目的就是养育子女。” 





“女人的智力是完全无用的。” 





“只有对我来说有用的条约才是有效的。” 





“我们以前总是,将来也会继续对一切事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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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战斗。” 





“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荣誉。为了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战斗15—20年” 





“我宁愿在50岁而不是在55或60岁发动战争。” 





“时代呼唤战争而不是和平。” 





“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战争。” 





“我们只能用武器来保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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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世界大战对我来说都一样。” 





“只要还有一个德国人活下来,战争就将继续。” (元首一厢情愿了-沃评) 





“我们的运动是反议会制的。” 





“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 





“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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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系统地,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连根带叶。” 





“如果他们背叛国家的话,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希特勒演讲辞2009-04-28 13:41                                                             《德国宣言》


1938年德国与英法开始冲突时,希特勒发表的《德国宣言》的演讲。全文如下:


虽然国家社会党是以严格的纪律,力量和自我节制来实行革命,可是我们经常可看到一些外国报纸,在字里行间诋毁我们想建立的新帝国。显然的,他们即傲慢,知识又贫乏的可怜,把我们本愿建立民主政治典范的政治,批评的一文不值。

我们的成功是揭露这些谎言的最好证据,因为假使在这五年来,我们的作风像苏联一样与民主世界国民自居,或者像犹太民族一样,那我们就无法把德国从百废待兴的毁败中建立成一个像今天这种有高度物质水准国家。所以说,我们有权利去为我们的工作辩护,我们不让我的工作被讥评为作奸犯科,也不让外国疯子来打扰我们的工作。

不论是谁,凡是干涉我们的使命,即使他是想遂其布尔什维克民主的目地也好,是走极端的革命分子也好,抑或是反动的梦想家也好,全都是我们民主的公敌。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紧张的时代,我们不要那些藉上帝之名,以圣经箴言来教训别人的人,也不要那些一边无事可做,一边以在对别人的工作冷嘲热讽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使全民大团结的人,我们就需要做这类工作的人。

我对那些不来帮助我们却来批评我们工作的人深感痛恨。外国人全都不外乎这种类型他们嫉妒我们,他们自忖比我们懂不了多少,所以就要排斥我们。

我们的基本信条是自助而后人助。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准是该国全民总产量的累积;也就是说薪资的数额要与工作所出产的货品数量成正比。在今天这种教条并不使人满意,因此有人在大喊着“高薪资,少工作”。

德国在今天已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钢铁国家。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这些例子是我们国民创纪录的最好证明。除了这些成功的例子外,来年将在出现四年计划的成果丰收的最成功的例子。那些外国人只配张牙舞爪。他们有资格批评我们并给我们忠告,这不是历史性的讽刺吗?

我们已使德国有自已的钢铁利器,可以在前线对抗国际报应恶意中伤的企图。

我可断定未来的十年内,德国人民将会念念不忘他们的办事效率,并将深以为傲。他们的成就之一是他们创造了政府领导权的结构,这种结构将有军事独裁演变而来的国会民主可就大大的不同了。

万一国际间的煽动或居心叵侧的意见想破坏帝国的和平的话,则帝国将用它的钢铁来保护自已的国民和国家。全世界将会很快地尝到帝国、人民、党军一体,众志成城是什么滋味了。

假使大英帝国今天就突然瓦解,而英国就只好自谋生计,那英国人民也许就会了解到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经济工作是如何难了。假使一个国家没有黄金准备金,没有外汇兑换——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社会党不愿意有,而是因为一个议会民主国家在遭到掠夺之后,又饱受世界性饥荒的蹂躏,已达十五年之久;换句话说,我们每平方公里得喂饱140人,而且我们以没有殖民地来供养我们。假使有一个国家缺乏各种工业原料,本身不愿意举债度日,以期在五年内使其失业人口降到零,并改善自已的生活水准;在这样一个经济先决条件样样缺乏的国家,如果保持缄默简值是不可能解决他们本身的失业问题的。

因此,德国对属地的声明所有权,一年比一年的高声疾呼,这些属地并不是德国自别的国家掠夺而来;而是这些属地对世界强国是个累赘,却是我们德国民族生存所不可缺少的。

要是以为有人会对我们加以信任,我们就可以撤消此类声明,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别人给我们天真的保证,准许我们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绝不需要些种保证和声明。

你们不要希冀我会就各国都会获利的国际计划作个别的分析。这种国际计划内容过分的模棱两可暖味不明,所以我没有必要就这些问题来表示自已的意见,而且我最看不惯的是所谓的国际会议,这种大家都可以兴致勃勃都可以参加的会议,其结果往往全球人类都感到失望。

我也绝不允许我们发诸内心的声明中,夹杂有政治作用。最近谣言纷起,说德国就愿再回到国际联盟一事更改意见。对于这谣言我得再度声称,一九一九年有些国家都是被逼参加和平条约。这份条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难以保计的。这份条约完全是一派说教言论,剥夺了国家和经济的前途,以及国际间公有的命脉,然后再来抚慰受制者不要的心灵。

外国人用暴力另行规划出世界民族和种族的地图,规划得彻彻底底。由此我们就可知道,国际联盟的工作原来就是公然行使狂妄而不合理的程序,再使这些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变成生命使上永久而不可变易的一部分。

这类殖民大帝国,要是必需经由公民投票,他们早就瓦解了。这些帝国今天不论在实质和实式上都自然而然成为有法治的主权国。他们就是用这样把国际秩序强模地加诸我们头上,特别是他们把民族政策美其名曰为“有法治的世界。”

现在国际联盟下令保护这种秩序。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被武力蹂躏过的国家还要加入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陈营里头,而且我也不允许只因为我们退出国际联盟,我们就不必再为公理而战了。相反的我们不求属于国际联盟,是因为我们相信国际联盟只是一个防卫赛利益的机构。

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尚考虑下外,这些重要的理由。

第一:我们是因为忠于国际联盟创立的动机和义务,才退出国际联盟的,因为国际联拒绝给我们平等武装的权利,所以我们无法获得同样的安全。

第二:我们绝不考虑重返国际联盟的理乃是我们不允许因国际联盟大多数票赞成不公平的防卫,就处处听人摆布。

第三:我们相信我们会对所有把国际联盟当作可*的朋友,却没有好下场的国家提供援助。我们应把这份工作奉守不渝。譬如说在衣索匹亚的战争中,国际联盟较关怀意大利的切身利益,因此不愿他答应帮助衣索匹亚的承诺。也许我们的作法可以使得整个问题有更简单、更合理的解决。

第四:我们绝没理由让德国陷入那些事不关已的冲突中。我们绝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别人获得领土或经济上的暴利,而法国却一点可见的利益都没有。再说我们已希望在别人帮助我们获得暴利之后,他们自已却无法均沾一点利益。德国已决定要理智地节制自已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万一真的与德国的利益休戚相关,我们也不希望国际联盟会来帮我们的忙,我们自会一开始就称,肩挑日月乃是我们的权利。

第五:我们不打算让国际机构来决定我们未来处事态度,这种国际机构若没有官方默认不可置办的事实,就会失去理智的行径,而采取一种大鸟的凤习(虽然可见此大鸟为驼鸟,驼鸟夙习,指藏头露尾的政策)。毕竟,各国都很关心自已的存亡,而不会拘泥于形式主义的考虑。因为这些都不符合在日内瓦所设载的事项,这样做到2038年,将会有新的国家出现,而有一些国家将会湮没。

德国即使是国际联盟的一份子,也不会参加此种不可理喻的行为。

我们最讨厌跟苏联建交。我们最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人类的毁灭力。我们也不认为我国人民应受可怕的毁灭。我们只知道是一撮犹太智囊团使这个泱泱大国变成今天这样的疯狂。不过假使布尔什维克的诿行领域只限于苏俄一区,那也许有人尚可忍气吞声。不过,天啊,犹太的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从它苏俄本土,把世界各国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正如我一再声明,德国对欧洲的法国没有领土的要求。而且我们还归还了赛尔河,我们相信法德领土迭生纠纷的时刻也将告一段落。

德国除了希望有自己的属地外,与英国也是毫无瓜葛。然而,我们对属地的愿望不会构成再引起两国冲突的理由。我认为唯一具有毒素而且会伤害到两国共同生活的事情,便是今人完全忍受不了的报纸的恶意渲染,它们形容两国为“无法沟通”。

英国政府要求利器限制或禁止爆炸。英国政府的这种要求,我在早些日子以前也曾提议过。而且,我在当时还建议世界最最首要的事情是要防止不著名的报纸上的文章来歪曲世界的公论。假使政府的国策与报社的言行一致,我们可能会对意大利深表同情。

德国的诸邻国住有1000万以上的德国人,由于他们的国土连接,才在1866年加入德国版图。1918年,他们与德国军人并肩奋战。若根据和平条约,他们是不准再支持我们帝国的,这是违逆了他们本身的自由意志的。

   这样未免会使人感到烦恼,不过,无疑的,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即与帝国没有政治关系的国家是不可能剥夺人民报效德国的权利的。这也是包含在威尔逊为了休战所单单答应我们的14条原则之内的,而这14条原则是民族自决的一般权利。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件事事关德国,才认为这是公正的。

一个世界强国,当它知道与它站在同一阵线的国民,因为同情祖国的信仰和哲学,而常常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它终久也必定会忍受不了的。

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与欧洲各国所订的疆界,没有一国会觉得满意。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与该国没有外交,便对本国居留的少数该国人加以折磨,不要因为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民族,便有遭到迫害之虞。

   因此已证实确有数种可以减少紧张关系的方法。可是那些以武力来防止可以建立欧洲新平衡,又可减缓紧张关系的国家,有一天必将会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战争。他们也不能肯定说,只要德国不强盛,而且没有的防卫的能力,德国就会容许他们不断地加害在前线的德国人。

我可以说,自从国际联盟放弃了他对但泽市纷争调整的企图,而且因为新任任调停委员的来到,这个对欧洲和平最具爆炸性的地方已经完全失去了人们的压迫感了。

波兰尊重但泽是个自由市,而德国尊敬波兰人的权力。

现在,我们来淡淡奥地利。它不仅与德国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德意志帝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关系。

可是在实行1936年3月11日所产生的协议,就发生困难了。这份协议主要是为了去除隔膜和障碍以达成最后的折衷方案。可是不论我们愿意与否,这种今人难堪的关系可能是未来灾祸的种子。我们由于缺乏聪智和由于疏忽,命运的滚轮已经在滚动了,人力是阻抗不了了。

我很乐意对你们说,我邀请奥国首相来访问我们,他很同意我的观点。我们的基本意图是使两国关系产生“低温”,以使奥国国内同情国家社会党的人们也能在法律的限制下,享有与其它国民同等的权利。

然后我们再藉东西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合作,以期两国在更密切和更友善的关系下,形成互惠和相互了解的折衷方案。这些都是7月11日所订的条约的延伸。

我希望对奥国首相努力与我达成合作表示谢意。我们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全都是德国的子民,而我们也都顾虑到两国最大的利益。我相信我们对欧洲和平贡献了心力。

我们都知道,我们与别国的关系也很融洽。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两个世界强国的合作,他们也跟德国一样,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世界的危机,因此,决定共同抵抗共产党第三国际。我很热诚地盼望我们与这两个强国——倭国和意大利的合作能长久不断。

德国不是爱好战争的国家。它是一个英勇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说德国不想战争,但也不怕战争,它爱好和平,而且也爱好它的荣誉和自由。

新帝国不属于任何阶段、任何团体,而是属于德国全体人民。它将帮助肯与我们和平相处的民族。它将使他们更乐于尽他们的本份。德国政党、国家、武力、经济是一种利器和功用,可以评估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德国将为达成目标的贡献而为历史所审判。可是德国的一贯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现在祈求上帝,祈望它在未来的日子里赐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远见、我们的决心;祈求万能之主不要让我们染上自大和卑躬屈膝的毛病;祈望它帮助我们找到德国应走的路;祈望它赐给我们勇气做应做之事;祈望它帮助我们不要在恶势力下胆怯、在危险下懦弱。

德国和德国人民万岁!


 




希特勒演讲辞

德意志,人民们,同志们。在今年1月,英法等国对我党、我国提出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这种无理要求!我从不相信外国人的援助!从不!我从不相信那些来自我们国家与民族之外的所谓援助!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那些所谓的外交和非政治性援助的唯一目的就是破坏我们国家的大好局面,败坏我们民族的斗争意志!在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和协议里,也隐藏着同样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希特勒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府只为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那些我们永远的敌人,德意志永远的敌人,从他们的舌头上流出来的只能是谎言!任何与他们合作的企图都是对德意志民族的背叛和犯罪!背叛和犯罪!我们将和这些无耻的、邪恶的敌人们斗争到底!斗争到底!直到永远!直到彻底消灭他们为止!……我们已经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无数的成就,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德意志人民!……"——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叫好声贯穿了他的整个讲演过程。


希特勒:《征服欧洲》 


《征服欧洲》——希特勒演说2007-05-26 《征服欧洲》


3.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征服欧洲》的文章,那是在德军打垮法军,攻占了比利时和荷兰,英国远征军也被驱逐出欧洲大陆之后。演说全文如下: 

4.去年的五月十日,也许是德国历史上最值得记忆的战争开始了。我们在数天之内就击溃了敌人的前锋,然后揭开了世界上最大歼灭战的序幕。法国垮了,比利时和荷兰已被攻占了,英国的远征军残部已被驱逐出欧洲大陆,拖兵曳甲,落荒而逃。 

5.一九四零年七月十九日,相信你们大家都还记得,我为了再扩大战果。三度说服国会。我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代表全国军民对三军将士辉煌的战果致以感谢之意。 

6.我也一再地伺机督促全世界建立和平。我的远见和预感不辛言中了,我的和平建议被误解,敌人以为我的和平跟畏缩懦怯并无两样。 

7.欧洲和美国的好战份子,一再蛊惑大众的心灵,他们明知道没有胜利的契机,偏偏给他们民众一些会像肥皂泡沫一样破碎的新希望。然后,大众的压力,加上报社的鼓吹,那些好战份子自会一再没发引诱他们的国家作困兽之斗。 

8.我警告他们说,我们会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实施夜间爆炸,丘吉尔还把我的警告当作是德国无能的标记。这位历史上最出名的嗜血狂和业余战略家,还认为德国空军数月来不轻易露面,便是我们无法在夜间飞行的证明呢? 

9.所以丘吉尔这个糟老头子就一连好几个月欺蒙英国人民相信单单皇家空军——再也不需要其他的帮手——就可以打赢战争,他们还“发明”数种手段和方法要迫使我们帝国臣服,他们要美国空军毫不留情猛炸人口稠密的地区,并采取饥饿战术。 

10.我虽然一再地警告他们,我会采取这项别开生面的空战,我一连三个月都在警告他们。可是这些警告被丘吉尔当作耳边风。奇怪?这个人怎么不爱惜别人的生命呢?他只顾那些文化和建筑? 

11.记得战争爆发时,丘吉尔就很明白地声称他要独行其事的作战,即使英国各大城市可能会变成一堆碎瓦残砾也在所不惜。所以他现在更变本加厉了。 

12.我保证,当我所定的期限到时,他若给我们一个炸弹,必要时我会以一百个炸弹还击他们,可是仍无法使他了解他的行为是人神共诛的。他声称他绝不沮丧,他甚至向我们保证,不管我们如何猛烈轰炸,英国人民仍会把他列阵欢送回伦敦。 

13.很可能就是这副欢送的景象加强了丘吉尔继续作战的决心,我们也决意继续回敬他们,也就是说,若有必要的话,将以一百个炸弹回敬他投来的一个炸弹,这样不断地爆炸,直到英国人民啐弃他的罪行和他的毒辣为止。 

14.这个傻瓜他居然要求德国人民起来背叛我,这可证明他们如不是患了麻风病就是一群醉汉在疯言疯语。由于他的心智不正常,才会决定使巴尔干成为战争的舞台。 

15.这个傻瓜最近五年以来,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跑跑跳跳,希望能找到可以放火的机会。很不幸的是,他却一再发现各国的吸血鬼都已在他们的国内放起火来了。 

16.他去年冬季乱开空头支票,撒大谎,使美国民众信以为真地认为,凭德意志帝国在过去数个月的战争中不堪虚耗,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他也知道纸包不住火,所以他有必要在欧洲再撒一把战火。 

17.他这个计划早在一九三九年秋和一九四零年春季就有腹案了。当时,英国的情势使他可动员一百个师左右。可是去年的五月和六月,我们目睹英军突然地严重溃败,使他这个计划胎死腹中。可是在去年的秋天,丘吉尔又想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 

18.由于义军坦克和反坦克武器处于明显的优势,使得北非战局逆转,丘吉尔相信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他可以把战争的舞台从利比亚转移到希腊了。他下令运输剩余的坦克和主要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兵员组成的残剩的步兵师,他自以为现在可以实现他的阴谋了,他可以使巴尔干半岛烽火燎原了。 

19.因此,这也是丘吉尔在这次战争中所犯的最大战略错误。我一摸透英国不打算在巴尔干半岛夺取据点后,更采取了必要的步骤。  

20.德国对这位假绅士的诡计是一阵愈加亦步亦趋,并纠集了必要的武力来打击他。德国没有意识要在巴尔干半岛开火。相反的,我们尽可能采用公平的方法,以期与希腊解决纠纷,当然,这些方法也是符合于意大利立法的希望。 

21.意大利领袖不仅同意而且全力支持我们,努力使南斯拉夫签定符合我们和平目标的双边协定。最后,南斯拉夫政府同意加入三霸权公约,南斯拉夫不需负什么义务,只要供我们借道就够了。 

22.所以,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我们在维也纳签约,保证南斯拉夫在未来不会被外力干涉,并保证了巴尔干半岛的和平。先生们,您们相不相信我那天离开美丽的多瑙河城市时居然充满了快乐,不仅因为他是八年外交政策的结晶,也因为我相信从这一刻起,德国也许不必再插足于巴尔干半岛了。 

23.我们都被执政团传来的消息吓呆了,这份消息乃是有一群被收买的叛逆擅自反判,也使得那位英国首相用兴奋的证据说他第一次有好消息可以宣告全英国。 

24.先生们,我确信您们都会了解,我一听到这份消息时,我立刻下令攻击南斯拉夫。德意志帝国绝不容许花费几年,签定了对别国政党有益的和约,却在一夕之间发现片面被毁,而且他们还侮辱了我们德意志帝国的大使,威吓了随行的军事官员,伤害了官员官邸的助理,而且还损坏了德国人的财物,把德国人民的住家夷为平地,并用恐吓来虐待无数的德国人。 

25.上帝知道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感谢上帝,它赐给我可随意使用的手段来保卫德国的利益。我在当时很沉稳地下定了决心。因为我知道我是以保加利亚对我国永不动摇的忠诚来效忠德国,并发挥了匈牙利知道此事后的愤慨。 

26.这场战役的结果很是特别。由贝尔格勒一小撮硬派份子更能造成洲际不安的这一事实看来,我们立刻铲除这个危险,有就是消除了会造成全欧洲紧张关系的祸源之一。 

27.我们已加强防护多瑙河这条重要的水道,以防备更多的人破坏,交通也已完全畅通了。 

28.除了适度修补由于世界大战爆发而受侵犯的前线外,德国对这些地方并不作非分的贪求。在政治方面,我们只不过有志于防护这个区域的和平,而在经济方面,我们希望能看到社会秩序的恢复,以便能补造产品并货畅其流,对大家都有利。 

29.然而,这些利用除了要符合最高的公正外,还须考虑人种学,历史或经济的情况。 

30.我可以向您们保证,我对我们的未来处之泰然,也极具信心。德意志帝国和他的盟国,不论在力量,军事,经济,尤其是道德方面,都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来的好。德国军队,只要有必要,不论何时都不惧怕挑战。德国人的信心应永远陪伴着他们的战士! 


希特勒是如何对待中国人的?2010年10月03日 星期日


希特勒在自传中描述童年在维也纳的生活时,曾经提到过,在自己贫困潦倒时受到过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家庭的无私帮助,这个张姓(按原文的德语发音CHEUNG谐译,在英语中也可译为“程”)家庭曾无偿的一次提供给他500奥地利帝国先令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还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宿。当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绘画天分时,这个善良的中国家庭还主动帮他联系了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希望能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是让人无法忘怀的。 


希特勒曾在谈起自己往事的时候感叹道。后来希特勒掌权后合并了奥地利,但那时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都再也没有找到过这家善良的恩人们。 


床头的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希特勒对中国古兵法和书籍非常喜爱。据他的随行秘书说,经常可以在这位帝国元首的床头看到德文版的中国书籍。希特勒在视察法国占领区和访问意大利时都曾随身携带孙子兵法的简译本,他还经常挑灯夜读并写了大量的阅读笔记。在任命隆美尔为陆军元帅暨北非方面军总司令时,他也曾送给这位名将一本带有自己注释的孙子兵法简译本,让这位忠心的将领感激涕零。 

 

鄙视日本看好中国——在轴心国结盟的初期,希特勒并没有预料到日本的发展会如此迅速。当时在美茵茨的军事基地里,他曾私下对自己的秘书长阿姆施太朗说过和这种国家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鱼!在他和一些重要将领的信笺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二分天下设想:以巴卡思坦(当时的波兰东部和苏联的交接处)为界限,西方(欧洲,中东,北非,大西洋西岸)为德意志第三帝国领土,东方(亚洲,小亚西亚,印度,太平洋西岸)为中华民国领土。因此,尽管迫于意大利的压力与日本结盟,但纳粹德国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都相当暧昧不明。甚至在得知南京沦陷后,德国还曾秘密支援了国军一些包括I号坦克在内的德制武器。 


喜欢中国茶叶——1943年希特勒在波兰疗养时曾收到一个商人进献的极品中国茶叶,从此对中国茶情有独钟,虽然在公共场合为了保持日耳曼优秀传统而饮用咖啡,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茶叶才是元首的最爱。因此也一度引起了一股中国风的盛行。英国的特情机构MI 6也曾策划用搀入剧毒的极品中国茶叶对希特勒进行暗杀的行动,但最终被盖世太保察觉并破坏。 

 

蒋介石向德国派了大量的公费留学生。至于抗战前的大量德国军事援助那就不用说了,直到抗战开始后还不顾日本的强烈反对,小规模给中国军援,直到1941年。德国盖世太保不太找中国学生麻烦,甚至开战后亦然(看书《留德十年》)。1936年奥运会,德国出资帮助中国代表团,这些也是事实。 


为什么这样,因为曾经有过中国夫妇救过他。希特勒曾说说:“中国人并不能等同於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并对中国表示友好,曾称赞蒋介石。他对中国,远好于当时要杀光有色人种的3K党盛行的美国和视有色人种非人的英国。 


希特勒曾经被中国人救过所以在德国,有很多中国人便过得很好,比如说,蒋公次子纬国,便是德军军官。德国对中国,远好於英美。另外,希特勒承担了1936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并称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种,理应享受更多权利。” 


不得不说,二战后,在犹太人的极端丑化下,希特勒成了一个恶魔。犹太人出于自身利益,有理由痛恨希特勒,中国人有理由吗? 


任何虚假的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犹太人伪造的大量所谓德军暴行,多年后被证明有些是虚构的。现代人应学会更为理性的看待二战,看待希特勒。二战中,希特勒最真实的身份是战败者。其他都是可以任意涂抹的!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原因也很简单——反抗压迫。一战后,德国承受了难以承担的不平等条约,这是诱发战争的主要原因。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批判日本“把南京变成了一座兽城”,我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不了几年,苏联的兽兵就以更大的规模把德国变成一个兽国!斯大林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生下了无数的混血杂种!


谢选骏:日本人学习蒙古的榜样


《日本人为何后悔“卢沟桥事变”的处理方式?》(俞天任)报道:


核心提示: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蒋介石的最后忠告


“七七事变”的主要人物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七七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反日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得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能力,战争是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看看7月17日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就知道了,蒋介石是这么说的:“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现在看了这种用词,真使人欷歔,而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蒋介石提出的四点立场仅仅是:“(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虽然更加亲英美,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什么“仇日派”,就是这个并不仇日的蒋介石,也对日本帝国做了最后的忠告:“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但是这些正不可一世的参谋们,怎么可能听得进蒋介石的最后忠告呢?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牟田口廉也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第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的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了,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 “地下党”哪。就放了他。


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第15军死里逃生出来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的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第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日语中“牟田口廉也”这个词,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但是,这只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这几个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意见。这几个人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封电报的由来。


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变了主意。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 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支那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其实这些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像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那样,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位列元帅府的杉山元大将,可能是日本陆军中绰号最多的人,看不起他的人管他叫“渣滓”,讨厌他的人管他叫“白痴”,但更多人称呼他是“厕所门”。西式厕所的门向两边都能开,只要挤一下就行了,杉山元也是这样,他没有自己的主意,哪边人多就同意哪边的意见。但真要以为杉山元是白痴那就错了,《杉山笔记——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是研究太平洋战争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只要看过那本把所有会议的要点都记录了下来的笔记,人们就绝不会同意杉山元是白痴的说法。杉山元精明着呢,只是永远在装傻。


这位是除了上原勇作之外,唯一一位做遍陆军三大衙门主官的,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全做过,卢沟桥事变时他是陆军大臣,奇袭珍珠港时他是参谋总长,按说战败了那么多人都自杀了,他身为元帅、陆军大将,不自杀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这位从来没有说过他不自杀,但老是下不了手。杉山元的太太也是个厉害人物,见天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自杀,总不能让美国宪兵捉了去吧。到了9月12日,实在含糊不过去了,就问部下讨了一支手枪,进了书房,说是自杀去。


一会儿又出来了,向守在门外面的第53军高级参谋田中忠胜大佐(陆大49期)发问:“这枪怎么不响?”原来保险还没打开呢。


田中帮他打开了保险以后,这才进书房里去连开四枪自杀,他那位彪悍的太太则在确认杉山元已经死了以后,也咬碎氰酸胶囊自杀。


不管杉山元的自杀是不是太迟了点,也不管他在自杀的过程中是不是还有点白痴习气,比起连自杀都不会的东条英机,也算得上是条汉子了。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当时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田中新一没有出什么格,就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四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并且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


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因为中华已经没有了退路。


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


濑岛在那本回忆录里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朴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


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和当时的所有皇军参谋一样,濑岛的这个认识太迟了一点。


战败以后,特别在这个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所有人都想摆脱干系,就连牟田口廉也都是这样。在一次由杂志《丸》举办的座谈会上,牟田口再三声明自己一枪未开,全是“支那军在挑衅”,连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石原莞尔的命运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任务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目光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一个人不是。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后来的经过近似于间谍小说,宫崎龙介化名西希与志乘坐法国客轮,通过英国人和宋子文见面,商谈了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细节,蒋介石也答应如果有好的条件可以谈判。


近卫文麿听取了宫崎龙介回来后的汇报,找到杉山元说明了情况,杉山元没有反对,但是领受了近卫文麿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上海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火了,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还是照例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气得近卫文麿只好自认倒霉。


卢沟桥事变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谢选骏指出:人问——日本人为何后悔“卢沟桥事变”的处理方式?我看——日本人学习蒙古的榜样,要想借着八国联军这个现代版的五胡乱华,来重演蒙古、满洲禽兽独吞中国的历史,结果踢到了美国的铁板,并吃下两颗名叫原子弹的定心丸……这才宣告投降。后悔“卢沟桥事变”的处理方式,还不如干脆把琉球一起吐出来,可保日本四国重新成为和平属国。就像现在的内外蒙古一样。

谢选骏:相信共产党选举的人,到底是傻瓜还是卧底


《开启政治改革的机会——中国大陆选举研讨会纪实》(柳影 2006-09-24 大纪元)报道:


一、大陆选举年——开启政治改革的机会


今明两年是中国区县级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年,中国国内数百名维权人士纷纷投入选举,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为了评估这次选举的前景和意义,中华学人联谊会8月5日6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大陆选举研讨会”。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和北美的数十名专家和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介绍了各自的选举经验和看法,就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林培瑞教授到会致开幕词。中国大陆民间维权人士赵晖(笔名莫之许)、香港立法局议员、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和台湾民进党美东党部前主委许盛男、前主席蔡蔡明峰、纽约政论家孟玄作了演讲,分别介绍了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选举经验。来自美国和两岸三地倡导民主的学者共同对大陆民主建言,气氛热烈。中国民主人士刘刚、李进进、潘强、李恒清、易改,纽约政论家陈破空、旅美华人思想家谢选骏、中国劳工观察主席李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师王超华、律师刘俊国和童屹参加了会议。“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等媒体到会采访.上海《文汇报》记者唐宇华也出席了会议.应邀的香港议员梁国雄因香港警政局以时间不足之理由不发签证未能赴美,还有几位应邀的大陆民主人士也未能成行。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致词中批评某些精英认为农民缺乏选举能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草根力量其实比精英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完全有能力选举自己的领导。中国农村里的人有没有媒体和互联网不要紧,只要他对身边的事和人都认识,完全可以决定跟自己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林培瑞教授指出:“中国农村里头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能够投一个有知识、足够聪明的票的可能性,比我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我住的那个村里头投一个好票的可能性还要大。”


由于区县人民代表是目前中国公民能够直选的最高层级的政府部门,历次区县人民代表选举都有引起公众和国际社会注意的事件发生。例如1980年选举中的高校竞选运动是“北京之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选举中北京大学学生将刚被开除党籍的方励之的妻子李淑贤选为人大代表;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在前次选举中当选为人大代表。全国各地村级选举更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治进步的热门话题.今年的选举与往年选举的背景不同在于,目前大陆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化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日益严重;在数量、规模和暴力化程度上激增的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表明,人民对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耐心日益削弱;民间独立专业人士正试图开辟新的合法途径表达民意,解决百姓关心的问题,化解社会冲突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将是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机会。


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中华学人联谊会”是旅美华人学者司马璐创办的旅美华人民间学术团体,现任会长是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王丹。这次研讨会是中华学人联谊会《中国论坛》的第一次会议,得到了中国宪政协进会和青年中国的鼎力支持。在会议发言和讨论基础上,中华学人联谊会将组织专家撰写中国大陆独立候选人参选手册,中国宪政协进会将建立大陆选举观察网站,为民间选举提供各种资讯和法律服务。


二、培养民主意识程式产生草根政治领袖


这次选举研讨会分为四个单元。8月5日上午是回顾和研究大陆历年选举.当年北京大学当选代表、现任《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当年在北京大学策划李淑贤竞选的骨干、现在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的刘刚和来自大陆的民间维权人士赵晖,讨论了80年代至今的历次选举。8月5日下午,香何俊仁和许盛男介绍了香港和台湾的选举经验和问题.8月6日上午对大陆即将开始的选举进行评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和中国司法观察主任李进进讨论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来自华盛顿的美国学者介绍了美国关于大陆选举的关注点,赵辉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目前民间选举动态。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民间和海外华人世界应当怎样推动大陆选举发展。


8月5日上午的会议由王丹主持。胡平在书面发言中回顾了1980年的竞选。他指出1980 年北京高校的区人民代表选举虽然从 11 月才开始,但早在9 月初原来民主墙的一批民运人士就开始串联,准备在选举中一显身手。在串联中陈子明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京十几所高校,他积极介入的就有八、九所。陈子明本人也竞选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人民代表并顺利当选。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则参加了她就读的北京商学院的竞选.北京高校竞选中不少参选者是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有的还是四五运动参加者,从四五到民主墙到竞选可谓一脉相承。在竞选活动中大多数同学关心的热点始终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自由民主。因此这次竞选活动不仅是一次基层民主的实践,还是一次自由民主理念的深刻启蒙,是一次自觉追求自由民主的的英勇抗争。通过这次竞选,大学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基本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胡平还提及北大历史系同学在竞选期间成立了一个中立组织“历史的一页”,报导竞选情况,竞选结束后编辑成约20万字的书稿《开拓——北大学运文选》,1990年该书被带到海外,由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是有关这次运动的最完整的资料。


王军涛在发言中认为,选举不仅是民主制度中最基本的特征,而且现代政治社会中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和水准都是通过普选得以实现和获得保障的;一个国家在选举方面进展总是人们最关注的制度变化的焦点,中国也不例外。每次大陆的选举年,国际社会都要花费钜资观察和提供帮助,大陆政治改革的起点应当是开始真正的选举.刘刚介绍了1987 年北大学生提名和选举李淑娴老师为人大大代表的过程。他当年是北京大学策划李淑贤竞选的骨干,刘刚以1980年北京大学的第一次选举和198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成功选举李淑贤为人大代表,比较中国科技大学的选举,认为两者的不同是北大陈子明知道抓住选举机会,搭台唱戏,给别人创造机会。他认为选举的过程应是建立规则,使后人只要参加选举就可以在规则中遵从规则。他也希望把过去的经验给下一次或后人传下去。


赵晖介绍了90年代以来的民间独立选举活动。他曾因声援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而被当地黑社会殴打。赵晖阐述了草根选举的积极意义,认为“正面肯定乡村选举的意义,培养民主意识程式,一起参与,大家都有共识没问题;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可能会产生乡村的草根政治领袖,而草根政治领袖就会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进入到更高一级的政治选举当中来。”他认为选举可以促进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公众的话题,增加言论空间。候选人在个人宣传方面即使没有国家媒体的支持,仅仅在小范围散发宣传材料,如能租到场地,开会、演说、讨论都可以进行。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与选民见面会难以举办。根据他自己做的调查,他对于在2006年的选举中,全中国2,800个县中能不能有10%的县有人自发出来当候选人,并不表示乐观。大部分候选人是有关机构推荐的,但是他认为选举有一定的附带效应:“共产党对这个社会到底对它的支持度有多少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总觉得后面好像有什么莫名奇妙的东西在威胁着它,所以它表现得非常紧张。通过选举,一些敏感人士都能够参选了,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了。于是我们开始在民意上赢定了。”为什么独立候选人已经威胁到当局,当局却还未对他们下手?回答是:大量的上访民众和法轮功学员已经使中共没有力量对付维权民众了。


针对目前一些人努力试图与执政当局找到一点共同空间的想法,曾经参加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刘俊国认为,必须结束中共的独裁体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有一个公平的平台去选举,这种选举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他们的发言引发与会者对于民间选举活动的传承性的热烈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力量没有做好自我积累工作,以至于每一代人都不知道前人的工作而要从头开始自己的探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不要让过去的经验较训束缚新一代的创造性和机会。


三、香港、台湾和大陆的选举经验比较


8月5日下午会议比较华人世界的选举经验,由中华学人联谊会秘书长李恒清主持。何俊仁介绍了香港的选举经验。许盛男和蔡明峰介绍了当年台湾党外人士和反对党在威权时期的选举经验,孟玄评议了台湾民主化与选举的关系.何俊仁指出香港20多年的公民社会和良好的法制保证了人权和言论自由。英国人留下的议会制度和问责制度,也使香港还拥有民主机制的基础.问责制使议员必须回答市民的问题并向全香港转播。选举也是一种有效的问责制度。但是近年北京利用政治和经济力量,把民主派边缘化,香港传媒受到亲中财团收购,开始自我审查并夸大对民主派的负面宣传。


许盛男回顾了台湾在民主历程如何解除民众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害怕心理,增加其参政热忱。他说台湾的知识份子在日本占领时代就宣扬民主理念,老蒋时代结束后,台湾海外同乡会每年在大学办夏令营和民主研讨会,10年后民进党成立,6年前成为执政党,发展迅速。许盛男介绍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后,尤其是二二八事件以后国民党全面控制台湾,实施白色

恐怖,打击异议人士。5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有选举制度,但中央一级代表一直没有选举。70年代台湾经济好转,各种杂志纷纷出现,宣传自由民主的理念。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民众觉醒的年代”。当时最主要的还是在作理念上的宣传,一些人针砭时弊,提出了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虽当时还处在戒严时期,一些参选人利用选举的机会挑战政府,消除人们的害怕心理;增加人们的道德勇气。通过参加选举也培养了人才。进入80年代以后,关心选举的台湾民众化零为整,慢慢组织起独立的组织,并得到海外民主力量的关注和支援。


蔡明峰分析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面临的不同问题。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仍有中共一党专制,同世界民主化大潮背道而驰;大陆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共的洗脑之中,对自由民主的理念认识不够。中国民众目前还没到台湾70年代的“民众觉醒的年代”。 蔡明峰提出长期、中期和短期性的准备工作,必需利用媒体来宣传理念,做好文宣、演讲等的充分准备。他以曾在黑名单20年不能回台湾为例,当年在台湾,具有民望的人出来选举前,当局各种压力透过亲属朋友劝说不让他出来,出来后打压丑化。他认为有志于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的人需要有牺牲的勇气,也需要一群人共同的努力。蔡明峰认为,陈水扁总统接受司法检调,民众可以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是台湾民主的证明。


与会者对于台湾选举的质量和两岸选举发展的比较激烈辩论。有人认为台湾民主化成功了,但是恶化了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多数人则认为以选举为代表的台湾民主化成功地消除了政治迫害,揭露了腐败,并且正在消解威权时期造成的族群冲突根源。有学者提出,大陆共产党和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区别导致大陆民主转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转型,比台湾单纯的政治体制转型更复杂,因此很难比较. 8月6日上午的会议对大陆即将开始的县区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进行了前景评估,讨论了大陆民间和海外华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何俊仁主持会议,王军涛介绍了民主国家的选举研究的主要观点以及对大陆有启发的争论热点。李进进律师介绍了中国大陆选举法律中涉及民间独立候选人的主要规定及变化,介绍美国关于大陆选举的关注点.赵晖介绍了大陆民间选举的动态.会议围绕选举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功能,民间参选的目标定位以及如何促进民间选举展开了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在国家宪政结构尚未变化前,不能过高期望选举在推动中国政治进步中的作用;民间选举应当慎重解读各界对于选举的期待和容忍,理性制定选举中操作性目标和仔细选择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面临严重问题的转型关头,各界对政治发展前景并无一致清晰看法的时刻,民间独立力量的果敢清楚的行动可能开创政治发展的新局面,此时不应过多算计统治者的容忍度,束缚自己的意志。 与会者普遍认为,海外华人可以在帮助大陆选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王军涛表示,中共与台湾当年的国民党不同,国民党尽管做了很多坏事,但还不否认民主自由宪政的理念。80年代初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中共却在六四屠杀时更换总书记;国民党治下还有公民社会和各种社团,但是中共治下没有任何独立的团体;目前入党的人把中共当作工具, 为的是利益。秋瑾当年被砍头,有老百姓麻木地去买人血馒头;今天中国会有人为利益去买人的头.当年还有鲁迅去写一篇小说《药》,现在连写《药》的人也难找。中共建政几十年把中国人变成了笑贫不笑娼的病人。台湾当年只需要政治转型,而中国需要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也有与会者表示,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是道德的回升。目前被中共控制的海内外华文媒体所掩盖的更令人关注的事实是,在中国退出中共党团的人数已超一千两百万人;而苏共解体前,所有专家学者均未发出资讯,欧洲其他国家共产极权的解体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四、选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方向


8月7日中午,中华学人联谊会在纽约法拉盛举办茶叙,安排新闻媒体与参加中国选举研讨会的嘉宾何俊仁、赵晖见面。王丹主持茶叙,何俊仁和赵晖分别致词后回答了记者提出问题.来自纽约地区十多家华语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路媒体的记者参加了茶叙。


何俊仁在致词中说选举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选举不仅可以把民众喜欢的官员选为官员,而且可以将民众不喜欢的官员罢免;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官员任用不当,如果有选举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有记者问及香港民主化与大陆民主化的关系,何俊仁答,香港民主化的条件是成熟的,目前发展缓慢主要是受制于大陆政治改革的进度;如果大陆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香港民主化的进度也会被限制。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过大的政治制度落差,会加大大陆对香港的管理难度和在港人心中的威信,人为地限制香港政治改革发展,会造成香港发展中不该有的混乱和矛盾以及恶化大陆的国际形象。因此,即使从管理香港的角度看,大陆也应当尽快改革政治体制,而选举应当是主要的方向。


赵晖在致词中回顾了大陆选举发展过程后提出自己对于民间参与和推动选举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选举应当是候选人可以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投票者不受操控的过程;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中,这只能由民间力量担当;中国实现真正的选举,既需要政府对于民间选举的宽容,也需要民间人士创造性开拓选举模式和文化的努力,这是目前国内维权人士的努力方向之一。有记者问赵晖大陆选举法规的变化会怎样影响今年的选举,赵晖认为,取消独立候选人可以自我宣传的条款,确实会影响独立候选人的胜利概率;但是这还不是禁止自我宣传,具体后果要根据选情而定。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法规模糊可能会使得独立候选人的权益缺乏保障并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竞争条件不平等,但又给独立候选人发挥政治智慧巧妙运作留下了空间。


[载自《北京之春》06年9月号(总第160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开启政治改革的机会——中国大陆选举研讨会纪实”;我问“相信共产党选举的人,到底是傻瓜还是卧底”?那么,相信共产党选举的人,到底是傻瓜还是卧底呢?从今天来看,就一目了然了——被捕坐牢了的,大概率属于傻瓜;没有被捕坐牢的,大概率属于卧底。


“开启政治改革的机会”也好,“中国大陆选举研讨”也好,无非就是“引蛇出洞”,然后让共产党一网打尽。


谢选骏:“国进民退”是“战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


《国进民退之争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2010-03-23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 ——“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 ‘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论,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特别提出,希望媒体能平衡报道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则明确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营企业通过此次整合发展壮大。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驳的声音就被更多的质疑淹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有旁观者甚至认为,涉及“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学术界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其辩论和胜负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 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 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0576.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财经文摘》2010-2-5)报道:


新年伊始,《财经史话》栏目全新上线,本栏目旨在从历史中看财经,以史为鉴,力求古为今用,鉴往知来。


2009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关于“国进民退”的议论,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与民争利”,结果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利益受损。本期章立凡从历史上回顾了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并提出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使之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苏小和先生《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是本年度的连载长篇,本期主要从世界历史角度告诉我们,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成功之道。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总称为某些人某些事的挡箭牌,苏先生做了澄清,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其实是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也就是说,他的政府干预方案,是基于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底线之上的。


(二)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章立凡)报道: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是国家资本主义。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


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驭经济形势,化公为私,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


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资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这种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三)


《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苏小和)报道: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叫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对,是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称谓,那短短的10年之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它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跟我们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是有明确的导向原则的,大概是这么几个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的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消减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或者以党的组织部的名义来培训富二代。



什么叫以军队为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的有进出口贸易,一样的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甚至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中国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做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0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表面看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了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英超美,而这一切行为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是可以轻易提出的,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首先是要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事实上,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由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体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它的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显然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可是苏联人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企业家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这么几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是成功的,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所以无法界定。(待续)


《古诗词里读财经》


秋浦歌之十四


李白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如果说李白的秋浦歌之十六说的是农民的多种经营,那么这首诗写的是正在从事紧张劳动的冶炼工人,是手工业。



李白当时隐居的宣州是唐代重要的矿产基地,这个地方生产的银器和铜器当时都是作为贡品而上送朝廷的,因此,当地的冶炼也十分发达。不过,从诗里描写的场景看,当时的冶炼还是小作坊式的,一个炉子,几把榔头而已。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诗歌的一开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炉火熊熊燃烧,映红了整个天地,从炉中喷出一股股紫色的浓烟,时而有腥红的火星从炉烟中欢快地跳出来。



接下来两句,“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是作者对正在紧张劳作的冶炼工人的正面描写,赧的本意是因为羞愧而脸红,李白用来表达工人们的脸庞因为炉火的烘烤,因为劳动的紧张,在月色的笼罩下和炉火的辉映中,一个个显得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压垮他们,相反,他们在这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工作中,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豪迈与振奋,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边挥汗如雨地工作,一边情绪昂扬地放歌,甚至使得寒冷的河水都为之荡漾。



不过,光是一个铁匠炉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也许当时当地的冶炼,已经有了规模。而这种规模,仅仅给皇上上贡是用不着的,还是在于生产的需要。唐代开始,江南牛耕成为普及,牛耕用犁,犁头是铁制的,用大量的铁制品。当时的名诗人高适在《寄宿田家》诗中云:“牛壮日耕十亩田,人闲常扫一茅茨。”也说明了牛耕的普遍性。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使得手工业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四)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鸣 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报道: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 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 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 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 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 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 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 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 ,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 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 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 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 但在由各接收区 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 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 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 。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 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 ,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 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 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 ,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 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道,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 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 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 ,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 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 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 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 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 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 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 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 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 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 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 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 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 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 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 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 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 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 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中顾网 佚名  2010-3-4)报道:


国有企业就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地方政府的叫省属市属。大公有私有的划分是意识形态说法,国有制度的法律定义也不清楚。 


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


今年来,航空、钢铁、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出现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将往何处去?日前,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了《“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独家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帆:


央企这个事儿,我想有些思路吧,因为你们这四个问题提的,大家也没分好。现在争论的一个事儿,就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就是那个央企,还有地方政府所属企业,我建议你们请徐建来一次,他是深圳大律师,写了国有企业怎么定义。


国有企业就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地方政府的叫省属市属。大公有私有的划分是意识形态说法,国有制度的法律定义也不清楚。


我跟赵农的想法一样,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为了推动改革,实际上模糊了许多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基本上是很不清楚。公有私有是意识形态概念。


说到国有和民有就带有一点法律概念了。国有也说不清楚,应该是一个政府主体,占绝对控股权的,算国有企业。占10%算,还是占90%算?几家政府主体组成一个股份公司,实际那几家国营的股东,都丧失国有意义,和私人就是一样的了,他们的投票权可以互相抵消,也是为了市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此,严格的国有企业,只有一家政府主体占绝对控股权的能够算。


张老师是我的博士老师,经常说要区分实践和理论的真假问题,实践中究竟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讨论的真问题,实际上就是央企扩张及其带动的省属市属国有企业,在市场里面扩张的问题。扩张是在两个领域里面。一个是它应该在的领域,如自然垄断,可以考虑多卖掉一部分股票,少用股权控制,多用非股权控制。前几年私有化的浪潮也挺汹涌。


你们说国有化浪潮很汹涌,我看前几年是私有化浪潮汹涌。把地方自来水厂,供暖厂甚至电厂卖给私人,能成吗?按照道理也可以,就是你私人办电厂,办供暖,办自来水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要管依法管理,物价局要定价,不许转产。


就是完全的私有制,私人办一个自来水厂,也要按照法定办,要政府和群众监督。到底行不行,一直没说清楚。有人说不行,非得政府控大股才行,只能用股权控制才有用,非股权控制就没有用,这样的道理,我没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是在中国社会监督不起作用,依靠国有成了习惯。


政府不控大股,是不是就管不了它了?有效政府也可以管得了,就是要经济民主化。


在一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垄断企业多种经营。留利太多,贷款太多,他自己用不了,又用到别的领域去干。到底让干不让干,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有一种假设,当然是以自由主义假设了。国企这么干一定要利用权力,国有企业就不能进竞争性领域。进来之后一定要利用权力在这里捣鬼。如果我们认同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建议,到一定程度让它全部脱钩。军队创收后来就脱钩了。


中石油、中石化搞垄断,就搞加油站,开发油田,到外国去开发油田。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干,参加国际竞争。或者把钱投入你那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可以监督的。中央还管不了这100多家央企呀,就是不让多种经营,很简单的一件事。不让你干,你美国去干加油站,非洲去办加油站。


涉及国际竞争的战略产业,需要国家支持,就限于你这个行业竞争。


即使是这样的理念,我还是更倾向于非股权控制,就是用国家采购、国家补贴、安全立法、战略产业振兴法。属于国际竞争的大产业,国家要支持,比如航天航空,没法到市场里面干。但控大股就没必要。股票国家可以占一部分,国家用战略产业振兴法去鼓励发展。


你说的国进民退,就是国有企业股份多了,应该往出退。我一直就是这个看法。国家要扶持产业是肯定要扶持的,可用非股权控制。这问题现在是实践上的真问题,和理论上的真问题,就是央企扩张,扩张到垄断行业以外去了,可以让它脱钩收缩回来。


包括向地方政府投资,搞了很多公路,现在用4万亿投资,加上地方企业18万亿,都是国有资产,但是它增加的只是国有资产的总资产,没有增加净资产。等经济发展了,把股票给卖掉,拿那个钱去还国债和银行去。应该是经济好转时把股份卖掉,再退回来。国企在竞争性行业应该退出。


崔之元说的社会主义,我另有一个建议。你说那个东西也不一定行得通,说政府支持自己的国企赚的钱,然后给私企减税。国企就其本来意义,目标不是利润。我跟赵农的说法一样。就把国企限制在公共领域,解决市场失灵。政府持少量股票。公共事业赚不了钱,让国企的存在,就是它搞亏损的,私企不干的。30年前都有共识,我是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现在又拿出来这个说,怎么回事?


国有企业要干私有企业不干的事儿,不能与民争利。亏本了跟财政要钱,再补贴给你。它就是干公共事业的。


例外的就是国家战略产业。如飞机制造,美国和欧洲各一个,形成寡头垄断。中国十几家,真是过度竞争了。亏本之后国家补贴,少实行高关税。这是战略产业,必须得国家支持的,一说公有私有,就扯到意识形态上去了。我觉得应该一个报告上去,像央企100家,弄100个分公司,就一万家。造飞机的就不要造垃圾筒,让它退出多种经营。


我在1998年提出的思路可行。我这10年前的东西,我也要讲一讲知识产权,大家不是一直强调要维护私人权利吗?1998年我提出来,改革会出现权力资本化。最近张老师说还记得,其他人就忘了。现在大家都说要反对特殊利益集团了,我是 前年就研究完了,司法部重点课题,很快就出版了。国进民退这个事儿,它引起争论,如果各种意见达成共识,应该用权力资本化的路数来分析它,就容易达成共识,而不是用公有私有的意识形态理念。


中国的改革是从权力社会开始,市场化第一步是权力创造的,最简单的就是所有的担保。开始的担保权都是权力做的。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财产,第一笔贷款就没有抵押品。


那种情况下,只能是跟单位借点儿钱,赚了钱还,有的也没有还。赔了本就不还了。只有权力是出发点,所以中国的改革,其实是走权力资本化的路子。


权力变农业资本,变商业资本,到988年生产资本,出现了社会动乱,90年代发展起金融资本,2000年扩大量进入国际资本。至少到2006年市场对国际资本全面准入,中国的权力资本化路已走完。我可是彻底的实证主义,我没有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不是不讲道德吗?要讲实证。这就是实际的改革路径,主流是这样的。2006年之前基本上应该肯定,而不是否定。我就听不懂什么“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嘛!,资本已经发展到国际资本,我们彻底资本准入了,外资已经可以影响我们的股票房地产,开展了许多产业。


到这个情况,你说哪一项我们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按资本范畴全部进入中国了。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差不多了。倒是应该反过头来看怎么加强宏观控制,加强立法,完善市场规则的问题了。


现在权力应该退出市场。权力已经完成它造就市场经济任务,就应该退出。


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有共识,就是抓这个权力退出市场的问题,权力受制约的问题。这个我相信是有共识的。现在它不退,所以才有今天的会。为什么不退?他说有金融危机。那金融危机之后你退不退,他不说。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着急了,赵农尤其着急。


这不能变成长期的。权力资本化我马上出一本书,强势利益集团包括:第一个是民营资本,第二个国有垄断资本,第三个是国际资本。这三大资本集团在中国基本形成,互相博弈,应通过反垄断法规范所有集团。外资在中国有没有垄断?我得到的很多消息,外国资本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里面都形成垄断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大家应该达成共识,到底谁垄断了?垄断多少?任何人垄断都不可以。包括民营资本也不能垄断,在重庆抓100个黑社会,那都是干吗的,欺行霸市,都可以垄断。薄熙来在重庆抓黑社会,这是非常正确和重要。黑社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在里面。当然是钱权结合,有权力,也有资本。即使你把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它还是要腐败呀,它还是垄断呀,这跟所有制好像关系不大吧。


自由主义假定权力腐败。上午崔之元说的有没有感情问题,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假设前提。国家主义的前提就是政府比较好,假设前提不一样。哪个假设前提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就是理论家要实证的。


第三个就是背后的理论的争论,牵涉到历史上好多争论。实际上确实有一种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争论,耐比斯特80岁出了一本书,国际上销了1400万,说在中国马上就出,现在没有消息了,是不是被禁止了?这本书在中国没流传。但是我在国庆节前两天,我到欧美同学会开会的时候,全场非常焦虑,说民主看来这辈子见不着了。我没说话,他们说的全部的几乎就是焦虑。按照自由主义逻辑,经济先发展,经济发展了就有政治民主,现在发现没有。经济发展了,国内外反而出现一股思潮,一开始说中国一定时期用不着民主,集权比民主好。外国出事儿冲击不到我们,我们就是不守国际规矩,挺好。1998年那一次,中国就是用的国家权力,我觉得国家是干了好事。当然这不是国企干的,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好事?总比俄罗斯自己垮了好吧。外国闹危机,中国挺住了,大幅度崛起了。现在还有7、8年崛起的。这不是感情,这是事实。


这可不是国企的作用,是人民币没自由兑换,是外管局,和国企没有关系。大家真正担心的,怎么中国经济繁荣了,反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低了?有人说,中国搞的很好,就不用民主了。进一步说中国早有民主,文化大革命就是民主。解放军里面就有三大民主。是中国民主比西方多党制更好,是有人民民主的。


哪是主流呢,一开始说西方是主流,只不过中国有很多民间的形式,可以考虑以后中国有民主的时候,搞的更好一点,不要金钱统治。现在又不这么说了,说中国已经有了民主,叫“纵向民主”,说中国的民主是纵向的,和西方是等价的。


真正不安的还恐怕不是央企的问题吧。我们这么大经济规模,它真正控制多少?后面是这个问题。就是耐比斯特说的,中国有纵向民主。这是新词儿。后来我就乐了,我说,那我们计划经济就是纵向的市场经济。(笑)


基本概念已被颠覆了,中国崛起不得了。有效地搞了奥运,防传染病,恐怖主义在中国起不来,加上60周年一阅兵,叫做“举国体制”,说现在中国挺好,不仅经济体制不用再改,政治体制也不用再改,我们就是世界最好的,最民主的,我们是有纵向民主的国家。话说到这一步,咱们还改什么呀。


你们都说我是新左派,我是主张超越左右翼的。


耐比斯特那老头有点糊涂,他原来写的东西比较好。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国进民退只是其中之一,先从这儿开始。背后的方向选择还没有解决。


应该做一个很具体的,就是央企和地方企业,它们究竟扩张到什么程度,如果确实很大,要求他们退出竞争领域,不应该成问题,跟解放军不能下来创收一样。市场经济,拿着枪赚钱,怎么等价交换呀,没有正义。


谁是新左派呀,不要拿帽子瞎扣人。


最后一件事,我给崔之元提个建议,社会主义应该探询社会所有制,不要总是维护国有制。


社会所有制可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的,到了市场经济,当然不能是单一国有。社会所有制,如股份公司,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绝对是社会所有制,就是基金,特别是财政部管的那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面向全国的社会基金,绝对是社会所有制。


应该有共识吧。王小鲁说的也很重要,现在这么多国有企业,你怎么分?30年前,我们就研究过怎么分国企,不是不想分,是没法分。他们说要按人口分,一个人就分一万块钱人民币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证券,苏联东欧就是这样分的。我说不行,在不符合计划生育。你们家生五个,我们家生一个。有没有农民的事儿呢?我说农民可以把地给分了,在分一份国有资产就是两份了。然后在马上就有人评论,说杨帆是城里人,宋光茂是农村来的,马上就车刀你的出身了。


我80年代琢磨过,分不了,后来就是偷。张五常2003年说就主张,把国企分给现在的经理。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出来,坚决把他打掉。为什么要把国有财产分给现在的经理啊?天下是你打的吗?没任何道理给他。这么给他之后,组织部也不干了,宣传部也不干了,公安部也不干了,解放军也不干了,中国就大乱。这么干私有化,不仅没有工人农民的事儿,权力系统内部也摆不平,就真是天下大乱。


有人说,那太好了,我就喜欢天下大乱。那就是你对国家没有基本认同,就按照天下大乱的模式来设计改革。2004年那个时候真有那个风,副部长不干了要到央企当经理,一分股票就是千万富翁。那个时候就是权贵刮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他们策划的分利联盟,干脆求把国有企业分到自己家。这个东西不仅老百姓不干,权力系统内部也不可能一致。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再痛恨国有企业,也不能出这种让天下大乱的招数。


最好的主意,上市公司现在2000多家了,分几年,把它的国有股转到社保基金里面去,这个没有任何震动,没有任何下岗,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和腐败,就是换个帐户。社保基金现在是7千亿太少了。把国有股一年划10%作为平准基金,股票一跌就买,股市涨了就卖。,


这不叫私有化,这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国有制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公有制。这不是我的知识产权,这是马克思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是1994年由两个人最先提出这件事,一个是周小川,一个是刘世锦,我也是1994年提出的。后来有吴敬琏批评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杨小凯区分好坏资本主义。


我相信以后,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和牧主,,是最有道理的一种。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角度,是最好的一种。谁不干?就是利益集团。


如果这么做了,股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创业板可以成功,民营企业可以从创业板得钱。这就对了。不是那些卖白菜的,搞房地产的民企,是新起来的硕士博士,有科技的人,结构调整可以完成,有科技的人去创业板上一人拿一亿,一人有两千个,就是两千亿,就是小数。五年一万个人。假设90%是骗子,还有10%是真的,就可以了。


从国有资产划拨,直接建立社会保障。我早就算过账,可惜没有人听。


基金是要投资的。可以作为救市基金,只赚不赔,一年有三千亿利润就够了,连下岗工人和农民,公费医疗,三千亿够了。基金永远是三万亿,用利润去支付。


全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两三年就可以建立起来。这是完全符合人权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没有人呼吁呀?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呀?为什么总在意识形态上斗来斗去?


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让中央政府干,那它不干,就说明不愿意放弃他的垄断利益。还是持国有资产大股的人不愿意。绝对不能被私人 瓜分 ,而是要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谋利益。


谢选骏指出:人说——1.国进民退之争,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2.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3.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4.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我看“这是战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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