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天下就是党无下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瞻：推迟原因、核心议题与深层背景》（BBC 2024年6月27日）報道：

中国新华社报道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这次被视为脱离常规的全会已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方面，按照近四十多年来的惯例，本届三中全会原本预期在党代会次年召开，即2023年秋季。此次三中全会日期比惯例晚了将近一年，国际媒体猜测中共是否内部意见不一，抑或是疫情后经济不振使改革进程不得不延后。此外，前外长秦刚和前防长李尚福落马后一直未有官方定性，本届全会是否将撤销其中央委员身份并公布更多细节，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复杂而危险的外部环境，中美竞争加剧且美国大选在即，贸易摩擦、科技封堵、台海紧张，这些议题不仅限于经济，但都为中国发展前景划下问号，也使中国内外都瞩目此次三中全会能为上述挑战提供何种答案。

“三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的教科书中被描述为“开启了改革开放”，此后历届三中全会大都聚焦经济改革，往往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习近平时代，各种惯例不断被打破，经济政策摇摆不定，而离上一次聚焦经济改革的三中全会已过去十年，那么7月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像1978年的那次三中全会一样突破桎梏吗？从人口、科技到财政，它会聚焦哪些改革议题？在美国大选之年，这届三中全会如何平衡中美竞争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更重要的是，这场会议，对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提供什么的愿景？BBC中文采访不同背景的专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三中全会：五年一次的“非常之会”

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三中全会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中共语境中，“改革开放”即肇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这场会议前后一系列纷繁而剧烈的变化快速展开——

会前五天，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先全面否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紧接着，大船掉头，做出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此后，“改革开放”成为几十年快速发展的时代称谓。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批评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的对领袖个人崇拜的问题，平反了文革导致的大批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

这场会议次年，松下电器、可口可乐、IBM等企业进驻中国。

自此之后，每五年一次的三中全会大部分都承载着制订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政策的预期，同时也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代中国成为主旋律。

当前的中国面临内外压力，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像46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迎来一场突破性的改革之会？

“我们在各地调研时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现在需要一次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要有振聋发聩的重大改革来打破僵局，给全社会带来信心。”位于北京的安邦智库在发给BBC中文的分析报告中表示，疫情带来的财政和经济创伤2022年显现，2023年企业信心、老百姓信心都严重不足，中国经济恢复远不如预期，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下一步如何改革的预期在上升。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向BBC中文表示，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值关键时刻，公共部门（政府投资、国企等）的行动有助于稳定增长；但私企和家庭的情绪依然低迷，现在看到情绪有触底迹象，还有全球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因此明确而有力地传达支持性政策方向有助于巩固近期的积极势头，帮助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复苏之路。

宋林所指的“情绪低迷”反映在中国的经济数据上，持续数月的物价走低、消费降级，以及股市和楼市的不断探底；“积极势头”则是，2023年疫后首年，中国经历经济反弹乏力，但2024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超过预期，此前多个机构对一季度增长的预测都在5%或以下。

但有专家认为7月的会议更可能出台的是渐进式改革。

“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避免预期过高（over-expactation）。”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近期香港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目前的整体环境是“政策摆锤”（policy pendulum），政策总会从左边摆到右边，跟意识形态无关，因为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总是在不断改变，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外部则有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

“所以这些都可能意味着国家安全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在此环境下，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非常大胆的、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黄益平称。

徐天辰也认为突破性的改革可能性不大。他表示，“我们并不指望（今年的）三中全会会像 1978 年的那样具有开创性。因为领导人采取的是渐进而非激进的改革方式。不过，这次会议将为领导人提供一个平台，向市场传达他们对中国未来5—10年的愿景。”

习时代的“三中全会”：打破惯例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梳理19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全国党代会以来的历次会议，不难发现，“七次全会”的主题逐渐形成惯例：

一中全会，一般在中共全国党代会闭幕后立即召开，主要进行人事安排，比如确认政治局常委人选，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二中全会，在全国党代会后第二年春季“全国两会”前召开，通常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机构推荐领导人选。

三中全会，一般在在第二年秋季，通常就经济改革发展作出重大决策。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多出自三中全会，比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一般在第三年秋季，通常会进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往届还有中央军委人事变动，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五中全会，一般在第四年秋季，逐渐固定为对下个五年规划（比如，十四五）提出建议。

六中全会，一般在第五年秋季，主要聚焦党建，比如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七中全会，一般在第六年秋季，为下一届党代会做程序上的准备。

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2012“十八大”后），大致遵循上述惯例，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其第二个任期（2017“十九大”后），开始打破惯例，“三中全会”在时间上大大提前，首次于春季召开（2018年2月），与二中全会仅相隔一个月；内容上也打破惯例，主要聚焦机构改革，从党到国家机构都有所涉及，力度极大，也在这次三中全会前几天，中共中央提出修宪建议，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到了第三个任期（2022年“二十大”之后），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目前公布的议程框架看似乎并未打破惯例，会前已明确要“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而且有鉴于十九届三中全会与经济改革无关，使得今年7月的会议可能成为十年来第一个重点探讨经济改革的全会；但在时间上，这次会议又一次打破惯例，大大推迟，在党代会之后的第三年7月召开。

文革结束至今中共最晚召开的三中全会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党代会后第三年10月召开，会期仅一天。这次会议前，中共内部对经济路线的分歧极大，经济增长目标上，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政治上也是动荡不安，1981年6月华国锋正式下台，随后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直到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才从程序上完成对邓小平职务的确认。

完成上述程序后，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内容时，邓小平当时表示，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文件起草，最终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本届七位常委出场后，从年龄来看没有较年轻的潜在接班人。

二十届三中全会，比惯例晚了将近一年，在确认召开日期前，国际舆论的揣测和分析纷纷扬扬。

“我认为市场不应过度解读延迟。”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经济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首先，时间上仍然符合《党章》规定的在一年内至少召开一次全会的要求（二中全会在去年2月召开），所以并没有问题。其次，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领导人自然会慎重考虑召开一次重点讨论未来5-10年改革方向的会议。

位于欧洲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分析师亚历山大·戴维（Alexander Davey）认为，对于习近平而言，今年比去年时机更好。他表示，去年习近平开始第三任期时，中国经济仍未走出疫情的阴影，而后习近平的权力得到巩固，这使他能够等待时机，只在经济环境好转时才选择召开会议，这或许能为决策者赢得时间，为中国经济制定新的指导原则。

“很长时间以来，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领导层的一些人可能认为，我们过得不错，没必要进行改革，只需要一些修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推测，直到最近，决策者们可能觉得需要开个三中全会了，因为已经过去10年了（上届三中全会无关经济）。

“然后就是需要改什么的问题看，需求的问题、结构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这个过程应该发生了一些争论，然后当宣布全会的时间前，应该是形成了某种共识。”郝福满称。

宋林也持相似意见。他表示，鉴于去年在选怎样的发展道路最佳的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推迟召开有可能是因为决策者需要更多时间就未来的经济政策方向达成共识。而自去年以来，稳定增长和经济向新的生产要素转型似乎更受重视。

核心议题

本次三中全会会提出什么核心议题？受访学者提及最多的词是“新质生产力”。

“由‘新生产力’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必将占据重要位置。”亚历山大·戴维（Alexander Davey）表示，这也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呼应，当时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筑了允许资本主义活动的框架。

这个词汇在去年9月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语境中，今年3月“两会”期间开始热炒，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

习近平的新词“新质生产力”是“新瓶装旧酒”还是新方向

新概念提出后，对它的解释则广泛而模糊——

新华社发文阐释称，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

《人民日报》发文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但在三中全会前夕，学者更多把“新质生产力”放到国际竞争的框架中观察。

徐天辰表示，（三中全会的）改革将围绕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展开，由此中国将加大力度发展“新优质生产力”，并将其作为首要议程。这将有助于中国巩固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并减轻西方收紧出口管制的影响。

在香港一场公开活动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涵应该是，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后，能够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改革。

此外，在中长期来看，中国也需要关键性的经济结构转型。

亚历山大·戴维向BBC中文分析，中国经济正处于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他估计，此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在于习近平是否发出了继续坚持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的信号。如果成功，不仅能将中国转变为高收入经济体和全球科技领导者，还能提供资金解决目前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的许多问题（如地方政府债务、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可能触及的领域

经济学人智库（EIU）在发给BBC中文的报告中，列举了八个可能在三中全会出现的具体议题：延迟退休、财政改革、保障民营经济、放松土地制度、新税制（房产税、财产税等）、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等）、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

该机构按照这八个议题出现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进行打分和排名。

按可能性，财政改革、保障民营经济两项并列最高；延迟退休、放松土地制度、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四项并列其次；新税制再次；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则排最后。

按影响力，延迟退休排第一；财政改革、新税制、激进的促进政策并列其次；保障民营经济、放松土地制度，排名再次；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排名最后。

从该机构的分析来看，综合而言延迟退休和财政改革是两项关键，无论可能性和影响力都极高。

EIU称，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表现为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以及快速老龄化。但由于财政拮据，不可能大幅增加对新生儿父母抚养子女的直接财政支持。

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将主要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EIU的基准假设是在10-15年内分阶段尝试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男性目前60岁退休，女性目前55岁）。

财政改革也可能是一个重要议题，目的是加强地方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然而，由于政府在开征房产税等新税时小心谨慎，整体财政状况仍将吃紧。

EIU认为，如果不增加税收或国债，不足以解决公共财政普遍紧张的问题。因此，此次三中全会上政府将有动力促进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名义GDP增长的财政收入增长，但同时也会谨慎行事，以免进一步削弱本已脆弱的家庭和企业信心。

中美竞争重于一切？

这些议题也显示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时完全不同：

在外部，当时中美基本完成建交谈判，很快进入第一个十年蜜月期；当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时常面临新的制约。

在内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40多年后，面临问题的复杂度和民众期待都已不同，BBC中文此前的报道中曾引用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的分析——当中国人把1978年的经济当做基准线，那么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好了，没有人想回去。但过了几年，大家的基准线可能是2000年，或者2010年。那肯定会有人感觉被抛下，会不满。在美国选上特朗普的人，就是被抛下的，他们的收入在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增长。在英国投票脱欧的人，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被抛下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历山大·戴维指出其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希望“增加公众从改革中的收益”；另一方面，中国举全国之力进行创新，以克服特定技术瓶颈，这是中国在中美竞争中不败的关键。这意味着社会发展改革（如户口改革、土地改革和房产税）的优先级被中美竞争所取代。

宋林则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与美国的竞争并不正确。”

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不一定是竞争的输赢，也有合作的空间。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过去的许多增长动力正在减弱，必须看到支持提升附加值、推动突破性创新、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这些将是未来 5-10 年最重要的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指出，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唯一途径是，打包一大堆各种改革一起推出，三中全会就是这样一个好平台，那么你在这些地方得一些，在那些地方失一些，让它在政治上有吸引力，换言之，要“让每个人不开心的程度保持在合理范围（make everybody reasonably unhappy）”。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瞻：推迟原因、核心议题与深层背景”——不過我看這些評論家大多“腦子進了水”，都被“權力洗了腦”。他們甚至都不懂得——“党天下就是党无下”，對於一個毫無民意基礎的軍事政權，你們的任何理性分析，都是緣木求魚的可笑瞎猜就像分析一個醉漢爲何當街大小便一樣。既然黨無下限了，那麽它隨意大小便，就無需任何理由了——有時是尿急，有時是炫耀，有時純粹耍流氓。

谢选骏：革命夫妻现实版 《美国谍梦》

现实版《美国谍梦》：一对俄罗斯间谍夫妇的潜伏人生（ANDREW HIGGINS 2024年8月5日）報道：

俄罗斯驻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使馆。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大力投资所谓的“非法者”，也就是潜伏在目标国家多年的间谍。

当一位阿根廷女子经营的不知名在线艺术画廊突然联系达尔娅·斯特凡尼克，邀请她加入这个只代理了寥寥几位艺术家的画廊时，这位以色彩斑斓的风景画闻名的斯洛文尼亚画家觉得很奇怪。

这位画家怀疑这是一个骗局，她担心这家画廊“只想骗人”。在斯洛文尼亚这个规模很小、联系紧密的艺术界，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家画廊。

这家画廊的确是在骗人——但骗人的方式甚至远远超出了她最阴暗的猜测。

这家在线画廊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一个幌子，属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精心设计的间谍网络，它在欧洲各地训练假冒阿根廷人、巴西人和其他外国公民的潜伏间谍。

他们是电视剧《美国谍梦》(The Americans)中虚构人物的现实版，这部电视剧的灵感来自2010年在美国被捕的一群真正的俄罗斯潜伏特工。

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在大力投资所谓的“非法者”，也就是潜伏在目标国家多年的间谍。与在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掩护下进行活动的“合法”间谍不同，他们没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也没有与俄罗斯的明显联系，极难被发现。

俄罗斯总统、前克格勃官员普京“在这个相当古怪的优先事项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情报项目研究主任考尔德·沃尔顿说。“他对非法者的迷恋可以追溯到他在克格勃的时候。”

那家艺术画廊的老板在斯洛文尼亚，真名是安娜·杜采娃，她极好地扮演了一位名叫玛丽亚·罗莎·梅耶尔·穆尼奥斯的阿根廷艺术人士，据克里姆林宫称，就连她的两个孩子也不知道一家人与俄罗斯有任何关系，直到周四，作为一个庞大的东西方囚犯交换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被送往莫斯科。

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来到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欢迎在与西方进行的一次重大囚犯交换中获释的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安娜·杜采娃、阿尔乔姆·杜采夫及其子女。

杜采娃的女儿12岁，儿子九岁，普京用西班牙语向他们问好。为了掩饰与俄罗斯的联系，这家人在斯洛文尼亚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在国家电视台公布的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的视频中，可以听到普京用西班牙语说：“晚上好。”迎接他们的还有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

在接到外国情报机构的密报后，斯洛文尼亚当局对杜采娃和丈夫进行了数月的监视，于2022年12月突击搜查了杜采娃一家位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郊区克鲁纳斯的舒适住所，夫妻二人双双被捕。

一名了解此案的人士表示，此次突查找准了时机，要在这对夫妇使用避开电话和互联网的特殊设备与莫斯科联系时当场抓获他们。这位知情人士说，线报来自英国，这对夫妇经常以生意为借口访问英国。杜采娃在苏格兰城市爱丁堡组织了两场艺术展览，并以梅耶尔·穆尼奥斯的身份多次访问英国。

杜采娃的丈夫阿尔乔姆·杜采夫在斯洛文尼亚伪装成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吉希的阿根廷人，经营着自己的虚假高科技创业公司。他们的间谍活动在2022年被捕之前取得了什么成果，目前仍在评估之中。

他们住在卢布尔雅那的克鲁纳斯区，那里的邻居说，这家人不跟别人来往，养了一只小狗，很少接待访客。

在父母被捕后，孩子们被寄养在附近的英国国际学校，根据这对夫妇提交的企业财务报告，每名学生每年超过1万美元的学费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杜采娃的这间名为5’14的画廊2019年报告亏损10827欧元，约合1.2万美元，2020年盈利483欧元，2021年盈利3032欧元，这是该画廊向当局提交年度业绩的最后一年。

斯洛文尼亚著名策展人特维兹·洛加尔说，该画廊业绩平平，艺术品质量低劣，本应引起人们的怀疑。但他还说，斯洛文尼亚的艺术界“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因为“没有审查或控制”。

他说，杜采娃出售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从中国订购的那种艺术品”。

她丈夫的公司DSM & IT每年的总利润只有几千欧元。两家公司都只有一名员工。

“他们从不跟任何人打招呼，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93岁的马吉达·科瓦斯说。她住在那对间谍旧居的对面，那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有一个小花园，周围有木栅栏。科瓦斯说，邻居们有时会闲聊这对夫妇是谁，做什么工作，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理会他们，因为他们从未制造过麻烦。“我以为他们来自委内瑞拉，”她说。

住在俄罗斯间谍一家对面的马吉达·科瓦斯说，“他们从不跟任何人打招呼，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斯洛文尼亚负责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国务秘书沃伊科·沃尔克周五表示，调查人员仍在努力拼凑这对夫妇在2022年被捕之前的具体行动，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在他们家中发现了大量现金，这令人们猜测他们可能在负责为俄罗斯在欧洲各地的行动提供资金，包括给破坏小组的资金。但沃尔克淡化了这种可能性。

斯洛文尼亚前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尔詹·米克拉夫契奇周五表示，俄罗斯的潜伏特工通常没有明确的任务，只是作为隐藏的后备力量，在危机时刻可能会被激活。

他说，这对假阿根廷夫妇于2017年搬到斯洛文尼亚，但可能是在五年后乌克兰全面战争开始、欧洲各国驱逐间谍嫌疑人之后，这对夫妇才被彻底激活。

2022年11月，英国军情五处安全部门负责人表示，400多名俄罗斯间谍被驱逐出欧洲各国，这是“欧洲近代史上对俄罗斯情报机构最重大的战略打击”。

米克拉夫契奇说，俄罗斯间谍网络的混乱“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很多常规信息来源，可能会激活潜伏特工”，以便填补空缺。

“当然，他们不是詹姆斯·邦德，”他说，并指出如今已经有人被抓获，而且显然在技术上犯了重大错误。

卢布尔雅那现代艺术馆的一场特维兹·洛加尔策划的展览，洛加尔说以杜采娃展出的作品质量之低劣，本应引起本国艺术界更多的注意。

出生于俄罗斯的纽约新学院学者尼娜·赫鲁晓娃亲身体验过电影中的间谍与实际上的间谍之间的距离，现实中的间谍往往过着单调乏味、有时无能的生活。21世纪初，她有一个学生叫理查德·墨菲，自称是费城人，但赫鲁晓娃回忆说，“他长得像鲍里斯·叶利钦，有很重的俄罗斯口音。”

墨菲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古里耶夫，他和妻子于2010年因在新泽西州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他们是《美国谍梦》的灵感来源之一，后来通过另一次囚犯交换被驱逐到俄罗斯。赫鲁晓娃回忆说，墨菲被捕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显然谎话连篇”。

斯洛文尼亚的假阿根廷人似乎是更高水平的特工。荷兰艺术家玛丽肯·海伊韦根曾聘请杜采娃做销售代理，她说，画廊老板杜采娃的西班牙语基本上没有口音。

这位艺术家说，她在克罗地亚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上遇到了杜采娃，并在这位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卖掉了她的两幅画。“她看起来像个阿根廷人，”海伊韦根回忆说，而且“非常和蔼可亲”。

这位艺术家说，她不知道这位化名玛丽亚·罗莎·梅尔·穆尼奥斯的女子被当作俄罗斯间谍逮捕了，直到她留在斯洛文尼亚的画作突然被送回荷兰。

SLOART画廊和拍卖行创始人兼总监达米安·科塞克在他位于卢布尔雅那的画廊里。

达米安·科塞克是斯洛文尼亚艺术界的资深人士，也是该国最大的在线和实体画廊的老板。他说，在媒体爆出杜采娃和她丈夫被捕的消息之前，他从未听说过杜采娃的生意。

他还说，选择艺术行业作为掩护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斯洛文尼亚，这个行业赚的钱太少了，政府里没人关注它”。

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敦促官员打击销售假货的不法经营者，但却徒劳无功。“没有人在乎。在这里做艺术生意，你可以为所欲为，”他说。“这些俄罗斯人不关心艺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生意做掩护。”

谢选骏指出：人説“现实版《美国谍梦》：一对俄罗斯间谍夫妇的潜伏人生”——我看，這是“革命夫妻的现实版”！

毛手毛脚的毛鬼泽东害死了印度华人

《中国印度1962年边界战争后的印度华人落难史>（BBC 2020年6月17日）報道：

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印度多地发生抗议中国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

中国与印度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附近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印方消息称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如果证实，这是数十年来两国之间最血腥的一次边界冲突。

印度总理莫迪高调表示，印度士兵“不能白死”，而中国外长王毅则要求严惩肇事责任人。

印度国内对中国的敌对情绪迅速高涨，反中示威和要求抵制中国货的运动此起彼伏，令很多人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中印战争之后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印度华人的遭遇。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对当年生活在印度的许多华人而言，那场持续了一个月的战争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印度排华潮

生活在伦敦东南肯特郡80多岁的翠娟，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之一。

1962年中印爆发战争后，印度对华人的政策大变，她的父亲不得不放弃在印度经营的船坞和航运生意，带着全家离开加尔各答到英国定居。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印度。

翠娟说，她和家人虽然被迫抛下了在印度的家产到英国谋生，但比起很多当年的同胞，自己仍算幸运。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印度迅速出台《国防法》（Defence of India Act and Defence of India rules 1962），授权政府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逮捕和拘留任何（怀疑）有敌对出身的人”。在这一法令下，任何有华人姓名、华人血统、甚至长相近似华人的都可能被逮捕。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祖籍中国，却已经几代人在印度生活。

当时，印度各地数以千计的华人华裔被抓。据估计，受影响的华人华裔约为2万至4万人。

其中大约7500人获准离开印度，前往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香港、日本和美国等地。而那些不愿离开或者没有足够财力离开的人，不少被送往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代奥利拘留营（Deoli）。

作家马爱芳（Joy Ma）和 迪利普·德叟扎（Dilip D'Souza）合著的《代奥利：1962年印度华人被拘押的真实故事》2020年2月出版。

代奥利拘留营位于拉贾斯坦邦首府齐浦尔（Jaipur）西南约165公里，曾经是英军在二战时期设立的战俘营。1984年这座战俘营被改建为训练中心，在它的牌匾上写着这里曾经关押过德国、日本和中国犯人，尽管这些华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与印度的任何战争。

中印军队冲突“有伤亡没开枪”　莫迪首次发声 誓言不让士兵罔死

中印对峙进一步升级 两国大幅增兵加勒万河谷

大约3000名华人被关押在这个拘留营，其中六成是老人和儿童。最后一批被关押的印度华人到1967年才获释。如今被保存在互联网上的《代奥利日记》（The Deoli Diaries） 记载了很多人当年在这个拘留营中的记忆。

中国印度边境日前发生暴力冲突后，《印度时报》网站报道代奥利拘留营的历史时引述印度历史学者丽玛·胡贾（Rima Hooja） 的话说：这些华人少数民族因为战争局势被政府关押在代奥利拘留营。在这样的局势中，少数民族(华人)与（中国）公民本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但是在危机时期这样的界限却被模糊了。

2020年2月， 出生在代奥利拘留营的马爱芳（Joy Ma）和记者迪利普·德叟扎（Dilip D'Souza）合著的《代奥利：1962年印度华人被拘押的真实故事》（The Deoliwallahs: The True Story of the 1962 Chinese-Indian Internment）出版。

此书记录了仍然生活在印度和移民到海外的印度华人对拘留营的回忆。

作者之一的德叟扎曾向媒体表示，被关押在代奥利拘留营的很多印度华人最终获得释放返回原住地时发现，他们的家、他们的生计都已经被毁或被充公，有的甚至不准返回住处。

“他们就这样失去了一切，遭遇灭顶打击，想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国家如此的对待。很多人尝试重新生活，但很少成功。被囚禁多年，加上街坊邻里的仇视都是他们过不去的坎。”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印度1962年边界战争后的印度华人落难史”——我看“毛手毛脚的毛鬼泽东害死了印度华人”，最後又做縮頭龜，夾著尾巴逃跑了，一寸土地也沒留下。

谢选骏：從兩面討好到兩面夾擊的中國留學生

《大脱钩时代：中国旅欧学生学者遭两面夹击》（美国之音 2024-08-07）報道：

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在过去几年来日益紧张，中国学生学者在欧洲研究机构面临更大困难。部分欧洲高校对前来就读部分工程专业和领域的中国学生学者设置限制，而文科学生学者则对中国境内不断恶化的学术环境感到失望。

背景调查、技术限制和“转码润人”

随着美国对中国部分高校毕业生赴美留学进行更多背景调查，一些欧洲理工类高校也在跟进。

据《彭博新闻社》和《亚洲时报》近日报道，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校长罗伯特-扬·斯米茨(Robert-Jan Smits)透露，美国驻荷兰大使曾问他，为什么该校有这么多中国学生。

他表示，该校在允许学生接触该国顶尖敏感芯片技术方面非常谨慎。该校距离全球最大的先进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阿斯麦(ASML)的全球总部约8公里，双方科研合作十分密切。

鉴于美国对中国学生学者获取芯片技术的限制与日俱增，北京希望能够从欧洲国家获得先进技术。此前，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斯·曾格莱恩(Max J. Zenglein)向美国之音表示，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对中国而言，仍然是关键的、相对开放的技术和资本来源国。”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

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的一位匿名中国博士生表示：“对中国学生学者的限制要分情况讨论，理、工、农、医四大门类里面，限制的主要是跟产业和军事关联密切的工科，特别是跟芯片、AI等有关的那一部分工程技术。其他理工类学科，特别是应用性不强的基础学科，比方说纯粹数学，没有也不太可能受到什么影响。”

在特定工程领域的准入限制主要针对的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以及访问学者、研究员，本科生和授课型硕士生则基本不受影响。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大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不少人选择“用脚投票”。伴随着非法移民潮“走线”的，还有技术移民发达国家的“润学”。其中一支被称为“转码”，即由原先学习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转向计算机编程、开发和维护的程序员(“码农”)。对于外国移民而言，这一技术工种相对容易就业和获得居留，工作压力也比国内小。

美国之音记者接触到一位目前在奥地利某高校从事IT维护工作的“转码润人”。他本科修读社会科学，由于香港《国安法》落地而决定离开。他先是赴英国攻读数据科学硕士，之后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从而取得工作居留。

“自主知识体系”与学术朝鲜化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近日表示：“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不是粒子物理学。”

不过，在西方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少数中国学生却发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他们所学的内容抱持日益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正在德语区一所高校攻读社会科学专业博士的小向(化名)对他称之为“学术主体化、朝鲜化”的趋势表示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说：“所谓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其实就是跟西方在文科学术上脱钩。”

2022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要求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不能“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强调建构所谓“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话音刚落，人大就宣布退出国际大学排名。一位知情人表示，此举是为“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维护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主权”，体现出“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勇气”。

美国之音记者检索发现，中国知网收录题目含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文章数量，在2022年之前均为个位数，2022年达到63篇，2023年达到286篇，2024年截至目前已经超过200篇。

小向说：“习近平上台前，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限制相对较少，但2013年《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出台后，整体形势就急转直下。”

《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哲学与文学等学科领域设置了意识形态红线，要求不得宣扬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历史虚无主义、新闻自由、普世价值等内容。

小向说：“习近平可能真的相信能够创造出所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但是等历史去评价它，人们只会将之与希特勒的‘德意志物理学’和斯大林的‘李森科主义’一类闹剧相提并论。”

中国文科学术环境日趋封闭，导致学者赴华工作意愿降低。不久前，德国政治学者约恩·亚历山大·杜本博士(Björn Alexander Düben)由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而遭到吉林大学解聘。

德国科隆大学一位研究毛时代的汉学教授向美国之音记者透露了他身边的情况：“出于对中国当前政治氛围的担忧，我的中国博士生中，很多人希望延毕，推迟归国的计划。”

在欧洲取得文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学者面临去留难题。小向说：“现在回国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的研究对象跟政治完全无关，比如埃及学、亚述学。如果他们的研究跟现代中国有关，大多是去给当权派歌功颂德的，比如张维为；他们从事的不是学术，而是宣传。”

網民嚎叫：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8-08 14:19:13

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的留学生，是为中共政府学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最终目的是制夷，夷人怕不怕？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4-08-08 13:25:15

呵呵，刚从欧洲回来，欧洲在贸易壁垒和产业保护上，要比美国做得绝。中国派到欧洲的学术小偷和倒爷，日子比美国还要难受。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只为了眼前的孔方兄么？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8-08 12:56:47

美国人太坏了，把中国的网封了，让中国人与世界脱钩。

谢选骏指出：人説“大脱钩时代：中国旅欧学生学者遭两面夹击”——我看這是“從兩面討好到兩面夾擊的中國留學生”。

谢选骏：穆斯林虐殺穆斯林特別過癮

《马来西亚校园霸凌致死案，六名嫌犯被判绞刑》（凤凰WEEKLY 2024-08-06）報道：

七年前的一桩校园霸凌致死案，近来在马来西亚引发热议。

当地时间7月23日，得知杀害儿子的凶手们被改判绞刑后，马来西亚国防大学学生祖法汉（Zulfarhan Osman Zulkarnain）的父母双双流下热泪，跪谢在法院门口，不停磕头。他们念叨着，“感谢上苍，捍卫了我儿的正义。”出庭时，他们特意穿上印有“为祖法汉伸张正义”“对霸凌说不”等英文字样的上衣。

今年7月23日，得知杀害儿子的凶手们被改判绞刑后，祖法汉的父母跪谢在布城上诉庭的门口。

这起震惊全球的悲剧发生在2017年5月，年仅21岁的海军学员祖法汉在校内惨遭同学霸凌致死。吉隆坡高等法庭曾在2021年裁定六名主要嫌犯误杀罪名成立，判处18年监禁。但祖法汉的父母对此表示不服，并向司法机关提起上诉，要求改判死刑。

祖法汉的母亲哈瓦·奥斯曼（Hawa Osman）说，“自从祖法汉死后，我每晚都以泪洗面。我希望那些霸凌者能体会到我已故儿子所承受的痛苦。”由于长年哭泣，这位母亲于2018年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还伴有高血压。她和丈夫也不再让家中其他的儿女去外地求学，尤其不希望他们踏入军校大门。

祖法汉在马来西亚国防大学就读时的照片。

该案件自起诉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拖到今年7月23日才由布城上诉庭作出判决。上诉庭推翻了先前误杀罪的判决，改判六人谋杀罪名成立，必须面对绞刑。

马来西亚华人林欣（化名）认为，该案“改判死刑”是天经地义的。“这个霸凌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纠正社会风气。”林欣向《凤凰周刊》表示，“涉案人员均已成年，应为自己的行为负上最大责任。我相信大多数马来西亚人都会支持死刑的判决。”

这起校园霸凌致死案的司法进展为何会如此曲折？在马来西亚，校园霸凌又是怎样的存在？

被所谓的“朋友”活活烫死

“救命啊！好热啊！”2017年5月21日，马来西亚国防大学宿舍内，祖法汉绝望地大喊着。他因被指控盗窃同学的笔记本电脑，在宿舍遭到虐待，不过祖法汉坚决否认盗窃指控。为了迫使他承认盗窃，施暴者不断升级对他的暴力。据说，有二三十名学生参与了这起施暴，施暴行为持续了整整两天。

事后通过尸检，法医萨尔玛·阿尔沙德（Salmah Arshad）发现祖法汉身上有多达90处伤口，其中29处为三级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到80%，另外还有严重的瘀伤及骨折，这些伤口主要由熨斗、衣架、皮带等造成。就连他的生殖器，也惨遭烫伤。

祖法汉的尸检图显示，他全身多处被熨斗烫伤。

“烧伤带来的心脏肿胀和肾衰竭导致了他的死亡。”阿尔沙德披露，由于伤势过重，祖法汉即使第一时间被送医，恐怕也难逃一死。

祖法汉的生前好友穆罕默德·艾曼·奥法 (Muhammad Aiman Aufa) 在庭上表示，2017年5月22日，他在宿舍里看到了躺在床上的祖法汉，他全身布满水泡和黑斑。由于清醒时上药太痛，祖法汉生前甚至拜托他人等他熟睡之后再帮他上药。

六名被改判死刑的嫌犯中，有五人承认曾用熨斗烫伤祖法汉，另一人则被指控教唆并指示其他五人实施虐待行为。这其中，好几位竟然自称是祖法汉的朋友。

作为主要施暴者，穆罕默德·阿菲夫·纳吉穆丁（Muhammad Afif Najmudin）承认自己两次将发烫的熨斗放在了祖法汉的大腿上。阿菲夫说，当时祖法汉只穿着一条平角短裤，被熨斗烫到时，“他缩回了腿，大声哭喊起来”。阿菲夫声称，平日里他与祖法汉关系很好，因此无意伤害他并致其死亡。

警方展示了残害祖法汉时使用的蒸汽熨斗。

同阿菲夫一样，另一名施暴者穆罕默德·阿扎穆丁（Muhammad Azamuddin）也称自己与祖法汉关系不错。当被问到“既然身为朋友，为何参与对他的施暴”时，阿扎穆丁辩解说，自己本来只是想给祖法汉一个忠告，“我不知道我的行为会对他造成伤害，因为他当时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法庭上，阿扎穆丁还向祖法汉的父母公开道歉。为了摆脱刑罚，他在最后打起感情牌，声称自己陪伴祖法汉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日子，甚至还曾帮他上药。阿扎穆丁说，祖法汉向自己表达过对父母的思念，还说因为不想让父母担忧而不敢同他们联系。听完阿扎穆丁的叙述，坐在公众席上的哈瓦·奥斯曼泪流满面。

身着军校制服的祖法汉（中）与父母的合影。据说，他的理想是担任海军舰艇舰长。

施暴者家长以巫师身份造谣

无论阿扎穆丁和阿菲夫等人事后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残害同学的事实。不过，他们的罪孽不只在施暴方面，还在于对祖法汉的救治上。

死亡前一天，祖法汉被施暴者送往一家医疗诊所救治，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该诊所主治医师阿兹法尔·胡辛（Azfar Hussin）披露，祖法汉生前两次在阿扎穆丁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自己的诊所寻求治疗，不知内情的他曾将施暴者误认为是祖法汉的朋友。

首次见到祖法汉时，阿兹法尔就被他的伤势惊到了。他表示，自己的诊所太小，祖法汉应该去更大的医院接受治疗。当时，阿兹法尔还为祖法汉写了一封转诊信，却遭到施暴者的拒绝。这些人谎称，祖法汉是在军营训练期间因遇上爆炸而受的伤。

四天后，即2017年5月31日，阿扎穆丁等人又将祖法汉送来阿兹法尔的诊所。此时祖法汉的伤势更严重了。阿兹法尔说，他当时看起来虚弱、疲惫且脱水，“与四天前相比，祖法汉需要外人的协助才能脱下衣服，而四天前，他可以独自完成。”阿兹法尔再次要求将祖法汉转往大的医院治疗，但无论施暴者还是祖法汉本人都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阿兹法尔的担忧很快成真，祖法汉离开诊所后的次日，便倒在了宿舍里。此时，阿扎穆丁等人终于肯将他送去医院，但为时已晚。祖法汉去世后不久，马来西亚警方便将他的死亡定性为谋杀，并迅速逮捕了36名涉案学生。由于案件情节过于残暴，马来西亚时任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发话说，“任何肇事者都不会得到饶恕。”

被指控参与虐待祖法汉的部分嫌犯，他们正被带往法庭。

不仅施暴学生凶残，他们的家长也足够狠毒。此案中，一名被告学生的父亲竟然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巫师，因为获得神灵的“指示”，才指控祖法汉盗窃了电脑。这一邪说让祖法汉的父母表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不少参与霸凌的学生正是因为听信该邪说，才加大了对儿子的施暴力度。

祖法汉的父母认为，如果不是那个家长以巫师的身份造谣，祖法汉说不定能活下来。哈瓦·奥斯曼说，这个巫师的所作所为让她感到愤怒，“他声称自己通过使用物品作法，听到了祖法汉的名字，就断言手提电脑是我儿子偷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个巫师也能遭受此罪，让他尝到被熨斗烙下伤口的滋味。”

令人痛心的是，案发七年来，这六名施暴者的家长从未向祖法汉的父母表达过歉意，尽管他们经常在法庭上碰面。

改判死刑引发争议

祖法汉的死，与其说是施暴者的罪孽，不如说是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悲哀。

得知祖法汉受虐后，作为朋友的艾曼先后将两份匿名信放在大学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区域，试图让对方知道祖法汉的遭遇。信中写道，“如果你还有人性，请埋伏在410号房（祖法汉所在宿舍），那里有人需要紧急治疗。”

祖法汉的生前好友艾曼曾向学校高层发出匿名求救信，却没有回应。

不幸的是，这两封匿名信非但没能引起学校高层的重视，还被曝光在校园群组内。施暴者得知后，迅速将祖法汉转移出410号房。艾曼则由于担心与祖法汉一样遭到霸凌，不敢进一步采取行动。事后，他为自己没能挽救朋友的性命而感到懊恼。他在法庭上自责道，“如果我知道他会死，我一定会送他去医院。”

同样作为证人的医生阿兹法尔，虽然两度建议将祖法汉送去更大的医院进行治疗，但其行为也仅局限在医生的本职工作内，没能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

祖法汉父母也为儿子的惨死感到自责。祖法汉的父亲祖尔卡尼安·伊德罗斯告诉当地媒体，祖法汉曾告诉过家人，自己在校园里遭到同学的围殴，但自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过多追问。哈瓦·奥斯曼则回忆说，在与儿子通电话时，她觉察到儿子的异样，但没能引起她的警觉。

祖法汉的母亲哈瓦·奥斯曼经常去儿子的墓地看望他。

祖法汉的死，不仅给家人带来无限的痛苦，也严重撕裂着马来西亚社会。

改判死刑的决定虽然大快人心，但依然遭遇了不少反对声浪。布城上诉庭做出判决后，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马来西亚反死刑与酷刑组织（MADPET）等团体立刻表示反对。马来西亚反死刑与酷刑组织发言人查尔斯·赫克托（Charles Hector）呼吁将死刑刑罚减为长期监禁。他搬出理由说，“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就承诺，会在正式废除死刑之前暂停执行死刑。”

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则将“改判死刑”的行为视为该国司法史上“悲伤而庄严的时刻”。该机构认为，“改判死刑”违背了全球废除死刑运动，当前许多国家都将死刑视作“不人道且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该组织表示，在此背景下，应当强调改造的必要性，如此才能将罪犯转变为对社会负责和有建设性的成员。

与上述人权组织不同，，马来西亚预防犯罪基金会（MCPF）则认为，“改判死刑”的行为是恰当且公正的。该组织高级副主席阿尤布·雅各布（Ayub Yaakob）表示，将人折磨致死是对人类准则的公然违反，尤当这种行为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实施时。雅各布提到，伊斯兰教一向禁止那些不顾他人安危而夺取他人生命的行为。他还提醒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需要明白，虽然政府已经废除对谋杀和毒品贩卖案的强制性死刑，但法官仍有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来判处死刑。”

面对争议，主持该案件的上诉庭法官哈达丽雅 (Hadhariah Syed Ismail) 表示，鉴于阿扎穆丁等六名主要嫌犯行为的残忍性，判处死刑是合理的。“我们同意检方的观点，即谋杀的实施方式‘不仅震惊了司法良知，甚至震惊了社会的集体良知’，这起案件是罕见的令人发指的犯罪案件。这种残忍行为必须予以制止。”

不过，此次判决并非终审。上诉庭改判死刑的当天，六名主要嫌犯的代理律师表示，将会继续上诉至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因此，死刑裁决能否得到落实，还有待观察。如果最终的裁决无法平息争议，势必会给马来西亚的社会稳定带来挑战。

2017年6月3日，祖法汉被安葬在家乡一处墓地。

大马校园霸凌为何盛行？

虽然“祖法汉事件”血腥残忍，但它只是马来西亚校园霸凌事件的冰山一角。

同样在2017年夏天，马来西亚大学生纳温遭到多名校友的欺凌——这些校友不仅围殴纳温，还使用火器烧伤纳温背部，更将钝器插入纳温的肛门并弄伤他的生殖器。此番毒打直接导致纳温脑死亡。

其实，这不是纳温首次遭到这群校友的虐待。早在高中时期，纳温就因为不肯加入学校内的小团伙而遭到霸凌。即使等到毕业，这群校友依旧没放过他，在2017年6月9日晚制造了这场惨案。脑死亡的纳温仅在医院住了6天，便宣告不治。

马来西亚学生纳温遭到校友霸凌，致其脑死亡。

类似的恶劣事件源源不断。今年3月，马来西亚砂拉越地区某中学，一位13岁的男生先是被学长以“弄丢裤子”为由暴打一顿，次日又在宿舍被恐吓脱光衣服，惨遭铁条插入肛门，痛得他生不如死。今年6月，吉辇中学一名13岁的女学生在厕所遭到两名同校15岁的学姐霸凌，两位学姐轮流打耳光的视频传出后，引起各界人士的震惊。

今年6月，吉辇中学一名13岁的女学生在厕所遭到两名同校学姐打耳光。

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门的统计，2023年该国共记录有4994起校园霸凌事件，与2022年的3887起相比，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马来西亚教育部宣称，被举报的这些案件均已得到调查，并采取了后续行动。 另自2012年以来，马来西亚平均每年会发生3000多起校园霸凌事件。

据马来西亚预防犯罪基金会披露，马来西亚校园内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霸凌，其中不乏有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肢体暴力，而这些事件影响到该国84%的未成年人。

谈到校园霸凌行为，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教育系就读的中国留学生郑同学深有体会。在当地留学的三年间，他多次体验过校园霸凌，深感痛苦与无奈。在郑同学看来，霸凌事件的发生不仅是学生的个人问题，也与整个学校的氛围有关。“学校给学生发送通知，基本都是用的马来语，从不考虑我们留学生。”郑同学告诉《凤凰周刊》，“而当我们留学生遭到本地学生的霸凌时，老师更多选择忽视，甚至充当那些学生的帮凶。”

为了防止青少年成为霸凌者，关注他们在学校的行为至关重要。

某次小组作业期间，郑同学和他的中国同伴遭到本地同学和导师的共同霸凌。本地学生向导师造谣说，郑同学和他的同伴只在这次作业中干了1%的活，还通过恶意截图、禁止群组发言等方式阻挠郑同学做出申辩。而他的导师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就不分青红皂白批评他说，“在马来西亚，你们不做贡献、不参与小组作业是一件极不礼貌且不正确的行为。”

最终，郑同学和同伴得了小组最低分。事后，郑同学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向学校举报这一霸凌行为，却无疾而终。除了课堂上受到不公待遇，郑同学也曾因为搬运行李、打饭等小事遭到当地学生乃至学校工作人员的霸凌。在他看来，这主要源于当地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身为马来西亚第五代华人的林欣则认为，校园霸凌与种族歧视的关系不大。“霸凌事件是少数学生家庭教育的失败，不应将其同种族或宗教挂钩。”林欣告诉《凤凰周刊》，“有人天生懦弱，有人骨子里就是坏，这才导致了霸凌事件的发生。”如今为人父母的林欣不仅会给孩子灌输正确的价值观，还教她要学会保护自己。

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安顺中央医院精神专科医生邹升见看来，霸凌行为主要与霸凌者的生理、心理或环境因素有关，其中大多数源自心理因素，且往往与原生家庭有很大关联。“无论施暴者是因为失去双亲，或是源于父母的疏忽管教，都会让他们在一个缺乏管控或正确的教育环境下长大。”

马来西亚教育家长行动小组（PAGE）主席诺尔·阿齐玛（Noor Azimah）认为，霸凌始于家庭，“学生从父母那里学到（霸凌），并在学校里强化了这种行为。”

因此，在他看来，家长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学校要想解决校园霸凌，需要得到家长的信任与配合。”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校园霸凌，马来西亚教育部计划，将在校内增加指导和咨询教师的数量。不久前，该国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在议会上表示，“必须对霸凌者进行适当辅导，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参与霸凌。”

2023年1月28日，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一排左四）出席在圣芳济国民中学举行的活动时，摆出“停止”手势，希望借此提高学生们的反霸凌意识。

近年来，要求制定反霸凌法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去年9月，马来西亚教育部发布了《校园欺凌和性骚扰管理指南》，但不少专家认为这远远不够。在他们看来，实施反霸凌法至关重要，因为它能让霸凌者心存恐惧感，从而让他们停止霸凌行为。

马来西亚律师穆罕默德·阿克拉姆·阿卜杜勒·阿齐兹表示，教育部的指导方针是不够的，需要通过执行带有惩罚性的法规，才能给校园施暴者教训。他还指出，目前的《刑法》仅适用于极端霸凌行为，而不包括口头或是网络霸凌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反霸凌法至关重要，它提供了一种更全面的方法来帮助受害者。”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莫哈末·纳丘丁（Mohamad Naqiuddin Dahamat Azam ）也认为，要想全面解决霸凌问题，必须将其视为一种犯罪行为，并为此制定法律。“马来西亚缺乏专门针对霸凌行为的法律，这对制止霸凌行为的努力构成了挑战。现有法规更侧重于对造成身体伤害的犯罪行为施以严厉惩罚，对言语霸凌的惩罚却相当温和。”

因此，不少专家建议马来西亚借鉴美国和菲律宾目前实施的相关法规，尽快制定反霸凌法。

網民嚎叫：

GoldenEar 发表评论于 2024-08-07 12:31:23

就应该严惩不贷！校园霸凌太可恶了，往往会给被霸凌者深深的心灵创伤！这样残忍的霸凌就是谋杀，应该死刑侍候！

Headwater 发表评论于 2024-08-07 11:13:03

***x***/CollinRugg/status/1820987744396701714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8-07 11:04:53

对霸凌欺负他人的罪犯，都要严惩以儆效尤。

谢选骏指出：人説“马来西亚校园霸凌致死案，六名嫌犯被判绞刑”——我看“穆斯林虐殺穆斯林特別過癮”，而獲得死刑，他們就更加過癮了。

谢选骏：列宁墓是邪教分子斯大林設計的醜惡作品，把列寧的梅毒傳遍了亞洲

《列宁墓开放100年：你需要知道的五件事》（Author,安德烈·科岑科（Andrey Kozenko）Role,BBC俄语记者2024年8月2日）報道：

在1970年代，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的石棺被安装了防弹玻璃，以保护其免遭破坏。

2024年8月1日，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Lenin Mausoleum）将迎来建造100周年的纪念日。

自开放以来，这座陵墓曾多次用于举行仪式和军事阅兵。在此期间，经过防腐处理的列宁遗体曾被运走和运回，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遗体也曾在此安葬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被移走。

在1970年代，列宁的石棺上被安装了防弹玻璃，以保护其免遭破坏。1990年代，人们则强烈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下葬。

以下是关于列宁墓不为人知的五件事。

这是谁的主意？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保存列宁遗体的想法最早是由斯大林在1923年夏天提出的。

当时，苏俄契卡（克格勃和联邦安全局的前身）的一位领导人在哈尔科夫执行任务时去世，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沃罗比约夫（Vladimir Vorobyov）的年轻科学家对他进行了防腐处理。

在莫斯科看到遗体的共产主义者对其保存完好的状态印象深刻。

同年11月，斯大林召开党领导人会议，讨论列宁身后之事。尽管列宁当时还活着，但已病入膏肓。

斯大林主张对列宁的遗体进行防腐保存。而反对派则提出异议。他们后来都在1930年代被杀害。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认可遗物，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则坚持认为，将革命领袖制成木乃伊是对他的侮辱。

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也要求不要把列宁的遗体变成供人瞻仰的物品。

然而，即将掌握绝对权力的斯大林却更加坚持己见。他引用了工人的联名信，尽管这些信是真正的基层呼声还是斯大林手下精心策划的，现在已无从考证。工人们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列宁应始终与他们同在。

谁建造的？

列宁墓的第一个版本只有三米高，是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为他的葬礼而建造的。建筑师是阿列克谢·舒舍夫（Alexei Shchusev），他还设计了后续版本。

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告别仪式一直持续到3月底。据说有数百万人访问最初设计的陵墓。

到1924年夏天，对列宁进行防腐处理并展示其遗体供公众瞻仰的想法如火如荼。舒舍夫开始设计新的建筑，而科学家阿列克谢·沃罗比约夫（Alexei Vorobyov）和鲍里斯·兹巴尔斯基（Boris Zbarsky）则致力于防腐工作。

1924年8月1日，陵墓向公众开放。其由木头建成，但大小和形状与现在的陵墓相似。

1930年秋，花岗岩陵墓竣工。其万神殿般的外形最接近斯大林的设想，强调了苏联的独特性和伟大性。人们排着长队庄严地瞻仰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遗体。

列宁与斯大林曾合葬

1953年，在斯大林去世后，人们决定将他的遗体也安葬在列宁墓中。

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斯大林的皮肤，尤其是面部皮肤状况很差，使防腐过程变得复杂。

新的碑文“列宁-斯大林”被放置在旧碑文的上方，有时会被雨水冲走，露出下面历史悠久的“列宁”二字。

随着苏联领导人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铁腕镇压，斯大林的遗体于1961年被移出陵墓，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城墙附近。

当1982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逝世时，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传开了：陵墓上的碑文“列宁”将被改为“LЁNIN”（勃列日涅夫名字的戏谑）。

意识形态宣传场所并曾遭破坏

从二战后直到苏联解体，列宁墓一直是人们朝圣的地方，外国政要和苏联学童都会前来参观。

1945年5月，在胜利游行期间，德国军队的纳粹旗帜被扔在列宁墓前的地面上，以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

时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chev）还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为世界上首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接风。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列宁的遗体遭到十多次袭击，工具包括石块、锤子和木槌，甚至自制燃烧弹。通常情况下，肇事者都会被抓获并送去接受强制性精神病治疗。

1973 年，一个爆炸装置被引爆，炸死了几名游客。此后，列宁石棺的玻璃被加固为防弹玻璃。

列宁遗体

苏联解体后，对共产主义思想不屑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没有选择在列宁墓发表演讲，而是现身红场附近一个专门的平台上。

1990年代初，负责维护列宁遗体的实验室失去了专项资金。

从那时起，有几部关于列宁墓和遗体保存的纪录片在俄罗斯电视频道播出。这些影片声称，列宁的遗体只有23%的原始部分被保留下来，其余部分都是人工添加的。

时至今日，列宁墓仍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在谷歌地图和旅游网站TripAdvisor上，它的平均评分在五星中获得四星。

游客的评论褒贬不一。有人说，“我的孩子被他的黄脸吓坏了”，但也有人说，“这个地方值得任何亲身或从祖父母、父母辈听说过苏联时代的人来参观”。

此外，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有存放着经防腐处理的领导人遗体的陵墓，包括中共领袖毛泽东和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在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及其继任者金正日的遗体也被防腐保存在陵墓中。

谢选骏指出：人説“列宁墓开放100年：你需要知道的五件事”——我看這個列宁墓，是邪教分子斯大林設計的醜惡作品；而後被中國國民黨和越南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如法炮製，把列寧的梅毒傳遍了亞洲。

谢选骏：慈善就是慈骟 公益就是公癔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浣花溪杜甫 2024-08-04）報道：

江山如此多妖，害无数苍生尽折腰。

妖怪见得多了，但如此丧尽天良的东西，妖怪见了都要自愧不如。

今年很多新闻都没蹲来后续，但这件事，真希望能蹲来后续。

近日，有博主爆料，在河南南阳，中华儿慈会河南负责人，9958志愿者雷某要哄骗患病孩子妈妈陪睡才会把爱心人士给的捐款给一点，陪睡一次给一点，再陪睡一次再给一点，直到把患病的孩子给拖死，他就把爱心捐款给吞了。

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虽然这么多年关注社会热点新闻，已经把我震惊的阈值给提高了不少，但看到这个新闻，还是觉得，卧槽，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恶魔存在？

打着慈善的旗号，做着丧尽天良的勾当，用别人的爱心，骗财骗色。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以前看到郭美美，直升机，羽绒服等等案例吧，那基本都是惦记着善款，而现在，这货不但要惦记善款，还要惦记患儿妈妈。

患儿在宾馆的地上放着，患儿的妈妈在床上被侵犯。

禽兽会做出这样的事吗？恶魔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看他给患儿妈妈发的肉麻短信。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再看看媒体对这个雷克的报道吧，说他是公益路上初心不改的80后。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甚至他还荣登中国好人榜。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没想到吧，表面上顶着好人和慈善光环，内地里却被人曝光如此龌龊不堪。

如果这是真的，凌迟都不过分吧。

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

曝光之前，都是楷模。曝光之后，都是恶魔。

楷模和恶魔之间就只有一块遮羞布。拿掉这块遮羞布，看到华丽的袍子下面布满了虱子。

是什么让他变成这样，就是给患儿发钱，这么小小的一点权力啊。

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最小的权力之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

而雷克这件事如果属实，就很好的诠释了这句话。

患儿家庭已经很惨了，还要最大限度的为难他们，贪钱贪色，挟患儿以睡其母。

当然，这是因为他的触角只能伸到患儿家庭这里。就会想着怎么最大化的利用手中这么小小的权力。

说到儿慈会，还有这个9958（救救我吧），我前不久才写过一篇文章《当“儿慈会”化身“吃儿会”》。

儿慈会的工作人员以配捐的名义，骗取家长近千万元。

这还是慈善机构的所作所为，他们把社会上爱心人士的爱心捐款，歪歪扭扭的写成了两个大字：吃人。

所以现在大家也看透了，不论是慈善机构也好，福利彩票也罢，亦或者所有有利可图的机构，都张着一张张永远喂不饱的血盆大口。

难怪大家都不捐款了，爱心捐款反而助纣为虐，就像驴子眼前掉着的胡萝卜一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现在工作人员回应，还不清楚此事，还在向领导反应。还要调查和核实。

如果真的是这样，恐怕应该公安机关来调查吧。

不管怎么样，只希望这件事，能蹲个后续，如果这都能不了了之，那么网证又有什么意义？

網民嚎叫：

lary

郭美美以后，谁捐谁傻逼。

2024-08-04 17:13

屏蔽

那时烟花乱

现在国内除了极少数sb，真没有人捐款了。前段时间，连韩红都公开感叹，现在想筹两百万善款都难得很。以前，港澳台华人还愿意捐款，现在哪还有。从上到下都是骗子，谁捐谁sb。这里的白操，太膻捐吗？

2024-08-04 17:10

g2j2

最近负面消息太多，太多，太多！

2024-08-04 16:19

不过-如此

网证的意义是准确定点清除举报人，消除不稳定因素

2024-08-04 15:53

谢选骏指出：人説——挟“绝症患儿”睡其母！这样的人，在中国做慈善。我看這不是中國的特例，世界各國都是如此——慈善就是慈骟，公益就是公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