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爲何在政治文化上一事無成

谢选骏指出：“中国之春”這個名字，就像在它前後的“北京之春”，都是山寨於“布拉格之春”。但是這些食洋不化的腦子不懂中文，不懂中文的“春”字含有“性騷動”的意思，例如“春夢”、“春情繾綣”、“買春賣春”……這樣一來，“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豈不都和“聲色犬馬”扯上了關係？而西文的“春”，卻沒有如此明確直接的性意味。結果呢，“布拉格之春”可以修成正果、出個總統……而“中國之春”、“北京之春”，卻在政治文化上一事無成，熱捧了一個劉曉波，結果反倒讓他夭折在黑獄之中了——這都是因爲，食洋不化者和共產黨一樣，不知中國文明的命運。

網文《spring有什么特殊意思吗》（Worktile社区）報道：

Spring有以下几个特殊的意义：

春季：Spring是英语中春季的意思。春天是一年四季中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季节，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因此，Spring也常被用来指代春天这个季节。

弹簧：Spring在英语中还有弹簧的意思。弹簧具有弹性和恢复力，能够吸收和释放能量。Spring框架的命名正是借用了这个特点，它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灵活、轻量级的开发框架，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Spring框架：Spring框架是一种基于Java平台的开源应用程序开发框架，由Rod Johnson在2003年创办，并由SpringSource（现为VMware）进行维护和推广。Spring框架提供了一系列的模块，包括核心容器、AOP、ORM、MVC等，用于简化企业级Java应用程序的开发。

借喻：Spring还可以被用作借喻，比如“春天的清风”，形容清新宜人；“春天的希望”，表示充满着希望和憧憬。在文学作品中，Spring常被用来象征着美好、愉悦和重生。

综上所述，Spring除了表示春季和弹簧外，最常见的意义是指代Java开发框架Spring框架。同时，它在文学和借喻中也有一定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Spring意思很多，唯獨沒有性意味。

【第四部分】

【中国之春回忆录】

2009年7月4日

丁楚：《中国之春》主编回忆录（全书十三章）

《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

（《中国之春》主编“丁楚同志”，现在是北京安全局下属投资公司“房西苑顾问”。早年在北大求学期间，已经加入安全部工作，名叫“房志远同学”。）

谢选骏指出：説好的是部“回憶錄”，讀起來卻像是一篇小説。這是妙筆還是敗筆？

【目錄】

第一章：不白之冤

第二章：逼上梁山

第三章：隐居总部

第四章：民联三大

第五章：财政危机

第六章：以商养运

第七章：民联复苏

第八章：无事生非

第九章：罢王风波

第十章：胡王内战

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評論之一：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

評論之二：評丁楚《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薛偉訪問記）

【第一章：不白之冤】

1-1公安局的“保护对象”

我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这个名字，是从古念良嘴里，那大约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古念良当时是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在这个研究所里当助理研究员和《港澳经济》月刊的编辑。

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顾名思义，是研究香港经济问题的。当时中英之间就香港归还主权的问题正开始谈判，港澳问题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有去香港的机会，而只有我屡次申请而得不到批准。虽然去一趟香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当别人都可以去一个地方，而唯独你不行的时候，就明显地意味着一种歧视了。这种歧视使人感到一种无名的窝火。

我知道这不是古念良权力范围所能及的，但是眼看着比我晚来的新人都一个个到香港去转了一圈之后，我不由地对古念良是否为我尽了力而怀疑起来。最后，我忍不住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古伯，我去香港的通行证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唉，你的事情比较麻烦，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古念良含糊其词，显然有难言之隐。过去我这样问他已经有好几次了，他总是这样吞吞吐吐地敷衍。

“他们，他们到底是谁？”我急了，讲话嗓门提了八度，“我想知道，我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人说了算，总不能让我一直闷在葫芦里。” 

古念良摘下老花镜，很为难地看着我。他走到办公室门口，轻轻地关上门，道：“你要理解我的处境，我确实为你尽了全力。这些事情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但是拖也拖不过去，总有一天要对你有个交代。”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要讲的话，“你的政审通不过，关键卡在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我大吃一惊。我知道社科院系统的研究单位是归省委宣传部管辖，我的档案在宣传部。我也猜到我的档案里肯定有很多不利于我的材料，我一直以为古念良多次提到的“他们”是省委宣传部，可是没有想到是公安部门。

“两天前他们的人还来找过我，”古念良平静地说：“他们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了解你的情况。我当然都说你表现好，能干，刻苦，是难得的人才。”

我毛骨悚然了。我知道，自从我卷入了民主墙的活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民主竞选，组织了《出版法草案》万人签名，当局就已经把我打入了另策。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还会受到如此重视。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己分子”一手就可以抓一大把，虱子多了不咬，当局也管不了那么细了。可谁知在广州异己分子太少了，我倒成了稀有动物，变成“重点保护对象”了。

我默默地走出了古念良的办公室，我不想再使他为难。我很明白，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他是不能告诉我这些的。但是古念良当过二十多年的右派，他亲身体验过政治歧视滋味。我相信他为我的一切力争过，也相信他确实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我还是由衷地感谢他。当年要不是他收留了我，也许我就被广东省人事局分配到粤北山区的韶关师专教书了。

1-2一头闯进了“右派窝”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到广东省。当时我刚刚结婚，妻子是我的同班同学，被分在北京。我们登记结婚的第二天就分手了。

我非常希望留在北京，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此做过最大的努力。显然，校方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样把我们两人拆开是否是对我参加一九八零年民主竞选的一种惩罚。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是一种惩罚的话，它做得天衣无缝，连我自己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我是带薪上学的，根据当时的政策，带薪读书的学生分配基本原则是“哪来哪去”。我是广东省来的，所以要回广东去。校方一再向我解释了这一政策，以表示并没对我进行政治歧视。

我很愿意相信北大校方的解释，因为和我一齐到广东省人事局报到的还有同系的同学老杨，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在政治上绝对是“依靠力量”，但是后来竟也和我一样，绕着广州自寻工作。北大毕竟是全国最开明的地方，在处理异端学生的问题上，校方一向是很温和的。我到是宁愿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没有被穿小鞋。我一向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所以也不认为自己在官方眼里多么重要。

我和老杨都是带薪读书的学生，属于计划外分配的毕业生。如果我们不想回给我们发工资的原单位，那就要等着省人事局给我们重新分配工作。

那些天，省人事局里挤满了报到的毕业生，所有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干部，她把我的介绍信往桌上一扔，连眼皮都没抬，道：“你是计划外分配的，现在来凑什么热闹。”

我立即顶了一句：“那我该什么时候来凑热闹？”

“等我们把计划内的萝卜坑填满之后，才能安排你们。”

“要等多久？”

“一个月。”

我有点温怒了，冷言道：“你说得倒轻巧。要知道，我现在等于失业，没有工资，这一个月我吃什么？”

也许人事局的干部这些天习惯了那种恭恭敬敬的说话口气。她听到我这种很不客气的话，吃了一惊，抬头把我打量了一下，说：“你想要工资，就回原单位去。要是不想回原单位，这一个月，你可以自己找工作。”

“自己找工作？”我喜出望外，离开广州四年，还不知道出现了这种新鲜事物。“找到了你们放吗？”

“只要有单位要你，为什么不放？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你讲这话算数？”

“找到工作你来找我好了，我姓谢。”

“好，一言为定。”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省政府大楼。在社会主义天下里生活了这么久，我这还是第一次把命运捏在自己手里，然而，时间只有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我跑了许多个单位。

我申请过广州市外贸局，广东省科委，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广东省出版社、洋城晚报、南方日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几乎每个单位都说欢迎，可是谁也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中国的衙门办事就从来没有利索过，总是这个批完还要那个批。

一些单位还要考试。洋城晚报的主管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给我一个小时，让我看一篇关于埃以和谈的英文文章，然后用中文写出一篇简要的报导。我四十分钟就完成了。省社会科学院的人听说我懂俄文，还找了一篇俄文的文章让我翻译。最后，他们似乎都满意了，但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回家等着吧。等多久？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就是“等”。头十天，我还满怀信心，第二个十天我就已经焦虑不安了，等到最后的十天开始时，我都觉得有点沮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运捏在手里一回，可是却眼看着所有的机会一个个从手指缝里溜掉。

老杨也和我一样，每天从外面回来垂头丧气。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借酒浇愁，同病相怜。不过他后来当了青海省政府的秘书，继而升任办公室主任。此是后话。

眼看一个月的期限就要过了。有一天我从社会科学院回家，路过越秀北路的时候，忽然被一块牌子吸引住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牌子背后，是一栋淡粉红色的小楼。

这块招牌太吸引人了，我的自行车连闸都没刹，龙头就直接拐进了大门。

我走上二楼，看见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

“您是这个单位的头儿吗？”我问。我觉得自己有点唐突，但这些天找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对老干部，不必表现得城府太深。

“正是。鄙人古念良。”他的眉毛向上一扬，偏头优雅地一笑，“请问有何贵干？”

他的幽默感染了我，我也不自觉地“潇洒”起来：“想混碗饭吃，这里需要人才吗？”

我故意把人才两字说得很突出。

古念良被我逗乐了，他身子向前倾了一下，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那样子使我想起了座山雕审问杨子荣：哪个山头的。

“北京大学。”我十分自豪地报出了山门。

北大的招牌果然不同凡响，古念良眼睛一亮，站起身来，以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指着旁边的沙发：“请坐。” 

我坐下了。看来我们双方都对这种轻松幽默、略带调侃的对话气氛感到满意。

“北大高才生，”古念良故意拖长了腔，问：“请问你都有些什么本事？”

“你这里需要什么本事？”我开始有点喜欢和这老头儿贫嘴了。

“外语行吗？”

“哪一门外语？”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英语，但我故意这样说。

“怎么，你还懂好几门外语？”古念良有点惊呀。

“不多，两门。”我故作谦虚状，“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

“那么英语呢？”

“你考吧！”这些天我找工作，考试都考油了，信心十足。

谁知古念良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英文底子相当好。他马上从中文转成英文提问，问我的专业，课程，年龄，住址，家庭，经历……，排炮轰炸，让人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幸好这些简单的句子还难不倒我，我对答如流。可是背后冒了一身冷汗。我本以为唬一下就能把这老头儿唬住，谁知被他杀了个回马枪。

古念良显然对我的口语还满意。他话题一转，问：“你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可我们这里是研究经济的，你懂经济吗？”

“我们最好还是老办法，你考吧。”我在北大时恰恰喜欢经济，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经济学尤其感兴趣。我课外读了大量这类著作，我相信他难不倒我。

古念良提了两个问题：香港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加工出口区模式对经济发展有那些利弊？问题是开放性的，显然他打算任我发挥了。

我心头暗自窃喜，这两个问题刚好撞在我的枪口上。我在北大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发展经验。现在把新加坡换上香港，道理都差不多，在加上点中国大陆的因素而已。

我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古念良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还插话和我讨论一下。后来他插话越来越多，干脆喧宾夺主，自己讲起来。他讲香港问题多么重要，讲他为什么要办起这个研究所，讲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是什么……。现在，轮到我洗耳恭听了，但我知道，我成功了。

临别时，古念良抓起桌上一本英文书，翻到第八章，递给我：“你回去把这一章给我翻译出来，给你一天时间。后天上午九点来见我。”

“是考试吗？”我问。

古念良狡诘地一笑：“算是吧。”

后来我知道，他已经决定要我了，只不过想占个小便宜，抓我一个免费的公差而已。

那本书叫《世界加工出口区概览》，后来由我们研究所翻译出版了。它的第八章译成中文足有八千多字，我当夜没有睡觉，再加上第二天一天，全部完成。八千字，光抄写就得花一天。我对我翻译的质量和速度都很满意。

第三天一早我来到古念良的办公室。令我失望的是我根本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赞扬，古念良翻都没翻一下，就漫不经心地把译稿扔到桌上的文件中去了。不过，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最高度的赞扬了，这说明他对我翻译的质量充满信心。

古念良当着我的面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省人事局。他告诉人事局说，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要房志远这个人，请他们查一下我的档案，他明天派人去取。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了。以前所有的单位都拖拖拉拉的，而古念良一天就决定了，一个人就能拍板。我碰到他真是幸运。

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是省人事局打来的。古念良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忽然僵住了，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然后轻轻地放下了电话。

“你犯了什么案子？”他说，“怎么人事局的人提到你的口气阴阳怪气的。他们让我不要急着要你，看了你的档案再决定。”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解：“像你这种年龄，档案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材料？”

这个场面我已经料到了，我估计我的事情就不会太顺利。我告诉古念良我在民主墙的事情，北大竞选的事情，《出版法草案》签名的事情。最后我说：“如果在五七年，说不定我就成右派了。”

古念良突然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他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点着我，道：“那好，咱俩同派，咱俩同一派。”

我不解地望着他。古念良高兴得像个孩子，说：“我当了二十年的右派，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个小右派，真是后继有人啊。”

他果断地挥了一下手：“不理他们，我古念良是王八看绿豆，就是看上你了。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名额，我不要研究生了，我要你。下星期一来上班。”

等到了研究所上班我才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个右派窝。主持编辑部的周维平，主管后勤的陈选，二十几年前都曾经当过右派。古念良建国初期曾经当过广州市财政厅长，也算是老干部了，他的夫人是沈君儒的侄女。一九五八年他对大跃进不满，被划成党内右派。周维平和陈选等人当时都是他手下财政厅的干部，跟他一齐倒了霉。

一九八零年，古念良平反。他找到他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建议办一个港澳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心成立后，就挂在经济研究所名下，属中国社科院的系统。古念良招回了跟着他当右派的老部下，共同创业。连他自己都称这个研究中心是“右派窝”，现在又多了我这个年轻右派，岂有不乐之理。

我这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1-3“有关方面”的阴影

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有两组一刊。一个香港研究组，一个特区研究组，还有一本月刊《港澳经济》。我被分在特区组，兼《港澳经济》的常务编辑。那段时间，深圳特区刚刚起步，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正在规划。我经常出入特区，参加各种理论讨论会，政策研讨会，项目规划论证会，并为《港澳经济》组稿。我刚进研究所就表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使古念良非常看重我。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我老了，以后退休，这个摊子就交给你了。”

也许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古念良曾经打算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直到他在申请我去香港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为止。

古念良在香港学术界颇有名气，常常有些会议邀请他参加。每次他都要带一个年轻人去。他第一次去香港就选了我。他知道我的政审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但他没放在心上。为此他甚至略施小计，建议我改个名字蒙混过关。

可是没想到我的出境申请却一再被搁置，古念良开始很为我着急，托关系到处问。可是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这一努力。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从积极变为消极的那种转折。在此之前，他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我的问题，而在此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敷衍和宽慰我。后来我知道，这一天公安厅来了一个人，带来了我的材料。他和古念良关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小时。后来古念良告诉我，这个人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了解我的情况，就象一个阴影一样挡在我的路上。

一九八三年底，妻子终于为我弄到了一个北京的户口和一个接受单位，北京商学院的调令来了。与此同时，我正在商洽调到蛇口工业区。我给蛇口的干部培训班上过课，搞过调查项目，在那里有许多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希望我去。蛇口的调令比北京的调令稍晚一些到，我立即选择了蛇口，并当即赶到北京人事局，把调令和档案追了回来了。为此我和妻子几乎吵翻。我不愿回北京，她也不愿去蛇口。南北拔河，相持不下，结果绳子被拉断了。一对儿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最后以离婚收场。

当我从北京赶回来的时候，古念良告诉我了一个比离婚更令人伤心的消息：“有关方面”不准我调到特区。听到这个消息，当着古念良的面，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为了调去蛇口，我付出了家庭破裂的代价。可是这个代价却换来了一纸禁令。我想起了前妻和我争辩时忿然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你，你去不了蛇口，你不要一意孤行。你要是进不了蛇口，别回来见我。”现在，她的话果然灵验了。那时候刚好是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在北京，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典型，当时日子都不太好过。

我在蛇口有一个朋友叫周为民，当时的处境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周在民主墙时期和王军涛一起当过民刊《北京之春》的副主编。现在尽管职务已经做到了蛇口通讯公司的经理，但政治上始终摆脱不了“有关方面”的阴影。几乎全部和他同时到蛇口工作的干部都有一次到香港招商局培训的机会，连他公司的部下都去了，唯独不准他去。蛇口工业区的头儿袁庚为他的事情没少费周折，可是不行还是不行。我从周为民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他毕竟已经混进特区，可我连特区都调不进!

那些天我愤怒至极，寝食不安。我似乎陷入了一个鬼打墙似的境地。我走路处处碰墙，可又看不见墙在那里，我连愤怒都没有一个发泄的对象。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帮我的忙，可是他们谁都无能为力。最令人窝火的地方是你挨了打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也曾猜测可能是因为我竞选期间的自由化言论，可是参加竞选的有那么多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照样飞黄腾达。其中最出人头地的是经济系的张炜，当时已经官拜天津市工业技术开发区主任，正局级干部，难道只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后台胡启立？

胡启立？一个念头忽然在我脑中闪过，胡启立是北大毕业的干部，思想以开明和开放著称，以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面说句话，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知道周为民曾经写信给胡启立告过状，我为什么不能凑个热闹？

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胡启立，信中介绍了我受到政治歧视的情况，并举了张炜的例子来说明参加竞选不应该成为一个受歧视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想将他一军，因为张炜是他一手提拔的。最后我说：我知道您是北大毕业的，也算是我的学长了。我相信受过北大自由之风熏陶的人，一定会具有更开阔的眼界，更开明的头脑，更开放的心胸。

胡启立不久就回信了。我是从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我们社科院系统的干部归省委宣传部管。信是转给广东省委的，胡启立的批语附在我写给他的信上，大意是：年轻人思想活跃是好事，说过一些出轨的话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应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此事请省委妥善处理。听说周为民的信也曾这样转给省委，上面批语意思和我的大致相似。

我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古念良，他也大受鼓舞。于是又一次提出我赴香港的申请。然而，他的努力再一次落空了。“有关方面”的回答仍然是“否”。那个幽灵一样的阴影又一次来访了，这一次古念良真的有点泄气了。在我不断地催问下，他沮丧地告诉我：“你的事情好象很复杂，胡启立也帮不了你。胡启立管不了他们。”

我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共专政机器的强大和巩固。在阶级斗争的长期磨砺中它已经自成体系，自行运转了，完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以一两个开明权势人物的意志为转移。

可是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很复杂”呢？显然不是竞选、民主墙之类的事情。我知道周为民的命运与我完全相同，胡启立同样也没有帮上他的忙，他仍旧去不了香港。香港就在蛇口对面，天晴时历历在目，近在咫尺，可又遥远不及，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做崇？难道我们俩犯的是同样的案子？

我完全失望了，也完全平静了。我已经失去了与这架专政机器抗争的兴趣。我已经不在乎我在这架机器眼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了。让那个阴影每个月来打听我的行踪吧，古念良怎么说都行，是表现好也好，表现差也好，我都不在乎了。

我开始组织社会沙龙，办公司赚钱。以特区问题专家的头衔到各地参加理论讨论会议，在会上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八四年到八五年间，正赶上第一波“公司热”，我居然也赚了不少钱，当了几天万元户。后来还卷进了一场民事官司，上了经济法庭。法院追着要罚我两万元钱，我当场宣布将这两万元捐给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发奖金，害得古念良为了保住这两万元的奖金拼命地保我。

古念良看出了我的变化。有一次，他忧心仲仲地说：“小房，我知道你的处境很不好，你能不能老实一点？你这样上蹿下跳对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好处。”

我反唇相讥：“古伯，你当了二十年右派，难道还没总结出点经验？你在当右派的时候，老实有用吗？哪怕你老实得不吃不喝，你翻不了身还是翻不了。可是，该你翻身的时候，哪怕你再不老实，一样翻身。”

古念良知道我说得是对的，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苦笑道：“唉，你们这些年轻人比我们聪明。”

我言犹未尽，又补充道：“其实，要平反，最先平反的肯定是那些不老实的，因为他们跳得高，老是扎着权势者的眼，所以问题先解决。相反，那些老老实实的肯定吃亏，因为人家把他们给忘记了。”

古念良开心地大笑。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地缠着古念良，打听我不能出境的原因。对于去香港，我已经没有兴趣了，唯一驱使我打听这事的动力只是好奇心，我想知道我的事情到底“复杂”在哪里。

终于有一天，古念良开口了：“他们说你和一个叫《中国之春》的海外反动组织有来往。是不是？你说老实话。”

我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之春》这个组织的名字。

1-4出国留学之门

一九八四年，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钩，下放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不久，又被广东省政府收编。除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之外，广东省政府又给了一块招牌：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大致分工是：特区组为广东政府干活，港澳组归省社科院领导。这两个组在我赴美留学后最终还是分家了，但在此之前，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特区，所以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为省政府当智囊。我参与过深圳特区法的审核，价格体制改革的规划，特区货币发行和建立外汇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珠江三角洲综合开发研究，外贸体制改革研究。我执笔写的广东省外贸体制改革建议，后来大部分被采纳，还得了优秀青年社会工作者论文奖。

我在社会上打出了一点名气，竟然也成了经济改革方面的专家。很多会议和研究项目甚至绕过单位，直接邀请我参加。一些地方聘请我当顾问，广州市政府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还发给我一个特约研究员的正式聘书。我和古念良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他知道保不住我，也知道拴不住我，干脆就任我在社会上自由发展了。他给了我一个特权：不用坐班。这在他属下所有的年轻工作人员中是独一无二的。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他。

一九八五年，古念良和OECD（二十二个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在巴黎）签了一个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的研究项目协议，对方出资七千美元。我们雇了些研究生，在珠江三角洲的十三个县市（包括深圳珠海特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数量经济模型，执笔写了三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并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导致了我出国留学。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在纽约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读书。她当时写的论文刚好是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一些原始的材料。她写了一封信向我求援，我就把我过去在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调查的数据和我写的报告寄给她作为论文参考。她在论文里引用了，并向她的指导教授介绍了我。

教授的名字叫考斯蒂奇，是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的院长，他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对我的资料非常感兴趣，写了一封信来。我们通了几封信，他寄了学校的资料来，说鉴于我已经可以用英文直接写论文，如果我到长岛大学学习，他可以批准我免考托福。就这样，我申请了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的研究生。

我对于“有关方面”能否批准我出国不抱乐观的希望，但我偏要试一试。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用头来撞墙，一九八一年香港杂志《七十年代》有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标题就是“一个敢于以头撞墙的英雄”。

七十年代，我曾经七次报考大学，履次因家庭出身的问题被剔除入学资格。我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海军的军官，这个历史问题使我在政治审查中永远过不了关。但尽管如此，我仍旧每次都不屈不挠地继续报考，最后连招生办公室的人都认识我了。有一次，他们中间一个干部对我说：“小伙子，你别再报名了。你知道吗，你的面前是一堵墙，你是再用头撞墙啊。”

（谢选骏指出：人説“七十年代，我曾经七次报考大学”，我看這就是天方夜譚了。）

我回答道：“用头去撞墙，结果当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头破血流，但毕竟也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能把它撞倒。如果不去碰它，它绝不会自动让开，百分之百没有希望。”于是有人送我一付对联：不见棺材不掉泪，不碰南墙不回头。横批：大学迷。看来，我当年的脾气至今未改。

（谢选骏指出：以頭撞墻，這不是列寧同志的革命故事嗎？）

一九八六年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个好年头。政治形势越来越松动，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到处泛滥。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会，文化战略研讨会遍地开花，最后连政治改革都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禁区一个一个地被突破，人们的思想日趋开明，相信“有关方面”也不例外。

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法》公布。法令规定中国公民有出入境自由，但有四种人例外。一是被通缉的罪犯，二是政治权利被剥夺者，三是民事案件未了者，四是公安机构认为会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危害者。法令还规定，公民申请出国护照，公安机构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给予答复。

为了杜绝公安机关拒绝发给我护照的借口，我放弃了本来能够打赢的官司，主动向法庭上缴了两万元罚款，了结了我的“民事案件”。现在，他们只有把我当成第四种人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拿不出证据。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时间肯定是大大地超过了两个星期，我的护照批下来了。与此同时，我知道胡平的护照也批下来了。看来，当局对“自由化分子”的控制确实有所松动。

古念良告诉我，“有关方面”曾经找过他。他们显然是不希望我出国，但是留学是私人行为，不是出公差，无须政治审查，只要符合出境法规定，他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新的法律刚刚公布，公安机构至少要维护法律的面子。因此，他们来和古念良商量，希望由单位出面阻止我出国。在中国，“单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它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就可以不放你走。而没有单位的证明信，公安机构就有理由拒发你的护照。

但是古念良拒绝了“有关方面”的建议，他说：“你们愿意怎么卡，是你们的权力。但是我不卡他。”古念良毕竟当过右派，他尝过穿小鞋的滋味，他痛恨政治歧视。我临走的时候，他给了我八百美元。钱是OECD付的研究经费，他说这是我应该得的。

（谢选骏指出：古念良（1918─1991），給的八百美元，這在當時可是高幹待遇了。可是上述的故事，早就死無對證矣。）

十二月一日，我跨过了罗湖桥。

后来我在美国听很多人留学生说过，他们在临出国之前，国家安全部门都找他们谈过话，给他们打预防针，介绍海外反动组织的复杂背景，警告他们不要与《中国之春》接触。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些。难道我不是应该重点防范的对象吗？我真希望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一下《中国之春》的背景。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关方面”那样无微不致地关怀我，可是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像把我忘掉了似的，甚至我在出关的时候，都懒得打开我的箱子检查一下。

在香港住的两天里，我找了好多家书摊，没有发现一本《中国之春》。因为这个《中国之春》，我整整蒙冤四年，无法进入香港。可是现在当我实实在在站在香港的大街上时，却连它的影子都看不见。

一股好奇的冲动在驱使着我。当飞机飞向美国的时候，我决心要找到《中国之春》。既然已经背上与“反动组织”有联系的黑锅了，这“反革命串联”看来是不干白不干了。

与其不白之冤，不如名副其实。

谢选骏指出：一隻仿佛潔白的波斯貓，卻被如影隨形的陰影黏住，蒙受了不白之冤怎麽辦？只有時間可以解決問題，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第二章：逼上梁山】

2-1 刚好住在“贼窝”旁边

一九八六的冬天出奇地冷。连续几场大雪，为纽约街头铺上几乎一尺厚的积雪。

我刚刚到纽约，匆匆在艾姆赫斯特找了一个房子，安顿下来。那屋子是个地下室，面积约八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和一个衣柜就占居几乎所有的位置，剩下的空间，连放一张椅子的地方都很困难了。房子是我看《世界日报》广告找的，刚到纽约，对这里的生活条件完全没有概念，看广告就只拣便宜的打电话。这一家的月租标价是＄180，我第一个电话打的就是这家。接电话的女主人非常热情，声音带有台湾人那种软软甜甜的味道，听起来很舒服。于是我立即乘地铁前去看房子。

那房子的条件显然是太差了，除了价格便宜，几乎无一是处。首先是地下室，光线和空气就不好；其次是面积小，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还有离地铁站太远，走路要十分钟；更要命的是房东不准用厨房，后来在我一再强调之后，他才说可以煮点简单的东西，但不能用得太多。我当时甚至都觉得这种条件似乎太苛刻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住在纽约的中国人中很多都是打餐馆工的，一日三餐都在餐馆吃，确实一个月也用不着自己生火煮一次饭。

尽管我对房子不尽满意，但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没有可能再拖着行李去看另外的房子。于是当场就交了钱住下来。后来我才发现，我住的地方和《中国之春》的编辑部在同一个区，到那里不用乘地铁，走路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就是这么巧，我一下子就住到了这个“贼窝”边上了。

2-2王炳章深夜来访

我看到的第一本《中国之春》是在长岛大学的一个中国同学的宿舍里。我记得封面上有徐文立妻子的照片，里面刊登了徐文立的狱中手书。

几年之后，当我成为《中国之春》主编的时候，我常常收到一些刚刚到美国的大陆人的来信，谈起他们第一次读到《中国之春》时那种欣喜和激动的心情。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大陆时看得都是官方言论，到了海外一下子看到了他们过去不敢想，或者想了也不敢说的言论，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会带来一种感情上的冲动。

可是回忆起来我似乎没有他们那种感觉。可能是我在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时常常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共刊物，也可能是我在民主墙时期就熟悉包括徐文立在内的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我对于那种与当局相左的政见并不感到新奇。相反，《中国之春》最初给我的印象并不很佳。我当过编辑，从一个内行的角度看，这本杂志的编辑是相当粗糙的。理论文章除了王炳章的之外，其他的我几乎都读不下去，很多文章对大陆的评论和报导都是很情绪化的，甚至是很肤浅的。一些作者，显然多是一些海外华侨，对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仅仅凭一些泛泛的感觉就发议论，让人觉得哭笑不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一些介绍民联在海外活动的文章，这可能是出于对这个组织的好奇心所驱使。

我在《中国之春》的封底找到了它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当时我装的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便写了一封信给编辑部，主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系。那封信写得热情洋溢，第一句我就称他们是“真正的同志”。在国内，我从骨子里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自己人。

（谢选骏指出：主動提供地址，被動等待回音，完全徹底地奉獻了。）

我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迅速做出反应。信发出后的第三天，王炳章就亲临拜访了。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圣诞节前夜。当时我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想在学校开学之前赚点钱交学费。纽约那年雪出奇的大，街头的积雪足有半尺多厚，跑了几趟，我的鞋子就灌满了雪，裤子从膝盖以下全部湿透，被风一吹，冻成了一个冰筒。几天下来，我几乎没有干的裤子换了，所以一回到家，我就得把裤子烘在暖气管上，穿着睡裤在屋里活动。

和王炳章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秘书高淳儿。她身材窈窕，个子不高，皮肤微黑，一双大眼睛画着黑色的眼线，有点像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人。他们进屋的时候我恰巧没有裤子穿，只穿着睡裤，在女士面前，显得有点狼狈。屋子里转不开身，我只好请他们原谅，自己缩到床上的被子里去了。王炳章坐在我唯一的椅子上，高淳儿半坐在我的书桌上。

王炳章中等个头，穿着一个浅咖啡色的风衣，里面是考究的西装和领带。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沉稳老练，待人很有分寸，相当随和，但并不热情。不过我喜欢这种保持一定距离的君子之交，相反，初次见面就显露出热情的人总是会使我产生一种不自觉的肉麻感。

我们谈了大约半小时，他问了我一些个人的打算，以及对中国大陆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我出国之前主要搞经济改革的研究，所以我谈了一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但是我发现王炳章对此并不很感兴趣，听我讲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几个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但是我出国的时间刚好在这场学生运动之前，到美国后也很少看报纸，所以对此没有什么可谈的，这可能使王炳章感到有点失望。

环境的狭小和简陋，使我们刚见面的尴尬一直持续到最后。小高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她听我们谈话时倒总是显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颇能给人予好感。

临走时王炳章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我想了想，说：“长岛大学本来答应给我的奖学金没有申请下来。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试着申请一下奖学金，你有没有什么熟悉教授可以介绍一下？”

（谢选骏指出：人説“长岛大学本来答应给我的奖学金没有申请下来，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试着申请一下奖学金”——我看這真是“野鷄變鳳凰”的中國夢。）

王炳章立即给了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教授的地址和电话。他告诉我，黎安友的英文名字是Andrew Nathan，是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的专家，曾经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他对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分子很热情，也很愿意提供帮助。

2-3与国内的学术研究计划

我给黎安友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并说要请我吃饭。

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说话有点慢，但是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房志远，你的名字对我并不陌生，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的民主运动》，提到过中国大学生的竞选，其中也写到你。我很高兴能够和我书中的人物吃一顿饭。”

“另外，”他补充道：“还有你的一位老同学史天健想见见您，他就在我这里学习。”

星期五，我来到黎安友教授的办公室。黎安友在打电话，史天健正坐在办公桌旁，冲着我微笑，他是我在北大的同系同学，但是不同班级。四年多了，他样子没变，瘦瘦的身材，讲一口纯粹的北京腔。他的在场，立即拉近了我和黎安友教授的距离，因为我觉得黎安友一定会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我的情况。

黎安友个子很高，略有点驼背，他的手巨大而温暖，握起来软绵绵的。我当时还没有把握估计西方人的年龄，但他样子看来不到四十岁，比我预料中的要年轻得多，这使我感到很意外。

饭桌上他问了一些我对大陆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我粗略地谈了一下。由于担心他的中文听力，我说的很慢。我很不习惯用这样的速度说话，似乎有点别扭，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情绪。后来当我在很多中文报刊上看到黎安友教授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后，才意识到我的担心实在是多余，他的中文水平和中国的背景知识，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临走时我感谢他请我吃的午饭，谁知他说：“我还要谢谢您啊。本来我还应该给你钱，现在没有钱，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给我钱？”我感到大惑不解。

“是的，你提供给我这么多中国的情况，这都是值钱的。”他笑着说，“我搞研究就是靠这些信息。”我是从黎安友教授身上第一次感觉到美国人对信息的价值观。

（谢选骏指出：黎安友像個間諜。）

我已经从史天健那里了解到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估计国际政治专业不太容易申请奖学金，所以我也就没有对黎安友开口提转学的事。

从黎安友教授处回家，我突然想起一个念头。既然很多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需要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且他们又愿意花钱买这些信息，为什么不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去做这些事呢。

我出国之前，陈子明借着一个开会的机会专程把我请到北京。会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设宴为我和胡平辞行。当时胡平申请出国也批准了，和我差不多同时领到护照。那时候陈子明、王军涛他们正在筹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准备搞一些社会调查项目。他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计划，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谈起我当时所在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曾与二十二个发达国家的合作发展组织（OECD 总部在巴黎）合作搞过一个珠江三角洲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数量模型是我做的，最后的报告也是我写的，对方出了七千美元。陈子明对我说的非常感兴趣。当即委托我到美国之后也帮他们联系一些这类的研究项目，一方面让研究所运转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有一点外汇收入。晚上，我住在他们的研究所的所在地羊坊店，又仔细讨论了承包海外研究项目的问题，一直到深夜。

现在，我从黎安友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机会。既然黎安友有这个兴趣，那么其他教授和研究机构呢？

我第二次见王炳章是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谈了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办的研究所和他们的打算。王炳章一听到这些，耳朵就树起来了。和王炳章谈话，你可以清楚地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到他对主题的关切程度。当他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心不在焉地应付你，如果碰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会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就像一个猎手看见了猎物一样，眼睛里炯炯发光。

他非常仔细地了解了陈子明他们的情况，然后问：“你能不能帮我们与陈子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可以合作做一点事情。他们需要钱的话，我可以想办法。”

我笑着摇摇头：“恐怕不行。我临行前他们还特别叮嘱我不要沾你们这类组织，免得给他们惹麻烦。组织上或政治上的联系绝对不行，唯一可行的是学术上的联系。可以为他们找一些研究项目，他们有事情干，也赚点美元，他们的研究结果你也可以用。”

王炳章沉思片刻，道：“没有问题，陈子明那边你负责联系，这边的学术机构我来联系。你能不能起草一个书面的详细计划？我想办法去搞点钱。”

“计划书？”我有点迷惑，“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中文的。介绍一下陈子明他们那个研究所的背景，以及和海外研究机构合作的设想及方式。”

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一份中文的计划书，但一想，既然他答应了，怎么办是他的事情，我也不便多问。直到后来我主管中国民联财政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一份中文的计划书，也知道了他从那里搞的钱。

我答应王炳章几天以后给他计划书。但回到家里，我隐隐觉得有点不安。我衷心想帮助陈子明他们，可是又怕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有点矛盾，一方面有点后悔让王炳章卷入了这件事；另一方面我也从心底松了一口气，我知道王炳章有办法办成这件事，而我人生地不熟，又要打工攒学费，实在没有精力去费这个周折。也好，就交给王炳章去办吧。

我给王炳章打了一个电话：“老王，我希望这件事你不要露面，要找中性的学术机构或学者。”

“放心好了，”王炳章在电话那头笑了，“我不会给他们找麻烦的。”

“既然我要与国内联系，那么就不能离你们太近。我想以后尽量少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露面，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希望你能保密。”

王炳章又笑了，我听得出他有点不以为然。也许这种要求他听得多了，在他眼里觉得有点多余。不过他还是尊重了我的要求，说：“好的，以后我让柯力思和你联系。”

2-4与柯力思单线联系

不久，我认识了柯力思。他当时是王炳章的副手，中国民联的副主席。

柯力思很快就成了我这个小屋的常客。他第一次来访，给我带了一大摞《中国之春》杂志，让我足足看了一个星期。

柯力思一点也不像一个“民运领袖”。他个子矮矮胖胖，圆圆的脸上总是露着憨厚、甚至有点谦卑的微笑。每次来他都骑着一辆自行车，上身穿着一件羽绒风雪衣，并且总是将风雪衣的防雪帽裹在头上，看起来就像个中国餐馆送外卖的伙计。

一见面，柯力思就说他在北京见过我，还听过我的竞选演说。那时候他是民刊《四五论坛》的成员之一，一九八零年竞选运动的时候，徐文立曾带着他去参加北京大学的竞选人联合答辩会。散会之后，徐文立在门口拦住我聊了一会儿，他当时就在旁边。他说他还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军棉衣。

他一提，我似乎有了一点印象。我记得那天当我和其他竞选人从礼堂走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穿着雨绒衣的人站在门口发一份《四五论坛》出的油印材料，好象是关于海峡两岸交流问题的。我记得徐文立和我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那个发材料的人就在旁边。

这段往事的回忆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亲切。柯力思是台湾籍人。由于两岸长期的文化隔绝，大陆人和台湾人谈话总会有些隔阂，双方共同的语言不多，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和柯力思之间有什么隔阂。他熟悉大陆人的思维方式、政治术语，他关心大陆的事情，在和他谈话时，你甚至常常感觉不到他是台湾人。柯力思的个人经历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从台湾到法国留学，因不愿回台湾当兵，又从法国跑到中国大陆，在北京的医学院读书。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好赶上民主墙运动，结果他深深地卷进去了，还和徐文立的妹妹谈过恋爱。民主墙被镇压下去之后，当局将他驱逐出境，他又回到法国。任民联副主席之后，他经常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

据我的观察，柯力思并不善于交际，也不善于套近乎，但是他有一种天然的本事能够使你感到亲切。他待人诚恳，礼貌周到，后来当我们已经很熟的时候，他每次给我打完电话都要说声“谢谢您”。柯力思最初给我留下的好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当他在后来的内斗中把我们搞得很狼狈不堪的时候，我都无法对他产生恶感。

当我读完所有他拿来的《中国之春》之后，柯力思问我对这本杂志的印象和看法。我直言相告了。我说我觉得这本杂志理论高度还不够，对大陆问题的分析过于情绪化，而且比较粗糙。他认真地听着，并不住地点头。等我说完了，他道：“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写点东西呢？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一下理论高度嘛。”

一个星期之后，我写了一篇一万六千字的长文《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从外贸、金融、工资、物价等各方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现状，同时也阐述了政治改革的前景。当时正值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被镇压，胡耀邦下台，举国上下一片对改革悲观失望的情绪，海外的留学生也发起了千人签名运动，为因胡耀邦而下台的改革派鸣不平。我这篇文章，刚好赶上了这个潮流。

由于不想惹人注目，我随便用了一个“张纲”的笔名在《中国之春》发表了此文。不久，柯力思打了一个电话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你写的东西很多人看了，好评如潮。”

他带来的消息使我颇受鼓舞，我又连续以张纲的笔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张纲这个名字竟然打响了，不少人写信问张纲是谁，要和我讨论问题。冯胜平就是因此和我认识的。直到后来，我到很多大学去讲演，很多学生还问起张纲，当他们知道张纲就是我时，大为惊讶。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只和柯力思一人联系。那时我在曼哈顿找了一个工作，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两点，工资每小时六美元。由于下班早，自由时间比较多，可以为《中国之春》和其他刊物写点稿子，有时候也帮《中国之春》做点事情。

有一次柯力思拿来三盘磁带，是方励之教授在国内几所大学演讲的录音。他说王炳章急着要，请我帮忙整理一下。我花了一个休息日再加上一个通霄，按时完成了。他的那几场演讲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合乎语法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些缺少主谓宾语的句子理顺成文。

（谢选骏指出：方励之，名爲大教授，實爲小學生。）

为了这三盘录音带，王炳章给了我二百多元的报酬。我不知道王炳章为什么要经常弄些这种事情让我帮他做。当时《中国之春》有七八个人，我想还不至于忙得连个整理录音带的人的抽不出来。我一直在猜，他是知道我需要钱，而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我呢？还是见我若即若离，想通过这种方法拉住我？

后来，每当我回忆起我和《中国之春》最初接触时那种藏头露尾，神神秘秘的心态，连自己都觉得滑稽。后来我把这种心态称之为“惊弓之鸟心态”。

一年之后，当我主持民联总部的时候，也经常和形形色色的大陆人接触。他们在最初和《中国之春》打交道时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惊弓之鸟心态”。看着他们那些过于谨慎的举动和自欺欺人的保密要求，我才体会出王炳章在电话里那种不以为然的笑声的含义：那是一种理解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是一种看见鱼已经进了网但还在挣扎的乐趣。看着他们，我常常不自觉地想到胡平的一个幽默的比喻：人都掉到井里了，还想靠耳朵挂住。

不过，比起他们来，我的这种心态还算轻的。至少我还没有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认为共产党非要时时刻刻盯着我的梢不可。另外，我在国内被公安局“关照”惯了，恐惧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我对自己并不担心，主要是怕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找麻烦。后来我在《中国之春》上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嘲笑这种心态，题目叫“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之春》编辑部接待过很多刚从大陆来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惊人地相似。在进门之前，他们总是警惕地向后张望，仿佛担心有人跟踪。甚至进了门之后，也还是心有余悸，一再地询问此地是否安全。

建议他们用笔名给《中国之春》写点东西，他们常常担心地说：“我提供材料，由你们执笔写好了。我怕有人看到我的文章的内容和风格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编辑部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打电话的人忧心忡忡地诉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共产党的严密监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检，言论被报告，行迹被盯梢，总之，处境极其危险。

本盟有很多秘密盟员，自入盟以来就从未参加过当地支部的活动，为了安全他们只和总部保持单线联系。可是有一天他们中间会有人紧张兮兮地质问总部，一口咬定总部有间谍把他给出卖了。因为最近中共领馆有人和某人谈话，暗示已经知道了他的盟员身份。

在此我毫无意图要嘲弄上面的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态，因为我刚从大陆出来时，也有类似的感觉。我第一次进《中国之春》大门时也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过，第一次用笔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时，也担心有人会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是谁。可是几个月之后，我就坦然了，或者说恢复了正常的心态。其实恢复心理平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发现你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没有亲身体会是写不出这篇文章的。在我第一次走进《中国之春》大门的时候，我确实回头向街对面房子二楼的窗子望了一眼。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要是中共当局在那个百页窗后装一个录像机的话，那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就一个也跑不掉了。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走进那扇门的大陆人时都会产生同样的念头。

2-5 亡秦者必楚丁也

我已经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加入中国民联了。推算时间，大约是在一月底或者二月初。

一次王炳章和我谈完事情，突然拿出了一张民联的盟员表格放在我面前，说：“你把这个填一下好吧？”他很尴尬地笑了笑，“其实都是自己人了，填不填表都无所谓，不过还是正式一点好。

他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似乎想把事情弄得像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我从他脸上有点尴尬的表情看出，这种方式和时机都是他事先筹划好的。

其实，王炳章多虑了，对于“入伙”，我心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我事实上也早就认为和中国民联是一伙人了。让我感到意外的只是“入伙”竟然还有这么正式的手续，象入共产党一样需要填表。我一直以为这里和大陆的民间团体及沙龙一样，大家混熟了，就算一伙的人了，也无须办什么手续。

我没有犹豫，拿过表很快就填好了，还交了二十元的盟费，似乎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唯一让我费了点脑筋的是我需要想一个化名。我思索了半天，在使用名一栏里写上了两个字：丁楚。

“丁楚？”王炳章在介绍人一栏里签完字，饶有兴趣地琢磨着这两个字，“这名字不错，你怎么想到的？”

“姓丁，按姓氏笔划排列，可以排头。楚嘛，楚剩三户，必能亡秦。亡秦者，楚丁也。”

王炳章大笑，这个解释看来挺合他的意。

其实我心理也明白，化名对于自己的安全并无多大意义，早晚人们会知道丁楚的真实名字。但是化名却能够给朋友们一个方便，如果当局追究他们与我的联系，他们可以推说，他们只是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或老同学房志远来往，而并不知道房志远就是匪首丁楚。

2-6《中国之春》编辑部

时间长了，我头脑中那根“谨慎”的弦越来越松。寒假一过，柯力思回巴黎去了，我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出入《中国之春》办公室。但是在那里，除了王炳章和高淳儿之外，我不与其他任何人打招呼，也不问他们的事情，王炳章也不向他们介绍我。这里，大家似乎都遵守着一个默契：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过问。

《中国之春》编辑部办公室位于与艾姆赫斯特区相临的林边区。这是一个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以及南美西班牙后裔移民的杂居区。林边大道从林边区向东伸延到艾姆赫斯特，然后斜插入这个地区最热闹的百老汇大街。王炳章的家就住在百老汇大街中段的一个小街里，刚好处于我家和编辑部之间。

编辑部的门临街，就在林边大道的人行道旁。门是白色的，没有招牌。门一敞开，就可以从街上一步跨进办公室，而且可以从大街上一眼看到办公室走廊的尽头。门和街道中间没有门廊，没有台阶，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这种房屋用来开店铺不错，可是用来当办公室，似乎显得缺乏安全感。难怪很多人到这里来都会对这里的安全产生疑虑，因为大门口没有任何遮掩的东西，门口的一切活动，从大街上都可以一览无遗。

整个编辑部的面积呈长方型，一条走廊从门口一直伸到后窗。走廊一进大门，有块小空间，这是薛伟的领地，他负责《中国之春》的发行。走廊的中段向左边凸出，形成了另一个空间，有一对办公桌并对着，是王炳章和高淳儿的办公地方。他们的背后，走廊的左侧分别是衣厨，厕所和厨房。走廊的右侧并排四个房间。第一间是编辑室，面积较大，当时在里面工作的有三位编辑：杨漫克、老王和老李。第二间是打字室，面积最小，里面只有两台手动的铅字打字机和一台电脑。第三间是财务室，比打字室稍大，是经理林樵清的办公室，所有的财务档案都在里面。最后一间是会议室，是整个办公室最大的房间，里面放了一张摇摇晃晃的长方型旧桌子，墙上的墙纸几乎掉光，四周留下一片斑驳的墙皮，墙角上方是一个空调的风筒，黑洞洞的风口狰狞地对着门口。会议室的地板木质已经腐朽变形，凹凸不平，踩在上面吱吱咯咯地作响。编辑室的背后，有一个小门，一道斜梯通到地下室。地下室的面积比整个楼上的办公室总面积还要大，里面横七八竖地堆着上百个纸箱，纸箱里装着各期保存下来的《中国之春》旧杂志。整个地下室布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墙角到处挂着蜘蛛网。

我很难描述我第一次跨进《中国之春》编辑部的感觉，那是一种意外、惊讶、失望同时又有点振奋的混合物。这间屋子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阴暗、脏乱、破旧，很容易让人想起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总部。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隐隐感觉到这里蕴藏着的生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进进出出，电话铃成天响个不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忙忙碌碌。这种节奏似乎颇能振奋人心。

在我出任《中国之春》经理之前，我一直都是作为来访的客人到编辑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王炳章、柯力思和高淳儿之外，我对编辑部和总部的其他人员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很少和他们说话，也不打听他们的事情，同时也不希望他们打听我的事情。

除了王炳章之外，这个办公室的核心无疑是林樵清，他是编辑部和民联总部的行政及财务主管。林樵清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虽然才三十几岁，但己是满头白发。他平时戴着一副圆边的眼镜，嘴边留着两撮下垂的小胡子。乍眼一看，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想到一个黑社会帮派的头子，而绝对不会把他和民运人士联系在一起。

林樵清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办事干练果断，脾气暴躁。我听到有好几次他在办公室里骂娘，训斥工作人员，有几次还拍着桌子和王炳章吵架。办公室里的人显然都怕他更甚于王炳章。他和王炳章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常常是他骂了人，王炳章在后面说情。

我的第一次搬家是林樵清帮的忙。二月份开学之后我就搬到布鲁克林区去了，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在布鲁克林，上学方便一些。新房子的主人是个台湾女人，忙着回台湾与离婚的丈夫打官司争孩子，急需找一个房客给她看着纽约的房子。我刚好在她临行前打电话问房子，她饥不择食了，以两百元的月租把整个两层楼都交给我了。

我没有车子搬家，于是打了个电话请林樵清帮忙。林樵清在约定的时间来了，把我的行李运到了新家。车子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路上大多数时间我们之间都保持着沉默。林樵清是香港人，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他本人的专业学的是中共党史。可是比起柯力思来说，他似乎缺乏对大陆政治的基本感觉，所以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林樵清是有名的“铁嘴”，不该说的事情他从不漏风。我听说过这一点，所以我也不问总部和编辑部的事情，他也不多问我的事情。车子到了新家，我掏出十块钱，说付他的油钱，他生气地说：“帮你忙是应该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请他进门坐一会，他谢绝了，说要赶回去。他车子开走之后，我一直觉得十分抱歉，他连水都没有喝一口。

我第二次和林樵清打交道是向他借钱开银行证明，担保我新婚的太太来美国陪读。我先问王炳章，《中国之春》能不能借给我一万美元。王炳章说钱归林樵清管，请我找林樵清。我打了电话给林樵清，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叫我第二天取钱。第二天，他给了我一大堆现钞，我把护照留给他抵押。两个星期之后，我按时还了钱，拿回了护照。整个过程，涉及如此一笔巨款，我们之间象是有默契一样，说了不到十句话。我暗地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和林樵清打交道，这个人有肩膀，讲信义，说一不二，办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可是，我和他之间没话说。一直到最后，我和他讲的话也没有超过两百句。

（谢选骏指出：這倆才是真正的同行。）

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物是薛伟。他虽然只是编辑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是民联的监委主任。这个职位和主席一样，是代表大会直选出来的，所以王炳章也奈他不何。在最初阶段，薛伟基本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个子瘦小，脸色阴沉，不苟颜笑，常常开着车子跑来跑去，接人送货。我观察，他在办公室的角色似乎是个不管部长，凡是没有具体职责管的事情和临时的差事都是他的活。有一次我到编辑部找王炳章，但是忘记带一个重要的材料。王炳章刚好急着要，于是立即叫薛伟开车带我回家拿。薛伟二话没说就带我上车了。从编辑部到我的新家要开一个小时，我们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

（谢选骏指出：這倆也像是真正的同行。）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杨漫克在编辑部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王炳章称赞杨漫克写文章快。“他简直就是个写作机器，”有一次王炳章说，“我只要口授五个要点或者给他五个提纲，明天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五千字的文章。”杨漫克总是一付不修篇幅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似乎从来没有梳整齐过。他虽然马脸削长，鹰钩鼻子，但并不给人阴险的感觉。相反，他是编辑部里最随和的一个人，你无论对他讲什么，他都一个劲地对你点头微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他烟抽得利害，几乎不离手。我常常在编辑部看见他手里拿着烟，蹲在椅子上写稿子。他每次见我，总是夸我文章写得好，夸得我心里挺舒服。有时我也想和他聊聊，但实在是怕他的烟味，只好敬而远之。

2-7 冯胜平和政治学会

我不知道冯胜平是民联的成员，我认识他是在政治学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

自从开学之后，我就很少去《中国之春》了。学习的压力很重，几乎对每一个留学生来说第一学期都是最难熬的。语言不过关，我只好带着录音机上课，回家后再把老师讲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放来听。教授留给你一大堆参考书，三天两头给你布置短文作业。功课压得我没有时间打工，只好消费积蓄。

生活和学习的重扼使我逐渐转进了典型的留学生的轨道：教室、图书馆、家，三点一线，重复往返。教授告诉我，只要我的成绩好，下一年就可以申请联合国的奖学金。我盯住了那个全“A”的目标，就象中了邪的驴子似的，拼命想咬住嘴边的那丛草。我疏远了朋友，淡忘了《中国之春》，躲开了所有的社交活动，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冯胜平的电话。

“我是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的理事，”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们学会最近正准备在波士顿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想请您作一个发言，介绍一下特区的情况，您能来参加吗？”

“您怎么找到我的？”我有点好奇。

“高征你认识吗？他是会议的筹备人之一。”

高征是我们北大的同学。五年前，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他在系属的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到美国之后我曾给他挂过一个电话。

“来吧!”他神秘地笑了笑：“到这里你还会见到很多老朋友。”

我看了一下日历，道：“开会的那个周末，刚好我要打工。不干活没钱交房租了。”

“你一天能赚多少钱？”他问。

“大约五十元。”

“那好，我们给你补助一百五十元，作为发言者的报酬。”他笑着补充道：“够你三天的工资了。”

我到了波士顿，果然见到不少朋友，很多都是北大的同学。高征、胡平、杨炳章、何维凌、唐文方、史天健，光是我们同班同学就见到四个，王丹维、江山、童燕齐、彭小华。我和冯胜平第一次见了面，一见如故。

冯胜平比我略高，方脸宽肩，戴着一付宽边秀郎镜，童花头式的头发几乎永远不梳，任其垂到眼眉。他表情生动多变，喜怒总是很明显地挂在脸上。当他笑的时候会露出一对儿小虎牙，眼睛不停地眨着，闪着狡黠的光，这时你会觉得他很友好可亲；可是当他发怒的时候，便会眼露凶光，太阳穴青筋暴露，嘴角向下弯去，本来就凸出的腮骨上肌肉滚动不停，这时你会觉得他很残忍。冯胜平不修篇幅，他的装扮总是一身球衣，牛仔裤下面永远是一双回力球鞋，背上背着一个双肩跨带的书包，一副典型的学生模样。

冯胜平一见到我，就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他神秘地笑了笑，对我说：“张纲先生，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大为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国之春》上看到的最有分量的文章。我一直想认识一下它的作者，就打电话问王炳章。他告诉我作者会出席这次会议，我就知道是你。”

我不知道冯胜平是民联成员，听了他的话我对王炳章颇为不满。虽然我这时已经不在乎与《中国之春》来往了，但王炳章既然答应为我保密，就应该遵守诺言。

“你参加了《中国之春》了吗？”

我不想承认，但又不想说谎，于是反问了一句：“你对《中国之春》什么看法？”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掩饰，笑道：“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能讲清的。海外的水很混，你刚出来有些情况不了解，以后多看看，就明白了。”

这句话似乎意味深长，我反复琢磨了很久。

开会期间，一个与会者传给我一个口信，说外面有人找，请我出去一下。我出了会议的大楼，发现王炳章正站在一个路口拐角的电话亭旁。我大为惊讶，问：“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怎么不进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算了，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给我一个录音机，告诉我他想在《中国之春》上发一个会议纪要，希望我能把会议上的发言录下来。他给了我他住的地方，说晚上有几个人到他那里聚一聚，希望我也能去。

我在王炳章的房间里见到了胡平、杨柄章等，还有些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叫钱宁的女士，是方励之的同学。大家山呼海聊了一通，也没有什么主题。我当时实在想不出王炳章把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后来当我逐渐熟悉了王炳章的一些组织运作方法后，我才明白他的用意。

这次会议是我来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会上我听到了很多人对《中国之春》的评价，使我惊诧不已。无论我对于《中国之春》这本杂志的评价如何，但我总是认为这个事业是神圣的，对为这个事业的而奋斗的人我充满着敬意。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国之春》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形象竟是那么糟糕。有人说民联的成员很多是为了政治避难才去搞民运的，民联差不多就是个绿卡党；有人说《中国之春》上面的文章只会骂街，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理论；还有人说《中国之春》拿国民党的钱，言下之意实际上说民联就是国民党豢养的特务组织；还有的人干脆就是瞧不起《中国之春》的人，认为他们素质差，水平低。

会间，冯胜平给我讲了政治学会创办的历史，他也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中有一个插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届政治学年会在美国休斯顿召开时，《中国之春》派了杨漫克作为记者参加，可是会上有人提出，政治学会是中性的学术组织，不能允许政治势力渗入，结果杨漫克被赶出会场，胶卷也被没收了。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一刹那间，我忽然明白了王炳章为什么不敢直接进入会场了，也明白了“不必要的麻烦”是指什么，那个局面我可以想象，对王炳章将是非常难堪的。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压抑和忿忿不平。我突然觉得我非常同情王炳章，并对他能够在这种逆境中坚持奋斗的毅力由衷地钦佩。

显然，为了扭转民联在留学生中这种险恶的局面，王炳章需要把一批在留学生眼里“有素质”，有威望的人拢在自己的周围。然而他明白，做到这一点单凭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够的，他需要“借用”其他人的影响力，并让他们互相影响。假设胡平、丁楚、杨柄章、程铁军、冯胜平等人都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但他们对王炳章都存有戒心，保持距离。可是如果他们同时都出现在王炳章召集的聚会上，那么他们将会怎样想呢？

胡平会想：怎么，房志远已经和王炳章这么熟了。也许这个发现会使他马上放松戒心。

房志远会想：怎么，胡平也和他有来往，看来我和王炳章的接触没什么大不了的。

杨柄章会想：怎么，胡平和房志远也来了，既然王炳章能够被他们接受，我们也不必计较其他人怎么说了。

王炳章真不愧为是个组织人才，他竟能把握住人们如此细微的心理活动，并利用娴熟。

在那次政治学会上，我的发言相当引人注目。因为那批与会的留学生出国都很早，很多都是改革之前或者是改革初期就离开了中国。像我这样亲身参与了第一线改革规划的人在当时的海外还是凤毛麟角。我讲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围着我和我讨论，其中有一个人嗓门很大，讲话很激动，他的一只手上有几个断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知道他叫丁学良。

当听众对我的发言鼓掌的时候，当会后有很多人围着我和我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念头总是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假如他们知道了我是民联成员，他们还会接受我吗？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口袋里的录音将会变成《中国之春》上的文字，他们会把我赶出会场吗？

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我一直在权衡着，犹豫着：是从此远离《中国之春》呢，还是全力以赴，帮助它翻身？

我知道很多留学生排斥《中国之春》的态度是毫无道理的，只不过是为他们欺软怕硬找个借口罢了。“不允许政治组织渗透”？那么共产党是不是政治组织？领事馆的官员在会场上讲话，谁敢赶他们出场？共产党对于留学生组织的控制及渗透几乎是明目张胆的，可谁敢说一个“不”字？为什么对《中国之春》如此苛刻？我越想越生气，我性格中倔强逆反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我咽不下这口气，见不得王炳章这种英雄气短的场面。

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决心已下。我发誓，我非得让所有《中国之春》成员能够正大光明地宣布自己的身份，如履平地般地走进政治学会会场。

三年之后，我的愿望实现了。

谢选骏指出：房志远一年就能入主《中國之春》，顯然不是單槍匹馬。當然這也需要王炳章的糊塗，他可能不懂，“丁楚”的意思是“釘死楚國”——“丁”，此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一般认为像钉子的形状，是“钉”的初文。再説了，“逼上梁山”的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的强盜，參加民主運動也需作奸犯科嗎？

【第三章：隐居总部】

3-1重操修理工的旧业

美国学校的暑假特别长，有的学校在五月下旬就开始放假，直到九月中旬才上课。漫长的暑假对于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艰苦的学习生活中一个非常难得的喘息机会，公费生需要用这段时间来消化囫囵吞下的课程，自费生则需要在这段时间里酬足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每到暑假开始时，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各州汇集到纽约来找工作。纽约是美国的移民天堂，据估计约有一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生活在这座西半球最大的都市里。这里充满着机会，容易求职，容易生存。我在联合国上课的时候，一个教授对我说：“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国家。什么是纽约？纽约是美国最好的加上美国最坏的城市。”的确，想了解美国，不能看纽约，纽约不是美国，纽约是个袖珍版的世界。每当你早上走进纽约的地铁，你会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上班族移民，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的报纸都不同文字，有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文、阿拉伯文、法文、俄文、越南文……。纽约是他们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

我后来曾经向不少初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讲起从一个美国同学那里学到的经验之谈：“当你是穷人的时候，你应当来纽约，因为这里容易生存；当你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你就该离开纽约了，因为这里活着太累；但是当你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你又要回到纽约了，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大展宏图的天地。”

纽约的机会多，但是竞争也十分激烈。每到暑假前夕，外州的中国学生就开始摩拳擦掌，纷纷委托住在纽约的朋友事先为他们找好房子，联系工作。放假越早的学校，学生越占便宜，他们能够较早地在纽约登陆抢滩，占据较好的工作位置。而放假晚的学校就吃亏了，等那里的学生涌进纽约的时候，好工作大多已经被占领了，只好去拣别人挑剩的残汤剩饭。当然，最占便宜的还是纽约本地的学生，他们理所当然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放假前就可以从容地为暑假的饭碗未雨稠缪了。

第一个学期语言的压力太重，我差不多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耗到五月就基本上弹尽粮绝了。波士顿的一个北大老同学打电话来，说暑假要来纽约打工，请我帮他先找好房子。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房东非要两间屋一起出租才肯降到老同学愿意负担的价格，因此我就要下了另外一间。我原来的房东从台湾回来了，我的特权也没有了，那地方离学校太远，不如趁机搬家。两间房子的押金和房租一交，我的帐上只剩下四十元钱了，我不得不开始考虑下一个月的房租和饭钱了。

我绞尽脑汁，努力回忆我能够谋生的手段。餐馆我已经干过四五家了，自然不难找到工作，但是我的上课时间都在下午六点到八点，恰好是餐馆赚钱的黄金时间。当时还没有放假，课是不能耽误的。我还会理发，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糊口手段。我在学生宿舍电梯上贴了一些广告，剃一个头学生价三元到五元，生意倒也不错。可是不久，学生宿舍管理员就拿着我的广告找上门来了。他警告我，没有报税资格是不能做买卖的，于是我的“非法牟利生意”被学校当局取缔了。

我买了一份报纸，把广告的栏目像蓖虱子一样扫了一遍。最后，当我的眼睛停在了一家修理冷冻机的广告上时，不由自主地乐了——我简直是在捧着金碗讨饭。在考上北京大学之前，我曾在一家船厂当修理钳工，而最拿手的就是修理冰库的冷冻机和空调机，在这门技术上，我有七年的工龄和经验。在美国的劳工市场上，最吃香的不是工程师，而是技术工。

这个修理冷冻机的广告不是招工的广告，而是招揽生意的广告。但是不管怎样，上面有工厂的电话。

我拨通了电话：“请问你们需要修理技工吗？”

“你从前干过吗？”对方问。

“我干过七年，经验丰富。”我回答得斩钉截铁，自信十足。

我听出对方非常感兴趣。他犹豫了一会儿，问：“你要多少工资？”

“不低于十五元一小时。”我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临急想了一个数报给他。按一般移民劳工市场的平均价格，每小时工资约五美元，我一下子加了三倍，等着他杀价。谁知对方竟然没有还价就同意了。

“明天早上来见工。”他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找到那家工厂。老板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不会讲国语，但会讲不太熟练的广东话，所以我们勉强可以沟通。一般情况用英文，讲不通了就用广东话补充。

老板给我一张纸，说：“把冷冻机制冷的循环工作系统和电路控制系统给我画出来，告诉我制冷的原理。”

这对于我来说太容易了。在工厂的时候，我的师傅杜景生是赫赫有名的华南冰机王，任何有关制冷系统的疑难杂症他都能手到病除。我跟了他三年，帮他编过书，整理过资料，后来还给一些制冷培训班讲过课。这套系统图我画得烂熟，不但可以阐明机械原理，而且还可以讲出物理的基本原理。

老板对我画的图和解释感到十分意外。我相信他工厂几十个工人中间都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像我这样把系统吃得如此之透。他满意地点着头，良久没有出声。然后，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会开车吗？”

“正在学，还没有考驾照。”我老实地说。

老板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喜出望外，赶紧说：“你不会开车，所以我不能单独地使用你，你必须跟别人的车出外修理。所以我不能给你十五元一小时的工资。第一个月试用，给你八元一小时，第二个月起十二元，等你拿到汽车驾照之后，我再考虑十五元一小时。怎么样，你同意吗？同意的话，明天就开始上班。一个星期工作六天，星期天休息。”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就点头同意了。我报十五元，只不过是漫天要价，想等对方坐地还钱。我的底线是五元一小时。现在他试工阶段就给我八块钱一小时，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后来我都为自己这样沉不住气而感到惭愧，其实我相信我只要再坚持一下，每小时十元钱是稳拿的。

这家公司几乎是华人当中最大的冷气公司了。它大概有四百多家固定的客户，几乎每年都要检修，另外还有些新的客户安装空调或设计冷库的工程。所以一临夏天，公司就进入忙季，电话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全厂几十个工人忙得脚不着地，成天象救火队似地在外面东奔西走。以至到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我还没搞清楚这里到底有多少人，也没有能够认识所有人的面孔。

我真得感谢我在广州学的这一手修理技术。我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虽然是中国远远比不上的，但是修理业却完全不能望中国人之项背。道理也很简单，发达的制造业几乎把美国的修理工惯坏了，他们除了换零件之外，一无所长。而在中国，很多机器都是超龄服役的，而且没有现成的、规格化的零配件供应，这就要求修理工具有高度的技巧，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的这种高度技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老板发现，我外出维修很少换零件。一般人维修要花至少两个工作日。他们总是先拆一大堆东西回来，然后相应预订一批新零件，等零件到齐了，下一个工作日在去现场安装。可是我常常能在几分钟之内手到病除，一个工作日可以跑好几家，几乎每次都空手而归，从容悠载。

一次，老板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亲自开车送我去一个餐馆的冰库检修。我到现场检查了一下，发现是自动调节温度的继电器失灵。按一般美国人最省事的做法，他们会把这个继电器拆回去，按照规格买一个新的，下次来再换上去。可是我随地拣了一块罐头的马口铁，用剪刀剪了一下，塞进继电器，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绑了一条橡皮筋，试了几次，竟然好了。整个过程没有超过十五分钟。老板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后来他称我这种修理简直是“巫术”。但是客户很满意，他也就没说什么，至少他不能当着顾客的面拆我的台。下面的一家就更简单了——膨胀阀堵塞。我提起一壶开水，对着膨胀阀浇去，然后拆出它的过滤纱网，清洗干净，装回，前后不到十分钟。那一天，我们跑了四家，最后拆回来一副漏油的轴封环。老板说厂里有现成新的。回去换一个就行了。我告诉他，在中国我跟本就用不着换新的，只要用金刚砂对磨几分钟就行了。

我的修理虽然看起来随随便便，但是各方满意。首先客户满意，我马上就能让设备恢复工作，用不着停机待料（可以想象大热天停两天冷冻机，冰库里的食品将要受多大的损失，停两天空调，人们会有什么感受），客户用不着知道我搞了些什么名堂，他们只看最后的效果。其次老板也满意，我一天能跑好几家，十几分钟干完的活他仍按照一小时工时的最低限收费，二百四十元。同时他很快就明白，马口铁、橡皮筋之类的雕虫小技尽管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工程留下一个尾巴，客户以后自然还会找上门来，生意不断，财源也就不断。下次发生同样的问题，他只需带一个新的继电器去就行了。最后和我一起工作的工友也满意，他们用不着把一大推东西拆来装去，搬来运去，活干得轻松，大家悠载。

整个夏天，我们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几乎天天加班。老板也疲劳不堪，脾气暴躁，活赶不出来，他就整天骂骂咧咧的。一次我问他：“我看我们人手不够。为什么不多请几个人？”

他反问道：“我请那么多人，等冬天淡季来的时候怎么办？再把人辞掉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冬夏匀着吃呢？”

他冷笑了一下：“说得容易，冬天谁会用空调？没有空调，工程少了一大半。冬天冷冻机的负荷轻，事故率也少。我们这一行注定要吃季节饭，没办法。”

“这很容易解决。我们不是有四百多家固定客户嘛。他们中间很多是每年定期检修。不过人们都像寒号鸟，冬天他们就忘了空调，等夏天来临之前才想起来，所以到了五六月份，告急的电话就来了。可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二三月就把空调检修好呢？只要规定一个优惠价格就行了。例如，十一月到三月维修，打七折价，四月到六月，九月到十月，按正常价；七月、八月收额外的加急费。这样，客户为了省钱，就会把他们例行维修安排在淡季了。”

老板听着，眼里放出兴奋的光来。他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打量着我：“没想到你不但懂技术，也懂经营。”其实这手段我只不过受到航空公司的启发，它们用不同的机票价格来调节旅游旺季和淡季的生意额。我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办法，为什么老板竟然没有想到。

我没有告诉老板我是学生，因为学生打工是非法的。不过我相信，从我坚持要用现金领工资的举动中，精于此道的老板不会猜不出我是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尽管如此，我发现一向冷若冰霜的老板对我热情起来。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绿卡。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热情地说要给我办绿卡，只要我答应长期留在公司。逐渐，从老板的言谈中我看到了他的苦恼和意图。

这家公司是老板和他弟弟两个人的。他的弟弟是工人的领班，是本厂的技术权威，但是对经营一窍不通，连账本都看不懂。而老板本人主管经营、进货，但是他对安装修理技术不甚了了。这两兄弟各有所长，但都缺一条腿。所以他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有经营能力的经理。显然，老板看中了我。

3-2辞职到总部工作

七月下旬，王炳章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到总部工作一段时间。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我现在正在打工，我需要钱。暑假是我唯一赚钱的时候，我必须利用暑假凑足学费和下两个学期的生活费。王炳章说他可以给我发工资，一个月八百元。八百元和我在冷冻机厂一个星期的薪水差不多，我算了一下，没有同意。我这个暑假的目标是积累九千元，现在两个半月我已经赚了七千了。现在还剩下一个半月，八百元显然离我的目标相差甚远。

拒绝王炳章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当时对民主运动还抱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可是却不得不像小贩一样讨价还价，铢玑必较。说心里话，我倒很愿意到总部去工作，修理冰机钱虽然多，但是那毕竟是体力劳动，权宜之计，我并不准备干一辈子。但是生活问题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在暑假达到目标，下两个学期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读书了。

第二天，王炳章又打电话来了：“丁楚，我们一个月给你一千元工资。另外《中国之春》征文奖揭晓了，你的《改革死了，改革万岁》获头奖，奖金一千元。够不够？”

我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够不够？”当然不够，我没有告诉王炳章我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这么蠢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这人无论表面上看多么现实，可是骨子还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我告诉王炳章我需要一个星期辞掉目前的工作。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向老板开口。他现在正在打算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呢。

辞职，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说容易，我只要在发薪的第二天不来上班就完了；可是说难，面对老板日益热情的面孔，我需要编一个什么理由才能不伤他的心？难道我直接了当地告诉老板，我瞧不上他的工作，我志不在此？

发薪了，老板在给我那个信封套的时候，别有用心地对我笑了一下。我打开信封数了一下，七百七十元。如果按一星期四十八个小时算，老板给我的工资已经超过我最初开口要的每小时十五元了。

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告诉老板我要辞职。我很难形容老板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的表情：惊诧、迷惑、不解……。按照他的想象，他已经给了我超出意料的报酬，我应当感恩不尽，力图后报才是。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接仲而来的竟是我的辞职。他的第一反应是认为我索求更高的工资，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反应。

“我从下个月开始给你每小时十八元，行不行？”他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我，道：“这点小意思算本月奖金，拿着。再高我恐怕是不能给了，告诉你实话，吉米每小时的工资在这里是最高的了，不过二十元。可是你才来了三个月就和他差不多了。”吉米是老板的弟弟。

我被老板的慷慨深深感动了，简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我坚决推回那两百元钞票，道：“感谢你的关照，我不能长期在你这里工作，我是学生，还要上学。我只是暑假打工赚点学费。”

老板不解地看着我，道：“现在还是暑假，学校不是都九月才开学吗？”

“我要用一个月准备一下考试。”我临急编了一个理由。我原来没有打算和老板的谈话会深入到这样的层次，所以显得措手不及。

这下子老板更迷糊了：“学校都是放假前考试，你这学校怎么开学前考试？”

“我还没有入学，要先考英语。”我发现自己已经语无伦次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人发窘的场面。

“哪一所大学？”老板还没完没了，显然对我有点依依不舍。

“哥伦比亚大学。”我把心一横，既然已经撒开了谎，干脆就撒到底了。

“唉，”老板长叹了一声，“像你这样聪明又有一技在身的人，去花钱花时间读什么学位，噻气（广东话：冤枉）。我认识很多老板，都没有读过大学。中学一毕业就到社会上混，等到他们发财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好去雇那些毕业的硕士博士。拿了学位又怎么样？浪费那么多时间，到头来还不是给人打工？”

我急于打断老板的宏论，忙道：“我还不一定考得上呢。要是考不上，我还回来。”

老板拍拍我的肩膀，又从口袋里拿出两张一百元的票子，硬塞到我的口袋里，说：“考不上真回来，我不会亏待你的。我第一次见你猜出你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勉强。其实我也知道，在美国很多学生读书就是为了维持身份。要是你真能回来，我帮你申请绿卡。”

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但我知道，我八成是不会回来的，除非我再一次落到口袋里只剩下四十元的地步。

临走的时候，我只知道老板叫威廉，这在美国是个很普通的名子。可我最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3-3神秘的民联总部

民联总部在艾姆赫斯特大道一座公寓大楼的六楼，是一个一房一厅的单元套间。这是一个老式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厅的面积很大，显得空空旷旷，与《中国之春》的编辑部的拥挤和脏乱形成鲜明的反差。

大厅正中并放着两张办公桌，是王炳章和秘书高淳儿的。睡房的面积和厅相仿，也有两张办公桌，是柯力思用的。现在柯力思回法国了，就归我用。靠墙有一排五尺高的档案柜，窗前的地上有一个单人的床垫，显然是柯力思曾经睡在这里。

在我跨进这间房间之前，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它的存在，也从未听人说起过它。过去我一直以为“总部”就是《中国之春》编辑部。压根没想到它会设置在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在当时的民联核心成员中，只有四个人知道总部的地址：王炳章、柯力思、高醇儿和林樵清。我是第五个。就连已经当上监委主任的薛伟和编辑部骨干杨漫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总部在哪儿。

在总部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甚至连电话都不接。这是我到美国来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作、思考。我每天早上看一会报纸和书籍，然后处理一些盟员入盟的档案和信件，下午开始写作。王炳章曾在电话里就对我说，希望我能为民联写一本《民主运动一百问答》的通俗小册子。

我和王炳章花了两天的时间整理了一百个问题，并将它们分为六个部分：

（1）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史

（2）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基础理论

（3）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认识和批判

（4）对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的批判 

（5）中国民主社会各种模式的构想

（6）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和基本策略

问题大部分是王炳章提出来的，我主要作补充和归类。那段时间，王炳章常常出去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带回来一大堆问题。当后来我也经常到留学生中去演讲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王炳章为什么急需这样一个宣传小册子了。

留学生大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尖子，自命不凡，思想活跃，想在理论上征服他们是很棘手的事情。每次演讲，他们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是故意给你出难题，无非想出出你的丑而已。在这种场合，如果你准备不够，或本来深度不够，讲了错话或蠢话，就会使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但自己脸面无光，而且会使整个民联组织威信扫地。我猜测王炳章要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意义，不但在于使今后民联的演讲者可以应付各种问题，同时也要为这个组织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宣传口径“意识形态化”。

3-4搞民运的最大苦恼是什么？ 

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王炳章和小高都会到总部来，小高打一些电话，回一些信，并且做一些剪报。王炳章则利用这段时间静下来写点东西。下午他们两人就到编辑部去工作，总部就只剩我一个人。吃中饭的时候，我和王炳章常常讨论一些问题，如切磋一些小册子里涉及的理论问题，交换一些对重大时事事件的看法，有的时候，王炳章会就一些民运战略策略问题和民联将要进行的重大活动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在我和王炳章聊天的时候，小高照例是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但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一次，她私下对我说，他跟王炳章这么久，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信任和重视一个人。我不知道是否王炳章授意她这样说，以赢得我的向心力（我知道他是个相当出色的组织人才，有时候会来一点笼络人心的小手腕）。即使不是，我想她也没有完全说对，我后来知道，王炳章当时至少还有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和高参，就是后来倒王最积极的冯胜平。

我能够在与王炳章的聊天中体会到民联所面临的问题和王炳章所关心的事情。通过这些讨论，我逐渐了解民联的历史、了解王炳章本人的个性，也了解了海外民运的特点。这段时期，我从王炳章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在海外民运中磕磕碰碰地走了四年多，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有很多体会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的。后来，当《中国之春》和民联总部的担子落到我肩头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王炳章当时很多话的含义，也真正地理解了他。

有一次，王炳章问我：“丁楚，你觉得搞民运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我沉思片刻，答道：“没钱。”

“不对，”王炳章苦笑着摇了摇头：“是没有事情可做。”

王炳章的回答使我感到有点意外，不过后来我深刻领悟了这句话的滋味。

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这段漫长的民运低潮中，民联在王炳章的策划下搞过一些小动作，例如策反中国大陆的奥运会运动员，状告《人民日报》，抛出所谓的“中共统战密件”等等。后人看来，这些事情干得是相当愚蠢的，它们给民联带来的负分要远远大于正分，王炳章后来得的一些不好的名声，很多都归于这些并不高明的小动作。后来，我甚至当面批评过王炳章“只能赢小仗，赢不了大仗。”可是如果站到王炳章的位置上，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一下就不难理解他了。在民运低潮中，他若不搞出点动静来，民联内部就会军心涣散，社会就会把这个组织遗忘掉，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当时除了这些雕虫小技，还能搞点什么其他名堂出来呢？

王炳章的政治直觉是非常敏锐的，他的言谈也很能把握住分寸。我相信他未必不能察觉出他的那些小动作所产生的负作用，可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民联中有很多人佩服王炳章善于“造势”的本领。这种本领也许是王炳章的成功之处，也恰恰也是他的失败之处。英雄可以造小势，但是要想成为大英雄，非得有大时势不可。

这一点胡平就要比王炳章聪明得多，他知道如何稳住自己的阵脚，他知道实在无所可为的时候不可勉强为之。民联很多人都尖锐地批评过胡平当主席不做事情。实际上，在海外民运中，找事情做是第一大难题，而胡平是宁愿背着“不做事”的黑锅，也绝不做蠢事。他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得零分总比得负分强。

3-5得天独厚的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是中国民联历史上少有的既稳定又活跃的一年，这种稳定包括财务上的稳定，组织内部的稳定。加上一九八七年底到八八年初的民运高潮，民联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

海外民运的每一次高潮，都和中共内部的“左派”风潮有关。一九八二年底到一九八三年，由《中国之春》创刊和中国民联成立而掀起过一次海外民运高潮，其能量来源于北京民主墙的陷落和一九八三年开始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自从一九八四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邓小平两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国际上对中共改革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这段时期恰是民联一个相对困难时期，我可以想象这几年王炳章逆流而上的那份艰辛。《中国之春》的一些所谓不好的“声誉”和“形象”，大多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因为，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时候，一个指东道西，碍手碍脚的反对派就显得有点讨人嫌了。喜欢一元化思维中国人还没有习惯于反对派的长期存在的状态，每当当权者愿意做好事的时候，他们就生怕自己不慎而挡住了他们进步的道路，因而对一切异端的声音都发出“嘘”声。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联的活动空间显得非常狭小，除了自身的组织建设之外，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施展的余地。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民联所做的值得一提的活动寥寥可数，只有策反奥运会人员和状告《人民日报》案引起过新闻界的注意，还有营救一些政治避难的叛逃者。但是这些活动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创造新闻价值，提醒人们尚有民联这个组织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为民联的形象增添光辉。

可是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的第二次“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为海外民运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一九八七年一年间，民联组织或卷入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就比前三年的总合还要多：留学生千人签名信，杨巍被捕事件，美国国会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游说，郭城环美民主长跑，钱达营救杨巍被逐……，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同时，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遭受重挫，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在海内外弥漫，使很多人的把希望转向了体制外的改革力量，中国民联的知名度和声望都在上升。

一九八七年，也是中国民联的自身状态最好的一年。

首先是组织稳定。在第二任主席的最后一年，王炳章基本上肃清了足以对他领袖地位形成挑战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在组织内部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不但树立起了能够控制一切的权威，同时还拥有一对配合默契的左膀右臂——柯力思和林樵清，他们三人形成的铁三角是民联历史上合作最好的领导班子；是年，一批国内的老民运骨干分子流出了海外，并先后进入了民联，例如胡平、徐邦泰、呼延民和我等等，我们这批人在向民联靠拢的过程中，先从理论上造成了一个体制外反对力量的舆论声势，这大大有助于增加民联在留学生中的向心力，并同时为民联领袖集团的换届准备好了领导核心。

其次是财务上的稳定和充裕。当时王炳章和林樵清手里的经费每月大约有五万元，这是后来我当政之后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在海外，一个组织的能量与其说取决于它有多少人，还不如说取决于它有多少钱，有钱就能有人。在林樵清主持财政的时期，《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的带薪工作人员是最多的。当时稳定的工作人员计有主席兼主编王炳章、经理林樵清、编辑杨漫克、老王、老李，秘书高醇儿，美编陈美思，打字徐如雪，发行薛伟和小陈，海外联络站有日本的姚月谦、香港的黄流、法国的柯力思，共十四人，再加上一些临时支薪的如我、呼延民、郭城、郑为民（曾为郭城民主长跑主管后勤及新闻）等等。《中国之春》杂志当时有三千个名额的赠阅刊物，刊登广告有价收购留学生名单和地址免费发送。而一九八八年以后的中国民联再也没有雇佣这么多人和赠送那么多书的经济实力了。当时，王炳章、林樵清手中的机动活动经费也很宽裕，开会讲座、请客吃饭出手阔绰，以至当时纽约侨界都有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之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王炳章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有了稳定的组织和财源，下一步他似乎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请我来总部工作的意图之一。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战略策略，也是当时民联面临的迫切任务。后来胡平当选民联主席，看来是顺应了这一形势的需要。这个理论建设的任务，后来是由胡平的第三、四届总部完成的。

3-6施政纲领，胎死腹中

王炳章给我讲了很多他到各学校演讲时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民联受到的最多的批评是：只会指手划脚批评当局，自己提不出正面的治国纲领。很多留学生尖锐地说：“你们说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么换你们上台你们要怎样搞？你们说当今的改革这样失误，那样错误，可是你们说该怎样改？民联如果提不出一套正面的纲领，叫我们怎样跟着你们走？”有时候，王炳章动员一些留学生加入民联，对方却说：“我已经了解你们不要什么，可是我还不了解你们要什么，我还没有看到你们建设性的理论和纲领。” 民联的纲领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这十字纲领是写在民联章程上的。可是它毕竟太抽象了。

有很多民联的朋友也这样说：“民联要想有号召力。必须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建设性的纲领。”

理论，纲领，这个问题长久地折磨着王炳章。在我完成《民主运动一百问答》之后，他又委托我起草一个全面的施政纲领。我们打算把这些纲领作为讨论稿的草案，散发给一些关心民运的积极分子，供大家讨论。我当时觉得，最终的纲领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而这种讨论本身则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活动，它可以吸引人们对民主运动的关切，事实上，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民主“运动”。

起草纲领，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说它容易，我想任何一个具有写论文经验的留学生都可以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像样的纲领出来。说它困难，你很难把一个纲领写的既与众不同又无懈可击。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漂亮的纲领太多了，每一个都说的美妙动人，你需要怎样的妙笔生花才能写出民联的特色？这个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他们具体利益和特殊观点，你要怎样的八面玲珑才能讨好所有的人？

纲领的政治部分还比较容易。政治制度的问题在大陆还是禁区，不能自由讨论。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总是相对简单，无论你怎样写，都会突出你自己的特色。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为此，我很多细节都想到了。

例如选举制度。以民联的宗旨，今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然离不开民主选举，可是这么大个国家，要是领导人直选，其成本巨大，耗时耗民是可以想象的。美国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在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里，有如此发达的通讯设备和信息网络，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尚且要折腾的天翻地覆，何况在一个人口五倍于美国的穷国了。因此，我在纲领里提出的政治体制是议会内阁制，选举制度为间接选举。各地按人口分配议员名额，先选出议员，再由议员自己去选政府首脑。各地方政府选举，依此类推。鉴于美国政府任期较短的教训，我提出将任期定为六到七年。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相对稳定的政府来推行改革措施。任期短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对改革不利，时间充裕一些有利于制定相对长远的规划。……  

写完了几大章，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婆婆妈妈、罗罗唆唆，哪里象个纲领，简直就像个宪法实行细则。于是又只好下笔精简。

最难写的部分是经济纲领。共产党的经济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旧的经济体制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你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强调社会福利？倒是反对派争取民心的传统手段，但是你绝对超不过共产党的大包大揽。计划经济市场化？人家共产党正在做呢，体改所的那帮参谋，什么方案没有提过？人家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都有了一大把，远在海外的反对派再提出些干瘪瘪的口号，有多少底气？当时唯一还能提一下的是私有化，这在当时还是半禁区。但是我知道这个禁区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就在我出国之前，国内很多人（甚至中共党内）就已经在公开讨论股份制、破产制和土地转让权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中共一些开明的领导人也并非不赞成私有化，问题是怎样“化”法才能摆平。如果我们在海外写的纲领，都是些连国内都可以公开讨论的东西，那还有什么意义？

等到我将这个纲领全部完成之后，从头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对它失去了兴趣。尤其它的经济部分，平淡无奇。无非重复了体制内改革派正在讨论，甚至已经付诸实行的东西。我绞尽脑汁，发现也没能超出国务院体改所高参们的想象力。

更让人伤心的是，我们把这份大纲分寄给一些在理论界比较活跃的学者和留学生征求意见，当我收到他们寄回的意见时，简直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给一家人做饭，都会有众口难调的问题，何况你面对是一群个个都自命精英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想表现出自己的独到之处，可以想象在他们中间达成共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开始，我还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意见综合一下，后来发现这样将会产生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只能为后人遗笑大方。最后我只能放弃，于是这个未出娘胎的纲领后来便不了了之了。中国民联历史上一次“立宪”的努力胎死腹中。

世界上有很多听起来非常神圣的事情，你没有亲身做过便不知道它有多么可笑，多么无聊。此后，我对那些热衷于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

其实，凭直觉也不难体会到，很多留学生拒绝加入或支持民联，其根本的原因是害怕当局的迫害。但是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于是他们就需要找出其他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护，所谓“没有施政纲领”就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为一个组织只要有了好的纲领就自然会有号召力的说法，体现了受马列主义洗脑的中国人的天真。我就不相信，民联真的拿出一个完整的纲领，就真会一呼百应，从者如云。

完全可以想象，一旦你真的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施政纲领，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又会找别的理由拒绝你了。他们会说这个纲领这样不对、那样不妥、这点不合他们的意、那点不合国情，最后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一个本来打算凝聚人的纲领最终成为众人批评的箭靶子。

本来，如果你什么纲领也没有，人家还没有一个反对你的明确目标，同时也会给人留下回旋余地，以为你终有一天会有的；可是你一旦有了纲领，而且又不能服众，那么就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那些曾经拒绝过你的人失去了回旋余地：你等于逼着他们表态。在你没有纲领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保持中立，仅仅与你保持较远的距离，可是一旦你有了一个纲领，他们除了明确地表示反对之外，别无退路。同时自己也失去回旋余地：众口难调，你想满足一部分人必然要失去另一部分人，况且一个组织的纲领不能总是不断地修改，去迎合不同人的口味，那样就会失去严肃性，成为儿戏。在近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曾经出现过十一部宪法，可是中国今天仍旧没有法制。

从这次“立宪”的教训中，我领悟出了一个道理：纲领不能没有，但是越抽象越好。胡平把这归纳为“最大公约数”战略。后来胡平提出的“权利重于是非”，我提出的“形式重于内容”都巧妙地绕过了“纲领”的陷阱。

我在“宁要两个魔鬼，不要一个天使”的文章中，尖刻地嘲笑：“中国人常常愚蠢的可爱，把纲领看得至高无上，……那种说一个党的纲领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利益的鬼话是共产党为自己加冕的祝词。只要建立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两党之间的政策之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党的纲领完全可以是机会主义的，一个党激进一点，另一个党就要保守一点，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就要右一点，双方都可以在竞争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纲领，以适应社会一张一驰，忽左忽右的节奏和步伐。”

后来我出去演讲，仍有不少人提出“你们主张在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种愚蠢问题，我都回答：一个能够让人们自由选择制度的制度。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比具体选择什么商品重要得多。这种抽象的答案，常常使皆大欢喜，无人异议。胡平回答这种问题则体现了他的机智：让我们先取得上车的权利，再讨论车子往哪开。

3-7搞革命党的组织方法

在王炳章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组织问题，这也是他谈得最多的问题。我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有洗耳恭听。

一天吃午饭时，王炳章说，他想办一个干部训练班。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把民联的骨干集中培训一下。主要的是培养两种能力：搞宣传和搞组织。他希望我能在前一个问题上发挥作用，而后一个问题他亲自抓。他打算写一个关于搞组织的小册子。

他随手抓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一个套着一个。

“这是组织形式的三个层次，”他解释道：“中间这一圈是核心，再往外这圈是基本成员，最外圈是外围组织。当然，每一个大的层次中间还可以划分更细的层次。

“不同层次需要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感。这种层次的划分有时候是通过一些形式来体现的。例如，参加不同级别的会议，享有不同层次的信息。

“中共的组织是非常成功的。我曾经研究过中共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例如，中共高层有内部文件，不同层次的文件下达到不同级别，如省部委级、地局级、县团级，一份参考消息报纸，也要分成大参考，小参考。表面上看，这种划分是出于保密，其实这种保密措施的效果实在值得怀疑，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种不同信息的占有使人感到一种特权感和参与感。有很多老干部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了，他们的级别待遇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能够读到什么级别的文件上。中共就是靠着这些制度维持着其成员的向心力。”

王炳章又换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个示意图：“组织的紧密程度像一个光谱。最紧密的组织是黑帮，最松散的是俱乐部。黑帮维持其内部向心力的主要手段是报复。一旦进了组织就不可能轻易出去，想脱离就干掉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凡有泄密、背叛的事情，肇事者必受惩罚。当然，光靠威慑是不足以维持向心力的，黑帮组织还有照顾成员的义务，如有人受了欺辱要替他报仇，有人有困难要给予救济，有人为组织出了事故或进了班房，组织要负责照顾其家属。

“政党是比黑帮松散的组织，不过不同的政党差别很大。美国的政党松散得基本上不存在约束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类似于黑帮的政党。为了维持向心力，中共不但要交党费，而且有定期的组织活动，有奖励也有处分。虽然党章上规定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可是在革命时期这种处罚是相当残酷的，中共曾经搞的除奸队，专杀叛徒，顾顺章一家七口都被杀掉了。要搞革命党，非要有严密的组织，黑帮的那一套有时还是很有效的。过去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也是依靠黑帮组织。”

王炳章喝了一口水，长叹一声：“像民联这种组织，一点约束力也没有。下面的人愿意听你的就听，不愿听你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看我们是否也要搞点奖惩办法，否则组织没有向心力。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个革命党，我们没有严密的组织怎么斗得过它？”

王炳章在阐述他的观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把右手的食指从里向外横向比划，这种手势显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自信。显然，王炳章对于搞革命党是苦心研究过的。不过说心里话，我不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搞革命党是个好主意。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在民联这样的组织里怎样搞奖惩法。当然，搞奖励是很容易的，但是没有强制力，根本就不可能搞惩罚。最严厉的处分也只能是开除。

王炳章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这些启发促使我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对王炳章的那一套组织方法全面否定，我认为他虽然是个出色的组织人才，但是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他是一个过时的人物，因为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共产党给他的教育和红卫兵运动给他的经验上。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后来我的这些主张曾使王炳章大为恼火，专门组织人批判我“误导民运”的理论。

有一次我们谈到如何发展盟员，扩大组织，王炳章又抓过一张纸，在上面写到：

“晓之以义，明之以理，动之以情，胁之以迫。”

我看了一下，前面三句的意义一目了然。但是最后一句的词义使我感到意外。

王炳章笑了笑，道：“在共产党打江山的历史上，很多农民都是被胁裹进革命队伍的。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硬把地主的田分给农民，只要农民分了田，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地主还乡团一回来，他们怕报复，只能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了。其实今天搞民运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了。只要他们上了贼船，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听到这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我看了一下王炳章眼镜后面的那双眼，似乎在它们后面又发现了另一双眼睛。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回顾起我与民联的各种交往，反省自己有无被“胁裹”之嫌。本来，如果王炳章不与我讲这些，我还觉得我们的交往一直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可是他这么一讲，我就总觉得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似乎有其目的了。我心里迅速升起了一个又一个问号：是不是他故意把我“张纲”的笔名透露给冯胜平的？他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把陈子明王军涛也拖下水？他请我到总部来做这些清闲工作是否也有拖我下水的企图？甚至连小高对我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王炳章像对我这样如此信任一个人，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是否王炳章授意她这样说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盟员听到这番话，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尚且还属于那种无须“胁裹”也会自动下水的人，如果一个真的被胁裹下水的盟员听了这种说法，今后会怎样看待民联？我认为王炳章办干部培训班的想法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怀疑如果他讲这些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能说不能做，也有很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尽管“胁裹”在民主运动中是很自然也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一旦把它说出口，就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后来我逐渐体会到，像王炳章这样一个出色的组织人才，为什么总是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的组织才能本来是他的优点，但同时也成了他的弱点。当人人都知道他搞组织的一些手段时，他的每一举一动就会受到人们的猜疑，总觉得在这背后会有什么利用人、操纵人的企图。其结果是人们总是防着他，即使自己人也总是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常言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王炳章常常显露他比别人高明，结果就误在这种聪明上。后来我反省了我自己接替王炳章后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如此？

3-8天下英雄，尽入毂中

《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小册子和施政纲领写完后，我在总部似乎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看看书。我心里总觉得我这样无所事事有点对不起那一千多块钱的工资。于是我对王炳章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干的话，我就回学校去了。

“你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王炳章笑了笑：“其实有些琐碎的事情我不好差你做。要说事情，有的是。光是整理各种档案，处理来往信件，接电话就够你忙的。以前柯力思在这里每天忙到半夜。”

王炳章走到墙脚，打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满满的各种来信。信显然是柯力思拆的，但没有来得及处理，只是将信封钉在信上，以便留下地址。

“你看看，这么多信都没有回，也没有分类归档。”

我随手捡起一封信，看了一下。这是个普通留学生写来的信，很短。信上说她刚到美国三个月，看到《中国之春》，很爱看。但是经济困难，订阅不起，问能否赠阅。 

“这种情况我们赠阅吗？”我问。

“赠。”王炳章肯定地回答，“我们每期有三千本赠阅名单。”

“那么这种信也保存？”

“这里的每一张纸我都要求存档，以便保持联系。这些人以后都会成为我们的盟员。”王炳章笑了笑，补充道：“我有存档癖。”

“你再看这里。”他又打开了另一个纸箱，里面竟装着满满的履历表。

我简单地翻了一下，发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子，包括后来成为民联主席的于大海。

“这些是从哪弄来的？”

王炳章狡黠地笑了笑：“你还记得咱们在讨论与陈子明的研究所取得联系时，曾经设想在海外办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恍惚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这事。但我不明白这些履历表与我们那次谈话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真的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广告，以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的名义招聘研究人员。”王炳章的表情颇有点自豪：“结果就收到这么多履历表，这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

我猛然醒悟了王炳章的用意，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毂中。是吗？”

“还没有完全进入毂中，”王炳章指着墙边的一排铁档案柜，道：“他们还没有分类入档。没有分类的材料是没有价值的。”

我明白王炳章此话含意，于是很爽快地道：“交给我好了。”  

3-9包罗万象的档案系统

中国民联的档案总共有十个高铁柜，共分为四大类（不包括存在《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财务档案和订户档案）：

第一部分是时事档案，主要是各种剪报。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人物、民运……以及国家、地区等条目分类。每天王炳章看完报纸，就把需要的文章剪下来，由小高贴好，写上日期、出处，然后存档。

第二部分是有关民联活动的报导，总部的文件及决议，活动计划，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存档。

第三部分是民联盟员的档案，里面有所有盟员填的表格和交费记录，是按照地区和支部分类的。

第四部分是所有与民联发生过关系的人，以及民联感兴趣的人的档案。所有的人一律按姓氏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当我看了全部档案之后，着实大吃一惊，不由不佩服王炳章的心计和认真。尤其是人物档案，几乎是无所不收。里面有很多现居海外的大陆、台湾、香港的名流闻人，有的是他们的亲笔材料，有的是有关他们的报导；里面还有很多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的档案，不久前胡耀邦倒台时，曾经发生过留学生千人签名信运动，美国很多学校的签名联络人和积极分子都有档案在此；还有些档案是属于默默无闻的普通留学生或华侨的，他们仅仅是给《中国之春》写过一封信，或者捐过一次款，民联就替他们立了档。就象我在那个纸箱里随意拣出的那封信的主人，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从此就会在民联办公室里留下一份档案。

在人物的档案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档案，里面有我写给《中国之春》的第一封信，我写给王炳章的活动计划书，我的文章。然而奇怪的是，我在盟员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我填写的表格。后来我才知道，王炳章家里还有一个小档案。那些他认为绝对秘密，并且非常重要的骨干的表格，都在他家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徐邦泰、冯胜平、程铁军、陈军、吴牟人等。

在建立这套档案的过程中，我相信柯力思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柯力思是个任劳任怨，甘愿做小事琐事的人。这样的人对一个组织中是最不可缺少的。尤其在民运队伍中，不缺能够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不缺善于出谋划策的有识之士，也不缺喜欢出风头的勇敢分子，缺的就是这种兢兢业业的老黄牛。

在柯力思建立的体系上，我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充实。表面上看，将一封信存档是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是真正做起来就发现并非那么简单。按西方人写信的习惯，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都会写在信纸的左上角，这样的信存档就很容易。可是中国人大部分还没有学会这种习惯，所以如果不保留信封的话，每存一封信就要将信封上的地址抄到信上。大部分的来信都是第一次，所以还要不断地设立新目录。这样做，处理一纸箱信也得干上个几天。

3-10民联到底有多少人？ 

在整理盟员的档案时，我才真正了解到民联到底有多少人。在王炳章执政时期，民联的盟员人数一直是民联的最高机密。王炳章对外含糊地号称民联有数千人，至于到底有几千，他从不明说，给人们留下一个想象和猜测的余地。例如，王炳章的盟员证号码是A000001，我的盟员证号码是A005442，这就让人自然而然地猜想民联至少有五千多人。而实际上，当时有案可查的民联盟员还不到六百人，而我本人的实际序号是442，而不是5442。不过那段时期民联盟员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亲手填写发出的盟员证就有二三十个，盟员证是在我的手中超过六百号的。

王炳章是个非常善于运用战术的人，他常常搞一些疑兵之计，再加上共产党的反宣传，常常让人觉得民联成员无处不在。这种在人数上虚张声势，也是造成这种效果的有效办法之一。后来我也从王炳章身上学到了这一手。我在管组织的时候，有很多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留学生领袖和华侨首领都被误认为是民联成员，这曾经给民联带来很大的声誉。有些人会私下打听这些人是否民联成员，我如果告诉他们实话，他们给民联带来的声誉就会流失，但我又不能撒谎，告诉人家他们“是”民联成员，于是我就似是而非地回答：“这个问题你最好还是问他们自己。”我没有说谎，但是这个回答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对方更加认为他们是民联成员了。

民联盟员的档案和编号都是以地区划分为基础的。例如，美国分为美东、美中、美南、美西四个大区，以英文字母A、B、C、D代表；每个区有一个中心城市，是当地分部的所在地，代号是00，例如美东的中心城市是纽约、美中是芝加哥、美南是休斯顿、美西是旧金山；围绕中心城市的其他州或城市，代号就是01、02、03……等等。这样，只要一个盟员报出他的盟员证号码，我就能准确地知道他属于哪个支部，来自哪个地区。我的盟员证号码是A005442，说明我来自美东地区，纽约支部或总部。假设一个盟员的盟员证号码前三位是D01，我就知道他来自美西地区洛衫矶支部，A01就是来自华盛顿支部，A02是来自波士顿支部。美国之外的国家，前面的字母从E开始，城市序号一样，依此类推。

以地区为基础的编档原则，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选举代表时可以计算比例基数。但这种方法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把人的迁移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留学生，流动性很大，几年之后，这种按地区分类的编号就变得面目全非，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后来，在“四大”上我提出了网络式的组织原则，建议把吸收盟员和颁发盟证的权力下放到各个支部去。后来总部实行了这一改革方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了总部的负担，但同时也种下了今后每逢代表大会，各支部就虚报盟员数字，争抢代表名额的恶果。

3-11钱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

在总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王炳章确实相处得相当融洽。我们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我感觉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至少双方并没有溶进对方的个人生活。那时候我太太还没有来，我与王炳章的太太宁勤勤也不太熟，也许私交的气氛往往需要女人们去营造，所以我也乐得保持这种君子之交的关系。王炳章的家离总部只有三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

我和王炳章唯一的一次不愉快是关于钱的问题。发工资的时候，王炳章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给我一千元，而是只给了我八百元。第二天，我很正式地向他抗议，我告诉他我的学校寒假很短，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必须靠暑假积攒，在此之前我已经很严肃把我需要多少钱的要求告诉过他了，钱对于我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客气的余地，所以我对于他没有履行诺言很不满意。

我的抗议使王炳章感到很尴尬。他解释说，发工资是林樵清的事情，林并不知道我与他的协定。当时《中国之春》的所有工作人员，除了他本人拿一千元之外，一律拿八百元，所以林樵清照常规给我发八百元。王炳章又从口袋里拿出三百元，塞给我，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困难，这些钱你拿去吧，算工资之外的补贴。”

我疑惑地看着这些钱，问：“这些钱是你自己的，还是组织的？”

王炳章犹豫了一下说：“是我自己的。”

我的心突然软下来，连忙推开钱，说：“我不能要你私人的钱。如果组织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王炳章坚持又把那三百元钱塞给我，说：“这次是组织的钱，拿着吧。”

我不太相信他的说法，怕他又拿自己的钱来周济我，说：“这样吧，我打电话问一下林樵清，如果他说是组织的钱，我就收。如果他说不是，我就不能收。我不能收你私人的钱。”

王炳章赶紧按住电话，道：“别告诉林樵清，他不知道这钱。我手头有一笔钱作为主席基金，可以机动使用的。真的，你相信我好了。”

我看着王炳章那诚恳的脸，半信半疑地收下了钱。

几天后，有一次王炳章似乎无意中提起，有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的活动的情报资料。他说有些留学生事实上已经在拿这种钱了，民联完全可以介入，把一行动变成有组织的行动。王炳章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打击中共在海外的活动，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一些民运骨干的经济困难。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我看得出来，王炳章显然在试探我愿不愿意干这件事情。也许他是好心，想给我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我当时没有细问王炳章这个组织是个什么组织，但是我猜到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是国民党海工会。我对这种当间谍的主意抱有天生的厌恶感，我故意轻松地回答他：“有些留学生愿意干，这是他们的自由。不过要是我，我就不会干这种事情。以后哪天我要是回大陆，万一被共产党抓住，我至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思想犯、良心犯，可是要是涉及这种事情，共产党给你扣一个外国间谍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你就浑身是嘴辨不清了。”

后来我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海工会给民运人士的生活补贴，每个月有五百元到一千元不等。民联很多骨干都拿过这种钱，从总部人员到支部成员都有，很多人甚至就是靠这种钱生存的。国民党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谢选骏指出：“隐居总部”的説法，這很像一個地下工作者的自白——他打入了敵人的後方核心要害部門，覺得自己運籌于帷幄之中了。

【第四章：民联三大】

4-1一个人有五份工作

第二学期，我决心搬进学生宿舍住。

学生宿舍的食宿费比外面要贵得多，登记时就要预付一个学期四个月的全部房租和伙食费用，一下子就要交出两千多元钱。幸好我这个暑假准备了充足的钱，我可以花钱买个方便。

住在学生宿舍有很多方便和优越之处。离教室图书馆近，省了每天往返的路费和时间。宿舍有饭厅，随便吃，省了自己做饭。而且西餐的食物多样化，营养丰富，吃了一个学期我立即觉得身体的素质大大增强，精力充沛。住在这里，可以经常和美国同学混在一起，提高英文的听说能力。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方便地在学校图书馆找到工作。

果然，我在图书馆很容易就找了四份工作，图书馆的主管是个中国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台湾女人，她喜欢雇中国学生工作，这倒不是种族偏心，而是她认为中国人勤快。她不喜欢美国学生，说他们又笨又懒。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流通部（Cerculation Department），管理借书和还书登记，以及图书上架；第二份工作在期刊室，工作性质一样；第三份工作是每天早上给教授餐厅及校长办公室买报纸，我利用早上跑步的时间就顺便完成了，校长给我一小时的工钱；第四份工作最舒服也最合算，每天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管理图书馆的学生自习室。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做什么，只要搬个桌子往门口一坐，进来的学生签个到，出去的学生注个销，然后人走光之后打扫一下纸屑，锁上门就行了。

累积起来，我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有五十八个小时，比一个全职工还要多。然而，我的成绩是无可非议的，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还是全A。考斯替奇教授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之后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用什么时间读书？”

其实我主要读书学习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看守自习室的时间。那些学生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根本就用不着我管，我可以尽管读自己的书。同时，因为是夜间工作，我还可以每小时领一个半小时的工资。

这个学期是我在学校收获最大的一个学期，英文提高很快，学习和挣钱两不误。这学期我每个星期还有两天在联合国上课和实习，听着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的专家胡吹乱侃，倒也真能长不少见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没有时间过问《中国之春》的事情了。我几乎把老朋友王炳章给忘掉了。直到有一天宁勤勤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到她的“加拿大移民公司”公司当经理。我答应她每星期去上一天班。这样，我就有了第五个工作。

4-2小旅馆的“预前会议” 

美国大学的寒假很短，是从一月上旬到二月上旬就结束了。但是在寒假前，从圣诞节前到元旦后有十天冬假。这个冬假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元旦后还有一连串的考试，所以不能找工作。一般人也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玩一玩，会会朋友，或者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美国过圣诞节就和中国人过春节似的，那是一年之中可以全家团聚、尽情欢愉的日子。所以圣诞节前后的这些天，没有人还有心思工作，所有的公司都早早地关了门，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采购东西，准备礼物。移民公司在这种时候自然是没有生意的，所以关门大吉。学校图书馆也关门十天。最没有道理的是连学生宿舍的餐厅都关门十天，这叫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留学生简直不知道到那里去混饭吃才好。幸好我有一个在法拉盛餐馆做工的朋友，圣诞节有事情，希望我能替他几天。我赶紧同意，圣诞前夜就去上班了，至少有个地方可以有饭吃了。

我只在那家餐馆干了五天，就又一次被王炳章拉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三天里，王炳章让李达开着车跑遍了法拉盛的中国餐馆，四处找我，急得满嘴长满了燎泡。最后他干脆找到我的宿舍，在门口等到十二点，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把我堵住了。

那时候民联正在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王炳章的主席任期将满，并不得连任，几个月来他一直在物色新主席的人选。“三大”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旧金山召开，现在离开会日期只剩三天时间了，可是新主席的人选还没有落实。

我知道，王炳章早就选中了胡平作为接班人，并且也作了很多说服工作。但是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逼近了，胡平仍旧在犹豫不决。很多人在胡平的耳边说了不少关于民联的坏话，说这个组织的背景多么复杂，国民党的控制多么严密，王炳章的势力多么根深蒂固。总之他们认为，胡平没有必要毁了自己的名声去趟这个浑水。当然，也有一些支持胡平去当民联主席的朋友，可他们担心的是胡平会成为王炳章操纵的傀儡。所以他们劝胡平向王炳章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把财权交出来，第二是要带自己的班子进总部。

我不知道胡平具体和王炳章谈了什么，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胡平希望由我出面辅助他，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至少掌握财权，作为他竞选主席的条件之一。胡平的这个要求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在民联所有的骨干中，我是唯一他比较了解，也能够信的过的人。我们有同样的历史背景，都卷入过民主墙，同是北大校友，又都参加过竞选运动。更重要的是，我也是王炳章可以接受的人选。可以说在当时，我几乎是民联中唯一胡王双方都可以信得过的人。

于是现在情况变成，如果王炳章希望胡平出山当主席，就必须首先动员我同意出来任职。王炳章一见面就把情况对我说了，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够出面作为动员胡平的说客。我回答王炳章说，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是王炳章说时间不允许了，他希望我能够参加“三大”，并不由分说，约我明天到法拉盛一家小旅馆商议要事。

那家小旅馆在法拉盛闹区边的一个僻静的小街里，主人是林樵清的朋友。我走进一个半地下室的套间，里面有好几间房间，每一间都有两三张床位。我到的时候，在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已经坐满了人，里面烟雾腾腾，我记得有胡平、呼延民、林樵清、柯力思、冯胜平、程铁军、徐邦泰、姚月谦、王炳章，我想当时民联的精髓大半都在坐了。

王炳章宣布说，请大家来开个“三大”的预备会，讨论一下会议怎样开法，以及今后民联的大政方针和领导架构。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的议题是后面一个，就是要动员胡平出山，并商议如何助选。

胡平不愿意出山，显然是担心自己势单力薄，希望有几个有分量的大陆籍人能出来协助他。当时在很多大陆留学生眼里，民联似乎是个以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侨为主的团体。实际上这完全是个错觉，民联成员始终是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我在整理盟员档案的时候曾经很注意地计算过比例，大陆籍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民联给人留下上述错误印象的原因是大陆籍的盟员大多希望保持秘密身份，不愿公开活动，也不愿意出任总部的公开职务。而愿意公开活动并担任民联职务的人大多是港台籍人士及海外华侨。例如，被称为王炳章的左膀右臂的柯力思和林樵清，都有台湾背景。王炳章到很多学校演讲，大陆籍的盟员也都不愿出面张罗，公开出来筹备及主持会议的大多是港台籍留学生，于是给人的印象是王炳章受到台湾的控制，而民联的活动似乎都是港台学生在操办。

这个问题对于民联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如果不能扭转人们的这一错误印象，民联就无法在大陆人中间得到认同感。王炳章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抬胡平出山，以扭转民联的形象，增强民联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号召力；同样胡平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以大陆籍人为主的领导班子，他这个主席同样会陷入王炳章的境地，在别人眼里成为港台籍人士众星拱月的门面招牌，成为海外华人中的“大陆孤岛”。

当时在那个小旅馆里开会的人，除了林樵清、柯力思两人外，其余全是大陆籍人。王炳章显然希望能够在这些人中间为胡平挑选一个副手。我们这些人无疑都是支持胡平出任民联主席的，但是和他一起搭档竞选是要公开身份的，谁也不愿公开下水，所以大家都推来推去。呼延民的理由也是老婆在国内，怕被牵连；程铁军说他现任学生会会长，不宜公开身份，否则会把留学生吓跑；冯胜平说他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有很多关系，他希望还是在这方面发挥联络人的作用，公开身份他就失去方面的优势了，为了参加“三大”，他也起了一个假名叫“余丛”。我解释说，我太太申请出境正处在关键时刻，我不想在此时公开身份，以免给她增加麻烦。我另一个顾虑是，我曾给王军涛联系了一个研究项目，我不想连累他们。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徐邦泰与胡平搭档。在一九八零年的大学生民主竞选风潮中，徐邦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中获胜，当时胡平在北京大学竞选中获胜，两人同时当选为人民代表，所以人们常把“北胡南徐”当做竞选运动的代表人物。现在让他们两人出来搭档竞选，无疑是很有号召力的。徐邦泰当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读书，他开始以功课紧张推托了一阵，但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勉强同意。

把徐邦泰推上前线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似乎为自己的推托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又来了一轮表态支持。大家纷纷表示，尽管自己不打算在总部公开任职，但是都会在下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全力辅助胡平。鉴于王炳章曾私下对我说了胡平的要我出来的条件，我非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不可了。因此我也向胡平保证，我可以到总部工作，顶着丁楚的名字随便干什么职务都可以。

会议开完，已经深夜两三点钟了。主席和副主席候选人终于有了结果，王炳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除冯胜平之外，其余的人将要乘飞机飞往旧金山开会。 

4-3 “三大”的保密工作

民联“三大”是在旧金山旁边一个叫圣荷塞的地方召开的，开会的地方好像是个教会的礼堂。我在那里开了三天会，可至今我还说不上那是个什么地方。

民联的代表大会从“一大”到“三大”都是秘密会议，为了安全保密，每一次几乎都闹得草木皆兵的地步。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开到一半，有人说得到可靠消息，中共当局已经知道了会址，准备派人破坏。于是秘书处临时决定转移会场，把代表们搞得狼狈不堪。

第二次代表大会出了一个“林芳特务案”，闹得鸡飞狗跳。参加会议的很多代表都是秘密盟员，不愿意公开露面。会议期间，有秘密盟员向秘书处反映，肯塔基联络站代表林芳在会场到处摄影，并拍摄了自己的正面像，要求秘书处收缴胶卷。于是秘书处宣布收缴所有会议期间的摄影胶卷，由总部统一冲洗。其中重点就是要收缴林芳的胶卷。谁知林芳坚决捍卫个人隐私权，拒不合作，秘书处怀疑他是中共间谍，派人强行搜查林芳的房间和行李，但始终未发现某秘密代表担心的那卷有自己正面像的胶卷。林芳不堪其辱，愤然退出会议，以示抗议。这个被怀疑为中共间谍的“林芳”，就是“四大”后成为民联联委副主任的吴方城，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民联最忠诚的盟员，被公认为是联委会的中流砥柱。

“三大”的保密工作显然吸取了前两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精心设计了预防措施。开会的会址是严格保密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那个地址是公开的，写在通知上，以便外地来的代表可以到此集中。会议期间，每天早上有一辆客车将代表们载到会场，三餐饭都在会场吃，由秘书处后勤组送盒饭，晚上天黑之后，再用车把代表们送回旅馆。除了本地的盟员以外，外地来的代表即使身在会场中，也不会知道会场在什么方位。另外，秘书处一开始就宣布会场禁止照相，所有摄影由秘书处指派专人负责。所有的采购，也由可靠的本地盟员代办。连打电话也要先在秘书处登记。

大会秘书长是姚月谦，他是民联日本支部的负责人。姚月谦过去在大陆就当过工厂的党政干部，讲起话来还习惯地带着共产党干部的口气和术语，但是由于他的年龄较大，又很自然地带着领导者的长者之风，所以深受盟员的尊重。

姚月谦远在日本，虽然被选为秘书长，但实际上并不熟习会议的筹备情况。具体的会务是掌握在三个人手里：一是柯力思，负责代表资格审查和会议文件，二是林樵清，负责财务和安全；另一个是郭平，他是旧金山支部的负责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理所当然地负责会议的后勤。

郭平给我印象相当好，他身体壮实，方头大耳，气色非常好，似乎永远是满面红光。他对人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微笑，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他的外表和气质很像大陆人，我开始还一直以为他是大陆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曾经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

参加民联“三大”的代表约六十人，我问了很多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总部指派的，没有经过选举。不过，当时民联的各支部中有能力进行选举的支部还是很少的，美国各支部除旧金山、休斯顿、华盛顿、芝加哥人数较多之外，其他联络站都只有一两个人，而且都是与总部单线联系的。

4-4会议上的演讲者们

会议一开始由王炳章致开幕词。我记得王炳章作了一个题为“民主从我们自己做起”的演说。他先讲了一个美国的意大利裔披萨大王立志以合法手段发财，扭转一般美国公众对意大利移民的恶劣印象的故事。然后说到中国民联应该通过本身的民主运作的榜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演说中他提到，有的盟员建议修改章程，删除对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以便他能够继任第三任主席。但是他本人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不希望看到民联出现因人易法的现象。

这篇演说他显然是打了手稿的，演讲的时候手稿就在他手中握着，但他由始至终都没有看手稿。他没有按常规站在讲台的麦克风背后，而是用一只手握着卷成一个筒的手稿在另一只手上轻轻敲打着，一边在主席台前面踱来踱去。那篇演说词写得相当动人，王炳章演说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极力控制着说话的节奏，显得有条不紊。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像演戏读台词似的，在背诵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思想。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一次王炳章拉我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酒会，他在那个酒会上将有一个很短的演讲。在去赴酒会的地铁上，王炳章坐在我对面，眼白向上翻着，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我和他讲话他也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乱答着。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异常缺乏起码的礼貌。后来在酒会上，王炳章发言时的神情就和现在一模一样，不但声调抑扬顿挫，就连节奏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可是你就是觉得他说的东西不是他头脑中涌出的思想，而是后来人为装进去的。我这才明白，刚才在地铁上他是在背诵宁勤勤为他准备好的英文演说稿。

王炳章不属于那种天生具有才气的领袖，能够让人第一眼就看到他横溢的才华和贵族般的气质，但是他聪明、好学、勤奋，他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和后天严格训练使自己逐渐接近一个领袖的高度。如果他是一件社会艺术品的话，你可以从那精雕细刻中体会到创作的刻苦，但是同时也可以从刀斧凿痕中看到人为的做作。

会议的议程基本上分为四个主要内容：总部咨询、形势和任务、章程修改和领导人选举。

讨论形势和任务，几乎花了一天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上台发言了，有的人还发言了好几次。其实大家谈论的内容都差不多，这种形式只不过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我在下面观察着每个人的讲话的特点，觉得这有点像个演讲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演说者是钱达、呼延民和胡平。

钱达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他在演说时全身心的投入和王炳章形成鲜明的对比。钱达有一张表情生动的脸，平时总是挂着开朗的微笑，他在演说时时而怒发冲冠，转而又热泪盈眶，感情大起大落，激昂悲愤，充满着感染力。你可以想象他在法庭外如何与中共公安人员唇枪舌剑的。

钱达主要介绍他回大陆参加杨巍审判，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的经过。民联得知杨巍一案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开审，派钱达作为民联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审判。总部选中钱达是因为他的台湾籍华人的身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钱达于十九日到达上海，二十日探望了杨巍的父母，得知了审判的准确时间，于二十一日开庭前，赶到法庭门前，向过往行人和前来参加审判的旁听者散发“中国民联致上海人民检查院要求无罪释放杨巍的公开信”。开庭时钱达要求进入旁听席，被法警拒绝。钱达与警方论理，被强行扣压一夜，第二天上午驱逐出境。这个事件使钱达的在海外的知名度大涨，成了当时中国民联的英雄人物。

呼延民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胡守军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并因此案而入狱，在当时的民联中是少有的几位当过政治犯的民运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眼睛里时常闪着诡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活脱像个“绍兴师爷”。呼延民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也都戏称他为“师爷”。

讨论形势，是呼延民最热衷的事情。他最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大的形势，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呼延民主要介绍了年初那场学生运动的背景，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情况。呼延民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他在讲话时的丰富表情和手势，常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赏他表情的同时忽略了他讲话的内容。讲上海话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语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这种表现力，对他后来当选为民联总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胡平的演说我在北大竞选时就听过了。我喜欢听胡平说话，听他的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那种机智诙谐溶贯在流畅的语言中，浸透在信手掂来的浅显例子中，让人觉得亲切自然。与王炳章的生硬刻意相反，胡平演讲时似乎显得很随便，甚至漫不经心，但表情和语调可以达到高度的协调。胡平最擅长的就是对人们政治心理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来推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当局会采取什么行为方式，而一般的老百姓会采取什么行为方式。无可否认，胡平为民联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最大公约数”以及“权利重于是非”的基本原则，为后来形成的系统的民联战略体系奠定了基石。从思想方式和内容来说，胡平的演讲无疑在所有的演讲者中最具有深度和广度，但是我认为他在“三大”的表现总的来说并不成功，而他后来在竞选中所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这种错误造成的。

在整个大会过程中，胡平的发言次数是最多的，发言的时间也最长，几乎每一次都大量地超过时间。他就像一个囤积了大量商品的小贩，急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兜售出去。为了争取时间，他讲话的节奏快得惊人，舌头在口腔里面高速地滚动，里面夹杂着大量的大陆术语，以致我相信除了大陆的北方人之外，其他的南方人和海外华人都很难全部听懂他的语言，更不用说跟上他的逻辑推理了。尤其对于一些不太习惯胡平思维方式的海外盟员，胡平连续密集的思想轰炸，使他们疲劳不堪，消化不良，很多人在开始时听他的讲话还聚精会神，可是越到后来越不耐烦，甚至产生反感。连我都感觉，胡平每次在延长时间后反复说的那些车轱橹话，实在有画蛇添足之嫌。

我在会议上发了两次言，一次提出了“形式重于内容”的战略原则，与胡平的“权利重于是非”一道，这个原则后来成为民联战略体系的另一根支柱。另一次是关于组党问题的辩论，我提出了“组而不党”的口号。我在发言中认为，组党的意义不在于“党”，而在于“组”，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在于为各个民运组织造成一个联合的契机。因此，这个党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它一旦建立，就等于在事实上对其他组织关上了门，或者等于捆住了自己手脚。别人会认为，既然你已经有了一个山头，我何必再要去“入”你的山头？可是如果大家都还不是党，就可以平等地坐下来讨论组党问题，每个山头的代表都是“创始人”，这样大家就愿意共同来做这件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党组成的越晚，就越能团结更多的人进来。古语曰：引而不发，跃如也。意思是箭在弦上，主动在手，一旦撒手让箭出了弦，主动权就丧失了。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是能说不能做，组党就属于后一类事情。组党的口号可以天天喊，串联组织的工作可以天天做，但这个党建立的日子拖得越后越好。这就叫：组党组党，组而不党。

4-5两个阵营的程序游戏

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幕是主席的选举。从会议的一开使就有人在为这最后的压轴戏做铺垫了。在通过会议议程时，有人提出要给参选人更多的时间发表政见，这显然是为胡平开路的。胡平参加民联刚满三个月，对于大多数民联成员来说是个新面孔，如果不给他以充分的表现机会，你很难想象人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受他作为自己的领袖。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修改章程的时候。有人提议在章程上增加一条对主席资格的限制条款：出任民联主席者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盟龄。

这个提议一提出来，全场一片寂静，代表们似乎在回味着这个提议背后隐藏着的含意，接着就像炸了锅一样，整个会场哗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提议是冲着胡平去的，意在为胡平竞选主席设置障碍。胡平的盟龄只有三个月，勉强够当代表的资格（很可能王炳章在填表时还在日期上作了手脚），一旦一年盟龄的限制案通过，胡平就将失去竞选主席的资格。

正在主席要求将此提案付诸表决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代表提出异议，他认为刚才的提案属于重大提案，民联章程规定凡属重大提案，需经出席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显然，这个提案是胡平的支持者提出来的，目的在于阻碍“一年盟龄限制案”的通过。

此提案的提出，等于在会场上划了一条界限，代表们立即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为拥胡派，一派为反胡派。拥胡派的主体是基本上是大陆留学生。反胡派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陆籍以外的华人，他们不太习惯大陆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不了胡平拐弯抹角地提出的那些战略策略。他们认为，民联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揭露共产制度的罪恶和丑恶，唤起人民的反抗，而胡平则认为证明共产制度的罪恶已经没有意义，这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不需要再证明的事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而人们不敢抗争的主要障碍在于冒的风险太大，所以中国民联目前的理论重点在于建立人们结束专制的信心，建立一套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人们参与民运的风险的战略策略。而这些战略策略的必要性，是那些没有在专制制度生活过的人不能可理解的。反胡派中还有一些是对王炳章操纵会议不满的代表。他们觉得内定胡平为主席继承人，给胡平更多的演讲机会和时间，在代表大会前召开“胡党”预备会议，这些都是搞权术，是违反民主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还有人怀疑，总部在选拔代表的时候就作了手脚，把大批拥护胡平的盟员指派为代表。

两个阵营在场内为“一年盟龄限制案”是否属于“重大议案”开展了一场大辩论，会场乱作一团，主席只好宣布休会。休会期间，两个阵营开始了拉票战，拉票的双方最后图穷匕见了，越过了掩盖在表面上的程序问题，直接了当地向被说服的对象摊牌：支持胡平，还是反对胡平。

在整个休会期间，我一直都坐在会场后面的位置上未动，冷眼观察着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我看见王炳章急得到处转，找人商量方案。王炳章问我怎么办，我赠他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我劝他不要再搞任何多余的动作，也不要再拖时间，以我的估计，拥胡的力量略占上风，越快摊牌越好，尽快投票。

后来我知道，会议出现危机的苗头之后，王炳章在当天下午给他的另一位高参冯胜平打了电话，希望他能赶来救援。冯胜平本来不想在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以保持秘密身份。但接到王炳章的电话后，临时买了当天的飞机票，连夜赶到旧金山。

主席最后宣布投票表决，结果“一年盟龄限制案”通过为“重大议案”，拥胡派险胜。。由于这场争论，章程修改的议程一直拖到深夜尚未完成。以致原定的庆祝一九八八年元旦的联欢晚会都被临时取消了。很多代表在一些细小的程序问题上争议不休，往往一个提案还没有付诸表决，就被很多个程序动议给打断，到后来大家都被搅进因此而生的节外问题中去了，反而把原提案给搁在一边了。最后，为了不影响明天的主席竞选议程，大会秘书处决定组成一个章程修改小组，根据代表提出的修改章程议案，连夜起草一个一揽子的草案，并对已经修改过的条文作文字和技术上的润色修改，然后由大会第二天投票通过。

第二天上午，代表们匆匆忙忙囫囵吞下了章程修改小组起草的一揽子草案，一致通过，毫无争议。人们对章程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最后一幕的主席竞选上了。压轴戏开场了。  

4-6胡平以一票之差险胜

徐邦泰一回到旧金山就改变了主意，取消了与胡平搭档竞选主席的承诺，理由是他的导师不赞成他荒费学业，另外也考虑到太太还在国内，不宜公开。他起了一个“李本”的假名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始致终没有发过言，并退出主席团，拒绝露面上台主持会议。

胡平只好临时换马。王炳章主张还是和柯力思搭档。我对柯力思的印象很好，所以也极力劝胡平还是选柯力思为副手，一方面使总部的工作有个连续性，另一方面柯力思是个很踏实勤勉的人，可以把很多琐碎的事情揽下来，为胡平节约出时间来多考虑理论问题。事到临头，胡平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最后决定与柯力思搭档竞选。

另一对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是李国愚与宗继祥。李国愚是来自南美厄瓜多尔的代表，民主墙时期曾在广东地区卷入过当地的民主运动。李国愚很有内秀，我看过他写的文章，条理分明。但是他是广东人，国语说得很差，演讲时结结巴巴。他相貌像个典型的农民，哪怕他把头梳得光亮，穿着西装革履，也摆脱不了身上农民的气质。大家戏称他，再怎么打扮，也最多像个农民企业家。宗继祥是台湾籍的华侨，饭店老板，他在会场一再表白说自己本来没有打算竞选，只不过临场决定上台陪太子读一回书。显然，宗继祥本身对选举的胜利丝毫没有把握，也根本没有取胜的斗志。

胡平知道李国愚的口才不行，缺乏领袖的气质，并且缺少竞选的决心，所以并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李国愚本人没有上过大学。学位虽然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但是在一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团体里，如果你没有学位，是很难建立威望的。因此，胡平在代表大会前半期一直显得很自信。我曾经警告他，他有些话说得画蛇添足了，增加了反对他的人。胡平并没有在意，他认为，虽然有些人并不喜欢他，但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对手，代表们还是会本着“矮子里面拔高子”的原则，把票投给他。他开了个玩笑说：你不用跑得比熊快，只要跑得比另一个人快就行了。

可是胡平没有想到，由于昨天的程序之战，反胡的阵营已经形成，对方既然没有以章程条文卡住胡平通向主席之路，就一定会推举出他们的代表人物，出来与胡平竞选。第二天对方阵营果然推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对手，姚月谦和林樵清。他们两人都是民联的元老，虽然在社会上的名气不如胡平，但是就凭他们这么多年在盟内积累的老关系，就足以对胡平形成威胁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两的出现，为那些不喜欢胡平，但又瞧不上李国愚的票，提供了一个归宿。

竞选演讲和答辩时，胡平又失口犯了两个错误，酿成大祸。

他在演讲时说，他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感觉到《中国之春》在留学生中的形象不太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这一形象，并提出了一些建立公信力的措施。不可否认，胡平可能讲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设想，但是他讲错了地方。在民联的代表大会上，当着众多对民联怀着深厚感情的老盟员，说《中国之春》“形象不太好”，这无疑大大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我当时就听到我前面的一个台湾籍的代表愤愤地骂道：这个书呆子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他妈的，没有他民联一样活。

另一个错误犯得就更大了。在答辩的时候，有一个代表问胡平：“如果你选不上主席，你还愿意留在民联任其他职务，或者作一个普通的盟员吗？”

胡平很干脆地回答：“不。如果我选不上主席，我也不会任任何职务。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呆在盟外更好一点，可以发挥比在盟内更大的作用。”

胡平说的是老实话，也是他的心里话。但是这话无疑又显示出他内心的傲慢。民联是个典型的草根型组织，它从第一天起就建立普通人的基础上的。民联的很多老盟员对明星政治怀着天生的敌意。可以想象这个回答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反感，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反对胡平的代表，就连我这个支持胡平的铁票，都觉得听了都很不舒服。难怪后来冯胜平说：“王炳章是把民联当家，胡平是把民联当店。”

胡平私下曾经和我说过，他在竞选时就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以后这个主席才好当。显然他就是按照这个既定竞选方针办的。谁知道他一下捅了一个马蜂窝，一个又一个的盟员站起来批评胡平，说他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利用民联组织来满足自己的私利，说他自我膨胀、自视甚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政客，然而，看着胡平站在那里非常认真地和那些批评者们辩论，我又觉得他确实可爱。难道野心家和阴谋家会像他这样直率地讲出心里的大实话吗？后来胡平曾经多次很委屈地说：“我都不知道是民联沾了我胡平的光，还是我胡平沾了民联的光。没有这个组织，我胡平照样还是胡平。可是民联没有胡平会怎么样？”

反胡阵营的核心人物是张侠。张侠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被聘为白宫学者，相当于美国政府的咨询顾问。她在这个大会中，也许是社会地位最突出的代表了。正因为是这样，她才对胡平的清高和傲慢特别气愤。张侠习惯于说英文，汉语说得很差，语言的障碍也许是构成她对胡平的成见的另一个因素。我相信张侠教授本身政治学的素养，但是胡平说话太快，快得叫人反应不过来，我怀疑她的中文能力是否能够完全听明白胡平在演说中提出的战略原则的含义。后来我私下曾经高度概括地向张侠解释了胡平的一些基本思想，她就听明白了，说：“像你这样说不是很清楚嘛，胡平为什么要拐那么多弯，罗嗦那么久？”

张侠上台发言，提出了民联主席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几条标准，具体标准我记不清了。好像一要有学位，二要有英文能力，三要有经济基础，四要有献身精神，五要有政治道德。冯胜平在下面开玩笑说，张侠提出了“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显然，按照这把尺子，她认为胡平哪一条都不合格。不过我也不相信，所有六位候选人谁能够完全符合她的这些标准。至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英文能够达到张侠所要求的水平。

姚月谦和林樵清的口才都不甚出众，也没有什么精彩的表现。但是他们及时地表现出了谦虚和谨慎，与胡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时间似乎整个会场的舆论都倒向了他们，胡平的地位危在旦夕。

王炳章一见事情不妙，立即建议休会，希望争取一些时间来调整步子，采取补救方案来扭转胡平的被动。休会之后，王炳章活动频繁。他显然不愿意看到姚、林两人当选。他跑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与他搭档竞选，由他来当我的副手。

他的战术显然是想把对方的票冲散。按照民联的选举规则，当选主席的票数一定过半数才生效，否则由票数前两名的候选人再进行一次复选投票。王炳章希望增加几对竞选人，把票分散，先渡过第一轮投票的危机，等第二轮投票时再想办法。我对他的方案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我和他出马竞选对拥胡阵营的冲击会比反胡阵营的冲击要大，得不偿失。后来冯胜平告诉我，王炳章也曾经向他提过同样的建议，他也没有同意。

见冲票方案不行，王炳章又开始劝退，劝说姚、林两人顾全大局，退出竞选。但是这显然使对方很难堪，他们不仅要考虑他们两人的进退，而且还要顾及他们背后一大群支持者的情绪。果然，反胡阵营一听说王炳章要劝姚、林两人退选来保胡平过关，立即群情激愤，扬言以退场抗议。一些对胡平的愤怒转成了对王炳章的愤怒，他们认为王炳章一手操纵会议，想把胡平强加给他们作为领袖。

王炳章一见事情不妙，转而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将两对候选人拆散重组，希望胡平能够和姚月谦搭档竞选。这个意图简直是司马昭之心，太明显了，就是要将反胡阵营的票拆散，最终目的还是要保胡平过关。

反胡阵营的人忍无可忍了，张侠、刘梓欣、李台彦、魏西西、杨农、怡文等人高声呼吁有正义感的代表退出会议，表示抗议。整个会场出现了混乱，只听见一片桌椅的碰撞声和摔打声，一些不满意胡平和王炳章的代表开始离开座位，跟着张侠他们走向大门的出口，代表大会处在分裂的边缘。我当时站在后排的位置上看着这一幕，感觉民联当时就象一叶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正在这时，一个小伙子冲到了大门口，用身体挡住了正在退场的人群。他高声喝到：“站住，请听我讲最后一句话。”退场的人们被他的断喝镇住了，站住了。

小伙子用目光扫了一下他们，高声斥责道：“我看你们大多都不是大陆人。你们想用退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留下我们这些浑浊的大陆人，是吗？不错，你们是有退路的，你们下了这条船，可以回家发财做学问，但是我们大陆人上了这条船就下不来，我们是没有退路的，等待着我们的是无家可归，是铁窗脚镣。你们是在为理想而战，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你们只想着自己的清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条船翻了我们怎么办？”

如果说整个会议是一台戏的话，那么我相信此刻就是它最精彩的一幕。退场的人群就像一片被大雨浇灭了的烈火一样，滋滋地冒着烟，但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气焰和势头。人们呆呆地站在原地，凝住了似的，不知该进还是该退。王炳章乘机用目光暗示一些拥胡派的代表上前把人拉回来。他自己走到张侠面前，诚恳地向她道歉，劝她回场。

后来我知道，这个挽救了民联“三大”的小伙子叫陈雷，是这个会场中最年轻出席者，因为入盟不到三个月，他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代表。他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员，当时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半年之后，陈雷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封《退党公开信》，为抗议中共当局吊销胡平的护照，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这封公开信在社会上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陈雷是海外公开退党的第一人。

当会场恢复平静之后，王炳章悄悄地坐在我身边，问：“你看怎么样，胡平有戏吗？”

我看着他憔瘁的面色，心里充满了同情。这些天，为了操劳“三大”的事情，他几乎没有睡过好觉，整个脸几乎变了形，瘦了一圈，眼框发青，眼角布满血丝，嘴角长满了燎泡。但是我觉得他有些事情做得太过了，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糕。

我对他说：“我曾仔细地计算过票，今天上午我还很有把握地估计胡平会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把握了。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搞那些小动作，每一次都是适得其反，也不要再让胡平表演了，再给他时间就画蛇添足了，他讲得越多丢的票越多。我还是那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王炳章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听天由命了。”

我笑了笑，道：“说不定还有转机。胡平这人一向运气好。”我刚刚听说了一个消息，李国愚可能退出竞选。

果然，这一转机决定了胡平的胜负。李国愚在临投票之前宣布退出竞选，他呼吁支持他的票能够投给胡平，因为他完全赞同胡平的政治主张。也许李国愚的退出并没有影响到双方阵营的铁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把投给他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胡平，就是这一票，扭转了乾坤。

投票结果，胡平和柯力思以一票之差险胜姚月谦和林樵清，而且以一票之差过半数。这过半数的一票，就是李国愚的那张票。胡平果然命大。  

投票结果一公布，整个会场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即烟消云散。原来反胡阵营顷刻瓦解，曾经反对胡平的代表，一个接一个走上前，与胡平、柯力思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张侠还表示，尽管她不赞同胡平的很多观点，但是她承认民主的裁决。既然胡平当选主席，她今后将配合主席工作。她的表态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一幕给我留下很强烈的印象，我发现非大陆籍的代表虽然在有关大陆民运战略方针的问题上很难沟通，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很可爱的，就是他们大多很守规则。这是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质。 

按照民联的章程，民联总部的权力机构为总部委员会，设委员三十三人，在这三十三人中，还要选出九人为常务委员会作为常设权力机构，另外还有一个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 

主席选举之后的议程是总部委员选举和监委选举。总部委员和监委的选举采取提名推举的办法，只要有一名代表提名，本人同意，就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这种办法主要考虑到很多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他们只要写一份书面委托给当地的代表，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在六十多个代表中间选出三十三个总部委员，比例接近二分之一，即差不多在场的代表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有可能当选代表。除了本人表示不同意或资格不够的人外，基本上在场的人都被提上了候选人名单。当选的总部委员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丁楚、呼延民宗继祥、杨农、赖石、张卓之、沙林、张侠、张志明、高格文、王策、郭城、余丛、林伟、车少莉、南明、林心声、莫逢杰（以上为美国地区的委员），赵桑（香港），姚月谦、高今航（日本），柯力思、早尚、李台彦、刘梓欣（欧洲），余直、王维真（加拿大），陈抒尘（澳洲），李国愚（南美），谢正一（台湾）；监委当选的有：薛伟、黄奔、孟振华、钱达（美国），杨先智（欧洲），何明（香港），童青（日本）。薛伟为监委主任。

在所有总部委员中，又以自愿竞选的方式产生九名常委：胡平、柯力思、王炳章、呼延民、余丛、张侠、沙林、林樵清、姚月谦，主席为当然的常委会召集人。

在总部委员的选举中，我得了全票，是几个最高得票者之一。但是在常委竞选时我刚好因事离开了会场。后来我知道王炳章为我提了名，并且全力举荐。但是毕竟我人不在现场，所以还是落选。王炳章后来一直抱怨我不认真，我也没有把这个常委当回事儿。不过，一年之后，王炳章就应该庆幸我没有当选了，否则多了我这一票，他在“罢王案”中就连反攻的支点也没有了。

就像每次代表大会都要闹出点惊险的插曲一样，这次“三大”也不例外。大会结束后，又闹出一个小小的中共特务案。一位化名叫西苑的代表在会议分裂时对民联表示失望，扬言要退盟，并且打算要把会场见闻写出来发表。参加“三大”的代表中只有四位女性，西苑是被公认长得最漂亮、身材最好的姑娘，所以颇引人注目。消息传出，引起部分代表的恐慌。呼延民在会议期间一直很注意西苑的形迹，当选常委后他恰恰是分工“反间谍”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立即将此案立为他上任后第一桩“特务案”。选举结束后忽闻西苑失踪，呼延民立即四处察访，最后在附近一个舞厅找到了她。当时西苑喝得半醉，正在与几个美南一起来的代表跳舞，毫无居心叵测之状，呼延民虚惊一场，于是也参加了跳舞。后来查清，这位西苑原来是原“深圳青年报”副主编曹长青的前妻。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个人有五份工作”，我看這並不需要三頭六臂，只需要蜻蜓點水，上躥下跳。

【第五章：财政危机】

5-1第三届总部的交接

民联三届总部基本上沿袭了二届总部的两权半分立的权力架构。监委算作一权，总部委员会（常委会）揽一权半，扮演一个立法决策和行政合二而一的角色。在总部委员会下的行政机构为总部办公室，设有宣传、组织、财务等干事，以及《中国之春》编辑部。行政上的事情按干事的分工各司其职，如果有事情需要集体决议的话，一般由总部干事和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办公会议决定。总部委员会与总部办公会之所以算作一权半而不算两权，因为主席兼任常委会成员，而常委会成员也可以兼任总部干事。

其实，在组织架构下的权力分配只是概念上的事情，而实际运作中的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人。不同个性的人在同一个架构下，就会形成不同的权力分配结构。

王炳章执政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总统制。王炳章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权力欲比较强，许多事情喜欢亲自管。而胡平执政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内阁制。胡平个性内向，对权力比较淡漠，对事情的态度是能不管尽量不管，宁愿省下时间思考和写作。

胡平的家原来住在波士顿，是二月份才搬家到纽约来的。他等于自动休学，停掉了哈佛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了“职业革命家”。

胡平上任之后，总部就进入了交接时期。实际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没有动，交接主要在胡平与王炳章，我与林樵清之间进行。胡平任命了一些干事，作了大致的行政分工。我被任命为财务干事兼《中国之春》经理，王炳章被任命为组织干事，柯力思为宣传干事，冯胜平为对外联络干事，呼延民为办公室主任，胡平本人兼任《中国之春》主编。大致分工是，柯力思留守总部办公室，我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王炳章策划一些非常规性的民运活动，胡平主要专心于理论研究和设计战略性的构想。

我主管财政和总务，实际上取代了林樵清的位置。我们两人的交接非常顺利，林樵清只来了两天，就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了。我们去了一趟银行，把我和胡平的签字权备了案，取消了林樵清的签字权，但王炳章和柯力思的签字权仍然保留下来了。

林樵清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交接完之后，他就再也不插手干涉我的任何事情了。他三天两头还到办公室露一面，以备我有什么问题请教。如果我没有什么事情，他就和大家聊聊天，和打字小姐逗逗嘴，然后就到旁边的小饭馆里喝点酒，显得悠闲自得。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一个曾经手握重权的人，一旦身上没有了担子之后的那份失重感。其实从理智上来说，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也承认，职务变动之后手应该撒开，但是那种失重感往往不是理智可以左右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习惯上的、甚至是潜意识上的不适应。当我后来亲身体会了这种感受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林樵清当时引退得还是非常潇洒的。至少比王炳章要潇洒得多。王炳章与胡平之间的交接，就没有我与林樵清之间那样顺利。以致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摩擦，酿成了后来罢王风波的导火索之一。

据说，林樵清在卸任前也给《中国之春》经理的继任者厘定了“接班人三条标准”：懂英文，懂广东话，会开车。幸好，我哪一条标准也不缺。

那时侯，我刚刚拿到汽车驾驶执照，为了符合他这“接班人三项标准”，我赶紧从新泽西州联络站负责人郑文杰手里买了一辆旧车。郑文杰是个很热心的台湾留学生。他那辆汽车是以二百五十元钱卖给我的，几乎是半卖半送。那辆汽车后来为《中国之春》立下了汉马功劳。林樵清所定的这条标准也不无道理，我得经常跑邮局、银行、印刷厂、植字打字……，要是没有车这个经理是很难当的。不过我身后的历任经理中除林心声之外，再也没有人完全符合这“三项标准”的了。

林樵清给我介绍的另外一条原则，是雇佣一般的工作人员，尽量使用香港人和台湾人，少用大陆人。他的理由是大陆人懒惰，是非多，后来我猜想还有一点他没有告诉我，就是大陆人中间有可能混入中共间谍，不利于组织的安全和保密。他认为，最好的工作人员是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对政治最没有兴趣，是最可靠的工作机器，绝对不会有什么是非发生。其次是台湾人，但是台湾人还是有政治因素的。比如，民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是当时民联的最高机密，万一找了一个与民进党有关系的人，捅了出去，也很麻烦。至于大陆人，也难怪林樵清反感，当时美国侨界的企业普遍对大陆籍雇员反映不佳，按照林樵清的话说，大陆出来的人至少要在美国社会上混了三年以上，才能够洗刷掉公有制度留下的痕迹。果然，我回顾了一下他在任期间所雇佣的一般工作人员，除了编辑人员之外，几乎没有大陆人。如秘书高淳儿、打字小姐徐如雪、发行小姐小陈，美术编辑小杨，都是台湾人。文字编辑他不得不使用大陆人，因为《中国之春》的文字工作都是涉及大陆的事情，必须具备大陆社会的背景知识，才有起码的判断能力。

开始我听了林樵清的这个原则心里很不高兴。我本人就是大陆人，很自然心里会对这种成见产生反感。后来在我当政时期，我基本上没有按照林樵清的原则办事。不过后来的经验体会告诉我，林樵清说的是有道理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可以把你与他们的关系看成简单的雇佣关系，这样相处相对容易，至少你还可以做到好说好散；可是大陆人会把这种关系扯进组织的纠纷，常常使技术性问题政治化，在我手下干过的大陆人，大多数没有好散的，很多都成了我的敌人。

上任的第一天，王炳章亲自带我去取信。这事本来是高淳儿干的，但是小高在王炳章卸任之后就辞职了。王炳章在给我信箱钥匙时郑重地解释说，取信和首拆信的人必须是非常可靠的人，在没有合适的人之前，希望我能够亲自做。

《中国之春》当时有两个信箱，都在曼哈顿中城的洛克菲勒大厦底层的邮局里。这两个信箱的地址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中国之春》的办公室就坐落在纽约这座著名建筑里。这些误会带来了很多风言传闻，怀着善意的人以为《中国之春》一定实力雄厚，否则怎么会把自己的总部设在洛克菲勒大厦；怀有偏见的人则指责《中国之春》用社会的捐款挥霍无度，否则为什么要跑到洛克菲勒大厦上去摆排场，抖威风。后来《中国之春》还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声明，驳斥谣言。

我平均三天去取一次信，每次都要收到一大堆信件。回来之后，我要把所有的信件拆开过目，然后按内容分成几大类。一类是编辑部的稿件和可供发表的信件，交给编辑老李登记；一类是盟员来信及要求入盟的来信，交给总部的柯力思处理入档；三是有关财务的信件，如订阅杂志、捐款、帐单、债务、税务等，留下来我处理。

财务工作实际上非常琐碎。《中国之春》号称是民主的组织，又很注重分权制衡。所有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目标就是财务。所以为了堵住所有人的口，所有的财务手续必须非常严密，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例如每一张支票的捐款，就要把姓名、地址、日期、款数和签字写五遍，首先要登记入册，接着要写一张免税收据，收据还有一联存根，又要把同样的东西抄一遍；然后要填写一张感谢状，最后是写一个信封。此后还要把所有的支票复印在白纸上，存档备查。

最大量的支票还是订阅《中国之春》杂志的，这些信我都分出来交给管发行的小陈操作。她不但要按照捐款的手续登记、写收据，而且还要把订户的地址制成卡片，按照邮区号码的顺序排列好。每次发行的时候，她就把排列好的地址复印在背后带胶的地址签上。小陈是个台湾留学生，似乎和林樵清有什么亲戚关系，或者接受什么人委托给予照顾的关系。她打的是半工，每星期来两三天，上班和下班登记时间，每月统计工作小时，按时间付薪。

小陈是个个子矮矮胖胖的姑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显得年纪很小。她进出办公室静得像只猫一样，从不引人注目。工作的时候，她就安静地躲在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任旁边的人在那里大吵大叫。有时候，我们在会议室讨论非常机密的事情，她照样在旁边做她的事情，我们会毫不在意她的存在，甚至是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仿佛她就是会议室里的家具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林樵清所说的港台籍工作人员的好处了。大陆民运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你在谈什么，你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听见你谈什么。你可以把最机密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办，而不用担心泄露什么。

发行组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是薛伟，小陈负责管理订户资料和打印地址，薛伟管装箱和邮局及纽约零售点的运输。由于薛伟的活没有多少，几天就干完了，所以平时他就是办公室里的机动工作人员，凡是没有人干的事情都由他干，例如上机场接送人，开会布置会场，等等。薛伟还有另外两个职务，监委主任和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在罢免王炳章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个监委主任基本上是个摆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政治避难协会上面。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到《中国之春》来要求帮忙办政治庇护。一个两个还问题不大，可是人一多就麻烦了，要帮着他们编材料，翻译文件，跑移民局，平时还要接大量的咨询电话，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工作，不可能总是被这些事情缠身，所以都乐得薛伟把这些事情揽过去。

我到总部任职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比我最初来的时候增加了一个呼延民，具体职务是美术编辑。呼延民的专业是美术，也算专业对口。原来美术编辑是一个姓杨的台湾留学生，是个半工，只有在排版的时候来工作十天左右。呼延民进来之后，小杨就辞退了。呼延民是全工，他除了会画之外，也善写，所以也兼作文字编辑。

新总部上任后接管出的第一本《中国之春》是总五十九期，直到把这一期杂志送进印刷厂，这架机器还在按照从前的惯性运转着。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形势就完全改变了。

5-2《中国之春》断粮了

按照王炳章时期的惯例，总部包括编辑部的所有工作人员每星期都有一次办公室例会。会议内容不固定，主要是各人汇报一下工作进度，讨论一下组稿的计划，分析一下局势，每个人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胡平上任初期，这个惯例延续下来了，但是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胡平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不以为然。过去召集办公会议的是主席王炳章，可是胡平的性格对任何能够把他固定束服住的形式都天然地反感，他当主席之后不愿意揽这个事，就把招集会议的责任推给了我。为了名正言顺，他封了我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职位：总干事。

主席可以任命总干事的条文是“三大”上加进章程的。据说胡平在竞选主席前和王炳章谈的条件是他不管具体行政工作，保证充裕的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写作。王炳章满口答应，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设总干事一职，实行内阁制，另外主席配有秘书，很多事情可以由秘书代劳。后来很多人告诉我，王炳章设这个总干事的位置是留给他自己的，没想到胡平任命了我，令他失算了，所以后来才打算用经济危机来清理门户，维持对民联的控制。不过我对这种猜测总是付之一笑。我知道王炳章怎样跑遍了全城找我出山，这至少说明了他当时对胡平和我的诚意。世界上很多人常常喜欢用后面的结果来推断从前的动机，这种方法我很怀疑是否都很准确。每一个人都是个矛盾体，很多荒唐事都是出于一念之差而非蓄谋以久。

杂志送进印刷厂后的一个星期，是编辑部最轻松的时期。大家紧紧张张加了几天班，都可以喘口气了，有什么私事也可以抓紧办一下。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个星期整个民联的中枢都陷入一种极度的焦虑之中。

杂志付印第二天，王炳章面色沉重地把胡平和我叫到打字室的小房间，他掩上门，告诉我们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捐款断了。

王炳章对我们说，自从“三大”之后，原来每月定期从台湾得到的四万多元经费被卡住了，他再也没有收到过。他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声张，为的是在消息没有确实之前不想引起军心混乱。他派宁勤勤回了一趟台湾探听虚实，现在宁勤勤从台湾回来了，并没有把给钱的关系接上，断粮已经成为现实，他不得不把情况向主席汇报。王炳章从包里拿出六千元钱现款交给我，说：“这些钱是我想办法搞来的，先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吧。不过，下一期杂志的经费已经没有了，要另想办法。”

也许王炳章事先曾经和胡平打过招呼，这次只不过是确实一下。所以胡平并没有显得特别惊讶。他只是低着头沉思着，面色铁青。倒是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我的震惊不仅仅在于没有钱的消息，同时还在于民联经费来源的秘密一下子以这样突然的形式在我面前揭开。

过去我尽管在很多场合听到过民联拿国民党经费的传闻，但是这些毕竟是传闻，在它们没有被证实之前，我只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去年夏天，我虽然在总部和王炳章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触及到这个话题。王炳章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提起一些盟员对组织的捐款，例如他就曾经告诉我，我所得到的一千元《中国之春》最佳作品奖，就是民联里的一位叫黄奔的盟员捐的奖励基金。他告诉我黄奔是个成功的餐馆老板，手下有十家餐馆，很有钱，经常为民联捐款。

这些暗示给我的印象是民联至少有相当成分是靠社会捐款来维持运作的。当然，我也曾经猜想国民党绝对不会不插手民联，肯定也会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是我想像的这种支持一般会以间接的方式，例如找一个中性的企业或者中立的商人出面，以捐款的方式体现。而且在我没有了解到《中国之春》的整个开支情况之前，我猜想这种捐款也只不过占社会捐款的一部分。我完全没有想到，民联在经济上对台湾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台湾一断粮，民联就有可能瘫痪。

胡平沉思良久，冷不丁问了一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王炳章道：“我曾经估计有三个原因，一是台湾方面对你不熟悉，也许听了一些对你不利的传言，想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这一点我已经叫勤勤和他们解释过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蒋经国刚刚死，台湾政界正处于动荡之中，管理我们经费的部门是直接受蒋经国领导的，他们摸不清李登辉对大陆民运的态度，不知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原因，”王炳章顿了一下，说：“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向那边打了报告，说民联的核心有中共特务。”

“中共特务？”我问：“谁？”

“可能是杨漫克和柯力思。现在柯力思又当选了副主席，他们不放心。”

“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我觉得非常滑稽，几乎笑出声来，我还以为王炳章在开玩笑，“他不是台湾人嘛，中共怎么会找他当特务？”

王炳章苦笑了一声：“是啊，柯力思是个多好的人，徐文立的狱中手稿就是他搞出来的，怎么会是特务？”

“谁打的报告？”我问了一句。

“这个人就在我们办公室。”王炳章咬牙切齿地说：“我非除掉他不可。”

我当时脑子里立刻反映出来的人是林樵清。他作为台湾特务被派在王炳章身边监视民联的传闻由来已久，他的父亲又和国民党关系那么深，更重要的是，我在“三大”的主席选举上目睹了他被自己的政敌胡平和柯力思击败的事实，即使从个人嫉妒心的角度出发，他也有可能会报复。可是不久我就知道了，王炳章指的是薛伟。

王炳章走后，我和胡平留在屋子里，商量对策。

“你的意见如何？”胡平问我。

“没钱能有什么办法？”我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建议停刊，向社会呼救。”

胡平沉默了很久，说：“是不是撑几个月看看，无论台湾局势的明朗还是对我的看法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另外，我们一上台就把《中国之春》停了，不好向社会交代。”

“但是如果撑了三个月撑不下去怎么办？”我反问道。“到那个时候再停刊，就更糟了。现在停刊，还没有我们的责任，因为上一届给咱们留下一个空钱袋，有情可原。可是等我们出了三个月再停刊，可就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就会说《中国之春》垮在我们手里。”

还有些话我还没有说出来。我心里就不相信台湾就会眼看着他们支持了这么久的《中国之春》垮掉。既然管我们钱的有某个部门或某个具体的人，那么《中国之春》至少也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他们也不会眼看着饭碗被砸掉吧？停掉《中国之春》等于将他们的军，逼着他们表态。另外，我猜到胡平心里还怀疑这是王炳章作的文章，这一停，也等于将了王炳章一军，如果他手中还有余钱的话，也会迫使他拿出来，因为王炳章更不会忍心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刊物垮掉。

胡平没有出声。他很少当人面作出一个决定，我想他需要时间考虑。

5-2遣散编辑部工作人员

晚上，王炳章把我和胡平请到他家里开会，林樵清也来了。宁勤勤介绍了去台湾的情况，她说得很含糊，只是提到对方担心柯力思。我问王炳章为什么不亲自去台湾，什么事情由他亲自去说不是更清楚嘛。他苦笑着告诉我，他的政治避难还没有批准，身份问题没有解决是不能出境的。我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像他这样的头号反革命分子，竟然政治避难还没有批准，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讨论了一下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胡、王、林三人都不同意停刊，所以我也不再坚持。最后我们作出的决定是：（1）总部和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除胡平之外，全部停发工资，愿意打义工的留下，不愿打义工的遣散；（2）《中国之春》杂志从彩色封面改为单色封面，这样可以省七百多元，另外内页从九十六页缩减为八十页；（3）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经济危机的消息，向社会呼救捐款；（4）王炳章和胡平到各地去演讲，为民联捐款找钱；（5）派林樵清再去一次台湾，与捐款人沟通，接上经费供应的渠道。

胡平建议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是经济开发委员会，由宗继祥负责；另一个是筹款委员会，由林樵清负责。宁勤勤在旁边插了个话，提出了一个将《中国之春》股份化的设想，大家讨论了一下认为可行，于是交给我制定出具体的施行计划。

散会之后，王炳章把我悄悄拉到一边，问：“你能顶住吗？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我太太过两天就从大陆来了。她来得正好，可以打工养我，免了后顾之忧。”

王炳章道：“如果有困难，可以在加拿大移民公司多开点工资，先一个月拿四百块钱吧，以后不够再加。”

我原来每个星期五到移民公司上半天班，一个月拿大约两百元。现在等于多了一倍。按当时纽约的生活水准，一个两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大约需要八百元左右。

过去王炳章的工资是一千元，胡平上任后工资提到一千三百元。当时这个工资在民联内是相当奢侈的了。我没有想到胡平竟然接受了保留他工资的提案，在别人都自动提出打义工的时候，他哪怕连作个姿态的表示都没有。我可以理解和容忍胡平的自私，但是尽管如此，心底里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丝不快的感觉。

王炳章在这一点上比胡平强得多，至少姿态他是会作的。刚才王炳章就想到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而胡平连问都没有问，好像我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不过从这也看出胡平另一个优点：诚实。后来我反复地琢磨和权衡过胡平的优缺点，还是觉得他是值得合作的人，他即使不帮你，但绝对不会害你。他的诚实，使你敢于用背对着他。

三月四日，办公室召开例会。这是我召集和主持的第一次办公会议，很不幸的是，这第一次会议就要由我宣布遣散所有员工的决定。

我非常沉痛地告诉大家现在《中国之春》所面临的困境，希望大家能够另谋生路，如果愿意留下来打义工，与《中国之春》共渡难关，我表示欢迎。

我相信，当时在坐的人除了知情者之外，都会像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样感到突然。然而，大家都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默默地把王炳章给我的六千元现金发了下去，这是上个月的工资，也算作是遣散费。

杨漫克没有说什么，拿完钱收拾一下东西就走了。他和王炳章及林樵清之间有些摩擦。他的父亲是中共高干，他的生母似乎还和中共国安部有些瓜葛。不久前杨漫克到香港去和母亲会面，这事被林樵清知道了，引起他的怀疑。从此，杨漫克的中共特嫌一直象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办公室，王炳章和林樵清对他处处设防，连“三大”也没有让他参加，这些杨漫克并非没有察觉。他知道，离开《中国之春》只是早晚的事情，他早有准备。

老王和老李离开之前找我谈话，说他们可以理解《中国之春》的困境，虽然不准备打义工，但他们对这本杂志还是很有感情的，希望今后经济情况好转之后，还能回来为它工作。

当时薛伟不在，到香港去了。薛伟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总是要跑一趟香港或台湾，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他赶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员工已经遣散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他。

薛伟阴沉着脸接过我发给他的遣散费，平静地对我说他将留下来义务工作，《中国之春》只要一天不倒，他就为它工作一天。最后，他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一句：“想把我赶走，办不到。”

我知道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可是他是对谁说的呢？是王炳章？林樵清？还是柯力思？我总觉得他与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什么宿怨，双方都在暗中较劲。我想起了王炳章曾经为柯力思抱不平时讲过的话，现在我猜到他指的是谁了。这使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现在趟的这潭水，远比我从前想象得要深要浑。

5-4调整民联的三大关系

几天之后，《中国之春》杂志社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和我。本来这次记者会是准备向纽约公众介绍民联新主席胡平的，现在它的主题却变成了宣布经济危机的消息。就像我上任主持的第一个办公会议是宣布解散一样，胡平上任召开的第一个记者会是宣布危机，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胡平介绍了《中国之春》最近裁员的情况，向社会呼吁捐款拯救《中国之春》。他公布了中国之春基金会的银行帐号，希望那些不愿意露名的捐款者能够将钱直接转入该账号。王炳章介绍了一些筹款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认股计划。即将杂志社每月基本开支扣除订户和零售的回收款约七千元，定为一万八千元，分为六百股，每股三十元，在社会上招购，认购者按月付款也可以，按年付款也可以。总之一经认购即成为《中国之春》的股东。因为《中国之春》是非盈利的机构，这种认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股份，还是捐款。我们只不过想通过这种方法将《中国之春》的捐款来源分散化，稳定化。当然，股东并非一点实际利益没有的，他们可以凭《中国之春》开具的收据来申请免税。

记者们所关心的问题还是在《中国之春》的捐款来源上。一位记者向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问新旧两任的财务干事，民联有没有拿国民党的钱？”

我相信过去很少有人这么直接了当提问的，而王炳章和林樵清面对这个问题从来都是躲躲闪闪。显然，这一次记者希望从我这个新主管身上打开缺口。我毫无躲闪地迎住了那位记者的眼睛，抢在林樵清之前答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国民党的钱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国民党愿意给我钱的话，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拿。”

我的回答显然大大地出乎了记者们的意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在过去的四年中，民联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直率地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另一位记者紧跟着又问了一句：“那你说民联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

“是盟友关系，联吴抗魏。”我答得斩钉截铁，“我们都面对同一个强大的对手——共产党，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胡平马上又补充道：“国民党愿意捐款支持我们，只能说明它认同我们提出的主张。只要这种钱不附带政治条件，就和其他捐款一样，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如果你接受一部分人的捐款而拒绝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捐款，这不是政治歧视嘛？”

回答得巧妙而痛快，我暗暗为胡平叫好。过去多少人用这个问题刁难过民联，过去的民联领导人多少次在这个问题上窝过气，现在问题一经摊开，竟变得这样简单明朗。人们背后指指戳戳，是因为你总是背对着他们，可是你一旦转过身去，勇敢面对他们的时候，一切非议都将烟消云散。

我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些关系的调整，意见基本一致。

首先我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走到头不是要消灭它或者打倒它，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

其次和国民党的联盟关系要正常化，明朗化。过去王炳章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与国民党拉开距离。为了避嫌，他甚至很多次装模作样地拒绝进入一些悬挂国民党旗的会场。王炳章的苦衷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身边最近的三个人——宁勤勤、林樵清和柯力思都有台湾背景，所以很难怪人们议论他受台湾的控制，说民联台湾的特务组织。王炳章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瓜田李下，谨慎躲闪。可是胡平和我没有任何台湾背景，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和国民党结盟，而不用担心被指责为台湾特务。

和大陆民运的关系，主要是要摆正主配角的地位。民联中有很多盟员，尤其是非大陆籍的盟员，常常流露出一种自大的情绪，觉得民联就是当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大陆民运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这种井底之蛙的浅见显然是由于缺乏对大陆的现状和民运历史的了解所产生的。我和胡平都很明白，海外民运只是大陆内部民运的辅战场。即使哪天大陆实现了民主化，民联能否在大陆取得一席之地，完全取决于大陆的民运力量是否认同我们。因此民联现在切不可枉尊自大，必须摆出低姿态，在大陆“寻根”。后来我反复强调，“中国之春”的根是“北京之春”就是基于这一点考虑。而胡平和我都曾经卷入过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我们俩的上任，为民联的“寻根”提供了方便的纽带。

公布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账号，是胡平为增强《中国之春》公信力所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过去《中国之春》的财务状况一直是一个黑箱之迷，曾经引起过社会上很多传言，如国民党给钱豢养，王炳章侵吞公款等等。王炳章对付这类社会传言的办法是把盖子越捂越紧，对民联的财务状况严加保密，谁要是涉及此领域就被认为是特务，居心叵测。可是他把盖子捂得越紧，人们的疑心就越重，传言就越邪。这些传言，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之春》的公信力。胡平显然在竞选民联主席之前就听闻过这些传言，他在“三大”上也提出提高民联公信力的主要措施是“公开化，透明化”。现在他公布银行帐号正是实现“透明化”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而民联的财政危机恰恰为这样一个改革措施提供了转机和借口。否则，如果你在平常时期莫名其妙地忽然宣布公开账号，反而会给人一个欲盖彰弥的感觉。

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胡平这一举动的英明。我们接管民联之后，发现自己实际上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上的传闻并没有错，民联确实是国民党出钱养着的。对于这一事实，你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如果你承认，民联整个就会威信扫地，从此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你若不承认，就得撒谎，可是谎言总有一天要被戳破的，到那时候，撒谎的人就会名誉扫地。

既不能躲避，也不能承认，更不能撒谎，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说法。胡平公开了中国之春账号，就使我这个掌钱的人有了这样一种摆脱困境的说法。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演讲，有一个同学问我：“《中国之春》的钱是谁给的？”

我回答：“不知道。我们的账户是公开的，谁想捐钱，都可以寄进来。”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当然可以知道，但是我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知道？”

“你难道没有想过这钱是国民党给的吗？”

“这当然有可能，但是既然捐款的人愿意隐名埋姓，我有什么必要去追查他是谁呢？有钱用不就行了吗？我这人认钱不认人。”

于是全场哄笑。我轻松地绕过王炳章多次触礁的险滩。

王炳章过去显然是经常面对这一令他难堪的问题。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人们的这种诘问，王炳章竟然挺而走险，折腾出一个轰动全美的“《中国之春》控告《人民日报》案”。一九八六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报导中曾经咒骂民联是国民党出钱豢养的走狗，王炳章就请了一位从美国司法部退休的律师，控告《人民日报》造谣诬蔑，要求对方赔偿名誉损失。王炳章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赌博，而他唯一的赌注是押在中共方面无法找到证据。这一战役的结果是把民联送上了险境，逼得王炳章和林樵清整天提心吊胆地提防中共特务的渗透，那种神经过敏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这种打法，就是不惜自己丢分，也要让对手丢分的战术。最后道路会越走越窄。

胡平了解到“控告《人民日报》案”的详情之后，哭笑不得。记者会开过几天后，胡平、王炳章、冯胜平和我四人立即赶到华盛顿，找到了那个帮我们打官司的大律师艾克曼，把案子悄悄撤回了。撤案之后，我真为民联捏着一把汗。幸好中共方面并没有注意，否则《人民日报》一个反扑，《中国之春》就狼狈了。

5-5 “透明化”和“钥匙事件”

在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一个人坚持要留下来义务工作。这个人就是呼延民。可是这个时候，呼延民正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我接任《中国之春》经理之前，办公室发生了一个所谓“钥匙事件”，林樵清将呼延民赶出了民联总部。

林樵清是个多疑的人，对办公室钥匙的控制非常谨慎。王炳章、林樵清、柯力思手里各有一把钥匙，他们是民联的核心人物，晚上和周末经常要在办公室活动，无可非议。其他编辑部工作人员，甚至包括监委主任薛伟都没有钥匙。在编辑部工作人员中，唯一有钥匙的是老李，原因是王、林、柯三人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准时到，同时他们也经常有事外出，需要有一个人年如一日地每天早上为大家开门，下午为办公室锁门。这个角色在林樵清看来，非老李莫属。

老李六十多岁了，原来是中国一个官方访美代表团的成员，一念之差没有随团回国，离队逃出来了，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老李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脸上总是挂着非常谦卑的表情。他平时很少说话，从不招惹是非，一付谨小慎微的样子。有时候我看着老李都觉得有点奇怪，很难想象一个性格如此懦弱的人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果断地跨出那样大胆的一步。那个离队“叛逃”的决定，可以说整个改变了他余生的命运，使他踏上了一条与从前的生活轨迹完全相反的歧路。那时候，中共官员叛逃事件还不常发生，所以也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当局显然给他的家属施加了很多压力，结果他的妻子儿女来信骂他毁了全家的前程，声言要与他划清界限。亲人的绝情使老李的精神濒临崩溃，纽约生活的艰辛又使他心力交瘁，绝望和痛苦之中他曾多次试图自杀，有一次甚至被送进医院急救。《中国之春》把老李的事情当做一个政治事件给予报导，在生活上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后来《中国之春》几乎就成了老李的精神寄托，他变成了这个办公室里最勤劳任怨的工作人员，承担了所有别人不愿意做的细活琐事。老李在纽约没有亲友，关系简单，生活节奏规律，他每天早上最早到办公室，可以整天坐在办公桌后不迈出大门一步。所以他拿钥匙是最可靠的。

呼延民在编辑部的职务是美术编辑。“三大”之后，他又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送午餐的外卖工，工作时间是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呼延民不愿放弃《中国之春》的全职工作，就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定在晚上五点至半夜十二点钟。美术编辑的工作很不均匀，只是在排版的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忙一些，平时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自告奋勇揽了一些其他的活，以便对得起那份全职的工钱。例如他整理了所有的报刊杂志，建立了一个资料室，要求所有人借杂志阅读都要在他那里登记，于是就成了资料管理员。另外“三大”之后，呼延民积极表态支持胡平提出的“透明化、公开化”的主张。胡平上台后任命他为民联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一上任，就立即着手搞一个总部委员和监委委员的通讯录，并打算出版一份不定期的通讯，随时向委员们通报总部的运作情况。

美术编辑忙的时候，刚好是刊物付排印刷之前，这时候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要忙到半夜，办公室里始终有人，所以开始时呼延民没有钥匙的问题还没有这样突出。可是忙季一过，编辑部晚上就不一定总有人，呼延民要是没有钥匙，晚上五点到十二点的工作时间就成问题了。另外呼延民提出，他晚上只工作七个小时，对不起那份全职工资，所以他希望早上能够早一个小时上班，处理办公室主任的事务，也算凑足八小时工作时间了。但是这样一来，他就要在老李之前进办公室。所以他向林樵清提出，给他一把钥匙。

林樵清并不打算给呼延民钥匙，所以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于是呼延民就向柯力思去要钥匙。柯力思没有给他，并把这事情告诉了林樵清。结果林樵清当场大怒，立即宣布解雇呼延民。呼延民与他发生争吵，争执之间请了柯力思来作证。柯力思的证词显然对呼延民不利，于是林樵清大骂呼延民是骗子，宣称从此不再信任他，并严禁他今后踏进编辑部和总部的门。呼延民也大怒，声称林樵清没有权力把他这个民联常委和办公室主任赶出办公室，他要打电话向所有的总部委员控诉，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双方争吵逐步升级，从国骂发展到推推搡搡，幸好王炳章和李国愚赶到，才劝住了双方。

果然，呼延民回家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总部委员，大力抨击王、林、柯总部过去黑箱作业，一手遮天的作风。呼吁委员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制约总部的权力膨胀。王炳章怕把事情闹大，极力从中斡旋，想把事情平息下去。

呼延民是去年十月份进入民联的。我的学校开学之后，我离开了总部，接着他就住进了总部，后来到《中国之春》当了编辑。“钥匙事件”发生时，呼延民已经从总部搬到离编辑部不远的一个地下室，当时还有些行李放在总部，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过总部，东西是柯力思给他送还的。

呼延民是一个很善于拉帮结党的人，他本人住在地下室，穷得丁当响，可是每个月打电话就要两百多块钱。他可以有事没事打电话和你聊聊，联络感情，一谈可以谈一个小时不放下电话。我上任经理之后，王炳章曾托我去安抚呼延民，调解冲突，呼延民也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去聊聊。那时候李国愚还没有来得及回南美，也住在他家，我也想和他们熟悉一下，所以常去坐坐。这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双方的立场和情绪。

呼延民认为钥匙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林樵清把他赶出总部的真正原因是他搞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威胁到了王炳章过去的组织路线。呼延民在上海时就认识《中国之春》的创始人之一黄立，来到海外之后，他大概从黄立嘴里了解到了一些《中国之春》的历史，以及王炳章清除异己的手段。他认为王炳章维持他的黑箱作业的手段主要靠民联内部垂直单线联系的组织结构。所有的委员、支部、联络站和盟员都直接和总部保持纵向的单线联系，而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这样很容易导致总部集权专权的倾向。所以他一进入民联，就开始着手在盟内编织一张横向联络的网，以便有一天可以制衡总部。

呼延民坚持说林樵清背后实际上是王炳章在指使，他俩和柯力思是商量好用一个套子把他装进去的。呼延民觉得他刚进民联时王炳章对他还是很信任的，至少让他住进总部，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三大”上到处搜集总部委员的名单，引起王炳章的猜疑。另外呼延民认为自己在“三大”上表现出来的活动能量，使王炳章担心他对自己的权力基础和组织路线产生威胁。

“你知道吗？”呼延民眨眨眼，神秘地对我说：“王炳章当时是想让你当选常委的，我可以从他对你的举荐中看出他对你的重视。在当选的九名常委中，只有我是匹黑马。我的当选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可是你的缺席给了我这个机会。过去王炳章的总部中，除了他的铁杆林樵清和柯力思之外，没有一个常委常驻总部，所以他们单线联系的黑箱作业才能维持。现在王炳章在会场上看到了我的能量，也知道我主张透明化，他绝不能容忍一个他控制不了，同时又具有能量的常委在总部身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借林樵清之手把我赶走的原因。”

呼延民对柯力思搞他的鬼颇为不解，他猜想可能最终是出于利益关系。他曾经和柯力思在总部同住同吃了很久，两人相处得相当不错。但是胡平三大后任命他当办公室主任，实际上直接到威胁到柯力思的权利范围，因为柯力思所管的那一摊，实际上是典型的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出于利益考虑，柯力思也乐于看到他被赶走。不过，我始终很怀疑柯力思是否真的喜欢过呼延民，凭我的直觉，像柯力思那样朴实的人是不会欣赏呼延民的滑头性格的，也不会信任他。后来我知道，在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的阶段，柯力思始终锁着自己的房门和档案柜，呼延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那些最秘密的档案。相对而言，柯力思对我就不设防。这说明他还是对呼延民存有戒心的。

我承认，在和呼延民深谈过之后，我感觉自己很不喜欢他。呼延民浑身透着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且到处玄耀他施展的小谋略，甚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谋。他在“三大”的表现确实非常活跃，有个代表形容他是“上窜下跳”，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最不喜欢他的是他的反复无常。呼延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议论。但是我发现他的观点常常变来变去，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他的行为也总是令人吃不准，谁都很难想象他下一步会搞出什么名堂。

在“民联三大”上，呼延民一会儿拥胡，一会儿反胡。他说他赞成胡平的观点，但是不看好胡平的组织能力。因此他赞成胡平当民联的精神领袖，而不赞成胡平成为民联的组织领袖。呼延民说，他第一次见胡平的时候胡平对他极其冷淡，所以他看出胡平不是一个组织人才，因此他得出结论：胡平会把民联搞散掉。可是胡平当选之后，他似乎又成了拥护胡平的铁杆。我觉得谁和呼延民相处久了都很难对他产生信任感，这个人总是令人捉摸不定。如果人们把这种反复无常看作是他的性格，那么会觉得他很难共事；可是如果把这看作是他的谋略，那简直就觉得他是在故意捣乱了。

后来我听了各方对“钥匙事件”的不同说法，发现分歧实际上在一个很细节的问题上：即林樵清有没有同意给呼延民钥匙。

据呼延民的说法，在钥匙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并没有感觉到林樵清对他有什么敌意。那天林樵清还给他这位办公室主任找了一张旧的办公桌，运来放在厨房门前的角落里，显然直到那时双方之间似乎还没有芥蒂。他接着就向林樵清提出需要钥匙，林樵清当时说“可以考虑”，他以为林同意了，因此他才去找柯力思借钥匙用两天。第二天，他拿了一个总部委员的通讯录给林樵清看，并告诉他自己准备搞一个内部通讯，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盟内运作的透明化。林樵清听罢脸色就变了，坚决不同意。过了一会儿，林就以钥匙事件为借口发难了。呼延民显然认为林和柯是串通好的，甚至认为王炳章后来的劝架都是装模作样。他们就是看了那份横向联系的名单，才决定把他除掉的，和钥匙完全无关。

柯力思的讲法是，呼延民向他借钥匙时声称林樵清已经同意。他出于谨慎，问了一下林樵清，谁知林根本就不知此事。所以他认为呼延民不诚实，要么就是另有目的。

林樵清的说法是他根本就不同意给呼延民办公室的钥匙。所以当他听说呼延民打着他的幌子去向柯力思讨钥匙时，就勃然大怒了。由此联想到呼延民搞的种种小动作，包括他为得到钥匙而制造的借口，先是晚上工作，然后又要早上工作，自然怀疑起他的动机。他所以要赶走呼延民是因为不再相信他。

王炳章虽然没有直接卷入钥匙事件，但是我和从他的谈话中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当时已经很厌恶呼延民了。王炳章对呼延民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还给呼延民的办公桌上贴了一幅座右铭：金口免开。我相信他即使不认为呼延民的所做所为是别有用心的话，至少也认为他是一门四处乱射，难以控制的瞎炮。所以凭我的直觉，我相信王炳章是乐于看见呼延民被赶走的。不过，他和林樵清一向是唱红白脸的角色，所以总是要出来抹下稀泥。

我虽然听呼延民说的更多，但是对钥匙事件的事实我从直觉上相信柯力思的说法。我和呼延民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很自然就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我很能理解林樵清、柯力思和王炳章要赶走他的那种心情。呼延民说的对，钥匙事件即使是他们有理的话，也只不过是个导火索，他们要赶走呼延民，一定有潜在的原因。当然，这些是谁也不会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呼延民是那种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受执政者欢迎的人，到后来连我都巴不得送他走了。  

呼延民确实是个颇有能量的人，他精心编织的横向联络网后来果然发挥了威力。他每天晚上回家就不停地给各地的总部委员打电话，揭露王炳章林樵清捂盖子反对“透明化”，并迫害他这个主张“透明化”的办公室主任的行为，竟盟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之春》的历史上，自李林决裂以来，盟内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干过，所以逼得王炳章不得不对呼延民进行安抚。后来呼延民告诉我，他“倒王”的决心，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

5-6谁在被除掉的名单上？

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有一次呼延民又把我请到他家。他告诉我，这样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之春》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王炳章用来排除异己的手段。民联“一大”之前，原《中国之春》的办公室主任杨怀安和主管财务的张伟发现了王炳章有一万五千元的财务漏洞，打算追查，结果王炳章就搞了一次经济危机，把杨张两人困在办公室两个月没发工资，后来不得不交出钢印和钥匙。他们刚一投降，王炳章就立即召开“一大”，显然并不是没有钱的。他暗示，这次经济危机也是王炳章制造出来的，他本人也是要被除掉的名单中的人之一。

我并不是第一次从呼延民这里听到过这类说法。但是这一次我亲身经历了，体会就更直接、更深刻一些。虽然出于对王炳章的好感，我不愿意相信这些传闻，但是有很多迹象也确实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我发现，凡是王炳章打算留下来的人，他都做了安排。

胡平显然是不能排除的，否则他就不会在“三大”上拼死力扶他上马了。因此，王炳章提议保留胡平工资，免了胡平的后顾之忧，以免这位书生一怒之下，甩手不干了。后来我知道，林樵清还为胡平交过几个月的房租，每个月八百元钱。林樵清说是他私人垫的钱，但我一直怀疑私人怎么可能作这种事情。

我感觉他也是愿意我留下的，所以他提出我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从加拿大移民公司拿钱。后来当我太太蕾蕾扔掉长岛保姆工作之后，他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给她带看，每月给她五百元钱。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暗中帮助我的意思，这五百元虽然不多，但如果蕾蕾找不到工作，这五百元毕竟可以保个险。

柯力思是王炳章的老搭档了，对王炳章忠心耿耿，自然也不在排除之列。所有工作人员遣散之后，有一天蕾蕾坐在打字室研究打字机，看见王炳章把柯力思叫到这个房间里，两人关上们，嘀咕了一会儿。他们当时没有注意蕾蕾在场，就象我们平时谈话总也不注意小陈在场一样。蕾蕾看见王炳章拿出三百元钱，交给柯力思，说是给他的生活补助。柯力思推托了一阵，说他家里会从台湾寄钱来。王炳章说他这么大人怎么好意思用父母的钱，硬把钱塞给了柯力思。蕾蕾回来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叫她不要声张。我不想把这种事情张扬出去，但是这毕竟说明，王炳章对于他的铁杆，是有钱安排后路的。

林樵清的家庭似乎很有钱，不存在后顾之忧的问题。况且他在总部和编辑部也没有什么职位了，不拿工资，所以经济危机及裁员也不关他的事。老李和老王属于一般雇员，不是核心人物，可有可无，所以不必特殊关照。至于小陈的工作，林樵清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希望能够继续雇佣，有钱先发她。我同意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她又不是盟员，当然不会给我们打义工。当时我对发行的一摊一点也不熟习，薛伟都搞不明白她的那套工作程序，只要杂志还要出刊，我不雇她靠谁？既然雇了她。当然宁愿不发我自己的工资，也要先发她的工资。

推算下来，如果王炳章真打算把什么人排除出编辑部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薛伟和杨漫克。这两个人后来都证实了。后来王炳章都明确地对我说过薛伟是国民党线民，杨漫克是共产党特务，不能留在办公室内。然而呼延民是否他一定要排除的对象，一直没有证实，只能推测。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王炳章口袋里并不是没有钱的，支撑几个月是完全够用的，至少还没有逼到马上要停刊裁人的地步。可是他为什么要急于宣布这次经济危机，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迷。

谢选骏指出：人説“财政危机”，我看這是“逼人就範”的不二法門。

【第六章：以商养运】

6-1太太来得正是时候

我太太蕾蕾是三月五日从香港抵达纽约。那天是星期六，飞机晚上七点多钟到。当时郭城刚好住在我家，我和他一起去接飞机。蕾蕾在车上就和郭城混熟了，一口一个“郭大哥”，把郭城叫得晕呼呼的，立即自告奋勇说第二天带蕾蕾去逛纽约城。我当时被经济危机的消息压得喘不过气来，也乐的把蕾蕾交给这位“郭大侠”照看。

蕾蕾此时来的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她要是早一点来，我们俩根本没法过日子，我一个人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家具，也没有汽车；可是她要是晚一点来，我很难说有信心单独撑过经济危机，当时我不但有生活费的问题，还要继续交学费，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也许我就得辞职到外面找一份工作去了。

寒假过后，我从学校宿舍搬到了艾姆赫斯特的《中国之春》附近。那幢房子的房东刚结婚，住到纽约上州去了，房子整层都空着。我最初租了其中的一间。后来因为蕾蕾要来，我要求每月九百元把房子全部都租下来。房东很高兴就同意了，甚至把很多家具和日常用品都留给了我们。

这幢房子简直就像是为我准备好了似的，它不但解了我生活上的困境，而且给我的事业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首先它离办公室近，几乎位于《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民联总部的中点上，走路到两个办公室各需要十分钟左右。家住得近，办公室就成了我伸延的书房，我可以晚上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后来很多盟员都说，他们深夜打电话，总可以在《中国之春》办公室找到我。这使他们非常感动，觉得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工作。在我主持民联日常工作的时期，丁楚的勤勉是有口皆碑的，即使后来恨我入骨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曾为我在盟内积累起很高的威望和声誉。

那幢房子的客厅空间很大，中间有一道拉门，我和蕾蕾住在里面的一半，拉门外面的一半当客厅，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聚会。厅的地毯非常漂亮，根本用不着沙发和椅子，客人来了直接就可以坐在地上。厅的外层，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玻璃廊，摆上一排椅子，坐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上来往的汽车和行人。由于离办公室近，再加上空间大，我家后来逐渐取代了王炳章家，成了南来北往朋友的交通站，以及当地盟员非正式的活动中心。他们出了办公室都愿意到这里聚会谈天。一些办公室不方便的秘密会面或会议，常常在我家召开。这个便利条件，曾一度使我成为盟内人缘最好的人。

这幢房子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为我省了大笔的房钱，让我从容地挺过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我是“二房东”，自己住两间，将其他房间都出租给其他房客，中间还曾经办过旅客招待所，收的房费平均下来几乎可以打平成本，我自己等于不付房租。在纽约生活，房租是生活费中最大的开支，平均要占收入的一半，省了房租，一个月几百元就可以过得很从容了。美国的食品是非常便宜的，只要不讲究，简单地吃饱并保证营养，花不了多少钱。

蕾蕾来的第二天是星期天，王炳章夫妻一早就来探望我们，还带来了一些日用品作为礼物。蕾蕾一见面就喜欢上勤勤了，但是她对王炳章的印象很不好，甚至对他很冷淡，不愿意和他讲话。当时王炳章梳着一个中分头，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身穿呢子大衣，脚蹬一双尖头皮鞋。后来蕾蕾对我说，她一见王炳章的面就觉得他象电影里的汉奸，阴险狡猾。蕾蕾是个很单纯直率的姑娘，疾恶如仇，从不掩饰脸上的喜怒哀乐。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对王炳章的坏印象一直持续到最后。后来我和王炳章的关系从疏远到决裂，蕾蕾在中间起了很微妙的作用。

蕾蕾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就在长岛找了一个保姆的工作。那一家有三个孩子，蕾蕾要住到他们家去，管吃管住，每月九百元钱工资。每个星期天晚上我开车送她去“上班”，星期五晚上我开车去接她回来。蕾蕾是家里的幼女，父亲的掌上明珠，小时候自己还要保姆伺候，现在一来倒要给别人当保姆去，心理上转不过弯，情绪非常低沉。每个星期天我送她去长岛的时候，她都要哭鼻子，象一个要被送去幼儿园的小姑娘一样。而每个星期五我去接她回家，车还没到，她就站在门口翘首以待了，就象被放出牢笼的鸟。  

周末，蕾蕾会兴高采烈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象个跟屁虫，在办公室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她曾经在大陆的机关里当过打字员，我就让她呆在打字室研究一下《中国之春》的中文打字机，希望她能够在这方面帮一下忙。蕾蕾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一声不吭，乖的跟只猫似的，但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就叽叽喳喳，活像只八哥。她的这种性格似乎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她当孩子看，其实她比勤勤还要大一岁。而表面上看，勤勤比她老成持重得多。

蕾蕾脑袋里完全没有政治神经，常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里一边起劲地干着“反革命勾当”，一边嘴里大声地赞扬共产党，大骂海外民运分子素质太差。但是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做那些细小的琐事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薛伟称她是最好的办公室秘书。有一次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办公室，一定请蕾蕾来管。胡平对蕾蕾工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表扬她：“我看我们办公室里，蕾蕾是最积极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属。”

有一次我问她：“你一到纽约，就掉进了贼窝，害不害怕？”

她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帮我先生啊。”

蕾蕾在长岛那家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她已经和那家人的三个孩子混得很熟了，她本身就像个大孩子，深得孩子们的喜欢，那家人对她也很满意。但是她忍受不了每星期离开我五天，坚决不干了。

可是蕾蕾在家里晃了两天，又心里惶惶然了。我建议她在家里办一个托儿所，就把外面的厅给孩子们活动，这样她就可以呆在家里了，同时可以帮《中国之春》打字。因为经济危机，我们总是拖欠打字徐小姐的打字费，她似乎也不太愿意干了。她向我请假一个月回台湾探亲，我必须要在她走之前将蕾蕾训练出来，以便马上就可以顶上去。

我在房子的大门外面贴了一个大广告：托儿所，招收三岁以上幼儿，每个月三百元。谁知第一个上门来的客户是宁勤勤。她说要把两个儿子交给蕾蕾看，管一顿中饭，一个月五百元。

王炳章和宁勤勤的两个儿子，老大王造时，五岁，我们都叫他“汉斯”，老二王代时，三岁，我们都称他“代代”。这两个小家伙长得人见人爱，尤其是代代，眉清目秀，一脸的憨像，活像个小熊猫。蕾蕾一见这兄弟俩就喜欢上了，满口答应。每天早上宁勤勤把俩个小家伙送来，每天下班后我用车把他俩送回家，就不用宁勤勤来接了。

由于这两个孩子，我们和王炳章一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王炳章和宁勤勤有事情，或者想出去看电影，就把孩子扔在我家，有时候两兄弟在我家睡到半夜，醒来之后迷迷糊糊地管蕾蕾叫“妈妈”。王炳章和宁勤勤有时候忙，没有给孩子吃饱就送到我家来了，两个小家伙饿得猴急，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把蕾蕾心疼得对着王炳章两口子哇哇大叫，警告他们不得虐待儿童。王炳章在家里对孩子试行“法治”，动不动就给两个小子关禁闭。汉斯和代代到我家就向蕾蕾控诉，说爸爸把他们关在壁橱里。蕾蕾急了，嘴里大骂王炳章是法西斯，好像受虐待的不是王炳章的孩子，倒是她自己的孩子。

蕾蕾每天上午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认中文字，读唐诗。中午安排他们两个小时午觉，下午让他们随便玩，这样她可以给《中国之春》打字。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回家吃饭都得蹑手蹑脚，稍有响声，就要被蕾蕾臭骂一顿。蕾蕾对代代喜欢得着了迷，她常常长久地凝视着代代那付天使般的睡相，想象着她今后也要有一个像代代一样可爱的儿子。

那段时期，是我们和王炳章一家的蜜月时期。营造出这种气氛的是蕾蕾，可是后来破坏这种气氛的也是蕾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后来有人评价，王炳章的太太可以把他的敌人变成朋友，胡平的太太可以把他的朋友变成敌人，而丁楚的太太可以使他的朋友变成更好的朋友，使他的敌人变成永远不饶恕他的敌人。蕾蕾是个爱憎分明，喜怒形于色的人，这种人总是会制造极端。

6-2加拿大移民公司

我已经记不清关于办“加拿大移民公司”的主意是谁提出来的了，后来宁勤勤一口咬定是我的主意，可是我实在怀疑这一点。我刚到美国不到一年，何以有这样的知识和想象力？我相信王炳章和宁勤勤一定早就打过办加拿大移民公司的主意，但一直没有下决心。也许我的鼓动，只不过帮他们下了这个决心。

我记得我在总部工作的时候，一次和王炳章聊天谈到以商养运。这对于王炳章来说，并不是个新的话题。民联内部讨论这事已经很久了，可是还没有一桩成功例子。王炳章自己在编辑部和总部之间的八十二街上开了一个国际工商服务公司，主要经营代客电传、代客接电话、代客收信、代客复印的业务。那时候大陆正在第二波“公司热”的浪峰上（第一波在一九八四年到八五年），海外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了那么多“皮包公司”，纷纷争着与大陆做生意。很多从大陆来的人，觉得凭自己在国内有关系，可以当个中间人，赚点佣金外快，纷纷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自命董事长、总经理。这些手持高级名片的中间人有很多住在纽约贫民窟的隔间里，家里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商业必须的电传机了。但是他们的名片上必须有电话号码和电传号码，于是王炳章的服务公司的电话和电传就成了这些人名片上的号码，为他们收发各种各样的商业信息，计件收取服务费。

这个工商服务公司，主要由宁勤勤在经营，看来也赚不到什么大钱，也就赚出一个人的工资而已。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个“以商养运”现成的基地，有现成的办公室、电话、电传、电脑、复印机，还有一台旧的印刷机。

王炳章分析，从明年起，美国将有一大批留学生从学校毕业，面临出路问题。而留学生的出路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自费留学生还可以通过就业取得劳工证的办法取得绿卡，而公费留学生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两条：政治避难和移民加拿大。王炳章认为，当最后的时刻逼近的时候，这批留学生会不惜代价寻找出路。如果看准了，办个移民公司来帮助他们解决身份问题，这个市场是可以赚大钱的。

刚到纽约的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在大陆办过皮包公司，白手起家也赚过大钱。一听王炳章的分析就来了劲，极力主张办一个“加拿大移民顾问公司”。

说干就干，我们立即找来宁勤勤，具体商量开办移民公司的可行性，她是加拿大公民，经常往返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对加拿大的情况比较熟悉。

宁勤勤从外表上看是个很有教养，很温顺的女人。她五官清秀，皮肤白晰，圆脸上架着一副挺时髦的透塑眼镜，几乎占据了整个脸蛋的三分之一，在眼镜的玻璃镜后面，一双聪慧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她乐于助人，善于交际，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是王炳章难得的“贤内助”。

宁勤勤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一来果然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主意，一个本来很粗糙的设想，经她的策划立即变成了一个离现实近在咫尺的计划。宁勤勤说，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容易移民的地方。那里的移民分三大类，投资移民、亲属移民和技术移民，留学生的移民基本上属于技术移民。技术移民的手续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到加拿大驻当地的领事馆去拿一张表格，回来填好寄去就行了。技术移民有十项指标，如出生地、年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专业专长、工作经验等等，每项指标十分。移民官会给申请者的各项指标打分，然后将所有的分数相加。如果总分超过七十分，就基本上可以通过，然后移民官就会通知申请人面谈，主要是核实你表格里所填的各项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一般都会批准。对于技术移民来说，最重要的指标是你的专长和专业，但这一项的分数并非固定的，而是要根据加拿大本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加拿大劳工部每三个月发表一个小册子，上面公布本国劳动力市场对各项职业和专业的需求量，移民官就是根据这些需求量加权得出各种专业和职业的移民分数。

宁勤勤笑着说：“其实只要你懂得这套程序，自己就可以办移民，根本就用不着移民公司和移民律师。移民申请表格和劳工市场需求指南在加拿大领事馆都有，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去拿。我们办这个公司不过就是凭垄断信息而已。”

白手起家，空手套狼之类的美梦我已经作过很多次了。在纽约，做生意少不了投资，没有本钱，只好作白手起家的梦。有时候，一个好的主意，就有可能把这个梦变为现实。

宁勤勤很快就把公司注册的手续办好了，我们去一家西班牙银行开了一个户头。这个移民公司几乎用不着投资，就利用勤勤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和电话。

“国际工商服务公司”是一个半地下室，一进门是一个厅，是顾客等候排队的空间。右手边有一个像售票口一样的玻璃窗，顾客通过窗口和里面的主人打交道。窗口里面就是办公室，有三个办公桌，还有一个大的台子，上面放着电脑和电传机。靠窗口的这面墙上，是一排信箱，按照编号出租给顾客。

在这个办公室的对面，还有一间空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王炳章有的时候在这里约见一些不愿意在《中国之春》编辑部露面的人。我们就准备把移民公司开在这间空屋子里。

宁勤勤去加拿大领事馆拿了一些表格和劳工市场的小册子，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移民公司就正式开业了。可是开业不久，我的学校也开学了，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了。

我不记得那时我是否在宿舍里装了电话没有，王炳章后来抱怨说，我就像失踪了一样，简直没法找到我。其实我即使装了电话也是白费，因为我一个人要打四份工，忙得除了晚上睡觉之外，根本就没有时间呆在宿舍里。我给所有朋友的电话都是我晚上看守的那个自习室旁边的公用电话号码，因为那个时间我是肯定在那里的。自习室的学生大多都认识我，说找我他们都会传话。

有一天，宁勤勤终于在那个公用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大发牢骚：“丁楚，你这家伙真不象话。你一甩手，这一摊都扔给我，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乐了，问：“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不好我也不会来找你，现在收了一大堆信，要回电话，还有人要来面谈，我应付不了。我不知道怎样和这些大陆人打交道。”

“老王呢？”

“他不方便出面。人家都知道他。”

“这么说，你是非让我出面不可了？”

“老兄，办移民公司是你出的主意，你总不能一点也不管吧？你来当经理好了，这一摊我管不过来。”

我想了一下，说：“我只有星期五下午有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工作。这样吧，凡是要面谈的，你都约在星期五，我星期五到移民公司工作一下午。接电话、面谈、整理档案。表格你平时填一下可以吧？”

宁勤勤犹豫了一会儿，说：“哪有公司一个礼拜只开一天门的？”

“你接电话就说，丁律师是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只有星期五接待来访者。”

宁勤勤大笑：“这玩笑不能开，冒充律师犯法的。”

我也笑了，道：“那就说移民法律顾问。不过，我接待客户的时候，还需要一位女秘书。堂堂法律顾问可不能没有秘书。”

宁勤勤叹了一口气，说：“只好我来当秘书了。”

星期五，我到了国际工商公司，移民公司已经接到几十封信了，都需要回电话，或者寄表格。我发现宁勤勤并没有认真地经营这个公司，至少连客户的档案都没有建立。这也难怪她，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光王炳章那两个儿子，就够她忙的了。

我很快地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建立了一个档案，然后逐一回了信，并回了电话，解答了一些问题。在电话里我一律告诉对方，有什么问题找我，请在星期五打电话来。下午四点，宁勤勤约了一个客户，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小屋子里接待了他。事先我们把那间小屋收拾了一下，还装模作样地摆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台电话（线不通的）。

我西装革履，收拾得仪表堂堂，摆出一副法律顾问的姿态。宁勤勤规规矩矩地坐在打字机旁填写一份移民表格，严然象个秘书小姐。那客户是个留学生，还带了妻子，特地从外地赶来的。我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并为他们计算了移民分数。我告诉他们，如果移民分数不足七十分的话，我是不会接收案子的，而我估计他们的移民分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移民线，所以他们的案子本公司决定受理。那个留学生显然很满意，当场填了表格，交了七百五十元钱。我记得他是最顺利的一个，很快就被通知面谈了。

按照我们的收费规定，一个案子共收费一千五百元。接案子的时候先收七百五十元的押金，等移民官通知面谈后，再交七百五十元。如果申请在面谈之前被移民官退回，就意味着不批准，我们将退还押金中的五百元，扣留二百五十元作手续费。但是移民官的面谈没有通过，我们将不退钱。我们只能保证到移民官面谈，面谈没有过关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这也合乎情理，因为有些人在填表的时候会说谎或夸大事实，我们不可能对此负责。例如，你说你会说法文，但是移民官考你的时候发现你根本就不懂法文，他就不会批准。那就得你自己对自己的谎言负责。

客户走了之后，我和宁勤勤捧腹大笑。当时我和王炳章都没有身份，公司是用宁勤勤的名字注册的，所以她是老板娘。老板娘冒充秘书小姐，颇有点滑稽。

看着我们的表演成功，宁勤勤的积极性大增，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主意。根据她的建议，公司又开设了咨询业务。如果有人愿意自己办理移民手续，无需本公司代理，但他又不能判断自己能得多少移民分数，那么我们可以向他提供一份加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材料（我们将宁勤勤每季从加拿大领事馆取来的材料复印很多份）和一份指导申请人如何计算分数的指南。只要寄来四十元支票，我们就把资料寄去。后来我们发现，这种钱实际上赚得更容易也更保险，拿钱寄材料，买卖双方两清，用不着担心拒绝、退款等后遗问题。

后来宁勤勤回了一趟加拿大，顺便和一家猎头公司联系上了，对方同意为我们推荐的人才寻找出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准备移民加拿大的客户的履历表寄给他们，请他们在加拿大代找工作。只要移民的申请者能够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就足以说明他的专业是本国市场所需求的，一般移民官都不会拒绝。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提高本公司客户的移民成功率，而且那个猎头公司的佣金是从用人单位提取的，我们的移民客户也用不着多花钱。

有了第一批客户之后，他们就会带来第二批客户。口碑相传，加拿大移民公司的名声也打响了，生意日益兴旺起来。可是顾客多了麻烦也来了，我后来主持《中国之春》编务和财务之后，被编辑部的事情缠得脱不开身，无暇顾及移民公司的业务，以致很多客户的申请手续被拖延。于是越来越多的客户打电话来抱怨，有的甚至要求退款。我曾经请了一个留学生来管理公司业务，但是效果不佳。

七月，《中国之春》的经济危机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积压了四个月的账单再也无法拖下去了，而且打义工的人终有一天会顶不住的。我和王炳章商量了一下，决定杀鸡取蛋，关闭移民公司。扣除了房租电话及退款之后，移民公司的账上余款两万六千元钱，全部用来发工资和支付账单了。这个加拿大移民公司在最危机的时候，舍命挽救了《中国之春》。

6-3中国之春认股计划

从四月开始，胡平和王炳章就到美国各地去演讲，同时推行《中国之春》基金会认股计划，为杂志社筹款。

四、五、六三个月，《中国之春》杂志的封页上印上了“SOS”（国际通用的呼救符号）的血红大字，以及认股计划的细则。我每天都收到一大堆信件，里面夹着捐款的小额支票。有的十元，有的二十元，其中也有很多是认股的支票。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一看见小额支票就头痛。每张支票我要花十分钟处理，每天几十张支票就够我忙到半夜的了。但是每当我读着那些支票的附言时，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几乎每句话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意思：坚持住，中国之春不能倒。我常常读着那些热情洋溢的来信，眼睛里充满着热泪，这些小额支票虽然帮不上多大的忙，但是却给了我一种近乎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心里明白，它们给予《中国之春》的物质力量，远远比不上精神力量。

经济危机给予我们所有人的考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是精神上的。以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素质，一个月四百元也照样能活。可是如果大家知道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希望的曙光就在前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咬着牙坚持住。可是问题就在于，谁也不知道这种困难的状况将要持续多久，也许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问自己，如果将来没有稳定的财源，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尽管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小额的捐款，但是《中国之春》要是完全靠这种不稳定的小额捐款来维持，就相当于把一个完全没有动力保障的帆船扔进太平洋，赶上风就驶，停了风就漂，其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可以很容易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工作，眼看着暑假又要来临，如果我不能在这段时间筹足下个学期的学费，恐怕我也要步胡平的后尘，沦落为“职业革命家”了。眼看着我的积蓄逐渐接近危险线，我脑子里不时地闪过一个念头：辞职。然而，每当我看到“中国之春不能倒”的附言，我就觉得任何辞职想法都会产生一种罪恶感。直到“罢王风波”之前，我可以说都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民运人士”，而那时候，整个民联也都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在那段民联的上升时期，我的回忆似乎都是美好的。

头一个月，中国之春基金会认股的计划在全盟各支部开始推行，反应热烈。虽然认股的盟员不到五十人，但是有很多人认了不止一股，有人甚至认了十股二十股。成绩最好的是旧金山支部，我记得郭平一个人就认了二十股，也就是说他每个月就要捐出六百元钱。

我曾经算过一笔帐。以中国民联当时拥有八百盟员计，扣除失去联系和完全没有经济能力的人，算六百人，每人每月认一股，三十元，就可以稳固地支撑起《中国之春》杂志社的开支。不过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平均值的算法在中国人中间根本就行不通。在民联成员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还没有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他们中间很多人甚至连《中国之春》杂志都订不起，那里还会有钱捐款？从认股的成分来看，主要的捐款者是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中间很多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现在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了。这批人大约占民联成员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我本来还期望民联里能有几十个企业家认股，后来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天真。一来在民联中企业家简直是凤毛鳞角，数来数去也就是开过几家餐馆的黄奔。二来即使企业家也未必比薪金阶层更愿意捐款，在我管钱的整个时期，我没有收到过黄奔一笔捐款。后来我逐渐悟出了道理，过去王炳章经常提起黄奔，主要是为了用他的名字掩护从台湾来的捐款。可惜的是民联里面企业家太少，所以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黄奔总是挂在嘴上。于是给很多不知情的盟员造成一种假象，以为黄奔对民联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来黄奔在“四大”上能够选上副主席，全靠这种王炳章制造出来的印象。

王炳章每次从外地演讲回来，都能带回一大把捐款支票。而胡平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差远了。在一些小额捐款中，我有时还可以看见上千元的大支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林心声开的九千元支票，一张是徐英朗开的一万三千元支票。这两张支票都在银行账户眼看就要见底的时候奇迹般出现的。在那段时间里，王炳章给我留下的印象甚至比他是民联主席的时候还要强烈。一年前，他的个人能量是和他主席的职务重叠的，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能量部分来自民联主席的名位。可是现在王炳章已经不再是主席了，但他仍然能够让人感觉到他的力量，他仍旧像民联的柱石一样可以依靠。每当我见到银行账户上没有钱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找王炳章而不是胡平。

6-4白手起家，空手套狼

一九八八年，正是中国大陆第二波“全民从商”的高峰，也许不是巧合，此时民联内部也掀起了一个“以商养运”的高潮。钱，就像浮士德的魔鬼，同时引诱着共产党的官员和海外的流亡者。

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我在大陆曾经赶上过第一波“公司热”。那段时间我办了个“开发公司”，也是白手起家，正经八百当过几天万元户。加拿大移民公司在几个月内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也说明白手起家在海外并非不可能。历史的经验和眼前的经验都是令人鼓舞的，面对美国社会，我也和所有刚从大陆出来的人一样充满着自信。

经济危机把所有的人折磨苦了，赚钱的欲望像发孝的面团一样不可遏止。我当时整天都在做着白手起家的梦。我在盟内发了一个通知，希望所有的盟员都能群策群力，向总部提出白手起家的好项目和好建议。

那时候，一些当地的盟员经常在编辑部进进出出，出各种主意的都有。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找到工作，都希望总部能够办起一个企业，他们也有个着落。为了能够利用这些闲散的劳动力，我办了一个搬家公司。刚好我在街上拣了个便宜，花一千四百元买了一个才开了四年的小卡车。于是我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小型搬运，机场接送。电话号码登的是我家里的号码，当时蕾蕾在家里办了个托儿所，她可以顺便接客户的电话。我把经常出入编辑部的一些盟员和留学生的电话号码都记下来，都作为搬家公司的临时工，平时他们用不着上工，也没有工资。但是一接着活，就打电话通知他们，从搬运费中发工资。

广告一登出，生意立即来了，整天电话不断。我本来最担心的环节是客源不足，可是没想到真干起来才发现瓶颈卡在劳动力上，这恰恰是我过去认为最不成问题的环节。那些原来看起来整天在编辑部游游荡荡的闲散人员，到了结骨眼上往往一个也找不到，或者都有事在身。常常是蕾蕾预订了为客户搬家的时间，到时候找不到人去，最后为了公司的信誉我不得不亲自出马。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时间，就只好取消预约。

除了搬家，还有机场接送，大部分出车时间都在很难叫到出租汽车的半夜或清晨。要是找不到人出车，只好我亲自跑一趟。那时候我简直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当时我要负责编辑部的编务和财务，学校每个星期还有三门课要上，还要管加拿大移民公司，另外还准备办一个招待所，由于没有钱，我雇不起工作人员，编辑部的大小琐事和所有企业的经营都落在我身上。幸亏我上个学期受过一人打五份工的训练，否则非转晕了不可。

后来我发现这样下去我简直无法承担。每办一个企业就等于在我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绳索，这个绳索越来越多，终有一天非把我勒死不可。我脑子里有一大堆创业的计划，缺的就是开创这些事业的人，我想起了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承包制”。

我在经常来往的盟员中间物色了一些人，一个一个和他们谈我的计划，然后问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想当老板，还是想当雇员？”

“老板怎么当，雇员怎么当？”他们问。

“我帮你创造条件，把企业办起来。然后你把公司承包了，没有工资，多赚了你多得，《中国之春》也多得，亏了本你自己就没有收入，这是老板的当法。若是当雇员，你就光拿工资，每天四十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宁愿当雇员不当老板。我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宣言》要消灭剥削制度之荒谬，这世界上大多数人放着老板不当宁愿当工人，其中绝非没有道理。人们看到的资本家都是最后在树上接出的果子，他们不知道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资本家在没有见到果实之前就夭折了。那份创业的风险，开拓之艰辛，失败之痛苦，破产之狼狈，绝非当工人所受的那份罪所可以比拟的。

蕾蕾在家里办托儿所的时候，我在家里还办过招待所，招待从大陆来的代表团。这个主意我是听郭城说的。他告诉我旧金山有人在这方面做的很成功，其主要的经验就是开发票时给“回扣”。例如本来你每个人收三十元，但是收据开五十元。这样，国家报销五十元，实际我只收三十元，另外二十元就可以进了代表团成员个人的口袋。

我试了一下，果然灵。从大陆来的代表团成员，大多都是国企做生意的。除了发票上的回扣之外，他们还附带两个条件：一要看“黄色录像”，第二要看“反动刊物”。估计他们出国之前都被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不能接触反动刊物。但是这恰恰钩起了他们的好奇之心，反倒非要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第一个条件当然不难满足，纽约街头到处都是色情录像带租店，花两块钱就可以租一盘。为了让他们多住几天，头一天租X，第二天租XX，第三天租XXX。大家开玩笑说这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腐蚀革命干部。第二个条件就更是求之不得了，《中国之春》大量供应，要多少有多少，甚至还可以带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掉进了贼窝，招待他们的主人就是这反动刊物的发行者。

但是招待所最大的问题是客源不稳定，有了饱吃一顿，没有了就饿着。我一个月要交八百七十多块房租，风险实在很大。有时候，有些民联成员路过纽约，在这里住宿，他们多是盟员或朋友介绍来的，有时不好意收钱，或者要打折扣。有一次有一对儿从肯塔基来的盟员夫妻住在招待所里，每人每天只收十元。晚上他们抽烟没有熄灭，第二天把床垫给点燃了，差点闹出火灾。

蕾蕾是个天性保守的人，从心理上很不适应这种有一顿没一顿的风险经营。每到房间空置的时候，她就慌得不行，整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她坚持要把房子稳定地租给长期居住的房客。后来我实在也照应不过来那么多事情，只好把房间都租出去了。

我的招待所关闭之后，呼延民又打起了这个主意。他过去有一个癖好，总爱到街上去检美国人扔的旧家具。我经常半夜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某个街角，那里有张床垫，叫我开车去帮他拉回家。就这样，他零零碎碎地检了不少东西。后来他也学我，租下了整幢房子，开起了招待所。他招待所里所有的床和家具竟然都是从街上拣来的。毯子床单都是从救世军商店买来的便宜货。呼延民提前一个星期先交了押金，当场拿到了房门的钥匙。他对房东说他要提前来一下，一个星期之后再搬进来，那时候再交房租。可是刚一拿到钥匙，呼延民就碰上了好运气，一下拉来了一个七人代表团，住了一个礼拜，收了一千多块钱，等到该交房租的时候，他的房租已经赚到手了。他这招“空手套狼”干得确实漂亮，把很多人羡慕得直冒口水。

呼延民雇了一个上海小伙子给他上飞机场拉客人。那小伙子大约在上海有点关系，所以有他在还可以有客人来，后来他找了个工作离开了，客源也就断了，呼延民的招待所只好关门大吉。

6-5王炳章的保险业务

六月，王炳章宣布他要卖保险。这是有一次我到他的国际工商公司去的时候他向我透露的计划。当时他正一只脚翘在桌子上，手里捧着一大本关于人寿保险的考试资料。王炳章有静脉炎，走路多了腿上的静脉血管就会肿胀起来，所以他时常要把腿搁在桌子上。知情的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知情的人就会觉得他很傲慢，没有礼貌，这也可能是他得罪那么多人的原因之一。

我对卖保险这一行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王炳章认为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在赚大钱的同时还可以兼顾民运。他告诉我，他可以把卖保险得到的佣金的百分之七十捐给《中国之春》。

“我就不信，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养活不起《中国之春》。”这些日子，每当王炳章谈起这一话题就会激动起来，“国民党有时候真孙子，拿他们的钱滋味不好受。”

我看得出王炳章心里的窝囊，后来我也听胡平背地里对此发过脾气。你很难想象像王炳章这样一个桀傲不逊的人能够吃得了嗟来之食。很多人都以为王炳章亲国民党，但据我的观察，他无时不刻不想摆脱国民党的控制，甚至有的时候给国民党也来点小动作。我看得出来，王炳章甚至有点恨国民党，他常常背地骂国民党小家子气，目光短浅，他千方百计地要将薛伟赶出办公室，其中很难说不带着这种情绪。

在民联的三任主席中，王炳章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口是心非，胡平对国民党的态度是不吭不卑，而真正对国民党百依百顺的是于大海，他甚至公开拥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国民党花了八年时间才把民联给彻底驯服，可是这个被驯服的组织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气了。

王炳章曾经为民联的财政独立而奋斗过，无论别人怎样评论这种奋斗的动机是为了把这个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至少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摆脱对台湾的依赖；胡平的这种愿望虽然还在，但是奋斗的意志已经没有了；而到了于大海，连离开台湾的愿望都变成了一种奢望，到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民联领导人都争相对国民党邀宠，以能拿到台湾的钱为荣。到了民联和民阵合并时，拿台湾的钱已经成为一个无需掩饰的话题了。

一个月之后，王炳章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卖保险的执照，正式成为纽约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我代表民联，与王炳章拟定了一项协议：王炳章到各地推销保险，可以打着为《中国之春》捐款的旗号，可以动用组织网络进行宣传，《中国之春》为王炳章刊登广告，王炳章则把得到的佣金按一定比例以广告费或捐款的形式付给《中国之春》。在确定这一比例的时候，我坚持认为他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捐出来负担太重，他有两个孩子，生活必须首先保障。我提议，设立一个基本的底线，超过这一底线之后，他再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捐钱。我们把这个底线定在年收入三万元。也就是说，如果王炳章的保险业务收入没有超过三万元，就不用捐钱给《中国之春》，如果超过三万，超过的部分双方按七三比例分成。这个协议书后来变成了文字，在全盟公布了。

在美国，保险业的经纪人是一种半自由的职业，他们挂在某一家大的保险公司的名下，而工作时间是自由的，主要的业务是给公司拉客户。在最初雇佣的几个月内有少量基本工资，主要的收入则是靠从客户交的保险费里提取的佣金。少量基本工资是用来帮助新手起步的，就像飞机在腾空之前的跑道，这段时间之后，如果一个新的经纪人可以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客户，那么今后这些客户的佣金就足够养活他了，可是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之内拉不到足够养活他的客户，就意味着要被这个行业淘汰了。在保险经纪人这一行里，淘汰率是相当高的，每一百个新来的人，三个月之后将只剩下不到三十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如果推销什么商品也总是会从自己熟悉的人身上做起，等到窝边草吃光之后，如果没有本事打开新的社交圈子，那就等着被淘汰了。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发你三个月或半年的基本工资并不吃亏，无非就是花钱买到了每个新手身边的窝边草。

尽管保险经纪人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了，可是当时还很少有中国大陆人进入这个领域，王炳章可以说是大陆人中间进入保险业的先驱者之一。五年以后，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挤满了大陆人，华人的保险经纪在纽约地区泛滥成灾。在华人中间已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卖保险的打电话。

不可否认，王炳章为自己设计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向社会宣布：当年弃医从运，今天以商养运。在《中国之春》的广告上，王炳章赫然写道：承办保险储蓄，支援中国之春。推销保险，一要凭社会关系，二要个人信誉。在两点上，王炳章都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从事海外的民主运动这么多年，他到处奔走，在全美各地积累起相当可观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个普通的经纪人最多可以认识几百人的话，那么王炳章的熟人则数以千计。同样，从事民运活动，使王炳章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同时为《中国之春》捐款这面旗帜本身就构成一种信誉，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名人是会顾及自己的声誉的，况且又有如此崇高的目的，所以不大会骗人。即使人们觉得吃了点亏，也权当支援民运了。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民运往往可以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相当高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又会使他们产生过高的自我期许。当他们回到社会中去择业的时候，常常是高不成低不就。职位太低，不符合他们的知名度，也很难使他们心理上的得到平衡，可是职位高了，他们又未必具有真实的能力胜任。能够领导一个政治团体的人，不见得能够经营好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甚至一项专业工作，两者毕竟是两回事。剩下的出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创业，一条是选择自由职业，如当职业作家，学者。第一条路需要足够的资本，而搞民主运动的人如果足够清廉，一定是两袖清风，这条道路简直就是奢望。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第二条道路，但他们同时也就选择了清贫。

有一位朋友曾经问我：“这世界上干什么最有意思？”

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当民运领袖。”

其实我说得是实话。民运领袖整天开会、演讲、示威、宣言，他们的生活丰富多采，起伏迭宕，激动人心，不像大多数行业的工作一样由大量重复枯燥的行为组成。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人，会很难适应那种准时上下班的有规律的生活，也很难适应那种受别人约束的工作。

显然，王炳章给自己的选择的归宿是相当聪明的。推销保险这一行业，可以充分利用他多年民运积累的社会资本，可以不受上下班的时间限制和上级主管的约束，同时将赚钱的事业与民主运动相结合，又满足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我期许。美国各行业中有各种类型的经纪人，有股票经纪、地产经纪、信贷经纪和保险经纪，等等。在经纪人中间，保险经纪人是地位比较低的。但是王炳章很明智地高举着为民运筹款的旗帜，使这个令人生厌的职业本身也为之生辉，变得崇高起来。从表面上看，王炳章从创业、举贤到退位、择业，都干得非常漂亮，可以说为后来的民运领袖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如果不是后来我看到了隐藏“捐款”后面的小动作，我对他的决策还是相当敬佩的。

王炳章一当上保险经纪人，果然声势夺人，身手不凡。他周游美国各地，请当地民联组织的成员为他招集讲座、座谈和演讲会，先讲民运，后卖保险。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抓着一把合同凯旋而归。中国人并没有买人寿保险的习惯，很多人甚至认为保险本身就不吉利。但是还是很多人买了王炳章的保险，显然并不是因为听了王炳章的介绍就改变了对人寿保险的传统看法，而确实是认为这些买保险的钱可以同时用来兼顾民主运动、王炳章本人和自己个人的利益。仅仅三个月，王炳章帐面上就赚了十万美元，据说是破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纪录。到了年底，他的销售纪录赫然列在了大都会保险公司排名榜的第一名，整整比第二名多了一位数。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周围很多人都响应王炳章的号召，买了人寿保险。可是尽管王炳章百般劝说，我还是没有买，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没有多余的钱。每当王炳章抓住我和我谈人寿保险的好处时，我就胡搅蔓缠地和他贫嘴。

“买人寿保险无非是和保险公司打了一个赌。”我嘲弄地说：“这个赌我赢了就输钱，输了就输命，横竖都是输。”

“不能这样认为，”王炳章耐心地解释道：“我们公司的这种人寿保险计划还有储蓄功能，你的钱并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它们只不过是被存在保险公司了。你把钱存在这里可以拿到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实际上你的保险费交了十年就不用再交了，剩下的部分就是你的钱的利息在继续付保险费了。到了六十五岁，你还可以将你的保险取出来，连本带利可以多拿几倍的钱，比存在银行合算得多。”

“可是我要是在六十五岁之前急用钱呢？”我故意给他出难题。

“那你可以通过贷款的办法把钱取出来。”

“这是我的钱，不是吗？”我抗议道。

“当然是你的钱。”

“可是我动用自己的钱还要向保险公司借。这等于保险公司把贴着我的标签的财产放在一个玻璃柜里，我看得见但是摸不着，要拿出来还要找保险公司替我开锁。我干吗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那你总得有点责任心吧。”王炳章有点不耐烦了，“假如以后你有了小孩，你总得存笔钱给他受教育吧？你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万一你有个不测，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听说现在医院里有卖肾的，”我忍着笑，一本正经地说：“我写个遗嘱，一旦死于非命，我的两个肾总可以卖几万块钱吧？肾要是不够，再加上两个眼珠子，或者其他什么杂碎零件，这样儿子的学费不就有了吗？要买保险干什么？”

王炳章哭笑不得，从此放弃说服我买保险。

自从我见到王炳章之日起，他就一直梳着一个中分头，那样子确实有点怪怪的，像大陆电影里的反面角色。难怪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蕾蕾从见到他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不仅蕾蕾，其实很多盟员都对王炳章的打扮有意见，因为他们觉得主席的形象关系到组织的形象，如果王炳章的形象不能给人好感，那么他们也会觉得自己脸上无光。

一九八八年八月“杨巍月”，民联出动了两百多人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王炳章到场时穿着一身中式对襟白稠褂，脚蹬一双白皮鞋，再加上一对金丝边眼镜和中分头，在人群中极为刺眼。尽管我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反对干涉别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我看了王炳章的装束都不由忍俊不止。按照蕾蕾刻薄一点的形容，王炳章当时手里就差一顶礼帽，要不就活灵活现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二鬼子”。

集会之后，在场的民联骨干凑在一起，专门“修理”王炳章，强烈要求他改变装束和发型，当然大家的意见都是善意的，半认真半玩笑。王炳章是个喜欢突出自己个性的人，在这方面相当固执。他嘻笑地狡辩说：“既然能有中山装，为什么不能有炳章头？”王炳章实际上也是在开玩笑，况且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后来这话传出去之后给他造成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认为王炳章自比孙中山，不自量力。

后来是冯胜平一句话把王炳章给说服了。冯胜平对他说：“你不是正在推销保险吗？一个推销员最重要的就是要取得客户的信任，因此给人一个朴实和诚恳的形象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样子奸诈有余，诚恳不足，怎么能够指望取得别人的信任？”

回到纽约后，王炳章就改了发型。当我看到王炳章改了发型的样子，还大为惊讶了一阵。我本人没有参加那次给王炳章“整风”的聚会，当时的情况是后来冯胜平和呼延民告诉我的，我们还为这个故事乐了好久。

其实，王炳章是一个能够很迅速调整自己的人。但是不幸的是社会的舆论和既定的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调整。有的时候，个人在扭转这种既定形象上常常觉得无能为力。王炳章也好，胡平也好，常常为此而苦恼。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所以说，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的观念是得不偿失的。你换一个地方反而可以更快地爬起来，因为你可以摆脱那些舆论赋予你的既定形象，顺利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谢选骏指出：人説“以商养运”，我看這是“官商勾結”的同類項；最後無不變成了“以运养商”。

【第七章：民联复苏】

7-1把鱼扔到水里淹死

胡平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他被中共当局吊销护照的事件。这件事曾经在海外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三月十日，胡平接到一个口信，说纽约总领馆的官员要约他谈谈。消息是于大海转过来的。于大海曾经是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和领事馆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暗地里同情民联。去年夏天，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密西根大学召开，也曾经邀请我参加，并给我安排了一个发言，介绍大陆特区建设的情况。王炳章临走的时候嘱咐我，到了会场上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于大海联系，还托我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给于大海。以致给了我一个印象，还以为于大海是民联成员，后来我见了组织档案之后才知道他当时还不是盟员。有时候，王炳章喜欢搞一点这样的手腕，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民联成员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其实，也许他要转送的那件东西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它的全部意义也许只不过要暗示还没有决心下水的于大海，曾经与他一起参加竞选的北大同学房志远，也是有可能是民联成员。

民联总部收到领事馆约谈的消息之后，似乎所有的人都很兴奋。民联成立多年，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它正面打过交道。作为一个反对派，无论多么弱小，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对手忽视。对于民联来说，共产党是骂也好，抓也好，也总比不理不睬强，因为它毕竟把你当对手看待了。根据王炳章总结的反对派成长“三步曲”，共产党对民联第一个阶段是“不理”，第二个阶段是“封杀”，第三个阶段就是“招安”。他认为，从民联成立直到杨巍被捕之前，中共对民联的策略主要停留在第一阶段；而从杨巍被捕，中共正式宣布民联为“反动组织”，便进入了第二阶段。现在，中共领事馆突然与胡平约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三步曲马上就要进入第三阶段了呢？

胡平马上招集总部人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都在揣摸中共当局的意图。呼延民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共过去和王炳章搞僵了，现在有可能趁着胡平上台，转个弯子，想和民联对话，胡平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王炳章似乎也很兴奋，认为不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中共官方约请民联主席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中共终于承认民联的存在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大家反复讨论了胡平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局面：对话、批判、劝降、绑架……，然后根据不同可能性，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对策。

但是我总觉得胡平的态度有点奇怪，后来我琢磨出他避嫌的心理更甚于对话的意图。从表面上看，中共以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方式约见胡平，很像是要进行秘密对话的姿态。我是学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共的外交史，中共要和敌手对话前均采取这种中间牵线，秘密约谈的形式。如果按照一般做法，胡平应该把这种消息尽量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至少在对话的最初阶段，严守秘密。这样才能使双方都留有回旋余地，否则消息一经传出，双方为了面子上的政治形象就很容易把事情搞僵。我相信如果王炳章还在任，他一定会这样做。可是胡平却开会让大家大张旗鼓地商讨对策，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大愚，就是大智。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平是大智。胡平从他的主席竞选中体会到，盟内对他的温和形象还有很多误解，有人甚至担心胡平会被共产党招安。现在他的个人形象无疑关系到台湾捐款人的态度，关系到民联生死存亡的问题：财源。从胡平本身的政治理念来说，他无疑是主张对话的，可是现在在民联断粮的关头，恰恰不是对话的时机。但是他又不能直接拒绝对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付诸会议讨论，决策公开化就意味着个人政治风险的分散化。到时候，即使中共当局真要与他对话，这也是总部的集体决定，而绝不是他个人的密谋。

大家对胡平的口才还是很放心的。认为不管是对话还是辩论，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相信胡平都能够应付自如。大家最担心的问题还是胡平被绑架，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小，但总得以防万一。所以，会议决定，由我、郭城、薛伟、林樵清陪同胡平前去领事馆，并在出发前通知各报刊的记者。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坐落在纽约市最繁华的四十二街的最西端，是一座二十多层的大楼。领馆的正门向西，正好面对着街道对面的哈德逊河，在一个鲜红的国徵下，是一扇巨大的黑漆铁门，乍一看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们五个人敲开了门，说明了来意。从第二道门里立即出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将胡平拉进门去，快得连给我们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留在传达室门廊的四个人一眨眼，发现主席没有了，慌起来，急忙向守卫人员抗议，要求陪同胡平一起入内。守卫问了我们的姓名和身份，当即把非大陆中国籍的林樵清赶出了大门，留下我、郭城和薛伟。当时会议的决议是至少我一定要争取和胡平一齐进入领馆，如果绑架的话也好有一个旁证。于是我向守卫人员据理力争，声称他们没有理由将自己国家的公民阻挡在领事馆内。薛伟和郭城都已经办了政治避难，我是所有四人中唯一具有合法身份的人。我拿出了有效护照，守卫人员无法拒绝我，只好把我带进去了，但仍把薛伟和郭城两人阻在传达室门廊外。

三个领馆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大厅右手边的小会客室里，我透过玻璃，看见胡平正在另一间屋里指手划脚地和两个工作人员争论着什么。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平嘴上挂着的笑容，似乎谈话气氛还很轻松，就放心了，于是坐在沙发上与陪我的工作人员瞎扯起来。

守着我的共有三个人，有一个年纪大的，约五十多岁，我记得姓马，其余两个都是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和我谈话的主要是老马，他似乎是留学生处的干部。他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课程，家庭生活等，态度很和气，似乎不想把我看作政治对手，而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老马后来话提一转，开始上政治课。他劝我不要再和《中国之春》卷在一起，民联是个很坏的组织，都是叛国投敌的人。他保证，只要我退出民联，回学校好好读书，政府绝对既往不咎。

我半笑着对他说，我在国内本来还不知道有《中国之春》，可是公安局一口咬定我和这个组织有联系，以此来刁难我出境。其实我还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的。到了海外，我想与其不白之冤，不如名副其实，反正公安局已经把我列上了黑名单，干脆就加入算了。最后我笑着说：“你说这是不是官逼民反？别说既往不咎，我还没往共产党就咎了。”

老马听了我的话，自己也乐了。一会儿，他又问：“你熟悉胡平吗？”

“当然。”我回答，“我们是北大校友，八零年一起竞选。”

“那你劝劝胡平，退出民联。他也是个人才，做学问很有前途，别毁了自己。”

“胡平是个有主见的人，谁劝也没有用。早知今日，当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分配工作？把人搞得那么惨，不造反有鬼了。这也叫逼上梁山。”

我和老马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直到胡平被送出来。

胡平一出门，大家就围上去问谈些什么。胡平说是向他宣布最后通牒，如果他不辞去民联主席，他的原单位就宣布取消他留学生资格，并吊销他护照。大家一听，都觉得有点意外和扫兴，原来还以为这次对话会有点政治意义，可没想到竟受如此窝囊气。车在往回开的时候，谁也没有出声，似乎都很同情胡平。可是胡平的情绪和其他人完全相反，他轻松地开了个玩笑，道：“共产党真蠢，他们嫌我这条鱼太调皮，决定把我扔到水里淹死。”

车上所有的人突然会心地大笑起来，都明白胡平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一次共产党真是帮了胡平的大忙。王炳章申请政治避难历时六年，而由于中共的“帮助”，胡平只用了三个月就批准了，在王炳章执政的五年中，他由于身份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被困在美国，无法出国，而半年之后，胡平就可以到欧洲演讲了。本来盟内的一些极端分子和华侨中的右派对胡平的温和色彩还抱有疑虑，可是这个消息一出来，反而促使了他们对胡平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捐款人由此建立了对胡平的信任，开始与胡平直接联系，几个月后，捐款的关系从王炳章手里转到了胡平手中。  

一回到办公室，我立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给很多北大的校友打电话征集签名。信上说，作为北京大学的同学我们了解胡平，我们认同他的理念，支持他所从事的事业。如果当局不能容忍胡平的话，我们也都会放弃自己的护照，接受与胡平同样的惩罚。在那些日子里，《中国之春》编辑部收到很多支持胡平的信件。这个事件发展的最高潮，是陈雷的“退党公开信”。

7-2把“胡老爷”惯坏了

胡平一上台，就遇上经济危机，整天为钱奔波，不胜其烦。有一天临下班，他把我叫住，说他想写一本书，把最近一些想法都写出来。但是他在办公室整天接电话，没法安静地思考。所以他以后就不天天来上班了，总部和编辑部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有事情我自己看着办，他就不具体过问了。他告诉我，钱的问题可能很快就可以解决，到时候可以雇一些人来工作，请几个编辑，这样也可以把我从琐碎的事情上解放出来。

“你要写的书很重要吗？用来指导民运大方向的吧？”我半开玩笑地问。

胡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是关于民运下一步怎样搞法，我有很多很重要的想法，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这本书你需要写多长时间？”

“至少三个月。”

“好。”我爽快地点了点头，道：“那你放心回家当你的马克思去吧。这三个月你不想管就什么也别管了，这里的事都交给我好了。不过你每星期一最好还能来一次，参加例会。另外你要是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好能让我知道你在哪里，或在哪能找到你，有些事情也好向你请示。”

胡平忙不停地点着头，最后感激地对我鞠了一躬：“那就多谢了。”

从此，胡平就再也没有到办公室来坐班。呼延民对胡平不上班的特权颇为不满，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胡老爷”，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叫起来。两年之后，联委会曾经想立一个法让胡平每天到办公室坐班，胡平竟以辞职相威胁。后来联委会只好让步，这些委员们只好把火发到我身上，一致谴责我把“胡老爷”惯坏了。

不过我个人也认为，编辑部的工作性质并不一定要天天来上班。我对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强求他们严格遵守上下班的时间。一般在《中国之春》工作过的人都不太在乎工作时间，每到出刊前的一个星期，他们总是要加班到深夜。所以出完杂志，我就放他们轻松几天，有什么私事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抓紧办一下。

后来我任中国之春主编之后，在办公室里建立了一套电脑系统，每个编辑和打字家里都用网络相连。稿件来了，就用电传传到打字小姐家里，她打完之后用网络送进编辑家的电脑里修改校对，修改校对过的稿件再通过网络传到编辑部的中心电脑，由我最后审定并组织拼版，打印出样板交付印刷。接着，我又把客户发行名单和财务账目也建立了电脑的数据库。中国之春在我手里实现了编排、发行、财务全部电脑化处理。于是，我完全取消了上下班的制度，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家里工作，只是每个星期有两天来办公室碰一下头。

7-3重建中国之春编辑部

一直到夏天之前，编辑部的所有编务和财务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有时候柯力思和呼延民来帮一下忙。刚好有一段时间学校要考试，我还要复习功课，另外再加上一些商业活动，我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段时间，《中国之春》出的质量很差，从编排上就可以看出毛糙，版页贴得歪歪斜斜，很多标题字来不及植，也没有钱植，我干脆就用手写。《中国之春》上满篇都是我的“书法展览”。尽管当时很多人还赞赏我的字写的好，可是在印刷的刊物上夹杂着手写字，看起来有点像民主墙时期非专业的民办刊物，确实令人惭愧。

六月，打字的徐小姐回台湾去了，幸好我提前把蕾蕾训练出来了，她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蕾蕾打字对我就方便多了，我随时可以调得动她，什么地方错了也可以马上改正，这样确实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办杂志，打字员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瓶颈常常发生在这个环节。但是自从蕾蕾担任编辑部打字之后，我就主动多了。蕾蕾是个很粘丈夫的女人，那时候有没有钱发打字费还不能保证，可只要能在我身边工作，她完全不计较工作时间，加班到多晚都毫无怨言。我们俩经常在办公室干到深夜一两点钟，然后拖着疲劳的步子，沿着空无一人的林边大道走回家去。

那时候艾姆赫斯特一带远没有今天这样繁华，也没有今天这样混乱和危险。初夏的夜晚，温磬幽静，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蕾蕾挽着我的手，把脸贴在我的肩膀上，幸福之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是我们生活最清贫，工作学习压力最沉重的时候，但是却是我在海外心情最舒畅的时候。没有组织的内斗，没有家庭纠纷，没有人事的倾轧。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那时候没有人提什么“权力制衡”，也没有人说我“独断专行”，没有人抱怨我“开夫妻店”，我和周围所有的人相处得都很友好。我家里常常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高朋满坐。丁楚这个名字那时给人的印象远不是像后来那样“阴险”“冷酷”，而是“忠厚”“热情”，有口皆碑。郭城当时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想当民联的周恩来。

胡平告诉我马上就会有钱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物色编辑，另外我也想请一个经理，把财务这一摊琐事给担起来，这样我好集中精力办好《中国之春》，把刊物的质量提高一步。我知道《中国之春》就是民联的门面，杂志办好了，民联的形象自然翻身。柯力思要去法国了，总部的事情以后会压在我的身上，这也需要占用不少精力。

七月之后，我请了三个编辑。一个是齐光，当文字编辑；另外两个是唐捷和小草，都是美术编辑兼文字编辑。

齐光是密西根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陆时曾参加过青岛地下民刊《海浪花》的活动。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放暑假了，想到纽约来散散心，问总部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我说这里需要编辑，但是不敢保证有没有工资发。齐光说他不在乎钱，有钱就发，没钱拉倒。于是就开了十六小时的车赶到纽约来了。

唐捷是王炳章推荐的，到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她多大年纪。她来编辑部之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叫“与共和国同年”，所以我估计她也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唐捷电话里声称一心要“参加革命”，工资不计较。我立即就表示欢迎。后来我知道她有一个很有钱的姨妈，给了她好几万块钱，她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被经济危机搞怕了，拿不准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对于那些不计较报酬的工作人员总是抱有好感。

齐光和唐捷简直是一对儿活宝。两个人一见面就像一对儿蟋蟀凑在一起一样，不停地逗嘴，把个在一边打字的蕾蕾笑得有牙无眼。齐光长得奇瘦，自称一副“齐天大圣”的嘴脸，高鼻子，深眼窝，尖下巴，光看他的脸就足够幽默了，再加上他生动的表情，讲起话来挤眉弄眼，你没听声就想乐。唐捷长得刚好和奇光相反，脸庞扁宽，小眼睛眯着，像是永远也睁不开，短鼻子下一张大嘴，笑起来象鸭子呱呱叫。这两张脸凑到一块儿，说相声简直天衣无缝：一个尖瘦，一个扁宽，一个长鼻，一个短鼻，一个深眼窝，一个肿眼泡，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齐光可以讲一口海蜊子味十足的胶东话，唐捷则侉着一口半土不洋的南京腔，两个人的办公桌面对面，唇枪舌剑，专拿对方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哪痛就往哪戳，一句比一句损。有他们两在办公室的那段时间，编辑部充满着欢乐的笑声。

齐光和唐捷来刚来的时候都在我家住过，蕾蕾一见他俩就沾上了，喜欢得不得了，整天听着他们说话，乐得合不上嘴。齐光比我年纪稍大，蕾蕾称他齐大哥。唐捷来了之后就更热呼了，两个女人整天在一起勾肩搭背，嘀嘀咕咕，形影不离。常常是唐捷不知说了谁什么，蕾蕾就突然捧腹大笑，弯着腰，气都喘不过来。有一次，蕾蕾刚做了人工流产，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多月了还总是小腹疼痛，流血不止。有一次听了唐捷说一个笑话，猛然大笑，开怀不能自己，结果下面掉出一团血肉出来，从此肚子就不痛了，血也止了。后来听内行人说，那原来是胎盘没有刮干净，留在子宫内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大笑的振动使它掉出来，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唐捷的风趣，还真救了蕾蕾一命。

齐光睡在我家的客厅里，唐捷晚一点来，就住在我家的门廊里。实际上门廊并不靠大门，也不是走廊，那是一个周围全是玻璃窗的细长外厅，呈半个六角形环绕在我的卧室周围，有一个门与客厅相通。如果在里面摆上一排桌子，有点象意大利式的咖啡廊，坐在里面吃饭可以看见外面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自然，行人也可以看见里面的人。

那个门廊有点漏顶，有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唐捷倒是个性格很豁达的女性，住在四面透明的廊里也不在乎。她在那个门廊里苦熬了几个漏雨的晚上，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联合文学》，竟然还得了个三等奖。唐捷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劲说我家的那个门廊风水好，是个出文豪的地方。

唐捷会烧一手好菜，她来之后我们的伙食大有改善。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不拘小节。没有菜吃了，就出去到对面韩国人的后院菜地去摘。有一次煮面条，水快开了才发现没有青菜。唐捷刚好手不闲，于是唤蕾蕾去韩国人后院偷点菜。蕾蕾没当过知青，没学会偷鸡摸狗的事情，心里紧张得很。出去一会儿，两手空空回来了。唐捷问：“怎么，没有菜了？”

“我不敢去，那窗户亮着灯。”蕾蕾说。

“笨蛋，”唐捷呵斥道：“亮灯才安全，玻璃反光，里面人只看见自己的影子，看不见外面的人。快去，水滚了。”

蕾蕾出去了，一会儿又空着手回来了。唐捷一见急了：“姑奶奶，菜呢？”

蕾蕾哭丧着脸道：“这一回窗里的灯关了。”

“唉。”唐捷长叹一口：“指望你是吃不上菜了。”

说罢扔下案板上的菜刀，一头拱到黑幽幽的菜地里。只见屁股一撅，一会儿手里就拎着一把萝卜秧子笑眯眯地回来了。“黑了灯更安全，说明屋里肯定没人。懂吗？”

蕾蕾不知所措地站在厨房里傻乐，我敢保证她什么也没弄懂。

不久，有一个盟员从西雅图打电话来，说要搬家到纽约来，问《中国之春》是否需要人。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曾用“小草”的笔名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所以管她叫小草好了。她说他的丈夫是学法律的，可以给《中国之春》当编辑。我告诉她编辑已经有了，现在我需要一个经理。她说他丈夫可以当经理。她在电话里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坚持不懈地推销她丈夫。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悦耳，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分有寸，很能打动人，英文讲得也很好。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当我说了第三个“不”字的时候，她还有词，当我说到第十个“不”字的时候她仍旧有词。到最后反倒是我没有词拒绝她了。

我很快就猜出了这两口子在家里的位置，小草一定是家里的主心骨，而她丈夫说不定要靠她养活。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告诉了小草。我说，一个男人如果不会自己推销自己，反而需要靠老婆来推销，那一定没有什么本事。这种人我怎么能够要呢？小草一听我这话就大笑起来。我问她我猜得对不对，她笑而不答。最后我说：“你们到纽约来吧，但是我需要的是你，而不是你丈夫。”

“你要雇我？”小草大为惊讶，她没有想到她推销丈夫的结果是把自己给销出去了。

“是的。”我肯定地说，“让你当编辑还委屈了你的才能。你可以当经理，或者公共关系，为我们酬款。”

小草和他丈夫是开车横穿美国到纽约来的。当小草站到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唐捷和蕾蕾一转身回到屋里，关起门来捧腹大笑。小草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用“身材魁武”来形容她一点也不夸张。她身高近一米七，至少有两个齐光那么宽，浓眉大眼，满面红光。总之，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把她的形象和“小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甚至也很难把她和电话里那样悦耳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不过她的相貌还是很端正的，至少可以看出在发福之前相当漂亮。

小草来之后，除了在编辑部做一些编辑工作之外，我还希望她能够利用流利的英语，找点美国基金会捐款的门路。她到图书馆去找了一大本美国基金会的名录，研究了半天它们的条件，发了一大堆信，后来似乎也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之后，王炳章看中了小草说服人的口才，把她要过去当他推销保险的助理，同时也雇了她的丈夫给他开车。小草终于把她的丈夫推销出去了。

小草来的时候，刚好我的两个房客走了，于是唐捷租了一间房，小草租了一间房，我们三家共用一个厨房。齐光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晚上也经常来混点吃喝。所以整个编辑部工作人员，白天在办公室聚在一起，晚上在我家也能凑齐。大家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商量，如果胡平不来的话，每星期的工作例会，只要把薛伟请来，在我家开都可以了。

小草和唐捷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唐捷身上有着艺术家的潇洒，干活粗心大意，毛手毛脚，但是经常满脑子怪主意，想象力丰富，工作不计较时间，没情绪时闭目养神，情绪来了可以没日没夜加班；小草刚好相反，满脑子透着企业家的精明，工作一丝不苟，处事有条不紊，公私划得经纬分明，准时上班，到点就下班，绝不多做一分钟。唐捷和小草互相看不惯对方，小草认为当画家和当美编完全是两回事，唐捷去当个画家还凑合，但绝对不够资格当杂志美编，这是完全不同的职业。她常常指责唐捷马马虎虎，把个版面弄得污七八糟，不够professional（专业水准），也没有效率，整天加冤枉班。唐捷则声称看不惯小草的斤斤计较，说她总是想尽办法偷懒耍滑，私心太重，缺乏献身精神。

如果说唐捷和齐光只是斗嘴的话，那么唐捷和小草就是斗心了。两个人都通过蕾蕾在中间传话，在我面前告对方的状。蕾蕾是个情绪化很重的人，常常是听了哪边说多了就觉得那边有理，于是就跑到我耳边吹枕边风。那时候蕾蕾和唐捷关系好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偏向唐捷。可是有一次，小草巧妙地抓住了唐捷一句夸大不实之词，又引起蕾蕾对唐捷的义愤，在我面前又把唐捷大骂一顿。过了几天，唐捷不知又和她嘀咕些什么，蕾蕾又倒过去了。

蕾蕾那种“夫人干政”的坏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候就骂她不要在工作人员之间搬弄是非，但是蕾蕾的性格中道德感太强，总是不自觉地要表现出自己的正义感。其实我并没有受蕾蕾的影响，我虽然很赞赏唐捷不计较报筹和工作时间的献身精神，但是从长远来说我更喜欢和小草这样有章法的人合作，小草的处事原则更像美国人。唐捷是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她可以成事，但也足以败事。可是小草是个非常清醒和稳定的人，只要和她之间确定了某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就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小草处理问题有分寸的多，即使她不能帮你成事，至少她不会为你败事。

但是在这几个人中间，我最喜欢的还是齐光。齐光兼有唐捷和小草的优点，像唐捷一样，他不计较工作时间和报酬，有“革命热情”，又和小草一样，工作认真负责，有效率，靠得住，让人放心。作为一个编辑，齐光有很准确的判断力。哪些文章该取舍，哪些段落该删节，他都能够把握得很准确。虽然，后来《中国之春》的几个编辑也都相当不错，如周义澄和陈家英，判断能力和文字能力都属一流。但是他们都缺乏齐光身上的那种主动性和事业心，多少有点雇佣思想，把《中国之春》的编辑工作不是当成一项事业，而是当成一个饭碗。 

和齐光合作是相当愉快的，齐光的聪明简直浸透在他的直觉神经中，你想到的事情他都能够同时想到，你说了前半句，他立即就明白了后半句。同时，他还能常常主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有些事情无需交代他就会主动完成。办公室自从有了齐光之后，我就轻松多了，也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去考虑其他事情了。 

直到后来很久，我都一直在怀念和齐光相处的那段日子。后来我也常常不自觉地用齐光作为尺子去衡量后任的编辑们，甚至连文字能力在齐光之上的陈家英都不能使我满意，于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有一次我差一点解雇他。其实陈家英是极少犯错误的，就是我觉得他象个皮球一样，你不踢他不动。那时候我脑子里总是闪着齐光的模式，要是没有齐光，也许我会宽容很多，也会少得罪不少人。

7-3一个管钱的天才

林心声是九月到《中国之春》来的。他是冯胜平极力举荐给我的。冯胜平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赞扬林心声，他说他在旧金山发现了一个管钱的天才。于是我给林心声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把他说动了，出任《中国之春》杂志社的经理。

林心声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脸孔简直象个姑娘，说起话来缅缅腆腆。他属龙，比我还大两岁，可是外表一点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别人看了都会认为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林心声人品正直、头脑清晰、心细如发、廉洁如水，冯胜平没有说错，请他来掌钱，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

林心声的父亲是个香港很有钱的商人，死后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他在旧金山附近的圣荷塞有一幢带游泳池的房子，太太刚和他离婚，带着四岁的女儿回娘家住去了，整幢房子就剩下他一个人。也许正因为没有家小拖累，所以林心声才有可能孤身一人到《中国之春》。我在电话里说，当经理最好有车，于是他一个人开着自己的车，花了一个礼拜，横穿美国，来到纽约。柯力思走了，总部空出来没有人住，林心声就住进了总部，晚上也好有一个人接电话。

别看林心声长得像个女孩子，可是脾气倔的很，他认准的事情，八头老牛也转不过来。他平时很少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唐捷喜欢和他开玩笑，总抛些浪言撩逗他，常常把林心声搞得脸色通红。但是他要是发起脾气来谁都怕他三分，无论谁他都敢骂。在办公室里，除了我，没有人没挨过他的骂，胡平也不例外，薛伟更是见了他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林心声本人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即使不工作，大概父亲留下的钱也够他花一阵的。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绝不花一分冤枉钱，但是对朋友和组织非常慷慨。无论什么朋友在一起吃饭，只要有林心声在场，他一定抢着出钱，而且绝不让步。有一次冯胜平和我打赌，说如果我能够和林心声出去吃饭，由我付账，他就输给我二十块钱。结果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在这方面的固执可以令你完全放弃和他争夺账单的意志。后来我只好串通林心声，答应如果他能够让我赢的话我分给他十元。林心声非常欣赏这个主意，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最后我们合伙赢了冯胜平的赌。

我动员林心声的时候，民联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所以他是抱着打义工的准备来的。他来的时候，民联已经有钱了。可是林心声第一个月仍旧没有发自己的工资，他还担心捐款不稳定。我和冯胜平都劝他还是领工资，该拿的还是要拿，以后民联没钱了再捐出来就是了。可是直到两个月之后，林心声确实认为捐款已经稳定了之后，才给自己发工资。林心声不缺钱，所以就不贪钱，因此他管钱所有的人都放心，在他当经理的期间，从来没有人对财务问题提出过异议。这也是我觉得他是当经理的合适人选的重要原因。

林心声一来，就把从前所有的财务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我接手财务后担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整理档案，只能是肖规曹随，按照林樵清过去的制度办事。但是我总是觉得林樵清的那一套制度挺别扭，他所有的支出帐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查起来很不方便。而林心声将它改成了按支出项目分类，看起来就方便多了。

林心声用钱以“抠门”著称，不该花的钱他分分计较，卡得很死。当了半年多经理，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管钱是个得罪人的职位，所以本来支票规定是由我和他联署生效，我也乐得全部交给林心声去管。我总是一次签几十张支票，留给林心声去副署。林心声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不怕得罪人，谁要花钱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坟一样心疼，大骂“败家子”。由他把关，乃民联之福。俗语说，创业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推沙，林心声是个能创业守业的人。

果然，自从有了林心声，《中国之春》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渐渐殷实起来，三个月后就有了一个月的余钱，半年之后，我们竟然有了将近八万元存款。这个数字是一直到民联解散都没有达到的高峰。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和林心声制定了一个开源节流的财务计划，准备每个月争取存下一万元，然后凑足十万元的头款，为《中国之春》买下一幢房子，或者一套永久的办公室。另外我们还准备买套电脑植字设备，一方面解决《中国之春》的标题植字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开一个植字公司，搞一些活的收入。

不过，尽管我和冯胜平都很欣赏林心声的“抠门”作风，但是他的抠门却使我们大吃了一次苦头。后来这件事成了我们之间的笑谈，它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林心声的性格。那次是我和冯胜平准备开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会见一个王安基金会的董事，联系筹款的可能性。我掐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我们要在下午四点钟之前赶到的话，我必须在凌晨五点钟出发，六点多钟经过普林斯顿大学，接上冯胜平。我那辆二百五十元买来的“老坦克”不能胜任这样的长途奔袭，我决定开编辑部的小卡车去。但我知道那辆小卡车已经很久没有保修了，机油都黑了，跑长途之前一定要换一次油。当时我腾不出手，就把换油的事交代给林心声去办，告诉他在皇后大道上有个十分钟换油站，价格很便宜，换一次油只要十八元。

下午四点多钟，林心声开着车出去了，到了那个换油站，发现它已经倒闭了，于是他就沿着皇后大道一路找过去。找到第二家是二十元，他嫌贵，继续开。到了第三家，又多了一元，二十一元，他拐个弯找到第四家，发现更贵了，二十二元了。于是他又回过头找第二家，赶到那里人家刚关门，他又到第三家，人家也关门了，他不得已只好回到第四家，谁知都关门了。为了省两块钱，他将近八点才回办公室，那辆小卡车还是没有换成油。

第二天凌晨，我只好开着没换过油的车子上路了。由于太早，修车站都没有开门。一直开到华盛顿，都没有换成油，又继续开向宾州。宾州的山多，一进了山就更难找地方换油了，只好勉强开。进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机器的声音不太对头了，但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硬着头皮继续开下去别无选择。后来车子经过一阵强烈地颤抖，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发动机的四个气缸烧了两个，完全失去了爬坡的劲。幸好我们已经到了最高点，推了一会儿就是一路下坡了。我们利用惯性一直滑进山下一个小镇。小镇里唯一的修车铺狠狠的敲了我们一笔，要了七百多元修理费，一般旅客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能乖乖交钱。为了准时赴约，我们扔下车，又租了辆车，继续前进。租车费花了我们三百多元。林心声为了节省那两块钱的换油费，结果多花了一千多块钱。

十一月，原来办公室的房东把房租大大提高了，于是《中国之春》搬了一次家。新的办公室仍旧在林边大街上，但是向我家又移近了七条街口。房子是我找的，总的来说我非常满意，我和房东签了三年的合同。新办公室比老办公室要漂亮多了，是一个黄绿色相间的两层小楼，外面绿树成阴，里面完全是家庭居住的格局。一进大门是一个正方的厅，可供三十多人开会。薛伟的办公桌就在厅的角落里，主要是方便他包装杂志，可以利用厅里的空间。三间起居室，最大的一间作为编辑室，放了三张办公桌。另外两间一个是经理室，我和林心声在里面办公，一个是打字室，摆了两台打字机，是蕾蕾的工作室。厨房外面还有一个餐厅，摆了两张办公桌，是秘书接电话用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汽车库作为装旧杂志的仓库，车库前面还有一个小停车场，能停四辆车。从大街正面看，《中国之春》办公室是二楼，楼下是个韩国牙医所，主人就是我们的房东。但是办公室的正门在侧面，从汽车道斜上去，我们的办公室就是一楼。大门前有一个凉棚，可以堆放新到的杂志。

《中国之春》搬家总共动员了四十多个盟员，分成三批，总共干了三天，光扔掉的旧杂志就足足装满了一个三米乘十米，一米半高的垃圾拖车，我买了一套组合的铁架子，围着新办公室的车库做了一圈四层书架，结果搬走的杂志还是装满了半个车房。那时候，盟员似乎都很热心，主动跑来帮忙，我们发钱都不要。可是到了“五大”之后，《中国之春》就再也聚不起那么多人了，不要说干活，就是开会也来不了多少人。

7-4工作班子“铁三角” 

林心声到《中国之春》之后，我希望他、冯胜平和我一起能够形成一个配合默契的“铁三角”，作为民联工作班子的行政核心。以此为基础，团结一些做事踏实，有活动能量的人，建立民联第三届总部的骨干队伍。

自从上任以来，民联总处于经济不稳定状态，我独撑总部和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实在是疲劳不堪，一直想建立一个稳定的行政班子，物色一些容易合作，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共同工作。我曾经考虑过很多人，呼延民有组织能力，有理论水平，但是行为反复无常，不易合作；杨漫克善解人意，聪明多谋，但是办事不认真，吊儿郎当；郭城敢想敢为，有活动能量，但是虎头蛇尾，没有常性，办事靠不住；薛伟易于合作，办事踏实，但是台湾背景太深，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还有一些经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进进出出的盟员，但是不是能力不够，就是热情不足，再不就是被生活所困，没有多余的精力过问民联的事情。我从心里喜欢像柯力思，李国愚，齐光，程铁军这样具有建设性的人，善于合作，办事踏实，不惹事生非，但是可惜他们都不能在纽约久留，长期共事。民联在外地还有很多这样素质的人，像华盛顿的宗继祥、包建中，旧金山的钱达、郭平，休斯顿的高优鄂、吕凡、新泽西的郑文杰、虞孝成等人，但是他们都鞭长莫及，不可能常到总部来。我当时物色人真是有点“求贤若渴”，甚至饥不择食了。后来我急于请倪育贤和郑为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情绪。

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我深深理解了王炳章当时不择手段拉人入伙的做法和心态。很多他拉进来的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敌人。尽管如此，他仍然像狗熊掰棒子似的热情不减，哪怕是掰一堆扔一半，还是四处网罗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谁都可以说海外人才密集，遍地精英，但是实际上你要选中几个真正有质量、有能量，同时配合默契，相互理解的合作伙伴确实不易。有人有质量，有热情，但没机遇，抽不出身，无缘共事；有人有机遇，有质量，但是没有意愿，不屑落草为寇；有人有热情，也有机遇，但是没有质量，难以独当一面。一个组织也好，企业也好，能够形成一个建设性的工作班子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相当幸运的。

在总部周围的众多人中，林心声和冯胜平是我最满意的两个人。首先这两人的能力互补，而且他们的长处在民联都是出类拔萃的。林心声长于内政管理，办事井井有条，细心周密，铁面无私，同时对美国的法律、税务制度相当熟悉，《中国之春》就是在他任经理期间逐渐走向正轨，在大陆人中，很少有人具备林心声这样的经验和能力；冯胜平善于外交联络，揣苏秦之胆，含张仪之舌，他说服人的能力和活动能量都是第一流的，过去王炳章与美国政府及中国大陆改革派的联络，都是通过冯胜平穿针引线。其次这两个人当时和我的个人关系都不错，我们有可能建立相互信任，配合默契的分工合作关系。我的想法是，让林心声主内，冯胜平主外，我集中精力抓住《中国之春》和宣传，就可以形成一个精干而有效率的工作班子。再加上胡平的理论旗帜和王炳章的运作经验，我相信民联第三届总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打开局面。我把我的想法和冯胜平及林心声交换了意见。他们都极愿意配合。而且在那段时期，我们确实合作得相当好，也相当愉快。

我和林心声的合作，在最短的期限内扭转了《中国之春》的财政困境，并改变了《中国之春》历来使用黑人黑钱的做法，开始依法向美国政府报税，使公司管理走向正轨。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罢王风波，我相信《中国之春》还将会很快建立自己的企业，并且拥有自己的房产和办公室。

我和冯胜平配合默契，初战告捷，在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成功打了一场翻身仗，为民联雪了前耻。

7-5政治学会一雪耻辱

政治学会两年的历史充满着民联的屈辱。《中国之春》记者杨漫克曾被驱出会场，民联主席王炳章曾躲在场外不敢入内，最令人屈辱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届政治学会会长胡平身上。胡平在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的时候还没有加入民联，后来当他成为民联主席之后，政治学会的理事会竟然通过一个决议逼胡平辞职。第三届年会本来应该由会长胡平主持开幕式并作理事会报告，可是理事会竟以避嫌为理由剥夺了胡平上主席台的权利，改由其他理事主持会议和向会员作年度报告。

更令人愤怒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些比较“左倾”的会员觉得休了胡平还不够“安全”，为了一劳永逸地免除“后顾之忧”，他们还酝酿在修改章程的时候提出一个议案：禁止政治组织的成员渗入学术组织，将民联成员驱逐出学会。冯胜平知道了对方这个计划之后，立即通告了我。于是我们分别和政治学会中八名民联成员碰了头，商量了对策，大家决定全力反击。我和冯胜平商定，如果有人提出类似议案，我们就站出来当场宣布：“我们就是民联成员，如果学会多数人认为民联成员应该退出会场的，那么我们坚持和共产党员一齐退场。如果要求民联成员退场的理由是防止政治组织渗入学术团体的话，共产党也是政治组织，只驱逐民联盟员不驱逐共产党员，就是政治歧视。在美国，政治歧视是违法的。”

我相信，过去民联成员的屈辱都是因为忍让躲闪，只要我们敢于正面抗击，一定会镇住对方，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因为道理毕竟是在我们一边。况且在美国，共产党员是“地下”的，他们比我们还怕暴露身份。

我和冯胜平开始分别放风，警告那些与民联作对的人，把我们反击的决心透露给他们。冯胜平还扬言要对政治歧视（Political discrimination）提出诉讼，以此威胁对方不要挑起正面冲突。那些人大多都是共产党员，心比我们还虚，后来果然没有敢提出这个提议，不了了之了。两军相遇，勇者胜。

既然决心打一仗，干脆就来个彻底翻身。我们决定，本届政治学会会长一职，民联志在必得，推出徐邦泰竞选，动员组织力量为他助选。我们当时分析了一下形势，估计徐邦泰很难拿到理事会成员中的最高票。根据政治学会的章程，理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理事中得票最高者当选会长。因此，为了保证徐邦泰当选，必须在章程修改上先做手脚。我设计了一个间接选举的议案，取消最高票当选会长的条款，大会只选理事会，会长不由大会直选，而由理事会成员自己选举产生。一旦章程修改成功，下一步就是要力争在理事会五名成员拿到三个席位，于是我们又动员了三名民联成员参选理事。

我和冯胜平分了工，我是北大出身，负责动员北大同学的选票，他是复旦出身，负责动员复旦同学的选票。这两个学校的同学差不多占整个学会的一半，只要这两大集团占住了，就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事实证明，组织的力量只要运用起来，就能够发挥作用。民联的八名成员立志雪耻，分工配合默契，翻身仗打得非常漂亮。

间接选举的议案引起了辩论。我在辩论发言中力陈间接选举的好处和直接选举的弊端。我极力证明，最高票当选者往往未必是有威望和有能力者，而常常是人缘关系最好者。决定胜负的不是取决于谁的支持者多，而是取决谁的反对者少。没有人反对的人也许具有代表性当理事，但未必是最适合当会长的人。我的提议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有人举上届理事会选举为例，当选会长的胡平也不是最高票得主，最高票的得主是理事会唯一的女性盖哲娅。原因当然与她的性别很有关系，没有人对唯一的女性候选人表示异议，所以她得了全票。后来是盖哲娅自认为不适合当会长，宁愿把会长让给胡平，自己承担财务管理工作。

事实上，我阐述的这些道理并不完全是为了因人易法，而是确实相信间接选举的普遍优越性。我在此前和此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我一年前作出的“立宪”的努力，都曾多次论证过类似观点。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间接选举的议案顺利通过了。接着，民联成员成功地拿下了理事会的三票。徐邦泰因为政治色彩太重，在五名理事中得票最少，而得票最多者是本届年会的主要筹备者，对民联很不友好。他的最高票当选在我预料之中，我提出的修改选举程序的议案主要是为了对他设防。果然，在理事会的间接选举中，民联成员的多数发挥了作用，徐邦泰以最少票的理事得以当选会长。这是实在是一个巧取的胜利，当然都是事先策划好的。

这次政治学年会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正当我们在会场内紧张地谋划运作时，王炳章、齐光等人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消息。消息传出之后，皆大欢喜，大家跑到对面餐厅庆贺一番。

其实我们的这次反击完全是被逼出来的。那些对民联报有成见、戒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和我们的个人关系并不坏，对我们个人也没有什么成见。我不敢肯定排挤民联成员的行为是否有中共在背后指使。如果不是某些人做得太过分，我们也不愿意在这个学术组织里挑起正面冲突。反抗都是被压出来的。

至少在本次政治学年会之前，我和冯胜平的民联成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当时政治学会没有几个人知道房志远和冯胜平就是民联“匪首”丁楚和余丛。胡平的太太李婉带着孩子在大楼里到处找胡平，找不到胡平就找四处打听我和冯胜平，结果问人的时候说露了嘴，叫出了我和冯胜平在民联内部用的假名丁楚和余丛。后来不知是胡平责备她还是她意识到漏了嘴，一个劲向我们道歉。不过我并没有在意，我相信此役之后，民联成员将可以光明磊落地出入政治学会会场，再也用不着藏头遮尾、隐姓易名了。

果然，下一届政治学会在旧金山召开，由徐邦泰做东，民联成员已经可以如履平地了。我拎着一摞《中国之春》坦然走进会议走廊报到，负责报到登记的正是那位上一届得了最高票而没有当上会长的理事，我有点恶作剧似地把《中国之春》放在他面前，然后给他照了一张像，他无可奈何地对我笑笑。在那张相片里，他好像在卖《中国之春》一样。

在会议发言时，我故意公开宣布自己是《中国之春》主编，然后作了一个题为“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首先赞扬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它艰苦卓绝的奋斗史，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由五十多人而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最终会走向衰落？我极力证明，共产党的错误不在于它的目标，而在于它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在它“干什么”，而在于它“怎样干”。哪怕共产主义是天堂，也不能用警棍把人们押进天堂。而中国人重内容不重形式，为了正义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心理传统，是造成两千年专制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天共产党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个演讲稿曾经以“哭党”为标题发表在《中国之春》上，至今我还认为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得很有感情色彩，我在那次发言中也朗诵得声情并茂。我看见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学眼里含着眼泪听着，会场出奇地静，中国人开会很少会有这样肃穆气氛，我相信我抓住了听众。

本来我的发言时间只有二十分钟，结果我讲了四十分钟。主持会议的刚好又是那位上届没有当上会长的理事。他似乎是故意多次打断我，但都被听众的嘘声制止了。后来他声称时间到了，强行宣布散会。下面的听众正听在兴头上，大声起哄：你要散会你自己走好了，让房志远讲下去。结果他只好一个人走了，会场没有人动，我又继续讲下去了。我讲完之后，会场响起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波士顿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学会，想起了我发誓要让民联在此翻身的愿望，感慨万分。

平心而论，我并没有想渗透和操纵政治学会的念头，我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学术气氛由衷地向往。我赞成学术团体应该保持中性色彩，理性的色彩，而不要带上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可是我的理解的“中性”不是“回避政治势力”，而是可以与任何政治势力等距离打交道；不是不准发表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的言论，而是为带有任何倾向的言论提供公平讨论的机会和场地。我承认，也许我们在政治学会中的反应过于强烈了一些，可是这是政治歧视带来的反弹。如果没有来自左面的压力，也许我们会懒得去争这类学会的领导权。在后来的历史学会年会上，我们就完全没有做任何政治动作。

历史学会的第一届年会是在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两个月后召开的。我和冯胜平都参加了。会场设在一个很美丽的湖边渡假村，大家谈得自由，玩得高兴，完全没有政治学会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我和冯胜平都发了言。我的演讲题目是“谁来背历史的黑锅”。这个演讲稿后来进行了增补，以“宁要两个魔鬼，不要一个天使”的标题发表在《中国之春》上，也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个演讲中，我着重阐述了两党制的功能在于为社会运动的张驰提供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一个党执政的最大弊端是为了面子而不肯承认错误，即使知道错了自己也难于转弯，结果常常使错误政策不碰南墙不回头。而两党制中，党的纲领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轮流执政对社会的调节功能。一个党把事情搞糟了，只要换一个党执政，社会就可以顺利地大幅度转弯。社会在转弯中总是要有人为从前的烂账承担责任，人们才能“向前看”，共产党在大转弯时的办法是抛“替罪羊”，这种办法可以暂时有效但是无法制度化。而两党制就是把这种调节制度化了，两党不但轮流执政，同时也轮流背历史的黑锅。

冯胜平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十年改革的历史。冯胜平演讲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语调平稳而流畅，常常以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和闪着智慧的格言来吸引听众。他的语言很少有习惯性的口语和赘句，基本上都是书面语言。我相信整理冯胜平的讲话录音是非常容易的，他几乎可以出口成章，那些充满逻辑性的句子从他的嘴里流出来显得非常自然。但是冯胜平在讲话的时候表情是基本不变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一个固定的地方，使人感觉他似乎是一个演说机器。

冯胜平阐述了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一步一步的分析了改革者的思路，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失败。一九八八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势头又有很大的回升，但是海外的人们仍旧笼罩在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的阴影中，认为共产党的改革必败无疑。冯胜平不像大多数海外民运人士，总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批评共产党，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的立场上来叙述事实。能够从这种角度看问题的人，在民联内部还是很少的。我很欣赏冯胜平的这种论证方法，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共产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常常令人不容置否。 

我和冯胜平的演讲都很引人注目，以致在学会选理事的时候很多人当场推举我俩当理事，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只要我们愿意出来，当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在历史学会那种轻松的气氛中完全没有在政治学会上那种咄咄逼人的“斗志”，我们都婉言推辞了别人的推举，也完全没有打算渗透历史学会理事会的企图。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这么自己在历史学会上和在政治学会上判若两人，甚至连更富于进攻性的冯胜平也似乎温和得多。这更加证明了反抗都是被逼出来的。我相信人的天性都是向往和平的。我想如果不是共产党逼人太甚，对民联百般围剿，也许民联成员中的很多激进的分子也都会温和的多。

7-6左右开弓，四面出击

有一件事情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竟然会有人怀疑王炳章是中共的统战特务。这使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是多么困难。

纽约大约有五十万华人，这里绝对是右派的天下。每年国民党的“双十”节，纽约中国城都有盛大的游行，可是共产党的“十一”国庆却从来也组织不起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国民党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华侨团体，叫“中华公所”，它每年都要进行选举，当选的“中华公所”主席被公认为当地的首要侨领。

一九八八年当选的中华公所主席陈炳基是个顽固的极右派。在纽约，有很大一批像陈炳基这样的老华侨，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到了李登辉年代，他们还抱着蒋介石时期的反共大陆的信念，坚守蒋经国时期的“三不”政策。在他们眼里，几乎把所有大陆人都看成是亲共分子。

陈炳基在侨社的右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他对民联似乎有很深的成见，认为王炳章是共产党派到海外进行统战的特务。当我听到这个说法时候不仅哑然失笑，我简直难以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怎么可能到达这种愚昧的地步。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共产党憎恨王炳章要远远甚于陈炳基。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像这样比窗户纸还薄的误解，王炳章竟然这么多年都没有捅破？

后来有一次，王炳章非要拉着我去见陈炳基，我这才了解其中的原因：王炳章不会讲广东话，而陈炳基听不懂国语。王炳章需要我和陈炳基沟通，因为我会讲广东话。

趁着陈炳基当选，我们前去庆贺。我和陈炳基谈了二十分钟就把所有的误解给消除了。陈炳基还当场签了一张支票，捐给《中国之春》。我这才发现，民联在侨社实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我本来以为侨界中右派会天然地把民联当作盟友，没想到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一个一个地沟通。

侨团中也有一些亲共的左派团体，如果说右派团体以老华侨为主，那么左派团体大多是中年的商人和知识界人士。每到大陆的“十一”国庆节，中共驻纽约领事馆都要举行餐会，邀请左派的侨团代表参加。每到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都尽量去，也鼓励民联盟员去。

过去民联成员每到这种场面都故意给中共官员出难题，给他们一些难堪。这是王炳章时期民联传统的做法，其效果无非是在右派的报纸上造了点新闻，但是却搞得中共官员每碰到民联成员都如临大敌，把我们当作盗贼一样防范。我心里不太赞成这种传统的做法，我不希望民联成员在这种场合总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我希望我们能够和中共官员或者左派的人士平和地聊天，平等地交往，轻松地照相，总之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尽管当时他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我相信当哪一天他们知道了我们是谁，当初的好印象也很难抹去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待共产党的基本战略是对话而不是对抗的话，那么“捣乱”就没有多大意义。对话的前提是要让对方放弃对你的恶感，建立基本的信任，让他们了解，民联的成员都是讲道理的善人，不是专门捣乱的恶人。胡平曾经说过：人群中无所谓“左派”还是“右派”，只有“讲理派”和“不讲理派”。我觉得这种分法非常精辟，既然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那么是左派还是右派只不过是信仰问题，只要大家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完全可以和平相处。这个世界上你信什么都无所谓，最怕你不讲道理，粗暴压制不同意见。这最终归结到我们提出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在公开场合下与中共官员善意对话的机会，创造一个先例，消除中共官员与民运团体对话的恐惧感。后来在中共侨委主任廖辉访问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

廖辉的记者招待会在中共驻纽约领馆召开。我带着郑为民和林心声进了会场。根据记者招待会的规则，所有记者在提问前首先要自报家门。席间我站起来提问，当我自报是《中国之春》记者丁楚的时候，全场哗然。主持会议的汤领事脸都变了，立即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想赶我走。可是廖辉表现得非常从容，他用手示意，制止了汤领事，让我继续提问。

我提的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中国大陆的公民在美国申请了政治避难，希望廖辉主任说明一下当局对这些人的态度。廖辉的回答是非常得体的：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异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相信他们心里还是爱国的，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国看看，政府表示欢迎，绝不歧视。

廖辉说罢，全场响起掌声，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当即松弛下来。接着，郑为民从我身后站起来，对廖辉说：“我们中国民联成员对廖辉主任今天表现的开明和大度表示赞赏。这里有一封民联总部给李鹏总理的信，是关于对留学生政策的意见的，请廖主任转达。”汤领事又一次站起来想干涉，但是廖辉再一次示意，请他把信收下，表示同意转达。

无论这个场面多么短暂，我相信它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是中共高级官员第一次没有歧视《中国之春》的记者，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报刊记者对待。双方表现得都很好，都得了分。廖辉表现得相当开明和理智，中共得分，而民联成员也表现出理智和善意，同样得分。郑为民及时地对廖辉的善意投桃报李，显示了中国民联成员也是“讲道理派”，并非专门捣乱的人。汤领事等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下一次不必表现得如此紧张了。我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对手失分自己才能得分，有时候要想自己得分，不妨让对手也得点分。 

一九八八年是个充满机会的年代，不但是大陆政治最宽松的时候，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转折期。受这两大本土政治的影响，海外的政治气氛也显得异常活跃。

胡平和朱高政的政见辩论会，是纽约知识界一个颇为轰动的话题。朱高政是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当时是台湾民进党的政治明星。他在台湾首开在国会武斗的先例，被称为反对派的超级战舰。

辩论会被安排在纽约台湾会馆。那是个台独色彩很强的台湾人活动中心。当天来的人多数都是台湾人，形势对胡平颇为不利。辩论的主题涵盖面很宽，包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关于反对派的战略原则，两岸关系等等。从现场效果来看，胡平似乎显得很被动，一副书生论政的形象；而朱高政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明星的表演才能，在讲台上嘻笑怒骂，气势逼人。台下的观众多是朱高政的支持者和崇拜者，轮番对胡平起哄，为朱高正鼓掌。

胡平的论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搞政治不但需要讲策略，而且也需要讲规则；而朱高正的论点刚好相反，认为反对派为了战胜强大的专制对手，可以不择手段。民进党的历史和朱高政在政坛上的政绩为他的论点作了充分的注脚。当时民进党风头正旺，夹此之威，朱高正以反对党的长兄自居，总是不自觉地以教训人的口吻对胡平说话，在他眼里民联还嫩得很，只有走民进党的路才能出头。

《世界日报》和《中国之春》都全文刊登了胡高二人辩论的记录。当时普遍的舆论认为，胡平在辩论中略占下风。但是仔细读一下辩论的记录，不难发现，胡平的论点耐人寻味，而朱高政的言论只能引起一时之快，未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来，朱高正本人在碰壁之后果然也作了忏悔。凡大陆人读了两者辩论记录之后，都一致公认朱高正的思想要肤浅得多，应该把他送到大陆去，让共产党去修理一下他。按照他那一套战术，十个脑袋也不够用，共产党能把他碾成肉饼。

依我看，胡高两人是完全是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对话，双方各有自己的假想敌。胡平的假想敌是共产党，朱高正的假想敌是国民党，而这两个党的统治手段有很大的差别。国民党的理论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等于说在训政期间暂时代管权力，到了宪政阶段就会还政于民。有了这个理论上的许诺，反对党就有了进攻的支点，你借了东西总要还的，不能无限保管下去，所以民进党可以代表民意催促国民党还政。可是共产党的理论根本不给你讨债的机会，它宣布只给人民民主，不给敌人民主，只给好人民主，不给坏人民主，如果你要求民主权利，它只要宣布你是坏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镇压你。因此，共产党是比国民党利害得多的执政党，朱高正的那套东西，对付共产党差得远。但是不论怎样说，胡平和民联都在这场辩论中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从一九八七年我在总部隐居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王炳章一直在考虑打台湾牌了，我记得这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当时总的想法是，促成国共两党和谈，借国民党的力将大陆的门挤开，民联可以借机从门缝进入大陆，进入以国共两党为主的多元化政治。问题是具体的步骤怎样走，首先从何处落脚。我当时还不很确切地知道民联对国民党的依赖关系，所以我总是想着民联的组织和《中国之春》杂志如何挤进台湾。实际上，一直到八九年，民联组织和《中国之春》杂志都不准进入台湾，无论是蒋经国还是李登辉，显然不会把台湾两千多万人的利益押上赌台。当时王炳章对这一点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最后，王炳章提出了一个当时比较切实可行方案，就是策划大陆留学生访台，具体的计划是我执笔写的。后来由于蒋经国逝世前后，台湾政局动荡，此事提不上议事日程，暂时搁置起来。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台湾的局势稍微稳定后，这个计划又被拿出来了。

大约是六月的一天，王炳章在他家里开了一个策划大陆留学生访台的会，参加者有胡平、我、程铁军、吴牟人。大陆留学生访台，在当时的台湾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肯定需要最高决策层拍板。过去我们的设想都是通过民间渠道把消息递上去，可是那一天我猛然突发其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为什么不直接给李登辉写信，直接将他一军。由民间传递的信息未必能到达高层，而就算到达高层也未必会有答复，但是给总统的信李登辉无论“是”还是“否”都必须给个答复。在场的人一听都一致赞成，而且提出此信还要写成公开信，李登辉不答还不行，总得向舆论有个交代。程铁军当即执笔，拟就了公开信的草稿，胡平和我进行了文字上的修饰。我记得当时还碰到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如何称呼李登辉。

如果称李登辉为中华民国总统，大陆留学生未必会接受。如果直呼李登辉先生，似乎又缺乏起码的尊重。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称呼李登辉总统，让那些有意见的大陆留学生抱怨去吧，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人家李登辉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总统。之后，我们又讨论了民联准备推荐的访台的候选人，初步决定有程铁军、吴牟人、徐邦泰、李少民、于大海等。

此信发出之后，留学生访台的事几经波折。台湾刚刚开放与大陆的交往，当局心里还十分紧张，把申请者祖宗三代都查了个遍。据说一些留学生为了争取访台的机会，还打小报告相互告发对方是共产党员，中共特务，或者亲共左派，程铁军和李少民据说就是因为这种告发被刷下去了。听了这种传闻，我一方面为大陆人这种劣习感到羞耻，另一方面也为台湾当局这种小家子气度感到悲哀。在这方面，共产党作得比国民党有气度得多，至少中共并不在乎来访者是否国民党员，也不要求他们退党，而这些竟然是进入台湾的首要条件，令人觉得十分滑稽。

到了一九八八年年尾，大陆留学生访台代表团才成行。成员最终定为五人：徐邦泰、吴牟人、许成钢、钱颖一、裴敏新，其中徐吴二人为民联成员。徐邦泰等五人在台湾受到隆重欢迎，几乎轰动了全岛所有新闻。这是四十年来大陆人对台湾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接待他们的级别之高，几乎不亚于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大出了一番风头。

大陆留学生的访台至少在海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海外的大陆留学生一直视台湾人为异己，相信台湾人亦是如此。很多留学生不但不敢和台湾官方打交道，就是和《世界日报》之类具有台湾背景的民间机构打交道都胆战心惊。自从徐邦泰等人访台造成新闻轰动之后，海外的两岸公民之间的距离似乎忽然拉近了，此后，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通婚、合营、共聚一堂讨论国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后来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这一次共产党真是帮了胡平的大忙。王炳章申请政治避难历时六年，而由于中共的“帮助”，胡平只用了三个月就批准了，在王炳章执政的五年中，他由于身份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被困在美国，无法出国，而半年之后，胡平就可以到欧洲演讲了。我看——這就叫做“組織運作”、“統籌安排”、“共產黨培養民運領袖”了。

【第八章：无事生非】

8-1柯力思特务案件

林樵清是七月从台湾回来的。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财政支持的关系接上了，国民党方面终于承认了胡平，答应继续给钱。以后的捐款按照胡平提出的方式，直接电汇进《中国之春》的银行账户。

过去国民党给钱都是通过王炳章个人，这种给钱方式给这个组织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也给王炳章的个人形象造成了巨大的阴影。这种秘密的方式引起了社会上的种种猜疑，很多人怀疑王炳章贪污了大量捐款。这种谣传当然是拿不出什么证据的，但是王炳章也拿不出什么事实来洗清自己，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钱的来源严密地封锁，任凭传言漫天散播，也绝不还嘴。

胡平对在接受捐款方式上的改革对民联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使今后每一届的主席交接避免了很多麻烦。否则，今后民联将每换一次主席，都会产生政治上的动荡。尤其当新任主席和原任主席是竞选中的政敌的时候，这种财源的争夺足以使这个组织面临无数次分裂和瘫痪。好在民联到后来是三届主席而终了，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新老主席竞争的局面。唯一的一次风险出现在“四大”，但是那次幸好是原主席胡平得以继任，没有出现老主席向自己的竞争对手移交权力的场面。所以胡平的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一直没有机会体现。

钱是有了，但是并非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是有中共特嫌的柯力思和杨漫克必须离开民联的核心。我记得林樵清回来的那些天胡平曾坐立不安，我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烈斗争。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者，接受这样的条件无疑是一种屈辱。但是现在胡平不是单身一人，他身负着这样一个组织，如果这个组织垮在他的手里，他将要成为民联的罪人。也就是说，他现在不能仅仅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组织负责。当时形势很明显，如果不想让民联垮掉的话，胡平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

杨漫克还好办，作为一个编辑部雇员，他已经被解雇了，下次招聘人员的时候不再招收他就是了。这事由我来办就可以了，胡平甚至不必亲自出面。不久前杨漫克在《时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披露了一些民联财政危机的内幕，其中提到钱的来源和王炳章与胡平之间的矛盾。文章中当然有真实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想当然的推测。这篇文章使胡平大为恼火，同时也引起了盟内一些盟员的愤怒，认为杨漫克不应该把盟内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披露到社会上去。杨漫克的这篇文章更加重了他特嫌的色彩，王炳章、林樵清、薛伟等都主张开除杨漫克的盟籍。这篇文章恰好给了胡平一个很好的理由摆脱杨漫克。后来我就是以此为理由向杨漫克解释《中国之春》为什么不再雇佣他的。

胡平绕不开的是柯力思。柯力思是胡平亲自挑选的副手，又是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的副主席。无论是开除、罢免、驱逐，总得需要一个理由向全盟交代。一个堂堂的副主席不能莫名其妙地就在盟内悄悄消失了。况且胡平本人也未必相信柯力思是特务，无论怎样处理在良心上都过不去。如何找到一个在各方面都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柯力思离开总部，这着实是一件令胡平觉得既窝囊又头痛的事情。

在王炳章家里，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和我碰过好几次头，研究如何处理柯力思的问题。大家都对柯力思的事情都很惋惜，但都觉得无可奈何，基本的意见是对柯不作组织上的处理，表面上作一个工作调动，让柯力思回法国去负责欧洲各支部的工作，这样也好向盟内解释。

其实，向盟内解释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向柯力思本人解释。我的意见是向柯力思交底，原本告诉他台湾的意思。并且向他表示我们都信任他，只不过捐款人要他离开，我们没有办法，希望他为组织做出牺牲。后来，因为中共间谍的传闻，我本人也落到柯力思的地步，台湾方面以我的离开作为继续支持民联的条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当时这样对待柯力思是多么不公平和多么残酷。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哲学。也许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柯力思只是几百分之一，但是对于柯力思本人来说，组织的任何决定都是百分之百地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我后来一直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而感到内疚。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这在民运中是一个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我既然没有坚持原则，为了权宜而牺牲了原则，最后就得自食其果。我没有保护柯力思，最后也不可能保住自己。

在这里最难堪的是作为主席的胡平。杨漫克他还能找到理由，还可以推给我处理，而柯力思的问题他是推不掉也绕不开的，非要他亲自处理不可。而且柯力思是个任劳任怨、谨小慎微的人，非常易于合作，在工作上很难找出他什么毛病，这就更让胡平为难了。他当然可以按照我的意见对柯力思以实情相告，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向柯力思承认了接受捐款的条件，万一哪天柯力思翻了脸，将这一段故事披露于众，胡平的声誉将要受到重大损失。王炳章、林樵清和我说话轻松，是因为我们都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但是要胡平要为此承担责任，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胡平在柯力思的问题上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向柯力思摊牌，而是找了一个借口将他发配到法国去了。

这个借口在旁人看起来愚蠢透顶。七月的某一天，柯力思忽然不见了。一个礼拜后他才回来。胡平问他上哪里去了，他开始不肯说，后来勉强透露是去夏威夷参加一个“洪门”会议，想为民联捐点钱。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也就懒得再说了，况且他路费花的是自己的钱，也用不着总部报销。胡平为此在办公会议上大发雷霆，说柯力思瞒着他这个主席背后搞小动作，毫无组织观念，出去活动也不向主席汇报。我很少看见胡平用这样激烈的语言批评人。胡平平常是很善解人意的，讲话一向随和，对下属做些什么也不太干涉。我常常处理问题擅做主张，即使后来胡平不满意，也从来没有如此不客气地说过我。这次他批评柯力思显然是小题大做。后来，胡平就以柯力思难以合作为理由，让他回法国去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胡平的真实动机和意图，甚至柯力思本人都明白无误地猜到了，以至他后来一直对胡平耿耿于怀，为他在后来罢王风波中反对胡平埋下了伏笔。其实如果胡平以实情相告，以柯力思的宽厚，他也许会理解的。可是胡平现在来了这样一手，连柯力思的心都丢掉了。  

柯力思是很不容易被人找到差错的，胡平现在找的借口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胡平在处理这件事的具体战术上虽然并不高明，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远见。即使所有的人都猜到了驱逐柯力思背后的事实原因，但是胡平毕竟没有亲口捅破这层窗纸。只要这层纸没有捅破，他就可以拒不承认柯力思被当作交易的筹码出卖了。这样就不会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障碍。

柯力思临走的时候非常悲愤，常常对着我发牢骚。他对胡平满腹怨言，但是最恨的还是薛伟，因为是薛伟向台湾打的他小报告。据薛伟的说法，柯力思曾经上过台湾的一所特别警官学校，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柯力思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事。他有一个该校的同学现在就在美国。那个同学认识薛伟，有一次他告诉薛伟他在台湾的街头看见柯力思，和柯打招呼，柯不理睬他，慌慌张张地躲开了。柯力思在台湾逃兵役去了法国，并且又去了大陆上学，台湾一直不准他入境。现在竟有人在台湾的街头看见柯力思，这事情的确是够蹊跷的。

但是单凭这一点就怀疑柯力思是特务是说不过去的。柯力思上的是台湾的警官学校又不是大陆的警官学校，他进入大陆之后又卷入了民主墙运动，按理来说共产党更有理由怀疑柯力思是台湾特务才是，而不应该由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特务。不过我知道，国民党是非常多疑的。如果柯力思真曾经是台湾特务的话，国民党也许会怀疑，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抓柯力思而最终把他给放了？会不会是中间抓过一段时间，把柯力思改造来为自己服务了？

总之柯力思的特务案扑溯迷离，所有的线索都是推论，完全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事实。哪怕是他对民联造成某些破坏的事实都没有。柯力思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旅游，不近女色，将近四十岁了也不结婚，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总部的房间里，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较名利，也从不出风头，甘心情愿地做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做的小事琐事。很多怀疑柯力思的人都问同样一个问题：他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否则他图什么？他们的逻辑真是很奇怪，柯力思之所以值得怀疑，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得让人不可理解。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中还能残存着像柯力思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说，我本人绝不相信柯力思是中共间谍。人有的时候需要一点起码的直觉判断能力，柯力思对民联没有造成过任何伤害，而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共如果不是傻瓜的话，派这样的间谍来干什么？王炳章曾经开玩笑对我说，如果柯力思真是中共间谍，他欢迎中共多派几个来，越多越好。

8-2薛伟国民党特务案

柯力思被迫离开了纽约，王炳章忍无可忍，下决心除掉薛伟，拔掉总部身边的钉子。

林樵清回来后不久，王炳章提议召开一个总部常委会，讨论薛伟的国民党特务问题。会议在胡平家召开的，参加的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冯胜平、呼延民和我。

会议一开始，王炳章就开门见山，开始历数薛伟的特务行为。他说很多事实证明，薛伟是国民党情治机构插在民联核心监视民联的一个钉子，他已经不止一次发现，薛伟偷偷复印民联的重要文件。每隔几天，薛伟就要向台湾发一份电传，电话账单上可以看出纪录，几乎都是早上时间，号码是相同的。

“民联在台湾简直无密可保。国民党那边什么都知道，谁和谁的关系好，谁和谁吵架了，谁打了什么电话，谁写了什么信，全都了如职掌。”王炳章越说越激动，脸色胀得通红。他希望大家通过一个内部决议，把薛伟解雇掉，以后不准他再进编辑部。但是在场的人除了林樵清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响应。大家心里都明白，薛伟在《中国之春》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民联占据着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是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出来的监委主任。这不是常委会一个决定就能奈他何的。如果他利用监委的力量来与常委对抗，民联内部也够麻烦的。

自从进入民联之后，我曾经听过很多王炳章抓特务的事情。而且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被抓特务闹得不亦乐乎。所以我对“抓特务”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反感。尽管我对薛伟抓柯力思的特务很不满意，但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特务就会无穷无尽地抓下去，民联永无宁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始终不完全相信王炳章的话，我总觉得王炳章急于除掉薛伟背后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特务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或者是一个借口。我听说在民联成立之前，薛伟曾经办过一个大陆移民协会，是国民党海工会背后支持的。也许薛伟从那时候起就和海工会有点不寻常的关系，向海工会汇报点民联的情况，但是我始终很难相信，在当时的年代，一个大陆籍的人会成为国民党情治机构的专职特务。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气说：“我想薛伟最多给海工会当个线民，他毕竟是大陆人，我相信他对《中国之春》的忠诚度还是会高于对国民党吧？他是民联的监委主任，又在《中国之春》有一份工作，我想他不见得希望《中国之春》垮掉。”

王炳章摇了摇头，道：“薛伟在国民党情治机构也领一份工资，《中国之春》这点工资对薛伟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薛伟在《中国之春》拿半工工资，只有六百元钱，但是他手里却有好几个信用卡，其中还有一个“金卡”（American Express），并且还分期付款买全新的汽车，高级音响，显然国民党给他的那份津贴要远远高于《中国之春》的工资。就凭这一点，薛伟对国民党情治机构的忠诚度也要远远高于对民联的忠诚度。”

胡平和呼延民对薛伟的事情也都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胡平的意见是不要急于处理，拖一拖再说，希望民联内部不要出乱子。呼延民则认为处理问题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最好找薛伟谈谈，听听他怎样说。另外他认为，既然民联现在承认国民党是盟友，互通一下情况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那个会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我是经理，解雇薛伟要由我出面。王炳章看出我对薛伟的事情并不热心，于是到办公室单独找我谈：“丁楚，你都想像不到，薛伟什么事情都报告。台湾那边对你了如指掌，包括你和蕾蕾什么时候吵过架，为什么吵架。连你什么时候下班，哪天晚上离开办公室没有关窗都知道。”他说出了一个日子，那是临出刊的前一天。我记得那天我几乎是深夜离开办公室的，确实忘记了关厨房的后窗，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看见窗户敞开着，吓了一大跳。王炳章还说出了我和蕾蕾吵架的原因和当时的情景。当时在场的有薛伟、唐捷和齐光，王炳章并不在，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王炳章告诉我，消息是从台湾反馈回来的。 

听了王炳章的话，我不禁毛骨悚然。王炳章虽然没有说是从那里得到的消息，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我猜可能是林樵清带回来的。王炳章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希望我把薛伟解雇掉。

我没有急于答复王炳章，只是说我想当面找薛伟谈谈。他是当事人，即使要处理他，也不能背后搞动作，以免出现冤案。 

我反复地考虑了处理薛伟的问题。当时我有几种选择：

一是按照王炳章所希望的那样，直接了当地以薛伟是国民党特务，泄露组织机密为由，将他赶出办公室。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由常委会形成一个决议当然是最好的，这样我不用直接承担责任，只是作为决议的执行人。但是显然胡平对这事是采取消极态度的，常委们也未必能形成统一意见，本来就没有我的事情，我自然犯不着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另外，从心底里讲，我当时还是把国民党当盟友的。这个战略原则是我在民联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我心想，人家给了钱，自然有权力监视你搞些什么，只要薛伟不要搞得太过分，汇报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对民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我当时还摸不清楚台湾的情治系统有几条线，也搞不清国民党捐款人与薛伟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点担心万一把台湾的眼线给拔了，会不会把他们惹毛了，又给我们断了粮。当时民联对于共产党特务的防备心理要远远大于对国民党特务的防备心理。共产党是恨不得将民联置于死地的，而国民党毕竟是盟友，就算他们不会把民联养大了与自己平分秋色，至少也不会希望民联垮掉。

另一种办法是找一个工作上的理由，把薛伟开除。林樵清主张用这种办法。我当时刚好手边就有一个薛伟的小辫子。我刚接管财务的时候，薛伟曾交过一张邮费的收据来我这里报销，数目是一百一十八元。但是我发现那张收据的钱数有涂改过的痕迹，于是产生了疑虑。我当即找了林樵清鉴定了一下，并且查了过去的记录，发现那张收据被多加了一个百位数，这意味着薛伟冒领了一百元的报销款。当时林樵清不希望把事情闹出去，主张找薛伟个别谈一下，敲山震虎。于是我把薛伟找来，故意问了一下那张收据的事情，当时薛伟脸都白了，吱吱呜呜解释了半天。但是我并没有把事情点破，给他留了个面子。我实际上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他心里明白，我并不是一个看不出这些伎俩的糊涂虫，以后请他不要再来这一手。现在，我只要把那张单子翻出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理由开除薛伟。显然，薛伟会知道开除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明知这是我的借口，可以想象他会对我多么愤怒，这样一来，本来薛伟和王炳章的冲突就会变成我和薛伟的直接冲突。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这样处理最好，以和为贵。但是如果王炳章说的是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整天监视你的钉子实在让人觉得窝囊。所以我还是决定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和薛伟谈谈。一方面摸一下他真实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和他沟通一下，看看是否协调行动，我知道薛伟是一个比较善于妥协和合作的人。我想，如果薛伟仅仅是为了钱，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存在我们协调好了共同应付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如何我当时都难以相信，薛伟对国民党的忠诚度会超过民联，他毕竟是大陆人。

几天以后，我找了薛伟。我把王炳章历数的他的特务行为以及他打的关于我私人的小报告都说了，然后直接了当地问他：“这是真的吗？”

薛伟阴沉着脸问：“是不是王炳章想赶走我？”

我点了点头，道：“是。但是这种事情我想最好还是找当事人当面谈一下，我不赞成背后搞小动作，也不想制造冤案。所以我想向您本人核实，这些说法是否真实。”

薛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很圆滑地说：“《中国之春》的很多事情是怎么传到台湾去的，我不敢肯定是我透露的，也不能保证不是我透露的。我承认我认识很多台湾人，其中包括一些官员，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在情治部门工作。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有时候打电话聊聊天，当然免不了谈起《中国之春》的事情，我也不记得我都说了些什么？但是绝对没有人给我布置任务。”

我心里已经明白了，王炳章说的基本上是真的。如果王炳章完全无中生有，薛伟干脆回答“否”就完了，没有必要绕圈子，也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辞令。一个受了冤枉的人，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从柯力思和我谈话的表情中我就看得出来他的冤枉。后来有人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整套我是中共特务的故事，我在任何场合都毫不含糊地说“否”。

我决定还是继续采取坦率的态度，说：“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干涉你的言论自由。我听说过你的出身和背景，知道你对国民党很有感情，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对于国民党的感情是否超过民联。这也是我和王炳章对你的评价的分歧所在。”

薛伟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道：“王炳章以为只有他才对这个组织最有感情吗？我薛伟一样有感情。我会为民联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记住我这句话好了，我薛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联好，而绝不会对它有任何损害。我对民联的忠诚要高于任何其他组织，但是忠于民联并不等于忠于他王炳章。”

其实我应该想到薛伟一定会这样回答。他如果承认他对于国民党的忠诚甚于民联，那么我除了开除他别无退路了。不过，我这样问实际上等于给了我们两人一个台阶。于是我说：“如果你更加忠于民联的话，那么能否站在民联的立场上对付国民党？那些该说那些不该说，是否能够协调一下？”

薛伟点了点头，道：“可以，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另外，”我补充道：“像我和蕾蕾吵架这种事情也免了吧？” 

薛伟指天发誓道：“我绝对不会搬弄这种是非，台湾那边对这也不会感兴趣。”

接着薛伟就开始数落王炳章，他大骂王炳章是小人，从他的低微出身一直说到他的卑贱人格。他说王炳章贪污了大量捐款，现在捐款人已经察觉了，王炳章认为是他向台湾汇报的，所以要千方百计赶走他。薛伟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对天大吼了：“想赶走我？没那么容易，我薛伟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中国之春》坚持下去，没钱也不怕。王炳章说我向台湾打报告？他自己不打报告吗？要说特务他是最大的特务。但是我薛伟在台湾的关系要比他深，他王炳章想在台湾那边扳倒我？办不到。到时候你看捐款人听谁的。”

薛伟似乎有点神经质，激动起来常常这样大吼大叫。他蹲过九年牢，练就了一身超乎常人的忍耐工夫。他是那种能够受得了胯下之辱的人，他在王炳章时代长期受到压抑和排挤，但是薛伟小心翼翼地一直在《中国之春》呆到现在，多少民联的元老都被王炳章赶走了，可他就是对薛伟无从下手。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也需要一种渠道或方式来发泄心中的压抑。

这是我和薛伟第一次深谈。这次谈话奠定了我和薛伟长达三年的合作关系。我相信薛伟心里明白是我挡住了王炳章，保护了他。在这三年里，薛伟和我配合默契，但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为回报，他也曾多次在联委会上利用监委主任的力量保护我。我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总部期间一直主管《中国之春》，薛伟在这两届期间都任监委主任，同时也是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后来《中国之春》杂志社和民联总部分了家，在《中国之春》与总部及联委会的争执摩擦中，薛伟几乎是毫不例外地站在我一边。

后来王炳章又提过几次薛伟的事情，但我都不置可否，他也没有办法了。十一月，《中国之春》办公室搬了家。搬家之后，我给了薛伟一把大门钥匙。这是薛伟在《中国之春》五年以来第一次有钥匙进办公室的门。

8-3第一次看见胡平发火

胡平刚搬到纽约来的时候先住在总部的那幢大楼的一楼，后来又搬到森林小丘去了。那是一个很幽静的区，周围住的都是有钱的犹太人，街道很干净，治安很很好。

胡平不愧是“胡老爷”，他的口头禅就是“依靠组织”。连他的家务事也是“组织”上帮他解决的。胡平家从找房子到搬家，都是林樵清、薛伟和我包办的。搬家那几天，胡平嫌乱，自己住到总部去了，等到所有的东西布置好了才回家。由于不熟悉自己家门，几天后在街上走丢了。他在半路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丁楚，告诉我我家在哪儿？”所有的人听了这个问题都大笑不止，说这个“胡老爷”，连他自己家在哪还要问别人。

胡平的儿子胡畔是个很讨人喜欢的男孩，性情活泼，和所有的人自来熟，爱缠着大人说话。我去波士顿帮胡平搬家时第一次见到他（我在北京见他的时候还小），还没有两分钟，他就爬到我的脖子上，成了我的“哥们儿”。胡平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宠儿子宠得出了名，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以儿子的事为最大。他选择森林小丘主要是考虑儿子上学的问题。当时畔畔六岁，秋季入学，胡平看中了他家附近的那所学校，该学校在纽约市排在头十几名，算作一个相当不错学校。但是森林小丘的不足之处是交通不太方便，胡平上办公室连走路加乘地铁要花一个小时。我曾经在办公室附近为他看了一套房子，离办公室只有一分钟的路，但是胡平嫌附近的学校不好，还是宁愿住在森林小丘。为了儿子能受到更好一点的教育，他宁愿忍受这巨大的不便。

冯胜平和齐光从来没有到过胡平家，总嚷嚷着要到胡平家去蹭口茶喝，于是一个星期天我把他们带去了。胡平家门口有一排很漂亮的雪松墙，刚好挡住了大门。松墙后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平台，胡平摆了几张铁桌椅在外面，常常在这里接待客人。

我们坐下的时候，就发现胡平的神色有点不正常，像是刚刚和谁生气。我们谈起了财务问题，对当时的财务状况表示担心。正说着，胡平太太李婉就凑上来了，她一张口就开始骂王炳章，说王炳章如何把胡平给骗来了，现在又耍花招搞经济危机。胡平开始时还企图喝住李婉，让她不要多嘴，可是李婉说着说着把胡平的火也给点着了，他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把桌上的茶杯差一点震掉：“王炳章，太不象话了。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要把钱控制在自己手里。”

蕾蕾坐在旁边，冷不丁插了一句嘴：“就是，王炳章有的是钱，我亲眼看见他塞钱给柯力思。”

胡平的头忽然转过来，盯着蕾蕾，很郑重地问：“你亲眼看见的吗？”

蕾蕾点了点头，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我急忙给蕾蕾使眼色，让她不要多嘴，可是已经晚了，蕾蕾根本就没有看我。我知道，她这张嘴又惹祸了。胡平听罢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这个家伙聪明过头了，拿咱们当孩子耍。”

平时胡平的性格是很温和的，很少发脾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胡平发火。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事情不太妙了，胡王之间若发生摩擦，对于民联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而且我站在中间也很难做出选择，从思想方式和历史背景上，我离胡平近一些，但是从家庭关系和行为方式上，我离王炳章更近一些。

在回去的路上，冯胜平说：“我觉得胡平和王炳章之间总有一天要掰，你信不信？”

8-4证实了王炳章的小金库

林心声来之后，我搞清楚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我对王炳章的信任。我仍旧记得在春天《中国之春》最困难的时候，王炳章出去捐款，带回来一张林心声的支票，面额达九千元。有一天，我带着感激之情对林心声提起了这件事，感谢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解了我们的困境。谁知心怀坦诚的林心声听罢大笑，道：“你搞错了，那根本不是我的钱。是王炳章给了我九千元的现金，我给他开了一张九千元的支票。他告诉我捐款可以免税。”

我几乎呆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简直不能理解，王炳章既然口袋里有那么多现金，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地到各地去捐款，难道他不知道飞机票也是一大笔成本？王炳章天天都可以和我见面，有钱直接交给我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绕那么大的圈子，通过别人的手把这些钱转送到《中国之春》？如果这些钱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为他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份荣誉，而宁愿让别人去承担？

然而在几分钟之内，我一切都想明白了。王炳章那里有一个小金库，而且很可能如薛伟说，这些钱是他多年来从《中国之春》的大金库中挪过去的。现在王炳章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口袋里有那么多钱，另一方面他也不甘心看着自己亲手创见的《中国之春》垮掉，因此他必须要有一个借口把钱掏出来维持《中国之春》，所谓“捐款”“卖保险”“卖房子”，等等都只不过是在为这制造借口而已。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又给徐英朗打了一个电话，他捐给《中国之春》的那张一万三千元的支票，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接通徐英朗，就单刀直入地问：“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曾经捐给《中国之春》的那张一万三千元的支票，是不是王炳章给你钱让你开的？”

在电话这一头我就可以感觉到徐英朗躲躲闪闪的态度，他犹豫了一会儿，道：“请原谅，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已经无须再问了，真相大白。如果钱是徐英朗自己捐的，他根本用不着吞吞吐吐，肯定会痛痛快快地承认，有谁捐了钱不想得到Credit（荣誉）？也许王炳章同样许诺了徐英朗捐款免税的好处，所以徐英朗不愿意把这些说出来。但无论徐英朗顾忌什么，王炳章的手法已经再一次被证实了。

这件事对我的震惊，一点不亚于我第一次证实了民联完全靠国民党的钱生存，我也忽然理解了胡平为什么那样气愤地拍着桌子大骂王炳章。一旦看穿了王炳章的把戏，我和胡平一样感到气愤，这种气愤与其说来自对王炳章私吞公款的义愤，还不如说来自一种似乎被王炳章耍弄了的窝火。我知道，这么久我和他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整整考虑了几天，如何处理和王炳章的关系，但是最后我决定原谅他。这些钱即使是王炳章从《中国之春》的公款中拿走的，但是在《中国之春》最困难的时候，他毕竟还是愿意把钱拿出来，至少这些钱最终还是用在《中国之春》而不是他的私人生活上，这也说明王炳章把《中国之春》当成自己的家来看待的。为了《中国之春》，即使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财产，他也愿意吐出来。我也理解他的苦衷，他即使愿意把钱拿出来，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下以他王炳章的名义捐款，他需要借口，需要幌子，需要一种巧妙妥当的方式来完成这种钱的转移。既然他愿意下台阶，我现在为什么不采取合作的态度，继续为他提供下台阶的梯子呢？我知道，这层窗户纸还是不要捅破为好，对民联，对王炳章，对胡平和我都有好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装糊涂呢？

但是我最终发现自己错了，我能“糊涂”未必等于所有的人都能装这个糊涂。首先蕾蕾就不可能装这个糊涂，我虽然没有明白地告诉她王炳章搞的是什么名堂，但是她整天在我身边，凭着只言片语也猜出来了，于是她便不肆余力地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发泄自己对王炳章“私吞公款”的不满了。蕾蕾心直口快，肚子里藏不住二两气，嘴和刀子一样锋利，她在编辑部里骂王炳章的话自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王炳章耳朵里（蕾蕾后来认为是唐捷传过去的），他显然会认为蕾蕾的话代表了我的想法。到后来我与王炳章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王炳章也越来越防备我，认为我蓄谋以久要除掉他，以至他后来一直认为我是“倒王”事件背后的主谋。

我相信，从大局着眼，胡平和薛伟是可以和我一样装糊涂的人，但是冯胜平、呼延民、林心声、吴方城等人眼里未必会容得下这个沙子。后来这层窗户纸终于被他们给捅破了，把王炳章逼得狗急跳墙，不惜拼死一搏，把民联搅得天翻地覆。这层纸不捅破，我还可以掩护王炳章，可是它一旦破了，我再掩护他就会被认为同流合污了。到了“倒王”风潮起来的时候，我连保持中立的立场都很困难了。

8-5向冯胜平透露了钱的秘密

如果说我对王炳章丧失信任是从林心声嘴里证实了我的猜疑开始的，那么也许王炳章对我的信任更早就开始动摇了。这件事是因冯胜平引起的。

自从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学会遇到冯胜平之后，我就和他成为莫逆之交。我经常到普林斯顿他家里聊天下棋，他每到纽约来也总是住在我家，我们经常谈论各种问题一直到半夜。冯胜平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消息灵通，反应敏捷，而且记性特别好，常常能在言谈间信口引用书中的精彩警句和闪光的思想，有时候你可以从和他的聊天中学到不少东西。难怪王炳章也曾经视冯胜平为知己，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但是冯胜平有一个缺点，就是嘴快，喜欢传播小道消息，探测各种密闻，见风就是雨。他酷爱打电话，常常粘在电话上几个钟头下不来，和什么人都可以山呼海哨，结果只要他知道的东西就等于全世界都知道了。

在一九八八年，虽然社会上到处都传闻民联拿国民党的钱，但是传闻毕竟只是传闻，谁也拿不到确实的把柄。当时财源的真实情况是民联的最高机密，知道这个秘密并且可以参与讨论这事情的人也许不超过五个人，王炳章、胡平、林樵清、宁勤勤和我。我记得连副主席柯力思也从来没有参与过财源问题的会议，无论是王炳章还是胡平，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他，而这些会议都是在王炳章家、胡平家或者在我家召开，从来不在办公室里谈论。

如果说把知道钱的秘密的人算作民联的最核心的话，那么当时离这个核心最近的四个人就是柯力思、冯胜平、呼延民和薛伟。柯力思是个很谨慎的人，不该打听的事情他从来不问也不多嘴；薛伟是王炳章重点防范的对象，讨论重大问题都躲着他，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嘴快的人，尽管肚子里知道很多事情，但嘴上并不乱说。冯胜平和呼延民是与总部接触最频繁的“消息灵通”人士，不但喜欢打听各种秘密，也喜欢传播各种消息，因此，尽管王炳章曾经和他们两人都有过很亲密的关系，但最高度的机密也对他们有所封锁。其实他们大体上都猜到钱的来源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最近的经济危机，再怎么捂盖子也捂不住，因为很难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原由来解释为什么一向稳定的捐款突然断掉了。但是即便你能猜到百分之九十九，也毕竟是猜，他们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一个权威的消息。

冯胜平当时一直热衷于“组党”串联，他想到各地去跑一圈，找一些有影响的人共同发起。他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总是告诉他目前还没有钱来支持这个计划。林樵清从台湾回来之后，民联的财源接上了，总部开始有钱。有一次冯胜平又和我谈起组党的计划，问我能否搞到钱支持，我便肯定地告诉他，钱不成问题了，这个计划马上就可以开始。

冯胜平感到很意外，马上问：“捐款人又给钱了？”

我冷不丁被他问到这个问题，毫无防备，点了一下头。冯胜平更好奇了，又问：“谁去要的钱？”

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林樵清。”

冯胜平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那么久不见林樵清了。”

我马上就为我的漏嘴而后悔了，急忙嘱咐冯胜平不要透露出去，就当没听见好了。可是好像冯胜平故意和我捣蛋似的，当晚竟挂了个电话给林樵清，祝贺他圆满完成任务。

林樵清深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显然很生气我把他的台湾之行透露出去了。他的使命只有那天在王炳章家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加上宁勤勤知道。林樵清在电话里对我发了一通火，我立即挂电话对冯胜平发了一通火。但是已经晚了，有的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毁掉别人长期以来对你的信任。后来我发现，无论王炳章还是胡平，对我都开始提防起来，越来越少对我提起台湾方面的消息。也许他们认为我保不住密。

我相信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到处打听消息，传播密闻的人。很多盟员打电话到总部想探听一些消息，我讲话都很谨慎，以至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嘴巴过于严密打电话故意绕过我，去找蕾蕾聊天，希望从心直口快的蕾蕾嘴里探听出点消息。自从进入民联以来，不该问的不问我从来不问，不该说的我从来不说。正因为如此，王炳章才建立起了对我的信任。我可以感觉到，我失去王炳章的信任，也许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我和冯胜平的蜜月也结束了，我再也不敢和他多说话了。我相信冯胜平也察觉出来了我对他的不满，在第四届总部期间，他作为联委委员一直在暗中和我作梗，以致蕾蕾在很多场合大骂他是共产党特务。

8-6选择郑为民拒绝倪育贤

搬家之后，《中国之春》的财力基本恢复。我又雇了一个秘书小姐，姓禹，是个台湾人。财务担子移交给林心声了，我手里主要还抓着两摊工作，一摊是组织，一摊是杂志编务。当时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我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把论文写完。因此我打算将这两摊工作任意放出去一摊，至于放手哪一摊，主要取决于我能物色到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倪育贤，我想请他来主持编辑部；一个是郑为民，我想请他来管组织，但是两个人中间我只能要一个。我先探了一下倪育贤的口气，问他是否可能到编辑部来工作。倪育贤非常积极地表示可以。我说如果我决定了再打电话给他。第二天，郑为民来到编辑部，希望能为民联工作。郑为民在郭城环美长跑期间曾经在民联工作过，他又显得很热情，所以我基本上倾向郑为民。

这两个人选，我打电话向很多人征求过意见。所有看过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的人都不免对倪育贤产生好感，正是基于此我才考虑请他到编辑部来工作。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征求意见时，几乎所有民联的人都反对让倪育贤进《中国之春》，尤其是王炳章和林樵清。一九八六年，倪育贤刚刚到纽约时穷困潦倒，找到《中国之春》，并加入了民联。王炳章给了他一些钱，利用《中国之春》报导了倪在大陆的事迹，还为他组织了多次演讲。倪育贤在海外能够有知名度，离开《中国之春》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倪育贤一站稳脚跟，就开始和民联划清界限，后来与王炳章闹得不欢而散，最后公开宣布退出民联，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因此，王炳章一提起倪育贤就倒胃口，把他划入只能恋爱，不能结婚的人。其他人的反应都觉得倪育贤理论休养欠缺，写起文章来“大批判”味道十足，主持编辑部工作，恐怕会对《中国之春》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对郑为民有意见的主要是林樵清和郭城，也是郑为民在民联工作期间主要打交道的两个人。他们两人主要的说法都是认为郑贪小便宜，手脚不干净。林樵清举出一些例子说郑为民在报销的时候搞小动作，多报多占。我与他们争辩说，我请郑为民来管人头，不是让他来管钱。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以后在钱的问题上对他小心一点就行了。当时我急于腾出手来写论文，等不及了，最后还是决定任命郑为民为代理组织干事。后来我听冯胜平说，郑为民是台湾派进民联的又一个“薛伟”。郑为民来民联之前，他亲眼见到国民党海工会驻华盛顿负责人在黄奔的餐馆里和他谈话，内容主要就是怎样进入《中国之春》。当时台湾每个月给郑为民发津贴。

几天之后，倪育贤打电话问询编辑部是否还要聘他，我回答说我只能发一个人的工资，我已经聘了郑为民，所以不能聘他了。倪育贤一听大怒，他说他正在为黎安友工作，帮助他写书。我和他打招呼之后，他已经把黎安友的工作辞掉了。言下之意，现在他断了自己的退路，《中国之春》若不要他，就对他不起了。我解释说，我打电话只是探一下他的情况，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况且，我也没有任何承诺，只是说几天以后给他打电话再商量，他没有等到我打电话，就擅自采取行动，我当然不能负责。但是倪育贤仍不依不饶，在电话里和我缠了半个多钟头，口气越来越强硬，到最后简直就是要挟了。后来他反复打电话纠缠，我简直抑制不住对他的厌恶了。如果说本来我还曾经考虑过他的话，现在就算没有郑为民我也不会再考虑他了，我已经怕和这种人打交道了。其实我猜都猜出来了，所谓黎安友那里的工作根本就是暂时的，而且钱也绝对不可能很多，我早就听说这个项目结束了，倪育贤不过是借此来向我施加压力罢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倪育贤打交道。后来几乎每一次和他打交道不是生一肚子气就是沾一身麻烦。倪育贤退出民联以后，在社会上极力以中性的立场出现，所以有时民联策划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活动，如一些会议、示威等会请倪育贤出面主持，以便让一些比较温和的人也敢参加。可是谁想到他总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到后来发展到处处排斥民联。有一次他以“改革促进会”的名义搞了一个签名活动，呼吁中共大赦政治犯。在公布签名的名单中，他竟然将胡平、薛伟、呼延民和我等公开的民联骨干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我当时都很难想象一个口里正在谴责别人进行政治歧视的人，自己就正在实行政治歧视。“六四”之后，倪育贤从一个嫌民联激进的“温和派”一下子变成了嫌民联温和的“激进派”，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连篇累读地发表一论、再论“打倒共产党”的理论，摆出一副谁不打倒共产党就打倒谁的架式，不断地批判我的“误导民运”的温和立场。想起他过去处处批评民联激进，怕和民联沾边的行为，我简直不知道他是否还有一点起码的原则。

倪育贤显然对我曾经没有让他进《中国之春》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我这才深刻地理解王炳章说的话，倪育贤岂止不能结婚，连恋爱都不能谈。我只是和他调了一下情，就沾上包甩也甩不掉了。

8-7尚平的“诱捕”计划

《中国之春》曾经接待过无数个“叛逃者”，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尚平。他的身上从头至尾笼罩着一层神密的色彩。 

十一月某一天，《中国之春》编辑部接到尚平从水牛城打来的电话，说他准备“投奔自由”，希望民联能够帮助他。尚平当时是中美两国合办的大连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学员，他们这一期培训班共三十个学员，毕业前到美国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进修三个月。现在学习结束了，明天全班乘车回到纽约，大后天在肯尼迪机场乘飞机回国。尚平计划在汽车到达纽约后相机离队，然后乘地铁到《中国之春》办公室。尚平说，王炳章不久前曾到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演讲并推销保险计划，他曾与王炳章联系过。他就是从那时看到了第一本《中国之春》，并开始了解民联的。

我立即赶到国际工商公司，与王炳章联系。王炳章证实了有此人，并对尚平印象不错。由于只有王炳章见过尚平，所以只好由他去车站等尚平。那天我和薛伟还有郭城等人在公司等到半夜十一点钟，王炳章在地铁站冒雪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把尚平接回来了。

尚平大约三十岁左右，一看就像个东北人，相貌堂堂，身体壮实，脸盘红扑扑的，两眼有神，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强干。他进门时戴着一顶滑雪帽，身穿太空服，除了一个背包之外，两手空空。他说他下车时连行李也没有拿就走了，严然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他随身带了一张《中国青年报》，那上面有一篇关于他的报导。他原来曾经与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承包了沈阳汽车零件厂，这是全国第一个试点承包的工厂。为此，尚平曾经一度成为全国有名的青年改革家，出过不少风头。据他说，后来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保守派进行反扑，对他们这些改革先锋进行清算，他不幸中箭落马，被以经济问题为由隔离审查了。

见了尚平，王炳章和我都很兴奋。“六四”之前，民联帮助过很多从大陆逃出来的人，很多人一方面请求帮助，另一方面却都与民联保持着距离。有些人得了帮助之后，一站稳脚跟，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例如，一九八八年夏天，骑自行车环游全球的孙峰在纽约宣布政治避难，民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替他造声势，开记者会。后来孙峰自己做小生意去了，他就住在《中国之春》办公室旁边，但是总是和民联保持一定距离，只作为朋友和我们个人来往，从不参加民联组织的活动。又如一九八八年春，有十一个福建跳船偷渡的难民在美国迈阿密被移民局逮捕，因为当时中国偷渡的难民还不多，或者还没有大规模曝光，所以此事当时在侨界十分轰动。当时美东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薛伟代表民联赴迈阿密探望被关押在移民局监狱的这些难民，帮助他们请律师，打官司。最后将其中七人救出，送到纽约。可是这七个人到了纽约之后，就消失在人海之中了，民联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甚至在“六四”民运高潮中他们都没有浮现。

但是相对从前的这些“叛逃”者，尚平似乎显得与众不同。他一见面就要求加入民联，并声明他的出走并不是为了贪图美国的生活享受，而是怀有政治抱负的。言谈中他表示出对中国大陆专制制度的痛恨，坚决投身民运。从他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感觉他可能会有政治分量并颇有知名度，从他的言谈和行动来看，我们又觉得他又有思想基础并且敢做敢为，至少当时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此。“六四”之后，从大陆逃出来的名流巨星太多了，人们不再觉得稀罕了。可是在当时，民联能够得到一个像尚平这样的人，已经十分不易了。

过去很多“叛逃”者在申请政治避难时都曾经宣称，他们离队之后如何受到中共使领管人员的追踪和诱捕。这种故事，大家听得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实例来证明这类传说。我本人就从来不相信这类故事，第一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共在海外有这个能力去追捕人，第二我也不相信这些人重要到这种程度，以至中共当局需要花费人力去找到他们。这些人编出这些故事要么是想故意哗众取宠，为政治避难添砖加码，要么是多疑症加自大狂，把自己角色看得过于重要了。唯一可以作为这类故事证据的，是一九八六年发生的张志高工程师自杀事件。张志高是大陆某官方代表团成员，离队“叛逃”之后隐居在华埠一间底下室里。后中共领事馆派人找到他，劝说他归队。张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回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几天后在领事馆高层楼上一个窗口自缢身亡。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舆论界议论纷纷，很多人怀疑张志高是被中共官员谋杀致死。后来很多政治避难者都援引张志高事件来证明他们所处的险境，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尽管此案疑点颇多，但张志高毕竟已经身亡，死人是不能作证的，此案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因此，王炳章一直想制造这样一起有活人见证的事件，来证明中共对出国人员的监控和迫害。他想找一个有胆有识，并且稍有点知名度的“叛逃”者，本人愿意作为鱼饵，故意暴露在中共使领馆官员眼皮底下，诱使他们做出胁迫甚至绑架行为，然后民联派人埋伏在旁边，取得证据之后立即报警进行援救。这个事件一旦搞成，不但能够成为中共进行政治迫害的实例，而且可以轰动舆论，为民联的活动造一个声势。

接到尚平电话之后，王炳章就在酝酿这样一个计划。在他看来，尚平显然具有充当这个角色的一切条件：略有知名度，具备思想基础，年轻机灵，敢于冒险。见到尚平之后，王炳章就含蓄地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尚平。尚平果然积极响应，愿意配合。

尚平当晚就给他们培训班带队的领导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了电话，通报了自己“投奔自由”的意向。尚平表现得非常得体，言谈之中，显得颇讲义气，也很有人情味。对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表达对他的选择的理解，并劝他好自为之。最后尚平有意无意地透露，他要到飞机场退票，能拿回机票钱。王炳章希望中共方面能够上钩，在机场等候尚平，采取行动。

尚平暂时安顿在我家住。第二天他就到机场去退票，薛伟和郭城带了几个盟员在暗中跟着保护他。王炳章在办公室一直等待着尚平的消息。可是尚平平安地回来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王炳章大失所望。我一直在怀疑，共产党是否值得为了这种事情大动干戈。

《中国之春》帮尚平召集了记者招待会，他的经历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尚平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反共义士”，频繁出席各种右派侨界会议。他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长文，介绍自己在大陆参加改革后又遭受迫害的经历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我还把他的像片登在了杂志的封面上，尚平一时间成了纽约的名人。东北同乡会年底聚会，特邀尚平入会，并当场为尚平捐了上千元钱。

尚平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搬出去了。他人长得精神，颇得女人缘，在纽约出名之后，不少老太太想招他为婿。一对老夫妻房东给了他很优厚的条件，尚平就住过去了。但是他还是三天两头到编辑部来帮忙，也不太计较报酬，所以最初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尚平也很念在我家住时我对他的帮助，一口一个“大哥”，叫得很甜，经常摆出一付为兄弟两类插刀的架式。但是不知为什么，蕾蕾很不喜欢他，她背地说尚平不诚实。

有的时候，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

8-8组党组党，组而不党

在海外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见过多少人萌发过“组党”的宏愿，冯胜平就是一个。一九八八年秋冬，他象着了魔似的，满世界跑来跑去，企图说服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在海外发起一个政党。

冯胜平常常会有些突发的奇想，他关于组党的整个设想，都是基于让方励之作为主要发起人。当时方励之还在国内，而冯胜平说他正在华盛顿活动，想把方励之搞到美国来。我一直怀疑成立一个政党是否非要某个人不可，同时也怀疑方励之是否愿意卷入这一活动。可是冯胜平坚信他可以说服方。一九八六年方励之曾经到普林斯顿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冯胜平就是那个时候认识方的，方励之回国之后还与他通过电话。冯胜平认为以方励之当时的思想境界，接受组党的想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把他从国内搞出来。因为当时北京当局对方励之的控制非常严，一直不批准他出境。一九八八年底，大陆的形势已经十分宽松，方励之的澳洲之行终于得到当局的批准。冯胜平得到消息之后，立即从纽约飞往悉尼，动员方来美国，作为组党的发起人。可是方励之坚持要回国，冯胜平无功而返。

我发现冯胜平在推动一件事的时候会不自觉陷入一相情愿的状态。当他在游说别人时，连我都看出来对方在敷衍他，只不过是处于礼貌不忍说“不”而已，可是冯胜平却以为对方没有反对就是同意了。就像他一直以为我也很热心于组党，一直以为我在“倒王”时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样，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畏挫折，游说人时才能够表现出执着的精神，当别人说了第三声“不”的时候，他还有勇气说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心里完全明白别人的心态，只不过故意不察，自说自话而已。  

我曾经和冯胜平一起跑过很多地方，在各地组织过各种各样关于组党的讨论会。在民联经费充足的时候，我也曾经拨出一笔钱支持冯胜平进行这个组党计划。不过，我和冯胜平想的并不完全一样，我并不认为海外当时具备组党的条件和必要。如果组党的意义仅仅像冯胜平反复强调的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共产党）必须靠组织的力量来抗衡”，那么我认为民联本身就完全具备政党的组织功能。我认为组党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民联）的联合创造一个契机，而当时这种必要性并不存在，因为当时海外除了民联之外尚没有什么真正有分量的政治组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联合问题。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我和冯胜平在组党问题上的合作。冯胜平向往的这个党我仍旧愿意去“组”，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组”的过程，而不是“党”本身。

不可否认，我有我的个人打算。我来美国还不到两年，在进入民联以前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认识的人很有限。而冯胜平在美国已经六年，社会活动十分活跃，所以认识不少海外的社会名流，有些即使他不认识也听说过，知道他们谁是谁，在什么地方。我希望通过冯胜平的介绍结识各路豪杰。自然，你想结识天下英雄总需要有个契机，或者把话说白了，你去敲别人的家门也需要有个理由，而“组党”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了“组党”的旗帜，有了冯胜平这样的向导，跑了一段时间，果然大有收获。冯胜平拉上我共同做这件事的动机也可以理解，他也许认为自己一个人倡议分量不够，增加我也许会增加这个倡议的分量。

我和冯胜平曾经租了一辆车，开遍了美国中部十个州。我们拜访了余英时、杨力宇、许卓云、朱昌林、高英茂等著名学者，还见了很多学校的在组织千人签名信时涌现出来的留学生领袖。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的民联支部的接待。当地的盟员听说总部来人，都很高兴，大家聚在一起座谈，问长问短，常常谈到深夜。连续十几天下来，疲劳不堪，因为白天还要开车，打瞌睡相当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我冒着大雨连续开了十个小时，一打盹，差一点撞上了山边公路的防护栏。冯胜平在昨晚的聚会上喝得大醉，躺在后座上睡得跟死猪一般。我车子剧烈地晃动把他摇醒了，醒来之后直惊讶我们怎么能够活到现在。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样跑一圈都是值得的，我由此熟悉了不少盟员和基层的骨干。亲眼见到这些盟员，也许对我这个总干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每一个组织都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个人之间的接触，民联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和一组没有生命的名单。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民联肯塔基支部，那里的头儿是吴方城。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进城时刚好是下班时间。我在街边给他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刚好要下班，请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等他，他马上通知盟员到那里聚会。我们到了那个快餐店不久，十几辆车就紧跟着到了，从我给他打电话到全城的盟员到齐，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这个吴方城的组织能力简直令我惊讶，我不明白他用了什么方法把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给训练出来的。

肯塔基大学不久前进行的学生会改选曾经震动全美。民联成员任松林和吴方城在中共大使馆操纵的学生会选举中挺身而出，竞选学生会正副主席，并且获得胜利。大使馆官员夏颖奇为此多次前往肯塔基大学围剿这个全美第一个“独立学生会”，吴方城与他唇枪舌箭，针锋相对，使夏颖奇狼狈不堪。后来中共大使馆不得已采取耍赖的办法，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另立了一个亲官方的学生会，搞出了一个双胞案。

我当时对这场学生会的改选非常关注，这实际上是民联与中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一次和平的竞争，它的意义极其深远。一个反对党如果能够在中国生存下来，其最终结局将是和中共同时面对选民。因此我认为民联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在各基层单位与共产党竞选，这是一场在海外的“练兵”，民联需要在这些“实战训练”中不断地积累经验，以便有一天回到大陆时可以从容地面对更加强大的对手。为此我动员了全部力量支持吴方城他们，号召全盟为肯塔基独立学生会捐款，在《中国之春》连续刊登关于肯塔基大学学生会的报导，以及吴方城和夏颖齐的辩论记录。我还把这些报导发到其他的报刊杂志。这场竞选，使我和吴方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常常打电话到总部，征求意见，寻求支持，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在电话里对吴方城说，我希望他们的经验最后可以形成“肯塔基模式”，带动全美各大学中国学生的“竞选风潮”。

八年前，我曾经在北京大学推动过一次竞选风潮，现在，我希望在美国也能推动这样一个风潮，这个念头曾经使我激动不已。到各个学校去串联，动员当地的民联成员和民运积极分子出来与官方操纵的学生会干部竞选，也是这次我出巡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们在肯塔基只呆了一夜。晚上睡在吴方城家里。他和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都是盟员，一开会就是三张铁票。不过这并不是他总能够连任支部首脑的主要原因，他的向心力主要来自他乐于助人的性格。他把自己家办成了一个民联盟员的俱乐部，在地下室还专门设了一个活动室，有图书和乒乓球台。盟员开会，活动都愿意到他家聚合，来了以后就在这里吃喝。吴大嫂是个非常贤惠的主妇，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气氛。我们到的那天晚上，一大群人在他家里几乎聊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继续上路，开往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吴方城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同学老齐，他和老齐都是老北大毕业生，也是都我的校友。晚上我们就住在老齐家里。老齐是当地的学生会主席，千人签名信时曾经是那个地区的联络人，政治上比较活跃。我打算游说老齐也在普渡大学搞出一个“独立学生会”。当晚，他家里聚了一批留学生，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不过在这个聚会上我和冯胜平差一点吵起来。冯胜平又谈起了他的组党计划，为了证明成立一个新党的必要性，他又开始数落民联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并且总是过多地讲到民联内部的黑暗面。虽然他指的是王炳章，但是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我现在毕竟是民联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即使王炳章时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民联的整体形象，把民联抹黑了我脸上也不光彩。

在此之前，每当冯胜平讲到民联的短处时，我总要把话岔开，或者打圆场，缓和他言辞的锋芒。在吴方城家里，冯胜平就已经讲得太多了，说王炳章垄断财源，垄断单线联系的盟员名单，把胡平当作一个过渡的傀儡，为他看守两年民联总部，等他绕过不得连任两届的规定，在民联“四大”上再重新回来执政。因此他认为，为了摆脱民联王家天下的局限性，组党是十分必要的。吴方城是个炮筒子脾气，最见不得人搞阴谋诡计，一听这些就火了，忙问我是不是事实。我费尽口舌作了很多解释，想缓和冯胜平造成的紧张气氛，结果吴方城直说我“滑头”，不如冯胜平“正直”。

在吴方城家里聚会的毕竟都是民联成员，在自己人面前揭一下短还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老齐不是民联成员，在他家里聚会的也有一半不是民联成员。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当地的学生会独立竞选，并不希望冯胜平过多地谈民联内部的事情。在座的都是民运积极分子，要是人家听说民运组织如此黑暗，谁还愿意卷入民运？谁知冯胜平在吴方城家里讲顺了口，在外人面前也开始数落自己组织的黑暗，我就有点火了。我一反常态，讲话态度开始激烈起来，处处与冯胜平唱反调，批评他的激进，以至后来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连来参加座谈的当地留学生都有点奇怪了，不明白我们到底要和他们说什么。后来我们一直到路上还在争论，我对他说我希望他以后说话注意一下分寸，我们是这个组织的人，总要说对这个组织有利的话。最后冯胜平愤愤地说：“你听说过民国初年宋教仁提出的毁党建党的口号吗？我今天就是要毁党建党。王炳章不去掉，这个党就没法建。”

尽管我不赞成冯胜平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我能够理解他。其实只要你去游说一次中国的精英们组成一个党，你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了。有很多人口头上并不反对组党，但是他们会提出一堆前提或条件，最通常的条件是提出一个必须排除在组党之外的名单，有些话当然不会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其背后的含义谁都听得明白：“只要有这些人是发起人，我就不参加发起组党。我不屑与此辈为伍。”

每个人提出的不屑为伍的名单都是不同的，A说有B可以，但是有D不行；B认为有D可以，但是有E不行；也有排斥名单是互相的，X讨厌Y，Y也讨厌X，两人都把对方列入自己的名单。但是只有一个人，几乎出现在所有人提出的排斥名单中，这个人就是王炳章。

我当时实在不明白王炳章何以搞到这种地步，不过我今天明白了。也许在我离开民联的前夕，要是有人要成立一个党的话，也会有很多人把我列入他们的排除名单，理由也许是各种各样的：间谍、阴谋、野心、独裁，而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到一件落实了的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是传说，各种传说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种版本。总之，到最后即使什么把柄也没有，也是已经“名声不好”了，仅此一条已经足够把你排除在“民运队伍”之外。“果”到最后反倒变成了“因”了。

我是通过我自身的体验明白了王炳章当时的处境，我相信冯胜平今天也会明白，有一段时间，他在海外民运中的“名声”也不见得比王炳章和我好到那里去。不过，在当时谁都可以想象他听多了这些言论之后心态的变化。在我到民联前，冯胜平几乎和王炳章成为莫逆之交，那时候王炳章每个月都要到冯胜平家去，一谈就谈到深夜。王炳章曾经多次在我面前夸过冯胜平的智力和口才，冯胜平也非常佩服王炳章的毅力和韧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诉我的一段故事，有一次王炳章和他一起冒着大雪，一家一家地敲门，动员别人参加民联。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开始时冯胜平还为王炳章抱不平，每听到有人数落王炳章，他背后就会骂骂咧咧，说这些人都是小人，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的政治歧视，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对别人政治歧视。可是听多了，连他最后都恨起王炳章来了，因为王炳章已经成为他的组党计划的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了。记得我们去见杨力宇教授的时候，杨就明确地提出王炳章不适于作为党的发起人。从杨力宇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冯胜平沉默了很久，最后他冷酷地说：“看来王炳章是该离开民运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去过美国西海岸，见过黄雨川，陆铿等人。陆铿当时住在洛杉矶的西来寺，我们为了找他先去了旧金山崔蓉芝家，扑了个空，结果又连夜开车赶到洛城。当晚就住在庙里，睡在陆铿房间里的地毯上，一直谈到深夜。陆铿也算是支持《中国之春》的元老了，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就是陆铿主持的。但是后来他也对王炳章很失望，言谈之中，颇有微词。他也认为王炳章如果作为新党发起人，也将为组党蒙上阴影。黄雨川讲得虽然没有陆铿那样激烈，但是对王炳章显然也并不抱好感。

我听来听去，人们不愿沾王炳章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台湾的背景。不过今天回过头来，我越来越觉得王炳章实在冤枉。其实海外民运发展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台湾邀宠献媚了，可是后来虱子多了不咬，再也没有人发什么异议了。相对而言，民联时期的王炳章比他们表现得有骨气得多。

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我和冯胜平闯入刘宾雁家的游说。刘宾雁当时住在波士顿。我们先找到住在他家附近的龚小夏，请她给我们联系一下见面的时间。龚小夏说，刘宾雁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所以他家里常有些年轻人的聚会，用不着那么正式约会，上门去就行了。于是我们就来了一个“中国方式”，也没事先打电话就去敲上门去。

一进门，果然里面有几个留学生正在聊天，我们很自然就加入了谈话。在组党的计划中，除了方励之之外，冯胜平对刘宾雁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期望刘也能成为组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冯胜平直接了当地问了刘宾雁对组党问题的看法。刘宾雁的回答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他显然还抱希望能够回到中共党内去推动改革。他认为中共内部还有不少健康力量，在体制内推动的改革要比在体制外推动改革有成效得多。刘宾雁还没有讲完，冯胜平就按耐不住了。他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式，开使阐述中共政治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强调体制外力量的重要性，一口气讲了二十分钟。

冯胜平刚一闭嘴，我就接上了。我不否认共产党内有很多人有改革的愿望，但是我认为共产党四十年执政的历史已经把自己的声誉搞糟了，以致它说破大天，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它的改革许诺了。农村的土地已经分了将近十年了，可是中国的农民还不敢相信当局真心把土地交给他们，所以一直不敢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我问刘宾雁：“假如今天共产党真心想搞民主，重新宣布百花齐放，知识分子可以有言论自由，随便说什么都行，您相信这话吗？您敢乱说乱动吗，不怕第二次引蛇出洞，反击右倾吗？”刘宾雁没有出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共产党就像一个狼来了喊多了的孩子，信誉丧失殆尽。我相信共产党内有很多像您这样正直的改革者，但是他们只要戴着共产党的帽子就没有信誉。共产党人要想改革，就得换顶帽子戴。哪怕叫社会民主党，即使是原班人马，效果也会不一样。”

我刚一讲完，龚小夏紧接着就开口了。我们三个人车轮大战，足足给刘宾雁上了四十分钟“政治课”。不过刘宾雁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即使我们是晚辈，口气又那样嚣张，他仍然沉得住气，很耐心地听完我们的“教导”，然后很客气地把我们礼送出门。不过我知道，刘宾雁未必接受了我们的“教导”，像他这种年纪的人，除非事实可以教育他。

跑了几圈之后，我已经对冯胜平的组党计划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次经验告诉我，干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找“名人”，太多的名流在一起，将一事无成。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胜过一群狮子带领一只绵羊。

谢选骏指出：人説“无事生非”，我看“无事生非”其實在“文過飾非”。那麽“過”與“非”從何而來呢？按照上面的敘述來看，都是金錢惹的禍，而禍根就在人的貪欲。

【第九章：罢王风波】

9-1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

“罢王风波”是民联的劫数。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罢王风波，民联会是什么样？

王炳章自然免不了扼腕。他在很多场合都说，如果没有胡王的分裂，一个完整的民联将在“八九民运”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其实我何尝没有扼腕？不过我并不像王炳章那样过高地估计民联将在“六四”民运高潮中起的作用，我知道，即使民联没有分裂，当国内民运大潮到来的时候，民联也不可能起到他期许的作用。而国内潮落，大批政治明星逃亡海外之后，一个完整的民联也不足以和他们组成的民阵抢夺风头。

我叹息的是，民联由于罢王风波失去了一个自立的最好时机，而后一直到民联消亡，它都再也没有能力摆脱财政上的被动，从而也就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而一个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民联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民联的这个劫数，也许就和国民党的“西安事变”一样，在其正在上升的关键时刻被卡住了咽喉，这一口气就再也没有缓过来，而后来的时势再也没有提供缓解这口气的机会。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蒋介石的心情。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鼎盛时期，要是再给他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统一，国力就可以恢复。而只要国民党站稳，中国统一，无论共产党或日本人，都不会再有机会了。即使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也不会是那样的打法了。

在罢王风波之前，经过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后的民联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它的最高点。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甚至传闻中共内部的开明派都在考虑对民联解禁。民联当时所处的外部条件非常好，发展势头有可能超过一九八七年的局面。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再给我半年的时间……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从此，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一九八八年底，我和林心声常常在办公室里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一个投资的方向。只要民联的钱能够成为活钱，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总之，只要手中有钱，就能够掌握主动。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民联就会有一整套成熟的战略思想，这是一个政治团体最宝贵的财富。当时胡平和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基本上勾画出了这个战略思想的轮廓。胡平正在家里撰写一本专著，系统地论述在专制制度下如何进行非暴力斗争的战略原则，从胡平全力以赴的重视程度来看，我相信它可以奠定今后民联，甚至整个反对派运动的理论基础。这本书虽然没有按照胡平预期的三个月出笼，但是如果没有罢王风波的干扰，至少可以在“八九民运”到来前问世。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胡平一听说北京民运大潮涌起时的那付捶胸顿足的样子：“我的书早该在这之前出版，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是，就差一步。”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我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我已经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脱离中国大陆的实际太远，这正是过去《中国之春》最大的缺陷。过去几年里，人们对《中国之春》最多的批评就集中于此。此外，只要有足够的钱，杂志的排版印刷质量也可以大幅度提高，《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可是罢王风波之后，《中国之春》的经费逐年递减，后来的几年我处处被动，一直是在不断地消减开支的情况下运行的，这一口气从此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

总之，有了这半年，虽然民联未必能影响中国的变化，也扭转不了海外民运的走向，但是它确确实实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民联始终没能迈过这个门槛。“六四”之后，海外财源滚滚，可是联委会偏偏做出了一个愚蠢透顶的决定，将民联总部迁往华盛顿，财政统一的局面被打破，总部和编辑部争夺财政预算的摩擦从此不断，从而又一次失去了财政翻身的机会。这么多年来，我在民运圈子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事情的发展几乎从不按理智的轨迹，事后分析，似乎每一个人走的每一步都合乎逻辑，可是整体走向却总是朝着最荒谬的结局。

罢王风波，就是其中最荒谬的一幕。在这次事件中，民联有三次机会可以摆脱厄运，可是历史在这三个关头总是作出了最荒谬的选择。

9-2罢王风波背后种种动机

罢王风波始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的常委、监委、总部三方联席会议，推动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有三个人：冯胜平、呼延民、薛伟。会议的主要的目标是王炳章，但是王炳章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冯胜平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王炳章。他要排除王炳章，为组党扫清道路。他告诉我王炳章正在筹备“四大”的竞选，而他卖保险的钱是为“四大”之后准备的，在“四大”之前绝对不会掏出来给民联。他也许知道我和王炳章签了合同之后急于得到他卖保险的钱，所以这样说来引起我对王炳章的不满。我不知道冯胜平从何处得到这种消息，我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按照主席两年任期的规定，当时离开“四大”还有一年的时间，王炳章纵使深谋远虑，也用不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竞选。我不排除王炳章心里会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他也没有必要这样早就透露给别人听，即使要透露，按照我当时和王炳章的私交以及在民联中的地位，也应该是首先知道此事的人之一。我当时在民联的位置举足轻重，人缘最好，无论谁想竞选民联主席，我都是他们必须争取的支持者。

呼延民是这次会议的最关键角色，开会的动议是他提的，筹备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可是他的动机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他既不喜欢胡平，也不喜欢王炳章，在开会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是左右开弓，胡王各打五十大板。他的旗帜是组织生活“透明化”，因此要建立常委和监委之间的横向联系，一方面打破王炳章对组织的垄断，另一方面弥补胡平对组织的轻视。我从来都无法理解呼延民的思维逻辑，我无论对开会还是对建立横向联系都没有任何兴趣，我也不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这对民联有什么好处。不过我感觉王炳章和胡平还不是他的全部目标，从他私下透露的情绪来看，他的另一个目标是林樵清，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报林樵清开除他的一箭之仇。另外我猜测，他也许想通过策划这次会议，表现自己的活动能量。四年后，我为了写本书和呼延民聊天，想回忆一些当时的情况，呼延民对自己在倒王中表现出来的能量还颇为得意。

薛伟开始对开会并不热心，因为他本人有可能成为会议上被修理的目标。柯力思为自己申诉，向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揭发了薛伟的一些问题。除了薛伟国民党特务的问题外，柯力思在材料中还提到薛伟曾经强奸过一位原《中国之春》秘书小姐的姐妹。被害人告到民联总部，哭诉薛伟把性病传染给她。当时是柯力思接受的申诉，并调查此案，后来此案是林樵清出面摆平的，他给了那位小姐一笔钱，对方答应不上诉。柯力思认为薛伟散布他是中共特务的谣言，是为了报复此事。他同时向各地联络站散发了自己的申诉材料和揭发材料，搞得薛伟坐立不安。但是呼延民和冯胜平当时对薛伟没有兴趣，他们觉得薛伟在打击王炳章的时候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对他采取联合的态度。薛伟后来也意识到开会是他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机会，而且搞掉王炳章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也开始积极起来。

胡平的心理可能和薛伟相似，开这样的会对他来说肯定没有好处。作为民联的一把手，他无疑会成为到会者攻击的箭靶子，而且胡平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对任何事情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起初，他对呼延民开会的提议百般阻挠，后来在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下逐步退却，其心理也是不愿意惹翻呼延民。冯胜平为了开会的事反复给胡平打电话，告诉他王炳章正准备“四大”复出，而把他当作过渡的人物，为王炳章看两年家。胡平别看平时态度谦和，其实骨子里对自己自视甚高，这种说法肯定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最后胡平勉强同意开会。也许他意识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王炳章，不是他，而削弱王炳章对他又有好处。自从上次在胡平家看到他对王炳章发脾气，我知道他对王炳章一定有一肚子的怨气。

不过，胡平只想打“有限战争”，他在会议的程序和性质上大作了一番文章，提出三项程序：讨论形势，制定策略，质询总部。他知道会议的推动者只对最后一项议程感兴趣，他增加前两项议程一方面为会议增加一些正面作用和形象，另一方面减少讨论内部矛盾的时间，减少杀伤力。另外，他为会议定了一个基调：对事不对人。矛盾公开，有话台面上说清楚，但是对任何人不作书面结论，不作组织处理，会议纪要打印发给全盟，让全盟的舆论公断是非。胡平对他搅尽脑汁想出来的这些原则颇为得意，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干嘛要处理王炳章，只要会议内容公开，王炳章就够丢分了。看来对王炳章“四大”的复出，胡平还是很在意的。

最反对开会的是我和林心声，会议对我们个人既无好处，也无坏处，但是会议要花钱，将影响我们的财务计划。会议的经费预算约四千元钱，林心声像挖了祖坟一样心痛。整天在办公室里对着呼延民骂骂咧咧。我对开这种无事生非的会抱有一种天生的敌视态度，觉得这帮人纯粹是庸人自扰，没事找事。经济危机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当时正有一大堆计划正等着上马，有好多正经事要做，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要搅和什么。

不过，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当时心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经事”做，也有正面的机会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现我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也有对王炳章的不满，也受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困扰，但是我绝不想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开会干扰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正经事”可做，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人不可。后来，民运组织多起来了，这种内斗的会议越来越多，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我是从后来的这些经历中悟出的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这个理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对人就会宽容很多。无事生非，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陷阱。

我和王炳章都是属于那种目标明确，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是不太注意别干什么的人。按照呼延民的话，我们在前进的时候常常会踩着一些在自己眼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结果恰恰就被他们所绊倒。

这次三方联席会议的结果，酿成了罢王风波，而我和王炳章是这场风波中最大的两个受害者。王炳章不必说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一路走下坡。而我则被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是整个倒王事件的策划者，一直遭到他们的记恨和报复，以致到后来演变成无中生有的“丁楚中共间谍案”。但是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拍脑袋都可以想出，在所有参加“三方联席会议”的主要人物中，我是唯一没有任何“作案动机”人。无论开会斗争王炳章，还是罢免王炳章，对我都没有任何好处。可是，海外民运中最缺乏的恰恰是“常识判断”。

后来林樵清认为，我和胡平是想阻止王炳章“四大”复出，抢占民联，雀占鸠巢。这话说胡平，不能说没有道理，作为前后两任主席，他们在交接问题上，形象对比上，今后的政治前景上，都可能发生矛盾冲突。可是王炳章当主席还是胡平当主席，对我在民联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我想当，总干事还可以继续干下去。林樵清虽然有可能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我的大陆背景和民运资历是他无可取代的。从形势推断，如果没有罢王风波，在“四大”上无论谁竞选主席，我作为实力派都是副主席最佳人选，甚至是决定他们胜负的砝码。

三方联席会议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原计划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主要考虑利用元旦的假期。会议的“三方”各出一人具体筹备会议，监委是薛伟，常委是呼延民，总部方面开始决定是我，但是十二月我请一个月假，所以筹备工作移交给组织干事郑为民负责。我请假的理由是回家写毕业论文，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写论文只不过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我讨厌这种会议，也不想卷入此类争端，所以干脆来一个“姜维避祸”，顺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学业结束掉。整个十二月份，我在家里拔掉电话，专心写论文，除《中国之春》出刊时去了几天办公室主持编务外，绝不过问总部的事情。

呼延民是筹备会议最积极的人，所有会议书面通知都是他发的。他当时挂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办了一个民联的内部简讯，叫《民运记事》，主要是向盟内各联络站通报一下总部的活动。对于他办的这份东西我心里很不感冒，觉得他是没有正经事做，无事生非。但是我不想学林樵清正面阻挡他，只是在我管辖的编辑部范围内绝不给他提供方便。可是呼延民韧性极强，不给他打字他就用手抄，然后用复印机复印，我也奈他不何，他毕竟是常委，有些事情我管不了他。呼延民最怕林心声，因为林敢骂人，呼延民大量使用复印机，把机器都搞坏了，林心声见他就没有好脸色。三方联席会议的开会通知是呼延民写在《民运记事》上发给各委员和联络站的。另外他还打了很多电话，动员人来开会。

在参加会议的资格上，呼延民和胡平有很大的矛盾，呼延民的倾向是人越多越好，认为总部委员和支部（联络站）负责人也应该邀请，甚至只要盟员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而胡平则巴不得人越少越好，只想把会议严格限制在常委、监委和总部干事之间。冯胜平支持呼延民，他要清算王炳章，而且通知人的主动权在手，当然是人越多越有利。林心声支持胡平，因为人越多花钱越多。呼延民不怕胡平，但是怕林心声，为了消除林心声的反对，他在钱的问题上让了一步。会议通知全盟都发，愿意来的盟员都可以参加，但是除了监委和常委之外，路费和食宿费自己负责。

王炳章从各种迹象中感觉到大难临头了，他也采取了“避祸”的措施。圣诞节他带着妻小回加拿大岳丈家探亲去了，一直拖过元旦才回来。王炳章实在是低估了呼延民和冯胜平除掉他的决心了，他以为这样闪一下就可以把躲过这场大祸。可是呼延民立即通知会议延期到一月七日召开，非等到王炳章不可。王炳章这一闪，实际上使自己失去了主动权，否则他还有时间通知支持自己的人前来参加会议。

胡平在这个会议筹备阶段一直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被很不情愿地拖着走，连我都替他觉得窝囊。其实只要他下决心反对开会，会议是开不成的。在所有的人之中，只有他作为主席有能力阻止会议。耿直的林心声虽然敢于站出来挡道，但是常委会一旦形成决议他最终还是要执行。后来，我在和林心声联署支票的时候自我解嘲地说：“咱俩是被常委会拿枪逼着交钱。”

可是就是这个在所有大问题上都听天由命的胡平，却在一件小事上表现得出奇的固执。他对呼延民完全撤了防线，任由他邀请多少人来参加会议，但是却在最后的关头坚决阻止两个人进入会场，一个是杨漫克，另一个是杨怀安。在这两“杨”中，杨漫克我可以理解，因为他发表的那篇题为“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的文章，揭了民联财源的老底，并提到了胡和王的矛盾，使胡平极为愤怒。胡平挡住杨漫克的动机主要是担心台湾的责难。因为会议上很可能捅出捐款来源的问题，民联的最高机密会再一次成为杨漫克笔下的花边新闻，台湾方面无疑会十分恼火，国民党一直认为杨漫克是中共特务。

可是我至今也不理解胡平为什么阻止杨怀安来开会。杨怀安的公开职务是大陆新移民协会的会长，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情治单位“海工会”在大陆人中间的统战机构，它的创始人是薛伟。杨怀安是《中国之春》的元老，但是他在民联“一大”召开之前就被王炳章赶走了，所以没有参加“民联”。胡平不同意杨怀安参加会议的理由是他不是民联成员。但是我觉得这简直不成为理由，后来到场的人中间也有不是盟员的人，例如蕾蕾和秘书禹小姐就不是盟员，要是严格叫起真来她俩都得退场。而杨怀安无论如何还是《中国之春》早期的成员之一，况且他和王炳章有隙，对胡平并不产生威胁。我不知胡平是处于何种担心阻止杨怀安，但凭感觉我猜也和台湾有关。

9-3内部“揪斗”胡主席

我家离《中国之春》编辑部最近，于是就成了会议的主要接待站。陆续到来的委员们都跑到我家来聊天。晚上就睡在我家的地毯上。

会议的前一天，有十几个与会者在我家聊天，主要有冯胜平、呼延民、吴方城、郭城、林伟、尚平、程铁军、杨先智等人，大家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见了面免不了谈一些民联内部的事情，越讲越激动，对王炳章义愤填膺，对胡平也牢骚满腹。呼延民和吴方城建议先把胡老爷揪来内部“批斗”一番，然后明天再主攻王炳章。在他们眼里，胡平是好人犯错误，而王炳章干脆就是坏人。

胡平刚好在编辑部，很快就被传到了。他一进门就陷入吴方城、冯胜平、呼延民、郭城等几个重炮手的火力网。最咄咄逼人的是吴方城，他质问胡平时眼露凶光，嘴角向下咧着，一个手指头向对方不断地戳着。看了他这副样子，我才理解中共官员夏颖奇为什么在肯塔基大学“败走麦城”了。号称“钢牙铁嘴”的胡平在他面前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何况夏颖奇？

对胡平的质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为什么赶走柯力思，第二为什么阻止杨漫克开会。其实提问题的人心里都明白，胡平处理这两个问题是违心的，主要是受台湾的压力。可是他们似乎非要胡平亲口承认这一点不可。胡平的狼狈可以想象，他有理不敢说，有冤不能申，只好哼哼叽叽地讲歪理，越讲漏洞越多，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杨漫克来了，他是来和我谈稿件的事情。可是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有些话胡平背着杨漫克还敢说，而当着杨漫克就更不敢说了。他怕一不小心漏了嘴，又成了杨漫克笔下的新闻。而杨漫克的出现，又给了冯胜平、吴方城等人当面做好人的机会，他们竟开始理直气壮地为杨漫克争取“人权”。

“杨漫克是不是盟员？”冯胜平问胡平，“只要他没有退出，没有被开除，他就是盟员，如果其他盟员有资格参加会议，杨漫克就有资格。不准他参加会议就是政治歧视。民联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可是在自己的队伍里为什么也搞政治歧视？”

这样的问题叫胡平如何回答？冯胜平当然是百分之百有道理，可是国民党不和他讲道理。按照冯胜平的道理民联就要饿死。我看着胡平的那付难受的样子，居心不忍，站出来打圆场，想把话题引开，可是吴方城穷追不舍。他一手挡住我，说：“丁楚，你别打岔，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哪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和胡平不是整天都说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吗？现在杨漫克就是一个试金石，他的权利重于你们讲得任何道理。”

我心里恨不得撕了吴方城、冯胜平和呼延民。这三个家伙简直就是在民联背上插刀子，哪痛往那里捅。我当然知道他们占理，我也和他们一样痛恨国民党的控制。但是民联现在还站不起来，它还需要忍声吞气，用国民党的奶养大自己。现在断奶就等于马上断气，权利是要讲的，是非也要讲，但是现在没有条件讲，民联死了什么也讲不成，怎么他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心里说：“给我时间，不要胡搅，我们会让民联站起来的，到那时候，我也会站在你们一边说话。”但是这些话又不能明说，只能暗示，无奈他们几个油盐不进，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我想起蒋介石面对到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时情景，现在我颇能理解蒋委员长当时的心情。对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他是爱也不是，恨也不是，顺也不是，压也不是。难道蒋介石不爱国吗？他是国家元首，国家亡了，别人还有亡国奴当，可他连亡国奴都当不成。说他卖国等于说皇帝卖国，户主卖家，可是他能对学生说什么呢？中国太弱，它需要时间休养，忍声吞气，忍辱偷生，直到有能力与日本决战为止。可是他能够对学生们说出“忍辱偷生”的话吗？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被那些自命为特有正义感的人搅得一团糟，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占理，又得理不让。

最后我忍无可忍，大声呼道：“你们还想不想让民联活了？这个话题再讲下去民联就得断粮，民联死了你们高兴吗？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吗？有些话是不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我希望明天在会上不要讨论这些敏感的话题。要是民联因此而亡，我跟谁没完。”我承认自己没有胡平修炼的功夫，我几乎是把话挑明了，也许到当时为止民联核心的知情者还没有谁比我讲得更露骨了。我知道不讲到这一步，对方是不肯停止进攻的。

果然，吴方城收兵了。他收敛凶像，露出笑容，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才把胡平找来内部修理，今天胡平过关了，明天就不提这事了。”其他的人也都一致同意，明天会上不找胡平麻烦，不捅敏感的话题。

在我缠住吴方城时，胡平私下和杨漫克谈了一会儿。杨漫克从进门后始终表现的很平静，尽管事情和他有关，但他似乎比吴方城等人还要克制，就像谈论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人似的。不知是胡平把他说服了，还是他不想继续充当大家争论的焦点，最后他向大家宣布他明天不会来参加会议，并向胡平郑重地作了保证，然后告辞了。

在我家里的这个内部批斗胡平的小会，等于是明天会议的预演，我从中闻出了强烈的火药味。不过在场的人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胡平身上，到真没有花多少时间琢磨怎样对付王炳章。王炳章后来以为在我家开的预备会议是为了商量对付他的，实在是冤枉了各位诸侯，实际上真正受苦受难的是胡平。

对于明天的会议，我的担心不亚于王炳章和胡平，如果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话，而我则纯粹是在为民联担心。我最担心的是这一群炮筒子把话题引向民联的财源问题。讲原则并不困难，可以这帮“委员”大爷讲完原则，拍拍屁股走人了，剩下的苦日子可是由我来承担的。要是再来一次经济危机，我可不敢保证能够挺多久。

9-4秩序井然的“批斗会” 

第二天，会议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召开，到会者约三十多人。纽约支部有些盟员进进出出也有不少来旁听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但是远在我担心的程度之下。而会议秩序之好，结果之温和，出乎我的意料。

出于我比较中立的立场，与会者一致推举我任会议主席。鉴于目睹了昨天在我家开的批斗胡平的“预备会”，为了防止会场失控，我一开始就宣布三条会议纪律：一是发言限时，不得超过十分钟，过时主席有权打断发言；二是不准粗言骂人，违规者主席有权驱逐出场；三是发言举手，按顺序登记，不得抢先。后来又增加了一条纪律，会场不准抽烟，抽烟请出门。这一条是专门对付呼延民的。这家伙是个老烟鬼，熬不过一小时准得出门。昨天在我家，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抽烟，使他“批胡”的火力大大减弱。会议纪律表决通过，无人异议。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秩序井然。这是我在民联开过这么多次会秩序最好的一次，这主要归功于预先登记，发言限时的规则。这个规则似乎是我首用的，我没听说从前实行过，以后在民联的历次会议中这个规则被作为一个惯例继承下来了。有很多局外人凭想象以为，批斗王炳章的会议一定剑拔弩张，其实这次会议不但比民联过去开过的所有会议秩序都要好，而且比起后来民联的联委会以及民阵的理事会都平静得多。相对于后来那些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民运会议，王炳章受的这点冲击，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会议只出现过两次骚动，但都及时地控制住了，没有酿成混乱。一次是钱达和吴方城提出修改议程。胡平提交会议讨论的有三项议程，其顺序为：讨论形势，规划战略，质询总部。胡平把质询总部放在后面显然是处心积虑的。根据开会的经验，会议初期人们精力充沛，态度认真，情绪容易激动，越到会议后期人们越疲劳松弛，激烈情绪会逐次降低。而且前面的议程有可能占用后面的时间，放在最后的议程时间会越来越少，胡平知道有些外地来的委员晚上就要赶回去，巴不得这个议题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

钱达一眼就看穿了胡平的小算盘，他是晚上的飞机票赶回旧金山。他知道大多数委员赶来开会，并不是感兴趣“形势”和“战略”，而是关心民联内部的事情，所以他要求把第三项“质询总部”的议程提前到第一项，吴方城立即附议赞成。此项提议遭到胡平强烈反对，双方展开辩论，声调逐渐提高，钱达提议表决，胡平反对表决，于是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争论，会场趋于混乱。为了控制住会场，我裁决立即举手表决。表决结果钱达和吴方城的程序动议被多数通过。

第二次骚动是由于杨漫克出现在会场引起的。杨漫克来编辑部的理由是给《中国之春》送稿件，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今天一定要交稿，我给他定的交稿日期是三天以后。显然，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会场不能排除是有意与胡平为难。胡平昨天显然和杨漫克很郑重地达成了协议，今天一见杨漫克出现在会场就火了。他站起来指着杨漫克大声说：“杨漫克，你昨天向我保证您今天不来开会，你说话还算不算数？”

胡平这样做实际上非常不明智，杨漫克既然是以送稿为由，送完稿由我私下劝他走，事情也不会闹大。可是胡平这样公开一嚷嚷，首先让杨漫克下不了台阶，非留下挽回面子不可；其次使我失去了私下调解的缓冲机会，逼得我非作为会议主席表态；三是把公众舆论也卷进来了，很多人并不知道杨漫克对胡平的保证，觉得胡平这样似乎有点霸道，反而同情杨漫克了。

为了杨漫克参加会议的权利，会场上又一次展开了辩论。这种辩论胡平显然占绝对下风，因为支持胡平的人都是了解内情人，也就是王炳章、林樵清和我而已，不但人数少，而且理由也讲不出口。可是支持杨漫克的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人权平等”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对胡平大加批判。整个会场的人都离开座位站起来。我知道辩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会使会场更加混乱，只好大声喝住众人，宣布表决。几乎所有的手都举起来赞成杨漫克入场，杨漫克见自己的面子已经挽回，继续呆下去只会凭增尴尬，于是在我数票公布表决结果之前宣布离开会场。一场风波平息。

胡平擅长辩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我很少见到他像今天这次这样语无伦次。他被人打落了牙，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只有横着来胡搅蔓缠，其心里的窝火可想而知。中午吃饭的时候，冯胜平还不罢休，追着胡平为杨漫克说话，胡平急得一摔饭盒，愤然道：“我这是何苦遭这份罪，大不了把什么都说白了，民联垮了拉倒，我这主席不干了。”说罢真往门外走，吴方城一看胡平真急了，急忙拉住他，众人也来劝阻，直到吴方城等人再次答应下午不捅敏感问题，胡平才罢休。

整个上午都是胡平在受苦受难，王炳章安然无恙，连弹片都没有碰到。下午一开始首当其冲的是薛伟的问题，但由于柯力思没有到场，薛伟轻易过关。他向与会者散发了证明他没有性病的体检结果，谁也没有重视他的事情。呼延民对林樵清打了一横炮，企图为“钥匙事件”平反，但是“钥匙事件”的细节太复杂，证人柯力思不在场，几乎没有人有兴趣对此进行逻辑推理。林樵清表现得出奇地谦和，极力避开冲突，呼延民连个回响都没听到，就被人们甩到脑后去了。

经过胡平、薛伟、林樵清的缓冲，等冲击波到了王炳章身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冯胜平首先向王炳章发难，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王炳章不久前举办的DW&C公司，该公司在《中国之春》上登出广告专给留学生办政治避难。广告上写明有司法部大律师经手，保证避难成功。冯胜平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司法部大律师”就是承接《中国之春》诉《人民日报》案的原司法部退休律师艾克曼，他走访了艾克曼。艾克曼声称不知道此事，于是王炳章被冯胜平抓住了小辫子。

艾克曼是个心眼非常好的老头，很愿意帮助中国民运人士。我在进入《中国之春》之后就是委托艾克曼帮我办的“政治避难”。不过他后来竟然把我的档案给丢了，最终也没有给我办成，此事不了了之。其实我是自费留学生签证，完全有其他出路居留，办政治避难纯粹是为了合法地在《中国之春》杂志社工作。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薛伟是合法的，还只拿半份工资，另外一半发现金逃税。我接任经理后希望《中国之春》能够走上正式公司的轨道，不想再靠发现金逃税，所以首先要使自己的身份合法。按照美国的法律，从申请政治避难起，无论批准没有，就有了打工的合法身份，何况我身为“反革命组织”民联的总干事，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艾克曼很乐意帮助我，也不收我的钱，他还告诉我，如果民联成员要办政治避难，他都可以帮忙。艾克曼显然也对王炳章讲过这类的话，这才使他打起了冒用艾克曼名义的主意。艾克曼听说自己的名义被冒用之后，写了一个声明，声称与DW&C公司没有关系，也不承担该公司的法律责任。这封信落在了冯胜平手里。

冯胜平谴责王炳章冒用律师的名义是违法的，会给民联带来名誉损失。而吴方城则主要从道义的角度批评王炳章不应该昧着良心赚留学生的钱，吃人血馒头。对王炳章的这个公司反感的还有住在洛杉矶的总部委员莫逢杰。他是美西政治避难者协会的会长（美东的会长是薛伟），经常义务帮助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办政治庇护，他觉得在帮人家“避难”时收钱等于趁火打劫。监委黄奔和钱达也有类似的看法。

我和王炳章一起办过“加拿大移民公司”，我知道王炳章的“避难公司”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其实他不提“司法部大律师”倒没事了，后来“六四”之后，华人社区中涌现过无数个“政治避难”公司，郑为民和杨漫克都靠这一行发了横财，也没有人再把这当回事儿了。王炳章倒霉就倒在先走一步，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当时对冯胜平和吴方城的指责也不以为然，只是不想节外生枝地再牵出个“加拿大移民公司”引火烧身，所以不便替王炳章说话。

王炳章另一个受攻击的地方自然是财务问题。很多人传闻他贪污公款，但是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背后说说而已，拿不上台面。只要我不揭发王炳章自己掏钱“捐款”的把戏，人们连质疑的话题都没有。总不能直接问他“你贪污了没有”吧？在场知道王炳章这个把戏我想只有三个人，林樵清可能知道内情，我是偶然抓到辫子，胡平估计会猜到个大概，连林心声我都没有说破。而我们三个人都不会揭发王炳章，所以他可以轻易地滑过这最危险的浅滩。上午胡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民联财源问题的敏感部位，实际上起到了掩护王炳章的作用，下午确实没有多少人再愿意碰这个问题。

王炳章在财务问题上受到质询最多的是他的保险业务没有履行合同，按时上缴给《中国之春》的捐款。吴方成对这个问题最为愤怒，因为他曾经以民联组织的名义给王炳章在当地筹备演讲会，先讲民运，后讲保险。吴方城不但自己买了他的保险，而且还动员了不少人买他的保险。王炳章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拿出了一大堆材料，解释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政策，向人们说明，虽然他账面上赚了不少钱，但是并没有全部得到手。因为公司还要扣住一部份作抵压，以防受保人退保。他把一大堆财务报表摊在人们面前，大家谁也没有耐心细读，一致决定交给我来审查，因为是我代表《中国之春》一方与他签的合同。我对王炳章的政策是“敲山震虎”而不是“杀鸡取蛋”，想让他快点把钱拿出来，而不想打死他。所以我巴不得他早一点过关，马马虎虎看了一眼材料，就点头放行了。

我把王炳章的发言放在所有人都提完问题之后总答辩，而且破例给了他二十分钟的时间。这对王炳章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已经完全估计出了对准他的最大火力，可以从容地应付了。王炳章的答辩有条不紊，信心实足，逐一解释了大家的质询。等他讲完之后，已经将近四点钟。后面还有两个议题没有讨论，可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宣布“总部质询”议程已完，不能再拖，马上转入下面的议题。王炳章当场松了一口气，比起胡平他简直轻松多了，整个下午人们表现得都非常克制，连高声说话的都没有。后来有人传闻会议“批斗”王炳章，实在是言过其实。“批斗”最大的特点是不给斗争对象发言的机会和权利，可是我给了王炳章比所有人都多的发言权利和最后发言的有利机会。

等到会议进入“讨论形势和任务”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兴趣了。有些与会者准备走了，与大家告别。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会议于七点半钟草草结束。不过，王炳章这口气松得早了一点，他的劫数还在后面。

9-5迎接杨巍出狱计划失败

会议刚结束，胡平接到了黄奔从香港打来的电话。黄奔向总部报告，他和黄汉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安全抵达香港，而另一位大陆籍的民联成员汤光中被当局扣压，下落不明。

黄奔、黄汉和汤光中是受民联总部委托回大陆迎接杨巍出狱的。不久前，总部得知中共当局将于一月八日准时释放杨巍，胡平、王炳章和我在王炳章家里开了一个会，策划了这个行动。回过头去看，也许我们三人对于这次行动的意图各有不同。胡平的主要意图在于向为民联做出牺牲的杨巍表示组织的温暖，同时让所有在国内为民运奋斗的人感觉到海外的支持和关注。胡平经常举波兰团结工会救援入狱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实例，来证明海外的关怀和支持对国内反对力量坚持下去具有重要意义；王炳章的意图可能主要想制造新闻效果，引起一个政治上的轰动，为民联打响知名度，这也是他一惯的做法；而我的主要想法是希望这个行动为民联成员公开回国创造一个先例，为今后民联组织的回国挤开一个门缝，我相信胡平也可能和我有同样的考虑。不管怎样，我们三个人在两个基本的原则上形成共识：这次行动一要公开，二要合法。

为了避免与官方发生冲突，胡平为这次行动定的调子非常低。他强调不能携带任何官方不允许的东西，不做当局禁止的事情，尽量不给杨巍和他的家属带来麻烦。我们给杨巍准备的所有东西，除了钱之外，只有一个贺卡。而贺卡上面除了我们几个人的签字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胡平相信，在很多情况下确是无声胜有声。

我们设想了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是成功进入大陆，见到杨巍，安全返回，这是最佳结果，中共得分，我们也得分，我们得分更多；第二是不能公开进入大陆，只好秘密潜入，见到杨巍，然后被驱逐出境，这样我们得小分，中共失大分；第三是不准公开，只好秘密回大陆，见不到杨巍，安全返回，这样我们不得分，中共失小分；第四种情况是，杨巍和他的家属不欢迎我们的人，公开进入无功而返或秘密进入被驱逐出境，这种情况是最坏的，我们失大分，中共不失分或失小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人入境被公安扣压，失去自由，但我们都认为这种可能姓极小，即使扣压时间也不会太长，万一发生也是民联得分而中共失大分。

在选人的时候，我们选了持大陆护照的留学生汤光中和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黄汉。汤光中的妻子是台湾籍，而他本人是大陆籍，这样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估计中共当局会投鼠忌器，不便公开扣人。而身为加拿大公民的黄汉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此行主要是为了给汤光中加一层保险，以便在出现危险的时候有个人证。在选人的时候，王炳章可能征求过黄奔的意见，黄奔也坚决要求去大陆，而且宁愿自己出钱，所以后来又决定再增派黄奔。计划中汤光中和黄汉是准备公开进入大陆的，而黄奔则在稍后的时间悄悄进去。黄奔是美国公民，没有危险，他的作用是预备梯队，万一当局采取技术手段阻挠汤黄两人前去迎杨巍出狱，黄奔可以出奇不意地出现在监狱门口。

根据计划，汤光中在出发前打电话通知了中共领事馆，公开声明自己是民联成员，要回国见杨巍，希望能保证他的安全。一九八八年底，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异常宽松，对方一口应承可以自由出入，但是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准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二不能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这两个条件都在预料之中，汤光中也作了承诺。实际上，胡平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也不想搞任何政治活动，只要能成功回到大陆，顺利见到杨巍，安全返回美国，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月五号下午，也就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前两天，王炳章到办公室找到我，让我通知日本的姚月谦给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消息。按我们的计划，记者最好与汤光中等人不约而同地到达监狱门口，这样民联代表和杨巍握手的照片就会出现报纸上，这无疑是最佳镜头。通知记者由姚月谦具体负责，这些天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总部的指示，并保持和记者的联络。

我觉得通知记者不宜太早，万一记者先去缠上了汤光中他们，有可能会引起麻烦。可不巧的是，姚月谦是常委，刚好这时要来纽约参加会议，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上飞机了。他一走，与记者的线就断了。

我和姚月谦通了电话，他也有些着急，最后我希望他能够在临行把事情办好。姚月谦几乎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把消息发出去，通知完记者他就直奔机场了。消息显然是发早了一点，两个日本记者知道了汤光中他们的住址，立即前去登门采访，汤光中在记者面前豪言壮语了一番，效果适得其反。消息传回了东京，中共当局紧接着就采取了行动，半夜一点钟派人闯进他们的房间，在汤光中的行李中搜出了《中国之春》杂志以及一些文章的复印件，还有王炳章与给汤光中的一封信，上面有一首“反诗”。当局以汤光中违反承诺，携带反革命宣传品为理由，将两人拘留。不久前，黄奔在过海关的时候，也被搜出了随身携带的《中国之春》杂志，被扣压了一段时间后，遣送出境。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民联成员被扣压和驱逐的消息，理由是携带反革命宣传品。其中还引用了汤光中随身带的一封信上的诗句“踏上与赤龙搏斗的征程”，以此来证明民联策划这次行动的“反动”意图。至此，民联派出的三位代表全部被捕，“迎接杨巍出狱”的行动彻底失败，杨巍肯定是见不到了。

黄奔从香港报来的消息把人们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重新绷紧了，整个编辑部群情激愤，有的人声称要追查原因，有的人报名要继续回大陆闯关，非要见到杨巍不可。胡平阴沉着面孔质问，当局搜查出的《中国之春》和信件是谁让带的。

黄汉临行前住过我家，我承认我没有给他带任何东西。而汤光中和黄奔临行前都住在王炳章家，王炳章只好承认，杂志是他让带的，主要想让杨巍了解民联在海外营救他的活动。另外他承认那首“反诗”是他临行前赠给汤光中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汤光中竟然蠢到把它带进大陆。

胡平气得脸色煞白，对王炳章嚷道：“我们不是说好，不要带任何容易引起麻烦的东西，不要作任何节外生枝的动作吗？你搞这些小动作干什么嘛？画蛇添足。民联代表只要顺利地进去，安全地出来，我们就赢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王炳章吱吱呜呜，无言以对，趁着一片混乱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机会赶紧溜回家去了。 

9-6王炳章常委弹劾案

杨巍出狱的时间应该在北京时间一月八日上午九点，也就是一月七日的纽约时间晚上九点。联席会议解散后，大部份与会者都到我家聊天去了，只有胡平、吴方城陪杨巍的妻子车少莉留在办公室等上海的电话，了解杨巍出狱的情况。大约十点钟，电话接通了，对方是杨巍的母亲。她告诉车少莉，杨巍没有按时出狱，情况不明。她从广播上听到官方宣布的理由是民联成员利用杨巍出狱的时机进行了“违法活动”。杨巍的母亲恳求道：“求求你们，为杨巍着想，不要再派人带什么东西来了。”不难理解，这是一颗母亲的心。这颗心已经在杨巍被捕的两年里饱受惊吓，它很难再经受得起另一次意外的打击了。

车少莉的眼泪当场就落下来了。她和杨巍几乎是刚结婚就分手了，接着就是杨巍入狱。为了杨巍的自由，她整整奋斗了两年，盼了两年，可是现在等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是“推迟出狱”，但是中国大陆的事情从来就没边没谱，谁也说不准这一“推迟”会拖几年。 

胡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发生了。按照计划，无论中共的反应如何，民联在这次行动中都可以是赢家。唯一可以使民联尴尬的局面是杨巍家属的抱怨，现在这一场面果然出现了。民联的失误，伤了他们的心。

胡平、车少莉回到我家，把刚才的消息告诉了在场的人，当场就炸了窝。郭城一边安慰正在伤心的车少莉，一边大骂王炳章混账，拿民联成员的生命安全来出自己的风头。他越说越激动，眼泪也掉出来了。郭城的骂声勾起了尚平的回忆，他紧跟着揭发了王炳章曾经用他当诱饵来钩引中共领馆上钩的计划，说着说着忍不住失声痛哭。车少莉、郭城、尚平的眼泪如同为火上浇了一桶油，把屋里所有人的情绪加热到了沸点。有人立即打电话给薛伟，将此事向监委投诉，要求处分王炳章。薛伟接到电话立即赶到。还没有进门他就大吼起来：“这件事一定要追查，拿盟员的生命当儿戏，绝不允许。”

人们一致要求薛伟将王炳章叫来接受质询。二十分钟后，王炳章到了，迎接他的是愤怒的谴责和排炮般的质问。所有的问题集中在，为什么背着主席给汤光中及黄奔夹带《中国之春》和私人信件，为什么不考虑民联成员的安全把他们置于险境？

王炳章在当时表现得很不明智。当群众处于激烈情绪的时候，与其争辩是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唯一的办法是避开锋芒，待大家冷静之后再做解释。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此都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常识。可是王炳章觉得自己很冤枉，他辩解说，汤光中等人被拘留的主要原因是接受记者采访而激怒了当局，而他给他们夹带的杂志和书信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中共是先搜查他们的房间才发现杂志和信件的。

我相信我表现得比王炳章理智得多。当有人追查谁通知记者的时候，姚月谦紧张得脸色都变了，我立即挺身承担了责任，承认是我打电话通知姚与记者联系，并解释了当时的特殊情况。接着我要求监委给我处分，并引咎辞职。其实，由于在家写论文，我一直没有具体过问此事。这个计划的具体操作都是由王炳章执行的，通知记者也是他让我办的，我只不过当了个传话筒而已。这一切我并没有告诉大家，我当时颇同情王炳章，也知道他的险境，不想落井下石。我主动承担责任的姿态和良好的态度显然是明智的，薛伟连理都没有理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处分我的事。其他人也没有过多地追究我，王炳章的“恶劣态度”和他的辩解吸引了所有人的火力，我有心掩护他都无法使他解脱。

王炳章的辩解不能说没有道理，只要有一点常识就可以猜到，《中国之春》当然只是个抓人的借口。但胡平却认为王炳章的辩解并不能完全开脱自己，他的心里的恼火是可以想象的，本来商量好的计划，被王炳章擅自做的小动作砸了锅，民联丢脸，作为主席他自己也脸上无光，现在引起盟员的众怒，他也要有个交代。况且，在这类走钢丝式的行动中，被对方抓住借口本身也可以说构成重大失误。

汤光中不但接见记者，而且还拜见了杨巍的父母，并准备迎接杨巍，凭直觉谁都可以想象到中共当局对这些行为的恼火程度。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摆上台面的捕人理由，只要公安局没有找到其他借口，他们就不便动手。合法地斗争，就必须学会走这种钢丝，明知对方不舒服，也没有理由下手。中共当局当然并不欢迎民联成员，但汤光中之所以能够入境，不也正因为对方没有理由拒绝吗？据后来汤光中和黄汉回忆，他们在白天拜访杨巍父母后回到房间，发现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了。合乎逻辑的分析是，公安人员显然趁他们外出的机会，秘密搜查了他们的行李，事先抓住了拘捕他们的借口，然后才动手的。否则没有把握就贸然动手，中共当局也会很尴尬，它总不能宣布将他们逮捕的原因是因为见了记者，当时毕竟还是中国大陆政治环境最开明的时期。

车少莉在我家又和上海通了一次电话，杨巍的母亲已经得到官方确切的通知，说杨巍要推迟出狱，但推迟多久，对方没有说。这个消息一公布，人们又为杨巍的命运担忧了，情绪越加激烈。在场的程铁军、吴方城及郭城在厨房的饭桌上起草了一个弹劾王炳章的动议，要求罢免王炳章常委职务。吴方城拿着这张纸逐个要求众人签名附属，当场就有十五个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后来保王的铁杆分子林伟。 

当吴方城把弹劾书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拒绝签字。吴方城大怒，大骂我毫无原则，郭城也在旁边冷嘲热讽，说我想两面讨好，当周恩来。我对吴方城说，这件事的失败我也有责任，如果要弹劾也有我的份，我已做好辞职准备，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没有理由弹劾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场签字的所有人几乎都游说过我，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拒绝签字。

我的心理颇为复杂，我不希望事态扩大，不单是因为我本身多多少少也卷在其中，同时这里毕竟是我家，当时已经深夜，蕾蕾催着要睡觉。说实话，我是巴不得王炳章能够早点过关，大家早点散场。可是事与愿违，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我把胡平叫到一边，告诉他我准备引咎辞职，希望他也能作一个姿态。我对他谈了我对事态发展的估计，认为中共推迟杨巍出狱时间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开等在监狱大门口的记者，所以不会把杨巍扣留很久，最迟第二天就会放人。胡平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担心杨巍和汤光中，而是王炳章擅自破坏我们当时商量好的原则。

当弹劾动议在外屋征集签名的时候，王炳章坐在里屋子角落的地毯上泣不成声，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心里的冤屈，而且越到后来越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他觉得自己对这个组织历尽心血，功高盖世，但是他没有料到，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组织的成员这样无情地对待他。在这个组织里，也许只有我可以准确地体会王炳章当时的情绪，因为我经历了和王炳章相同的遭遇。在王炳章之后，没有人对这个组织倾注的心血和贡献可以超过我了，我出的风头和得到的利益没有王炳章大，但是我受到的猜疑、攻击、诽谤比王炳章更甚。每当我受到不白之冤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闪现出王炳章失声痛哭的身影，这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丝安慰，我毕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第一人。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王炳章这面镜子，在面对那些无中生有，甚至是荒唐可笑的猜疑和指责时，我会不会神经失常，失去控制。王炳章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那样对待他，但是我却完全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因为我站在他身后。

见王炳章悲痛欲绝，胡平和冯胜平都上前安慰他，劝说他采取主动，引咎辞职。王炳章默不作声地听着，最后说给他点时间，回去考虑一下，明天上午到编辑部给大家一个答复。

我把王炳章送回家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四点钟了。我回来时，蕾蕾已经在里屋睡着了，可是外屋地毯上躺了一大堆人，还在议论刚才的事情。大家纷纷猜测明天王炳章会采取什么态度。我听到冯胜平很自信地和所有的人打赌，说王炳章明天会主动辞职，他说他刚才在和王炳章的谈话中感觉到王炳章的意志已经完全崩溃。

冯胜平又一次犯了一相情愿的错误，他过低地估计了王炳章的意志，也过低地估计了一个人从崩溃中恢复的能力。

第二天中午时分，王炳章来到编辑部。大家已经坐在厅里等了他将近两个小时了。王炳章一坐下，就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早上起身时向上帝祈祷了，上帝告诉我，我正在受一群小人的陷害。我认为我与其在这里受这帮小人的审判，还不如回大陆受中共的审判。”

他环顾众人，宣布道：“我现在要去中共领事馆申请回国。你们要是有本事，不要和我王炳章干，有种回国跟共产党干去。”说完，站起身就往外走。

在海外搞了这么久民运，不可否认，王炳章非常善于创造戏剧性的效果。刚才的那一幕显然是他事先就想好的，果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家都愣住了。

足足半分钟，大家才缓过神来。于是会场一片哗然。胡平、姚月谦、杨农当场就在弹劾书上签了字。郭城大怒，他站起来指着王炳章道：“别以为只有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总是告诉我我有罪，绝不会说别人都是小人。别装出圣人君子的模样，我陪你去领事馆，我到要看你是否真有这个胆量。”

呼延民也追出去，一边走一边喊：“王炳章，我和你一起去领事馆，只要你敢回大陆，我就敢。”

唐捷也追出去，一边嚎啕大哭，回头指着郭城骂道：“你们真是一点良心也没有，……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他是民联的创始人……。”

林樵清追出去拉住王炳章。王炳章蹲在雪地里失声痛哭：“小林，我真后悔当时没让你把呼延民赶走，落到今天的下场……。”

胡平也出去了，他和林樵清蹲在雪地里劝了王炳章很久，希望他能够主动辞职，化解危机。最后王炳章同意辞职，但希望拿出一个维护他面子的方案，并使民联的对外形象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不忍看到这一幕，自己躲到经理室去了，趴在办公桌上起草辞职报告。冯胜平和车少莉敲开门找我，他们又把那张弹劾书递到我面前，劝我签字。他们说，民联在场的主要骨干分子都签了字，现在就差我了。我说弹劾书留下，让我考虑一会儿。但车少莉不肯走，说直到亲眼见我签了字才罢休。我签完字后，随即将写好的辞职书交给了薛委，请他转交胡平。我知道胡平不会愿意我辞职，但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我才对得起王炳章。

车少莉刚出去，王炳章红肿着眼进来了。随手把门关上，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上，埋头疾书。一会儿，他起草好了一个三点建议，给我看了一下，苦笑着对我说：“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王炳章的三点意见是：第一，他不再履行常委职责；第二，他不再参加民联的任何活动；第三，他不参加“四大”。通过这三点，让王炳章的名字在社会上自动消失。这三点建议实际上比辞职走得更远。因为辞职之后他仍可以参加“四大”和民联的活动，可是王炳章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宁愿这样而不愿意说出“辞职”两字。我也劝王炳章辞职，如果面子上过不去，他和他一起辞职。我告诉他，我刚才已经写了辞职书。

会议又继续了。王炳章宣布了他的三点建议。呼延民和我表示可以接受。可是一丝不苟的林心声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三条含含糊糊，没有法律依据。他问：“既然还是常委，为什么不履行职责？为什么不参加活动？为什么没有权利参加代表大会？‘四大’你要来，没人可以拒绝你的权利。”林心声的话音刚落，吴方城、冯胜平、郭城纷纷表态，不接受这个方案。他们认为，王炳章这样做是要为今后的翻案留下余地。

王炳章解释说，他的主要动机是顾全大局，为了避免盟内更大的震动，他愿意做出牺牲。

一直没有出声的胡平突然站起来，历声对王炳章斥责道：“你一口一个顾全大局，似乎你对民主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似的。我们的盟员和国内的民运人士在冒险、坐牢，你对得起他们吗？承认错误有什么了不起，别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你也知道，大家对你的处分不仅仅是为了杨巍的事件，弹劾书上还写了一系列错误。在这次行动中你违反了纪律，借此台阶引纠辞职，不是很体面吗？我劝你最好还是体面地辞职，否则我将接受弹劾书，启动罢免程序。”

胡平忽然提高了声调：“如果罢免不通过，说明这个盟已经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那么我将退盟。”说罢，甩手退出会场。

此言一出，全场震惊。我的脸都白了。我理解胡平，他想尽快地结束这场危机，我何尝不想。他现在来的这一手是背水一战，将自己作为赌注押上了天平，逼所有的人表态。可是这样一来，所有的退路都被切断了，这意味着胡王不可并存，民联面临分裂。

我上前拉住胡平，劝他收回刚才的话，他坚决不松口。其他人也围上来劝阻。这时已经没有人注意王炳章了，等大家回过头去时，发现他已经走掉了。

胡平坚决要求罢免议案进入程序。按照民联的章程，罢免一个常委，需要常委会和监委会分别半数以上通过。为了表示慎重，并尊重不在场的常委和监委的意见，胡平宣布投票期为二十天，截止日期为元月二十九日。

这二十天，是惊心动魄的二十天。民联内部发生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民联被拉裂了。

谢选骏指出：人問“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罢王风波，民联会是什么样”？——我看“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因爲一切過程都是各種力量進行較量之後的現象。

【第十章：胡王内战】

10-1张侠的一票举足轻重

罢王案进入程序之后，几乎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常委和监委委员都成为激烈的争夺对象。监委所需要的半数在当天就形成了。参加会议的薛伟、童青、杨先智、万宝投了赞成票，超过了七人的半数。唯一的波动是万宝后来想反悔，但被薛伟拒绝了。理由是投进票箱的票不得取出。

常委中胡平、呼延民、冯胜平立即就投了反对票。姚月谦已经在弹劾动议书上签了字，基本倾向是赞成罢免，但是他面子拉不下来，不好意思在纽约投赞成票。他把填好的赞成票悄悄交给我，叮嘱我五天之后再公布，在此之前严守秘密。五天之后，他已经回到日本，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姚月谦已经投票的消息两边阵营都还不知道，所以两边阵营都在争取他。王炳章和胡平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去，可是姚月谦临走前谁家也不去，执意住在我家。姚月谦上飞机的那天早上，两边阵营都争着派人送行。薛伟的车和林樵清的车几乎是同时来到我家门口，抢着送姚月谦。结果他坐了林樵清的车，五天之后，我依照他的委托公布了他的赞成票。

姚月谦的票公布之后，常委就有了四票赞成票，再多一张赞成票，就可以形成多数。可是就是这一票，使民联陷入了灾难。

副主席柯力思在法国，由于机场工人罢工，没有赶上“三方联席会议”，他写了书面的意见，投票反对罢免王炳章。他的票是除王炳章本人外唯一明确的反对票。

常委林樵清在几天的会议上一直沉默寡言，他也曾劝说王炳章辞职。但是对罢免王炳章持保留态度。胡平曾单独找林樵清谈话，游说他投票赞成罢免，被林樵清拒绝。胡平又一次背水一战，以政治合作决裂进行要挟，仍没有把他争取过来。林樵清实际上没有投票，相当于弃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保王派阵营的主将。后来内战中的很多行动都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常委沙林住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当时在外地休假，联系不上。所以常委张侠的一票成为最关键的一票。两边阵营都对张侠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唐捷先给张侠打了一个电话，声泪俱下地向她描述了一幅“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王炳章的场面。接着，冯胜平又给张侠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向张侠列举了王炳章的种种罪状和罢免他理由。一天以后，张侠给薛伟打电话通知了自己投赞成票的决定。但是她强调书面的票她还没有收到，她许诺等收到票签了字之后会把票寄回来。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罢王的议案将会毫无争议地通过，民联将免去一场灾难。可是一天之后，张侠又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建议：成立一个中性的调查组，举行听政会，然后再举行罢免王炳章的投票。

张侠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公正的，但是由于太理想化，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开听政会、组织调查组是美国政府处理案件常用的手段，但是民联这样小组织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来运行这套程序。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张侠提出建议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投了票。按照薛伟的解释，票一旦投出，等于投进票箱，就无权再更改了。如果胡平宣布已经投过的票通通不算数，恐怕在这些投过票的人中间就无法通过。所以胡平否决了张侠的建议，认为只有当王炳章不服决议，上诉申诉的时候，张侠的建议才可以考虑。

一月十九号，张侠打电话给胡平，宣布退盟。胡平问她那一票怎么办。张侠回答她既然退了盟，那么投票结果就不应该把她的那票计算再内。这样，常委的总票数变成了八票，一个令人头痛的偶数。

在整个罢王过程中，张侠的票是举足轻重的一票。这一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可以避免后来的灾难。如果她赞成，则罢王案通过，毫无争议；如果她反对，则罢王案通不过，王炳章过关。可是她一走了之，结果使罢王案的争议引出了一场内战，导致了民联的分裂。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尚未完结。

在这次罢王的风波中，民联有三次机会躲过这场大劫。第一次是“三方联席会议”散会之后，如果没有汤光中等人的事件煽动起人们的情绪，就不会有后来的弹劾议案。第二次是王炳章宣布了三点意见，如果当时大家接受了，就不会有后来的罢王投票。第三次就是张侠的这张票，只要她不躲开，无论她站在哪一边，都不会有后来的争议和分裂。可是，历史在者三个关头，都指向了最荒谬的结局。

10-2调和的路走到头了

不过，我对王炳章的辞职还没有死心。我希望王炳章还能够在罢免投票结果公布之前主动辞职，因为这是挽救民联于分裂的唯一出路，也是我能够维持和王炳章及胡平两者关系的唯一出路。

罢王投票进入程序之后，呼延民和冯胜平都曾经到王炳章家游说过，继续劝他辞职。但是他俩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王炳章当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呼延民还算进了门，可是冯胜平连门都没进去。王炳章把他挡在门外，对他大骂：“你是个坏人，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走开。”冯胜平被王炳章的无礼激怒了，指着王炳章道：“我本来还想陪你一齐辞职，谁知给你面子你不要。你等着，我会和你干到底，非把你打垮不可。”

一月十四日，我得知宁勤勤从加拿大回来，到王炳章家作最后一次努力。在我的印象中，宁勤勤对王炳章搞政治吃力不讨好颇有怨言，时常发牢骚，讲些扯后腿的话。所以我想利用宁勤勤的这种厌恶情绪劝退王炳章。我记得那天我在王炳章家吃了饭，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宁勤勤对我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热情了，王炳章也非常冷淡。

我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王炳章引咎辞职，而且我告诉他我已经提出辞职，可以分担他一些责任。如果王炳章心里有气，可以采取另一个方案：抗议辞职。这样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后路，“四大”上还可以翻案。可是我的话音刚落，宁勤勤就在旁边冷冷地说：“我们家老王不会辞职。以前我总是希望他退，可是现在我也不赞成他退。他们这样搞老王太没道理了，天理难容，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

见宁勤勤都是这种情绪，我知道希望不大了，所以没有再多说。王炳章坐在我对面，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一会儿，他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丁楚，你觉得民联这么多人中有谁会把民运作为毕生的事业？”

我有点鄂然地盯着王炳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随口说了几个名字，其中包括胡平。

王炳章摇了摇头，“胡平不是搞政治的，他是做学问的。”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自己，又指了指我，道：“依我看，在民联里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你和我。其他人都是过眼烟云，最终剩下的是咱俩。”

我没有回答王炳章，只是回味着他话中的含意。我不知道他讲这话是希望我成为他永久的合作者呢，还是暗示一山难容二虎，我们两人总归要决一雌雄。我后来猜想，王炳章可能是后一种意思。他可能认为，我也意识到了一山难容二虎，所以才要搞掉他。也许他当时就已经在怀疑，我是这场罢王风波背后真正的操纵者。

其实王炳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量和野心。其实一直到那天为止，我都在试图保持超然的地位，也没有意做过任何损害王炳章的事情。几天前唐捷曾经问我，准备在这场罢王风波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直率地回答她道：“我不希望打倒王炳章。原因很简单，凡是做事情多的人，总是树敌多。有王炳章在，人们的怨气会发在他身上，他是我的挡箭牌。可是王炳章一倒，我就是王炳章第二，他们下一个就该搞我了。”我说的是实话，而且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后来的事实不幸被我言中，我果然成了王炳章之后的众矢之的。我相信，唐捷一定传了不少流言非语到王炳章耳朵里，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她没有传过去。

不过，自从胡平扬言不罢免王炳章自己就要退盟，不但民联的退路被截断了，而且把我的退路也截断了，事实上我已经很难再继续保持超然和中立。除非王炳章主动辞职，否则我必须在胡平和王炳章中间选择一个。保住王炳章，胡平就会离开民联，而想留住胡平，就得罢免王炳章。两者必择其一。

在最后一次劝说王炳章失败之后，我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我的中立只能到此为止，调和的路走到头了。权衡利弊，我决定保住胡平，因为他毕竟是现任主席，我是他任命的总部主管，从职业道德上说要向他负责。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胡平的离去对民联的打击要大于王炳章，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王炳章家回到总部，我冷冷地对胡平说：“王炳章不会辞职，他铁了心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通过罢王案。”

王炳章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如果他把我看作今后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狭路相逢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过我对于弹劾书中提的王炳章的三项错误一直不以为然，我心里不屑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纠缠。回顾了一下我和王炳章相处这么久对他的思想方法的了解以及我的不同看法，我决定在政治观点上开辟战场。我相信在这方面的争论是正大光明的，如果今后争选票，胜负最终也取决于此。

后来我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从革命团体到民主团体的战略转移”，而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挑开了我与王炳章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我将王炳章的整个战略思想概括为革命党模式，以打击对方为目的，宁愿自己丢分也要给中共捣乱，这种搞法，实际上是以对手为中心，围着对手转。我宣布，这种战略思想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把民联的整个战略立足点转到民主团体的运作模式中来，着眼点不在打击敌人，而在争取观众，因为最终我们要和共产党共同面对选民。所以整个战略基点不是让对方丢分，而让自己得分，不是恶性对抗，而是良性互动，不是你死，而是我活。结束专制的手段不是消灭专制者，而是让自己在专制体制中活下来，形成多元化的政治局面，这样专制的局面就自然结束了。我们的意图可以公示于天下，甚至可以公开告诉专制对手。因此，民主运动的手段就不应以搞秘密活动为主了，而以搞温和的公开活动为主，以温和的纲领和口号争取灰色地带的群众，降低他们反抗专制的风险。既然不以搞秘密活动为主，王炳章过去的整个组织路线就过时了，单线联系，严密组织都不再是必要的，而组织内部的公开化，透明化则成为必要。

总之，我的整个宣传基调强调王炳章的战略思想和组织路线都“过时”了，他本人也完成了为民联开基创业的历史使命，在当前的战略转移时期，民联需要新的旗手，需要胡平。王炳章过去就曾经宣布，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继续，胡平和我恰恰在当年直接卷入了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可以当之无愧地继承民联的正统。

有一次钱达打电话来，我对他讲了以上观点，说王炳章作为历史人物过时了，中国之春的正统不是王炳章，而是北京之春，胡平是北京之春运动的代表。所以从大局着眼，从民联的前途着眼，都应该设法通过罢王案，保住胡平，尽快结束这场内战。钱达后来把我的话转告了王炳章，我猜这是他恨我入骨的真正原因。我相信王炳章心里明白，我不是倒王的始作俑者，但是我在民联挖掉他的正统根基。后来我从很多王炳章死党的嘴里听到他们骂我和胡平“雀占鸠巢”，这恐怕多少代表了王炳章心底里的怨气。

10-3“拥胡倒王”谣言大战

作为反击，王炳章利用各种媒介声称，胡平和丁楚为了向中共妥协，以除掉王炳章为条件，换取民联在国内的合法地位。于是，我和胡平被称为“投降派”“招安派”“绥靖派”。这个谣言后来越编越离谱，到后来的版本是：胡平和我已经和中共方面暗盘谈妥，除掉王炳章，所以中共国安部派遣特务冯胜平在民联内部策划了“拥胡倒王”的行动。

“拥胡倒王”的谣言始于汤光中的记者招待会。汤光中在大陆被拘留了一天，就被遣送出境了。他回到美国以后，俨然以一个英雄自居，以为人们会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他。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错误（随身携带王炳章的信，以及对记者滥发豪言壮语）引发了民联一场空前的危机。他到纽约的时候，两边都在忙于内战，他的事迹也没有多少人关心。

汤光中到总部的时候，我对他非常冷淡。他希望总部为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并没有表示出热心。因为我知道，记者们目前关心的已经不是汤光中回国的事件，他们更关心民联的内部纷争。胡平怕汤光中在记者会上漏嘴将民联内幕曝光，连原来预订的一场记者会也临时取消了，汤光中对此很不满意。打心眼里讲，我实在是很不喜欢汤光中，这个人头脑简单，但又自命不凡，喜欢装腔作势。总部给他的任务是低姿态，安全进出，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胜利。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理解总部的战略意图，自己不甘心默默无闻，要出风头，结果搞出这么一摊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在我们预计的几种结局中，他偏偏让我们看到了最糟糕的结局。明明是大败而归，可还要摆出英雄的姿态。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值得对记者说的。

可是王炳章立即就把汤光中拉过去了。汤光中在王炳章家住了两天，接着来了一个一鸣惊人。一月十六日，汤光中以个人名义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的钱是林樵清付的，唐捷冒充《中国之春》的记者在招待会上发问。唐、汤两人显然是事先商量好了，一问一答，故意将问题引向民联的内部事务，使罢王风波的内幕首先在社会上曝光。我是在汤光中记者会召开两个小时前才得到消息，于是立即派林心声前去打探虚实。林心声在现场看见唐捷与汤光中演双簧，质问她凭什么打《中国之春》记者的旗号，为何他这个经理不知道。唐捷谎称是丁楚派她来的，林心声马上揭穿她，说自己也是丁楚派来的，如果丁楚已经找了人参加记者会，为什么还要派他来打探消息？

最令新闻界哗然的是，汤光中透露了中共策划“拥胡倒王”的内幕。当记者追问消息来源的时候，汤光中告之是杨巍的父亲。汤光中在赴纽约之前曾路过旧金山，在当地开过一个记者招待会，可是在那个记者会上他从没有透露“拥胡倒王”的消息。

几天之后，车少莉发表声明，对汤光中在公开场合牵连杨巍家人的行为表示不满。并且宣布她已经与杨巍家人核实，他们家没有人知道“拥胡倒王”的内幕。

“拥胡倒王”消息的来源虽然已经证明是不确实了，但是这并没有阻碍这条断了根的谣言继续在社会上流传。一天胡平接到民联澳洲负责人田广的一封信，说王炳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胡平丁楚出卖王炳章，换取民联在大陆的合法地位，他质问胡平可有此事。胡平拿着这封信去质问王炳章，为什么造谣。王炳章看了信之后，尴尬地笑了笑，无言以对。又有一天，总部的电传机接到一个消息：“据可靠消息，中共国安部因策划半年以久的‘拥胡倒王’成功，正在嘉奖有功人员。接收电传的林心声发现，发出电传的号码是宁勤勤开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的号码。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当时简直不明白象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瘪脚谣言，怎么竟然就能够流传开来，怎么竟然就有人相信？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党，如果它承认民联的合法地位，一定是大环境松动的结果，怎么可能会以区区个人为交易就承认一个“反动组织”？中共并不傻，把一个温和的民联组织放进国内，比把一个激进的民联领袖隔离在海外，对自己危害更大。如果中共同意这样的交易，简直就是愚蠢。而且，谁敢做这个主？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王炳章有可靠的内线知道国安部正在嘉奖“拥胡倒王”的有功人员，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在“罢王风波”之前就得知这个阴谋？为什么不在此之前就及时地揭露出来保护自己，而偏偏在罢王案进入程序之后才透露？汤光中说透露“拥胡倒王”消息的人是杨巍父亲，这更连说谎都不会。这样高度机密的事情，中共当局怎么会告诉一个政治犯的家属？如果真告诉了政治犯的家属，又怎么保证不是对方设下的反间计圈套呢？像这些基本的概念，只要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拍脑袋都可以想出来，难道人们都失去起码的常识了？可是，海外民运中缺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关于“拥胡倒王”，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还演出过一场喜剧。一次尚平对大家说，唐捷背后骂王炳章搞出这么一个“拥胡倒王”的谣言实在是个“败笔”，车少莉把事实一澄清，搞得狼狈不堪。大家听了之后，大笑不止。此话传到监委委员钱达耳朵里，他立即打电话质问王炳章和唐捷。于是唐捷冲进办公室对着尚平大嚷大叫，骂他胡说八道。尚平火了，当场就给了唐捷两个耳光。唐捷开始被打愣了，但是马上转怒为喜，冷笑着对尚平说：“这两个耳光不是白打的，等着瞧，我会让你跪着求饶。”临走前，她转身对尚平命令道：“今晚到我家来，你要是不来，别怪我不客气。”

看了这一幕，在场的人只要有点常识都猜到了怎么回事。唐捷和尚平一定有着特殊关系（双方都是单身这本无可非议），可是尚平却把枕头边听来的悄悄话给讲出去了。钱达一追查，王炳章必然要骂唐捷多嘴。唐捷的窝囊可想而知，就去找尚平撒气。谁知尚平仗着特殊关系，按耐不住窝火就随手打了她。

晚上，尚平果然到唐捷家去了。唐捷威胁他说，她已经在警察局报了案，王炳章替她请了律师，如果他不答应“僻谣”，就把他送上法庭，或者让他留下犯罪记录，永远拿不到“绿卡”，或者罚他赔偿一千元医药费。唐捷还展示了手上带的警察给她的保护圈，上面有应急的电话号码。尚平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唐捷拿出准备好一张纸，上面写着：“声明：我从未听唐捷对我讲过拥王倒胡的话”，尚平在上面签了名。

第二天，唐捷拿着尚平签字的声明到编辑部玄耀，大家在传阅这张纸的时候，发现了唐捷的笔误，把“拥胡倒王”写成“拥王倒胡”，于是哄堂大笑。唐捷恼羞成怒，追着尚平要他重签一份。害得尚平整天躲着她。后来我看尚平这样躲躲闪闪不是办法，就建议他暂时到华盛顿黄奔家去住一段时间，说不定还可以在黄奔的公司里找个工作。于是尚平连夜一走了之，逃到华盛顿去了。

10-4从中共阴谋转入程序之争

一月二十九日，罢王案投票的最后期限已到。民联常委会和监委会联合发表了罢免王炳章的公告。监委会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常委会以四票赞成，一票反对，三票弃权（林樵清、王炳章和沙林没有投票）通过；王炳章的常委一职被罢免。

公告发表之后，林樵清、沙林、杨农、唐捷等人花了数千元在《世界日报》及《美东时报》刊登整版的广告，声称罢免王炳章无效。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常委四票赞成，未过半数。

此后，王炳章阵营的反击转移了阵地，不再谴责共产党的阴谋了，而是咬住了程序问题。王炳章四处打电话，向各地的支部申诉，谴责总部不按章程办事，策动各地支部抵制常委会和监委会的决议。于是战火从中央燃烧到地方，从总部燃烧到分支部。在罢免王炳章的问题上，各支部纷纷表态，民联分裂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

内布拉斯加、芝加哥、澳洲、香港等支部上书总部，抵制总部决议，宣布罢免王炳章无效。洛杉矶、肯塔基、华盛顿、日本等支部同时宣布支持总部的决议。民联是号称民主的组织，总部对支部根本没有约束力。支部对于总部的决议，高兴就执行，不高兴就不执行，实际上等于对总部的决议有否决权。

民联章程规定，解释章程的权力在监委会。为了平息争议，监委会对《罢免公告》进行裁决，宣布罢免合乎章程。薛伟在裁决书上引用了民联章程二十二条的规定：在表决中，如果两边票数相等，主席的一票有裁决权。也就是说，主席站在那边，哪边就赢。尽管我承认四票通过是个值得争议的结果，但是我至今都认为薛伟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在美国，公民也可以对宪法的条文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终要以大法官的解释为准。不同的人对任何条文都会产生分歧，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恐怕法律只是一张废纸。

民联的章程尽管有罢免条文，但是在民联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而它的第一次使用就碰到一个特殊的例子——罢免自己组织的创始人。过去王炳章执政时期，很多常委都以各种原因离开了总部，“一大”的副主席汪泯到“二大”时已经不在了，九个常委只剩下四个，他们的免职从来也没有使用过章程上规定的程序，各个支部也从未有过异议。事实上，也从没有过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一次可以说是最严肃的一次，胡平第一次使用了章程规定的程序，让所有的支部有了知情权，结果是一片混乱。和共产党一样，民联也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体现了最大的民主，也让这两个组织经历了一场最大的磨难。

10-5呼延民大意失“街亭”

当时在民联所有的支部中，纽约支部是最大的支部，拥有登记的盟员八十五人。而且纽约支部就在总部身边，地位相当于卫戍军区，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总部在纽约，过去所有的当地的盟员活动都是由总部出面召集，所以从前也没有过“纽约支部”。呼延民被林樵清赶出总部之后，就看中了纽约这块地盘，于是打出了纽约支部的旗号，自命为临时负责人，大有拥兵自重的意思。胡平对于组织事务历来不重视，只要呼延民不给自己找麻烦，随便他搞什么。

罢王公告刚一公布，呼延民就决定召开一次纽约支部会议。当时外地各个支部都在纷纷表态支持或者反对总部，大家也都把眼睛盯着纽约。呼延民自认为是这个最大“军区”的首脑，也想检阅一下自己的力量。他觉得纽约支部这个带头羊表态支持总部，可以对外地的支部产生强烈的影响。呼延民犯的错误在于，他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是纽约支部的负责人，纽约支部就是他的“地盘”。

我和薛伟听说呼延民要召开纽约支部的会议，都表示担心。我认为他这是无事生非。我对他说，表态支持总部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总部目前是合法的，只要你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就自然是总部的力量。因此，表了态支持，总部并不因此而增加什么，可是万一失控，弄出个多数反对意见，那就满盘皆输了？退一万步说，你呼延民想要一个纽约支部的表态，你自己代表说句话就行了，只要不开会，谁也不会有意见。但是一开会，一定会闹出分歧来。薛伟则是担心呼延民控制不住场面。薛伟曾经给纽约支部不少人办过政治避难，算是有恩于不少人了，可是连他都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住多数。但呼延民拍着胸脯保证万无一失。

呼延民把会议订在二月四日，名义是纽约支部的春节茶话会，主要讨论议题是关于魏京生被捕十周年的活动。他搞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我和薛伟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薛伟嘲笑呼延民，说他的群众威信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高。我也警告呼延民，尽管我可以调动四五十人义务劳动，帮编辑部搬家，人头够熟的了，但我都没有把握能控制多数。王炳章毕竟是民联的创始人，很多盟员对他是有感情的。另外我分析过盟员的基本成分，喜欢胡平的盟员多是校园里的学生，而在社会上闯荡的人多喜欢王炳章。前一种人大多住在校园里，不太愿意花时间参加这类“组织”活动，一听说有吵架就避开；而后一种人虽然也有不少人挂留学生的牌子，但住在市区没几个认真读书的，大多都在社会上混。他们喜欢开这种组织会议，而且也比较好斗。所以每到开会一定是后一种人来得多，虽然他们总数上并不一定占多数，但是他们可以达到一个局部的多数。

开会那天，签到人数为二十六人。呼延民因为要打工，委托组织干事郑为民通知盟员。在罢王案投票阶段，我曾经多次对郑为民讲，鉴于他管理组织档案，地位敏感，希望他能够保持中立。郑为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卷入两边的纷争，所以呼延民并没有提防他。可是没想到郑为民已经站到王炳章那边去了。从纽约支部开会签到的人员构成以及他在会上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有所策划的。

会议期间，巍京生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一开始下面就有人起哄要修改会议议程，强行把主题转移到罢免王炳章的事情上去。支持王炳章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众口同声咬定罢王是中共特务的阴谋，整个会场充满着抓特务的萧杀气氛。

算命先生沈海也大声疾呼：“倒王事件是中共的阴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大家报告。”在场有人问，什么情报。他只是反复说：“我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是什么具体的事实也没有透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在“三方联席会议”期间，丁楚将国安部特务冯胜平安排在他家里住，他的行动受到监视。

有人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甚至懒得回答这种问题。因为沈海的话说得语无伦次，完全没有逻辑。首先凭什么证明冯胜平是中共间谍，这完全是先入为主的结论；其次，如果说因为冯胜平策动倒王就证明他是特务，那么倒王和监视沈海有什么关系？还有，中共间谍监视一个算命先生有什么意义？如果在一种正常轻松的场合，这种话只能博大家一笑，连幽默都谈不上，可是一旦形成了某种气氛，似乎人都失去了起码的逻辑判断能力，真有人能够进入角色。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坐在一边的王炳章的脸色，显然他对沈海帮的倒忙很不满意，一脸瘟怒。他猛地站起来，厉声喝道：“我们内部有黑手，民联内部倒王的消息，香港的左派报纸《明报》十三号就登出来了。它从那里来的消息？”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宣布：“这说明共产党早就知道了。”

办事认真的林心声当场就找出了十三号的《明报》。当他把报纸送到王炳章眼前的时候，王炳章很尴尬地笑了，那上面写着：根据《联合报》的消息。而联合报是台湾报纸，亲国民党的。

那天在会场上叫得最凶的是李达。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一遍一遍地喊着：“我抗议，总部的公告违反章程。”李达是个基督徒，平时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语，婆婆妈妈。王炳章和宁勤勤最怕听他说话，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足可以描述二十分钟。只要李达一开口，他两就赶紧跑掉。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替他着急，总是事先把他后面要说话先说出来，希望他快点结束。可是那一天，李达似乎换了一个人，大吼大叫，我和他相处了一年多，关系不错，他还帮我搬过家，可我从未看到过他这副神态。

薛伟和胡平被要求对“罢王公告”做解释。薛伟嗓门大，语言精练，所以压得住场。但他知道总部方面的来人不占多数，所以一说完，借口到法庭给一个人作证，就赶紧溜走了。临走前他笑着对我说：“你瞧着呼延民今天怎么走麦城吧! 等一会儿他准被罢免。”胡平显然不太适合应付这种乱糟糟的场面，他讲话太快，也太罗嗦说，所以讲到一半，下面就起哄。唐捷、李达、郑为民多次打断胡平的说话，对着他嚷嚷：“行了，别狡辩。”“别罗嗦，没人要听你绕圈子。”“够了，你讲得太多了。”后来郑为民干脆上前争胡平的话筒，抢着说话。

林心声路见不平，上前阻止郑为民发言，被身材魁梧的郑为民一推，差一点摔倒。呼延民见发生肢体冲突，急得大喊：“不准武斗。”郑为民余怒未消，他曾是北大的老红卫兵，嘴里骂骂咧咧道：“动手我可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阵势我不是没有见过，要想打架，你们几个綁起来都不是我对手。”

与纽约相邻的新泽西州支部也在同一天开会，邀请了我参加。我本来不准备参加纽约支部的会议，直接去新泽西。但是我不放心呼延民，所以留下来参加上午的会议，下午再动身，以便一旦发生争执，至少可以多我一票。但是我一看薛伟跑了，知道今天大势已去，再通知人也来不及了，所以也打算走了。心想，纽约保不住，至少保住新泽西。

但临走我仍不甘心，希望作最后一次努力。想来想去，当时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于是我站起来高喊：“大家静一静，我有一个国内来的重大消息向大家宣布。”

会场果然静下来，我宣布了当天清晨从国内得到的消息：方励之教授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正在准备发起一个呼吁大赦政治犯的签名运动。种种迹象表明国内民运的高潮正在到来。最后我向在场的盟员呼吁：停止内战，准备迎接国内民运的高潮。我的发言显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全场一片兴奋，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见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匆匆离开了会场。

新泽西的盟员会进行了改选，会开得很顺利。会上我有意避开了罢王的话题，而我被邀请参加会议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个支部仍旧拥护总部。我们是执政派，执政者都希望保持现有秩序，因此都不愿意挑起争议话题。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只要下面诸侯不公开反对总部，在他人眼里就等于在拥护中央，这不是很明摆着的道理吗？可我不知道呼延民为什么不明白？如果他头脑是清醒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执政派，他也希望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回到纽约后，我听说了当天下午纽约支部政变的过程。我一点钟左右离开，会场平静了一会儿。呼延民要求讨论一下为巍京生呼吁的正题。但是他下午三点钟要去打工，所以两点多钟也离开了，把会议交给纽约支部副主任梁云继续主持。梁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典型的书生，根本对付不了这种场面。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林樵清就站起来提议纽约支部改选，理由是呼延民办事不公正，不能代表民意。会场重新陷入混乱，梁云在一片混乱中被挤到了一边。郑为民开始指手划脚主持会场，把预订的候选人抬了出来。这场政变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否则不会一切都快得如此惊人。一张破本子当场就被扯开，当作选票发了下去。选举结果是李达为主任委员，唐捷和郑为民为副主任委员。

接着，郑为民催促唐捷从口袋里掏出事先起草好的“纽约支部关于宣布罢免王炳章无效”的声明，在会场宣读了一遍，多数通过。之后，王炳章讲话，他感谢与会者对他的支持，并当场拉起胡平的手，要求重新“胡王合作”。据说搞得胡平非常尴尬，进退不得。

纽约支部的政变，是王炳章阵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总部失此“街亭”，从此陷入纽约支部不断的骚扰之中，十分被动。唐捷后来以纽约支部的名义出了一份《团结报》，往全世界各支部寄送，专门散布有关总部的谣言。每次林心声接到《团结报》之后，都气得哇哇乱叫。薛伟一直拒绝承认纽约支部的合法性，理由是该支部有注册盟员八十五人，而那天与会者只有二十五人，投票者只有二十二人，不足三分之一，选举结果没有代表性。

10-6总部办公室被强占

不得不承认，王炳章在战术上是相当有一套的，这点我在内战中深有体会。总部在内战中几乎是处处被动挨打。在纽约支部得手之后，下一个目标是总部办公室了。

从前住在总部办公室的是柯力思。柯力思去法国之后，林心声住进了总部。白天郑为民在那里上班，晚上林心声接电话。

春节前夕，我和林心声在总部公寓大楼的电梯里碰到了大楼的管理员。她告诉我们，刚才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找她续签租房合约。我们马上就猜到了，小胡子就是林樵清。想到这里，两人出了一身冷汗，这间房子的租约签字人是林樵清。也就是说，虽然房租是由“中国之春”付的，但是这套房子的合法主人是林樵清。

当天晚上，林心声打电话给林樵清，要求他在续房租约的时候，将他的名字改成“中国之春”。林樵清拒绝了。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和林心声当即将所有盟员的登记表格转移到了编辑部经理室，将总部办公室的大门换了锁。

换锁的第二天，林樵清果然以房主的名义叫来了警察和锁匠，撬开了门锁并且赶走了林心声，强行占领了总部办公室。我和林心声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档案文件，全部落入林樵清之手。

胡平闻讯大惊，给林樵清写了一封信，声明了组织对该办公室的主权。林心声带着胡平的信与林樵清谈判。林樵清坚持声称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同时还谴责林心声转移总部档案。林心声当场噎了他一句：“你说这间房子是你私人的，那么难道民联的档案应该放在你私人的住宅里吗？”

林樵清强占总部那天刚好是春节，总部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放假一天。可是没想到郑为民一早来总部，进不了门。他发现锁被换了，以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跑到编辑部找林心声大吵大闹。其实换锁的动因主要是防林樵清，与郑为民无关，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春节来上班。郑为民在纽约支部会上显然已经打破了“中立”的保证，自己心虚了，以为这是总部报复他的措施。

郑为民冲进编辑部的经理室，要打电话给我。经理室的地上放着两个装着盟员档案的纸箱，是昨晚我们两匆匆运进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林心声怕郑为民注意到这两个纸箱，就让他到外面厅里去打，可是郑为民误听为让他到外面大街上去打电话，大怒，抓住经理室的电话非要打不可。林心声随手打开电话上的录音机，将郑为民的叫骂声录了下来。郑为民发现后就伸手去夺录音机，两个人拉拉扯扯地打起来。当后来呼延民赶到的时候，发现林心声已经被打倒在地上，腮边和脖子后面有明显血痕。呼延民拉开郑为民，林心声乘机报警。几分钟之后，六个警察赶到，将郑为民带走了。

我和蕾蕾在警察带走郑为民后赶到编辑部。蕾蕾拿着照相机把林心声脖子上的伤痕及打架后办公室的狼籍都照下来了。蕾蕾在文革的时候还小，没经历过武斗场面。看见这一幕，激动得像个猴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总部办公室易守之后，我猜王炳章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编辑部，所以采取了重点防范措施。始终保持办公室二十四小时有人有灯。杨怀安曾经和我讲过，王炳章与他们分裂前夕，曾经在一个晚上独身潜入办公室想拿走《中国之春》的订户名单，被当时管发行的工作人员马丁发现，搞得王炳章狼狈不堪。这段历史，我最初是当小说听的，没有当真，也想象不出当时会是什么场面。可是事到如今我完全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谁得到了《中国之春》的订户名单，谁就是《中国之春》真正主人。只要有钱，杂志谁都可以编印，但是你上哪去找那几千个读者？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积累起来的资本。

有一天晚上，林心声因事外出，编辑部只有我和蕾蕾。《中国之春》又到了出刊前夕，我在最后定版，蕾蕾在打字改错。半夜十二点钟，石磊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在长岛某加油站，汽车没有油了，他身上没有钱，希望我去救他。我二话没说就上路了，临走交代蕾蕾我回来之前不要离开办公室。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很偏僻的加油站找到石磊，来回开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蕾蕾告诉我，她接到过好几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一说“喂”，对方就挂上了。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否有人搞的调虎离山计，让石磊把我调出办公室，他们好采取什么行动。

还有一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只有蕾蕾一个人在打字。王炳章和石磊来敲门。蕾蕾听出是王炳章，隔着门回答：“办公室没有人。”王炳章一听乐了，说：“你不是人吗？”蕾蕾说：“你要找的人都不在。”王炳章说他不找谁，只是进来坐一会儿，他好言哄了半天，蕾蕾死也不开门，最后他们只好走了。蕾蕾后来绘声绘色地把把这一段告诉大家，令所有的人都想起狼外婆的故事。

编辑部发生武斗后，号称“游侠”的郭城也在总部住了一段时间，扬言保卫党中央。郭城一身的江湖气，声称打架不要命。他在环美民主长跑的过程中，郑为民是他的后勤兼“政委”，但是他很不喜欢郑为民，觉得他小器自私，占小便宜。后来他和郑为民闹得很不愉快，两人最后分手了。郑为民在谁面前都敢喊打喊杀，唯独见了比他矮半个头的郭城不敢嚣张，可谓一物降一物。自从郭城进驻编辑部之后，郑为民再也不敢来闹事了。于是唐捷在《团结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总部高薪雇了一名保镖看门。急得郭城到处声明，他是义务的，没拿总部的钱。  

林心声被赶出总部办公室之后，一直睡在编辑部的地毯上，条件非常艰苦。编辑部人来人往很多人，又脏又乱，不像总部办公室那样宁静干净，给林心声带来诸多不方便。编辑部没有炉灶，不能做饭，他整天吃生冷食品。这一切使林心声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对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满仇恨。林心声从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头羊，在丛林里混久了也会变成狼。晚上，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在洗澡间里大声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称王炳章是妖人，有九个头，非要斩九次才能杀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剑挂在办公室的门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把剑可以镇邪，专镇王炳章。他在讲这话的时候，蕾蕾躲在我背后偷笑，说林心声走火入魔。不过她非常同情林心声，常从家里带热汤慰劳他，一直到现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声是民运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郭城把林心声这种性格的人称为“杜宾狗”，一旦和谁过不去，咬上就不松口，直到把你咬死为止。别看林心声平时说起话来腼腆得像个姑娘，可是现在他和王炳章一帮人过不去了，什么招都使得出来。他编了一大堆王炳章的材料，复印后到处寄送、电传，给各个团体，美国政府机构，甚至送给那些买了王炳章保险的人，让他们退保。他开始做这些事的时候，向我请示。我笑着对他说：“以后这种事情别告诉我，我没看见，也没听见。”从此，林心声和我保持一种默契，凡是打内战中使的小动作，他做了什么就不再告诉我了。不过，他有时像个大孩子，搞了什么得意之作，见到我脸上就会露出神秘的微笑。所以我大致可以猜到哪些事情是他做的，当然，也有很多事情至今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我感觉到，王炳章把这所有的帐都算到我头上去了，以为都是我策划的。

有一次编辑部的电传机收到一整本美国的低级杂志，把整整一筒电传纸都用光了。林心声一直怀疑是王炳章的铁杆石磊干的，当时王炳章的整个活动基地是宁勤勤开的那个“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石磊是那里的值班工作人员。于是林心声就开始发动“电传游击战”，时不时地往“国际工商”发点乱七八遭的东西，甚至是白纸。他反正是住在编辑部，这些事情在半夜做，防不胜防。接受电传是“国际工商”的业务，所以晚上也不敢关机。对方虽然也采取报复行为，但是林心声整天都在，可以随时关机，基本上保持主动。蕾蕾喜欢做这些孩子气的事情，所以成为林心声“游击战”的助手，电传机就在她打字机手边，林心声把这些事情就交给她做。有时他们会为这些小阴谋得意得手舞足蹈。

一天晚上，蕾蕾打字直到半夜，我到办公室接她回家。我刚到，蕾蕾就接到石磊的电话，他一开口就大骂，说我们这边传了一大堆黑纸过去，把他们所有的电传纸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显然火的很，也不顾接电话的是个女士，什么粗言滥语都用上了。蕾蕾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和他在电话里用上海话对骂起来。我在旁边听不懂也听不下去，就把电话给切断了。我问蕾蕾是不是她干的，蕾蕾矢口否认。可是过了一会儿，石磊找上门来了。他余怒未消，一边拍着编辑部的大门，一边破口大骂，脏话连篇。我火起来，当着丈夫的面污辱太太，谁也忍受不了。我猛地推开门，劈头就给了石磊一个耳光。石磊被打懵了，但马上就清醒过来。他一边退后，一边冷笑着说：“好，丁楚，今后我会让你偿还这一巴掌的，走着瞧。”

很多人都一致评价，石磊的素质是当间谍的最好材料。他聪明机灵、反应敏捷、办事利落、守口如瓶，王炳章得到石磊确是如虎添翼。为了这一巴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石磊和我结下了不解之怨，后来发生的“丁楚中共间谍案件”，有一半是石磊的杰作。

总部被占领之后，林心声解雇了唐捷和郑为民，《中国之春》编辑又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林心声管财务，编辑工作他一点也插不上，后来王炳章把《中国之春》的钱全部提走之后，他也无“财”可“务”了，就全力以赴处理内战中的事务，和王炳章打官司。薛伟和郭城，主要负责组织街头活动和公众集会。秘书禹小姐接管了陈小姐的发行工作，蕾蕾打字。胡平当时已经预感到国内的民运高潮即将到来，正抓紧写他的论著，同时和国内保持联络。但是这段内战中的摩擦把他弄得不胜其烦。

和王炳章的内战时期，刚好是国内民运高潮到来的前夕。各种活动特别多，我基本上被《中国之春》编务和公众活动缠住了，不可能有余力应付内战。而王炳章方面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倒是可以全力投入内战，所以一直处于优势，把总部打得节节败退。尤其是他扔得两颗“原子弹”，差一点把总部置于死地。

10-7王炳章投下两颗原子弹

其实有很多迹象表明，王炳章要在总部的存款上下手了。

二月三日，也就是纽约支部政变前一天，柯力思回到纽约。总部人员中，有支票签字权者为五人：胡平、柯力思、王炳章、林心声和我，其中任意两人联署就可以动钱。蕾蕾告诉我，她见到柯力思时，在他的微笑中看到一丝阴险的目光，不知为什么产生一种不详的预感。她警告我，柯力思回来一定有什么阴谋，有可能是冲着钱回来的。但是我对柯力思的印象太好了，认为他是天下少有的老实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会搞阴谋，所以我把蕾蕾骂了一顿，叫他不要乱说。其实，王炳章敢对总部的存款下手，是谁都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王炳章一个人是取不走钱的，必须要有一个人配合，此人当然非柯力思不可。我疏忽了柯力思，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善良和朴实。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负责发行工作的陈小姐突然要辞职，一连三天，追着林心声要工资。从前《中国之春》也发生过经济危机，也拖欠过她的工资，可她从来没有追过钱。后来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陈小姐是林樵清安排到编辑部工作的，林樵清这个人平时颇讲义气，估计他事先通知了陈小姐《中国之春》有可能断粮。但是当时这些反常现象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提取公款之前，王炳章来了一连串的假动作。二月八日，他向监委提出上诉，对罢免决议表示不服。王炳章的这个举动，总部方面的人都非常高兴，至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说明王炳章愿意按照程序解决问题了。这样等于给了胡平一个台阶，也给了总部一个台阶。此时结束内战，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时机。我向胡平建议，按照张侠的方案，成立一个调查组，复查王炳章的案子。我心里想，即使调查组推翻了罢免决议，胡平也已经下了台阶，用不着退盟了。这样胡王两人都可以保住。而且张侠的方案被采取，她也有了面子，也可以重新回到民联，皆大欢喜。

调查组由黄奔、钱达、林心声组成。调查组的钱达是个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人，他还草拟了调查提纲，同时提出倡议，胡王双方各让一步，向全盟认错，平息内战。

王炳章立即就同意向全盟道歉，他在检讨书中承认了自己在“上海行动”中对“胡平主席请示不够”，“考虑不周”，尽管有些人对这种不痛不痒的句子表示不满，但是只要王炳章作出和解的姿态就够了，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

胡平接到王炳章的检讨书之后，也作出了和解的姿态。承认对这次民联的危机，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胡平接着提议成立“民主战略策略研究小组”，负责制定民联的战略方针及策划与大陆民运配合的行动。这个小组由胡平自己担任组长，成员有我和王炳章。我对胡平的这个主意也感到鼓舞，因为它同时也可以解决我和王炳章在关于民联战略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十六日晚，胡平亲自到王炳章家，共同商议了双方和解和成立“战略研究小组”的细节问题。

十八、十九、二十这三天是长周末，钱达和黄奔特地乘飞机从旧金山和华盛顿赶到纽约。调查组郑重其事地开了会，并会见了内战双方的主要成员。纽约侨界的代表徐松林、李东波等也自愿参加调查组，调解两边的矛盾。在会上胡平与王炳章都表现得非常克制。

这段时间，国内刚好发生三十三人签名的公开信，声援方励之教授，要求当局释放魏京生。消息传来，海外一片沸腾，所有学校的留学生和华侨社团都在积极组织签名，声援大陆的三十三名知识分子。受国内形势的鼓舞，我与郭城、李达共同发起了二十四个盟员签名的呼吁书，呼吁全盟停止内战，投身民运高潮，将分歧留到“四大”上解决。

似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形势在好转，双方的对立在缓和，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催化，危机即将过去。

可是，毫无例外，每当民联走到一个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历史总是选择了最荒谬的结局。就在胡平亲赴王炳章家商讨“民主战略研究小组”的第二天，在钱达与黄奔赴纽约召开调查会议的前一天，王炳章采取了一个更大的行动。二月十七日，他和柯力思两人到《中国之春》的开户银行买了一张银行支票，提走了七万五千元存款。四天之后，即二十一号，他们又去了一次银行，提走了残存的三千八百元钱，关闭了账户。

我敢保证，如果谁要是目睹了王炳章这几天的表演，将永远不会对这个人再产生信任。我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把戏演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试想一下，就在他写检讨的同时，就在和柯力思策划提取公款了；他一边和胡平商议成立“战略研究小组”，一边脑子想着第二天对他口袋里的钱下手；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已经偷袭了总部的粮草了，第二天竟然还能够表情自然地赴编辑部办公室出席调查组召开的会议，满脸诚恳地接受侨界的调解，与胡平热烈地握手合影。

我并非不想理解王炳章。王炳章是一个讲究实力的人，学过政治学的人都明白，手里有实力就有更多的谈判优势。如果王炳章提取公款是为了取得谈判的筹码，压总部让步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他。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他提款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而是全盘接受了胡平的建议和调查组的计划。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一切都达成协议，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之后，他又去提走残存的钱，并关闭了账户。提走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只要保留《中国之春》的户头，钱还会定期汇进来。关闭户头实际上是对总部更致命的一击，因为捐款人想给钱都不知道往那里寄了。

王炳章的行为只有一个解释：他不是想以提款的手段来达到谈判的目的，相反，他是以谈判为手段达到提款的目的。前者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可是后者既不可以理解，也不可原谅。因为他存心就是在戏弄所有的人，戏弄胡平、总部、调查组、侨界热心人士，所有的人都被他耍了。看了这一幕，今后谁还敢相信他讲的任何一句话？

二月二十二日，林心声才发现账户被关闭了。他当即报了警。第二天，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一消息，舆论哗然。

接着，柯力思宣布自己为民联财务“督导”，为自己提取公款举出三条理由：第一是总部滥用钱打内战；第二是丁楚有卷款潜逃的企图；第三是总部已经瘫痪，需要提前召开“四大”产生新的领导班子，而开代表大会需要用钱。

这个财务“督导”的名堂和三条理由显然是拿了钱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漏洞百出，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圆其说。首先，内战之后柯力思从没有到总部来查过帐，何知滥用无度？没有证据之前就先动手提款的“督导”史无前例。况且，民联九月份才渡过经济危机，如果真是滥用无度，何以剩下近八万元存款？民联的账户有史以来从没有过这么多钱。关于指责我有“卷款潜逃”的企图更是滑稽，当时我对民联财务的控制权毫无动摇，我有什么动机要卷款潜逃？退一万步说，谁也不能因为怀疑某人要打劫银行就先动手抢银行。

实际上，只有最后一个理由是真实的。不过，民联章程规定，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应该由总部委员会多数通过。决议通过了再动钱也来得及，可是连提议都还没有，就先把钱拿走，无论到哪都说不过去。

柯力思取走钱之后，将钱存在他的私人账户上。但是这样作显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为了加强合法性，王炳章又出了一个新招。《团结报》登出一则消息宣称，纽约支部成立了以李达、唐兴、许鸣三人组成的监督小组，共同管理这笔钱。紧接着，这个监督小组发表一个声明，道：“我们盟员的盟费，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又可以由广大盟员来支配了。”林心声立即公布了李达、唐兴、许鸣当年交的盟费，分别为二十元、二十元、七十元。民联其他支部见到这个声明立即来信抗议：我们的盟费何以要由纽约支部来支配？

王炳章提款的行动本来想一举结束内战，但是没想到此举正是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舆论越来越不利于王炳章，原来曾经同情他的人纷纷转向，很多曾经为维护程序而战的正直人士开始声讨他，因为现在王炳章已经跳出了民联的章程，用非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

钱被提走之后，总部陷入极端艰苦的境地。转眼就积压了几万元的欠款。从前发出的支票纷纷退票，造成公司信誉全面崩溃。邮局、打字、印刷厂停止赊欠，统统要求支付现款，否则不提供服务。工资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提不上台面。不过幸好所有的人都同意打义工，包括和民联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秘书禹小姐。对于我来说，这一次经济危机的风险比上一次大得多。上一次至少蕾蕾还可以打工支持我，可这一次我们两个人都在编辑工作，都踏在这条毫无保险的船上。

为了证明民联总部没有“瘫痪”，总部决定所有预订活动照常进行，另外派出薛伟和郭城在街头捐款，同时收集支持三十三人公开信的签名。第七十一期之后的四期《中国之春》，基本上是我和蕾蕾两个人出版的。  

王炳章见拿走钱并没有造成总部瘫痪，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二月底到三月初，他连续多次打电话到纽约电话公司要求取消总部和编辑部三台电话（电传）的号码。林心声打电话接通之后，他又去取消，反复多次，直到林心声亲自去了一趟电话公司，写了书面的备忘录之后，才断了王炳章继续骚扰的可能性。王炳章第一次要求取消电话号码尚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之春”的电话过去是以他的名字注册的，他担心总部付不出钱，债务最终会落到他自己头上。可是林心声接通电话后他又再一次取消，就纯粹是捣乱了。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洛杉矶的伍凡，得意地说：“我投了两颗原子弹，一个是提取存款，一个是切断电话。我要把总部炸瘫痪，尽快结束内战。”

电话被切断的日子里，总部果然瘫痪了好多天。于是柯力思开始向各支部发通知。《通知》宣布：鉴于总部已经瘫痪，为迅速有效地解决盟内纠纷，恢复正常运作，有必要提前召开“四大”。王炳章知道，只要“四大”一召开，他取钱的行为就合法化了。

10-8“罢王风波始末”出笼

一直到王炳章提走公款，切断电话之前，我对他的个人印象都并不坏。而且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及我们两家私人关系的相处基本上都是愉快的。尽管我知道王炳章听了不少传言对我有误解，但是有一点我问心无愧的是，我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非议过他，甚至常常为他辩解，因为我相信在民联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他的处境。

事实上，我与胡平的分歧甚至可能还多于王炳章。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和胡平个性相差很远，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尽管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方式，我有时很难以自己的立场去体会，只能凭理智和逻辑去理解；而我和王炳章无论在个性上还是在角色上都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和他的思维方式不如与胡平一致，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方式，我总是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在内战中，尽管我不得不站到王炳章的对立面，但这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考虑，不得已为之，但内心里我还是非常同情王炳章的，对他个人我并没有任何成见和恶感。

但是自从王炳章提款之后，他给我的好印象毁于一旦。尤其是他搞的那些假动作，甚至作为个人朋友你都很难重建对他的信任了。在总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对王炳章怒不可遏，此后对他的反击就很难免带有感情色彩了。其中影响最大的行动就是在第七十二期《中国之春》上刊登了两万八千字的“民联罢王风波始末”，全面揭开了这次内战的内幕。

民联内战的内幕到底首先由/谁捅出去的，这至今仍有争议。从日期上来看，最先将“三方联席会议”曝光的应该是汤光中记者会。不过报纸只是报导一下消息，没有多少细节。而后详细报导了此次会议内幕的是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一个是美国出版的《时报周刊》，另一个是香港出版的《争鸣》。

《时报周刊》的主编陈子严曾经是张侠的学生，后查明该刊的稿件是由张侠提供的。《争鸣》的记者莫利人是纽约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得知“三方联席会议”的消息之后，紧追不舍，分别与胡平、王炳章、呼延民、冯胜平、薛伟、林樵清进行过长谈，她得到的资料无疑是非常全面的。莫利人与蕾蕾关系非常好，也请我们去她家里吃过饭，但我当时决心严守中立，不想卷入争端，所以嘴巴很严，大约令莫利人很失望。在民联纷争的最初阶段，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民联内部的争端内部解决，不宜公布于众。家丑不可外扬，这似乎是民联历史上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也许每一个团体都会倾向于如此。杨漫克写的那篇“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首开了家丑外扬的先例，几乎在盟内引起民愤。

实际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想使家事不外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汤光中记者会后，内战双方就在报纸上开了战场。由于比较严肃的大报不太愿意卷入这类团体纠纷，所以论战的主战场在一家法拉盛的社区小报《美东时报》上。后来我查了一下从一月十二日到二月十二日所有《美东时报》，保王反胡的文章共计十六篇，大型广告两篇，拥护罢王的文章八篇。从文章的内容看，作者肯定都是盟员，甚至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参加者，文章均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可是署的名字没有一个我认识，我见过所有盟员的档案，如果我不认识，显然都不是真名。

对方文章无疑都是王炳章、林樵清组织的，这种造势的方式完全就是他们两人的风格。据《美东时报》的人反映，保王派的稿件都是打印好了送来的，连手迹都不留，这只有林樵清能办到，因为他在经理任内和当地打字小姐很熟。支持总部的稿件我一直没有查到是谁写的，主要对己方有利的文章也不想认真查。胡平和我是不屑组织这类论战的，这种谩骂式的辩论不符合我们一惯的风格和原则，也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林心声刚到纽约，与当地社区不熟，也不大可能。有人推测可能是呼延民和薛伟组织的反击。  

随着报纸上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一些人身攻击也出台了。一月二十三日，胡平向双方呼吁停止互相攻击，并希望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属真名。罢王公告公布之后，总部方面通告所有支持总部的盟员单方面停战，不再在报刊上发表任何攻击对方的文章。通令是我发出的，因为民联两派的内斗造成了极坏的公众印象，以致所有的人异口同声称民运组织“内斗无义战”，舆论不分青红皂白，胡王各打五十大板，归结为“争权夺利”。

总部方单方面停战之后，舆论基本上形成一边倒向王炳章的局面。王炳章阵营并没有停火，而是连篇发表文章，登出巨幅广告，攻击总部。其中杨农（林樵清付款）二月十一日在《世界日报》上刊登的两千元的整版广告，甚至指名道姓地称冯胜平为中共国安部间谍，同时谴责胡平和我出卖王炳章与中共作交易，实在是开舆论界之先河。总部单方面停战，另一原因是因为要全力以赴支持正在到来的大陆民运高潮。我总以为，公众舆论是公正的，是非自有公论。如果民联总部在积极从事民运活动，而对方仍旧单方面发表攻击性文章，大家应该明白，到底是谁在“内斗”了。

可是最终我发现自己错了。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概念，完全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群众的眼睛一点也不雪亮，他们没有白内障就已经是十足的万幸了。如果你自己不论，“是非”根本就不会有“公论”。公众向来相信，谁的声音大谁手里就有真理。总部单方面停战之后，只剩下同情王炳章的声音，整个公众舆论基本上倒向了王炳章。

王炳章提款之后，我忍无可忍，决定不再保持沉默。可是此时各报刊已经被对方各类谩骂攻击文章倒了胃口，不再愿意登载此类文章，此时总部又陷于经济危机，连登广告的钱也没有。手里剩下的唯一舆论工具就是《中国之春》。我和胡平商议，干脆自己写一篇长文登在《中国之春》上，将“罢王风波”的所有内幕公布于众，以正视听。我的原则是：要不动就纹丝不动，要动就一锤定音。

胡平对我的提议有所犹豫。因为王炳章曾经提出一个内战的“底线”：不要把《中国之春》作为内斗的战场。在第七十期《中国之春》出刊之前，王炳章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把该期已经排好的“罢免王炳章公告”，“车少莉关于拥胡倒王说法的辟谣声明”等有关内战的材料取下来，恳求我保持《中国之春》的外部形象，不要把它作为内斗的工具。我同意了，撤下了所有有关的稿子。但是只有在封三上登的关于《中国之春》于与王炳章的政治避难事务所划清界限的声明保留了，因为封页是提前十天送印刷厂的，已经制好版，不能改动了。王炳章该事务所的广告也是在《中国之春》上刊登的，不断有留学生打电话到编辑部抱怨，找不到该公司的地址（那只有一个信箱），所以登出一个声明向顾客有个交代。另外，这个声明也是被冒用了名义的艾克曼律师建议登的。

王炳章得知后一个声明没有撤，就打电话向胡平求饶，说：“我连裤子都没有了，你们总得给我个东西遮下羞吧？”后来又转而威胁说：“你们要敢登的话，我就把你们向民联借钱在银行作假证明，担保太太来美的事情捅上法庭。”我笑着对他说，事实上我借的那笔钱没用上，后来我开的证明是用我自己的钱开的，尽管告去好了。王炳章哭笑不得。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遵守了《中国之春》不参战的“底线”，主要考虑不想背上利用职权打内战的罪名。现在回想起来，胡平和我也确实够“宋襄公主义”的了，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了底线，用原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可是王炳章眼里是什么底线也没有的，什么事情他都敢干。他连公款都敢擅自提取，我们还守着这些没有意义的底线干什么？君子之所以打不过流氓，是因为他们总是作茧自缚。

七十一期《中国之春》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刊的，印刷场和邮局都欠了债。我警告胡平。如果还没有钱来，下一期《中国之春》也许就是最后一期了，如果我们还不利用这个阵地将事实的真相公布，一旦总部倒了，《中国之春》停刊，我们恐怕就连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了。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王炳章要是胜利了，他就会按照他的说法编排历史。胡平最后同意了。

“民联罢王风波始末”我在三天之内一气呵成。胡平看了之后，对所有提到他的地方作了修改，另外薛伟删掉了柯力思散布他材料的一段。不过，我力求按照公正真实的原则来描写这段历史，由于我对于王炳章所谓的“三项错误”不以为然，所以我对此没有加任何是非的评论，只是以中立的立场叙述。我后面的大段评论都是针对王炳章在“罢王”案进行过程中造谣、耍手腕、破坏章程的行为，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评论似乎有些情绪化，但是其真实性和观点我仍认为是站得住的。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毁誉参半。骂我的人谴责我首开用在民运刊物上打内战的先例，揭露民运组织的阴暗面；赞扬者认为我给历史留了一面镜子，为后来搞民运组织者的必读之物。严家其就曾经对我说过，此文是他在《中国之春》上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之一，他看了好几遍，颇有心得。

我对很多人说，我并不希望他们把此文当做纯粹的历史来读，而希望他们把它当作理论文章来读。我相信严家其看懂了这一点。全文的主题我在最后点出：不同观点的人，不同的派别并非不能在一个组织中共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如果不守规则、不择手段，那么即使观点和目标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别，也无法共处。这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在《中国之春》上反复强调的观点：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此文发表之后，我和王炳章之间的个人恩怨就结下了，这个结几乎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因为我写了历史，今后所有研究《中国之春》历史的人都会必读此文。而王炳章要想推翻这段历史，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由民联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为他平反，另一个就是打倒写历史的人。第一条显然不可能办到，因为我并没有评价他的“三项错误”，在此无反可平，而他造谣“拥胡倒王”，提取公款等行为也平不了反。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写历史的人。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他积极策划了轰动海外的“丁楚特务案”的真实动机。

谢选骏指出：人説“胡王内战”，我看如此細密的描述，如非當時存有大量的記錄，就是參雜了細節的杜撰。

【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11-1胡平起诉王炳章

经过两个星期的谈判，王炳章和柯力思拒不交出提走的钱。于是胡平罢免了柯力思副主席的职务（根据章程，因副主席不是单独选举，而是由主席提名搭档选举，故主席一人有罢免副主席一职的权力）。常委和监委以多数票罢免了柯力思常委职务。因张侠退盟，胡平提名我补任常委，王炳章被罢免之后，车少莉补任常委，故常委形成稳定的胡平派多数局面。紧接着，监委又以多数票通过开除王炳章、柯力思出盟的决议。

王炳章已经对任何谈判条件和处分决议都不感兴趣了，显然他认为只要钱在手，召开了“四大”，推翻了现存总部，不但可以平反所有对他的处分，而且还可以将提款的行为合法化。现在，摆在总部面前的唯一出路是法律解决。

我的一个当律师的朋友介绍了他的合伙人戴文•莫尔为总部的律师，条件是律师费等官司打赢之后再付。莫尔是非常讨人喜欢的美国人，脸上总是挂着开朗的微笑，一副信心十足的神态。在莫尔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中国人之间的政治纠纷，这纯粹是一个很典型的公司财产纠纷案。这种案子在美国太普遍了，某些公司董事或主管因与董事会多数人意见不合，便提走公司存款作为要胁，这种事情天天都有发生。他一看这个案子，就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赢，所以他同意等钱讨回之后再付律师费。

起诉书以胡平和林心声的名义，他们分别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经理，我是主要证人。莫尔的办公室离编辑部有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三人到那里跑了好多趟，签了一大堆文件，常常呆到深夜。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美国打过正式官司，经过了这场官司，我这才知道在美国打一场官司多么累人，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胡平英文不太好，也听不太懂莫尔说什么，莫尔问我和林心声问题，他就在旁边睡觉，等文件打好，就叫醒他签字。

法院接受此案之后，立即下令冻结被提走的钱，柯力思的账户被封。三月中旬，王炳章、柯力思以及纽约支部财务监督小组成员李达、唐兴、许鸣分别收到传票。当送传票的林心声告诉他们在柯力思账户上的钱已经被转移了的时候，三位监督小组成员竟然全然不知。李达和唐兴对把他们送上法庭表示抗议，林心声嘲笑他们，给别人当花瓶摆设，最后还落得个上法庭陪斩的下场。

胡平在法院起诉之后，王炳章也只剩下一条出路，就是尽快地召开“四大”，只要新的总部产生，剩下的钱就可以交新总部接管，一切都成为合法的了。实际上，天下所有提公款要胁的人打的几乎都是这个主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法院凡一接到这类案子，第一个采取的措施就是封冻账户，就是为了把案情冻结在案发的原始状态。

11-2 双方都在抢时间

按民联章程规定，提前召开“四大”需要有三十一名总部委员中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利用总部电话未通的机会，柯力思分别给分散在全世界的总部委员打电话，征集提前召开“四大”的联署签名。一些委员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总部又打不通，果真相信总部已经瘫痪。

总部电话接通之后，我又只好分别打电话给各地的总部委员解释情况，希望他们不要同意王炳章的提议。我对他们说，目前大陆民运高潮刚刚兴起，民联需要集中精力支援大陆民运，如果在这个时刻花大量精力去筹备代表大会，实在是贻误战机。另外此次盟内纷争暴露了许多章程上的漏洞，需要做大量的预备工作来修订章程，急于召开代表大会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我对他们说，“四大”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准备，而且我确实也准备拿出一份筹备“四大”的方案以及修改章程的提纲。

三月十日，柯力思提交给总部一份名单，宣布已经有二十一名总部委员同意在四月十五日之前召开“四大”。但是与此同时，总部同时收到该名单上的张卓之、高格文等五人的声明，表示自己不同意提前召开“四大”。另外总部方面认为，名单上的沙林已经退盟，不应算在内，同时王炳章和柯力思已经被开除出盟，总部不承认他两人的总部委员资格。双方各置一词，互相指责对方违反程序。三月中旬的这场关于召开“四大”的拉票战，与罢王案的拉票战相似，只是攻守双方刚好颠倒。

法院传票送到王炳章等人手中之后，他们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将“四大”召开的日期又从预订的四月十五日提前到四月一日，以便抢在法院审判之前将提款合法化。此时此刻，王炳章已经无法顾及总部委员的多数了，他要抢时间推翻现存的总部。柯力思给各地支持王炳章的盟员都买好了机票，直接寄到他们的手里，火速把他们调上前线。

为了避开争议，王炳章又换了一种说法，不再争执总部委员的多数问题，而是提出将会议的名义提交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决定。总部方面自然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代表”产生的办法本身既不合法也不公平，按照胡平的说法，这是花钱调来的一支“空降投票部队”。

根据律师莫尔的建议，总部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院能够发布一个禁止令，禁止被告人使用任何“中国之春”和“民联”的名义召开代表大会。这种禁令也是法院常常发出的，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冻结案情，不让事态变得复杂化。

三月下旬，是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在争取时间。谁能抢在前面，谁就能取得胜利。

11-3法院发布禁止令

王炳章的代表大会于三月三十一日召开，而总部于三月三十日下午才得到法院的禁止令。当莫尔带着禁止令含笑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部得救了。

王炳章和柯力思觉得完全有把握掌握会议的绝对多数，所以也邀请了总部方面的人参加，因为从法理上他绕不开现存总部，毕竟胡平、林心声、冯胜平、呼延民、郭城和我都是总部委员，而且即便总部委员会通过了提前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一次会议也必须由胡平主席召集。

王炳章的邀请使总部陷于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去参加他的“代表大会”，就等于承认了会议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拒绝参加会议，等于放弃讲话的机会，那么何以让与会的盟员明白事实的真相？然而，法院的禁止令一到，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即使到场，也可以凭法院的禁令宣布会议非法。

在得到法院禁止令之前，我作了两手准备，通知了一些支持总部的盟员来参加大会，并说服一些原先不同意提前开会的总部委员前来开会。但是由于总部没有钱，这些人只能自己出钱来开会了。例如不是总部委员的吴方城、伍凡、刘新华就是自费来开会的。洛杉矶的总部委员莫逢杰正生病，我在电话里说服了半天他才同意来。胡平还找来了一些过去被王炳章排挤出去的中国之春元老来参加会议，如《中国之春》另一位主要创始人之一李林，第一届民联副主席汪岷，早期的《中国之春》财务干事张伟，早期的香港联络站负责人冯彬等。

三月三十日晚，我召集支持总部的盟员在编辑部开了一个会，研究了第二天行动的战略布署。会议决定，总部只留蕾蕾看家，其余全部出动，到会场上去争取群众。林心声负责宣布法院禁令，并与法院保持联系，其余所有的人都尽量争取发言机会，揭露王炳章等人的非法行为，然后退场，希望能撼动会场，带动“代表”退席。

我们分析了会议的几种结果，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同时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王炳章带着一批支持者分裂出去。只要他们不留在民联，就无法再干涉民联的事情，内战就结束了。柯力思发的会议通知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组党问题，所以，要促成这一结果，就要促成与会者组党。

11-4半夜逼宫政变流产

大约半夜十二点钟，王炳章带着一大帮人来到编辑部。林心声在门口挡住王炳章，说：“你不能进来。”王炳章拨开林心声，轻蔑地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进来？”

我站在林心声身后冷冷地插了一句：“我有这个权利，这个房子的租约是我签的字。”王炳章愣了一下，我实际上在提醒他林樵清强占总部的事情。林樵清有权利叫警察把林心声赶走，现在我也可以叫警察把他们赶走。一会儿，王炳章说：“我们找胡平谈谈。”

我点了一下头，对林心声说：“让他们进来吧。”然后叮嘱蕾蕾和郭城，希望他们留神一下，防止他们拿走办公室的东西。

王炳章带来了二十多个人，大多是来参加明天“代表大会”的总部委员。他们也许预料到明天民联将发生分裂，今天来作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挽救民联。他们一进来，就把胡平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与胡平辩论，希望胡平拿出一个办法来达成双方的和解。实际上就是要胡平认可明天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胡平坚持一个先决条件，王炳章首先把钱还给总部。这些委员中显然夹杂着王炳章事先布置好的人，他们气势汹汹地对着胡平大嚷大叫，要求召开总部委员会，一付逼宫的阵势。

刚才在总部开会留下未走的吴方城等人立即杀入重围护驾，我和薛伟也加入了辩论，整个办公室厅里挤满了人，吵成一团。

这时，噪杂声中突然冒出一个女高音：“王炳章，你到前面来讲给大家听？”只见蕾蕾怒目圆睁，一手拽着王炳章的袖子，把他从走廊拖到厅里，边走边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敢在大家面前再说一遍吗？”

王炳章一边甩开蕾蕾，一边低声对蕾蕾道：“蕾蕾，你不懂我们的事情，不要乱说。”

蕾蕾仍旧不依不饶：“我怎么不懂，你要搞政变。你刚才让柯力思等人上前逼胡平召开总部委员会议，你说这是政变的最好机会。”

站在暖气边抽烟的郭城立即作证：“蕾蕾说的没错，我也听见了。”

屋里的噪杂声象被凝住了似的，嘎然停止。那些逼宫的总部委员气势一下子落了下去。很多人似乎觉得继续缠着胡平有被王炳章利用之嫌，不再做声。还有些人开始表白自己前来的诚意，不是为了推翻总部，而是希望挽救民联于分裂边缘。当时已经深夜两点多钟了，一些立场中立的总部委员在后面高叫：“太晚了，回去休息，什么事明天会上说。”

人们散去之后，吴方城笑着夸奖蕾蕾道：“今天是蕾蕾挽救了总部。”

郭城伸出大姆指对蕾蕾说：“我大妹子不愧是巾帼英雄 。”

11-5中国民主党成立

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和柯力思召集的“代表大会”在纽约克洛纳区的一家旅馆召开，这个旅馆刚好就是民联“一大”召开的会址。连总部方面的人一起，参加会议者大约有一百一十人，王炳章和柯力思退到了幕后，会议由郑为民筹备并主持。

不可否认，郑为民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会议主持者，他事先显然预料到了我们会派人来搅会场，所以他也沿袭了我的手法，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会议规则，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而且议程安排得非常紧，绝不拖延任何一项议题。另外他们立了一个规定，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一个代表证。会场门口设了岗，只有佩戴代表证的人才放入会场。这就使总部去的人非常难堪，如果将“代表证”挂在身上，就等于承认了会议的合法性，如果不配戴“代表证”就进不了会场。幸好守门的盟员认得我，不好意思驳我的面子，没有认真追究就放我进去了，才使我躲过了两难的场面。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进去的，大概都和我差不多。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会议的名义。一开始，林心声就上台宣布了法院的禁令，警告代表们此会不得使用民联或中国之春的名义。可是法院的禁令不但没有镇住会场，反而引起了下面一阵起哄。与会的盟员很多毫无法律常识，其中有人甚至对法院的“干预”表示义愤。

有人在下面高呼：“我们中国人开会，关他们美国政府什么事？不管他，咱们照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还有人在下面大骂胡平和林心声：“咱们民联的事，到美国法院去告什么洋状。不理它，继续开会。”于是会议在一片嘘声中照常进行。

我看着那些起哄的盟员，觉得哭笑不得。民联的八字方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人都声称为法治而奋斗，可是连基本的法治概念都没有。他们刚才对法院禁令的态度完全构成“藐视法庭”罪，可以当场拘留的。我心想，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法治的利害了。

林心声不善言辞，被下面的起哄者气得脸色煞白。他立即退场，挂电话到法院，通知王炳章等被告人违反禁令，强行开会。

接着，吴方城、郭城、伍凡、冯胜平、莫逢杰、刘新华等接连上台发言，这些都是总部调来的重炮手，个个能说会道，口才出众，再加上胡平、薛伟和我，总部方面的发言者曾一度占压倒优势，攻势不可谓不凌厉。但是由于发言时间太短，他们产生了的冲击波如一阵旋风，马上就过去了。会场的主动权仍旧掌握在郑为民手里。

林心声宣读的禁令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来参加会议的很多盟员，都是带着整合民联的使命感来的，他们并不知道王炳章开此会的目的，以为凭着自己的赤诚之心能够使一个濒临分裂的民联破镜重圆。林心声一宣布禁令，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不少人迁怒于总部，认为胡平和林心声利用美国法律来解决组织的内部纷争，是毫无整合民联的诚意，故意破坏。在这种情绪下，与会代表强行通过决议，将会议命名为“中国民联紧急代表大会”，并以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多数票一举罢免了总部及监委所有人员，把胡平、我、林心声、薛伟等人一锅端了。总部方面的人表示抗议，当场退出会场。

这一幕，给了我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经验：坐庄赢一半。谁筹备会议，主持会议，谁就占有大半的主动权。我相信总部方面这批人，在这一百多人中无论能力和口才都是出类拔粹的，对方除王炳章、郑为民之外，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和这批人匹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撼动不了会场。郑为民牢牢地掌握着会议，发言多一秒钟都不允许。休会间，郑为民曾得意洋洋地走到我的面前，道：“丁楚，怎么样，你这个幕后总指挥该认输了吧？几个精英是不行的，大多数盟员支持我们。你撼不动大多数。”我笑了笑，礼貌地答道：“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下一回开会，我也会让你领教一下什么叫作大多数。”

下午，林心声带着两个法院的警察赶到了。在外面的人一通报，郑为民立即宣布休会。林心声仍不罢休，带着两个警察守在会场外面，只要见里面继续开会，就进去封会场。

警察的出现对会议的筹备者确实是个意外，他们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于是有人起哄：“召开总部委员会议，拿出解决办法。”

于是王炳章等人立即把一部分总部委员拉进一间小会议室。胡平正在和一群围着他的人辩论，结果连推带拥被稀里糊涂裹进了会议室。我数了一下，发现大多数总部委员都进了会议室，按照民联章程规定，只要三分之二的总部委员出席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有效的。我已经没法拉出胡平，唯一的办法是调走总部委员，让会议室的人数凑不足三分之二。

于是我赶紧让林心声通知郭城、莫逢杰和我到机场接人。我拉着他们两人没有去机场，而是直接回了编辑部。他们莫名其妙，我解释了原因，郭城大笑，直骂胡平糊涂。莫逢杰病得利害，也干脆让他休息一下。后来参加总部委员会议的人告诉我，当时会议室就差两个人就满三分之二了，这两个人刚好就是我拉走的人数。

等我回到会场的时候，发现原来的“中国民联紧急代表大会”的横幅已经撤下来了，换上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的横幅。我注意到横幅上那几个字写得很草率，显然是临急临忙划上去的。冯胜平笑眯眯地对我说：“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要组党了。内战马上要结束了。”

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开得非常热烈，也非常成功，整个会场弥漫着悲壮和自豪的情绪。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民主党的成立大会，我一直在试图揣摸与会代表的心理状态。我发现他们其中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都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上台发言的人情绪激昂，自豪地宣称自己正在缔造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反对党，而在场的代表都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一个人一生中很难有一个机会当一回“创始人”的，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身在其中，是否也会和他们一样激动和兴奋。

民主党的整个开会过程中，总部方面的人都散坐在会议厅外面的走廊里，和一些盟员个别聊天。紧张了好几天，实际上只有这时我们才轻松下来。会议厅外的松散悠闲的气氛与厅内激昂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反差。

《美东时报》的记者陈燕妮问我对民主党的成立有何感想，我回答“乐观其成”。后来她在报导中写道：“胡平、丁楚等原民联总部人员神色暗淡地坐在会场外，似乎显得很凄凉。”当我们看到这篇报导的时候，禁不住大笑不止。

11-6二十八个半残部

四月一日晚上，与会者中倾向于总部的人都撤回到《中国之春》编辑部，开了一个会。大家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加上留守的蕾蕾算半个，刚好是二十八个半残兵败将。

可是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在会场上被王炳章打得大败，但是撤会来的人中间却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因为大家知道，内战很快就要过去了。尽管我们在会场上是少数，但是我们在盟内是多数。《中国之春》还在总部手里，它是民联的灵魂，谁掌握《中国之春》，谁就掌握着民联的命脉。冯胜平和薛伟提议，为结束内战而干杯，同时为民主党成立干杯。

李林和我们一起回到总部。当胡平向大家介绍，他就是《中国之春》的创始人之一李林的时候，全体人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国之春》最初的创始人有四位，王炳章、李林、黄立和梁衡。王炳章和李林来自加拿大，黄立和梁衡在纽约。王李二人实际上是真正的创始人，他们两人是带着一个完整的计划来纽约的，而黄梁二人只不过是接受他们的计划而已。在“中国之春”运动的最初阶段，李林的作用并不亚于王炳章，他是《中国之春》杂志的创刊号主编，并且四处奔波，到香港和美国各地建立联络站。王炳章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国之春”的象征，是因为他是四个人中间唯一使用真名字的人，所以成为“中国之春”的对外发言人，赢得了比其他三人更高的知名度。后来台湾的捐款人直接与王炳章单线联系，使王炳章掌握了《中国之春》的财政权，始立于不败之地。

李林曾经怀疑梁衡是中共特务，气得梁衡愤然退出《中国之春》。后来黄立对王炳章的财务黑箱不满，也离开了。李林和王炳章都属于领袖欲特别强的人，一山难容二虎，不久两人之间发生了内讧，最终分道扬镳。李林有一次从加拿大回美国的时候用的是假证件，结果被拘留驱逐，从此再也进不了美国。李林一口咬定是王炳章告的密，故意陷害他，所以恨王炳章恨得咬牙切齿。他曾经在加拿大办了一个《中国之声》，与王炳章控制的《中国之春》唱对台戏。我在总部隐居的时候看过几期《中国之声》，全篇都是骂王炳章的文章，一口一个“王婊子”。当时王炳章和宁勤勤对李林厌恶至极，在我面前把他说得十恶不赦。

李林长得短小精干，白晰的面孔显得英俊潇洒，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不坏。唯一让我看不顺眼的是，他无论白天黑夜，都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孤傲不羁、故作姿态的感觉。他来到总部，受到热烈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民联刚刚开除了自己的创始人王炳章，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大家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而李林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人们的失落情绪。

可是李林一开口讲话，就令所有在场的人倒了胃口。他端着一副不可一世的领袖架子，讲话的时候踱来踱去，至始至终都是一副教训人的口气，简直狂得叫人觉得有点滑稽。他几乎完全没有民主组织运作的概念，出的主意都是红卫兵组织头头的招数，还自以为高明。看了他这副样子，我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败在王炳章手下了。尽管也有很多人指责王炳章身上还残存着红卫兵习气，即便如此我也觉得王炳章比李林强一百倍。如果当场必须在王炳章和李林这两个创始人之间承认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王炳章。因为我一分钟也不能忍受李林，但我和王炳章毕竟还愉快地相处过两年之久。

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民联今后如何处理与民主党的关系。为了防止分裂出去的盟员今后在民联内部挑起摩擦，大家都认为需要发表一个声明，理清盟籍与党籍的关系。当时在场比较激烈的吴方城、冯胜平等人主张盟员与党员不能跨籍，参加民主党的人等于自动放弃民联的盟籍，比较温和的薛伟和郭城等人主张两边可以跨籍，但干部不可兼职。胡平和我作了一个折衷妥协，在后来总部公告中宣布：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兼有民联盟籍，但不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民主党担任职务者自动失去盟籍。这实际上意味着普通成员可以跨籍，而干部不能跨籍。后者主要考虑两个组织关系还不正常，干部的立场和角色混乱有可能导致双方的摩擦。

无论如何，民主党成立便成了民联的兄弟组织，需要以礼相待。大家最后决定，给民主党发一封贺信，希望以后和睦相处。

当天民主党的会议还没有开完，第二天他们还要选主席。大家开始猜测，谁有可能当选为主席。胡平数来数去，觉得素质比较好、知名度较高的民联骨干基本上都留在总部方面了，民主党的大陆人中间除了王炳章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端得上台面。但是他又觉得根据现在王炳章的处境，似乎不太可能出来竞选主席。冯胜平则兴灾乐祸地预言，明天要是郑为民和汤光中当选主席就好了，因为大陆人中间除了王炳章就轮到他们两的知名度最高。冯胜平心底里很看不起这两个人，觉得他们一个是小人，一个是蠢人。他认为，要是他们两人当选为主席，民主党成立就成了喜剧了。

第二天，民主党的选举结果一公布，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乐了。果然被冯胜平言中，郑为民当选为民主党主席，汤光中和林樵清为副主席。王炳章甚至没有加入民主党。他没有想到这个他期盼以久的海外第一个反对党，竟然这样仓促地早产了，而且是个怪胎。也许他大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感觉。

11-7呼延民临阵倒戈

从紧急代表大会到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基本上都在总部的意料之中。唯一令我意外的是呼延民的临阵倒戈。

筹备这个紧急代表大会的工作班底，是政变之后的纽约支部。当时呼延民作为正统纽约支部的负责人常常往对方的据点跑，与对方商谈纽约支部的“整合”问题。对方后来封了他一个《团结报》的编委。实际上他在《团结报》一点发言权都没有，纯粹是一个统战花瓶，可是他回来得意地宣布这是他“整合”纽约支部的重大胜利。薛伟当时总嘲笑呼延民，说人家郑为民和唐婕把他卖了他还帮人家数钞票。

呼延民的另一个说法是到对方阵营“卧底”，他经常带过来一些“情报”，不过我对他的情报都似信非信，我知道对方也没把他当“自己人”，也在防着他，说不定给他点假情报戏弄他。不过“紧急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段日子里，呼延民常常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告诉我们对方的势头非常大，完全有把握取得总部委员的大多数票，“四大”的召开是大势所趋，总部必须正视现实。也许，我想那时候他就在准备跳船了。

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正当总部抵制这次会议合法性的时候，呼延民竟然坐上了对方的主席台。他在发言中表态说，他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因为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治，大多数人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宣布他将和在场的所有代表一道，为整合民联而努力。他的表态引起了会场一阵掌声。

看着台上春风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这场“罢王风波”时的那种疯狂劲，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个月前的呼延民。这场大祸是他一手闯下的，把胡平和我推进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可是现在他竟然一转身变成了我们和王炳章之间的和平使者，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窄小的空间内，那样灵活地转过身来。我并非对呼延民选择什么立场持有异议，正如我对会场内的代表们选择的立场无可非议一样，我承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权利。我具备足够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永远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呼延民在紧急代表大会期间向胡平递交了辞职书，辞去民联常委的职务。我至今仍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辞职，不知是否以为总部要垮了，想取信于对方阵营。但也许后来发现民主党不成气候，他又后悔了，向胡平透露，希望胡平挽留他，不批准辞呈。胡平接到呼延民传过来的意思犹豫不绝，但林心声、薛伟和我都坚决反对挽留呼延民，说他是个Trouble maker（惹麻烦的人物），还是把这个麻烦人物让给民主党好了。

胡平批准了呼延民的辞呈。

谢选骏指出：人説“民联分裂”，我看這很像是共產黨的黨内鬥爭，就差沒法出動軍隊了。這些人雖在大陸被斗敗了，但并沒吸取任何教訓，反而倒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美國作中國”了！

【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12-1基层换血，撒豆成兵

最危急的关头终于过去了，总部挺过了内战。民主党的分裂虽然只拉出去不到一百人，但是给民联整个组织结构造成巨大创伤。芝加哥、巴黎、内布拉斯加、西雅图、犹他州等支部或联络站整个垮掉了，纽约支部分为两瓣，加拿大裂成碎片。正如文革给中国大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一样，这场内斗也给民联留下了严重的后患，余火和余震四处潜伏着。《中国之春》编辑部债务压顶，七十二期和七十三期整个就是靠各支部支援总部的钱和街头捐款出刊的。

当务之急是首先联络上捐款。在王炳章提款之后，我和胡平找了附近一家西班牙银行另开了一个账号，胡平将账户的号码通知了台湾。但是等了两个月钱才汇到帐上。民主党成立之后有一段时间盛传一种说法，台湾准备放弃对民联的支持，转而支持民主党，因为民联总部有中共特务。我想这八成是王炳章那边什么人在台湾搞了点小动作，对方需要时间判断核实。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谣言着实令总部方面人心惶惶了。拿谁的钱，看谁的脸色，这种日子简直是一种受罪。

之后，我开始着手重建组织网络。四月底，我开车在美国又转了一圈，把美中重镇芝加哥支部重建了，另外新建了许多联络站。到了“四大”前夕，民联的联络站已经从二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民主党拉出去的联络站多数以华侨为主，但后来我新建的联络站多以大陆留学生为主。过去有些空白的地方也补上了，如美国的麻州、北卡、乔治亚、佛罗里达、科罗拉多，印地安那、奥洛冈、康州、宾州、阿拉巴马、田纳西、爱荷华、蒙大拿都建立了新联络站，犹他州、西雅图、内布拉斯加和加拿大各联络站换了血。民主党人指责说：丁楚为了在“四大”上控制多数，采取了“撒豆成兵”的战术，一个人就建一个联络站，一个联络站出一个代表。

不可否认，我建立这些联络站确实是在为“四大”做准备。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对郑为民的那个许诺：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多数”。和王炳章相处这么久，我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也包括怎样搞组织，其实我本来并不擅长此道。民主党成立大会之后，有一回胡平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经过这么一场内斗，真是长不少见识，人都快成精了。这回可知道什么叫搞政治了。”

重建组织网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民联的基层支部换血，将其骨干都换成大陆籍人。王炳章在草创民联时期，大陆人尚不敢公开活动，所以他依靠了一批具有反共信念的港台籍华人作为各联络站的骨干。这批华侨对大陆的现状并没有感性认识，他们的脑子几乎僵化在反共的意识形态上，把民联当成一个纯粹的反共团体。他们对共产党认识之肤浅加深了民联的角色混乱，反而使很多大陆人敬而远之了。像王炳章造出的“拥胡倒王”的谣言，有点常识的大陆人都可以轻易看出其中的破绽，只有这些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反共华侨们会深信不疑。我写的“战略转移”一文，很多大陆留学生都纷纷叫好，而那些以反共立场划线的海外华人却很多喝倒彩。民联并不是不需要这类人，但是不能让他们左右舆论的主流。

12-2两个“四大”筹备组

“四大”何时召开，常委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六月召开，一种意见是年底召开。胡平显然希望年底召开，因为六月召开等于他少当半年主席。我和薛伟支持胡平的意见，主要考虑当时王炳章余党仍不死心，想在“四大”上卷土重来，故拖到年底可以把他们拖垮。可是常委多数意见以及以吴方城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主张提前召开，理由也是想彻底绝了王炳章的复辟梦。冯胜平认为，只有“四大”开过之后，内战的隐患才能够彻底消除。

“四大”的日期定在六月下旬，筹备工作开始交给我主持，后来我要参加竞选，又移交给汪岷主管。我按照经济管理的规则搞了一个招标，有三个支部投标主办“四大”：华盛顿、新泽西和洛杉矶。三个支部分别报上了方案和预算，最后洛杉矶支部被选中。

每次代表大会，最头痛，最不讨好的事情就是制定代表名额方案，要是稍微有一点不公平，就会搞得民怨沸腾。后来胡平提出了一个方案被接纳了，十人以下的联络站出代表一人，十至二十五人的支部出代表两人，二十五至五十人的支部出代表三人，五十人以上的支部出代表四人。东道主支部可以多两个名额。常委委员和监委委员为当然代表，不占当地支部名额，但需要本人所在支部认可。另留十名特邀代表名额，主要是留给那些在王炳章时代因各种原因离开民联的元老以及具有特殊贡献的盟员。

我们原来以为，王炳章分裂出去之后，民联就安宁了。但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王炳章仍没有死心，他自己没有参加民主党恐怕就是为今后在民联复辟留下后路。他打电话给各地参加了民主党的原民联成员，让他们向总部施加压力，要求参加“四大”。于是我每天接到许多电话，都是这些分裂出去的民主党成员打来的，软磨硬缠要代表名额。电话多了，我越来越不耐烦，口气也就越来越强硬，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那时候你们不是把总部给罢免了吗？不是甩掉民联加入民主党了吗？怎么现在又吃回头草干什么？”

经过内斗，我们都被王炳章搞怕了，草木皆兵，以为什么事情都是他在背后策划的。回想起来有些也是冤枉王炳章了，他未必有这个精力和能量。有些老盟员参加民主党之后，见民主党不成气候又后悔了，想回到民联，结果被我堵回去了，所以对我一肚子怨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奇怪，不明白自己究竟何时得罪了那么多人，看来大概是在筹备“四大”的时候。

王炳章见无法挤进民联“四大”，干脆另立中央了。他也搞了一个“四大”筹备组，找了比较中立的吴牟人主持，在各支部选举代表，他把他的“四大”地点订在纽约。他这样一搅，把各支部搅得一团糟。因为在基层，民联盟籍和民主党籍并不是划得很清，选举出来的代表都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该去洛杉矶开会还是去纽约开会。我相信王炳章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纯粹是浑搅了，因为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组织“四大”筹备组，现在他也不讲什么章程和程序了。

那段时期，我被王炳章的这种浑搅搞得一肚子火，本来我算是个相当宽容的人，可是那段时间嘴里一个劲叫嚷要实行“铁腕政策”。凡是被我查出有民主党党籍的成员，一率不给代表资格。其结果是制造了一批前来参加“四大”，但又进不了门，站在门口举牌子的示威者。

12-3真假《团结报》事件

五月，台湾的捐款汇到了，财政危机缓解。于是总部请了汪岷来工作，代替呼延民和郑为民的位置，兼任办公室主任和组织干事。我在编辑部的斜对面租了一个总部办公室，汪岷和林心声住在里面。在后来我要参加“四大”的主席竞选，为了避嫌退出“四大”筹备组，由汪岷接管了“四大”筹备工作。当时正值国内的学运高潮，海外很多活动需要筹划，我也乐的撒手“四大”的事务，否则再搞下去人都要被我得罪光了。

汪岷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做事麻利，编辑部的事我要忙不过来他也能接过去。他过去主持过《中国之春》工作，轻车熟路。汪岷一肚子怪招，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后来冯胜平一直后悔没有早把汪岷找来对付王炳章，他说我和胡平都是书生，没有一股赖劲，要对付王炳章，非汪岷这种也当过红卫兵头头的人不可。

果然，汪岷到总部不久就使了一个怪招，一下就把“纽约支部”那帮人打懵了。尽管我自己下不了手干这种事情，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主意。

有一段时期，我发现汪岷和林心声总是关在总部的房间里搞什么名堂，似乎有什么事情背着我，后来蕾蕾也加入了他们的秘密活动。林心声和蕾蕾常常像孩子一样，在编辑部高兴得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有一天，我发现办公室有一堆尚未发出的信，地址是寄到各支部和联络站的，还没有封口。我随手拣出一封，抽出来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我看到的竟是一份《团结报》。

我几乎被搞糊涂了。《团结报》是“纽约支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等于王炳章的御用宣传工具，怎么由总部出钱发行？再仔细一看这张报纸的内容，我都忍不住乐了。里面嬉笑怒骂，全是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内容。发的消息都是和原《团结报》的立场背道而驰的。我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儿，马上把蕾蕾找来问，因为我知道无论谁出版什么东西，都需要打字，蕾蕾肯定逃脱不了干系。果然，蕾蕾坦白了，说这是汪岷和林心声在总部里悄悄搞出来的假《团结报》，让她打的字，他们还叫她向我保密。

我本来还想找汪岷和林心声问个明白，后来一想，干脆还是采取装糊涂的老政策算了。我当时对于《团结报》的骚扰如芒在背，所以对假《团结报》的基本心态还是“乐见其成”的。至少这种骚扰战术在“四大”前能起点作用，为总部的筹备工作争取一点时间。假《团结报》的出版果然打乱了对方的部署，把支持王炳章的基层组织搞得稀里糊涂，无所适从。不过我知道，这种伎俩也就能收一时之效，尽管汪岷他们保密作得很好，甚至连我和胡平都瞒着，但时间长了终会有露馅的时候。这种事情一露馅，其作用就适得其反了。

果然，“纽约支部”的人很快就察觉了假《团结报》，他们气势汹汹地打电话到总部追查。我回答他们说，是谁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敢保证不是我做的。后来在“四大”上有人追问我这事是谁做的，我不想出卖汪岷和林心声，便回答“我只敢保证不是我做的，但是谁做的我不想说”。不过我想“纽约支部”的人肯定会把这笔帐算到我头上去的。

12-4与徐邦泰联手竞选

“四大”日期一定，下一届的主席候选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报名的主席候选人有三个：胡平、徐帮泰和我。

胡平打算争取主席连任是顺理成章的。他的第三届主席任期本来应该有两年，但是现在“四大”提前半年召开，就只有一年半。如果他不能够争取到下一届的连任的话，似乎就有因错而半途免职之嫌，因此第四届主席他是志在必得。民主党分裂之后，胡平就在考虑“四大”竞选的事情了，为了挽回“打内战”的形象损失，在整个“四大”的筹备过程中，他对王炳章的支持者都采取了怀柔政策。实际上，胡平这样做的效果适得其反，对方阵营的人并不会因此而原谅他，自己阵营的人却丢了。总部的支持者都嫌胡平立场软弱，优柔寡断，助长了王炳章的骚扰行动。不过，很多人的考虑是，胡平作为民联内斗一方的主帅，继续任主席对修补民联的形象没有好处，所以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胡平连任的希望不大。

民联内战使胡平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加之胡平平时不很重视组织工作，与盟员的个人联系远不如我，所以盟内总部一派很多人提出在“四大”上以丁代胡，推举我当主席。这种呼声当时确实在盟内形成很大一股势力，至少我知道在总部周围工作的人，如林心声、郭城、薛伟等人都不会投胡平的票。东道主洛杉矶支部，肯塔基支部，新泽西支部，密西根支部，休斯顿支部以及新建的芝加哥支部都有很多电话打来，希望我出来竞选。舆论出现了一种令我担心的倾向，都拿我与胡平相比。说胡平只是理论家，而我是实干家，民联需要实干家；又说我文武双全，兼有胡平和王炳章的优点。我实在不知道所谓文武双全中的“武”是指什么，我很怕沾这个字，从心里讲我宁愿当个文人。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不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支持了胡平的理论研究，我自己也完全可以当个“理论家”。

我得到的支持都是总部派的铁杆分子，但我面临的问题和胡平是一样的，在内战属于总部一方的主要人物，竞选主席会受到王炳章同情者的掣肘，同样不利于修补民联在内斗中损失的形象。因此我考虑再三决定放弃主席竞选，只选副主席。我觉得副主席的位置不显眼，又比较主动，可进可退，想管事什么都可以管，不想管事可以什么都不问。但摆在我面前的是，我当谁的副主席？

如果给胡平当副主席，一边倒的色彩太强烈，我最多把原来属于总部，但不满意胡平的票带回来，无助于吸引有对立倾向的票。我和胡平的合作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搭档竞选的实质性意义并不在于正副主席的合作关系，而在于两者政治色彩和票源关系的互补，我想胡平一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会选择我作为竞选副手。因此我选择了徐邦泰。

在民联内战正酣时，王炳章曾经请徐邦泰到纽约来充当调解人。徐邦泰打电话问我的意思，我劝他还是不要卷入为好。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和胡平已经被拖进内斗了，不死也得脱层皮，身上肯定会沾上些污水。你还是留着自己的干净名声吧，内战以后，民联的烂摊子需要你来收拾。”徐邦泰听从了我的劝告，对内战双方的争执置身度外，绝不参与。因此从修补民联“团结形象”的角度出发，徐邦泰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由他来收拾残局，是我在民联内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想到的后路。

我选择徐邦泰搭档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两人在形象和票源上都可以互补。徐邦泰的问题在于，原总部派的铁杆分子对他不熟悉，也不放心，他们担心徐邦泰上台后会对分裂出去的民主党人实行绥靖政策，因为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内战磨难人都有一种想显示自己“公正”的倾向，这有可能又会使民联重新陷入历史问题的摩擦中。如果在徐邦泰和胡平中间选择，他们为了放心会宁愿选择胡平。而我与徐邦泰结盟可以使这批人安心。另一方面，徐邦泰可以为我挡住来自王炳章同情者的怨恨，使他们投鼠忌器，相对胡平而言，徐邦泰毕竟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人选。

胡平一直在挑选竞选搭档。他显然把眼光都集中总部派的外围圈子里，想拉一个中立色彩的人士来平衡票源。据说他曾经看中过陈军。陈军是三十三名知识分子签名信的发起人之一，当时刚刚被中共从大陆驱逐出境，知名度正高，颇引人注目，而且他与王炳章的关系都不错，似乎可以作为两派力量的缓冲人物。但是胡平选择陈军的消息一传出，就引起总部派强硬分子的强烈反弹，尤其冯胜平、吴方城、伍凡、薛伟、林心声等人，都纷纷声讨胡平。原因是陈军在刚刚出大陆的时候，不承认自己是民联成员，而据王炳章透露陈军曾经加入过民联，他回大陆的很大一笔活动经费是王炳章给他的。民联成员本来想借陈军是民联成员这一点玄耀一下民联对大陆民运的影响力，谁知陈军这一否认，把所有的盟员都激怒了。后来大约是陈军本人也无意陪胡平竞选，此事不了了之。直到“四大”主席选举的前半个小时，胡平都没有找到竞选伙伴。

此后，胡平一直在打算拆散我和徐邦泰的联盟。有一回徐邦泰到纽约来，住在我家，胡平在我家的厨房和他单独谈了很久。

开始胡平希望徐邦泰和他搭档竞选，当他的副手。但是徐邦泰不想当副手，要当正的。而胡平又不同意当徐邦泰的副主席，因为这样会给外人一种他犯了错误，被迫降了一级的印象。后来胡平干脆劝徐邦泰退选，不要趟这个混水，告诉他民联的内幕非常肮脏，受台湾的窝囊气绝非常人能够忍受，现在他既然已经陷进去了，干脆就把这个黑锅背到底了，希望徐邦泰不要陷进去。

可是徐邦泰不同意退选，说和丁楚有约在前，退选有背信弃义之嫌。于是胡平告诉徐邦泰，丁楚的手腕很利害，在盟内根基较深，找丁楚作为副手，有可能被他操纵，当他的傀儡。后来徐邦泰为表示对竞选伙伴的坦诚，把胡平的话都告诉了我，他愤愤不平地说：这浑水既然他能趟，我为什么不能趟。

我听了胡平的话有点不快。我本来可以在胡王之间保持中立的，后来纯粹是被胡平拖入了内战。即使使了点手腕，也是被迫的，并非为我私人利益。为了保住总部，尽快地结束内战，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在第一线上顶住了王炳章的进攻。可是我从来没有对胡平使过什么手腕。我非常珍惜和胡平的关系。盟内很多人都把胡平的执政时期称为“胡平丁楚时代”，我的名字是和他连在一起的，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误解。

于是我把胡平和徐邦泰都找来，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我们三个可以算作民联的中坚了。我们都有共同的背景，都参加过竞选，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派的。到了今天这种年代，任何运动要能够成势，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都需要集体的力量。我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给外人这样一种形象，成为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集体。你们二位比我年长，我可以声明，今后凡有利益冲突，我都先让两位长兄。”我当场表示，如果最后出现我和胡平竞选的局面，我就让开。当场胡徐两人都很感动，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以团结为重。

我知道，在“四大”筹备的前期，王炳章是把胡平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的，竭尽全力阻止胡平连任。因为外界把民联的内战称之为“胡王之争”，如果胡平继续执政，岂不是意味着王炳章的彻底失败？

有一天林樵清很神秘地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想约我谈一谈。我请他到编辑部来，他说希望我们的谈话完全在两个人之间。林樵清开了一辆车来，把我接上了他的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两人的谈话就在车里进行的。从一上车我已经猜到他要和我作什么政治上的交易了，林樵清长于此道。

如从前一样，我非常欣赏林樵清的谈话风格：开门见山。他一开口就说：“丁楚，我们知道你现在在总部的地位举足轻重，也知道有很多人拥戴你当下一届的主席。我们是否做一笔交易？” 

“你的消息挺灵通。”我笑了笑，道：“什么交易，说吧。”

“请你对我们的人高抬贵手，不要阻止他们参加四大。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到时候这些票都是你的，我们的目的是阻止胡平连任。”

我把车座的椅子放倒，闭上眼睛躺下，脑子里在权衡着林樵清的话。沉思良久，我说：“很遗憾，我不同意这笔交易。”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同意了你的条件，我就会失去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拥戴我的铁票。坦率地说，他们之所以拥戴我，正是希望我挡住你们的人。”

“我们可以严守秘密，绝不会透露我们之间的协议。”林樵清又一次用人格保证。

说实话，我对林樵清的人格倒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再也不会相信王炳章了，也信不过他手下的人。如果我同意了这个交易，只要他们有意无意透露出去，我和胡平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就完了，盟内其他人对我的信任也都完了。

我说：“我不想出卖胡平和支持我的人。这些人对我的信任是我已经实实在在得到的东西，可是你答应给我的东西我还没有把握得到，我凭什么要冒着失去手里现货的风险，去争取没有把握的期货？”

“你脑子很清楚，”林樵清承认，道：“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会和你的对手做这笔交易，到时候我们能够控制的票不是你的而是他的了。”

林樵清的要挟使我产生了某种反感，我似乎不相信他们会去和胡平作这种交易。最后我回答：“随你们便了。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后来我听说，林樵清又去找胡平做了交易，在“四大”上将他们所控制的九票投给了胡平。后来民主党的人得意洋洋地说，是他们决定了胡平的胜利。不过我很怀疑这一点，我想如果徐邦泰和我赢了，他们也会反过来说。

12-5公开的代表大会

“四大”于六月二十三日于洛杉矶召开。二十天前，北京发生了“六四”惨案，在海外掀起了空前的民运高潮。民联当时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因此它的代表大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事情。

一反过去民联历次代表大会的惯例，我坚持把民联“四大”开成一个公开的代表大会。允许记者采访，允许当地盟员旁听，甚至做了一个姿态，邀请国共两党的观察员参加（两边都没有派人来）。既然会议是公开的，也当然要邀请民主党的代表旁听，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难题，如何防止王炳章的骚扰。

洛杉矶支部主任刘新华和总部配合得非常好。他雇了两个西班牙裔人当警卫看守大门口，凡不佩戴代表证、旁听证、记者证的人，一律不得入内。这两个西班牙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事情，只认出席证，铁面无私。刘新华对他们说只向他、我和汪岷负责，没有我们三人的命令，任何没有出席证的人不得放入。因为当时外面盛传一个消息，中共将全力破坏民联“四大”，可能会在会场布置定时炸弹。所以刘新华以此为理由加强警卫，无人异议。

吸取“民主党成立大会”的经验，我强调选择会议执行主席的重要性。我和汪岷分析了一下会议的主要几个议程：开幕式、形势和任务的讨论、总部工作报告和咨询、修改章程和选举，开幕式是礼仪性场面，基本上不会出现有争议的场面，形势讨论和修改章程也不是敏感的话题，出现争执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容易出现混乱局面的时间是总部咨询和选举，所以这两段时间需要强有力的主席。后来大会秘书处将这两段时间分别交给汪岷和刘新华主持，另外对大会的发言时间作了严格的限制。

王炳章为了“四大”上的反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会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租了几间房子，设立了指挥部，调集了二十多个民主党的骨干，准备在会场上挑衅。有一个民主党的党员好心警告我，说他们还准备了棍子，可能会武力冲击会场，希望我们小心。

开会的当天，果然有一群民主党的党员在会议室楼下的大厅里举着标语牌示威，抗议不准他们进入会场。他们都是王炳章的伪“四大”筹备组组织选出来参加纽约伪“四大”的“代表”，自然得不到总部筹备组发的“代表证”。没有代表证，西班牙裔守门人六亲不认，一律挡在门外。后来他们要求见我，我委托刘新华下去和他们谈判。刘新华嘲笑他们说：“你们的代表大会在纽约开，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我把“四大”的会址选在洛杉矶果然是选对了地方，刘新华和洛杉矶支部的盟员为“四大”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刘新华是个画家，身材高大魁梧，声如洪钟，板起脸来威严，斗起嘴来机智，颇有大将风度。有很多王炳章的老部下见了王炳章还有点怯缩，可是刘新华不吃这一套，他扬言：王炳章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捣乱，看我怎么摔他。刘新华擅长摔跤，“摔”是他的口头禅。

作为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被作为贵宾邀请参加会议。他没有戴出席证，想溜进会场，结果被刘新华喝住：“王炳章，你的出席证呢？”

“什么出席证？”王炳章装糊涂。

“把出席证戴上。”刘新华命令道：“否则你别想进去。”

 王炳章只好老老实实掏出“贵宾证”戴上。我看见这一幕暗自庆幸，好在王炳章在“紧急代表大会”期间没有找到一个像刘新华一样的人对付我，否则我也会如此尴尬。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王炳章找来的一帮民主党人在外面喧哗，非要进来不可。后来我觉得放他们进来也翻不了天，不如大度一点，让刘新华每人发了一个“来宾证”，放他们进来了，都安排在旁听席上。他们没有投票权，但是准许他们有发言权。民主党的这批人只善于在小会上搅，他们中间几乎就没有几个上得了大场面能把话说圆的。他们上台发言的几个人，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唯一发言有点分量的是王炳章。

王炳章显然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一上台就开始回忆民联的历史，中间还点着某某的名字，说某某，我们一齐做过什么，一起干过什么。在讲起这些历史的时候，他的面容显得非常诚恳，下面果然有不少盟员都被他感动了，讲到我和他一起干的事时，甚至连我都有点感动了。可是到了最后，王炳章话题一转，图穷匕见，提出要重新整合民联，希望不要把民主党分裂出去的人排除在外，，让他们回到民联。他一再强调，民主党员是有盟籍的，历史上跨党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例如过去共产党就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应该允许保留双重党籍。人们听到这里，立即就明白了这个提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民联的内战将无穷无尽地拖下去。

针对王炳章的整合口号，张卓之等十一个代表连署提出一个议案：“四大”后三个月之内，所有民主党员必须决定是否留在民联，或者退出民主党保留盟籍，或者保留民主党籍，自动失去盟籍。鉴于民联和民主党这种特殊的关系，今后党盟分家，盟籍不得互兼。

这个“党盟分家”提案的发起人张卓之在内战中基本保持中立，由此可见民联的普通成员已经极端厌恶内耗不止的局面，人心思定，甚至不惜采取果断措施断臂求和。张卓之等人的提案获全场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之后，全场响起了长达三分钟的掌声，我可以从这掌声中听出大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在一般的情况下，向来都是团结联合的旗帜得人心，可是在当时的民联，分裂的旗帜竟然比整合的旗帜更加得人心，这确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场面，但是这是事实。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旁听席，发现郑为民不在其中。我心想，如果他在场的话，也该见识到什么是多数了。

12-6国安部特工反戈

民联“四大”召开之时，正值海外民运高潮，加之内战持续半年之久，使民联内外蒙受重大损失，盟内人心思定。因此“四大”的会议从头至尾开得都很顺利。

开幕式的第一项程序就是全体起立对天安门死难烈士默哀一分钟，并听了从国内偷运出来的柴铃录音“我还活着”。这些程序虽然只是一种仪式，但是它可以产生一种肃穆的效果，这种气氛下，一些纠缠盟内纷争的人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当天的最险关口——总部咨询顺利通过。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一关都是最危险的，是所有争议和矛盾的突破口，很多对总部不满的意见积压了两年，这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发泄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开代表大会，执政一方在这个关口上总是如履薄冰。

在第一天会议上唯一出现的戏剧性场面是民联成员邵华强的自首。他承认自己是国安部安插进民联的工作人员，决心反戈一击。可以想象这个事件给全场带来的兴奋和震惊，邵华强一说完，就被刘新华带走，马上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被保护起来了。

邵华强最先和《中国之春》的接触是为刊物写了一篇回忆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学运的文章。文章是胡平转交的，没有告诉我作者是谁。后来他为《中国之春》写的稿件逐渐多起来了，我就和邵华强取得了直接联系。民联内战时期，邵华强加入了民联，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在他居住的圣路易斯市建立一个联络站，邵说他生活困难，民联是否可以发给他一些生活补助，我不同意。但我建议他作为杂志的专栏作家，我可以通过稿费的形式来补助他生活的困难。

邵华强自首的事情实际上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就安排好了，所以当全场惊鄂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意外。邵华强是蕾蕾姐姐的同学，所以蕾蕾也认识邵华强，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邵是国安部特工，我也很怀疑这一点。我知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前都曾被国家安全部人员找去谈过话，交代他们在海外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利益，并希望他们收集某些方面的消息，随时向政府报告。这种方法是典型的中共“发动群众”的方法，我相信基本上是漫天撒网，收效甚微。大多数留学生为了能够顺利出国，不得不应付一下国安部的谈话，什么都答应下来，等出了国就忘到脑后去了。像这种被国安部召见的留学生当然不能视为国安部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并非专业特工，也不拿国安部的经费。

邵华强的故事在《中国之春》上刊登出来之后，很多人也都不相信邵是国安部特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想争取政治避难使的手段。但这种事情谁也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唯一能说得清楚的只有邵华强自己。

12-7确立三权分立体制

第二天的议程是修改章程。经过民联的内斗，民联章程暴露出很多漏洞，显然需要大修大补，整个组织架构都需要重建，因此工作负担很重。“四大”筹备组事先征集了一些章程修改草案。主要倾向有两种，一种是以林心声为代表，主张民联的组织架构采用公司董事会制；另外一种意见是以吴方城、冯胜平、苏洋、李国愚、童青等为代表，主张三权分立。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得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不善言辞，在代表大会上说不清楚，结果他的方案被否决了。我实际上倾向于林心声的方案，但我不敢支持他，否则我将会丢掉很多选票。

三权分立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占绝对优势。冯胜平、吴方城等人都认为，王炳章的独裁是由于民联体制上的制衡机制不够，所以必需加强对总部的制衡。他们的发言引起了代表的共鸣，他们纷纷上台发言，阐述它的重要意义，似乎它的确立是民联“四大”上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听了半天都不知所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讲到点子上。人们异口同声说王炳章独裁，我不知道在民联这样一个组织中怎么可能独裁？退盟都是自由，谁要是忍受不了独裁就退盟好了，大家都退了盟，剩下王炳章一人愿意怎样独裁就怎样独裁好了。而且所有的支部觉得总部的决议不合心意，就可以宣布抵制，像这样的总部本来就没有多少权威了，再给它加一道制衡，我不晓得今后它还是否转得动。其实知情人心里都明白，民联架构的所有弊端都源于台湾给民联捐款的秘密方式，谁掌握了财源，谁就是这个组织的太上皇。这和谁是主席和组织结构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

经过一场辩论，最后确立的三权分立的体制是：总部、联盟委员会、监委会，总部是行政机构，联委会是立法决策机构，监委会是司法机构，三权的人员不能互兼。最后一个原则是冯胜平坚持的，他认为总部工作人员是受薪的，所以有既得利益；而联委委员是不受薪的，没有既得利益，由没有既得利益的人来订立规则，可以保持廉洁和公正。

过去民联的体制是两权半，总部主席可以兼常委会主席，总干事可以兼总部委员，监委会主任可以兼《中国之春》工作人员，而“四大”上通过的三权分立的体制与原体制的唯一区别就是三权不能互兼。实际上担心立法不公正实在是纪人忧天，世界上很少有明文规定的不公正的法规，大多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堂而皇之。而三权不能互兼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知情者不决策，决策者不知情，结果使民联的决策越来越荒谬。

修改章程宗旨的时候，会场有些激烈的代表主张加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会议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洛杉矶支部的莫逢杰在大陆两代人坐过共产党的牢，苦大仇深，坚决主张把这一口号写进章程宗旨，当时正值北京“六四”惨案发生不久，海外舆论的火爆味特别浓，莫逢杰的提案得到会场不少代表的支持。以胡平和我为代表的总部主流派还是坚持比较温和的主张。但是因为我们都要竞选，为了保住票源，不便表态。这时旧金山的盟员严永欣站出来说，他的父母也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党员中间也有好人，如果在章程中写上“打倒共产党”的宗旨，他将不认同这个章程。另外有人站起来反驳，“打倒”正是共产党的语言，民主的含义之一就是允许反对派存在，这个反对派当然也包括共产党，无论什么党都有它存在的权利。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仍旧维持原来“结束专制制度”的宗旨，没有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写进章程。我当时在下面一直担心，如果这个激进的宗旨通过了，在场很多非暴力主义的温和派人士将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在民联所有的代表大会中，对章程改动最大的一次就是“四大”，代表们几乎把每一条都逐一讨论了一遍。最后照例讨论到深夜两点钟，大家疲备不堪，于是交给一个专家小组综合会前提交的章程草案并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东西。第二天是主席选举，大家也没有心思再纠缠章程，照例一古脑举手通过。

12-8胡平又一次险胜

别看胡平对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每逢关键时刻他绝不放松。主席选举的前一天，胡平跑到徐邦泰的房间里一直谈到后半夜。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目的，劝徐退选。徐邦泰第二天忧心仲仲地对我说，胡平昨天劝他退选，他没有同意，结果胡平威胁他，要把所有的一切黑幕都揭露出来。徐邦泰说他自己没有什么黑幕值得揭发，问我是否搞过什么鬼。

我想了半天，觉得大概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妥，在考虑纽约支部的代表选举中，我曾经和胡平商量用通信投票法，然后随便公布得票数字，强行将内定的候选人选成代表。当时胡平不同意，我也没有实行。除此之外我问心无愧，再也想不出什么值得揭发的劣绩了。我反倒觉得，与其背后嘀嘀咕咕，不如当面摆出来，如果胡平因为听信什么谣言产生什么误解，正好趁此机会澄清。

一直到选举前的一个小时，胡平都没有找到竞选搭档。我看着他那付失魂落魄的样子，确实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生他的气。虽然我可以理解，连任本届主席对他的重要意义，但是他背着我与徐邦泰说的那些话，不能不令人产生反感。整个会场的基本估计都认为徐邦泰和我会赢，我也对胜利充满信心。

直到竞选开始前半小时，胡平才找到黄奔作为搭档。当场所有的人都为黄奔欢呼起来，要不是他出面救驾，说不定“四大”场上真要唱一台独角戏了。在民主组织的竞选中，没有人愿意看独角戏。

胡平和黄奔的竞选演说非常成功，胡平一付诚恳的样子，一再地恳求代表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平时不善言辞的黄奔表现出了出奇的潇洒和激昂。鉴于胡平在“三大”的表现，有人故意提出一个问题：请双方竞选人回答，如果没有当选，自己会怎样做，如果自己当选了，将怎样安排竞选对手。我和徐邦泰都表示，如果自己没有当选，将听候胡平的安排；如果自己当选了，将希望胡平出任《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希望黄奔能够在民联的财务管理上起到更多的作用；胡平吸取了“三大”的教训，没有再提退盟的事，而是希望在民联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他高度地赞扬了三届总部上我与他的合作，保证如果自己当选，仍会像过去一样委以重任，并希望徐邦泰能够进入联委会，与自己配合；最高潮的一幕是黄奔的表态，他二话没说，振臂高呼：无论我是否当选，我黄奔都将为民联奋斗终身。这句口号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是非常煽情，搏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黄奔是民联数一数二的富户，过去王炳章为了掩护民联捐款来源的秘密，经常以黄奔捐赠作为幌子，加之黄奔本人热情待客，乐善好施，给很多盟员心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黄奔为支持民联的财政做出过巨大贡献。实际上，黄奔经常帮助的是盟员个人，但是对于组织并没有捐过多少款，至少在我执掌财政的这一年半我从没有接受过黄奔两百元以上的捐款。王炳章提走总部的存款之后，林心声曾向黄奔求援，黄奔以“借款”方式替《中国之春》编辑部付过一千五百元钱的房租，虽然黄奔借钱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指望这笔钱会还回来，但是“借”毕竟不是“捐”，后来当民联有钱的时候，还是通过充抵报销的方式把这笔钱还给了黄奔。尽管如此，过去王炳章对黄奔的渲染足以使很多盟员对他抱有感激之情了，我记得在民联“三大”上，当大会主席向大家介绍黄奔的时候，整个会场破例响起了掌声。因此此次黄奔出马帮胡平助选，成了胡平成功的关键因素。

胡平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平时以讲老实话著称的胡平破例使用了竞选上常用的虚张声势的战术。“六四”之后，暴力革命的呼声甚嚣尘上，谈“兵运”“军运”成为民运理论问题的时髦话题，胡平本人当然反对暴力，但是他显然为了迎合那些激烈分子的情绪，竟然自称与国内军队的势力有所联系，正在展开军队的策反工作，此话竟然引起下面一阵掌声。据我对胡平的了解，他的整个个人背景绝对不可能和军队有任何联系。

当有人提问我是否赞成暴力的时候，我回答得也很不得当。当然，我首先表态反对使用暴力，认为枪杆子是共产党的长处，是民运的短处，手无寸铁的民运组织提出武装革命的口号，正好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鸡蛋碰石头。我们的长处是讲道理，所以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扬自己所长。其实回答到此为止就好处了，可是后来我又来了一个画蛇添足，想机智幽默一下。我又笑着说：如果有人问我要钱买枪，我会告诉他我给他买枪是打鸟用的，至于他真的用来干什么，我没看见，也不想看见。后来看了竞选的录像，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滑头了，如果我是选民，绝不会投此人的票。

我和徐邦泰提出一个新的组织构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内战期间就一直在想了。我固然从王炳章那里学到不少搞组织的方法，但是我也看到了他思路的局限性。大陆人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的，一提起组织，他们脑袋里想到的唯一模式就是共产党式的金字塔组织模式。事实上。这种组织架构在信息发达的西方社会并不实用，维持架构的管理成本太高不说，统一指挥需要严密的纪律和高度的权威，这对于民联这样的组织根本办不到。金字塔的模式最多容下一两百人，再多就根本转不灵了。所以王炳章这一套直线领导的办法，在民联早期人少的时候还勉强可以行得通，到了现在，民联已经有数千人的时候，就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了。所以我提出将金字塔结构网络化，具体的办法就是扩大基层组织的权力，过去盟员入盟需要总部批准，以后批准权干脆就下放到支部，各支部还可以保留财政权，可以在当地筹款，自己组织活动，最后干脆把总部架空。总部只管各支部的协调，对外发言，战略指导，组织跨地区的活动等。

过去的总部还要专门养一个组织干事，负责管理盟员的档案，发盟证收盟费，收盟费那点钱还不够发他的工资。我这个当总干事的整天要给很多盟员写各种各样的证明，证明他们是民联成员，在《中国之春》上发表过那些文章，给他们政治避难提供证据。这些琐事把我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现在我乐得把这些权力都交给支部。

《中国之春》在各城市的发行很多都是由支部托管的，收上的钱本来还上缴总部，但是民联发生内战之后，总部常常求救于支部，于是各支部纷纷拥兵自重，反倒成为裁决总部是非的仲裁者，虽然很多支部在总部最困难的时候捐款支持了《中国之春》的出版，但是随后他们有些就把发行《中国之春》的钱都扣下了，讨也讨不回来。既然如此，不如干脆顺水推舟，正大光明地把财政捐款的权力下放，使各支部得以自行筹措活动经费，自己组织活动，减轻总部的财政压力和行政负担。当然，我提出这个组织架构改革背后还隐藏着两个基本的动机，这我对徐邦泰都没说出口，一是将民联的重心根置于基层，减少对台湾的依赖；二是迎合各路诸侯的心理，在“四大”上争取选票。后一点我想即使我不说，徐邦泰也会心领神会。这个改革方案由徐邦泰提出，我具体说明，自然得到了全场的赞同。后来在四届总部期间，这个制度发展成所谓“大军区制”，而且事实证明，权力下放后，各支部在“六四”民运高潮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和能量。

从整个竞选场面的表现来说，众口一致认为势均力敌。但我觉得胡平和黄奔表现得好一些，而且两人的角色配合非常好，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和效果。徐邦泰表现得比较拘谨，而我似乎又太绕舌。后来很多人告诉我，我表现得太咄咄逼人，抢话筒回答问题，把徐邦泰给压住了，好像我不是他的副手，而他倒像我的副手。在“四大”召开前，很多人都担心徐邦泰会成为我的傀儡，而现场的直观表现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些在反对我但支持徐邦泰的犹豫票，最后投给了胡平。也许我并不是有意的，因为整个竞选提纲是我起草的，我担心有些问题徐邦泰解释不清，所以总抢着说话，但是这确实是一大败笔。

投票结果是胡平以五票之差又胜一局。我在“三大”的时候曾经对王炳章说，胡平这人运气好，果然如此。这次“四大”，无论从任何方面说徐邦泰和我都是稳操胜券的，徐邦泰有清白的声誉，我有组织上的实力，我们两人的合作是天衣无缝的，而胡平直到最后一个小时都没有找到竞选伙伴，可是他硬是从钢丝上走了过来。  

12-9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投票前，有半个小时的拉票时间。过去一直和我是“铁哥们”的冯胜平却一反常态，积极地帮助胡平拉起票来。冯胜平一直就不喜欢胡平，说他太自私。民联经济危机时期，总部决定所有的人都义务工作，只保留胡平拿工资。冯胜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从此就认定胡平根本不配当领袖。他说：“危难时，连强盗头儿还懂得身先士卒，船要沉了，船长都是最后一个离船，胡平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组织的主席？”可是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冯胜平至少帮胡平拉了三票，而这三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在相差的五票中，只要有三票倒过来，我们就赢一票了。洛杉矶支部的刘新华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过，他已经和所有的人都打过招呼了，本支部的票都是我的。当地盟员查理杨是个四川人，冯胜平缠着他说：四川人支持四川人（冯胜平和胡平都是四川人），结果查理杨买了这个四川老乡的面子，把本来答应我们的票写上了胡平。还有两个盟员说，冯胜平向他们拉票，一直盯着他们写上胡平的名字才肯离开。

事后，冯胜平得意地对人夸耀说，他拉的那三票就是我输的那三票。蕾蕾在旁边听了大怒，当众斥责他说：“你过去不是不喜欢胡平吗？那你为什么还要选他。以后你要是不满意了怎么办？”

冯胜平一看蕾蕾生气了，急忙解释说：“现在法制不是已经健全了嘛。上台看他三个月，不行就罢免他。”

谁知他这一说蕾蕾更气了，大声嚷道：“你这是打得什么主意？你既然支持胡平，你就支持到底好了，把人选上了，又罢免掉，你还嫌民联折腾得不够啊？别人说你是特务，我还替你辩护，现在我看你到真像特务。”

蕾蕾过去视冯胜平如本家兄长，和冯胜平的太太欧兰也好得如胶似漆。此后，蕾蕾再也不理冯胜平了，背后咬牙切齿骂他是特务。“四大”之后，我和冯胜平的合作及友谊也完了。他在后来的联委委员任期，成为掣肘我的主要力量。

王炳章他们在会场上可以控制的票数大约有八九张，后来民主党人扬言这些票都投给了胡平。他们向徐邦泰道歉说，他们宁要胡平不要我，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民主党那边传过来的消息是胡平与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情王炳章的票都投给他，条件是他当选之后不得在任用丁楚继续作总干事。我相信林樵清既然和我的谈判没有成功，一定会去找胡平。但是我总觉得民主党的人故意散布这种消息是意在离间我与胡平的关系。由于我自己被别人造得谣太多也太离谱，所以我对于这类小道消息，基本上都采取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的态度。

事实上选举一结束，胡平就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对我说：“我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合作。新总部两个位置任你挑，一个还是总干事，另一个是《中国之春》主编。”我毫不犹豫就选了《中国之春》主编。我相信，即使胡平与民主党人达成了上述协定，被出卖的也不是我，而是他们。

徐邦泰输了选举有点沮丧。我觉得是我把他拖进选举的，似乎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建议他选联委。我估计落选的主席基本上可以稳拿联委主任。果然，徐邦泰在下一轮的联委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为联委主任。

“四大”选出联委委员十三人：徐邦泰、吴方城、宗继祥、李国愚、汪岷、冯胜平、张伟、江文、吕凡、高格文、于大海、伍凡、姚月谦；候补委员五人：陈抒尘、冯彬、郭平、林伟、良心。监委会选出委员七人：薛伟、刘新华、张卓之、董真海、莫逢杰、李兆阳、任松林；候补委员三人：杨先智、郁易敏、李然。薛伟仍旧继任监委主任。

林心声对胡平的当选极其失望，会议还没有结束，他这个大会秘书处的财务主管就失踪了。原来他提前飞回纽约，准备打点行装回旧金山了。等我们赶回纽约的时候，他已经载着他的行李开车回府了。在纽约住了十个月，他家房子都长满了荒草，我也真有点不忍心留他了。在民联“四大”上，很多人都把我看作打败王炳章的中坚力量，实际上打败王炳章的第一功应该属于林心声。我最多只能算个萧何，我的作用在于维持住了总部，没有让王炳章把总部及《中国之春》打垮，可是林心声是韩信，他主攻的法律官司在“四大”召开前胜诉，王炳章和柯力思不得不无条件尝还提走的全部存款。王炳章最终是败在林心声手里，他可以翻所谓“三项错误”的案，但是法院判决的非法提款案他是没法翻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四大竞选”——我看這些真假政治難民，都要依靠組織撥款生存，最後也會因此走上絕路。

【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13-1《中国之春》恐惧症

从一九八八年起，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宽松，海外的政治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一九八九年初又发生了方励之教授写给邓小平要求大赦魏京生的公开信，和二十三名知识分子的签名运动，将国内的民运推向高潮，也同时将海外的民运带进了高潮。这种形势一方面是民联成员期望以久的，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陷入一个非常尴尬境地。

民联过去在海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时常被人疏远，被人批评，但是作为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的旗帜作用，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可是当民运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唯一的旗帜竟然总是被甩在主流之外，各种各样的新团体纷纷从人群中冒出来，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都对民联退避三舍。民联的内斗被当成一个他们回避民联的最好借口，其实即使没有内斗，民联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很多留学生和民运中的“后起之秀”都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他们一方面要造反，一方面又在向官方表示自己的动机纯洁清白，没有通匪嫌疑。民联被中共宣布为“反动组织”，人们怕沾上边受到官方的报复。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大陆人跪着造反的心里状态，很多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其实，海外留学生中这种排斥民联的倾向，早在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民运高潮中就初露倪端。那次震惊海外的留学生千人签名信，实际上是民联一手策划的，签名信的草稿都是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开会讨论的，后来在很多学校建立的收集签名的联络点，都是民联布置的，其联络地址也是《中国之春》首先发表的。但是为了减少留学生签名的心理负担，民联始终躲在幕后，而让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学生领袖出面组织。可是没想到，当签名信最后公布的时候，后面竟然加了“六点声明”，其中有一点就声明这个签名信与中国之春组织无关系。这个声明出笼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有很多留学生在签名的时候担心此事件背后有民联操纵的背景，所以一些签名信的联络人为了释疑众学子，加上了这个此地无银的的注释。

一九八八年底，著名的右派林希翎在美国四处串联组党，就公开声明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组织要与民联划清界限，其宗旨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其实民联从来也没有说过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监督帮助共产党，推动大陆的民主改革。林希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号召力，以为以她的声望和资历，振臂一呼，会从者如云。结果响应她号召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其中还有不少故意渗透的民联成员。最后她的组党成立大会只来了十二个人，以至最后连会议横幅都没好意思挂出来，副主席人选丁学良当场就和她闹翻了，不欢而散。林希翎处处表示要和民联划清界限，可是她的党成立那天，唯一到会祝贺的来宾就是民联的代表胡平和王炳章。林希翎组的党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活动，它唯一的成果是出了一本杂志叫《开放》，第一期全篇都是林希翎介绍自己经历和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并登满了自己的像片，封面还装订反了，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林希翎选择的立脚点是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她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样可以吸引站在两个阵营之间的大多数留学生。可是她的判断显然是成问题的，在体制内改革的旗帜下，以陈一咨等为代表的改革智囊团们干得有声有色，愿意投身此路的留学生不如站到那面旗帜下；在体制外改革的旗帜下，民联已经有了六年多的声誉，愿意投身的留学生也会站到民联的旗帜下。林希翎以为走个中庸可以左右逢缘，可是实际上她完全没有坚实的立场可以立足，结果踩了个空。

一九八九年初，倪育贤又重新竖起了林希翎的旗帜，组织了一个“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联络组”，请了一些美国侨界和知识界的名流作联络组的董事。这种组织形式倒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创新，有点类似捷克的“七七宪章”，像组织而又非组织。倪育贤起草了一个“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到处发动签字。为争取留学生的支持，他也处处和民联划清界限。不过这一次倪育贤搞得比林希翎成功，因为刚好赶上了“八九民运”的高潮，很多留学生都决心与共产党决裂了，但是一时还没有勇气认同民联，所以都落到倪育贤这类中性的旗帜下去了。而且倪育贤做得要比林希翎聪明得多，他表面上虽然和民联保持距离，但私下仍旧请求民联的支持和配合。他的联络组成立大会，打了几次电话给我请求民联配合，拉人去帮他撑场面。结果那天到会的四十多人，民联成员有十一人，占四分之一。可是这个宣言公布的时候，倪育贤竟然把民联主要领导人的签名全部删除了。

后来倪育贤越搞名声越大，纽约地区很多群众集会都是他主持的。他身兼两种身份十分有利于他扮演这种出头露面的角色：首先他以中性的形象出现，与共产党和民联都保持一定距离，其次他又是专业民运人士，没有工作，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第一点，民联里的专业民运人士不如他，因为政治色彩太强，容易吓跑群众；而后一点，一些中性的社会名流也不如他，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事业和专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因此，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很多群众性的活动即使是民联策划或组织的，也都请倪育贤出面主持，民联成员宁愿躲在幕后干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例如很多群众集会的标语口号都是我拟定的，标语牌是我写的，薛伟常常负责打电话通知人，准备捐款箱，饮料、喇叭等等。后来这种模式人们自然而然习以为常了，以致谁要是搞什么群众活动，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请求民联的支持，但是又同时声明民联不要出面，以免吓跑群众。这使很多民联成员心里感到很委屈，觉得干尽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最后竟然总是被主流甩在一边。

我记得有一回在联合国前的广场集会，主持人是倪育贤。胡平本来准备在集会上发言，可是在公布大会发言者名单的时候竟然没有胡平的名字。胡平气得不得了，上去与倪育贤等人商议，力争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民联其他成员也都向大会的主席团施加压力，抗议取消民联代表发言的机会。最后在我们的压力下，胡平的演讲才勉强被加进议程。这种事情在后来学自联召集的群众集会上也发生过，胡平不得不忍受屈辱去争取自己发言的权利。

当万马齐喑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话，只有“中国之春”在独自呐喊；可是当万马奔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敢讲话了，反而没有“中国之春”的发言权了。这种现实，对于每一个民联成员都是非常残酷的。

13-2被巨大洪峰所淹没

五月十九日，李鹏在北京宣布戒严，在海外引起了众怒。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很多学校的留学生联谊会自发地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示威地点是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门前，时间是不约而同的，全靠电脑网络和同学之间的电话通知。方圆周围十几个州的留学生纷纷开车星夜兼程赶到华盛顿，美国东岸北起缅因州，南至佛罗里达州，很多中国学生开了十几二十个钟头，有很多住在美国西岸的留学生也乘飞机赶来，当天最高峰期示威人数达五千人。

这是中国大陆人在美国最大的一次示威，民联在其中完全被淹没了，成了微不足道的配角。过去民联单独组织的示威，最大规模的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华盛顿国会山庄门前的杨巍月活动，总部动员了周围几个州的力量，才凑足了不到二百人。组织这种数千人的示威，过去是民联的力量所不能及的。不过在通知各学校时，民联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两年前留学生千人签名信的活动，实际上给民联留下了一个现成的各校联络网，在当时万人瞩目的气氛中，每个学校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消息，立即就会家喻户晓。 

为了配合这次示威，总部在华盛顿的黄奔家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和接待站，所有来参加示威的盟员可以先到那里集中。黄奔家在华盛顿郊外，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周围是一片小树林。黄奔待人豪爽，被称为民联里的小柴进，他的家经常成为南来北往的过路盟员的招待所。那几天晚上，黄奔家里地上睡满了人，电话铃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在这个大示威之前，冯胜平打了电话给我，通报了三条消息，并建议总部采取相应行动：一是听说美国一些学者准备组织签名信，呼吁中国政府取消戒严，建议是否动员杨振宁、李政道等有名望的学者出来牵头；二是听说中共驻美大使韩叙对李鹏政府的戒严令颇有微词，建议游说韩叙在留学生的示威集会上表个态，反对李鹏政府的戒严令；第三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访问，不久即将到华盛顿，并安排与当地的华侨座谈，建议由黄奔和宗继祥等人作为当地华侨代表参加万里的座谈会，游说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我觉得这三条建议都很好，虽然不容易成，但是都值得一搏。于是我先通知了纽约石溪分校的几个留学生，他们中间有杨振宁的研究生，去说服杨振宁；然后通知了黄奔有关万里的消息，并从他那里要到了韩叙家里的电话。黄奔作为当地侨界代表，和韩叙有点私人关系。我打了两个电话到韩叙家，对方说韩叙出差了，不在华盛顿。我只好通知冯胜平请他盯着打电话，但后来他也没有联系上。

总部人员兵分两路，胡平、汪岷、林心声、郭城已经在前一天到华盛顿准备留学生的示威了，薛伟和蕾蕾留在纽约参加当地华人的示威。当晚，我写了一大堆标语牌，留了一半给薛伟，载上另一半驱车前往华盛顿。

在开往华盛顿的途中，我因为昨天没有睡觉，一边开车一边打盹，不知不觉速度超过八十五英里（美国东部地区高速路限速五十五英里）。一辆警车见我超速，在后面追着闪灯，我脑子一片麻木，根本没有注意到警车的警告。那辆警车跟了我十英里，见我越开越快，以为我是逃警的罪犯，于是又调来三辆警车在前面截住了我。我一停车，警察就用喇叭命令我出来，趴在车身上。几个警察在我车里搜了半天，发现一大堆标语牌。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下上面写的英文字，态度马上变得非常友好。

“你是中国人吗？”一个警察问我。

我点了点头，向他道歉，说我昨晚没有睡觉，太困，所以没有看见警车的警告。

“你拿这些牌子去干什么？”另一个警察好奇地问。

“参加明天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

警察笑了，道：“我们从电视里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支持你。”说完，一挥手把我给放了，没有给我任何罚款。若在平时，按照我违规的程度，他甚至可以拘捕我。

我把车开上路，回过头向警察示意致谢，看见他们正把手指示意成“V”字，向我举着。据很多留学生说，他们在半路都有过类似经历。在“六四”前后那段日子里，所有的美国警察对中国人都特别友好。

本来想赶到黄奔家好好休息一下，谁知他家人满为患，根本就没法睡觉。胡平他们已经到了，大家找了几张白被单，撕成捆头的布条，用红笔在上面写口号，一直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游行队伍的集中地点，胡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所有民联的成员尽量集中在一起行动，二是公开打出民联的旗号。快到中午的时候，来集合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把我带来的标语牌和昨晚写的捆头的扎带分发给来示威的学生们。当这些学生知道我们是民联的人之后，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而另一些人则犹犹豫豫不敢接受我们的标语牌。

游行大约在下午一点中开始，我来到美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的游行队伍有这么壮观。从游行队伍的集合点杜邦公园，到游行示威的终点中国大使馆，步行大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大约八到十人一行，头已经到了中国大使馆，尾巴还没有出发，中间的整个街道被中国学生挤得满满的，过路驾车的美国人看见这支队伍都不约而同地按起了喇叭，不知是表示声援，还是因为挡了他们的道而抗议。

游行队伍中飘扬着各种颜色的学校的旗帜和横幅，代表着一百多个学校的学生。胡平和黄奔等人举着民联的横幅，在游行队伍中显得极不起眼，确实给人一种被洪峰淹没的感觉。这一天，正是中国之春的成员们梦寐以求的一天，可是没想到当火热的中国之夏真正来到的时候，中国之春完全被冷落和漠视了。在游行队伍里，我的脑子里总是环绕着毛泽东的一句诗词：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在纽约，薛伟组织了一些当地的盟员参加了纽约侨学界联合组织的示威游行。民联这个示威中同样是配角。薛伟嗓门大，占住了一个呼口号的角色。蕾蕾和几个盟员事先做好了两个捐款箱，负责在街头捐款。据蕾蕾说，游行结束后他们几个人将两个钱箱凑在一起大概点了一下，大约捐了近一万元钱。后来倪育贤硬说这个游行示威是他们的那个“联络组”组织的，捐款统一交他处理。结果二话没说就把钱给拿走了。薛伟怕他拿着那么多钱不安全，建议用车送他走，可是倪育贤坚持自己乘地铁回家。民联的人本来就对倪育贤拿走捐款就很生气，再看见他一个人拿着钱就更不放心了。民联毕竟已经运转了六年，内部有很严格的财务制度，这种捐款在入帐之前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数过并签字。可是倪育贤这个“联络组”显然没有什么财务制度，他竟然敢一个人揣着一大把捐款钞票回家，谁敢保证中间他不会起贪心？ 

果然，不久以后关于倪育贤的丑闻就见著报端了。他的那个联络组的理事杨力宇和丛舒等人怀疑他的账目不清，要查他的账，受到倪育贤的抵制。结果理事们一怒之下联名登报退出“联络组”，不再给倪育贤当花瓶。《争鸣》记者莫利人跟踪调查，发现倪育贤把捐款都存在他和一个叫易小勤的女人合开的账户上，这个账户完全是受倪育贤私人支配。

在“六四”前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捐款非常容易。随便什么人摆上个台子在街道边，一天都能捐它个上千元，要是碰上游行集会的机会，捐上万元也不稀奇。民主党在华埠的闹区专门摆了一个摊子募捐，天天都有人在那里值班，据说收入可观。可是自从倪育贤的这个丑闻曝光之后，街头幕捐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以后就再也捐不到多少钱了。在“六四”期间，很多群众组织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一夜之间就可以出现几十个。这些草创的组织大多都没有什么严密的财务制度，所以也很难保证捐款的管理是否合理。所有打着五花八门的招牌在街头捐款的人都声称，自己捐的钱将送回大陆，给那些绝食的学生和后来“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可是我实在很怀疑，这些捐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大陆。

我相信民联对于街头捐款的管理是最严密的。“六四”前，总部曾发动了一场“电传大战”，我和汪岷将从各种电话录上收集到的大陆所有公司机构的电传号码发给民联的支部及有电传的盟员及朋友，动员他们每天把海外报导的消息传到大陆去。总部的电传机经常一天都要发几十张纸去大陆。胡平希望在大陆也建立电传联络专线，所以派黄奔到香港，买一批电传机带进大陆，我将一笔街头捐款交给了黄奔，也算是财尽其用。可是黄奔到了香港之后，“六四”就发生了，他无法入内。他停留香港期间将一千五百多元捐款花光，因为没有收据无法报销。所以回来之后以他借给《中国之春》付房租的一千五百元冲销。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传来消息，号召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举行全球华人同步大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没有时间再以电话通知各路诸侯，所以直接以中国民联的名义在《世界日报》上登了一个广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作为联络人。这是“八九民运”以来民联第一次以召集人的名义组织的游行，我有心想试一试民联本身的号召力，是否有能力单独聚集起一次大规模的示威。

在“六四”期间，各城市大规模示威的骨干力量是留学生。果然纽约的留学生表现出并不认同民联的倾向。民联召集的示威集合地点在中国驻纽约领馆门前，而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为主力的留学生联谊会故意将集合地点放在联合国广场，表示与民联划清界限。

领事馆门前的示威开始时间在上午十一点，到了十点半，才来了二十多人。倪育贤十点多钟来到领事馆门前，我叫住他，希望他作为示威集会的支持人之一。倪育贤发现我们这边人很少，打了声招呼就走了，说到留学生那边去看看。谁知一过了十一点，大批示威群众陆续到了，成份以华侨和大陆新移民为主，十二点半以后已经有将近一千五百人，人行道站不下了，警察不得不将两边的街道封住，禁止车辆通行。

我们的代表去送抗议信，领馆的大门紧闭，不予接待。我请美国警察敲开大门，在门口领馆工作人员与递交抗议信的代表发生冲突，一位姓刘的大陆移民被推倒在地，引起轩然大波。聚集在街道上的群众听说此事后对着领馆的窗口大声起哄，热闹非凡。大约一点多钟，学生的队伍从联合国广场游行到达领馆门口，原地示威的人群让开一条路，夹道欢迎，两支队伍会师，再一次掀起高潮，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是共产党早期的老歌，是过去对付国民党政府示威时唱的，在今天的场合下听到这首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这首歌确实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况且大陆出来的人也只会唱共产党的歌。这令人不由不佩服共产党宣传手段之厉害，早在它还是在野党的时候，它就建立起了一整套“左翼文化”，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民运还没有自己的文化体系。

学生队伍到达之前，我看到倪育贤一人又走回来了。他跑到学生那边，人家也排斥他，他两边船都没有踩到，结果掉到水里去了。民联本身有自己的势力，留学生联谊会也有自己的实力，过去像林希翎和倪育贤这样在中间走钢丝，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得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坚实的立场可站。后来，倪育贤果然一下跳到最极端的暴力革命派一边去了，高调撑起了“打倒共产党”的旗帜。尽管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立足的立场。

13-3在海外争当“黑手” 

在大陆民运高潮期间，陈军家成了一个信息中心。陈军刚刚被当局从大陆赶出来，和国内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一些关心民运的人有事没事就往陈军家跑，希望能得到一点北京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在陈军家里聚会，大家都觉得我们不能总坐在大洋对面隔岸观火，需要为学生们出点主意，于是七嘴八舌提了几条建议，主要是劝学生不要满足于街头运动，而是要做一些踏实的建设性工作，如巩固学生组织，办宣传刊物，将诉求的口号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不要泛泛地提民主自由，加强和新闻界、知识界以及市民的联系，保持与官方的对话渠道等等。这些建议后来由吴牟人执笔整理出来，作为给北京大学生的公开信，胡平、陈军、曹长青、刘晓波等十人在上面签了名，我在上面签的是房志远的名字。这封信后来被刘晓波带回北京，据说在各个校园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了。后来当局在报刊中被反复提到此信，把它作为海外黑手插手国内学运的一个例证。

刘晓波是四月二十六号从美国赶回北京去的。回大陆之前他有一段时间住在胡平家，当时民联的内战正在紧张时期，我被王炳章搞得焦头烂额，正在四处找人来管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好不容易从亚特兰大请来了高格文，可是他说只能帮一个月的忙，就要马上回去帮他弟弟开餐馆。于是又找到刘晓波，胡平和我商量，给刘晓波挂个“主笔”的头衔，可以让他去组织一些稿件。谁知刘晓波听错了，以为请他当主编。他到编辑部来上班的时候，说要民联正式发一个聘书，还要去公证，省得民联一改选就换人，看来他是想把《中国之春》主编当成一个稳定的工作职位了。我当时对此持模糊态度，只要你能把这一摊揽下来，管你是什么招牌，随便挂。为难的是胡平，他当时挂名主编，刘晓波如此认真等于要占他的位置。胡平只好对刘晓波解释，说马上要开第四届代表大会了，以后也不知道谁当主席，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于是刘晓波的事情就这样模模糊糊地混着，说他是主编，胡平并没有明确让位，说他不是主编，他对外一率自称主编。我觉得这样模糊着挺好，有人管事就行了，也不捅破。陈军曾经在私下对刘晓波开玩笑，说要成立一个“修理所”，把所谓的“著名知识分子”通通修理一遍。刘晓波过去就是靠挑战名人出了名，对这个主意很赞赏，所以一上任就准备拿刘宾雁开刀，组织召开一个“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所谓“刘宾雁现象”就是指那些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离开了共产党，或者被共产党开除，但是仍旧保持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就是刘宾雁说的“第二种忠诚”，或者一些极端派说的那样“跪着造反”。刘宾雁听说刘晓波准备修理他，急得给胡平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过幸亏讨论会还没有开刘晓波就走掉了，刘宾雁这才躲过一场大劫。

刘晓波在《中国之春》上了不到二十天的班，一期杂志都没有编完就匆匆赶回北京去了。以致他留下的第七十三期《中国之春》我不得不草草地给他收拾残局，因为稿件没凑够，剪了一大堆报纸，复印后就直接贴到版上去了，看起来乱糟糟的。后来很多人传说刘晓波是民联派到北京的人，当过《中国之春》的主编，这些传言当时都给民联带来了不少Credit（荣誉），所以我也继续让它含糊着，不予澄清。实际上刘晓波并不是民联成员，也并没有正式被任命为主编，但是他回中国的路费是民联出的，机票是我给订的。

刘晓波被捕之后，《中国之春》曾打算想把他的作品收集一下，出一本书。陈军说要给这书写一个序言，我立即半开玩笑说，这个序言的标题应该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我觉得李白的这句诗词可以精确地表现出刘晓波临回大陆前的心态。刘晓波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一个战士，无法忍受那种没有敌手的生活。敌手越有名声，他就越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挑战刘宾雁的理由。可是他后来也许发现，即使挑战象刘宾雁这种敌手，在海外也很难引起舆论的注意。拔剑四顾，找不到敌手，刚好国内民运大潮兴起，他觉得还是在北京向当局挑战更刺激，所以就匆匆赶回北京去了。当时有很多人都说要回大陆去投身民运，胡平、倪育贤、贝岭、吴牟人、徐邦泰都作过打算，倪育贤和贝岭甚至连机票都订了，后来真正下决心回去的只有刘晓波。

刘晓波回北京前商量好通过陈军家的电话与海外联系。他一回去，就接触到了学运的核心，被称为是吾尔开希的军师，成了少有的几个能够对学生领袖产生直接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刘晓波常常与陈军通报一下天安门广场上的消息，于是我们常常就根据这些情况在陈军家开个小会，讨论一下局势和对策。参加讨论的什么人都有，但大多是民联的人，还有些留学生。我记得学生绝食之后，大家都很兴奋，说海外民运组织应该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回国去，慰问一下学生。于是研究在场的人该派谁回去。大家说当然是胡平回去最合适，但是有人说胡平太敏感；如果派我回去，又担心民联总部一时离不开我；又考虑了几个人，都觉得不合适，最后胡平极力主张由徐邦泰回国最好。徐邦泰虽然没有很痛快地答应，但是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中勉强同意。总部还特地为徐邦泰筹了钱，甚至连机票都订了。谁知徐邦泰回到旧金山之后就变了卦，说他太太坚决不准他回国冒险，把他的护照给藏起来了，害得他走不成。后来等刘晓波被捕的消息传来，徐邦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后来才明白胡平为什么极力主张派他回大陆，他要是被共产党抓住回不来，胡平在“四大”上就没有竞选对手了。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要是你回来了，胡平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李鹏宣布戒严之后，北京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有一天我们又都聚在陈军家。到了和北京通话的时间，陈军把电话的麦克风打开，使整个屋子都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那边是刘晓波：“你们得帮帮忙，这边都乱成一锅粥了。”

陈军问：“告诉我们，你们都需要什么帮助？你们要钱吗？”

“不要钱，这里有得是钱，多得都数不过来。”

“要不要人，组织个留学生声援代表团回去怎么样？”

“不要人，这里的人多得是，派人来等于在大海里加几滴水。”

“那你们要什么？”

“要主意，要纲领，这里的人脑子全都热昏了，没人清醒了。”

于是在场的七八个人立即开始想对策。陈军抓了一把铅笔，发给大家，每个人就像考试似的，开始写对策。然后把各自的对策拿出来讨论。我极力主张召开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大会，处理危机。我的理由是，从法理上说，只有人大常委会有权否决国务院的戒严令，由人大常委会来处理政府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高自联等团体的合法地位，同时将它们放到了与国务院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同时，由人大常委会出面主持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对话，又可以为恢复对话创造机会。

大家的思路也都差不多，基本上也都集中在几点上，主要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暴力，防止流血，让学生能够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好下台阶，不能一个劲地硬顶着军队。然后，陈军把大家的意思转达给了刘晓波，但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如此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每个人都会产生无力的感觉。

后来刘晓波、周舵等四君子绝食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些局外的清醒人都觉得，刘晓波真是脑袋不清楚了。因为千人大绝食的悲壮场面人们都见过了，再来一个四人绝食，无疑是狗尾续貂，在人们眼里简直就是喜剧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刘晓波他们原来是准备动员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绝食声援学生，只是无人响应，所以只好骑上虎背。

在整个大陆民运的高潮期间，大家都想争当“黑手”，人人都以黑手为荣。纽约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记者曾经采访了《中国之春》编辑部，把我和胡平的相片登在报纸上。记者在报纸上说：“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北京这场风暴的源泉。他们是这场中国式革命背后的真正‘黑手’。”实际上，说民联是黑手实在是过奖了，在海外确实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而真正有资格被称为“黑手”的，恐怕只有刘晓波了。

13-4中国人成了电视明星

整个五月和六月，中国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中心，美国的电视新闻里几乎天天都是中国的新闻。不少中国留学生在电视里也出尽了风头，各城市三天两头都是中国人的示威游行。美国ABC电视台晚上有一个热线节目，那一段时间热线节目经常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很多中国人都成了电视台的明星。刘宾雁曾经在电视中预言，中共政权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垮掉。大陆留学生中最红的电视明星是哈佛大学的裴敏新，他的英文讲得好沾了很大光，所以每次中国时事评论都找他去说。当时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和刘宾雁一样乐观，认为中共政权会在短期内垮掉，可是裴敏新和他们争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中国政府会动用军队，轻而一举地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镇压下去。后来事实证明裴敏新的判断是正确的，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六四”期间大跌眼镜，几乎全军覆没。

冯胜平也上过电视台。他和张卓之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办公室，命名为“国际团结委员会”，主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们那个办公室经常聚集了一大帮美国人，帮他们义务劳动。冯胜平过去负责民联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及国会的联络，差不多是民联的外交部长。他现在这个“国际委员会”自称是民联的“对外友协”。他是想通过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联系，来增强民联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

有一次冯胜平参加国会的一个记者会，那时候“4.27”大游行刚过，学生顺利地冲过了几十道军警的防线，有人问他对以后的形势估计如何。冯胜平答道：“中国人都是欺软怕硬的，现在政府没有把他们压下去，下一个星期将会有一百万人上街。”果然，第二个星期发生了百万市民大游行。下一次记者会，美国主持人在介绍冯胜平的时候故意幽默地说：“这家伙把一百万人扔上街头。”

六月二日，冯胜平、胡平和我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记者招待会，这个会是冯胜平安排的，主要想趁着当时的“中国热”向美国公众介绍一下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民联，以及海外民运与大陆民运的关系。胡平因为英文不太好，主要是我和冯胜平回答问题，我主要介绍民联的活动，冯胜平回答关于大陆的形势分析。记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记者匆匆冲进会场，手里举着一张电传稿，大声问道：“我刚得到消息，军队正在开进天安门，你认为形势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回答：“政府可能会暴力镇压示威群众。”

记者接着问：“你认为北京政府有能力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吗？”

我立即答道：“如果中国政府内部不发生分裂，它完全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

记者会结束之后，我还听见记者们在争论着中国的局势。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共当局有能力镇压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观点，他们往往低估了中共在捍卫自己政权时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残酷。

13-5 国内潮落，海外潮起

“六四”屠杀发生了。尽管这早在预料之中，但是它的到来还是令人感到震惊。纽约的六月三日下午是北京六月四日凌晨，我当天在办公室接到数十个电话，人们报告着通过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传说满天飞，简直不知该相信谁的好。

第二天是星期天，愤怒的人们自动聚集在纽约华埠孔子大厦门前示威，一些北京人纷纷跳上高处，向人们宣布自己从亲属那里得到的消息，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过路人聚拢来打听北京的消息，于是孔子大厦门前就成了一个民间的新闻发布中心。人们用各种各样恐怖的字眼来形容北京街头发生的事情，血流成河，尸横遍街……，传说中的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地向上翻番，开始说三千，后来成了九千，接着变成一万五千，有人甚至说数万。考虑到人们在恐怖和激愤的状态下有可能会夸大数字，我私下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之间，胡平私下的估计和我差不多。

六月十日，纽约市约两万华人冒雨在联合国门前的广场上集会，悼念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当天倾盆大雨，如果不是下雨估计可以达到五万人，周围很多州的华人都开车前来参加追悼会了。整个广场是一片黑色的旗帜，哀声恸地。集会是侨界出面组织的，民联是其中发起人之一。

在此之前，有个姓蔡的留学生从外州来到纽约，坐在联合国门前绝食抗议，要求联合国表态谴责中国政府的暴行。民联曾经派薛伟和郭城去慰问他，给他送衣物和被褥。接着，艾魏魏等一群艺术家以及一个叫做“六四计划”的组织发起了联合国广场的集体绝食，要求联合国派调查组到北京，了解屠杀真相。薛伟和郭城作为民联的使者，每天都到绝食营去慰问绝食者，给他们送东西，后来我也加入了绝食营。在一次绝食营的选举中，薛伟和郭城当选为营地指挥和后勤部长。我则找了四个英文讲得好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五人谈判代表团，自命谈判代表团长，上联合国大厦找人权委员会谈判。

当时刚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外地的留学生这时都要集中到纽约来打工。他们一来，听说有绝食营，就一屁股坐下了，既省房钱又省饭钱。有人晚上就睡在绝食营，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就离开，然后又有新人补充进来。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绝食营越滚越大，从十几人变成上百人，每天围观者数百人。美国各大电视台都跑到这里来摄影。有一次ABC电视台还把我们全部拉到五十七街的摄影棚去拍摄，中途有一个学生饿得昏倒了，着实令美国人感动了一番。

中国留学生的绝食营圈地大约四五百平方米，一扎就是两个星期，虽然没有阻碍交通的问题，但是仍然令美国警察大伤脑筋。按照纽约的法规，这样占居公地是违法的，但是中国军队暴力驱赶示威学生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美国警察不想以中国军队为伍，所以对中国留学生格外宽容。纽约市长郭德华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说：“北京当局用暴力将中国学生赶出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不是北京当局。现在中国学生正在联合国广场示威，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他的演说博得了美国人一片喝彩。有了市长撑腰，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于是中国人的绝食营竟然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月，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叫连美英的华侨妇女带着她的三个儿子了。她是这次绝食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人。按照她宣布的时数，她已经绝食超过十几天了，可是每天仍旧生龙活虎地跑前跑后，对着过路的行人演讲，似乎决心粉碎能量守衡的定律。 

郭德华对中国人的宽容，使周围的美国无家可归的流浪者（Homeless）感到振奋，他们看见中国人绝食营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同类，兴高采烈地跑来帮忙，热心地为我们维持秩序，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毯子、帐篷、油毡布、行军床和雨伞。后来绝食结束之后，全部物资都堆放在《中国之春》编辑部的仓库里，光是雨伞就够我这个整天丢伞的人用两年的了。

不过，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只认认真真地绝了两整天，就实在挺不住了。那些天几乎天天下雨，天气阴冷阴冷的，一点也不像初夏的气候。倒有点像秋天，温度常常只有十几度，晚上甚至在十度以下，所有人都被雨淋得透湿，挤在帐篷里面打哆索。后来我饿得受不了，于是借口上联合国大楼谈判，赶紧吃饭。

在学校时，我经常在联合国上课和实习，自然懂得联合国的原则。我知道联合国绝不会干涉中国内政，所以绝食学生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上去谈判的目的与其说为了借绝食者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态，还不如说是为下面绝食的中国学生找一个撤离的台阶。绝食行为无非是要引起西方舆论界注意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个目的已经远远地达到了，中国人总不得没完没了地在公共场地安营扎寨。后来我们联系了联合国里面的华裔工作人员，内外一齐施加压力，最终迫使联合国秘书处做出了一个姿态：在联合国大厦地下室设立了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灵堂，开了一个五六百人的追悼会，并将联合国门前的所有旗帜降半旗半天，以示悼念。

联合国大厦的追悼会是六月十七日召开的，然后我就开始动员绝食者们结束，几天后他们逐渐散去。我也匆匆赶到洛杉矶筹备“四大”去了。

从洛杉矶回到纽约，新的总部成立了。民联的新章程把《中国之春》的地位和架构规范化了，《中国之春》杂志被法定为民联的机关刊物，民联联委会就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的董事会，民联主席兼任《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中国之春》主编由社长任命，联委会批准。我被胡平正式任命为《中国之春》主编。

随着“六四”的枪响，国内民运的大潮应声而落，海外民运的大潮应声而起。《中国之春》在我的两年主编任期内，即将渡过它最辉煌的年代。

谢选骏指出：“中国之春”這個名字，就像在它前後的“北京之春”，都是山寨於“布拉格之春”。但是這些食洋不化的腦子不懂中文，不懂中文的“春”字含有“性騷動”的意思，例如“春夢”、“春情繾綣”、“買春賣春”……這樣一來，“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豈不都和“聲色犬馬”扯上了關係？而西文的“春”，卻沒有如此明確直接的性意味。結果呢，“布拉格之春”可以修成正果、出個總統……而“中國之春”、“北京之春”，卻在政治文化上一事無成，熱捧了一個劉曉波，結果反倒讓他夭折在黑獄之中了——這都是因爲，食洋不化者和共產黨一樣，不知中國文明的命運。

網文《spring有什么特殊意思吗》（Worktile社区）報道：

Spring有以下几个特殊的意义：

春季：Spring是英语中春季的意思。春天是一年四季中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季节，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因此，Spring也常被用来指代春天这个季节。

弹簧：Spring在英语中还有弹簧的意思。弹簧具有弹性和恢复力，能够吸收和释放能量。Spring框架的命名正是借用了这个特点，它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灵活、轻量级的开发框架，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Spring框架：Spring框架是一种基于Java平台的开源应用程序开发框架，由Rod Johnson在2003年创办，并由SpringSource（现为VMware）进行维护和推广。Spring框架提供了一系列的模块，包括核心容器、AOP、ORM、MVC等，用于简化企业级Java应用程序的开发。

借喻：Spring还可以被用作借喻，比如“春天的清风”，形容清新宜人；“春天的希望”，表示充满着希望和憧憬。在文学作品中，Spring常被用来象征着美好、愉悦和重生。

综上所述，Spring除了表示春季和弹簧外，最常见的意义是指代Java开发框架Spring框架。同时，它在文学和借喻中也有一定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看看看，Spring意思很多，唯獨沒有性意味。

【評論之一】

“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芦笛 2009年06月26日）報道：

今年六四期间，香港推出了一批书籍，其中有丁楚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作者丁楚，原名房志远，现名房西苑，1982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自费赴美到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攻读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其间参加了民联，任总干事与总部委员。后来变成臭名昭著的“共特”。现在似乎又回到北大执教，还在网上留下了大批讲学的视频，专门教人如何融资，如何发财。

此书写得不错，无论是思想性还是可读性都堪称上乘，最难得的是作者尽可能以中性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地叙说往事，从而为该书挣来了一种历史经典著作的地位。

这儿的“历史”当然不是“大历史”，而是只有美国博士生才会研究的海外“民运”小历史。西人注重分析法，博士生的课题，在习惯于“整体思维”的“大手笔”的国人看来琐屑得不堪一提，无论什么烂题目都可以拿来挣博士学位，例如研究“解放”前我党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就是一例。由此看来，日后美国博士生若有研究中国海外民运的，则此书乃是他们的必读教材。

该书的价值并不限于为历史留下证词，从文学角度来看也饶有兴味，作者文笔流畅，观察和表达能力都很出色，寥寥数笔即能勾画出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热情单纯、爱憎分明的纯感性动物蕾蕾，獐头鼠目、贼眉溜眼、翻云覆雨、毫无原则、以捣乱为实现人生价值之唯一方式的呼延民，还有那个私交豪爽大方、公财锱铢必较、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林心声……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描绘这些人物，不过是忆旧而已，然而他信手勾画出来的这些形象，却能在读者掩卷之后油然浮上心来，久久不去。

例如作者的夫人蕾蕾给人留下的印象就难以忘怀，那完全是个极度可爱，“女人气”十足的姑娘，这段描写就相当传神写照：

“蕾蕾脑袋里完全没有政治神经，常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里一边起劲地干着‘反革命勾当’，一边嘴里大声地赞扬共产党，大骂海外民运分子素质太差。但是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做那些细小的琐事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薛伟称她是最好的办公室秘书。有一次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办公室，一定请蕾蕾来管。胡平对蕾蕾工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表扬她：‘我看我们办公室里，蕾蕾是最积极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属。’

有一次我问她：‘你一到纽约，就掉进了贼窝，害不害怕？’

她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帮我先生啊。’”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驱使她们废寝忘食地投入某种政治活动的，不是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爱情。“我帮我先生啊”就是不计一切世俗损益得失、不顾一切风险危险的足够理由。女人多勇士，男人多懦夫，我看就是这区别造成的，说到底是理性动物与感情动物的区别。

又如那个纯洁的林心声。此公是香港富商之子，在圣荷西有幢豪宅。然而为了民主信念，竟然开车花了一个礼拜横穿美国，风尘仆仆地赶到纽约的《中春》总部，为总部管财务。那时正值《中春》财务危机，“捐款”断了来源，他是准备来作义工的，头两个月都不给自己开工资，直到他确认捐款来源稳定之后，才开始给自己发工资。他生活节俭，但对组织和同志极端慷慨，和同志外出吃饭从来不许对方付账，但对公家的财务管理则极度抠门，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谁要花钱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坟一样心疼，大骂‘败家子’”。呼延民的大陆人劣习终生不改，经常滥用公家复印机，把机器用坏了，让他一顿好骂，此后见了他便如同老鼠见猫。有次丁楚要驾车外出，请他去换机油，他连跑四家加油站，寻找最便宜的价格，却一家比一家贵，最后所有的加油站都下班了，他晚上八点多才回来，油仍没能换成。次日一早丁楚只好开着车出去，半道汽缸烧坏了两个。就为了林心声当初想贪两美元的机油价差，让总部多花了一千多美元。 

然而哪怕是天下最纯洁的同志，一旦搅进了政治，便迅速变成了仇恨熏心的魔鬼，心声与蕾蕾自不例外。这其实再自然不过：正因为一门心思都扑在事业的兴旺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感情投入，当谁要试图毁掉那家业时，自然也就会激起他们的深仇大恨，什么烂事都能干出来。

据丁楚介绍，民联不可逆地走上下坡路，乃是倒王运动。王炳章因为被同志怀疑手脚不干净搞小金库，遭到了弹劾。民联是他一手创办的，受此奇耻大辱，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他便使出釜底抽薪的狠毒的绝后计，提走了《中国之春》所有的存款八万多美元，关闭了账户，撤掉总部的电话，不但抢走了已有的钱，还使得要捐款的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捐，一劳永逸地断了未来的财路。民联和《中春》刹那间便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里，而那位纯洁善良的林心声也给赶出了总部办公室，心理大受刺激，几近变态：

“林心声被赶出总部办公室之后，一直睡在编辑部的地毯上，条件非常艰苦。编辑部人来人往很多人，又脏又乱，不像总部办公室那样宁静干净，给林心声带来诸多不方便。编辑部没有炉灶，不能做饭，他整天吃生冷食品。这一切使林心声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对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满仇恨。林心声从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头羊，在丛林里混久了也会变成狼。晚上，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在洗澡间里大声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称王炳章是妖人，有九个头，非要斩九次才能杀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剑挂在办公室的门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把剑可以镇邪，专镇王炳章。他在讲这话的时候，蕾蕾躲在我背后偷笑，说林心声走火入魔。不过她非常同情林心声，常从家里带热汤慰劳他，一直到现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声是民运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于是他和蕾蕾便着手报复。当时王炳章的活动基地，是他夫人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电传（FAX）24小时都开着。林心声住在编辑部，半夜就发动“电传游击战”，往那儿发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次传了一大堆黑纸过去，把人家所有的电传纸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找上门来问罪，污言秽语乱骂丁楚夫人，致使丁楚与石磊大打出手。

即使是在这些乌烟瘴气的烂事中，读者在啼笑皆非之余，仍能看出心声和蕾蕾的可爱处。总部办公室被王炳章抢走后，民联总部退守《中春》编辑部。丁楚和林心声将盟员的档案匆匆运入编辑部的经理室，林心声便以性命捍卫之，为此与郑为民发生冲突，被郑打倒在地，被呼延民拉开了。林心声趁机报警，警察来带走了郑为民。丁楚于此写道：

“我和蕾蕾在警察带走郑为民后赶到编辑部。蕾蕾拿着照相机把林心声脖子上的伤痕及打架后办公室的狼籍都照下来了。蕾蕾在文革的时候还小，没经历过武斗场面。看见这一幕，激动得像个猴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这儿着笔无几，但蕾蕾的可爱的孩子气跃然纸上。

作者对经典小人呼延民的描写也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呼延民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胡守军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并因此案而入狱，在当时的民联中是少有的几位当过政治犯的民运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眼睛里时常闪着诡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活脱像个‘绍兴师爷’。呼延民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也都戏称他为‘师爷’。

讨论形势，是呼延民最热衷的事情。他最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大的形势，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呼延民主要介绍了年初那场学生运动的背景，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情况。呼延民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他在讲话时的丰富表情和手势，常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赏他表情的同时忽略了他讲话的内容。讲上海话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语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这种表现力，对他后来当选为民联总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儿对呼延民容貌的描写极为传神，呼延民确实德如其貌，肚子里的坏水就写在眉目间，犹如党电影《王孝和》里的工贼，个子矮小，贼眉鼠眼，平生爱好就是去“军机处”、“上书房”为“摄政王”和“童贯”当摇鹅毛扇的国师爷，然而all that he has managed to accomplish is to play the role of 黄文炳黄蜂刺（参考文献：《水浒传》）。

最难得的还是丁楚对呼延民的劣等素质的洞察：

“呼延民浑身透着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且到处玄耀（炫耀）他施展的小谋略，甚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谋。他在‘三大’的表现确实非常活跃，有个代表形容他是‘上窜下跳’，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最不喜欢他的是他的反复无常。呼延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议论。但是我发现他的观点常常变来变去，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他的行为也总是令人吃不准，谁都很难想象他下一步会搞出什么名堂。”

其实呼延民还是有他始终不变的原则的，那就是“以炫耀自己的能量来引起他人重视”（to show off what he can do in order for others to take him for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显示自己的存在，引起他人重视，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他的存在价值，为此他不惜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乃至仅有的一点金钱。这种人其实活得很卑微，很不自由，很辛酸，很郁闷，很吃力，很痛苦。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他的外表造成的。如果他仪表堂堂，有一种天生的charisma ，那也就绝不会发展出这种变态心理来。这种变态心理其实并不罕见，古代的太监多作怪就是这原因。

呼延民的这种心理病态，使得他必然要在人多的地方起哄，否则无法吸引最大数量的眼球，这就是丁楚百思不解的为何他忽而拥胡（平），忽而倒胡；先发起倒王风潮，上窜下跳，甚至声言与王炳章一道去中国领事馆投案，后又在误以为“中国民主党”占了上风时反戈一击，辞去民联常委职务，坐上对方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主席台：

“看着台上春风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这场‘罢王风波’时的那种疯狂劲，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个月前的呼延民。这场大祸是他一手闯下的，把胡平和我推进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可是现在他竟然一转身变成了我们和王炳章之间的和平使者，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窄小的空间内，那样灵活地转过身来。我并非对呼延民选择什么立场持有异议，正如我对会场内的代表们选择的立场无可非议一样，我承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权利。我具备足够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永远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其实，呼延民为的就是那刹那间的“春风得意”，发起罢免王炳章是让大家看到他的毁灭力，坐上王炳章派的主席台充当“和平使者”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在两派之间羹调阴阳、折冲樽俎的政治家能量。他这种三姓家奴吕布—李成栋—冯玉祥作派，不是为了谋取什么具体的好处，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原则：“搅局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非此不足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好在后来丁楚似乎也悟出了这一点，说：

“不过，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当时心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经事’做，也有正面的机会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现我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也有对王炳章的不满，也受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困扰，但是我绝不想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开会干扰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正经事’可做，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人不可。后来，民运组织多起来了，这种内斗的会议越来越多，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我是从后来的这些经历中悟出的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这个理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对人就会宽容很多。无事生非，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陷阱。”

这就是支配呼延民那倒戈将军的行为心理。但不知道丁楚是否意识到，就连呼延民那种经典小人，天生的trouble-maker，也有个堕落过程。在《中春》因财务危机风雨飘摇之际，他也曾提出当义工。与林樵清为P大的“钥匙事件”闹翻，为的还是争分夺秒多为《中春》打上一个小时的工。从整体看，《中春》和民联的兴衰描出了一条鲜明的堕落轨迹，而这几乎是所有海外民运组织走过的共同道路。

窃以为，丁楚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于披露了民联内斗的丑闻与领取国民党经费的秘密，而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堕落是怎么发生的？是否必然？是否可以避免？能否归结于小人如呼延民者播乱其间，或是领袖的道德素质败坏？人类真能以民主事业为职业么？海外“民运”从盛到衰，是否就是因为这其实并无可能？

丁楚只是叙说往事，并未回答、甚至没有直接提出这些问题，这或许就是他为该书取了个俗不可耐的题目的原因。其实要我看，即使不用《曾经纯真》的题目，也可以用诸如《玷污了的理想》、《堕落之路》等更俗的题目。它们的好处是能让读者不至于堕入“暴丑闻”、“民运抄底”、“共党三箭齐发，彻底毁灭民运，是压断海外民运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此乃呼延民因该书对他“大不敬”而作的报复性评论，按“大不敬罪”乃是专用罪名，只限于皇上，呼延民未免轻狂得漫了边）等庸俗理解，而能鲜明地提出上述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海外民运就无法脱出那永恒的普适的堕落轨道，而民联以及《中春》的兴亡的唯一意义，也就只能是作为美国历史系研究生混学位的简易课题。

民运的根本问题，是职业革命家们的吃饭问题。我虽然不曾干过民运或从事过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但也根据常识意识到了这问题。在《革命经济学导论》中，我指出，我党的劣质革命宣传，使得中国人悉数丧失常识，连革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乃是世上最花钱的勾当都不知道。

其实这问题明摆着：要使任何一种运动成点气候，具备起码的规模，就必须有一群全日制的专业人士在其中运作。这些人以及其家属都需要养活，办杂志、举办会议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如毛毛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只能要么来自于某个外国政府，要么来自于某个毁家革命的大资本家。前者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德国政府秘密的巨额资助，以及中共被苏共长期豢养，后者如“基地”一样，有本拉登那种百万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运也就只有这两种经济来源，要么拿台湾的钱，要么如王炳章设想的那样“以商养运”，也就是丁楚设想的“民运企业化”（虽然他没用这字样），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认为拿台湾的钱是什么丑闻——你总得让那些志士活下去吧？无论是王炳章还是丁楚，本来都可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并不是为了找口饭才去当职业革命家的。王炳章据说原来是个收入相当可观的大夫，后来还当了保险经纪人，太太又开了个什么“国际工商公司”，并不是非得以从政谋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学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给某个冷冻机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达三万美元左右，在那个时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学前就是干这行的，据说干了七年，经验丰富，根本不是美国技工可以相比的，与我个人经历颇相似。看到书中的描写，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的确，西方的富庶惯坏了技术工人们，他们的所谓“修理”就是“更换”——查出某个零件坏了，换上个零件了事，根本不会如咱们那样将它修好，或用种种歪门邪道对付之）。老板非常赏识他，答应为他办绿卡。即使他不上学，靠那手大陆练出来的技术也能活得轻松愉快，并不必去赶那趟浑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干革命，就得保证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这还是小事。一个政治组织要发展，不光得养一群机关人员，而且活动分子们得到处旅行演说游说，还得定期召开各级会议，不但要为代表们提供往返机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会场，等等，这些钱从哪儿来？当然要有个大财东。除了台湾，还能上哪儿去找去？

然而拿台湾的钱，就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人家绝不会白养你，起码大方向必须在人家的轨道上。这种受人豢养的民运非但无独立可言，而且见不得人，盖国人个个被官方洗脑一劳永逸地弄坏了脑子，一致坚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事业，一旦听说革命家们竟然拿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钱，顿时觉得那些人乃是廉价拍卖自己的毫无原则的败类，却不想想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父孙中山、毛泽东诸先生比起来，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实在是猫吃酸腌菜，一百二十个没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最想改变这饮鸩止渴状态，获得独立的，恐怕也是他们自己。

这还不是受人豢养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种事业而非企业，当然就是open的，来者不拒，那就必然鱼龙混杂，势必掺进许多“找饭辙”的“民主混混”。在海外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语言文化风俗障碍，找个体面的职业要比在国内艰难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国内，哪怕中学语文从未及格过，凭那华东师范的文凭，也能随便在哪个中学当个轻松体面的教书匠，但到美国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识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馆端盘子，还能干什么？若不是童贯爷爷给他一笔丰厚的“遗产”，又岂能到中文网上广撒票子作金主？在此类劣质人等眼中，全日制民运职务当然就要变成一种简便轻松体面光荣的“饭辙”。

民运一旦变成一种谁都可以争夺的简易饭辙后，经费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会变成一种以内斗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恶性生存竞争。它的尴尬在于：它标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无理由变成一种由少数高质精英垄断的事业，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打出“权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号来争夺饭辙，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挡不了混混们的争夺——人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又没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个完全彻底的文盲状告独立中文笔会的职业作家们的丑闻，就最能体现这种恶性竞争。

民运为其参加者提供的虚幻“权力”感的诱惑更恶化了这种恶性生存竞争。在读丁楚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极度诧异：那不就是个野鸡组织么？有何政治权力可言？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的跟江总退下来也差不多了。“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听上去跟说敬爱的党中央政治局似乎也无甚差别，闹得跟真的似的，都什么事啊！

但后来我想想也就明白了。当年咱们也曾纯真，一伙志同道合者办了个《海纳百川》网站，那既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饭辙，完全是只有付出、毫无收益扛死马的背时事。然而几个人在当惯了“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斑竹后，竟然会为那再虚幻不过的“权势”感迷醉，变成了大槐安国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压寨夫人”（＝被暴力抢上山的性奴）的下贱幻觉中不能自拔。为了维持那幻觉，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关闭账户有过之无不及的烂事来——把数据库和服务器卷逃一空后拉闸断电，让我等统统翻船落水，与此同时趁机开张新店，把所有的访客悉数拉过去。这到底为什么？还不就是为那虚幻的“权势”感。

所以，阿奇顿爵爷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那“权力”其实并不一定非是真实的，虚幻的权力同样能使人腐败。

有了“饭辙”和“虚幻的权力”这两个因素，民运作为一种事业迅速败坏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经历“汰优存劣”的逆向筛选过程，将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志士排挤出去，最后只剩一伙纯“饭辙”，而民运就完全成了简便稻粱谋，最终变成于今所谓“政避民运”，堕落到出钱雇佣政治避难寻求者来开会的地步，当年的纯真的理想主义气息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个逆向筛选的过程之所以必然出现，原因也是明摆着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干事业，就没功夫如呼延民那样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两百多美元的电话费去发展“横向联系”，以“制衡总部权力”。而民运既然是一种民主事业，当然就只能搞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负的精英们把精力全花在经营事业上，当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种职业捣乱家的人脉，只会在票决时败下阵来。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后，猢狲们也就把大树爬倒了，再无油水可捞，自然也就一哄而散。《海纳百川》的《罕见奇谈》论坛在短期内由盛而衰，就再生动不过地演示了这种逆向筛选过程。

丁楚之聪明，就在于他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个如假包换的毛共分子，他领导下的民联完全是个如假包换的列宁式政党，不是西方式民主政党。而丁楚当了民联的大管家后，便着手改造这局面，据他说：

“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 ”

这完全是应该的起码的改造，否则对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难得的是，他说，他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关系。

他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民联不是要消灭或打倒共产党，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联能活下来，能在国内与共党并存，就是民主事业的伟大胜利。

此外，他还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对国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这些想法可谓根本性的战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离了毛共“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传统全民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堪称先知先觉。

除了为民联奠定这些基本原则外，他还力图使《中春》企业化，将账号公开，使得国民党的资助从黑钱变为明捐。据他说，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而在他的经营下，民联在严重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最高点，存款达8万美元之多。他和林心声常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投资方向。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他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还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下一步计划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

然而这大好局面却被呼延民发起的罢王风波无情腰斩了，民联分崩离析，《中春》风雨飘摇，经费逐年递减，这一口气从此再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觉得自己犹如遇上了西安事变的先总统蒋公，而呼延民当然也就是张学良。  

这就是说，丁楚发现了民运的根本死穴在哪里：作为事业，它只能靠人豢养，无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言，因此只能办成企业，求得经济上的自立，从而取得政治上独立的经济基础。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世上能有“民运企业”、“民主公司”这种怪物么？民主本是管理国务的一种政治制度，岂能拿去管理企业？世上有哪家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经理由竞选产生？就算倒王风波不发生，《中春》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那又便如何？不过是办成《多维》网而已，充其量办成《凤凰网》，当然拥有经济自立能力，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个民主政治组织，为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作个表率么？

丁楚其实也意识到了这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看到这段话时不禁大笑出声。当初我等办《海纳百川》网站时也是搞民主管理，实行一人一票。到后来才发现这整个是扯淡，绝对的不公平，盖权利与责任毫不对称。有些人什么事都不曾做，加入俱乐部正如文革期间“造反兵团”的“户口兵”，只是挂个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当过这种“户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这日产万节的主笔，然而到最后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权力”，就是有那本事将我永远驱逐出海纳百川。这还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还管理论坛，算是有点劳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么事都没干过，然而到投票时跟其他人有同等的决策权，吵起架来嗓门还比谁都大，您说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么？

所以，丁楚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脚杆都抹细了，我看大可不必，他应该庆幸才是，幸亏《中春》的起飞没有实现，总部不曾财源滚滚，否则民主混混们更要眼红，只怕要打出人命来。

因此，说到底，民运的内在悖论是无法解决的：根据民主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是一种强调广泛参与、来者不拒的群众事业。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没有独立性可言，必将变成饭辙而引起无穷无尽的内斗，无法由能干的精英垄断决策权与执行权，最终出现逆向筛选，猢狲们爬到大树后便一哄而散。若是为了避免这弊病而办成企业，由有理想、有抱负的能干精英垄断权力，则它就不是一种民主政治组织，只能算一种开放自由的出版企业。这个悖论并不为民联和《中春》独有，乃是所有民运组织的共同难题。这就是为何民联的没落为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组织标出了鲜明的共同堕落轨迹。

由此似可导出，所谓“民运”，不能成为某一部分人的标签，只可能是一种全民事业。任何一个比较开明的报刊、网站，都应该视为全民民主事业的一部分，无论它们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连《凤凰》网站那种被普遍视为亲共的网站也罢。

谢选骏指出：人説“曾经纯真——读《大梦谁先觉》”；我看這是“錯把小説當信史”了，以爲《三國演義》等於《三國志》，以爲《金陵春夢》可以當作《民國歷史》。

 

【評論之二】

“評丁楚《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2009年07月08日鐘鳴“薛偉訪問記”）報道：

 問：最近，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曾在《北京之春》的前身《中國之春》工作過的丁楚（真名叫做"房志遠"，現名叫做"房西苑"），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叫做"大夢誰先覺"，書中對《中春》的過去作了相當多的描寫，作爲比丁楚更早的《中國之春》元老的你，對此書有何評論？

 答：總的來講，丁楚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這本書只是一部小說。這本書是遵照毛澤東的說法，“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當然，這本書不是在反對共產黨，而是在破壞民運的聲譽。但是，這本書巧妙地把小說打扮成了回憶錄，用真假混雜的“史料”、掐頭去尾的拼接、無中生有的描寫，來製造一個預定結論，那就是：民運一團糟。

 問：你是怎麼知道這本書的？

 答：在一個多月前，正在我要赴台參加"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前幾天，劉路給我帶來了這本書。這本書"湊巧"在"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前夕出版，顯然具有特殊使命。我在飛機上粗略的看了一遍，與劉路向我力陳的結論剛剛相反。在過去，王炳章等人以及包括丁楚的太太馮蕾在內，都對丁楚作了大量的指控，甚至有人登報揭發他是中共特務，我對此也表示過證據不足。但是看了這本書後，那麽多顛倒黑白的描寫，任意揣測的誅心之論，對自己刻意的裝扮，處心積慮的對《中國之春》情報資料的搜羅，包括明知原委而又借他人之口對我進行的誹謗，我認爲別人對他的指控可能確實是事出有因的。

 問：很多人認為丁楚是民運的才子，你認為是嗎？

 答：這本書確實有些文學性，能够三言兩語就勾畫出一個小說形象。但是這畢竟是小說寫法，不是回憶錄寫法，我懷疑這不是出自丁楚一個人的手筆，而是一個集體創作和潤飾修改的結果。許多人都瞭解，丁楚並不擅長小說描寫，他之所長在於政論；他毫無詩人氣質，却充滿算計。人們也許不瞭解丁楚後期的作為。他為什麽會被清理出《中春》編輯部，他太太馮蕾爲什麽與他離婚，他在這本書中所站的立場，他對民主運動本能的反感，以及從他到《中春》第一天起對所有巨細資料的搜集和記載，這都很像一個有任務的專業人員所爲，後來還有人在大陸看見他有豪華辦公室等等。

 問：丁楚為甚麽會離開《中春》？這中間發生了什麽事情？

 答：丁楚這本書題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按道理應一直寫到他離開《中國之春》，踏上回國的歸途爲止，但他只寫到"罷王風波"，"六.四"慘案發生，有意隱去了後面還有四年的歷史。這就說明他心中害怕什麼，在刻意隱瞞什麼。

 問：你能具體的描述這其間的情況嗎？

 答：王炳章事件以後，丁楚改變了鬥爭策略和方向。當時在紐約有一本專門揭人隱私的刊物，很得人們的興趣。丁楚居然化名在上面發表文章，攻擊誣衊《中國之春》、還有民聯的很多人，其中涉及到胡平、于大海、我和汪岷等等。狡猾的是，他也把自己寫進去，却在丁楚名下用了汪岷的照片，而“丁楚”這個名字又是一個化名，這樣一來，所有的事情都和他房志遠毫無關係了。但他不小心將這些文章原稿的電腦軟件落到了倪育賢的手中，倪再交給了我。我和于大海商量後，决定由作爲經理的我出面，辭退了他。一九九一年民聯"五大"後，于大海任命我出任雜志社經理、編委、民聯辦公室主任，集黨政財權于一身，擋了丁楚的出路，他嫉恨我可以理解，但他化名攻擊老朋友、老同學，甚至對他十分器重的胡平也是如此，這就啓人疑竇、令人百思不解了。

 問：當時你們就開始認為他是中共特務嗎？

 答：也還沒有，我先是以私人恩怨方面去解釋，直到他太太馮蕾，書中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嫉惡如仇，心地單純的女人，也因爲懷疑他的政治立場和發現他私生活的不堪，終于與他走上離婚之路。還有他離開中春後居然大搖大擺回國，處境十分顯耀，令人不得不懷疑他當初就是帶有特殊任務進入民運的。別人對他的這些懷疑，讓我也不得不去深思其背景到底爲何。

 問：對不起，我還是要問他在書中對你的描寫，這也許會造成對於你的傷害……

 答：網上匿名誹謗我的版本不止一個，但源出一轍，這其中也包括丁楚造的謠言。十多年前，我曾控告過胡安寧任編輯的"紐約新聞報"，律師要求該報對刊登誹謗我的文章一事賠償美金二百萬元。後來因為該報道歉糾正，認定"毫無事實根據"，也由于該報老闆無賠償能力，以及一些長輩的從中調停，我才擱置了這一官司。胡安寧也真有本事，爲弄清真相，他委托朋友在重慶公檢法系統的檔案中複印了我的反革命判决及平反通知書，他不計前嫌，公開爲我證明和辯護，我佩服他的正直和勇氣。至于網上的其他匿名攻擊，我不上當，也不會隨之起舞，但我已向FBI備案，一定會透過法律途徑進行追訴。

 問：這好像與丁楚書中描寫的不是一回事。

 答：我剛才說過了，他描寫的是另一個版本，而且爲了逃避法律責任，借用了轉述自他人之口的手法。不外乎是利用在中國搞臭一個人常用的法寶，從政治，經濟，私生活三方面入手。

 問：你能講一講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嗎？

 答：書中也坦承，有的人爲了要除掉我，定下了製造藉口逼退我的方針，其中提到的兩件事就是這樣。因爲我從捐款人和日本民聯分部負責人的口中得知了一些事情，他們要求監察委員會清除柯力思，他們還聲稱消息來源自兩個不同政府的最高情報當局，我無從調查事實真相，與本來相處不錯的柯力思反目，導致了柯的反感，他也是借用了第三者轉述的方式，搞了一個材料私下交給了我，目的是與我達成妥協和解。但我當時認定，如果沉默就意味著承認，所以毫無猶豫的主動向全盟原文公布，附上了我的答辯書。本來《中春》的秘書就只有那麽兩三個，都有名有姓，調查起來十分容易，一問就知，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但我因爲好强，所以在三方聯席會議上對此事的發言是："作爲一個當時還未婚的男人，在與异性相處過程中若有犯法行爲，任何人都應當提出控告和公訴。若非違法，就屬於我的私人生活範圍，攻擊和揭人隱私是不道德的行為，我不需要辯護。我要回答有的人關心的是，從我的健康檢查表中可以看出我沒有任何疾病"。就是這樣。你可以想像，這種指控如果真能成立，要請我出中春的人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哪裏還會爲我消灾解難。

 問：你為什麼這樣說而不具體答辯和詳細解釋？

 答：因為不需要，沒有人會真的相信。我當時利用了季米特洛夫在國會縱火案審判中的言語表達方式，當時法官問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季米特洛夫先生，某月某日你是否和某某夫人在旅館中過夜？他回答說：法官先生，我是一個真正的男人，而且，我也沒有生理缺陷。

 問：你剛才說有兩件事，還有一件是什麼？

 答：是丁楚提到的一張報賬發票，似有被塗改的嫌疑，這也是製造工作上的藉口除掉我的方式之一。我當時被問到時是很驚詫，不知怎麽回事？但當我明白過來後就回答說："此收據已有一、二年之久，我對它的真偽無從判斷，若遭人塗改，可以去做筆跡驗證。"丁楚無言以對。

 問：你對書中所描寫的其他人有何看法？

 答：丁楚狡猾的是，表面上他詳細的陳述了一些事實，但在他的字裏行間作了渲染的描繪，歪曲的判斷和負面的結論。我對別人的事不想表示太多的看法，他們自己自有評論。

 問：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說你是國民黨特務你有何解釋？

 答：（哈哈大笑）算特務太抬舉我了，算綫民又太貶低我了。《中國之春》的捐款人是我早在認識王炳章前的好朋友，彼此私交甚篤。這次去臺灣我專程爲此書拜訪了他，抱怨爲了他們針對柯力思的事讓我背了黑鍋，他也證明，我絕無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我的那樣，經常在清早用《中春》的傳真機發報告給捐款人之事。王炳章與我實際上是誤會一場，如果我們當中當時有一個人能坦誠相見，結局完全不一樣，可惜歷史沒有給我們這個機會。我不知道王炳章是否真有丁楚描寫的那些心態，包括對臺灣所持有的那些負面的看法和做法，我一向認爲臺灣當局和大陸民運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是血脉相連的盟友和同胞兄弟，丁楚在這件事上給王炳章作了不少文章真是別有用心。

 問：你會對此書採取法律行動嗎？

 答：香港是個相當健全的法制社會，我已經委托了律師，以誹謗罪起訴出版這本書的"海風出版社"和用小說來冒充回憶錄的"序言"炮製者。2009年7月4日

谢选骏指出：以上资料全部摘自网络新闻，本着《史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精神，特予收录，以待来者。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357卷》（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