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五百年》（2017/9/7日 康晓蓉）報道：
今年全世界都在记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说到教会历史到此似乎就成了基督新教的历史。事实是，天主教也一直在发展，也在这五百年中经历了上帝的工作和自己的改革。据新闻报道，现任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曾前往瑞典，参加信义会和天主教会联合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活动。从天主教的这五百年历史中，我们不也能思想、反省而开阔，并学习谦卑吗？
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刻关系
时代背景：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上帝的一次工作，因着上帝的爱的吸引，和对信仰的不懈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忠信之士向真理归正。从时代背景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影响，推动着划时代的变革。人文主义的兴起导致一种新的人文关怀，即要把基督信仰和个人的生活经历关联起来。从一个习惯用外在形式来表现和定规自己的宗教，开始改变，再次让人们发现它对于人的内在意识的诉求。
文化复兴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要重现古代的文化辉煌，而将中世纪的思想成果边缘化。其思想主流被称为“人文主义”，这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运动。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回到本源。其核心在于回到古罗马和雅典时期的文化原初资源。
这个运动在神学上的对应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资源，主要是新约上。这个口号用于教会——回到圣经、回到教父著作、回到用原初的文字去研究。
神学家们第一次有机会来比较新约的希腊文本和武加大译本。比较这句经文在两个译本中的不同：
“做忏悔吧，因为天国近了。”（武加大译本 马太福音4:17）
“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伊拉斯谟的翻译本）
因着回到圣经，和对信仰的追求，人们敬虔的心都体会到：教会的更新与改革势在必行了！其实“回到圣经”，早在12世纪彼得·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就在强调了。从这叫角度而言，教会先开始了“文艺复兴”。但面对着人文主义的高涨，面对七次十字军东征，另外还有各种小规模的远征的可悲失败，有人开始反省；面对开始增长的疏远教宗的力量，人们开始对“民族教会”以及由代表团队管理的教会进行切实思考；也对天主教会拥有世俗权力而带来的毒害做出反省……反抗的意识不断被唤醒！由此，不可遏制的新力量、新声音在潮起云涌地集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天主教越来越体制化、腐败化，并且在一些教义上存在不认同的态度。这导致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宗教改革不只是教会内部实践行为的一种改革，它引发的是一场精神危机。这危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基础，因为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意味着彻底重新评价权威问题，知识的起源和思想的方法。”但反对声音的人们所使用的方法、语言在中世纪的教义中都已经奠定了。同宗、同源让基督新教很难完全独立发展，无论是自己的教义体系，还是教会模式等。
同时这种方式是否就是好的呢？在宗教改革初期，伊拉斯谟觉得关于“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美梦破灭了，于1524年写了《论自由意志》并同马丁·路德通信，批评路德。他既不赞同路德“分裂教会”，也批评天主教的诸多问题。由此伊拉斯谟两边不讨好，同时被天主教和新教攻击。但多年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并承认伊拉斯谟的一些思想是本于真理的。
二、面对新教，天主教所做的宗教改革运动
1内部改革
1527年，西班牙和德国雇佣军对罗马发起猛攻，教宗克莱门特七世陷入半年的牢狱生活。很多人把这次罗马洗劫看为神可怕的惩罚。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突然变清醒，意识到是改革的时候了。天主教从上到下推行的主要改革举措有：
1、清除一批腐败的神职人员，执行教士独身制。
2、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
3、取消出售赎罪券的机构，但肯定赎罪券的功效。
4、大量出版曾禁止天主教徒阅读的书籍目录。
这些改革措施从内部整顿了天主教会，让不合格的神职人员离职或接受学习装备。外界诟病的赎罪券、圣物崇拜等被遏制。天主教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
2圣爱会——兴起杰出的领袖
神秘的体验在天主教复兴中占据重要地位。16世纪产生出一批类似于“克拉朋联盟”的各具特色的天主教圣徒，也有心于改革。在罗马，有一个独特的贵族团体，他们组成敬虔的兄弟会社，称为“圣爱会”，这是由六十个天主教领袖组成的团体，志在崇拜与彼此扶持。其指导信条是教会和社会改革始于每一个灵魂。“圣爱会”为罗马教会贡献了一批杰出的领袖。
当罗马教廷意识到叛乱的严重性时，它召集这批领袖和属灵的斗士召开了一次新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大公会议。尽管天主教面临着欧洲将近一半国家的背叛，它还是将新教的潮涌挡回去了。到16世纪末，新教仍只限于欧洲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今天仍然如此。
3耶稣会——教宗宝座后的骑士
天主教有上千年的修会传统和完备的修道院制度。有人称修会为隐藏的教会——相对于世俗显赫的天主教会而言。从沙漠教父到各种修会，这让天主教会保留和传承着属灵的精华。平时他们沉静在隐修中，在关键时刻，修会往往起来不可替代的作用。
1521年，伊格拉修·罗耀拉在曼瑞沙经历重生后，归纳出一套培灵计划，一本为教宗冲锋的军事手册。1540年，经教宗保罗三世批准建立的“耶稣会”诞生。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学习七年，成为“伊格纳修大师”，聚集了第一批终身伙伴，和他们分享了《属灵的操练》，这本书成为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灵性培养基础书籍。后来天主教的静修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中。一条通往灵性的完美道路诞生了：严格地省察良心、补赎，一旦通过属灵的朝圣而直面神的宽恕，就坚决忘记罪恶。对伊格纳修来说，顺服神的意志意味着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个想法最终发展成“耶稣会”这个著名的研究计划。该计划按量分配繁重但可行的大量的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路德的属灵经历让他意识到人不能自救，只有神才能拯救他。罗耀拉则相信人有权在神和撒旦之间选择，人经过训练使用其有限的想象力，就能强化意志，选择神和神的道路。罗耀拉坚定地相信永活的基督只寓居于制度化的教会之中，由此一切事务都从属于罗马教会。他希望他耶稣会的会士能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成为耶稣的骑兵。在罗耀拉的领导下，第一代耶稣会会士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任务：使不信的人归信，使欧洲的新教徒重新皈依。到1556年伊格纳修去世时，其修会已有将近一千名精兵强将了，并将其门徒派遣到了四个大洲。
4卓越的天主教教育和全球宣教
教育：天主教的内部改革力度大、取得成果极为丰富的莫过于教育，除了圣经、神学、坚实的灵修功夫，还有大量的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到1640年，欧洲的天主教神学院已达518所；至今，天主教教育已发展出有很多富有经验和创意的教育模式，包括对儿童、女性、不同地区的宣教和文化教育等。
宣教：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多年，新教忙于自己的教义建构而陷入新经院主义，这段时期却是天主教全球宣教的黄金时期。“在欧洲失去的，在全球得回来。”这个口号激励着无数的天主教宣教士，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敬虔的心和严格的训练装备，出发到欧洲之外的各大洲。基督新教的全球宣教则要到19世纪初，深受18世纪福音派复兴运动的影响而掀起普世宣教的大潮。
在教宗的委托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负起在所征服的土地上传福音的责任。西班牙冒险家具有十字军的品质：同样狂热、同样高贵、同样迷信，他们坚决地摧毁印第安人的偶像；而保护受压迫者的斗士莱斯·卡萨斯则主张印第安人具有平等和自由权，他通过和平地宣讲神的道来传递福音，并做出圣洁生活的榜样。
1542年，法兰西斯·沙勿略——向远东传教的先锋，先在印度果阿及周边区域，后到马来半岛，两年后到日本传教。在日本的岁月改变了沙勿略的传教观。到16世纪末，在日本已经有30万归正者，成百上千的教堂和两所基督学院。长崎被称为“归正者之家”。但在1614-1642年，4045位殉道者为基督做了最后的见证。
利玛窦于1583年取得了在广东肇庆的居住权，1600年进入北京，许多名门望族和有识之士都受了洗；到1610年他去世时，教会人数有2000人。利玛窦的后继者汤若望，于1650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公共教堂，并在1657年为基督教在整个国家取得宗教自由；1666年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有27万基督徒。1692年，皇帝颁发宽容法令——康熙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但礼仪之争让中国的整个传教工作走向严重的衰落，并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适应政策和冲突政策之争到今天依然激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扩张时代是特殊的，在它将地球上广大地区向基督信息敞开的过程中，它也让人们看到了历世历代最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传教士。
5不得不接受的宗派理论
1545-1563年之间的特兰托会议是16世纪天主教会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在特兰托(在今意大利北部)召开的时断时续的宗教会议的总称。会议中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集会时间约4年3个月。
在耶稣会的影响下，特兰托会议发展成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强有力的武器。在第二次系列会议期间，有一大批的新教徒出席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这次公会议自始至终都反映了罗马全新的战斗姿态。在特兰托会议上，新教改革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有力地驳回了。天主教重新澄清了被新教打乱的教义，比如因信称义、圣礼等。
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大公的基督教会，而对方代表的是这种教会的错误版本。在双方关系中，在第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冲突陷入僵局。在第二个阶段，人们在情感和理智上都不能接受，而只能痛苦地承认，谁也不是基督教会的唯一代表，彼此都是合理的存在这个事实。第三个阶段的宗教宽容以完全接纳某个民族内部的宗教多样性为基础。在1600年之前，这种接纳只存在于神秘主义者、伊拉斯谟那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再洗礼派的激进分子，和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务实的政治人物中。
1618-1648年的带着政治色彩的宗教战争，带来全欧洲都参与的惨烈大战。结果天主教教区未能后退一分，新教区域也没能向前推进一步。这成为由宗教改革时代向理性与复兴时代转变的恰当标志。在徒劳无功的争战之后，天主教和加尔文宗的宗教狂热都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宗派主义。政权和信仰分离的现代正在快速临近。
教会宗派理论认为，真正的教会不可能等同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教会结构，没有一个宗派可以声称自己代表整个基督教会，每个宗派只是在崇拜或组织上构成了更大的教会生活中的一种不同形式。教会宗派理论谋求在内在的宗教体验上寻求基督教合一，并且允许在个人信仰的外在表达形式上存在多样性。教会宗派形式已经成为近几个世纪基督教史的标志，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它比岁月已提供的任何选择都要好。
三、面对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的回应
理性时代最突出的标志是否定一切超自然宗教，尊重科学与人类理性并用之代替基督教信仰。18世纪从法国巴黎开始出现“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都相信有一位最高存在，但把“神”会干涉世界机器这种想法看成是迷信，由此拒绝一切似乎与神干涉世界相关的理论、事实，比如在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或特殊启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伏尔泰、丹尼斯·狄德罗等。在法国几乎无人能反击该理论；英国的主教约瑟夫·巴特勒不朽的著作《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类比》，本书是17～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发展的巅峰时期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对自然神论加以深入反思和批判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反击说，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之谜，理性没有提供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提供的只有可能性。
1詹森主义
面对在信仰法律和秩序的这片新土壤里一跃而起的理性时代，一些人用论证来回应理性的挑战，一些人在心灵中寻求真正的信仰。被称为“虔敬派”的新运动兴起来了！法国的詹森主义运动——罗马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运动，是由康内留斯·奥图·杨森开始的，他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詹森的好友吉恩·杜·弗吉尔是圣西亚修道院的修士，1633年他把詹森派信仰带到法国，其间他被任命为一家名为波尔卢瓦尔的西多会修道院的告解神父。当时的修道院长杰奎琳·阿诺德带领修女们学习耶稣，过谦卑俭朴的生活，此修道院以牺牲奉献精神闻名，吸引了许多妇女及敬虔的信徒。
1638年詹森去世后，阿诺德成为詹森派领袖，他强烈抨击耶稣会的“廉价恩典”。耶稣会寻求教宗支持，指称詹森主义是危险教派，是披着天主教长袍的加尔文主义。阿诺德得到帕斯卡的帮助。帕斯卡的《思想录》直刺人类道德难题的中心，通过渴求真理吸引知识界，通过无情地揭示无神的人类的可怜境况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情感。帕斯卡认为神和生命的意义必须用心灵而非理性来体会。“心灵自有其自由，非理性所能知晓”。
2教义大争论
自中世纪以来，在天主教内部一直都有一群很有影响力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比如“奥古斯丁现代学派”（他们是中世纪中后期持有强烈奥古斯丁救恩论的神学家群体，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布拉德瓦尔丁和里米尼的格列高利，以及“天主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孔塔里尼等，其中里米尼的格列高利的著作对马丁·路德影响很大）。正是在这些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的强烈影响下，一个折衷性的救恩论陈述在以反对宗教改革为主旨的“天特大公会议”在救恩论被通过了。这种和稀泥的做法，导致天主教内部半伯拉纠主义者和奥古斯丁主义者双方的不满，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都力图使其教义更加系统化，以占据天主教内的正统地位。双方的主张都是这样固执——常常彼此责备对方是“伯拉纠主义”或“加尔文主义”，常常搞得教皇焦头烂额，有时干脆定某一方中的极端派别为异端，有时则不得不下命令，禁止彼此的攻击。
多米尼克修会的神学家卡耶坦，领导了托马斯主义的复兴。耶稣会的莫林纳引入了“中间知识”的概念：将意志的自由同恩典以及预定论协调起来，在这两种知识之间，加入了第三种知识：中间的知识，即上帝预先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人会怎样反应，虽然这个人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环境。莫林纳并不认为恩典会对意志起作用，因为恩典本身只是属于超自然的恩赐，所以恩典只是与作为自然本性的意志一起合作而起作用。之后苏阿雷斯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但这种解释，立刻引起天主教内部的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多米尼克修会的神学家，以巴涅斯为代表。而对莫林纳主义做出最强烈指责的是哥尼流·詹森。他所写的《奥古斯丁》对伯拉纠主义和莫林纳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主张完全的回到奥古斯丁的主张。
3敬虔主义与牛津运动
牛津运动：19世纪中叶，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中掀起著名的“牛津运动”，重新向公教的方向靠拢。在运动进行当中，以纽曼牧师和曼宁牧师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派更是以决然改宗罗马大公教会的实际行动来试图进一步推进运动深入发展。它更像是一场心灵运动：“当一个民族不再尊重使徒的后继者，即教会主教，并且只崇尚以流俗和利己为基础的理性时，这个民族就因否定神的主权而被判有罪。”（约翰·基布尔）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基布尔、纽曼、皮由兹等，都是牛津大学的。纽曼提出“成为真正大公教会信徒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入罗马天主教”的说法。1845年，纽曼皈依天主教，其后六年，成百上千的安立甘宗神职人员跟随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大多数仍留在英国国教会，珍视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的大公传统相互合一，但拒绝接受教宗的无上权威。
无法说是上帝的幽默，还是上帝的智慧呢？这位从新教倒向天主教的神学家对天主教的改革影响巨大。虽然纽曼在神学和教会学方面的观点无法用任何一种简单的理念加以概括，但他在基督宗教教义的发展性、平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个人良心的首要地位等方面所作的论述，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许多创新思想以及后来的决议带来了莫大的引导和启发作用，当然，也因而使得他的一生岁月不乏争议和辩论。
1）基督宗教教义的发展性
纽曼特别重视历史对人类思想及神学的影响。他从自己的经历——以一名圣公会教徒的身份走向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的曲折历程，还通过回到圣经和教会教父以及圣人们的伟大传统，发现了天主启示的历史性。他明白了基督信仰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圣神的引领下，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成长的一个有机体。因此，成长与发展是教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坚信基督宗教所相信的天主一定会站在人类的立场，也就是要来到人类的时间和空间，与人类相遇契合、休戚与共。
2）平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对待平信徒的态度方面，纽曼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他强调教会不但要注重培育有能力的教友，让他们对信仰有深入的认识，同时也要让他们在教会内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酵母。同时，在涉及教义方面的问题时，教会也应该征询并请教平信徒的意见和建议。
3）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有关理性与信仰的概念是纽曼的另一个重要思想。通过阐释认同和领悟、及推理之间的关系，纽曼向人们展示，并非所有不违背理性的事物都必须要用人类大脑的理解和科学的依据展示出来。
4）个人良心的首要地位
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告诉人们主观良心与客观真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这是因为基督信仰的真理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对人内在良心的呼唤所作的回答。虽然有时候良心会因主、客观因素而对天主的认识出现模糊不清和不完整的现象，但人只要藉着良心的声音就会找到天主——真理的根源。因此，纽曼强调说良心是天主写在人心中的法律，每个人都应该服从自己良心的声音，并且这是外力不可侵犯的。
虽然在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前夕，纽曼曾对那种只是为了应对理性主义而宣布“教宗永不能错”的做法持保留甚至反对意见，但及至该信条最终发布后，纽曼便立即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明确“永不能错”的意义和必要条件——教宗永不能错的基础仍然是对良心的维护和尊重。
同样从新教倒向天主教的还有曼宁，现在他的好些书也备受新教徒的喜欢。他的神学概念取材自生活周遭的各样元素，而不是制式的名词、抽象的概念——讲“恩典神学”的《衣衫褴褛的福音》、讲“爱的神学”的《耶稣的签名》、讲“信任神学”的《毫不留情的信任》、讲“温柔神学”的《温柔的智慧》、讲“孩童神学”的《阿爸的孩子》……曼宁的孩童神学，让我们知道怎么才能真正当个天父的孩子；“三一论”教导上帝有三个位格，曼宁的温柔神学，则让我们学习这位三一上帝的温柔。
四、教宗世俗权力终结后的天主教发展
来势汹汹的革命：1789年，巴黎革命，大众对新时代的信心以人类进步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基督教信仰一贯坚持认为，人类本性中的缺点要比政治或社会制度上的缺陷更为根本。
1870年，教宗国走向灭亡，庇护九世撤退到梵蒂冈，标志着教宗世俗权利的终结，开始了教宗自动禁锢于梵蒂冈城内的时期，这段时期大约有60年。
1. 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最后对基督教的世界观提出最大挑战的不是科学，是哲学关于世界的种种解释。”当时天主教用来对抗自由主义的武器是越山主义——于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提出。当时的背景是，教宗庇护九世对意大利的统一行动极度不满，他认为自由主义者的嚣张，实在是教会种种不幸的根源。教宗的忧虑获得当时所有天主教徒的同情，他们一致同意要维护教宗现世的权利，并建立联合阵线，对抗正在日益蔓延的社会主义思想。
可是天主教徒们对当时弥漫着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强硬派的天主教徒不愿意向时代趋势妥协，他们坚持，教会应该恢复昔日的权威和影响力，也希望重新组织起来，对抗任何威胁教会的势力；与强硬派持不同看法的便是赞同自由主义的教友，他们比较顺应社会潮流局势，只希望国家对天主教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并希望教友们以享有普通人的自由为满足。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奥尔良的主教意谭奴和倡导自由主义而遭罗马斥责的蒙塔郎贝尔伯爵。
许多天主教教徒渴望，教会可以一劳永逸地确认，教宗享有不会错误的特殊神恩，以便重整教宗的威望和教会信友的信心。1854年，庇护九世隆重宣布圣母无染原罪为教会当信的道理。教宗的这项宣布等于间接的肯定教宗享有不会错误的神恩。这次会议算是“成功收复巴士底狱”。天主教因此似乎被保护在一个坚壁之中，可不受时代的惊吓风浪。
2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但随着时代的推进，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年）向世界展示：在意识形态时代，从罗马天主教的深处正崛起一股崭新的号召改革的精神，还引进了另外一种形象，它将教会称为“朝圣子民”。
担负推开改革之窗的是约翰二十三世，他几乎是凭直觉判断出人类的希望和需要。他打算召开大公会议，目的是跟上时代。梵二会议参与人数众多，是第一次号召不打击异端、不宣扬新教条、也不集结教会抗击敌对势力的大公会议。
在这次会议里，也存在两大不同的主教集团：“将未来看作是对过去的威胁”的保守派和“在未来中看到未来的应许”进步派，这两派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会有冲突。但总的来说，这次会议表明罗马天主教在原则上庄严地拒绝了任何使用外在力量来反对内在良心之声音的做法。会议之后，罗马教会引进了新礼拜仪式，第一波暴风雨随之而来。
到20世纪70年代，罗马教会在很多方面脱离中世纪堡垒中的安全护墙。如她那些“分离的弟兄”一样，她发现在意识形态时代走过的这段旅程是一条危机四伏、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朝圣之旅。
在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的对外形象有很大的改变，并有勇气来承认自己的过错。比如：1895年，聂斯托留晚年的一部著作在叙利亚被发现。在该书中，聂里脱里否认以弗所会议的指责，并为自己辩护。聂斯托留的解释与传统天主教会对他的观点不同，和正统的基督论相近。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教会签署了《共同声明》，天主教放弃在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上对于聂斯托留的裁定，转而接受其提出对于玛利亚的称呼“基督之母”或“我们上帝救主基督之母”。
3持续的灵恩复兴运动与教会合一运动
改革的浪潮越来越高，相应而生的天主教灵恩复兴运动正成为一场强劲的、国际化的运动。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67年2月，有两位天主教神学教授联同三十多位同样渴慕灵恩的学生决定举行一个周末的祈祷退修会，竭力研究使徒行传头四章的经文，结果他们都在聚会中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这种经历在这所天主教大学里当然是属于爆炸性的，从它爆发出天主教的灵恩更新运动来。本来天主教向来对基督新教的灵恩运动不太有好感，只知道他们被社会人士称之为“圣滚者”，而且天主教也一向认为基督新教是被圣灵摒弃了的宗教。但是现在天主教竟然也毫不介意地接纳了基督新教的灵恩运动，并且全面发展起来。
天主教的灵恩更新运动在一开始就得到非常广泛的支持，开始在 Notre Dame大学举行一年一次的灵恩更新大会。到1986年，天主教的灵恩更新祈祷小组数目发展到六千个，而且这类祈祷小组渐渐趋向重整变成大组。因为天主教的灵恩更新运动只在开始了不过两三年后就已经发展到世界性的地步，所以1972年，即五年之后，他们又成立了一所“国际相交办事处”简称（ICO)，这ICO 得到了教皇保罗第六的热情支持，大事鼓励这项“灵恩更新运动”。
这场运动原本被称为“天主教灵恩运动”或“天主教五旬节运动”，但怕与基督教的灵恩运动混淆，所以改称为“天主教灵恩更新运动”。加上“更新”两个字，目的是要表明说方言等“灵恩”是来自天主教本身的圣礼。
梵二会议后，1965年12月7日，教宗保罗六世在耶路撒冷会见了君士坦丁堡牧首阿特那哥拉斯一世，发表共同宣言，废除了1054年的相互绝罚。2016年2月12日，罗马教宗方济各和俄罗斯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古巴会晤。这是罗马教宗与俄罗斯大牧首的第一次会晤，共同应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基督教遭受的迫害。连续不断的新动态中，历史似乎在不断朝着合一推进……
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合一运动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却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现今似乎有了“天作之合”：一则天主教内部的灵恩更新运动已经发展到相当强的地步，二则基督教灵恩派主动带动合一，三则基督教协进会也大力推介灵恩式的合一运动，四则天主教内部也出现一些大力支持灵恩式的合一运动。这种合一趋势在基层信徒当中发动，其合一的力量比较完满。在平信徒之中，天主教与基督教合一祈祷小组的聚会已发展到成千上万，无法制止。
参考书目：
《基督教会史》（修订版），雪莱 著，刘平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会历史通俗演义》陈彤 著
《基督教概论》 麦格拉思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观的革命》 安德鲁·霍菲克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的轨迹——两千年基督教会史》 祁伯尔著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 科林·布朗 著
以及其他来自网络的多种的资料。
谢选骏指出：人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五百年”——説到宗教改革，“历史到此似乎就成了基督新教的历史。事实是，天主教也一直在发展，也在这五百年中经历了上帝的工作和自己的改革。”——我看這個“宗教改革”，是相反相成的，對立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