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谦先生为什么没有在国内招收过博士生？》（仲維光2010年旧作）報道：
七十年代中期，我如饥如渴地读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的时候，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重新开放，亨普尔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洪谦先生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硕果仅存的几个人之一，当然也更不知道他的水平和资历根本不在艾耶尔之下。
我这样景仰洪谦先生是因为他不仅是通常意義下的石里克的嫡系学生，而且是非常器重的弟子，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石里克亲自指导下，物理学家海森堡过目的一篇典型的维也纳学派對於時間和空間問題看法的作品；他在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受奥地利和英国剑桥等大学高度尊敬，并且邀请他与艾耶尔等人合作在英奥的大学指导研究生。
我这样景仰洪谦先生，当然不仅是因为上述这些表面的俗名，而更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读洪先生“论时间和空间”的论文后所产生的震惊，他对概念准确的把握，简单清楚的行文不在罗素之下。他让我感叹，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天人！所以其后我不得不思索，何以造成我当时的无知？因为我从七零年开始就自觉地追寻经验主义者们的道路了，可我竟然只知道洪先生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参考资料》的编篡者，而尤其不幸的是，由于我当时为了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居然搜集收藏了一篇洪先生五七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批判马赫的文章。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和四九年后所有那些哲学界的人一样，也是一位追随马列主义的宣传匠。对所有这些人，七零年我思想产生反叛之后，在思想领域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他们，包括后来被人们吹捧的顾准、李慎之，当然更不要说李泽厚们。这里我必须要加一句的是，我后来的导师许良英先生深知我的这种反骨和傲骨，但是还是在八二年特别招我去考他的研究生，尽管我们后来还是在思想上分手，但是对此我是永生不能忘记。
关于洪先生这篇批评马赫的文章，认识洪先生后，他坦率地问我，“你还看到过我别的文章吗？”我说没有，为此他对我说，写过这篇后，他立即后悔，这篇文章从此成为让他终生痛心的事情，为了避免这种昧心的事情再次发生，他决定公开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从而可以合法地“没有资格”再去写作这类东西。
洪先生的这种不合作和坚持，这种沉默方式也可说在那个残暴黑暗的年代是极为独特罕见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还不仅如此，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家独特的沉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他不仅在所谓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后也没有再在国内写作发表过中文论文，而且直到驾鹤西去在国内始终没有招收过博士生，培养博士。
为什么会如此？由于他的淡泊似乎没有人问起这个问题，而这个结果却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洪先生，甚至可说是没有能力读懂洪先生灵魂的人，如甘阳等人，在洪先生离世后利用回忆洪先生抬高自己。如果这种自我抬高没有对洪先生的歪曲，甚至丑化，也毋须认真对待。但是，不幸这类回忆却正是如此。
洪先生在生前是寂寞的、坎坷的。因为他的哲学追求曲高和寡，为人不肯趋附俗事，所以在文字上从来少有对洪先生记述。正因为此，如果任由这种流言蔓延就会给他带来比生前更多的中伤。为此，作为洪先生学生的还学文，以及因此而和洪先生有些接触的我，希望陆续就我们了解的洪先生，公布一些晚年我们有幸接触和了解的洪先生。
由于我们这代人也已经进入老年，很多记忆不变成文字记述下来就会被遗忘，而我们却还没有感到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因此这几年我零星地利用通信机会记述了一些当年经历的事情，这里发表一篇我在二〇一〇年给荷兰张英先生的信，供以后研究这一段历史，研究洪先生的人参考。 ——2012-8-12 德国·埃森
张英兄，你好！
信收到。所言还学文是维也纳学派的正宗后人，或许这个提法是可以的。因为洪先生一生最满意的学生是还学文。八七年他病重住院，恰好许良英先生那时也住院——在北京友谊医院。我知道后，去看望两位先生。我先去看望许良英先生。许先生对我说，洪先生就在另外一个病房。我说还要看望一下洪先生，于是许先生就带我到洪先生的房间。我们一起聊了半个多小时。许先生也没有回自己病房，一直在座。
还学文在八六年拿到硕士。跟你说实话，我们从来不愿意吹嘘自己，她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三十七年后，中国第一个在西方拿到分析哲学硕士的人。
她确实是读得太顺利了。她到德国的时候，八四年，我在戴康生（宗教所所长）家碰到当时社科院的院长助理李惠国。他是于光远自然辩证法六十年代研究生，北大五十年代哲学系毕业，又到物理系补了一年物理课程。因为他此前在八十年代初期拿普朗克奖学金在德国交流两年科学哲学专业，所以对分析哲学的状况很了解。我问他，还学文拿学位的前景。他对我说，“中国哲学系的毕业生，要想拿分析哲学的硕士，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分析哲学严格说应该是数学系、物理系毕业的人学。你去还差不多。”在这次见面时，李惠国还对我说，所有时下那些中国国内活跃的所谓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专家，都是唬人的，他们在这个领域由于缺乏基础训练，事实上是连门都进入不了的。他说，他在德国两年，参加人家的讨论班，人家的演绎分析，他根本无法跟上和理解。
为此，对于还学文在德国的学业，我一直为她捏着一把汗。但是后来，还学文连学习语言在内，居然用了三年多就拿到硕士学位。因为有了与李惠国的谈话以及对于科学哲学的基本了解，所以，我深知道此中的运气与艰辛。由于我知道洪先生对她非常信任，所以劝还学文读完硕士，回到洪先生身边读博士，这样可扬长避短，多做些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如此也可以把洪先生的一些东西继承下来。但是由于她太顺利，及德国的基金会也顺理成章地继续资助，资助不要，不继续学下去，似乎有点傻，所以还学文犹豫。这种矛盾想法，那年我们也告诉了洪谦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就是在那次看望洪先生的时候，洪先生着重跟我谈了这件事情，也谈了他为什么从来不在国内招博士生，培养博士。
洪先生首先说起还学文说要回国读博士的事情。他说，还学文是他解放后所招的学生中唯一一个谈得来的学生。他的意见是不要回来，能够在国外呆多久就呆多久。如果你们一定要回来读。洪先生说，也请我们放心，他那年已经在教育部备了案，招收一个博士生。他还说，他从来不在中国招博士生，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够资格读他的博士。对此他并且说，他每年在剑桥带博士生就够了。而这一次，如果学文真的要回来，他就破例招一个。这个名额已经在教育部批准了。他说，当然教育部不知道他是专门为还学文准备的，论文的题目是关于维特根斯坦。那天在病房，他明确地对我说，如果还学文不回来，这个名额就作废。但是对于还学文是否回国，他两次对我说，他的意见是，尽可能在德国读下去，能读多长时间，就读多长时间。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在场的许良英先生也要我们再好好想想。
正是由于洪先生这个意见，当然也由于八八年初，在我要求“废除自然辩证法”后，（何祚庥，查如强们看到了我文章的真实意图，公开对我做了这一指责），我的文章被封锁，无法发出。当然对于这个封锁，对我来说主要不是被查如强、何祚庥这些左派的封锁，而是范岱年、梁存秀这些所谓开明的自然辩证法人，这使我再次感到在国内暂时是没有希望发表东西的，为此我同时问自己，是否此生一定要到国外看看，也就是到窗户外面看看，如果是，那现在可以走了。这样的走法也不必让那些人在这个出国问题上封锁我，让我难受。所以，我们决定走另外一条路，学文暂时留在德国，我到德国探亲。从而这也造成了其后我到德国后我们这二十年变化。
学文处有洪先生晚年给她的将近五十封信，这近五十封信，她已经翻译成中文，是一批珍贵的资料，尤其是洪先生留下的文字极为少的情况下，对于研究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非常珍贵。从中你可以看出洪先生的痛苦煎熬。现在细读这些信，更感到当时洪先生的建议，他是不愿意还学文回到国内，只不过不能够直接说出。由于还学文按照洪先生的建议留在德国继续学习，洪先生最终在国内没有招收过博士生。
借你信这段历史我第一次写出来。因为感到再不写出来就会忘记了，而这对理解洪先生，以及澄清那些借洪先生来抬高自己的人所带来的对洪先生的误解我想会有所助益。作为维也纳学派的一元，从洪先生不多的文章，包括他对于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驳，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黑格尔那种晦涩的黑话哲学的态度，更不要说那种意识形态化的马列思辨教条了。所以很多写回忆洪先生文章的人都根本不知道洪先生的思想，灵魂在哪里。这中间大约除了洪汉鼎的回忆还接触到洪先生一些边缘外，其他如甘阳等人，无论就思想、方法还是做人都无法理解洪先生。 他们笔下的洪先生实在是对洪先生的扭曲。
写下这些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点：想让后来的青年学人知道，完全意识形态化——“党文化”下的这几代所谓“学人”和一般社会的学者的根本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当青年一代和我们这代人接触和学习的时候，他们要注意什么。
暂此，周末好！
维光 2010-8-5
谢选骏指出：人問“洪谦先生为什么没有在国内招收过博士生”？——我看洪謙不如王明道。因爲洪謙的認罪悔改，只是不在国内招收过博士生；而王明道的認罪悔改，卻是主動坐了二十多年監獄！——這就是一個基督徒的光明磊落和高風亮節。
網文《洪谦》報道：
洪谦（1909年10月21日—1992年2月27日），又名洪潜，号瘦石，谱名宝瑜，祖籍安徽歙县。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
早年经康有为推荐曾从学于梁启超。1927年赴德国求学，次年转赴奥地利，后在维也纳大学师从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研究哲学。1934年，他在石里克指导下撰写了《现代物理学的因果问题》（德文版，1934，维也纳大学出版）的博士论文，该文在海森伯测不准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因果观。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在维也纳大学研究所工作。
1937年年初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师、北京大学讲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系统地讲授了维也纳学派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人物简介
1909年出生于福建省，早在东南大学求学时，受到康有为的赏识，被推荐为梁启超的学生。后远渡日、德留学，在德留学时师从石里克。1934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英国牛津新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及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名誉院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荣誉哲学博士。1948年后，历任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被维也纳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论文著作
《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律问题》（德文）
《石里克和现代经验主义》
《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
《维也纳学派哲学》（主编）
《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
《论确证》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哲学史简编》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人物评价
洪谦先生多年的工作受到国际哲学界的高度评价，在文革时期，由于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对他的关注，他才免遭厄运。国内外哲学同仁都认为他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中起了独特的作用，是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权威人士，是中国最杰出的当代哲学家和世界上最后一个彻底的逻辑经验主义者。
学术贡献
20世纪40年代是洪谦先生学术上最活跃的时期，他系统全面地介绍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洪谦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哲学观、科学世界观和内部争斗，分析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先天论、现象论和精神科学派，马赫的实证派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为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洪谦先生在他的《哲学史简编》中，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的哲学史。同时期他还写了介绍康德星云假说、马赫归纳科学的哲学的文章。在洪先生学术生涯的后二十年，他通过翻译工作为青年学子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其中《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成为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基本资料。洪先生是中国逻辑经验论的先驱，他在《逻辑经验主义》（主编）一书中特别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问题 ：语义分析、因果问题，概率性、心—身问题、伦理学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逻辑经验主义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洪谦先生对此也做了回应。对于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宣称的“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谋杀”，洪先生说自然规律的普遍命题既不能通过某个或某些基本命题得到证实，也不能被他们所证伪。在科学命题的可确定性中，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都是特例。洪先生幽默地说：“波普尔的谋杀并未成功。”洪先生对整体论者蒯因的批判很重视，他赞同蒯因对还原论教条的批判但不赞成反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态度。对于美国历史社会学派的批判他不以为然。先生指出，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中心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科学观依然活跃在许多哲学派别中，同时洪谦先生也看到了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哲学的一大弱点，指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完整的实践哲学部分。
出版图书
维也纳学派哲学
作者名称 洪谦
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老师石里克教授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作者名称 洪谦
相关资料
洪谦与维也纳学派——纪念我的老师洪谦教授
高宣扬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纪念洪谦先生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洪谦教授是我在1957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研究生班就读期间的老师。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从那以后，直到洪谦先生逝世为止，洪老师始终都没有中断过对我的指导，他那宁静安详的风度，雍穆而又和易的仪态，严谨而又扎实的治学精神，连同他的谆谆，犹长萦脑际，已慢慢地构成为我的一个精神财富；师恩浩荡，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使我倍感珍贵和亲切！
洪谦老师对我的教育和交往过程，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57年至1962年，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生，不仅受教于洪谦老师，选修他开设的课程，而且经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到他在燕东园的寓所，多次拜访他，并在他家里接受他对我个人的亲切教导，给予我学术上的特殊指导。在毕业论文写作期间，我除了得到齐良骥教授的亲自指导以外，洪谦先生还多次耐心地更正我的“论康德的‘统觉’概念”的论文，鼓励我在本科毕业后继续报考研究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1962年暑假，我才决定报考当郑昕先生的研究生。
第二时期，是1962年至1966年，我作为郑昕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攻读康德哲学。当时，我一方面继续经常到洪老师家中直接受到他的教诲，另一方面也在郑昕老师家里，同时地受到郑昕与洪谦两位老师的指导。郑昕老师与洪谦老师是好朋友，洪谦多次在郑昕家中与郑昕老师一起向我讲授康德哲学，也向我讲述他们在德国留学时期的经历和感受。
第三时期，是1978年我出国后直到洪谦老师去世为止。在这段时期内，不论我在香港，还是在巴黎和台北，洪谦老师都很关心我，不只是在学术思想上给予指导，而且也在我个人的生活方面给予关怀。我在这一时期连续给他发了许多信件，也反复多次与他在国内和在国外见面。洪谦老师给我写了十多封信，包括两次推荐我到明尼索达大学受教于费戈尔教授，以及在牛津大学聆听他的演讲。
维也纳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
当我刚踏入北大校门的时候，洪老师才四十八岁；但他作为维也纳学派在中国哲学界的著名代表人物，早已使他列入了第一流的名教授之列，深受我年青一代的崇爱和尊敬。
1957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哲学楼的一零一号阶梯教室，参加了由哲学系学生会和系办公室主办的“迎新晚会”。我和其它七十多名哲学系学生，以非常激动的心情，等候着教授们一一入座。当时的北大哲学系，集中了三十多名哲学教授。据我们的学长学姐们介绍，在1952年底所进行的中国大陆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中，政府决定把原全国各大学的哲学教授，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便于集中地进行“思想改造”。因此，从那以后，一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师资最强的教学研究基地；除了洪谦专长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哲学以外，还有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数理逻辑专家王宪均；西方美学专家朱光潜；希腊哲学专家任华、汪子嵩；康德哲学专家郑昕、齐良骥；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张世英；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任继愈、黄子通、朱伯昆；佛学权威熊十力、马一浮、汤用彤、汤一介；西方伦理史家周辅成；美学家宗白华；莱布尼茨专家陈修齐；西方哲学史料学家王太庆；存在主义专家熊伟；日本美学史家马采；日本哲学史家朱谦之；希腊哲学专家方书春以及形式逻辑专家李世繁等等。
晚上七点左右，迎新晚会开始前几分钟，教授们一一步入会场。洪谦教授同当时的系主任郑昕教授一起来，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洪老师看上去身材略瘦，戴一副近视眼镜，个子稍高，身子骨仍然很结实，文质彬彬，研究气十足。洪老师当时与任华教授共同负责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作，一起同时指导研究生陈启伟等人。
迎新会上，郑昕教授逐一向新生介绍到会的所有的老师；当介绍到洪老师时，郑昕教授对学生们说：洪谦先生是维也纳学派的专家，是石里克的学生，卡尔纳普的同学。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传承经验论 推崇康德和休谟
我在北大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洪老师住在北大东校门外的燕东园内。我和班上几位同学，经常去拜访洪老师。燕东园内到处是茂密的树木，翠绿的枝叶，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是教授们恬静地安家度日和著述立说的好处所，我们学生称之为“世外桃源”。
我第一次拜访洪谦教授，是在1958年元旦。为了向他拜年，我与同窗三人，来到燕东园。洪师母开门以后，亲切地把我们引进到客厅中。
洪老师很高兴地在客厅中接待我们，并很亲切地问我们，作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外国哲学史有什么困难。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洪老师向我们强调了经验论哲学的重要意义；第二，强调学习外语和阅读原著的重要性。
关于经验论哲学的重要性，是从客厅墙上挂着康德画像和休谟画像谈起的。洪老师说，他很推崇康德和休谟。康德的贡献在于开创了科学的知识论的研究基础，奠定了以准确的数学和物理学作为依据进行知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休谟的贡献在于使经验论系统化和贯彻到底，使现代哲学有可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集中地探讨了“意义的经验证实”的基本问题。
洪老师在谈到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时，当然也同时强调休谟的传统经验论与逻辑实证论的经验论的区别。在他看来，仅仅指出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是不够的，因为传统的经验论正是由于未能克服普通经验的个别性、零碎性，过于执着于个人的经验感觉，才在认识论问题上无法达到真正普遍性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实在性。洪谦先生指出：石里克的贡献，恰正在于扭转了经验论的基本问题的方向，指明了哲学上的“实在”与日常生活中的“实在”的根本区别，突出了科学知识的真正灵魂就在于它在公认的实验中的可检验性！
为此，洪老师一再要我们记住石里克的那句名言：“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
洪老师关于经验论以及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寥寥数语，点名了方向，使我们晚辈从一开始踏入深奥的哲学领域，便明确问题的真谛。从那以后，每当我面临分析哲学的难题，便记起洪老师的这番教导，从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出发，进一步深入思索各种问题，常有迎刃而解之效。
洪老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论传统的精湛理解，使他在同我们的谈话和讲课中，始终突出“经验”在对实际作出判断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时，洪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逻辑实证主义的课，他从一开头就强调说，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研究奠定在“经验”之上，是因为仅有“经验”才能对于实际有所判断。逻辑实证主义并不绝对排斥理性思维的重要作用，但思维在知识理论中的作用，仅仅是“以同语反复的变式”去叙述关于“实在”的判断。
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当时是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理性在关于实际的判断中所起的“同语反复”的作用。记得洪老师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出了“同语反复”的德语原文die Tautologie，并作了解释。由于当时我们的学识有限，未能完全明白洪老师关于经验论的基本思想的论述，但他对于“同语反复”的解释，使我们清楚地区分开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形式真理和经验真理；形式真理是以分析命题为依据，而分析命题之为先天性，乃是因为数学、逻辑等分析科学都以纯粹形式定义的假定为基础。所以，在各个演绎推理中，结论的论据总是已经包含在前提之内。这些分析命题，充其量也只是叙述同值词句的纯粹形式的变换，是与经验无关紧要的，对于事实也就自然地无所表达，因此分析命题是属于先验性的。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所立足于其上的经验真理，其真实性就不能单靠命题体系内的前后一贯性或不矛盾性，如上述形式真理那样；而是要证实命题与“实在”的一致性，就要接受观察与经验的检验。因此，只有对“实在”有所指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对“实在”无所指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同时，只有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才能确证和证实的有关实在的命题，才有资格被称为经验的真理。现代物理学中的科学命题，便是属于这种经验真理。
如果说，石里克反复强调“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的话，那末，更深一层地说，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所表达和所叙述的事实，能否经得起经验性的观察和实验的检验，能否获致“是”与“不是”的明确答案。
原文和原典
谈到精读原著的问题，洪老师和师母何玉贞女士首先强调学习英语和德语的重要性。师母对我们说，洪老师从维也纳到英国牛津的初期，为了尽快把握英语，训练听力、会话和文字表达能力，洪老师几乎天天到电影院看电影，有时连续好几场不离开电影院，硬要听懂内容。洪老师说，学习西方哲学，不能靠翻译，一定要看原文原典，而且要精读，反复推敲，不要‘图快嚼不烂’，要句句琢磨，前后分析。洪老师特别批评有些学生好高骛远，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学习态度。洪老师说，学习外国哲学，不懂外文，看不懂原文原典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生学习时期，经常到我的指导教授郑昕先生家中请教和讨论问题。郑昕老师住在燕南园，与我们研究生宿舍29斋，只有一墙之隔。我往往是通过燕南园角上的一个小木门，经过冯友兰老师家门前的小路，去找郑昕老师。
郑昕教授是康德哲学专家，精通德语和康德哲学原著。洪谦和郑昕是好朋友，我经常在郑昕教授家中遇到洪谦教授。他们经常以德语交谈和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俩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留学德国，俩人又同是安徽人，一个研究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一个研究逻辑实证主义。也许是由于他们经历相似，又在对待“经验”的问题上，俩人有某些共同的观点，使他们情谊融洽。
我在郑昕家中请教时，正好手捧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言》的德语原本。洪老师和郑老师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用德语讨论这本书，并耐心地向我逐句解释。洪老师对我说，要下苦功夫精读康德的原著，一句一句地看。他还亲自择读其中数句，要我当场翻译出来，亲切地指出译句之不足就在于生吞活剥地硬译，把句中虚拟式所要表达的那种带有精确情绪的语态和文风，给冲刷得无影无踪。
这种手把手的教导，又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同学李步楼兄每周两次到王太庆教授的宿舍，请他一句一句地领读文德尔斑著《哲学史教程》德文版。王太庆教授和洪谦教授及郑昕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看原文原典，使我们晚辈受益良多。
有一天在郑昕教授家中，郑昕老师还顺便同洪谦老师谈及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郑老师有所感慨地说，哈特曼在晚期居然从实在论观点研究认识论问题，以致认为本体论的研究仍应与认识论研究相平行。郑昕先生认为，这是对新康德主义和经验论哲学的背弃。因此，郑老师说，当他在哈勒大学听完哈特曼的一场演讲后，便气冲冲地返回马堡，在中途换车时也因气恼未平而迷路。说到此，郑老师、洪老师和我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洪老师还对我说，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除了要下苦功夫精读原著以外，还要同时了解西方各国的文化历史背景，懂得各个哲学家的个人思索风格同他所属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因此，他说，学好外国哲学，一般地说，最好的方式是亲自去留学，就地学习和体会。
我在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出国侨居前夕，洪老师热情地邀我去北京新侨饭店吃晚饭席间，他不时地提醒我，出国后不要分散精力，要集中研究一两个重要问题，深入下去。他还特别推荐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大学去找费格尔(Herbert Feigl, 1902-1988)，因为费格尔是洪老师在维也纳时期的老同学，又是当时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洪老师在谈到费格尔时，强调要首先认真地阅读他的那部论精神和身体的专著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我到香港以后，曾特地订购并阅读了这本书，虽然我后来没有去成美国，但他在这部书中所阐述的“精神和身体的同一论”，对我教益甚大，使我在法国研究摩里斯·梅洛·庞蒂的身心现象学理论时，受到深刻的启发。
由于洪老师对原著和原典的重视，他亲自倡导编译了四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卷《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三卷《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四卷《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都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使我们这一代年青的哲学工作者获益不浅。我们在大学时期，这些西方哲学原著选辑，成为了我们最基本和最原初的主要参考资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维也纳到牛津
1978年我离开中国大陆，经香港到法国定居以后，洪老师不时来信指导，并多次在信中提及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动向。1980年和1982年，洪老师又两次去维也纳和牛津，分别参加关于维特根斯坦和关于石里克-纽拉特百年寿辰纪念讨论会，并在与会期间给我来信希望能与我见面，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老师对我的关怀，也使我有幸获得重新学习的好机会，最使我难忘的，是在1982年春在牛津三一学院与洪老师的会面。
洪老师在1980年初两次重访牛津是意味深长的。洪谦教授在牛津三一学院接待我内人许敦煌女士、小女高宁和我三个人的时候，很慷慨激动地说，能在牛津相会，使他想起四、五十年前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半个世纪不算长，但对比一下维也纳和牛津的两个时代，恍惚如在梦中。虽然昔日的维也纳李比希巷和柏兹曼巷，他在1928年至1936年受教于石里克教授时期经常出入的地方，依然如旧，石里克领导的哲学研究所和周四讨论会的所在地依旧伫立不动，但年华流逝，气氛已大不一样。而牛津这个闻名的大学小镇，街头上林立的学院建筑物、图书馆和教堂，也显示了同噪声震耳的车水马龙现代化交通、川流不息的游客群的极端不协调。洪老师邀我们在三一学院内寂静的院子里散步欣赏春意盎然的花木，边走边谈他半个世纪来从维也纳到牛津所走过的道路，谈到他同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也谈到他这次路过伦敦与卡尔·波普爵士的会见。正是通过这次在牛津三一学院同洪老师的长时间安静的谈话，我才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我早已认识而崇敬的老一辈学者的为人和渊博学识。
洪老师是在1927年十八岁那年，经国学大师梁启超的推荐，在安徽同乡会的资助下，留学德国柏林和耶拿的。正是在柏林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期间，他受到莱辛巴赫的提示，决心到维也纳去报考石里克。
1928年起，洪老师在维也纳研究哲学，他说，石里克从一开始就建议洪老师学自然科学，首先把握数学和物理学，并建议洪老师去听卡尔纳普的数理逻辑课。洪老师问及我到法国后的哲学研究方向时，他一再提示我：即使不研究科学哲学，也不能忽视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及其方法论对于哲学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洪老师在牛津三一学院的庭院里，慢慢地谈起了他在1945年初来牛津时的情景。他很钦佩维特根斯坦；在洪老师看来，要深入研究当代的逻辑实证主义，不研究维特根斯坦是不行的。洪老师在四十多年前在牛津时，正是维特根斯坦的鼎盛期。我由于写过一本《罗素传》（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和1991年台北远流出版社新版），所以也借此机会与洪老师讨论了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洪老师很钦佩维特根斯坦之为人：他宁愿放弃万贯家产，不领受巨额遗产，自食其力，先在奥地利的基尔希堡小镇当一名小学教师，然后到修道院当园丁，又到伦敦一家医院当实验室的一名助手。即使后来他被聘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哲学教授，成为他的老师罗素的老师以后，他也为了更专心于哲学研究，毅然辞去教职。
洪老师觉得，维特根斯坦的重要地位在于突出了逻辑结构和语言分析的重要性。洪老师为此向我复述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澄清。”这就使我想起我在北大研究生时期，洪老师对他所指导的研究生李步楼所提出的学习要求，这个要求对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也使我心明眼亮。洪老师要求李步楼专心研究和精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为了消除哲学的难点，必须研究语言的逻辑结构。洪老师在牛津谈及维特根斯坦时，特地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与文化的文集。
人物纪念
《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的出版
洪老师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研究，时时通过信件指导我。使我感到荣幸的是，1988年当我决定在港台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同时出版发行）的时候，洪老师不仅欣然答应同梁漱溟先生一起，成为我所主编《西方文化丛书》的顾问，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将他近年来所写的一系列重要论文托付给我，让我将这些论文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的书名，编入丛书之中，使这套丛书增添光辉。洪老师为此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前言》。
他在《前言》中说：“高宣扬先生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对于了解和研究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思潮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我作为他的老师和朋友，应当为他的这一盛举做点什么，这是义不容辞的。……前几年，我的学生和朋友们曾经建议我将四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和讲稿编成《洪谦文集》。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已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为了对《西方文化丛书》尽一点力量，我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从已经搜集好的材料中选出有关的部分，编成这一本《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作为这套丛书中的一种，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洪老师的勉励，给了我和丛书的作者们以及编辑们很大的鼓舞。
由于洪老师的这本《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包括了洪老师近年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学术讲演稿以及为国外重要哲学杂志或丛书写的论文，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价值，所以，这篇论文集发表以后，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对于研究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发展史，是一篇很珍贵的历史文献。
为了充分肯定洪老师在发扬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方面的卓越贡献，我在1984至1986年，应法国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院长贾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之聘请，在国际哲学研究院领导主持中国当代哲学讨论会(Seminaire sur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上，对洪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参阅法国国际哲学研究院1985、1986年讨论会提纲文集Osiris出版社法文版）。
从1989年起，我在台湾唐山出版社主编《研究与批判丛书》。洪谦老师再一次诚挚地支持我的出版计划，并答应我将他早年出版过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编入《研究与批判丛书》。这本《维也纳学派哲学》系统地总结了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方法及其发展过程。
洪谦教授希望这本书在台北的出版会有助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并有益于加强对维也纳哲学的研究。因此，洪谦还曾建议在原大陆版的基础上，补充他所写的四篇短文：《逻辑经验主义概述》、《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艾耶尔河维也纳学派》及《评石里克的〈哲学问题及相互关系〉》，以便更详尽地论述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理论。
令人惋惜的是，洪谦教授未见到本书在台北的出版，于1992年初春突发重病，抢救医治无效，于2月27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据洪师母告知，即使身躺病榻期间，洪谦也念念不忘本书在台的排印出版，时时提及务必加紧进行。
谢选骏指出：人説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澄清。”——我看這樣的哲學，不過是思想的工具罷了。
網文《王明道》報道：
王明道 （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原名王永盛，男，北京人，中國基督教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主張基要神學，否定教會中所有講虛構道理，迷惑信徒的人，對後來的華人教會有重要影響。他主張政教分離，故而無論是日佔北平時代，或者1950年代三自運動發展的時候，他都不願意妥協或加入任何他認為「與政治相關」的宗教團體。因而在鎮反運動時期被捕入獄多年。
生平
王明道原籍不詳，父親名叫王子厚，壯年來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會所辦的同仁醫院中幫忙，成為中國醫士。母親李文義。二人是基督徒，倫敦會會友。
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外國人和很多的中國基督徒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內避難，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當時二人有一女兒，王夫人身懷王明道已經身重。王子厚恐懼被攻陷後會遭遇痛苦殘殺，於6月22日自盡身亡。王夫人於7月25日在避難處生下一兒，名為「鐵兒」。
庚子之亂結束以後，其母帶着姐弟三人艱難度日。王明道幼年嬌縱任性，但性喜讀書。在入小學時起學名王永盛。1918年入協和大學，一年後因校際爭執而輟學。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學校教書。1920年改名王明道。1921年，王明道因受浸被迫離校回家。1924年開始家庭查經班。此後直到1949年，20多年間，每年有半年時間到外地講道。
王明道嫉惡如仇，放膽直言。他最認同耶利米先知因為根據聖經《耶利米書》記載，耶利米在當時的社會裏面斥責罪惡，也同時攻擊那些假先知。王明道批評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學立場的信徒。
他很注重信徒聖潔的生活，而且除了讀聖經以外，也應該「讀書，讀事，讀人」，意思就是也要讀一般的書，在一般知識要豐富，然後要「讀事情」，對發生的事情認真地去「讀」。然後要「讀人」，就是對一些人的生平事跡，榜樣鑑戒，要去讀他們。那些過去管理，治理我們的，要留心看他們的榜樣，這些是王明道所強調的。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開始設立聚會，4月23日遷至炒麵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會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號建成的基督徒會堂聚會。王明道在教會路線上強調，「教會是重生的團契，所以要生命改變的人，才可以行浸禮」。他認為教會要儘量地簡樸，因此他的聚會沒有詩班，不用牧師的頭銜，不搞募捐，不傳奉獻袋。也不慶祝聖誕節，他認為慶祝聖誕節是沒有意義的。不隨便請外人來講道，不參加社會關懷，不參加教會的合一運動。比起別的一些復興教會的佈道家來，王明道在教會發展上沒有很多拓展，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規模始終不大，受浸的人不多，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會。
1942年10月10日，他正式拒絕參加「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因此他也受很多恐嚇跟災難。1952年控訴大會時他被人控訴。1955年8月7日，在鎮反運動中，王明道和妻子劉景文第一次以『反革命份子』罪名被捕，史家胡同42、43號的『基督徒會堂』也遭充公。
1956年，王明道在監獄里寫悔過書，9月29日被釋放出來。出來以後極其痛苦，再次聲明反對三自運動，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劉景文夫婦又再次被捕入獄，王明道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劉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1973年，劉景文刑期已滿，但直到1977年才被釋放返家。1980年1月9日，王明道在入獄22年後被釋放，住到上海長子王天鐸住所。
1991年7月28日去世，享年91歲。
家庭
妻子劉景文。長子王天鐸。
《靈食季刊》
1925年，由於南京《靈光報》拒絕刊登王明道的投稿，因此他自資出版期刊《靈食季刊》（1927年）。該刊內容主要是討論聖經要道，基督徒生活以及護教等問題。發行遍佈及全中國，每期刊印量二千本。
該刊中刊登的多是王明道自己的文章，例如〈現代教會的危險〉（1932年）、〈重生教義〉（1933年），文章內容主要針對自由神學。
日本侵華期間，日軍要求王明道在《靈食季刊》上刊登四條標語，並將刊物交由日軍檢查。王明道拒絕刊登標語，仍繼續出版《靈食季刊》，沒有因拒絕刊登標語而被干預（見《靈食季刊》1950年(第24年)，文章《你們給他們吃吧》頁63-66）。
1950年以後，《靈食季刊》繼續出版，發表在新中國下生活的見證，並在文章中與當時的三自愛國運動領袖如吳耀宗、崔憲祥、丁光訓等進行辯論，發表過《真理呢，毒素呢？》、《我們是為了信仰》等著名文章。
評價
「在人格上的高潔和耐力方面，以及影響的範圍和建設性上，王明道應被認為『三勇士（楊紹唐、倪柝聲和王明道）之最。」——賴恩融著《中國教會三巨人》
「王明道是一位最受一般中國信徒尊崇的人物。」——吳利明著《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王明道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教會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三自委員會機關刊物《天風》周刊，1955年。
「感謝神，在宣教運動極盛時期，中國出現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會領袖。他們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國差會領一分錢，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地方教會。如，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成了一個健強自立教會的榜樣；倪柝聲的聚會處從零開始，成了中國教會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長最快的教會之一；敬奠瀛的耶穌家庭在當時環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會給當今中國的基督教運動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鑒。」——三自委員會機關刊物《天風》月刊，1994年（去世後三年）。
著作
《真理呢，毒素呢？》，《靈食季刊》
《我們是為了信仰》，《靈食季刊》
《五十年來》(My Fifty Years)，王明道。香港晨星書屋，1950。
《又四十年》(The Last Forty Years)，王長新。Canada Gospel Publishing House，1997。
王明道文庫精選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相關文章
袁相忱：憶神僕王明道先生，《中國與教會》第86期第11頁，1991年11-12月
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中國神學研究院出版，1982年8月
《王明道》（北京基督徒会堂）報道：
中国教会著名基督徒布道家、作家；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为信仰甘心受苦，宁愿坐穿牢底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基督徒铁人。
王明道于1900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北京，正值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年。其父名王子厚，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开设的同仁医院做医生， 30岁时与李文义结婚。李文义年少时曾在伦敦会在北京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婚后二人共育有五个孩子，王明道排行最末。不幸的是，其他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只有长女和王明道得以存活。
在王明道尚未出生之前，义和团乱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追杀“洋人”，许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纷纷躲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携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长女也在其中。由于义和团攻击猛烈，使馆区岌岌可危。胆小的王子厚唯恐落入义和团手中，竟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园中自缢身亡。此后不久，李文义在东交民巷生了王明道，为他接生的外婆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铁子”。不想，日后的王明道人如其名，一身铮铮铁骨，威武不屈。
在动乱中的孤儿寡母欲谋生计实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故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在其生长的大杂院里，皆为社会下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从小就体会到社会丑恶及人心之险恶，从而也造就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自幼酷爱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入学前就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贤集，还有圣经、天路历程，以及正道启蒙等基督教书籍。九岁时入伦敦会创办的萃文小学读书，母亲为他取了个学名叫“永盛”，即“永远昌盛”之意。小永盛每天除学习四书五经、算数和国文等课程外，还经常参加学校中各种宗教活动，如圣经课、崇拜聚会和祷告会等。由于母亲是伦敦会的教友，故亦经常带他到教会中参加崇拜等其他教会活动。由此可见，王明道童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虽然如此，年少的王明道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对宗教活动不大感兴趣。在其自传《五十年来》中，他说：“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甚麽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14页）但他对生之追寻，对死之归宿等问题却自年少时就深为关切，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却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桉。故他在思想上十分彷徨，生活上随波逐流。直到1914年春，一位基督徒诤友对他的劝诫和带领，才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机。这位朋友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对王明道生活上的过失“严厉的责备”，使王明道深为敬重。在他的带领下，王明道开始阅读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书报部干事谢洪赉的着作，从而使王明道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改变。“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与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同上，15页）这是王明道属灵生命的开始。同年复活节，他在伦敦会的一所礼拜堂里受洗。这期间他经历了重生的经验，生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前判若两人，开始过着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祷告，热心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到中学毕业前，他已经是一个颇为正派的基督徒。
王明道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年代。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他也怀有一颗爱国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曾以美国林肯总统为楷模，一心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但不久他内心强烈感受到神的呼召，要他去作一个传道人。起初，他对这个呼召很抗拒，内心经历痛苦挣扎长达三年之久，因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和成为一个“卑微的”传道人，这两者间毕竟相去甚远，要让自己放弃作政治家的野心，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直不肯对神的呼召让步。后来他相继罹患重病，1918年6月的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当时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医治。他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同上，26页）
王明道从萃文中学毕业后，到汇文大学读预科班。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校变动，王明道一时求学无门，后经朋友介绍，到保定县长老会所办的烈士田小学任教。除教书外，他以德行感化学生，经常与学生一起聚会，教他们立身处世之道和基本的圣经知识，使学生们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变，王明道也从中认识到改变人心之重要。同时，从他多年来对教会状况的认识与了解，深感教会需要改革，需要彻底的属灵更新。他将此视为己任，为神作工的愿望亦愈加强烈。
1920年夏，王明道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顺服神的呼召，决心以“明道新民”为己任，做一个“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灵魂。此后，他改“永盛”之名为“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同上，37页）同时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大布道家。他打算先读大学，再入神学院深造，然后再去英国留学。
王明道在烈士田学校任教一年之久，期间在校内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自任会长，引以为傲。但在1920年11月21日晚上，一位朋友与他的谈话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信仰和人生道路。这位朋友与他谈论罪的问题，指出骄傲是人生最大的罪恶，直刺王明道的内心，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虚荣与骄傲。在同一位朋友的影响下，王明道对洗礼的形式亦产生了疑问，经过详细查考圣经，他确信浸水礼比点水礼更为符合圣经的教训，于是他决定请北京使徒信心会的朱鼎臣牧师前来为他施浸。这件事引起长老会和学校当局的反对，但他宁愿选择离校，也要“顺服神的命令”。最后，他和几位为洗礼之事一同退学的同学，冒着严寒，在保定城外护城河桥下的冰窟窿里，接受了浸礼。此举同样遭到母亲和姐姐的责难，一度使王明道内心非常痛苦。日后王明道忆及此时亦承认自己年青时“热心有余，智慧不足”。
此后三年之久，王明道效法圣经先贤们的旷野经历，过着读经、祷告、禁食、默想的属灵操练生活。这期间他曾到灵恩传统的使徒信心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并曾接受过灵恩运动的思想以及守安息日的主张。后来经一位瑞典基督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的指点，使他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救恩也有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从1921年起，王明道开始其讲道生涯。从其早期事奉中，就可看出他对教会中那些没有属灵实质、形式主义的宗教活动，对那些不良传道人，以及谬解圣经的自由派新神学深恶痛绝，表现出他传道的热忱，对信仰的认真，以及他不妥协的性格。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亦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道。在1925-26年间，曾先后到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和绍兴等地布道。他以耶利米先知的使命为己任，认为神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他在讲道中，严厉斥责世界的罪恶，抨击教会中背道之事，呼吁世人速速悔改。他刚正不阿，对罪恶毫不妥协。他所秉持的态度是“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招来神的震怒。”（同上，22页）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过全国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宗派中讲道。
王明道不仅主张读经，也主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尽力帮助人认罪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1926年11月，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订婚。1928年8月，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妇。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天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王明道亦越来越重视文字工作，先后出版数册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小册子。1927年，王明道创办《灵食季刊》，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由他亲自执笔，除圣经基本要道和讲道信息外，还有关于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方面的文章，特别对教会中那些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不信派”的抨击，不遗余力，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1928年，季刊开始出版单行本，遍销全国二十八省，在信徒中颇有影响。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等人。他们持保守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权威，讲道信息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和认罪悔改，注重成圣追求，关注实际生活和道德问题，使教会复兴之火烧遍大江南北。王明道是当时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一，因着他强有力的信息，跟随他的人甚多。
1930年，王明道开始在小报胡同四号葛嘉先生的地方举行聚会，每周定期两次。1933年春，由于聚会人数多起来，先后租借隆福寺街5号社交堂，和前炒面胡同甲23号举行聚会，每周聚会亦增至四次。为长久之计，从1934年8月开始，王明道鼓励会众为建堂之事奉献。1936年春，他们募足款项，购下史家胡同42号地方，开始建堂。1937年7月底新堂告竣，8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王明道为其取名“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向政府立案。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其教会事工完全是本色化模式，在行政上与西方任何差会无关，一切经费全靠信徒自由奉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为保教会安全，以维持教会日常工作，许多教会领袖在日军控制之下，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翌年1月，各教会联合组成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并且劝谏王明道加入。这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抉择，如果他不参加促进会，教会将会被日军关闭，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如果参加，他觉得违背圣经的原则，在信仰上通不过。因他一直主张政教分离，讲道、事奉从来不碰政治。在他看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日军用来操纵教会的政治工具。此外，王明道觉得一个属灵的教会不可与属世教会为伍，认为在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许多教会与世界联合，内中充满着背道之事。因此无论在道德或信仰上，他都觉得不能与其他教会妥协或合作。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更不想别人因他而跌倒。于是，他以圣经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为依据，与其同工们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而且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王明道提出不参加的理由有两点：一、基督徒会堂是一所自立教会，不属亲英美的“敌系教会”；二、他的信仰和神学立场使他不能加入这样的联合组织。一位名叫织田金雄的日本牧师曾劝导他，晓以利害，但无济于事。
1942年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在日方操纵下，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四郎为总干事。10月10日那天，王明道被召到日本调查官武田熙面前问话。武向王明道指出，华北教会联合是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事。但王以宗教信仰的原则来回答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的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使团，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150页）本来王明道为此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后来日本人竟没有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加入。王明道将此视为神迹，是神的特别护佑与眷顾。
此后，王明道的《灵食季刊》也曾面临同样的难处，但都幸免于难。通过这些属灵的争战，使王明道养成了一种为道殉难的精神，坚定了他对教会与政治的立场，以及不与其他教会合作的作风。他说：“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同上，146页）
抗战期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虽然经历许多危险与磨难，但皆化险为夷。即便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到1949年底，例常聚会人数约有七、八百人。王明道接纳信徒采取“宁缺勿滥”的原则，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一贯作法是：在未清楚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之前，不予施浸。故此，从1933年到1949年十几年里，基督徒会堂受浸信徒总数不过570多人。
抗战胜利后，王明道有更多机会外出主领聚会，先后到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和西安等地布道。1946年，王明道从华西返回北京后，他的姐姐和母亲先后去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接管政权。1950年5月，在共产党政府授意与支持下，一些主流教派的教会领袖在北京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宣言”。这是个政治宣言，清楚表明教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教要紧密合作；而且教会必须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由是而发轫。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内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控诉运动，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在中国教会的代理人”。西方传教士被全盘否定，中国各教会和机构的领袖和传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肃。
王明道对新政府的宗教措施采取冷静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以信仰的立场来看待政权问题。他坚持两条基本的原则：一、神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上的一切权威都出于他。信徒因为顺服神，所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二、政治与宗教分立，不应彼此干预。他指出：“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相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服从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王明道：“权柄在谁的手中呢？”）。在此等原则下，他秉持毫不退缩，绝不妥协的态度。
王明道从信仰立场出发，对三自革新运动提出质疑与批评。在其“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中，王明道义正词严地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通过对三自革新运动所发表的言论分析，他认为该运动是“不信派”的杰作，是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他称这些“不信派”为“犹大的门徒”，并且坚决拒绝与他们合作。他分别与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三自领袖进行辩论，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立场。当然，三自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1954年7月，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三自当局曾希望争取到王明道的支持与合作，但遭到王明道的拒绝。同年9月，北京“三自会”组织召开控诉王明道大会，要求所有教会和基督教组织派员参加。当时控诉会场内气氛肃杀，有人扬声咒骂，有人静坐哭泣。王明道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任人控诉、攻击和辱骂。
1955年5月，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年会，三自领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争取王明道，派六位代表去见他，但均被他拒之门外。最后，“三自”领袖们见争取无望，遂恼羞成怒，决定除掉这个三自运动的“绊脚石”，以儆效尤。7月30日，三自运动喉舌《天风》刊出“加强团结，认清事实”的控诉檄文，罗列出王明道“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与政府为敌”等罪状，号召全国各地教会举行会议，批判控诉王明道。
在同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会上，王明道最后一次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夜凌晨，王明道与妻子刘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同日被拘捕的还有十八位学生。不久，基督徒会堂被当局查封。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很快，由于惧怕被枪毙，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上，王明道作了题为“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罪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反对政府的三反运动，煽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仇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以及敌视党和政府等罪名。之后，王明道获得释放。在释放前，王明道签署了一份悔过书并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狱后，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由于严重的精神折磨与摧残，获释后的王明道精神几近崩溃。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时而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爱他的主。无时无刻不受着良心的谴责。一年多后，他的信仰得到复兴，精神也渐渐复原。最后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自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妇二人再次被捕下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们先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1959年11月，迁往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看守所；1960年2月，再被转往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关押。1966年秋，王明道被押解到山西大同劳改煤矿；1968年4月，又被转押到山西省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荫营。王明道系狱后，人们还少知道他的消息。1971年夏，从国内曾传出他的一封信，内中说道：“不要为我担忧，我比许多麻雀的价值要大得多。”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虽然身边没有圣经和诗歌本，但王明道凭着熟记在心的圣经经文，不断获取属天的能力与安慰。这些经文包括林后4:16-18节；弥7:7-9节；太6:14-15节，以及罗12:19-21节等。他还经常颂唱圣诗以自勉，其中他最喜欢的有“安稳在主手里”、“救主领我”、“基督精兵”等诗歌。狱中他更学到极宝贵的一课，那就是饶恕之道。以前曾有人出卖他，控告他、迫害他，但后来他本着基督的爱都宽恕了他们。
1979年11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当他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他坚持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监狱当局使计，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居住，如此将他诱骗出监狱。1980年1月，其子王天铎赶去山西，将他接回上海平江路13号，与儿子一家同住。此前二年，夫人刘景文已获释放。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共度过长达近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其妻刘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狱代价。出狱后的王明道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容颜苍老，但精神充沛，声音洪亮。因患白内障，他双目几近失明；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双耳听力极差，与人交谈，需借助于助听器。王夫人右目失明，左眼也患有白内障，听觉失聪。1983年秋，王氏夫妇随儿子搬到上海武康路69号新房子居住。
王明道出狱后，前来关心、探访他的中外基督徒朋友络绎不绝。1981年春，著名宣教士艾德理（David H. Adeney）和妻子德忠玉（Ruth Temple）拜访了王明道。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滕近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讲述受苦经历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20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回顾自己漫长的牢狱岁月，他对来访者说，他不是政府的罪犯，乃是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坐监者”。他认为是神保守了他多年的艰难岁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操练他，塑造他，让他属灵生命更加增长，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失败转为胜利。他亦引用孟子之言自勉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他自认“五十岁前作到前二语，五十岁后始作到第三点。”王明道不愧为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大丈夫。内地会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牧师在其着作《中国教会三巨人》中，把王明道列为中国教会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1992年4月18日，刘景文也追随王明道而去。他们真正息了世上的劳苦，脱离了衰败的躯体，与他们终生所爱、所事奉的主同在了。
资料来源
王明道著，《五十年来》，香港：晨星书屋，1975年。
王长新著，《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2001年。
施美玲著，《六十三年》，香港：灵石出版社，2001年。
王约瑟著，《王明道见证》，中华福音服务社，2000年。
林秋香、章冠英著，《受伤的勇士》，台湾：橄榄出版社，2006年。
林荣洪著，《王明道与中国教会》，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7年。
陈福中编译，《王明道小传》，香港：基督徒出版社，2002年。
谢选骏指出：人說洪謙，人説王明道——我看洪謙不如王明道。洪謙爲何不如王明道？因爲前者沒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只能隨波逐流，或附庸風雅、“哲學研究”，或追隨邪惡、“政治批判”……終究不過斯文掃地。而王明道卻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追隨耶穌基督直到各各他（骷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