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網文《海倫·福斯特·斯諾》報道：
海倫·福斯特·斯諾（英語：Helen Foster Snow，1907年9月21日—1997年1月11日），生於美國猶他州錫達城。美國新聞記者、女作家、社會活動家、工合創始人，埃德加·斯諾的髮妻，筆名是尼姆·威爾斯(Nym wales)。[1][2][3]
生平
1907年，海倫出生於美國猶他州錫達城的一個律師家庭。其家族因為密蘇里州頒佈對摩門教徒的『滅絕令』，為逃避迫害跋涉1300英里來到猶他州。海倫在鹽湖城讀高中。母親漢娜·戴維斯·福斯特（Hannah Davis Foster）教海倫採訪親戚，給他們拍照，並詢問他們的生活故事，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名記者。
1931年夏，海倫從猶他大學通過文職人員考試，立志成為一名作家，按照美國著名女作家伊迪絲·華頓在書中的說法：「你必須到國外去，至少待上一年，形成你的觀點，再去寫作你自己的美國小說」，受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描述一個中國農民家庭興衰的作品《大地》影響，引起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獲得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文書和總領事柯銀漢的社交秘書的工作，同時兼任斯克里普斯——菲爾德報業聯合會的通訊員，乘坐「林肯總統號」郵輪來華，8月1日抵達上海。隨身攜帶E·卡恩的《中國通貨》閱讀。到上海的當天，拜會了在《密勒氏評論報》任編輯和旅遊記者的埃德加·斯諾時，海倫拿出自己做的一大本斯諾的報道文章的剪報。海倫曾寫道：「在上海，幾乎只有埃德加·斯諾是樂於同我談論中國人，談論中國問題的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觀點一致的僅有的一個人」「是我遇到的唯一和我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人。」海倫的寫作工作一度就是報道「白銀取代黃金作為通貨本位的優越性」，並寫了許多關於白銀、美元的稿件在美國發表。報道了1931年8月25日一個颱風襲擊上海造成嚴重災害。到中國僅一個多月，以駐外記者的身份的報道了九一八事變爆發，描述她所看到的悲慘景象。一·二八淞滬抗戰，海倫在生平親歷的第一場戰爭中「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女戰地記者」，冒着瀰漫的戰火硝煙，到蔡廷鍇將軍的司令部和第十九路軍前線實地採訪，報道了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事跡。
1932年在上海結識了宋慶齡和魯迅，並成為好朋友。海倫說宋慶齡、魯迅「他們就像磁石一樣吸引着我們。他們使我們明白如何去研究中國社會，怎樣去認識錯綜複雜的中國問題。我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東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1932年12月聖誕節，與埃德加·斯諾在東京的美國駐日大使館結婚。婚後，1933年初春，斯諾作為統一新聞協會駐北平代表，兩人定居北平煤渣胡同21號。1934年斯諾應邀到燕京大學新聞系任客座講師，擔任新聞撰述學、旅行通訊等課程的教學，以每月40美元租住海淀軍機處8號院（今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1934年至1935年，海倫在燕京大學學習哲學。斯諾夫婦與在北平的費正清、賽珍珠等都是朋友，同時和中國的進步人士、青年作家、愛國學生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燕京大學的張兆麟、陳翰伯、黃華、龔普生、李敏，清華大學的姚依林、黃敬、陸璀與東北大學的宋黎、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外籍學生貝特蘭等學生陸續聚集在斯諾家活動。海倫開始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同時兼任《密勒氏評論報》駐北平的通訊員和書評員，並定期給紐約出版的《亞洲》雜誌撰稿介紹中國現代藝術和文學作品，並把中國左翼畫家的作品寄到歐洲展出。斯諾在海倫的協助下，以及北方左聯的楊剛、蕭乾幫助下，編譯了《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S Tories)英文版一書，其中收錄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達夫、孫席珍、丁玲等中國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說，1936年在倫敦出版，以告訴世界：「中國沒有死！讀着這些小說，你就會感到中國的脈搏依然在跳動！」該書卷首印着：「獻給S.C.L(宋慶齡)，她的堅貞不屈，勇敢忠誠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國卓越而輝煌的象徵。」該書附錄里的《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署名「尼姆·威爾士」（海倫的筆名）。[4]海倫與中共地下黨員胡蠻合作的《中國新藝術》發表在《亞細亞》雜誌（Asia Magazine）。
1935年夏，斯諾因為被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聘為自由投稿記者，遂辭去了燕大的教席。斯諾夫婦從海淀搬到城裏，在盔甲廠胡同13號租了一處屬於教會的四合院（今為北京火車站一帶）。[5] 海倫·斯諾對燕京大學學生和陝北紅軍的描述中，有一種頗為顯眼的說法：他們都有清教風格。[6]與斯諾夫婦交好且是學運主力的學生中有數人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龔普生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成員，後來成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幹事，1939年代表中國到阿姆斯特丹參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張淑義也是基督教女青年會成員，後來成為女青年會全國工業幹事。
1937年11月到上海。目睹了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景象。海倫考慮幫助中國人民在未被日本人侵佔的地區建立起某種經濟組織，以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創造性地提出工業合作社（「工合」）思想。「工合」是海倫·斯諾創造的詞彙，工合 (美國俚語)現已進入英語詞典，意為「大家一起干」、「過分熱心」等意。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稱海倫是第一個推動戰時救濟與合作思想相結合的人。1940年埃德加·斯諾為海倫的專著《中國為民主奠基》香港版寫下了這樣的前言：「中國各地數以百計的工業合作社，首先是尼姆·威爾斯（海倫的筆名）智力的產物，如果沒有她的信念和熱情，這個運動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成立「工合」之初，資金極度困難，海倫捐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還為中國的「工合」事業四處奔走，廣為宣傳，想方設法從世界各地為「工合」籌募了數以萬計的資金。1938年4月3日，由11人組成的「中國工業合作社促進委員會」在上海錦江飯店正式成立，海倫和埃德加·斯諾參加了宣傳委員會。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武漢正式成立（「工合」旗幟至今保存在武漢市博物館)。路易·艾黎任「工合」總幹事，海倫·斯諾任副總幹事，邀請宋慶齡任名譽主席，「工業合作社」得到了國民政府批准。毛澤東同意在陝北開展「工合」運動，成立了燈具、棉毛紡織、鞋襪被服、化工、醫藥等合作社。
1938年10月，斯諾夫婦赴香港會見宋慶齡、何香凝，然後去菲律賓為「工合」籌集資金，菲律賓華僑對「工合」運動慷慨捐款。海倫還撰寫了一部關於「工合」的專著——《中國為民主奠基》於1940年在香港出版，以爭取國際上的支持，傳播「工合」思想。1942年，後來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親自作序，將該書在印度再版，並提議將該書作為印度「工合」運動的教科書，指導印度辦起了五萬多個工業合作社。「工合」還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國家興起，在賑災濟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0年底回到美國時，「衣服不多，資料和書籍卻裝了40隻箱子」。斯諾夫婦定居在用《西行漫記》的版稅在康涅狄格州麥迪遜購買的一所鄉間小木屋。隨後十年間海倫接受各報採訪，傳播「工合」思想，邀請名人加盟，成立美國支持中國工合委員會，並擔任委員會副主席，至1951年麥卡錫主義壓力下該組織解散，該委員會為中國「工合」集資350萬美元。海倫自稱「花費了生平最為珍貴的10年時光」。1953年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海倫依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美人民友好事業遊說、呼喊、寫作。自稱「一生中很多時間都用於使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門保持敞開」「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作出了一種富於獨創精神的貢獻」。[7]
1949年，海倫與丈夫離婚，終身沒有再婚，一直保留「斯諾」這個姓氏。海倫在康涅狄格州麥迪遜的小木屋度過了餘生，終身無兒無女。
1950年4月20日，海倫給宋慶齡寫信，希望宋慶齡能審閱並修改其關於中國婦女歷史的新作《解放束縛的雙腳》。該書後以《現代中國婦女》為書名在美國出版。這本書中，她以10位接觸過的中國女性為代表，着重介紹現代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和一些婦女代表人物的生平和成就，其中「孫逸仙夫人」一章共40頁。
1959年5月5日，海倫來函，再次表示希望宋慶齡寫自傳。宋慶齡在回信中告以新中國鼓舞人心的景象，並希望海倫能再來中國，親眼看一看中國所取得的成就。
尼克遜訪華、中美關係解凍後，海倫兩次自費訪華。晚年的海倫能靠領取社會救助金和替人查家譜為生。因為沒有車，買生活用品都得靠鄰居代勞。1972年為訪問中國，海倫把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日本、菲律賓收藏的字畫、掛毯、青銅器賣掉，湊夠她中國之行的旅費。海倫請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老朋友黃華幫助她辦理赴中國的手續時，黃華提出中國政府願意為她提供整個旅行的費用,但海倫堅持由自己出錢。她說：[8]「不論是埃德加，還是我，從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團一分錢。如果接受了，我們就失去了讀者，我們是獨立思考的作者」「我的書主要是寫自己在中國的不平常的經歷，寫自己與眾不同的世界觀。我寫作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表達一個純正的美國人的思想感情。」1972年12月至1973年2月初，海倫重返中國訪問2個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朱德、鄧穎超、康克清、陳翰伯、龔普生、丁雪松等老朋友會見並宴請了海倫。在離開北京到湖南訪問前，海倫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們感謝您為保持中美人民友誼的自然發展趨勢而做的一切。」隨信還送去了她的《續西行漫記》中譯本和斯諾當年在北平寫作《西行漫記》的一張相片。海倫到達長沙後，收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給她的信。毛澤東的信中寫：「你的信和你寫的《續西行漫記》一書都已收到。信寫得很好，我很久以前讀過這本書，非常感謝。我祝你在回國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來中國，你將受到歡迎。」周恩來的信中寫：「在你這次訪問期間，我沒有會見你。你離開後，鄧穎超同志向我談起你時，我對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來時仍能見我。祝你新年快樂，一路平安。」[9]在湖南期間，海倫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還在毛澤東1959年重歸故里時住過的房間裏住了一宿。還到瀏陽、文家市等地訪問，追尋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走上井岡山的足跡。[10]這次訪問，海倫收集了豐富的資料, 拍攝了上千張反映新中國人民生活、社會進步的照片。她寫出了《重返中國》和《毛澤東的故鄉》兩本書。1973年2月，海倫返美途經希臘，與中國駐希臘大使館一等秘書參觀帕德嫩神廟。
1978年10月，海倫攜荷里活的三位製片人再度來到中國，陪同攝製組重遊了故地西安、延安、保安等，並拍攝了6800英尺的電視紀錄片。10月3日，宋慶齡在北京後海北沿的寓所會見了海倫。10月9日，宋慶齡在致友人的信中感慨：「關於她（海倫）在1931年至1940年在中國生活的記錄片一旦放映，會引起什麼樣的轟動，是不難想像的。」[11]。海倫前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遺容時泣不成聲，留言「他是一位真正的偉人。他改變了中國，世界也因此變了樣。」鄧穎超、康克清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海倫。
1981年和1984年，因創建「工合」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貢獻，兩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1991年9月20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設立「理解與友誼」國際文學獎，海倫成為首批獲獎者。[7]由張鍥、金堅范專程到麥迪遜鎮為海倫頒獎。
1995年末失去獨自生活能力，搬入一家護理院。1996年5月病危時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一支小組去探視。海倫又堅持了7個月。1996年在北京和西安分別紀念了斯諾訪問陝北蘇區六十周年。
1996年6月，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海倫·斯諾「人民友好使者」的稱號。1996年6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總領事梅平與顧品鍔副總領事一起為海倫頒獎。
1997年1月海倫離世。1997年5月，在海倫的葬禮上，除家人外，中國老朋友佔了多數，其中有專程從中國來的黃華和何禮良夫婦，龔普生大使，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邱勝雲等，在《願你永遠平安》的歌聲中，送走了海倫。
著作
一生寫了64部書稿，其中十多部是介紹中國的。
《紅色中國內幕》以尼姆·威爾斯的筆名於1939年由美國多蘭姆書店出版。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胡仲持等譯，上海：復社，1939年4月版。1979年美國與新中國建交時在美國再版。
《紅塵：中國共產黨人的自傳》：1939年上海譯社翻譯出版題名《西行訪問記》，作者署名Nym Wales
《中國新女性》
《中國現代文學之動向》
《中國勞工運動》
《延安採訪錄》
《中國為民主而建設》
《中國工業合作社之初創》
《我在中國的歲月》
《重返中國》，由劉炳章、王中一、隋麗君等6人翻譯，中國發展出版社1991年版，至1995年已三次印刷，印數總計21000本。
《毛澤東的故鄉》
《七十年代西行漫記》：1978年海倫重訪中國的所見所聞撰寫成長篇報告文學《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由陝西省外事辦公室翻譯安危把其中關於中國西北的幾個章節翻譯出來，1980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以《70年代西行漫記》為書名正式出版發行。
紀念
1986年11月，紀念西安事變50周年前夕，陝西省外事辦公室翻譯安危組織了全國第一次海倫·斯諾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了他的論文《預報西安事變的女記者》，首次披露了1936年10月3日海倫在西安採訪張學良將軍的細節，闡述了海倫提前兩個月預告西安事變的經過，引起史學界的極大關注。[12]
1987年3月，安危在上海斯諾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工合之初》，首次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並提出一個新觀點：海倫·斯諾是中國工合運動的奠基人之一，「工合」的思想是海倫1937年訪問延安後借鑑家鄉猶他州摩門教的工業合作實踐提出並創立的，而且終生進行推廣。[12]
1987年7月，為紀念海倫延安之行50周年和海倫八十壽辰，收有近200件實物、照片和資料的「偉大的女性——海倫·斯諾在中國」展覽，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連續展出了三年。海倫的老朋友、黨和國家領導人鄧穎超、康克清、黃華發來賀電。多年來該展覽先後四次升級。後又在中國多地展出，並在美國展出。[7]2021年12月29日，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指導下，由湖南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江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共同主辦的《海倫·福斯特·斯諾紀念圖片巡迴展(長沙)》在長沙市圖書館二樓啟動。展出至2022年2月下旬。此次展出的圖片共120餘幅，分為10個部分，絕大部分為海倫女士在中國拍攝的實景，展示了她作為中國抗戰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在旅居中國十年間為中國抗戰勝利所做的獨特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13]
1988年6月，安危在北京大學舉辦的斯諾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長篇論文《未被頌揚的偉大女性───〈西行漫記〉與海倫·斯諾》，通過許多史料論證了海倫在《西行漫記》創作中的貢獻，比如《西行漫記》中有關朱德生平及延安的章節的原始材料其實是海倫1937年去延安採訪得到的，斯諾1936年訪問了保安但是沒到訪過延安（直至1937年1月張學良的東北軍才把延安城讓給紅軍），也沒見過朱德；《西行漫記》書中的珍貴照片，有十幾幅是海倫在延安親自拍攝的等。[12]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海倫終身摯友黃華：「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坎坷，海倫對中國人民忠貞不渝、始終如一，這種友誼的確十分珍貴。」[7]
作家、記者、翻譯家蕭乾：「沒有人像海倫這樣，實實在在一輩子獻給了中國的事業」。[7]
海倫終身好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副會長陸璀說：「海倫是架設中美人民友誼橋樑的先鋒。願這友誼之橋世世代代延續下去。」
1997年1月海倫逝世，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在發去的唁電中稱：「她對中國人民深厚的愛，她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她為促進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與友誼所作出的貢獻和奉獻精神，將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裏，在這些方面，她都是早期的架橋人，是後世青年的榜樣。她的名字，將載入中美友好的史冊，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1997年10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陝西廳為海倫舉行了追思紀念會。海倫的侄女、海倫·斯諾文學託管會的負責人謝莉爾女士與會。90歲高齡雙目失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中將萬毅坐輪椅與會。這次參會半個多月後，1997年10月31日萬毅逝世。
為了擴大對海倫·斯諾的傳播，2001年，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聯合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設立了踐行海倫·斯諾精神的「海倫·斯諾新聞獎」。[14]
從2002年開始，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美國南猶他大學和西安的西北大學共同舉辦中美兩國大學生「海倫·斯諾翻譯獎」競賽。競賽活動至今已舉辦了八屆，受到中美兩國大學生的歡迎。[15]
2007年，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和北京大學在北大校園舉辦了「海倫·斯諾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外交部長黃華、美國猶他州州長洪博培為紀念會發來賀信。原聯合國副秘書長、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金永健，海倫訪問陝北蘇區時的翻譯、燕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原輕工業部副部長余建亭，海倫1972年訪問中國時的翻譯、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美國斯諾紀念基金會副會長Nancy Wilson，北京大學副校長張國有致辭。[16]
2009年11月11日，時任錫達城市長、曾任南猶他大學校長15年的謝里特先生主持在城市中心公園入口處的海倫·斯諾雕像落成儀式。[17][18]
2021年是海倫首次來華90周年，也是埃德加·斯諾首次訪問延安85周年。2021年6月21日，由陝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陝西省宋慶齡基金會和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斯諾圖片展」在延安市紅星園揭展，展出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的110多幅珍貴圖片，其中海倫·斯諾圖片96幅。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林松添、陝西省副省長魏建鋒為展覽揭幕，陝西省外事辦公室主任、陝西省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姚紅娟，延安市委副書記、市長薛占海，海倫·斯諾的侄子埃里克·斯諾等國際友人親屬見證並參觀了展覽。[19]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李希奎表示，海倫·福斯特·斯諾是中國人民始終不渝的好朋友，是中美人民友誼之橋最早的「架橋人」之一，希望中美各界有識之士能夠繼承和發揚海倫的精神，爭當中美關係新一代的「架橋人」，在兩國之間架起更多了解、友誼、合作之橋，推動雙邊關係實現健康穩定發展。[13]美國駐武漢總領事藍如瑾說，海倫·福斯特·斯諾在中國撰寫的報道和拍攝的照片，包括後來所著的書，對於美國和其他國家想要了解中國的人們都非常重要，「她終其一生促進民間關係，增進跨文明互信，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希望她的榜樣作用繼續激勵和鼓舞中美兩國人們實現這些崇高的目標。」[13]2022年初，美國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主席亞當·福斯特致信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回顧斯諾女士為美中民間友好所作出的貢獻，感謝中國人民在過去一年及此前對海倫的紀念以及對基金會事業的支持，表示將繼承斯諾女士促進美中民間友好合作精神，為美中人民交流互動搭建橋樑。亞當·福斯特是海倫的侄孫。2016年，亞當受邀前往陝西省，參加了西北大學「兩個斯諾的中國情結」暨「紀念紅軍長征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參觀了海倫和埃德加曾經生活過的保安、延安和陝北地方，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2018年，亞當·福斯特再次訪華，出席寶雞工合紀念館落成典禮。[20]在西北大學斯諾研究中心主任胡宗鋒、安危等人的支持下，2018年在猶他州註冊成立了「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21]2022年1月27日，習近平覆信亞當·福斯特：[22]
習近平指出，斯諾夫婦積極推動了中國工合運動，為創建山丹培黎學校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銘記包括斯諾夫婦在內的國際友人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貢獻，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真摯情誼。我對海倫·福斯特·斯諾家族多年來為發展中美關係作出的積極貢獻予以高度評價。 習近平強調，希望你和基金會繼續以斯諾夫婦為榜樣，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合作作出新的貢獻！
2022年2月28日，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50周年之際，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舉辦「學習習近平主席覆信精神暨陝西省斯諾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座談會」。2022年3月4日，美國猶他州眾議院以71票贊成、0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紀念海倫·福斯特·斯諾生平及成就決議」，決議肯定海倫·斯諾在美中兩國的生活，表彰她在中國擔任戰地記者時所做的工作，紀念她獲得的獎項和榮譽以及精神遺產，並將2022年8月定為海倫·斯諾到訪中國91周年紀念月。[23]2022年2月28日晚，該決議順利通過美國猶他州參議院的表決。
2022年3月6日，猶他州議會通過一項法案，支持南猶他大學成立「海倫·福斯特·斯諾文化中心」，並將提供30萬美金的資助。[24]2022年10月7日海倫·福斯特·斯諾文化中心正式成立。[25]南猶他大學負責國際合作事務的副總裁斯蒂芬·艾倫表示，該校成立這一中心的目的，是為猶他州民眾提供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的平台，促進中美民間外交，並創造向中國推廣本地文化的機會。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井泉說，希望該中心成為學習中文的學校、展示中國文化的博物館、展開中國研究的權威機構、增進猶他-中國經濟發展的紐帶和連接中美人民的橋樑。
舞台劇《架橋者：海倫·斯諾》，以海倫·斯諾的故事為原型，講述海倫1937年只身前往陝北蘇區採訪，途徑西安時的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故事——經周密聯絡策劃，從西安的西京招待所跳窗逃出，擺脫特務盯梢，搭乘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赴延安的卡車。[26]
獨立電影製片人道奇·比林斯利（Dodge Billingsley）應楊百翰大學邀請拍攝製作紀錄片《海倫·福斯特·斯諾：見證中國革命》。
楊百翰大學哈羅德·B·李圖書館L·湯姆·佩里特殊館藏的海倫·福斯特·斯諾生前拍攝的照片、手稿、信件及其他物品最多的地方。[27]
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研究所收藏海倫·斯諾在中國的工作筆記五十餘冊，稱為「尼姆·威爾斯檔案（Nym Wales Papers）」。
參考文獻
Helen Foster Snow -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the U.S.
Biography - Helen Foster Snow Foundation
Helen Foster Snow - BYU Kennedy Center
「斯諾和海倫，黃浦江畔的愛人同志，在巧克力商店與宋慶齡初次見面」，來源：上觀新聞，2022-12-15
鄭學富：「斯諾在北平住過的三個地方」，《北京日報》，2020年04月02日。
范雪：「到陝北去:燕京大學學生對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翻譯與接受」，《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6年04期，第82-90頁。
凌揚：「海倫·斯諾——人民友誼的忠實架橋人」，《對外傳播》，1997年第6期，第34-37頁。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文博館員 霍媛欣：「海倫·斯諾與中國」，《百年潮》，2019年6期
資中筠：「憶海倫·斯諾——不尋常年代的一次不尋常訪問」，《百年潮》，1997年第3期。
魏雪巍：「海倫·福斯特·斯諾：揭開紅色中國內幕的外國友人」，《學習時報》2021年12月31日第7版
[http://www.sql.org.cn/gjxw/5408.html 《海倫·福斯特·斯諾與宋慶齡的友誼》，來源：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官網，2022-02-09。
惠樹成：「安危與海倫·斯諾」，《西安晚報》，2022年3月6日第六版。
劉曼 關紫文：「海倫·福斯特·斯諾紀念圖片巡迴展（長沙）啟動」，中新網2021年12月29日長沙電
張超男：「海倫·斯諾研究文獻綜述」，《青年文學家》，2017年第4期。
安危：《偉大的女性——海倫·斯諾》，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ISBN：9787010245898
東平：「『她對中國人民有深厚的愛』——紀念國際友人海倫·斯諾」，《國際人才交流》，2007年第10期。
彭彥涵：「「我在美國教中文」跟美國學生一起尋訪海倫·斯諾雕像」，來源：《中國青年報》，2021-11-30
《海倫·斯諾的中國情緣：做中美友誼橋樑》，來源：央視新聞，2021-06-28
文汇报驻陕记者 韩宏：“真实再现美国记者镜头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斯诺图片展’在延安市红星园开展”，来源：文汇报客户端，2021-06-21. [2022-1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2-15）.
周纯眉：“他为什么会收到习主席回信？”，来源：《中国日报》，2022-02-22. [2022-1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2-15）.
尹均生：不忘中美友谊架桥人——读习主席给亚当.福斯特回信，2022-04-1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斯诺研究中心. [2022-1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2-15）.
新華社北京2月7日電：《習近平覆信美國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主席亞當·福斯特》
蔡馨逸：「海倫·斯諾和跨越90年的中美友誼之橋」，來源：《參考消息》網，2022年3月31日
「美國猶他州將2022年8月定為海倫·斯諾到訪中國91周年紀念月」，《中國青年報》，2022-03-14
记者黄恒 谭晶晶：“海伦·福斯特·斯诺文化中心在美成立”，新华社美国锡达城2022年10月7日电. [2022年12月15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年12月15日）.
文夫：“人民不会忘记 访舞台剧《架桥者：海伦·斯诺》编剧杨军”，来源：陕西青年网，2022-03-13. [2022-12-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5-11）.
趙豐慧：「海倫斯諾 – 延安時期中國革命的見證者」，來源：中國日報網，2019-11-07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倫·福斯特”——我看她是埃德加·斯諾的上級領導。不信請看下回分解。
（二）
《海伦与斯诺的感情：结婚离婚出自同一原因——国家史册》報道：
“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 斯诺大笑，海伦也笑起来。但海伦随后说，她不想把婚事弄糟。她相信结婚，也相信离婚，相信选择和自由意愿———也许这就是后来他们离异后，海伦从不抱怨斯诺的原因。她坚持要先写一本书，哪怕永远不出版。斯诺佩服海伦的执着，但又奇怪……
海伦与斯诺在中国
在国际友人中，斯诺的名字无疑是最响的。他以其《西行漫记》照耀了整个中国。在当时与其相恋并结婚的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以其《续西行漫记》，步斯诺之后，也在中国乃至世界赢得了极大的荣誉。这在当时真堪称是一对灿烂的双星。可是细心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一直到１９６０年才得以第一次重访中国；第二次是四年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竟到了１９７０年，即其逝世前的两年。这当然主要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所致。但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中国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原因，使得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了。至于海伦，情况更糟。随着解放大军将红旗插遍中国大陆，两个“赤色分子” 斯诺与海伦反而在１９４９年解除了婚姻关系。海伦孑然一身，带着４０个装着中国材料的箱子，走遍了半个世界，穷困潦倒。直到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２年，才得以重返中国，其中又是何原因？又是谁为他们搭上了重返中国之桥？
在叙述正题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海伦与斯诺的感情波折。
在海伦１９３１年到达中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斯诺的名字了。斯诺时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并且是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年轻助理编辑。海伦喜欢斯诺的文章，每次见了都要剪下，收在一个大卷宗里。一到上海，海伦就向美国副领事打听斯诺是否在上海。他答复说，刚从印度回来，“你想见他吗？”于是副领事就在领事馆给斯诺打电话，他和斯诺的高声对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５０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阔气？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有保镖……带武器？是的，每个人都有两件。斯诺，我要是你就不管她。什么，让我替你照看她？好吧……”他捂上受话器，对海伦说： “他请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马上，就在附近。”
到了沙利文餐厅，副领事介绍说： “斯诺老是迟到。” 斯诺在印度旅行，因为热带气候生了病，回上海治疗。斯诺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不着忙。副领事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副领事想了想又说：“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海伦不理睬他。当她一抬头时，见到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着白上衣的人。他就是斯诺，脸色苍白，雀斑都显了出来。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海伦希望斯诺有运动员似的体格，希望他漂亮，但似乎第一瞥海伦就被他吸引住了。斯诺向她走来时，眼睛也盯住她的脸，以至于不止一次地被椅子腿绊住。
“斯坦利小姐，不，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我１９２７年离开堪萨斯城以来，还没见到过……”斯诺以好听的男子汉声音说道，“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那个姑娘长的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５０岁的肥胖的阔太太。”
“我不喜欢金刚钻。”海伦伸出光秃秃的第四指，告诉斯诺，她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章，希望他帮助她进行在中国的第一次采访。她把她装剪报的卷宗递给斯诺。斯诺迅速地掀翻着卷宗，感叹道：“如果我有一张你那么辛勤剪下的照片就好啦。你是第一个要求访问我的人。” 他们就这样一见钟情了。斯诺把美丽健康的海伦叫“希腊女神”。
第二年，海伦２５岁生日那天，斯诺早早地就带着栀子花来到沙利文，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没有迟到。他们喝茶，以牛肉作晚餐，以纪念他们的首次相逢。斯诺把一枚在西藏买的银戒指送给海伦，可海伦没有戴，先放进钱包里。并说：“还是先写书吧，你赶紧写你的，我也赶我的。”
谢选骏指出：人問——随着解放大军将红旗插遍中国大陆，两个“赤色分子” 斯诺与海伦反而在１９４９年解除了婚姻关系。海伦孑然一身，带着４０个装着中国材料的箱子，走遍了半个世界，穷困潦倒。直到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２年，才得以重返中国，其中又是何原因？
我看——這是因爲海倫·福斯特和埃德加·斯諾兩人在中國的特殊任務完成了，自然也就各奔東西了。下級立即另擇高枝，上級反而彷徨無定了——這從下文可以看出。
（三）
《情定上海滩：斯诺恋爱史》（杨之 2016-01-29 私家历史）報道：
当时，想去海外冒险的美国人，更多的是选择欧洲的巴黎。但是，海伦却选择了中国，这是为何呢？海伦到中国的意图是什么？是海伦的童年经历和她的父辈朋友的影响，促进了她的中国之行。海伦是一个非常怀旧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的女孩，这种观念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931年来华之前的海伦
海伦说：“我知道，我必须到国外去，在那儿待一段，大约一年时间。否则，我就永远成不了大作家，但是，我没有随波逐流，涌向巴黎。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总是认同我的祖先，他们是清教徒，1635年就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海伦先祖的清教徒冒险精神激励着她前往东方的“白银帝国”——中国，一探究竟。从经济上讲，海伦来中国更划算，因为当时中国还实行银本位，与美元的兑换率更高。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破产，美国金价徒涨，银价贬值，美国采银业受到打击。由于有利的兑换率，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只要有很少的钱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而海伦之前担任过犹他州参议员、LDS教会领袖司穆德参与领导的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这一高薪职位，为她来华旅行积累了宽裕的经费。
司穆德一向热衷中美贸易，在他的推荐下，海伦通过美国外交人员考试之后，担任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办事员。此外，海伦还肩负一个秘密使命，就是为司穆德领导的美国“白银说客团”撰写报告，为司穆德的白银货币本位议案提供证据，即说明用白银代替黄金，是有利的。
当时，中国货币仍然实行银本位，而且白银的购买力非常高。比如，一个小康之家，一天的生活费只需要一块铜元，而一块银元大约值160块铜元。如果省着用，一块银元大约抵得上半年的生活费。在司穆德为首的“白银说客团”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于是，在1930年代前期，中国大量白银被运往美国纽约“套利”。由于美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银价的上涨至少可以获利10%。在这次淘银热中，根据1934年的货币价格，每天大约有100万美元的白银流出上海。而海伦斯诺来华的秘密使命，就与司穆德白银集团的此项“白银套利”有关。
1930年代，在司穆德为首的“白银游说团”的支持下，美国提高银价，中国大量白银从上海运往美国套利。
海伦继承了她母亲善于交际的天赋。当她在西雅图启航时，还顺带找到一份兼职。那时，西雅图的美国邮轮公司的太平洋航运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缺乏游客而濒临破产。为此，著名的斯克利普斯报业联合会驻西雅图分会聘请海伦作为远东通讯员，请其写文章鼓吹东方旅游业的前景如何美好，以拯救已经死去的美国西雅图邮轮业。
1931年8月，美国“林肯总统”号客轮轻快地驶入黄浦江，甲板上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欲一睹向往已久的上海外滩码头的风采。在这些人中间，只有两位青年女子，其中一个是23岁的海伦，一个是帕特·墨菲，她的丈夫是海军上尉，此刻正在长江巡逻舰上执行任务。
海伦穿着白色的西装短裤，头戴遮阳纱巾，手拿相机，不停地对着外滩拍照。旁边还站着两位献殷勤的男士，其中一位是来自安那波利斯的海军上尉，他帮海伦提着高尔夫球拍；另一位是弗吉尼亚的小伙子，看上去很高傲的样子，手中拎着海伦的网球拍子。这些旅客基本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大多数要去菲律宾的马尼拉，有几个是英美烟公司的新雇员。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茫然无知。唯一的中国通就是海伦。
来华之前，海伦做足了功课。她特意阅读了刚刚出版的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在家里时还读过著名中国通J.B.鲍威尔的《临城劫车案报告》，叙述他在1923年在山东临城被土匪头子孙美瑶绑架的故事。此时的黄浦江上，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军舰、商船自由驰骋，横行霸道。“林肯总统”号靠岸时，一群洋车夫为争夺拉客生意，争吵起来，动起了手脚。前来迎接的美国邮轮公司的代理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他对海伦一行人说：“现在中国人不敢伤害外国人”，“看上去似乎很危险，别管他们”。
从外滩码头到理查饭店，只需要穿过外白渡桥，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但是，美国邮轮公司代理人讲究排场，他雇佣了20多辆洋车，将海伦一行送到理查饭店大门口。这家位于外白渡桥畔、黄浦江拐弯处的理查饭店是由某个美国船长出资建造，一度是东方最漂亮的旅馆，它的对面是俄国驻沪领事馆。这时的上海滩大约有3808名美国人，他们拿着用美元支付的工资，而一美元可以兑换中国银元四到五块。
1930年代，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而理查饭店（浦江饭店）就在桥北侧。
当他们的美国同胞在国内饱受经济危机的折磨时，海伦和她的美国旅伴此刻却能在中国享受着王子般的生活。海伦说：“在理查饭店的大厅里，我们没有等候就登记完了。每人有一个穿着白上衣、满脸堆笑的侍者做向导，带我们进入房间。从码头到旅社简单的洋车旅行，已经把我们从普通人升格成了达官贵人。在一个苦力价格低廉的异乡，我们的额头上印有美元的标记。”
年轻漂亮的海伦来到上海之后，简直成为上海外国男人中的“女皇”，整天有许多未婚的美国高富帅男士围着她转来转去。那时的上海滩，外国人男女比例是10:1左右，即使姿色平平的女孩也能成为“一天的女皇”，更不用说年轻漂亮、气质超群的海伦了。海伦居然还没有结婚，这个爆炸性消息在上海的美国单身男子中间传开了。很快，有六位有钱有势的美国男子决定追求海伦，他们找各种借口约见美国驻沪总领事柯宁汉，为的是“顺带”邀请海伦。
在美国领事馆工作不久，海伦就从普通办事员升格为总领事柯宁汉的私人秘书兼社交秘书。海伦在美国领事馆的升迁是“直升机式”的，其背后的助力显然是LDS教会的领袖、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元老司慕德的推荐信发挥了作用。海伦自己就说：“我来上海时带的不是社交短笺，是给老中国通的命令，请他们照顾一个到帝国前沿阵地来考察的年轻的美国人。柯宁汉和他的对手密勒和鲍威尔都是这样理解这些介绍信的。”
这一职位薪水非常高，如果将美元再换算成中国银元的购买力，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上海美国总领事柯宁汉此时还是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中的“首席领事”，外号“上海的沙皇”。作为“上海沙皇”的私人秘书，海伦也成为中外社交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美国总领事柯宁汉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他已经在上海生活多年，自五四运动时就一直在担任上海总领事。在他的带领下，1926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同意在中国外滩建造一幢新的美国驻沪领事馆大楼，以显示“美国在上海的永久利益”。
美国驻沪总领事柯宁汉
她的权力非常大，诸如美国总领事和上海美国侨民团体的社会活动都归她管。为了显示美国领事馆的“尊贵地位”，海伦往往会故意延迟与来访的各界来客的会面时间。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是为“一二八事变”。这天晚上，美国驻沪著名记者亚朋德已经提前获得日本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他特意打电话给海伦的领导美国驻沪领事柯宁汉。但是，柯宁汉在电话里说：“你肯定错了。日本总领事半小时前亲自来拜访，向我保证说，中国接受了日本书面要求后，整个危机就结束了。闸北没有陷入混乱，既没有暴动，也没有抢劫。”
1月28日晚，当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钟声敲响11下之后，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死寂。晚上11点5分整，城市里响起了枪声，很快，机关枪开始突突作响了。日本人派出海军陆战队跨过公共租界边界，进入闸北。当时驻守闸北的是十九路军。次日早晨，日本开始轰炸闸北。刚来不久的海伦冒着战火，采访了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十九路军长军蔡廷锴将军。在战争期间，海伦穿着外国记者常用的防水短上衣，脚登皮靴，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拍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照片。
海伦（左一）采访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右一）
对于日本轰炸上海闸北，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无比震撼。国际主流媒体发布社论，抨击此事。尤其是英美等国媒体更是强烈谴责。日本轰炸上海期间，海伦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记载了她的战争见闻：“昨天，我到了战场。埃德加·斯诺带我到上海北站，那里发生了很大的伤亡。在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中国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一名中国号兵”。
1932年国庆，海伦当上了“美国侨民委员会”秘书，她在上海的社交活动达到了巅峰时刻。海伦在上海滩担任美国领事馆的社交秘书时，正是美国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代。自1927年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之后，中美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在中国更受欢迎。以胡适为代表的“华美协进社”此时正致力于中美文化的友好沟通。曾担任华美协进社主席的孟治（Paul Chih Meng）说：“今天，美国被中国人民看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作为美国驻沪领事馆的社交秘书，海伦成为沟通中国友谊的当然使者。
在正式场合，海伦通常穿戴一件正式的礼服，这套礼服是一件粉红色的长裙，有一个宽领和黑色丝绒腰带，穿的时候戴一顶宽檐的平顶草帽，旁边垂下一条黑色丝绒的细长带子。有许多宴会场合，海伦用一只手提着长裙，操办着各种事情，这时她总能感觉到有一双充满忧思的迷离的眼神望着自己。这双迷人的眼神是埃德加·斯诺投过来的，他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是《密勒氏评论报》老板鲍威尔的“干儿子”，两人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自1927年斯诺离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来上海后，鲍威尔夫妇就把斯诺当做自己的养子看待。鲍威尔40岁左右，是一个夜猫子，戴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一个猫头鹰。他和斯诺都是著名的亲华人士。
对于怀揣作家梦的海伦来说，著名记者斯诺是她崇拜的偶像。故而，海伦刚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斯诺见面了。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是在上海外滩的“沙利文”店，这家店是上海唯一出售冰激凌的地方。而充当“红娘”的则是上海美国副领事，这个副领事瘦高个，为人友好，也是一个单身汉。他当时也想追求海伦，当海伦提出要见斯诺时，副领事很不情愿地拨通了斯诺的电话。但是他有意让这次约会泡汤，故而他在电话中对斯诺说：“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海伦的姓）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 副领事与斯诺的通话，被一旁的海伦都听见了。尽管副领事在电话里反复强调海伦很“胖”，很“老”，斯诺还是答应见一下海伦。约会的地方就是外滩附近的沙利文店。
1930年代的埃德加·斯诺
电话挂掉之后，副领事吃醋了，他开始说斯诺的坏话了。他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上海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又说：“我还没有结婚，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在沙利文店，海伦抬到看见一个“消瘦的、长得匀称的、穿白上衣的人进来了”，这人“脸色苍白，雀斑也现出来了”。在向导的介绍下，海伦知道来人就是斯诺，她非常失望。此前，她想象中的斯诺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强壮的，健康的世界旅行家。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
不得不承认，斯诺是一个恋爱高手，他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总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傲慢。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了像你这样的那个姑娘长得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肥胖的阔太太。”当时的美国青年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是彼此打趣，这是一种猜谜活动，总是调皮地让对方摸不透。与其他急乎乎的美国单身男子不同，斯诺谈吐自然亲切，举止文雅，这一点打动了海伦的芳心。之后，沙利文成为两人经常约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宋庆龄，成了朋友。沙利文是上海美国侨民寄托乡愁的地方，当你品尝着那清洁的冰甜的冰激凌味道时，美丽的乡愁就在心中融化了。
担任上海美国领事馆社交秘书的海伦，身边都是追求者。
为了更好地接近海伦，斯诺聘用海伦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驻外记者，而且直接归他领导。当海伦告诉他，要计划写一本书，而且“25岁之前不结婚”时，斯诺没有反驳，而是顺着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但是，1932年9月21日，海伦25岁生日那天，斯诺开始了正式的求婚行动。
这天，斯诺早早地带着栀子花来了。两人照常去沙利文喝茶，纪念一年前的首次相逢。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斯诺羞涩地说：“你已经过了第25个人生的里程碑”，同时将一个银戒指送给海伦。海伦说：“先放在我钱包里吧，写书是优先的”。斯诺说：“从一年以前，我们坐在这张桌子的头一分钟起，我就知道了。这不是真正的阴阳，是八卦命。你不觉得我们的婚事不但是在天堂做成的，而且是在中国天堂做成的”。谈到婚事，海伦提议等她来年的生日时再算命决定吧。
斯诺等不及了，他拉起海伦的手，两人乘车去了静安寺。庙门口有一个老和尚，满脸皱纹，还有一个长着毛的痣。斯诺提议请老和尚算命。老和尚匆忙拿起竹筒，请他们抽签。随行的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说：“两人命理很合，老好，有福气，应该立即结婚”。其实，司机早已被斯诺给买通了，他说的话哪里是老和尚的话呢，都是斯诺事先编好的台词。斯诺说：“天意，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一旁的司机也咧开大嘴，会意地笑了起来。就这样，海伦被斯诺征服了。
在去东京结婚之前，宋庆龄请他们吃了晚餐，并在宋宅遇见了杨栓，杨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1932年的圣诞节正午，斯诺与海伦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领事馆结婚了，证婚人是约翰·阿里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就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很多不了解美国政治内情的日本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罗斯福当选总统，就会让对日本不友好的国务卿史汀生从此消逝”。据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的日记记载，当时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两个日本仆人听到罗斯福当选总统的消息，高兴得欢天喜地，说：“史汀生就要下台了”。其实，这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美国人是坚决抵制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此刻，正在日本东京度蜜月的斯诺夫妇就是美国人反日情绪的代表。
海伦与斯诺的结婚纪念照
在当时的来华外国人中间，作为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牌记者，斯诺是出了名的，而他的亲华立场也是出了名的。准确的说，斯诺的亲华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上。而海伦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结婚，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在那时的来华外侨中间，斯诺其实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外国侨民用近乎吓唬的口吻对海伦说：“别跟斯诺和鲍威尔来往，他们是亲中国的”。
对于此种“偏见”，海伦不以为然，她说：“我不愿被任何像‘亲中国的’这样听起来可怕的东西传染，……我一直是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有我自己的学术见解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斯诺结婚，海伦也渐渐地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明德史馆”：LightOfHistory_2015）
谢选骏指出：斯諾夫婦其實就是敵後工作的革命夫妻，換言之，是組織安排的亡命之徒。一旦回到美國的自由社會，就原形畢露了。——
1946年，史諾與洛伊斯·惠勒（1920.7.12-2018.4.3）在俄羅斯戰爭救援組織（Russian War Relief）於紐約舉行的一場聚會上相識。1949年與海倫·史諾離婚。兩人於1949年結婚，這就是史諾的第二段婚姻[9]。二戰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因為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史諾被FBI質詢並要求招供其共產主義活動。史諾在文章中感嘆美國的偏見、保守和反共情緒。1950年代後期，他又出版了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以前未發表的材料作為學者研究補充的《紅色中國隨記》(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和截至於1949年的自傳《復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由於在美國難以寫作維生，1959年史諾與妻子洛伊斯帶着兩個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恩遷居瑞士埃桑[10]。
谢选骏指出：從倆人交往的過程看，海倫的角色顯得更加吃重，很可能是組織安排她去中國拉攏埃德加的，她是幕後牽綫者的手中傀儡可能較大。
（四）
《海伦·斯诺——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中国日报网 2019-11-07）報道：
左起：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的侄子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侄孙亚当·福斯特（Adam Foster）和侄女黛布拉·福斯特（Debra Foster）参观“蒂莉姨妈故居”，海伦·斯诺在盐湖城读书时曾在那里住过几年。 摄影：张玉安
八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亚当·福斯特和他的父亲约翰在盐湖城J街州政府大厦以东一片安静街区的一座小房子前停下脚步。在福斯特家族中，这座房子被称为“蒂莉姨妈故居”。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1931年去中国之前，在盐湖城读高中和犹他大学时曾在这里与祖母同住了几年。
海伦的侄子约翰·福斯特说：“大约70年前，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来这里。海伦上学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约翰很怀念她，回忆到：“那时候我非常穷。我的父母没钱过冬，他们就借走了我攒下的用来上学的钱。海伦每月寄给我50美元，我才能读大学。她很有才华。她给我写的单行距信件都有两三页长。信里会说到很多事情。”
安德里亚·米林纳（Andrea Milliner）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在亚当·福斯特联系她之前，她从未听说过海伦这个人。她说：“我很惊讶，立刻搜寻有关她的资料。实际上，维基百科里有对她的介绍。她对中国的影响，她的成就以及中国人对她的崇敬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了解这座房子的历史真好。”
不知道海伦的人不仅仅是米林纳一个。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曾在中国拍摄并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但在美国和海伦的故乡犹他州，很少有人知道她。就连她的家人，包括约翰和亚当，在海伦于1997年去世之前，对她在中国的盛名都知之甚少。亚当·福斯特上大学时，曾读过他姑奶奶海伦写的《我在中国的岁月》。但是仅阅读了前几章，他感叹到：“哇，这太酷了”。然而，他并没进一步的去思考。他知道，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之后，他的姑母重返中国。但美国媒体很少有关于她访问中国的报道，因而他对此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大约三年前，亚当·福斯特作为海伦的第三代血亲，受邀前往西安，出席西北大学斯诺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他回忆到：“揭幕仪式非常隆重。报纸和电视记者都到场（采访报道）。我当时有点儿懵，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海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后，我阅读了她的书，还读了埃德加的《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这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自己曾是多么的无知。”
海伦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家里有一台相机。1931年，24岁的海伦带着家里的相机来到上海。在那儿，她遇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坠入爱河，不久便结婚了。
海伦·斯诺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她为美国多家出版社撰写通讯稿。她拍摄照片，撰写有关中国抗洪和抗日战争的报道。斯诺夫妇还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年，她跟随丈夫的足迹前往延安。据说，虽然毛泽东之前接受过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但这是他第一次讲述红军的历史。海伦与毛泽东成了朋友，毛泽东许可她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和红军充分接触。她采访了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并为他们拍照，做了大量的笔记。
1978年，海伦·福斯特·斯诺与时任外交部长黄华合影。（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L.汤姆·佩里特殊馆藏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文献）
海伦提议组建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运动），为中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对抗日本侵略者。这个想法得到了毛泽东以及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合作社模式后来也被其他国家采用，例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印度组织的合作社至今仍广泛存在。
斯诺夫妇1940年回到美国，1949年二人离异。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度过了余生。 她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基于上世纪30年代她在中国收集的资料撰写而成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她曾两次重返中国。
谈到海伦在中国的10年经历时，约翰·福斯特提到，他的祖母，也就是海伦的母亲，曾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海伦。“海伦的母亲汉娜·戴维斯·福斯特（Hannah Davis Foster）教海伦采访亲戚，给他们拍照，并询问他们的生活故事。海伦的确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约翰·福斯特说：“母亲教会了海伦如何捕鱼，如何耕种以及如何生存。海伦在延安采访共产党先辈时，这些技能就发挥了作用，她因此感到某种亲切，她也这样生活过。”
亚当和约翰·福斯特认识到他们的先辈和红军之间的相似之处。约翰·福斯特说：“海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系，是因为她也来自一个远征的家庭。因为密苏里州颁布‘灭绝令’，要杀死所有所谓的摩门教徒，包括海伦家族的这些先辈们为了逃避迫害（千里迢迢）来到犹他州。从密苏里州到犹他州，这是他们长达1300英里奔向自由的长征。”
亚当·福斯特认为，海伦之所以对她自己与中国的关系缄口不语，是因为麦卡锡时代的红色恐怖。“她曾受到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在那个时代，如果你与共产党有任何牵连，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认为，她不想将我们卷入其中是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埃德加那时也不得不离开美国去瑞士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她或埃德加·斯诺的原因。”
当独立电影制片人道奇·比林斯利（Dodge Billingsley）被杨百翰大学（BYU）邀请制作海伦纪录片时，他也不知道海伦·斯诺是何其人也。拍摄制作纪录片《海伦·福斯特·斯诺：见证中国革命》的两年经历，使比林斯利对海伦的人生历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说：“我之所以喜欢海伦，是因为她很勇敢，敢于做与众不同的事情。那时中国正在经历一些深刻的变革。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变革。”
比林斯利也读过埃德加·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这是西方人写的有关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最近在中国刚被改编成电影。比林斯利说：“海伦拍摄的照片确实把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推到了世界舞台让人们了解，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应有的赞誉。她为世人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但却并没有像埃德加那般被关注。说实话，我为海伦感到难过，因为埃德加是一位文笔更好的作家，得到了更多关注。从我读过的书中我了解到，这种被忽视困扰了海伦一生。”
比林斯利发现，海伦非常独立，这一性格特征也为他的纪录片增添了额外的元素。“海伦还是女性研究关注的焦点。许多大学因研究中国历史而索要这部纪录片，但是许多其他学校将该片用于女性研究，因为海伦是一个女强人，在大多数妇女还裹足不前的时代，她走出国门，并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上世纪30-40年代，她表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比林斯利说。
聘请比林斯利制作纪录片的杨百翰大学是藏有海伦·福斯特·斯诺生前拍摄的照片、手稿、信件及其他物品最多的地方。
左起：杨百翰大学L.汤姆·佩里特殊馆藏馆长约翰·墨菲（John Murphy）；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福斯特；海伦的侄子约翰·福斯特。2019年8月，他们在杨百翰大学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讲述海伦生前的生活。摄影：周纯眉
约翰·墨菲是犹他州普罗沃市杨百翰大学L.汤姆·佩里特别馆藏的馆长。他介绍说，藏品分装在179个盒子里，包含海伦生前拍摄的5,000多张照片。他展示了一些照片和物品，以便让记者对所有藏品有大致的了解。
物品中包括海伦曾在中国穿过的两件中式传统服装，一件红色，一件灰色；还有一条黄黑灰三色相间的格子围巾，这条围巾是由中国工业合作社制造并送给海伦的礼物，感谢她为组织工合运动所做出的努力。墨菲解释到：“这是现存的当年制造的两条围巾之一，非常珍贵。”还有一份文件，标题是：“就少数民族问题对博古的采访”。
在展示的众多照片中，好多是毛泽东站在延安窑洞前的照片；有一张是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坐在桌旁；还有一张是海伦与一名红军的合影。“那是给她安排的警卫员，”墨菲解释到。他指着几个小男孩表演节目的一张照片说到：“他们自称为红小鬼。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 亚当·福斯特补充说：“这几个红小鬼中的一个，后来成了一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
墨菲讲到：“有些照片是由玛格南图片社授权的，但许多照片从未授权过。海伦在许多照片的背面都附有文字，标明照片拍摄的地点、时间以及照片中人物的身份等关键信息。”美国杨百翰大学正在与西安的西北大学合作，将照片背面的文字信息翻译成中文。墨菲说：“我们扫描了这些照片。最后，中英文照片说明文字都将作为元数据嵌入照片中。”该项目完成后，杨百翰大学计划将其上传到网上，供所有人免费使用。
海伦·福斯特·斯诺与朱德将军合影。照片1937年拍摄于延安。（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哈罗德·B·李图书馆L.汤姆·佩里特殊馆藏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文献。）
海伦的侄女谢丽尔·福斯特·毕绍福说，这些照片和资料能得以传播正是海伦的夙愿。她回忆到：“我在一个夏天看望祖母时，对钢琴上摆放的一张海伦在中国的照片产生了兴趣。照片中的海伦姑妈是如此的美丽。我经常问祖母何时能见到她。”1945年，当全家在爱达荷州度假时，六岁的谢丽尔才第一次见到海伦。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所有人，海伦就带着她住到一家旅馆里。“那次度假是我和海伦共同的经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些非常温馨的信。之后的日子里，她会送些纪念品给我们。她关心家中所有的孩子。”
后来，谢丽尔嫁给了一位商人，他的敏锐给海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她请毕绍福夫妇担任她的文稿托管人。他们同意了。
1978年，海伦带着摄制组前往中国时，路过当时毕绍福一家居住的洛杉矶。谢丽尔·毕绍福说：“她和我们待在一起，让我们启动海伦文学托管会，并与律师讨论了她的要求，然后托管会就成立了。” 海伦将她所拍摄的大部分照片寄送给毕绍福。毕绍福从中整理了250多张，1997年出版了《架桥：海伦·斯诺画传》。
在海伦1997年去世前，毕绍福夫妇曾数次前往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整理材料。谢丽尔·毕绍福说：“到处都是资料，她将所有资料都保留了六份副本，大约有600箱。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编目，以确保没有重复。”最终，他们将材料缩减到大约200箱。
“海伦交给我和我丈夫三个文稿托管任务：一是为她妥善保管她的照片、手稿、笔记、手工艺品等所有物品；二是向学生和后代提供她所收集的这些资料；三是继续推广她的著作，使其将来在下一代年轻人中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谢丽尔·毕绍福表示，对她而言，成为海伦文稿托管人是相当重要的经历。她说：“海伦是我的姑姑。有人告诉过我她的重要性，但是直到我去了中国，我才深刻意识到这种重要性的含义。”作为海伦文稿托管会主席，谢丽尔·毕绍福曾在1984年首次访问中国。她说：“与中国的交往对我来说出乎意料。海伦的一生大多围绕着中国和她的中国朋友。她的一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她教会我们即使在困难时也要忠于友谊。”
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几张照片。（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海伦·福斯特·斯诺馆藏。）
谢丽尔·毕绍福背诵了海伦创作的友谊诗：
友谊不是长在路边的一颗草，
它是我们一天天悉心浇灌的珍宝。
你向来知道友谊的真谛；
并要表里如一。
你挺立在一个个十字路口，
那么善良、忠贞、刚毅。
谢丽尔·毕绍福说，“海伦去世后，除了在康涅狄格州举行的葬礼外，还分别在西安、北京和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举行了三场追思会。北京的追思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是中国给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谢丽尔·毕绍福正在将火炬传递给下一代。大约半年前，海伦家族的第三代人亚当·福斯特创立了海伦·福斯特·诺斯基金会，传承她的遗产，继续她业已开启的事业，为增进国际间的理解架设桥梁。亚当·福斯特说：“我们通过教育来帮助美中人民了解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关键时期（的历史）。我们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烈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所做出的牺牲。”
他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美中之间的关系现状，说：“目前，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政策都来自对华恐惧。我认为，这种恐惧都源于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我们一提到中国，就联想到俄共。但这两者截然不同。遗憾的是，长久以来，美国人对此一直不了解，这导致了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恐惧。”他认为，只有当代美国人对这段历史有了足够多的了解之后，美中关系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新中国如何走来？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人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我们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讲述这些故事，这是我们建立基金会的原因之一。”
（中国日报 周纯眉、张玉安 美国犹他州盐湖）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伦每月寄给我50美元，我才能读大学。她很有才华。她给我写的单行距信件都有两三页长。信里会说到很多事情。”——我看那時的50美元，可以買二兩黃金，等於現在的五千美元……海倫游手好閑，哪來這麽多的錢？可能來自美國人恐懼的共產國際！
（五）
《海伦·斯诺如是说》（萧乾）報道：
楔子
一九七九年八月动身之前，美国来信说：务必把写作或研究计划全带来，保证有充裕的时间。我就当真开列了整整十个项目。其实，可以设想：海内外隔绝了那么三十年，好容易碰了头，聚了首，还能容得我象平时那样去伏案埋头！果然，“中国周末”一结束，东西岸的朋友们都纷纷来约，计划随之全打乱了。四个半月中，十个项目我勉强只完成了一项：访问已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
我们好象一九三五年在海淀分手后，就没再见过面。那以后，我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在上海，她在北平；我去剑桥，她回纽约。信是通过，她甚至还记起我从英国给她寄去过一双兔毛绒的拖鞋，然而四十五年没见过了。
我很重视对海伦的这次访问，因为外国人中间，象她那么了解中国的寥寥无几，象她那么从三十年代就对中国友好的就更少了。三十年代，她看到过甚至也经历过中国的苦难，七十年代她又两度重访我国。要问她的话很多。出发时，我在太平洋的上空就琢磨起怎样来进行这次采访。事先略微晓得她住的很偏僻，生活颇潦倒，所以她没地方让我过夜，附近也未必有什么客栈。况且同朔望同志我们是个二人代表团，我总不便跑开去独自完成自己的什么计划。
因此，九月初我就从衣阿华城写信给海伦，建议把笔谈和面谈结合起来，并且以书面为主。也就是说，在去访问她之前，我先在信里提出问题，她也先在信里答复。面谈主要是叙叙旧，同时补充一下她信里没说透的地方。也许由于是老朋友，更可能是由于她最了解采访的甘苦，我从海伦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合作。在短短一个多月中间，我们往返了五六封信。我的信大都很短，寒暄之外，都是些干巴巴的问题；而她的信滔滔不绝，往往长达万言，对我所提出的一切，她都不惮麻烦地一一作复。
十月下旬，我们开始了东岸的访问。事先我同海伦通了电话。她原假定我从纽约去看她，就建议我搭火车到纽黑文，再换乘出租汽车，甚至告诉我，车钱大约是十六元。及至她晓得我要去耶鲁大学举行座谈，就说那里离她更近。
我是一个人去的耶鲁，住在昆曲大师张充和同她那位美国姑爷、汉学家傅汉斯教授家里。座谈结束后，充和为我准备了一些送海伦的中国食品罐头。第二天一大早，正在研究古乐府的汉斯教授就权当我的司机，开车陪同我去访问了。我们奔驰在金色的美国原野上，高速公路两旁是一片温柔可人的秋色。按照头晚海伦在电话中所指点的：我们进了麦迪逊以后，再折回纽黑文方向开上一段，走过一个公路收税站，顺着六十号叉道而下，就来到她所住的门格尔镇。可惜我们忘记她另外一句话：“我是右首第一家”，围着路南她那个小木屋打了几个转才去叩……
海伦也在伫候我们，所以很快她就微笑地张了双臂由树丛中出现了。拥抱之后，我才转过身来介绍汉斯。时间真是个忍心的魔术师，我简直认不出海伦来了。三十年代她原是个细长个子，如今胖了——圆了，把蓝色的大眼睛挤成了一道缝缝。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当年她那象挺轻机关枪的谈锋却还健在。而且历尽数十载沧桑，她的语气更加肯定，自信，我象是来朝拜一位预言家。
这所白木屋背面临街。我们绕过屋角，穿过树丛才来到入门处。海伦一上石阶就介绍说，这房子可是个老古董，一七五二年盖的，最初的主人还是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士兵呢。这时我记起四四年秋天在巴黎遇到埃德的那次，他告诉我曾用《西行漫记》的版税在纽约北边买了三亩地，上面有两间十分古旧的房子。他说，“幽静极了”。现在我觉得它不只幽静，而且很孤寂。
这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木屋好象也感到疲惫了，它有些倾斜。屋门很低，比我略高的汉斯走进时得弯下腰去，里外间总共好象也就二十来米。这里，椅子是东倒西歪的，壁上的油画不但有蜘蛛结网，并且罩满尘埃。桌上的摆设象儿童玩过的玩具，凌乱无章。书刊文稿东一叠西一叠，到处都是。屋中央是这小木屋的神经枢纽——一架电动打字机，从这里，海伦这位使命感特别强烈的女作家，向世界，向后代发出她的信息。
她拉着我的手十分感动地说：“老朋友中间，你是唯一费了这么大劲到麦迪逊来看望我的。”我说，我这也是代表所有关心她的中国朋友们而来的。她又无限感慨地说，“我很高兴你又能写作了。埃德如果在世的话，他也会十分高兴的。”接着，她又念叨起杨刚来：“她死得太早，太可惜了!三五年她同我分手去的天津，三八年我们在上海又见过一面，四〇年她在美国来看过我。喏，还在这儿住了一夜。那天很冷，她穿的很单薄，我给了她一件丝绵袍，叫她穿走了。是玫瑰色的，可惜太大了些。”接着又说，“她好象变了个人，脸上没一点表情，象是很不快活……”
她说，一九四九年同埃德离婚以后，她一直就住在这儿；说在美国她是个奇迹：一个月靠三百元过活。①自打麦卡锡迫害文化人，她出书困难了。她告诉我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写中国，职业上她现在是靠替人查家谱生活。她是全美国九十九位合格并领取执照的家谱学家中的一位，十七世纪是她的专业。查家谱，每小时的报酬是三元。这笔收入不但微薄，而且极不可靠，只够交水电和电话费的。另外(她指对面一座小木屋)，是把埃德当年的写作间租了出去，每月可以收上一百来元。十年前她满六十二岁时，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了，每个月一百一十元。房子是自置的，不必交房租，可是每年还得纳税。她已经十年交不上税了，每年要再加百分之十二的利息。现在总欠政府四千五百元了。如果照章办事，她随时都可以被赶出家门的。
她领我看了看斯诺那个写作间，如今租给两个搞美术的姑娘，是进身也很狭，屋顶很矮的两间，叫“玉米仓”。一位姑娘似乎正在画着什么，我们进来她马上搬开了。海伦指着那张书桌说，埃德在那里写过三本书。汉斯马上提议我们就倚着那张书桌拍个照。
海伦现住的那个木屋原有三个房间。为了节省燃料，她只使用两间。她领我们看了另外一间，里面堆满了装水果蔬菜的那种硬纸盒子。
“那是我从一九四〇年回到美国以后，写成至今没人肯出版的十七部书稿。”她象是慨叹又象是抗议似地说。我也怀着为她而愤懑的心情轻着脚步踏了进去。这里有一些是康涅狄格州的“县志”一类著述，有英美历史专著，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但大部分还是与中国有关的，如她的自传《在中国的岁月——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中国人物侧影》，《旧中国的妇女》，《图腾与中国铜器》，还有以中国为背景或题材写的文艺创作，如《小红门》。一边翻看，我一边在思索：十七部文稿！那就是说，一部被出版商退回来，不但不沮丧，却接着又写一部，一部又一部地这么积累成十七部文稿，让它们在那里承受着尘埃的笼罩，也说不定还有老鼠啃嚼。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我问她回美国以后她都出过什么书。光家谱学方面她就大大小小出版了不下二十种，包括一本七百页写她自己家族的。在已出的作品中间，她最得意的是《寓言与比喻》。这是用一系列伊索寓言式的小故事讽刺美国机械文明的。她告诉我美国和瑞士都有评论家把它列为不朽之作。更吸引我的是一本名为《红色的尘埃》的书，记她三七年在延安访问刘少奇、洛甫、王稼祥、傅连暲等著名共产党人生平的。初版本是斯坦福大学印行的，七二年又出了精装本。
我心坎上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没好意思问出——是：报刊上时常读到美国作家写一本畅销书动辄收入几百万元。这里，这么一位辛勤、严肃、学识渊博的女作家，一生写了几十本书，晚年怎么会潦倒到这种地步·
第二个问题我问出口了：海伦，十七部书稿这么无限期地搁浅，你还写下去吗？她眼睛里闪出一道令我肃然起敬的光亮：“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们而写的，我是为后世而写。”
接着她告诉我，三六、三七年间，她同埃德住在哈德(崇文)门的时候，那里出了件人命案：一个在天津上学的十七岁英国女孩帕米拉·沃纳突然被杀害了。当时那一带只住了海伦和帕米拉两个外国女性。有人推测要杀害的本来是海伦，因为他们夫妇一直热心支持北平学运，又先后去过陕北。当时经常出没平津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及其爪牙是不会高兴的，朋友就劝他们赶快搬走。海伦正想把这件事传奇化了，写成一篇《狐楼附近的一座鬼屋》。
她送我们出来时，屋旁灌木丛中的池塘里传来一阵啁啾声。她赶快拉住我，小声说：“瞧，大概是野鸭，要不就是从加拿大飞来的黑鹅。它们时常来看望我这老太婆。当年埃德一写累了，就去看他那心爱的池塘。树林里有时还能拾到草莓呢。”
下面就是记我对海伦的访问了。我们大致采取先近后远的原则，然而她的思路太快了，时而三十年代上半期的北平，时而是下半期的陕北；时而谴责当前美国的黄色文化，时而又展望中国的未来。总之是海阔天空，涉及面很广，也不断重复。这是经过归纳整理的。但是可以向读者们保证的是，这些都是海伦·斯诺的原话。我没带录音机，然而这些话大半都是由她那架打字机记录下来的。
两次重访中国观感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海伦·斯诺重访我国。一九七八年她又偕好莱坞的三位制片人员再度来到我国。除了重游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三七年访问过毛主席的陕北志丹县(原名保安)外，还拍摄了六千八百英尺(十二英里)的电视纪录片。前一次重访时，尼克松刚刚访华，“四人帮”还在台上；后一次访华，我国已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
萧：海伦，你这两度重访中国，参观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新老朋友，你对所见所闻的一切，有什么感想？
海伦：我觉得中国的发展是之字形的，有时前进，有时停顿。这也许是必要的。中国应当有第五个现代化——头脑和心理的现代化。中国还应努力创造一种高级类型的社会主义，应注入中国现在所缺乏的一种新的素质：创造力，独创精神，要产生象鲁迅那样的经典著作。尽管鲁迅主要写了杂文、小品文和短篇，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鲁迅对西方文明的秘诀掌握得最好：创造性、独创力。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出孔子思想是某些祸患的根源，因为祖先崇拜使青年一代陷于瘫痪，他们丧失了独创力。当然，孔子思想在早期是有过功绩的。它有助于中国民族的生存，但不利于进步和发展。宗法社会把中国的儿童和妇女实际上置于奴役境地。它比新石器时代要进步，但是宋朝至太平天国的近一千年，它成为进步的障碍了。
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所有的妇女予以重视，因为女性有它特殊的作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包括对妇孺给以特别的保护。折磨艺术家是一种野蛮行为。那是后退到古老的概念，草菅人命，对才能不加珍惜，只许用老的一套来重复同一题材。社会主义是善的，不是恶的；是进步的，不是后退的，尤其在中国是这样。
萧：你谈到鲁迅的作品，我知道埃德和鲁迅有不少交往，他们在三十年代见过几次面？鲁迅对埃德有过什么影响？
海伦：埃德在上海同鲁迅也只见过一面，那是一九三二年末。当时他想翻译鲁迅的作品，并且已动手译了《阿Q正传》。你得了解旧中国的恶势力才能了解鲁迅，他毕生都在同那些势力作斗争。我个人从未见过鲁迅。可是埃德和我都从北京给鲁迅写过信。一九七三年我听说我们的一封信现在还陈列在绍兴鲁迅博物馆里。我同埃德都极钦佩鲁迅。
埃德最早是受孙夫人的影响。他去访问她，并且给《纽约先驱论坛》杂志写了一篇出色的文章。他是老早写的，但是到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才登出来。当时孙夫人正回中国去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从那以后，她公开抨击蒋介石及其政府。她处境危险，但她坚强勇敢。最使埃德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词，而是她的行动。后来我对她和中国有了了解，我也受到她的影响。我读过埃德那篇访问记的原稿，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会见了她。孙夫人经历了从一九一五年到今天的全部中国历史。她真了不起！中国应以产生这样一位女性而自豪！她永远站在正义方面，必要时，她甚至同她的家庭决裂。
一九二七年，孙夫人面临多种选择，可是她选择了那艰难的崇高的道路，一生为年轻一代高举火炬。我们以及所有诚实的美国人都重视她的判断，尊崇她，因为她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一直认识到只有遵循孙中山博士晚年同左派以及共产党永远合作的三大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萧：海伦，你从三十年代一直关心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帮助埃德编过《活的中国》，同许多中国作家都有过亲密交往。这两次重访中国之后，你对我国现时期的文艺运动有什么感想、看法和建议？
海伦：官僚主义者绝不会尊重艺术家。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国时，他们对我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同其他人同样待遇。”可是这样就糟踏了中国的艺术，使创作变为不可能。去摧残或者杀害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那是对人类、对文明的犯罪行为，也是对民族的背叛行为，给中华民族在国内外的形象抹黑。它也是对未来的犯罪。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艺术家都有价值，但是应该给他机会来证明自己有无价值。
世界上各地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充分的保护，免受迫害。你不能把一个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当作挖沟的人那么对待。艺术对社会极其有用，它是文明的财富。当人类变成尘埃时，艺术却能永存。每当我听人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同其他人同样待遇”时，我就认为这种想法是原始的。它忽视了体力劳动与创造性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无论青年还是老人，创造力都是很容易受摧残的。有现代头脑的人应当了解劳动的分工就是“每个人根据所能贡献出力量，然后按照工作、需要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加以分配”。
问题是：创造力很容易被外在的不利影响(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所毁灭。你得懂得点辩证法才能了解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说为政治而艺术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都不对头。两者应该并存。在革命时期，政治当然应该优先。有时应当搞纯宣传，有时又应该搞纯艺术。然而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去搞那种言之无物的空洞东西。作品要有价值，它就应具有重要性，或者主题本身，或者在技巧方面。鲁迅因为言之有物，所以他的短篇小说才都那么精采、尖锐，与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既切合时宜，又具有永久性，因为它们真实地描绘了旧中国，没涂上虚假的颜色。
当然，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永远不应当讨厌农民，厌恶农村，那样只不过证明他好逸恶劳，贪图金钱，追求城市享受。他根本不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扎根于大自然。做一些体力劳动是为了艺术家的成长发展，可是不要对他有所损害。在旧中国，艺术家多是病夫，面黄肌瘦，连路都走不动。那怎么挥笔作画呢？那时他们营养不良，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那怎么成呢!鲁迅死得太早了——没有人能代替他。他本应当把身体锻炼好，他是那么宝贵，他的丰富经验随他而去了。我也想到东北的萧红，她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可贵的作家，可是老早就因病而夭折了。头脑和身体的健康太重要了。下农村或者工厂不但可以锻炼体质，同时还可以了解生产，了解人。
在西方，除了少数城里人，没有人鄙视体力劳动。他们以能够动力气而自豪。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切不可倒退到旧社会那种萎靡多病的状态。
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有价值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反对工人的——因为工人是生产的根基。他也不应当是反对妇女，反对儿童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根基。
中国人应学会凭自己的才能来存在，并让别人存在，不要用不公道的手段来排除对手——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见解不同的人。艺术家不可能都符合一个模式，总得有各式各样的。也许有的模式更可贵些，对社会更有用些；有的生命力更长些，更显示才赋，更具有普遍的素质。
以摄影为例。中国摄影往往缺乏明暗对比，肖像中，人人都是龇了牙在笑，应当使有些人在沉思，有的在俯视，而不都是咧着嘴笑。没有对照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就变成机器了。不可能让成亿的人一下子都喜欢现代派的艺术。可是艺术的对象应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只为大多数人而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作家组织，应当维持作家们的合法权利。应当摆脱家长统治、政治干预以及靠私人关系的做法。目的是要让作家凭着他的功绩和能力站住脚。在革命时期，不可能凭合法权利生存。可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合法权利就变为必要的了。
中国可以试试大跃进，然而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吸收外在世界的经验，研究所有伟大的经典作品——不要去研究六十年代以来我们生产的那些糟粕。倘若你们写不出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你们每个人至少可以写这个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的一个侧面。要从一个作家、画家、士兵、工人、妇女、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中国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包括正面和反面。要描写中国心灵所起的变化。
萧：你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是只有象你这样一位中国的老朋友才见得到、说得出的。你刚才谈到美国六十年代的糟粕问题，可不可以顺便谈谈你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看法，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借镜的地方？
海伦：美国也应当为艺术建立起“人权”的原则，以保护未来的文明，这种文明正遭到被核武器全面毁灭的威胁。在紧急状况下或在革命期间，人们不期望享受言论自由——但那只是在危急时刻，不能永远那样。由于艺术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他们应受到特殊的保护。应为他们提供有利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发挥作用。这也包括犯人。作家即便处于管制之下，也应为他们提供条件，以便发挥作用。别忘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在狱中完成的——他的一生足以说明艺术家可怕的处境。如果他得到些帮助，他可以写成几十本书呢。约翰·本扬的《天路历程》也是在狱中写的。这是欧洲反封建的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杰作，它影射了全部欧洲基督教史的伦理。
你可以看出，当我们的书刊、电台由一些堕落的罪犯控制起来只图利润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一七八九年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些人既反动，心理又极不健全。就在一九七九年，我们还不得不在纽约时代广场成立一个妇女反对淫书委员会，因为任何社会也不允许妇女和儿童的堕落，或纵任淫书泛滥，使人类丧失人性。不论是为了赚钱还是由于神经不健全，没有比色情文学更有害于社会的了。
萧：你对美国社会有什么看法？
海伦：一九六四年以来，美国的工人组织日益削弱。现在每况愈下了。他们用妇女来破坏罢工，过去五年，这个办法也很灵。妇女只挣男工一半的钱，可是真正的工会就这么垮了。我认为不应当让妇女去做带危险性的活儿，也不应当让她们接受低于工会规定的工资，应该同工同酬。
美国出版界无形中有一种检查制度，他们只印他们所偏爱或对他们有利可图的东西，我的书就得不到出版。目前美国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内战——为了争夺未来的权势。它不象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发动的那种内战，没那么坏；可是这场内战是操纵在恶势力手里，这种势力在毁灭着我们的文明和进步。美国七十年代开始的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是一种后退，也是我们这个类型的文化整个崩溃。凡是贬低妇女地位和作用的作品都是反社会的，对社会有害的。我指的就是那些色情文学以及剥去人性、剥去文明的东西。今天在美国，艺术已经被一种反社会的心理所毁灭。连艺术家们也不能正常地发挥其作用，除非他们把自己变得失去理性，变成社会上不可救药的人。
我很骄傲中国采用了清教徒式的道德和行为标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最堕落；而且一九六一年以来，越来越糟。我们的文学从核心里腐烂了。外来的蹩脚英语把我们的文字也毁了——现在连语法也不讲究。
回忆往事
海伦和埃德加是三十年代在中国，在远东最活跃的一对新闻记者。关于埃德加，我们从他本人的以及旁人论述他的著作中，有些了解。然而关于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的这位斯诺夫人，我们了解得却很少。如果她只不过是位陪伴丈夫到处跑跑的那种“夫人”，我们也不需要对她本人进行什么了解了。然而她不但是埃德加的得力助手，而且往往还独立地平行地工作着。例如埃德加去陕北后写了《西行漫记》，她就紧接着也去延安，把埃德加没来得及访问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位位访问到了。写成《续西行漫记》。
两人离异后，埃德加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说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他这样形容她的容貌：“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
这位美国女作家虽然在旧中国仅仅生活了九年(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然而她在来我国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她为促进中美友谊献出了自己的大半生。现在七十三岁了，她在孤独困苦的情况下，仍继续研究中国的现实，并对美国人民加以阐述。对这样一位可贵的国际友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
萧：我们相识也快半个世纪了，可是对于你的身世，我了解得很少。你可以向我谈谈吗？
海伦：我父亲约翰·穆迪·福斯特比他的时代走得要先进。他从两个大学毕业之后，当了律师。他的科学学位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法律学位是芝加哥大学给的。我是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的。当时，他正在一个小的大学里主持自然科学系。我早年记忆中的芝加哥是密执安湖上的滚滚波浪。我父母都很受人尊敬，并且都是民间的领袖人物。他们十分钟爱我。我在学校里总被推举作班长，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
我是一九三一年到的上海，在那里的美国总领事馆当一名秘书，薪金很高。可是我从中学时起就想当个大作家。同埃德一样，当时我只打算在中国待上一年，为了充实我对世界的知识。埃德同我一样，他到东方来也想当个作家。我很快就把上海领事馆老资格的领事保罗·休斯顿有关中国的个人藏书全读了。这个人于一九三二年去世了。一九二七年广州人民起义时，他正在那里。他对广州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同情。当时他还救了几个苏联外交人员，其他的都被国民党杀死了。关于这些事，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在上海时他给我看过。他是我遇到的人中间，第一个了解共产党的。还是美国驻沪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第一次介绍我认识埃德的，那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去办理护照登记手续。在那之前，我早就把埃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杂志以及其他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都剪贴起来，包括他在《美国信使》上写的一篇《在上海的美国人》。我不喜欢他那篇文章。他把所有在华的美国人全骂了。当时为什么不去攻击在华的日本人和英国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者。埃德在上海的朋友都感到愤然。埃德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孤立。他没料到人们对一篇文章——而且出自一个小鬼之手——会那么认真。我想他是一九三〇年赴印度之前把它交给一个代理人的，可是到一九三一年她才把它推荐给一家刊物。
萧：你说是一位美国副领事介绍你们认识的，能把这段经过说给我听听吗？
海伦：一九二九年埃德去印缅，然后周游世界。在印度时，一位印度妇女送了他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第一次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时他母亲死了，他得到消息就赶回到上海。这时他写了他一直也没发表过的处女作：《云彩以南》，写他随美国《地理杂志》的J·F·罗克博士的大队人马游历云南以及印缅的经过。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沙利文②第一次同埃德见面的。是那位副领事陪他来的。那时埃德刚从印度回来，患的疟疾和严重的痢疾还没好，路上膝盖又在车厢里给牲口踢了一脚，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情绪低落，对中国和印度都感到绝望，想念美国。尽管他见到了甘地和其他许多领袖，他对印度感到懊丧，简直呆不下去。他总说，他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宗教狂。埃德第一次见到我，就眼泪汪汪的。象我这样十足美国气的女孩子自然不会到中国来的，疾病那么多，青春和美貌都不会保持多久。我把我收藏的他的文章拿给他看了。我给了他新的希望和生命，因为我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象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自从离开了堪萨斯城，他就再也没见到这种女孩子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我的母亲。”
这是他对我的第一句评语。我当时立志二十五岁以前绝不结婚。在我游历完外国，在我写出一本书之前，甚至在它出版之前，我绝不结婚。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满二十五岁了。我正在写一本书。当时埃德二十七岁，正忙于写他的《远东战线》——三二年十二月他才写完。我们决定在圣诞节那天中午在东京美国大使馆结婚。男傧相是约翰·阿利亚森，后来他出任大使(在他赴日之前，他和埃德在上海一家公寓里伙住一个套房)。我还坚持必须去南洋作一次旅行，因为除了中国和日本，我没去过更远的地方。我不愿在中国结婚，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太“脏”，我认为日本干净，地方漂亮，同时我也想到日本各地走走。一九三一年我只在日本待了两天。然后，从十二月到转年三月，我们去了日本、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和巴厘，然后经过新加坡，到了香港和广州——我们还去了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巡礼，他的朋友唐绍仪宴请了我们，顺便考察了这个大部分旅美华侨的故乡。我们搭乘一条专跑沿海的船，每到一个港口都停下来玩玩，包括上海。最后到了北京。我们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租了一幢房子。
萧：在蒋介石不许中国人抵抗的那些年月里，你同埃德是怎样估计形势的？
海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打了一个月。那是埃德生平第一次当战地记者，他兴奋极了。他作了深入的采访，从而使他对中国人有了信心——他相信中国人一定会抵抗，不会投降、出卖自己的国家。十九路军的蔡廷锴是受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所有的外国人都第一次得出结论：中国人可以同日本这个现代强国打仗的，尽管十九路军打败了，因为蒋介石不肯支援，外国人还是开始对中国有了尊敬。当时美国人是反日的，但是英国人由于同日本订有“海军条约”，所以不反日。他们指望可以跟日本人做一笔交易，将来不至被从中国、从东方赶走。
萧：你还记得三五年一二九的第二天，咱们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吗？我还在我的《栗子·跋》里提到过这件事。我记得当时你对宋哲元的愤慨。你现在对一二九运动怎样估计？
海伦：当时在燕京，没有人出来积极反对法西斯。教职员对于学生抗日运动要么持中立态度，要么干脆反对。我记得有位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甚至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有多么好，意大利的火车开得多么准时等等。埃德和我大为吃惊。我们认为北京应该有个反法西斯的组织了，我们帮助它成立起来。我们痛恨法西斯和纳粹的一切。
当时在北京，外国人在宴会上无形中有个规定：不谈中国，不谈政治。我简直快憋死了。你甚至不能同中国人谈中国。可悲的是，在那个大学里的中国人不能谈中国问题。他们只想把一切隐瞒起来，特别不让外国人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中国如何落后，如何绝望的情况发表出来。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改变的资产阶级心理。那些人靠大学吃饭，靠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吃饭。他们有的是一种买办心理，连民族思想也没有。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满不在乎。他们只顾自己和他们的家庭。……胡适博士知道中国需要革命，然而等革命来了，他反对。一九三五年学生运动闹起来时，他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说，不应该支持学生运动，是斯诺夫人鼓动的，又说学生多半领了莫斯科的津贴。
我们没同燕京的教职员争论。我只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学生，给他们提供反法西斯的资料。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我有一手提箱这种资料。埃德有一回做了反法西斯的演讲。
黄敬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曾同他作过长时间的谈话。我们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黄敬很了解南京的蒋政府。他知道它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他了解蒋介石不过是个工具，他不能独立做出决定。黄敬为人极可爱。他恨谎言，对事实十分认真，不是光为宣传。他是个好的共产党员。他善于客观地判断形势。
一二九那天，燕京学生发动了游行示威，共产党人后来称那次运动“冲破了在中国的白色恐怖”，使整个中国知识界都转向反法西斯。那天埃德和我老早就起来了，雇了一辆汽车，我们约上几位外国记者。合众社的费希尔先生就很同情学生运动。那天每当警察要打学生或抓他们，我们就冲上前去拍照，这样就吓得他们不敢轻易动手。有个便衣警察想夺过费希尔的照像机，他们就打起来了。我给拍了下来。我和埃德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但我们是走在旁边，不是在正面，也就是不在队伍里头，日本人和警察看到外国人在鼓励学生们，很震惊。日本人在报上造谣，说斯诺夫人拿了罗斯福的津贴，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细。一九三一年我同埃德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所以我们处境相当危险。然而他们没敢伤害外国人——他们最怕美国民众觉醒起来，同中国人一道抵抗他们的侵略。
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差不多把整个时间全用在支持学生运动上了。我把新闻稿写好后，就骑车带了我们那条白狗戈壁去送给外国记者们。当时中国报纸不许登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我们就靠外国记者往外发消息。埃德和我尽量利用外国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来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全都靠我一个人打字，要打许多份。可累死啦!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我写了一本《一九三五——三六年的中国学生运动》。那真是一场白色恐怖。然而那也是中美友谊一次真正的表现。我们结成了第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阵线。当时经常有学生(象清华的女英雄陆璀)在我们家里隐蔽。我很高兴一九七八年又见到了她。
萧：三六年春天我调到上海去了。我听说你们还办了个刊物？
海伦：是啊!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又创办了《民主》。同年七月我去延安的时候，最后一期刊物在印刷厂里就被日军没收了，一共出了六期。
萧：我听到你同埃德在四九年离异的消息，一直感到很难过。你们在三十年代是那么亲密的战友，虽然在三十年代我就感到你们二人性格不同，有时候正因为不同，可以互相配合呢。我也一直关心离婚后你的情况。
海伦：你说我同埃德性格不同，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我生来是个活动家，但我总想当个作家。这二者是矛盾的，其结果是使我自己的书写不出来。我总想做好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各种事务上，因而忽视了我的写作。我总认为以后还会有时间来写的，所以我总是拚命从事各种活动，象闪电那么忙。埃德不同。他是天生的作家，一个使人自在的记者，采访者。他不是那种忙于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但是他对我的一些想法总是支持的。他和中国青年的一代是有共同语言的，同代表过去的那古老、病态、退化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
埃德总是很潇洒，自在，从不激动，不发脾气。他什么都那么从容不迫地干。他喜欢中国，也因为在中国，用不着那么赶时间。他总是迟到，而且要迟到很久。我则总想跑在时间前头。我整天在打字机旁忙，有时也从事研究工作。可是我忽视了我的艺术生命和我的写作。
这些年我一直苦干着。我有十七部未发表的书稿。有关于中国的，有关于东方的。我还写了大量的文章。我打起字来飞快，可是我不喜欢去推敲，剪裁。这对我很有害。这一点我们两人也很不同。埃德总是改来改去，他首先要让读者看得懂。
萧：三三年我刚一进燕京，我就觉得你和埃德不象校园其他美国人。他们大多是来向我们传教的，而且大多有着优越感。当然，也有象夏仁德、谢迪克那样的例外。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一种不同的素质。你们自己当时也感到同他们不一样吗？
海伦：埃德和我一无所有，我们有的只是一种自信，相信我们代表真正的美国人，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当时我们对这一点只有朦胧的认识。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鄙视上海那些外国人。他们是既没有独立性又没有自尊心的买办。我们站在中国爱国青年一边，可是我们看到面临日本的威胁和南京白色恐怖的中国青年处境之孤立无助，我们十分难过。
萧：有的文章说，三七年你去延安时，比埃德去陕北那次冒的风险更大，你认为是这样吗？那指的是什么？是指你在六名国民党警卫监视下，跳窗逃出西安的事吗？
海伦：三七年四月下旬我去延安那次，危险主要来自疾病。我的房间总满是老鼠和跳蚤。回到北京以后，我得了五种痢疾。自然，在西安，摆脱国民党特务也很冒险。埃德去陕北的时候，有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保护。可是一九三七年我去的时候，那些军队都撤走了，法西斯军队又回来了。他们恨斯诺夫妇，因为我们使他们丢了脸。
那次我在延安呆了四个月，为四本书搜集了资料。一位编者说，在他的见闻中，那是最了不起的一次调查研究。可是我也付出了代价。我累得筋疲力尽，又得了病，可是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信宗教的人说是“靠上帝的意志”而完成的事，我凭的却是历史的意志。我和我丈夫是历史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去中国，去延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明智的选择，是历史和个人倾向所注定的。
萧：关于西安事变你写过什么文章吗？
海伦：埃德和我一直想就西安事变写一本书，可是始终也没能动笔。事变后二十五年，我发表过《西安事变札记》。当时的一切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曾想以西安事变为题材写一个话剧或音乐喜剧，可是动笔之后并没写下去。我们的有些学生和朋友曾参加把少帅争取到反法西斯方面来，并劝他为了抗日、为了中止内战而倒戈。学生运动对全国军队有很大影响，东北士兵们当时感到羞愧。西安事变是中国和苏联产生“误解”的开始。苏联人对中国形势完全不理解。在我一生的经历中，那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关头：全面的矛盾已达到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地步了。
萧：四十年代我在伦敦也参加了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那时就知道你和埃德是这个运动最早的发起人，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海伦：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这个主意最早是我想的。埃德表示赞同。路易·艾黎同意协助。原来参加《民主》刊物的那些燕京教授都来帮忙，特别是梁士纯。夏仁德是第一个捐款的。“工合”当时的理想自然是反帝反法西斯，我们想提倡生产，提倡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民主。你记得吧，八一三同日本开战以后，中国有大批失业者。“工合”也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它是一种集体社会主义形式，可以同国营企业并存。从一九三八直到一九五〇年“美国援助工合委员会”关门，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项工作上。当时工作十分艰巨。我们只能从中间人士那里募款。
萧：五十年代麦卡锡在美国大肆迫害美国进步文化人的时候，你的日子不会好过吧？
海伦：麦卡锡时代，非美活动委员会曾票传我和埃德去受审讯。我们去了，白等了一天也没传讯。那是一九四九年我们离婚以后的事。后来又传过我一回，那时我幸而因为食物中毒，正躺在纽黑文医院里，所以没去出席。麦卡锡那帮知道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要整的是对中国有正确认识的人。
麦卡锡时期过去后，我就再不能出书了。直到现在，我的书也没人肯出版，因为它们没有商业价值，出版商可能赔钱。可是一九五二年，在麦卡锡最猖獗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我的《红色的尘埃》。
评论和估价
萧：我在东岸几家大学座谈，听到一些美国汉学家对我们的汉语拼音有意见。你在三十年代就对新文字运动表示过支持，你觉得解放后我们公布的汉语拼音怎么样？
海伦：所有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中国方块字妨碍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而今天依然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从电视节目里还听到一个广播员说，中国发明了火药、纸张等等，但并没发展科技，因为你们用方块字，没有字母。在现代，你不能用中国的象形字来思考。即使能，也只是小规模的。毛泽东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坚持发展拼音式的新文字。在延安，他的老师徐特立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我说，中国在没使用新文字之前，不会有现代头脑。光简化不成。靠视觉来学习同用拼音文字来思考总不是一码事。
但是我很讨厌现在这种汉语拼音。我喜欢韦德—贾尔斯那种，简单容易；经过试验后，全世界都在使用。我怀疑现在这种汉语拼音能否存在下去。对外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学会。这么一来就把过去写的书全糟蹋了——所有我的书用的全是韦德—贾尔斯式的拼音，你们不妨试一试，但我认为人们不会去使用它。中国应当采用世界通行的拉丁化方法，并且加以改进。
萧：埃德去世后，我们正在积极出版他的著作的中译本，《西行漫记》的新译本今年已经问世了。我相信中国读者一定很想听听你对埃德的评价。
海伦：埃德加·斯诺可能是左翼记者中间最成功的一个。他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在西方也是这样。一个南斯拉夫人一次对我说：“你不能想象埃德加·斯诺是旁的国家的人。埃德加·斯诺只能是个美国人。”这话说得很对。这也就说明了美中两国的特殊关系。埃德和我在中国的时候，就致力于探讨客观事实，然后通过书刊把它们传播出去。在埃德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一些和我们同观点的人的影响下，我一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而美国的前途以及它与中国的合作及并存是这个未来的一部分。
萧：我记得你写过一本关于朝鲜革命人物的书，你对朝鲜也很了解，对吗？
海伦：对，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朝鲜度过一个夏天。当时那个国家还是在日本压迫下的一个真空地带。朝鲜这个国家是日本、中国、苏联之间的一个阶石。我对朝鲜的局势是了解的。一九五〇年的朝鲜战争在我心灵上是一大创伤。我恨美国政府试图破坏朝鲜的发展而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府。这种帝国主义行为对我们本国甚至比对朝鲜的损害还要大。它是道德上的败坏。
萧：我在《新文学史料》上提过以前埃德经常叫你的小名“佩格”。我的太太还把你用尼姆·韦尔斯的笔名为《活的中国》所写的那篇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概况的文章也翻译发表在那期上了。有些人对你这个名字的来源很感兴趣。
海伦：佩格是我的绰号。一九三一年我去中国之前，熟人就这么叫过我了。至于尼姆·韦尔斯，那是一九三二年埃德替我起的。Nym是希腊文，意思是“名字”。Wales——因为我的祖先是威尔斯人。这要追溯到一六三五年了。
萧：三十年代，看到你们两个具有共同理想的人，为了同一事业而并肩奋斗，真是羡慕。
海伦：我有一种理论，即婚姻应当成为一种力量。埃德也吃到了我这种理论的苦头。我认为两个人一道携手工作，效率不是双倍，而是要高出许多倍。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从而还可以换一换口味。直到我们一九四九年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工作。
萧：你对埃德已作了估价。你自己写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可不可以请你对自己也来估价一下？
海伦：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个“学者”，尽管我常从事艰巨繁琐的研究工作。我是个“研究者”，我永远对一切事物都乐于探索。一九六一年我曾被推选为林道—邦登湖“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会”的会员，他们说我“对知识界曾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不管效果如何，那正是我个人想做的。我热爱过去，更倾心于未来。
我也应受到责备，我没用我有生之年来创作关于中国的重要作品或史诗。尽管我有这么多经验，又做了多年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我从小认为我有才能，可是我现在疲乏了，我写不出东西了。在中国的那些年月里，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写作，成天忙于种种活动，东帮一把西帮一把。这些非写作的活动耽误了我。埃德就不是这样——我也尽力不让他陷进事务中去。三八、三九年间，他确曾为了“工合”的事而耽误过写作，直到一九四〇年他去菲律宾，才又恢复写作——他写了《为亚洲而战》，这本书对印度的甘地及其他人影响很大。我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〇年，一直忙于为“工合”筹款(我们“工合”有些人在西北曾被国民党活埋了)。当时“支援中国工合委员会”由我一人主持，直到它解散为止。
萧：在中美关系上，你同埃德是起了卓越的桥梁作用的。你可不可以谈谈中美友谊这个问题？
海伦：我很愿意通过你来谈谈我对美中友谊的看法。我认为一百多年来，在各个时期，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仇敌。我们两国当前在利益上没有矛盾，过去也没有过重大矛盾，只是一小撮作生意的人在作祟。
直到一九四一年为止，是英国人霸占了中国沿海的商埠码头。美国一贯的政策是拥护中国独立，维护中美合作。我们在三十年代是反日反英的。一九三一年，埃德对英日都抱敌对的态度，我也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小撮有权势的人先以联合国的名义(其实，钱都是美国出的)在朝鲜搞了一场战争，后来又在越南闹了一场，简直是发了疯。如果中国能保持独立，美国就可以放心在一场战争中它不会同苏联结成一个集团。我们应当并存，并且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种更高的文明。我在三十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今天仍然这么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建成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把中国从里到外都革命化了。
(原载《花城》1980年第6期)
① 美国国会议员的年俸是七万五千元，其他收入在外，士兵月饷最高位一千八百五十一元。——作者注
② 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的名字。——作者注
谢选骏指出：人説“海伦·斯诺如是说”——我看要知道“海倫·福斯特是怎麽做的”，那才有發言權。
（六）
《缅怀海伦斯诺》（2016-11-01 管晓宏）報道：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一位集美丽、智慧和勇气于一身的女性。
她是一位美国女性，美丽的令人窒息。除了这2张公众看到的照片，她家客厅的镜框里有一张她年轻时的全身照，异常漂亮的冷美人面孔，高挑优雅的身段加上一袭白色长裙，像极了同时代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再也没有见过那张照片，非常后悔当时没有拍下来）。上世纪30年代初，她是上海西方人社交圈的名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舞会和宴会，多少人为她倾倒。
她的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上世纪20年代末，她本来要去斯坦福大学读本科，由于摩门教律师家庭不放心，她就近上了犹他大学。为了探索全新的世界，她没有上完大学，就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不久，她碰到了一位在半个世纪里影响了中西方关系和一代中国人的年轻美国记者。他们相爱，结婚，开始共同探索中国，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
为了探索中国，他们搬到了更加中国的北平，就住在离清华和燕京不远的海淀镇，一同在燕京大学任过教。她脱下了时装，踏上艰苦的探索之路，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们的名字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因《西行漫记》而光芒四射（在当时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翻译成“红星照耀中国”是为了减少政治上的麻烦），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但斯诺第一次只到了保安（今志丹县），海伦-斯诺才是只身到延安的第一位西方人。难以想象这位曾经的“上流社会”名媛是如何克服了路途的艰难，语言不通。
她在延安采访和交谈的人不仅有领袖和将军，也有一般小战士和后来成了大作曲家的8岁剧社小演员刘炽（作品包括《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她从延安带回来的珍贵资料成了《西行漫记》的重要内容。
斯诺夫妇的名字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密相联。在北平期间，他们同很多燕京、清华的青年学生有密切来往，包括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燕京学生黄华、当了政治局常委的清华学生姚依林和一二九运动从西直门城门底下钻过去开门的清华女生陆璀。
海伦-斯诺1935年起就开始写反法西斯的文章，自告奋勇当了反法西斯材料的分发者，寄给很多大学生。斯诺夫妇用手中的笔，在西方媒体上披露了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东北，正在步步向华北逼近。他们让西方知道了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同学们悲愤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海伦-斯诺的延安之行结束时，向毛泽东提出到山西前线去采访刚刚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毛泽东同意了，要她去找邓小平，还亲笔给邓小平写一封短信，要他接待海伦-斯诺。延安方面派人护送她到了129师师部，但邓小平到前线去了，她没有见到，这封没有带到的信就被她留下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她见到了邓小平，把这封介绍信交到了收信人手里，幽默地说“邓小平同志，你还真是难找啊”。是啊，1937年到1979年，42年过去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伦-斯诺目睹了上海沦陷区的满目疮痍和难民的惨状，她与斯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人等提出创办相当于职业培训班的工业合作社（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培训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这个设想据说得到了“宋氏三姐妹”的一致支持，在西方和南洋筹集到不少资金。工合发展壮大，遍布十几个省份，有力支援了抗战。工合的成功与路易-艾黎分不开，他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籍人士。还要特别提到的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他在陕西宝鸡凤县双石铺创办工合学校，后来迁到甘肃丹阳。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工作中破伤风感染以身殉职。他的事迹前几年被拍成电影《黄石的孩子》。
我有幸拜访过晚年的海伦-斯诺。读博期间在报纸上看到原来她就住在学校所在的康涅狄格州麦迪逊（Madison）镇。麦迪逊是美国东海岸一个恬静美丽的滨海小镇，靠近大西洋。从学校到沿海的95号高速公路，再沿95号南下，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学校图书馆有全州的电话簿，很容易就在麦迪逊电话簿上找到了她的电话和地址。给她打电话求见时，她可能没有想到年轻的留学生中也有了解和崇拜她的人，有些意外，但很爽快就答应了。
因为在媒体上见过她的近照，见到她时就像是见到了熟悉长辈和老朋友，按美国的习惯叫她海伦。她住在一幢1752年北美殖民地时期建成的小房子了。她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中国作协送给她的一尊屈原雕像，底座上刻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她问我知不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她会心一笑。她的小书房摆满了书稿和资料，她坐在用了一辈子的老式打字机前，拍下这张思考的照片。
海伦的睿智、风趣、幽默和传说中的果断自信一览无余，照相时她摆的姿势依稀可见当年名媛的风采。上面提到很多她参与的历史事件，虽然读过，但从她口中娓娓道来感觉仍然很不一样。
海伦写过40多本书。她书中的观点和政治倾向与美国社会政治的所谓“主流价值观”不符。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她还被联邦调查局“关照”过，她的书绝大部分没有发表，她不可能靠写作过上好生活。但她是海伦，不会因此而改变写作方向。让人欣慰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收藏了她捐赠的大部分书稿、照片和资料，有63箱之多，她的精神财富将会永远留在人间。
海伦回到美国后，研究过家庭谱系学，写过纯文学的散文、诗歌等作品。她很自豪的告诉我，她的诗得过奖。她证明给大家，不仅能当旅行作家（travel writer），也可以当纯文学作家和诗人。她虽然用老式打字机写作，但知道了激光打印机。她问我会不会用激光打印机，可否帮助用激光打印机把她的几首新诗打印出来。我知道她没有电子版，但我答应下来，帮她输入、打印，然后寄给她。得知她满意我很高兴。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到了最后阶段，也没能帮助她做的更多。
海伦无时不刻都在关心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驻纽约领馆赠订给她的《中国日报》，她天天看。她听说我是学自动化的，马上很严肃地要我给国内提个建议。她除了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72年、78年访华时又去过。她一定看到、听到陕北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当地人做饭必须用山坡上的树木和草作燃料，这也是当时陕北依旧贫穷的重要原因。她建议政府为农民家庭配上蓄电池，晚上和农闲时用人力像骑健身自行车一样给蓄电池充电，然后用蓄电池的电炊用。这个主意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很快从工程角度在心里估算一下。除去蓄电池的成本和寿命不说，用人力充足做一顿饭所需电能的时间太长，不太可行。为了不伤害她对陕北的关切，我没有直说，答应回国后会向有关部门提。
现在能告慰海伦的是，陕北这块福地过去养育了革命，今天发现有大量的煤、石油和天然气。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再也不用为了生存砍伐黄土坡上的植被。加上前些年的退耕还林政策，陕北贫瘠的峁梁上逐渐覆盖了绿色，海伦想看到的秀美陕北已经依稀可见。
她要我回国后转达她对中国老朋友的问候，提了很多人的名字。我知道有些是大领导和名人，我不可能转达到，但仍然答应了。当她得知我从西安来，要我一定转达对翻译家安危的问候。我在媒体上看到过，海伦晚年与在陕西对外友协工作的翻译家安危有很多来往。遗憾的是20多年过去了，虽然在媒体上看到过安危的名字，但至今还没有见过安危老师，海伦的问候到现在都还没有带到。
稍微熟悉了一点，她突然问我c-h-a-o英文是什么，怎么读？我想想，应该是一个中国人的姓，我按汉语拼音读出来。她又问我c-h-a-o-s怎么读？我看到她的目光里有一丝孩童般的狡黠。因为当时分析非线性系统的混沌理论比较热，而且《旧约》创世纪中用这个词描述上帝造世之前的宇宙，我恰好知道这些，“混沌”的英文读音读对了。海伦笑着说，你是这几年到我这里来的中国人中第一个通过我考试的，没上我的当，把chaos读成chao的复数。
海伦并不避讳谈40年代末她与斯诺搁浅的婚姻。有人说海伦与斯诺结婚和离婚的原因是一样的，智慧、独立、有些强势的自信。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没有再婚。她自己用极为平淡的口气给出的说法是，一个人40岁以后可以选择继续或者中止婚姻，我选择了后者。
海伦的晚年生活淡静清苦，甚至窘迫，平时与猫为伍。她为了筹措7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的费用，变卖了家中仅剩的一些“值钱”物，包括斯诺送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皮草大衣。虽然国内有关部门和她当领导的学生一再表示不用她本人付费，她没有接受。国内一些了解她经济状况的朋友想帮助她，有朋友建议她搬到中国住，都被她婉拒了。海伦就是海伦，她的独立清高伴随她一生。
我打电话求见的时候，她特地嘱咐我吃完饭再来。我开始有些奇怪，到她家立刻就明白了。她那时已经84岁高龄，视力和体力已经不允许她开车。康涅狄格州政府的社工部门毎周派护士来二次，为她代买些生活用品，做些简单治疗，用她身后拍卖这座房子的收入来偿还费用。她的冰箱里没有很多东西，每天只是简单烧点咖啡，煮点东西。看到这些，我们再次去拜访她的时候，妻子包了很多饺子冻好，带了一大包给她，请她再尝尝中国味道。她笑着说够吃一星期了。我们也只能尽这点微薄之力。
海伦的生命定格在1997年，那年她90岁，正好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一甲子，也是她第一次到延安一甲子。中国永远记住了她。她创办的工合在1980年恢复了。今天，很多学校、协会、大赛甚至幼儿园以她命名。她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将永远激励她一生关注的人民。【】
人説“缅怀海伦斯诺”——我看你們都不知道海伦斯诺怎麽回事，如何可能缅怀海伦斯诺？
（七）
《斯诺夫人与红色中国：“愿在墓中面向东方”》（CCTV.com 2007年10月25日 新华网）報道：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年)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30日，在美国人菲奇的帮助下，海伦终于见到了红军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
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延安是我的地盘”
1978年，海伦重返中国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每天早晨，海伦要把放在高处的鞋子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着椽子跑来跑去。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新中国成立时，海伦特意留影纪念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仍、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各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长安危曾在海伦生前多次拜访过她。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公开斯诺夫妇的部分往来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海伦在延安期间，夫妇二人鸿雁传书，就采访与写作事宜始终保持着沟通。埃德加甚至给海伦出主意，教她如何采访毛泽东:“建议你设法使莫西(毛泽东)进行哲学辩论，把它记录下来。”海伦照办了。后来她始终认为，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名著，与她所提的哲学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据说，毛泽东还曾同意与海伦合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一天，他第一次与海伦就“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行了交谈。然而这本小册子最终没能写成，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海伦亲眼目睹了那段特殊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的整个七月间，延安的气氛充满了疑虑。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一声令下，五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七七事变’后，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
8月11日，海伦去向毛泽东探询消息。采访是头一天约定好的。
“晚上9时，细雨蒙蒙，毛主席安然坐在庭园里的一张外国式的帆布躺椅上，吸着香烟。”海伦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我握手问候，然后退回暗处坐了下来，燃起了一缕袅袅的香烟雾，神态有如居于洞穴中的阿波罗神。他从不撩起额前蓬松乌黑的浓发，也不摆弄钢笔或铅笔。他那双匀称的大手和他的语调一样安详。”
“你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前途？”海伦问。
“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怎样才能胜利呢？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继续战斗，保持士气。如果中国能够实行十大纲领，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随后，海伦得到了一份文件，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外国记者。
一封42年后送达的主席亲笔信
1979年，海伦将毛主席42年前写的亲笔信交给首次访美的邓小平
那次会见后不久，时局的变化天翻地覆。按国共合作协议，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22日，朱德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全中国的红军，都穿上了南京政府供给的国民党军服，连朱德也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
当时的延安群情激昂，人人都想上前线，谁也不想留在后方。战士们开始试枪，枪声在小山谷里回荡。
海伦询问了很多人，对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有什么想法。“在危亡之际，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统一。”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回答，包括海伦的小警卫员。但在他身上，海伦还是看到了另一种同样真实的情感。
8月29日，海伦在笔记本里记录下这样一幕:“我看见我的警卫员，他战战兢兢地用手指拨弄着新发的国民党军帽，搓着那颗资产阶级的青天白日搪瓷帽徽。毫无疑问，他正在回想那颗破烂的布红星――他从江西戴着它经过了长征；当它脱线后变得无法辨认时，他又用自己可爱的手指重新缝好……”
八九月间，八路军进入前线驻防，并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那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海伦决定去山西前线当一名战地记者，但这需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轻工部副部长的余建亭，当时正在抗大二期14队学习，也是延安的临时翻译。老人至今记得，当他作为翻译陪着海伦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了笔墨纸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在那次会见中，毛主席特意亲笔为海伦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嘱咐邓小平好好照顾斯诺夫人。
9月7日黎明，海伦从延安启程奔赴前线。那是一段精疲力尽却又精神愉快的旅行，一行人在泥泞中艰难地行进了12天，时而步行，时而骑马。警卫员只吃小米饭，但每天晚上都为海伦做蛋羹和瓜菜汤。所有的食物都是花钱买的。海伦注意到，战士们即便只用几分钟老乡的炉灶，也要向老乡付钱。“他们在离开时总是把住处打扫得同来时一样干净――甚至更干净。不管他们因为小米不够吃而多么饥饿，也没有人想去抢劫路旁的果园或菜园。”对于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有战斗力，海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遗憾的是，当海伦他们最终赶到了云阳的八路军司令部时，最后一支部队已于几个小时前开拔了。只差几个小时，海伦没能赶上去前线的队伍，也没能见到邓小平。
海伦只好打消了去前线当战地记者的念头，决定回西安。
回程路上，她最担心那些胶卷和采访笔记的安全，于是亲手缝了一条布袋，把笔记本的硬壳都拆掉，和胶卷一起塞进袋子里，每当有危险，就把袋子围在腰间，罩在上衣里面。
而毛主席亲笔为她所写、却未能送达邓小平的那封介绍信，她一直精心保存着。直到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邓小平首次访美，1月30日，华盛顿市在五月花大酒店举行盛大欢迎酒会，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要、国会议员、社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在那次酒会上，特意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的海伦来到邓小平跟前，掏出当年毛主席写的亲笔介绍信交给他，同时说了一句半开玩笑、却包含几许沧桑感慨的话:“邓小平同志，您还真难见着啊！”
此时，距离毛主席为她写这封信已经42年。写信的人已然不在，而传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已是年逾古稀。――当然，这是后话。
1937年那个秋天，结束了红区之行的海伦在西安登上开往北平的列车。火车即将开动，一路护送她从延安到西安的小警卫员站在车厢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使劲低着头，沉默不语，不让人看见他的眼泪从黝黑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此情此景让海伦也十分动情。多年后回忆起当日场景，她写道：“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流眼泪，好像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
在那一刻，海伦立下心愿：决不做任何损害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事。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海伦的墓碑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伦离开了中国。临走时，海伦不顾埃德加的反对，硬是收拾了40多箱行李，其中大部分是文稿和资料，她知道这些东西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珍贵……
他们回到了美国。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新中国成立后，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和客观报道红色政权的一批外国新闻记者，包括斯诺、詹姆斯·贝特兰、史沫特莱、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成为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和最尊贵的客人，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与礼遇。
1970年，埃德加·斯诺应邀访华。在那次重返中国的旅程中，他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站在毛主席的右手边，与主席谈笑风生；他美丽的妻子则站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出神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那里旗浪起伏，人海沸腾。
然而那女士已不是海伦。此时，海伦正独自一人呆在麦迪逊镇上的老房子里――1949年5月，海伦与埃德加离婚了。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海伦本人后来曾对其中国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两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伦希望继续写作，而埃德加想要过有儿有女的安定生活。
离婚那年，海伦42岁。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
对于那份失去的爱，海伦心中到底有多少遗憾，多少惋惜？外人也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但海伦在其晚年回忆录《旅华岁月》里写下的一段文字，或可视为她对自己与埃德加之间那段情缘的回望：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也不谈及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
“一出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恶之争的戏还算是出好戏吗？”
（谢选骏指出：海倫·福斯特是埃德加·斯諾的上級領導，似乎充滿難言之隱。）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那年秋冬之交，金坚范陪着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他清楚地记得，临别时，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
1997年1月，海伦·斯诺以90岁高龄病逝。而埃德加·斯诺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埃德加死后，根据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海伦死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有私人的情感纠缠都随时间而去。惟有一份对中国的共同挚爱，或许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关系，永远维系在两人之间。(记者：侯健美；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武际良、安危、鲍世修、张小鼎、汪健等多位专家以及海伦亲友的帮助，特此致谢。)
谢选骏指出：人説——斯诺夫人与红色中国：“愿在墓中面向东方”……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我看這個斯諾夫人，始終不提她和共產國際的秘密關係。
（八）
《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李云雷 红色文化网 2013-05-02）報道：
1、
我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一个女记者的传奇》，是海伦·斯诺写的自传，封面很旧，纸页也已经泛黄，但是读着这本书，我却好像走进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世界。海伦·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最早向世界讲述了中国红军与延安的故事，在海内外广为人知，相比之下，海伦·斯诺的知名度略有逊色。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虽然知道海伦·斯诺，但印象中只以为她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和助手，并不知道她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可以与埃德加·斯诺比肩而立的著名记者。后来我想，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个人知识的贫乏之外，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一是海伦·斯诺的重要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在国内大多翻译成《续西行漫记》，既然是“续”，便会让人感觉似乎是依附性或后续性的作品；二是《红色中国内幕》虽然与《西行漫记》同样重要，但毕竟不是“第一部”，在原创性与开拓性上略逊一筹；三是此书发表时海伦并没有署名，而是用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如此，相比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便有些边缘化，较少为人所知。而在1980年代以后，国内对革命史的热情顿减，对于外国人讲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拉贝日记》、《明妮·魏特琳日记》(如在《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中)、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如在电影《一九四二》中)等作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始终关注中国革命的海伦·斯诺便相对受到了冷落。
《拉贝日记》、《明妮·魏特琳日记》讲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惊雷》记述的“河南大饥荒”，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受难史”，如果只读这些作品，我们看到的便是一幅幅人间惨象，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浴火重生，为什么在遭遇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仍然能够恢复生机？海伦·斯诺的著作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中国人”。这里的底层民众不再是逆来顺受忍死偷生的人群，而是组织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大众;这里的社会组织不是如国民党政权那般充满了贪腐、内耗与倾轧，而是充满了理想、信仰与乐观精神，在这里，海伦·斯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在暗无天日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中国，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对延安的发现，是怎样唤醒了中国青年的心，是怎样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75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暗夜里追随海伦·斯诺1937年的身影与笔触，走进一个新世界时，也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一个美国人，一个20多岁的青年女性，一个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美国到中国，从北京到延安，到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去采访一批陌生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战乱频仍、局势复杂的1937年，就更加充满风险了。只有意识到海伦·斯诺与当时中国的差异，我们才能看到她跨越了多么巨大的鸿沟。
海伦·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锡达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24岁时，她乘坐“林肯总统”号客轮驶抵黄浦江上海码头，“这是1931年，离开家已三个星期，有5065英里远。我打算最多呆一年。直到1940年12月我才离开亚洲，很高兴能在前一年逃脱了珍珠港事件”，海伦后来写到。在一位美国研究者的眼中，海伦·斯诺最初到中国来，“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或利他主义，促使海伦产生到中国来的愿望，而是谋求自身进取的热望，才使海伦敢于冒险，进行了1931年跨太平洋的旅行。海伦来中国的动机，与建立自己的声誉，丰富阅历，以便当个‘大作家’的想法有关。”(凯勒·A·朗恩)这个读过赛珍珠的《大地》、E·T·威廉斯的《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青年人，怀抱着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愿望，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1931年的中国。
到中国的第一天，海伦·斯诺就遇见了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共同的事业。他们从上海到北京，又于1936、1937年先后到达苏区，在那里的采访让他们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红色中国内幕》，第一次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海外媒体看到了他们的形象与精神，以及中国的未来。在今天，这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事情，因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些细节，是与我们通常印象中不同的斯诺夫妇的形象。
比如他们婚礼的盛大，“我不顾许多麻烦，坚持要在圣诞节的正午在东京的美国使馆结婚，由未来的大使约翰·阿利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作证婚人。之后，我们在皇家旅馆穿上了日本的结婚和服。我穿的和服是手工印染的黑色绉绸的，有一条拖到地板上的裙子和袖子。上面有一半有大红色的丝的条子——在中国和日本，新娘一定要穿红颜色——还有一个红的和金色的织锦腰带。和服的下摆周遭是欺负的蓝色和白色波浪和白色海鸥在上面飞翔的图案。我觉得我似乎是从海上升起的希腊女神阿弗罗泰特，只是穿了冬衣。我们开始在日本各地小旅馆渡蜜月，坐在草垫上吃素烧。在滨海的热海我们发现了为完美的蜜月安排的纯粹好莱坞的不知：房间有纸糊的窗户，两边镶着竹壁，小旅店伸出到海面上，北斋画里的波浪在底下击荡着。……”
再比如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豪华”，“在北京，你可以设计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花的钱不比在商店买的多。我过着豪华的日子。……装置整所房子的全部开支大约是100美元，或400—500块银元，我们在北京期间，每个月日常生活费用是50美元——而且生活得像王子一样。……每个月房租15美元，两个仆人八美元，中国家庭教师费用五美元。……在北京，晚餐至少要有两种酒，甜味葡萄酒和红酒。我们得遵守这个习惯。……我由衷地赞成英国人的一个习俗，爱狗和马。我们的狗是白色的，漂亮的。它的名字叫戈壁，原因是它的祖先来自沙漠……”
再比如，在与斯诺结婚后，海伦仍有不少“追求者”，“我在中国的地位对我极其重要，绝不能毁于一件‘乱七八糟的事’。我必须是凯撒大帝的妻子，纯洁又纯洁。我可以有几个‘特殊的关系’，但是条件是无论外表也好，实质也好我必须忠诚于丈夫，而且一开始在我的爱慕者脑子里就得树立这些根本原则。我小心翼翼，航行在正确的航道上，埃德认为理所当然地我会那样做——但是骨子里却产生了嫉妒。”
这些层面的海伦·斯诺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斯诺夫妇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与报道者，是与苦难深重的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抽象的意义上并不错，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他们是生活在具体现实中的人，他们有着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有着他们所属的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在1930年代的中国，他们作为美国人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这和中国社会普罗大众风沙扑面、艰难拮据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当然，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否定斯诺夫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恰恰相反，我们是把这些贡献放在他们所生活的整体环境之中，这样在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中，我们就可以更加看出斯诺夫妇的可贵，也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具体“个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也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尽管有着种种差异，作为追求进步的人士，海伦和斯诺却热情参与中国的学生运动与社会活动，也是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斯诺夫妇不仅与延安、与共产党有关，他们还与中国现代史上的其他大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以及1972年的中美会谈。
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斯诺夫妇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燕京、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姚依林、龚普生、张兆霖、张淑义、陈翰伯等人，便时常到斯诺家中来，这里成了他们的一个据点，一个酝酿与讨论的中心，也是躲避军警追捕的避难所。在学生运动中，斯诺夫妇也参与了游行，以他们的特殊身份掩护学生，并且撰写稿件、翻译学生运动的宣言在海外发表，在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二九运动”对驻军在西安的张学良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些参与运动的青年学生参加了他在东北军中组建的“青年团”，他们成功地使这位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从法西斯主义转变为“反法西斯主义”，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对待，与红军停战，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发动了“西安事变”。
“从1935年开始，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作了左翼分子和共产党同西方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是1972年和解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允许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承诺，因此‘新中国’—美国的友谊是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诞生的。”
在这些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夫妇的身影，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仿佛翱翔在惊涛骇浪之上的两只海燕，是那么矫健。
2、
进入苏区，是斯诺与海伦生命中最具华彩的段落，斯诺1936年到达了保安，海伦则在1937年到达了延安，一路上他们历经艰险，穿越了重重障碍。如果说斯诺进入苏区，是在东北军与红军停战的间隙，他的行动也出乎国民党政府的意料之外，那么当斯诺的文章陆续发表、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之后，海伦再一次进入苏区，则是难上加难了。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时间正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对待抗日的的态度尚不明朗，国民党政府与东北军、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而又瞬息万变。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和《红色中国内幕》中，海伦描述了她进入苏区的艰难历程，这简直像一篇历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12点45分，墙缝里仍然看不见点香烟的亮光，我的心都沉下去了。但是我可不打算错过任何机会。我用尽平生之力吸一口大气，跳出窗外——居然没有扭伤脚脖子!这天夜里月色特别好，但我以全速跑过楼房和大墙之间的20码空地时，投下了长长的身影，很容易被人察觉。……可是，我房间的窗子太高，不能再爬回去了，也不会有人来接应我。只有试试这最后一着：我等院子里的巡逻队一过去，就向大门口冲去，想用命令式的语气强行通过……我得穿过大院的边缘，几次挣脱钉在一边的铁丝网，而我那高大清晰的身影，约有十码长，不住地在明亮的月光下上下晃动，好像故意和我恶作剧……我到了大门入口处，总算没有让大楼前的人看见，然后，以庄重的步子走向铁门。……我一直处于恐怖之中，惟恐招待所门口的警察到里面查问，或是侦探已经在追捕我了。我简直快要放弃一切寻找门路的希望了，这时我忽然看到一辆自行车飞掠而过。‘喂!’我大喊一声，认出这个人像是我那位朋友。”——正是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海伦逃出了层层军警布下的落网，抵达苏区。在四个月之后，当海伦离开苏区进入西安时，经历了同样一番历险，她还要为这次出逃付出代价。
海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素材，最终写成的《红色中国内幕》(又译《续西行漫记》)，究竟是是怎样一部书呢?我手头的这本书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10年第三次印刷的，而距离海伦1938年9月完成此书，至今已经74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红色中国内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源与动力。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到苏区去”描述了海伦到苏区之路的艰辛，第二部分“中国苏区之夏”、第三部分“妇女与革命”、第四部分“从苏维埃走向民主”构成了全书的主体，描述了海伦对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的采访，以及她采访的经过，第五部分“中日战争”，主要描述的是海伦对当时中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海伦在对苏区采访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必将胜利的判断，同时她也指出中国必胜的前提是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这是极具见识的，需知她去采访时，蒋介石政府尚未开始全面抗战，而她完成此书时，抗战正处于最初的困难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华东的大城市陆续沦陷，像她这样在中日力量对比中鸟瞰全局的分析与判断，颇具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当然书中最重要的是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海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介绍了苏区的状况，尤为重要的是，她提供了34篇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小传”，包括朱德、周恩来、蔡畅、徐向前、叶剑英等，这对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个极大的补充(《西行漫记》中只有毛泽东、贺龙等少数几个人的“小传”)，可以让人们更为清晰、丰富地了解苏区的整体情况，也让共产党重要领导的个人形象更多地为人所知。海伦之所以能够采访到这么多共产党的高级领袖，一是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很多军队的领导人回到延安来开会;二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高度重视她的来访，在她到延安的第二天，就亲自到她的住处去看望，为其他人接受采访树立了榜样。这些人物“小传”， 可以让我们从这些领袖个人经历的角度理解中国革命，更加形象、具体，更具说服力。这些“小传”的价值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当1970年代海伦再次访问中国时，她发现当时关于朱德“个人经历”的描述，仍没有超出当年她的记述。
关于海伦采访朱德，还有一件轶事，当时美国著名左翼作家史沫特莱也住在延安，她特别崇拜朱德(后来著有以朱德为主人公的《伟大的道路》)，曾对海伦采访朱德大发雷霆。多年之后，海伦见到朱德时还谈到此事，“你记得史沫特莱发现你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讲给了听了的时候，她发了多大的脾气吗？她对你非常崇拜，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别的外国人写你。听到海伦这番话，朱德朗声笑道：‘是这样’。海伦又解释说：当年史沫特莱毫无顾忌地对总司令大发雷霆，怪他不该在我刚到(延安)不久就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听了——他的生平当然是我争取搞到手的第一个目标。史沫特莱的一通埋怨使朱老总大为惊讶。在延安，谁也不懂什么叫抢新闻，也不明白她何以希望完全垄断朱德生平的报道。她对我特大动肝火，不过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参访本撕掉，尽管我同史沫特莱是好朋友，我很理解她的愤怒。”
或许是身为女性，相比于《西行漫记》，海伦在《红色中国内幕》中更加关注妇女问题，她不仅专门介绍了向警予、蔡畅、刘群先、康克清、丁玲等重要人物的传奇经历，而且对“红色共和国的妇女”的群像和她们的生活状态做了描绘，她认为在苏区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在政府部门、群众组织、各生产部门甚至军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红星像一颗彗星在中国西北大地的上空掠过时，当地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面前。”
与《西行漫记》一样，《红色中国内幕》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书1939年在纽约出版后，《纽约先驱论坛》便在头版发表评论称赞，“她有写游记的天赋，有这种以殷实材料，源源不断地叙述幽默风趣、五彩缤纷的奇闻轶事的天赋”，该书“富有戏剧性，有声有色，充满激情，有新的材料，应当使它成为一本畅销书”，武际良在《海伦·斯诺与中国》一书中说，“……胡愈之，又立即将海伦的书稿组织翻译成中文，并把这本书秘密带往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在广大华侨、华人中广为传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华侨青年读到这两本书，返回祖国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救国前线。”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在湖南遇到过一位当年读过此书的年青人，“李振军是一位老革命。他腋下挟着一本破旧的书，请海伦亲笔签名。海伦把书接过来一看，是一本中文版的《续西行漫记》。李振军對她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够见到你。很久以前，我读了你的书，写得很成功，很漂亮，我看到了里面的照片。这本书不同于其他书，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我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我一直把你的书带在身边，让别人读，一直很好地保存着，后来又让我的孩子读。我从延安到了冀北，一直作战。每当我们追击日寇时，我总是把你的书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我把它藏在一户贫农哦家里，打完仗回来再取它。’……听了李振军的这一席话，海伦大为感动，她说：‘去延安，写那一本书，只为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去读，也是值得的。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比我看到你拿着这本破旧的书使我更高兴的了。’”
作为一个作者，海伦是幸福的，而此书也使她与中国结缘，成为最著名的中国的报道者之一。即使在今天阅读此书，我们仍然会为书中流露出的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对人类解放与正义事业的热情所感动。在读这本书时，我心中时常会闪现出两个似乎矛盾的形象，一个是时髦的美国女郎，一个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及奋发进取的共产党人群像，后者是由前者表述出来的，我想海伦的重要性或许也正体现在这里，她的身份与形象，使中国苏区的故事在美国与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更容易传播与接受，而她之所以如此去苏区采访，恰恰是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与文化所吸引，这看似一个悖论，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力量。
3、
1949年海伦与斯诺离婚，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两个人看上去那么和谐，又有共同的事业，怎么会那么轻易就分手了呢？事实上，1937年海伦返回北京后，一直与斯诺并肩作战，两人各自出版了《西行漫记》与《红色中国内幕》，并与路易·艾黎一起发起了“工合运动”，倡导工业合作社以支援中国抗战。1942年，海伦和斯诺先后回到美国，像英雄和电影明星一样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是他们各自忙于事业，聚少离多，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斯诺写到，“我同尼姆(海伦的笔名)在美国重逢时，爱情的影子已经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互相违约而不是互相信任，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见面时，不再是清透清河，而是反目相眦。重温旧好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1945年，他们两人正式分居，斯诺在日记中写道，“只要遇到理想的女性，我想尽快地再结婚，生几个孩子，有一所有孩子的住宅，有农场，有花园，但是，我还没有遇见最合适的女人。”1946年春，斯诺邂逅了女演员洛伊丝·惠勒，很快堕入爱河。“1947年2月的一天，斯诺从国外采访回来，他提着旅行箱回到麦迪逊。当他悄悄地站在小农舍的后门口时，听见屋里传出海伦正在埋头写作，飞快地敲击着打字机键盘的咔哒、咔哒声，他犹豫着，几次举手想敲门，却又放下手来。最终斯诺迈着沉重的步子悄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1959年，斯诺举家离开美国，迁往瑞士居住，1972年在日内瓦的家中病逝。
海伦与斯诺离婚后没有再婚，一直居住在麦迪逊那所小房子中。对于离婚，她虽然不无遗憾，但也接受了，多年之后，她写到，“我想到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多么勇敢，他们向人们要求的，甚至他们相互之间要求的，是多末少，而他们献出的，又是多末多！他们从不提起，连他们之间也不提。这个经验应有比1949年离婚更好的结尾，可是这样的结尾已寓在其中。没有委婉动人的情节，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哪有好的戏剧呢？”《海伦·斯诺与中国》中分析，“海伦和斯诺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国的事情志同道合，是在事业和工作上富有合作精神的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他们都独立思考，目光敏锐，眼界开阔，有事业心，工作上配合默契。……但是，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作风和对个人生活上的理念和态度上却相去甚远。海伦热情好动，喜欢交际，爱争论，心直口快，做事麻利，追求事物的完美，并有点争强好胜；斯诺则生性文静，思考缜密，做事从容不迫，为人随和，有风度，个人生活随意，不修边幅，喜烟嗜酒，在小事上漫不经心。他们结婚十多年而始终未能磨合，谁也不想改变自己。这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常发生争吵，最终只好分手。”
此后，海伦一直生活在美国，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她由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曾受到美国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她的生活一直也很清贫。在写作之外，她没有正式职业，数十年她写作了近50部书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国相关的，但是能够公开出版的很少，她靠为别人查家谱增加一点收入，但也很有限。1972年中美会谈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逐渐正常化，海伦于1972—73年、1978年两次重返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她曾经采访过的共产党人此时已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朱德、康克清、邓颖超等人与她亲切会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她有书信来往，她也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更具传奇性的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她将一张毛泽东的纸条赠送给了邓小平，那是1937年海伦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笔写给任弼时、邓小平的纸条，内容是请当时在前线的他们给海伦以帮助。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海伦来中国的旅费是她自己筹措的，“黄华曾向海伦提出，中国有关部门愿意为她负担整个旅行的一切费用，海伦谢绝了老朋友的盛情。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团体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者。”海伦长期生活贫困，生活拮据，为筹措旅费变卖了不少自己的心爱之物，但是在她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这也是海伦让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初版于1984年，是海伦对自己在中国的岁月的回顾，这部作品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既讲述了海伦个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中国的故事，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外国人的视野，在谈到相关事物时，海伦总会以西方文化中的人物与事物做譬喻，比如在写到彭德怀时，她说，“他在红军中是最出名的最清教徒式和苦行僧式的人，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彭比起来，这方面还是大有逊色的”，再比如，“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怀疑犹如耶利哥的城墙在真理的号角中倒塌了，这真理就是一篇报道”，在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比较和比喻，海伦的独特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眼光，而“戴维以一种家长式的目光打量每一个人。五个人围坐一圈黑发的头都向前俯着，几乎碰在一起成一个圆圈，紧张地低声谈论着”，描述的则是一二九运动中学生领袖的秘密会议，这里的戴维是当时24岁的俞启威，如果不了解背景只读此段文字，或许会以为在读外国小说，这样的陌生感来自于海伦看待中国的眼光——她是在以西方文化的眼光看待中国，而我们通过她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中国，也获得了一种新鲜感。
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此书在美国出版后，销路不好，“只有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才肯买一本，还有2500册积压在仓库里，莫诺公司已将书的原价17.85美元降价为3美元，如果再卖不出去，就只好做纸浆了。海伦很着急，她写信给安慰，问可否为西安地区买一些，‘中国人拿到英文版做何用?也许可以作为课堂教材或课外读物，它是一本旅游指南性的工具书’。”这本书当然不只是“旅游指南”，而是记述了海伦的青春岁月及其与斯诺的爱情、与中国革命的渊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海伦生活的困窘。我手中的这一本，是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文本，印刷了17,000册，但定价只有2.15元，不知当年是否付给了海伦版税，也不知这能否缓解她的困境？但这本装帧朴素也已泛黄的旧书，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海伦的窗口。海伦还有不少著作出了中文版，如《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国新女性》《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重返中国》、《毛泽东的故乡》等，一位海外研究者说，“海伦是幸福的，她的书在美国未能出版，在中国却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这对海伦晚年孤寂的心，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但是海伦还有一些手稿未能出版，“其中不乏当年访问红区的一些口述实录，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希望看到这些珍贵的史料能够早日在中国出版。
我手中还有一本斯诺编辑的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这是海伦协助斯诺在1936年编选的，书中收录了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萧乾等人的短篇小说，向海外推介现代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海伦还为此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介绍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斯诺在序言中评价此文说，“作者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此文是在对原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执笔之前又曾同中国几位最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商榷过。我相信这是第一次用英文写成的全面分析的探讨。”在1983年出版的这本中文版的序中，萧乾说，“文中尽量详细而具体地揭露了、义正词严地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左联作家的迫害和血腥镇压，……不管文章有多少错误，她的出发点是明确的：为了使世界进步人士了解、注意并重视中国新文艺运动。”
海伦于1997年去世。在那之前，她获得了来自中国的一些荣誉，也在她的小屋中接待了很多中国朋友。海伦对中国始终饱含深情，她在《永恒》一诗中写到：“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去世之前，海伦曾有一个心愿，想将她与斯诺在中国的经历拍摄成一部故事片，但是这个计划却没有实现，原因一是在美国筹措资金十分困难，二是斯诺后来的妻子洛伊丝拒绝合作，她想拍自己的片子。在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想如果以海伦与斯诺在中国的故事拍摄一部影片，将会是极富历史价值与象征意义的，这是一部真正传奇性的“史诗”：两个美国青年在1930年代来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以他们的敏锐与正义感寻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动力，并融入了中国革命之中，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又是那么动人心魄、荡气回肠。我想这样的影片，将会最终完成海伦的心愿，也将会为我们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种不同于《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一九四二》等影片的“活的中国”，我想这将会是一部具有社会与市场效益的“中国大片”。当然相对于海伦所给予中国的，我们所回报给她的还是太少，我想，只有更多中国青年像当年的海伦与斯诺一样，为正义而奔走，甚至超越国族的界限，超越自身的局限，才能使他们真正感到欣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
武际良著《海伦·斯诺与中国》
孙华主编《埃德加·斯诺：向世界见证中国》
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
谢选骏指出：人説“黄华曾向海伦提出，中国有关部门愿意为她负担整个旅行的一切费用，海伦谢绝了老朋友的盛情。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团体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者。”——我看這種公開的賞金是對秘密工作者的嘲笑和侮辱，當然不能接受！
（九）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2018-10-01）報道：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曾是美国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她的婚前名字是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笔名是尼姆·威尔斯"(Nym wales)。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天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在中国，他们先后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从而改变了“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初衷，随之便投身到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事业之中。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华北。这期间，埃德加·斯诺夫妇住在北平家中的小客厅，成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的聚集场所。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斯诺夫妇在游行当日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1937年，海伦·斯诺历尽艰难，独自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根据采访，她写出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慢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
虽然埃德加和海伦在事业上都是目光敏锐，才华横溢，而且相互密切合作，配合默契。但她们由于在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态度上有所不同，终于在1949年离婚。离婚那年，海伦42岁。但她终身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其后，海伦用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继续写作。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伦对此不以为意，她对时常前来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的书不是为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座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住在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进养老院。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海伦晚年曾获得两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997年1月1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0岁。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1932年，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会晤了宋庆龄，这是她与孙逸仙住过的老家。
海伦回忆说：“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一手抓住项圈，抱着那只硕大的德国种牧羊狗。她同我握着手，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象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开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其吸引人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同时又是那么机警，使人觉得她脸上有点要捉弄人的神态。她的脸庞圆圆的，动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苏珊娜的脸。”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雄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国式样。我注意到椅上放着厚厚的绣花沙发椅垫，坐上去非常舒服。孙夫人对我的穿着显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并说，这是很漂亮的美国时装。”
海伦认为，孙夫人的打扮从无模仿或生搬硬套之嫌，是源于她自己非凡的鉴别力。孙夫人天生情趣高洁。她自然很有教养，有着女性的温柔优雅的天赋。她的举止同上海暴发户的粗俗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惊人的，虽然宋家有着同暴发户一样复杂的经济背景。孙夫人象她的母亲，生就一副儒家妇女懿范，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国南方的尊贵小夫人，温文尔雅而又活泼甜美。
谢选骏指出：人説——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斯诺夫妇在游行当日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
我看這充分説明了斯諾夫婦確實參與了共產黨的組織活動。而他們後來的延安采訪，其實也是這種組織活動的組成部分。
（十）
《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上海美国研究 2021-03-30）報道：
编者按：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1907年9月的一天，美国赛达城一个律师家中迎来一位新成员，为这个祖祖辈辈开发美国西部的普通家庭带来无限快乐。祖辈们正直勤劳、明辨是非、乐于助人的品德在这位新成员身上得以延续传承，也决定了她一生追求真理与正义、反对战争与邪恶的品性。她，就是为中国抗战笔耕不辍、与红色圣地结缘至深、为中美两国人民架起桥梁的美国著名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31年，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24岁的海伦·斯诺只身乘船来到上海，在任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秘书期间，结识了美国外交官保罗·休斯顿(Paul Houston)。这位目睹了广州起义始末、同情中国共产党境况的美国同胞，给年轻的海伦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之从宋庆龄、鲁迅等友人那里受到的启迪，海伦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立志为中国人民做些事，并于1932年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结婚。
斯诺、海伦与学生运动的酝酿
1935年，斯诺夫妇居住在北平崇文门内苏州胡同里的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们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华北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爱国学生们义愤填膺，呼吁抗日救亡。此时，斯诺夫妇家成为了北平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
青年学生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斯诺与海伦多层次、多渠道地联络英美媒体，以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斯诺本身就是纽约《太阳报》《每日先驱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同时斯诺夫妇不断加强与《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亚细亚》杂志、合众社华北分社及北平路透社的联络。另一方面，李敏、黄华、黄敬、陆璀、张兆麟等学生为斯诺夫妇提供学运动态的第一手信息，这也使英美媒体更愿意从斯诺夫妇处获取有价值的新闻素材。“一二·九”运动是斯诺、海伦通过其人际关系影响中共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起点。这场运动给国民党政府的国策带来压力，缓解了中共在陕北的困境。
《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前，世界对红色政权的认知很多都来源于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该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但是这本书的诞生却离不开他的妻子海伦。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本书应该算是斯诺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所共同完成的，她收集了斯诺一书中急需的大量材料，而且还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关朱德和西安事变的整个篇章素材都是海伦提供的。
1936年10月27日，斯诺从延安回到北平。海伦帮忙整理资料，去照相馆冲洗照片，还给他提供最舒适的环境让他安心写作。在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争论，海伦也提出过很多富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当斯诺让海伦删节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她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她建议原封不动的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妻子的建议，正是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斯诺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的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在帮助斯诺写书的过程中，海伦很受鼓舞，她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
不畏艰险，冲破层层封锁踏上延安之路
“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埃德加·斯诺结束陕北之行回到北平时带回一顶旧军帽，海伦非常喜欢，本想以礼相赠的埃德加没想到被拒绝了。那一刻，海伦前往红都延安的决心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1937年春，一列火车徐徐从北平车站开出，终点站是西安。坐在头等车厢的海伦，萦绕脑海的都是她将如何走好这趟记录红色中国内幕之行，希望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寻找被斯诺遗漏的宝贵素材。
海伦的西行充满了冒险，甚至比斯诺当时的处境更危险。斯诺进入红区是由东北军护送的，而海伦在1937年4月23日到达西安时，此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当时的情形十分严峻，在海伦到达之前曾有两名记者秘密到过红军前线，使得国民党更加警惕。到达西安之后，国民党派人看守她，防止她逃跑到延安。她想办法找人帮她逃脱，但是没有人敢冒这个险，连红军也没有办法，最终在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Kempton Fitch）的帮助下制定了一条逃跑的方案，他们又找到了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弗雷姆·希尔，一名瑞典的机械工，海伦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给了他，让他负责找一个司机和一辆将军的车以便在黎明出城门时不受阻拦。而海伦则需要甩掉那些士兵，然后由菲奇护送她找到那辆车和司机。然而这个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却又遇到了困难，在预逃跑的当晚，西安颁布了戒严令。尽管没有收到约定的信号，她还是从窗户勇敢地一跳，然后径直走到城门，勇敢地对着门警说“我要回家”。
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召开，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各路红军将领都聚集到了一起，她约见采访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上万的问题，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
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她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丈夫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又名《续西行漫记》）3本书。
作为一名女记者，她对延安革命军队中的女性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采访了30位妇女领袖，其中有李伯钊、蔡畅、刘群先，还有康克清以及后来加入红军革命队伍的丁玲。她到延安其中的一个动机就是以妇女的眼光探访记录共产党妇女的实际经历。
《红色中国内幕》中，海伦收集了很多人的资料，讲述了他们的革命故事，尤其增加了很多斯诺《西行漫记》中没有涉及的人物，还有专门介绍妇女革命的章节。尽管新闻界对《续西行漫记》一书的热情远没有达到对《西行漫记》那种程度，但是斯诺夫人的报道总体来说还是很受欢迎的。美国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强调说，斯诺夫人早就倾向于承认共产党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人。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认为《续西行漫记》值得一读。
两次访问梦牵魂萦的新中国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新中国，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海伦这时已经65岁了。她迫不及待要访问梦牵魂萦的新中国，但她生活贫困，经济拮据。为筹措来中国的旅费，她卖掉了一部分家具和从中国、日本、菲律宾购置的几乎所有的收藏品。在请黄华帮助她办理来中国的手续时，黄华提出中国愿意为她提供整个旅行的费用，但她坚持由自己出钱。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团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想的作者。”还说，“我的书，主要是写自己在中国的不平常的经历，写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我写作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表达一个纯正的美国人的思想感情。
海伦于1972年12月至1973年2月初和1978年两次访问新中国。1972年的访问中，在北京，朱德、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她。海伦从内心里是十分渴望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但当时美国飞机轰炸越南河内，局势十分紧张，毛、周非常繁忙，她没有提出要求，而是在离开北京到湖南访问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她在信中说：“我们感谢您为保持中美人民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随信还送去了她的《续西行漫记》中译本和斯诺当年在北平写作《西行漫记》的一张相片。海伦到达长沙后，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她的信。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你的信和你写的《续西行漫记》一书都已收到。信写得很好，我很久以前读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来中国，你将受到欢迎。”周恩来的信中说：“在你这次访问期间，我没有会见你。你离开后，邓颖超同志向我谈起你时，我对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来时仍能见我。祝你新年快乐，一路平安。”
海伦在湖南特意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还在毛泽东1959年重归故里时住过的房间里住了一宿。她还到浏阳、文家市等地访问，追寻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足迹。这次访问，海伦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拍摄了上千张反映新中国人民生活、社会进步的照片。她写出了《重返中国》和《毛泽东的故乡》两本书。在前书中, 她写道：“我始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民的私人代表——我应当把中国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我始终站在一个热爱美国历史和传统，同时感到自己对美中友谊负有自然使命的美国人的立场上看中国。我站在已如此暗淡的正在失去的地平线上，经济上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体力上几乎难以工作，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归宿，有自己的使命感。这就是把我在中国的见闻，把我学到的知识告诉我的美国同胞。”
海伦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敬佩之情。在她眼中这三位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革命的亲密战友，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她作比喻写道：“如果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周恩来就是执行的手。”1978年，海伦再次访华时，这三位革命战友都已在1976年相继去世，她十分悲痛。海伦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时泣不成声。她说：“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改变了中国，世界也因此变了样。”
1991年，海伦被授予“理解和友谊国际文学奖”
越洋颁奖
199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把首届“理解和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海伦。她在越洋电话中对中国友人说：“30年代，我目睹和报道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的中国革命。在过去40年里，我一直关心着新中国的进步，由于她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创造的伟大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全世界都可证明，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世人有目共睹。这一切，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大好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历史和文化。我向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她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种制度共存，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也是一个多事的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之间，需要沟通，需要理解。”“中国人是聪明勤劳的。我相信，中国政府将克服一切困难，带领她的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取得更大的成功。”
1996年6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人们赞誉海伦是促进中美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永不疲倦的架桥人。
资料来源：
《她与中国抗战的不解之缘——写在海伦·福斯特·斯诺诞辰110周年之际》，作者：孙振广、刘庆、颜士强，《军事记者》，2017年；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西行之旅》，作者：武海凤，《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20期；
《绵绵不绝中国情——纪念海伦·福斯特·斯诺》，作者：武际良，《友声》，2008年；
《再论斯诺、海伦与一二九运动之关系》，作者：张牧云，《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强调说，斯诺夫人早就倾向于承认共产党人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我看充分説明，海倫·福斯特就是一個秘密的共產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