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论“人道主义”的限度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十二个段落谈到人道主义，兹援引如下：
1、
促成一代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现世绝望（它的结论是一个反问：“此恨何时已？”）。缺憾与危机感既无不时，则艺术从此为人提供了一条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
但丁的《神曲》是基督教会的传统世界观，面临自我怀疑而陷入悄悄瓦解时，所作出的辉煌反抗。故《神曲》之后，文艺复兴开始，传统世界观终于崩析。《神曲》因而成为这一大危机的诗化表现，获得了纪念碑价值。
《浮士德》则相反，它是另一种精神──北欧海盗无限的时空扩张精神──在其空前膨胀的征途中，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危机心理时，迸发出来的一个生动写照。如果说《神曲》是中世纪的谢幕；那么，《浮士德》就是现代文明最令人苦恼的一面──在“林中路”里进行抉择──在艺术中的较早表现。现代文明在对待人的价值上所特有的矛盾、疑虑的心理，早在中世纪德国民间的这则故事中，就有如此深刻的表现。这是令人惊奇的，也清楚说明了艺术与危机心理的关系；而放荡的诗人歌德，不过是将此现代精神（它孕育在中世纪的民族内心）表述得更充分罢了。
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末路时代极端乐观主义的最后一朵奇葩。但在他的悲剧中，我们难道嗅不出一种深沉的危机气氛吗？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最终完结。他那无孔不入的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之余辉，仅仅不过半个世纪，便消失在英国清教革命的杀人血泊之中。取代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至尊地位的是另一精神：弥尔顿的复仇呼声。弥尔顿是危机感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莎士比亚则无意识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危机。要是只认定弥尔顿是危机感的化身；而看不出莎士比亚也是这化身的另一面相，就表明文明探索的心灵，已然迷失在历史的迷津之中了。
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精神”在西方文明的不断侵蚀（横亘整整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下，终于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时代的苦痛表现。你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像他那样矛盾、那样充满自我否定（这是自我肯定的变态表演）精神的作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那样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又充满整个民族的蛮野；既侵略一些民族（如亚洲民族），又承受另一些民族（如欧洲诸族）的极大压力；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着活力……民族存在的危机，化为艺术的危机，透过作家自身的危机（读一读《托尔斯泰传》就知道了），而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酝酿着相反动向的同一力量。
2、
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3、
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伊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要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群群的人，除非“当全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时”，“人类”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而这个时辰，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时辰一旦出现，全球性世界国家的影子，就将成为现实。南海老人的全部骗术，就明显地建立在关于“人类幸福”的虚幻的沙滩上。他哪里拥有生物学的眼光，他的观念完全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生态危机。
当代“兵由此起”的危机，是由于各种族、各民族国家、各利益集团之间疯狂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激发──故偃兵世界者，天子之明命。
4、
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著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以外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
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制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世主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党派军队，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作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5、
所谓“文明社会”，常常就是“文饰社会”、“纹饰社会”，其特征就是广泛地运用象征，甚至以象征来指导、干预、控制生活。文明社会不仅充斥了贵族的纹样，也遍布了奴隶的烙印，高高飘扬的国旗下面是血迹斑斑的监狱，结果造成的“怪圈”使得人们的行为所追逐的是一回事，而人们的思想所煎熬的又是一回事，至于人们的言论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幸的是，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朴实的、口心一致地追求“吉利”的《周易》中，是看不到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人的原始动机是利害的选择，而不是善恶的选择。因此文明社会（纹饰社会）所显示的象征与分化，同样造成了其居民的灵肉分离甚至灵魂分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于是说教者们回避了行为的动机，而为粉饰行为的后果起见，他们启动一套套颇有逻辑性的推理，这些推理是些漂亮的象征，却远离事实真相。
道德规范之下，善恶选择和利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直接，而是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运作的，所以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常常得利。
法律也是如此，常常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各个社会的监狱都不约而同地成为“罪犯训练学院”。而且不同的社会还有法律观念方面的不同，如中国和西方对犯罪行为进行报复的观念就有天壤之别。西方社会认为，对于残忍而变态的罪犯进行同样残忍而变态的惩罚，是不妥的，违背了人道精神。但是中国社会的“国情”却相反，要求对于罪犯进行加倍残忍而变态的惩罚，而为了获得口供常常使用酷刑。其逼供信的酷刑依据在于：通过树立恐怖，去阻止犯罪，结果政府自己成为最大的恐怖集团。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来对付政府不满的事宜，诚然可以通过“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结果却使得政府沦为最大的犯罪组织。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刑法和刑具一样发达，而民法和民权一样薄弱。这与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大陆法学观念差别很大，更与英美法系注重人权的陪审制度不同，所谓“杀人者抵命”的血腥含义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看来，仅仅用出于报复心理的惩罚理论去推动法律程序，也不能简单评断为“反人道”的，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力求公正的、像天平一样称量调和对立双方的工具。这么一来，至高无上的镇压之权，就获得了如何解释“人道主义”的权力。在斯大林的好学生、好儿子毛泽东看来，“人道主义”只是“救死扶伤”。其实救死扶伤只是动物庄园主人的善心，是如何使自己的家畜提高产量的技术手段，和人间的温情脉脉毫不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严酷的训练、激烈的战争、残忍的迫害，都是体现了“更根本意义的人道精神”，那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实，即使在传统的奴隶社会中，最残酷行为的动机，也是出自爱护和保卫某些人的需要，而不是反对一切人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以加倍牺牲另外一些人的生命来作为血淋淋的奠基石，那么它比奴隶社会的进步到底在哪里呢？况且，奴隶社会也已经懂得慈悲与仁政的重要性，所谓“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都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如此一算，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过于残酷了，那就比奴隶社会还不及，无异使人类文明倒退到新石器时代的茹毛饮血中了。
遗传学的研究显示，独裁者和惯犯一样，大多具有一种反社会的性格，甚至具有异常的生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遗传特征。这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和普通人之间，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会因天赋的不同而相异。
这些人对利害的直接选择更强，而对利害的间接选择即善恶的选择较弱，甚至没有。因此，他们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利害，而对他人的幸福或是痛苦几乎不予考虑，所以能够勇往直前，甚至战无不胜。他们冷血心肠，没有将心比心的同情，这种人十分危险，如果听凭他们“改造社会”，将是社会的浩劫。
6、
一个富于内部生长能力的社会，常常愿意保留自己的对立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精神”的问题，实际上，此社会恰恰是通过保留并“宽容”对立面的存在，以刺激与保持自身活力的。它明智地了解到，如果对立面被迫消失了，那么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就削弱以致瓦解了。
而原初的人道精神，是一种生命的联盟，因此强健丰满，不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样，以肢解敌对阶级、瓦解生命的联盟为宗旨。
实际上，阶级存在就像物种存在一样自然，阶级彼此依存就像物种彼此依存一样；要想消灭阶级差别，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阶级差别，要想结束阶级斗争，不过是制造了更残暴的阶级斗争，
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道精神”也患上了营养不良的贫血症。而唯有立足于阶级合作的积极意向的人道精神，才是推动文明继续发展的精神。
试想，未来是如此难以捉摸，谁全然知道明天的社会需要什么？谁全然知道未来的人们究竞走向何方？卡尔马克思说他知道，可是他连自己哪天死、如何死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世界的未来？他连自己的私生子最后姓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未来的世界信什么？因此，卡尔马克思及其仆从的“理论”全是在圆谎，他们是靠“梦想”的谎言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十九世纪的条件及其局限出发，作出了某些判断与“理想”，它们已经被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饥荒、大清洗等悲惨世界证明是失灵而有害的毒品。面对苏、中两国相隔三十多年但却一一应验的大饥荒、大清洗（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国在六十年代，但都是在“建国”之后十几年开始），马列主义预言家们应该及早认识到，为后人保持活力，才是最大的人道，一种大人之道；而不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蹩脚理论去歼灭后人的活力。尤其，根据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滥用死刑，甚至推行灭族的株连政策，当然是危害整个民族健康的。
从遗传学角度看，灭族也并不能消除犯罪，只能削弱可供未来人类广为选择的生命资源。这种原始简单的方法，是对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生物资源──人的存在──所进行的彻底破坏。
从中国的帝国时代尤其是汉朝以后的蛮族的“军事阶级专政”的统治恶果看，其损失是很难无法挽回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俄国和中国等国畅行无阻？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曾经遭受过“蛮族军事阶级专政”，而“蛮族军事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成吉斯汗是斯大林的先锋队。用这种新眼光去观察中国帝国社会的没落，可以证实生物资源的破坏，不仅限于自然界如对水土、植被和动物资源的破坏，且扩及到了人类本身，扩及到了我们文明的基因内部！以致破坏了整个群体的造血机能。
这是悲剧。这最终窒息了文明的活力，窒塞了社会自我选择的渠道。当近代遇到外部世界的多样化挑战时，自然而然就显出“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弱不禁风来，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努力也已经全面失败，我们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个政治制度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民族习惯问题，而且是个遗传问题，即，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传资源遭到了破坏，至少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因此，中国民族的复兴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调整并重建我们的遗传资源。但愿专政阶级对民族活力所成的巨创，可以弥补。
切记：良好的民族前途，只能在阶级合作的互相反馈中形成。某方的良好愿望包括说教者们圆满的理想图式，其动机归根结底也还是对利害的长期判断及选择，即使不是个人的利害选择，那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利害选择！这里不存在真理问题。正是由于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道德与自我克制才获得了积极的生活意义。而鼓吹阶级斗争并推行阶级斗争，事实已经证明是民族敌人给我们设计的危险陷井，这个陷井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蛮族军事阶级专政”，唆使我们在自相残杀中永劫不复，而让他们渔翁得利。
7、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男的毛泽东，男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万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8、
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种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关，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入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唤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9、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著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耳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主义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被凶恶的手一起给倒掉了，如同婴儿与脏水一起被泼掉了……电视、广告、思想教育、道德训诫──甚至美容杂志、时装杂志、健康杂志、食谱杂志等等：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做人”……好像学会了“如何做人”的范式，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就能从中生出新一代的生命！
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只能是天然需要的不可阻遏的流露：它是不教而能的，它不需要现代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团的这些凶手制定的种种规定。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10、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11、
生活──就是紧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放松”，而在于“节奏感”。紧张仿佛是与自由相对立，但实际上，紧张体现了最大幅度的自由。
人人都叫唤着“我要自由”，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自由”就意味着危险？
自由，不应该成为浪子的奢侈品；它应是勇士肩负的刀剑。
关在动物园里的野兽是最安全的──不论对己还是对人。它既不愁饥饿，又不怕天敌的袭击。而自由的野生动物却必须尽力与命运抗争！它要时时提防着陷阱！它要时时寻觅食物！它要天天警惕着敌意！它的自由是用生命换来的。
当它因自由而死去的时候，它不会说，“唉！要是我一直在动物园里关着就好了！”
这样的野兽本能，实高于庸庸碌碌的现代人，现代人除了天天像机器一样“上班”以外，还会什么呢。
基于这样的野兽本能而兴起的“野兽派”，实高于伟大中世纪崩塌之后的废墟所挤压出来的令人作呕的“人道主义”。
“自由”并非人生的真正目标。尽管诗人们这样讴歌。
只有循环、生命的循环、动物机能的循环以及个体心理之流和精神之波的循环往复──才是真实的、令人扫兴的“目标”。这目标应被理解为一个绵延的消解了具体目标的过程，凡是有助于推进循环并消除阻滞的力量，才被主体确认为“自由”；而有害于循环过程的自由，不但会被主体拒绝，还会被轻蔑地称做“劳苦”。事实上的自由，意味主体的不得安宁；而唯有自由的感觉，才是恰到好处的人生酬劳！
12、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我们不应以一个文明所包含的罪恶性，来贬抑或抨击这一文明（如现代人对希腊奴隶制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奴隶制度之辩护者的态度）。美国开国元勋、后来的总统、《独立宣言》的名义起草人杰弗逊，屡屡XX女黑奴，结果生下许多来路不明的人，但他的头像依然印在美国的钞票上。据说，有些黑奴的白种主人，甚至让自己与女黑奴生出的黑白杂种拿到奴隶市场上公开拍卖，但他们仍然被称为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如果依据这样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人们倒可以根据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罪恶量”，来作为衡量这个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的一把标尺！
相反，如果我们愚昧到这般田地：竟然去动手阉割文明所产生的罪恶，并力图堵塞这罪恶的根源，我们难免不最终毁悼这文明。因为，被所谓的消毒过程所消灭的，首先不是根深蒂固的罪恶（它深植在人的天性中，如果不消灭天性，也就杀不死天性所创造的罪恶）；而是那脆弱的文明（因为它只是偶然培养起来的习惯罢了）。
例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暗示下──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是逐渐枯竭的文明机体及其终于干瘪的死尸吗？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初生的文明，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那样被死亡的恐怖，击倒了，但也在恐怖感的支持下，重新站立起来了。你还记得一九六八年春节心酸的回忆？还记得母亲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怎样引起了你长达几个月的郁郁不乐？她说，“如此一别，不知何年。”这仿佛谶语，如此一别，竟是永诀。
这就构成了一个心灵历程的开端？要是没有这个开端该有多好啊！氓之蚩蚩，我们不也可以像大街上的那些失学儿童一样麻木不仁甚至作奸犯科，也可以从这种泯灭式的混迹中，得到同化的安乐。那样，我们也可以和开天辟地的苦难握别，不必冒着创造的巨大危险，并向军事管制者乞讨畜生一般的幸福。
创造和破坏，刻毒和诗意，权变与忠诚等等，都属本能的范畴。所谓“后天的教养”何有于它们呢！借口社会问题和缺乏教养而推卸天性的责任，最多是一些大众时代的无聊宣传罢了。《中庸》说得对：“天命之谓性。”确实，在人的天性中，不正深刻地隐藏着他的命运吗？在天才的天性中，不正深藏着世界的天命吗？
不要害怕“预兆”！──即使“凶兆”又算得了什么？一切都会变为陈迹、过去时态，纵然“预兆”也会变成“过去时态”。而人的最大恐惧和最大安慰，都不是来自非人的客观事实，而是来自人感受的预兆和对预兆的主观盼望！
例如，在生命的神话已经破灭的地方，只有工作的劳累可以慰藉。……神话从来就未曾完成过，除非是在“极端个性化的幻想”里……那么，灵魂的归宿，我试问你：为什么人们都倾心于自欺，而会对上述的顿悟，反而惊惧不宁？
灵魂的主人如此答称：人是生来就迎着强大的压力（如气压）而活着的，所以人需要神话，以便解释自己的苦难，挣回自己的脸面。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