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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1日星期六

谢选骏:解决美国流民问题的中国法宝



《在洛杉矶何以为家?变成“流浪汉” 仅需1次失业》(2019-09-25 洛杉矶华人圈 )报道:

  

耶鲁毕业、华尔街上班、拥有自己的企业……通常来说,这样的“人生赢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无家可归”产生半点关联。然而,洛杉矶街头一位52岁的“资深”流浪汉就亲身演绎了这样的“跌宕人生”,引发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舆论慨叹,随着美国住房开支的水涨船高、福利保障的大幅削减,人人都有可能因生活重负而面临类似窘境。日前,美国总统川普更试图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治理街头流浪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


名校才子变成流浪汉


窝在用一堆行李搭建的“简易帐篷”当中,洛杉矶流浪汉肖恩·普莱森茨紧盯着电脑屏幕,密切关注着福利部门“免费餐饮”的发放信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8日报道,这位无家可归者本来拥有极其光鲜的履历,前半生堪称顺风顺水、一路“开挂”。他在高中时代就是优等生,以最优成绩毕业、并收到了美国多所知名学府抛出的“橄榄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普莱森茨在华尔街大展拳脚,曾供职于知名金融企业摩根士丹利。上世纪90年代,他又投身影视行业,通过拍摄“成人电影”获取巨利。

没想到在之后数年,普莱森茨接连遭遇重大人生变故:先是业务急剧减少、事业受挫;之后母亲绝症去世,导致其精神备受打击。破产后,普莱森茨搬离豪宅、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有房可住变为以车为家、最终彻底沦落街头。他表示,在街上讨生活格外艰辛,有时成宿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当”被人偷盗,此前他已经“丢过很多东西”。更糟糕的是,由于背部长期疼痛、却又无力承担昂贵的医药费,他沾染上了吸毒恶习。


如今,作为洛杉矶6万“流浪大军”中的一员,这位年过五旬的非裔人士已在当地的“韩国城”露宿了6年,与其他流浪者一样衣着褴褛、饱经沧桑。稍有不同的是,他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奥巴马时期免费获得的手机。通过这些设备,他对当地教堂和福利机构的餐饮发放时间了如指掌。CNN称,尽管生活困顿,不接受亲戚救济是他“最后的倔强”:他表示当前的处境系个人责任,不想拖累家人。


流浪人口危机

截至2018年,全美约有55.3万名无家可归人士,占总人口的0.17%。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近年来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流浪人口激增,加州、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情况尤其严峻;其中,洛杉矶市面临的危机更是史无前例——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该市流浪人口骤增16%。


令媒体深感担忧的是,随着生活成本水涨船高,开启流浪生活的“门槛”已是越来越低。普莱森茨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几位“邻居”:“这里住着一位摄影师,那边还有几个音乐人。”媒体称,当地很多流浪者其实都曾有一份正经工作,而很多人距离街头生活仅隔了一次失业或涨租而已。普莱森茨感慨地说:“这是我们人人都有可能面对的问题。”


圈养流浪汉,遭川普猛批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川普总统17日出访加州,并对该州的流浪人口问题发表了一番“高见”。他抱怨道,流浪人群严重有碍市容,不仅“毁了我们最好的公路和街道”,还“劝退”了该州很多“纳税大户”。《华盛顿邮报》称,川普此前已表明联邦政府有意介入治理加州的流浪人口问题,大体思路是“清除流浪汉帐篷”和“把人聚集、统一管理”。报道称,这项“简单粗暴”的安置计划遭到多方不满。美国住房保障组织“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主席延特尔表示,作为一国元首,川普应多关心那些流离失所的民众,而不只是“城市形象”。洛杉矶流浪者权益保护人士迪克森也表示,将无家可归者驱赶到边远地区统一管理绝非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样做只会让他们远离工作机会和医疗服务,更无“安居乐业”的可能性。《纽约时报》称,联邦政府本可以通过住房补贴缓解这种局势,但最近几年政府每年都在压低这项预算。


谢选骏指出:“联邦政府本可以通过住房补贴缓解这种局势,但最近几年政府每年都在压低这项预算。”因为联邦政府的钱都注入地产商人的荷包了。那么,如何解决美国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呢?剩下的唯一法宝,可能就是地产老爷川普所计划的“清除流浪汉帐篷”和“把人聚集、统一管理”了。但是,这其实是共产党的“法宝”——1949年刚刚盘踞大陆不久,共产党就在上海驱逐大量无产阶级,直接开动军用卡车,把无家可归者、没有工作者,送到荒郊野岭,任其自生自灭!这就是三十年后的1979年红红色高棉所推行的恐怖路线。想不到吧,现在七十年过去,在美国竟然也有丧心病狂的棺员,想要推行这一死亡计划!可见,刀枪的杀伤力是有限,思想的杀伤力是无穷的!难怪,毛泽东思想万岁了,中华民族就万碎了,还向美国输出解决流民问题的法宝呢。如果大家今天同意如此“解决流民问题”,明天所有的人都可能无家可归了——中国式的上山下乡就会横扫整个文明世界!正人君子就会沦为牛鬼蛇神!

谢选骏:没有白人只有红人



《互联网极端主义如何塑造了美国白人青少年的思维》(BBC 2019年8月19日)报道:


网络时代给青少年教育带来新的课题。最近,一名母亲发布的一个帖子在网上传开。她认为男孩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受到极端主义的思想毒害,表示相当担忧。她认为这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警讯。


在一个任何人都几乎能够在网上接触到任何内容的时代,美国的白人男孩似乎特别容易受到网上危险的激进化思想影响。


在美国,很多宗大规模枪击案的嫌疑犯都有三个共通点:他们都很年轻,都是白人,都是男性。


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市枪击案造成22人死亡,嫌疑人被认为是在网上发布过种族主义的宣言。


在代顿市的致命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那一天,负责调查的警方表示,枪手曾受到“暴力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未有公开具体动机。


互联网的危险性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些新近发生的悲剧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在美国,养育白人男孩的家庭能够或者应该做什么?


乔安娜·舒罗德(Joanna Schroeder)是生活在洛杉矶的一名作家、媒体评论人和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大概一年前左右,(我们的孩子)开始问一些听起来像是直接来自另类右翼人士的问题,从那时候开始,红灯就亮起了。”


她向BBC表示,她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开始提出一些“经过狡猾包装的另类右翼立场”,问的问题都是像为什么黑人能模仿白人文化而白人不能模仿黑人文化之类的。她开始发现,与她孩子同龄的男孩都在互相说一些带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梗——似乎就是从网络论坛上传开来的。


上星期,舒罗德女士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的一连串推文引发广泛议论。她讲的是在一个能轻易接触到极端主义观点的世界里养育白人男孩,要如何监察他们的社交媒体和教会他们同理心。推文得到了将近18万点赞、8500条评论和分享。


“不是所有玩笑都能显示你的孩子正在接受危险的意识形态,”她说,“当孩子们说一些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者歧视同性恋的玩笑时,父母要问自己的最大问题是,孩子们是否理解自己说的那些话背后更深的暗示。”但是有些人却批评她,建议在社交媒体上监视,是侵犯了孩子的隐私,是反应过度。


另一些人则说,这种说法并不只对白人男孩适用,将焦点放在种族上使得这个议题不具有广泛性,从而产生问题。他们也直指主流媒体带着偏执和白人至上的意识来一并看待所有保守或者非自由派的观点和价值。


一些专家表示,社交媒体的运算法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助长极端主义观点,并在网上制造回音壁效应从而助长阴谋论。虽然受到网络宣传影响的肯定不仅是男孩,但是至少在美国,年轻男性是特别容易被诱导出暴力行为的。


一个回复舒罗德女士推文的少年说:“我在高中亲眼看到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的事,看到那些受严重影响的人和不那么受影响的人之间形成了多么大的鸿沟。”比如,YouTube上一段关于电竞的视频,可能就会带有一些含政治意味的暗示。“而那可能是一些精心打造的吸引年轻男性的内容,”舒罗德说,“他们看过一条之后,接下来的一系列视频可能就会越来越极端。”


本月较早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探讨YouTube如何通过系统性地推送阴谋论的频道和极右翼的内容来将巴西的极右势力推上权力宝座。《纽约时报》报道,在巴西的学校、公共卫生系统,当然还有政界,都已经能看到有方向地引导这些内容所带来的效应。在当选总统前,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已经是YouTube上巴西极右翼群体当中的一颗明星。


汤姆·拉德马赫(Tom Rademacher)是明尼苏达州一名八年级的老师。他表示,学校可以做得更多,进一步在不打击任何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团体的前提下“干预其中一些极端化的思想”。“我们应该传授批评性思维和同理心。我们不应该教导孩子应该想什么,但我们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倾听那些想法和他们不一样的人。”


为什么针对白人男孩?

根据联邦调查局(FBI)一份分析2000至2013年各种枪击事件的报告,63%的枪手是年轻或者中年的白人。相较之下,第二高比例的族群是非裔美国人,占16%。《琼斯夫人》(Mother Jones)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收集了1982至2019年大规模枪击案凶手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大多数是年轻的白人男性。


7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向美国参议院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案件当中的大部分是“由某种你可以说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力所引发的”。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玛格丽特·海格曼教授(Prof Margaret Hagerman)用了两年时间研究一批白人富裕家庭和他们有关种族的教育和讨论方式。海格曼教授说,她惊讶地发现,很多这些父母都认为,他们的孩子对于种族没有概念,是“色盲”的。“当我花时间与这些孩子们一对一相处,或者当他们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时,他们对于种族、种族主义和不平等明显是有各种想法的,”她说。“孩子们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习得关于美国种族的一切。”她说,父母应该思考他们要如何建构孩子的成长,以及生活在一个白人社区、在白人为主的学校上学,会如何“传达特定的信息”,令孩子们在遇到网上的白人至上意识形态时猝不及防。“我经常听见一些父母告诉我,他们对于和其他成年人谈论种族感到不自在。我对此感到诧异,因为如果成年白人都不能和其他白人对话谈论美国的种族,他们如何能够与孩子们进行这些讨论?”


新西兰枪手与英国极端组织有无联系?

拉德马赫说到他班里有一群白人男孩屡屡以他相信是来自网络论坛的方式嘲笑不同的种族、性别和性向人士。责骂并没能阻止这种行为,于是拉德马赫就邀请他们一起吃午饭,讨论一下。一个学生告诉他,“作为白人男孩,他们总是担心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所以他们只是自己的私群里互相开这些玩笑,几乎是一种苦中作乐——以此来嘲弄他们最害怕和令他们最受冒犯的东西。”


拉德马赫说,在谈论过如何分享他们的感受之后,其中一些男孩甚至加入了学校里的反种族主义领导小组。“他们还是年轻的男孩,”拉德马赫强调说,“他们正在试图摸索界限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事情是好笑的,为什么有些又是带有冒犯的。”他说,现今白人青少年的育成是“正中激进化思维下怀的”,因为广泛的文化变迁令他们感觉受到主流社会的攻击。他还表示,网络迷因(meme)文化、电竞文化和白人民族主义文化可能会彼此交集互相诱发,他们很容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越界。


成年人从自己做起

舒罗德说,父母需要干预,因为小孩很少会停下来批判性地审视他们从网上听到的观点。她建议,家长应该问孩子从哪里听到这些说法,告诉他们,你想要了解前文后理。“我一开始总是会说,‘我知道你不是想伤害任何人,所以我想要向你解释,那个笑话为什么不合适,为什么它是伤人的,这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你再那样说。’”拉德马赫说,重要的一点是,老师们也应该记住,家长在孩子被羞辱的情况下也会产生逆反心理。“写邮件给家长说,我认为你的小孩将会成为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这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很多家长也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网上会看到什么。


“我们过去犯的那种愚蠢的错误,现在足够令你在全国新闻里被报道一星期。所以,如果你能够令家长配合,情况就会好很多。”拉德马赫表示,将这些概念变成一个为期一年的课程,将会是对抗网络激进化的简便方法。家长害怕这会变成“反白人”思潮,这是不必要的。“我的意思是,教室可以变成一个让孩子们探讨这个问题而不用尴尬的地方。如果我们对一个群体进行羞辱,就是将他们推向更消极的方向。”用舒罗德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知道,我们期望他们是友善,懂得尊重和诚实的——这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内心本是善良的。”


谢选骏指出: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形成过程中,“白人”这个概念其了一种误导作用!因为“白人”这个概念把其他人类叫做“有色人种”,其实这并不准确——细细端详一下,世界上没有白人,只有红人——因为所谓的白人,他们的皮肤是红的,毛发是黄的,只有跟黑人站在一起他们才算为白的,和东亚人站在一起他们其实是红色人种,所以从德国人那里传来的共产主义,叫变成了红旗。在这种意义上,全球人类其实都是有色人种,哪有什么白人之可言。这一事实,足以摧毁一切白人至上论。


网文《白人》报道:


白人(英語:White people),或稱白色人種,指狹義的高加索人種(一般亦作西洋人、西方人或西人、洋人),是以人類膚色命名的人種名稱,一般指擁有淡色皮膚的種族或群體;或是一類擁有淡色皮膚,尤其是源自歐洲的人類群體,主要指西方世界的人群,有時又專指分布在澳紐與拉美的歐洲人或歐洲後裔,最狹義的時候僅指北歐人種,不過西方世界的標準是比較主觀的,不但各國認定標準不同,反而很多亞洲地區皮膚白的種族卻又不是白人,而很多非純正白種的歐洲人卻列為白人。廣義的「白人」一詞可以包含歐洲以外的西亞、北非、中亞、東亞的民族,泛指所有淺膚色人種。


社會觀念

歐洲人在18世紀前後了解到他們和印度的雅利安人存在比較近的關係,因而產生了印歐人一詞。一般認為,印歐人、閃米特人都來自於高加索人,都是白種人。事實上,猶太人、閃米特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匈牙利人、土庫曼人、哈薩克人等都不是真正的“白人”,而是亞歐混血,但多被視為白人。


一個人是不是白人在大多數白人所在地都是一個很主觀的問題。例如南非比勒陀利亞高等法院於2008年裁定南非華人屬於有色人種而並非「榮譽白人」,但南非黑人貿工聯合會等黑人經濟組織卻拒絕承認華人不是白人,並要求南非政府就此項裁決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以便於將華人列入白人的地位。


淡膚色的遺傳學

人類的膚色是一種數量性狀(quantitative trait),也就是由許多基因共同決定的遺傳性狀,以外表來看,是由深色逐漸到淺色的連續性差異。許多關於膚色的基因仍未明瞭,目前了解較多的基因有兩個,分別是MC1R以及SLC24A5。其中SLC24A5基因依據估計,是起源於大約6000到12000年前的歐洲地區。顯示至少有一個淡色基因是在相對晚近的年代起源於歐洲。非歐混血者若是擁有兩個源自歐洲的SLC24A5等位基因,那麼將會明顯比沒有此等位基因的非歐混血者更白。根據觀察,SLC24A5基因座解釋了大約25%到38%的非歐混血者在皮膚黑色素含量上的差異。


谢选骏指出:其实黑人和白人的血缘关系相近,而他们和东亚人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非裔在美国的地位为何会高于亚裔。因为世界上本无白人,只有从黑人突变而来的红人。红人产生红色意识,理所当然。而黄人呢,则尊崇黄色黄帝中庸之道。

谢选骏:黑道存在社会如何进行民主政治



网文《天道盟》报道:


天道盟,台灣著名的黑社會組織,台灣最大的本省掛角頭聯盟。成立於1986年,勢力亦相當可觀,而且擁有較強的地緣關係,近年來發展迅速。除了台灣全島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動,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東南亞等地。目前與竹聯幫、四海幫並稱為台灣三大黑幫。估計在台灣約有數千名活躍的角頭份子、以及數十萬名的合夥關係人。


時空背景「一清專案」後的源起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戰敗,而退居台灣,在台灣實行「一黨專政」的黨國政府體制和漫長的台灣省戒嚴令,礙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對於亞太各盟國政治的干涉及監督下,對於台灣內部發起的黨外運動人士或者對中國國民黨有所批判者(如旅外的作家「劉江南」),短時間內難由政府在檯面上處置,加上部分眷村子弟的省籍情結,因此扶持了所謂外省掛的黑幫勢力,為政府解決檯面上無法直接處理的問題,竹聯等外省掛組織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迅速壯大,並影響到台灣北部在地角頭的生存空間;直到1984年10月江南案的發生以及隨後11月12日的中華民國政府執行「一清專案」全國擴大掃黑行動,被掃入獄的眾角頭不滿事主竹聯幫依舊仗勢欺人、以及對時局的不滿(黨國政府扶持外省幫派、及族群特權等),獄中角頭便提議共組聯盟。

 

新組織的誕生

1986年7月,首先在羈押的土城看守所內發起,事由台東借提回土城的張永良,因與外省掛有糾紛衝突,竹聯幫仗勢欺壓當時落單的張永良,因而引起本省人的公憤,此事件間接促成文山、新店的「羅福助」(綽號「福助」、文山幫、文山會)、基隆「吳桐潭」(綽號「阿潭」、田寮港幫、太陽會)、基隆李信茂(綽號「阿茂」、太陽會)、中和「李博熙」(綽號「博熙」、「博仔」、孔雀會)、萬華的「謝通運」(綽號「阿不倒」、環南市場角頭、不倒會)、新竹「林敏德」(綽號「敏德」;本為三光正義組、敏德會)、三重「蕭澤宏」(綽號「蕭濟公」、濟公會)、高雄左營「陳賢明」(綽號「鴨霸」、鴨霸會)等人的結識,眾人在多次管訓放風時刻藉機討論結盟事宜。遂於同年10月31日,在土城由羅福助擔任監誓人,與前述其他五人以口頭宣誓結盟(其中「蕭澤宏」另案在同年8月即已被羈押於龜山監獄,所以宣誓當日未參加,但仍保留其地位),成立以強調「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為宗旨的團結同心聯盟(「天道盟」前名);羅福助當時被推為總聯絡人。 

在眾人分監之後,隨即有岩灣(仁-13號房)、泰源、土城監獄等全台各地的職訓中心、管訓隊、監所紛紛響應,獄中眾人群起高喊「天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論」及「不歸竹(聯),便歸天(道)」的口號;此後有高雄「楊登魁」(西北仔)、台中「侯貴生」(「斜頭生」;大湖仔)、台北大同「鄭仁治」(圓仔花;廈門幫)、台北公館「林應明」(光頭;三環幫)、雲林「林清標」(標哥)、淡水(海關)等全台各地角頭先後加入共組「天道盟」犯罪組織。此時只算是意識上的天道盟(即是天道盟最初的六個意識團體),並無具體組織或正式的成立儀式。 

不幸地在1987年11月29日,發生「岩灣絕食事件」(代號1126專案),緊接著又在同年12月1日,爆發更激烈的「綠島監獄暴動事件」(代號1201專案),計有8名管訓隊員死亡、另有廿餘名受重傷。直到1987年至1988年(4月4日、23日)期間因上述事件之效應,加上適逢臺灣省戒嚴令的解除及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病逝,所以全國頒布犯罪減刑;眾人陸續出獄後,在全台灣廣泛設立天道盟最初的數個具體組織:吳桐潭與李信茂在台北市、基隆成立「太陽會」、李博熙在中和、永和成立「孔雀會」、謝通運在萬華成立「不倒會」、林敏德在新竹成立「敏德會」、林清標在臺北縣成立「雲霄會」及陳賢明在左營成立「仁義會」(前身為獄中「鴨霸會」);蕭澤宏則另案仍羈押於台北監獄服刑中(刑期6年、至1990年6月方可假釋出獄)。同年,天道盟開始與山口組往來;1989年日本山口組竹中正(竹中組竹中正久親弟)來台與天道盟等角頭交流;日後,天道盟也派人赴日本山口組見習經營模式。 

蓬勃發展與激盪的年代

天道盟成立初期,正當台灣泡沫經濟蓬勃發達的時期。在羅福助、楊登魁、吳桐潭、李信茂及謝通運等代表人物的領導下,短短幾年,天道盟不但有民意代表撐腰,幕後更有財團金援;除了南北角頭串聯的武力作為後盾,再加上將南部風行一時的餐廳秀搬上有線電視頻道,並從日本引進柏青哥(俗稱小鋼珠)以及之後全台六合彩連線的資金運作,因此將天道盟事業推向高峰。正當天道盟勢力如日中天、欲一統江湖之際,卻因黑道利益分配不均,引起江湖風波不斷。1989年,天道盟先後與槍擊要犯黃鴻寓(綽號「黑牛」)及楊瑞和(綽號「小馬哥」)發生衝突,黃鴻寓火燒羅福助的住宅及臺中市的主要據點「羅浮宮」,也燒死了羅福助的親兄。 

1990年6月,蕭澤宏假釋出獄,復在台北市東區成立濟公會。同年7月,政府執行俗稱二清專案的「迅雷專案」全國掃黑行動,加強取締新崛起的天道盟以及竹聯幫,以壓制不法組織的氣勢。在「迅雷專案」被列為首要目標的天道盟3名重量級人士當中,羅福助潛逃至美加、紐澳,於2年後返台參政;吳桐潭潛至大陸福州,在隔年被大陸公安逮捕並首次依照《金門協議》遣返回台灣服刑、楊登魁則一度至加拿大發展地產,自認無罪且「功在黨國」無需潛逃,卻在返回台灣後被逮捕入獄。1990年8月21日,太陽會為爭奪台北東區利益,以凌志成夥同徐文賢等人前往北市忠孝東路四段改由大安莊所經營之「真善美大舞廳」投擲汽油彈縱火洩憤;同年10月初,吳桐潭潛逃福州的期間,在福州的西湖酒店內成立太陽會「特攻隊」,凌志成與徐文賢分別擔任正副隊長,並於同年10月9日清晨,由徐文賢「阿賢」、段文湘「小段」和游欽志等3人涉嫌火燒林文郎所經營的白金漢三溫暖以示報復。1993年9月22日中午,謝通運遭同會內另股地方勢力開槍身亡。 

黑金政治與勢力的擴張

隨著時代的發展,1990年代的天道盟也逐漸自我「提升」。當時正值政府推動8兆的六年國建公共工程計畫,天道盟轉而介入公共工程圍標、股票炒作、房地產、媒體報業、後因股市獲利轉向船運、期貨證券、娛樂及影視業等等,並成功介入全國的政治選舉。1994年,天道盟進行內部改組,設「總裁」、「副總裁」、各會會長為「高級顧問」,由高級顧問指定組長,並曾有意仿效台北市政府,在原舊台北市十個行政區(延平、建成、城中、龍山、雙園、古亭、大同、中山、大安、松山)分別成立「十大分會」。同年6月,北部太陽會內部分裂成「老太陽會」(吳桐潭派)與「新太陽會」(施春成派),兩派因利益問題而彼此衝突多年。 

1995年12月、羅福助以無黨籍身份當選國會議員,以立委之姿威震政壇長達6年(1996年-2002年)並成為台灣首位選上立委的黑社會人物 引領先驅並成了許多黑幫人物效法的對象;期間在1996年初既便將盟主職務交付由眾人推選江湖輩分較高的原委員會執行長鄭仁治〔化名陳仁治,綽號圓仔花)。羅福助當選立委前後,天道盟勢力大幅擴張,2任新舊盟主至卸任交接予第3任盟主前陸續在全台成立「松山會」、「文山會」、「天鷹會」、「天德會」、「天山會」、「正義會」、「太極會」、「大安會」、「天雲會」及不倒會分支「環南會」、「天義會」、「天林會」、「天龍會」等。1996年3月、陳治男亦當選國大代表,並成立當時最大的次級問政團體「祥和協進會」擔任會長職務[8]。同年8月,因陸續發生四海幫大老命案、至尊盟介入公司股東會等重大社會事件,使得政府在各界言論壓力下執行「治平專案」全國性擴大掃黑行動,再次造成另一波幫派分子大規模避走海外,其中至尊盟盟主黃武雄也與南部最大幫派東門幫幫主曾順風(結拜兄弟)四海幫、竹聯幫的大哥一齊移往綠島接受此次掃黑行動時間長達三年。

因為一句「黑道立委」,臺北縣立法委員廖學廣在汐止家中遭冠鈞會挾持至林口山區監禁,是當時引發社會大眾震驚的「關狗籠事件」;事件後廖學廣一口咬定此事件,為同選區立法委員羅福助及天道盟份子所為。雖然,證據無法顯示動手將廖學廣關在狗籠的涉案人與羅福助有關,但被警方查獲的涉案人卻是天道盟成員。

權力結構的變化與近況

2000年4月起,太陽會內部分裂的兩派形成「新太陽會」與「舊太陽會」的態勢;同年8月,台北市發生「吉林茶行槍擊案」,太陽會代理會長「世將」被槍殺身亡,顯示太陽會與同心會之間的鬥爭逐漸由基隆擴及北台灣各地。2002年3月,新太陽會會長閻當利在中和被當街狙殺身亡,太陽會的內鬨鬥爭事件白熱化;期間太陽會更因吳桐潭在柬埔寨親自授與虎牌的第一代殺手鄧永燃等五虎(不含中部槍擊要犯張錫銘)涉及殺人和擄人勒索等社會案件,將太陽會虎牌殺手群打響名度。南部則由楊登魁、楊雙伍、陳秋旗等大哥亦逐漸拓展會盟雛形。 

2002年,天道盟領導結構出現變化,隨著「羅福助」因涉及眾多案件,而無法繼續參選立委,加上「楊登魁」經商有成淡出江湖,以及武鬥派的「吳桐潭」避走海外多年,三位代表人物勢力漸微。因此領導地位被原先的「艋舺廈門幫」領袖鄭仁治(綽號:圓仔花)所取代。鄭仁治為鞏固實權,廣大收納各地角頭,先後在全台成立「天義會」、「天慶會」、「天鳴會」、「北海會」、「松山會」、「天林會」及「關聖會」等分會[11]。鄭仁治時代提倡「和解共存」與介日宿敵把手言歡,導致部份老會系不滿而自立門戶。 

2005年,「鄭仁治」更藉江湖大老「蚊哥」的喪禮,展現其江湖實力,不但號召各地幫派,召開記者會,定所謂的「黑道平安日」,更自許為新一代「黑道仲裁者」;此舉引起政府及治安單位的關注,加上鄭仁治近年年事已高有意退出盟主一職、身居幕後「仲裁」角色。因此,鄭仁治推舉濟公會會長蕭澤宏為新一任繼承人。2008年初、蕭澤宏接任第三任盟主。 

2008年10月,警方查獲濟公會成員涉及中華職棒米迪亞暴龍隊的職棒簽賭案(黑米事件),多名成員遭逮捕。2009年1月,位於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20巷內的「中華財經台」公司大門於凌晨遭槍擊,同日,財經台同棟建築內的濟公會(天道盟)重要據點遭警方查獲。同年7月,台北地區的一起工程禿鷹案,由北市警方在台北光復南路的天道盟重要據點,逮捕不倒會林姓會長、太陽會溫姓角頭、陳姓角頭等重要成員,總會長「瘋濟公」蕭澤宏則在警方攻堅行動中逃逸無蹤。2011年潛逃中國上海發展多年的施萬浤(太陽會)返台後,於同年11月間在舉辦的婚宴中宣布接任「天道盟盟主」一職。 

2016年7月20日晚間八點天道盟蘆洲角頭劉保生遭狙殺身亡,據了解是牽扯上近年在板橋及江子翠的多個自辦重劃區,在檯面上的建商以及暗地操盤的幫派都看上這筆建案的龐大利益。 

2019年年初,因第四任盟主施萬浤婚後便遠離幫務,而實際掌控幫務的第三任盟主濟公蕭澤宏因癌症病逝,所以吳桐潭長期支持的太陽會第五任會長曾盈富(綽號:鐵霸)於2月經過推薦大會後,被選為第五任盟主,5月時正式上任。 

各會系組織

天道盟內部結構,各會(或會系)才是該組織的具體架構,皆大同小異;通常(發起人)、會長、副會長、顧問(此身分者不一定是會內中人,可以是由會長聘請擔任)、或資歷、輩份與聲望較高的「委員」等會級幹部被稱為「董仔」、「老大」、組長級被稱為「大仔」、「大哥」;組長經由會長和副會長分別吸收,且不受地區限制。會(分會)下設若干組;相較於組織決策核心的「會」,「組」則被視為執行任務的街頭部隊,以組長(角頭)為首。「組」一般10多人左右、較大的可超過30人。「會」則視底下組的多寡而定,主流(直系)的會通常勢力龐大約有數十人甚至百餘人,一般外圍的會多在數十人的程度。 

最高仲裁的委員會,是由各會(會系)彼此間有一個協商、決策事務的共同管道(實非有如外省掛「中常會」「總會、總堂口」之類的具體核心組織存在);負責召集、主持會議事務的「高層幹部」則是由各會(會系)的主流派代表(通常為發起人、或其直系)以及地方重量級角頭人士(稱長老、顧問或委員者)所組成,會議通常伴隨大型餐會(春酒、尾牙)或特殊聚會活動(廟會、神明會聚餐、婚喪儀式)的掩護來進行。盟主(總聯絡、號召人)僅為名義上的組織元首負責協調,實權還是在各會(會系)的會長掌握,一般各會(會系)皆獨立運作互不隸屬,所以天道盟內部結構較人性化且能自由發輝。 


組織犯罪團體成員特性與背景分析: 

年齡而言,組織犯罪團體成員之年齡分布以20至50歲者居多。

人數而言,組織犯罪並沒有特定的人數限制,但仍以大規模者居多數。

組織地位而言,成員地位隱性分類,在核心與外圍成員之分類上,並不明顯。

前科而言,多數之組織犯罪成員均具有前科素行,其前科之犯罪類型係以暴力犯罪為主,如妨害自由、恐嚇取財、傷害等。

地區性組織犯罪結構分析: 

無明顯幫規與儀式;無正式幫派的幫規與儀式、多為臺灣民間信仰,一般隨著各幫眾的喜愛,佛教、道教、一貫道等,各自信教(如:外省幫派常會在關公香案之前焚香結拜),幫中偶爾有中元普渡或尾牙祭神等儀式。

幫派之成立,有因與其他幫派對抗而形成,亦有受到同儕之誘導;因地緣關係,成員間彼此感情大於形式上的義氣。

組織多屬於地方組合型態,組織結構相當嚴謹,地盤分配後,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在組合成員中,大多是地方勢力領袖。

拉攏黑白兩道,以便在地方上累積勢力,勢力大的更有支配縱貫線南北二路與各方角頭的實力。

組織犯罪團體成員的性格特質上,成員多具暴力傾向敢打敢殺。

以領導者之意志為行事準則。

組織分工逐漸成熟,以利益為主之價值觀。

幫派成員間之互動良好,大家盡可能均分利益,只要有利可享,凡事都可溝通。

組織犯罪者與地方或政治界具有良好關係。

經濟來源已呈現出滲透合法行業的跡象,並有以合法掩護非法情事。


谢选骏指出:黑道的广泛存在,不仅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港澳社会、日本社会和其他亚洲社会的一大特点——这明显不同于欧美,尤其不同于日耳曼人和英语社会。我的问题是——黑道存在的社会如何进行民主政治?如何避免民主政治沦为黑道政治或黑白兼容的政治?相比之下,拉丁人的社会就与亚洲社会比较相近,所以那里的民主政治常常无疾而终。

谢选骏:勇武派就是人民的卫士



《香港“勇武派”:我们不认同中共而非中国……》(2019-09-27 RFA)报道:


2019年9月21日,抗议者在香港放下中国国旗。


香港过去三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采取有限度武力对抗的“勇武派”年青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香港警方和中国政府以“暴徒”称呼他们。本台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两位“勇武派”的年轻人。他们表示,自己所不认同的并非中国,而是共产制度。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抗议群体被划分为“和理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所谓“勇武派”。和香港警方的直接对抗,几乎都是这些勇武派在进行。


还在职业专修学校的阿欣,今年刚刚16岁。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年青人,但今年6月12日的游行经历,把她变成了一名勇武派。“突然有一个带着黄色头盔的男孩,头上全是血,倒在我身边。我当时心里想,警察应该保护市民,为什么对我们使用这样的暴力?从那一天起,我决定不再做和理非。”


今年22岁的大学生阿乐,则是因为当局对香港市民和平理性的诉求置之不理,而成为了勇武派。“和理非的做法,都是集会、静坐,但警察的暴力越来升级。所以我们也要有武力,保护这些和理非。”阿乐介绍说,勇武派由香港的年青人自发形成的抗争小组,早期多是人数十多人小型团体的分散行动,但逐渐各个小组也形成了相互协调的方式。在抗争中,阿乐小组成员也曾有人被捕。阿乐说,被捕的手足遭到警方虐待,被拘捕时受伤流血不止,但四个小时之后才得到简单治疗。


16岁的阿欣身材娇小,让人很难与激烈抗争的勇武派联系起来。她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在最前线熄灭警方的催泪弹。“最简单的就是用水浇上去,或者把催泪弹夹到有水的盒子里。也有人用网球拍,把催泪弹打回去。”阿欣说,她本人也曾多次被催泪弹直接击中身体,也曾被警方的胡椒水射中。她说,胡椒水在皮肤上可以残留三四天无法洗干净,那种疼痛难以描述。她的家人原本支持她参与示威活动,但随着警方镇压力度日益加大,家人开始反对她在街头的行动,目前她已经搬出去。


过去三个月的抗争运动中,黑衣黑裤,黑罩遮面,黑色头盔和防毒面具,已经成为香港“勇武派”的标志。当勇武派年青人出现在公众场合,市民常报以掌声,或以拥抱等方式表达鼓励及支持。阿乐说,最让他感动的,正是获得市民的支持。“有天,我和同伴在海富中心穿戴装备。有一大批市民,很多都有白发了,他们过来叫我们小心,说着说着就哭了。还拥抱我们,让我们小心。当时我也想哭,但我不能哭,因为如果我哭他们会哭得更厉害。但我心里非常感动。”


过去三个月港人的抗争,是由港府强行推动“引渡条例修订”引发的,然而阿乐认为,港人抗争的目标并不仅于此,而是要争取一个真正的“一国两制”。“我们需要一个自己选出来的特首,因为这样港人才是他真正的老板。这是重中之重。”虽然都在九七之后才出生,但在身份认同方面阿乐和阿欣都坚持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阿乐表示,香港年青人的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不认同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制度,而非不认同中国。“不是因为有中国香港才变差,而是有共产党香港才变差,这是很明确的。”


随着抗议民众和警方的对立日益严重,当局将勇武派称为暴徒,视为头号打击目标。阿乐表示,他们已经发现有警方人员试图混入勇武派的小组当中,来自警方的内部消息也证实,当局将打击勇武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阿欣表示绝不退缩放弃,希望能为香港争取到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既然出来,就是以死相拼了。”


谢选骏指出:勇武派多数是六四屠杀之后出生的!勇武派不认同的是中共而非中国——难怪人民群众会紧紧地拥抱他/她——因为勇武派就是人民的卫士。他们吸取了和理非的失败教训,在血泊中站立起来了!


谢选骏:英国鬼子促成了希特勒的诞生



《如何应对化学武器攻击 中毒是什么感觉?》(BBC 2019年9月26日)报道:


这辆白色的面包车太破旧了,看起来像是无主车——前保险杠不见了,一个后轮瘪了一半。有几个人在附近转悠,在安静的广场上说说笑笑。他们没有注意到车底有一缕烟冒了出来。


几分钟后,烟势加大,从车门和面包车下面的排气管中喷涌而出。站在附近的人几乎消失在白色的烟雾里,一个女人发出了一声尖叫。因为风向突变,烟雾冲着我的方向滚滚而来。


当它飘到我身边时,我隐隐闻到了口香糖的那种味道。我能听到人们在咳嗽,附近有人影倒在地上。有人在大声呼救。还有人一动不动地躺着。20分钟后,街头拐角处隐约有蓝色的闪光出现,表明救援正在路上。消防员穿着配备全套呼吸装置笨重的防护服。他们在受害者当中移动,查找可救助人员和确认已没生还希望的人员。


幸运的是,对我和其他在芬兰南部小城米凯利(Mikkeli)的人来说,这只是一次预演,为第二天的化学攻击演习做准备。我刚才经历的这一幕,是预演一个恐怖分子团伙于午餐的繁忙时间,在市场广场释放了一种有毒的神经毒剂,旨在测试一项开创性的新技术,这项技术可能改变应急服务部门对有毒化学物质释放的反应。但是,我们对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真相了解多少呢?人们该如何应对?为了防止出现惨重的生命伤亡,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在芬兰,受害者都是由志愿者扮演的,但这一幕是基于现实中的恐怖事件。


1995年,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于交通高峰期在繁忙的地铁上释放了沙林毒气,在5起协同袭击中,造成1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一年前,同一组织发起的沙林毒气袭击造成8人死亡,600多人受到伤害。


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分析化学家托马斯(Paul Thomas)解释说:“我们这个项目的源起,就是那起事件。”他是米凯利演习背后Toxi-Triage项目的负责人。


现居住在日本京都的前广告主管坂原淳(Atsushi Sakahara),是1995年沙林毒气袭击的幸存者之一。他当时就站在距离一包含有沙林的挥发性液体几尺远的地方。他回忆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太多。接着我感觉眼睛很干,有种用眼过度的感觉。但是那天早上我要给客户做一个重要的演示,所以之后我就去办公室上班了。”结果证明,这件事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


那一天,坂原淳像往常一样。早上收音机闹钟响过之后,他小睡了几分钟,然后起床。走一小段上坡路到达六本木车站,他在那里买了份报纸,坐上了日比谷线列车,开始每天15分钟的筑地站通勤之旅。


坂原淳回忆说:“列车到达时,我正在读报上一篇关于9个月前松本市沙林毒气袭击的文章。我看第一节车厢的第三个门没那么拥挤,所以我就从那个门上了车。左边有一个塑料袋。我差点坐到它旁边,但后来改变了想法。”


坂原淳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个用报纸包着的塑料袋里,是含有30%的沙林溶液。在坂原淳上车前两站,奥姆真理教的一名成员把包裹放在地板上,然后用尖锐的雨伞尖刺穿包裹,让里面的溶液挥发到车厢里。


坂原淳说:“坐在那个塑料袋旁边的人看起来不大舒服,耷拉着脑袋,一直在冒汗。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换一个地方。其实我应该大声呼喊让大家都离开,但我没有。我是希望我能这么做。”


相反,坂原淳走到了第二节车厢的前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乘客,他们关上了身后的车门。当他回头时,看到刚离开的车辆里还有一个孕妇。后来在目睹沙林毒气的可怕之处时,这段记忆一直挥之不去。他说:“后来我得知她没事,但我不知道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当列车再次启动时,他之前看到的那个人跪倒在地。“有人说他晕倒了。我们到达下一站神谷町站时,车站工作人员冲了过来,把他抬下了车。”


沙林毒气在吸入几秒钟后开始发挥作用,接触一分钟内出现症状。它可以在大约5-10分钟内致命。不过,作为一种水气,它比空气重,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填满整个车厢。据报道,乘客们在开始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有人打开了车窗。这个做法救了车厢里的许多人,坂原淳乘坐的那列地铁仅一人丧生。


在随后的几分钟,前面那节车厢的乘客被疏散,广播通知称筑地站发生爆炸。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爆炸,而是另一列遭到毒剂攻击的地铁列车靠站停车,乘客们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瘫倒在地。事情发生得太快,一时间导致了混乱。坂原淳说:“我本来是要在筑地站下车的。既然这样,我决定下车出站。”叫辆出租车去健身房,想稍微锻炼一下,但后来决定在见客户之前还是冲个澡。他说:“我开始感到很难受,但淋浴帮了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坂原淳遵循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建议的发生化学武器袭击时的三个关键步骤:置身于干净的空气里、脱下衣服、用肥皂和水清洗。他补充道:“不过,当我走到外面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戴了一副深色墨镜,”视力变暗是沙林毒气接触的典型症状,并伴有眼睛疼痛、瞳孔收缩、恶心和流鼻血。坂原淳在办公室的电梯里遇到一位同事,说他眼睛充血,他这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


坂原淳说:“同事告诉我应该去医院。到了医院,那里已经有很多受害者了。那会儿我头痛,眼睛也痛。身上黏糊糊的都是汗。我问接诊的医生这是什么病,他说‘不知道’。”几个小时后,政府才明确告知是沙林毒剂导致的。虽然致命剂量的神经毒剂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置人于死地,但轻微或者短暂的接触,症状可能是难以形容的,如眼睛发炎、头晕脑胀、头痛、流鼻涕、呼吸不畅。这些症状如果不是突然出现,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重感冒。


装有毒物的包裹被车站工作人员捡起并处理掉了,他们也成为这次袭击的受害者。许多跟坂原淳一样搭乘受影响列车和出现在站台上的人,在紧急救援人员控制局势的时候,都离开了。后来,他们是自行前往医院,从而加剧了混乱。


化学袭击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恐慌。托马斯说:“在东京的沙林毒气袭击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医院寻求医疗救助和安慰,令医院不堪重负。绝大多数——大约80%的人,是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可以想象一下,当数百人同时出现在医院时,对繁忙的医院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有老人当天碰巧中风,她可能就得不到需要的照顾。这太要命了。因拥堵造成更多人的间接伤害,也不比毒气事件本身造成的伤害少。”


托马斯相信,新技术可以提供帮助——在未来发生化学攻击后,进行快速诊断。例如,德国电子公司Gesellschaft für Analytische Sensorsysteme(简称Gas)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呼吸分析仪,可以检测出人体对有害化学物质做出反应时,所产生的低水平的生化物质——代谢物。在米凯利的烟雾中加入了薄荷,志愿者给予薄荷油胶囊作为沙林的替代品,分析仪器可检测代谢物。


只需将气吹入一个带有注射器柱塞的塑料管,就可以对数百名潜在受害者的呼吸进行快速分析。参与研发这个名叫BreathSpec装置的布罗德里克(Emma Brodrick)说:“它可以在大约40秒内给我们答案。”


回到芬兰的米凯利,我在演习期间看到了另一种支持应急服务的传感器技术。烟雾中传来微弱的嗡嗡声——烟雾是白色,方便在演习中看到——一架小型无人机出现了。机上配备了高灵敏度的微型仪器,可以对气体进行采样,并用无线方式将结果传给紧急救援人员。

神经毒剂如何致命

沙林(Sarin)和VX及诺维乔克(Novichok)这样的神经毒剂,属于一种有机磷酸酯的化学物质,它也广泛用于各种杀虫剂当中。

沙林的毒性是氰化物的25-50倍,VX的毒性是氰化物的两倍,而诺维乔克的毒性是氰化物的5-8倍。

它们通过破坏乙酰胆碱酯酶的酶来杀人。这种酶负责分解乙酰胆碱,是一种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分子。如果没有了这个重要酶的分解,乙酰胆碱会在神经突触(神经元之间发生联系的部位)中积聚,对受害者的肌肉和分泌腺形成过度刺激。

这种过度的刺激,会导致眼睛流泪、出汗、恶心、呼吸系统多液体,以及无法控制的剧烈抽搐。如果没有及时医疗干预,受害者会晕倒昏迷,因呼吸系统肌肉痉挛而窒息死亡。

研发该技术的T4i公司的工程师兼总经理帕利斯(George Pallis)解释道:“无人机可以从接近源头的地方获取样本。也可以快速地在大范围内采集样本,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有毒化学物质的扩散情况。”

Toxi-Triage项目也在研发一种技术,可以从更远的地方采集有毒化学物质的特征。通过专用摄像机,它可以捕捉到可见光、紫外光和红外光——即所谓的高光谱成像,从而检测出泄露化学物质存在的特征模式。虽然与无人机技术相比,它还处于更早期阶段,但这些高光谱检测系统可用于手持设备或安装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上。研制该技术的团队,希望未来它能安装在具有高分辨率光学系统的卫星上,让政府可以监测战区的化学武器使用情况。

在叙利亚等地,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还需要依赖当地团队提供的信息,以及随后对受害者进行的测试,而这些测试往往是在袭击发生数天后进行的。在这些地方,这个发明会提升查明袭击目标、找到袭击者的能力。

保加利亚索菲亚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的研究员、从事化学和生化武器威胁研究的诺沃索洛娃(Tatyana Novosolova)说:“保持合理的警惕是有效预防的关键。”她认为,如果我们要与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作斗争,保持警惕不仅仅是当局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这就需要知道在遇到危险或紧急情况时向谁求助,比如熟悉有关部门或服务机构,并知道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

对于应对化学武器袭击或有害化学物质意外泄露的有关负责部门和紧急服务机构来说,了解涉事物质至关重要。


2018年,英吉利海峡飘来神秘的化学烟雾,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有公众报告称呼吸困难和视力出现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来源是一艘在海峡排放天然气的船只,但当时应急小组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托马斯说:“如果他们有我们的设备,那么一到现场,就能知道要处理的是什么化学物质,”他解释说,准确找出释放出来的是何种物质,是做出反应的第一步。


预防措施和反应会因化学物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那些接触者必须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如果是神经毒剂和一些农药中毒,给病人的常见药物是阿托品。但阿托品不应该给那些接触过失能剂二苯乙醇酸-3-喹咛环酯(更广为人所知的名字是BZ)的人服用,因为它会让情况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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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呼吸测试确定所接触的有害化学物质或神经毒剂,可以确保受害者得到有效的治疗(Credit: Andy Weekes/Loughborough University)

一些神经毒剂也有特定的解毒剂,如果能及时用上,就能挽救生命。


像钱伯斯(Janice Chambers)和她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团队这样的研究者,也在尝试开发更好的解毒剂来对抗神经毒剂,以减少毒剂对大脑的影响。


钱伯斯说:“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保命,而是对大脑功能造成的损害最小或没有损害的情况下生存。”但她警告称,新药物——被称为肟类药物,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还需要多年的时间。


去污染也可以大大降低化学武器的杀伤力,因为有毒物质留在皮肤和衣服上的时间越长,进入血液的数量就越多。受害者脱下衣服,然后由身穿防护装备的紧急救援人员在匆忙搭建的洗消帐篷里进行强力洗刷。试验表明,在接触VX等强致命神经毒剂15分钟内进行消毒,可以显著提高受害者的存活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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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的激烈冲突中,有几起关于使用化学武器进行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的报道(Credit: Getty Images)

米凯利的志愿者们在这项令人尴尬、让人不适的整个活动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忍。当他们来到洗消帐篷的尽头,一台看起来有点像电动砂光机的手持设备在他们的皮肤上划过。这个聪明的装置,被称为X阵列气体探测器(Gas Detector Array X),可以识别皮肤、衣服和其他物体表面是否存在有害化学物质。它有点类似盖革(Geiger)计数器,不过是用于化学试剂而非辐射。


每名“受害者”都戴着一条彩色腕带,是救援队员在给他们做检查的时戴上的。里面有一个无线“智能”芯片,类似非接触式支付卡,用手机扫描,就可以显示佩戴者的身份,他们在事故中所处的位置,病情的变化,以及接受的治疗。从他们身上提取的呼吸、血液和尿液样本也都可以做类似的标记。它帮助紧急服务机构在受害者送往医院时对他们进行跟踪。


其中一些人戴的是黑色腕带,这表明已经“死亡”。


米凯利的演习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为毒气来源的那辆破面包车被拖走了。但在现实中,遭受过化学攻击的区域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再次安全的供人们使用。一些化学武器,如硫芥子气和VX,可以在土壤中存留一个多月。法国里尔(Lille)和凡尔登(Verdun)之间的大片土地仍然是“禁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释放过数百万吨有毒气体,公众、农业和林业都被禁止进入。这里每年清理出来的未爆炸弹数以吨计,这是一项既耗时又艰巨的任务。


不过,美国的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一直在研发一种便携式“土壤净化器”,它通过烧毁化学武器,让气体通过精心挑选的土壤床,将气体转化为无害的盐,来达到销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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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未爆炮弹,仍然散落在法国的许多战场上,它们必须经过测试,以防含有有毒气体(Credit: Getty Images)

也许遗留更久的是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对受害者的影响。印度博帕尔(Bhopal)事件的幸存者在接触过有毒气体30多年后,被发现患有一系列严重的疾病。他们的孩子也承受着事件留下的伤痕——四肢扭曲,大脑受损。


很少有关于化学武器长期影响的研究,但来自医生和袭击幸存者的报告表明,受化学武器袭击后会遗留下疾病和先天性缺陷等长期影响。最近一项关于1988年伊拉克化学袭击中库尔德幸存者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包括呼吸问题、睡眠障碍、视力问题和焦虑。许多人生活在对另一场袭击的恐惧之中。


对东京1995年沙林毒气袭击案的幸存者所做的研究,也显示出心脏问题、肌肉缺陷和呼吸困难的存在。幸存者还表现出记忆障碍,并留有很深的心理创伤。


现年52岁的坂原淳仍在努力克服这段经历带来的影响。他说自己经常咳嗽,眼睛很难适应光线的变化。他还患有严重的疲劳症,遇到压力时手臂和腿部偶尔会麻痹。心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他说:“这很难,我现在外出时会感觉很不安全。”他很后悔当时在火车上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没有大声提醒列车上的其他人,这仍然折磨着他。“我对此非常内疚。”


不过,尽管经历了这些,坂原淳也证明了克服逆境是可能的。他现在是一名电影导演,并在2001年凭借一部名为《豆饼》(Bean Cake)的短片在戛纳电影节获奖。他目前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那次袭击背后的邪教奥姆真理教。他说:“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关“化学武器攻击里中毒是什么感觉”废话连篇,却没有涉及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希特勒在一战时候被英国的沙林毒气袭击,不仅落下了身体残疾,而且变成了战争狂人!所以我说,“英国鬼子促成了希特勒的诞生”,因为施放毒气单的英国人堪比贩卖鸦片烟的英国人,可以被人称为鬼子了。可怜的希特勒,原来不是什么复杂的天才,而是英国的毒弹所催化的一颗复仇炸弹!所以,只有英国做好了对付希特勒入侵的准备,其他各国都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正常人绝对想象不到,一个毒气弹的受害者所可能具有恶毒信念!结果,没有毒气弹的各国就溃不成军了。要不是远隔重洋的美国伸出援手,欧洲各国就会沦为美洲印第安人了——因为希特勒小时最喜欢看的就是美国的西部故事,他后来就是按照印第安人的命运,来安排他爷爷的犹太同胞的命运的。那就是“保留地+灭绝营”。

谢选骏:中国梦忘记了中国——还把诸夷封为“主义”



《我们之所以做梦 或许是为了遗忘》(2019-09-25 科学)报道:


虽然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我们为什么要做梦,但是一项针对小鼠的新研究表明:大脑可能正在利用深度睡眠来清除残留记忆,从而为新鲜记忆腾出空间。

在发表于《科学》期刊之上的一项研究中,日本研究人员在小鼠睡觉时监测了它们的下丘脑。他们发现,在小鼠的深度REM睡眠(与人类做梦有关)期间,有一种神经元会产生一种叫做MCH的激素,而这种神经元的活动会急剧增加。MCH神经元似乎会把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当作攻击目标,而海马体则是大脑中负责巩固记忆的区域。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小鼠大脑中的MCH神经元剔出以进行单独观察。他们先让小鼠嗅闻并玩弄两个玩具,当小鼠熟悉这些玩具后再将其移除。再后来,他们会给小鼠一个熟悉的玩具和一个新玩具。


当MCH神经元被人为激活后,小鼠同时嗅闻了两个玩具(表明它们对玩具的记忆力更差)。而当MCH神经元被人为失活时,小鼠能够记住自己之前已经接触过的玩具


由于在REM睡眠期间,MCH神经元具有前往海马体巡逻的能力,因此该论文的作者认为大脑可以利用这一做梦阶段来进行一些神经系统的整理工作,从而摆脱非关键信息,以便于处理新鲜数据。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忘记事情?因为大量的信息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并抑制了我们理解新知识的能力。然而,如果某些事情确实很重要:比如生日、PIN码、以及假期,那么大脑就会牢牢铭记住。


谢选骏指出:“我们之所以做梦或许是为了遗忘”,所以这也就难怪了,共产党的中国梦就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专政权力,而故意忘记了中国!中国梦忘记了中国的本位,而去崇拜马恩列斯诸夷——还把诸夷封为“主义”。中国梦忘记了中国,舍本逐末主义了。

谢选骏:香港权贵资本家捐地援助大陆权贵资本家



《香港“四大家族”郑氏无偿捐地27万平米 李嘉诚李兆基回应》(2019年9月27日 综合新闻)报道:


香港多年来的居住难题,或有望在今后得到缓解。在9月25日于香港举行的2019财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郑氏家族旗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将与非盈利机构“要有光”合作,以象征式的1港币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英尺(约2601平方米)地皮兴建社会房屋,以帮助有小朋友的低收入家庭。同时,新世界后续将持续加码,合计拨出300万平方英尺农地(约27万平方米)兴建社会房屋,舒缓基层居住压力,帮助建设社会。由此,新世界发展成为香港首家无偿捐地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企业。


郑氏无偿捐地细节


1、捐多少土地?300万平方英尺农地,约27.87万平方米。相当于39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以维多利亚公园面积为190万平方尺计算,即今次新世界捐出的农地面积约为1.5个维园。


2、300万平方英尺的农地价值多少?


若按照今年香港政府订立的农地补偿回收价1124港元/平方英尺计算,这部分土地价值约33.72亿港元,等于新世界捐出约33.7亿港元。


3、这些土地捐给谁?


其中的100万英尺的地,捐给社会企业“要有光”(相当于一个慈善机构)。


另外,其他拨地安排将于其他非盈利机构研究,不排除会拿去给香港政府兴建公共房屋。


4、为什么突然公布?


郑志刚强调说,集团未来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非只考虑股东利益,另外,他表示已经于一年前开始筹备相关计划及签定备忘录(MOU),待今日才公布。


5、多少人受益?


据介绍,第一步是向社企‘要有光’拨出28,000平方尺邻近天水围港铁站的三幅地皮,兴建全港首个大型‘创意社会房屋’项目-‘光村’,提供超过100间面积约300尺的单位,目标惠及10000名市民,首要目标是帮助有小朋友的低收入家庭,预计最快2022年落成。拨予‘要有光’的地皮年期为28年至2047年。


6、这么做的目的?


郑志刚透露,捐赠农地是出于社会责任,与香港政府是否引用《土地收回条例》无关,为了避免社会对新世界捐农地会涉及利益输送的误会,捐出的农地周边没有其他新世界的地皮。


7、租金多少?


新世界向社会企业拨出的100万平方英尺的农地,并收取象征式1元租金,为期28年,还是是租期最长的社会房屋。


据新世界介绍,受惠家庭租约会签3年,并不可续租,不过平均2年租户就可以离开,流转率为百分百;需支付的租金水平,会视乎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去决定,例如有长期病患的话,租金会相对较便宜;非排队制,入住由社工配对。


8、不是临时房屋区或廉价劏房


郑志刚表示,选择和‘要有光’合作建光村,是因为大家理念相近,均想探索新解决方案,用新思维去改善住屋问题,并结合双方不同的长处,透过创新的形式,推动基层向上流动,给他们一个新希望、新开始,希望借着一小步,激发各方用创意踏出更大步,为解决房屋问题带来新契机。


9、‘光村’共有四大特点


有关‘创意社会房屋’,亦即‘光村’,共有四大特点,分别主要对象是有小朋友的低收入家庭;租金由‘要有光’制定,将远低于市场水平;创意社区是指提供住屋硬件之外,将有全面软件配合,建立一个帮到基层的创意社区,当中加入全方位配套:例如协助小朋友发挥创意的游乐设施、本地小店等;邀请一班本地年轻建筑师一起设计兴建,利用他们的眼睛及创意,设计能够开创未来,令基层住客感到贴心的家,并借此支持年轻人的发展。


10、新世界有多少土地?


据集团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在香港持有应占总楼面面积约910万平方尺的土地储备可作即时发展,其中物业发展总楼面面积约420万平方尺。与此同时,集团于新界持有合共约1690万平方尺待更改用途之应占农地土地面积。若按是次捐出农地部分,将占集团所持有的农地面积约18%之多。


其他三大富豪家族跟不跟?


香港有四个大家族,包括主要以房地产发家的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


其他家族例如李嘉诚怎么看这件事?


据香港媒体报道,长实发言人响应指出,农地作房屋发展完成需时,可能较长时间才能让有需要人士受惠,会就这方面作出研究。发言人称,一直以来,李嘉诚基金会及长实亦有以捐款方式,直接支持不同的社会公益项目。


而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地产,回应指出,过往曾捐地兴建安老院舍、青年宿舍,以及提供单位作过渡性房屋。恒地称,乐意与政府磋商,积极协助增加房屋供应,照顾不同阶层的需要。


恒基地产创办人兼前主席李兆基,在2012年曾向外表示,有意捐赠位于元朗及粉岭农地予政府,以兴建房屋之用,宣称可以兴建3000至4000个单位。


最终李兆基分别向保良局及博爱捐地,以兴建青年宿舍及长者宿舍。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老院舍,合共提供1405个长者宿位,预料在2020至2021年落成。


中国官媒:香港解决住房问题已经不能再等


对于香港示威行为,李嘉诚9月8日出席慈山寺活动时向港府和年轻人双方喊话,强调政治问题都有两方面,希望港府能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而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 


针对李嘉诚的说法,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回应称,律政司决定检控前不会作任何政治或个人背景的考虑,会按《基本法》独立作出检控决定。 随后中共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相继对李嘉诚的言论进行批驳。 


“长安剑”批评李嘉诚有关讲法是纵容犯罪,不是为香港着想,而是看着香港滑向深渊,又反问“囤地圈钱”的地产商,会否对香港市民、香港未来“网开一面”。 文章也称,当下的乱局中,不少青年把房价高、租金贵的不满甚至愤怒发泄到政府头上,但搞错对象。 文章指香港不是无地,新界有大片未开发的棕地,但利益集团阻挠,认为收地建屋,刻不容缓,不知“李首富”看到这8个字了没有。 


《人民日报》则发表评论称,香港解决住房问题已经不能再等,为公共利益计,为解决民生计,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而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什么才是对香港未来负责?什么才是对年轻人‘网开一面’?这才是。”


谢选骏指出:香港权贵资本家响应党匪《人民日报》号召,例如香港“四大家族”郑氏“无偿捐地27万平米”,李嘉诚李兆基立即回应纷纷马屁——这不是在帮助香港贫民,因为缓不济急、远水不救近火了。这是“香港权贵资本家援助大陆权贵资本家”——帮助权贵资本家的中央维稳,企图釜底抽薪、腰斩香港市民的抗争活动。如果“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运动就像大陆“维权”运动一样自私愚蠢,这一腰斩就会奏效了。因为维权运动不懂,若不结束中国的百年流血的革命,你们的维权就是“非法”的——因为你们根本无权,那么如何可以合法维护呢?你们叫嚷维权。先行承认的共产党的专政特权,结果却被共党翻脸一棍子打死,好大尴尬好大羞辱好大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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