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中国──1980年代的中国思考（上）

被囚禁的时代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













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

《被囚禁的中国》



1991年

东京







被囚禁的中国──1980年代的中国思考



谢选骏



（1975──1991年）



出版说明



本集文字作于1975──1991年间，主要部分是谢选骏先生在1980年代所作的有关中国的思考。



本集文字偏重于社会政治方面，故取名为《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作为《被囚禁的时代》第二部，它和第一部《被囚禁的思想》（1989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偏重于个人哲理方面的。但即使这样，后者也不能正常地在中国出版。所以，本集文字就更加不可能在中国出版了。



好在网络时代给出了一种无需经过过滤的出版空间。于是，让我们展现思考的本来面貌吧。那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无法实现的一个梦。



2010年9月





















目录



前言





导论《新王国的出现》



第一章《国家的兴衰与政治制度考》



第二章《政治权能所需要的助力》



第三章《对中国观念的重新理解》



第四章《古老形式中的新生命》



第五章《“中国进入世界”的四步》



第六章《中国的再统一》



第七章《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世界统治》





附录1：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访谢选骏



附录2：《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前言



［1978年5月──1983年2月26日］





（001）



我们的时代是“被囚禁的时代”，和犹太人的“被掳”（巴比伦之囚）异曲同工，我们是就地监禁，他们是异地流放──而我们的就地监禁还是由于犹太人的异地流放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



我们的思想是“被囚禁的意识”，发源于我们的国家是“被囚禁的中国”。但是思想却能够突破囚禁状态，帮助我们到达当前的时代与国家到达不了的光明状态，给我们带来一个新时代与新国家！



思想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并从个体心灵中迸发出来的感受，往往不可言传；但这个感受还能通过文字脱离个体、注入群体、创造历史。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



真正的哲学，不可能得到他人理解，尤其不可能得到另一时代的他人理解……但是可以在误解中，产生不可思议的“生理化学反应”。



（002）



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是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



“我们的相对主义”并不企图建立什么哲学体系大厦。它要完成的使命只是：



1、摧毁一切绝对主义的独断论。



2、对哲学、对人类的认识功能、对人类观念的定义，作一个乃至一堆实际的说明，用来祛除各式各样的迷信。这样一种哲学与方法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根本不会成为固定的哲学、僵化的方法。它所拥有的，只是“随波逐流”；它所拒绝的，真只是“刻舟求剑”而已。



3、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感知，一切知识包括哲学的知识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而被设计出来并继续存在着的。



（003）



天理是什么？就是精神人物的血汗！精神人物，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天理；这天理笼罩着信从者们的心理状态、提炼了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但是从根本上说，“改造生活”的伟大目标却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人们首先是动物，他们无法自我改造；他们只能自我欺骗，把自己打扮成不是动物的样子。



其实，并不仅仅是“历史提供了机会给我们”，也是“我们满足了历史的需要”。历史要求我们去回答它贪得无厌的求索。现在，历史的需要是什么？1、复兴中国；2、然后用中国作为“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基地。



我们，就是来完成“这样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鬼怪。



（004）



十九世纪的梦想是，“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山道尔•裴多菲的诗）



二十世纪的现实是，“暴力，色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金钱、权势，我存的就是这两样。”



当自由主义者结成自由主义社会时，这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就会发生。当民主主义者结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这种“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也会发生。活生生的的“人”，一旦成了“政治正确的人道主义者”，成了标签化的“者”──那时“优秀的个人”就会蜕变成“社会的败类”。



我的思想，因此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是写给“民族良心”看的。也就是说，从我而出的一切──和任何政治正确的官方文化的奴仆们都是无缘的。就现代世界范围而言，我也是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无缘的。



（005）



我的文字是为了新新一代而书写的。如果他们还不够新，那就为新新新一代并且再新新一代人而写吧。那一代人，将从一切官方文化的囚牢中解放出来，从自我放纵的荒唐中挣扎出来──而把他们的精力提升到一个精神的归宿，也就是上述的“那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层次，他们因此成为新型的自由人，成为塑造历史的人！



为了引导这个最庞大的民族和它的文化模式在此后五百年间的发展，必要的孤独对心身发育是有益的甚至是不可少的，甚至需要不断忍受超量的孤独，从而负荷超量的精神折磨、肉身疲累──对这样的生存状态，我们该冠以何等的形容词？这并不是自我牺牲，不是无私的奉献，也不是出于利他的即回报的动机；这是为了自己的心愿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是一种高级的自我愉悦，一种高峰体验，是“狂喜”，是“操纵历史与俯视众生”的感觉？抑或，仅仅是疯狂？



“野心！”──有的人会这样嚎叫着批判。是的。野心。野心又怎样？没有野心才奇怪。一个民族的野心，一种文化模式的生成冲动，以及，一个独特的心灵对此的感应！不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仅仅但愿这一生存状态是稀有的、罕见的！



（006）



“义”，不就是“义务”吗？



“义气”，不就是重视义务的品质吗？



我们的“义务本位”似较梁漱溟（1893年）的“伦理本位”更能说清中国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念：伦理”本身只是达到家族政治的一种手段，是“家天下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家族以外，运转的其实不是伦理，而是义气。超越家族伦理的大人，就是那克己以从天命的人！他不做人民欲望的“公仆”，而遵循义务规范的表率。他不仅为此，而且以此作为一种“潜在的统治力量”。



但是如果情势不利，他完全应该放弃这个手段，转而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蒋介石不懂这个道理，一味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结果败给从来不守信誉的毛泽东。1945年的“重庆谈判”，重现了“鸿门宴”，徒然惹得毛泽东耻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没有因此被活活气死，而是逃到台湾苟延残喘，丝毫没有项羽的豪爽。试想，如果蒋介石敢于在1945年的双十节违抗美国的意愿而将毛泽东绳之以法，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007）



近三个月来（1978年2月到5月），为了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试，我再三研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这是我十七八岁时候读过的老套，我不太喜欢它，而更喜欢刘大杰一人写作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本来都是我年轻时候的无聊游戏，已经久违了，但是现在为了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而不得不进行“逢场作戏”。如果你永远不做拼搏的努力，命运的意图也是永远不会显现与改观的。我认为命运之结果实为“主观努力及客观态势之综合产物”。“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其实只是一面之词，人的命运是其实是一个“两面之神”。所以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你的命运造成了你的性格。”例如，家庭的排行就对人的一生具有初次的、无法磨灭的影响。



可是，我的无聊阅读却得到了意外收获。对中国文学史的研读使我确信：在晚清时代，中国文学的一切范畴皆已步入式微之境。古老的诗、文、赋、辞等自不待言，盖自元明以来已成定式；即使号称鼎盛于明清两代的《俗文学》如小说、戏剧等亦已开发得非常充分了。此种文学的未发意境及程度已属罄然。再看看更低级的“俗文学”如弹词等讲唱文学及民歌亦是庸碌不堪，完全丧失了创造精神。总之，当此之际，中国文学呈现出一派日暮萧条的感觉。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欧洲文化在1919年对中国的全面胜利，这一发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来自一种并不对称的角力：是欧洲的文化尖端对中国的文化末流的胜利，因而这是一种十分表面化的胜利。那么，中国有没有的文化尖端呢？如果有的话，又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尖端早已被中国自己的文化末流给淹没了，因而完全没有机会出来，与欧洲的文化尖端作一对决。



既然中国被自己的末流给歪曲了、庸俗化了，中国自己的尖端与精华也就被历史的演绎暂时掩蔽起来了。但是，只要对历史稍具常识的人就可预知，这种掩蔽绝不等于埋葬！“中国文化的复兴”并非臆想，它是可以预言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得我们知道，并不是欧洲文化具有何等绝对的、不会颓废的、客观的真善美，而是由于命运对其暂时宠爱，以及中国自己的内在危机给欧洲造成了“千载一次”的良机，欧洲文化才有可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甚至造成了“两个中国”这个“第二南北朝”的历史怪胎。但是，谁能保证欧洲这样得来的胜利能持之以恒呢？更别说马克思主义的怪胎能够永远桎梏中国的灵魂。



可以说，上天鞭笞中华，自有它的神机，这是激励而不是加害于中华，只要我能够不骄不躁地做一个人，中国的命运一定改观！



（008）



一切都在变，甚至我的思想，这个万变中难变的存在，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以前我认为，以历史角度来看，革命对于中国社会是“善”的，如果避免它而走改良之路更好了，所谓改良即自我调整的表现。现在我认为，革命就其“善意”而言，是因为它已经不可避免了。这时，在应该革命的时、位、所里，特意避免革命而专走改良之路，可以说是在纵容邪恶，这甚至要比顽固守旧派的活动更加有害于社会的发展。



革命的一个定义就是：用暴力方式打破旧的平衡。这种意义的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乎一种“外科手术”，是“难以回避的恶”，因此也是“不得已的善”。当然能够避免外科手术而用保守疗法、走改良道路，未尝不好；但暴力革命作为外科手术，应该永远列为一个必要的选项。一切善恶，都必须从它“对历史的发展、新生活的创造是否有利”这一点来判断，因此“君子日新其德”是最大的善。



我的意思是，在能够以改良来解决问题的时、位、所，比只能以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时、位、所，其危机肯定相应更小。危机越小，解决问题所造成改变及其破坏自然越小，不论精神破坏还是物质破坏，都是如此。于是反过来看，革命之弊病，非革命之罪也，是个革命之前的作孽所造成的。说到底，破坏较小是否一定就更好呢？也不见得吧。还是要看结局和疗效而定，只有等到命运的结局来到，人们才会知道哪一种更好，哪一种更坏，是所谓“盖棺论定”。



（009）



中国历史命运的种种表现都可以为我的思想作证：我们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我们要突破中国受到的囚禁。我们要扭转中国近代史的错误方向，把弯路变成正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感。是的，中国应该复兴了，中国会洗掉自己的屈辱。



“命运把我们和民族连在一起！”我们因此必须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百折不挠中创造新的王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



“这些都是新王国的平整地基的工作”──这是我给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盖棺论定。二十世纪一切令人窒息的“经历”、二十世纪各种使人颓废的“见闻”，到头来只能激起“我们更为强烈更为执着的反抗”，并在这拼命的抵抗中创建了我们的“第三中国”、我们的“新王国”。



我们带来了日益焦灼的渴望和似乎盲目的信仰，我们将把中国头上深不可测的失望情绪一扫而空──犹太人的“理想社会”将跌入他们的恶鬼卡尔•马克思的西天地狱里……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压力下，我们被迫立着、蹲着、倚着、甚至趴着──以各种可能的姿势以及基于这些“生存方式”的“思想方法”写下了这些文字。在囚禁状态下，为了保持思考的能力，我们不得不屈尊，我们不得不像鼹鼠一样地工作着……这就是我们的地下思想，我们的岩浆。



这使我们的心地快乐，充满灵性的遐想。我知道，最令人苦恼的：不是这类艰难的书写；而是坐在舒适甚至豪华的桌边，却写不出一行字来……



我所以能写下这些费解的东西──多少还要感谢：苏联的殖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造成的空前破坏。精神界的破坏和物质界的双重破坏……彻底粉碎了我们的生活，有力激起了我们的思想，并迫使我们找出对策来。社会的破坏、中国国家生活的断裂和中国文化生活的消灭：恰恰成为我们这个漫长的思想探险的激素……和新的出发点……命运使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刚刚到达一个完美的句号，立刻又开始了新的疑问与新的探究。



（010）



有一些神奇的灵感又向我辐集而来、奔涌而至……我的身体几乎支撑不住它的重量……几乎被压倒了，有时不得不跪下来：跪下来写出这些神差鬼使的“文字”──



我的灵感悄悄秘语：你的辛劳不是徒然的。现在流行在市场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党八股”、“瞎黑话”，混杂不堪的“怪象”、“官腔”──还能苟延其残存、再在中国流行五十年吗？五十年的流行病足以淹没我们的一生，但无法淹没五千年的中国。秦朝和隋朝的暴虐，压在个人身上诚然是一个又一个“千秋万代”；但对于华夏民族、中国文明，秦、隋、毛，不过是瞬间的飘逝。



（011）



乱世中的精神在流浪。因肉体疲劳而起的颤抖让我感到由衷的快意。我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我在极度的禁欲中，体验到了精神的喜悦。难道这貌似冲突的二者，不正是混乱时代的衷心祈盼和倾心爱好？难道我们从心灵深处，感受的苦涩梦想，不正是未来世界的缩影？既然如此，为什么害怕这种《大雅》一般的孤独呢？



多少年来，我被世俗生活流放了；但活在这流离之世，好奇心却驱使我的精神解开一个民族的秘密。这个民族的人口占有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精神的探险养成了这一癖好：对于飘流的、不确定生活的特殊癖好。这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抗，也是中国民族新一轮的游牧生活、新一轮民族大迁移的预兆。奇妙的是，漂流反而使我感到了真正的休息：只有在运动的感觉中，一种真正的放松，伴随着梦幻般的想象，来到精神的身边。“运动的感觉真好。”



漂流中的精神……在这之前是极度的压抑和厌倦；在这之后是极度的振奋忘我和灵感奔腾：这岂不也是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流浪概要？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无家可归和就地死亡的中心。它的前后还各有两次的“死亡旅游”：八国联军、军阀混战；日苏轮暴、文化革命……每一次都深刻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些死亡之旅分化了中国民族的思想也净化了中国民族的思绪，改变了中国民族的气质也再造了中国民族的广场……于是，每当中国民族难以为继的时候，它便以死亡之旅来摆脱困境。它把死亡之旅叫作“革命”。社会的、民族的紧张状态，通过革命得以缓解……



（012）



康（有为）梁（启超）之流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我们的一生，前半段被这百年淹没了，但愿我们的后半生，能够摆脱这个灾难世纪，抵达中国复兴的城门。现在就是潮流即将转向的神圣前夜……



我的灵思从未如此沸腾；我的情绪从未如此高涨──但愿这不是中国民族的最后闪光，因此我把感人至深的希望寄寓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起衰振弊，在我们倒下的地方，建起中国民族的胜利纪念碑。



导论《新王国的出现》



[1984年2月11日──1991年10月22日]



（013）



我对历史的思索起源于：为什么中国如此衰颓而欧洲如此兴盛？我对文明的思索起源于：为什么中国、日本这两个“同文同种”的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显示如此巨大的差异？



经过了1972年──1975年这三年的研究，我发现先秦中国的“王国时代”注重地方分权，与后秦中国的“帝国时代”日益膨胀的中央集权，十分不同：前者显然更能保存社会的活力，而后者的极端元明清大一统，显而易见压制甚至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使中国民族迄今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



在我的想法中，先秦的政治制度更能调动社会活力。我看到：其实日本与欧洲在近代化以前，也是奉行类似先秦的地方自治而不是秦后的中央集权的。这样，才有可能让它们完成近代化和“民主法治”。中央集权，导致腐败，道德上缺乏张力，文化上缺乏建树。因为人性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即使希腊的火花、罗马的统一，也都先后在马其顿和帝国的带领下走向了腐化堕落和文明涂炭。



西周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是王政的颓废伴随地方军权的不断增长，结果造成政治的分立。由于这一进程伴随着文明的扩散，使得诸侯具有日益扩大的余力，得以互相兼并，而后势力进一步扩张，进而与中央王国争衡，甚至问鼎中原、步步完成“统一”之举。



后来的西汉就消除了这个缺点，抑制地方势力的增长。当然，西周与西汉这两个朝代的经济与技术力量悬殊很大，西周的军权分立是因为当时中央权力太弱，需要用封建制度拱卫自己所致。封建制度十分有利于文明的生长，中央集权则相反，不利于生长但有利于保存。由此可见，政治制度与文明周期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往往表现为“国家兴衰”，其实内容要远为深刻。



西周王国的封建制度尽管有其缺陷，可是秦汉以后的帝国集权制度反而不如它具有活力。这是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相对文明的、制度化的君主政治，它可以包容文雅。而郡县制度表明上是文官制度，其实它的权力来源却是军事力量，而且越是到了晚期就越是演化为一种赤裸裸的、野蛮化的、非制度化的军事专政，不论这一专政是外来的蛮族，还是内生的军阀。军队介入了政治，野心家往往利用军队乘机而起，军队成了国家内部生活的决定因素。这个“钢铁长城”往往还是和特务组织密切结合的：它或是明朝的“太监”，或是清朝的“旗人”，或是现代的“党员”。



普遍的武力压迫也造成了全国性的人民起事。在先秦，我们看不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中世纪欧洲我们也同样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封建制度不会形成社会大板块的矛盾冲突，在小的封建领地里，国家与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基于私人感情，而且贵族政治层层节制，野心家无法通过军队而只能通过宫廷势力来达到目的。而中央集权的帝国就不同了，它通过整齐划一的镇压促成了整齐划一的反抗。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样的规模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014）



中国“从先秦地方自治（封建制）走向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过程，曾经焕发出最大的文明创造的活力；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尤其是汉武帝的“推恩令”，直接导致了文明的衰落。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在“从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回归先秦地方自治”这一过程，能否再度唤醒中国社会的创造能力？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努力朝这方向前进。



为了保证第三中国在落实“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致发生分裂和武装割据，未来中国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



我们的原则是，军队应受国家与法律的支配，而在礼仪上服从宪政权威，例如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服从君主这个三军统帅，就是军人的最高荣誉之所在。服从与勇敢是军人的美德，军队不该只是让人民感到恐惧与憎恨，军队应使人民爱戴并为之骄傲！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做到以下几项：



1、军队完全退出国内政治生活，仅仅作为抵御外侮、扩张国家权力的工具而儿存在。即使君主和三军统帅也无权命令军队介入国内争执，更加不能下令向人民开枪。



2、国内治安与镇压叛乱的任务应交由警察、民兵去完成，这样就能避免大规模内战。假使内战不幸出现，军人也不可卷入，免得失败的一方为了自救不得不勾结外敌、出卖国家。



军队应该永远退出政治，回归保卫国家的岗位。“镇压叛乱”这样的垃圾动作，留给警察部队去完成。除非，“叛乱分子”已经勾结了外国势力。如果信守上述原则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不会有内战出现，最多只是小规模的暴动而已，因为一切都由“多数”通过选举决定，而不走这条合法道路的，就是叛乱。对叛乱需要镇压，但决定者不是军事领袖，而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类的“军阀造国”的语言，千万不能成为法律。



3、中国不再需要什么“人民军队”，而是需要“国家军队”。第三中国的军队将不再是“阶级的还乡团”；而是“民族的国防军”。第三中国不要兄弟阋墙的“阶级斗争”，而要平定天下的“新文化战”；不要兼并称雄的霸权国家；而要为天下一体而奉献自己！



（015）



关于“建设宪政”的几点思考：



1、一切有活力的社会都是相对分权的社会。



2、一切上升的社会都是懂得“权力分享”的社会。



3、唐的分权与明的集权之比较。



4、宋朝延企图垄断权力，是受迫于辽、金、元的军事压力。



5、“宪政”的本质就是“分权”。



6、中国在一百年之内可能还无法消费“普遍的公民权”。



7、教派秘仪在形成公民社会中的象征作用。



8、“公民权”还是“教派组织”？前者易趋官僚化，后者易招分裂之虞。



9、“皇帝”的政治性质，“教派”的宗教性质。



10、罗马公民权与雅典公民权的不同性质。



11、“一人之下的民主政治”：元首拥有最高法官的任命权、兼军队统帅的指挥权等“统权”──但是不能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等“治权”。



（016）



新王国的战略



自从1971年开始系统自学以后，在1974年以前，我崇拜欧洲，作为“社会分权”的信徒，向往古希腊和中世纪。我那时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竞争”。对希腊文明的崇敬和对于立法者梭仑的景仰，成为我这一时期的历史兴趣的中心。



1974年以后我渐渐趋向了社会集权的信念，并认定这是在中国这个惰性如此深重的社会，推动民族自新的唯一可行之路。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较为客观而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的问题，并把它看作一个“文明史的季节现象”。这种历史精神的“交汇运动”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持久的。而追随其中任何一个倾向都不足以使文明摆脱历史的惰性，更无法让中国直趋复兴之途。



基于以上考虑，我设想了“宪政时代的第三中国（区别于王国时代的第一中国、帝国时代的第二中国）的三步战略”：



1、民主的口号、分权的措施，造成普遍的社会革新，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



2、社会动员之后，用新的集权实践来全面重建国家体制。



3、宪政时代的第三中国以自己的创造能力，投入这个“以民主和人权为名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个“分权的世界”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唤醒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资源，在全球世界的范围内建立整合的权力。结束分权时代，走向集权时代：新的罗马、新的秦汉，于是出现。



第1步为分权，驱散借“集权”之名而大行其道的现代腐败。



第2步为集权，以便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某种过渡性的、“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



第3步为“用分权国家实现集权世界”：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国家的系统结构”（例如“联合国会员国”）中，归纳出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治国平天下”的世界主义精神。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才可能咸鱼翻身，首次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高中博士”那样的早产儿。



如此看来，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政治的适用性，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保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持续的增长……



复兴中国的新战略，不该停留在“兼顾与并用‘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而应深入“交替与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也就是说，在非常时期，交替使用极端化的发展，比兼顾使用中庸化的理论，更有效率，更容易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完成发展的运动。

（1984年4月20日）



（017）



如果仿照埃及历史的分期，中国文明可以分为相应的三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秦两汉）；本土时代。



2、“中王国”（魏晋南北朝、唐、两宋、元明）；佛教影响时代。



3、“新王国”（明末、有清、“共和”八十年来的“西学东渐”）；基督教影响时代。



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观察，则可以三分中国史为“古王国”的王国时代，其政治单元是：三代的“封建制”；“中王国”的帝国时代，其政治单元是：秦两汉至元明清的“大一统”；“新王国”的宪政时代，其政治单位是：自鸦片战争开辟de “第二个南北朝时代”以来的过渡期以及未来几百年的宪政结构。这三个区分，不仅得自埃及史的启发，且得自地层生物史所提示更大背景：如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三分概念。也有些接近历史课本上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



诚然，社会史与自然史之间，实具不可比拟性；正如政治史与文化史也不是齐一的。例如在中国事例中，相关年代的政治、文化多有“超前发展”或“滞后发展”现象。如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开辟，是在秦汉之际；但其文化改变却相应滞后，“古王国的本土文化”直到四百年后的魏晋时代才告一结束。相反，新王国的文化却有超前现象，新王国的西学东渐始于四百年前，但政治发展却极为滞后，如新王国的宪政政治虽然努力了百年，迄今尚未成形。



（018）



（一）先秦王国的三代文化，各有相应的出土陶器为证：



1、夏人尚黑，约400年（西元前21世纪初──前17世纪初）



2、殷人尚白，约600年（西元前17世纪初──前11世纪）



3、周人尚赤，约800年（西元前11世纪──前256年）



（二）秦后帝国也有三期文化：



1、秦两汉本土文化的统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古王国文化的高度综合、发展。约四百年（西元前256─后220年）。



2、魏晋南北朝（下延包括隋及唐的前期）的佛教渗透、道教应战，约六百年（西元220─824年韩愈死）。



3、韩愈的道统说、古文运动和禅宗的大盛，一同来临，标志第二期中国文明、中王国文化的成熟。开“三教合流”之先河。三教合一，构成了宋明理学之内核，体现为中王国混合型文化之登峰造极。直至明末（西元1644年）西学东渐，骣入新的文化因子，始逐步打破三教合一传统的旧局，准备转入第三期中国文明、新王国文化。此期约为八百年。



（三）新王国的文化展望



正如帝国时代（中王国“帝国一统”）在文化方面集合了王国时代（古王国“封建诸侯”）文化之大成，下结三教合一之硕果，而其核心则为中古东渐之“西学”（佛教文明）；新王国在文化方面则虽然承受的是中王国之遗绪，其核心却在“吸收欧洲的冲击波”。



自明末以来，新王国的文化迄今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萌芽。预计新王国文化的第一期，将在西元2044年前后告一结束。这也是类似于古王国第一期、中王国第一期的四百年。这在文化史上的位置，相当于中王国时期的“魏晋南北朝”。



（019）



如果中国能够恢复民族的活力，那么等待中国的，还有一个“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先秦至秦两汉的第一期本土文明与魏晋南北朝至元明清第二期混合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内容则是以“基督教元素”取代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佛教元素”，作为中国复兴的内燃机。



第三期中国文明因此可以比较于埃及的“新王国”，继其第一期的“古王国”与第二期的“中王国”之后……埃及新王国是一个颇为新颖的“军国主义”的政治实体；那么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否也会陷入此一宿命？十分明显，现代以来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军阀造国”的窠臼。这是因为，古代的希克索斯人与现代的欧洲人，都是擅长征战的“雅利安战士”，第三期文明里的中国人，其反应很可能会和新王国的埃及人相似，变得好斗甚至尚武？



“新王国”的政治分期与其文化分期略有不同：王国时代──先秦；帝国时代──秦至清；新王国时代──军阀混战、党阀专政作为“帝国时代”的结束、“新王国时代”的开幕。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汉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唐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华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宋朝已经相当明显，以至于统一之后的元朝，其法令仍然区别二者，而把唐人叫做“南人”。现代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地为何叫做“唐人街”而不叫做“汉人街”？因为那是南中国（如广东、福建等南朝、南宋故地）人的聚居地，而很少有北中国人光顾。相反，与西部北部各族接触较多的北中国人，则仍然被叫做“汉人”。而第三期中国文明，则将整合汉人与唐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共同形成“华人”。



古王国时期、王国时代：“封建之邦”，由习惯法（“礼”）统治。



中王国时期、帝国时代：“皇帝之邦”，由个人意志（“法”、“律”、“令”）统治。（《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个意义上的“法令”，是礼乐崩坏之后出现的“意志横行”，因此反而激发了盗贼的反抗，所以帝国时代多有王国时代绝对没有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老子》的作者，对于帝国时代确有“先见之明”。）



我所期待的“新王国时期、宪政时代”：是“保民官之邦”、“大保衡之国”，保民官和大保衡，就是新的王。新的元首是由成文宪法治理的“立宪君主”。立宪君主制下的君主，等于罗马共和制度下的保民官、先秦王国时代的大保衡。



（020）



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幸。



以政策治国，国之大贼。



只有大能者，才可以在中国遂行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尽管新王国是从中国民族的自身命运中生长出来的。



（021）



中国字与中国文化：中国之所以历尽沧桑仍能保持为一个完整、连续的政治文化实体，不仅得力于它的地缘环境和它举世无双的政治智慧；且得力于它的文字。



如果中国字早在古代就采取了拼音形式，印度与欧洲的分裂命运早就降临到它的头上。根据其他文化圈的经验推论，那么可望粤语、闽语、吴语等代表的数十种无法互相听懂的方言，早就有机会形成不同的民族语言系统了。



欧洲的拉丁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语系都经历了这一“由一个母语分化为多种民族语言”的过程。其间，时或有之的政治分裂又可对此推波助澜了。中国之所以能“分久必合”，端赖汉字的凝聚力量。由此可见，保存中国字，就是保存中国“民族”的统一性。



中国字不仅构成世界史上最富于特色的文字体系──而且也是天子精神的外在体现，是文化创造者们的灵魂闪现。



中国字不是人民风俗的傀儡，而所谓“拼音文字”则属此列。中国字，是指导人民风俗的“君子之风”，不是人民风俗的工具。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延续至今──而没有像印度拉丁那么四分五裂、希腊犹太那么小，中国字的统一是一个领先的纽带。



中国字与中国的及中国文化的命运密不可分。若欲消灭中国，请首先消灭中国文化；若欲消灭中国文化，请首先消灭中国文字。



正如一种语言往往有其独具的思维方式一样：一种文字更具它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尤其像中国文字如此独特、如此成熟、如此丰富而自成一体的文字体系──不能设想它没有一种与世殊异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可以到整个中国文化的系统及其历史中去寻找。



总的说来，中国字促成了一种注重视觉的思维方式，重视与视觉有关的直觉、灵感，结果就不够理性；信任人的智慧与机巧胜过信任工具与机器，信赖人性超过信赖神性，就不容易建立稳固的积累。反抗异化而注重性灵──就是由于中国文字的这类特征而使然的？对普遍“规律”的不信任、对外在事物（非人、超我）的天然反抗──这就是中国文字给予人们的“独特遗产”。



（022）



新王国可能运用的文字是“拼音文字”？



1、古王国的“王字”（甲骨文、金文），到各国文字（秦齐楚燕韩赵魏）的发展；



2、中王国（帝国时代）的“王字”（隶书、楷书），到各国文字的发展（西夏、朝鲜、越南、日本）。



3、新王国的“王字”形成，目前还在一个争夺战之中！简化字、正体字，不过是中王国的遗迹；变体字、拼音字，不过是新王国的尝试。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理解：中国文字（汉字）不是“千篇一律”的应用题，而是因情设施的艺术品，一种超乎群伦的特有结晶。汉字是天子精神变易无穷、出神入化的表现形式。汉字是定居民族世世代代的精血所凝成，并非航海民族应付商业活动所拼凑的“拼音文字工具”。



事实上，文字决不是现代人所想的那样简单，“纯乎是一种工具”，相反，文字是有其生命，而且对民族心理的形成反过去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欧洲人当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的文字太简单太易变也太工具化了，所以他们体会不出其中的蕴奥。现代中国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自己身为欧洲人的俘虏与奴隶，甚至以此自虐且自乐。然而，中国自身文化的历史却在在证明了：中国文字培养了中国人的灵魂与感受力、造就了中国文化接受者们的志趣，其影响无微不至。中国文化的接受者们，最后就成了“中国人”，成了“汉字民族”。



要有一定程度的感受力──才会对中国文字的妙处有所感悟。对于丧尽了感受力的现代中国的芸芸众生──这一点显然是谈不上的。这还有待于未来。



但不论意识与否，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命运负有重大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定型与发展确实具有决定性。“如果”──中国字不是这样：那中国文化必定呈现另种状态，甚至面目全非。



（023）



在历史上，中国字征服了多少蛮人？这种不可替代、唯一卓绝的形式。即使日本、越南、朝鲜、西夏这些一个比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还是依据汉字来实现了自己的文字，对于中国文字的替代和超越基本上都不存在。他们的失败说明中国文字的精神就只能产生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是全然多余的。



回顾历史，拼音文字扩张到了一定限度都会招致人群分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反过来看，汉字对中国的制约性影响，也要比一切风俗、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结构都严重得多，因此一旦废除汉字之后，中国将发生最彻底而不可逆转的“社会核裂变”。这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将发生不可估量的“化学反应”。想一想都会令人恐惧：



一群群不识汉字、背着拼音字母的“中国人”将走遍世界，使发达世界饱受蝗灾之苦。世界名城的贫民窟里，将住满此等无传统、无信仰的极力钻营之辈，他们不讲信义，没有约束，什么事情都肯干……他们搓着身上的油污而腐蚀世界。



（024）



难道第三期中国文明──中国新王国时代的降临：有待于“在流通领域废除汉字”？



我们不要忘记：汉语（尤其是汉字）是最古老的世界语！它不像梵语、拉丁语甚至阿拉伯语（以及某种程度的现代英语）等世界语那样，是由部落语言演化而来，而是经历了混同，在各族语言的集合下，在王都里发展起来的“王字语言”。



在失去了“王的凝聚作用”的前提下，“汉字的拼音化方向”，就是中国民族的消解方向，就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世界主义方向，就是一个亡国灭种的方向。



（还有语言学者认为，美式英语正在发生一种可以称之为“汉语化”的简炼化、习惯语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正是一种世界语正在形成的经典过程。而英语本身，也由于其“西欧世界语”的渊源[凯尔特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维京语/法语]，为美式英语的进一步世界化倾向，打下了基础。因此，这不是什么英语的汉语化，而是英语的世界语化。）



（1990年3月23日）



（025）



略论中国进入“新王国时代”的几大步骤──十年前我心中的“梭仑热”之复萌。



（一）中国解体过程和普遍无序状态



1、革命精神的崛起



2、新权威之凝集



（二）新锁国政策



1、新权力的第一步：内在的封锁，反抗与压制



2、新权力的第二步：对外联络的相对闭锁



3、中国一体化政策的贯彻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中国重振其民族精神的新锁国政策──决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洲人及共产党的旧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新未来。中国若欲作为现代文明的救助主出现：势必还要经历长达百年的相对隔离与闭门苦修。对于中国，这是再度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更好地复出。



新锁国政策是中国自新运动的有力武器。“自新运动”最终将反射过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武器──“我们要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精神及新的手段来复兴汉唐帝国”──这不过只是新复古主义的一个口号罢了！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历史哲学家的眼光，就会看破这个灿烂辉煌的障眼法，而透入了它的底蕴：不过在于激励人心。



根据对人性的理解，我们知道“种族潜意识”的能量是多么雄厚强韧！什么“民族主义”，什么“怀古的幽情”，什么“光复的狂澜”，什么“完好如初”，什么“推陈出新”……不过都是它的伪装，至多是枝蔓……因为在新时代的光芒下──“现代化”的贯彻，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那时，人们所担心的不是现代化的不够，而是现代化的过了头。



但是为了振兴中国，还请好好利用“复古”这股至今尚未开发出来的潜力；这种潜力超越物质性，却能够激发物质性，因而并非可以车载斗量。



（026）



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汉唐等“两千年局限的集权生活与压抑精神”里──试问我们的生存如何突破现代的死局呢？



中国复兴的关键在于强化“社会的可塑性”──不再死抱某个现成的“模式”、“道路”、“理论”、“主义”，并且和它载浮载沉、一道陨灭。我们要认清“模式”、“道路”、“理论”、“主义”之类的工具性质。对于一个还有远大前程的民族而言，要“善于更换工具以求续航”；否则，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仅仅充当其陪葬品，是可悲的，并非什么“伟大光荣正确”，而是比刻舟求剑更为可笑。



（027）



少数具有“笼罩性”（“垄断性”）和“渗透性”（“革命性”）的野蛮人（“先锋队”），加上一大片废墟和一连串传说──这就是红区、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这里除了苏联的恶毒影响之外，还因为中国人很早就不知道民族与国家为何物了，因而也就忘却了“责任和建设”的要义。细细考究下来，“民族与国家”这类概念只能是在“与外部敌人的对峙中”产生并发展的。而追随一个外国（如苏联）充当其卫星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正好与此高贵的状态背道而驰。而所谓“民主与法治”，其实是命运在赏赐那些给予敢于和外国对着干并且取得了真正胜利和优势的民族与国家。过分的例子则是：罗马共和国消灭了一切外敌，结果反而导致自己变成了帝国，导致了拉丁民族的殖民化终致衰颓，结果就是民主的死亡、法治的腐烂。罗马这还是一个世界霸权的下场，如果一开始就像中共这样充当外国独裁者（如斯大林）的打手，那又怎能达到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呢？



而近代兴起之前的欧洲人，则是在与罗马帝国的相反的趋势中（“封建化”、地方分权），确立了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和民主与法治的传统。但这后来也造成了弊端：欧洲中心论者的历史视野其实是局促的！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那种历史形态，而不知即使在同一种历史形态之内，仍有春夏秋冬等不同季节的分别……而中国古代的天下政治的视野则有助于消除欧洲人的小家子气。中国历史哲学明言：我们自己只是为某一历史形态中的某一季节而准备出来的等候使用的道具。所以，我们不该为“弃而不用”的偶然，而感到什么失落甚至悲伤的。



（1984年2月11日，乙亥日）



（028）



中国所急需的，不是“正确的政治理论”，而是某种“新信仰的基础”！政治理论的救世，已经太晚太晚了，已经太多太多了。“不断的思想改造”，哪有“行为规范的定型”来得重要？“新的社会制度”，怎能与“新的生活方式”相提并论！干瘪的定义、枯燥的条例，应当见鬼去──见卡尔•马克思去。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内在醒悟。它势如燎原，不可控御。它类似于历史上的“人民道教”（从“五斗米教”到“白莲教”），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运动人民──没有这种来自底层的活力，中国的彻底变革和巨大建设所要消耗的超级能量，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个巨型的人民运动，不仅席卷“寻求个人温饱的流民”，而且打动“寻求民族出路的志士”。它以全新的符咒指引全新的方向，它不是要破坏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建设新的民族国家。这场既超越政治又超越宗教、既囊括政治又囊括宗教的人民运动，将把外在的崇拜和内心的服从有机结合起来──“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是武装夺权的掩护；它是为中国的社会复兴和精神复活而斗争的一个武器”。它延伸出：“从中王国走向新王国的桥”。这桥本身并不是新大陆，但能通向新大陆。



它说：宗教是人生战略的终极形态；战略的人生，则是一切虔诚者的归宿！



它说：往世的宗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创教者的内心战略──一个征服潜意识的“水一般的利器”！新的宗教，则不执著于自己，而自觉于自己之作为人生的战略！它是至高者的思想星空，而非宗教实相的终极目标。



（029）



中国必须恢复自信。中国必能恢复自信。中国的自由，取决于精神的自信与独立。有了自信与独立，中国将拒绝做“晚期欧洲文明的学步者”，而宁肯是“自说自话的新蛮族”！晚期的学步者是没有前途的，新蛮族反倒可能创造历史。



中国的自由，将是民族的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因为任何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民族的自由为前提！中国人要获得个人的自由，还有很长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要走，而它的第一步，就是焚毁“半殖民地时代最后的遗产”──共产主义的奴性枷锁！



为了扫荡这一枷锁及其的残渣余孽，中国人民必须实现全面的动员──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在这枷锁粉碎之后的真空里建立秩序，就需要“恢复”对中国传统资源的某种尊崇。天神一般的汉官威仪，才能使得世人重新侧目。这不是“新儒学”，这不是“新礼教”；而是有“更广背景”和“更深根须”的人民宗教。只有这种全民运动，才能重新唤起全民的热情，并使之持久、且无法“被证伪”。



（030）



新王国时代是以“伪民国”（实际是军阀的国家）、“伪人民共和国”（实际是党阀的国家）开端的，它们是否能转化为“真民国”、“真人民共和国”呢？这是一个大问号。但是无需质疑的是，“伪民国”、“伪人民共和国”已经作为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新王国”在中国大地上“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了！



“名正言顺的新王国”则不同于“伪民国”、“伪人民共和国”。



名正言顺的新王国，其大保衡对内是爱国者，对外是征服者，他们都是永恒者的体现。《中庸》说圣人之道曰：“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这深合我们历史思想之精髓。错行、代明，貌似不同，实则为一。不错行、不代明，则会造成文明的解体、历史的断层。伪民国、伪人民共和国的独裁者强行之，则浩劫来临，社会混乱、暴乱迭起。



（1988年6月23日）



（031）



新王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他将实现治权与统权的分离，以此反对中王国“帝国时代”的主要价值，如君主独裁（他将代之以立宪君主）、官僚制（他将代之以代议制）、中央集权的霸道（他将代之以地方自治的王道）；而代之以“中国社会政治的双层抗震结构”：



1、统权与治权的分离。



2、多党制并不比一党制高明：都是单层结构。



3、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可以代行天子事，但却无法代践天子位。



4、无一元则不免于乱（故所谓“一放就乱”）。故统权的一元与治权的多元之间的有效平衡，才能使中国统而不死，放而不乱。



5、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建立统权一元性的精神向心力！



6、思想应该多元，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应当互通、源于一。不互通、不源于一，则无从对话；不多元，则无以对话。



7、治权更迭时，统权起稳定及过渡作用；统权发生问题时，治权亦可依据程序、习惯法来协助解决。



8、在中国，统权实行多元化竞选，易动摇国本；治权实行一元化专制，易导致腐败；合一的统权如实行多元化，很容易分裂中国社会；合一的统治权又实行一元化，在中国历史上仅有秦、隋、元明清初期这些军事强权，但结果皆不甚理想。



（032）



1、主权在民。



2、主权之下可以分为统权与治权。



3、统权的代表是国家元首，具有人格化象征，维护信仰、进行监督，是真理与意志，体现民族的自豪感和价值感；



4，治权的代表是政府机构，没有人格化象征，进行操作、握有权柄，是方法与道路，是民主的机制、自由的保障。



5、统权与治权的双重构造，可以形成捍卫主权的防震抗震结构。



（033）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这个问题对上述结构来说也许是过于幼稚、不着边际了。中国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政治体制”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个“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然是个生态失衡的问题，是一场人与环境破裂尤其是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破裂的生态灾难。可怜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所能交出的政治答案仅仅是：“要什么样的专制？”以及“怎样推行比较开明的专制？”就“专制”这词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也就是“集权”。



（034）



“毛时代的舵手”自诩为秦始皇，其实他连忽必烈都不如，因为毛只是“第二蒙古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仆从，而不是主人。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可以与之相比的，不过是吴三桂；连石敬瑭都算不上，因为石敬瑭毕竟不是汉人，只是一个沙陀。除非，我们把毛泽东算作苗人，否则绝对不能原谅他的叛卖行为。



比较一下毛泽东与忽必烈，就会发现“后来者不见得就能居上”：



1、毛在种族上是汉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委任代表；而忽必烈则不同，他是由蒙古人的大本营的核心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嫡系。



2、二十世纪具有文明大扩散、民族大解放这一背景，因此连法西斯轴心国甚至欧洲老一辈殖民国家都必须培植各国的代理政权及其“领袖”，斯大林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一背景，所以他培养了毛，所以毛管斯大林叫父亲，比吴三桂叫满洲人还要肉麻。



3、毛的“阶级斗争的居委会”，比忽必烈的“民族压迫的保甲制”，更注重文攻，即洗脑、宣传技巧、思想改造；但在武斗上即虐待、酷刑、监禁、处决上，也毫不逊色。



4、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比忽必烈对中国社会的摧残，所造成的破坏与解构作用更大，如把知识分子定为“老九”，就明显是毛从忽必烈的“八娼九儒十丐”那里学来的；但一贯到底的农奴制（人民公社）、工奴制（单位所有制），则比蒙古人还要凶残。所以，明朝复国比较简单，而未来第三中国则需要“重建”，较之“复国”远为困难。



5、自忽必烈的第一蒙古帝国（元朝）摧残中国以来，汉人已经异化了，并逐渐习惯外来统治，所以有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稳定”，和第二蒙古帝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际阵营）来自东北地区的顺利接管。也因为这种对外来统治的习惯，人们就可以把毛当作“斯大林的替身”来崇拜，以致毛死之后，甚至苏联灭亡之后，中国的群氓还是浑浑噩噩地延续了对于“替身的替身”的屈从。



以下几个细节是研究者们不得不予以考虑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具有明显的外来性质，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的“第二蒙古帝国──苏联”的卫星国们，都使用“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这些奴化的称号，就像牲口身上的烙印一样。



2、这群“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仆从国家的治国方式，是“权”不是“法”，是“初一与十五不一样的政策与运动”，而不是“有制度的国家生活”……这是因为，这些政权都是“外生型的”、听命于苏联的“傀儡统治”。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杀俘虏（镇反）、宰肥鹅（三反五反）、整肃同路人（肃反反胡风）、杀鸡取蛋（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集体化）、全民表态（反右不同于古代文字狱）、全民献丑（文革忠字舞）、对本国首都的军事征服（八九民运）、国家财产的私相授受（国企改革），无一属于中国传统（“所谓封建”）的，而是明显移植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是外来的“毒瘤爆裂发作”。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继承方式，也是在苏联式的木乃伊（毛泽东）旁边完成的，全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甚至那个伪称“中华民国”的木乃伊政权也是在孙中山的木乃伊旁边表演其合法性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扩大版，是在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训练的有计划的支持下，展开的一场“红色割据”，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分裂国家而不是统一国家。



5、“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惟一“不是外来的”，似乎就是那种依据中国农村的迷信特点，发展出来类似黄巾军和太平军的那种“宗教军事统治”。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五十年也无法形成内在的制度，任何现代的军事独裁和专制制度，都只有在限制了“无限权力”和“政策治国”之后，才能逐渐走上“民主”和“法治”的轨道，逐渐确立正常的、内在的国家生活。而对于外国来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须切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夺权”、“强盗专政”（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自产自销的恶性循环。



（035）



中国要登上世界舞台，要充分吸收历史上的经验，例如思考一下：秦王嬴政的成功是否得力于他能广用六国来的客卿？并因此得到“天下一体、无有间隔”的效果。实际上，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天下”了；秦王因此得以成为一个“胸怀四海的超级大王”了。他手里的那个政治实体已经吸取了中国大地的一切精华，只是等待最后一击，并吞所有的土地、组织、君主、臣民……他推行地理上的扩张并完成最后的兼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秦王兼并六国以后的失败，在于未能等视天下臣民；故使其域内自生隔阂、版图自相崩溃。实际上，焚诗书、禁百家的行动虽是其“大一统的顶点”，也是其“大一统的危机”。因为，对于一个英明的统治者而言，在学派、教派、乃至门阀帮派上，拉一边打一边或拉一边打几边，是极不明智的。天子的天职在于从根本上兼容并蓄，像自然一样生养万物，而不是某一种动物或是植物那样迫害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敦促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把纷扰嚣腾的分裂对峙升华为一个宁静肃穆的统一秩序，是可以的；但决不是通过种族斗争或是阶级斗争的肮脏手段来加剧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分裂、特化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对峙，从而为整个社会秩序埋下了一个破坏力无比的定时炸弹。



秦始皇摧残文化、扼杀分化，其苦果导致天下萧条，并使自己终于成为六国人民的敌人。而他的“统一过程”却又剪灭了各国的社会精华，使中国失去了地方自治的能力，也使自己失去了谈判对象。假如六国的精英人物未被毁灭的话，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全国性起义，也是无从发生的。全面的社会爆炸，就无法摧毁中国文明。



（036）



毛泽东曾坦承自己是秦始皇的高徒，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亦为秦俑之一。秦俑虽然伟大、光荣、正确，但毕竟已到“该进博物馆的退役时刻”了。为了彻底消解秦政的阴影，也为了唤醒被秦政催眠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创造精神，我们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意即需要一位结束中王国的帝国时代、开创新王国的宪政时代的“创造者──天子”。没有同等能量的大力、大能、大德，不足以解除秦政之咒；缺乏同等或超等度数的人格魅力，不足以辟开新王国的关锁。而人格魅力的另一面相，其实就是人格恐惧。



（1982年6月7日）



（037）



“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即假定中国文明是由“中原”向“四方”辐射、蔓延而成的──这实际上是形成于“中王国”（秦至清的统一帝国时代的“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区域国家群时代）的重塑与理解”。根据这种理解，区域国家群中的某个国家（如称四方为“夷”的殷国），被定义为类似于统一帝国的王朝，其结果，就是将夏、商、周德王国与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帝国，相提并论，从而构成了“正统史观”。但是平心而论，这一史观，主要是“二十四史”的产物，是由司马迁的“本纪”重构出来的。



（03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也如埃及历史般，每个新时代的来临，都是与严重的外来影响即外患与“外来入侵”相关的。远的王国时代不说，近的帝国时代，就是由秦这个“非中原国家”开创的。更近的现代中国，也是由英国这个“夷狄之邦”的大炮带头开创的。



相应于此，在中国主流思想即儒学方面，也可以明显见到大约的三分期：



1、春秋战国秦两汉的本土儒学；



2、隋唐两宋元明的三教合一的儒学；



3、明末尤其是鸦片战争开启的第二南北朝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儒学。



虽然有些滞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分为明显的三期：



1、宗教性的天子崇拜（夏商周王国地方自治的封建时代）；



2、政治挂帅的天子崇拜（秦以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代）；



3、科学主义的天子崇拜(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宪政时代)。此项虽有明显的滞后，但毕竟正在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就儒学而言，本土儒学是儒学第一期，其背景是“中华世界”的本土文明。三教合一儒学是儒学第二期，其背景是本土儒学与“印度－中亚”来的西域文明的混同。第三期的新儒学，其背景是三教合一之后的“中国儒学”与“欧洲半岛来的航海文明”的混同。从历史看，相应于儒学第二期的中国文明，其实壮大于佛教文明在其西域本土已经衰落之后，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亚兴起，对印度－西域文明犁庭扫穴，断绝其进入中国的通道。有了这个“条件”，百多年后，禅宗等中国本土教派，才开始壮大于中国，而独立的中国精神抵达全盛，还需要再历经两三百年，到北宋时代的“儒学复兴”才宣告完成。在未来，相应于儒学第三期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使可能取得历史胜利，也难在航海文明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之前予以实现。这是因为，源源不断的西洋压力所造成的国际性注入，使中国精神不得不把吸收强势的西洋文明列在民族目标的首位，而难以形成禅宗那样的综合性的内在生长。



（039）



中国的“国教”传统，在秦始皇之前就被斩断了：殷人的国教是纯然宗教性的，但由于滥用，而一蹶不振；周人的国教是半政治化的，但在春秋战国的杀伐中也烟消云散；自汉刘邦以下，平民政治、流氓政治成为主流，社会准则流于世俗，以短视的实用、竞争的成败为归，成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急用先学、精神颓废的遁词。所以，中国不像伊斯兰国家、印度甚至日本的社会依然拥有准则，比较经得起欧洲势力的冲击。在此意义上，中国本是最易现代化的。然而，恰恰由于缺失了超验性，中国社会也最容易成为风派的国度、动乱的渊薮，因而反倒难以持续有效地现代化了：徒有强烈的思想欲望，却少贯彻实行的能力。



（040）



在一个其成员的大多数皆为风派性格所支配的社会中，“形势”的微妙成了决定人们命运的力量，历史发展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只因大多数人都在随时随地风转，准备把自己的灵与肉一概投资给世俗胜利的魔坛，所以成败不仅可以决定王与寇，而且可以在瞬间发生逆转。于是，“天命”的观念形成了，成为无所不在的神。在游移不定的沙滩上建立一座持久屹立的纪念碑──这是一项多么强烈的诱惑啊！孩童都喜欢这一类的沙土工程。



在“风派社会”（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称此为“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中，而对某人的最大嘲讽莫过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意谓该人仿佛一个押错了宝的赌徒；对某人的最大恭维莫过于“高瞻远瞩”、“料事如神”，意谓该人是一位牌桌上的博弈高手……



对于风派社会的价值表，“良心”、“原则”是什么呢？“良心”就是“受到表彰”，所以做不做婊子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立牌坊。“婊子牌坊”的现象所示：“风派的人就是最高的原则”！所以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则；对同一的良心，有分隔的诠释。



风派社会尤如一望无际的沙滩，它憎恨一切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风派社会只对无理性、无规则的狂风顶礼膜拜，而决不宽容一切敢于和流沙对抗的建树。“运动”成了风派社会的目标，’“运动”成了风派社会的道路，飘忽不定的精神病人自称“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却成了风派社会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



谴责风派社会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一位著名的风派诗人称这一谴责为“桀犬吠尧”，尽管把桀与尧相提并论那才真是“风牛马”之类的“公主驸马的婚姻”。另一位风派诗人则自况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改造风派社会是毫无政治意义的。因为，这决非十代八代所能成就的。俄国革命党人对孙文夸说并令孙文惊叹不已的“革命需要百年成功”的海量，于此亦为沧海一粟。百年可以改造千年历史的俄国；但改造不了五千年历史的中国。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重要的是如何顺应风派社会：把沙滩改造成良田并非人力可及，因为这太昂贵了；要在此设立一个大工业基地亦是事倍功不半──何如辟沙滩为“本色的本乡旅游胜地”，或浴日光，或享涉水之乐，以补农工之阙。



（041）



新概念：



1、斯宾格勒氏所谓的“费拉民族”（即如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后文化民族”），实际上是一些奉行着世界主义的人们，他们早已国破家亡了，所以，在当今的国家主义时代，他们的生存无一不是举步维艰、难以适应。



2、斯宾格勒氏所谓的“文化民族”（如现代欧洲诸国和日本，除了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这些半费拉），实际上是奉行着国家主义的人们，他们的国家都是在公元十世纪以后才开始兴起的，所以他们在当今的多国环境下，可谓如鱼得水。



3、原始民族进化到文化民族容易，费拉民族退化为文化民族则难──除非，有罗马世界的崩溃和中世纪的黑暗那样惊天动地的脱胎换骨，否则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一个由烂人组成的民族，如何能够革面洗心！



4、当代费拉民族的变数有二：或退化为国家主义意识指导的文化民族，或等候整个国际环境趋于费拉化。



5、“后现代化社会”，很可能就是整个世界随着自身的成熟身不由已地跌入费拉状态。《后现代化之路》（这将与《天子》、《新王国》一同成为我写下的“第二个三部曲”），因此不仅是“走向世界秩序的过程”，也是走向“无形式”的过程。“凯撒主义”将作为“个人自由的补充”而出现于整个世界，所以孙中山曾说过，传统的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要比欧美人还丰厚，以致到了一盘散沙的地步。以后，这也许会成为一笔腐蚀世界财富。



不过现代中国人却不得不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渴望民主与法治。无奈的是，民主不可能产生于乌合之众，正如法治不可能产生于社会结构的病态、社会组织的无序。



（042）



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



1、原始社会



2、奴隶社会



3、封建社会



4、自由社会



5、风派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风派社会的意识形态亦是严重风化了的。于是，连“五阶段论”的经典论述本身也最终变得可疑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用千百万人头去捍卫的“果实”？



换一个更有意思的角度：



我发现，我们的一生实际上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的浓缩版本：



1、原始社会，1949年──1957年，废除六法全书、取缔一切法规。



2、奴隶社会，1957年──1966年，限制人身自由、镇压一切活物。



3、封建社会，1966年──1978年，推行红色恐怖、摧毁一切建筑。



4、自由社会，1978年──1989年，进行改革开放、许诺一切福利。



5、风派社会（“社会主义社会”），1989年──迄今，放弃游戏规则，交易一切原则，“不再辩论姓资姓社”。



这样，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就不幸成为人类社会上“经历最为丰富的一代人”。从我们这样的不幸中，产生出了最大的幸运之星。



（043）



幸运之星与“新王国”的线索：



1、“六四”：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2、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挑战：适应国际秩序。



3、中国文明的几次变形：三期中国文明之划分。



4、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二者的因果关系以及近代思想家对二者因果的争执。



5、联邦之梦：分裂割据与统一专制之间的循环。



6、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礼乐之邦”的脊椎就是“王道”。



7、新王国的历史意义：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8、新王国的现实功能：结束中国的第二南北朝。



9、中国的新王国与后现代世界的关系。



（1991年10月22日晨梦）





第一章《国家的兴衰与政治制度考》



［1979年11月9日──1983年9月16日傍晚］



（044）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类酋长制：



1、军事酋长制。军事酋长们是由一个社会内部兴起的或是从外部侵入，但更多地是从外部侵入的，因为一个处于其他制度形态下的社会，很难从内兴起一个真正的军事酋长制。



2、教派酋长制。教派酋长们往往是从内部兴起的土生土长物；其所凭借的教义，既可能是土著的，也可能是输入的；既可以能是酋长自创的，也可能是利用前代思想家的。



3、政党酋长制。政党酋长们是近代兴起的新现象，它起源于英国革命，盛行于法国革命之后，到了俄国革命后，即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似不应归于这一类，因为它既未能产生“政党酋长”（即“党魁”），又未能施行统治，从而创新一代的“政治贵族制”。当然，这里的政党决不是指西方标准的多党议会制式的政党，而是指“一党专政”式的新权力集团。它既有军事集团的武力，又有教会集团的教义，还有它自己特有的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它也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唯一可行的酋长制……



酋长制与君主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稳定要依据酋长个人的存在。所以，每当酋长因失势或死亡而去位，政局即发生严重动荡。但我们不能把君主制国家中继承方式的不稳定状态和酋长制混同起来。



与君主制一同来临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僵化、标准化──缺乏创造性和缺乏相应的气魄──墨守成规、斤斤计较……君主制是社会普遍衰落的可靠标记。



（45）



对酋长制的发展是君主制，对贵族制的发展则是民主制。民主制并不是在推翻君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取代贵族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相对于欧洲，中国似乎缺乏“民主制度”，但是中国也还是有自己的民主时代，这就是大众时代，就是以汉朝的举孝廉、文学和唐朝以后的科举为代表的大众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时代，就是有限制的民主时代，而民主时代则是漫无限制的或曰扩大了的贵族时代……但综合各方面来看（文化的命运、社会的安全、甚至人民的幸福），贵族时代其实要比民主时代更为健全。民主时代不失为“盛极而衰”的“文化徐娘”：贵族时代是“众阳制众阴”的时辰（酋长时代则为“一阳众阴”）；而民主时代则反过来成了“众阳制众阴”的时辰。群众始终是被动的，而当被动的实力竟然起来执掌国家命运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衰落的。因为在民主时代，没有创造力的人却能够宰割有创造力的人，可谓众阴制众阳。众阳的不堪压抑及其必然兴起的反抗，就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动摇和社会基础的崩溃。什么是压抑？钳制他们的创造力就是对他们的压抑。压抑使得社会生活的日趋紧张、骚扰不安，最终违背了文明的效率，也瓦解了秩序化要求。这种过度的阴阳交战（“众阴制众阳”），这种违背自然秩序（“天秩”）的现象，必然导出那个宿命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就是为什么“众阳制众阴”不会迅即酿成灾难，但反过来也不能使一个社会逃避灾难。



有效的阴阳化合──新君主，他从个人来讲是大阳的体现，从其社会作用来讲却是阴阳调和的产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将愈来愈富于“阴性”，守成之主更是如此。



（46）



每个国家社会由于各自的内外条件大相径庭，故各个国家社会之间同一制度形态的差异是极大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国家社会之间同一制度形态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一个国家社会的内部各类制度形态之间的差异。



中国以往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形态：1、五帝的酋长制；2、三王的贵族制；3、秦到清的君主制；4、辛亥革命以来的群氓时代……尽管这五种类型形态的区别要从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去找，不能从各个国家社会之间的对比之下得出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数学方程；而且，上述四种形态的时间也不是齐一的，差距往往是很大的。



就中国政治制度形态史而言：西周与唐为贵族制，地方诸侯独立性强、权力很大；秦、两汉与元、明、清为君主制，压制豪强、中央集权；魏晋南北朝为多元化时代。同时，西周及唐都起源于酋长制──西周的统治家族及唐统治集团实际上都出自蛮族军事集团。但同样，他们吸收文化并借以扩张其统治的能力，是异乎寻常的杰出……



这是就大体大端而言。就细部而言，每一制度形态内部，又可分别分为酋长的，君主的，贵族的，大众的──诸个时期，力量盛衰消长的结果也。



（47）



中国历史中真正具有原创性、道德上又有超越的领袖是谁呢？对此，我和孔子的看法比较接近：那就是周文王父子，包括文王、武王和周公。美中不足的是，周公后来和他的兄弟们同室操戈，还杀死了管叔与蔡叔。这和唐太宗的处境颇为相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周公他们后来不得不做制礼作乐，终于成为千古政治标杆。唐太宗的故事和周公惊人地相像。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贤君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我的思想中，最好的世界秩序就是周天子式的政治系统，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进步最为迅速，后来的汉唐都比不上。当然，周天子的政治系统无法照搬于现代，必须充分地予以现代化，但其精髓依然可以借鉴，并且依然光可鉴人。例如：各国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接受中枢政权的裁决，并向中枢政权纳贡、纳税。这很像美国联邦（US），也很像联合国组织（UN），但松紧度似乎应该处在联邦（US）和联国（UN）之间，我们姑且称之为“联侯”，也就是“封建诸侯联合体”。其要点是：



1、中枢政权必须比任何一个地区侯国要强大数倍；



2、各地区诸侯国间应维持平衡，请勿使得一国过于强大；



3、各国间均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如果未来的世界，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精神来发扬《周礼》，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王畿！



这个就是萦绕我多年的梦幻的最佳表述。至于这个历史使命将由哪一民族来实现、社会择优制将由哪一个最宽容的民族来督促……这就要视历史的具体发展了。我属意于中国是毫无意义的，关键要看中国民族还有没有这么强盛的生命力。



而为了达到这样的远景，中国需要分两步走：



1、汉唐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2、殷周式的礼制的天下统治。



这对以往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和“倒退”：以往的中国历史是“从王国到帝国”，以后的中国历史却是“由帝国到王国”。中国只有回到王国状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才可能从王国出发再度进军帝国，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全球帝国（天下）了，而不仅仅是东亚的帝国。



（48）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这样一种“贵族”制度，可以激励文化的创造者。



在那里，地位和财富都是不能继承的，年轻一代无权享有父母的劳苦所造就的特权，除非他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优势。每个家族成员的一切都不能坐享其成，他们必须从头做起。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免除了腐败与惰性。这个理想如果由法律规定下来，即使无法完全贯彻，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让贫家子弟更容易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那些无能力的富家子弟只应享有他法律规定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正义。甚至“立宪君主”都不能给他继承人以外的子孙留下什么东西──他的亲属都不可担任何公职，以防家族窃国。国家高于一切，国王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属于人民，但人民必须听从法律。“君主”就是执法者，监督者，他在名义上享有周天子的荣誉，但无权执法。他只充当一个调停人，一个裁判者，但是君主自己如果违反了法律，也必须受到人民代表──贵族的审判。总之法律高于一切，因为人性的邪恶需要控制。



晋恭帝禅位诏书曰：“盖闻天生烝民，树之以君；帝皇寄世，实公四海。崇替系于勋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国必亡，卜年著其数；代谢无常，圣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圣系轨，畴哲四岳以弘揖让，惟先王之有作，永垂范于无穷。”这虽是“刀枪谱写的官样文章”，“不得已而发”，但其“最后的陈述”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哲学的传统精神……这就是“统治者必须为社会效劳”，甚至“，国王必须服从国家，否则就是犯了叛国罪。



（1979年11月9日）



（49）



上面讲过从酋长时代向君主时代的过渡。下面说说贵族时代向民主时代的过渡。



从贵族时代向欧洲的民主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大众时代(秦汉“全国农民起义”以来)的过渡，似乎是必然的，尽管二者遵循的道路并不相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违抗这个“平均化”的宿命。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优秀阶层被较差阶层暗暗同化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贵族能够长期与平民们共处而不丧失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无法保持自己内力，也无法阻止平民们模仿自己的外表装束和举止言谈。于是贵族的优势总会随着他们“行为的扩散”一天天失去，“阴阳易位”迟早来临。贵族在贵族时代的广泛活动势将耗尽他们以前所积蓄的精力，当贵族们没落下去的地方，庶民中的佼佼者继之而起。但使这些佼佼者得以活跃的情势也同样使庶民中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乘势兴起……



（50）



春秋时代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战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在新一轮的周期中，隋唐是启蒙的、艺术的时代，两宋（包括其他周边列国）则是理性精神逐渐凝成的时代。



我们在秦两汉时代与元明清时代之间发现了某些类似之处。



元代是明清的准备时代，它是文化发达的唐宋时代到政治稳定的明清时代的中继站和转捩点；因此，元的文化政策是出了名的残暴之至。元与虎狼之秦有惊人的相似。秦，是从春秋战国的文化时代向西汉政治时代过渡的桥梁。秦与元一样矫枉过正，在许多方面比两汉政治走得还要远，还要深。正如明清的许多特征，也是在元那里形成的，甚至明清的首都也承袭了元；正如汉承秦制，而且首都也在同一位置。



元与明清和秦与两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随着高级文化活动的逐渐岑寂，民间宗教大量渗进了“上层建筑”。于是出现了民间宗教与官方哲学暗暗合流的奇异景观。而且，元与秦一样，执行的都是“反文化”政策。



秦汉时代，这种合流的最后结果是东汉谶纬神学的出现。在元明清，则是各种民间道教的出现。二者同样默不作声地浸入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儒学”的表层下，鼓荡的却是迷信心灵的久久振动……



这种合流有其强烈的预兆，就秦汉时代而言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中已露端倪。秦朝排斥这种学说；汉朝也没有真正接受它。秦汉之际，它只在民间和一些“人民知识分子”中悄然流传。



假设秦汉统治者接受了这种学说，作为官方哲学或宗教，那“秦”朝、“汉”朝这些以皇室发祥地来命名朝代的办法，也许就改变了。



本来，夏、商、周都是民族而兼地域的称号，秦也是如此。可是当以夏、商、周、秦等封建时代一去不返时，这种状况就应结束了。可惜，继承这个局面的是那个毫无创新精神、缺乏想象力的市井之辈──刘邦。他一成不变地承袭前代做法，但却“画虎类犬”。试想，这个刘邦本人并非“汉人”（他是沛人，距陕西的汉地甚远）人，他的统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也不在“汉”地，而“汉”作为一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可是他却笨拙地把别人赐给他的“汉”字招牌“一成不变”地承袭下来，进而作为王朝名称，冠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头上。



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后来魏、晋、隋、唐、宋都以各自的方式“重复了”这一拙劣的“成例”。其实，这是王国时代的遗迹，本不该成为帝国时代的主流。



就长期稳定的全国意义上说，是蒙古人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蒙古人被称为“骚鞑子”，他们是些没有根基的人，他们因此也对中国文化怀有一种敌视与轻蔑。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流浪狗”既然无法自称某地之“人”，也就无法用中国某个地域来命名自己的皇朝。但同时为了避嫌，为了掩盖自己的来源，蒙古人又不能直用“蒙古”一名（就像后来的满洲人不能直接叫做满洲而必须叫做“清”），因此，他们便用了富于道教色彩的一个字：“元”。



用意义而不是地名来命名朝代，最初的创造者其实也并不是蒙古人，而是作为改革家而篡位失败的王莽。他用“新”字来命名自己的战利品。“新”字缺乏道教渊源，但作为想象力丰富的改革者，王莽一定意识到“汉”朝命名的不合理性。所以，他一改地域命名法，而采取了意义命名法（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人名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但随着王氏的惨败、汉朝的“中兴”，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再也不愿自讨晦气地维持这项伟大的创举了了。意义命名法，重新退回到了地狱命名法。



后来的女真人，一反五胡与辽人的惯例，不复盗用中国式的地域部落朝代名字，而采取了富于道教色彩的“金”字，以思想寓意来命名朝代，随着熟女真（金人）统治势力扩展到整个北中国，作为原先的臣服者的蒙古人也就自然承袭了他们，在“金”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就号称了“元”。



而蒙古称元的成例，统一了中国本部及周边的各个附庸国家，无疑给予明清统治者以直接影响。



明先称“吴”，清先称“满洲”，都还是以地域命名的王朝；但后来都转到新、金、元的路子上，从而永远结束了刘邦的错误。



“新、金、元、明、清”──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它表明，在白热化的理性时代终结之后，宗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它首先是民间宗教，而后或被升为国家宗教，或依然故我。在中国，民间宗教首先是民间道教。甚至王莽，也是深受那个时代谶纬神话的影响的，和民间宗教的联系千丝万缕。



从高级文化的角度看，民间宗教也许不足称道。但对历史研究者和对现实政治家来说，却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紧迫的需要：估量民间宗教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份量。对于后者而言，怎样对待这一份量，乃是一个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严峻任务。



（51）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善于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风俗、以及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达成某种妥协。当然，他不能无止境地让步；他充满斗志，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人民生活里面去……但是，他必须懂得妥协。懂得去发掘和利用那些收藏在人民的习惯和人民的信仰之中的深刻力量；而不是一味压制它。



他不必说：“人民生活的种种恶臭和不和状态使我恶心。我真憎恶自己──为什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本来，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这些重任应由少数“特种兵”毅然承担起来才对。压制人欲是简单不过的。只要不惜蛮力，谁都会来那一套。但那不是政治，那是暴虐。那是最可怕的浪费和最沉寂的下坡路。妥协是难的。有利的妥协更是一种高超技巧的结果。但它的远景却是诱人的，它不压制已成的力量而是巧妙地把这些力量引到有利于国家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方向去。任何压制，都会消费或挥霍掉另一方面的宝贵力量。



他要对自己说：“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为此，他要与人民一体。



移风易俗，是每一朝代的统治者都做过的事。但历史也同样表明，没有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是通过政策压制或禁令取缔来实现的。成功的移风易俗，必须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通过“改变价值观”来实现。毛泽东号召“斗私批修”，但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纵欲败德，结果他的反修防修运动不得不失败了，而且留下了邓小平时代的纵欲后遗症。



为了创造新的文明，必须拿出合乎国情民情的替代品来！



（52）



“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像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欧洲人所设想的，仅仅是个“统治权”问题。



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叛乱势力和割剧势力──尽管手持强大的统治权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延续了几十年之久并占领了广袤的领地：却难以被承认为“国家”。人们只能用“政权”（“共产党政权”即是一例）一词来称呼它们。可见，“统治权”只是“国家”的一个基础；并非“国家”的“本质特征”。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法律。国家是高度发展的文明有机体。古代中国文明认为：国家的成败兴衰不仅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保持并维护其统治的权力；还在于它能否完成“议礼、制度、考文”的百年大计。中国文明认为：一个未能完成“议礼、制度、考文”至上事业（它甚至高于政权本身）的政权──即使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全国大部地区甚至全部地区（如秦、隋等朝廷）：也不能算作一个完全成熟的国家。它们只是作为暴政或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记在失败的典册上。除非一代巨臂如汉唐诸帝那样起而补救──否则暴政的末日总是迅疾而至的。



“国家”的本质在于产生一种心理统一基础；再去获得并保持所谓的“统治权”。这并不仅仅是“神权国家”或“政教合一型国家”的特征；而是一切类型国家的特征，这是所有国家存在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只要翻一下史籍就会明白这个论断的真确性。若是丧失了这一前提──“统治权”只是由旧国家向新国家过渡的“改造型政权”而已。若然，则一旦完成了它改造旧国家的使命，它自己就会被历史给遗弃掉。这就是秦、隋的下场，也是中共的未来。



中国文明对于“国家本质”的最高理解和最后解释──凝聚在“天命”一辞之中。在中国文明看来：承受天命者必能承受地土；丧失天命者必将丧失地土。可见：统治权和“心理统一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先是体现着天命、而后获取了统治权的象征人物身上──既闪现着新宗教、新理想、新观念、甚至新学说的耀眼光辉；又预示着新国家的精神威力和心理倾向。而这一切，当然也是有其时间性的。



国家和文明是真命天子（文化创造者）的孪生子，文明和天子是互相依存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矫枉过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历史表明他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巨大错误，只知道统治权，就不知道统治权。统治权是需要理由的，统治权是需要满足某种“保护文明”的功能的。历史还将表明：二十一世纪会是“纠正”这个历史错误的时候。



（53）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社会风气、民族心理等有关，但毕竟是直接由社会的动静变化中，择要总结而成的。政治制度是从实际的历史沿革出发，而不是从纸上谈兵的理想出发：所以我们的理想只有参考作用，现实需要与历史的沿革结合起来，才有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尽管秦、隋是那样不得人心。



在理想的背面，权术也并不是万能的。耍花招有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政治问题不可能靠耍花招来获得解决。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政治诈骗可以瞒天过海，但终究无法长治久安。



（54）



国家是信用：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普遍表现！



我们不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者，我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者。



（55）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不稳定──表明了它内在秩序的混乱。个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一个“国家”在整整一代乃至两代人、三代人的时间里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无能也无法建立一个国家所必不可缺的制度、法律程序以及伦理规范、国家宪法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其实就没有合法性和生命力，它的“国家”只不过是武装暴政、军事管制的一块遮盖布，是蒙面大盗的黑色面罩──但决不是整个民族的精华所荟萃的政治结晶。摧毁这样一个“国家形式”是无上的善举；而不构成对民族的冒犯。甚至要由暴力革命来推翻这一不成体统的“秩序”的时候──爱国者也只能连声说“好”！



（56）



谈到武装暴政和军事管制的时候，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人类战争的五种形态：



1、个人之间的力量比试、街头斗殴。



2、抢劫团伙等有组织的社会犯罪。



3、村落械斗、部落战争。



4、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反过来侵略”。



5、国家联盟之间的斗争，世界走向统一。



现代的正确思想认为：



1、参与前三种战争的双方均属犯罪。



2、参与后两种战争的双方只有战败的一方才算是犯罪。



总之，文明对战争作出的限制日益增多了。但是战争却是人类的本能，例如第一种战争就是人类在组织社会时，排列社会秩序的最初级的方法：从原始社会的比武，到现代社会的儿童打架，都是在“列队”、“举行分列式”、“选出部落英雄”、“选出孩子王”等等。



（57）



我们承认：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效部分，我们甚至承认：军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但是，这并不等于承认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暴政和军事管制。



我们的原则是，军队应受国家与法律牢牢支配，而不是受到个人与党派的绝对领导。服从与勇敢是军人的最高美德，但军队不该使人民感到恐惧与憎恨！只有使人民爱戴并为之骄傲的军队，才能成为保护民族的“公民部队”，而不仅仅是用于阶级斗争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那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部队，即使不算汉奸，也还是为外国势力效劳的，例如，为苏联的世界革命效劳的。



为了缔造一支能够复兴中国的公民部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军队完全退出国内政治生活，只成为抵御外侮与扩张民族权力的工具，即使国家元首也无权命令军队介入国内政治。



2、国内治安与镇压叛乱的任务应交由警察与公民自卫队去完成。这样，就能在危机发生时，避免国家陷入全面内战。假使内战已经不幸出现，军队需要根据有关法律和自己的责任去镇压叛乱──那么在执行完成任务之后，也必须立即回到军营，回归保卫国家的岗位，严禁军队盘踞在政治舞台上，更不得以“军事管制”的名义帮助窃国大盗在大街上杀人放火、像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那样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中国再度出现内战。而局部的叛乱与暴动，基本上被视为治安事件，不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应由多数通过选举协商决定，而不走这条合法道路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个人野心家的叛乱。对叛乱必须镇压，而作出该项决定的也不是军事领袖，而是合法的政府及其遵循的法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不能再度成为法律，否则还会有上亿人民再度遭到屠杀。



不要“人民军队”而要“国家军队”；不是“还乡团”而是“国防军”；不要“阶级斗争”而要“文化战”！不要兼并称雄而要为天下一体而牺牲自己！



（58）



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潜力，使得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以来的欧洲兵学理论变得殊为可疑，同时，使孙吴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及其战略复兴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照奸、却敌、图强、治世：这是中国心略、军略、经略、政略复兴的步骤。



（59）



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两个命题：



1、中国必须有一个超脱于机构、党派、地区、民族、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之上的最终裁决者。



2、由于中国的广大与复杂，不可能持久有效地施行军事独裁而避免地方割据，因此，这个裁决者必须是由法理认可的，而不能是由暴力建立的。



为此，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哲学！



（60）



中国式的全国大选，长的几百年一次，那就是改朝换代。故《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是就其极限而言。中国式的全国大选，短的几十年就有一次，其或是宫廷政变，或是“朝代更迭”。



中国式的“中期选举”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才有一次，这就是独裁者的灭亡与独裁者的继位。有作为的“新皇上”必改掉“老皇上”的规范，因为他不如此，则不足以显示独创的能力和运筹的能力。



中国式的选举比欧洲式的选举，更“合乎自然状态”。他有自己的人为限制和“法律规定”。中国式的选举还是双向的：不仅是选民对主宰的选择，也是主宰对选民的选择。所以，许多“站错了队”的选民，只有人头落地，永远只有一次的选举机会。



在任何一个社会，“数人头”都是发生在“砍人头”之后。





（61）



中国式的全国大选即“改朝换代”：不仅是政治过程，也是生态过程，那是“除旧布新”，世界上不仅只有中国人懂得这个词汇的血腥含义，它的意思和“斩草除根”是相差不远的。



（62）



中国朝代更迭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是旧结构和旧王朝秩序下的失业者，是游民大众，是越聚越多的无根基的“盲流”也就是“盲目流动的人民”；而不是任何欧洲意义上的“阶级”。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社会涌现了三种失业者：



1、被迫的完全失业者，即规范意义的失业者。



2、被迫的半失业者，即无法充分就业的人。



3、自愿失业者，即心理上的隐士、流放者、自我放逐者。



这三种人士的增加，是对中国社会主流结构的基本威胁，因为这三种人士的存在本身，即已构成了“动乱因素”。当然，这三种人士的出现本身，也是国家机能业已丧失的证明。



（63）



历史上每一个下层出身的王朝的奠基者及其核心仆从，都是自愿的失业者。所谓“破产不为家”以及“结交江湖豪杰”已成为他们引以自豪的生存特性。这种典型的“流氓性”，足以摧毁旧国家、建立新国家。



西汉、刘宋、萧齐、陈、宋、明，都是这样的。



东汉、晋、隋、唐、清，表面上不是这样。但即使其开国者不这样出身于下层，也只有在游离于社会的主构之外，然后才能“举大业”。



所谓“江湖”，即脱离了社会主构的、“藏龙卧虎”的宝地，其任务是冶炼失业大军，从中提取真金，也就是“真命天子”。不是这种经历了充分煎熬的“真金流氓”，便无从建立流氓大亨的新王朝。



（64）



诊断中国的社会病、卜算王朝的寿命时，一定要从探索其“失业大军”的角度着手。尤其要关注那种“自愿失业”、“隐性失业”、“心理失业”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的脱离主构，不仅将削弱主构的凝聚力（即消灭了潜在的“治世之能臣”），还增强了对于主构的消解力与破坏力，从而大大扩充了“乱世之枭雄”的队伍。



实际上，新王朝的核心谋士，多从旧王朝的著名隐士之中来。如范增、诸葛亮、王猛等等。



（65）



每一次“党锢之祸”，都在知识阶层中制造了一大批失业人员，其中也同样包括三个层次：



1、被迫的、显性的失业人员，即被罢黜、开除、禁锢、监禁的人们。



2、被迫的、隐性的失业人员，他们受到辱没和压力后不再愿意“效命”，不愿再像以往那样埋头于主构内(体制内)的工作。



3、自愿退出主流结构的人员，即看到惨状而有所悟的人们。



要知道，这些知识界的失业者──而不是整个知识界──将成为向新体制过渡的桥梁。



“两个百分之五”，失业者的人数一旦超过总量的百分之五，即将产生核裂变式的连锁反应。



据此，我们该对“流氓性”作出一些新的估量了。所谓“流氓性”，即是新社会、新王朝所依托的基本力量──形形色色的游民、失业大军──所拥有的一种“乱世的适应性”。



如，有的游民出身于军界却不安于行伍，另些游民出身于教育界却不好好教书。于是，他们各以各的方式开辟了一个王朝，当然，是不怎么稳定的王朝。



（66）



中国式的“流氓领袖”决不等于西方甚至俄国意义的“职业革命家”。因为，在他们从事真正的革命活动许久之前，就已是不安于室的江湖豪杰了。他们有的是土豪如刘邦、董卓，有的是私盐贩子如黄巢，有的是鹰犬如张献忠、李自成，有的是梦想功名的私塾学生如洪秀全、毛泽东等。



是“豪杰亡秦”而不是“农民起义”：豪杰不是“有形式”（“有法治”）的西方甚至俄国社会的革命使徒，而是“无形式”、“无法活”的中国社会的混世魔王。



中国式的“江湖”与“魏阙”的对立，几近于欧洲式的“在野党”与“执政党”，但又不同。所谓“江湖”，是法统之外的半壁天，故又近于“黑社会”。说古代中国的“反对党即黑社会”，决非虚夸；中国社会不容合法的另种声音、不容“忠诚的反对党”。



（67）



1982年2月3日的《痛言》：



“支那人”是不同于“中国人”的一种“亡国奴”。支那人什么时候才能抛弃自己的虚伪、怯懦、假冒为善、矫揉造作、攀比依附、逃避现实以及猥琐的自卑感？



我的理解──凡是能够发挥上述的“抛弃”的，就还有残余的道德热忱 ，就再度成为“中国人”。这种道德热忱，使得“中国的保护者”得以出现。反之，凡是不能发挥这一热忱生命的高贵闪光：就属于“支那人”，就属于“中国的被保护者”。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中国民族”。至少就未来若干年而言，情形依然大抵如此。



起来吧！中国的保护者，至于被保护者们，敬请服从。



敬请服从──这是新贵族主义的有力口号，它礼貌而客气地对待服从者；但要求“劣质的服从优质的”。



当然，这不是一种意志，这是许多美德的综合，并且配备了文武周公那样的命运──像秦汉人和罗马人那样获得天命。让自己的对象充满希望，同时又让他们变得顺从。



（68）



1975年，当我尝试写作《老子注》的时候，我就想写一篇《君主的美德──理想的颛顼》，用以阐释老子那种“功成弗居”、“功成身退”的君王理想。伟大的明君是“感时救弊”的创造性天才，他是奉天承运的受命者，不是传子传孙、牺牲国家社会的篡位者。理想的颛顼总结了《礼记》所说的“君民同治”的理想！



（69）



世上最强的自然力都是暴力，但是，当人们的暴力不够的时候，其他种种口号、权谋、驾驭……等等“元首的美德”就开始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历史过程、程序正义！



“君主的美德”首先不是教条，甚至不是“教君主照着去行的规则”；而是明君的为人、明君的本能，只有这样的明君，才是受命者。



（70）



伟大的创造者，功成身退，一个人完成一件历史使命而已。



伟大的开国者，中国的创造者──



请定国本。



请定民族之本。



请定文化道德之本。



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根本精神，则必乱，如现在的“中国”。



一种文化系统和道德系统若脱离了自己的根本精神，则必枯死、毁灭，如三百年以来的中国。



（1983年9月16日傍晚）



（71）



中国的大悲剧──就是由于中国人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国本，从而使自己一再战败、沦为日本人心目中的“支那人”了，沦为一群无所适从的新蛮人。现在，观察家们只看见构成这一悲剧并由它所包括的那些小悲剧；而忘记这个大悲剧本身、忘记了“忘记国本”这才是一切中国悲剧的根由。“忘记国本”这个大悲剧的几部曲，分别是历史悲剧、文化悲剧、宗教悲剧，其共同旋律是：天子被漠视的悲剧。



自从中国人抛弃了“文化创造者──天子”之后，连串的灾难就成为不可免除的了；如果还以轻慢的态度和卑污的语言来对待主宰命运的创造者──那么，可以想象，遭到可怕的报应和无穷的惩罚就是“必然的宿命”了。也许这些苦苦的折磨和慢性的屠杀──意在使中国人醒悟过来并且行动起来：归向并事奉自己的规矩？从而挽救中国于“命定覆灭”的厄运；并震新（而非“振兴”）中国古旧而尘蒙的一切。否则，中国的苦难怨谁呢？



（72）



上面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制度是秩序之源，也是罪恶之源。商标常常是“货物的疮疤”，而广告业已流为“商品的病毒”，包装更是成了“用户的负担”。这就是“角色冲突”。教师与学生、神职与信徒、总统与人民的关系，大抵也是如此，不论其社会形态具体如何。



“国家的消亡”虽然可贵，却是难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个人的自由会遇到越来越多限制，否则文明的大厦将会因为管理难度日大而难以为继。这样一来，“国家”的形态不论如何变幻，总会趋向于“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总有一天会使整个人类都不幸沦为其附庸及“建筑材料”。



（73）



汉唐式“社会民主”社会的复活



思考题：



1、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



2、社会民主与政治威权



3、社会民主与政治活力



4、社会民主制度的几大要素



A）多元化的社会权力分离



B）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信仰（或曰：强有力的种族向心力）



C）文化阶层的崛起



D）劳力阶层的安定



答案：



“汉唐式的民主社会及其历史意义”：说明一切繁荣昌盛的社会必然都是“社会民主”社会，甚至连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也可以算是“社会民主”的、平民社会的。至少和阿拉伯人专政的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相比之下，确实可以这样说。倭马亚王朝比较近似秦朝和元朝和中共，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而阿拔斯王朝就比较接近汉朝和明朝，是多数人“汉承秦制”的结果。正如明清的许多特征，也是在元那里形成的，甚至明清的首都也承袭了元。未来中国、第三中国对中共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也可能采取这个路线。



（1982年8月25日）



［



倭马亚王朝是哈里发帝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在伊斯兰教最初的四位哈里发（即所谓“纯洁的哈里发”或“正统哈里发”）的执政结束之后，由哈里发帝国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即后来的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建立。从661年至750年，该王朝是穆斯林世界的统治王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倭马亚家族是麦加贵族古来氏族中十二个支系中最强盛的一支，为四世纪时古来氏族部落首领库赛伊的长子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至于“倭马亚”一名，则得自于阿卜杜勒•马纳夫的后代倭马亚•伊本•阿卜杜勒•沙姆斯的名字。先知穆罕默德传教时期，倭马亚家族首领阿布•苏富扬是麦加贵族的代表，以坚决反对穆罕默德闻名，曾迫使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希吉来）。但同时，作为狡猾的家族投机伎俩，倭马亚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奥斯曼•伊本•阿凡却是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由于穆罕默德生前未对其继承人的产生方式作出任何指示，伊斯兰教世界在哈里发王朝的人选问题上不久即发生分裂。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伊本•阿凡于644年成为哈里发，他大力扶持本家族成员在帝国境内担任要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倭马亚家族在奥斯曼时代势力大为扩张，尽管许多人记得他们是先知创教初期最凶恶的对手。656年奥斯曼•伊本•阿凡遇刺，其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反对先知的侄子和女婿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继任哈里发，从而引起大规模内战。

　　

穆阿维叶系穆罕默德传教时代的宿敌阿布•苏富扬的儿子，在630年麦加被穆罕默德占领后与父亲一起皈依伊斯兰教。他于633年参加伊斯兰军队对叙利亚的征服之战，战后成为大马士革总督。后来穆阿维叶在其堂兄奥斯曼任哈里发时代获得对整个叙利亚的统治权，他完全把叙利亚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来经营。穆阿维叶在657年的隋芬战役中依靠“神裁”的方式战胜阿里，并在阿里（最后一位“纯洁的哈里发”）于661年被刺杀后压服反对者，成为哈里发。679年，穆阿维叶一世宣布其子叶齐德一世为哈里发继承人，从而将哈里发的选举制破坏。从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由世袭王朝统治的封建国家。



倭马亚王朝的建立伴随着其最大的反对者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兴起。什叶派不承认马亚王朝亚王朝的哈里发地位为合法，坚持哈里发一职只能从先知女婿阿里的后代中产生。由于阿里的长子哈桑主动放弃哈里发地位并于穆阿维叶一世统治时期被毒死，什叶派转而支持阿里的次子侯赛因成为哈里发。侯赛因在682年（叶齐德一世统治时期）于库法附近被倭马亚王朝军队杀害，使什叶派极为震怒。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穆罕默德最初的信徒和战友祖拜尔之子）强烈反对倭马亚王朝，他实际上占领了阿拉伯帝国境内的很多地区，并于汉志（希贾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时代，倭马亚王朝才消灭了麦加的什叶派政权。在整个倭马亚王朝时期，政府与什叶派一直发生战斗，但什叶派从未被彻底剪除。而且什叶派最后协助阿拔斯王朝终结了倭马亚家族的统治。



由于与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的持续冲突，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长年陷于不稳定的情况之中。两派都采取暴力手段抵抗倭马亚王朝的镇压行动，以至数位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死于刺客之手。而且，几乎所有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在位时间都极短。国内的政治敌对最后葬送了倭马亚王朝。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代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利用什叶派与哈瓦利吉派暴动之机，借助波斯人阿布•穆斯里姆的军事力量最终推翻了倭马亚王朝。所有倭马亚家族成员不久都遭屠杀。



阿拔斯王朝是哈里发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书称该朝为“黑衣大食”，欧洲人称之为“东萨拉森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特点是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各族人民实行开放政策，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747年，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利用波斯籍释奴艾卜•穆斯林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定都库法，倭马亚王朝势力退缩到伊比利亚半岛，中国称之为“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62年迁新都巴格达。1258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率西征的蒙古军攻陷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台绥木被杀，前阿拔斯王朝结束。其后的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虽于1260年名义上复位，实际上仅仅是埃及马木留克苏丹的廷臣，阿巴斯帝国哈里发逐渐沦为苏丹的傀儡。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哈里发帝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再是征服者阿拉伯贵族阶级，新帝国的高级官吏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特别是波斯人。新的官僚阶级代替了阿拉伯贵族的统治。在这个时代，帝国境内各民族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阿拉伯血统已不再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迁都巴格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帝国的重心由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这里不仅是两河流域的肥沃地带，而且正处于四通八达商道交接的要冲。巴格达的商业很快发展起来。另方面，首都由大马士革东迁巴格达以后，波斯政治因素以及波斯的社会风尚，对帝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倭马亚王朝已经征服了东起中亚、西至大西洋的广大地区，但哈里发帝国控制下的大多数地区却是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完成文化信仰方面的转变，彻底伊斯兰化的。



］



（74）



上面所谓的“民主”，非指现代欧洲意义的政治民主，而是指欧洲以外的“社会民主”。在这种意义上，汉、唐不仅是“社会民主”的社会，还是确立了社会择优制度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唐宋以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正是在晋末及南北朝大混乱中酝酿及成长的。酝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摇篮，发挥类似中东和欧洲的宗教组织的作用的，在中国南方是士族系谱，在中国北方是蛮族部落，因为这二者在当时的中国比佛教组织的独立性更大，少受皇朝更迭之影响，反之它们却可以影响皇朝的更迭。南方士族为新文明酝酿了新文化，而北方蛮族及其政权，为新时代带来了新结构，二者融合之后，成为一个新的中国社会。我们从“武则天的女权主义”等一大批现象中可发现北朝的新气象、新布局。从诗乐服饰等一大批现象也可发现南朝的新文化。由此可说，一切新文明都是在老文明毁灭的灰烬中酝酿的，虽然毁灭的程度有所不同。



（75）



在第三中国出现的过程中，不要幻想“奇迹会突然显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成熟的过程中，不要迷信“渺茫难测的天命”，作为理解生命的哲学家，应在内心里恬淡、坚忍：在现实里求得不现实，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这就是“超越现实”，就是孤魂的梦想。所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现实政治的层面来观察，王道与礼制的精神征服，需要配合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暴力。王国时代的圣王、春秋战国的霸王，多少都是这样一脉相承的。



（76）



直接统治是间接统治的继承者，这是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欲望和内心贪婪都在增长。另一方面，直接统治也是继间接统治之衰而卓然兴起的。直接统治的各类分化为：



1、“独裁君主制”（如秦始皇和路易十四、伊凡雷帝）；2、“独裁共和制”（雅各宾专政、共产党专政）；3、“独裁民主制”（林肯、小罗斯福操纵之下的非常时期的美国）；4、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流行“军事独裁制”（流行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上述各类直接统治的后裔几乎构成了今日世界的主要图谱，尽管它们互相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却有一个深刻的共同点：握有统治权的人直接参与行政工作，统权与治权的高度合一。



上述四种制度的统治者分别为：一、君主；二、独裁者或寡头；三、总统；四、军事领袖。这四者之中，好像第三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最高权力不是来自个人，而是一本纸做的宪法，但即使如此，“独裁民主制”也未能免除直接统治之嫌：它已经把统治权力委托给了某人，这个人在至少四年之内，是可以巧妙操纵国运的。可以说，这种统权与治权高度合一“独裁共和制”，还不如“君主立宪制”更符合“间接统治”的仁政。



可以说，对间接统治的那个威胁，并非来自直接统治的模式，而是来自人性中的贪欲及其必然引起的“逾越”：这在和平时代体现为个人的犯罪和群众的骚动，在动荡时代则体现为小范围的暴乱和大范围的革命：“犯罪”是个人的革命，“革命”是集体的“犯罪”──“暴乱”与“革命”的区别仅仅在于装饰性不同！



可以建立新政权的暴乱被后人称为“革命”；无法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被后人称为“暴乱”。



第三中国顺延集权──效率──法治──秩序──开化──礼制──文明，这一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解决共产主义的遗留问题”。



（77）



一般来说，对被统治阶层而言，间接统治比之直接统治，对群众的福利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人们总是讴歌“王道”与“仁政”，讴歌“统权与治权的分离”。但在另一方面，间接统治对于暴乱的压制效应则远不如直接统治来得有效。所以，唯有建立起“文明秩序”的社会不过这种有效，才能消费得起“王道”这一间接统治的顶级奢侈品。而直接统治的压制越是有效，就蕴含了越大的爆炸力，一旦引信启动，就会构成“全国起义”。秦两汉、元明清，皆如是也。



我想这实在是同一特征的两个侧面：间接统治对社会福利的促进，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它对暴乱的压制有所不力。而直接统治对暴乱的有力压制，也就包含了它对群众福利的相应冷漠，或仅有某些应景的表面文章。甚至像顺治还懂得废除人头税，毛泽东还假装要推行平等政策。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说一句话：上述四种现代国家体制好像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关心人民福利”的样子，然而这更多是一种“国际效应”：其基础是“和外国进行争夺民心的心理战需要”。各国政府为了争取自己的“国际声望”、“国际地位”，有效推动“国际竞争”，而在国内采取了收买人心、笼络人才的“福利措施”。



这是因为，尽管现代世界被各个直接统治的主权国家所瓜分，但由于这一瓜分，也使得“国内的直接统治”，变成了“国际范围的间接统治”。从而使得各个直接统治的主权国家，由于无法彻底管死自己的百姓，而变得比较仁慈一点了。



可以推测，一旦“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形成了，这种“人心争夺战”的需要不再存在了，那时的政府必然是贯彻了直接统治原则的政府，它会对人民福利变得相当冷漠，因为它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唯一的主宰了，不需要“让步政策”了。



我认为这并非臆想，这种现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也在罗马历史上出现过，还在阿拉伯帝国和一切有案可查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将来这会在更大范围、在全球世界中重新上演，是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正因为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相比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尽管它是一种宽容的仁政和善政，但随着文明的扩张和秩序的统一，而不能持久，终于敌不过人性中贪婪并吞的强大内驱力，一体化的社会压力，使得统治权再度以严酷的、直接的形式出现了。



（78）



护宪者必非治权的代表而只能是统而不治的统权代表，因为在任何社会，治权总是渴望尽量摆脱礼制和宪章的约束，所以连美国都会发生“水门”、“伊朗门”等丑闻。



而“委员会体制”的统权，则给治权以可乘之机；进一步，被操纵的委员、议员，也可能反过来授权扩大治权，推动它成为专制权力。例如中华民国和纳粹德国就是如此。



作为立宪的统权代表，“委员会制”远不及“神圣家族制”来得有效。



1、委员会制是纷争的温床。



2、在中国，委员会制度极易成为“猪崽国会”和“橡胶图章”。这已有1912年──1926年及1949年──1989年两段历史可鉴。政治的古王国结束于秦，文化的古王国又延续了四百年，贯秦汉而迄魏晋。相比之下，政治的中王国结束于西历1911年，文化的古王国则仅再延续了八年，结束于1919年。这是因为，古王国末期的中国本土文化在当时世界上还算得强磁文化，而中王国末期的中国文化，已沦为弱磁文化。



（79）



相比之下，还是家族形式的“统而不治”，社会成本较小。



孔子家族衍圣公支系出任立宪君主的有利条件：



1、其大陆已断根基，难以构成专制及帮派核心。



2、其西化程度可与大陆的自然状态形成一股“张力”。



3、孔学、“孔家店”、“士大夫阶层”、“儒教官僚系统”……根脉已绝。故衍圣公的立宪君主化，不会形成“封建复辟”。



（80）



中国大地上，正孕育某种空前磅礴的伟大性的徵象，已越来越被经验而不仅仅是“预感”所证明了。尽管这一徵象的结构仍是模糊的，但它的能量之初动，已使世界感到震撼。中国民族，正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姿态走向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也只有在这个充满周折与世俗苦难的过程中，这巨大规模所具有的轮廓，方能逐步显现出来。无论如何，它都将拥有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更因其“中国特色”而非“苏联特色”的新颖，而激动人心。



无疑，这场结构性的和根本精神的巨型变革，需要耗费相应于此规模的巨大能量。十多亿人！上千万平方公里！而这人类构成的能量，当然只能取自中国国内的大众人头：



1、社会动员的对象



2、承受牺牲的主体



3、政治革命的动力



无疑，这种聚敛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处境越艰难的人们将遭受越多的牺牲，社会反差势必日益扩大……但文明的扩张力量向来都是内部的反差造成的。



（81）



欧洲列强称霸、瓜分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战以后世界已进入了两个阵营统治的时代，今后的欧洲国家只能作为“地区国家”而存在。这就意味着最终“两霸的霸道”也将从历史上消逝，那时一个唯一王道将君临地球。它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以利己的、掠夺的、经济的“目的”为归宿的；而是以利他的、施予的、和平的政治、礼制的文明等“宣传”为归宿。强──霸──王，就是文明历史的发展所一再显示的“文明公式”。《书经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新的王道用天下主义的德音，通过社会择优制度推行到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地看待各个种族、地域、阶层的黎民百姓，以此创造新文化。但是到这一切都稳固下来了以后，这个唯一强权将从“王道的宣传”转化为“皇帝的权力”，于是“王道”在其统治下也就蜕化变质成了“皇帝的新衣”。这时由人性里的“原罪”预先决定了的。



这就是我所“看见”的历史前景。中国人如果能再度接受王道，或许就能担负起一个“平天下”的世界使命！否则就只能等待别人来平掉自己了。而且，中国人在两千年的帝国时代里面，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接受“唯一强权统治”的历史经验，编成一个“越来越容易征服的民族”，因此不论主动或是被动，都最有资格成为“第一批接受王道者”……并以此面目出现在未来世界的全球环境中。而作为“王道的祖国”，中国再度拥抱王道应非奢望，尽管现代中国曾因背离王道而沦为世界末流。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急起直追的可能性反而变得更大、更可不择手段、更能再度成为“世界重心”。从而恢复真正意义的“中国”。













第二章《政治权能所需要的助力》



［1982年6月16日──1982年7月20日］





（82）



人有两种本能：求生存、求扩张；后者包括物质及精神诸面，也包括寻求异性进行生殖活动、基因扩张。所谓良知，说到底是指精神方面的一种扩张冲动或曰自我维护。任何道学先生要把这良知予以客观化、绝对化的企图，都不是我敢于赞成的。否则那人岂不是把自己抬高到了神灵的地位。在某种意义言之，求扩张也是求生存的深化，但并不能等于求生存本身。相反，有时求扩张是与求生存相冲突的；而伟大天才为了前者而拿后者当作赌注，也正是其生存力强韧、生殖力强盛的表现。这种下注的愿望并不矛盾，而与生存、扩张相辅相成。于是，我们并不鄙视求生的欲望，但我们更加推崇扩张的意志，因为这是生命力的更高体现，也是文化的真正底蕴！



（83）



法国人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本无大错。然而他指这为人类“伟大的标志”却多少有些辛酸的意味。人的思想给人带来的苦涩，其实要多于甜美；人的神话与哲学给人带来的迷误，其实要多于明彻。如果说，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标志”，那么，“人类的伟大”岂不仅是“人有伟大的痛苦”，而且“能亲眼目睹并亲自反思这些痛苦”？──这真是病夫的哲学！此外，从巴斯卡的观念看他自己关于“勿走极端”的说法也是非常离奇的。按照他在别的地方的说法，人和人的一切本来就是一个“中项”──那么真正的极端对人而言显然是根本不可企及的。既然人企及不了真正的极端，那么“人间的极端”又算什么？在我看来，最多不过是“中项之内的小小波动”罢了──如果连中项的小小波动也要加以禁止，“责怪别人不能像他一样静卧于病榻之上”，那么……巴斯卡岂不犯了多数思想家必定要犯的“错误”（借用他自己的口气）──“他们的思想，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一生所作的辩护词。”难道这就是“真理”和“哲学”的本来面目？



（84）



从社会学角度看，所谓“天人合一”，不但是一种“宗教意境”，也是一种“政治设计”。何以谓之？因为基于汉儒的特殊情况，不论公学私学单靠一己之力，对治理社会而言必显薄弱。汉儒要获得政治地位，既需公学式的权威又需私学式的良知，单靠公学无以服君子，单靠私学无以为表率，于是“天人合一”就应运而生了。



私学的诞生表明中国的良知开始大彻大悟……官方垄断的学问总是发育不良的，就像官府垄断的行业总是效率低下的。私学的觉悟，不但得之于史官文明的传统积累；也得之于中国神话的旷野性格，如《山海经》所显示的；还得之于这二者之间的对话、融合与中庸之道───易道及其派生的易学所形成的独特系统。私学的创始者孔老二最后变成了“集大成者”，似乎不是偶然的！



（85）



归属感源自人生的软弱状态。人生中的软弱时刻往往多于刚强时刻，其余的时刻则被二者的惰性延续所支配──这就使得归属感上升为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



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属感，也有人把归属感称作“信仰”──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人人都有他的归属对象──普通群众的归属对象为权势、金钱（货币化的权势）、家庭、朋友、习惯等等；中等人的归属对象为“自己的事业”；大人物的归属对象则为自己的观念或“控制力”。



一个人的归属对象的价值，似乎决定着这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软弱程度和软弱样态，决定了这个人将归属何等对象。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机遇或曰“命运”的问题───这往往关系着更大的未知数、更大的神秘性。



归属感与流浪感，正好相反。



一个人的身体可能不在流浪状态，但他的心却可能陷入流浪感。这时他感到无归属、无凭借，感到前途茫茫、往事不堪回首。这使得他失去了方向感，尽管从外观上看，他的生活仿佛并无改观甚至相当安稳。



社会的秩序瓦解、礼坏乐崩，会使得个人的流浪感变得强烈。流浪感因此也是精神危机的重大征兆：不仅是个人的生活危机，还是整个社会、民族甚至整个文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



哥伦布与麦哲伦之辈的远渡重洋、背井离乡，好像并不是基于上述意义的流浪感。相反，这些强盗的动力和动机是贪婪的憧憬和顽强的冒险精神。



与此相反，现代中国的学奴们被迫“上山下乡”，现代中国的工奴或农奴们“世界大串联”──心里却充满了无所依归的流浪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此前的人身依附关系造成的。工厂里或农田里的螺丝钉们的唯一被许可的思想，就是“无人格的毛泽东思想”。



归属感的基础其实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实体，尽管看起来这种信仰是基于某种实体。哥伦布与麦哲伦他们的稳定基地，给他们的探险活动提供了一种信仰的依据，造就了一种有案可查的依赖之情。所谓“坚实的信心”，就是从这种“保证”（“担保”）之中衍生出来的。而现代中国的浪人们则没有基地，完全是自己挣扎（“打拼”），他们不产生流浪感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流浪感则是幻灭时代的产物。所以，如果说归属感是人生软弱状态的产物；流浪感则是人生破碎的结果，是分裂状态的产物。人生不可能是不软弱的，但人生却可以是不破碎的和完整的。



这就是新人生的基础：要建立一种东西必先建立对那种东西的归属感。要神化一种东西必先建立对那种东西的归属感。而只有建立了某种东西──人生的破碎状态和分裂状态才能被有效地弥合起来。只有神化了这种东西──人生的软弱状态才能被暂时地克服。人生没有作为无机状态的“刚强”，只有出于“抵抗软弱”而产生的有机刚强。



（86）



人的本性原不喜欢“变”（突变、革命逆转）而喜欢“化”（渐变、潜移默化），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麻烦时，没有方法可供渐变的化解，才不得不接受突变的事实。这是因为“化”有依托与传统的庇护，可以使事半功倍；“变”的冒险性则比较大，收效难以保证。



（87）



关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神秘派，把历史的原因归于“神”、归之于“命运”。一种是直觉派，用一种离奇恍惚的“精神”来说明那种指使历史发展的动力。一种是实证派，以各种“论据”来证明其自己的观念。第一种神秘派最高级，因而也最抽象、无须意义、更多谬误，人自己在那儿可以不作任何努力而把一切都归之为上帝。第二种直觉派只是少数心智优越者所能心领神会的，别人是难以信服的。况且，在这些优越者中间关于这直觉的对象究竟是何，分歧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第三种实证派太狭窄，太拘泥，太支离破碎了。并且在直觉派和神秘派看来，实证派也只是表达了一种自我观念而已：实证派割裂了历史，再拼凑成自己所需要或自以为真实的那种形态。



那么在我看来，“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看来，“历史”的根源是不必追究的，也是追究不出的。你如果一定要追究，只有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到达目的就更别谈了。我想，人们所能弄清的，最多只是“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严格地讲，“已经形成的”包括在“正在形成的”之中，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不已……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历史中，发现我们所需要或叫“自以为真的东西”来达到一种理论，于是，这种理论就有其现实意义了，并因为有其现实意义而获得了真实性。



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一切，对我们的上述理解也不无影响，而且随前者改观，后者也不断改观。



（88）



我发现了一个“文化史的堂奥”：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的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政治，从本性上讲，是思想的堕落、庸俗化甚至是思想的奴役者，是伟大的道“在蝼蚁”、“在稊稗”甚至在……。



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装饰。汉武帝政治的思想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指导者该是柏拉图或斯多噶。



政治，就是思想世界的探照灯们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们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即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和堕落；而根本不在于什么“理想世界的开创”……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些思想多么动人）泡制出来的艺术──都是些缺乏内在生命的“木乃伊”，尽管不会再老，但完全丧失了活力；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甚至十分别扭。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某种概括。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的炽热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动不安的宗教热，藉着艺术的狂放得以倾泻而出。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其中皎皎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悠久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消磨了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心与成仙的梦想中，实现了一个水中捞月的挣扎……而唐宋文人，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又只是汉隋之间诸大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从强大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和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激发了佛教的内流和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和基督教、摩尼教、太阳神教的关系，也绰绰有余地证明这一点。



（89）



人，生而陷于奴役与不幸，因而人的精神才渴望自由。而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成宗教上的寻求。这是人类心理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宗教之成为精神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在一切宗教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化变成了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不是由于“宗教本身的矛盾性质”使然，而是更深而不可根除地基于人性的矛盾中！



善神与恶神的区别，只有在趋利避害的人看来才是重要的──二者终于殊途同归了。所以世上尽管有善恶两大力量，但同为太极之属性──诚如阴阳同为太极之属性。由于宇宙的终极善，所以“恶神”是不存在的，“恶”只是神或是太极用来实现其“终极之善”的一种手段！



（90）



现代哲人则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对生活已经到了一无所求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得到幸福。热烈追逐到的“幸福”总是并不持久，更不牢靠。



古老的哲学家们热衷于谴责“肉欲”，我自己也一度如此。但这种做法在生物学上却是一种大惊小怪：“肉欲”并不罪恶，只是微不足道。哲学家不应当去谴责群众的肉欲，而应当彼此争论甚至厮杀，以便提练出更纯粹的“精华”。



（91）



一个人的肉身需求是十分有限的，而精神的欲求则相对无限。无论东方式的“好事”、“坏事”或欧洲式的“圣洁”、“罪恶”──其极端表现都来自“精神的欲求”，而不是“肉体的欲望”──创造历史的并非“肉欲”，而是“精神上的贪欲”。



许多群众其实是戴着王冠、盘踞高位、富于教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神上的浑浑噩噩。哲学的使命，不是战胜“群众的肉欲”──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哲学的使命仅仅是开启、洞照“灵魂的生命”，为“人类”熔制一小批特殊的精粹。



（92）



古代罗马的哲学家帝王自吹，只有“当不想统治（没有统治欲）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时──政治才可能变得清明公正。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贞观之治”也许只是一个骗局而已，因为唐太宗的统治欲过于旺盛了，为此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自己的父亲。



相对来说，在各种政体的“国家元首”之中，哪一种更加接近“不想统治的人成了最高统治者”呢？显然，是君主制。因为君主是以生来的方式继承的来，不是自己选择并且挖空心思谋求来的。除了像唐太宗那样通过政变上台的例外。



（93）



西周诸王大多是顺利继位而来的，只是其道德权威的丧失，最后构成西周灭亡的重大原因。随着诸侯国日益强大，间接统治逐渐让位给了直接统治，终致战国。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在我看来，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这是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统治的堕落三部曲，而且日益严酷的统治，最后导致天下大乱、庶人横议。直接统治走向极端，秦始皇那样的暴政就会起来包揽一切、实行全面专政。



（94）



难道周人真的相信卜筮吗？相信卜筮，这不是与他们这个现实的、擅长政治的统治种族的本性正好相反了吗？我的答案是：周人并非殷人那样的卜筮迷信者。试看，在宁王出师夺取天下之际，都不顾出师之日的不吉利，而仅仅从现实的、政治的方面考虑，何况在其他方面呢？那么，周人又为何经常大谈其天命及其卜筮的灵验呢？我认为：答案是周人虽非卜筮的迷信者，却是卜筮的利用者！而在古代，“天命”与“卜筮”是不可分的；“卜筮”是作为“天命”的证据而被提出来并得到重视的。



（95）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要号召“圣人以孝悌治天下”？答案是：出于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



表面上看，提倡孝悌而非提倡忠义似乎对统治者不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无形中扩大了家族的权势、增强了家族的威望。反对者说──自从西晋颁布这一法令后，南北朝的分裂和家族的割据状态就不可阻挡了，因此推行这一法令可算是统治集团的极大蠢行。但是公平地说──当中央政权官僚机构的势力日趋衰弱之际，提倡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还是有助于巧妙利用家族力量以达间接统治的目标的。这样的间接统治通过家族的自治，在社会的管理上非常省力，成本也低，同时还能维持一定的秩序；此外也给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一些空间。



（96）



中国的家族有祖先崇拜，但在家族之间缺乏沟通的纽带。也许是基于社会横向联系的需要，日本的“神社”不同于中国“保甲制”和“居委会”的，而且神社还有治安以外的宗教职能，宗教可以发挥间接的治安功能，甚至比直接的治安功能还要好。这样可以把居委会的“政工性质”，变为神社的“教化性质”，比中国传统的“乡学”更能调动神秘感，又比“家族祠堂”更能调动社会合作。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社会整合，先不求多，只是予以鼓励辅导，让它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发展起来。



未来得以主持中国社会改革的人们──最好重新学会掌握这一核心要义：“自治精神”。尽管“家族自治”不合现代潮流；但“社区自治”却与革新的要求并不抵触。而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而且必须完成互相转化。



（97）



为什么需要宗教？这是因为，宗教以外的一切具有实相的人、组织、制度、生活方式，都难逃某种慢性撕裂式的证伪过程。一切社会上层的政变、中产阶级的革命，都难以在宗教一般的深度与广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或“催眠激动的群众”，使他们自觉成为文明进程的工具和“器皿”。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方能“使中国民族回到她原来的出发点上”，并通过“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获得自然的生殖能力。而“儒学”也好，“礼教”也好，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作为“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同时让中国民族获得“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同质性”。



如果有必要，新的宗教可以把国粹派奉为国粹的繁文缛节送上祭坛；正如复古主义可以把考古家视为瑰宝的文物古董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只是在“鼓动活力”而不是“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才可以成为“现代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精神”，请允许我们，把“代价”一词从新宗教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98）



中国现代史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政治理论、主义思想及其商标、口号是多么贫乏、小器！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的苦难。结果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中国哪里需要它们的“建国大纲”、“五年计划”？即使那些不近人性的“路线斗争”、丧尽天良的“阶级斗争”，也不过是把中国一次又一次拖入了更深的深渊！



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并没有白费。它已经并还将化为一股新宗教的热能。今天，已经很清楚了：没有这种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的巨艋不可能驶向遥远的地平线。没有这把一意孤行的快刀，中国的乱麻不可能断为生长的线索。新的宗教诞生，将是旧的“理论世界”的葬礼！



今天，很少有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宗教精神的宿命。但深不可测的星空却已安排了它的注定，它谅解人性的贫乏、小器。哪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能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这些不能语秋的夏虫，能落在认识的后面、不被甩出生存的轨道，就算生存的万幸万幸万万幸了。



宗教精神，必将成为中国生活的要素！经过宗教精神扩充了生存空间的中国，才可能成为自由的中国！



（99）



只有分化到了僵硬地步的文化，“历史必然性”才作为一种衰朽的标记孳生出来。



主义，本来是对事物的过份性质的一种制约，它的本质是思想的图腾，它的形式是思想的禁忌。而任何新生的民族、新型的社会、新创的文化、新开的历史，都还处于焦渴般的追求之中，它拒绝接受主义的控制。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篇》）其实不仅孔子，每个思想家甚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贯之道”，而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着对于其它思想体系的忽视、曲解甚至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同时也会利用它们的合于自己的部分；即“对自己有用的某些碎片”，作为“思想建设的材料”。



向欧洲寻求真理的东施笑颦者们学习的是什么哲学？东笑颦们以为，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了不起是数理逻辑……东效颦自命为设计师，他懂的是什么哲学呢？他以为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最多也就是经验的结晶……无怪乎当今名为智人实为愚公的哲学大行其道了。他要“摸着石头过河”，那还能不造成一个灭顶之灾？除非他只在小河沟里爬行。其实，这种拜物教哲学几千年来甚至几万年以来并未有过什么“进步”，他们的行动指南，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尽管那挂上了“成王败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的招牌……



（100）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



这种风潮倒促使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及其症结。



没有一种思想会全然“过时”的。哪怕是最古老的巫术和迷信，至今仍然强力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因为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存在的永久性基础。



思想的过时，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权力的腐蚀使得某种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趋于老化。是人及其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中的活性转化为行动中的力量。



（101）



中国的命运真是倒霉到了奇特的程度：



当中国隆然跪倒在欧洲脚下的时候（1919年五四运动是其标志）──欧洲巨人的泥足自己却已崩裂了。当欧洲的没落已经表面化──中国人才开始倾心于欧洲的主义，这说明中国模仿欧洲的努力注定了要半途夭折的，甚至无法达到日本那样的成功。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这种命运，也是可以通过实证来说明的。



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之中的危机，是过于深刻了。它像一道无法填补、难以逾越的鸿沟和裂罅──横亘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发出放肆的挑衅。我们却在它面前惊恐不安；切感自身脆弱与无能，幻灭感不断袭来……



一种深切的沦落感、彻底的空虚感，正在侵袭每一个中国的心灵，使之丢脸，并蛀空它。这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这是中国民族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不过是它的一种自觉状态、一个小小的侧影而已。



虚幻的、超人世、更需要诉诸人类宗教本能而非政治本能的“上帝”──已无助于平息这场危机了。



我们需要真实的上帝来到人间，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架起一道通向“彼岸”的桥！



谢谢命运！我们并不要求一座宗教上通向天国的桥，我们只要一座政治上通向未来的桥。这个卑微的愿望可以满足吗？



（102）



中国不需要“截长补短”。中国需要的是“裁短续长”。



为了让有的人患上肥胖症；就必须有人饿死。这样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为了一个江洋大盗的厚黑学也能悬诸清史、甚至成为道术，就需要有人成为他的牺牲品，甚至需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等差就没有文化。没有“不公道”就显不出“历史的规律”、“上帝的意志”。



试想：把一只健康的眼睛摘下，装到一个瞎子的眼眶里──这里既有了伟大的坚忍精神，又有了硕硕的文化果实，还有了某种残酷的趣味。其实，所有这些说词仅仅是因为：那个健康的眼球属于一个“无价值的穷人”或“即将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这两者在不同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意思。



（103）



欲建立道德，必先建立神话──因为一切道德都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如果一种神话体系被“启蒙主义”所摧毁，由它而兴起的道德体系亦将濒临崩溃。



现代中国的灾难之源就是古代神话的破灭和现代神话的缺席。新神话的缺乏导致新道德的难产，新道德的难产导致新社会的涣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最重大的使命，因此就是创立新神话和信奉新神话，从而创立新道德、建设新社会。并以新神话的原动力，来推进中国荒废已久的百业。



（104）



文明创造者往往能够激发强有力的神话，而且是能被绝望焦渴的大众所信仰的神话。这样他就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同样也为新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持久的基础。神话只能建立在某种敬畏之中。恕我直言，一种神话的有效程度，是与其体现的压抑程度成为正比的。神话来自希望，而它的希望就是忍受苦难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105）



人群不能不组成社会，社会不能不基于秩序，秩序不得不仰赖法律，法律不得不借助道德，道德不得不从神话的精髓中派生出来；所以，神话不仅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命脉，也是一切文化得以诞生、成活、培育、发扬的精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文化，一旦从神话的活壤中“解放”了出来，“启蒙”了出来，这种文化的气数也就走到了尽头了，枯萎的命运指日可待，这种文化终成失去血气的木乃伊。我们的人生，是依靠假设和预期存在的！谁的人生又非如此呢？



（106）



道德不可以堕落为“主义”，宗教不可以沦为任何来源、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假设和预期不可以一一加以论证和兑现。道德乃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方式，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有机体系。政治的理论与“主义”只是道德与宗教的工具，而绝不是道德本身。用政治理论来代替道德，是喧宾夺主，只能带来深远的恶果。而失去了宗教内容的道德，最终也只能流于利害的权衡。



（107）



中国革命如果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必将体现为新道德体系以至新宗教体系的建立。那时，姗姗来迟的“中国人”作为世界道德的展现者们，才能影响文明的进程。他们的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作为有机体系在中国形成，中国对于世界影响才可能持久。



（108）



一个“盲信者”，若无其超等慧眼作其先导，岂不是要翻下深渊吗？一个“梦游者”，若无其神明赋予的超声波，会得到什么结局呢？所以，未来在中国肆行复古主义并以此获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一方面是个“不知饜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上天恩赐他的超等感应，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界限……他甚至可能是不自觉于这一点的，但事实上只能如此：复古主义只是被作为一种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工具、创造新文化结构的招贴来使用的“蛊感性的宣传”──它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目标”。





（109）



《礼经•经解》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由此可见，天子是上天意志的代表或叫自然律的应合者、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体现者。天子因此沟通天地人，并超乎一切的人与物。甚至可以说他是“非人形的天道的人形体现”。



一个兴旺辉煌的时代，理应是天子居于天子之位的；一个停滞腐朽的时代，必然是暴君尸于天子之位的。如果真命天子一生都被压在非人境地，他不仅不能为王，甚至连表达天命的机会都不可企及。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会迎来一个革命的甚至毁灭的大时代。天命的启示于是说，推翻那具腐朽的却又十分沉重的尸位，为此不惜流血飘杵。真命天子的出现，将给这个血腥的世界带来秩序与光亮。光亮是天子与生俱来的功能，否则如何与天地参？否则如何德配天地、兼利万物？



秩序的得来是不易的。秩序的建立需要力量，需要物质的实力，而不仅仅是精神力量。因此，天子之光的普及世界，结果就是秩序的诞生，而新的秩序又以天子之光催化民众、催化物质力量的运动，来实现。天子王霸兼备。光是王道，王道不能必然带来秩序，霸是王的后盾，王是霸的归宿。



真命天子之所以“与天地参”，因为他是与天地同德的人。这主要在于他的兼利万物，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活着，不是为自己的肉体及欲望而活着；他是为了那被他独特的眼睛看到的神秘天命、那默默无语却昭然若揭的历史趋向，而活着并奋斗的。一个超越的意志，一种不甘毁灭的思想……



天子必须兼利万物，他必须是一个圣人即“听着与说者（耳口王）的合一”、“思想家与行动家的完美结合”。只有这样，他才能兼利万物。兼利万物是一种修养，兼利万物的修养是为了兼利万民。天子不存偏袒之心，更无偏袒之行。他的一生是为兼利万民而来，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幸福在他的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是为了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来的，否则怎能称为天子？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子无偏无袒，成为天下王，实现“天下国家可平也”的宏图，实现礼制的世界秩序……是其天命。



（110）



《礼经•经解》又曰：



1、“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2、“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



3、“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



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必须要有霸王之器，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如前所述，光不一定带来秩序，新的统治有待霸王之器，当然，霸王之器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光，世界历史需要的光。



和，不是一团未经分化的和气，而是“发号出令而民悦”。天子之和，在于他代表了历史的趋势、人心的背向、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和，就是社会的共振，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天子的号令既然能令民悦，当然不会遇到强烈的抗拒。因此就可以行仁政：仁，就是同化。上下相亲，不是上下勾结、互相利用，而是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上下相亲才会产生持久的力量。真命天子同化了人民，人民也就亲敬了他。



信，在于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这使得人民可能爱戴天子、依附天子。



（111）



为什么古人一贯宣布上下相亲必须以义为基础，而不能以利为基础呢？以利为纽带的相亲，一旦遇到无利之时就会冰泮瓦解了。而以义为纽带的上下相亲，却能渡过无利的险滩而患难与共。一切事业都会遇到艰难险阻的，但以义连结的上下相亲所产生的力量会克服一切困难的。义的相亲比利的相亲具有更高一层的生命力。上不为利而为义者，方能取得最根本的大利，这道理是不言而谕的。



义，对于天子而言是一种本能的力量。除去天地之害，也就是除去对天子和人民的有害之物。天子与天地参，又兼利万物万民，天子与天地、与万物万民变得同一。义对天子因而是本能，能除天地之害的义者，方能称为天子。天子是社会需要的雪里炭人，治民之意是其精神力量，霸王之器是其物质力量。



（112）



“天子”作为文明的创造者，是极为广泛、无所不在的生命原动力。把“天子”单纯政治化的倾向，包含着权力腐化、社会僵化的巨大的危险。这不仅会导向专制政治的“霸道”而非“王道”，而且会导致文明的僵化、社会的偶像化……现在，是结束这一个人崇拜的谬误的时候了！



“天子”的庸俗化与政治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世俗统治者、强盗出身的皇帝称为“天子”，这种僭越与篡夺把整个帝国时代的文明拖入了死胡同！



现代人，从另一个极端重复这一谬误，他们批判天子就是专制君主，而中国一切灾祸的根源，就是对于天子的“个人崇拜”……其实，天子不是个人，天子是一种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3）



中国文化的解放，就是对中国文化精魂的解放，也就是让“天子”真正来到人民中间。中国持久而剧烈的苦难中，将释放一道空前的精神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天子，也就是未来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历来中国文化的参透者……



中国民族的解放，首先必须是中国精神的解放，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此之前，必须是“对文化创造者天子的深切信念及永恒期待”。这是“中国文化精魂的崭露头角”。死灰尚可复燃”，何况是中国的精魂。



民族的灵魂是其文化精神──文化衰亡了，民族还能复兴？所以，中国民族若不转向创造者，若不恢复“对天子的深切信念及永恒期待”，则中国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无法获得协调的机能、无法获得正确的方向，如此，则中国的得救将是无望的，中国的苦难将是无尽的。



（114）



新风的喧嚣：“天子”、“一尊”、“创造者”──就是生命的本原。他只在“喧宾夺主”的浮游生物们都被剥落之后，才显露出金色的光。一切都要归顺他，一切都由他来肯定。



中国历史的整个衰弱过程──就是对这创造本原的逐渐遗忘过程；中国民族重新振奋的过程──就是重行恢复对这本原的追随过程！



（115）



天朝的理想作为陈旧的古装已经破碎不堪、甚至随风而弃了。在今天，还有谁能理解它？甚至还有几个人能够知道它并珍藏着对它的追忆？中国的一切都似乎已经完结；中国的历史好像已经“到此为止”了，人类好像已经“达到顶峰”了。但是嘲笑“天朝”的理想，也许到头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笑料。



且慢！且不要大笑于失声──“天朝”虽然已归乌有；但酝酿了它的那种“需要”并未消失。中国文明失去了天朝的心灵，因此而奄奄一息，陷入深刻的病态。我深深知道：形式的破败不能否定内容的必要，褴褛的衣衫装着的不一定就是死尸……华贵更不是生命力的可靠标记……



（116）



一座大厦可以坍塌，但也可以重新建立，甚至建造得更好、更出人意表──只要建造这大厦的心灵具有虎虎生气。一个真正的生命冲动决不会被限定于单一形式的牢笼中，命运告诉我们：富于生机和魅力的崭新形式，很快就将展示在世人面前！放胆创造吧。放胆跟着创造者，跟他前去纵横天下！



成为巨流中的微滴，是水的福气；成为社会成员，是人的福气，流亡者无法得到平安，只有地头蛇才有“长生久视之道”。人类的文明也是这样，只有融洽地活在自然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致萎缩。个人反抗历史、人类反抗自然，是同样没有希望的挣扎，也是历史对个人、自然对人类的更深的奴役……





（117）



能够创造历史的那个人，是文明的再创者，是真正意义的“天子”。其意志不仅是控制人群的意志，而且是超人一等的意志。他的创造性愈是受到抑制就愈是增多，就像我们要统治世界、塑造历史的意志一样。他就是为了这个而生存、而斗争、而胜利的。他受到的抑制愈强，他的成长就愈是成倍增长。“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118）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小小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他必将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119）



永恒的期待、命定的兑现：中国心灵对“真命天子──文明的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消失的。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而出的这种情感十分顽固，他是中国文明论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还存在着，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就不会断绝。“真命天子”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是无法毁灭的精神引力，他聚揽五光十色的人类物质──造就新的机体、分泌新的社会。



（120）



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百折不挠，富于耐心的。他们永远都在真诚地等待，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默默等待，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来横空出世。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天动地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



有人说这种希望是可怜的，注定要落空；有人说这一等待是徒劳的自我麻醉──但其实这种纯朴的信仰才是中国历史的基调、才是中国文化借以发光的基本动力。



在历史上，这种永恒的期待多次把中国从可怕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给中国人民以新的存在形式、新的生活方向，为中国文化披上新的圣装，注入新的内力……整个中国历史都这样写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是一个充满了凝聚力的国度，愿它以后还能增加创造的能力。



这种纯朴的、基本的信仰并未消灭，它还在各类事变的表层、各种生活的万花筒之后，闪烁着不朽的微光……这是“中国文明的原教旨”。



哀哉！自暴自弃的支那人！悲哉！自怨自艾的支那人！你们看不见这一微光──因为你们的眼已被现代文明的霓虹灯，炫耀得半瞎了！你们忘记了在中国深厚而坚定的沃壤中──永远会徘徊着这样一个富于创造能力的心灵！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现代中国被欧洲文明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在国内外的复杂压力下趋于分裂瓦解、对峙自残、阶级斗争……这时，充满创造能力的心灵，满带着祝福与诅咒的电波并未消散：他只是暂且隐居、伺机复出……让我们期待他，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造者。





第三章《对中国观念的重新理解》



［1975年4月27日──1982年6月7日]



（121）



为了成功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我们需要对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流行观念，进行一番重新的分析和理解。



1、分别列出──根据重要性质或循序渐进的精神──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基本观念数十条至百余条，并重新解释其精髓。



2、重新的理解与估价，不仅是一种“学术”与“整理国故”，而且是对它们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并通过作者的预见来引导未来中国的行动。



3、顺序：《易》、《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4、新的沉思是“高级理解”；而非训诂小学。用“述自不作”的本土来开辟欧化的新文明。用黑暗时代的隐士趣味，超越布满了深渊和陷阱的现实。



5、我们的复兴大计：非理论性、反样板化、超社会效用。



6、主轴：如何创造不同于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新文明，“沉思第三中国的构图”。



7、对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观念及其价值的预判。



8、写作上述观念所采取的形式，不是诠释、不是发挥、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无所不在的沉思。不是教条与论证的，而是随笔集成的：即，把我若干年代形成、累积的思想精华，凝聚在一连串不同的标题之下。



换言之，连续性的书写只能产生讲义或理论，而真正的思想精华却不是一个时间刻度内能够连续分泌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要求“全面”；而要求“深刻”；不要求“平直公允”，而要求“独到体验”；不要求逻辑性，而要求预见性。



（122）



我第一次读《周易》，是在1974年，那时中共推动“批孔”运动，我很反感，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啃读《四书五经》。读了以后，感觉《周易》最为难懂，因为没有人教，只好自己进入，我化了最大力气，钻研注解，三个月才读懂入门，了解《周易》的基本内容。通过注解，首先接触的是《易传》，然后才是《易经》的文本，最后通过经文，才能慢慢摸索其卦象系统的象征意义。经文与卦象所构成的系统，可以容纳许多观念，组构不同时空。



当时我看《易传》的文字，觉得它主要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不会太早；但《易经》的文字显然更早，而八卦的卦象就更不用说了，可能起源于文明初期。



在我看来，《周易》精神体现了相对主义的原则。在衰世，刺激感官的音乐更优于陶冶精神的音乐，不但是因为它能流行，更在于它能消除焦虑，更能作用于一个狂乱的时代如当代世界。当易道进入衰世，自然产生衰颓的方式予以应付，那就形成了易经的机会主义。



（123）



经学也就是对“经”的解释，这在西周就产生了，《左传》上已有记载，国王和诸侯都利用释经学来说明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世界观在《易传》里面得到了发挥，这是我们运用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宝贵财富，有些话说得言简意赅，寥寥数语，意趣横生，很好发挥，不像西方与俄国的大部头那么繁琐。



先秦精神，给个人很大自由，没有繁琐哲学。当时的社会不仅具有多元性质，而且崇尚国家主义，还有责任与义务的统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易”本身就带有一种“交换”的观念在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现代化”的精神。



先秦的王国时代是竞争时代，那是上升的时代、活力的时代，就像现代全球化世界这样多元化。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则是“世界主义”的、“大一统”的，不再是国家主义的、地方自治的了。老百姓连出国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外国人也不能进入中国，整个世界好像统一了，其实却被隔离分割了。臣子在一元统治下就没办法讲道理，叫你死你不得不死，整个社会完全沦为家天下的了。



家天下的致命之处，首先还不是“不公正”，而是它会导致了“社会退化”。因为人性在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如果整个社会都为皇帝服务，那么其他人活着就会无精打采，并且缺乏必要的自觉、自信、自强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与积极性显然无从调动起来了。



如果遵循合理的政治法则，强调义务和权利的平衡，每个人既有社会义务又有个人权利，这样人们的热情就不会遭到窃国者的滥用。例如“文革”，毛泽东滥用人们的热情，导致社会感情透支太多，导致后来的人们极端冷漠、自私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实这是对毛泽东篡权时代滥用社会权力的一个反弹和报复。所以我们现在提倡义务和权利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这能导致社会公平的出现，目的是要确保社会获得长期发展的持续能力。其实中国古人很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124）



《礼记•曲礼》是一部深入人心的书。小时候听我母亲告诉我一些规矩，比如“食不言，寝不语”，出门之前要告诉家人自己去哪里了等等，后来一看书，全是《礼记•曲礼》上面的。



遵守礼节，可以把人们引导到文明的、中庸的道路上面去。只有做到了《中庸》，摆正了自己，才能达到《大学》所谓的“八目”这个终极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就是观察，致知就是归纳，诚意就是端正自己，正心就是确立世界观，修身就是锻炼身心使之适应社会需要，齐家就是整合集团力量，治国就是治理国家，平天下就是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当然，《中庸》、《大学》所开化的对象，不仅限于哲学家、革命者，而是所有的公民。如果从王国时代的国家主义而不是从帝国时代的世界主义，去解读《中庸》、《大学》，一定能读出不同的味道。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伪世界主义”，才是继往开来的新国家之桥。



（125）



先秦学说中，有金有沙。金者，万代不变之真道也，沙者，适时应用之时器也。我们必须区分，何者是圣人的真思想真精神，何者是他为了使同时代的人了解与接受而临时应用的道具玩艺儿。



（126）



先秦儒家子书自宋代以后也被渐次归入“十三经”范畴，例如汉代称《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唐代则将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三传，扩大为九经，南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清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刻《十三经》于石，奠定十三经的地位。可见春秋时代的子书与经书，本有明确界限，后来的汉唐宋尤其是伪清的执政者根据政治需要来随意更改，混乱经典。



（127）



《孟子》的“民为本”思想，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其国家思想虽然没有近代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却是反对以人祭祀、殉葬，具有强烈的“轴心时代”的正义感。现代的人民主权论（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础是“人民统治”（Democracy），是从希腊文的“人民”（demos）衍生而来的，是指赋予人民以最高主权的政治体制。古代希腊模式的人民主权是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利，现代则以代议制度（Representation）为主。在代议制度下，市民们委任一个“代表人”来参与立法。因为当人口不断增长时，集体统治会变得越来越低效。在代议制下，国家被细分为更小的地区（或者省、州等不同名字），每个地区选择一位或多位代表来对国家进行管理。这些代表会形成一个议会或等价的概念。部分代议制政府是共和制的，但也有选出暂时或永久的“国王”或者贵族来管理自己。



与此不同的是，孟子的“民为本”的这个“本”，还是“本钱”的本、“一本万利”的本，而不是人民主权论的。孟子这是看到了：“民”是社会的本钱，社会是君主的本钱。如果君主失去了民，也就会失去社会：其基本立意还是从君主主权论出发的。这样的“民本”思想，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君本”思想，也就是说，是一种为君王考虑的策略理论，甚至是“策论”。因此，中国的民本思想不同于欧洲的人民主权论。在人民主权论那里，人民并不是一种统治的资本，而是统治的主体，因此，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不应翻译为“民本主义”，甚至不该翻译为“民主主义”，因为“民主”在中文里可以是“人民的主人”之简称；而应该直接翻译为“人民主权论”。因为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及其思想都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事实，即使专制统治也是如此，所以专制者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只有少数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才承认“人民是社会资本”这个理想。



但是，人民主权论也并非没有局限性，而是有着三重的局限性。



第一，说人民是社会的本体，而其余一切都只应为人民生活服务──这失之于笼统、含混。这就为政治骗子们的“游说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空子。



第二，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居民，构成社会的主权──这显然是一种骗术，是“反动”与“反应”，而不是一种“真实”与“真理”，这是针对人民这些实际无权势者的被动状态，而炮制出来的安慰剂，所以我称之为的“反动”与“反应”：思想的反动与行为的反应，是一种自我防卫式的反击。



第三，“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因而是一个伪命题。“统治”的意思，只能是由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的，如果多数人都是官吏，那么官吏的职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什么是“人民”？“主权”又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民主主义者那里经常缺乏明确的定义。如果把“民”定义为“多数人”，那么很显然，主权经常是治权的傀儡，多数人是被少数人愚弄的。如果把“民”定义为“实际统治者”，那么很显然，这些处于贪婪状态的人们和专制者的行径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就可以“合法地”为所欲为。民主政治家和专制者五十步笑百步，正以空前的胃口巧取豪夺、榨取被法律剥夺了基本自卫能力的人们──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意义的民主主义实为统治者设下的一帖“精神麻醉剂”，以其“朝三暮四”的投票技巧，愚弄了“握有主权的多数人”。这种技巧把人民主权变成了一种相当于古代的“国家宗教”的礼仪。而“人民代表”、“议员阁下”、那些参与统治的人们，使得民主主义的台词变成了贵族政治的宣传。



这样，结论就自己出来了：民本思想，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本质上与一切理想相同，都出自对生活中根本没有或不可能有之事物的深刻希望。欧洲民主政治实践，接近于人民主权论的理想，但却不可能成为人民主权论的实现。因为，一个不可能获解的矛盾是：当人民也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多半数居民掌握了某些权力，并获取了某种权利──那么“人民”便分裂了，“人民内部”的冲突将随着“人民”地位的提高而越演越烈。当原先利害大致相近的“人民内部”，分裂出一些不可调和，甚至誓不两立的势力集团──试问，这时“人民”的桂冠应戴在哪一集团的头上？而大多数民众，却永远处在边缘，无法入主权力中心。



可见，人民主权论不是“真理”，它既不是，也不“接近”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不是某种追溯，而是某种先驱。既然“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本体，那人民主权论显然只能是某些思想家针对世弊而发的良好心愿。它不是追溯、“科学总结”，只是先驱式的幻想。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一再发生危机，日趋解体的过程中，人民主权论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和感召力曾起过某种推动这一解体过程的作用。这是它的有力之处。但是，当它成为某种维护现状和维持（由于长久安定和繁荣必将引起的）腐朽状态的借口时，它的软弱无力就是显而易见了。这就使民主政治总有一天会没落、会被取代的人性原因。



（128）



《韩非子•显学》云：“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这真不愧是“乱世的真理。”在纷扰乱离之世，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者兴起了，他的唯一目标是“治”，所以不论是君子文化中的“贤智”，还是人民生活中的“安适”──都不在他追求的目标之内。这些东西之所以还未被驱逐于他的视野之外，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还能为他的“治”起一些工具性的作用。要是这类作用一旦消失，或减弱到“得不偿失”的程度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摧残它、虐待它，必欲歼灭之而后快。中国数十年来僭主专政的命运不正好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解吗？



然而，要把这种“乱世的真理”奉为“天子之道”；或欲将这类乱世奸雄奉为真命天子的话，就未免太不恭敬，也太充满亵渎的意味了！



（129）



韩非提倡以装腔作势来保持吸引力与神秘感，这是不足取法的。尤其在我们大众媒体的这个时代，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除非大家比的是下三滥：容貌、口才、人气。治理社会，需要真正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不要只会装腔弄权的市侩。否则，那就与僵尸政治、僵尸治国相去不远了。



群众离开宗教，社会就会动摇。人民少不了偶像，没有精神偶像，他们也要造出体育偶像和电影偶像。仪礼就证明了这一点。“礼法”的形成，就更是以法律来迫使民众守礼的结果，也许这正是从群神岭（“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海沟（菲律宾、日本一线）的“昆仑人”（昆仑山脉以东的黄种人）的特性吧！这就是“亚洲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之处？



（130）



古代中国文化可以成为某种对现代社会的“专业化趋向”、“机器人运动”的有力抵制？但愿未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也能造就全能的人而非专家。至少我们理解的“中国文化”理应如此。



（131）



人类心灵的唯一标准就是：价值标准。人们每天都用价值标准在衡量自己碰到的事情，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运用价值标准衡量自己碰到的每个人，然后才决定对他们采取怎样的态度。



（132）



所谓“黎”也称“庶黎”，这“黎”具有“黑”的意思，作为民族的名称，正与“黎族”相同。这是因为黎族在古代属于矮黑人种，在古代中原人心目中可能属于种族奴隶之类，相当于斯巴达眼中的希洛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眼中的“斯拉夫民族”。



（1979年6月11日）



（133）



在我看来，蚩尤部落可能既非“三苗”，亦非“九黎”。蚩尤可能是西方入侵者的酋长，因为传说是蚩尤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而根据考古调查，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在西亚比在中国要早了两千年左右。在1920年代的中国，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曾把“蚩尤”解释为“赤疣”；而当时苏俄，正在大力向中国输出军火、策动中国的内战。



《世木•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的兵器有剑铠矛戟和刀戟大弩等等。另外，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都是人首兽身，铜头铁额，有八条胳膊、九只脚趾，就像某种“骑士装备”……他们带着较为先进的物质文明来了，乘着有利的时机来了。好在蚩尤兄弟被黄帝一举击溃，不然黄种人就会遭受“先进文明”的异种奴役。黄帝因此以弱胜强，开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黄河虽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舞台，可是谁能否认四面八方的民族都曾经在这里会演，并造成了新的机运呢？



共工之流更是后来居上的异族酋长，有人把他们比作“共产主义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的同僚，因为纳粹党的全名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说来，共工他们也应该来自西方，很可能是一批白人，而不是苗族的酋长。这些共工，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最后却再次唤醒了中国的国魂、促成了中国统一，反而使他们自己这些“西方真理的党代表们”，遭到了毁灭与同化的历史命运！



苗族与华人本属一大族系（汉藏语系），只因他们既未受黄河的磨练，又未受蚩尤的侵袭，因而既未文明化，又未中原化，无法卷入“逐鹿中原”的统一旋涡，因此无法让自己更上层楼。最后在华族彻底击溃了蚩尤等来自西方的几批入侵者之后，苗族也被逐鹿得胜的中原人驱除到了南方，变成了文明扩张的牺牲品。



《诗经•商颂•长发》歌颂了这段伟大的史诗场景：



睿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其中一节具有深刻的预言性质：“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禄是总。”──大矣哉！这个预言是说天下唯一的骏厖就要作为奠基的主宰，收伏作为贡品的小共大共！其功勋如此，就是天命的元子。



由此可见，抵抗侵略和保持接触，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不抵抗侵略，将使自身消灭；不保持接触，将使自己落伍。



（1979年6月17日）



（134）



商王常自称为一人或余一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124片、《国语周语》所引《汤誓》、《盘庚》）。



王位传受，盘庚以前是兄终弟及，以后大都是父死子继，我想这不仅和继承制度有关，也和当时人们的包括殷王的寿命。殷代晚期，大宗、小宗和庶嫡的宗法制度已逐渐形成……周人入主时已奉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故周公姬旦其才虽大却不得继位。



末代两位殷王才开始“称帝”：帝乙、帝辛（纣）。但是周朝却拒绝称帝，直到异种族的秦国才重新开始称帝。



殷官名：武官有“多马”、“多亚”、“多射”；文官有：“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卿吏”。



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有“百执事”、“殷正百辟”、“惟亚”、“惟服”、“宗工”。



分封制的雏形商代已有：武丁之子，受命戍守奠地，命为子奠或奠侯。异姓受封的有犬侯、周侯等，均见于卜辞；但还不是主流模式。



（135）



从周幽王的故事，可知其人之狂妄与自信。别人不敢发的事他敢发，别人不敢做的游戏──烽火戏诸侯，他都敢做，故而终至身败丧国。可见那个时代也充满着危机，周后王不再有周先王之警惕精神而日趋腐败堕落，骄奢淫逸。其丧国亦是因那时是怀疑时代，怀疑主义盛行，即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始衰落的徵兆与证迹，一切祸乱皆由此起！



从褒姒的故事可以看到类似希腊悲剧命运之主题。须知褒姒亦非一个凶恶妇人，实乃一位姣美的丽人。褒姒也是神秘命运的可怜工具。褒姒何其不笑，而一笑竟致失国？悲剧中并无好人恶人之分，有的只是神秘命运的拨弄，褒姒之事验矣。这是人类的命运，历史的悲剧，岂可以“祸水”一词而概之呢！



（136）



《春秋》



《春秋》本是“记事的简策”，有各种各样流水帐，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春秋”。现存的《春秋》据说是经过孔子编修的鲁国史记，囊括了二百四十一年的历史。它用编年的体裁，简短、平易的散文，仅有大纲而无详细的事实记录。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则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十八万余字。他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论语公冶长篇》【译文】孔子说：“甜言蜜语、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怀怨恨跟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由此可见，左丘明确有其人。但此《论语》左丘明是否彼《左传》左丘明，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春秋》的提纲式历史大事记，在《左传》那里成为事实详备、讲叙生动的画卷。



《左传》1、叙事富于戏剧性，2、善于描写战争和复杂事件。3、描写人物富于形象性。4、生动洗炼的语言。5、通过歌谣反映人民爱憎，增强感染力。《左传》规模宏大、组织完整、散文发展新里程碑。对后世文学、历史作品不可磨灭的影响。且开小说的先河。



《国语》记事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前1000－前440年）。凡二十一篇，体例由分国记事。司马迁、班固以左丘明为《国语》作者，实际上《国语》与《春秋左传》颇有抵触之处，作者应为熟悉王庭历史掌故的人。体例由分国记事。《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传》，但也有生动之处。《国语》中的韵语、对话，生动表现人物性格及史事政情。



战国策三十三卷，杂记东西周、多诸侯之事，上接春秋，下至秦灭六国，跨度二百四十年，秦汉间人杂采史料而成。



在创造性方面，中国先秦史的丰富程度要超过后来的二十五史，真是无奇不有。尤其对现代人来说，想象与发挥的余地非常之大，实是激励民族再生之绝妙题材。因为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先秦的王国时代而不是秦后的帝国时代，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137）



我对《春秋》的理解不是经今文学派的，而是古文经学派的。我并不企图在《春秋》中寻求什么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纯属形而下学，已不适于现时代之需要了。相反，我却非常愿意读研春秋左传，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历史，这也是真正的大义所在，用腐儒们的观念是不能找到天上的星辰的。



我要在《左传》中寻求什么呢？寻求英雄业绩！寻求那些华夏民族的生命力量最为沸腾的时代里的业绩，用《左传》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是而且将来也是一个情性的、奴性的、缺乏生命力的民族！用它《左传》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总有一天“萎缩中的支那”能够恢复生命与光荣，复兴为“再度生长的中国”！用《左传》来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中国民族并非愚钝，在许多方面它甚至是世界的先行者！中国在现代的种种波折以致沦落为滞纳的支那，只不过是一种命运的曲线所致，而并非生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



我热爱春秋时代的“《左传》人物”，以致超过了战国时代的“《战国策》人物”，是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股忠义的力量。我觉得我的灵魂与他们的气息遥遥相通，他们比《战国策》上的人物较多古风，较多宗教的力量，较少盘算的诡计。同时又比《书经》上的人物更生动、更丰满。另外一面，他们比较帝国时代尤其是两大统一的帝国时代（秦两汉与元明清）的人物，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与种种只有在国际环境下才可能发展起来的美德。《战国策》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



我的这种偏爱，也许是由于当今世界并非统一时代，而是一个“全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状态的缘故吧，所以我们才对“同时代的春秋人物”如此敏感、如此向往吧！尽管他们是位于先秦中国。



《春秋左传》中有许多美妙的故事，每一次重读都给我以启迪。它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中国人并非一个天生劣败的民族。我因此对这个民族还怀有最后一点绝望中的希望，理由就在“中国的古代”，而不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春秋左传》中的无次数的征服、役使、反抗、解放等运动形式出现的英雄业绩真是精彩，而且先于世界其他文明，且其留下的丰富记载在世界各族中都算是首屈一指的。我希望，第三中国的新民族、新社会总有一天会兴起，并踏着中国书经时代、春秋时代的英雄们的足迹，去创建比中国自己的帝国时代更伟大、更持久的世界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刻上一个统一的印记！



（138）



为了催活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我们不妨为中国还原一大批精神上的创造者、空间上的征服者。上自黄帝及颛顼、少昊、帝喾、帝挚；然后是禹、汤、文、武，春秋的“霸”、战国的“帝”……那时，大一统的衰势尚未凝成，国人还怀抱着一颗新奇的心在从事拓殖。这种格局与秦至清的两千年间的帝制守成，是根本相反的。这段极珍贵的早期历史，就是“先秦”的“前帝国主义时代”、贵族时代。它无疑昭示人们：中国人并非只是内耗与兄弟阋墙的行家。中国人也有过征服与扩散文明之光的历史！那时，中国人曾经具有的品格，对现代的中国和将来的世界无疑都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读《春秋左传》，吾知礼之真髓矣，非儒家之杜撰也。我要从《春秋三传》中获取古代的政治哲学的精华，而不仅仅是《易经》所示的历史哲学。古代的政治哲学常把社会的兴衰归之于人心，这是非常高妙的。人心就像一座桥梁，从现实中来又到现实中去！现实常常通过人心折射出来，又通过人心改变现实的发展，这是一个循环。人心，并不仅仅是人心，它是现实的总和，正如钱币不仅仅是钱币而是商品的总和；社会的兴衰过程，正是由于一切的总和而完成的……我们应好好发挥这种“人心政治哲学”，这也是通往历史哲学的途径，值得认真研究。



（139）



《春秋•左传》是以“郑庄公克段于鄢”以及“郑人伐卫”即“诸侯专征伐之始”为开端，至勾践灭吴以终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春秋”的特点就是违抗天子的秩序、消灭别人的国家。“三家分晋”则为战国之开端矣。“战国”的特点不仅是消灭别人的国家，而且是消灭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革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明显地违背了“礼”的精义：《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140）



读韩信传，方知韩信确为胆怯的人。当然他的胆怯并不在于不敢拼命，而在于缺乏果断的判断力及“一经计定就不再犹豫”的意志。在作战方面他多用权谋，这固然表示了他的机智，另一方面也与他犹豫不决的性格有关。这与“不顾形势”的项羽适成反比：项羽是决断力多于权谋的，其缺点是“执而不通，不亡几希”。



韩信青年时代曾有胯下之辱，此为其性格怯懦的表现，我就不信一个人会用这种奇怪的方法来激励自己，何况他根本不必杀人，只需要拖延磨蹭就可过此一关，何必胯下一游？难道屠夫会杀他么？不，他们只不过是在寻开心呢！惜哉！天才之于韩信！白白死于妇人吕雉（前241年－前180年）之手。这个妇人由于比其丈夫刘邦（前256年—前195年），小了十五岁，所以能够利用年龄优势把持朝政十五年。最为怪异的是，刘邦比他所取代的秦皇帝嬴政（前259年—前210年），还大了三岁。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的。



（141）



刘邦的成功是由于他的“无赖”，项羽的失败是由于他的“英雄气慨”，这不是历史的嘲弄吗？一般而言，在这种斗争中贵族总不如庶民之易于取胜，盖蔽于性情也。另外一面，我也想到：刘邦的成功也由于他曾经出任亭长、有些统治经验；而项羽的失败则和他始终流亡、与社会脱节，有些关系。



项羽的失败还因为他的屠杀政策，他模仿秦国将领活埋战俘的方法，而不知时代已不同，他尤其未注意：在内战中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秦末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七个国家了。因此任何人对屠杀都不会采取完全赞助的态度的。项羽是一个征服者，征服者容易落入骄兵必败的陷阱；项羽却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善于玩弄哀兵必胜的把戏。



项羽就像后唐庄宗一样：天下无敌、从未打过败仗，但却以失败告终，这是为何？我看项羽即使消灭了刘邦，最后仍不免要失败的！刘邦收拾了韩信、彭越后，把彭越的肉汁分赠诸候，这明明是刺激诸侯造反，从而得到一个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不料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张良那样看透了刘邦，反而愚蠢地冒然起兵，正中刘邦之下怀！因为刘邦早已布置好了陷阱在等着他们，否则，还会继续低声下气地哀求他们不要造反呢。



（142）



项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秦末豪杰的最高精神代表；在于他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也”的生命实况；这位“先秦贵族的最后一人”戳穿了皇帝的新衣。他败于楚汉争霸，形式上他是先秦时代的灿烂晚霞，但在精神上却是以后两千年帝国时代的刺目朝霞：这朝霞永远反抗暴政；永远不为世俗的成败利钝而屈身折节；永远是陈腐的社会得以振新的虎虎生气……



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纵兵坑秦、火烧宫室、发掘秦陵为过度之举；更有“劳动人民的理论家”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壮举对于彻底摧毁秦人数百年养成的霸主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一个“历史性的回答”和“正义的清算”。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报应。我想，有一天类似的命运也会降临到类似的扩张者头上，例如，降临到一直东扩的俄国人头上。



（143）



文天祥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能“杀身成仁”──那是许多人都尝试过了的“规矩”、“陈言”。而“务去陈言”尽管也只是一句最陈的陈言但仍值得我们记取──在我看来，文天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忍受精神上的孤寂。



宋末的面临蒙古入侵的中国并非1930年代面临日本入侵的中国，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国际支援而已丧尽抵抗的潜能与意志──“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中国的冠带就此沉沦了，所以，在囚禁状态下的文天祥也就成为惟此惟大的高标了。



文文山，他明白“天命难违”；他不是一个浅薄的“民族主义青年”。他是为某种更高的东西即“古道”而死去的。他很清楚自已的绝境，所以他写道：“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可以做两层理解。浅的一层不必说了，那就是他在现实中已经走投无路；深的一层的意思是说──他与古道遥相辉映；成为古道在沉沦的现代社会里的唯一闪光了。他的心孤寂，却照亮自己的古道：这“道”，其实仅仅存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伟人的命运？



（1975年9月10日晚间）



（在这种“道”的意义上，文天祥其实不是臣子，而是天子：他的古道就是天。他虽然没有像周文王那样开创一个新的王朝，但却为现代的“中国民族”或“第三中国”，留下了一个起点。2010年8月1日补记）



（144）



陆秀夫的崖山英雄业迹已成为中华民族以血谱写的历史颂歌。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应该学习陆秀夫的气节，更当效法其不惧灭顶的精神。



（145）



龚定庵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确为至论。崖山之后，中国人没有忘记历史，所以还能复国。但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人忘记了历史，所以至今不能驱逐苏联、恢复中国。



史官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新闻管制、出版管制、言论管制、思想管制，扼杀了中国人的历史精神，所以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国大业。我们清醒地看到：历史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没有什么比“历史的伟大业迹与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诸如印度），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力中心。同时，历史学家的哲学、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凡此种种，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创造者一样，不是古时的皇帝与太史，而是新的天与历史命运的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



（146）



曾国藩可称为“满清士人”的典范矣：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据说还善执中庸之道，难怪他身为汉人却可以屈膝事奉满人。他没有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难怪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之后就会“失去大陆”。再往前推，难怪满清赞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说他“保有国粹”云云，自己就会亡于八国联军。灭亡满清的八国联军与灭亡中国民国的苏联红军，比起他们的征服对象来，其思想训练都是世界一流的，造成了一种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成为他们征服对立面的最大本钱。



从曾国藩侍奉满人我就看出：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就是人之处世生活的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才能人得以克敌制胜的根本。帝国时代的中国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忘记了人性的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他们茫然于王国时代的人性修养，此所以中国文明无法再度辉煌之关键所在也。相比之下，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中国时、八国联军、日本人进出中国时，他们的人性修养都比对手来得强。



（147）



有一种“反传统”的含义是把欧洲和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不破不立，一定把中国的传统彻底砸烂，以欧洲的马列主义为镰刀斧头、用杀伐屠戮的绝对斗争造成一种变局。在把欧洲文化当作工具使用的过程中，结果发生了一种野蛮化的蜕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来不是如此”，传到中国后才变种了。可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也不是善类，长期发展到中国被用为杀伐屠戮的工具，并非偶然。一种价值观念若被工具化，虽会发生变化，但毕竟不是南辕北辙的。



现在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黔驴技穷了，只能破坏中国传统，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而加重了这些问题。我们如是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革，但现在确实已经到了部分回归传统的时候了。一切现代化，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回到传统”只是一种心理认同的过程，实际上说都没有真的离开过传统。认同的意思，就是重新利用传统资源，不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在两者之间制造人为的对立，相反要尽量调和，使得社会内耗更少。



日本人利用天皇制，为现代的社会变革服务，中国被卷入了革命，却没有把握好分寸，走上了破坏性日益加剧的道路，现在依然分裂两个中国，未有明显的结束迹象。这使得大家认识到，单纯破坏传统，并不能建成现代国家……



（148）



我们希望，再过百年，世界趋同之时，中国的“天下传统”能再次焕发青春，对全球秩序的整合，发挥作用。而这一作用的第一个着力点，就是通过“天下传统”的世界主义性格，把中国自身造就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大基盘，然后用它来为全球世界奠定一个稳固的中心。



但现在，我们在中国更加需要的是鼓励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竞争力量，把中国的内在活力充分激发起来。我们意识到：列国的并立与分争，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合久必分：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周易》的《易传》，就传达给我们一种追求变化、适应时代潮流的动向，那恰是春秋战国的精神。这一精神非常适合中国进入现代的国际竞争。



中国先秦时代的活力和生气，首屈一指。中国文明的许多重要因素、观念、设施，在那时就已发生，后来不过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已。



到了两汉之时，文明退化、神学兴起，先秦时代的生龙活虎消失了。现在我们说“回到传统精神”，首先不是回到秦至清的帝国时代精神能，而是回到秦以前的精神，这相当于现代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那种王国时代的精神。



既然中国近代的路走歪了，我们就不妨回到出发点，从君主立宪重新开始，至少在内心可以是这样的。王国时代的中国，就像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表面封建，内含创新，平静的外表下波涛汹涌，一旦时机来临，人才辈出，竞争激烈。



（149）



我常有一个“历史的假想”：如果欧洲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战国时期那样的，中国还未被两千年的帝国统治给“驯化”，欧洲列强和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会是什么结果？我的结论是，如果那样，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更加接近日本的变法图新，而不是现在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反而会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少坎坷。战国七雄并立，还没有欧洲文化传入，他们都知道要纷纷变法维新，绝对不会像满清那样闭关自守。后来十九世纪日本列国那样竞相传播欧洲文化，其实是和先秦列国学来的。列国格局之下，无法推行愚民政策，还没有稳定的官僚政治来窒息民间的活力。十九世纪的中国如果没有大一统帝国政治，而像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年那样四分五裂，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会顺利得多，也不会发生军阀混战，因为大家都还记着如何进行地方国家的自治事务。



我正是从这种“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说“回到春秋战国的起点重新出发，是中国复兴的关键”。春秋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恢复国家能力、公民恢复政治能力的无价之宝。



实际上，近代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就是“回到春秋战国重新出发”，分裂成为三国（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南北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经过毛泽东这个“北朝领袖”，通过“僭主政治”，得隋望唐，有望再建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



那时，中国人民将再获机会均等，谁能给人才或文化因子提供更好的出路，谁就可在竞争中占尽上风，而受其庇护的人与文化因子则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这一双向选择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更易生长，不像在全面专政和官僚体制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我们理解：多元是一种秩序。我们看希腊文化有活力，但城邦政治比较软弱，便被罗马统一了，以后欧洲文明就发生了退化。后经蛮族入侵，一统打破，但混乱开始，进入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前夕，欧洲才逐步进入列国秩序，实际开始新的多元化时期。



（150）



处于当今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调整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是：在第一领域即在理智的、文化的、意识的领域中抛弃它。不论我们的背离多么彻底──在第二领域中即在习惯上和心思上我们都将与它始终厮守。



（151）



“历史”的价值在于“今天”；“今天”的价值存乎“未来”──这才是正的，而不该是反过来让“光荣的传统”成为人的囚笼、堕落为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因为说穿了，不论“传统”还是那些值得留恋的陈迹──都是“伟大光辉的皮相”。伟大是伟大，光辉是光辉，动人心弦是动人心弦，富于长久的魅力是富于长久的魅力──但仍然是皮相而非精魂，是现象而非本体。



这些现象是如此丰富；如此夺人心目；这些现象是如此复杂、如此难于缕清；但现象毕竟是现象，而非本体。现象不值得迷恋；本体才值得追求。如若现象与本体一致──我则一举而两得；如若二者根本相背──我则弃现象而求本体！



那么,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健康的生命，本体就是健全的生活。文化的本体论，就是为了健康的生命、健全的生活，而创造新的文化；而不是为了一种腐朽的现象例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种种诡辩的体系，而牺牲人民、牺牲健康的生命、牺牲健全的生活。



（152）



不同的世界生出不同的思想方式。



古典西欧的思维方式（尤以巴罗克时代为然）是数理演绎式的；其论证方法属于几何型的。其佼佼者如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以及半个巴斯卡。



而古典东方的思维方式（尤以先秦诸子或宋明诸子为然）则为感悟跳跃式的；其论证方法属于寓言式的，含有怀疑的生活智慧。其特出者如庄子、孟子和集大成的韩非子。



西方和东方，并不属于一个世界，无法用同把标尺衡量它们、评陟优劣。



（1982年3月4日）



（153）



“中华”，不应退化为一个国家概念，而应还原为一个文明概念！



一个作为“文明实体”的中华，而不是作为“国家政权”的中华，方能展示未来一轮“世界文明”的要素，而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世界帝国”的雏形。



中华，不应沦为“某类餐馆”的别名，而应还原为一种“精神范畴”，否则，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残缺不全的，是只有动物功能而没有文明功能的。



一个作为文明元素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一个拥戴符号胜过拥戴粉脂的中华，也许更能济世除弊。



因此我们述说“三个中华论”：



“政治中华”是现有版图，“文化中华”是汉字文化圈，“地理中华”是喜马拉雅山和唐古拉昆仑山直到美洲的全部黄种人土地。



政治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恢复汉人统治；文化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弘扬汉字文明；地理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是重建支离破碎的黄种人家园，整合吸收白鞑子和黑鞑子。因此也可以说太平洋是大中国海，正如南海是“小中国海”。



就我上面的论述而言，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无力的文化。它吹捧无力的病态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好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与周旋，把“混的好”当作成功的标志……



这正与欧洲人的海盗精神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精神。而现代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变相的力的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意志的胜利”的寓言。这意志的化身就是浮士德博士：他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妙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人欲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这还是体现了“力的崇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的被动卷入、被迫拖进现代生活，必须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必须拒绝帝国时代而拥抱王国时代，必须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对帝国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人民的无力状态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于一个即将争衡世界的新文明及其新民族来说，“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太危险了！“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凉的摇篮中……



（154）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十大分期：



经学开辟时代：孔子删六经──孔子殁世

经学流传时代：儒八股派──宋六艺──前汉武

经学昌明时代：汉武尊儒──昭宣之世

经学极盛时代：元、成之世──桓灵之世

经学中衰时代：魏晋──十六国

经学分立时代：北魏、南北朝之世

经学统一时代：隋统一

经学变古时代：唐──宋初（王安石）

经学积衰时代：宋神宗──明末

经学复盛时代：清



皮锡瑞持有今文经学家之见，故不尽为我所接受。其最为显著一例，是在他所列“积衰”的时代内，竟包有王安石、北宋五子以及朱熹等著名经学家在内。



我认为，应将此“积衰时代”一劈为三，断自朱熹：



1、王安石──朱熹为创造期；



2、朱熹──王阳明为官学鼎盛期；



3、王阳明──明末为崩溃期。



皮锡瑞的所谓“经学复盛时代”，其实只是考据盛行的满洲人统治时期。这种训诂小学如果也算经学的话，那么我就要说“经学非经”了。相比之下，还是经学的“变古”（唐──宋初）与“积衰”比较可爱一些。令人不解的是，清朝的辫奴，竟要把乾嘉训诂小学说成是“汉学”，其实汉儒尤其是今文学派是最能胡说八道地自由发挥的，和清朝的辫奴在满人的胯下谨小慎微的奴隶状态，全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如果按我以上的理解，来观察经学的盛衰，有两点务须注意：



1、满人的异族压迫导致清朝“经学复盛”；这其实只是研究、整理国故，全然没有创造性可言。亡国奴除了整理国故，还能做什么呢。



2、我们因此勿忘：清朝卵翼下的“经学”不同于汉朝的“普遍信仰”。毕竟清朝的经学除了官学地位外，还是带有学术考据性质的。



（155）



皮锡瑞的观点，其实和南宋的奸相秦桧颇有几分相似。秦桧当政时期，富于思想的道学就被斥为“狂言乱语，淫说鄙论”，而道学家们亦因此纷纷落职。而朱熹其实是主张兼容并蓄的，他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华严宗和道教精神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二程儒家经学的集大成者。南宋屡禁道学，不仅是为了把道学家集团从政权中驱逐出去，虽然道学的反对者们无法提出与道学相对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道学的独盛。而道学的独盛到了明清，就成了道学的独尊。所以《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才会说：“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以法矣！”



这也是因为，宋代毕竟还是一个自由思考的时代，还没有落入元明清的大一统死局。



（156）



佛教，在一个绝望的即“无希望无追求而又令人不满”的时代，可以说是天生宠儿，但在一个革命时代，佛教精神却是赘物。难怪佛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日益衰败，倒是战斗性较强的基督教，日益昌盛。



革命时代不是得过且过的时代，而是以重大斗争与现实牺牲来“换取新生”的时代。况且从积极意义去理解佛教，其奥秘也在于克服历史因素（所谓“业报”以及“孽债”）的累积，并切断一切陈腐的因果链。从这个意义去理解佛教：神就是某一超人最高的精神状态，是理性的灵感，或称“慈悲的爱”。小乘佛教是自救，大乘佛教则救世，热爱生命、身体力行，似乎已经背离了佛教的宗旨。佛光普照的结果，就是佛光的变质。佛光完成其外在同化的时候，自己的内在仁慈却丧失了。顾此失彼，人类终于无法臻于至善，无法达到“成佛”或是“神化”的崇高意境。



（157）



湿婆天就是“阳”的形象化。湿婆天无处不在，无所不预，乃是一种普遍的阳。他生殖、他毁灭、他创造、他破坏、他善、他恶……这种论调与生物学的原则和现实，并不矛盾。



（1976年12月27日）



（158）



酝酿新信仰的时代，是文化鼎盛的时代。但是新信仰一经确立，文化就会渐息。新信仰的建立与文化的衰落，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用我的话来说：世衰而后百家竞起，百家息而治世复得。韩愈《读墨子》换了一个角度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至于问“普遍信仰与文化昌盛之间何以呈现兴衰消长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此起彼伏的盛况？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迄今未曾知道的某种秘密；如果容我推断，我想说这种秘密并非容易描述，更非很快就能确认的──但多少有些类似“道德与艺术的冲突”。



如果允许我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出浅显的原因，则我认为社会历史就像个人生命一样，既有活动期，也有休息期。活动期被人称为“盛”，休息期则被称为“衰”──从文明史的角度言，文化创造期为“活动”、为“盛”，普遍信仰期为“休息”、为“衰”……政治上的盛衰与文化上的盛衰虽然总是先后出现的，但往往不是同时出现的──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设想文化的衰落是由于政治及社会的动乱导致的，那是本末倒置的想法。这里没有因果关系，举一个例子，中华民国政治分裂、社会动乱、外敌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社会高压、入侵外国，但是后者的文化比前者远为衰落、凋敝，而且进入了黑暗时代。



政治上的盛衰也是一种“活动与休息的间奏”，尽管那与文化的盛衰并无因果关系。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永葆青春，因此永不可能。相反，我认为“活动与休息的间奏”这种“历史的报应”却是丝毫不爽地应验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之中：正如一个人在白天活动得愈厉害、创造行为愈辉煌灿烂；那么他在夜晚的沉睡也愈是丧尽知觉、心如死灰──否则他就无法长期平衡自己的身心。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活动集团，它在“盛世”所消耗的能量愈是巨大无匹，则在接下来的“衰世”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愈是软弱无力……看看蒙古人的例子就知道了：由于他们过去比阿拉伯人更疯狂，所以他们现在比阿拉伯人更无能。所以，就“全体”而言，并无“盛衰”的问题，甚至也没有盛衰的“现象”。所谓盛衰，不过是“力量的分布状态”罢了。



一般说来，长期的受压抑势力，一旦突破了压抑势力的牢笼，就将突出为政治上“盛”者；而长期以来的压抑势力，则随着不断地自我消耗，而日趋“衰落”。一切统治或控制，都需要维持自己的压力，都不得不消耗自己以前受压抑时期所积蓄的力量。



（159）



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为血缘氏族，后来发展为宗族国家、国家联盟、一统天下。



欧洲社会的基本单位为村社与地区，后来发展为民族国家、国家联盟、联合国组织。



现在世界正以“主权国家”这一单位向前发展，不过各个主权国家正在合流，甚至中国与欧洲也是如此。我们因势利导，终究可在国家基础上建立国家联盟甚至世界政府。



（160）



为了让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得到活力及优势，中国要“对内让步”，为此要认真考虑下几项：



1、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禁；



2、正常社会生活的逐步恢复；



3、各种高级文化的日益复苏；



4、经济结构的民间化；



5、政治结构的宪政化；



6、保护宗教的社会价值及文化功能。



（161）



孙叔通说汉高祖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一语道破了儒的本质，在于建立文明的秩序。不过他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却把儒生们奴化了：“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大约开启了帝国时代儒生的仕途，直到曾国藩、康有为之流。其实这只是儒术而非儒学，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为霸术。



儒学加上霸术可以接近王道，单凭儒术，不足以定国。王道还有儒学与霸术未有之贵质：仁慈。那是从一个伟大的人格派生出来的。时转运来，世界发展至今，危机深重……新儒学、新霸术、新王道，其兴乎。



（162）



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党派的利益包括凌驾于国家。“国家高于国王”这个促使欧洲进步的原则，也应该成为第三中国的行动指南。“国家高于国王”是一切现代国家的灵魂，这样的灵魂使得国家可以为全体国民服务，以便调动全体国民来为国效劳，而不仅仅使全体公民得到利益均占。



至于说到“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在目前还只是空话，除非全人类面对一个共同的可怕敌人，“人类”就没有共同利益可言。人从人那里可以抢到的，远远多于从别处可以抢到的。显然，一个国家内部的居民之所以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由于有其他敌对国家的存在。因此我说“国家利益应高于一切”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如果这个国家的权力扩展到了全人类头上，那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那“国家高于一切”就等于是“全人类高于一切”了。



由此可见，为了人类的利益虽然可以主张“真命天子高于一切”，但天子终究不能高于他自己的使命，如促进天下的和谐。天子──文化的创造者，他不能参加人类集团，他只能利用人间的斗争，实现他统一世界的天命。天子不能成为某种狂热信仰的牺牲品；他要人类服从秩序以促进世界和平。人民对天子的崇拜应是毫无保留的，但天子切不可陷于自我崇拜之中，他应该遵循更高的法则。谁要是忘记了上面这些真言，就请看看秦王政家族的可悲终局吧。



（163）



秦以后“帝国时代”的帝室们何其愚哉！他们是在域内搞分封，而不是像周武王那样在域外的蛮夷之地进行分封。国内分封，只会造成国内不睦与外藩不亲。辩护者也许会说，这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了：一是由于中国的地理因素使然，二是由于当时的交通无法胜任远距离的殖民。但这两个因素其实彼此相关，例如俄国的哥萨克与美国的牛仔，都是仰仗火器的使用，才能向东方与西方前进的。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制度性的考虑被人忽略了：汉朝在朝鲜、越南这些新近归附的地方，也是推行郡县制而非分封制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汉武帝不在国内推行“推恩法”，而是向国外发展其殖民活动，那么世界的格局可能会有所不同了。



（164）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就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和内部分离的叛乱。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根本忘了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其结果，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生机的方法来维持秩序的，所以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纽企图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结局宣告失败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免此厄。



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也许，这一切设想现在已成为过去。人类的各种工具在过去数百年间已变得格外强大了。以致历史上的障碍已不成其为现时代的障碍了。不仅如此，历史的进程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不。其实不是机会而是一种需要。要我们去满足、去回答这历史的需要。这历史的需要是什么？是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



（165）



中国之所以令人一再失望，还是因为人们用一种根本不适于它的标准去衡量着它──从欧洲世界传来的“民族国家”的观念。



其实，（一）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民族”（Nation），而是由一大群浑浑噩噩的盲流和钉子户混杂而成的乌合之众（“黔首”）。中国民族溃散、消匿了，散居在这里的群众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其中分散的精华召唤出来，聚合成一新民族。（二）现存的中国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国家（State），而仅只是盘踞在上述无知觉群众头上的“政权”而已。辽、金、元、清等外来政权以及“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及其孵化出来的中共中央”，皆此类也。



（166）



多党代议制不能整合苏联，亦不能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如五十年以内）整合中国。因为议会民主对于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信仰危机”、“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的危机”）的中国来说，是过于奢侈的东西。共产党俄国将被民族自决所分裂，共产党中国将被开化过程所粉碎。



当然，东欧小国和古巴、北韩、越南之类的小邦，仿行欧洲式的（或南朝韩式的）体制，在战略和技术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中、俄这两个内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若不放弃集权体制，其周边的附庸又如何走到多元的地方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俄这两个内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最多演化为“开明专制的精英政治”。



（167）



民主政治，只能从开明专制或贵族政体（尤其是从后者）演化而来；而从无一个先例显示，它可以从极权政治的腐败状态中产生。所以，俄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失败，以便让位给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雅各宾专政。而中国国民党的“相对于共产党的开明”，始终是和涣散无力互为表里的。



（168）



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三个相关问题：



1、肃清汉奸思想，复兴中国本位，驱逐以苏联文化为宗的奴隶主义，驱逐“认欧洲偶像为祖”的叛国思想。



2、中国如果再像七十年前（1921年）宗法苏俄思想那样去宗法美国思想，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而再次无法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3、既反对极权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并不计较这些方法上的区分，而是要站立在民族自豪感上！中国再也不要重入任何一种“××国际”的陷阱，哪怕是“民主自由人权国际”的陷阱！要知道，那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共产国际”，其目的是要中国永远居于从属地位。



（169）



读《佛学词典》颇有一点感慨之意。任何学说包括任何宗教学说甚至包括任何人间事物的衰落及沦丧，都是由于体系太大及其造成的“僵化”，体系太大造成了“僵化”，而僵化就不能适应变化与新的需要。所以苏联和共产党阵营诚然体系庞大，但僵化已经使得它们无法有效运转。



当然，一切学说（包括马列毛）及人间事物（包括苏联及其卫星国、“人民共和国体系”）都必然僵化与衰落。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一个衰落要素──“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个致命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积累，终致扼杀了一切生机，导致“阴霾”的统治，于是一切学说及人间事物的生命周期就走到尽头了。这是可以从生命现象得到具体启示的！历史因素的沉着就像“皱纹”、“纤维质”、“老人斑”、“老人党”，是机能退化的体现，是不可避免的生命现象。



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以生物学原则”来研究一切学说及人间事物的命运。“历史因素是不可逃避的劫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隔一个周期就会有战乱及革命爆发的原因所在，因为积累沉淀的社会渣滓（“人渣”）太多，必须清理完毕才能继续前进。



（170）



在“冲刷历史因素积累沉淀的必须”面前，再大的革命者也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因为一切力挽狂澜的努力最后都是注定失败的：“你可以多活几年，但不可能活到永远。”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悲剧，却都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因为高贵的心灵总是过于仁慈、企图力挽狂澜。但我们需要记住：高贵的心灵，往往也是过时的心灵！



命运说：“历史因素”每隔一个周期，就会通过革命或战乱等“社会力量的巨大重构”而被淘汰掉一部分。这也被叫做“洗牌”，然而这些被洗掉的牌、这些被淘汰的历史因素，并未在历史上消逝掉，它们还可以通过隐性的遗传，传递给以后的过程。正因为有“历史因素”的存在，所以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死灰复燃”的奥秘现象。正因为历史因素具有这种死灰复燃的特质，历史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言，都是“具有连续性”的。同样，正因为历史因素的沉淀会导致战乱及革命，历史也才可能在万变不离其宗的运行中，出现新的意义及新的形式。



综观之，我们可以说，历史因素本身既是压抑生命力的、阻碍生命体现其自我的；也能够刺激生命力、使生命力自我体现的冲动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历史上无数的事件证明以上两点：1、传统的力量往往阻碍创造精神；而最伟大的创造精神也被迫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的。2、一个生命体难以凭借自己的生命冲动创造许多东西：他必须借助于历史因素就像借助于梯子一样。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历史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不纯然是消极的，它完全可以得到“积极转化”的。例如“抽象继承”就可以达到积极转化的效果。更何况，若无历史因素的作用，则历史本身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串，不复有任何延续性了。



（171）



关键的问题是，行为者如何对待历史因素：是逆来顺受地被历史因素奴役呢？还是处心积虑地摧毁及剔除历史因素呢？而我们要知道，后者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是近乎自杀的行为！例如“破四旧”就是如此。破四旧容易，立四新很难。倒是“改编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比较实际：使原来次要的上升为主要的，使原来主要的下降为次要的；使原来具有甲种意义的，易化为具有乙种意义的；又使原来具有丁种意义的，易化为具有丙种意义的……这种以“重新排列顺序”为形式的易化，是来自《周易》的启示，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阻碍生命力体现、阻碍新生活创造、阻碍新文化建立的历史因素，化为发扬生命力的、创造新生活的、建立新文化的历史因素。这就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谁改变了历史因素的排列顺序，他就等于创造了新的历史因素的组合。“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虽是真理，但也要明白：原来的东西虽然不是新的，但是经过新的排列，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功能：这个道理类似“字母与书本”的关系。新的作者，将用旧的字母创造新的作品，尽管外国的人看不出相同的字母可以组成不同的书，就像外行的人看不出“新的组合将改变以往一切历史因素的现在意义”……



（172）



一个创造者，就是“一个重新排列顺序的人”，就是“一个用旧的字母写出新书的人”：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但要重新构置序列，而且在这之前还要选择那些他所需要并能保证其成功的历史因素。



这不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敏锐的眼力。一个不能超越自己环境及同代人的死死围困甚至包抄进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创造者。然而创造者必须突围，他必须成为创造者。



一个创造者，他具有如此神奇的感觉，以致他不会被浩如烟海的历史因素所淹没，他能从中超脱出来，并以创造精神来支配、改组任何汪洋恣肆的对象！



以佛学为例，创造者不会津津于它的细微末节，从而被其淹没，而空度一生。创造者会从自己需要的细微末节中，参悟出那个自己所需要的本质，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创造活动。



这样看来，创造活动无非是重新构置序列的活动，用一种社会政治的语言来说，是“建立新秩序”的活动。“秩序”的精义是万古不变的，正如“创造”的精义是万古不变的一样。所不同的仅是，各种秩序与各种创造活动所借以形成的素材不同，所面对实施的对象略有不同而已。



（173）



万物的差异，在于构成它的序列不同。至于这种种不同的排列顺序所体现的“本质”，则无非基于人类的想象，包括幻觉与幻想。“事物的本质”充其量不过是“人类的需要”。因此也可以说，“序列就是本质”。



（174）



历史的变化、“易化”的本质，也是序列的变化。所以，创造者之体现了历史需要即在于：他所创造的序列是体现了历史的新序列之缩影，因而他成了天命的仆人。然而，有时他所参与的序列却是一个恶化的过程，他所体现的历史是一个堕落的缩影──这样，他还是天命的媒介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例如，从历史人物观察历史因素的日益沉淀就可以看出：徐偃王的灭、宋襄公的败，就说明了先秦文明的衰落。元首之沦丧，乱世之来临，乱世之末，“法西斯”即将兴乎？王莽与王安石虽同为“社会主义改革家”，但又都不够法西斯化，原因是他们不是趁乱而起的底层人物，而是身在高位的，这就妨碍了他们的改革活动深入基层。



根据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即使没有辽金元等外族入侵，宋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更加集权的统一帝国，虽然那会与野蛮化的朱明、禽兽服饰的满洲大不相同，因为朱明是建立在元蒙的废墟上的，而满清又是窃据朱明阉党的残汤剩饭的。



（175）



对“法西斯”、“无产阶级专政”这类乱世的暴政，不需要进行深入的哲学研究也能明白：这毕竟不是千年之计。这种东西只是处理乱世之急的一种紧急状态法，绝非长治久安之策。更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统一帝国的出现就有所不同了，那是一个文明成熟的果子，而不同于法西斯、全面专政这种揠苗助长的早产儿。



当然，我不会否认历史因素及“历史的报应”对法西斯专政（包括共产党专政）的所作所为起了“决定作用”，单靠恶意是无法犯下如此大规模的恶行的。但这毕竟是通过法西斯（包括共产党）他们自己的哲学而发挥作用的。现代的法西斯与全面专政者似乎缺乏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得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而已。法西斯（包括共产党）使人类的政治智慧倒退了两千年。



两千多年前，西汉初年的谋士陆贾就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就是说，你刘邦能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和治理天下是不同的，用武的方式打下天下，必须用文的方式来进行治理；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办法。商汤、周武王采取“逆取而顺守”的方略，所以国祚长久；吴王、智伯、秦始皇，都是一味尚武，任刑不变，所以终于败亡。



法西斯（包括共产党）像是吴王、智伯、秦始皇，始终不能放弃军事管制和全面专政，所以只能像吴王、智伯、秦始皇一样灭亡，无法像商汤、周武王以及后来的汉、唐那样，建立长治久安的文明。



（176）



任何一个革命政权，在其建立之初，无不实行极权政策甚至极端政策，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尤其在此前的“建立过程”中尤其血腥残暴。但是当它稳定之后即应施行“仁政”，即礼制的同化，而非法制的强权。这个残暴期最多十年至二十年，而绝非现代暴君的“千秋万代”或古代暴君的“垂之万世”。为什么第三中国需要汉朝与唐朝那样的“仁政”，而非秦朝与隋朝那样的暴政？因为只有仁政，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百年大计、千年之计，才是长治久安的保障。这种“以逆取而顺守之”的自我转变，是一切文明国家必不可缺的。不能完成这种“儒表法里”的自我转变的野蛮势力，一味尚刑、滥用武力，势必被他者（如汉、唐）取而代之。我称这一取代为“二次革命”。



第三中国需要通过这样的二次革命，消除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余势力。



（177）



明清以来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尾大不掉的庞大帝国，便采取了一种贻害长久的错误方式──不是克服停滞，而是把停滞状态变成“理想”，给奴性以制度化。他们使用了整套扼杀独立精神的社会工程，这种僵化策略终于把现代中国推入了进退维谷、万劫不复的两难之境。这历史责任在谁？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统治的一时之利，竟然不惜让全民的种族退化！对于满清，这可以用异族的野心加以解释；但对于明室和现代的汉人政客，则如此简化的说辞并不能解释清楚问题之所在。



于是我尝试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明清的一元化衰世，是从唐宋的多元化盛世发展过来的。但在社会公层面上，明清又是鉴于唐宋的散漫教训而推进高压政治的，其间当然还禀承了蒙古牧人对付野兽和家畜的奴化遗产。这个历史的枷锁何其沉重！而满清又通过八旗制度和满人监国，发展出中国历史上统御术最细密完善的一个朝代。但也正因为它的细密完善，反而变成了尾大不掉；因此在面对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新世界格局的挑战时，也就沦为一个最为低能的病夫和恐龙。



（178）



专制制度有利于“收割”，却不利于“生长”，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不能只要一元专制而不要多元发展！



西洋正在沉沦，我们要起而创新！1970年代代议制度在世界范围的衰落以及寡头制度咄咄逼人的崛起；有限战争又重新流行起来；宗教的死灰复燃……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一个新机运的来临。新的机运也许不是关于“神”和“天命”的精神暗示；而是一些可怕的物质毁灭手段。这些手段的严峻性质，迫使人类不得不稍事收敛自己的欲望，过一种较为理智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再也无人来问津……马基雅维利是个历史家，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说他是一个“不懂得历史命运为何物的历史学家”。他不明白：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他赞扬罗马共和制，却不懂得元首制度的必要性。他鼓吹无限战争，却不懂得有限战争的伟大价值。他嘲笑宗教道德，却不懂得宗教道德背面的威权和力量。总之，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正，不知反。现代历史的发展，虽然证实了马基雅维利的预见，但也暴露了他的弱点。因为理性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萧瑟秋天已经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一针见血的韩非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



我们和韩非及马基雅雅利不同了，他们是鼓吹专制，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晚期。我们却生在一个遭到毁灭的“毛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成品的洪荒时代，这个时代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我们既然生在这个茹毛饮血的绝境，只有祈祷上帝开恩，如果神的恩典真的降下，绝境才会成为一个更生的时代。



（179）



“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这是一种绑匪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掠夺欲望的表达，他们把绑架勒赎叫做“社会主义改造”，其对社会的危害十分巨大。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你的就是公共的”，这比起两千年前的孔孟思想，都是一个极大的退步，不仅比孔孟是退步，甚至比秦政亦有退化，而且是比陈涉刘邦之类的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更为凶恶的意识形态。秦政毕竟还有贵族政治之遗绪，他还承认天下的自在性，也即文明的传统价值，而不希求与一切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使刘邦在儒冠中撒尿，虽与毛泽东的破四旧相似，是十足的流氓习气，但刘邦毕竟知错能改，不像毛泽东死不悔改。



“毛泽东思想的完成式”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你的就是公共的”变成了“公共的就是我的”，就是“让我们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经过毛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丧失了这种自信：中国还是能够再度文明化的。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野蛮状态的谷底之中，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但也正因我们在谷底，所以我们看清了许多东西，并且知道应该做出根本的改变了，否则山洪一到，我们就会变成蚂蚁飘走。



为了自救，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传统去”。这不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幻想”，这不是“违背现代潮流的反动”，这是对毛时代野蛮状态的真正清理。有人认为毛泽东尚未从“封建传统”中脱胎，但我认为，毛泽东的基本概念是斗争哲学，其根本的内核并不是中国化的，而是“去中国化”的。中国的传统讲求和谐，讲求化解；即使斗争也是通过化解的方式，但毛泽东却追求巨变、天翻地覆慨而慷。



同时，我深深感到中国文化之伟大：即使像毛那样一个“中国文化的罪人”，中国文化的毁灭者，他也被中国文化深深支配了，尽管他以为他在毁灭中国并乐意如此──唱出了反抗霸道的歌曲。土匪也会否定霸道！王道的深仁厚泽可见一斑。否定霸道，岂不就是肯定王道？即使这是以“反抗美帝苏修”的形式出现的。



这也使我想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世界问题的解决需待中国问题的解决。



（180）



无法无天无君无父的二十世纪，满清虽然瓦解了，但留下的却是一个“满清遗民统治中国”的时代，袁世凯和北洋南洋的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都是作为“满清遗民”，在这样的时代生态中如鱼得水的。即使脱毛化的邓小平也不例外：他生于於西元1904年，须知，他七八岁甚至十几岁的时候，头上还拖着满鞑子的猪尾巴！有些偏僻地区如四川乡下，辛亥革命好几年以后才革除猪尾巴，早经奴化了的老百姓还相当不习惯呢。



腐朽变态的文人鲁迅有过一句自我反省的话，说是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和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满清遗民的心态。其实鲁迅这种亡国奴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划分，仅仅适用于蒙古和满清等蛮族入主的时代，而不适用于汉、唐！汉、唐的中国，是自由的中国，是社会民主的中国，是文明统治的中国。而鲁迅自己，虽然生在一个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可是他却亲日媚日，鼓吹一个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最后促成了毛泽东时代，并因此被毛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中国需要文明化，也就是“脱毛化”，让人从带毛的野兽状态重新进化成为人。



（181）



好的态度，加上强烈的本能冲动──我们就只有这两项宝贵的文化资源了。然而，看看过去、现在，再想想未来，中国所取得过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这样，在我们身上，也许依然潜流着那股创造了中国文明的血液。



中国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杂质甚多。他曾经强盛过，但近代以来，他积弱不振了。现在，作为个人，中国人有许多杰出者；但作为群体，则仍然良莠不齐，坏东西把好东西淹没了。有个说法也许是老生常谈了：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相比，中国人杰出；三个中国人与三个日本人，势均力敌；但只要十个日本人，就强过好几十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只会互相拆台，而不懂得基本的协作。



（182）



略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德化”



“德化”是精神，是方向。不是措施，不是技术，不是方法，不是道路。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创造性文化的同化状态……



“天子──文化创造者”，就是“德化”的奇妙象征。我们并不认识“天子”；除非我们首先沐浴在天子的德化之光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德化史”，一部文化英雄的历史。尽管不是毫无瑕疵的历史──但毕竟是一种超乎世俗所谓的“文化”之上，而卓然屹立着的政治史，艺术史，道德史，文明史。这里，有着人性最深刻的表现和最充分的流露──谁说它们总是“压抑着人性”呢？



我不否认“德化”的消极性。任何伟大的“德”，一旦社会化，就染上了深重的惰性。这是文化史上永远也祛除不了的阴影。可是，它若不社会化，又如何施展其历史功用、圆满其文化功德呢？让我们原谅“可以饶恕的惰性”吧！对于“不可饶恕的惰性”、对于那些削弱生命、扼杀活力的惰性──让我们以“欢呼新德的诞生”来驱逐它！



1、作为伟大个人的“德”



不论“德”的根源是什么，不论“德”的形式、样态、色彩、方向如何如何──它，都首先体现于某个伟大的人格。可以说，“德”，永远都是某个伟大心灵的附产品；它，只有藉助某个个人的诞生得以成形，并发挥社会性影响。从来就没有能够脱离现实的活生生人格而独立存在的“德”。“德”，从来就无所谓“客观性”之可言；它的“客观性”，仅仅在于它当时当地的社会性。这就是“天子论”的基础。



2、作为社会规范的“德”



“德”，不是“私德”，而是“公德”；因为只有“公德”才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私德”与“公德”，尽管这二者不很协调、甚至有时完全对立，但是只有当“私德”也变成了一种“公德”、“君子慎其独也”的时候，“德”才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时，并不客观的“德”，就有了某种“客观性”：它已经从伟大人格中相对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超越个人、超越伟大个人的东西。作为社会规范的“德”，从伟大的心灵流出，凝固为坚定的社会规范，“百姓得以攸序”。这就是“道德论”的基础。



3、实现了“化己化人化世”之圣功的“德”



“德”，从伟大个人的人格中汩汩流出，凝炼为一种超乎个人的社会规范和历史结晶。它不仅化人化世，而且首先化育那颗分泌出它的心；它催化万物、催化文明、催化历史，首先催化了高级政治。“德化”并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尽管它先由个人来表现。它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个体的解脱，而在于普世的超渡。这超渡的最强有力、最现实、最可触摸的形式就是“大政治”。这就是“政治论”的基础。





第四章《古老形式中的新生命》



[1981年5月4日──1990年3月23日]





（183）



“中原所居中国之中，中国所居昆仑之中，昆仑所居天下之中。”



中国文化是一个古老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仍然还有新的生命可能。



于是我还是想最后研究一下中国奇特命运的构成要素：



1、地形。中国的地形确有“伟大”的特点，从西部的世界最高山峰到东部的世界最深海谷，一个巨型的梯形，兼容并蓄了各种地貌。



2、文字。中国文字确实复杂，而且造就了中国的复杂。用现代眼光视之诚为缺陷，但也成就了中土文明的持久要素。



3、传统。中国的政治传统实为中国的独特成就。它不但提供了统一的连续观念，也使中国的统一成为现实。



地形、文字、传统，综合起来，使得中国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与稳固性。勿忘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皆是由于基督教成功地使其人民丧失了传统观念，以及自信及抵抗精神。



犹太之亡是由于国土狭小，印度之亡是因为漠视政治，印度教过于出世，虽不及犹太教封闭，但其种姓制度过分压抑并凝固了社会的发展。埃及之亡是由于社会僵化，最后沦为金字塔一样的文明化石。中国要摆脱埃及的命运，唯有恢复创造者的地位。创造的精神传统对一个民族的独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即落入了所谓“从精神上解除武装”的陷阱。



（184）



再看中国文化的两大来源：北方的政治文化（史官文化）与南方的神话文化（巫觋文化）。



我忽然想到：北中国尤其是西北中国，在唐以后的衰落，出了持续的干旱化使得北方的压力从西北转向了东北，还有一个“人文因素”不得不加以考虑：宋代的中亚由于蒙古人的毁灭性征服而造成了永久的衰落。随着中亚的残败、两河流域的毁灭，往日繁华的大商道全部化为乌有。甘肃也衰落了，西安沦为边境城市。这种状况又加深了中国对西北的漠然态度──西北地区对中国已无多大价值及吸引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明清两朝。在 “民国”和“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中国时代”，这一衰落也无根本改观。



由此可以想到：中国北方与西北要复兴和繁荣，必须加强与中亚的联系，并通过中亚与两河流域、西亚、欧洲重建繁荣的商道。甚至需要密切与“白匈奴”俄罗斯的关系，不论这种关系为和平友好抑或敌对抗争。后者看起来虽无实际利益，毕竟可以引起第三中国对西北的重视。为了对抗俄罗斯这个白匈奴而实行填充政策，可以使得白匈奴对中国的威胁挑战，转变为激励中国复兴的马刺。而时过境迁之后，谁人又能断言白匈奴不会成为中国复兴的牺牲品呢？那时，西伯利亚将重回黄种人怀抱。以往，中国没有“不远万里”地侵略匈奴，但遭到俄国祸害几百年以后的未来世纪，就难说了。反击俄罗斯，收复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就是文王西伯的封地。



（185）



进入广东已经一个多星期。这段经历使我再次肯定了1973年我初游上海时萌发的思想：必须消灭方言，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这决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消灭方言──决不仅意味着外表的形式上的统一；它还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建设的意义。根据我的经验──方言的差异导致居民在心理上的差异。包括其思维方式、甚至许多心理习惯的差异。在“分裂人群”的意义上──不同的方言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作用虽然不及语言来得那么显著，但确实具有潜移默化的分裂作用。只是地区方言的分裂作用，不及民族语言那么突出罢了，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忽视它，妨害了中国一体化的进程。



（186）



方言的流行──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失败标志。就中国而言，也是中国的文明开化、同化运动未能进行到底的标志。我们必须彻底拔除方言这一并不光彩的落后标志。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语言的统一更是民族统一与国家统一的前提。这个以表意文字为交际工具的国家，方言林立的现象无疑受到了纵容──但时至今日，决不能再让这一分裂现象再漫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了！



（187）



“内外之分”两面战略──将成为“中国的罗马法”。这种战备精神的内核，不是罗马法的“公民精神”，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精神”。所以全国范围内消灭方言的运动：正在成为中国一体化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的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使一切“少数民族”语言随之皆化、修成正果。



在这块貌不惊人的语言土地里播种、投资──我们一定会取得出人意表的物质收获！这是只能感到而不可言传的……中国的语言统一，将被证明是一项巨大的收益，是一项一本万利的事业，可以大大“促进中国的生产能力”。



（188）



“喜马拉雅山”不应叫做“喜马拉雅山”，因为“山”只是一个，而群山只能叫做“岭”。“喜马拉雅”更是“群神”的异族语言的音译。难道在一个最终将奠定世界新秩序的统一国家中这是可以容忍的？“喜马拉雅山”应该叫做“群神岭”。我们就是这样既不失统治的尊严同时又保留了人类的文化，因为我们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正如中国人应称“白令海峡”为“昆仑海峡”一样，因为那里是昆仑地区的终点。总有一天，在中国大地上不再留下一个异族的地名。例如“哈尔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之类……全部要用汉语地名取而代之。中国应该中国化。



（1981年5月4日凌晨二时，汕头汽车站）



（189）



历观以往诸大世界帝国，似乎未有若往昔中国之稳定绵长、颠扑不破者，历观世界诸大民族的政治传统，似也未有如中国历史之不绝如缕，一再渡过最黑暗的历史厄运。一方面这可归功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众，未可一日灭之；另方面又可归功于中国择优而仕的政治制度，得以网收天下精英。但是，谁曾想过，古埃及在西元前3100年由美尼斯王统一，历经古王国（前2685－前2180年）、中王国、新王国（前1567－前1090年），最后由亚述人灭亡（前663年），统一帝国时期也曾享祚两千五百余年。这比秦至清的两千两百年大一统时期确实还要长些。而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与当年埃及和近东如巴比伦、波斯等所经历的“希腊化运动”，又何其相似！



这难道不值得当今的国人警觉，并为之深思吗？



要知道，即使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如果完全彻底的现代化并国际化，对世界的互补性贡献反而较小，如此一来，中国对世界历史作出转折式的推动的能力，也会下降。



（190）



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重要的是勿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脱轨”；而“落后”并不可怕，而且是不可避免、“极难缩小差距”的、甚至是“有益的”。



当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试炼时：“文化”成为多余。毋宁说；在这样一个亡国灭种的历史时代──如何应付这一亡国灭种的考验就将成为中国的“最高文化”，就将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源泉。其实，这也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发点。



（191）



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而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国家”。例如，在中国，社会的整合功能是由意识形态而非由法律制度来承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构成了道德、政治乃至社会经济制度的总枢纽。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只能由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引导。



如果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配套，则将流于“社会解体的预备阶段”。不仅由于社会变革失去了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成为动乱的根源；还将由于社会变革与旧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导致社会撕裂。



“摸着石头过河”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所能够发明的最为愚蠢的“战略”。这样缺乏意识形态引导的盲动，迟早把趟水过河的人淹死的。



（192）



新的意识形态！



历史决定论在根本上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一种科学，但是，神话不是常常比科学更有力地摆布了历史过程吗？过程比“结果”更实在。其结果是，关键不在于“预测”，而在于“影响”！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193）



法国式的决斗有公证人充当裁判，美国式的决斗则没有裁判。这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有规则限制和无规则限制的区别，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区别。



在法国式的决斗中，裁判有时还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故使决斗以和解告终。但美国式的决斗由于少了这关键人物，大都以流血和死亡告终。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社会的法则。



如果在一个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没有类似公证人、裁判的调停者，这个社会的和平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在1989年的中国，学生一边，中共一边，没有中间人调停，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屠杀。



（194）



波兰、匈牙利的和平变革所以能有所成就，是因为影响极大的天主教会做了双方的调停人；东德、捷克的变革，则显见是由戈尔巴乔夫做了调停人。



但苏联社会本身却没有自己的调停人。最后不得不以国家分裂为各个加盟共和国告终。



中国社会更加没有调停人，连苏式的软弱但统一的东正教会都没有！中国社会的和平变革因此根本就是与虎谋皮、痴心妄想。



（195）



对一个变革中的社会来说，最可怕的前景还不是武力至上原则的横行霸道，而是整合力量的阙如。事实上，“唯暴是从”的风尚正是从社会整合力的全面解体开始的；而没有调停人的改革，则必定导致整合力的消亡。



不幸的是，法国人的决斗需要公证人的原则，无法贯穿到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所以，暴力革命代替了和平改革，左右了法国的现代化过程。相反，美国人的决斗不需要公证人的原则，却贯穿到了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了，结果美国也就经历了两次暴力革命：独立革命与南北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



（196）



近代中国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败涂地？因为，中国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的“读书人”和功能衰退的官僚们，这些食禄者们“学而优则仕”，却没有能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军阀头目的皇帝陛下也不允许他们承担责任。结果社会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共产党趁乱而起，虽然号称“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党本色，既失政，又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共产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必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他们就要拼死以赴地阻止中国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并发症。



中国的双重未来，酝酿着重大的危机！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



（197）



“提出问题的文化层”，是知识分子。



“解决问题的文化层”，是政治家官僚。



提出总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却难以圆满，因为再圆满的解决方案，也经不起时针的移动。生活中的刻舟求剑遭人耻笑，政治上的刻舟求剑却受人吹捧。



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僚之间，一定要有充分的谅解与合作，这样，社会才会有谅解与合作。如果这两部份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社会也就滑向了破产与革命的边缘。



（198）



“反”需要这样一种力度：至少得和“正”一样强大（而从中国近代史不断升高的压力状态看，一样强大的内力，势将表现得更为强大）！只有这样，“反”才能成为合力的有效构成！



一个新的综合的文化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读书人，甚至不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的文化阶层，不仅是舞文弄墨者，不仅是技术专家，不仅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的文化阶层，相当于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字；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也就是说，他们接近法国人而不是接近美国人。



新的文化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于他们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它才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的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有计划消灭文化阶层，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速其死亡。



（199）



新文化复兴的基础是什么？是新文化阶层的兴起。是新精神贵族的重新确立。是新士大夫阶层地位的重建……这是一切文明的真正基础，这是一切文化的土壤。



现代中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各种凋弊，就是由于固有文化阶层的崩溃，而新文化阶层又未能确立，因此整个民族缺乏应付挑战、解决危机的能力──这与日本近现代史正成反照。



中国已是一片荒漠，文化土壤遭到彻底破坏，反文明的共产党取代了文化阶层，在中国大力推行野蛮化运动。因此，若非在中国重新培植出一代文明沃土，一切重振中国的努力只能流于徒然。中国现代史可以为我的这一结论作出许多论证。



新文化阶层的形态，决不等同于旧的中国文化阶层的简单复活；由于中国经历了野蛮化的“革命中断”，新文化阶层也不再可能通过“借尸还魂”的法术来施行。新文化阶层的建设只能从头做起，新的华卉不幸只能从现今的荒漠中生长起来。



（200）



我梦想一个遥远的未来：新文化阶层不以“文绉绉”的风度称许于世的，而是浸透着新野蛮主义的原始精神，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它是化育者。一切文化之衰，都是“自食其果”的报应──新文化阶层不食文化之果，而吃野蛮之餐。野蛮之餐将提供给这样一群怪物：他们“为而不有”──只是创造，决不享有，因为他们对“自食其果”的衰局，非常恐惧。他们牢记古人所说的“日新其德”──他们禁欲，不因信奉道学先生的教条，而因一个超欲的欲望：渴望不朽，渴望逃避“殊途同归”之衰……



（201）



“一切文化都是奴隶们创造”──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比这更能传神的胡说八道。此语的潜台词要从反面来看：若不压榨奴隶，就没有文明创造的空间；奴隶阶层一旦清除，文明就缺乏资源；奴役现象一旦减缓，文明就因失去动力而虚脱了……所以，新文明的创造者有必要重建一个奴隶阶层，一个“服务生阶级”──否则一切高等文化都是不能诞生更无法壮大的。一种文化越精深、越伟大越富于生命力，它所仰赖的奴役状况亦必越严酷、越广泛、越惨无人道。



一种新的奴隶文化就要继欧洲文化的虚脱疲惫、惰怠、衰颓之后沛然兴起了。它的原则却是以一句模棱两可的古语来表述的：“中庸之道”。



（202）



东方人特别适宜做这种新文化的创建者，因为东方人是一种特别优秀的“政治动物”。东方人的服从性、耐受力，确实不同凡响，这样的品性，就为一个新文明体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那就是“奴隶基础”、“服务者阶级”。



现代中国的混乱，一方面是由于文化阶层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服务阶层（即“下等华人”、“苦力”、“劳动阶级”等）丧失了服务精神。至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实在够不上“文化阶层”的雅号。他们充其量只是一批翻译工具和未经消化的食客，而无精神上的创造性和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瓦解，第一步是文化阶层的丧失创造性精神及其本身的崩溃；进一步则是服务阶级的惰怠（这是最近三十年即“解放以后”的新发展）……可是，在这场大灾难、大悲剧之中，却酝酿着新的野蛮精神──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了……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曙光！──中国新文化阶层，决不等于现代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将从新野蛮主义的冲天火焰中熊熊升起，回答中国两百年来的社会崩溃、文化毁灭的荒漠状况。真的，中国的崩溃所招致的巨额灾难已经是世界级别的了，它的收获也应该是同样的巨大才对：那就是一个新文化阶层的兴起，那就是一个新文明心的秘密酝酿，那就是新的文明创造者像天子一样冲天而起！



（203）



新的文化阶层应是世俗教养的最大敌人。唯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现代中国的混沌状态中开天辟地、恣意生生。大凡文化的创建者──都充满着原始的强劲精神，不论是讲学授徒、周游列国的孔子，还是运筹帷幄、东征西战、封建列国的文武周公……



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可说是毫无希望之可言，但允许我说一句预言：野蛮精神这个中国的唯一希望：再加上中国的唯一遗产（强韧的传统）一旦披上了复古主义的外衣，就将化合成一座无物不载的、通往第三期中国文明、第三中国的巨型桥梁。



（204）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暴徒毛泽东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这还被总结为“乱中取胜”的革命战略。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毁灭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满清毁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满清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感，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的核心。



（205）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决不像毛泽东伪善的颠倒黑白：“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个关键的区别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



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那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的文化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而是从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从那新文明、新文化阶层的摇篮中诞生的。



（206）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文化阶层正在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这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可以取代的。



新的文化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螺丝钉，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们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经济活动，而是心理性的创造活动；他们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们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是他们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们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们的动能；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累，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一种挖苦。



（207）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侈──只是下等人类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这些下等人多有自命为“中产阶级”的，或被其他更贱的人视为“上流社会”的。但精神贵族却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能量。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208）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对于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依靠所谓“榜样的力量”施行“间接的统治”，这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而“舆论监督”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作用，就因为“独立的舆论”乃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力量。



新的文化阶层，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从“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的文化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仰慕、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主干道路！



“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告！



（209）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的文化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1、新的文化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其“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的生活。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临近死亡的消极状态。



2、新的文化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3、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同情底层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的压榨所进行的自我保护。



（210）



新文化的创造者──革命者──天子，这是三位一体的。他需要三方面准备：意识形态、设施、策略。另外必须为建立新文化而奋斗。策略堪称为“王道”三部曲：议礼、制度、考文！



（211）



革命的势力若不终于放弃革命──则必定自取败亡。生活是如此强大，生活的法则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致于它被某些哲学家形容为“性恶”，形容为自私、庸俗、残酷。任何革命的冲动和革命的理念，充其量只能改变“性恶”的表现形式及其色彩与方向；却不可能取消性恶与生活的法则。例如，把一个和平的社会变成一个好战的集体，或把红色娘子军变成黄色娘子军、把靓丽的色彩注入灰色的空间……这些都很容易。因为这些改变丝毫没有违背“性恶与生活的法则”。但是，所谓理性若不向现实妥协屈服、同流合污，从而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物化了的东西，甚至沦为“性恶与生活的法则”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自身就会被现实生活无情地粉碎。



（212）



关键的问题在于认清自己的使命，认清任何使命就其本来意义而言都是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没有永恒的使命；只有永恒的“生活法则”。刻舟求剑是理想，但却是“不对”的，因为那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作广阔的洞察和全面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于自己使命的伟大自觉。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既要“无所不用其极”，又要有强烈的分寸感和高度的戒备性。要预防自己干了“非份之事”、以致越出了自己的使命之轨，从而导致翻车覆舟的危险。



如果需要的话，文化阶层应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作为自己使命的牺牲，而不是要别人来供养自己甚至为自己牺牲。这并不是百无聊赖的理想主义，而是避免堕入一个低级的交换。因为说到底，这些超级动物依然有其动物性，但他们不该让自己的动物性受到诱惑：他们的“使命”是“天性”的体现，而不是摇尾乞怜的表演。



（213）



“客观的使命”那只是宣传。使命首先发自某个心灵的深处，然后传遍四方；最后才成为一种“实在的即客观的东西”。至于“生命”，都是“天性”也即“使命”的附庸──这不是自我意识及高尚情操使然；而是自然存在、是性恶的生活法则。他的行为必然收取他的果实，不论这果实是什么。



未来执掌中国命脉的大能者！请听听这些金言！因为它也暗示着你的命运。一方面，你是个不会间断毕业进程的革命者、学习者；另方面，你又要时刻准备将不合时宜的“革命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因为只有你能体察到宇宙的变化、进程的脉搏──并灵巧而坚定地伴随它跳着你的“骷髅舞”。其余的一切你都是不管不顾、充耳不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古代的先知贡献在你座下的奇妙预言！你把《庄子》变成了先知书。



大能者！愿你成为庄严的胜利者。愿你的仆从都习诵献给你的《胜利者的书》！那是一本新的《庄子》。我们应该以我们的良心──给这能者戴上象征的桂冠：胜利和荣耀、纯洁和道义！因为他不愧为政治的谋略、历史的主人。



他的这种高级艺术，得之于那全方位的视野、无与伦比的透视、历史鉴别力、行为的判断力、高雅的决断力、近乎虚无的轮回、圆圈式的柔韧……



（214）



与其说支配历史的是某物的作用力──不如说支配历史的是某物的反作用力。虽然这种表述从语法上看略欠畅达，但事实毕竟是：反作用力“在历史中”与“在物理上”并不一样──它往往大于作用力。这就是“反动者”的价值所在。虽然还有许多反作用力激发不起来或没被激发起来，但那终于被激发起来的反作用力──将对历史施加格外强大的影响。



在我们“世界之海”出现了这样一个杰出的能者：他施行他根本反对甚至厌恶的东西、他助长他切齿痛恨的势力──为的是“以速其败”。而且，不是在小处试练；而是要“瞒天过海”：稳稳地欺骗时人也巧妙地瞒过历史。因为他意欲操纵和揉捏的，恰恰是历史本身──时人不过是其垫底的材料而已。



（215）



社会变革的节奏，烙印在三种人身上；换言之，社会变革的节奏通过三种人的登场而被认识的。这就是：



1、宣传家



2、组织家



3、战略家



宣传家是煽动者，爱好表演的戏子。他的本能钱是身体的姿势、唇舌的灵巧、丰富感人的面部表情。



组织家是工程师，喜欢对人进行机械组装。他的本钱是交际能力、记忆容量、热衷操作。



战略家是下棋者，他以组织为器具，以宣传煽起的热情为动力，去从事历史的博奕。他的本钱是优越的判断力和对全局的了然。他的特征是对可能的目标，具有透彻的认识。



宣传家的时代，变革浅而泛；组织家的时代，变革深而窄；战略家的时代，变革深而广。



至于精神领袖的作用，既开其务，又成其物；周流而不息，贯穿在整个过程中。“目标是没有的，过程便是一切！”──这是不对的。事实上，“目标是有的──精神创造世界！”中国的圣人、希伯莱的先知、希腊的哲学家，皆此类也。



（216）



器是精神的体现。欲治器者，必先调养精神。中国人若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之器都是无缘的！飞机的前身是汽车，汽车的前身是奔马，而正是训练了奔马的那种飞马精神，创造了一切现代交通工具！首先飞翔起来的是精神，这在神话里已经体现得活灵活现了：飞翔的希腊精神，天马行空的中国精神。



“人类的巨大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回答的。看穿了，那一切吸引人类为之赴死的目标，也就是希腊神话所总结的财富、爱情、权力、智慧、名声等等，都是虚设的，是一些勾引人们上当的圈套而已。在我视之，人的一切牺牲，其价值就在牺牲行为本身的壮丽，其目的就在于显示生命循环本身的力度。除此之外的“目标”、“召唤”之类，都是虚设的圈套，一些网鱼和捕兽的诱饵。



（217）



在中国的风景网点中，存在太多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关，天下第一浴，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谷……其要害在于，正如中国生活的其它方面，这里也缺乏一种“有效、普遍、权威的评价机制”，结果，太多的“天下第一”在那里聚讼不休。甚至更糟：互不闻问地自在，仿佛其他一切都不存在！



（1978年7月5日）



（218）



中国古人对“名山大川”的赞慕，其实含有风水观念和宗教观念。当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对于自然都有敬畏，只是他们的观念不同于“风水观念”而已。中国的风水观念不仅含有审美意味和卫生内容，而且含有宗教甚至迷信思想，以为风水设置能够影响政治兴废以及天下兴亡。



（219）



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哲学教义，通过《周易》卦象与卦义，把事物分为现象与本质两种形态。前者构成现象世界中的一切：天地、万物、星辰、日月、雷电、云雨……后者则被人类的语言概括为“乾”、“坤”、“屯”、“蒙”、“需”、“讼”、“师”……前者是后者的现象化、物质化，后者则为前者的抽象化、本质化。由是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完满的宇宙秩序……



（220）



从《周易》的阴阳化合来分析世界，哪一种要素相当于阴，哪一种要素相当于阳？我以为：此两大要素之任何一种，本身都是阴阳运化之结果，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所以，这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都不可以独立存在。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如此复杂”。



“开辟新生活、创造新文化”这一思想本身，也是复合的：它摄取儒、道两家特点而成。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寻求异境，所以这一思想兼容并蓄了儒道阴阳。



（221）



中国哲学里的“天”，本身是不具备人格的：“天”只是一种天上的秩序即天道的简称。只有“天帝”或“上帝”才具备人格，因为他是天的统治者，而在西方他还是天的创造者。古代中国的神明，只有文化世界创造者的身份，没有自然世界创造者的功能。



（222）



一个产生庸人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即比较“阴”的时代。



在“痛苦”而伟大的时代即“阳”的时代里是很少庸人的。不是善者，就是恶者，产生庸人的平衡已被打破，有的只是失重的人、奇特的人。中庸难矣哉！中、庸，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征。革命时代则可能反之。所以从更深一层而言，子程子解释“庸”为“不易”，是有道理的。“不易”不就是“特定”与“长在”吗？



中庸实为和平时代的政治要素，在那样的时代，不中庸则危矣！中庸也是不走极端而富于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中庸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靠中庸来维持或创造”。



中庸之道是和平统治的真理，是保守勿失的真理，是歌舞升平的真理，不是革命、进取、苦斗的真理。因为，革命、进取、苦斗时，即使需要“中道”，也不会需要“庸道”的。



（223）



伟大天才之所以不同凡响，不在于他们从不失败；而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残酷击打中迅速恢复；更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耻辱中汲取教益与革新的力量，经过一番重新酝酿后，用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勇气、技巧与狂妄，投入新的战斗，用精血洗清失败的耻恨，此之谓“失败者成功之母”也。第三期中国文明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阴阳两大要素之间的互相冲突、消长、厮杀、融合……



（224）



儒家学说是史官文化心灵的公开表现形式；道家文化则为巫觋文化心灵的秘密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北风（史官文化）终于压倒了南风（巫觋文化）；南风只能在北风的隐蔽形式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并以北风的观念为自己的外表形式。



儒家文化是动的、入世的；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静的。即实现良好的秩序、宏大的天下统治。



道家文化是静的、出世的；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动的。即不断寻求异境、与天地造物者游。



这样说来，儒家以动为静、静里动表；道家以静为动、动里静表。它们一往一来、一张一弛、错综反对、殊途同归──不断形成中国的浪潮与文化潮涌，暗淡的消歇与灿烂的崛起互为交易……



中国政治史、社会史表明：每当政治紊乱、社会崩解的时代──道家文化就油然复兴。每当政治稳定、社会升平的时代──儒家文化就占有主导地位。这表明了什么？而中国的艺术和有活力的文化──却往往和道家文化的兴衰同其命运；而与儒家文化却取互相消长的态势……



两大文化要素哪一种更“好”呢？我们更需要哪一种呢？



这还要到中国精神本身去寻求答案！



伟大神奇的《易》曾用阴阳观念启示我们：两者都不可偏废。它们的各自价值随着易道的轮回而不断移易、永无固定的一天！我们的需要也无非如此：不断地迁异、不断地自新、不断地革命……永远存在的只是一颗不安的心灵！



不应彼此指责、评判孰是孰非；只应该说：我们顺从天命的呼唤、挚爱终极的善，并奉此为最高的善：谁胜利了；谁就是圣人。这就是准则。



总之，阴阳两大要素在易化的浩荡中，和谐地融汇贯通。儒道要素之于中国文化，犹如阴阳观念之于易学。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体现在他的古籍就已谆谆告诫人们：“兵者凶器”、“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等等，所以中国古籍中很少印欧民族那样的好战神话。但是，这些还不是主要的，中国和平还在其悠久的政治传统、礼制的天下秩序，以及把长治久安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



（225）



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用人的力量、社会的规范、政治的算计来代替宗教，也就是代替一意义的“宗教”即“对神的崇拜”，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



黄河的不肖子孙们，现在已经丧失了自己祖先的可贵品德，在因循守旧与惰性消沉里奄奄一息了。但是，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黄河更不比日本海更为减色。中国只是被二千余年大统一帝国所搓成了一团烂泥。



我读《左传》，就发现其中的人物更像近代的日本人，行事为人比较干脆，敢于负责，不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首鼠两端、拖泥带水。



（226）



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真理吗？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每个胜利，都是对黄河的胜利，都可以表现为“消除黄河的弊害”。有人曾经解释，“黄河清”的原因主要是农耕减少、水土得到了保持，以此使得黄河能清的圣人，该是游牧民族的野蛮杀伐者与征服者。黄河清，也就是农业文明退化的结果。



但我们却是要用一种文明的方法而非野蛮的方法根除黄河弊害的，我们要让黄河流域比欧洲更像一个花园。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文明的再造者。我们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就不堪称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立者。



在古代，中华民族在其无与伦比的艰苦环境中，在黄河流域糟糕的地理条件及其严酷气候下诞生了！在这种惨淡困难的包围之中，它产生了什么？它产生了礼制的文明！它用礼制的光芒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用礼制恢复世界的平衡。



（227）



考不上大学的毛泽东晚年用枪杆子强迫推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荒唐闹剧，自以为是一大发明，其实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完全不懂，这不过是东汉“察举征辟制度”制度的回光返照，诚如桓灵时期童谣所嘲讽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毛的“工农兵推荐”，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整个共产党中国在毛的癫痫发作中垂死挣扎，漫漫长夜之后，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其兴乎。



（228）



由于中国在先秦王国时代的伟大成就和后秦帝国时代的奇异命运，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的失调，似乎就是“罪有应得”的了，这正是所谓的“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也许是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感到委屈和绝望的，尽管落在每个“无辜者”的头上备感痛苦。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与奴性的习惯中挣脱出来，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如此持久的成就。



这里的成就，是指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在世界历史所占有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且中国社会还有一种绝境求生的奇特能力：指不被异族征服所消灭、瓜分、蚕食，或没有因内部动乱而彻底分裂。中国对抗异族压迫的力量，比起埃及、两河及印度来，似乎还略胜一筹。相比之下，和中国的处境十分相似的希腊，现在的状态比中国还不如。



（229）



最伟大的胜利往往来自不流血的政治，而在当代，中国的悲惨遭遇已经证明：流血将导致进一步的流血。在此，我们应该好好回顾明智的《孙子》所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建之所以一再失败，始终未能达到其振兴中国的目的，是由于犯了一个方法上的错误：没有将新野蛮主义（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原动力）与复古主义（这是一切文明民族创建新文化时所惯常借用的斗蓬）结合起来，反而使二者对立，并进而互相摧残──这是一个可以理解但决不能重犯的错误！这个错误一再妨碍我们刷新民族的历史目标。纠正这个错误，使得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披上复古主义的外衣”，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进而创建一种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新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



（230）



我坚决反对把中国文化做为一个不变的机体来看待，王国时代的公学变私学、帝国时代的儒学变道学……都可为我作注脚。当然中国文化始终都有一个核心遭人忽略，那就是易学及其派生物：政治精神与艺术精神、史官与巫官、传统与神话……可谓其大端矣。别的都是其派生物的派生物！



（231）



在我看来，政治──军事上的事业若不能在文化上留下深刻印记，则无建树，所以成吉思汗不能媲美穆罕默德。一切具有伟大影响的政治──军事，也就是所谓文治武功，必在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影响。于是，伟大的文治武功本身也就成了文化运动在权力方面的体现：一种文治武功若无新的文化作其背景、为其陪衬，那将多么暗然失色、平庸无奇！从今以后，创造新的文化，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232）



历史发展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逆转，尤其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倒退”──充其量不过是“高潮之后的低潮”罢了，或是“社会重心的转移”。因此，一切“内容上的复辟”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形式上的复辟”亦不易成功，盖形式上的复辟往往导致内容上的复辟，如斯，则复辟必冰泮瓦解矣。



创造者怀抱不可抑制的狂欢，相信文明即使失败，历史也一定会向前的，野蛮力量的胜利不过是为新的文明打扫战场：文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多方研究，也使我印证了上述这个结论。



（233）



欧洲文化的胜利，正如蒙古征服的胜利一样，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及历史意义上不可逆转性。欧洲文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它们四周民族的文化衰落和社会解体，因此只能向他们提供成就却未能及时吸取他们的成就而造成的。中国并不只是从明朝末年才开始落后于欧洲的，在建筑和工艺上（例如盔甲），正如在科学上，中国其实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落后了。不但如此，中国的衰败还进一步鼓励了欧洲的扩张，并使西方文明显得格外强大起来，到如今已经四五百年了。可是，天晓得一百年后，随着彼此力量的消长，又会是怎样的世界格局在历史上出现哪！



（234）



尽管现象暗淡，但唯有如斯，我们背后的真灼本质方会更加灿烂！



尽管人生充满苦难，但唯有如斯，我们动人的梦幻方会显得愈发美焕！



尽管时常碰壁，但唯有如斯，我们所持的观念方能弥坚而不易。



奇特的命运如此昭示。



（235）



一个新的生物种族的完成突变，是否也像一个社会的变革一样：一点首先突破，导致基因改变，尔后一系列较小的进化，以之恢复基因突变与社会变革所破坏的平衡？拉马克主义者注意到了这一系列（小进化以保持平衡），却未注意到根本的一点所造成的神秘“突变”。其实突变并不神秘，它与社会变革一样，都是随机的，并因为随机而不可预测，而被视为神秘的！



（236）



我怀疑：礼制与良知是否黄种人的种族特性？黄种人比他种人更严肃、更执着、更重实际，所以由这种“德”而产生了礼制与良知，而不是反过来由礼制与良知培育了这种德！常人认为是中国的历史与礼制、教化等等养成了中国人的这种德……我怀疑实为倒果为因的说法。



中国文化的核心，它的本质精神，在那么一个接近死亡的社会里还开创了明清帝国的伟大局面。尽管这种局面有许多值得非议之处，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取得了政治艺术的高度成就……在那种无望的情况下，若非中华强有力的传统，中国文明的总崩溃似乎所难免……然而，中国没有死，还在苟延残喘，直等真命天子来复兴它。难道我们不能说，这象征了中国奇特的命运？这不显示了中国文明的生命力量？



在欧洲式的社会组织之外，在中国式的价值观念之外──再去创造何其难哉！不过，人类需要的也正是这两者的合一。



（237）



现代世界的“虾夷人们”的道德沦丧，每每与其家庭的崩坏构成一个恶性循环……或许只有古代中国的家庭伦理通过中和作用可以以救之。可哀的是，这些可怜的民族遗产现在也被吴三桂、毛泽东这些不肖子孙们毁坏得所剩无几了……



但是我依然深信中国文化的伟大：即使那些罪人曾经用文革不遗余力地出卖了中国，甚至破坏了中国的文字──他们也还是不得不陷入中国文化的陷阱中，用他们自以为是毁灭的方式，帮助了中国。他们不是在国际上高唱反抗霸道的调子吗？尽管这是出自目光短浅的政治需要，但否定霸道，不就是对王道的肯定和对天命的赞颂吗？即使这是从一个破坏者的狗嘴里吐出的象牙。



（238）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看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世界问题的解决需待中国问题的解决。这决非虚妄的言辞，而是体现了《周易》的精神。我们要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焕发出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此之谓“德音”。



（239）



我承认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谓的“中庸之道”，如能立于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精力）及推迟衰世（原理相同）──但即使这伟大的理想是可能实现于万一的，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有赖于人力的维持，这是必须耗费精力的，其结果无疑需要在下一个阶段进行相应的“休息”，而“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240）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是以几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过程的时间过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过于短促了。



只有对那些衰落期中的先知先觉者来说，衰落才是真正使人痛苦的事。因为他们既对衰落有很鲜明的感觉，又记得历史上关于黄金时代的故事。虽然他们的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意识，但他们却意识到自己被别人的灌输给麻痹了，想振作起来而又无能为力。



当盛世的人们回顾衰世时，不仅带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快慰感，甚至还会带有一种庆幸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作为起衰振敝的人，正是前代的衰落，促成了自己的兴起。



不过，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中祭祀的太牢。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是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这种剧烈的混乱，岂不正是文明的休耕──间歇与休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