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在1975年开始写作的《五色海》中就已指出：
是“创新”，“创造新生活是人生的唯一意义”。“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
（01）
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02）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着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动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要饭坯，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着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耍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03）
一切都变易，没有长久不变的心与物。只有人类以外的神，没有客观的善恶。新的生命仅仅注重──“保持自我调节能力并抗拒历史因素的腐蚀。”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守旧，是衰退的表征，是死亡的印记，在不断变化的挑战前，不开创新的道路，与死何异？所以，彻底的破坏要比彻底的僵化好，盲目的革命甚至要比理性的反动好。认清天命，顺服天命，以创造新生活新文明。
（04）
多数人的动物性存在本身，对于少数人的性灵已经构成一种压抑，特别是在这人口过剩的、蜂窝般的“文明末日的社会”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罗马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采取了新宗教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在太平洋岸边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秦汉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形诸于新宗教的宝卷（释迦牟尼的开悟等等）。各种“高级宗教”，都是作为少数人的叛乱宣誓，出现在历史的绝望中。尽管这种宣誓，经常采取出世的或来世的形式。
少数人的初级反抗形式，叫做“犯罪”。所以，精神上的创新无不被列为重大犯罪，故历来的先知先觉，“都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尽管多数人的动物性，才是对历史的真正犯罪，但他们却反过来把少数人的灵性，列为犯罪。罪魁这样，耶稣和悉坛多──分别以“救主”和“佛陀”的身份闯入历史，代人受过，以其时间性征服空间性，完成空间的刷新。
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成吉思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成吉思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成吉思这样的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05）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06）
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07）
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原出于一。只是从不可见与可见的区别上，我们才能区分它。压制，对社会意味着维系力；反压制则意味着解体和再生的力量。维系力不一定具备生长的功能如果它只维系腐朽了的秩序；解体力也不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它瓦解的对象是那阻碍生长、破坏再生的秩序。在这里，促进生长的功能应是无条件的高于维持和平的评价。我们应当根据功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其残垣碎瓦。
社会的压力手段，本来是为了应付另一些更严重的压力（如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而发明出来的抵制物。为了维系群体的存在，这些压力手段曾是不可少的。因此人们并不觉察它的压制性，也未探询它的真面。但当它的使命完成、功能衰退之后，只能作为累赘而被人认识。对于渴望创新的心灵，这是不能无休止忍受的一项苛捐杂税。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压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压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中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正因为内在的力量已经衰微了它才外散并凝为一个有形的“存在”。
（08）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一股股新的社会力量膨胀起来，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至。它们怀着半是留恋半是厌倦、半是喜悦半是愤怒的“忘恩负义”之情，力求挣脱自己受保护；受限制的养子地位。古老的保护者老迈衰朽了，新的势力就起来要求实行自我伸张，以便获得更确定的安全感。新的精神，在与传统阴魂的反复较量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互相妥协。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新的平衡、新的秩序……以使万民万物重新习于新的格局。反压制的力量，再度化为压制的。
当传统的阴魂已被新文化的唤魂大师捏在手中时，就从压制人的创新精神的“符咒”，一变为“点化”人的求新本能的有力“魔杖”。
文艺复兴时代济济云天的非犹太化的唤魂大师们！就这样默默召唤着古代异教文明的“阴魂”。宋元明时代理学大师们辛勤的耕耘，就这样重新切开了先秦三代业已板结的文化土壤。死的阴魂，一变为活人的旗帜；传统的惰性，一变为复古革新的活泉。传统的阴魂消散，云开雨霁；凄厉之声化为雷霆万钧，动人心魂。良性的反馈、活性的循环，开始了。
（09）
一个民族意欲创造本土文化、实现有机自生的文化使命，这是无法委托给狭义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一个意欲自创新文化的民族，首先需要发展出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民族的基础，这就是文化阶层，即一个民族本位的创造者集团，例如美国，在二十世纪才实现了这一点，十九世纪的美国，显然是狭义的买办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地位的。可见，狭义的知识分子若不让位给广义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创造出本土精神的、内在有机的文化。而等到广个民族终于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狭义的知识分子不是消失掉了，就是已经退出文化的主流地位。所以，“翻译家”的地位在西方世界远较不发达国家为低，尽管作为过渡时代的拓荒者，他们功不可没。但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却不一定是播种者和培育者。
关键在于，文化的种子只能来自本土，即以本土精神为种。而培育这种子的运动也只能立足于本土社会。狭义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至多是从外来文化“基因库”中输入新的因子，以供本土社会选择。
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属于本土的广义的的知识分子，即在本土文化培育下成长活动，他们虽然创造性已经衰颓，但毕竟和本地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和行动的力量，例如，他们在所谓“反洋教”运动就曾经掀起轩然大波，他们之间也具有较密切的内部交往和组织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士人集团的瓦解，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和歼灭，他们的最后残余是在“土改”的屠杀中被扫荡的。狭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随之而兴，他们接受的是外来的新学，即舶来之学。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语言模式也是西式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圈子归根结底还是基于本土的。这种买办式的知识分子既有理论家也有实干家，前者如胡适，后者如毛泽东，虽然他们彼此攻击，但那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外国来源，如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在各自的主人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如胡适连博士学位都没有得到，毛泽东则被目为异端，于是他们陷入内在矛盾的尴尬境地。当理想主义的热情暗淡以后，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理想。
（10）
任何哲学上的“表述”，不论它如何“遭到修饰”、“经过雕琢”──要想尽如人意地再现哲学家的所思所想，都是太难太难了！因此，“贵言”成了一个可贵的原则：“贵言”的精义，在于用适当的言辞，有效激发起接受暗示者的“灵感”。面对有关“易化”的如此庞大的思想，尤应如此处置。在易化面前，我们贫乏的语言和疲软的表现手段，只能是令人难堪地沉默着的！
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哲学（而不仅仅是拥有强硬的外在躯壳和完美的理论体系之作），应象充满灵性（而非徒具仪式与“禁忌”）的宗教──“超一切理”是更好的描述：它不是不及理性，而是超过理性，例如，它的语言是象征性的、恣肆无稽的。从逻辑学家的中庸镜片后面看起来，它的“荒谬”、“自相矛盾”、它的“诗的气质”是“过犹不及”，并不足取。但它自问自答，它不必是“科学的”、“出世的”。相反，它推祟行动、热爱“否定性的生活”。否定性的生活，就是意欲创造（它的初级阶段是“建树”）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现代人逃遁生活、反驳生活的碉堡”！科学实验室则成了工业文明中的“隐士们的修道院”。但时代的战士则不是背弃生活，而是渴望进击生活。他把哲学作为一个神话，他的哲学因此有了血肉与灵性。他也把生活列为哲学本身，他的生活因此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形式。
一定要有所行动（即便是“否定性的行动”），否则便没有希望……正如，必须要有所变化，“世界”才是世界。仅仅“观照”，是构不成“哲学”的……所有腐败的人、衰弱的人、堕落者、自甘失败者……一切仇视生命表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无视生命内质（生命的内质就是“反抗”）的人，都渴望这个世界永远不变。他们都在日以继夜地处心积虑，要为现存秩序的万寿无疆而祈祷。他们不想行动、不要行动、也不必行动；因为他们的希望之火已被欲水的横流所熄灭。他们的内在生命就这样枯竭了！对他们流着口水的家伙而言，世界已是不变的游艇、床榻、酒桌、吸毒室、或是写字间了，世界已经这样美好地固定下来了，而且还将固定下去。“还需要什么改变吗？”他们嗫嚅着。所以，最使他们颤栗不安的就是那充满创新精神的“否定性行动”……
（11）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12）
“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同样可以受到新的批判之光的透视，以便我们更健康、更自主，更顺利地走上民族的创业路，实现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大计！
我们不是来“复兴东方文明”的。我们生来是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并为之搜寻一串新的目标！我们并不把道路贬作工具，我们也不把目标升格为目的──恰恰相反，新的目标只是作为新的道路的里程碑，而使用的，是为我们欣赏新路上的风光，而制定的标识。
如果我们举起了“复兴”的旗帜，那么请原谅我们──那只是为了创新的气象而开展的一项便民措施罢了！志士仁人，谁会为了传统的阴魂而牺牲新人的未来？他们的降生，是要把历史推向前去，而不是把当下拉回到古昔。“复兴的形式”下，必定有一颗炽热的创新之心！它发自对当下的不满，而非对远古的“祖辈文化”的原始依恋……否则，它岂能赢得新人的心？
即便新的全球文明，从形式、色彩和技术上说，也必定是多方融汇的。但它需要一个新颖的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就在我们的梦中。……我用灵眼看见它了，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不是欧洲、美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更不是“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的──而是需要趁热打铁、重新锻铸的。
全球文明发自我们的丹田，而非取材于尘封的历史符号和博物馆里的展品，历史、传统，是一些象征，是一些被精华人物有意识运用的障眼法，被群众无意识接受的唤魂术。
东方的文明已被西方的体制给冲毁了，复原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西方的精神已因西方的扩张而衰颓了，它因此越来越容忍、越来越热情地吸纳东方的精神……如此看来，对西方期待过高，也是注定要落空的。新的全球居民，将凭借自身的天性，在东方树立一种新体制，在西方树立一种精神，然后融会贯通，济渡苍生。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东方和西方的需要因而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这“相反”，决定了两股潮流最终可以在世界史的洪水中，合一。
（1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净关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14）
群体生活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方舟”。它帮助人类渡过大洪水的灾厄，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见证，也是抵御自然力的工具。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怎样？文化，是人造体。方舟的目的在于抵御洪水，渡过灾厄，保存与发展人类的群体。因此，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不是主供娱乐和审美；而是沟通心灵，联络人类工具。
文化的“功”与“过”何在？
当大洪水临近，方舟（文化的象征）应运而生，大洪水退后，生命“成群的下了船”──方舟即被弃置。
文化的方舟，是人造的，而非神启的。是人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压力，为联络、调整彼此关系而发明的。但这一结论却又包含着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无奇不有的生物世界里，独独是人创造文化的方舟，而不是其他生命形式？如果只从纯生物学角度予以解答，人要比其他生物更具智慧。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满。
据研究，人类的体质结构五万年来没有发生革命性的突变，但人类文明突飞猛晋，却并不发生在五万年前，而只是近几千年间的事。
纯生物学的观点，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甚至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依然可能退化得十分原始，乃至丧失语言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落在南洋丛林中的日本十兵，十几年后连母语都忘却了，心理也退化到自然的、生物人的水平。可见，智慧的潜力并不直接产生文明，文明的进化，方舟的建造，自有更要紧的条件。
那么，人类文化的发生、滋长、日新月异的更为关键的条件又是什么？事实表明，是群居的生活。
人在自然状态里，比一切其他动物更为软弱：他没有毛皮御寒，没有利爪自卫──因此，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原始的群落，保护自己，以求生存。
不论是物质文明（“第一功能”），还是精神文化（“第二功能”）都是自我保护第一的群体生活的产物，都为巩固、发展群体生活应运而生。
可见，群居的社团生活，这是自然的生物人，转化成社会的文化人的一个关键：
一、物质文明的积累与发展，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没有众多个体的齐心协力和前赴后继，工具的改迸、机器的发明是不可想象的。而技术经验的传播和科学系统的建立，更有赖于群体的、互助的生活。
二、精神文化，可以娱悦或陶冶人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推进群体化的生活。诸如社会、组织、制度、风俗、道德、法律，当然完全是为群体生活而设计的。
即令艺术、宗教、哲学也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没有频繁的人际交往，心灵的沟通，艺术、宗教、哲学将无从产生或全然枯死。反过来，它们为群体生活注入彻人肺腑的兴奋剂、沁人心脾的凝聚剂。
即使“单纯的娱乐”，也是在悄悄巩固群体的意识。孤立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有的娱乐（如孤游山水）表现为全然避世？但那只是对群体生活的现有形式表示不满，而非对群体生活本身的彻底厌弃。一切孤独者和“隐士”，迟早都会重返人间（“复出”），否则，在文化史上就不能形成意义。庄周、陶渊明等人也并未“弃世”──而是以自己的“精神”重返人间、激起深入的反响。
同样，普通的娱乐具有克服疲劳的奇效，其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谊，造成刺激，以转移兴奋点，借以消解单调工作引起的紧张、焦虑。因此，越能打破孤独感的娱乐，消除疲劳的效果就越好。而冷漠地旁观娱乐或与他人保持距离感的娱乐，既然不能“融洽”，就往往难以达到忘我和放松的目的。
因此，各种群体都重视教育工作。教育的形式和准则可以各异，但教育的目的则一：为群体培训各种“构件”。广义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是群体生活的基础。它传递知识，这被称为“智育”；但更重要的，是强化群体意识，这被称为“德育”。任何社会，都有它的“德育”准则，都把“德育”看得更重要。目的都在于加强个人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以适应群体生活的整体需要。
只有互助共存的群体生活，是否足以产生文化？不。否则，蜜蜂、蚂蚁、狼群、马群何以产生不了创造性的文化？文化发生与传播、变异及创新的秘密在于：它并蓄了个性因素与“集群作用”的双向原则，激发了小我、大我之间的良性反馈。
（15）
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孤明之征！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16）
两种扩张的基本形式：
a，时间上的纵向发展，
b，空间上的横向发展。
前者体现为“延续”，其途径是动物型的自我复制（繁殖）。这相对缺乏个性。而有个性的自我发展则构成文化史的动力。它把生物的繁殖变成了文化的传承、创新，求得永生。它是文化绚烂的百花园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对个性的兼容，没有对新倾向的并蓄──文化的诞生壮大是一句空话。黄金时代的许诺之所以破产，此其要害也。
对“文化人类”而言──横的发展（空间）比纵的发展（时间，尤为重要。即发展自己优先于保持后裔。保卫理想（这是生命现象的高度结晶，比维持生计更重要。
“文化人类”是“人类的意识”；而“一般人民”则是“人类的潜意识”。但说来奇怪的是，“文化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却是反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侯景、帖木儿、铁木真之流也不失为“文化人类”的一员，且是一种典型现象。“文化人类”是作为“舞台上的巨灵”而活动的；一般人民则作为“幕后的观众”默默存在。而喧嚣折腾也就自然构成了前者的宿命。
（17）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日后高度分化的高级文明，则大多依此有其独特的原始文化渊源。如北部中国文明源于仰韶、龙山文化，南部中国文明则以河姆渡文化为早期代表。与高级文明相比，原始文化是在典型的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无不具有鲜明、单纯的地方特色。高级文明，在综合若干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成份复杂了，风格也趋于多样化。
《老子》八十章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古代生活隔离情景的“回忆”，表达了一种对“文明母胎”（原始代族）的憧憬。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与中国的老聃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各自的文化圈，为了争取一个统一的、共享的秩序，正在“战国角逐”的浴血奋斗中，梦想一个理念的世界。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多取材于对埃及和斯巴达等集权国家的神话式传说、“回忆”、憧憬。它比《老子》的理想国具体得多──因为埃及、斯巴达的历史生活，要比模糊的山海经似的原始生活具体得多、生动得多。但我们注意的则是，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却在“隔离崇拜”上达到了与《老子》异曲同工之妙！
理想国就是隔离生活的制度化。理想国，是一个“美好的集中营”──它用美好的文化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上却是一个“不准思想”，严禁创新的集中营。在那里，恰恰是文明的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的本质──不断生成智慧之果，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饥渴──被消解了。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牲。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之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
（18）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转乍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抑，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19）
如果承认，道德建筑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而道德的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所谓“良心”（等等的道德准则）必不等同；进而，如果承认道德规范是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系统，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各种富于革新力量的大艺术品，多是“不道德”的！
各种创新不已的大艺术家，都是“反道德”的！
这就是根据我们对艺术史的缜密观察与彻底反思，得出的可怕结论。
艺术家的“良心”，是纯粹地属于个人的。良心，诚然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压力下生成起来的，但良心与规范却并不等质，更不等同。相反，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规范之间常有剧烈的冲突发生，故规范得以更新不腐。个体的牺牲，促成群体的进步。不错，可以认为各种大艺术品，就其气质而言，大体上都有劝善的意向。它是引人升华的，而不是诱人沉沦的。它们没有挑唆读者去杀人放火、偷鸡摸狗。没有教导人们去干残忍卑劣的事。但这说明它“有道德”吗？说明它“恪守道德规范”吗？
我们要说，不。
要问理由，是因为上述的劣迹在根本上是违背艺术家的良心的。大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良知良能主动地否决了这些坏事，而不是迫于社会规范而被动表态。
后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他著名的《离骚序》中，如此评价了楚国诗人屈原的人格及其艺术：“今若屈原，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以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离骚序》）
班固是著名的《汉书》作者、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枭雄泰斗，其历史眼光不可谓不深不远。但为什么，这个伟大历史家碰上那个伟大艺术家时，却发出了如此之深的非议？在他的评论之下，被我们目为艺术典范的屈原竟是一个不合法度、背离道义的狂人！这是使人震惊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仅仅作了个离经叛道、放弃社会责任（出家）的隐逸者（和尚）；那么，屈原则走得更远，不仅自绝于社会人民，而且自绝于宇宙的正常秩序──以人为的造次，放弃了天设地造的生命。他用死来表达了最深刻的怀疑精神（屈原在精神文化世界中的“死亡”意向，在其《天问》的无所不疑中，已有明显的流露）。如果放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以自杀体现出的怀疑精神，是大罪与极恶的象征，以至死者连安葬仪式都不能“荣膺”！
很明显，在班固与屈原之间，有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应该说，恐怕没有一个简单到“这是”或“那是”程度的答案。
如果承认相对静态的群体道德（就其纽带功能言）与相对动态的个体艺术（就其创新意志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就能变得犀利、敏锐一些。我们就能从文化史的潮汐中，去把握两个精灵的不同脉搏。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范式不同。班固，是从历史家的、道德评判者的范式去框架屈原的艺术的。道德自然容不下（这还不是主观好恶上的“容不得”）艺术。艺术是个人的，道德却是群体的。道德的声音说：“君子道穷，命矣。”（《离骚序》）。
其潜台词是让作为君子的个人，服从群体的沉沦之运：“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式的自我放逐与和光同生，被奉为格守道德的表率。但艺术的冲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偏爱“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以至走上了“忿怨不容，沈江以死”的绝路──这有什么办法呢！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注意到了有必要去区别不同的范式，但班固的道德热情，却使他跨越了自已的范式，莽撞地冲大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洞天艺术。其后果可想而知。
道德家的理想动机，也并不是纯净无暇、浩然无私的，他奉为至贵的“既明且哲，以保真身”（《诗经·大雅·烝民》）为的是“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序》）。
也就是说，服从社会规范限制的大多数，其初衷并不出自对道德宣传的真信仰，不过是为逃避规范压力的集中打击而已。为此，特别需要去表白自己多么合乎道德。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屈原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文化环境的艺术见证者。班固则是生在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兴之世（东汉初年）的道德代言人。这种历史处境的不同，不可能不左右他们各自的精神表现。《离骚》与《离骚序》的差别也基于此。以道德批评艺术，用庸人（这是大一统帝国大量生产出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处世准则去规范天下（天才盛产于“文化的乱世”）的心灵活动（这活动注定要超越各种已然的规范），表明班固虽是个杰出的历史记载家，但却是个糟糕的艺术哲学家。
（20）
大一统社会中的“好艺术”、“具有深刻人民性”等等的艺术，在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礼教的：《诗经》中《国风》、《小雅》的若干篇；《楚辞》中的若干篇章；《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都是如此。换言之，它们在不同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道德的。伟大的艺术品，所表现的无非是“道德与艺术之战”──《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是如此。有时，则表现为二者奇特费解的混生，如《金瓶梅》就是这样。
（21）
“不断创造新的意境，而不满足于寻求新的题材。”
（22）
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
（23）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24）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25）
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26）
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27）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28）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29）
谁能把群众改造成为“受启示者”呢？群众只能适应受启示者，并成为其追随者……人的最高的德，就是创造新生活也就是受到启示。除此之外的伊甸园和乌托邦，是乱世或无政府状态的梦想，因此只能是僵死不变的──作为乱世之弊的病态反应。创造新生活者则完全相反，他的存在是动态的，是对僵化的社会作出反击。永恒的青年精神也就是永恒的生命精神，也就是永恒者的流露。而不变的伊甸园和乌托邦，则是衰老民族渴望休息的心理产物。
（30）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耍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31）
人格哲学认为，培养新人格是重要的，但新人格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以新人格达到新创造。没有新人格，所谓创造只能是因袭前人、剽窃他者而无进取。为创造，为新生活，为在这艰难世界上活下去，且要充满进取精神以创造新我，就必先铸造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因为世间最大的创造，即在创造新我。这也是世间最难的创造，且是一切外在创造的前提。新人格的最大特点，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只要有这个两特点，新的人格就能逐渐胜任创造的艰难。人格是出自天生有德的心灵，再通过艰难的自我铸造，而逐渐完满的。
（32）
“存在──意识──欢喜”，不过是被动的自我陶醉，它导致生活热情的由衷减退，因为创造新生活的冲动淡化了。除非人能从“欢喜”的陶醉下复苏过来，用暂时的沉溺所积聚的超常能量，更为疯狂地前进。
（33）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史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洁明了的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34）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35）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36）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含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压制，反压制对照压制而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37）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精神复国。
（38）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39）
越年轻就越富于自我调节力以适应环境，越年轻生命的可塑性就越大。所以，创造新我的，不是买办走狗的国际支部，而是像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汉化了的鲜单人这些半野蛮民族，才能执那些衰颓了的文明世界之牛耳。但是，这些半生番，只是用文明传统中那些被粉碎了的碎片来武装自己，以便更顺利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劫掠目标。生番可以吃人毁域，来一个天地翻覆，颠倒历史，但却无力创建新文化、缔造有机的文化新秩序。所以成吉思汗们的帝国尽管奄有四海，终于一朝而灭，不留痕迹。因为他们缺乏“遂行中庸”的“另一半能力”。
这另一半能力就是对文化“生吞活剥的恭敬”！结果，他们“质胜文”，和文明体系中过度陷溺的“文胜质”的人们相似──统统缺乏“君子气度”。而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鲜卑人却对他们攻占了的文明心向往之，于是，他们开辟了“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和平”、“秦汉帝国”、“孔雀王朝”、“北魏风骨”与“隋唐盛世”！
这无异告诉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只在你们的意念和欲望里──“历史”才存在！当你们任性驰骋时，“历史”才存在！这时，“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而能动的画卷展开在你们脚下并活跃起来。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思想天地中，世界才变得如此这般，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多多少少人格化了的对象投射到宇宙背景上！
（40）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41）
远古方舟，虽然不再能够帮助我们远渡重洋，探险新地，但可以置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研究、思考……以获得创造新文化的灵感。自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以来，帆船地位日益衰微。但近来的“石油危机”使一种新式帆船创制而出：它既有内燃机，又可以在顺风时借助现代化的风帆──破浪前进。在号称“风车之乡”的荷兰，陈旧的风车却启迪了一种利用风力发电的新灵感，它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什么宝贵的能源吗。谁能说古代的帆船、风车，已是纯粹遗物而毫无活的价值呢？
（42）
文化的机体也是个“两面之神”：
一，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静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善”。即对“秩序”和“稳定”的高度抽象。它的支柱是“习惯”。它的特点是克制，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克己。它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即最基本的生物生存的需要。
二，作为文化精力释放的动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美”，即对“新颖”和“变化”的神秘（而非“科学”）的概括。它的支柱是“欲望”，它的特点是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接触新对象的欣喜。
它的基础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即从生存的需要派生出来的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最极端的表现，是对“永存”和“不朽”的渴望。满足这种渴望，就成了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内在出发点。不错，它都在“解释世界”并全力以赴地描绘自我意识观照之下的“世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改造世界”：改变“客观世界”以塑造一个“主观世界”，从而填充那些满布在灵魂中的疑窦，以获得确定性和方向感！
（43）
好些民族直到灾难临头，都不肯放弃或改变自己珍爱但已失效的传统。他们不是把传统当作“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效法的样板”，终致悲剧上演。古希腊城邦在波斯与马其顿的威胁面前，终究未能团结起来；只因古老的城邦制度和狭隘的城邦意识，缚住了他们创造新格局的手脚。尤其严重的，是限制了追求全民族统一的热情。他们终于屈服在外来暴力的干涉下，先是马其顿，后来是罗马。
这并不神秘。这表明，作为偶像受到崇拜、恪守的传统，离开当年创造者们的初衷已很遥远，原创者的文化是以经世致用为归宿的。效颦者仅仅是习惯的延续，是精神的板滞。至于“泥古不化”，这是文化的末路。
（44）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可以互相婚配、杂交，以发生生物学上的交往，并通过遗传机制来沟通彼此，共同创造新的生命。他们也可以通过文化学上的交往，彼此联络，创建新的群落和新的群落生活纽带──文化，但可能性不等于确然性。事实上，在被称为“人类”的这个生物物种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地生息，代复一代地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多种样式；甚至塑造并特化了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种与不同的文化之间，从此形成微妙而清晰的一致性。文化，作为人群面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时，必定发生的一种现象，品系种族特征与环境要素复杂相乘的“积”。它的复杂牲在于，许多偶然因素在“乘”与“积”之间起了桥梁殷的决定影响：如领导群落生活的个体牲格及其心理特质，以及群落历史所遭遇的偶然事变激起的文化运动──都促成文化形态的变异、生成……
（45）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转乍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抑，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46）
文化的创造，根本上是个如何满足心理需求的问题。而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根本上也是一个心理需求。不同文明状态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需要总是求新，总是在变，所以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演绎，推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剧目。不是经济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经济：现代的广告艺术，就在于刺激新的心理需求，然后创造新的经济需求。
因了创造性而带来的权力，只有继续用该项权力来为创造性去服役，才不会导致权能本身的衰竭、被毒化及最终毁灭──因为这类创造活动，无非是在创造更高的权力罢了！
而一切创造活动的起码的定义就是：它所消耗的反压制力量，要小于它所制造的反压制力量。低能耗，高聚能：这是创造。高能耗，低聚能，这是颓废。若不是为了创造的缘故，颓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47）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