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病

儒教病

（一）

《到底要怪儒教到什么时候？》（韩升勋 2023-03-07）报道：

2016年3月16日上午，“2016年春期释典”在首尔钟路区成均馆路成均馆大成殿举行。“释典”被指定为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20多年前传奇畅销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发行以来，韩国至今仍被近代儒教文化所束缚。直到今天仍然不断有人提出，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儒教。不过也是，最近听到的两件事都十分过分。

第一是《韩民族日报》题为“为何东亚国家‘人口悬崖’现象尤为严重”的报道中引用的研究结果。韩国总和生育率最近创下世界最低水平，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备受关注。但这些研究认为，这是由于该地区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儒教一直是宗教和国家的统治理念”，儒教引发的严肃主义性观念、严格的性别角色划分、学历主义等是导致低出生率现象的原因。

第二是《朝鲜日报》对林建淳(音)作家的采访。林建淳认为，韩国社会的内在根植于“儒教的中世纪”、“巫俗的古代”，因此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这种前近代性支配着韩国的“进步左派”。他表示，“沉溺于名分的知识传统和孤立的世界观等很多韩国病的根源是儒教”。

通过儒教解释东亚社会的知识传统颇为悠久。启蒙主义时代，一些西方知识分子试图从儒教中寻找清朝繁荣的原因，并将其合理的宗教性或科举制度等移植到欧洲。相反，近代的社会学家将儒教指定为阻碍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而儒教则推迟了它。但20世纪后半期，几个东亚国家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次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论”，认为儒教文化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为什么儒教能使东亚发展，也能使其衰退呢？

不必低估儒教等宗教文化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反，笔者认为宗教是社会变化的重要媒介，只是为了理解这种因果关系，还须进一步讨论。

先处理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再继续进行讨论。儒教可以称为“宗教”吗？在引入宗教、文化、哲学等现代概念之前，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前近代社会，儒教可以相当于所有的一切。根据定义宗教的方式，儒教可以包括在宗教中，也可以不包括在宗教中，因为宗教不是具有固定本质的实体，而是人类为分类特定现象而设计的范畴。儒教是一种传统，包括许多人共享的宇宙论、信念、行为方式和制度，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在宗教范畴内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宗教传统声称自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单一的世界观，但实际上是各种异质的、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因素的集合体。越是历史悠久的宗教，这种倾向就越严重。基督教常被认为具有保守的政治观点和亲和性，但实际上，极右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态主义等多种思想正在从基督教中得到滋养。同样，佛教传统中充满了从禁欲主义修行到希望个人福祉的大众信仰的各种实践正当化的依据。

为什么儒教不是这样？显然，性别歧视、父系血统主义、身份制、道德主义等都通过儒教进行了合理化。但在庞大的儒教传统体系中，提取并利用那种压抑世界观的是从中受益的人类群体。如果有必要或动机，我们也可以从儒家传统中引出平等主义的人性观、对家庭的替代性想法、以大同社会为模式的社会变革论。　

因此，虽然将儒教指定为低出生率的原因，或指责特定政治势力被儒教世界观所束缚是方便的，但也却是懒惰的。笔者不是拥护儒教，因为批判的对象不该是传统本身，而是为了维持旧秩序而利用传统的人。

韩語原文:https://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1082391.html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儒教是和祖先崇拜的头脑、鬼神信仰的心胸、家族主义的脚跟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已把儒教的身体剥夺了，既然儒教只剩下一个游魂了，所以就显出病态自己的来了。

（二）

《儒教，是中国的宗教吗？》（知乎 2018-10-25）报道：

儒教，儒学，儒家思想，似乎在党中央提倡宣传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始，这几个词又重新热门起来。

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吗？

很多人也许会毅然决然的站在反对立场上，其实这也是符合中央主流思想要求的。其一是因为执政党是无神论者，其二是因为维稳是我国家生活的重要命题，而宗教因其制度性、约束性往往潜藏着维稳的危机。宗教法在此问题上也站着一个不反对却也不提倡的立场。

因此在我们想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打造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今天，将儒家思想提作儒教，似乎是万万不可取的。

然而就在两百年前，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史时，却将自己称谓了儒教。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个有趣的语言在历史语境下发生涵义变迁的现象。

1893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于芝加哥举行。期间举办了世界宗教大会，代表清朝的彭光誉出席了此次世界宗教大会。

当时的彭光誉代表的宗教，并非佛教，更非道教，而是儒教。

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清代，儒教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这时的宗教，的含义其实是奉孔子为宗，教化天下。当时的宗教是和儒家划等号的，儒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儒教。

而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宗教，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内涵，实际上是与religion一词划等号的，与清代宗教涵义相差甚远。

彭光誉在参加大会时，其实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代表的是儒教，但他明确指出，儒教里的教，并非religion，而是teach。

那么为何到今日，我们已然抛弃宗教等于儒教的解释，而将宗教理解为religion呢？

这一切都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现在使用的很多外来词汇是由日本翻译后引进的，而宗教一次正是其中一员。

西方文化来势汹汹，传统东方世界率先丢弃儒家思想的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可谓说抛弃一切旧的，迎接一切新的，彻底改头换面。

当时的日本也成为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于是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新词汇，从这个窗口里源源不断的涌进来了。

日本最早翻译religion时，还采用过宗门，宗旨，神教等等说法，最后渐渐同一为宗教。采取原有的词翻译religion，不过是就近取譬，比附异文化。

于是此种翻译也就由日本传入中国了。

按理说本应为中国的宗教与religion涵义相差甚远正名，不过由于明清传教士来华，为贴近中国文化传教，将自己称做教以来，国人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反感，便渐渐接受了。

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清朝在战事中屡屡败退，文人士大夫不禁思考起为什么我泱泱天朝就这么被名不见经传的英吉利打败了，最后日本也骑到了我们的头上？是哪里出了问题，找来找去，于是找到了传统文化头上，在那个时期，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凡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

这种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上升期，人们纷纷采纳各种各样的西方学说，诸如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之一。

这所有的西方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儒家思想。

这种反对儒家思想的浪潮终于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不过今天，我们国家宣传又开始捡起儒家思想，并且当成宝贵的传统文化加以宣传，可以窥探到儒家文化的强大包容力，不过这都是另一个话题了。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讲儒家思想称谓儒教，而他却是也是中国的宗教。如果你用清代人的解释来解释宗教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并非宗教，如果你站在religion这一涵义上的话，儒家思想的确不具备religion所含有的神道思想，而是一种世俗的政教思想。

谢选骏指出：儒教是一种“教化”，但并非等于是“世俗的政教思想”。因为周易说了，“圣人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说》报道：

儒家借助鬼神之道设立教化的学说。它强调宗教祭祀的社会教育功能，最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特色。

“神道设教”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观卦彖辞》，原文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神道”指阴阳变化不测之道，非专指鬼神之道，但用之既久，后世多以神道指鬼神之事，与人道相对应，于是神道设教便成为儒家宗教观的简练表述方式，而它又确符合孔子和儒家主流派的思想。《论语·学而》载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严肃操办父母的丧事，追远是以祭祀的方式纪念远代的先祖。通过丧祭活动，培养人们对先辈的孝敬之心，民间的风俗也会随之纯厚起来。

神道设教包含着两大要素，一曰神道，二曰设教，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形成某种分离。也就是说，一种是真信神道，同时又强调以神道设立教化，这是信仰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不信神道，只把神道作为一种工具，利用它来达到设立教化的目的，这是理性主义的态度。孔子的态度是对鬼神存而不论，而主张以神道设教，这里面包含着内在矛盾。矛盾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有神论，也可能导致无神论。后一种情况以荀子和王充为典型代表。荀子不信鬼神，但他并不反对民众信鬼神。他认为宗教祭祀活动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群，其意义是不同的。《礼论》说：“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明知道无鬼神，祭祀是人为设立的，但不能取消，因为百姓相信鬼神，祭祀可以寄托人的情思，改善社会风气。王充认为“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皆在于弘扬德性，“未必有鬼而享之者”（《论衡·祭意》）。王充是无鬼论者，他不承认祭祀的宗教意义，只肯定祭祀的道德功能。他还对祭祀治病的现象做出理性的解释，认为那是“祀毕意解，意解病已”，而病人“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论衡·祀义》），实际上是心理治疗的功效。《淮南子·泛论训》具有儒家倾向，它指出鬼神并非真有其事，而流行于社会，在上位者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用宗教的力量推行一些好的主张。如世俗谓“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其实没有这回事，户牖乃风气出入处，卧者易受风寒，“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

祭为教本论

《礼记》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神道设教说，不仅把宗教祭祀作为教育手段，而且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教育方式，推崇备至。《祭统》说：“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祭义》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它具体解释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富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这里把鬼神祭祀的政治意义和教育作用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地把宗教作为稳定统治的工具。《祭统》则再三强调宗教祭祀的道德意义：“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中国在周代及以前，是政、祭、教三位一体的，三代以后，三者虽有所分化，政权仍掌握着祭权与教权，而宗教祭祀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神道设教与儒佛道三教共存

魏晋以后佛道教兴起，神道设教的内容除传统鬼神信仰外，还增加了佛教和道教。儒家学者在批判佛道二教的同时，也肯定它们劝善化俗的功用；政治统治者往往三教并奖，利用佛教道教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道德教化。东晋儒臣何充言佛教的好处：“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弘明集》卷十二）北魏文成帝认为佛教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他看到佛教有补充法治、强化道德的作用。颜之推写《颜氏家训》，其《归心篇》主张儒佛互补，“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唐太宗所好惟在儒学，但他支持佛教道教：“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道教尊奉李耳（老子），李唐可与老子联宗；又因佛教乃有国之常经，因而用之，皆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由于中国有重宗教社会功能轻神学论证的传统，儒家在力保自身正宗地位的同时，能够容忍佛教道教的存在，用殊途同归的思想，把三教统一于“设教”的目标，使三家得以和平相处，互相渗透，形成互补合流的趋势，共同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

宋明清儒家的分歧

朱熹主张多治实学，少谈鬼神，对于神道并不热心。但他反对单纯的神道设教说，以为祭祀之事，只要克尽其诚，便可感应所祭者的魂魄。他说：“祭祀之礼，以类而感。”如不其然，便成伪事。他认为“后世说‘设教’二字甚害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担心鲜明的无神论会损害祭祀的敬诚。朱熹终究是正宗儒家，他认为：“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明儒吕坤与朱熹不同，明确主张敬事鬼神，因为“敬事鬼神，圣人维持世教之大端也，其义深，其功大，但自不可凿求，不可道破也”（《呻吟语·谈道》）。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亦热心于神道设教。他认为设教有二：“《诗》、《书》、《礼》，皆人道设教，惟《易》则以神道设教。”（《默觚》）他认为人道与神道皆有必要，对宋儒重人道轻神道的态度不满，主张崇信神道而设立教化。他引证儒典中鬼神之说，云：“圣人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摄之。宋儒矫枉过正，而不知与六经相违。”（同上）魏源看到治国单靠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宗教来收拢人心。

康有为的近代神道设教说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大儒康有为，看到西方文明国家有一神教，专奉教主，政教并立又分途，认为是西方的长处。而独有中国为无教之国，国无所立，民无所依，天下不免要大乱。他认为神是“若有若无而必不可无”的事物，如尽弃宗教，人即“无所畏惮，肆其作恶而已”，故“将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中华救国论》）。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为振兴中国而重建自己的国教，这就是孔教。孔教是人道教，而兼神道，为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故应推尊孔子为中国的改制教主，以孔子配天而祀，祭止天祖，其他淫祠一律废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皆立孔子庙，以时祭祀，讲诵儒经，并由上而下层层设置司教职位。祭酒老师为全国教会之长，兼为教部尚书，专理文教。这样，中国人又重新有了维系人心的精神力量，政教并举，便可达于至治。康有为的上述思想是神道设教学说在近代一次大复兴。他企图将儒学改造成宗教并与传统天祖崇拜相结合，而这样做违背了儒学人本主义的精神，所以注定不能成功。

历史意义

儒家的神道设教说重心在设教，它体现了儒家重人道轻神道和致力于社会道德教化的学派本色。儒家看一切宗教，着眼点首先在于能否劝善化俗，其次才注意其神学内容。史家通常说“儒释道”三教，这里的“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正是设教的功能把儒佛道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神道设教说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形成士人淡于宗教又不反对宗教的性格，又使历代政权在尊崇儒术的同时，对各种主要宗教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但又不形成神权政治。

谢选骏指出：儒教的特点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统治者自己可以不信宗教，但是却需要诱骗人民去信仰。

（三）

《儒教文化的影响力》报道：

2500年前，中国社会刚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时候，出现了孔夫子。世界上和他同时代的还有耶稣、佛陀。孔夫子给中国人定出了道德标准，并认为通过这些道德标准的提高，人可以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他用他的儒教带领中国人从荒蛮的年代走了出来。

孔子提出“天”的概念，“天人合一，天地合德。”孔子说的“天”和耶稣说的“神”，佛陀说的“佛”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只是“天”不像“神”和“佛”那样的拟人化而已。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孔子的言论和思想仍然影响着人们，维系着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和家庭的秩序，中华民族得以和谐地发展。试想如果没有了“仁爱”和“孝”，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像西方人敬畏“神”一样地敬畏着老天爷，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就如同耶稣和佛陀一样，他是人类的教育者，是先知。在他生活的年代，虽然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但都被当时的君王所拒绝了，并不采用他的主张。直到死后，他的言论和思想才得到世人的认同，尤其是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与西方所有的宗教一样，几乎没有区别。

历史上，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被世人争论了很多。如在明末清初，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就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利玛窦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利玛窦之后的300年，康有为又提出来：儒教就是宗教。但他的学生梁启超，以及蔡元培、陈独秀等都起来反对。到了现在，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张岱年、冯友兰又站出来反对。也有人把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归结为儒家思想的阻碍，“五四运动”时就提出来要“打倒孔家店”，请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当时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你仔细观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他们直到现在的信仰还是“天”，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或者什么大的事情总是会喊出来“天哪！”这和西方在遇到什么应急的事喊出来的“My God！”也是一样的。

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它的信仰，那就是“天”，无论学者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孔夫子的思想是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同样，他也如同西方的宗教一样，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

科学证明，在浩瀚的宇宙中，先有了矿物，然后有了植物、动物，一直到人类的出现，宇宙发展到了极致便是有了人类。如果我们人类一生艰苦劳作，饱尝痛苦，经过了无数的不幸和伤痛，最后的结果是死亡、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点骨灰之外，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和果实，人的心里会不甘，觉得这完美绝伦的世界最后不应该以一场虚幻而告终，所以人们向往彼岸，向往上帝和神，这和中国人敬畏老天爷是一样的，这是发自人内心的追求。孔夫子的“儒”，老子的“道”，以及外来的“佛”一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精神的追求和信仰，这里又以“儒教”影响最大，是主流的。

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儒释道”，到了现在已经成为“入室盗”了。这就是儒教病的根源。

（四）

《儒教病态文化》（陈实11 2023.03.10）报道：

孔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世界。在与弟子们坐而论道时，孔子借曾皙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是一幅大同治世之景，主角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平常无奇的老人小孩。虽然孔子一生都在向帝王推销自己的学说，但他所追求的终究是治世的平民生活。王道是手段，平民的安居乐业才是目的。但我为什么说儒教是一种病态文化呢？如果孔子看到自己的学说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恐怕也要吐出一口老血。因为自从2000多年前董仲舒篡改儒家思想，把它阉割成儒教并卖给汉武帝之后，儒教完全沦落为统治阶级奴役平民思想的工具。孔子大同治世的追求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

当年秦始皇巡视六国的时候，有两个围观群众发出了差不多的感慨。一个叫项羽，他说“彼可取而代也”。一个叫刘邦，他说“大丈夫当如是耳”。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秦始皇。但他在大泽乡高喊“王侯将相令有种乎”，敲响了秦朝的丧钟。这个人叫陈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天下，从贵族到小官吏再到平民，都只是怕始皇帝，而不是敬始皇帝。可见始皇帝虽然武功天下无双，但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我们后世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汉武帝为什么能媲美始皇帝呢？很多人常常会提到汉武帝任用卫霍大破匈奴的建了不世之功。可我看来，汉武帝最厉害的是联手董仲舒开创了儒教，并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们创立的儒教还是孔子的儒家吗？不是。他们创立的儒教是“儒皮法骨”的帝王心术。从汉武帝开始，后世再没有哪个造反者敢像陈胜、刘邦、项羽那样说出“我要当皇帝”的口号。张角喊出的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巢喊出的是“天补均平”。李自成喊出的是“均田免赋”，并且编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再到洪秀全喊的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总之都是为天下苍生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还乡”。当然也是从汉武帝开始，皇帝成了天子，是天命所归，是代天牧民。于是所有臣民伏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汉武帝真不愧是一代雄主。世人都说始皇帝的功绩是让“百代皆行秦体制”，而我要说汉武帝的功绩是让“百代皆尊儒文化”。尊的不是孔子的儒家，而是董仲舒、汉武帝共同创造“儒皮法骨”的儒教病态文化。

不得不说这“儒皮法骨”的儒教是非常成功的，否则也就不能流传两千多年了。只是这种儒教文化有一个小瑕疵，那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黄宗羲怪圈”，通俗说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堕落、税费改革的角度讲述了经济、统治阶级、体制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讲讲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要承认“儒皮法骨”的儒教设计实在太成功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成功了，所以为我们的社会设定了一个下限“分久必合”，同时也设定了一个上限“合久必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进化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现代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不断地解决问题，创造更好的生活。可回看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历史，我们的科学技术基本停滞，直到近现代引入外来科技，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才有了显著提升。我只需要问一句发明创造在我们的文化中究竟地位几何？答“奇技淫巧”“士农工商”。负责发明创造的工人、商人被打到社会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踩上一脚。他们的发明创造被称为“奇技淫巧”，自然得不到推广，也就惠及不到广大人民。

其实宋朝的存在可以完全推翻那些关于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堕落、税费改革造成“黄宗羲怪圈”的理论。宋朝的土地兼并一开始非常严重，官僚党争更是从未停歇，税费改革从来也从没有给宋朝带来致命伤。事实上宋朝的工商业相当发达，经济繁荣。有些人甚至说，要不是碰上了蒙古这个怪物，工业革命可能会发生在700年前的宋朝。而我相信工业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儒教病态文化”下的中国。因为宋朝工人、商人的地位依旧很低。这就是一个关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矛盾。儒教文化倡导的是公义，是天下大同。人们因为天子“代天牧民”而尊重他，也会因为天子“代天未能牧好民”而推翻他。这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根本逻辑。通俗来说，在战乱的时代，人们想要和平，就会拥戴一位有能力代天牧民的天子来维持儒教秩序，维持和平。这是为“分久必合”，因为这是儒教文化的追求，也是民心的追求。而和平久了，人口增长，需求增加，本来是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生产力，从而实现全民共赢。遗憾的是人民就是靠着儒教鼓吹的天子“代天牧民”而统一的。现在问题出现了，就是你这个天子无能，是天子的错。你个天子享受了我们小民那么多的供奉，无限的权力就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如今出了问题，只能让你出来祭天了。这是为“合久必分”，因为儒教病态文化的逻辑没有鼓励人们发明创新来解决客观问题，甚至堵死了这条唯一的正道，那么杀天子祭天的邪道就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以说是儒教病态文化锁死了古代中国的发展。

到了近代，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却依旧深受儒教病态文化的荼毒。这种荼毒在太平天国和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有明显的体现。太平天国显示的是儒教文化对基督教的改造。又或者说，是洪秀全在儒教病态文化中加入了基督教元素，从而创造了拜上帝教。基督教的耶稣、上帝被洪秀全创造性地变成了天兄、天父。可以说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本质上就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儒教。同样的蒋介石民国政府也是披着三民主义的儒教。因为蒋介石政府从来不会着重宣传三民主义的真正要义，而是大谈“八得四维”这些儒教裹脚布。这也是蒋介石政府背离三民主义失民心而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正是意识到儒教病态文化在中国的强大，根据中国国情设计了“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合理革命路线，才使得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如果像王明博古那样照搬苏联模式地冒进，恐怕中国革命之火早就熄灭了。

时至今日，儒教病态文化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父母敢打骂孩子，老师敢打骂学生，底层之间的弱肉强食都是儒教病态文化撺掇的结果。虽然这些东西都是违反法律的，但人们就是敢肆无忌惮地去做。原因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的基础共识依然是儒教病态文化的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糟粕。只不过今天它们换了马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人”“面子”等等。如果我们扒开这些表皮，看这些文化的骨肉，里面分明写着“儒教”二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董仲舒和汉武帝真他娘是人才啊。它们创造的儒教病态文化过了两千多年依然历久弥新。就像是癌细胞，像病毒，寄居在中国社会这副肉体上。一百多年来纵然经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这么多巨变，我们依旧未能清除儒教病态文化残余。路漫漫其修远兮。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吹捧孔丘、怪罪董仲舒，却不懂得孔丘也是个做官的，而且还比董仲舒会混甚至杀人！至于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毛泽东等，说的都是为天下苍生计，做的却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还乡”。这是人的原罪，孰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