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面对的五大挑战类似统一世界前夕的秦国

《中国崛起面对哪五大挑战？》（2017-11-17江夏编译）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印度洋-太平洋事务专家瓦德博士（Jonathan Ward）和美国海军军官西蒙斯（Reed Simmons）的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进一步引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在中国复兴、崛起之路上，面临五大挑战。
第一就是地理因素。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但其公海通道受到严重限制，运输船只从东到西必须穿越受到日本、台湾等潜在敌对实体控制的海峡。从西到东通向南中国海的通道，则受制于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这就是所谓“马六甲困境”，道出了中国海路的尴尬状况。习近平的“中国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几个海上瓶颈，毫无疑问会给中国领导人制造障碍。
第二是美国因素。无论美国决策者喜不喜欢，中共显然希望中国在亚洲取代美国。实际上中国现在不仅已经是亚洲强权，也已成为全球事务主要参与者。中国必须在占优势的超级强权美国的眼皮子底下，既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又不激起美国作出可能危及中国崛起的反应。北京计算过风险，设法使中国的行动既满足中国的雄心，又不激怒美国。目前美国在实质GDP、军事实力、全球盟国及伙伴、向亚洲和世界各地投送军力的经验等方面，都对中国保持优势。中国要在美式和平的阴影下崛起，北京的领导人必须谨慎从事。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性质，以及对美国领导权的挑战，作出令人煞风景的结论，可能用导弹防御系统包围中国，或实施经济报复。
第三是其它主要强国的崛起和回归。在近期，中国不仅必须和美国竞争，还得和印度、俄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尼等其他主要国家周旋。他们中许多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因应中国的经济和军事野心。这些国家中每个都对中国具有相对的地理优势，因而使中国的地理困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共政治局几十年来一直担心美国主导的对华“包围”或“遏制”。今天中国的发言人和一般公众，常常把美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合作，攻击为“冷战思维”，似乎忘记了正是自己的行动和领土要求，激起了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联合行动。毫无疑问，国际上其他参与者正在联合起来。这正是中共领导下，中国碰到的核心麻烦问题之一。
第四，分离主义。中共认为，“反华势力从未放弃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的图谋”。反对藏独、疆独、台独分裂势力，是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艰巨任务”。
第五是经济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面临从出口导向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负债非常沉重，而且债务集中在大型国企，还在继续增长。因此中国可能由于房地产泡沫或债务负担难以承受，很快出现信贷危机。
尽管要求对刺激措施进行改革，但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仍然没有发生。幽灵城市在继续蔓延，僵尸国企继续得到支持，不良贷款和特殊贷款持续。这种现状持续下去，随着刺激经济失去动力，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只会使经济转型更加艰难。
新举措如“2025中国制造”，是设计来提高中国在价值链的地位。北京在美国尤其在欧洲，寻求全球性的技术收购，反映中共正设法确保实现经济转型，提高生产率，避免经济滑坡。总之，这是艰巨的任务，今后若干年中共要大伤脑筋了。
谢选骏指出：我发现，上文列举的五大挑战，和古代秦国所面临的挑战，何其相似奈尔！
第一地理因素上的公海通道受到严重限制，很像秦国遭到关东各国阻碍和封锁；其解决方案就是各个击破之。
第二美国因素很像古代的齐国因素；其解决方案就是建议和美国各领东帝与西帝的称号，而后愚弄、弱化、孤立、消灭之。
第三其它主要强国的崛起和回归的因素，很像合纵与连横的战国策，解决方案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第四分离主义因素很像秦国和内部西戎北狄各族关系，解决方案就是拿下中亚细亚，就像秦国拿下巴蜀。
第五经济稳定。解决方案就是实行商鞅变法那样的彻底改造，消除马列主义的残余影响。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

尽管《纸牌屋》胡编乱造，情节勉强、性格刻板，但是从自由表达的角度看，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呢？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别人的《纸牌屋》呢？那时，中国一定是一个和现在大不相同的文明社会了吧。

《纸牌屋》（House of Cards）是美国一部政治权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于网路上播出，是Netflix原创剧集。本剧由鲍尔·威利蒙创作并改编自安德鲁·戴维斯的BBC同名电视剧。两部电视剧都是基于迈克尔·多布斯同名小说创作的。第一季全部13集于2013年2月1日在串流媒体网站Netflix首播。第二季的13集于2014年2月14日同时放出。2014年2月4日，即第二季播出十天之前，Netflix宣布续订本剧第三季于2015年2月27日播出。本剧的第四季也已经被续订，于2016年3月4日同时放出。2016年1月，Netflix宣布续订第五季，于2017年5月30日播出，同时宣布鲍尔·威利蒙于第四季后退出本剧。

本剧背景设置在现今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讲述了众议院南卡罗来纳州第五国会选区民主党籍议员、多数党党鞭弗兰克·安德伍德（Frank Underwood，凯文·斯贝西饰演）在晋升为国务卿的希望破灭后，在妻子克莱尔（Claire Underwood，罗蘋·莱特饰演）的帮助下，开始运用复杂的权术获得最高权力的故事。剧集主要涉及的主题是无情的实用主义，操纵和权力。

本剧的第一季获得了9项黄金时段艾美奖提名，成为了首部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网络电视剧集。本剧获得的9项提名则包括“最佳剧情类剧集”、“最佳剧情类剧集男主角”（凯文·史派西）、“最佳剧情类剧集女主角”（罗宾·怀特）以及“最佳剧情类剧集导演”（大卫·芬奇）等。本剧还获得了4项金球奖提名，其中罗宾·怀特凭借剧中表演最终获得“最佳剧情类剧集女主角”的奖项，也使本剧成为首部获得主要影视表演类奖项的网络剧集。而本剧的第二季获得了13项黄金时段艾美奖的提名和3个金球奖提名，其中凯文·史派西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剧集男主角”的奖项。

2017年10月30日，由于奇云·史柏西被指控性侵犯，Netflix宣布第六季共13集会安排在2018年播出，而这将会是本剧的最后一季。然而，Netflix在第二天宣布第六季的制作将会中止。2017年11月3日，宣布史柏西已经从本剧中被解雇了。

凯文·斯贝西 法兰西斯·“法兰克”·J·安德伍德 （Francis "Frank" J. Underwood）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第五国会选区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在第二季中成为美国副总统，并在第二季季终时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角色名字来源于同名小说和英国版同名剧集主角弗兰西斯·厄克特以及美国首任民主党众议院党鞭奥斯卡·安德伍德。与英国版剧集主角相似，安德伍德在剧中经常“打破第四面墙”，与观众直接对话。

罗蘋·莱特 克莱儿·安德伍德 （Claire Underwood） 法兰西斯之妻，负责运营一家非营利组织“净水计划”（Clean Water Initiative），在第二季中辞去此工作。她时常介入其夫的政治行动中。在第三季最后离开法兰克·安德伍德。她在第四季开始打破“第四面墙”。在第五季季终时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

迈克尔·凯利 道格拉斯·“道格”·史坦波（Douglas "Doug" Stamper） 安德伍德的幕僚长和亲信，第二季末被瑞秋·波斯纳用石块击打至昏迷。（第1-5季）

迈克尔·吉尔 加勒特·沃克 （Garrett Walker） 第45任美国总统，前科罗拉多州州长，第二季末辞去总统职位。（第1-2季）

内森·达罗 艾德华·密查姆 （Edward Meechum） 美国国会警察，负责安德伍德的安保和司机工作。第二季中加入美国特勤局，负责安德伍德就任副总统后的安保，并与安德伍德夫妇同时发生了性行为。(第1-4季)

沙基纳·贾弗里 琳达·瓦斯奎兹 （Linda Vasquez） 总统的白宫幕僚长，第二季中与安德伍德意见分歧而辞职。(第1-2季)

克莉丝汀·康诺利 克莉丝汀娜·加拉格 （Christina Gallagher） 国会职员，与彼得·罗素有私情，后成为总统私人助理，第二季中被总统辞退。（第1-2季）

马赫沙拉·阿里 雷米·丹顿 （Remy Danton） 一家天然气公司的说客，后转投雷蒙德·塔斯克，之前曾在安德伍德手下工作。在第三季中成为白宫幕僚长。（第1-4季）

瑞秋·波斯纳 （Rachel Posner） 曾是妓女，与彼得·罗素发生性关系后被道格·斯坦普牵扯进安德伍德的政治行动中，因曾与其他人会面而被道格怀疑其忠诚度。第二季末在道格带领其转移住处时因恐惧而将道格打昏并逃走。在第三季最后因为道格为了重新获得安德伍德的信任以及成为新的白宫幕僚长，被道格杀害并掩埋在荒野里。 (第1-3季)

塞巴斯蒂安·阿塞勒斯 卢卡斯·古德温 （Lucas Goodwin） 《华盛顿先驱报》（The Washington Herald）编辑，第二季中调查安德伍德时因涉嫌网络恐怖活动而入狱。（第1.2.4季）

凯特·玛拉 佐伊·巴恩斯 （Zoe Barnes） 《华盛顿先驱报》记者，后因与老板意见分歧而转职到“头条网”（Slugline）。在与安德伍德初次见面后，二人迅速发生性关系，与其建立了互相利用的联系，同时安德伍德为她提供内幕新闻素材以打击政治对手。第二季中因试图调查彼得·罗素之死的内幕而被安德伍德杀害。（第1-2、4季）

杰拉尔德·麦克雷尼 雷蒙德·塔斯克 （Raymond Tusk） 富商，经营数家企业，在核工业方面掌握重要地位，与总统私交甚笃，对总统的决定有重要影响。（第1-2、5季）

康斯坦斯·齐默 简宁·斯高斯基 （Janine Skorsky） 《华盛顿先驱报》记者，后转职到“头条网”，对佐伊的突然成功怀有疑心，最终仍加入头条网与佐伊同事。与佐伊一同调查安德伍德，但在佐伊死后退出，并搬离华盛顿到其母处居住。（第1.2.4季）

莫莉·帕克 杰奎琳·夏普 （Jacqueline Sharp） 国会女议员，在安德伍德升任副总统后在他帮助下接任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在第三季中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其后改而支持邓巴（第2－4季）

寇瑞·斯托尔 彼得·罗素 （Peter Russo）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第一国会选区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因酗酒、吸毒、召妓等丑闻而受到安德伍德要将其丑闻公之于众的威胁，并因此对安德伍德效忠。在安德伍德帮助下戒酒后重新参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后瘾头再度发作而退出政坛，最终试图向媒体公开一切，以逃脱安德伍德的掌控却反被他布置成自杀而死亡。（第1、4季）

纸牌屋 (第一季)

剧情以美国国会议员弗兰西斯·“弗兰克”·安德伍德通过徒手杀害一只饱受痛苦的狗来展现他无情的实用主义开始，在镜头里，他向观众解释说有时需要有人作出不令人愉快但却是必要的事。安德伍德是一位极具政治野心的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多数党党鞭。为了能够被任命为国务卿，他帮助加勒特·沃克赢得了大选，然而在沃克宣誓就职之前，白宫幕僚长琳达·瓦斯奎兹却告知安德伍德，称总统希望将他留在国会推动法案通过，因而将不会提名他作国务卿。安德伍德对总统的背叛之举愤怒不已，但很快，他隐藏了自己的愤怒和失望并向总统表明他能够推动议程，而且是个有用的副手。事实上，在背地里，他开始实施了一个周密的复仇计划，该计划以他自己获得权力为最终目标。

弗兰克的妻子克莱尔负责一个非政府组织“净水计划”的运行，但她的真实意图并不明确。她看上去是在利用她的慈善组织来培养她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她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在第一集中，她认为自己的组织足迹有限。为了促使这个组织登上国际舞台，她决定将它的业务拓展到其它国家，为其它国家钻井获取净水。这引起了她的办公室主任极大的担忧。为了招募人才来支持拓展的计划，克莱尔让她的办公室主任裁撤净水计划一半的雇员。后来，在她在确认了进度后，办公室主管也被解雇了。这印证了一个事实——她和她的丈夫一样拥有着一颗冷酷的内心、一样无情的实用主义和对权利一样渴望。

安德伍德开始了一个高度复杂的计划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内阁成员，同时在他的权力游戏中获得他能够操控的棋子。他与一名富有野心的年轻记者佐伊·巴恩斯建立了互相利用的关系，到最后发展成了婚外情。安德伍德让她发布他泄露的关于他的政敌的具有破坏力的新闻。同时，安德伍德拥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彼得·罗素的一系列丑闻，并以此操纵他。在他们二人的协助下，安德伍德破坏了沃克此前计划的国务卿人选，参议员迈克尔·科恩的政治信誉。并最终以自己的亲信，参议员凯瑟琳·杜兰取而代之成为了国务卿。安德伍德还在一次阴谋中利用罗素结束了教师罢工并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这提升了他自己在沃克总统心中的地位。

因为副总统吉姆·马修斯就任前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他就任后，该州须进行州长补选。安德伍德于是帮助罗素戒酒并支持其参选州长，但在选举前他让妓女瑞秋·波斯纳诱使罗素重新开始酗酒，并让他在醉酒的状态下接受了一个电台的采访。在接近崩溃的状态下，他决定通过将他在安德伍德的阴谋中的角色公之于众来向他的失败赎罪。作为回应，安德伍德在启动了汽车的引擎后，将昏睡过去的罗素留在了一个关闭的车库内，使他最终窒息而死而留下了自杀的假象。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陷入混乱之时，安德伍德说服副总统去竞选他之前的州长职位，并使得副总统的位置空缺而留待了安德伍德来填补，正中其下怀。

然而沃克总统却另有计划。他希望提名密苏里的亿万富翁雷蒙德·塔斯克作新任副总统，并派安德伍德前去审查。但随后塔斯克透露自己与总统私交密切，事实是在为总统审查安德伍德，同时也告诉安德伍德，是他本人建议总统选择不提名安德伍德为国务卿的。如果安德伍德同意欠他一个人情的话，他将影响总统，使总统提名他为副总统。在经过一连串对塔斯克的施压后，他向塔斯克提出他们可以相互合作而不需欠塔斯克人情，塔斯克最后在压力下同意了这个提议。与此同时，安德伍德在结束了与佐伊·巴恩斯的婚外情之后，巴恩斯开始调查安德伍德的政治阴谋，一系列线索也逐渐串联起来。第一季的最后，安德伍德接受了总统提供的副总统提名。

纸牌屋 (第二季)

弗兰克·安德伍德即将宣誓就职副总统，佐伊·巴恩斯则与同事卢卡斯·古德温和简宁·斯高斯基继续挖掘更多内幕消息，最终追踪到了瑞秋·波斯纳。弗兰克的副手，道格·斯坦普将瑞秋带到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安德伍德则引诱巴恩斯到了一座地铁车站，在没有人看到也没有监控探头拍到的死角中，在列车进站之际把她推下站台，巴恩斯被撞身亡。结果，为了远离可能让她自己也随之丧命的危险，简宁放弃了调查活动并接受了在伊萨卡的教师的职位。

佐伊的死激发起古德温独自一人继续调查的决心，他于是寻求一位黑客的帮助，试图获得弗兰克在AT&T的通讯记录。然而，帮助他的黑客，嘉文·奥尔赛，实际上是在为道格·斯坦普引诱古德温，并使他最终在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中落网，被迫承认实施了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罪行。随后，那名黑客利用瑞秋的存在来敲诈道格。由于害怕再次被重新安置、可能的伤害和道格对她日益增加的迷恋，瑞秋最终用石头敲击了道格的头，可能已经致命。瑞秋随后驾驶着道格的车逃离了现场。

在一次采访中，克莱尔曝光了自己在大学时曾遭受强奸并因此而堕胎，而当年犯下这桩罪行的正是此前刚被任命为将军的一位军官。同时克莱尔与第一夫人的关系也越发密切，二人共同支持改革军队对性侵犯的调查方式的法案通过。克莱尔在交谈中得知总统夫妇的婚姻遇到危机，她随后向第一夫人建议其夫妇寻求一位心灵顾问和婚姻咨询师的帮助。

雷蒙德·塔斯克仍然对沃克总统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安德伍德则试图挑拨这二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他会见了中国商人冯山德，此人是塔斯克的盟友，也是中国的非官方途径的外交代表。安德伍德暗中破坏中美双方的外交对话，造成混乱局面，制造假象使总统认为塔斯克也同样需要对谈判破裂一事负责。谈判破裂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并导致双方卷入稀土贸易战，美国能源价格随即飙升。塔斯克由于触及自身利益而公开反对总统为了处理危机而作出的努力。作为报复，他切断了对民主党的资金捐助，同时开始通过一家原住民部落的赌场向共和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资金。在安德伍德发现了这些资金实际上来自冯山德后，他与冯交易，让他结束与塔斯克的关系，作为交换，他将获得一个大桥的建设合同。

美国司法部调查发现道格·斯坦普曾出现在这家赌场的监控录像中，于是开始调查冯山德、塔斯克和白宫之间的关系。为获得负责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的信任，安德伍德说服总统和自己一同主动交上全部旅行记录。然而安德伍德却在自己的旅行记录中做了手脚，掩盖了自己不可告人的行程。沃克总统上交的旅行记录则曝光了他曾接受婚姻咨询的事实，调查人员质疑他是否与非法资金捐助有关。沃克总统不希望曝光其私人生活问题，于是要求白宫法律顾问指导婚姻咨询师在接受质询时提供的证词，此举被特别检察官认为是干预证人妨碍司法公正。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是开始起草弹劾总统的法案，沃克总统和安德伍德都对塔斯克提出了特赦的条件，并希望能够以此来打压对方。起初塔斯克支持总统，使安德伍德别无选择地尽全力赢回了总统的信任，并成功说服总统取消了和塔斯克的交易，还透过雷米丹顿向特别检察官自愿到案消息影响塔斯克。结果在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塔斯克虽然起初一直使用第五修正案辩护，但最后还是承认了总统知晓与中国的交易。这让沃克总统别无选择，只能主动辞职。安德伍德于是在戴维营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纸牌屋 (第三季)

道格在瑞秋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但伤情严重。虽然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工作中，但他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也重新开始酗酒。在这期间，成为总统的安德伍德的支持率不断走低，国会两党都不看好安德伍德，而他上任后提出的美国就业法案(American Work)也举步维艰。在大选之际，民主党高层甚至拒绝支持他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在没有竞选资金和党内支持的情况下，安德伍德被迫只能公开宣布不会参加大选，同时表示他在剩余的任期内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就业法案。在得不到国会支持的情况下，他决定在华盛顿特区利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赈灾基金来推行就业计划。虽然起初受到非议，但在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后，安德伍德的计划开始受到支持。然而飓风在东海岸的形成和靠近可能带来的灾害，使得安德伍德不得不签署国会新的法案以接受国会对联邦应急管理署的拨款，签署法案让就业计划没有了资金来源，只能停止。但这次尝试使得党内和民众看到了就业法案的潜力，让他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成为可能。

由于希望通过公职证明自己的能力并为未来竞选总统做准备，克莱尔在安德伍德成为总统后要求他提名自己为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在提名被参议院否决后，安德伍德对她进行了休会任命。安德伍德上任后希望能够在约旦河谷地区派驻军队，他邀请俄罗斯总统佩特洛夫访美并希望能够获得他的支持，但佩特洛夫的漫天要价致使谈判最终破裂。国务卿杜兰特随后建议通过联合国向该地区派驻维和部队来绕开俄罗斯，由于有过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向其他国家派遣军队的先例，在克莱尔在联合国的努力之下，外交压力使得佩特洛夫只好同意再次谈判。但在莫斯科，被俄罗斯关押的美国同性恋激进分子迈克尔·科里根拒绝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有罪，并在牢房内上吊自杀。此举让克莱尔深受感动，并在媒体面前道出了实情并公开反对佩特洛夫和俄罗斯法律，这也使安德伍德与佩特洛夫的谈判成果付诸东流。

在联合国通过向约旦河谷派驻维和部队的决议后，俄罗斯同意也派遣军队到该维和部队中。但八名俄罗斯维和部队士兵在约旦河谷被击毙的消息，使该地区局势急转直下。在渗透俄罗斯封锁地区的行动失败，以色列实行禁飞区后，安德伍德被迫选择与佩特洛夫在河谷地区见面。佩特洛夫同意解除俄罗斯在该地区实行的封锁并撤军，但条件是克莱尔必须辞去联合国大使职务。

在民主党支持下，前联邦副检察官希瑟·邓巴宣布参选，对前总统腐败的调查使她成为了一位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道格要求加入她的竞选团队，并告诉她记录克莱尔堕胎的真相的日记并没有被销毁，邓巴拒绝用这种方式攻击其竞争对手。同时，道格要求之前威胁自己的黑客，嘉文·奥尔赛找到瑞秋的位置，作为交换，道格会帮助嘉文解锁护照让其逃至国外。在与瑞秋的前女友丽萨的接触后，嘉文定位到了瑞秋的位置，但随后他欺骗道格称瑞秋已经死亡。由于之前对瑞秋的迷恋，道格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告诉了安德伍德他为了找到邓巴的把柄而在为她工作。在成功逃到委内瑞拉后，嘉文告诉道格瑞秋并没有死，并以此勒索斯坦普。于是，道格在嘉文的住所内获得了瑞秋的地址并将其电脑毁坏，并在之后亲自将瑞秋杀害并掩埋，以防止之前彼得·罗素的事件被公之于众。

在安德伍德宣布参选前，他找到小说作家托马斯·耶茨，希望他能够通过为自己创作一部小说而宣传就业法案。然而，在与安德伍德夫妇的接触中，他渐渐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转而希望写他们的婚姻，安德伍德反对并将他辞退。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安德伍德希望利用性别歧视来打压竞争对手邓巴，同是总统候选人，但确在暗地里与安德伍德结盟的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杰姬·夏普与他发生分歧，最后导致夏普退选时呼吁民众支持邓巴，而白宫幕僚长雷米·丹顿也由于和安德伍德的分歧而辞职。由于在爱荷华州的支持率相较不下，邓巴决定以拥有记录有克莱尔堕胎一事的日记而威胁安德伍德。但日记实际在道格手中，在安德伍德面前，道格烧了日记以表示忠诚，并重新成为了安德伍德的幕僚长，而安德伍德也赢得了爱荷华州的民主党初选。而由于与克莱尔在多次事件中的分歧，克莱尔在最后选择了离开。

……

谢选骏指出：尽管《纸牌屋》胡编乱造，情节勉强、性格刻板，但是从自由表达的角度看，中国何时能够制作播出一部自己的《纸牌屋》呢？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别人的《纸牌屋》呢？那时，中国一定是一个和现在大不相同的文明社会了吧。

谢选骏：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载体

谢选骏：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载体

（一）

网文《如何看待中国是唯一的历史没有间断的国家？》说：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专属的语言和文字，比如元朝和清朝。而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史书中称之为夷狄，如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国人，为何会称之为夷狄呢。而且在有些朝代甚至是摧毁了中华文化，这又如何去看待呢。首先承认一点，并没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想法，我的女友也是少数民族。另外，也坚持认为中国历史是一脉相承。

谢选骏指出：上述看法的依据是，中国有连续的历史记载。例如《尚书》《史记》、《二十四史》等等。而且这些文献都是用大致相同的汉字记载下来的。

可以说，汉字是中国历史的载体。

（二）

《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国的文明未发生断裂？》（2016年5月16日人民网-文史频道）认为：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本文摘自《大国复兴》，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出版社授权发布）

尽管有许多证据可以解释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比其他古代文明更为长寿。很少有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更别说试图解答。

生态因素

我们的分析将从最直接的要素入手，由具体到抽象。有研究指出，特定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扩张和绵延，其生态因素包括三个特征：

首先，广阔的水网分布不仅成为了天然的交通运输网络，更将拥有同样文化却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人们联系起来。

其次，广袤的土地为承载大量人口的农耕经济提供了保障，促使越来越多的族群和人们加入了中华文明。

最后，古代中国人的聚居区（中国北部地区）气候比较寒冷，所以这里的人们比同时期处于较温暖地区的人们，如古埃及人、印度人和巴比伦人，需更勤奋工作。为了抵御寒冬，中国人需要搭建屋舍、准备衣物和柴火。中华文明即是源起于较寒冷的北方（黄河流域），之后逐渐迁徙扩展至较温暖的南方，从长江流域到珠江两岸。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起始于温暖的南方（希腊和罗马），并逐渐向北面扩展，先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到西欧（荷兰、比利时、法国、英格兰、德国等），最终到达俄国。

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

一系列的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中华文明能扩展并影响其他远离黄河流域的族群。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古代中国人有一种与“天”紧密联系的世俗宗教。尽管现代中文里的“天”在英语中翻译成“Heaven（天堂）”，但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天”是高高在上的，是仁慈与先知的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宇宙中的秩序，包括统治人类社会。虽然“天”被具化为一个神，受到人们朝拜，被称作上帝（或上天），但它却不是唯一的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被灌输了一种非排外的世界观（正如天堂并不排斥任何人），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所以，认为“天”并不限于某一族群，这与《圣经?旧约》中基督上帝仅限于犹太人不同（直到耶稣之后，基督教才被允许流传至异教徒）。而恰恰这种特性使得非汉族地区的族群融入中华文明成为可能。鉴于此，加之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的制度化的教会组织的存在，使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或许也是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原因之一。

在之后的中文用语中，“上帝”的“帝”一词被频繁使用，但并非特指某一位神，而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他因受天命而享有管辖天下的权力。正如“天”代表了一种非排他的、跨族群的秩序一样，受天命的中国统治者（“帝”或皇帝）则不仅是汉族的领导者，也是全中国所有族群的管辖者（狄百瑞）。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不断扩张的因素则是皇室的统治方法，通过文化吸收以及示范效应等方法，而不是通过征服和压迫。政治上，自周朝（前1046—前256）开始，中国统治者设立了一套分封制度来管理游牧族群。与西方不同，罗马帝国征服欧洲后，用罗马文化取代了希腊文明，而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此外，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同样地，在中原王朝的更替中，后者往往继承前者的制度结构和统治文化而非推翻后重新建立。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公元220）最早的两个王朝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 另外，还包括度量衡。自汉代以来的政府结构，以及从周朝开始的书写体系（包括象形文字）历经王朝兴衰沿用至今。虽然儒学于公元前136年被定为“国教”（见第二章）,但一些周朝的地方文化，也能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静静地流传下来。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以大地农民的眼光观看百川汇流融入大海的情景。

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从未间断，关键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使我们更加期待21世纪中国复兴后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是何等景象（详见第八章）。

为什么古代欧洲没能形成大一统的国家？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因素与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的先后顺序有关，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截然不同。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的封建（分封）制度先于帝国专制统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封建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后者在1949年后的中国被视为落后、专制甚至是反动的同义词，被认为是旧中国的代名词。为了更好理解这里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先解释什么是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时期相比，周朝出现的中国封建体系权力更为集中。共主（周天子）是这一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由他将土地分封给各个诸侯。诸侯理论上拥有自己封地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称为“子民”），这些子民事实上是各诸侯的农奴。这些世袭的封地最早是赏赐给不同部族的首领的，感谢他们在推翻商朝（约前1600—前1046）时拥护周氏的部族。由于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极其残忍无情，于是“天”便授意将王权传给周氏以建立周朝。分封制度后来被周天子们用来统治自己的诸侯，一直延续了867年，而周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至周朝末期，一些封地开始变为独立的国家并彼此交战，由此开始了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其中，七个封地演变为当时主要的国家，直到其中之一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专制王朝——秦。由于秦朝曾在英语中直译为“Chin”，故中国的英语拼写China也由此而来。 由秦国建立并在汉朝得到完善的行政制度一直沿用至1911年，它不仅造就了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长久，也将中华文明传承至今。

如果以罗马帝国（前27—公元395）做类比则能更好地理解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横跨亚欧大陆的罗马帝国不是崛起于封建主义之前，而是崛起于统一各个领主的封地之后（封建体制），那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它的命运也许会如同结束了中国封建体制的秦国一样，使得欧洲以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延续至今，就像中国自2300多年前秦国大一统之后一直保持着完整的帝国形态。如此，罗马文明也很有可能至今依然存活。

第二，帝国建立和文化统一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同。在中国，文化统一以“儒化”（见下一章）或国家独尊儒术的形式出现，使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而这几乎与帝国建立同步进行。在西方，与儒家文化具有相当地位的则可能是基督教文化，而它的影响仅在罗马帝国衰落、天主教会的势力壮大后才传播开来。在比较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时，我提到其“也许”与儒家文化地位相当，因为对于教廷能否作为整个欧洲文化统一的推手这个问题尚存争议。由于对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有不同解释，教廷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加之连年的宗教战争，使得教会在促进欧洲文化统一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不过，基督教距离这一目标已经十分接近。在此以基督教为例只是希望说明儒家思想统一下的中国文化，乃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科举制度被历朝历代所袭用，中国的政治结构一再得到巩固，也避免了中华文明因发生突变而被阻断。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可以说是鼠目寸光，毫无穿透能力，因为它竟说“尽管有许多证据可以解释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比其他古代文明更为长寿。很少有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更别说试图解答。”——因为一个至为显著的原因就是：“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其他的要素（例如生态、土地，甚至种族）都可以更换主人，唯有汉字无法替换。因为一旦替换，中国就不复存在了。只要不加替换，汉字族就变成了汉族，外国历史（蒙古、满洲）也就变成了中国历史。

（三）

网文《哪些因素使得中华文明没有间断？》说：

第一，是汉字。

中国近代贫弱的时候，曾经有人主张彻底废除汉字，因为觉得汉字系统太落后，不适应现代社会。这种说法也有一点儿合理性，因为汉字的确是非常古老的系统。甲骨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说明其出现时间非常早，所以，汉字系统从古人记录的最原始手段演化而来，既绘画。从这个角度讲，它不但比什么英文、阿拉伯文落后，甚至比楔形文字还落后，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梯队的，岂止是古老，简直是古老。外国人觉得汉字难写、汉语难学，因为汉字不是音节文字，这与大多数现代文字系统大相径庭。以英文举例，只要会某一个单词的读音，再掌握26个字母和一定的规律，拼写出文字并非很难。但汉字系统就没这么智能。虽然汉字有绘画的元素存在，所以按理说，可以根据文字分析出意思，但这种分析首先就要特别熟悉汉语，何况，随着年代的推移，这种绘画元素越来越抽象和淡薄。给一个不认识汉字的外国人看甲骨文的“月”字，他基本能明白这是月亮，因为就是画了一个月亮嘛，但看现代汉字的“月”，就比较难了。看甲骨文的“水”，他基本能明白这个字和“水”或者“流动”有关，但是看现代汉字的“水”，他要能明白那绝对是蒙的。给他“一”，他能写出“二”、“三”，那再问他“四”呢？他保证划四个横杠，你再问他“一万呢？”他就该打你了。何况，还有很多字的意思根本不可能靠绘画表达，比如“尴尬”，这两个字，鬼能猜出来它是“尴尬”的意思吗？或者知道“尴尬”怎么念，能写出这两个字吗？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很尴尬吗？但是英语，如果知道“尴尬”的读音，写出“awkward”则还是有可能的，即便拼错了，在文章中，配合上下语境，读者也很容易猜出来。所以，现代文字系统，基本是“以读音提领文字”，而汉字系统，由于太古老，变化太多、简化太多，使得“以形象勾勒意思”这层本来的优点就已经基本泯灭了，同时， “以读音提领文字”的特性又非常弱——同样一个“日”字，下头一个横念“旦”，左边一个横念“旧”，中间竖着一个横念“田”，两头插出去念“申”，横着一个横念“目”，上下各一个横念“亘”，压扁了念“曰”，就是不念“日”，气死你。另外，英文的26个字母，是单向顺序排列的，而由于 “象形性”，汉字的笔画虽不多，却是上下左右无序排列的，如果说英文是二维的，那汉字简直就是三维立体的。比如“甲申由”之类的，“木林森”、“人从众”、“火炎焱”之类的……总之就是玩死你。那么，汉字到底是靠什么和汉语向匹配的呢？话不能说绝，但是基本上——靠死记硬背。所以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应该给自己鼓掌，因为我们的确是学会了世界上最不智能的一种文字，不容易啊！

但，恰恰就是这套极其落后的文字系统，成为了中华文明发展延续至今的最大功臣。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汉字不是音节文字，不表音。我们都知道，所谓“十里不同音”，各地方言是普遍存在的。假设，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汉语拼音一样的文字系统，会怎么样？同样一个你好，北京人就读“你好”，写也写成“nihao”；而广东人就读成“累厚”，那就得写成“leihou”；同样一个姑娘，黑龙江人读“姑娘”，写成“guniang”，大连人就读成“归宁”，写成“guining”……在远古通讯极端不发达的漫长时间里，由于读音不同，文字会迅速分化，中国如此庞大，各地方言根本无法共通，久而久之，必会形成不同的文字系统，文字不一样，语言又不同，中华文明如何保证向心力？历史漫长、世事艰难，分裂是必然的。反例是有的，古罗马帝国疆域庞大，通用拉丁文，但拉丁文表音，随着时间推移，语言文字系统就开始分裂成罗曼语族，直至今日成为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 如果拉丁文和汉字一样是象形文字，那我们今天面对的可就不是欧盟了，而很有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字是一种文明最核心的载体，文字分裂，文明安能长久？而中国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读音再奇葩，写出来的字也基本是一样的，尤其是秦始皇以后。当然，世界历史上广泛存在不同语言文字的国家，但除非有一种核心文字系统做文化载体，比如汉字之于56个民族的中国、俄文之于100多个民族的俄罗斯，否则分裂只是时间问题。比如苏丹，北部说阿拉伯语，南部说英语，分裂了；比利时，法语德语共存，估计也早晚分裂；塞浦路斯，一个道理。当然，很多国家是广泛存在方言的，又使用表音文字，但没有分裂，那是因为这些国家基本成型于近代甚至现代。因为人类越发展，文字分化的危险越小——发达的社会可以迅速抹杀语音的鸿沟，“方言”会逐渐消失，直至灭亡。但在漫长的古代时间里，汉字的“不表音性”，或者说“读音文字的互相独立性”，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久凝聚力。

谢选骏指出：汉字具有的这种传递功能和凝聚效果确实不假，但与此同时，汉字里包含的那些成语故事、狡黠权术所具有的超级腐化性能，也因此得以迅速传递和不绝绵延——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特别腐败，文明无法得到彻底清理，所以呢，汉字不仅使得历史连续、文明不断，汉字也是腐败的最大载体，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根源。

谢选骏：错解“大一统”、不解文明周期的李零

为何说李零错解了“大一统”？
因为西周并非“大一统”，而是“封建天下诸侯”。至于“大一统”，众所周知是从秦朝开始的。
为何说李零不知“文明周期”为何物？
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文明，已有三期：第一期是到汉末为止的本土文明。第二期直到清末为止的儒释道文明。第三期是二十世纪开始展开的基督教化文明。
下面看看《李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文汇网2012年7月31日）里的错误说法：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中国。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话要从头说起。
一、两次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首先我要讲一下，“大一统”是个什么概念。
历史上，人群都是由小到大。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有个理论，他说，人群，由小到大，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国家，有小国，有大国，小国变大国，怎么变？苏秉琦说，中国古代，经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如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国是chiefdom，方国是kingdom，帝国是empire。帝国最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7-140页）。
历史上的大帝国，欧洲古典时代，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和恺撒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的大帝国，比不了东方大帝国。东方，前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后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华帝国。我们要知道，东方大帝国，在西方人的心里，一直是阴影，既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观。
汤因比讲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317页）。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宗教大一统，而是国家大一统。（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造就。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最爱骂秦的，就是它。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也许是听爸爸妈妈讲。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西周开国，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其他异说，大抵在此前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西周开国约四百九十五年），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讲这话是在孟子去齐时。孟子去齐，约在公元前314年后，距西周开国约七百三十二年），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于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注意，他也是史官）：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前三条大体相同，最后一条有错字，当以前三条为准。讲话时间，据上文纪年推算，是公元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很可能是倒追其事。“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是老邻居。“合而别”，指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把自己的故土扔给秦人。“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公元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公元前249年。“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怎么读还可讨论，反正是指秦始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
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这话很有意思，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毛泽东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五百年后才会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始皇东巡，把它压住了。
《晋书·元帝纪》说：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公元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金陵“天子气”，就是后人说的“东南王气”（如南朝傅縡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尽然。”见《陈书·傅縡传》）。秦秣陵县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孙权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明代开国，也曾定都于此。它是南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
蒋介石的首都就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有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周恩来的题辞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一百零九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古人说，三大变，积一千五百年，叫一纪，三纪是四千五百年。有趣的是，如从现在往前推，四千五百年前是我国的龙山时代，文明的曙光马上就要跳出地平线，确实非常关键。现在，资本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照古人的说法，也面临大变。）
1982年，常任侠先生给我抄过一首他的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锁玉关。”（《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历史上，中国一直处在北方民族南下的压力下，宋以来是辽、金、西夏和蒙古，明以来是满族。近代不同，北方的背后有俄、日；南方的背后有英、美。民国以来的南北战争，一直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二次大战，日本南下，是一次南北争。二次大战后，美苏斗法，是又一次南北争。1927年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把红军赶到北方，是成就了共产党。共产党，过去是从广州、上海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不上地气。到陕北后，西征是想接地气，西安事变也是接地气，都没接上。抗日战争后，解放军挺进东北，才终于接上。共产党取天下，是在这种背景下。）

二、年代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两千两百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方有个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有偏见，但暗示了某种差异。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
西方的传统是小国寡民，大帝国只有两个，都是松散联合。一个是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一个是罗马帝国，长点儿，但蛮族南下，土崩瓦解。从中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号称大国者（如大不列颠），都是靠海外殖民，复制和联合。
欧洲人老说，前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大帝国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大帝国，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往东走，是中亚和印度；再往东走，是蒙古和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欧洲人看地图，总是从西往东看，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中近东，第三才是远东。美国在英国西边，更是这么看。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轻重缓急，一向这么排。）
小国变大国，怎么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这话对吗？
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历史上的统一，还是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不靠杀人不行，光靠杀人也不行。
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但光靠杀人行不行？不行。特别是马下治天下，尤其不行。
马下治天下，主要靠两条，第一是宗教，靠神道设教，靠虚拟领导，靠共同信仰；第二是国家，靠世俗君王，靠贵族礼教，靠官僚体制，靠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国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大体有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是四种模式：
（1）宗教、国家一元化，不但国家统一、宗教统一，而且政教合一。如埃及法老，既是神，也是王。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早期中国，都是政教合一。蒙古帝国，选过各种教，最后以喇嘛教为国教，也是政教合一。这是比较古老的统治形式。
（2）宗教、国家多元化，政和教都是分裂的。如印度，是古国中宗教最多，国家也最四分五裂的地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这一点。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方抬杠较劲，印度和中国，一直是看点。殖民主义加古老传统，“民主即分裂”，印度最典型。
（3）宗教一元化，国家多元化，宗教是普世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如基督教世界，源头是犹太教，犹太人是亡国奴，有教无国，他们的教，当然超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也如此，他们的宗教大一统，是脑瓜大一统，比我们管得更死。
（4）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宗教受控于国家。如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国多教，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有个汉学家跟我说，欧洲宗教太专制，不像中国，村村有庙，千神万鬼，有求必应，就像超市，随便挑，随便拣，还可随时退货。（中国的庙，既是烧香磕头的地方，也是村中聚议和娱乐的地方。庙门外有戏台，逢年过节热闹红火，“要民主有民主，要娱乐有娱乐”，也是他所乐道。）
这四种模式，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中国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和西方相反。现代欧洲，虽然还有教皇，宗教大一统仍有很大势力，但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上，小国变大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轮接一轮。研究这个过程，中国是最好的标本。
研究中国，首先要讲年代。探源工程是搞史前，下限是二里头。断代工程是搞三代，下限是西周。年代，越往上走越模糊。
中国的大一统，严格讲，是秦汉大一统，但秦汉以前有西周封建，西周以前有夏代和商代，夏、商之前有新石器晚期的六大块、七大块或八大块，有很长的准备过程。
历史比较，有两种比法，一种是按时间比，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搁在同一个时间表下比。过去，有所谓“综合年代学”，主要就是这么比。这种比法不好。还有一种，是缩天下于指掌，十个手指不一般齐，每个指头有三节，横有横比，纵有纵比，类似进程放进不同地区，时间不一致。世界不一般齐，中国不一般齐。
人类历史，大时段、大背景的研究，主要靠考古。
旧石器时代：主题是人类起源，扩散和定点，各自寻找各自的家园。我们的祖先选择欧亚大陆，选择它的东部，选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的两河流域），这个地点选得好。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起源和农业革命。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丰富，各种发明是平行传播，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风水最好。发展农业，发展牧业，可谓得天独厚，比美洲、非洲、大洋洲，条件好，起步早。过去，讲农业革命，都说两河流域最早。最近，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已改写历史（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它的陶片，已突破一万年大关，距今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年；糜子、谷子和水稻，也有八千到九千年的历史。
中国，也是农业起源的中心，一点不比西亚晚。
人类早期，仍然值得回味。想起来，最可歌可泣。因为人类很脆弱。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和几千年前一样，仍然很严峻，甚至更严峻。
天灾：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泛滥、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和各种瘟疫，还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世界上，冷热不均，跟人类的贫富差不多。据说利比亚最热，格陵兰最冷，热可热到零上六十摄氏度，冷可冷到零下六十摄氏度（当然，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哪怕再热一点儿，再冷一点儿，大家都完蛋。
人祸：饥馑和战乱，也是老问题。人，饿急了吃人，难免。生番吃人，经常被夸大，其实吃不了多少人。人杀人才是大问题。人，种内攻击胜于种外攻击，任何动物都比不了。文明人不直接吃人，就连牛羊都不直接吃，但杀人如麻，恰恰是文明人。
史前，主要是人与天斗，人与地斗。
文明，主要是人与人斗，人与人斗更突出。
中国文明是三大要素齐全的文明。城市、金属、文字，中国都有。但三大要素，我们最最突出，还是城。
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很高很大；春秋战国，数量很多，分布很广，很多东周古城，比明清古城还大。张光直教授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发掘，汉唐古城（睢阳）、宋代古城（南京）、明代古城（归德府），只有东周宋城的四分之一大。郑韩古城，比明清北京城还高。
青铜器和铁器，西北早，中原晚，大突破在二里头时期，比城晚。
文字更晚，真正的文字体系是见于商代晚期。
这些都是必要的铺垫，但三者并不是齐头并进。
当然，中国大一统，最直接的铺垫，还是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周封建，一件是秦并天下。
西周封建，合夏、商、周三国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夏、商。它是三代之终结。
秦始皇统一天下，合战国七雄的领土为“天下”，是继承周。它是两周的终结。
前一件事，从夏代开始到武王克商，差不多准备了一千年。后一件事，从武王克商到秦统一，差不多准备了八百年。如果加上汉代的后续工作，也有一千年。前前后后，时间在两千年以上。中国文明史的一半，都花在这件事上。

三、地理
现代中国的疆域等于秦帝国的版图加四大边疆。
“天下”的概念，现在叫“世界”。（“世界”是日语借用佛经翻译西方的world。佛经中的“世界”，“世”是时间，“界”是空间，跟古汉语的“宇宙”差不多。）
“天下”的意思是天底下，千山万水，很大很大。
历史上，世界五大洲，欧亚大陆最先进，现在也如此。（美国现在这么强大，也是占据了类似的地理位置。）
欧亚大陆，东西长，南北短，从东到西分三段：东段是中国文明；中段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段是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还有欧洲基督教文明。每个文明都自诩为“中心”，各自有各自的“天下”。
中国的“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的“天下”是他的领土，眼睛再好，抻脖子踮脚尖，不足见其大。
登高，是人类的固有冲动。《圣经》里的巴别塔，就是代表这种冲动。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摩天楼。但再高的楼也没山高。
李贺写过一首诗，叫《天梦》。他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九州只是九点烟尘，大海只是一杯水，很小很小。这种梦一样的感觉，只有登临绝顶才能找到。
古人祭名山大川，叫“望祭山川”。“望”是心灵遥感。天子，君临天下，居高临下，就是这种遥感。
古人讲地理，总是祖述《禹贡》。大禹治水，足迹所至，有所谓九州，范围很大，和秦始皇的巡狩范围很接近，使人难以相信。但这类说法，西周中期就有苗头，见于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上古传说，也提到禹画九州，和《禹贡》大同小异。这些都在秦统一之前。
古代祭名山大川，和九州相配，有所谓“岳镇海渎”。（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四渎：江、河、淮、济。四海：北海、东海、南海、西海。）这些名山大川，散在诸侯，并不属于某一国，而是从很大范围里选出来。当时，秦国还没统一天下，但“大一统”的观念呼之欲出，早就藏在很多人的心里。
五岳四镇配九州，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后世，除唐代加了一个镇，没什么变化（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40-65页）。
邹衍的“大小九州”，《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周礼》的畿服制度，也都是思想走在前头。
可见，“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中国的“大一统”，范围有多大？历代不一样。美国汉学家，最最讨厌，就是讨厌“大一统”。这是最有特色的讨厌。他们要解构“永恒中国”，一要破其长，二要破其大。时间上要拿刀切，空间上也要拿刀切。切来切去，只有朝代史，没有中国史，只有小中华，没有大中华，白马非马，非常公孙龙。他们有个定义，自以为颠扑不破，就是“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叫中国人”（英语，中国人和中国话都叫Chinese，当中国话讲的Chinese专指汉语）。他们说，商代的安阳人肯定不说三星堆话，西周只是形状像花生中间满是窟窿的一小块儿瑞士奶酪。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你不喜欢，可以，但不能说，它不该这么大，不该这么长，非把它切碎了不行。
过去，讲自然地理，有所谓爱晖-腾冲切割线，有所谓三级台阶。共工怒触不周山，水从西北往东南流，就是描述这块倾斜的大地。考古学家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只是一半。其实，中国沿海，也是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山区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是越的天下（从浙江到越南）。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大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农食于农，牧食于牧，生活方式不一样，居住范围不一样，两者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国是大国，一直是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夏商周活动的地区，秦帝国统一的地区，漩涡本身是个核心区，现代中国，二十八个省和自治区，除东北之大部（辽宁南部进入秦版图）、内蒙古之大部（包头、呼和浩特一带也进入秦版图），还有新疆、青海、西藏，都在它的范围内。
新石器时代，是定居农业的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年发掘，把点标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反映定居点。苏秉琦讲区系类型，分六大块：黄河流域三大块，长江流域三大块（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27-84页）。最近，探源工程汇报展（在首都博物馆）分七大块，加了北方边疆。其实，如果把南方的纵深也加上，就是八大块。
这八大块，就是秦帝国的地盘所在。早期定居点是后来中国城市的基础。秦以后，人口增多，但范围还是这么大，城市还是这么多。先秦史还原为空间，正是以此为底色。
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先是周、夏、商三块并列，后是秦、晋（三晋两周）、齐（齐、鲁、宋、卫）三块并列。
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蜀（巴、蜀）、楚、越（吴、越）三块并列。
苏秉琦讲的六大块，你仔细琢磨吧，就是这六大块。
这个核心区以外，是拉铁摩尔说的四大边疆：（1）东北；（2）蒙古；（3）新疆；（4）青藏。这四大块，忽大忽小，经常变，但核心地区，基本没变。（[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案：民国讲“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就是以传统核心区加四大边疆。）
四大边疆，古人叫“蕃”，“蕃”的意思是藩篱。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比做一块大蛋糕。他们，嘴小蛋糕大，一口吞不下，老是说，这四大边疆不属于中国，得把这几块先割出去，其他地方，也不必绑一块儿。二次大战后，大英帝国衰败，殖民主义瓦解，西方人又说，世界潮流是民族独立，每个族都该独立。这类说法，既有政治目的作怪，也有文化传统作怪。
他们一直是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对历史上的大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卸八块。
西方列强说，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概念，边疆也是现代概念，他们打我们之前，这两样，我们都没有，所以一切都得推倒重来，这是强盗逻辑。（国家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前提。有人认为，这个前提，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比个人主义还重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一直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国家利益有时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二国际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第三国际解散，美、英、苏结盟，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清代，就是因为跟这批强盗冲突，我们才知道领土和疆界的重要，赶紧修自己的篱笆墙。
中国的八大块，北方是重心。历代，中央王朝的首都几乎都在北方，从咸阳、西安到洛阳、开封，一字排开，很多最有名的城市都在这条线上。
中国北方有三条线，35°是王都线，三代王都多在这一线（中国的古都，北京、南京是两个例外。北京与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差不多是一线，位置卡在通往东北和内蒙的要道上，有深厚的北方背景。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在古代南中国，比成都、重庆、荆州、武汉更重要。）；38°是汉胡拉锯线，两边你来我往，挡在前面；41°是长城线，挡在更前面。长城以北是胡人的天下。历史上，无数族团，你来我往，互为主客，谁都当过主人也当过客人，不打不成交，想分都分不开。
南方，长江以南，瘴疠之地，常被北方人视为畏途。它们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时还不如四大边疆。
秦始皇五次巡游：东巡，主要是奔山东，围山东半岛转；南巡，主要是去江陵，沿长江一线走；西巡和北巡，主要是视察长城沿线的边郡。东到成山头，西到甘肃、宁夏，北到辽宁、内蒙，南到洞庭湖。
然而，洞庭湖以南，山高水深路远，他没去。
秦并天下，有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但始皇南巡，湖南他没去。九嶷山，他只是望祭。里耶秦简有“洞庭郡”，是秦军南下临时设置的郡，就像四野南下，设过中南区，后来撤掉。秦并天下后，这个郡也撤了。里耶古城是大秦帝国治下的小县城，地虽偏远，民户并不少。秦的势力，前锋可达两广，但秦的重心在北方，而且偏西，洞庭郡已相当靠南。
汉代，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控制仍相对薄弱。汉武帝伐南越，发四路大军，西二路走云南、贵州、广西，中路走广东北，东路走江西，都是走水路。伐东越，还从句章即今宁波浮海（句章古城已发现）。打朝鲜，陆军走辽东，海军从山东浮海。海也非常重要。
中国，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依托欧亚草原，东南是依托南岛诸国，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
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四、物产
吃什么，喝什么，中国人怎么驯化动植物，这是第一步。
新石器时代，主题是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是头号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文明。
旧大陆和新大陆不同，环境不一样，物产不一样。
新大陆，粮食有玉米、红薯、土豆，油料有花生、向日葵，蔬菜有西红柿（番茄）、南瓜、西葫芦（南瓜，品种很多。美洲南瓜分大果南瓜[Cucurbita moschata]和小果南瓜[Cucurbita pepo]。美国人把前者叫pumpkin，后者叫squash或zucchini。我国把前者叫南瓜，后者叫西葫芦。亚洲也有南瓜，如印度南瓜[Cucurbita maxima]，我国叫笋瓜[金瓜也属这一种]。中国有没有南瓜？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过唐代的“三彩南瓜”），很多都是明代才引入中国。川菜靠辣椒，辣椒是受惠于美洲。抽烟，烟草从哪儿来？巧克力，可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毒品，古柯也产自美洲。新大陆，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的吃喝，百分之六十是拜美洲之赐。但美洲有个大缺陷，是缺乏可供驯化的大型动物，除了美洲驼（llama）、羊驼（Alpaca），他们没有大牲口。他们发展农牧业，条件不如欧亚大陆。
旧大陆，非洲和大洋洲，发展原始农牧业，条件更差。条件最好，还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最多。
世界的贫富差异，直到今天，还受这个格局影响。
欧亚大陆的中、西部，粮食有大小麦，油料有芝麻，蔬菜有洋白菜、菠菜、茄子、胡萝卜、豌豆、洋葱。我们吃这些东西，要感谢西方。我国的瓜，黄瓜、西瓜、哈密瓜，也是西来。水果，他们有苹果、梨、李子（欧洲李）、葡萄、石榴。毒品，制造鸦片的罂粟，也是他们的特产。（有些农产品引进更晚，如现在吃的苹果[“苹果”是佛经译语]，过去没有，1871年后才从欧洲引入[英国从烟台，德国从青岛]；白兰瓜，是1945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引入，西北地区多称之为“华莱士”。）
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跟中西部形成对比，大小米文化和大小麦文化形成对比。我们常说的中西交通，主要就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的交流。
中国，北方是欧亚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农业离不开畜牧业，畜牧业离不开农业，乃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它是这个范围内农业民族与骑马民族的共同创造。
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是围绕两组驯化，一组和农业有关，一组和畜牧业有关，最能说明欧亚大陆东部的特点。（以下，多承李水城先生和赵志军先生指教。）
（一）驯化植物
（甲）粮食，以五谷为中心
（1）黍、稷，是糜子。糜子，耐寒耐旱，对地力要求低，好种好活。黍是黏糜子，稷是硬糜子。糜子分三种：散穗型（稷型）、侧穗型（黍稷型）、密穗型（黍型）。《辞海》以黍为密穗型，稷为散穗型，我们从甲骨文的字形看，黍才是散穗型。甲骨文中，学者指为“稷”的字，裘锡圭先生说是高粱（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收入氏著《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54-189页）。但农业专家和考古学家说，高粱的原产地是非洲，辽金时期才引进中国，稷不是高粱。糜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2）粱、粟，是谷子，和黍、稷一样，也是耐旱的作物，但种植区域比黍、稷略微偏南，晋东南有沁州黄，越是山沟里，越好。粱是黏谷子，粟是硬谷子，禾是统称。谷子，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八千年的历史。（中国原先没有高粱和玉米，高粱是借中国的梁而命名，玉蜀黍是借中国的黍而命名。）
（3）稻，是南方起源，也分黏和不黏，粳稻、籼稻不黏，糯稻黏。水稻，从考古发现看，至少也有九千年的历史。
（4）麦，有小麦、大麦、莜麦（裸燕麦）、荞麦，青藏高原的青稞是裸大麦。中国的小麦、大麦是西来。考古发现，它们来到中国，已有四千到五千年。
（5）菽：即大豆。豆是汉以来的叫法。世界上，很多豆类都起源于近东和中美洲，但大豆是中国起源。考古发现，中国的大豆，至少可以早到龙山时期（距今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年前）。
（乙）其他
蔬菜有大白菜（菘）、山药（薯蓣）、白萝卜。辛物，有葱、姜、蒜、韭；瓜，有葫芦和香瓜；果，有桃、李（中国李）、杏、沙果（花红、林檎）、海棠（奈）、梨、枣、柿子、山楂（红果、山里红）、栗子、核桃；麻，有大麻、苎麻、亚麻（胡麻）、葛麻（葛）。这是北方。南方，除水稻，还盛产瓜果。瓜有冬瓜，果有柑、桔、橙、柚、樱桃、木瓜、枇杷、荔枝、香蕉、菠萝、椰子。棉花，分草棉（非洲棉）和木棉（亚洲棉花），草棉来自新疆，木棉来自南方。
另外，中国人还爱喝茶、喝酒，这也和农业有关。茶很文雅，酒很豪放。
喝酒，商周主要喝米酒。汉以来有葡萄酒，是从西域传入。宋以后有白酒，白酒是用谷物酿造的蒸馏酒，酒精含量高。绍兴还有黄酒。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黄藤酒就是黄酒。现在喝酒，时兴喝高度白酒，把借酒撒疯叫“酒文化”。比如五粮液，喝得神魂颠倒，还叫“中庸之道”。广告说了，“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中国酒文化，劝酒是陋习，好好一桌饭菜搁着不吃，谁都坐不住，全围桌子转，一圈一圈又一圈，好像圆舞曲，除了起哄，没句正经话。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并没规定喝多少，但他说，喝酒不能喝到“乱”。喝酒喝到口吐白沫、手脚抽筋，那不叫“喝好”，那叫“乱”，商朝就是这么亡的。现在，整顿酒后驾车，根本整不到点上，问题不在马路上，而在饭桌上。这个酒文化应该改造，“大吃二喝”，最好改成“小吃小喝”或“小吃不喝”，人家不愿喝，不要逼。酒不必禁，但劝酒还是免了吧。吃饭就是吃饭，何必把什么事都拿到饭桌上办？）
中国的酒是以谷物酒为主，西方的酒是以葡萄酒和啤酒为主。西方也有谷物酿造的蒸馏酒，但俄国的伏特加，十四世纪才有；英美的威士忌，十五世纪才有，都在中国之后。中国酒的最大特色是用酒曲酿造。曲酒，才是中国特色。
茶，见王褒《僮约》，汉代就有，大盛于唐。
茶、酒和瓷器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西方的酒是放在玻璃瓶里或木桶里，中国的酒是装在瓷瓶、瓷坛或陶瓮里。瓷瓶装酒，才像中国酒。
酒，不但和瓷器有关，也和青铜器有关。
（二）驯化动物
（甲）六畜
（1）猪：磁山·裴李岗文化就有，距今已有八千至七千年的历史。
（2）狗：磁山·裴李岗文化也有，同样很古老。（狗是世界上驯化最早的家畜[近东和美洲可以早到距今一万年前]）
（3）牛：分黄牛和水牛。黄牛，南北方都有；水牛分布于秦岭以南。黄牛，龙山文化有；水牛，据说良渚文化也发现，距今有五千至四千年的历史。（黄牛和水牛，我们都叫牛，但西方人分得很清楚。英文，黄牛是cattle[公的母的，老的小的，有许多不同叫法]，水牛是buffalo，完全不是一类东西。他们把美洲野牛也叫buffalo。没见过水牛的美国人第一次见水牛，往往很害怕，还以为是野牛。）
（4）羊：分绵羊和山羊，也是龙山时期才有。有学者认为，黄牛、山羊和绵羊都是从西方引入，但水牛是南来（印度、东南亚或中国南方）。
（5）马：驯化马起源于中亚。马是草原上的动物。中原，商代晚期才有，距今约三千三百年。司马迁说，草原盛产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史记·匈奴列传》）。“橐駞”是双峰骆驼，“驘（骡）”是马骡，“駃騠”是驴骡，“騊駼”、“驒騱”是野马、野驴。这批动物是个群体。马只是其中之一。
（6）鸡：它的出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韩起《中国家鸡的起源从公元前141年开始吗》，《中国文物报》2009年11月27日，第7版）。中国最早的一批古书，《尚书》、《诗经》都提到可以打鸣的鸡。《左传》、《周礼》、《礼记》也多次提到鸡。特别是《书·牧誓》，周武王骂商纣王，有“牝鸡无晨”的名言，更是属于商代末年。
中国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古人是把马、牛、羊排在前，鸡、犬、豕排在后。人骂人，常说“猪狗不如”，其实这两样对我们最重要，驯化最早。猪尤其重要。（中国传统，吃肉主要是吃猪肉，牛是耕畜，不是老牛不让杀。季羡林说，他小时候吃过的牛肉都是老得嚼不动，要用尿煮。西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传统是吃牛羊肉。我记得，小时候有张宣传画，一口大肥猪，身上标着字，说这块儿可以做什么，那块儿可以做什么，题目是“肥猪浑身都是宝”。“文革”中甚至有一场争论，说毛主席提倡养猪，刘少奇提倡养牛。）
中国的动物驯化，大问题是猫。猫，不是役畜，猫肉也没有多大食用价值。猫不是人捉来养在家里，而是因为粮食多了，老鼠不请自来，老鼠多了，又招来猫。猫爱老鼠，老鼠爱大米（也爱小米），猫是跟着老鼠跑到人的家里，被人收留（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1期，22-25页）。猫有非洲野猫、欧洲野猫和沙漠野猫。学者推测，猫可能是从甘青传入，来源可能是中亚的沙漠野猫（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412-413页）。《礼记· 郊特牲》说，腊祭有“迎猫迎虎”之礼，“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关于猫，最近还有一篇文章。参看：王子今《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2期，91-96页。）
另外，驯化小动物，中国也有大贡献。比如养蚕缫丝纺丝绸，就是大贡献。钱山漾、青台村的发现证明，中国养蚕有五千年的历史（西阴村的蚕茧，有人表示怀疑）。
还有，中国人喜欢养金鱼，宋代就有，鲫鱼经人工培养，千奇百怪。（中国人喜欢玩虫。斗蟋蟀，唐代就有；听蝈蝈，流行于明清。清代，满族人还喜欢提笼架鸟、养鸽子、熬鹰。）
（4月25日刊出拙文“地理”篇最后提到“句章古城已发现”。这个消息是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的。但据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曹锦炎说，这个消息并不可靠，该城到不了汉代。特此说明。）

五、发明
第二步，是人驯化人。中国的发明有何特色？
古人常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上礼节和道德，这话出自《管子· 牧民》。它说明，只有有了多余的粮食，才能发展，才能过文明富裕的生活。文明，谁不乐意？富裕，谁不乐意，当然是好事。但它有另一面，是无穷无尽的欲望，有人浪费，有人挥霍，有人作威作福，拿老百姓当牲口放，当牲口养。“吃饱”，不是大家吃饱，而是少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吃饱。有人饱，就得有人饿。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饱汉就是不知饿汉饥。
“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驯化完动植物再驯化人。[人对人的驯化，古人叫“教化”。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 儒效》），他很强调“居”，很强调“积靡”。“居”是混居杂处，“积靡”是慢慢磨合，文化融合，这两条最重要。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文化认同是个长过程。]奴隶制的设计，就是拿人当畜生，不管拿穷人当畜生，还是拿俘虏当畜生，反正都是畜生。畜生是人养的动物。打仗跟打猎一样。打猎，打回的猎物吃不完，可以养起来。动物，谁给吃喝，谁就是爹妈。人驯化动物，窍门是养小动物；人驯化人，也是“从娃娃抓起”。
人类社会有如蜂房蚁穴。
蜂房蚁穴，绝对专制，不是男权至上，而是女权至上。
蜂王是女皇，负责生养，她是所有蜂的妈。雄蜂是性奴，蜂王的后宫。工蜂是一帮女太监，专门干苦活。
蚂蚁，分工更细，不但有雄蚁和工蚁，还有农蚁和兵蚁。
动物奴隶制，它们最典型。
人类社会，是走父系这条路，一切反着来。
父系和打仗有关。人类文明和战争有不解之缘。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和传宗接代有关，“戎”和打仗有关。
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吠舍（商人和农民）和首陀罗（工人、苦力、奴仆、奴隶）。他们也把“祀”和“戎”排在最前面。上等人的标志是“干净”，下等人的标志是“脏”。一辈子干脏活，是下等人的命。
印度最重僧侣，但中国不一样。
西周官制：太史寮，祝宗卜史，管宗教；卿士寮（世俗系统），司土（农业）、司马（军事）、司工（工商业），管世俗。后者的地位越来越高。
春秋四民：士、农、工、商。士是武士，四民之中没有僧侣和学者。后来，士的概念有大变化，武士变文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汪洙《神童诗》）。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当官，当官是人上人，僧侣比不了。
官僚主义，中国最发达。
读书当大官，一夜之间，摆脱寒酸，这是中国最大的发明。古代的明星梦，古代的发财梦，都是走这条道。
其他发明，我也讲一下：
（1）龟卜筮占：商代就有，一直流传。龟卜属于骨卜。中国的骨卜，特点是热卜，即用动物的骨头施钻灼烧，视兆文，断吉凶。龟是古代的宝物。龟卜比其他骨卜更高级。龟卜的遗产是甲骨文，筮占的遗产是《周易》，两者都和“祀”有关。
（2）青铜器：也是古代的宝物。商周时期，古人所谓“金”，不是黄金，不是白银，而是青铜。青铜，和“祀”、“戎”都有关。它的用途，首先是礼乐征伐，作祭器和武器，而不是生产工具。中西交通，汉代输出品，铜镜很有名，仅次于丝绸。
（3）玉器：也和“祀”有关。玉是中国最典型的奢侈品和装饰品。商周时期，贵族见面要用“币”，“币”是见面礼，玉帛、龟贝、大白马，玉最重要。西人爱金银，喜欢镶金带银嵌宝石。他们说，他们有了金银，就不再爱玉，但中国人一直爱玉。[西人所谓“宝石”（gem），种类繁多，包括祖母绿、猫眼石、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硬玉、软玉、水晶、青金石、绿松石等，“玉”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所谓玉（jade），分软玉（nephrite）、硬玉（jadeite），我国所谓“玉”是软玉，不包括硬玉（翡翠、玛瑙之类）。蛇纹石（serpentine），他们不叫玉，我国也叫玉（如岫岩玉），甚至很多美石，宽泛的叫法，也可以算玉。西人爱宝，是以金银和各种硬度较高的宝石为主，不太看重软玉。我国爱宝，是以“金玉”。]
（4）丝绸：中西交通，中国的输出品，以丝绸最有名。我国古代，富贵衣锦绣，贫贱穿布衣。布衣，最初是麻布衣，不是棉布衣。西方，原来也是穿亚麻布的衣服。丝绸，他们没有，有，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5）瓷器：也是中国特色。中国瓷器，从原始瓷到白胎透明釉的发达瓷器，有很长的历史。中西交通，丝绸和瓷器，不仅销往东北亚、中亚、南亚，也销往西亚、欧洲，最令西方世界着迷。瓷器出口，唐代就有。宋元以来，明清以来，都有外销瓷。[西人所谓陶瓷（ceramics），分陶器（pottery）、炻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lain）。陶器，无釉叫pottery，釉陶叫earthenware。建筑上的琉璃砖瓦（glazed bricks and tiles）也是施釉的陶器。炻器，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他们把我国南方的青瓷，如东汉、西晋以来的青瓷，叫celadon。celadon就属于炻器。商周时期的青瓷，他们叫glazed pottery，强调它是陶器；我国则叫“原始瓷”（proto- porcelain），强调它是瓷器。西人所谓“瓷器”，更多是指元以来的细瓷。]
（6）宫室：中国也有特色，不是泥屋，不是石屋，不是木屋，而是梁柱结构的土木建筑。房基和台阶是石头的，梁柱和门窗是木头的，墙体是版筑或用土坯（墼）垒砌，屋顶是用斗拱承重，上面覆瓦（两河流域也用土坯）。北魏以来，还用琉璃（两河流域也用琉璃）。土木建筑是很先进的建筑。
（7）城市：古国变县，战国布点，已经万事大吉。现代城市，讲地理沿革，名称有变化，县界有变化，但几乎一对一，可以排下来。现代中国，领土扩大了很多，人口增加了很多，但核心地区，城市总数，没有多大变化。[说几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西汉平帝时，人口近六千万（59594978人），县、道、国、邑近一千六百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四亿，府、厅、州、县约一千七百个。现代中国，人口约十三亿，县、市约两千三百个。]
（8）交通：中国，城市密度高，邮驿制度、陆路运输和漕运系统很发达，便于政令传达，便于货物往来，便于军队调动。如秦驰道就是秦国统一的高等级公路，秦直道就是云阳到九原的国防高速。
（9）文字：古文字，楔形文字、埃及文字、中国文字、玛雅文字，只有中国文字一脉单传，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文字分宗教型（如埃及文字）、管理型（如楔形文字），我国文字属管理型。秦统一文字，是统一政令，不像拉丁文，是用于宗教。
（10）科技：四大发明是李约瑟从西方视角强调的发明，船坚炮利是来源于火药和指南针，印刷《圣经》是来源于纸张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有争论），欧洲是用这四大发明来传教，来打我们。中国科技有很多发明，不止这四大发明。
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汉族也不例外。

六、民族
第三步，把天下人，甭管姓什么，团结成一家，即古人常说的“四海一家”。
二十四史只是半部中国史。它的另一半是少数民族史和女人史。我们要想理解中国，心里要有另一半。
读史，和另一半有关，蛮夷传、后妃传、诸蕃志，不可不看，但很多史料，只是“边角料”，残缺不全，充满偏见。中国近代挨打，才看重边疆史地。
我们读匈奴史、鲜卑史、突厥史、吐蕃史、蒙古史、满族史，前面都有族源追述。汉族的历史不能例外。这种追述对理解汉族的历史很重要。
族源传说，历史的成分有多大，神话的成分有多大，很难考证，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这种传说出自何人之口，什么时候开始讲。
少数民族，从氏族部落到大地域国家，联姻很重要。他们重视和亲，重视甥舅关系，女后的地位比汉族高，外戚的地位比汉族高。继承制度，从汉族的眼光看，似乎很乱。他们可以娶妈（不是自己的妈，而是爸爸的其他配偶），可以女性继承，可以兄终弟及，可以立爱立幼，这对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很重要。欧洲有女王，继承制度比较乱，也足以说明，人类早期都有这一段。
我国所谓“族”，概念很复杂。西方人类学，小到氏族（clan），中到部落（tribe）或“族群”（ethnic group，部落，现在多称“族群”），大到国家（nation），我们都可翻成“族”或“民族”。大族小族都是族。我们不能说，没有现代国家，中国就没有民族，只有种族，没有民族，现在中国有多少族，就该立多少国。（西方历史，前现代是四分五裂，现代才有统一的民族国家。他们的ethnic groups主要和种族的概念、少数民族的概念有关，属于前现代概念；nation主要指统一的民族国家，才是现代概念。他们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是一窍不通。）
中国的族源追述，有个最大特点，它是靠姓氏来追述。一个姓，下面可以有很多氏（或宗）。古书所谓族，更多指的是氏。姓，强调血缘：世系和婚姻。氏，强调地缘：封邑和官爵。姓很少，氏很多。氏是姓的分支。“百姓”这个词，商周常用，本来就有族群融合的意思。汉以来，姓、氏混一，司马迁已经分不清姓和氏。后世的“百家姓”，其实是“百家氏”。
商代的姓有什么特点，还值得探讨[陈梦家说：“卜辞的‘女字’（多从女旁）实际上是女姓的来源。”见氏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31页。李学勤也讨论过这一问题，见氏著《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253-257页]。王国维认为，族姓是西周的一大发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15页）。现已发现的两周铜器铭文，姓有二十多个，与《左传》、《国语》、《世本》的记载基本吻合，说明西周确有这种制度。西周有所谓“同姓不婚”，就是凭姓来识别。同姓，凭血缘认同，可以是一家；异姓，通过联姻，通过会盟，也可以是一家。收养子，各国都有。中国早期，有些同姓可能是养子，还有一些可能是冒姓。
我国所谓“帝系”，也是讲族源，但这种族源，很多都是血缘加地缘，一个帝，下面有很多姓。比如“黄帝十四姓”、“祝融八姓”，都是血缘加地缘，属于地域联盟。
帝系，战国流行“五帝说”。我写过篇短文，说“五帝并祭”就是战国时期的“五族共和”（李零《从“五族共和”想起的》，收入《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44-150页）。
战国时期的“五帝说”分两大系统，一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西土的“五帝说”；一种是太昊、少昊、黄帝、炎帝、颛顼，为东土的“五帝说”。两种“五帝说”都属于族群整合，属于大地域的族群整合。
中国“大一统”，首先是族群整合：一是华夏各族的整合，二是华夏各族与蛮夷各族的整合，三是夷夏各族与外藩各族的整合。里三层，外三层，大圈套小圈，古人的“畿服图”就是表达这种概念。
两周时期，中国有三大族姓集团：
（一）姬姜集团（起源于西土）
（甲）姬姓
1.按世系，可以分为八组：
（1）太王之后：吴。
（2）王季之后：虢，东虢出虢仲、西虢出虢叔。
（3）文王之后：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
（4）武王之后：邘、晋、应、韩。
（5）周公之后：凡、蒋、邢、茅、胙、祭。
（6）召公之后：燕。
（7）厉王之后：郑。
（8）其他：虞、芮、焦、滑、扬、韩、魏、随（曾）、唐。
2.按地域，可以分为九组：
（1）东周诸姬（以洛阳为中心。占领夏故地的南部）：周、郑、虢（东虢）、单、邘、原、雍、祭、管、滑、应。
（2）晋国诸姬（占领夏故地的北部）：晋、霍、扬、贾、郇、韩、魏、虞、虢（北虢）、焦。（晋六卿，四卿出于姬姓：知氏、中行氏出荀氏；韩氏出韩万；魏氏出毕万。魏与媿姓各族同居魏，彼此有通婚关系。）
（3）鲁国诸姬（占领东夷故地的南部）：鲁、郕、茅、郜、滕。
（4）卫国诸姬（占领商故地）：卫、邢、共、凡、胙。
（5）淮水诸姬（占领南淮夷故地）：蔡、聃、蒋、息。
（6）汉阳诸姬（占领汉水流域，阻挡楚国北上）：唐、随（曾）。
（7）燕国（控制周的北土）。
（8）吴国（控制周的东南）。
（9）其他：召、毛、毕、酆、芮。
西北戎狄，有姬姓之戎和姬姓之狄，如大戎（狐戎）、小戎、骊戎是姬姓之戎，白狄是姬姓之狄。姬姓之戎靠南，姬姓之狄靠北。
周，传出弃，可能是西北戎狄的一支。弃的妈妈是姜嫄，与姜姓有不解之缘。
（乙）姜姓
姜姓国家，可以分为两组：
（1）吕、申、许。
（2）齐、纪、向、逄。
姜姓，传出炎帝。周与姜姓世代通婚，如太王之配为太姜。姜出于羌。西北戎狄有姜姓之戎，其祖吾离，世居瓜州（今敦煌）。吕，初在山西，后在南阳；申，初在陕甘，后在南阳；许，前后五迁，后在叶县。齐出于吕，封于临淄，占有山东半岛北部，纪、向、逄是齐地的小国。
（二）祝融八姓（主要分布在中原）
己姓（金文作妃）：始祖樊，后代有昆吾、苏、顾、温、董五支。
董姓（金文所无）：始祖惠连，后代有鬷夷、豢龙两支。
彭姓（金文所无）：始祖篯铿，后代有彭祖、豕韦、诸稽三支。
秃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后代有舟。
妘姓（金文作 ）：始祖求言，后代有邬、郐、路、偪阳四支。妘姓也叫允姓。
曹姓（金文作 ）：始祖安，后代有邾、小邾（啵┝街А?
斟姓（金文所无）：始祖不详，无后。
芈姓（金文作 ）：始祖季连，后代有楚、夔、樊三支。
祝融八姓，传出颛顼。己姓之国，除昆吾是夏代的方伯，其他都是两周时期的小国。董姓、彭姓、斟姓，多是夏商古国。秃姓、妘姓之国也是小国。妘姓古国，出自允姓之戎。允姓之戎，世居瓜州，传出塞种（Scythian）[荀济《请废佛法表》引《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不见于今本《汉书》）。参看：舒大刚《春秋少数民族分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5-126页]，周室东迁后，入居伊洛地区，有所谓陆浑戎和阴戎。曹姓之国也是小国。
司马迁说，祝融八姓，“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史记·楚世家》），也是个夷夏混融的集团。如名气最大的楚国，中原诸夏一直以蛮夷视之。
（三）东夷集团（起源于东土）
风姓（金文作 ）：任（即仍）、宿、须句、颛臾。
嬴姓：秦、赵、梁、徐、郯、江、黄、邿。
偃姓：群舒（英、六、巢、宗、舒蓼、舒庸、舒鸠等）。
东夷系统的帝系，是另一种“五帝说”。这种帝系是以“二昊”为主。风姓祖太昊，世居鲁地。嬴姓祖少昊，少昊之墟在曲阜。司马迁说，嬴姓十三支，“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它们，有些在鲁地，属于东夷，有些在淮水下游，属于淮夷。有趣的是，秦、赵、梁去了西北，西北嬴姓，秦为大，中原诸夏，也以夷狄视之。其他，黄帝代表姬姓，炎帝代表姜姓，颛顼代表虞、夏各族。这第三个族姓集团也是夷夏杂处。
（四）古国之后
姞姓（传黄帝后）：密须、南燕。
祁姓（金文作 ，传尧后）：杜、祝、范。
姚姓（传舜后）：微。
妫姓（传舜后）：陈。
姒姓（传禹后）：褒、莘、杞、缯。[莘，文献或作辛，又有先、姺、侁等异写。杞，传出禹后东楼公。越，传出少康后，可能是冒姓。司马迁说的姒姓十二支是：夏后氏、有扈氏、男氏（或作南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或作斟灌氏）（《史记·夏本纪》）。]
子姓（传契后）：宋。[《世本》佚文，子姓有殷、时、来、宋、空同、黎、比、北髦、目夷、朸、段、瓦、铁等族（见《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264-277页）。伯禽封鲁的“殷民六族”是：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左传》定公四年）。康叔封卫的“殷民七族”是：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
司马迁讲古帝系，是采周帝系，以黄帝为始祖，下分颛顼、帝喾二系。他把虞、夏、楚归入颛顼一系，唐、商、周归入帝喾一系。唐与虞，夏与商，周与楚，都是平行关系。
（五）其他
隗姓（金文作媿）：出自鬼方，为赤狄之姓。唐叔之封，有“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其中有冯氏（河宗氏或 氏）和胡氏等分支。东周，赤狄集于今长治地区，也有东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廧咎如等分支。（隗，文献有多种异写：嬇、隤、溃、归、怀。）冯氏，即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倗”氏（李零《冯伯和毕姬》，《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第7版）。
任姓（金文作妊）：薛、铸。[薛，传出黄帝后奚仲。《世本》佚文：“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左传》隐公十一年疏引）。]
曼姓（金文作嫚）：邓。
中国西北有五大戎狄：姬姓之戎、姜姓之戎（羌）、允姓之戎（猃狁）、媿姓之狄（鬼方-赤狄）、姬姓之狄（白狄-鲜虞-中山）。这些戎狄部族，就是周人崛起的背景。
中国的大一统，要感谢五大戎狄，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这些西北旧族，姜姓之戎是羌，可能与后来的藏族、羌族有关；猃狁是允姓之戎，可能与后来的突厥有关；鬼方来自河套，可能与后来的匈奴有关。
王国维曾提出个假说，以鬼方、昆夷、猃狁三名，以音韵考之，实同族之异名，皆匈奴之前身。（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三，1-12页。）
其实，鬼方是赤狄，昆夷是犬戎，猃狁是允姓之戎，匈奴，不是单一种族，而是以匈奴为主，征服、吸纳很多族，雪球越滚越大的大地域族群。上述这些族，可能加入其中，但这些族，并不能与匈奴画等号。
中国北方，任何一族，要想把小族变成大族，小国变成大国，都不能凭一族之力，一定要联合很多部族，匈奴如此，鲜卑如此，吐蕃如此，蒙古如此……所有这些覆盖广阔地域的大族，其实都是符号，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的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
汉族也不例外。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七、西周封建的意义
西周封建是三代之终结，夏、商、周“三分归一统”。
讲这个问题，大家最好读一下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1917年9月8日脱稿；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二册，《观堂集林》卷十，1页正-15页背），以及陈梦家对他的批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629-631页）。王氏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保皇尊孔。我们要知道，他是从他身边的历史讲西周封建，就像孔子一样，从礼坏乐崩，遥想当年的辉煌，托梦于周公。这是他的“建国大纲”。
什么叫“西周封建”？“西周封建”是一种小国征服大国，巧具心思的统治方法。简单说，就是人驯化人的方法，古书叫“柔远能迩”，《诗经》、《尚书》、《左传》都有这种说法。
“周”是个蕞尔小邦，和秦一样，原先也僻处雍州。但它居然征服、占领和驯服了一个比它大很多的国家，继承和超越了它的前辈，商代和夏代。
这是什么方法？
第一是封建诸侯。“侯”本指边镇，商代就有，汉代也有这类叫法（如甲渠侯官）。周人占领东方，把东方划分为若干占领区，这些占领区，对周的本土而言，叫“侯”，但不同于商代的侯，也不同于后世的郡县或边镇。后世的郡县或边镇，首长是政府派驻的官员，而西周诸侯，都是周王的子弟甥舅。如鲁、燕、晋、卫是封同姓子弟，齐是封舅氏，都是周人的亲戚。所谓“诸侯”，其实是殖民官。
第二是兴灭继绝。古人说，武王克商，曾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还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礼记·乐记》）。这一招，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兴灭国”，就是把被灭的国家恢复起来，比如商灭了，还得立个宋，安抚商遗民；“继绝世”，就是给断了香火的国家续香火，比如把黄帝、尧、舜、禹、汤的后代找出来，让这些圣人之后也共襄盛举；举逸民，就是把前朝遗老旧王孙请出来做官，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刘邦取天下，也用这一招。
第三是与各占领区的旧贵族通婚。比如晋，在山西找对象，跟姒姓的夏遗民、媿姓的赤狄（“怀姓九宗”）、姬姓的狐戎通婚；卫，在河南找对象；齐、鲁，在山东找对象；燕在河北找对象。当然，他们也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找对象。异姓，结了婚，互为姻娅，双方就成了亲戚。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这同汉胡和亲是一个道理。和亲是化敌为友、变小为大的重要手段。西方，亚历山大占领波斯，要在当地举行万人大婚礼，也是这个道理。欧洲中世纪，各国的公主嫁来嫁去，还是这个道理。
第四是会盟。会盟有盟主，盟主把各国首脑请来，商量政治格局、利益划分。这种国际大会，不管是兵车之会，还是乘车之会，总要达成某种协议，最后杀牛宰羊，歃血为盟，指天发誓，把誓言埋在坑里，说不如誓者，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云云。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就是这种东西。盟会谁参加？亲戚要来，不是亲戚，也要来。特别是捣乱分子，越是捣乱越要拉他入伙，让他当“负责任的国家”，打“不负责任的国家”。不听话了，也便于制裁。这也是化敌为友、以小治大的重要手段。
这些举措，必然引起大规模移民。一是组织周人到东方殖民，二是把东方的原住民迁来迁去，其中也包括后世习见的“徙豪强”。古代移民，范围之大，超乎想象。不仅周人从西土搬到东方，其他各族，也被重新分配。每个地方的居民都是“三结合”：征服者、原住民和其他外来移民。很多古代部族都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搬到很远的地方。这种情况，商代就有，比如秦、赵就是在商末，跟随商人，离开曲阜，到大西北戍边，商亡，回不来了。先周和周初，很多姒姓和妊姓部族都住在西土，与周通婚，但后来很多姒姓和妊姓的小国却住在山东。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树挪死，人挪活”，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我们要知道，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重组，大分化、大改组、大融合。
“封建”本来是中国古书固有的词汇，日本人用这个词翻西方的feudalism，把我们的脑子搞乱。欧洲封建是中世纪封建。这种封建，虽然也是“裂土田而瓜分之”（柳宗元《封建论》），但没有天下共主，和西周封建完全不一样。它更接近的是我国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西周封建，虽然是松散联合，靠稀疏的点线连成一片，但毕竟有天下共主。
中国，治世大一统，乱世才割据。西周封建，从主流和大趋势看，其实是大一统。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来就是周的大一统，它不同于欧洲封建。欧洲封建，跟“大一统”是对立面。
西周的问题是小国占领大国，少数统治多数，即如何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统一陕西）变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统一晋南豫西），最后把殷人的本土拿下，三分归一统，全取天下。
这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特别是异族征服，全得重复这一过程。比如满族取明朝而代之。王国维清楚，满人治汉人，也碰到过这类难题。
他这篇东西很有意思，不光考证古代制度，也寄托现代理想。他说，周克商，是有德胜无德，把西周制度说成道德化身，这是寄托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如何在欧风美雨和革命风潮下维持大清王朝于不坠。
他的想法，不是“走向共和”，而是“复辟帝制”。
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三大道德，亲亲-尊尊-贤贤。亲亲是讲宗法，强调国家要以家为本，立嫡立长，父慈子孝，服制、庙制是它的延伸。尊尊是讲君统，王位继承，传子不传贤，封建子弟是这套东西的延伸。贤贤是讲臣道，他说，臣道不能讲血统论，一定要选贤举能，东周世卿，大官都是贵族，这是乱之所起，官还是要贤人当。
周代的天下是“家天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父母的意思是亲戚，亲是父系，戚是母系。朋友的意思是非亲非故，但桃园结义，可以模仿亲戚，义结金兰，跟他结成拜把子兄弟。王国维说，西周封建是靠这类办法，没错。现在的民居，琉璃门面，上面写的都是“家和万事兴”，还是强调家是一切的基础。
儒家讲文武周公之道，有个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的前提是，没有小焉有大，事情都是从小到大，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个理论不能作无限推广。孔子推西周之道以言东周之世，王国维推西周之道以言民国之世，都是犯了不明时势的错误。他们以为，当初好，现在坏，回到当初不就得了。事情没这么简单。
西周制度是以宗法为本。
西周宗法是什么？
第一，它是男本位，和我说的马蜂窝、蚂蚁窝相反，不是以妈为本，而是以爸为本，天子是全社会的爸爸。动物界，男女早有分工。生育压倒一切，妈是领导。打猎压倒一切，爸是领导。比如狼群和猴群就是男本位。西方人说，女人是从金星上来的，男人是从火星上来的，火星是战神，搞暴力活动，男人最擅长。人类成天打仗，男人是领导。男人说，俺是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牝鸡司晨”，绝对不允许。但如果母鸡当了权，她会问，你们也会下蛋吗？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的“妇姑勃谿”、“丈母娘疼女婿”，都是男本位作怪。其实，男人当领导，并非天经地义。
第二，同是男系继承，有很多选择。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王国维说，周制是父死子继。立嫡立长，还是立爱立幼？王国维说，周制是立嫡立长。这是什么道理？道理是垂直比平行安全。我国，为人君者，多妻多子。多妻是平行关系，有争风吃醋问题；多子也是平行关系，有兄弟阋墙问题。妻有先来后到，子有伯仲叔季，必须理出个头绪。立嫡，就是立大老婆的孩子为后；立长，就是立大老婆的大孩子为后。这是树干。余子，剩下的孩子，必须分家，另外立族。兄终弟及变父死子继，就是把平行改成垂直。立嫡立长，也是为了防止老牛吃嫩草，要美人不要江山。俗话说，“天下老子爱小小”，他爱“小小”，是因为爱上小老婆。古人说，废嫡立庶，废幼立长，是乱之所起。
总之，理想的设计是：男系继承还是女系继承，一定是男系继承；父子继承还是兄弟继承，一定是父子继承；嫡子继承，还是庶子继承，一定是嫡子继承；长子继承，还是幼子继承，一定是长子继承。（陈梦家说，王国维并没讲清殷周制度的真正区别，商人也有宗法。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629-631页。）
王国维说，“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在他看来，君道臣道就是不一样，绝不能平起平坐，公平竞争。这是死规矩，不容讨论。
王国维认为，君统一定是血统论、贵族制，民主制（民主选举）不行，禅让制（主动让贤）也不行。爹就是爹，领导就是领导，不能七嘴八舌，挑挑拣拣。挑挑拣拣，势必众口难调。百姓议政，天下就乱了。要议，也是大臣在国君底下议，议完了，由国君裁决。他心里的君臣之道，顶多是君主立宪。
中国古代，臣道举贤，可能早就有，但不是常例，而是变例。王国维说，周初大臣，好多都不是周王子弟，历代的执政大臣也不固定，当时没有世卿制，世卿制是春秋才有，所以春秋很乱。这话有点夸大。先秦官爵，主体还是世官制。选贤举能，举贤不避亲，要想制度化，谈何容易。战国时期，诸子奔走侯门，大讲亲贤任贤，甚至鼓吹禅让，他们闹什么？主要就是闹这件事。知识分子，不问出身，只问本事，直接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还得等很多年。中国选举制的出现、发展和完善，还得等很多年。
中国的通婚制度和继承制度比欧洲严密，汉族也比少数民族严密，不对比，不知道。女后，中国少，有之，多半有少数民族背景。我国对女后当政、外戚专权，都是极力防范。汉武帝“恐女主颛恣乱国家”，杀鉤弋夫人（《史记·外戚世家》），就是典型。历代统治者，怀柔远人，搞和亲，是投少数民族所好。少数民族，要适应汉族的制度，也搞妥协。比如北魏的“子贵母死”，就是为了适应汉族的统治方式。他们，杀鸡留蛋，连心爱的女人都杀，我们觉得很残酷，但政治家的第一考虑，不是感情，而是政治。
王国维盛称的西周封建，基础是宗法制。内服如此，外服也如此。周人裂土分封，建了一大堆卫星国，每个卫星国都是复制这套制度，从道理上讲，都是周这个“家”的分支。这是以小治大，以少治多，往往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松散联合。希腊、罗马的海外殖民是这样，现代的西方大国也是这样。西方的大国都是这么联合。如不列颠王国叫United Kingdoms，美利坚合众国叫United States，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然后United一下，拼起来的。他们特别强调复制。
西周封建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王国维的政治理想。我们要注意，其着眼点是周的开头，而不是结尾。其实，对三代而言，西周是个句号，但对秦汉而言，它只是铺垫。它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
西周制度的缺点，对比春秋战国，才能看清楚。
先儒言，西周之盛在于“制礼作乐”，其亡在于“礼坏乐崩”。前者是建构过程，后者是解体过程，一治一乱，形成对照。
人，得意的地方，也多半是栽跟头的地方。
第一，它穷兵黩武，疲于应付，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西戎、淮夷交侵，把自己的老巢丢了，领土大了，都有这个问题。
第二，它搬到洛阳后，王畿里面先乱。如郑、虢争政，罔顾天子，连天子都敢欺负。郑本为王朝大臣，却有如诸侯；周本为天下各国的大家长，却沦为一个可怜的小国。
第三，诸侯失控，造成分裂割据，几百年混战。
第四，纲常倒转，各国内部，卿大夫专了诸侯的政，陪臣专了卿大夫的政，继承危机不断。
这种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乱”，天下大乱。
《左传》就是讲“乱”，其书两载辛伯谏周桓公语，道破天机：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左传》闵公二年）
这些问题，其实不自东周始，西周就已露头。孔子认为，西周盛世是因为道德好，家管得好，东周衰败是因为道德坏，家乱了套，这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是血缘关系罩不住地缘关系，大国把小家撑破了。地缘关系大发展，家和国已经分离，家是家，国是国，必须有另一套管法。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八、秦汉大一统的意义
秦皇汉武的大一统有三条：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只有第三条打了折扣。
西周，天下有很多国家，重要一点，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春秋，主要有十三个国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除周，列有十三个国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战国，主要有七个国家（《史记·六国年表》，除周，列有七个国家：秦、魏、韩、赵、楚、燕、齐），五百五十年的战争打下来，最后只剩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秦国。
孔子做周公之梦，他想不到，最后收拾天下的，竟会是这个国家。孟子也想不到，这个统一天下的国家是个以人头求功名（“尚首功”）的虎狼之国。
敌人是最好的继承人。
孔夫子和秦始皇是一组对立的符号。他们象征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曾恶斗过一回。汉武帝继承秦始皇，王莽继承孔夫子，他们又恶斗过一回。最后，光武中兴，重建汉朝，老百姓，还得折腾一回。释之入、道之兴，是又一场恶斗。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长达四百四十一年。
恶斗是恶补。
这是一场大变革，好像火山爆发，伴随大地震，喷完了，震完了，余震不断。制度的调适，总是反反复复，一定要折腾多少回，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也不可能一次到位。
（一）秦始皇的大一统，目标是三个大一统，但只完成了一半。
读历史，很有趣，经常充满悖论。周和秦，一个姬姓，一个嬴姓，一个是西方土著，一个是东方移民（商代的老移民），根本不是一家人，但周、秦却有不解之缘。西周时代，它们是老邻居。西周灭亡，周平王搬到洛阳，是由秦襄公护送，陕西的烂摊子是交给秦，让秦去收拾。秦的地盘是继承周，秦的文化和制度也是继承周。它是从陕西出发，沿着周人东进的路线，再一次统一中国。
我们都知道，周人的祖先是陕西土著，他们夺取天下，是把周公的后代封在曲阜。孔子复兴西周的理想就是寄托在周公身上。曲阜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那是孔子故里，却很少注意，周公封鲁前，那可是嬴姓的祖庭。你要知道，秦人的老家，原来就在这个地方。秦始皇挺进东方，最迷的就是山东半岛。他回山东，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秦才是西周的继承人。秦对西周的继承，文字最明显。假如你学过小篆，你会有一种体会，西周铭文比战国文字还好认，为什么好认？因为两者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关注点是头，是西周制度的辉煌，其实尾也一样重要，周之衰，秦之兴，周秦异同在哪里，太重要。我们还该写《周秦制度论》。
秦代周，秦始皇的心里有三个大一统：制度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
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行，这些举措，两千年有目共睹，谁也推不倒抹不掉。这是他的第一个大一统。[陈寅恪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把秦并天下说成儒家的功劳：“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制，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下册所附陈氏的《审查报告三》。]
第二个大一统，结果是失败的。“焚书坑儒”，是汉代的骂人话。“焚书”是禁民间私藏六艺诸子之书，“坑儒”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读书人。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前者是因知识分子内讧（周青臣和淳于越吵架）而引起，后者是因查办挟款逃跑、妖言惑众的燕齐方士而引起，并不都是针对儒生。现在，大家很能联想，说秦始皇从骨子里就仇视知识分子，所以迫害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其实，知识分子，他何尝不喜欢。秦并天下，山东的读书人，儒生也好，方士也好，都往陕西跑，利之所在，禄之所在，趋之若鹜。他把山东的读书人请到咸阳宫，让他们共襄盛举兴太平，非常礼遇，和汉武帝并无不同。问题是，他从六国之乱刚刚走出，最怕乱。当时人都认为，“百家争鸣”是天下大乱之一象，不像现在的学术史，以为“学术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当时，光是知识分子争宠就很难办。周青臣和淳于越打起来，谁容得下谁？你让知识分子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局面更乱（他们比政治家心眼小）。这种局面，秦始皇也不知该怎么办，让李斯处理。李斯原本就是读书人，因而也最会收拾读书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天下初定，统一思想最重要，与其让他们乱说乱动，不如让他们不说不动。冲突乃是始料不及。
秦始皇的第三个大一统，是统一宗教。他立过二百二十七个国家级的坛庙，古人叫祠畤，想把六国人民的信仰统一起来，但只做了一半。
这三个大一统，当时还很脆弱。秦始皇不放心，每两三年就要出去转一圈，像老虎巡视山林，当时叫“巡狩封禅”。最后，他是死在路上。想到他，你就会想到一个词，累。他这一辈子，很累很累。
（二）秦始皇没有做完的事，汉武帝接着做，他完成了三个大一统。
汉代，老百姓饱受战祸之苦（楚汉战争之苦），渴望休养生息，黄老流行过一阵儿。等大家缓过劲儿来，才想到搜书和整齐学术，把知识分子的“乱”收拾一下，让这种“乱”处于可控状态。
汉承秦制，在制度上还是秦始皇的一套，不用恶补。恶补是另外两个大一统。
汉武帝独尊儒术，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是满足知识分子的需要；兴立祠畤，老百姓交各种祠畤管，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前者是统一学术，后者是统一宗教，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
当时，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
秦始皇是个出气筒。
先秦学术，我们觉得特辉煌，汉代人可不这么看。班固说，“战国从（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 艺文志》）。他是把“诸子之言”，视同诸侯力政，认为秦的“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是这种局面逼出来的。李斯禁书有句话，叫“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 秦始皇本纪》），“一尊”是什么？是政府规定的说法。秦始皇禁书，让知识分子以吏为师，只学法律，只学抄文件，大家都是刀笔吏，大家都是刑名师爷，以为这样，就能息天下争。这个办法太笨。汉武帝鬼得很，他的“一尊”是孔子，不是真实领导，而是虚拟领导。愚民，抬死人，压活人，用虚拟领导代替真实领导（真实领导都活不长），效果更好。知识分子怎么愚？得靠“精神领袖”。以前群龙无首，现在就立个首。王莽集团的崛起，就是乘了这个势。它是更聪明的“焚书坑儒”，类似清代的“寓禁于征”，好像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导。从此，中国学术才有了大一统的格局。（冯友兰也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君主固‘万世一系’，然其治国之政策，固常随其内阁改变也。”见他的《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489页。）
汉武帝兴立祠畤，数倍于前。汉成帝时，达到六百八十三所，汉哀帝时，达到七百多所。这是继承秦始皇。秦始皇的二百二十七个祠畤，只是把各国的祠畤捏在一起，主次不分明，有点杂乱无章。汉武帝不一样，他把首都长安的亳忌太一坛（祭太一）立为中心，有如太一，而以甘泉泰畤（祭太一）、汾阴后土祠（祭后土）和雍五畤（祭五帝）环绕之，有如三一，统领天下诸祠。
这是一种国家宗教，宗教大一统。
（三）王莽废除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
史家都说，王莽是个“大坏蛋”。他背骂名，虚伪、杀人、拿活人做解剖，还不是主要原因。历史上的坏蛋，大家都这么骂。大家骂王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是外戚，乱了汉家的正统。
中国的强臣僭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都爱假扮周公（曹操也如此）。其实，撇开道德评价，要讲秦汉大一统，这个人也很关键。
王莽是儒生，以古为新，很矛盾。他的新朝，其实是个复古的朝。
秦汉时期的创新，每次都引起儒家的反动。
儒家反对新制度，总是拿西周封建和周公之礼说事。主旋律不改，但每次都有变奏。
大家说，王莽是个迷信书本、充满幻想的人，没错。但他也有他的实际考虑。
汉武帝，骨子里是秦始皇，跟秦始皇一样，活得很累很累。那么大的国土，他也是两三年一圈。况且，他还活得特别长（在位五十四年），真把天下折腾苦了。他死后，大家又想起秦始皇，哪儿哪儿都像。儒生，原来不敢讲，现在都说，他的礼，制度不合，方位不合，处处不合儒经。
西汉晚期，武帝旧礼，时罢时复，时复时罢，最后，还是王莽出来，把它彻底废了。从此，祭不出郊，要祭，也是在家门口摆几个坛，像北京六坛那样，不知省了多少钱。皇帝省事，大臣省事，老百姓也可以喘口气，
中国古代的郊祀，本来是小郊祀。汉武帝的地盘太大，为了控制领土，他的郊祀是大郊祀。王莽把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意义很大。后世都是小郊祀，这是他的遗产。
王莽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影响很大。大在哪里？主要是他把官方宗教和民间宗教分了开来。天地祖宗，皇帝亲祭，跟老百姓无关；天下山川，派员致祭，也跟老百姓无关。
汉武帝的宗教政策是“计划经济，一统即死”，王莽把它废了，一风吹，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小商品经济，放开就是，黄老之术，听其自生自灭。但废了也有废了的问题。这事闹到东汉，留下后遗症。中国的上层，皇上、儒生倒是高兴了，但老百姓的信仰没人管。国家不管，人家自己管。所以我们看到，东汉时期，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有个借术立教的高潮。
然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场恶补，是把小教纳入大教。释之入，道之兴，就是乘虚而入，填补这个空白。佛教、道教是大教，对整合宗教有意义。但中国即使有了大教，也是二教并立，下面有各种小教，所有教都在官僚化的学者和学者化的官僚（即所谓“儒教”）控制之下。中国的宗教大一统是个打了折扣的大一统。
汉以后，中国的局面是什么？
我们有国家大一统，有学术大一统，但没有宗教大一统。我国的宗教，一直是多元化的格局，和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十八世纪，苦于宗教大一统和国家四分五裂，曾艳羡中国，用中国的这两条批判他们的宗教专制和国家封建；十九世纪，随着“西风压倒东风”，他们又掉过头来批中国，重返古典虚构，即上面说的“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论。其实，分裂和统一，在历史上一直是互为表里，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苦恼，既不能以东西分，也不能以善恶分。此不可不察也。）
大一统当然专制。
现在，大家都说，民主好，专制坏，民主再不好，也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古人的感觉正好相反，他们说，专制才是万般无奈的最佳选择，专制才是好东西。现在的道理不能当过去的道理，过去的道理也不能当现在的道理。
过去，专制可是个硬道理，硬到让你绝望。
无可奈何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反对？而且一代一代，总是有人反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只有理解历史的漫长、宏大、沉重和压迫感，你才能理解文学的力量。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有“大一统”，就有挑战“大一统”。
知识分子喜欢做梦。知其不可而为之，做梦；知其不可而逃之，也做梦。孔子有周公之梦，庄生有蝴蝶梦，隐遁山林，找个桃花源，也是很多人的梦。做梦只是表示不满，不满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满才会找出路。但梦不是出路。
政治家不做梦，大众不做梦，他们一旦不满，就会付诸行动，行动都很暴烈，让知识分子害怕，但这世间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这些人办出来的。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古典对立。历史上，围绕孔夫子和秦始皇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
秦始皇，是政治上的胜利者，精神上的失败者。孔夫子，是政治上的失败者，精神上的胜利者。它们是一对有趣的符号。
秦始皇，从“千古一帝”到“千古罪人”，他本人想不到。孔夫子从“丧家狗”到“大成至圣先师”，他本人也想不到。
历史上，围绕这组符号，有很多争论，一直争到现在。
这是一份精神上的遗产。
说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点我想说明，政治家和老百姓，不读书的人，或读书不多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世界。
知识分子，上有天，下有地。天是领导，地是群众，它是夹在中间。阮籍说，他是裤裆里的虱子。裤裆就是领导和群众。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拿钱就得听喝，教育部就是我们的老板。
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等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
我们要知道，“大一统”的“统”是统治者的“统”。统治者控制人民，头一条就是控制知识分子的大脑。学术大一统，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大脑统一起来，统一到尊孔-读经-做官这条道上来。文官考试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很灵。只要上了这条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是一个精神世界。
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是老百姓的精神世界。我们要知道，宗教多元化，同样是为了控制老百姓。只要不造反，你爱信什么信什么。
其实，这两条都是为了防止造反。
古人说，“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书· 泰誓下》。《泰誓》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古人常引这话（如《贞观政要》卷三）]，国君对我好，我拿他当国君，国君对我坏，我拿他当死敌。这是中国的传统。
古人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王制》、《哀公》。这话两见于《荀子》，据说是孔子听什么前辈讲，不是魏徵的发明。），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把船托起来，也可以把它翻个个儿。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老百姓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这条大船，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载一次，又覆一次。载舟是民，覆舟也是民。古代贵民，就是承认老百姓有这个力量。“贵”从“怕”生，既怕没有水，船就划不动，又怕水涨船高，最后把船给翻了。孔子如此，孟子如此，他们都怕老百姓。这不叫“民主”，这叫“怕民主”。[民主制的对立面是贵族制。古典意义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非贵族，反贵族。学者说，孔子、孟子是倡民主，秦始皇是反民主，根本不对。孔子、孟子都是平民，他们反而热衷贵族制。秦始皇大力摧毁的是贵族社会（注意：是贵族社会，而不是贵族王权），他反而是贵族出身。]
统治者都害怕民主。
罗马统治者说，老百姓需要什么？就两条，一是面包，二是娱乐。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宗教。老百姓，没饭吃，会造反；有苦没处诉，会造反；有劲儿没处使，也会造反。
面包、娱乐和宗教是消解革命的好办法。罗马皇帝后来信了基督教。（阿育王皈依佛教是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有相似性，但儒学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它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跟大众信仰无关。）有了基督教，才算齐活。但他们，皇帝信教，是为了安抚老百姓。我们崇儒，是为了安抚知识分子。
统治者的本事，全在消化造反。
知识分子，即使贵为“四民”之首，只要不当官，也还是属于“民”。更不用说被仕途抛弃的知识分子。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愚民”，但“愚民”的“民”也包括知识分子。
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野史，很有道理。我有一个建议，经常跟汉学家讲，你们要想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吗？读小说比读古书更直截了当。小说是我的“四书五经”。我读小说，不光当文学读，还当思想读。
小说的奥妙，是它最有反抗精神。
中国小说，传统分三大类：英雄（属“讲史类”）、儿女（属“人情类”）、神怪（也叫“神魔类”）。这个分类最好。它对中国的大一统，特别是精神的大一统，有很好的回答。
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清代有两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除《儒林外史》，都可归入这三大类。
这六本书是中国小说的经典，不可不读。
《三国演义》：主题类型是“英雄”。“英雄”一词，出自《太公》、《三略》（古代的阴谋书），三国那阵儿最流行。当时，“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英雄”是什么人？政治家，阴谋诡计一大套，能掐。老百姓拿《三国演义》当兵法，跟诸葛亮学智慧，也是学掐。说起“英雄”，我们要注意，这个词跟乱世直接有关，专门指的就是乱世英雄。乱世英雄，前因是“大一统”，后果也是“大一统”。破坏“大一统”，再造“大一统”，离了“英雄”不行。这书，开头是“桃园结义”，结尾是“三分归一统”。“一统”是司马氏的天下，三家全白掐。这书，讲忠义，关老爷是道德榜样，但好人不得好报。关羽被害，张飞被害，诸葛亮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作者同情的蜀汉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个结尾好。
《水浒传》：主题类型也是“英雄”。这是另一类英雄，草莽英雄。“逼上梁山”，分两种人：上等人，宋江为代表；下等人，李逵为代表。无论上下，层次都比《三国》低。他们一块儿造反，想法不一样。林冲夜奔，“手提着杀人刀，走一步，哭嚎啕”，“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是不得已。宋江上山，也是不得已。他们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语）。李逵造反，打打杀杀，没有目标，就是帮宋大哥夺了鸟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宋江倒是有目标，“杀人放火受招安”，最后是招安。他们喝了朝廷的毒酒，下场很惨。英雄，越是含冤抱恨，百姓越心疼。这个结尾也好。
《西游记》：主题类型是“神怪”。我说过，“神怪”类型的小说是中国古代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李零《当代〈封神榜〉--机器人与人机器》，收入他的《放虎归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3-61页）。虽然这书，“幻”则有之，“科”则全无。孙悟空的自由精神，我印象太深，一生都抹不掉，但这种精神只在开头。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书，也就前五回有劲，后面特没劲。这也是个先造反后招安的故事，虎头蛇尾，主要讲蛇尾。孙悟空，“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特能捣乱，特能破坏，“大闹天宫”，痛快。但这只是铺垫。“西天取经”才是重头戏，绝大部分是娱乐，近乎科幻的娱乐，好像抻长的电视剧，八十一回，回回差不多。结尾也庸俗，孙悟空给唐僧当保镖，最后封了个“斗战胜佛”。当年他造反，是造玉皇大帝的反，不是造如来佛的反，但谁把他压在五行山下？那可是如来。如来很鬼，懂得转移法，你不是要打打杀杀吗？好，咱们给你找个地方。擒妖打鬼，九九八十一难，一路打打杀杀，正好释放他的暴力倾向。孙悟空，自从西天取经，前后判若两猴，鞍前马后，好像一条狗。这种结局，是造反者的宿命，和《水浒》差不多。
《金瓶梅》：主题类型是“儿女”。“儿女”是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场景有二，一是家庭，二是妓院，有皮肉烂淫，有儿女情长。这也是一大类型。此书写一男三女，先宣淫，再戒淫，寓戒于宣，这是个讲故事的套子。很多言情小说都有这个套子。学者说，这叫世情小说，不叫色情小说，甚至下定义，床上描写，如果删掉，不影响情节发展，叫世情小说；影响，叫色情小说。我不这么看。色情、爱情，都是人情，都是世情，彼此不是水火关系。此书既写色情，也写世情，其实是一部败家史。中国人写家，总是阴盛阳衰，纲常倒转，男人败在女人和小孩的手里。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儒林外史》：专写读书人的命运，在中国小说中是自成一类。读书人，“自古华山一条路”，唯一出路是当官。马二先生说，拆字、算命、教馆、作幕，都不是正路。不应试，不当官，没有出路。吴敬梓笔下，儒林枝头，没几个好鸟。好人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王冕不当官，靠什么生活，一是卖卜测字，二是画画。他有个预言，自从有了八股取士，“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后面的故事，就是讲知识分子倒霉。结尾，“四大高士”，都是市井中人，琴、棋、书、画各一位。它的开头结尾都是赞美隐士。隐士精神，上承《论语·微子》，源远流长，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文幻想”。我也有这种幻想，幻想有个上不仰领导鼻息，下不阿群众所好，四壁图书的“星级监狱”。他批判的不仅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而且是学术大一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了不起。（阅读此书，可与《野叟曝言》比较。后书是正统儒家和迂腐书生的狂想曲。）
《红楼梦》：主题类型也是“儿女”，和《金瓶梅》一样，也讲败家史。但讲法不同，色情、爱情、人情、世情，啥都有，但主要不是色情。他借用了《金瓶梅》的概念，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最后是“悟空”。但这只是个讲故事的俗套，并无深义，当时的言情小说，几乎都这么讲。（浦安迪讲明代“四大奇书”，特别强调“色空”，尤其是孙悟空对“空”的超越，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明代小说的一个套子。参看：[美]浦安迪《明代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贾宝玉，生于女人堆，长于女人堆，是个出类拔萃的“败家子”，以贾政的观点看，当然是“败家子”。贾府，外面是男人当家，里面是女人当家，阴盛阳衰，二爷的脾气是这么惯出来的。（中国的末代皇帝，也都是这么惯出来的。）他喜欢弱女子，讨厌臭男人，男人的“正路”，他根本看不起。这是对“家”的叛逆。越剧《红楼梦》有段唱词，我喜欢。“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撒珠泪葬落花。”他喜欢林妹妹，林妹妹也不合群。他们都是“家”的叛徒。这书，结局是什么？只能是宝玉出走，离开这个“家”。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写“家”，滴水见太阳。《金瓶梅》的“家”写什么？《红楼梦》的“家”写什么？它写的是咱们这个中国，咱们这个大家呀。它象征着明清社会，中国这个大家，大厦将倾，无可奈何。
中国的众生相，从男到女，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从经济、政治到宗教、文化，小说无所不包。中国近代文学，巴金的《家》，钱锺书的《围城》，很多小说，还有这个灵魂的影子。
病，有小病，有大病，有绝症。人患绝症，无药可医，总不会坐着等死。病笃才会乱投医。西药不灵，他会吃中药；中医不行，他会求巫医。病人总是在这三者间转磨磨。政治家也往往如此，传统不灵，他会求现代，资本主义不灵，他会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他会再求传统，也是转磨磨。谁都以为，世上一定有包治百病的药，没准藏在哪里。
其实，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药，根本就没有。
上述小说，大部分都无解，结尾很无奈。终极关怀，难免无奈，这是小说的深刻处。
“大一统”是个几千年的大发明，是个几千年都搬不动的大石头。体系严密，有利也有弊，中国人该如何面对？
这是最重要的思想史。
读小说，你会发现，中国人很滑，中国人也很活，让你又恨又爱。
我对中国人是爱恨交织。
读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一直有一种挑战精神，它对所有权威都是有限承认，尽管屡战屡败，它却屡踣屡起。
它敢挑战各种“天经地义”：挑战鬼神，挑战皇帝，挑战礼法，挑战规则，百折而不挠。
谢选骏指出：为何说李零错解了“大一统”？因为西周并非“大一统”，而是“封建天下诸侯”。至于“大一统”，众所周知是从秦朝开始的。为何说李零不知“文明周期”为何物？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文明，已有三期：第一期是到汉末为止的本土文明。第二期直到清末为止的儒释道文明。第三期是二十世纪开始展开的基督教化文明。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呢？事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是秦两汉帝国，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是元明清帝国。大一统并非中国文明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都已结束了。现在是“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周期，即将进入新的隋唐周期，是为第三期中国文明，最后则会出现第三次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