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预测——看得见的事实与看不见的事实

谢选骏指出：一般人们把看得见的叫做事实，而把看不见的叫做思想；但实际上思想也是一种事实，或者说，思想是一种看不见的事实。

网文《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说：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
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迫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隋、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处于无知之中，因此，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的时候，他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2】。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老师。为此，我将研究一下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1、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3】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已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惊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4】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5】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而只能享受一样。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2、军队复员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一个国家来说，获得安全保障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十万人，花费一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误会。
一位议员提出要复员十万军人，这将减轻纳税人一亿法郎的税负。假定有人现在对他的提议作出反应：“这十万人和这一亿法郎是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的确是某种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入内乱，或者可能会遭外敌人侵。”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却不算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如果我没有弄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有一位雄辩家冲上去，开始讲起来：
裁撤十万人！你在想什么？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儿搞到收入？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有失业现象吗？所有的职位都有很多人等着想干？难道你想把他们扔进市场，加剧竞争，压低工资水平？如果最后他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由国家来供养这十万人，又有什么好？再考虑一下军队所消费的酒、服装和武器，这些，让很多工厂和驻军城镇有生意可做，对于无数供应商来说，这可是飞来的横财啊。想想你的那种想法可能让这么多工厂关门大吉，你就无动于衷吗？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同维持十万兵员，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由于经济理由。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花上一亿法郎，不光能使十万将士自己过得不错，这一亿法郎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是看得见的。
但是，来自纳税人口袋的这一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是一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好处在哪儿？
我本人则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让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说十万人和一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这儿有个A村庄，征兵官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同样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一千法郎的税款。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梅斯城，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是的，你确实已经看了几百遍了——你觉得这样可真不错，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A村庄，那么，除非你是个瞎子，否则，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一个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一千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一千法郎所能带来的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己经弥补上了。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事现在搬到了梅斯。村庄里的人、钱，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丧失。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土里刨食、辛苦劳动的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环是一样的。然而在一个地方，有某个人每年三百天都在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而在另一个地方，他每年三百天却是在干没有收益的事。当然，我们这是假设，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军队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要遣散这些军队了。你跟我说，市场上突然增加了十万工人，会加剧竞争压力，从而抑制了工资水平。这是你所看到的。
不过，还有你没有看到的一面。你没有看到，把十万士兵遣散回家，并不是把一亿法郎给弄没了，而是把它归还给纳税人了。你没有看到的是，用这种办法把十万工人扔进市场的同时，也把一亿法郎投人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因而，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增加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你说工资将被压低，仅仅是幻觉而已。你没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与十万人配套的都有一亿法郎，而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一亿法郎给那十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一亿法郎却可以让十万人工作。最后一点，你也没有看到，纳税人交出白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钱周转的比较长远的后果都是相同的，惟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结论就是，对于国家来说，维持没有用处的军队是净损失。
我在这里批判的这种诡辩，不可能经受住将其推论到极致的考验，而这是所有理论原则的试金石。不妨考虑一下，如果扩大军队规模能够有利于国家，那么，干嘛不征召本国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3、赋税
你是否曾经听什么人说过：“纳税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赋税让多少家庭得以维持生存，然后再想象一下它们对工业的间接影响，它们的好处可真是无穷无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
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我不得不重复前面的论证。政治经济学非常清楚，它的论点井不怎么有趣，以至于随便什么人都能说三道四；重复则是最让人高兴的。因此，跟Basile【6】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的应用“准备”了好几个谚语，可以肯定，在它看来，教育就是重复。
政府官员花销他们的薪水所享受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有限的视野而言，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竭力想减轻税收负担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失，你就更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完全可以从理智上认识到。
假如一位政府官员自己多花了100苏（法国过去的一种货币单位，20苏等于1法郎——译者注），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自己就要少花100法郎。政府官员的花费是看得见的，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而纳税人那边的情况却是看不见的，因为，唉，他没办法再花那笔钱了。
你把国家比喻成一块炎热干旱的土地，而赋税就是救命的及时雨，的确如此。不过，你也应该问问自己，这场及时雨是从哪儿来的，这场及时雨是不是从潮湿的地方吸上来从而使这个地方也变得干涸了？
你要应该再进一步问问自己，这块土壤从这场及时雨中得到的宝贵的雨水，是不是比它由于蒸发而损失的水分要多？
完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詹姆斯?好人先生掏出100苏给税务官时，他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后来，当一位政府官员在消费100苏的时候，又把它还给詹姆斯?好人先生，以换取他所需要的同等价值的小麦或者服务。最终的结果是詹姆斯?好人先生损失了5个法郎。
政府官员确实——如果你愿意的活，也可以说几乎总是——能够向詹姆斯?好人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务，补偿他交纳的那笔税款。如果是这样，那么，双方就都没有损失。这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我们的论点一点都不涉及官员的那些有用的功能，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创造一个政府职位，那么，就请先证明它的用处何在。向詹姆斯?好人先生证明，他付出那笔钱是物有所值，他能得到它所提供的等值的服务。而除了这些内在的固有的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创建新的官僚机构的人士那样，说什么这些机构可以为官僚本身、为他的家人、为那些供应他们日常用品的商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要说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把100苏给某位政府官员并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务，那么，这种情况就跟他把300苏给某位鞋匠从而换到一双鞋一模一样。这是种买卖交换关系，其结果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交出100苏给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甚至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钱给了个盗贼。说政府官员花费的这l00苏会给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好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比起政府官员来说，盗贼也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詹姆斯?好人先生如果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非法的或合法的寄生虫，也完全可以给这笔钱派上更多用场。
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就作出判断，而要习惯于根据看不见的方面进行评价。
去年我还在议会财政委员会，因为当时反对党的成员还没有被人从制宪国民大会中全部给轰出来。当时，制宪者们的行为还算很明智。我们曾经听梯也尔先生【7】说：“我毕生都在跟那些保王党人和教会党人作斗争，但自从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危险以来，我开始了解他们，我们也经常在一起面对面谈话，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以前想象中的怪物。”
是的，如果双方不能经常接触，那么，敌意就会被夸大，而仇恨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多数派能够允许少数派成员进人各个委员会的圈子，那么，也许双方都会认识到，他们的理念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而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的意图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正当。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去年我就在财政委员会。每次，我们的同事一说到要把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驻外大使的工资固定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时，就会有人对他说：
为了得到良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让某些官员能够置身于某种声望和尊严的气氛中。这是吸引这些人士奉献他们的才智的办法。无数不幸的人都有求于共和国总统，而如果他总是不得不拒绝帮助他们，他就会处于痛苦之中。各部委和驻外使馆某种程度的奢华，正是宪政政府正常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等等。
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值得商榷，但总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这样的说法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而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我们的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士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反对者不过是被狭隘吝啬和嫉妒心理所驱使罢了。
但真正触动我的经济学家良知的，让我为我的祖国的知识声誉感到羞愧的是，他们从这些论点继续发挥（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发挥一番），最后提出下面这种荒唐的陈词滥调（却总是有人乐于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国家首脑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欢宴盛会，就无法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
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们，您至少得尊重算术吧，别不知羞耻地跑到国民制宪大会上说，一个数字加另一个数字的总和，会由于是用这个加那个还是用那个加这个而有所不同，还怪人家不支持你。
那么，好吧，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我的田里挖一条沟，为此我准备出100个苏，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的时候，税务官跑来，拿走了我的100苏，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最后这100苏到了内政部长手里。我跟工人的生意没法做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莱。你是根据什么竟然可以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的经济总量？你难道不明白，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务的转移？一位内阁部长的餐桌上的确更加丰盛了，这没错，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却不畅通了，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我承认，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100苏了，但你也得承认，外省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5个法郎。对此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淹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活可干就是看不见的了。
上帝啊，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2加2等于4竟是这么地艰难！而如果你竟然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肯定会大喊起来：“这本来就很简单嘛，谁不明白？你烦不烦啊？”然而，在他们投票的时候，却仿佛你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任何东西一样，他们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
4、剧院与高雅艺术——国家应该补贴艺术吗？
关于这一问题，正反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会说，艺术可以扩大民族的视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平，并使民族的心灵富有诗意，为此，国家应该扶持艺术。这些人说，艺术可以将本民族从物欲的沉迷中解救出来，可以使本民族对优美的东西有一种渴望，因而也可以对她的行为方式、对她的习俗、她的道德甚至还有她的经济产生有益的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Theatre-Italien）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Theatre-Franais），法国的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我们的画廊和博物馆，我们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会是什么样？人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补贴，那么，是否能够发展出这种高雅的趣味？这是法国人的心血所取得、并奉献给整个世界的高贵的成就。面对这么高尚的成就，放弃这种补贴，难道不是最轻率的行为吗？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而归根到底，艺术的成就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欧洲人面前觉得自豪和光荣。
这种种理由，我得承认当然是很雄辩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给出很多同样雄辩的驳斥。首先，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立法者的权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艺术家的工资水平问题，从而对艺术家的利润给予补贴？拉马丁【8】曾说过：“如果你取消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在这条路上要走多远？按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也要关闭大学各个系科、关闭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室？”对此，人们可以这样回应：如果你想补贴所有美好而有用的事业，那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为农业、为工业、为商业、为教育同样拨出王室专款？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这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们亲眼看到，那些繁荣兴隆的剧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剧院。最后，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我们就会着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要想让全国的财富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那么，必然是越高级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政府决不能多管闲事干预这一过程，因为不管现在全国的财富有多少，通过税收来刺激奢侈品产业，都不可能不伤害基础产业，从而必然会逆转自然的文明进程。人们也会指出，人为地扰乱需求、趣味、劳动和人口之间的相应比例，将把国家置于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境地，便之丧失稳固的基础。
这是反对国家于预某种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理由，在这种秩序中，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我坦白承认，我也认为选择和刺激应该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来自民众而不是立法者；而与之相反的理论，在我看来，将导致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毁灭。
然而，你知道现在人们是怎么根据错误而不公正的推测而骂经济学家的吗？如果我们反对补贴，人们就指责我们反对要进行补贴的这一艺术活动本身，我们被看成所有这些艺术活动的敌人，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些艺术活动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应该自己去寻找恰当的报酬。因此，当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宗教事务时，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教育，那么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憎恨启蒙；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款人为地虚增某块土地或某个工业部门的价值，我们就成为财产权和劳工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补贴艺术家，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成了觉得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决不能同意上面的这些推测。我们决不会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财产权、劳工和艺术的地步，尽管我们要求国家保障所有这些人的活动自由发展，但不应该用别人的钱来供养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协调地发展，不管是哪一类活动，都不应该成为麻烦、弊端、暴政和混乱的根源，而这种状况今天恰恰所在多有。
我们的论敌则相信，一项活动，如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加以节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我们认为恰怡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于是，拉马丁先生说了：“根据这项原则，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公共博览会。”
对拉马丁先生，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观点，不予以补贴就是取缔，因为你是从下面的前提出发的：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在，据此你得出结沦，如果不用税款来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但是我会就你说的事举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迄今为止最大、最壮观的博览会，就是现在伦敦正在筹备的博览会【9】，这个博览会乃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概念基础上的，我想就是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也并不算夸张，而正是这个博览会，政府却一点都没有插手，也没有一点税款补贴。
回头再来看看高雅艺术吧，我想重复一遍，人们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赞成或反对补贴制度。而读者当然明自，为了与本文的具体目的保持一致，我无须再陈述这些理由，或者在两种立场中间进行选择。
但是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证，却是我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坐视不理的，因为他的论证正好就落在我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他说：“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业。这种职业的性质就不用多说了，它跟别的任何行业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很有潜力很管用的。你们都知道，剧院的工资支撑着不少于8000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美工、砖瓦匠、装演、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的产业的产值占我们的首都的1/4强，他们应该有资格获得你们的同情！”
你们的同情？翻译过来就是：你们的补贴。
还有呢：“巴黎的赏心乐事为外省各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消费品，富人的奢侈是整个共和国靠复杂的剧院经济为生的20万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和面包之所在，他们都通过这些高雅的活动获得报酬，而这些高雅的活动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正是这些高雅的活动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你们拨付的这6万法郎，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好啊！好啊！热烈的鼓掌。）
而从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糟透了！糟透了！当然，我的这一判断仅仅是针对拉马丁先生的经济观点。
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这6万法郎至少有一部分会到达剧院员工的手中。肯定有不少会在路上就被人截留。如果仔细地进行追究，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馅饼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别人的手中。如果竟然有一些碎渣留给他们，实在就是他们的福气！不过现在我倒愿意假设，全部的补贴都能送到美工、装潢、服装道具、发型师等人士的手中。这些是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硬币的另一面，考察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6万法郎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假如某次议会投票没有抢先一步让这笔钱从市政厅流向塞纳河左岸【10】，那么这笔钱会流向什么地方？这则是看不见的。
确实，没有谁会说，议会的投票活动能让这笔钱从投票箱中自己孵出来；没有人敢说这笔钱是对国民财富的一个净增加；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奇迹般的投票，这6万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恐怕必须得承认，议会投票时的多数派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来决定，从某个地方拿出这笔钱，然后把它派送到别的地方，这笔钱只有从一个地方转移出来才能被送到其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很清楚，纳税人一旦交出了一个法郎后，就再也不能使用那一个法郎了；很清楚，他被剥夺了那一个法郎所能带来的享受，而本来准备满足他这一个法郎的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谁，就都得不到这一个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5月16日的投票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己。
是不是有人会说，它所补贴的那种能给人满足的事物和那种职业，是一种更急需、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东西或职业？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要说的是：你拿走纳税人的6万法郎，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演工和服装师的收人，那么，庄稼汉、挖沟工、木匠、铁匠的收人就相应减少了同等数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前一个阶层就比别的阶层更重要，拉马丁先生也并没有这样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其他行业相比，剧院的工作是一样地有效率，一样地有成效，而不是更多。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剧院行业没有比别的行业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竟然呼吁别的行业来补贴它！
不过，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我在这里竭力要证明的只是，拉马丁先生及那些为他的说法鼓过掌的人士，如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看到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难兔被人讥笑为把某种重新分配错当成了某种净收益。如果他们的理论讲究逻辑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所有东西给予补贴；因为在一个法郎或6万法郎身上应验的东西，放在10亿法郎身上，也不应该失灵吧。
先生们，如果涉及税款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些理由来证明它是有用的，但千万不要用下面这种拙劣的说法：“公共支出能使劳动阶级维持生存。”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在于它掩盖了个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了解的事实：即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一种替代而已，其结果也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但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总体收人增加一丁点。你们的看法很时髦，但十分荒唐，因为你们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
5、公共工程
当国家确信在某个行业创办一个大企业会为社会带来好处后，就用从民众那儿征收上来的资金创办这样的一家企业，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不过，当我听到有人竟然用这样的经济学谬论——“除此之外，这种企业还是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一条办法”——来为这种事情辩护时，我承认，我立刻就火冒三丈。
国家开通一条公路，建筑一座官殿，修缮一条街道，挖掘一条运河……这些工程确实可以为某些工人带来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这种做法也剥夺了另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大容易看得见的。
假定正在修筑一条公路有一千名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挣得自己的那份工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政府不准备开辟这条道路，如果议会没有投票为其建设拨出资金，这些善良勤劳的工人就干不了这份工作，也拿不到这些的收入；这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再全面地考虑一下，整个过程中是否还有点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当迪潘先生【11】以庄严的语言宣布：“议会已经决定……”的时刻，那几百万法郎难道真的像不可思议的月光一样，自然而然地就洒落进富尔德先生【12】和比诺先生【13】的保险箱中？为了完成这一过程，国家除了花钱之外，难道不得组织人征集这笔资金？难道不得先派税务官到全国各地征税，纳税人个个不都得作出贡献？
因此，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到，国家要用议会拨付的几百万法郎干某些事情，同时也不能忽视纳税人本来可以用这几百万做什么事情——而现在再也不能干这些事情了。因此，你明白了，公共企业是一枚有两面的硬币、一面画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这幅图案是看得见的，另一面画的则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看不见的。
把我在本文中批判的诡辩运用到公共工程中，就更为危险，因为这种诡辩就是在为最愚蠢的浪费事业进行辫护。如果一条铁路或一座桥梁真的有用，那么，还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论证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如果这些公共工程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些人会怎么做呢？他们一般都会搬出下面的胡言乱语：“我们必须要替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从有人先是下令修建战神兵营（the Champ-de-Mars）【14】后来又下令废弃不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意思。据说，伟大的拿破仑在下令挖开一条沟然后又填上之时，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博爱精神的事业。他也曾说过，“这样做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想让财富流入到劳动阶级中。”
让我们从根子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货币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货币的形态要求所有的公民对一项公共工程提供资助，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提供真实的物质上的资助，因为，他们每个人所交纳的税款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才挣来的。现在，假如我们把所有公民都召集起来，要求他们为一件有利于所有人的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提供劳役，大家都会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报酬就是这项工程所能发挥的作用本身。但是如果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修筑一条根本不会有人要走的道路，或者修建一座根本没有人愿意住的房子，惟一的理由是这项工程可以为他们创造出工作来，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他们当然有正当的理由予以反对：我们宁肯不要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干呢。
如果公民们拿出来的不是劳役，而是货币，事情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公民上交的是劳役，损失要所有的人承担，而如果公民们贡献的是金钱，那些由国家出面雇佣的人就不会损失他们的那一份，而那些已经上交了一笔税款、但没有在这里谋到工作的人，却还得再蒙受更多的损失。
《宪法》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社会要……通过国家、各部委、市政当局所组织实施的、雇佣失业者的适当的公共工程，以帮助和鼓励劳工的发展。”
作为应付严冬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代表纳税人进行的这种干预具有良好的效应。这并没有增加就业数量，也没有提高工资总晕，而是把平时的一部分就业和工资拿出来，在困难时期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施舍给他们，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而把这作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的、系统的措施，就完全是只有负面影响的骗人的把戏，是根本不可能坚持实行的，是自相矛盾的；表面上，它似乎创造出了一点点就业机会，并且搞得大张旗鼓，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它却掩盖了一个事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却因此而被排挤掉了，这是看不见的。
6、中间人
社会是人们强制或自愿地彼此互相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总和，强制提供的即公共服务，自愿提供的即私人服务。
第一种是由法律所强加或管制的，一般都不大容易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调节，它们总是具有超长的生命力，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而完全成了公共害人精，但却仍然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第二种则是自愿的、也即个人承担责任的领域。在交易之后，每个人都卖出他所拥有的而买进他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服务肯定都是有真正的用处的，这种用处的大小可以用它们的比较价值来准确地衡量。
正是因此，前者就通常都是静态的，而后者则遵循着进步的法则。
尽管公共服务部门过度的发展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社会中造成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现代经济思想流派却把这些坏现象归罪于自愿的私人服务部门，他们企图转变这些职业所发挥的功能。
这些思想流派在攻击他们所说的中间人的时候简直是义愤填膺。他们强烈地要求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分子、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责他们横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向两边都榨取钱财，没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任何价值。不过，这种中介的职能好像不大容易彻底消灭，于是，改革家们宁愿由国家担负起中间人的角色。
有人关于这点的诡辩就在于，他们大肆宣扬公众为其获得的服务向中间人支付了什么，而刻意掩盖如果取消中间人他们将向国家支付什么。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同样的冲突：找们可以亲眼看到的，与我们只能在心智中意识到的，也即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尤其是在1847年和大饥荒时期【15】，社会主义学派成功地普及了它们那些错得离谱的理论。它们明白，即使是这荒唐的宣传，也能够吸引那些正在遭受灾难的人们；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16】。
于是，这些动听的词语就有如神助：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他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抹黑企业的名声，就是抹煞企业的好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把从美国或克里米亚进口食品的任务要交给那些批发商呢？找们国家或各部委或市政当局不能组织一个供应服务机构、建立储备货栈？这些机构可以以成本价出售商品，于是，人们、穷人就不用再向那些自由的、也即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无法无天的商人上贡了。”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那些利润，是看得见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支付给国家或其办事机构的贡品，却是看不见的。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这种所谓的贡品是什么？它的来源是这样的：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根据协商后达成的某一价格，充分自由地互相对对方的某种服务给予补偿。
如果巴黎人的胃觉得饿了，而能满足这种欲望的小麦是在俄罗斯的奥德萨，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痛苦是不会消失的。有二种办法可以使胃得到满足：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他们也可以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任务。
在这三种办法中，哪一种最有优势？
在所有时代的所有国家中，比较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可以自愿选择的话，总是毫不例外地选择第二种。我承认，在我看来，这已经足以证明它的优势了。我的心智不会承认人类会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17】。
不过，我们还是仔细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600万人都统统跑到奥德萨去搞到他们必需的小麦，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一种办法没有任何可行性。消费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中间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
然而，我们得注意到，这第一种办法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谁觉得饿了，那他自己就有责任去搞到自已要吃的小麦。这是一个只关乎他自己的任务，按说，这项任务只能由他自己来完成。假如别人，不管他是谁，为他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他完成了自己本该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们就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正是这一点：中间人的服务内含着某种获得补偿的权利。
不过，我们必须面对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寄生虫的问题。我们姑且承认中间人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商人或公共服务机构——中，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商行（我假定它是自由的，否则的话，我的论证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是受它自己自私自利的动机驱使的，它研究季节的变化，日复一日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预测人们的需求，采取预防措施。它的轮船时刻准备着，它在所有地方都有合伙人，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正是这些，使它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细枝末节，从而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结果。时刻忙碌着满足法国人的日常需求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商人，还有世界所有地方的商人；如果自私自利能驱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能够迫使他们让消费者从他们己经实现的实惠中分享好处。一旦小麦运到，商人就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售出，以降低自己的风险，实现自己的利润，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一过程再重复一遍。私人企业在价格比较的指引下，会把食品配送到整个世界范围内，而且总是从最紧缺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的需求最殷切的地方开始。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够更好地满足饥饿的人的利益？这么一个美好的组织的，不是出自社会主义者的想象，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它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自愿的。是的，消费者必须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陆上运输、跨洋运输、存储、委托等方面的费用，但是在哪种体系下，那些消费小麦的人可以不支付将其运送到自己手里的费用呢？当然，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必须为商人的服务买单；但是，中间人的份额，可以通过竟争压缩在最低水平；至于公正问题，如果马赛的商人能够为巴黎的工匠服务，那么，巴黎的工匠怎么会不为马赛的商人服务？
如果按照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在这些交易中由国家取代私人商人，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求求你，让我看看这样做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实惠。零售价格会降低？然而想象一下，4万个市政当局的代表在某一天——在需要小麦的那一天——同时涌到奥德萨，你以为这对价格会产生何种影响？运输费用会降低？然而，运输同样东西所需要的轮船、水手、远洋货轮、仓库会减少吗？或者我们真的可以不为所有这些东西花一分钱？商人的利润会减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员到奥德萨难道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跑去难道是出于兄弟友爱？他们就不需要生活吗？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以为这些费用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获得的2-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
然后，再想想征收这么多税款来配送这么多食品的难度，想想必然伴随这样的活动而来的那些不公正和陋习，想想政府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那些发明了这些愚蠢想法并在不幸时刻将这些想法灌输进群众的大脑中的社会主义者，大方地给自己冠以“高瞻远瞩”的称号，该词的这种用法蕴涵着一种真正的危险，语言的暴政给这个单词及其所蕴涵的判断标准赋予了正当性。“高瞻远瞩”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先生的目光要比常人深远得多；他们惟一的失误就是过于超前于他们的时代；而如果消灭私人企业即他们所谓的寄生虫的时间还不成熟，那出错的就是公众，是他们没有跟上社会主义的脚步。但根据我的意见和知识，与此相反的想法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我们要倒退回什么样的野蛮时代，才能对这一点的认识，找到跟社会主义者的水平相当的理解。
现代社会主义流派不断地反对当今社会中的自由结社。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合作体，要比他们从自己丰富的想象中编造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要优越得多。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某个人，早上一觉醒来，可以穿上一套衣服，在一块圈起来的土地上，施肥、疏浚、耕耘，种上某种植物，然后在上面牧养一群羊，从这些羊身上剪下羊毛，这些羊毛经过纺纱、编织、染色，然后织成布料；布料经过裁剪、缝纫，做成衣服。这整整一系列的过程需要无数他人的介入，需要利用农牧业、养羊业，需要工厂、煤炭、机器、货运等等。
假如社会不是非常真实的合作体，那么，不管是谁，要想有一套衣服穿，就都不得不自己独立奋斗，也就是说，要自个儿完成上面所说的数不胜数的整套操作过程，从最初开始的挥镐翻地到最后的拿针缝衣。
好在我们就有现成的协作，这是我们这种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些操作过程已经被分解到无数劳动者之中了。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再继续往下细分，直到某一个点。在这里，只要消费需求增加，每一单独的专业化的操作过程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行业。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之后。每个人都为总体的社会价值贡献了自己那份价值。如果这不是协作，我倒要请教这是什么。
注意，每个劳动者都不可能自己凭空制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细小的原材料，因此，他们必然会互相利用对方的服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互相协助；每个群体都跟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间人。举个例子，假如在整个生产交换过程中，交通运输变得十分重要，足以雇佣某一个人，下来是纺线，再下来是织布，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头一个人比别人更像寄生虫？是不是没必要存在交通运输了？不是有人在花费时间和心思来完成这一任务吗？他干嘛不把这些时间和心思节省下来让别人来干？是他们会干得比他好，还是仅仅由于他们干的是不同的事情？至于他们的报酬，也即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份额，难道不是都得遵从同样法则的约束，限定于协商达成的价格这样范围内？这种劳动分工和这些充分自由地决定的制度安排，难道不是有利于共同利益？我们是否因此而需要一位社会主义者，打着计划的旗号跑过来，专制地摧毁我们的自愿性组织，消灭劳动分工，用自己孤零零的努力取代合作工作从而逆转文明的进步？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协作难道就不是协作吗？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人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判断进行交换，自己承担一切责任，而正是自己的自私自利，赋予了他的行动以力量，也是成功的保证。是合作，就要名副其实，那么，所谓的改革家跑过来把他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我们，比如，说全人类都集中在他周围，那还叫合作吗？
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这些“高瞻远瞩”的思想学派，我们就越是深信，归根到底，这些思想完全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它们宣称自己永不会出错，并打着这种不会出借的名义要求获得专制的权力。
希望读者原谅我有点离题了。在这个当口，我多说了一些上面的话，也许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圣西门主义、法朗吉的宣传者、伊卡里亚岛的崇拜者的著作【18】，激烈地反对中间人的长篇大论，充斥着报纸，回响在国民公会，严重地威胁着劳动和交换的自由。
7、贸易管制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19】（这个大名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的创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国土地上的矿石转化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他们可以用比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更诱人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法国人，或者说整个法国，从好心肠的佛兰德斯人【20】那儿购买一定量的铁，只需付出较少的劳动。于是受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激励，法国人就充分地发挥这种局面的优势，每天都有无数的制钓者、金属加工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犁匠，或者是本人，或者是派中间人，跑到比利时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铁。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赤手空拳进行直接干预，以阻止这种陋习继续蔓延。这当然是收效甚微，因为只有他自己会受到伤害。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扛起我的马枪，我要在我的腰里别上4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装满子弹，我要打开枪上的刺刀，最后他全副武装起来。我要到边界上去，我首先要杀了那些金属加工工匠、制钉匠、铁匠、技工、锁匠，他们竟然只管追求自已的利润，而不管我的死活。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然而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想法，让那战斗激情凉了半截。毕竟，那些跑去买铁的人，我们的那些同胞，也是我的敌人，也很有可能采取自卫行动，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杀掉他们，而是他们可能于掉我。而且，即便是把我的全部仆人都派上阵，恐怕也未必能守住整个边界。还有，我这么大张旗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比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还大。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只好长叹一口气，颓然倒下，听之任之，突然，他有了一个很捧的主意。
他记起来了，巴黎有一个伟大的法律工厂。他自问道，法律是什么玩意儿？法律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一旦颁布，不管好坏，每个人都得遵守。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政府组织起一支公共警察队伍，而为了维持这支所谓的公共警察队伍。国家专门拨出了人力财力。
那么，如果我能让伟大的巴黎工厂搞出一部小小的精密的法律，宣布“查禁比利时出产的铁”，比利时铁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政府会派两万人去替代我的那几个仆人，到边界上去对付我痛恨的那些金属加工工匠、锁匠、铁匠、手艺人、技工和犁匠。当然，为了让这2万名关税官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体魄，就需要每年拨给他们2500万法郎，而这笔钱，自然也出自那些铁匠、钉匠、手艺人和犁匠的腰包。经过这样一番组织，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标了，而我自己却什么也不用付出；我再也不会显得像掮客那样野蛮了；我可以按我自己喜欢的价格出售铁了，看着我们伟大的人民这么被人不体面地愚弄，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们老是宣称自己是欧洲一切进步的先驱和推进者，这下总算给他们当头一棒。这可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完全值得一试。
于是，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来到法律工厂（也许我会另找个时间来讲讲他在这里所进行的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今天，我只想谈谈他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些活动步骤），他站在那些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
比利时铁在法国的售价是10法郎，逼得我不得不也以这个价格出售。我们其实更愿意以15法郎的价格出售，但由于这些讨厌的比利时铁，我却不敢这么做。因此，赶紧制造一部法律，规定“比利时铁不准进入法国”。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售价提高5法郎，其结果则如下：
我卖给大家的每100千克铁的价格不再是10法郎而是15法郎，因此，我自己将更快地富裕起来，我可以扩大自己的生意，我将雇佣更多工人。我和我的雇员会花销更大，从而给供应我们的那些人带来更多好处。这些供应商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将对整个工业下更多的订单，慢慢地，这种扩张会扩散到整个国家。你将投进我的保险箱中的这100苏硬币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将形成无数个同心圆沿着同一个方向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法律的制造者们给这一番话迷住了。他们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这么容易地增加国民财富啊。于是他们投票通过了禁止法令。他们说：“干吗还要说什么劳动和储蓄？如果一项法令就可以搞定一切，那么，增加国民财富的这些痛苦的办法还有什么用处？”
的确，法律会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所预料的所有后果，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后果。公平地说，他的推理也许并没有错，但却很不完整。为了寻求特权，他指出了能够看得见的那些效应，但却掩藏了那些看不见的效应。他指明了两个人物形象，而实际上在这幅图景中还存在着第三个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补上他遗漏的那些情节，不管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遗漏的。
是的，通过立法程序落入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保险箱的那5个法郎对他本人和那些因此而得到就业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法律下令从月亮上落下这5个法郎，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坏效应来抵消这些好效应。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100苏并不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金属加工工匠、针匠、车匠、铁匠、犁匠、建筑工的腰包，一句话，出自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口袋。今天，它掏出了这笔钱，却连一毫克的铁都没有得到。于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立刻就变了样了，因为非常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得到的好处将被詹姆斯?好人光生的损失所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当然可以用这5个法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而这5个法郎如果在詹姆斯?好人先生手里，他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石子之所以刚好是扔到这个湖里的某个地方，完全是因为法律禁止把它扔到别的湖里。
于是，看不见的东西抵消了看得见的东西；而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后果则是某种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却正是法律所导致的，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可悲的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还要说，有一个第三者还藏在阴影中。我得让他在此显身，而他将能够揭示我们还得再损失5个法郎，这样我们才算搞清楚了整个过程中的全部后果。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15个法郎，这是他劳动的果实（我们是在追溯他还可以自由行动的那个时候）。他怎么使用这15个法郎？他用10个法郎买了一顶女帽，他用这顶帽子来换取（或者由他的中间人替他换取）100千克比利时出产的铁。他手里还有5个法郎。他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而会用它们支付某位匠人或者别的什么来交换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某些东西——比如，用它跟某位出版商换取一本波舒哀【21】所著的《通史》。
因此，他对国内工业的贡献是15个法郎，即：
支付给巴黎的女帽制造和贩卖商的10个法郎
支付给出版商的5个法郎
至于詹姆斯?好人先生，他用他的15个法郎得到了两样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即：
（1）100千克的铁
（2）一本书
现在却颁布了法令。
詹姆斯?好人先生会怎么样呢？国内工业会怎么样呢？
詹姆斯?好人先生把这15个法郎一古脑儿全部给了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换取他的100千克铁，然后，他除了可以使用这些铁之外，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他丧失了那本书或者别的任何一个与此价值相当的东西带来的享受。他也损失了那5个法郎。你都赞成这种说法吧，你不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不能不承认，贸易限制抬高了价格，消费者则损失了这5个法郎的差额，
然而，有人却说，国内工业得到厂这个差额。
不，它没有得到这个差额；因为，颁布法令后，这笔钱带来的促进作用是一样的，都是15个法郎。
由于颁布了法令，詹姆斯?好人先生的15个法郎只能全都交给冶铁商，而在法令颁布之前，这笔钱却可以分成两份，分别给女帽制造贩卖商和书商。
而从道德的立场看，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个人在边界上所能动用的力量，和这项法令为他的利益所发挥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竟然认为，抢掠只要变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
道德的了、就我本人而言，我无法想象比这更令人惊心的事了。但是也许有一点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其经济后果总是不会有什么两样。
你可以从随便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冷静地考察这问题，你就会发现，从合法或非法的抢掠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我们并不想否认，这可能为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或他的行业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为国内工业，带来了5个法郎的好处，但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两层损失：一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以前他买那些铁只需要10个法郎，现在却需要支付15个法郎；另一个蒙受损失的是国内工业，它不再能够得到那5个法郎的差额。你自己选择一下，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好处能够补偿哪个损失、你没有选择的那一项就必然是一个净损失。
道德：使用暴力并不是生产，而是破坏。天哪，如果使用暴力也算生产，那么，法国就该比现在富裕得多啊。
8、机器
“我们诅咒机器！年复一年，这些机器日益强大的动力使成百万的工人陷人贫困之中，机器夺走了工人们的工作机会，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工资，而剥夺了他们的工资，就剥夺了他们的面包！我们诅咒机器！”
这是来自无知的成见的呼声。这种呼声回响在我们的报纸上。
然而，咒骂机器，就是咒骂人的心智。
令我迷惑的是，竟然还真有人信服这样一种理论！【22】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这些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其严格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必然是：只有那些愚昧的、精神处于静止状态的民族，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思考、观察、发明、创造，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的那些天赋的可怜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安乐、财富、幸福。相反，那些努力寻找和探索铁、火、风力、电力、磁力和化学、力学法则——一句话，即探索自然的力量——及自身所蕴藏的力量的民族，则必然只能得到衣不蔽体，屋不遮雨，陷入贫穷和停滞，这可真是应了卢梭的一句话：“不管是谁，只要一思考，就成了堕落的动物。”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所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一切，事实上是从头到脚一切的一切，人的每时每刻的存在本身，人们努力想让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以小搏大，尽量减少自己的体力劳动或服务于他们的那些人的体力劳动，用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得最大限度的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所有这些努力，就都是该咒骂的；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就是因为这种渴望进步的聪明才智似乎在折磨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所以，整个人类都正在走向堕落。
因此，我们应该能够从统计学上肯定，兰开斯特【23】的居民必然会为了不使用机器，而跑到爱尔兰去，那里的人们还不知道使用机器；因此，按照那种理论，在历史上，应该是野蛮的阴影笼罩文明的新纪元，而文明必然在无知和野蛮的时代才能繁荣。
显然，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可以说令人震惊，并警示我们，这个问题掩盖了对解决该问题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此尚无人充分地予以揭示。
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在看得见的东西后面，还有看不见的东西。我下面就是要揭开这看不见的东西。我的论证无非是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的东西的重复，因为这里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人具有一种天性，如果不受暴力阻挠，他们就希望进行交换，也就是说，交换某种东西，获得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同等价值的东西，以节省自己的劳动，不管这种东西出自能干的外国制造商之手，还是出自能干的机器制造商之手。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人的这种天性的理论上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种情祝下，人们都指责他们显然是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机会。然而，其实际的效果并不是使工作机会减少，相反，它们能够解放人的劳动，使之从事其他工作。
正因如此，面对外国人和机器的竞争，都设置了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暴力。立法者禁止外国产品的竞争，也不许机器进行竞争。让这些人士压抑所有人的天性、取消他们的自由的，还能有什么理由呢？当然，在很多国家，立法者只禁止一种形态的竞争而对另一种形态的竞争只是口头上抱怨抱怨而已。这只能证明，在这些国家，立法者还不够持之以恒。
这不应该让我们觉得奇怪。在错误的道路上，总是会出现这种不能贯彻到底的事，假如不是如此的话，那人类岂不是早就完蛋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把 某个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荒谬的东西必然是前后不一的。我愿意再加上一句：前后不一也正是其荒谬性的证据。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机器问题吧，我不用费太多口舌。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两个法郎。可以让两个工人挣走。
但是现在，假定他发明了一套滑轮装置，使同样的工作只需要原来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干完。于是，他的需求得到了同样的满足，但却节省了一个法郎，少雇佣了一个工人。
他没有雇佣某一位工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
仅仅看到这一点的人就说了：“对文明来说，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啊！你看看，自由对于平等来说，可真是致命的威胁啊。人的心智搞出了个新玩意儿，立刻就有一位工人永远地陷人到贫困的深渊了。也许詹姆斯?好人先生还可以继续雇两个人给他干活，但他却不可能再给他们每人10个苏了，因为这两个工人会互相竞争，最后只能以更低的价格来出卖他们的劳务。就这样，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了。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社会。”
这可真是个很杰出的结论，也是一个应该给予坚实前提的结论。
幸运的是，这里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可以看得见的那一半现象的背后，还有另一半看不见的东西。
人们没有看到的就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一个法郎和节省下来的这笔钱必然会带来的效应。
由于利用了白己的发明创造，詹姆斯?好人先生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就不用再花费两个法郎而只用花一个法郎，他手里还留下一个法郎。此时，如果市场上有一个想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工人无事可做，那么，在另一个地方，也必然有个资本家在为他手里的一个法郎寻找出路。这两个因素会相遇，然后就结合在一起。
很显然，此时，劳动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工资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发明出来的新技术和那个获得了第一个法郎的工人将一起完成以前由两个工人干的活。
另一个工人则会获得另一个法郎，干一份新的工作。
那么，这个世界因此会有哪些改变呢？整个国家的满足程度提高了；换句话说，新发明是种凭空得来的好处，整个人类都可以获得一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好处。
从上面给出的这一论证中，有人也可能会得出下面的结论：“正是资本家，拿走了从机器的发明中所获得的全部好处，而劳动阶级，最初要暂时地承受机器带来的痛苦，但却从中得不到好处，因为，根据你上面说的那番道理，机器的发明不过使劳动阶级在全国各个产业中的比例有所调整，这个过程中确实没有减少工作机会，但也没有增加工作机会呀。”
在这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疑问.。本文的惟一目的是驳斥一种无知的偏见，这种偏见非常危险而又广为流传。我希望证明，新机器的发明，在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工人可以得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也必然会创造出可以支付他们的工资的资金。这些工人和这些钱最终会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在发明之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东西；由此得出结论，发明创造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就等于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数量。
那么，谁获取了这部分超额的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
是的，首先是资本家获取了它，是发明家、是最早成功地使用这台机器的人获取了它，这是对他们的天才和勇气的奖赏。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节省下来的钱，不管他怎么花（反正他总要花出去），总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其数量就等于机器节约出来的就业岗位。
但是很快，竞争就会迫使他降低他的产品的售价，直到不再能够占有节约的那些成本为止。
这时候，发明家就不再能够占有发明创造的好处了；占有这些好处的将是这种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公众，其中也包括工人——一句话，是整个人类。
这就是看不见的：节约下来的那部分钱，会由所有消费者获取，从而形成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转化为工资，用来雇佣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
最初（回到前面的例子），詹姆斯?好人先生要支付两个工人的工资才能得到一件产品。由于他的发明创造，现在他只需要为体力劳动支出一个法郎。
如果他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件产品，那么，在制造这件产品的过程中就要少雇佣一个工人，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个法郎又可以多雇佣一个工人，这是人们看不见的。
随着整个事态的自然演变。詹姆斯好人先生渐渐地就得把这件产品的价格降低一法郎，直到他不再能够比别人省钱；这时候，他就不再能够腾出一个法郎为整个国家创造生产新产品的工作岗位。但是总有某个人，或者是整个人类取代了他，得到了这笔节省下来的钱。不管是谁购买这件产品，就都可以少花一个法郎，节省一个法郎，他必然把节省下来的一个法郎转变为工资基金。这同样也是看不见的。
人们还提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好像蛮有道理。
有人说：“机器压缩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价格降低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而这必然又会促进生产增加，最后，就会使用跟发明创造之前同样数量的工人——或者更多工人。”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他们引用印刷术、纺纱机、印刷机的例子。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从这种说法中，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产品的消费保持平稳或基本上保持不变，那么，机器就会对就业造成损害。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假定在某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戴帽子。如果使用了机器，使帽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这未必会使帽子的销售量也增加一倍。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全国劳动力中就有一部分无事可做？如果根据无知的推理过程，我们的回答就是：是；但如果根据我的理沦，回答就是：否。因为，即使在这个国家，不会有人去多买一顶帽子，但整个国家用来作为工资的资金总量却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所有消费者所节省下来的钱如果不是都流入帽子加工业，那就会转变为由于机器的出现而多余出来的整个劳动力的工资，从而推动所有工业取得新发展。
这才是社会的现实。我以前看的报纸都要卖80个法郎，现在却只卖48个法郎。节省下来的那32个法郎归了订户。我们不能肯定，至少不敢说这32个法郎必然会继续流人新闻行业；但我们可以肯定，事情也必然是，这些钱如果不流向这个地方，就要流向另一个地方。一个法郎可能用来买更多的报纸，另一个法郎可能买更多的食品，第三个法郎可能买来更好的衣服，第四个法郎可以买来更好的家具。
因此，各行各业都是紧密相联的。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的线都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联接在一起。一个行业中的节约会有利于所有行业。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永远，永远不要以就业和工资为借口来干扰经济【24】。
9、信用
所有时代，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梦想着通过使信用普遍化而实现财富的普遍化。
我敢肯定，可以不夸张地说，自从二月革命【25】以来，巴黎炮制了不下一万本小册子来贩卖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可惜，这种解决方案完全是建立在一种错觉的基础上的，假如某种错觉竟然可以算是什么东西的基础的话。这些人先是混淆了产品与硬通货，然后又混淆了硬通货和纸币；他们就是从这两点混淆出发的，却假装自己了解到了事实真相。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时候，绝对有必要忘记货币、硬币、钞票和其他人们用于交换产品的那些媒介，我们只需仅仅关注产品本身，这才是贷款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一个农民为了买犁而借进50法郎时，实际上他所借的并不是50法郎，而是那犁具。如果一个商人准备借2万法郎买一栋房子，那么，他欠人家的并不是2万法郎，而是那栋房子。
货币之所以出现，仅仅是为了便利各方之间的安排。
彼得可能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犁借给别人使，但詹姆斯却很乐意借出自己的钱。这时候威廉该怎么办？他会从詹姆斯那儿借钱，然后用这笔钱去从彼得那儿买犁。
事实上，没有人会为了钱本身而去借钱，我们借钱总是为了要得到某种产品。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超出现存产品、不存在的东西，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
不管硬通货和纸币的数量有多少，借方所能拿到的东西，总不可能超出贷方所能提供的犁、房子、工具、必需品或原材料的总量。
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借方都必然意味着存在一位贷方，而每一笔借款后面总得有一笔贷款。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信用机构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可以使借、贷双方更容易地彼此寻找到对方，并比较容易地彼此理解。而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同时增加借进贷出的东西的总量。
然而，信贷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家们的目标却恰恰在做这样的事，因为这些先生们所渴望的不是别的，正是要让所有想得到犁、房子、工具、供应、原材料的人都得偿所愿。
那么，他们是如何想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
通过由国家对贷款提供担保。
我们还是深人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在这里，也有一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努力地观察到两个方面
假定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张犁，而有两个农民都需要它。
彼得是全法国惟一的一张犁的所有者，约翰和詹姆斯都想借用它。约翰用他的诚实、他的财产和他的名誉来做担保。我们可以信任他，他很有信用。詹姆斯则不是那么让人信任，
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可信，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彼得把犁借给约翰。
然而现在，在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国家干预进来。对彼得说：“把你的犁借给詹姆斯，我们将向你提供偿付的担保，这个担保要比约翰的担保值钱得多，因为，他只是一个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的个人，而我们，尽管确实是拿不出一件实打实的东西，但却掌握着所有纳税人的财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用他们的钱来偿还詹姆斯欠你的本金和利息的。”
于是，彼得把他的犁借给了詹姆斯；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于是，社会主义者就欢呼起来，说，“你看，我们的方案是多么的成功啊。正是依赖国家的干预，贫穷的詹姆斯才有了一张犁。他不用再自己动手翻地了，他现在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了。这对他本人有利，也有利于整个国家。”
啊，不，先生们，这并不是国家之福，因为这里，有些东西你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一面就是：这张犁之所以到了詹姆斯手中，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借给约翰。詹姆斯是不用再翻地了，他可以用犁耕地了，但你们没有看到的是：约翰却不得不动手翻地。而不能用犁耕地了。
因此，你以为是额外增加了贷款，其实不过是贷款的重新分配而已。
你还没有看到，这种重新分配制造了两个严重的不公正：对约翰不公正，本来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可以用自己的诚信和自己的实力赢得的信用，却眼睁睁地被剥夺了；对纳税人也不公正，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偿付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贷款的责任。
那么，政府就不能向约翰提供与詹姆斯同样的机会吗？但是，由于只有一张犁在那个地方，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于是，他们的论证就又返回到宣称：由于国家的干预，可以借到的东西会多于能够出借的东西，因为，犁在这儿只是用来表示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的。
确实，我是把整个过程简化到最简单的形态来论述的。但是用同样的试金石来检验最复杂的政府现代机构。你肯定会相信，它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重新分配信贷，而不可能增加信贷数量。在特定的国家的特定时刻，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总是一定的，它们总是要投放到某个地方。国家向可能会破产的债务人提供担保，当然可以增加借款人的数量，从而提高利率（这些成本则要全体纳税人承担），但它不可能增加贷方的数量，也不可能增加贷款的总价值。
不过，我祈求上帝保佑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法律不应该人为地鼓励借贷，但我井没有说法律应该人为地阻挠借贷活动。如果在我们的制度中或者在任何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妨碍着信用的扩散和运用，那就应该由法律将其消除，没有什么比这更好更公正的了。但是，社会改革家如果真想名副其实，在改革的同时维护自由，就应该求助于法律【26】。
10、阿尔及利亚
有4位雄辩家都在国民公会上声嘶力竭地讲着，先是一起大喊，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喊。他们都说些什么？说的确实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说的是法国的实力和伟大，说的是我们广阔的殖民地灿烂的前景，说的是重新配置我们的过剩人口的好处。等等，这些雄辩的杰作，总是装点着这样一样诱人的结沦：
拨款5000万法郎（有的人说得多一些，有的人要得少一些），在阿尔及利亚修建港口和公路，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殖民者运进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平整出土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法国工人的肩上卸掉一些负担，促进非洲的就业，增加马赛的贸易，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是的，在国家花费这5000万法郎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钱将流向哪儿，而不考虑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的保险箱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征收这些税款所带来的损害，或者不考虑这些钱由于进了政府的保险箱而使纳税人自己无法受益，那么，确实，所有人都在受益。而且，可以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港口是看得见的。这里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的商业活动会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有某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到的，这就是：政府花了这5000万法郎，纳税人自己就不能再花这笔钱了，从公共开支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中，我们必然可以推论出妨碍私人开支的全部坏处——起码在我们还没有过分到竟然说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就不在乎他辛辛苦苦挣来、但却被税务官拿走的那5个法郎；而这乃是一个荒唐的说法，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挣那5个法郎，就是因为他希望可以用这些钱获取某些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花园扎上篱笆，现在却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已的田里施肥，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增添一些设备，现在也不行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吃得更好一点，穿的更漂亮一些；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儿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本来可以多给女儿一些嫁妆……这些，现在他都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加人互助会，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他被剥夺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他办事要依赖的东西眼睁睁地就没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他所在村子里的雇工、木匠、铁匠、裁缝、教师有更多的活儿可干，而现在这些工作机会却不复存在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国民会好好地考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也得让他们同时考虑考虑法国必然要蒙受的损失。人们向我展示了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催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他们说：“每运送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兰地区，就可以减轻留在法国的人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对此，我的答复是：“问题是，在我们把这位殖民者运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运送比他在法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多二三倍的资本？”【27】
我惟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使读者们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开支，在其表面的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更加难以洞悉的坏处。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读者养成一种习惯，在看到看得见的一面的同时，也能洞察看不见的一面，对二者进行全面的权衡。
当有人提出增加公共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它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好处，而不仅仅考虑其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所谓的正面效应，因为这方面的效应无非是一种幻觉。公共开支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由私人来投资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业机会问题根本就与此不相干。
评估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开支的内在价值，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作一个一般性的考察。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对通过税收而进行的公共支出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作出过正确的评价。为什么？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光，公正总是会因此而蒙受损害。因为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挣来100个苏，是想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现在却将这笔钱征收走，他肯定会生气，至少会说，税务官把他的一些享受拿走，给了另一个人。于是，那些征税的人当然得给人家一些好听的理由吧。我们看到，国家总是会讲出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理由：“用这一百个苏，我会让某些人有活可干。”詹姆斯?好人先生（只要他脑子清楚）必然会回答：“天啊！我本来是可以用这100个苏让别人为我干活的！”
国家曾经提出过上面的论点，有人曾赤裸裸地提出过这种看法，则公共财政官员与可怜的詹姆斯先生之间的辩论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儿拿走100个苏，用来雇佣警察，他可以满足保障你的安全的需要，也可以雇人修筑你每天都要走过的马路，也可以雇佣文官，他可以负责保护你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利，也可以供养军队，以保卫我们的边界。”对此，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无话可说，我的多虑也是大错特错。但是，如果国家这样对他说：“我从你这儿拿走100个苏，是想拿出一个苏作为奖赏，如果你好好地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教你的儿子学习你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部长在他的晚宴上增加第101道菜，我就奖给你一个苏。我也可能拿这100个苏在阿尔及利亚修建一座小别墅，不用说也可能拿更多钱去维持某位在那里的殖民者的生活，或者用一笔钱供养一位士兵保护这位殖民者，再用一笔钱供养一名将军来控制这些士兵，如此等等”。那么，我想詹姆斯先生肯定会大叫起来：“这套司法体系简直就是丛林法则的翻版！”如果国家预见到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胡搅蛮缠，它会提出某种对讨论问题没有助益的令人生厌的论点。它大谈什么这100个苏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它会说有多少个厨师和零售商因满足部长大人们的需求而获益；它跟我们大讲这5个法郎可以养活一名殖民者、一位士兵或一位将军；总而言之，它讲给我们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假如詹姆斯?好人先生不知道下一步就该探讨那些看不见的一面，就必然会被愚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要高声教给他这种观察方法，并且来来回回地重复。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不可能增加工作岗位，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这种支出的质量是低劣的，必须严辞拒绝。重新配置就业岗位就意味着使工人的位置发生变化，扰乱控制着人口在整个地球上分布的自然法则。如果这5000万法郎留给纳税人，由于他们分散在全国范围内，所以这笔钱可以促进全法国4万个市镇的就业；如果能这样，这笔钱就是一个纽带，把每个人都跟他的祖国联系到一起；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出的行业中配置。而现在，假如国家拿走国民们的这5000万法郎，将其集中起来，花到一个地方，必然会吸引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而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流离失所，形成流动人口，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时，我敢说，这些工人的处境就很艰难了。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这里我又回到本文的主题了）：这种狂热的举动、也即把所有的钱都投向一个小地方，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拍手叫好，人们惊叹于其过程的美好和轻而易举，还要求重复这种过程，扩大实施的范围。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的岗位。
11、节俭与奢侈
看得见的一面遮蔽了看不见的一面，这一点，并不仅仅表现在公共支出问题上。由于无视政治经济学的智慧，这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现象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或更令人悲伤的了？请看：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摆阔气和奢侈无度。这些都很好，很有益。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比这些格言更流行的说法：
“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
“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
“纨绔子弟毁了自己但却富了国家。”
“穷人的面包，就是用富人的浪费做成的”
在这些话语中，道德观和经济观之间当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多少杰出的人物在指出了这种矛盾之后，竟然可以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此，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因为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在自己的内心中看到这两种趋势彼此冲突更令人痛苦的了。不是由于这一端，就是由于那一端，反正人类总是得堕落！如果讲究节俭，人类就将陷入可怕的短缺状态；而如果挥霍浪费，人类便会跌人道德破产的深渊！
幸运的是，这些广为流行的格言对节俭和奢侈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们只考虑了短期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看不见的、比较长远的效应。我们下面就对这种不完整的看法做一些矫正。
蒙多尔和他的兄弟阿里斯特平分了父亲的遗产，每人每年有5万法郎的收人。蒙多尔的生活就是现在最时髦的，花钱大方慷慨，挥霍无度。他一年之内就几次更换家具，每月就换一辆新马车，人们都在想着搞出新奇好玩的东西，好尽快将他那些钱榨干净。总之，他让巴尔扎克大仲马小说中生活奢糜的主人公也相形失色。
这样的人却被人奉若神明，倍受赞誉！“给我们讲讲蒙多尔的事吧！蒙多尔万岁！他可真是劳动阶级的大恩人，他是民族的善良天使。他确实是沉迷于奢华无度的生活，他的马车确实给行人溅了一身的泥水，他本人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确实多多少少蒙受了损害……但这又有什么呢？即使他确实不是靠白己的勤劳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财富造福于社会了。他让钱周转起来了，他的院中商人们络绎不绝，每个商人都满意而归。人们不是说金币是圆的，本来就应该转起来嘛。”
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则跟他的兄弟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不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egoist），那至少也算个人主义者；因为他花钱的时候很理智，只追求一些比较适度的、合理的享受，总是考虑自己孩了的未来，简而言之，他节俭度日。
现在，我想让你听听大伙儿是怎么说他的！
“这个富人、这个守财奴这样生活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当然，毫无疑问，他的简朴生活很感人，动人心弦，而且，他是仁慈的，善良的，大方的，但是他也太会算计了。他没有挥霍掉自己的全部收人。他的房子没有一年到头都光彩照人，也不是门庭若市。那么，你想木匠、车匠、马商和糖果商人能对他有什么好印象吗？”
这些评判对道德伦理是有害的。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一件事：纨绔子弟的挥霍，而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实：比较节俭的兄弟的花销，其实是同样多，甚至更多。
不过造物主所安排的社会秩序是如此的美好有序。跟万事万物一样，在这种秩序中。政治经济学与伦理，绝不是互相冲突的，相反，是彼此和谐一致的，因而，阿里斯特的智慧不
仅更珍贵，而且比起荒唐的蒙多尔来，甚至能带来更多好处。
我说能带来更多好处，井不仅仅是指为阿里斯特本人带来更多好处，甚至也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带来更多好处，也包括能给当下的工人、对当代的产业，带来更多好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心智中观照人的行动所带来的那些肉眼所看不见的隐蔽的后果。
是的，蒙多尔挥霍的效应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他各种各样的马车，比如四轮双座有篷马车，双排座开合式顶篷四轮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人们也都能看见他房中天花板上精细的绘画；看见他名贵的地毯；看见他那富丽堂皇的豪宅。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赛马中鸳驭着纯种马。他在巴黎豪宅中举行的宴会足以使林荫道上的行人心醉神迷，
人们争相传诵说，“有一个很慷慨的家伙，他一点都不吝惜自己的钱，他很可能在他的钱袋子上开了个眼。”
从工人角度看，阿里斯特的收人怎么有益于工人，却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探究，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的所有收人，直至最后一个子儿，都会用来雇佣工人，其作用跟蒙多尔的收人一模一样。惟一的一个区别是：蒙多尔荒唐的挥霍必然使其口袋迅速瘪下去，最后总有没钱的那一天；而阿里斯特明智的花钱方式却会是使他雇佣工人的数量一年一年地增加。
如果这一点的确有道理，那么，公众的利益自然就跟伦理道德和谐一致了。
阿里斯特每年为他本人和家人的生活花去2万法郎。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觉得幸福，那他就不会被称之为明智了。他有感于穷人所承受的不幸，觉得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多少也要救济一下他们，于是，每年拿出一万法郎从事慈善活动。他在商人、制造商、农民中总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暂时陷人财政困境中，他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决定拉他们一把，当然要考虑周到，并且帮忙要帮到点子上，在这方面每年又花去一万法郎。最后，他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女儿需要有副好嫁妆，自己的儿子要有个好前程，于是他告诫自己每年必须为此而储蓄、投资一万法郎。
因此，下面就是他的收人的用途：
（1）个人花销2万法郎
（2）慈善事业1万法郎
（3）帮助朋友1万法郎
（4）储蓄1万法郎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支出项目。那么，就会明白所有的钱同样都投人支持了国家的工业，一个子儿也没剩。
（1）个人花销。对于工匠和店主来说，这些钱的效应跟蒙多尔花同样数量的钱的效应完全相同。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们不用更多地讨论。
（2）慈善活动。他为此目的而捐献出的一万法郎跟别的同样数量的钱一样扶持了工业。这些钱会流人面包师、屠户、裁缝、家具商手中，只是用那些钱换来的面包、肉、衣服，并不是要直接地满足阿里斯特的需求，而是会满足那些得到他的捐献的人们的需求。而一个消费者替换另一个消费者，对于整个工业并没有任何影响。同样100苏，是由阿里斯特本人直接消费，还是他请一位穷人去消费，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3）帮助朋友。阿里斯特把钱借给某个朋友，或者不图回报，而是用这笔钱为朋友举办葬礼，其经济结果跟我们的说法也没有矛盾。他的朋友会用这些钱购买商品或者偿还自己的债务。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钱会促进工业发展。谁敢说蒙多尔用一万法郎购买一匹纯种马给牧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用一万法郎购买布料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这笔钱用来偿还一笔债务，其结果是将出现第三个人，债权人，他将拿到这一万法郎，但是他也必然会用这笔钱在他的企业、工厂中干某些事情，或者开发利用某些自然资源。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在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间又多了一道中介而已。人名变了，但钱总得花出去，因而照样会促进工业发展。
（4）储蓄。还有一万法郎储蓄起来了。正是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从促进艺术、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蒙多尔似乎要比阿里斯特表现得好一些，尽管阿里斯特在道德上似乎要比蒙多尔优越一点点。
如果伟大的自然诸法则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矛盾，那么，我不可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肉体的痛苦之中。如果人类沦落到只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是自己的利益蒙受损害。要么是自己的良心遭受折磨，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对人类的前景绝望了。所幸事实并非如此【28】。要想看清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在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好处，我们只需明白下面这个令我们欣慰的公理即可，而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公理是颠扑不破的：储蓄也是支出。
阿里斯特怎么储蓄他那一万法郎？是不是在自家的花园中挖一个坑把那20万苏硬币埋起来？不，当然不是。他还想增加自己的资产和收人呢。因此，他会用这笔不用的钱来购买一块地、一栋房子，购买政府债券、购进一家工业企业，他也可能把它委托给一个经纪人或是某位银行家打理。这些钱的用处不管是这里假设的哪一种，你都得承认，这笔钱也会通过买家、卖家的中介，最后促进工业发展，其效果跟他的兄弟用它来换取家具、珠宝、良驹没有两样。
因为当阿里斯特用他那一万法郎购买一块土地或一笔债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用消费这笔钱。这一点似乎让你觉得他没有尽到促进工业发展的责任。然而，出售这块土地或者债券的人，最后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花掉他得到的那一万法郎，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此，不管怎样，钱总是会花出去的，不管是阿里斯特本人花，还是别人代替他来花。因此，从劳动阶级的立场和扶持工业的角度看，阿里斯特的行为和蒙多尔的行为之间只有一个区别：蒙多尔的支出是由他本人直接花费的，并且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看得见的。而阿里斯特的行为中，有一部分钱是通过中介渠道花费的。经过了一些曲折；这是看不见的。然而，实际上，对那些受他们消费活动影响的人来说，看不见的行为的效应与看得见的行为的效应是完全相等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钱都在周转，留在明智的哥哥的保险箱里的钱并不比留在挥霍的弟弟保险箱里的钱更多。
因此，说节俭会对工业带来实际的损害，是错误的。就促进工业而言，节俭和奢侈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然而，我们觉得，这些钱如果不是用于及时行乐，而是细水长流，那么，对工业的好处会更多，此话怎讲？
10年过去了。蒙多尔、他的财产、他的广为传诵的轶闻，如今安在哉？这一切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蒙多尔已经玩完了，他早就不能每年为经济注人5万法郎了。相反，他可能早就开始靠公众供养了。不管现在他怎么样，反正他不再是店主的乐趣所在了；他不再被当成是艺术和工业的促进者了，他对工人也不再有任何用处了；他对他的子孙也毫无用处，他把他们抛置在悲惨生活之中。
同样是在10年之后，阿里斯特却不仅继续将其收人投人货币周转中，而且，每年贡献出的钱还在增加。他为国家的财富加砖添瓦。也就是说，他增加了用于工资的资金数量；而由于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这些资金的数量多少，因而他为劳功阶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报酬。而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留给孩子的，将是这些进步和文明的成果。
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深入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12、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活可干”这是就业的权利，是初级的或者说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钱可赚。”这是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是比较精致的，或者说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这两者都是靠看得见的那些效应来维持其生命力，而那些看不见的效应自会令它们丧失合法性。
可以看得见的是，靠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这些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则是，如果这些钱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在1848年，就业的权利曾经在一段时间显示了其双重面孔。这就足以把它毁在公众舆论手中。
一副面孔被称之为：国立工厂；另一副面孔则是：加税45分【29】。
每天，有上百万人从赛纳河两岸涌入国立工厂工作。这是这枚硬币美好的一面。
然而，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为了从保险箱中拿走那几百万法郎，首先得有人挣出那数百万法郎。于是，就业权利的那些创办者们最后都不得不转而向纳税人伸手。
于是，农民们说了：“我必须交纳45分。因此，我就会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给我的田里施肥了，我不能再雇人修缮我的房子了。”
于是，等人雇佣的手艺人们说了：“由于我们的老板没法添置新衣服了，所以，裁缝的活儿就少了；由于他无法再给自己的田地施肥了，所以帮工的事也少了；由于他没有钱修缮房子了，所以木匠和砖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因此，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你不可能从一桩买卖中两次获利；也证明了，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其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了，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它既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幻想。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无非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却仍然很有生命力，仍然大行其道。
贸易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耻？
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工作岗位，更有甚者，你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我曾经愚蠢地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结果，我现在亏损了10%。如果你对大家征收20法郎的税金的时候，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从亏损转为赢利了。现在，实现赢利就成了一种权利，你有义务满足我的这种权利。”
社会听信了他的这一番诡辩，在对全社会都征税的时候，却让他例外。社会没有认识到，那个行业的亏损被它勾销，并不等于它不是亏损了，因为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一一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也只配承担别人强加给它的这些负担。
因此，从我上面讨论的很多问题中我们看到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就会使我们在面对某一现象的直接效应时昏了头；而了解政治经济学之后，就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效应， 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远期的效应【30】。
我本来还可以找出一大堆问题进行一番同样的分析，不过，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论证起来都是千篇一律，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31】谈论历史的一段话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作为本文的结语：
历史总是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当下的，几乎同时就可以认识到的；另一种则是比较遥远的，最初觉察不到的。这两种后果经常是互相抵触的，前者出自我们短视的智慧，而后者则需要我们具有目光长远的智慧。幸运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结果。在人的后面站着上帝。有人尽管竭力地拒绝获得至上的智慧，不相信这种智慧的力量；或者玩弄概念，把普通人称之为天意的东西称为“环境的力量”或者是“理性”；但是，看看那些已经完成的事情的结局，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件事情不在一开始就建立在道德与公正的基础上，则其结果必然会是南辕北撤，适得其反。（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
——全文完——
注释：
【1】本文发表于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后写作的一篇作品。它的问世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时间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因为在搬家时丢失了本文的手稿。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决定全部重写，并挑选自己刚刚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讲话作为论证的主要基础。写完之后，巴斯夏又觉得自己太过于严肃了，于是将其付之一炬，重新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实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编者注
【2】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章——法文版编者注
【3】在法语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任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4】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5】Auguste, Vicomte 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 Nouvel essai sur lan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 Traite d'e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注释：
【6】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二幕中，音乐家Basile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英译者注
【7】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终则在1871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英译者注【8】Alphonse Mane Louis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1834年第一次当选议员，在1848年革命时期，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当时他是建立共和制最积极的鼓吹者。他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说服了那些威胁要毁灭巴黎的暴民，并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不过，他更多地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演说家，而不是一位实际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就是去影响力，并于1851年退休。——英译者注
【9】指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由旨在推动工艺和工业发展的一个协会——伦敦工艺协会（The London Society of Arts）主办。这是大型国际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博览会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中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主持了博览会。——英译者注
【10】即从市政厅到塞纳河左岸的戏院区。——英译者注
?【11】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著名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教授，众议员，参议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统计领域。——英译者注
【12】Achille Fould（1800-1867），政客与金融家。——英译者注
【13】Jean Martial Bineau（1805-1855），工程师和政客，1852年担任财政部长。——英译者注
【14】the Champ-de-Mars，最初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处阅兵场，现在是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院之间的一处公园。——英译者注【15】由于1846年北欧和西欧谷物、土豆歉收，导致1847年食品价格上涨，使农业、工业和金融都陷入衰退。——英译者注
【16】“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见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VI，276）——英译者注
【17】作者经常把所有人在实践中普遍赞同的东西假定为真理使用。尤其是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三章，《文集》第六章的最后（法文版），及《和谐经济论》第六章中题为《财富的道德观》（中译本见193页）。——法文版编者注
【18】圣西门（Cla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1760-1825）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筑，是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报纸《法朗吉》（Le Phalanstere）中提出的，每个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伊加里亚旅行记》（Voyogeto Icaria），是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写的一本乌托邦著作。——英译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幻想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他本人曾多次进行试验，均告失败。他的门徒也曾在美国进行试验，也没有成功。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在欧文支持下，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社会组织，很快就告失败。他的《伊加里亚旅行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理想社会——中译者注
?【19】在法语中，M. Prohibant 这一讽刺性单词是指贸易保护主义者，诚如巴斯夏所说，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译为“贸易限制论先生”（Mr. Restrainer-of-Trade）或“贸易保护主义先生”（Mr. Protectionist）。——英译者注
【20】比利时境内有东、西佛兰德斯省。——中译者注
【21】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当时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员葬礼上的演说辞是法国古典风格和力量的杰出典范。他曾担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继承人导师，写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国几代学生捧读的经典。他最坚定地反对新教，也领导了限制宗教权力的运动，这使它独立于法国天主教会，因而成为教会史上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译者注
?【22】参见法文版Vol. 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3】Lancaster，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4】参见《和谐经济论》第3章、第8章。——法文版编者注
【25】1848年2月22日抗议者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的群众示威活动，结果导致他被国王路易·菲力浦撤职。然而，这场谨慎的运动却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相反，次日，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愤怒的巴黎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于24日冲进杜伊勒里宫，国王逃跑，以拉马丁为实际首脑的十一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译者注
【26】参见Vol，V，第282页（法文版），论无息信贷的第12封信结尾。——法文版编者注
【27】战争部长最近宣布，把一个人送到阿尔及利亚，要花去国家8000法郎。而我敢肯定，现在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年有4000法郎，就可以在法国生活得很不错了。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在带走一个人的同时，带走了可以供养两个人的钱，你是怎样有利于法国人的？——作者原注
?【28】参见法文版Vol. 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9】二月革命时成立的新政权发起创建国立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也把间接税率提高了45分。而事实证明，这种工厂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简直是一场闹剧，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转。但当政府决定取消国立工厂，把失业者安排进军队、公共工程或私人工业企业的时候，巴黎的劳动阶层对政府背叛“就业权利”义愤填膺，在1849年发动了革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英译者注
【30】如果一项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有益于该行动者，那么，我们就该马上修正我们的理论，然而，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看得见的好的效应都让我们赶上了，而看不见的坏效应却由别人承担，因而就使那些坏效应更不为我们所知了。因此，我们必须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动的坏后果的人们作出反应才能观察清楚。这经常需要较长时间，而这会延长错误流行的时间。一个人做了某些事，给自己带来了相当于10法郎的利润，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于15法郎的损失，但却在30个人中间分摊，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损失就只有半个法郎。从总体上说，出现了亏损，因而他们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因为坏效应广泛地分摊在大量人口之中，而好效应却集中被一个人获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Vicomte Francois 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属于忠实的保王党人，坚定地拥护波旁王室，曾参加反对革命的军事斗争，也曾反对过拿破仑的统治，多次流亡国外。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论》、《基督教的真谛》、《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研究》，最著名的则是其积40年之功力写就的回忆录《墓外回忆录》（中文节译本译为《墓中回忆录》，三联书店，1997），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中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东西被有些人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呢？因为肤浅。例如它说，“荒谬的东西必然是前后不一的。我愿意再加上一句：前后不一也正是其荒谬性的证据。”它不知道，生活本身前后不一的，生命现象也是如此。但你能说这是其荒谬性的证据吗？如果能够，那么显然，荒谬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正确的思想反而是荒谬的。正因为上面这篇东西如此肤浅，所以它也不懂——一般人们把看得见的叫做事实，而把看不见的叫做思想；但实际上思想也是一种事实，或者说，思想是一种看不见的事实。而所谓的预测，就是提前对看不见的东西作出了说明。

谢选骏：飞虎队摧毁了中国的文明

号称“飞虎队”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大举轰炸沦陷区交通设施的行为，让日本人往沿海撤离部队的速度减缓，并且也增加了国军与日军爆发不必要冲突的机会。因为在战争后期日军为了预防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已经开始将部队从内陆的占领区撤出。国军完全可以在不与日本人爆发决战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返回沦陷区。而日军华北方面军也没有增兵华南阻碍国军反攻的打算，而是想要增兵满洲国因应苏联红军即将发起的攻势。
但是大举炸断的铁路和公路影响了多方面：首先是日军的往东往北撤出调动迟缓导致在内陆与国民党军缠斗战火加剧，平民死伤较多，使同时苏联在东北受到的阻碍较小快速进占，日后将所有关东军收缴的武器甚至医护人员都交与中共，使得共产党之后在东北的优势和战胜有大助益。同时国共两军的特性中，国军是民心较差但装备机械化较先进，共军是装备落后但依靠民心进行游击野战，大举破坏铁公路的做法客观上抵销了国日两军的优势，且加长两军缠斗，而共军趁机得到战略利益。
飞虎队也叫“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存在时期1941年12月20日—1942年7月4日。飞虎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创建
1937年初，应国民政府邀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飞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获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陈纳德以其人脉和技术获得蒋中正及宋美龄的信任，并以空军上校的职级礼聘、月薪1000美金，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及训练飞行员。他在1937年中抗战爆发之际尚未发挥所学；但南京政府内迁重庆之后，他利用中国的战略纵深建构出一套原始的预警网防卫重庆抵御日军空中威胁，同时他估计只要手上有100架驱逐机以及优秀的驾驶员就可抵抗日军空中威胁。
在飞虎队成立以前，中国战场的战斗序列中还有一支由苏联军队组成的苏联航空志愿队。但是在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之领土完整，不予侵犯；苏方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战争对象，另一方应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同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苏联已无余力继续支援中国战场，苏联志愿队在同年撤离。
由于中国飞行员数量有限，受蒋中正所托，陈纳德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并且请他组成由美国飞行员构成的空中武力。在飞虎队之前，西班牙内战期间也曾有少量美国人志愿者组成了洋基中队替西班牙共和国军战斗，因此志愿武力的构想有其前例可循，关键取决在美国决策者的意愿。陈纳德到美国后，成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获得他的支持及默许，同意美国现役、退役及备役军人改变身份后即可到中国作战。陈纳德的工作之所以可以顺利完成，和宋子文找上罗斯福的个人助理劳克林·居礼、及罗斯福的心腹汤玛斯·加德纳·柯克伦运作有关，在成功的政治游说下，罗斯福立场同情国民政府际遇，并愿意提供相当多的方便使国民政府维持战争力量。
1941年4月15日，中美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并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人和陆军航空队，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组“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战斗，并同意中国利用美国“租借法案”货款给中国资金来购买美国战斗机；7月10日，第一批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自愿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昆明参战，8月1日陈纳德在昆明设立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除了人力要素打开关键之外，租借法案通过纳入国民政府成为援助对象后，物资也开启了机会之门；宋子文等中国外交官员成功找到了一批为数100架的Hawk-81A2战斗机（P-40B），这批战机是由英国订购，但性能不符需求拒绝接收的型号。但在战力需求孔急之下的国民政府来说有新飞机远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因此接手了这批战机。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其中多数为后备役军官，也有少数为美国政府授意下自航空队中自愿退役转往AVG服役之飞行员。不过这些飞官有飞过战斗机训练者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是从轰炸机单位招募而来；另外亦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飞行员名义上为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雇员。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总部设在昆明，陈纳德为美国志愿航空队司令[2]:62。9月1日，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云南省垒允中央飞机厂内。中飞厂的首长是钱昌祚，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定。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是陈一白，垒允的防空指挥部设立了20多部电台就是陈一白将军创建的。陈一白将军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陈纳德负责迎击来犯日机。1941年的夏天至1942年5月期间，美国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和空袭的日军作战，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精确，经常取得胜果，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被称为“飞虎队”。飞行员月薪600美元（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347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原来计划的志愿航空队分三个大队，包括两个战斗机大队及一个轰炸机大队。至偷袭珍珠港时只成立了一个战斗机大队。
1941年秋夏之间，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持民间护照陆续抵达缅甸同古换装训练，飞机则由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在缅甸仰光港组装后飞抵同古接机。10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东瓜机场完成难苦训练后，陈纳德率第一和第二中队秘密返回总部昆明。陈纳德被飞行员称为“老头子”（Old Man），飞行员则学习以柯蒂斯-莱特公司P-40与日机作战的技巧，包括以团队作战，高度优势攻击日机，并且避免日机进行水平面的回转缠斗。志愿航空队面对的问题并不少。部分招募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多，空中射击技术不佳，亦有人借故离队。由于运输困难，各项设备及战机很迟才到达前线。志愿航空队最多时只有约62架战机及飞行员处于作战状态。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将能力较低或者是拒绝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转至文职，并使其中一至两个中队在备战状态。
名称由来
最初，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在杂志上看到绘有鲨鱼头的澳洲P-40的照片，于是也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飞虎队（Flying Tigers）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第二天昆明出版报纸记者用“空中飞老虎”来形容美国航空志愿队。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后来，中华民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的迪士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 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部分的战机更有飞虎标志的涂装。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指出，早在志愿队成立以前，宋子文就已经在征求AVG的标志了；本来迪士尼方面是要选择以龙作为主体，不过后来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认为龙象征帝王专制，因而才决定采用了老虎；不过所有的老虎图案一直到1942年2月份以后，才开始被漆到AVG所使用的战斧机身上（请参阅Dan Ford的Flying Tigers一书）。
作战
在1941年11月，飞虎队的组员已经陆续完训；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点燃太平洋战场的战火。日本帝国陆军随即进驻泰国的机场，巩固占领东南亚的路径；飞虎队在开战后让第一、第二中队移防昆明守卫滇缅公路的交通动线不致受损。1941年12月20日上午9时45分，中国第五路军司令王叔铭向陈纳德通报空袭预警网报告：“10架日本轰炸机于9点30分从越南上空进入云南。”中国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台侦测到日本82中队10架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在毫无护卫下飞昆明，监察台总台长陈一白将军急告陈纳德所有战机都升空迎击。在日军轰炸机机群到达昆明前，美国志愿航空队24架P-40战斗机己升空。日军轰炸机调转机头返回边境。飞虎队号称击落5架，不过日本战报确认损失的只有第二编队的3架轰炸机，其它飞机中阵亡2名机组员。美国航空志愿队仅有德·雷克托因为追赶日机耗尽燃料迫降在昆明东面一块稻田里受轻伤。这次空战胜利让接下来整年西南地区再也没有受到越南攻击的轰炸机队威胁。
1941年12月23日，“飞虎队”第三中队与日军在缅甸仰光展开空战。同日中午，日军54架三菱双引擎轰炸机群在20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15架P-40战斗机分成2个分队，分别向日军轰炸机群攻击，共击落25架日本飞机；“飞虎队”损失2名飞行员和3架飞机。12月25日，在32架战斗机护航下日本空军出动60余架轰炸机轰炸仰光，飞虎队12架P-40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16架布鲁斯野牛式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持续1个半小时，日本空军被击落约26架飞机；“飞虎队”损失2架战机，英国皇家空军损失6名飞行员和91架战斗机。在缅甸仰光仅10个月，“飞虎队”第三中队在缅甸投入约20架P-40战斗机，面对日军为攻占缅甸投入约1,000余架飞机，先后与日军展开空战31次，共击落日军飞机217架；“飞虎队”损失5名飞行员和14架P-40战斗机[2]:80-81。1942年2月4日，日军偷袭“飞虎队”在缅甸东吁基地，炸毁“飞虎队”3架P-40战斗机；2月25日，日军出动200架飞机支援地面进攻，“飞虎队”仅有8架战机起飞，击落日机24架；2月26日，“飞虎队”仅有6架战机起飞，击落日机18架；2月底，“飞虎队”6架战机撤往马圭。1942年3月21日中午，日军27架轰炸机群在20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袭击马圭机场，“飞虎队”10名队员受重伤和1架P-40战斗机被击中；第二天上午再次袭击马圭机场，“飞虎队”3架P-40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4架旋风式战斗机辗转飞往中缅边境中国垒允空军基地。3月23日，“飞虎队”第一中队奇袭清迈机场，击中20架日本飞机，10架被摧毁；第二中队在南邦机场扑空后，沿着清迈－南邦公路击毁日军一个军营、一个卡车队。“飞虎队”在撤离缅甸时销毁了维修中来不及运回的22架P-40。
由于飞虎队于1941年12月20日的空战中创下了自从零式舰上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以来的首次空战胜利，随后在缅甸战场上盟军失利时又算是一支创下较多击落日机战果并且体面撤出缅甸的盟国空军单位，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受到美国与中国的大力宣传，官方宣传中声称有299架日军飞机与1000名的日本飞行员在与AVG交手时遭到击落或在地面上被击毁，因此创造了18位王牌飞行员。尤其是新竹空袭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据台湾新竹空军基地首次遭受的盟军空袭攻击，发生于1943年11月25日。
由于日本方面许多资料在战争结束前随部队调动而佚失，或是在战争结束前遭到销毁，必须依靠许多回忆录或者是间接的资料去重现空战成果。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以及400多名日本陆航的空地勤人员，当中包括在地面击毁的敌机。直到1942年7月3日奉命解散，飞虎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共击落约150架日机，摧毁297架日机。飞虎队到解散前共接收过129架P-40，损失了78架的P-40C与2架P-40E。损失原因包括因各种事故损失23架、自行销毁22架、空袭损失13架、空战遭到击落12架、遭高射炮击落10架。另外90名的飞行员中有21名飞行员战死、被俘及失踪，另有3名于训练过程中阵亡。
许多人至今认为当年在中国与缅甸上空与志愿队作战的为日本海军的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但事实上那大多是志愿队飞行员将与零战外型极为相似的陆军中岛一式战斗机误认为零式机的缘故。日本海军航空队于1941年8月到12月之间便开始陆续将零战机撤出亚洲大陆战场以支援太平洋战场，日后也有若干零战机在1943年返回中国战场，驻防于广东，上海以及海南岛等沿海基地。飞虎队早在零战机回到中国之前，于1942年7月4日正式解散，除少数飞行员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的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组成
美国志愿航队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是“亚当和夏娃”（Adam & Eves）；第二中队是“熊猫”（Panda Bears）；第三中队是“地狱之火”（Hell's Angel），配备美国P-40型战斗机。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参战时，飞虎队有82名飞行员及79架飞机，但并非全部在作战状态。当中一、二两个中队驻扎在云南昆明，第三中队在缅甸仰光附近，担任保护直接通往中国的最后一个海运和公路运输线的安全。
所谓的飞虎队一般而言所指的就是美籍志愿大队，这个名称狭义上并不包含之前的第14国际志愿大队以及之后的驻华空军特遣队或14航空队，与后来同样获得飞虎队徽称呼的中华民国空军第5大队也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如今许多两岸的新闻媒体乃至大部分的民众依然一律以“飞虎队”称呼所有抗战期间驻华的美军作战单位甚至连非陈纳德所指挥，空袭东京后降落于中国浙江的杜立德机组人员以及装备B-29超级空中堡垒驻防于成都的第20轰炸机指挥部都以“飞虎队”称呼，形成一些误解。
在美国参战后，陈纳德获恢复美国陆军现役上校，之后升为准将及中将，担任第十四航空队司令。1942年7月4日，志愿援华航空队由第十航空队之下的第23战斗机大队取代。但原来的志愿空军中只有五名飞行员接受任命转往新的单位，多数人转为担任运输机师，或加入军队到其他地方作战。原来的志愿空军解散后，第23战斗机大队成立，尽管大多数飞行员认为自己继承了“飞虎队”的精神，且也有部分志愿队的人员继续在华作战，不过正统的AVG成员大多并不承认1942年7月以后还有所谓的“飞虎队”存在。
后续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于志愿航空队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飞虎队的老兵亦可得到退役军人待遇，并于1996年获颁发奖章。飞虎队则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根据当年部分美籍飞行员的著作所述，他们确系奉命退伍，以便以平民身份加入飞虎队。
为了争取飞虎队的名称，以志愿队老兵组成的飞虎协会还有第14航空队老兵组成的14航空队协会甚至在法庭上有过争辩，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协会从此各办各的纪念年会（虽然部分先参与志愿队，后参与14航空队的飞虎协会老兵仍会参加14航空队的纪念活动），形同分裂；此外，台湾方面的空军人士也经常将401联队的前身5大队视为飞虎队，尽管第5大队曾经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由陈纳德指挥参与对日作战，然而事实上5大队是于1943年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当时志愿队早已解散两年，因而与飞虎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习惯将所有美军驻华单位称为飞虎队，而5大队的美籍老兵对此也并不采取直接否定的态度，因而每当台湾方面派人参加5大队年会时，就习惯将5大队称为飞虎队了。
由于飞虎队曾经协助中华民国空军抗战，陈纳德并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前数天离开中国，并在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于在美退役后，1949年后仍然赴台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民航局，并担任中华民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直辖空运队并随后改组为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则位于现今的台北松山机场，随后返回美国后又是台湾在美国的有力支持者，因而长期以来是台湾与美国维系邦交的一段历史象征，而在中国大陆则因为陈纳德的反共态度而对飞虎队采取全盘否定的地步。这一切直到1990年代之后起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台湾逐渐走向本土化之后，绿营人士于取得政权后为了否定与中国之间的相关联系，刻意逐渐的淡化所有国民党于中国执政时期抗日战争与其他的相关历史，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甚至在1997年1月将1950年代即陈列于台北新公园(后称二二八纪念公园)的陈纳德铜像移出，因为二二八公园的成立当时只考虑到一部分的需求，在缺乏考量下，并未考虑到陈纳德将军为美支援人士，且于二战期间对抗日军侵略整个东亚地区的防卫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同为美国民众后续对于战役精神支柱的关键人物，造成飞虎协会的老兵们极大的不满，飞虎协会因而纷纷开始与过去势不两立的中共接触，从而导致现在飞虎协会的成员选择前往大陆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随后陈水扁卸任后，并由田在劢将军在下一届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支持及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的同意下，将被移至台北新生公园的陈纳德铜像迎接到花莲基地安置，并于花莲基地成立“飞虎纪念馆”，该纪念馆成立时，陈香梅女士并与来自美国的廿多名昔日飞虎队飞行员及眷属与会参加揭幕。
关于陈纳德将军铜像，因为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后，公园纪念对象与铜像有所不符，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发文，将陈纳德将军雕像移至位于新生公园航空轨道下，2005年7月，时任空军第401联队联队长田在劢少将，有鉴于该联队的前身为隶属于陈纳德将军麾下的第十四航空军中美混合联队第五战斗机大队，且基于陈纳德将军对中华民国的贡献良多，随行文致函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及陈香梅女士的同意后，于2005年8月12日完成迁移至花莲基地安置放至于“飞虎纪念馆”馆内收藏，并由陈香梅女士亲自揭像。
讲到飞虎队，人们往往只关注了陈纳德，常常忽略了对这段史实作出20年执着努力的美国人杰夫-格林(JEEFREY B. GREENE)。据我所知，他是目前掌握但未完全公开的飞虎队相关系统全面记录史料的人。他有可能选择适当时机把他搜集整理编撰的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还有一条消息，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70周年，美国飞虎队协会于2014年9.25-9.28日组织“飞虎老兵重聚暨二战合作论坛”。美国方面安排了二战时飞虎队的战斗机P-40五架、P-51一架，飞虎队轰炸机B-25一架，驼峰航线运输机C-47一架，在现场作航空飞行表演。本次活动将是大多90高龄的飞虎老兵的最后一次有规模的告别聚会，具有特别纪念珍藏意义。其间，杰夫· 格林先生提议并由他编写提纲，经他指定著名摄影师兰道尔执机，在当时条件并不宽裕情况下，本人出资完成了这次规模聚会现场视频全程拍摄录影。今天2015年3月23日得知，据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杰夫格林主席消息：二战时期驻昆明的美军14航空队 B-25轰炸机飞行员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Jack lund Schofield）追悼会于美国时间201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中学举行，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生于1923年4月 25日，于2015年3月13日去世，享年92岁。杰克· 伦德· 斯科菲尔德于1945年2月22日到达昆明开始作战，之前他在国内作为教官训练飞行员；在中国，他服役的22轰炸机中队当时驻扎在昆明附近的羊街机场。
为了纪念二战70周年，台湾公共电视推出中美飞虎队联手抗日纪录片，于2014年12月23日至12月26日一连四天晚间10点播出《飞虎传奇》。
克莱尔·李·陈纳德（英语：Claire Lee Chennault，或通常直接称呼为陈纳德，1893年9月6日－1958年7月27日），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陈纳德有法国裔和匈牙利裔家庭背景，陈氏是二次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陈纳德将军的夫人是华裔美国政治家陈香梅女士。
1893年9月6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童年时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度过。
1918年秋，陈纳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军中服役，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
1920年正式成为飞行员。
1923年陈纳德调到夏威夷珍珠港担任第19驱逐机中队中队长。
1930年陈纳德被保送到弗吉尼亚州兰黎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航空兵战术学校任战斗机的战术教官。
1930年代的美国空军流行“轰炸至上”的空军理论。1935年，他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其曾于该本论著中指出战斗机的重要性，但未获重视。
1937年初因失去部分听觉，又与上司不和，而以伤残军人身份（上尉衔）退役。同年春天，蒋介石派人到路易斯安那州沃特普鲁夫请陈复出。
飞虎将军
1937年5月，陈纳德应约赴中国，6月3日面见蒋介石及宋美龄后，获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任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1937年7月7日抗战正式爆发后，为中国志愿服务，蒋介石让陈纳德“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个法国人、3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和1个德国人和4名外籍机械员。陈纳德为中国政府购买的“伏尔梯”、“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和“马丁”重型轰炸机12架到货，就用这些人和飞机于1937年10月组成了由美国人文斯.舒米德为中队长的一支外国雇佣军——国际志愿队（简称“国际中队”）。这支雇佣军虽然为国民政府高薪聘请，但却不受空军指挥，只受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领导，形成了军中之军。到1938年1月，国际中队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航空兵第14队。编制为：队长1人，翻译4人，副官、军需、军医、书记各1人，司书4人，打字员2人，队员23人（内有中国飞行员14人），机械长1人，机械士26人，射击员15人，看护兵3人，公务员12人，工人20人，共计115人。该队开始驻汉口，后调往孝感。 成立5个月后的1938年2月7日，首次实战，由舒米德率领该队轰炸机7架，在陆军第二师地面人员的指引下对在蚌埠附近的日军阵地实施轰炸，战果是日军阵地5处被炸起火。1938年2月24日，舒米德率5架轰炸机第二次战斗出动，对日军占领的新乡站实施轰炸，战果不详。准备第三次出击的前一天，日军飞机突袭孝感机场，第14航空队的飞机由于加满了汽油和弹药，在跑道上被日机全部炸毁。至此结束了其战斗历程。1938年9月，这支由外籍人员组成的“国际中队”被航空委员会下令解散，外籍人员拿到其工资和遣散费后全部解聘。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期间同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合作得很好。之后至1940年期间，陈纳德协助中国仅余的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军。
1940年，苏联与日本在远东的关系出现缓和，苏联航空志愿队亦从中国撤走。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到美国寻求援助。陈纳德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年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政策亦渐趋强硬，于是赞成陈纳德为中国组建空军——这之前，罗斯福反对陈纳德的行动，甚至想在军事法庭审判他。首先以援助盟国武器的租借法案，为中国提供一百架P-40战斗机；同时又准许退役或备役的美军到中国参加志愿队对日作战。
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由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官。9月1日，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云南省垒允中央飞机厂内。中飞厂的首长是钱昌祚，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定。防空指挥部的首长是陈一白，垒允的防空指挥部设立了20多部电台就是陈一白将军创建的。陈一白将军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陈纳德负责迎击来犯日机。
1941年11月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飞机均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2队为“熊猫队”，该队飞机未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该队飞机均画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图案。
1941年12月20日首战。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升空迎击，并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10架，被击落6架，3架负伤。志愿队无1架飞机损失。
1941年12月日军向英美宣战后，飞虎队曾到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
至1942年5月期间，美国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和空袭的日军作战，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精确，经常取得胜果，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被称为“飞虎队”。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上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
虽然陈纳德与蒋介石的关系良好，但却与当时他的直属上司史迪威不和。而当时的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德对陈纳德亦不太信任。蒋介石于1943年7月12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3年8月14日，陈纳德提出国军伞兵建军计划，计划以当时国军第五军特务营为核心基干成立。隔年1944年1月1日，国军伞兵“鸿翔部队”正式成立。
1945年7月陈纳德提出辞呈，并在8月1日，日军投降前数天离开中国。陈纳德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抗战期间，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队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毁超过2,500架日机，同时击沉为数不少的商船和军舰。
重返中华民国
1945年12月，陈纳德重返中华民国。
1946年10月，购入剩余军机，成立民航空运队，初期专为行政院善后救急总署运送救急物资。
1947年陈纳德与中央通讯社女记者陈香梅结婚。
1948年在国共内战中，民航空运队为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国军军队、给养。
1949年又协助空运中华民国政府人员及国军部队到台湾，并且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服务；陈纳德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
晚年
1950年民航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
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5岁，埋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评价
中国国民党方面——由于陈纳德先后协助国民政府与日本还有共产党作战，而且在战后始终坚定拥护中华民国的原因，国民党始终将他视为在美国最忠实的友人看待，对于陈纳德能够以寡击众的在缅甸还有中国战场上击败日本陆军航空队，曾经参加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前驻美代表夏功权大使表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在陈纳德的指挥领导下非常坚强，他的战斗技术是举世无双的，因为他用英国人不要的老型P-40飞机打了胜仗。”原设置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铜像，后来移到新生公园。2006年8月12日，空军第401联队联队长田在劢少将有鉴于该联队的前身为隶属于陈纳德将军下辖的第14航空军中美混合联队之第五战斗机大队，且陈纳德将军对中华民国贡献至钜，故致函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并获同意,遂将铜像移至空军花莲基地第401联队队史馆与相关文物、资料以纪念馆的形式永久保存，并由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女士由美返台揭幕。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大陆在50年代将陈纳德定为反动的飞贼。人民日报刊登了《陈纳德空运队屠杀中国人民的证据》和《美军曾恣意凌辱劫掠我同胞 昆明市民愤怒控诉 并揭发空中强盗陈纳德罪行》声称他用运输机当轰炸机参与内战和贩毒。并出版了小人书《飞贼陈纳德》（绘画者；江栋良。群联出版社，1951年3月再版。）这些说法一直持续到80年代。称在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包运救济物资并走私贩毒，猎取暴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帮蒋空运军队和武器，侦察和轰炸解放区，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台湾进行活动，并在香港英国当局的庇护下，强夺中国两个航空公司的巨额财产。
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中共对陈纳德的评价逐渐趋于公正和客观。1984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称：“陈纳德将军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9年8月，陈纳德铜像在黔东南州黄平县旧州飞机场旧址揭幕。2010年9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一同为坐落在芷江机场飞虎队纪念馆的陈纳德雕像揭幕。2012年5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称：“在二战期间，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与中国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支持、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201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向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除此以外，江苏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也有关于陈纳德和飞虎队的介绍。
美国方面——美国历史评价一直以忠诚于美国价值观的军人看待，表示忠实执行了美国政策的指令。本人回忆录《陈纳德将军与中国》（Way of a Fighter）中，他多次为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到的痛苦表示遗憾。针对此点北得州大学的金克（Todd E. Jahnke）近年论文《只需仰赖空权：美国在华空中战略（1942-1945）》（BY AIR POWER ALONE: AMERICA’S STRATEGIC AIR WAR IN CHINA, 1941–1945）中表明陈纳德其实在战后的反思中本人和诸多军事学者都分析，其大举轰炸铁路的作法影响了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大举轰炸沦陷区交通设施的行为，让日本人往沿海撤离部队的速度减缓，并且也增加了国军与日军爆发不必要冲突的机会。因为在战争后期日军为了预防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已经开始将部队从内陆的占领区撤出。国军完全可以在不与日本人爆发决战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返回沦陷区。而日军华北方面军也没有增兵华南阻碍国军反攻的打算，而是想要增兵满洲国因应苏联红军即将发起的攻势。但是大举炸断的铁路和公路影响了多方面：首先是日军的往东往北撤出调动迟缓导致在内陆与国民党军缠斗战火加剧，平民死伤较多，使同时苏联在东北受到的阻碍较小快速进占，日后将所有关东军收缴的武器甚至医护人员都交与中共，使得共产党之后在东北的优势和战胜有大助益。同时国共两军的特性中，国军是民心较差但装备机械化较先进，共军是装备落后但依靠民心进行游击野战，大举破坏铁公路的做法客观上抵销了国日两军的优势，且加长两军缠斗，而共军趁机得到战略利益。

谢选骏指出：按照美国方面的看法，飞虎队的轰炸摧毁了中国的交通系统，从而使得共产党游击队得以壮大，进而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华民国是中国在两次亡国期间的一个短暂复国，这个昙花一现的文明因为抗战和轰炸而很快夭折了，结果使得中国大陆沦陷于野蛮势力。飞虎队等于间接摧毁了中国的文明，为文革浩劫埋下了伏笔，留给后人对于中国文明的深深悼念。

谢选骏： 讨伐苏联失败因为希特勒命名错误

巴巴罗萨行动（德语：Unternehmen Barbarossa）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所使用的作战代号，整场行动于1941年6月22日展开，其名称来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Barbarossa）。
这个作战在各个方面都是可行的，唯有命名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导致整个行动逐渐走向最终的失败。
巴巴罗萨作战自1941年6月一直进行至同年12月间以失败告终，但德苏战争一直要到1945年5月苏联占领柏林才算正式结束。 作战原本的计划是要快速攻克苏联的西方领土，北至阿尔汉格尔斯克、南至阿斯特拉罕的战线（AA战线）为止。在作战的最初数个月里，德军继续沿用之前在西欧大获全胜的闪击战术，最后在莫斯科战役中受阻，这场作战的受挫可以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命运的转捩点。最重要的是，巴巴罗萨作战的失败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德苏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血腥的战争，数千万人因此罹难。
苏德关系
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一书里就透露出侵略苏联的意图，在书中他清楚表示德国人民必须追求所谓的“生存空间”：亦即土地和原料，而这个生存空间应该能在东欧找到。纳粹的政策指定了，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应该加以杀害、驱逐出境、或奴役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下等民族，而那些土地应该让给德国人民居住。计划中这些地区的都市人口会经由饥荒加以彻底灭绝，以剩余的农产品养活德国人，并改由德国人居住，尽管希特勒也说德国会与那些愿意支持他们的俄国人“一同合作”。
在德国和苏联于1939年联手侵吞波兰之前，两国便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表面上这是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借由分割波兰等国家来划分德苏两国的边界，在条约中波罗的海三国乃至芬兰被划分为苏联的“影响范围”，这个条约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彼此抱持敌意，而且两国的意识形态也完全相反。由于这项条约，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展开了大量的外交关系和贸易，苏联提供石油和原料给德国，而德国则提供高科技给苏联。尽管这项条约的签订，两国仍然对彼此的一举一动抱持强烈猜疑心，不久后这段短暂的和平关系便以战争的彻底爆发告终。
希特勒一直希望攻克西俄以剥削当地的斯拉夫人。因此他签订这项条约只是为了短暂的方便。再加上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对攻克领土抱有极大野心，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差距则导致最终的冲突爆发。斯大林在国际上的恶劣名誉给了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理由，同时也增加了德国对于胜利的信心。在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在大清洗里杀害和囚禁了数百万计的人民，包括大量具备经验和能力的苏军军官和战略家，导致红军的战力和领导力大为衰退。纳粹也不断的宣传苏联政权的残暴，并且瞄准斯拉夫民族作为主要宣传对象。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导致苏德分裂的最后因素，在德国与意大利和日本签订条约之后，苏联也表示希望成为轴心国的一部分。在经过两天于1940年11月12日—11月14日在柏林的商议后，德国正式向苏联提出了加入轴心国的条件，而苏联则在11月25日提出了一份修正的版本，然而从此德国没有再进行回复。随着苏联加入轴心国的前景越来越小，两国在东欧的利益冲突也日渐明显，尽管他们在1941年1月还会针对边界和贸易上做出一次小的协定，然而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德国战争计划
斯大林的名声使得纳粹德国在发动这场战争上获得了某些正当性，而且也让希特勒对德军的胜利有相当信心。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杀害了无数苏军的基层和资深军官，导致苏军整体的脆弱和无能。在针对斯拉夫人进行的宣传上德国一直强调苏联政权的残暴，同时也宣传苏联正在准备攻击德国，并主张他们先行的攻击只不过是先发制人的举动罢了。
巴巴罗萨作战主要是希特勒自己所构思的，一些军事和外交人员也曾劝告希特勒：应该先解决英国后才开辟对苏战场较为妥当，但大多数德军的参谋幕僚都同意这场进攻应该在某个必要的时间点发起。希特勒的决策通常与德军将领的建议相反，但直到那时为止，德军在希特勒的战略下已经达成了一连串原本被认为不可能达成的辉煌胜利，希特勒也自认为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天才。在那段时间里，希特勒的骄傲和大胆、加上德军的精良训练，在不费多少功夫下便赢得了莱茵河、奥地利、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接着又攻下波兰、丹麦和挪威，每场战役几乎都顺畅无阻。接着他又迅速经由马奇诺防线北方的卢森堡进攻法国，以包围战术歼灭了大规模的同盟国部队，并继续向南进攻直到瑞士边界。北边遭受包围的同盟国部队最后经由敦刻尔克撤离，英军被彻底逐出法国，但英国依靠着其海军和空军的优势而免受侵占。在无法逼使英国投降、同时也缺乏海军和战略轰炸部队的情况下，希特勒遂决定将目标转往东方。他相信只要苏联被击垮了，英国也不可能再支撑下去。希特勒对他在西欧的惊人胜利感到自负，同时红军在1939年－1940年间侵占芬兰未遂的冬季战争也向全世界显现了当时红军内部的腐化和战力低落。希特勒认为苏联内部已经腐败，只要数个月便能取得胜利，也因此不需准备冬季的配备，这在后来成为德军受挫的主因之一：
“ 我们只需要踢开门，里面整个腐烂的结构就会垮掉！ ”——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的整个政策都是为了依照地缘政治学的生存空间概念彻底摧毁苏联的政治实体，以替未来的“雅利安”世代准备发展的环境。在1940年的春季德国战争机器的资源缺乏问题开始越来越严重，而德国与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冲突也开始浮现，这使得侵略苏联逐渐成为希特勒唯一的未来途径，尽管德军将领们也曾跟希特勒说过，占领整个俄罗斯西半部对于德国战争机器运作来说是利大于弊。
希特勒预估攻占苏联会有以下好处：
当苏联被击败后，解除动员的大量士兵便能补充德国产业界的劳工短缺现象。
乌克兰可以提供大量便宜的食品。
占领苏联将可以拥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将能大为改善德国在地缘战略上的处境。
击败苏联将能进一步孤立英国。
德国的战争机器非常需要更多石油，而只有在攻占苏联的巴库产油区后才能达成此目标。
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收到了德军入侵苏联的计划，并且全部批准，预期在1941年5月开始进行。在12月18日希特勒签下了“21号指导”，要德军最高统帅部准备“快速的击倒苏联”，并且制定侵略的预定时间为1941年5月15日巴巴罗萨计划假设的是德国国防军可以在短期间内消灭苏军道加瓦河和第聂伯河以西的大多数步兵师，事后证明尽管德军的确消灭了原先在此地区的苏军数量，苏军不断从后方增援的雄厚兵力导致了这种假设的失败。
德军的准备
为了准备发起攻击，希特勒将320万人调遣至德苏边界，多次派遣侦查飞机潜入苏联领空勘查，同时也在东线储备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到了1941年2月德军已在罗马尼亚和苏联边界部属了680,000人。即使进行了如此庞大的准备过程，苏联依然没有预料到德军的意图，在战争爆发时完全措手不及。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坚信德国不可能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不到两年内便发起攻击，他也坚信德国会等到拿下英国后才会开辟新的战场。尽管苏联情报部门已经多次发出战争逼近的警告，斯大林依然拒绝改变心意，认为这是英国故意设计要让苏联和德国开战的假情报。德国政府也助长了这种骗局，向斯大林透露德军的调动只是为了远离英国轰炸机的航程，德国甚至向苏联解释他们故意要让英国以为他们正准备进攻苏联，而事实上他们正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军队和物资，因此直到战争爆发前斯大林都没有认真准备应付德军的可能入侵。应该注意到的是，潜伏德国的共产主义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在战争爆发前便已向斯大林透露准确的进攻发起日期，但这项情报也没有获得重视。德国还在1941年4月发起了一连串佯装进攻英国的作战，假装正在挪威聚集部队。这些行动配合了大张旗鼓的海军舰只聚集、飞行勘测、和演习行动，并且还故意透露虚构的入侵计划细节。
同时期德军军事计划人员开始研究拿破仑在侵略俄罗斯战争中的失败，他们推估苏军无法在侵略开始后大规模的向俄罗斯内地撤退，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无法在政治上和军事补给上抛弃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
但在侵略苏联的计划和主要目标的设计上，希特勒则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以及许多高阶将领意见分歧，最高统帅部认为应该直接攻往莫斯科，而希特勒则认为应该先夺取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丰富资源后才转向莫斯科。希特勒认为莫斯科是“不重要的”，他认为重点应该在于消灭莫斯科以西的苏军主力，在计划上的争论导致准备入侵的后勤规划延缓，与原本计划设定的5月延缓了整整1个月。
最后希特勒与高阶将领们取得的共识是：将入侵部队分为3个集团军群群，各自攻占特定的地区和大城市，1941年6月22日东线德军陆军共3个集团军群群、13个集团军、39个军、125个师又1个旅、1个独立团（不含海军舰艇部队、海岸炮兵部队、空军伞兵部队、总部直属宪兵部队及工兵、铁道兵、重炮兵、铁道炮兵、火箭炮兵、高炮炮兵、摩托化反坦克炮兵等兵种部队）。
北方集团军群（由威廉·里特尔·冯·里布元帅指挥）
目标为穿越波罗的海国家攻入俄罗斯北部，占领或摧毁列宁格勒，总兵力为3个集团军1个直属军共计8个军、29个师（20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2个摩步师、1个党卫队装步师、3个警备师）：
第16集团军（由恩斯特·布施指挥，下辖3个军1个直属师，共8个师）
第2军3个师：第12步兵师、第32步兵师、第121步兵师
第10军2个师：第30步兵师、第126步兵师
第28军2个师：第122步兵师、第123步兵师
第16集团军直辖第253步兵师
第18集团军（由格奥尔格·冯·屈希勒指挥，下辖3个军共8个师）
第1军3个师：第1步兵师、第11步兵师、第21步兵师
第26军2个师：第61步兵师、第217步兵师
第38军2个师：第291步兵师、第58步兵师、步兵第254师
第4装甲集群（由埃里希·赫普纳指挥，下辖2个军共8个师）
第41装甲军（第1装甲师、第6装甲师、党卫队TK装甲步兵师、第269步兵师）
第56装甲军（第8装甲师、第3装甲步兵师、第36装甲步兵师、第290步兵师）
北方集团军群直属步兵第23军下辖2个师（第206步兵师、第251步兵师）
北方集团军群后方警备部队3个师（第207警备师、第281警备师、第285警备师）
第1航空舰队（由阿尔弗雷德·凯勒指挥）
中央集团军群（由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指挥）
目标为进攻斯摩棱斯克，穿越苏联中西部（现在的白俄罗斯）地区，攻占莫斯科，总兵力为下辖4个集团军共计16个军、50个师（31个步兵师、9个装甲师、5个摩步师、1个骑兵师、1个党卫队师、3个警备师）又一个独立团：
第4集团军（由京特·冯·克鲁格指挥，下辖4个军12个师）
第7军4个师（第7步兵师、第23步兵师、第258步兵师、第268步兵师）
第9军3个师（第137步兵师、第263步兵师、第292步兵师）
第13军2个师（第17步兵师、第78步兵师）
第43军3个师（第131步兵师、第134步兵师、第252步兵师）
第9集团军（由阿道夫·斯特劳斯指挥，下辖3个军，共计8个师又1个旅）
第8军3个师（第8步兵师、第161步兵师、第28步兵师）
第20军2个师（第162步兵师、第256步兵师）
第42军3个师（第87步兵师、第102步兵师、第129步兵师）
第9集团军直辖第900步兵旅
第2装甲集群（由海因茨·古德里安指挥，下辖4个军共15个师又1个独立团）
第12军3个师（第31步兵师、第34步兵师、第45步兵师）
第24装甲军5个师（第3装甲师、第4装甲师、第10装甲步兵师、第1骑兵师、第267步兵师）
第46装甲军2个师1个独立团（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团、第10装甲师、党卫队重装摩步师）
第47装甲军4个师（第17装甲师、第18装甲师、第29装甲步兵师、第167步兵师）
第2装甲集群直辖第255步兵师
第3装甲集群（由赫尔曼·霍特指挥，下辖4个军共11个师）
第5军2个师（第5步兵师、第35步兵师）
第6军2个师（第6步兵师、第26步兵师）
第39军4个师（第7装甲师、第20装甲师、第14装甲步兵师、第20装甲步兵师）
第57装甲军3个师（第12装甲师、第19装甲步兵师、第18装甲步兵师）
中央集团军群直辖3个师（第221轻步兵师、第286轻步兵师、第403轻步兵师）
中央集团军群直辖第53军1个师（第293步兵师）
第2航空舰队（由阿尔贝特·凯塞林指挥）
南方集团军群（由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
目标为攻往人口密集的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攻下基辅，接着攻入南方的俄罗斯大草原直到伏尔加河以及石油丰富的高加索地区，总兵力为下辖4个集团军共计9个军、35个师（25个步兵师、4个轻步兵师、1个山地师、5个装甲师、2个摩步师、1个党卫队师、3个警备师）：
第6集团军（由瓦尔特·冯·赖歇瑙指挥，下辖4个军共11个师）
第17军2个师（第56步兵师、62步兵师）
第29军3个师（第44步兵师、第111步兵师、第299步兵师）
第44军2个师（第9步兵师、第297步兵师）
第55军4个师（第57步兵师、第75步兵师、第168步兵师、第298步兵师）
第11集团军（由欧根·里特·冯·绍柏特指挥，下辖4个军共14个师1个旅）
第11军3个师1个旅(第76步兵师、第239步兵师、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罗马尼亚第6骑兵旅）
第30军4个师（第198步兵师、罗马尼亚第8步兵师、罗马尼亚第13步兵师、罗马尼亚第14步兵师）
第54军3个师（第50步兵师、第170步兵师、罗马尼亚第5步兵师）
意大利赴俄远征军团3个师（第9“帕苏比奥”半摩托化师，第52“都灵”半摩托化师，第3“奥斯塔公爵阿玛迪奥·达奥斯塔亲王”快速骑兵师）
第11集团军直辖第22步兵师
第17集团军（由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指挥，下辖德军3个军共11个师、仆从国2个军2个师4个旅）
第4军5个师（第24步兵师、第71步兵师、第262步兵师、第295步兵师、第296步兵师）
第49山地步兵军3个师（第68步兵师、第257步兵师、第1山地步兵师）
第52军3个师（第97轻步兵师、第100轻步兵师、第101轻步兵师）
匈牙利快速军团3个旅（第1摩步旅、第2摩步旅、第1骑兵旅）
斯洛伐克贝尔诺拉克野战军团2个师1个旅（第1步兵师、第2步兵师、斯洛伐克机动旅）
第1装甲集群（由保罗·路德维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指挥，下辖3个军共9个师，其中5个装甲师，4个装步师）
第1装甲集群直辖
第3装甲军3个师（第13装甲师、第14装甲师、第25装甲步兵师）
第14装甲军3个师（第9装甲师、党卫队第1“阿道夫·希特勒”装步师、党卫队第5“维京”装步师）
第48装甲军3个师（第11装甲师、第16装甲师、第16装甲步兵师）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下辖3个军2个师5个旅。
罗马尼亚陆军第4军2个师（第6步兵师、第7步兵师）
罗马尼亚骑兵军2个旅（第5骑兵旅、第8骑兵旅）
罗马尼亚山地军3个旅（第1山地旅、第2山地旅、第4山地旅）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司令官尼古拉伊·索皮卡中将，下辖3个军5个师2个旅
罗马尼亚陆军第3军3个师（警备师、第15步兵师、第35后备师）
罗马尼亚陆军第5军2个师（边防师、第21师）
罗马尼亚陆军第11军2个要塞旅
南方集团军群直属4个师（第444轻步兵师、第454轻步兵师、第213轻步兵师、第99步兵师）
南方集团军群直辖罗马尼亚第2军3个师1个旅（第9步兵师、第10步兵师、第11步兵师、第7骑兵旅）
第4航空舰队（由亚历山大·勒尔指挥）
驻挪威德军部队：
第20集团军下辖2个军共5个师又1个旅
第20集团军直辖第211装甲旅
第19军3个师（第214步兵师、第2山地步兵师、第3山地步兵师）
第36军2个师（第169步兵师、党卫队第6山地步兵师）
德国大本营预备队部署于东线部队共23个步兵师1个山地师2个装甲师1个摩步师1个党卫队师
第50军（位于北方集团军群地域，辖2个师：第86步兵师、党卫队第4“警察”师）
驻芬兰部队：1个步兵师2个山地师1个党卫队师
苏军的准备
1940年代初期的苏联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可小觑的，苏联在19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生产量提升至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而与德国并驾齐驱。军事配备的生产同样快速增加，在战争爆发前经济已经转向军事生产的方向。在1930年代早期苏军也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的作战理论，并在1936年将其颁布为全军的作战原则。
苏联从1939年至1941年的军队发展
1941年在德军的秘密调度下，苏德边界的苏联部队数量已经被德军所超越。不过在1941年6月当时苏联军队的总人数高达500万人，比德国调派参与巴巴罗萨作战的地面部队总人数还多。除此之外，苏联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使得苏军的人数一直稳定增加，使苏联能够投入比德国更多的部队至前线，由于两方的兵力都变动不定，整体上来说1941年的战役两方的兵力是势均力敌的。
而在一些武器的对比上苏军则有许多优势，在坦克上苏军的优势特别明显，苏军拥有的坦克总数高达23,106辆，其中有12,782辆分布在西俄的5个军区（其中3个直接面对德苏前线）。而德国国防军拥有的坦克总数约为5,200台，其中只有3,350台参与了对苏作战。这使得苏军与德军在可用坦克数量上的差距高达四比一。苏联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T-34坦克，和速度最快的BT-8坦克。苏联也拥有压倒性的火炮数量优势，122毫米口径的A-19榴弹炮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火炮。最先进的苏联坦克在刚开战时数量并不多，不过在1941年的前半年，苏联军事机器所生产的100%的坦克和87%的战机都已经属于现代的设计。
然而德国空军和陆军却有着极为精良的训练和经验，在质量上的优势大幅抵销了苏联的数量优势。再加上大量具备经验的苏军军官和司令員在1935年至1938年间的大清洗期间遭斯大林迫害致死，33%的苏军军官和几乎全部的高阶将领都遭处死或流亡至西伯利亚，改以大批具备“政治经验”却毫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替代。5名元帅中3名遭到处决，67%的集团军和师司令員也遭遇相同下场。总共加起来，被处决的苏军领导人高达了30,000人。这造成了红军内部充斥大量年轻而训练贫乏的军官；以1941年为例，苏军的军官里有75%尚未任职超过1年，苏军集团军司令員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司令員的平均年龄少了整整12岁，这些军官在战场上往往缺乏积极行动的意愿，而且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能力胜任其职位。
大多数苏军单位在战争爆发时都保持和平时期的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苏联空军的战机都紧密排列在跑道旁（而非疏散开来），而被德国空军的轰炸部队轻易摧毁。苏联空军一直到战争爆发前都被禁止攻击德国的侦查飞机，而任由大量德军侦查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勘测。苏联空军虽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战机，但大多都极为老旧，例如I-15和I-16，而先进的机型如米格机和拉沃契金则数量稀少。很少战机拥有无线电，拥有无线电的战机也极常故障，而缺乏讯息加密的设备则让德军得以轻易窃听，同时苏联飞行员的空战经验和技术都极为落后。
苏军部队的部署相当疏散而且未经准备，部队之间往往无法互相联系，而且也缺乏运输工具把有效战力集合起来。虽然苏军有非常多先进的火炮，但这些火炮很多都没有配备弹药，火炮单位同样缺乏运输工具而无法迅速部署。坦克单位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但却极为缺乏经验和后勤支援，维修保养的水平也非常差劲。坦克单位往往被草率的送上战场，而没有任何燃油、弹药、或人员补给的安排。通常在经过一次作战后坦克便毁坏或报销了。
在战前苏联的宣传机器总是不断宣传苏军的强大，宣称任何针对苏联的侵略都会被轻易击退。
斯大林刚愎自用的个性使他无法接受任何属下的逆耳建议，加上他对于互不侵犯条约的盲目信心，在1941年初他越来越高估苏联的实力。在1941年春季斯大林的情报机关不断的发出德国即将展开侵略的警告，但都没有被斯大林重视，尽管斯大林和其幕僚也体认到攻击的可能性，但由于斯大林对于苏军实力的迷信，苏联决定避免挑衅希特勒，这一连串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开战时苏联边界的部队都没有进入警戒状态，甚至在遭受攻击时也必须先向高层请求许可才准许反击，虽然苏联在4月10日开始实行局部的警戒，但这在德军攻击展开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斯大林也拒绝彻底动员军队。
1941年5月至6月间，苏联内地军区奉命改编为一批集团军立即开赴西部国境：
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員安德烈·基里洛维奇·斯米尔诺夫中将担任第18集团军司令員；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員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担任第19集团军司令員；
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員费多尔·列梅佐夫中将担任第20集团军司令員
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員瓦西里·赫拉西缅科中将担任第21集团军司令員
阿尔汉格尔斯克军区司令員弗拉基米尔·卡恰洛夫中将担任第28集团军司令員
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員斯捷潘·安德里亚诺维奇·加里宁中将担任第24集团军司令員
乌拉尔军区司令員菲利普·阿法纳西耶维奇·叶尔沙科夫中将担任第22集团军司令員
外贝加尔军区副司令员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中将担任第16集团军司令員。
在当时有41%的苏军基地集中于接近边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依据苏军的指令，燃料、装备、火车等等也大量被囤积在那里。然而由于苏军在战术理论上进行的草率更动，这些部队的战力被大为减弱，原本苏联在1938年开始采用的战术是：以标准的线状防守战线紧连其他国家，步兵部队会在防线上堀壕架构坚强的防御工事，而坦克则会配合步兵行动以提供支援。但1940年法国战役的结果引起极大震撼，当时在世界上规模排名第2的法国陆军（第1为苏军），在不到6周内便被德军彻底击败。苏联对此结果进行了分析，但分析的资料并不全面，分析结果认为法国的崩溃是因为过度依靠战线防守而缺乏装甲部队支援所造成的，苏联决定不再重蹈覆辙，遂取消了堀壕防守的战术，改采将步兵部队集中为大规模机动队伍的战术。所有的坦克都被集中至31个庞大的机械化集团军，宣称这样一来每个集团军都会比德军的装甲军大（不过直到战争爆发很少有集团军达成这种规模）。苏联所预测的情况是：一旦德国发起攻击，德军先锋的装甲部队便会被机械化集团军所切断和歼灭，接着机械化集团军会和步兵部队一同歼灭剩余的德军步兵。而南方的乌克兰地区则驻扎了大量的部队，准备在战争爆发后对德军进行战略包围：在摧毁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后则朝北攻占波兰，包围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包围圈里的德军不久后就会被彻底歼灭，如此一来德军将必败无疑。
苏联的侵略计划
1941年的苏军将领格奥尔基·朱可夫。
在德军侵略苏联之后，纳粹德国宣称苏军在那之前便有系统的计划要侵略他们，也因此这场战争只是先发制人的攻击罢了。在战争结束后许多德军领导人也提出了这点，例如威廉·凯特尔。
前格鲁乌情报官，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维克多·苏沃洛夫是将苏联侵略计划公诸于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破冰》一书里主张斯大林的计划是先让希特勒与欧洲各国自相残杀之后，再由苏联大幅侵略欧洲。他主张斯大林是依据此一长远计划下才跟希特勒进行合作，尽管同时期苏军的扩军和备战都显示他们正在准备“解放欧洲”。苏沃洛夫认为巴巴罗萨是纳粹德国为了先发制人而对苏军在边界集中的部队进行的攻击，其他支持苏联先发攻击论的历史学家如米哈伊尔·梅切科夫则否定此说，认为双方都在事前准备进行攻击，而不是回应对方的军队部属。
自从此理论被提出以来，被发掘出的证据包括了格奥尔基·朱可夫提出的先发攻击计划蓝图，而且此蓝图还被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与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所批准。朱可夫的计划中包含了秘密的苏军动员，以训练为借口在边界大量部属军队，以期在攻击开始之后切断德国与其盟国如罗马尼亚的连结，借此中断德国的石油供给。
虽然苏联先发侵略论在许多国家受到了广泛注意，而且也受到大量冷战后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支持，不过西方历史学家还没有彻底接受此一说法。
6月22日的攻击
轴心国选在1941年6月22日的早上4时45分展开攻势，要计算双方在这个阶段的特定地区部队分布相当困难，因为大多数德军的名单都包括许多还未参战的后备军人，同样的两方在力量上的对比也很难有效计算，合理的计算是约有260万名德军在6月22日进入作战状态，而他们所面对的苏联军区也有差不多数量的苏军军队。德军的突袭收到完全的效果，虽然苏联指挥部在收到德军部队逼近的报告后即在凌晨0时30分对边界部队发出警告，但当时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展开备战。而斯大林干脆被德军侵略的新闻吓呆了，并且直到一两个礼拜后的7月3日才正式对全国发表声明。
突袭带给苏军的最大震撼并非是突袭的时间，而是同时进攻苏联领土的德军数量之多和配合之紧密。约有320万名的德军地面部队投入了东线的攻势，伴随的还有数十万的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意大利部队，芬兰则从北边发动攻势。但苏军在同时对抗这些敌军的同时也持续进行大规模的增援，西线的苏军部队在6月22日时约有260万人，尽管半年的战事造成450万人死伤的惊人数字，至年底时已经跃升为超过400万人（苏联国内部队和储备军并没有计算在内）了。德国空军声称在侵略开始的第一天就摧毁了1,489架红军战机，而自身则只损失了35架。事实上苏联空军在刚开始几天的损失比德军估计的还要惨重，总共有3,922架飞机在头3天被摧毁。
德军的攻击速度之快使得苏军的防御计划完全瘫痪，而无线电和通讯配备的严重缺乏也造成苏军部队难以互相协调作战。
德军的攻势也引燃了许多苏联占领国的独立运动，6月22日立陶宛发生了反苏联的暴动，并在隔天发布了独立的宣言，大约有30,000名立陶宛人加入叛变行列，随着德军向北方的攻势进展，叛变也蔓延至爱沙尼亚了。
后续发展
虽然攻势前半年进展的相当顺利，但最后德军仍然没有夺下最终的目标：莫斯科。许多人认为德国犯下最大的错误便是延缓了发起攻击的时间。原本计划的攻击发起日是5月15日，然而在4月时贝尼托·墨索里尼对于阿尔巴尼亚的侵略受阻，希特勒遂决定调派德军加以援助，尽管德军很轻易的便攻克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但这起意外的小插曲却使得攻击计划延缓至6月22日进行，这5周的延期更减短了原本已经相当短暂的俄国夏季。不过延期也有其他的原因，1941年苏联的晚春加上6月的漫长雨季，使得许多苏联西部的道路陷入瘫痪，或者无法让重型的车辆通过。在整场战役中，希特勒将原本进攻莫斯科的主力装甲部队改调往南方参与攻占乌克兰的基辅战役，这次战役以德军的空前胜利告终，俘虏了超过650,000名的苏军，但这项举动也进一步延缓了德军进攻莫斯科的时间。当德军开始进攻莫斯科时，秋季大雨造成的泥沼以及冬季的酷寒、再加上苏军的顽强抵抗，最终德军的攻势停止下来了。
同时苏军的反抗力量也出乎德军的意料之外，在白俄罗斯布勒斯特的一座堡垒便说明了苏军的顽强抵抗精神：在德军第1天的攻势中原本预期只要几个小时的突袭便能夺下这座堡垒，但最后直到7月底才拿下（苏联的宣传宣称它支撑了6个礼拜）。德军的后勤成了主要的问题之一，随着战事的进展德军的补给线也不断拉长，也更容易遭受苏联游击队的袭击。苏联采用焦土政策摧毁所有即将撤离的土地，使德国无法运用其食物、燃料、和建筑。
尽管遭遇这些挫折，德军仍然继续推进，在半年的战事中德军展现了辉煌的战争艺术，多次以包围战术歼灭动辄数十万的大批苏军或逼迫他们投降。基辅战役尤其血腥，南方集团军群在11月中旬夺取了基辅，俘虏了超过650,000名苏军。
北方集团军群在攻克波罗的海国家后继续朝列宁格勒推进，在1941年8月进攻至列宁格勒的南方市郊，但随之面临苏联的顽强抵抗而不得不停止。由于担心直接攻城会造成大量伤亡，德军司令員决定以围堵方式来摧毁抵抗力量。尽管遭遇德军的渗透威胁、无情的轰炸和炮击以及严重的食物和燃料短缺，最后苏军仍坚守住列宁格勒，直到围城的德军在1944年初被击退为止，列宁格勒围城导致了近百万名的居民死伤。
苏军最初挫败的原因
苏军在1941年遭受严重挫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军的成功突袭以及苏军内部的问题，1941年的德军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训练最为精良而又最富经验的部队，德军拥有机动性和歼灭战的先进战术理论、近乎完美的通讯技术以及不断胜利所带来的自信，相较之下苏军部队则严重缺乏领导人、训练和准备，苏联假设在1942年前不会有战争发生，因此当德国入侵时苏军正处于结构重组的阶段，武器也都处于测试的阶段，同时大量的苏联部队都集中于德苏边界（占领的波兰领土），却缺少适当的防卫，导致这些部队在开战后几周内便被彻底歼灭。许多苏联部队也被高层下达的不侵犯、不主动挑衅原则严重限制，在开战后又被命令“原地还击之后反击”（使他们在面临德军包围战时非常脆弱），同时部队普遍缺乏具有经验的军官，迟钝腐败的官僚作风也相当常见。苏军领导能力的无能，早在先前对于芬兰的侵略中就已经展现出来。
苏联在开战后数周所采取的战术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刚开始时苏军完全高估了自身的作战能力，机械化集团军不但没能击败德军的装甲师，还遭受德国空军的俯冲轰炸机密集攻击而损失惨重。苏军坦克的保养贫乏再加上坦克兵的经验不足，导致惊人的故障比率出现，同时备用零件和负责后勤支援的卡车也非常缺乏。而步兵部队放弃掘壕的战术也导致灾难性结果，在机动性低落又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苏军步兵部队根本无法在战场上灵活调度。
尽管德军最终无法达成巴巴罗萨作战的目标，但苏军遭受的庞大损失使得苏联的宣传机器开始调整宣传内容。在战前苏联政府一贯的宣传苏军的强大无敌，但到了秋天宣传基调已经改变为“苏军变虚弱了、准备战争的时间不足、德国的攻击太过突然”等等。
另一个解释是由苏联历史学家威克特·苏沃罗夫提出的，他认为苏军在最初遭遇挫败的原因不是防卫准备不足，而是正好相反，因为斯大林正准备主动进攻德国，而整场巴巴罗萨作战只是德军先发制人的反击罢了。他举出当时苏军的士兵没有配备防守地区的地图，相反的却配备了德国占领地区的地图。苏沃罗夫的主张具有相当争议性，西方历史学家也批评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来证明这个理论。
作战结果
整场巴巴罗萨作战在11月开始的莫斯科战役中达到最高潮，尽管负责进攻莫斯科的中央集团军群饱受秋季泥泞所造成的补给短缺之苦，仍被下令继续进攻；德军的进展在1941年12月初达到极限，前锋部队已经推进至莫斯科市郊，甚至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螺旋状尖塔。然而这时斯大林手上仍保有数十万从西伯利亚前来支援的部队，这些部队拥有良好的冬季装备和补给，还有大量可以武装成民兵的青年人，很快便将逼近莫斯科的德军全数击退，并在接下来的反击战推回了冬季前的战线。
反观这时的德军则严重缺乏石油、冬季装备和食物，同时也没有躲避之处，只得在原地驻扎捱过严酷的冬季，德军最后得以挡下苏联的反击行动，但却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损失。
同时夺下莫斯科也是德军迈向胜利的关键之一，历史学家之间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是：如果当初巴巴罗萨作战真的夺下了苏联首都，是否会造成苏联的彻底垮台？1941年12月美国也向轴心国宣战，在这短短6个月内德国的战略位置便彻底逆转了，因为德国的军事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应付长期的战争。
巴巴罗萨作战的结果对苏军和德军都同样不利，虽然德军无法成功的拿下莫斯科，但他们在半年时间内便夺下了苏联西部的庞大领土，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一大片莫斯科西部的土地在内，这相当于500,000平方英哩的土地以及7,500万名的人民，事实上德国在之后的一、两年内又继续夺取了250,000平方英哩的土地，一直要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斯克会战等战役后才被击退。在这些占领区域里，反抗德军统治的游击队迅速增长，而德军也毫不留情的加以镇压，德军也继续坚守这些土地，在接下来的许多战役里双方又蒙受了更多的损失。
血腥的东线战役持续了整整4年，因为这场战争而死的人数可能永远无法准确计算，苏军的总阵亡人数大约为870万，而平民的死亡人数则依然存在争议，经常被举出的数字则高达2,000万人。德军的阵亡人数也很难准确计算，最高数字为430万名德军和900,000名其他轴心国部队，这个数字包括了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数以及遭苏联俘虏期间死去的人数在内。
直到1941年12月便有超过240万的苏军人员被德军俘虏，德国对苏军俘虏的处置使得到战争结束时总计数百万的苏联俘虏死于寒冷、饥饿、疾病等。斯大林则将德国战俘以及曾经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士兵都流放至劳动营。少数族群也都被流放至东部的集中营。例子包括了：1941年9月有439,000名居住于窝瓦河的德裔人民（以及300,000名来自其他各地区的德裔人民）被集体驱逐至哈萨克斯坦；在1944年5月有182,000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至乌兹别克斯坦；车臣人（393,000名）和印古什人（91,000名）也在1944年被彻底驱逐至哈萨克斯坦。
作战失败的原因
巴巴罗萨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低估了苏军的抵抗能力和意愿，同时德军的战争计划并不一致，计划的后勤准备也不完善。德军在1941年底发现自身面临的情况是：苏军的力量逐渐增强、然而德军的战力却因为某些因素而逐渐减弱。这主要是因为部署区域的过度延伸、运输的困难影响了补给和调度、恶劣的气候以及各部队经过半年征战后的磨损造成的。步兵部队的兵员短缺现象从1941年9月出现后便一直未获改善，反而随着时间越加恶化，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德国陆军都处于步兵短缺和补给支援缺乏的窘境。
而1812年拿破仑征俄的失败也经常被用作比较的例子。
低估苏军的潜力
德军大大的低估了苏军的动员潜力：苏军的主要动员人数（已经受过训练、可以在短期内参战的单位）比德军所预估的高出了两倍。到了8月初时大量原先被歼灭的单位已经被新服役的单位替代，而到1941年底苏军重建和扩张了等同825个师级单位的数量，而且这还没有到达苏军存在的1,000万动员潜能。这个事实几乎就代表了巴巴罗萨作战的失败，德国必须暂缓作战行动1个月以等待新的补给，等他们再度展开攻势时，距离秋季泥泞期的开始只剩下6个星期了。在另一方面苏军也即时替补了之前的大量损失，当师级部队在战前征召的士兵阵亡后，新的士兵马上加以替补，战争中苏联每个月几乎都征召了超过500,000人从军。苏联在短期间内动员大量部队（虽然都是一些训练不足且缺乏装备的部队）的潜力最终使苏联得以撑过关键的前半年，而德国对苏联潜力的低估则导致了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不切实际。
同时以理查德·佐尔格为代表的苏联情报单位正确的分析出日本不会加入对苏的战争，这使得苏军能够将驻扎在远东的部队抽调回苏德战场支援。
即使德军真的达成了作战原先的目标：推进至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战线，战争也不太可能就此结束。苏联在东部依然有着广大的领土，同时苏联也已经将战争工业迁移至乌拉尔山脉、中亚、和西伯利亚了，因此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后勤计划的缺陷
巴巴罗萨作战的目标从一开始便相当不切实际，战争开始于干燥的夏季，是最适宜德军行动的季节，德军在最初数周里突袭并歼灭了大量的苏军。但当理想的季节过去、严酷的秋季和冬季来临时，苏军已经回复一定实力，而德军的攻势则开始遭受阻挠。德军在经历漫长的战斗后却无法取得足够的补给，石油的缺乏也注定了德军不可能达成预定中的目标。
这种困难甚至在战争之前便已经被德军的后勤单位所察觉，但他们提出的警告却被德军高层所忽略。整个德国的计划是根基于一个假设上：5周内苏军便会彻底崩溃，到时德军将能取得完全的战略自由，只需替少数机动单位补给必要的石油便能占领整个国家，因此并不需要担忧5周后的补给问题。这一假设基本上是基于之前苏芬战争时苏军的表现做出的，然而以德苏战争的表现上来看这一假设是不切实际的。
德国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在第1周里快速推进了300英哩，但他们的补给线却很难跟上进攻的速度。由于铁路轨距的差异，俄国留下的铁路网也无法加以使用(苏联使用宽轨；而德国使用窄轨)，除非等到相同轨距的火车生产出为止，铁路和公路上速度缓慢的运输载具也成为苏联游击队的理想攻击目标，补给的缺乏严重延缓了德军闪击战的进度。
德军在后勤上的计划也严重高估苏联铁路运输网的可用状况，在波兰的道路和铁路状况尚称良好，但深入苏联领土的部分则情报有限，地图上标示深刻的道路在实际上往往只是粗糙的尘土道路，或甚至根本没有铺设完成。

气候
在整场战争中或许没有其他因素如同天气一般被后人如此重视其影响，在有些人看来，气候是战争中的“中立”角色，对于气候准备最佳的一方将能获得最多优势，而忽略准备的一方则会尝到其后果，对于苏军力量的低估使得德军面临气候不利的威胁。
德军后勤马匹困在泥巴中，尽管一般人印象中德军是高度机械化部队，然而事实上德军在开战时仍然极度仰赖马匹作为运输工具。
一项由美国进行的军事研究指出：希特勒的计划在严酷的冬季气候来临前便已经失败，他对于快速胜利的可能性抱持太大的自信，乃至于他对战争会拖延至冬季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在入侵的前5个月里德军总共遭受734,000人死伤（约为总人数3,200,000的23%），到了1941年11月27日德国陆军的军需部门将军爱德华·瓦格纳宣称：“我们已经到达人力和物资资源的极限了，我们即将面临寒冬的危险威胁”，但德军仍然没有准备应付严酷的气候和苏联运输网络的恶劣状况。在秋季恶劣的路面状况延缓了德军的进展。苏联的地面在夏季时是松散的沙土、在秋季时是黏稠的泥泞地、到了冬季地面则会被大雪所覆盖。德军坦克较窄的履带使其在泥泞地行动时非常缺乏附着力和漂浮力。相较之下，新的苏联坦克如T-34和KV系列重型坦克的设计都考量了这些问题。德军有600,000匹用于提供补给和运输火炮的西欧马，但体型庞大的马匹在这种气候下却很难发挥作用，而苏军所使用的体型较小的矮种马则更适合当地的气候。
德军对于1941年秋季和冬季的严酷气候几乎毫无准备，德军已经拥有足够的冬季装备，但由于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却没有办法将这些装备完全发放至前线，结果导致军队无法取得适当的冬季装束，有些士兵们还将报纸塞进夹克来保暖，而当时的气温却已经低达-30 °C。为了运作暖炉和暖气，德军士兵不得不将已经非常缺乏的汽油用来当作燃料，而苏联士兵却配备了温暖而加衬的大衣、有更大尺码的军靴以给士兵在靴中填塞布料棉花报纸等作衬底、以及覆盖毛皮的帽子。
一些德军武器配备在如此寒冷的气候下也无法正常运作，普通的润滑油在极低温下无法发挥效用，导致坦克和卡车引擎故障、机枪等自动射击武器无法正常开火。为了将炮弹装填进坦克的主炮里，坦克兵还必须先以小刀刮下黏附于炮管内结冻了的润滑油。苏联军队则较少受到这些问题所苦，因为他们早已经历当地的寒冬许多年了。德军必须将毛毯覆盖于飞机引擎上以免引擎结冻，而运作所有坦克和卡车所不可或缺的汽油也会因为寒冬而结冻。大多数苏联卡车和旧式坦克同样使用汽油，但新生产的坦克则已改使用不会结冻的柴油了。
对于俄国冬季作战的一个普遍错误认知是：所有军事行动都会因为泥泞、大雪而停止。但事实上军事行动只是被这些因素所缓慢，差别只在于德军遭受的缓慢程度较大、而准备充足的苏军遭受的影响较小罢了。苏军在1941年12月展开的反击，在某些地区将德军击退远达100英哩，证明了只要准备充分，在冬季严寒下仍有可能进行机动性的作战。
当严酷的冬季开始后，希特勒担忧德军会重蹈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匆忙撤离的覆辙，于是下令德军部队必须死守他们的据点抵御苏军的反击，这个命令后来被称为“守住或是死亡”命令，这个命令即使挽救德军战线免于崩溃，但却也造成德军蒙受了大量的死伤。

谢选骏指出：大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讨伐苏联的巴巴罗萨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决定性的神秘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命名错误——因为，讨伐苏联的战役命名为巴巴罗萨就演示了失败的命运！巴罗萨（Barbarossa）出自意大利语，原为“红胡子”之意，希特勒用来指代12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但是，这位皇帝却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因坠马落水而溺死的！希特勒如此命名，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