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西伯勘黎》记载西伯灭黎之后，形势对殷颇为不利，纣臣祖伊奔告于王时，纣王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句话活生生地反映了殷人迷信天命的思想状况。周人也相信天，但不象殷人那样迷信，而是采取一种敬天命、尽人事的态度，提出了“天不可信”的思想来。《诗经·大雅·大明篇》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信）斯，不易维王！天位（立）殷■（敌），使不挟（有）四方。”《大雅·荡篇》”也说：“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君）；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乖辟）。天生■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种思想也见于《尚书·唐诰》。
武王伐纣，管蔡以武庚叛等周初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使得西周奴隶主贵族逐渐懂得，天命无常，民意才是现实的。所谓“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尚书·康诰》），正是周公告诫康叔要重视人民的意愿。又说：“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这又是周公教导康叔天命不是常在周人手中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教训，当时才产生了“重民”、“保民”的思想。例如《尚书·大诰》云：“天棐忱辞（斯），其考我民。”这里是说天命无常，我必须考之于民始可信。《酒诰》所载周公对康叔所说的：“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母）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话，也表现在《诗经》里，例如《大雅·民劳篇》共五章，五言“民亦劳止”，又言“无俾民忧”，《小雅·天保》中的“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和《大雅·假乐》的：“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等，也无不反映了保民、重民的思想。
周人是把天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但是现在既然认为天命不可信，民情大可见，那么这种统治工具也就不大可靠了。在这里，周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明德”的思想来。例如：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康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肌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谢选骏指出：“天不可信”是政治道德的基础——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迷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所以其言其行，无不丧尽了天良。
（摘自《<中国通史>批判》第二卷——《谢选骏全集》第19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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