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DAVID BROOKS 2022年4月14日）报道：
我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记得有一次——大约25年前——世界似乎正在走到一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冷战较量似乎已经结束。民主仍在传播。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互联网似乎已经准备好促进全球交流。全球似乎将围绕一套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个人尊严、多元化、人权——达成共识。
我们把这种融合过程称为全球化。首先，这是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涉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使许多事物——例如维基百科——触手可及。但全球化也是一个关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过程。
199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改变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它涉及“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全球化是关于世界观、产品、思想和文化的整合。
这与一种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术理论相吻合。其大意是，随着许多国家的发展，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的我们，即已经现代化的国家。
在更广泛的公开对话中，有时人们认为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钦佩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功，并试图效仿我们。有时人们认为，随着人们“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平——就像我们一样。有时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它们会变得更加世俗化，就像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一样。他们的驱动力更多来自赚钱的欲望，而非征服他人。他们更倾向于期待在郊区定居，而不是追求狂热的意识形态或那种对声望和征服的渴望，这种渴望使人类遭受了数百年的战争。
这是对历史演变的一个乐观的愿景，是对进步和融合的愿景。不幸的是，这个愿景并没有描述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世界不再融合；世界正在分化。全球化进程已经放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逆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这些趋势。虽然乌克兰英勇抵抗威权侵略鼓舞了西方，但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对普京表示认同。
《经济学人》报告称，2008年至2019年间，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GDP下降了约五个百分点。一系列新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出现。移民流动放缓。2016年至2019年，全球长期投资流量减少了一半。这种去全球化的原因是广泛而深刻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人感到全球资本主义失去了合法性。中国显然已经证明，重商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战略。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兴起：脱欧派、仇外民族主义者、特朗普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左派。
全球冲突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短暂的历史蜜月期相比要多得多。各政治集团的贸易、旅行甚至交流在道德、政治和经济上都变得更加令人担忧。随着西方在与普京的战争机器部分脱钩，数百家公司已从俄罗斯撤出。由于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指控，许多西方消费者不想与中国打交道。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敌视西方，而且供应链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威胁，许多西方CEO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2014年，美国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竞标政府合同。拜登总统加强了“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以便美国政府购买更多国内生产的商品。
世界经济似乎正在逐渐脱钩，首先是分化为一个西方区域和一个中国区域。五年前，中美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接近300亿美元，现在已降至50亿美元。
正如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地缘政治正在明确地反对全球化——走向一个由两三个大贸易集团主导的世界。”这种更广泛的背景，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入侵，“正在埋葬过去40年来对世界商业思考的大部分基本假设。”
当然，全球化作为贸易的流动将继续下去。但全球化作为世界事务的驱动逻辑似乎已经结束。经济竞争现在已经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竞争已经合并为一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全球化已经被看起来很像全球文化战争的东西所取代。
回顾过去，我们可能过于强调以经济和技术等物质力量推动人类事件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世纪初，诺曼·安吉尔写了《大幻觉》一书，如今已声名狼藉，该书认为作者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在经济上过度相互依存而不会爆发战争。相反，在那之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事实是，人类行为往往是由比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更深层次的力量驱动的，至少西方理性主义者通常明白这些。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动机正在推动目前的事件——它们正在将历史推向极其不可预测的方向。
首先，人类被所谓对认可的欲望强烈驱使。那是需要被看到、被尊重、被欣赏的欲望。如果让人们觉得不被关注、尊重和欣赏，他们就会愤怒、怨恨、心怀报复。他们会认为这种贬低是不公正的，并会以带有侵略性的愤慨做出回应。
过去几十年，全球政治就像一台制造巨大社会不公的机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群体崛起，控制了媒体、大学和文化，通常还有政治权力。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被看低和忽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利用这些不满情绪的民粹领导人开始得势：美国的特朗普、印度的莫迪、法国的勒庞。
与此同时，普京和习近平这样的威权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了一种仇恨政治。他们将整个西方视为全球精英，并公开表示反对。普京讲述了屈辱的故事，即他所认为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对俄罗斯所做的一切。他誓要重现俄罗斯例外主义与俄罗斯辉煌。俄罗斯将重新成为世界历史的领衔主演。
中国的领导人则在谈论“百年屈辱”。他们指责傲慢的西方人试图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尽管中国最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习近平仍将中国称为发展中国家。
其次，大多数人对自己的阶级和国家都有着强烈的忠诚。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人感觉他们的地位被抛在了后面，他们的国家荣誉受到了威胁。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多边组织和跨国企业似乎盖住了民族国家的声音。
为了坚持国家主权、恢复民族自豪感，高度民族主义的运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兴起：印度有莫迪、土耳其有埃尔多安、美国有特朗普、英国有约翰逊。他们说，让世界主义和全球趋同见鬼去吧。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许多全球主义者完全低估了民族主义推动历史的力量。
第三，人类受道德渴望的驱使——即他们对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依恋，还有他们在似乎受到攻击时，捍卫自己价值观的欲望。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对于很多人而言似乎正是这种攻击。
冷战后，西方价值观通过其电影、音乐、政治对话和社交媒体主宰了世界。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就是，世界文化基本将围绕着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实现趋同。
问题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并非世界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西方人根本才是文化的异类。在约瑟夫·亨里希所著的《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书中，他收集了数百页数据，展示了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民主的（注：首字母组合即是“WEIRD”）价值观究竟有多么罕见。
他写道：“我们这些怪胎（WEIRD people）都是高度个人主义、自我迷恋、控制型人格、不认同主流、热衷解析的人。比起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我们更关注自身——我们自己的特质、成就和抱负。”
喜欢听比莉·艾利什或梅根·西·斯塔莉安的歌，却仍认为西方价值观是异类或令人反感，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全世界许多人看到我们的性别角色观念就觉得陌生和讨厌。他们看到我们（在最好的一面时）对LGBTQ权利的狂热捍卫，就觉得无比厌恶。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身份与价值观的想法，在许多人看来似乎纯属谬论。教育的目的在于灌输审辩式思维技巧，让学子从父母和所在社群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又是愚蠢之论。
44%的美国高中生报告称，他们始终有悲伤和绝望的感觉，我们的文化如今可不是推广西方价值观的最佳广告。
即使有全球化的假设，世界文化似乎也并未趋同，在某些情况下似乎还在分化。经济学家费尔南多·费雷拉和乔尔·瓦尔德福格尔研究了1960年至2007年间22个国家的流行音乐排行榜。他们发现人们更偏好自己国家的音乐，而且这种偏好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有所增加。人们不想融入同质的全球文化；他们想保留自己的文化。
每隔几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就会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询问他们的道德和文化信仰。每隔几年，这些调查结果中的一部分会被综合成一张地图，显示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1996年，欧洲新教文化区和英语区与其他全球区组成一个大块。西方价值观与拉丁美洲或儒家地区的价值观不同，但它们是相通的。
但2020年的地图看起来有所不同。欧洲新教和英语区已经远离世界其他文化，它们现在就像局外的文化半岛一样突兀。
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们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是离群的；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
最后一点，对秩序的渴望强烈驱使着人们。没有什么比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更糟糕的了。这些文化变化以及往往同时出现的有效治理的瘫痪，会让人感觉像是社会的混乱，像是无政府状态，导致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秩序。
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幸运，生活在基于规则的有序社会中，在这种社会里，个人权利受到保护，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然而，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无法获得这种秩序。
正如有迹象表明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正在分化一样，也有迹象表明世界在政治上也在分化。自由之家在其《2022年世界自由》报告中指出，全球已经连续16年经历民主衰退。它去年的报告说：“自2006年开始出现负面趋势以来，情况恶化国家超出情况改善国家的数量出现了最大差距。长期的民主衰退正在加深。”在全球化黄金时代，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那个鼎盛时期，民主政体看似稳定，威权政体似乎正在化作历史的灰烬。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好像不如以前那么稳定，而许多威权政权似乎更稳定了。例如，美国民主已经滑向两极分化、运转不良。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表明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技术上可以与西方一样先进。现在，现代威权国家拥有的技术使他们能够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对公民进行无处不在的控制。
专制政权现在是西方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专利申请的60%来自它们。2020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机械、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了9万亿美元，而民主国家则投资了12万亿美元。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威权政府可以得到惊人的民众支持。
我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在多个方面都有体现。正如学者希瑟·贝里、毛罗·纪廉、阿伦·亨迪在一项关于国际趋同的研究中所报告的那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在多个方面并没有显著接近（或更相似）。”我们西方人赞同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的普世价值。问题是，这些普世价值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似乎接受度越来越低。
接下来，我将描述一个从分歧变成冲突的世界，尤其是在大国争夺资源和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显然希望建立由他们主导的区域。其中一部分转变源于历史上对立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类似于我们在冷战期间看到的那种。这是威权主义力量与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全球斗争。非自由主义政权正在相互建立更密切的联盟。他们正在对彼此的经济进行更多投资。另一方面，民主政府正在彼此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围墙越来越高。朝鲜是冷战的第一个主要战场。而乌克兰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长期斗争的第一个战场。
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要给这场冲突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我会说，这是西方强调个人尊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强调集体凝聚力之间的区别。但这并非全部。重要的是，这些长期存在的正常文化差异是如何被那些想要扩大权力、在民主世界中制造混乱的独裁者所煽动的。如今，专制统治者经常将文化差异、宗教紧张局势和地位不满当作武器，以此动员支持者、吸引盟友并扩大自己的权力。人们对地位的不满把这种文化差异转化成了文化战争。
有些人再次使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来描述当下的情况。亨廷顿说得对，思想、心理学和价值观与物质利益一样，推动着历史发展。但是这些分歧不像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在整齐的文明界线上破裂划分。
事实上，最让我困扰的是，这种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性别平等和其他一切的拒绝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家内部。普京、莫迪和巴西的博索纳罗等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对西方文化、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地位不满听起来很像从特朗普右派、法国右派、意大利和匈牙利右派说出来的。
这里有很多复杂的东西——特朗普们显然不爱中国——但有时当我观察国际事务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美国人熟悉的红蓝之争，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最大版。在美国，我们按照地域、教育、宗教、文化、代际和城乡的界限分裂，而现在，世界也在支离破碎，而且似乎是在模仿我们的方式。不同的民粹主义者选择的道路可能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激情也经常发生冲突，但他们反抗的往往是同一件事。
当人们对世俗主义和同性恋权利游行的不同观点与核武器、全球贸易流动、地位不满、有毒的男子气概和威权主义权力争夺交织在一起，你该如何赢得这场全球文化战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社会思考，我充满理解。我当时太年轻，无法真正体验冷战的紧张气氛，但那一定是非常残酷的。我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握住了一个承诺结束生存冲突的愿景。
面对目前的情况，我满怀谦卑。许多人批评西方和美国文化太过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充满优越感，这些批评并没有错。如果我们想让社会强大到足以面对未来几年的挑战，如果我们要说服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有那些摇摆国家的人们，他们应该与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站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我对当前的形势充满信心。归根结底，人们想要脱颖而出，并融入其中。他们希望自己的生命有尊严，他们希望自己的身份受到尊重。他们还希望成为道德社群中的一员。现在，许多人觉得西方不尊重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些敢于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民族自豪感的威权领导人身上。但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并不承认他们。对于那些威权主义者——从特朗普到普京——追随者只是他们寻求自我夸耀的工具。
最终，只有民主和自由主义是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到头来，只有这些制度和我们的世界观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动力和欲望。
我已经对我们预测历史走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也不再相信国家“现代化”后会沿着某种可预测的路线发展。我想是时候放开我们的思想，接受未来可能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中国人似乎很有信心，认为我们反对普京的联盟将会分崩离析。西方消费者将无法忍受这种经济上的牺牲。我们的联盟将会破裂。中国人似乎也确信，他们将在不久之后埋葬我们腐朽的制度。这些可能性都无法草率忽视。
但我对我们继承下来的思想和道德体系有信心。我们所说的“西方”不是一个种族的称呼，也不是一个精英乡村俱乐部。乌克兰的英雄们正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道德成就，与其对手不同的是，它渴望将尊严、人权和自决权扩大给所有人。这值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进行改革和努力，并且加以捍卫和分享。
（习近平和威权主义新“宗教”
David Brooks自2003年以来担任时报专栏作家。他是《人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和《第二山》(The Second Mountain)的作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ytdavidbrooks。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25年前”，是因为它故意忘记了六四屠杀，所以他们必须承受今日清零的苦果。——这是我在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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