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防火长城”一起长大的中国年轻人》（袁莉 2018年8月7日）报道：
14岁的文圣坚来自中国东营，他说他知道谷歌、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这些网站的名字，但“我不需要它们”。
香港——住在中国南方城市柳州的韦迪泷今年18岁，喜欢篮球、嘻哈音乐和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他计划2020年上大学时，去加拿大念化学。
在另一方面，韦迪泷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青少年：他从没听说过谷歌(Google)或Twitter。不过，他倒是听说过Facebook。“好像是和百度差不多？”最近的一个下午他问道。他说的百度是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
伴随着一个不同于别处的互联网，一代中国人正在成长起来。过去10年里，中国屏蔽了谷歌、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外国网站，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和维基百科中文版。一大堆中国网站则冒了出来，提供同样的功能——尽管它们受到严格审查。
现在，与这个不同的互联网体系成长起来的影响开始显现。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谷歌、Twitter或是Facebook是什么，这在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造成了一道鸿沟。而且，由于习惯了本土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许多人似乎对了解网上什么内容遭到了审查无甚关心，这让北京得以建立起一套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竞争的替代价值体系。
这种趋势正在蔓延。中国如今正在将其经过审查的互联网模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越南、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这样的后果与许多西方人所预期的互联网效应恰恰相反。在2000年的一次演讲中，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提出，互联网的发展会让中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在这个新世纪，自由将通过手机和调制解调器传播，”他说。
对美国及其他西方互联网巨头来说，在庞大的中国市场分得一杯羹的希望愈发像是白日梦。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表明，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它将走上一条对意识形态加强管控的道路。今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网信办表示，已经关停或吊销了超过3000家网站的许可证。
然而，美国的网络巨头仍在尝试。谷歌一直在为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研发一款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以防某一天政府会允许其进入中国。上个月，Facebook获许在东部省份浙江开设一家子公司——但许可被迅速撤回。
即使西方应用程序和网站能进入中国，他们也可能会在年轻人那里遭到冷遇。
经过18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两名经济学家今年得出了结论，中国大学生对于获取未经审查的政治敏感信息漠不关心。他们给北京两所大学的近1000名学生提供了能够绕过审查的免费工具，但发现近半数学生并没有使用它。在那些使用了的学生中，几乎没人花时间浏览遭到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
23岁的张叶琼在中国辛集工作，她在谈起中国本土的搜索引擎时说，“我长大时一直用百度，习惯了。”
学者们写道：“我们的发现表明，审查制度在中国是有效的，不仅因为该制度使得敏感信息难以获取，还因为它营造了一种环境，让民众首先不要求获取这些信息。”
现年23岁、在距离北京几个小时车程的小城市辛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做客服代表的张叶琼也表达了这种观点。“我长大时一直用百度，习惯了，”她说。
这种态度甚至不同于8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人。大约十年前这一代人成年时，还有一些不驯服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寒，一位质疑中国政治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博客作者。他的书销量数以百万计，在中国的Twitter——新浪微博上拥有4000多万粉丝。
现在没有像韩寒这样十多岁或二十多岁的中国人了。就连现年35岁的韩寒也不再像他从前的自己。他在微博上主要发布的是他的事，包括电影和赛车。
相反，许多中国年轻人使用如百度、社交媒体服务微信和短视频平台抖音这样的应用和服务。他们时常赞颂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
今年3月，社交媒体巨头腾讯进行了一项调查，包括了一万多名出生于2000年或之后的用户，近八成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中国要么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要么每天都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几乎相同比例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或比较乐观。
把自己描述为爱国、乐观、外向的人之中包括沈亚楠。28岁的她在保定一个房地产网站的运营部门工作，保定是北京附近一个约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她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并说她将尽她最大的努力使它更加强大。
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手机看一到两个小时的韩国肥皂剧。她说，她的智能手机上没有任何新闻应用程序，因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她去过日本几次，在那里使用过谷歌地图，但是没有访问任何被中国屏蔽的外国网站。
“国内的app什么都有，”她说。
沈亚楠的朋友、同样28岁的楚俊卿是一名人力资源代表，她说她下班后会花两到三个小时在抖音上看搞笑短视频。她有时会在新闻应用今日头条上阅读新闻，但发现很多国家被卷入了战争和骚乱。“还是中国好，”她说。
“国内的app什么都有，”28岁的沈亚楠说，她在中国保定工作，对政治不感兴趣。
14岁的文圣坚想成为一名说唱歌手，他崇拜德雷克(Drake)和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他的家人在7月从北京搬到了山东省东部的石油城东营，他说他注意到美国说唱歌手对社会问题非常直言不讳，有些人甚至在音乐中批评了总统。
他说，这在中国行不通，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持社会稳定。这是共产党确保国家媒体和学校教科书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喜欢打篮球的文圣坚说，他知道谷歌、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这些网站的名字。他说，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这些网站被屏蔽是因为其中一些内容“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我不需要它们，”他说。
当中国年轻人在国外的时候，许多人不得不学习一种完全不同的互联网生态系统。23岁的方佩瑞（音）就是这样，他两年前从中国南方的广州来到澳大利亚悉尼学习市场营销。在悉尼，他了解了全新的一系列网站，包括谷歌、Facebook、YouTube和Snapchat。
他说，现在假期回到中国看望家人时，没法用谷歌会让他感到烦恼。他也学会了不要在父母面前查看敏感的政治新闻，因为他曾因这样做被父母责备。
“中国的软件一出国就没用了，”他说。但是对于谷歌和其他应用来说，“国际的软件无论去到哪个国家，用的都是这些软件，”他还说。“投资回报率非常高。”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袁莉 @liyuan6。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谢选骏指出：狡猾的《纽约时报》以偏概全——用“中国年轻人”来称呼“和防火墙一起成长的废垃”，就像共产党用“中国人民”来称呼服从他们的奴隶。其实，这种概括都是片面的——否则“翻墙”怎么会出现呢？否则民主运动如何可能摧毁了共产党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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