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胡塞尔和现象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厌倦与拯救 ——重读胡塞尔<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2015-09-17 王俊）报道：

摘要：胡塞尔晚年的经典文本《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通过对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现代化危机的根源，即意义的空乏、主体的缺失以及对责任的厌倦。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深化了此种反思，而阿伦特则在文化领域中确恰地表达了“危机”的状况。克服危机的拯救道路蕴藏于现象学的回溯研究之中，只有通过理性反思回溯到作为一切客体化行为之根源的主体视域和生活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全面认识世界所蕴含的可能性，主体及其自由方可得以保存，“人文主义态度”方可得以恢复。

一、欧洲人的危机及其来源

1935年5月7日，77岁的埃德蒙德·胡塞尔受到奥地利文化协会（?sterreichischerKulturbund）的邀请，前往维也纳作了题为《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的文稿在胡塞尔手稿中标明是写于1935年4月7日，以《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为题收于全集第6卷《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这也是胡塞尔生前确定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1]，而作为此书核心内容的这篇演讲稿，可以说是研究胡塞尔思想的最经典文献之一。

1935年的演讲在维也纳“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响非常热烈，“两天以后，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个演讲（而且又是座无虚席）。”[2]在这个演讲中，胡塞尔首先从目的论和历史根源出发讨论欧洲人的哲学理念，随后讨论了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以及出路。因为演讲组织方奥地利文化协会的宗旨是“通过领导性的精神人物的广泛参与，以自由的或者保守的方式致力于欧洲在精神上的更新”，所以演讲最后很切题地以欧洲精神的重生和升华作为结尾。年迈的现象学创始人最后指出：尽管“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厌倦”，但是“如果我们做好‘好的欧洲人’对诸危险中这种最大的危险进行斗争，以甚至不畏惧进行无限斗争的勇气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从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中，从对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从巨大的厌倦之灰烬中，作为伟大的、遥远的人类未来的象征，具有新的生命内在本质的、升华为精神的不死之鸟将再生。”[3]

那么，何为厌倦？为何厌倦？如何克服厌倦借由精神获得拯救？这些问题要从报告的文本中去寻找：厌倦是“危机”的表现，而“欧洲人的危机”首先是由科学引发的，或者说，就是科学的危机：在这里胡塞尔说的处于危机中的科学乃是指具体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这些学科形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理解。他在演讲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作为统治性世界观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却导致了人类生活的危机，在哲学的道路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危机？

胡塞尔认为，最为核心的“危机”在于，通过“实证主义的还原把科学的观念还原为诸事实科学”，因此导致了“生活意味（Lebensbedeutsamkeit）的丧失”或者“意义的空乏（Sinnentleerung）”；与此同时，哲学的地位，即作为“开启普全的、对人类而言先天的理性的历史运动”或“诸学问之王后的尊严”也随之丧失了。但是试图取代哲学位置的自然科学必然会失败，因为对它们而言它们的意义基础被蒙蔽了而且必然被蒙蔽，对存在进行阐释的总体性要求被取消了。而这一切要归因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精神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胡塞尔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把哲学的头颅砍去了”[4]，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5]。

那么，为什么科学成就的增长和哲学、形而上学的失败会导致“意义的空乏”、并引发欧洲人的危机呢？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通过深入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及其要素给出了回答。在这里，他列举分析了数学的无穷量化观念，因果律和归纳证明等对我们今天理解世界的方式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

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无穷的观念。这个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希腊其它的具体科学。但是古代数学只有一种有限的封闭的先验性，在古代人们并没有达到通过数学（几何学、抽象的数字、集合理论）把握无限任务的高度。而“关于一种合理的无限的存在整体以及一种系统地把握这种整体的合理的科学的这种理念的构想，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新事物”[6]，通过统一的数学抽象形式把握世界，这是伽利略把自然和世界数学化之后的尝试。在这个尝试中，自然和世界不再是数学的基础，而是相反，自然和世界成了数学系统中的一个理念化的集合（/流型Mannigfaltigkeit）。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几何学，在古代几何学是一种与生活世界密不可分的丈量的技艺，比如丈量土地。今天看来代表着整个空间－时间的理念形态的几何学，“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和一般测量的规定方法，这种方法起初是很粗糙地使用的，然后是作为一种技术使用”。一方面，“这种测量活动的目的在这个周围世界的本质形式中有其明显的来源”，而另一方面，“测量技术显然可以提供客观性，并为客观性在主观间的传达的目的服务”。[7]但是在经过对精确性和客观性的无止境的追求之后，这种经验性的丈量技术及其经验－实践的客体化功能从实践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成为一种纯粹的几何学思考模式，将富含意义的周围世界抽象为明确单一的数学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实践方面的相对性和当下的具体鲜活性被舍弃了，人们坚信由此他们赢得了一个普遍的、同一的、精确真理——一个单纯量化的世界。

除了数学方法之外，这种客观世界的普遍形式还借助于一种普遍的因果性，这种因果性作为直接的和间接的关联性把杂多的经验世界组织成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极端的统一性就是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归纳方法起了关键作用，把经验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推到普遍形式的因果关系就要借助归纳，世界的普遍因果性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和理念的极点，因此认识的获得过程实际上就是从经验事实上升到原理的过程，即归纳。从根本上来看，因果性本质上乃是一种假说，“尽管有证明，这假说依然是而且永远是假说，这种证明是一个无穷的证明过程”，而归纳的介入实现了从假说向普遍唯一真理跨越的过程。这种唯一性也就意味着放弃活的当下的丰富性，通向假想的单一意义，当这种单一意义成为世界的唯一意义时，就导致了“意义的空乏”。胡塞尔指出“处于无穷的假说之中，处于无穷的证明之中，这就是自然科学特有的本质，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先验存在方式”[8]，自然科学的演进过程就是不断排除旧的证明为误的假说，而确立新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假说，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归纳有一种“无穷”的恒常形式，这种形式为自然科学这种不断破立的进步方式奠定了合法基础。自然科学不断完善，无限进步，不断接近那个假设的“极点”，即那个所谓的“真正的自然”，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正在提供越来越正确的关于这个自然和世界的表象，但是未曾设想这样一个直线型的无限进步观、甚至线型历史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们丰富的意义前提并没有在其中得到充分揭示。

以数学形式和因果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最终导向对世界整体的一个普遍的形式化把握，追求一个一般的世界、一个空的普遍公式，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就是这种将世界整体公式化（形式化）的尝试之一。他们“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暗中替代随即传给了后继者，以后各个世纪的物理学家。”[9]这种纯形式化模式下进行的符号思维实际上抽空了人原本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方法“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人类在其中丧失了回溯反思的能力。通过意义空乏的形式化作为技术的自然科学方法远离了直接的经验直观和起源的直观思维——科学本身的意义来源于这种前科学的直观，但是理念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恰好是隔绝了这个本源。

理念化和形式化实现了一种精确的客观性，它成功克服了主体经验世界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事实上在起源过程中它是以具体的经验世界为基础的。而一旦客体化行为的理念过程被绝对化时，它被与具体经验隔离开来，经验世界的基础被抽离。历史地看，这种绝对化过程与笛卡尔的沉思密不可分。笛卡尔的沉思把原本统一的世界分裂成两个世界：自然世界（cogitationes）和心灵世界(cogito)。而在他之后这两个系列并没有完全平行的发展，在霍布斯、洛克和休谟那里，自然世界逐渐占据了奠基性的位置：心灵世界依据自然世界的存在方式被自然化了。客体的存在有效性被必然化，决定了自然世界的特权，主体的意义世界在此被矮化和遗忘，因此出现了“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意味着绝对科学客观性的现代理想：“科学有效的东西应当摆脱任何在各自的主观的被给予性方面的相对性”，“科学可认识的世界的自在存在被理解为一种与主观经验视域的彻底无关性”[10]。

胡塞尔相信近代的“客体（Objekt）”观念以及作为对象之总和的“世界”观念通过伽利略和笛卡尔经历了一个普全的扩展和绝对化的过程。客观主义所把握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效用为目的的一个理念对象，而并不顾及世界原本所是的样子。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式包括预先设定的效用目的和对过程的实验性干预，这二者就是现代技术的两大特征。[11]这种技术精神背后包含着乐观和自信：原则上一切都是可研究的，因此作为对象总和的世界成为了现代科学可把握的总体课题，一个客观的对象集合。

但是在经验直观中，实际上所有感知行为都有自己的特定视域，视域意味着总是从某一角度观察，而自然科学所设想的无视域性则是对对象的去角度，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状况，在实际中对象不可能在意识中完整地被给予，因此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世界只能是理念化（通过因果律和归纳的过度使用）的结果，并且这个理念化结果被视为绝对的客体、原本所是的客体。如黑尔德（KlausHeld）所说，“自然的存在信仰在现代科学中上升到了极端：在世界的存在中，与主体的所有联系痕迹以及主体的世界经验的视角都被消除了。科学认识彻底摆脱主观－相对的被给予方式的限制，绝对的客观性成为最高的规范”。[12]

对客体性的过度信仰导致了当今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信仰，即相信能够通过一种恰当的方法超越一切主体相对之物，实现关于自在世界的知识的直接把握。其基本动机在于，以一种绝对客体化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起源，而否弃承担科学的主体性和为客体化世界奠基的意义构建的主体层面，或者将二者的奠基关系倒置过来，即认为普全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认识和意义构建的基础。其后果是自然科学占据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奠基性地位，同样作为科学形式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或者按客体主义方式接受改造（如心理学），或者被摈弃。随着这种客观主义观念的以绝对化的方式确立，根源层次上的主体层面、意义构建层面被遗忘了，这就是现代欧洲的危机或者“病症”，一种原本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学、哲学和生活的统一意义丧失了。这种技术的无限扩张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技术本身成了世界的主体，人作为世界主体的地位则相应地消失了。而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或者客体化方式原本只是诸多科学类型或者诸多思想方式中的一种，它们共同奠基于一个根源的意义构建层次之中，但是现在这种思想方式被绝对化，僭越了它原本有的范围，问题由此出现：世界的无限量化，唯一的线型发展观，绝对客观性的理念，主体无家可归。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的存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病症下的生活方式：我们只信赖量，数量化给我们一种确定感，主体感受能力随之消退；绝对的客观性把人的主体置于次要和附属地位，精神是物质物质世界的附庸；以因果性和归纳法为基础形成的线型发展观让我们对于技术时代的前景充满自信，从而割断和遗忘了历史……总而言之，降低主体性和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二、技术时代的文化危机

然而在胡塞尔看来，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在存在论层面上，自由就是一种主观构建的无限可能性，是作为经验游戏场的视域，这是无法通过对象化、客观化来获取的。对这种可能性的把握意味着人的责任，行为的责任，而一个与主体绝然无关的世界则意味着放弃可能性的视域，也就是放弃责任。因此胡塞尔说欧洲最大的危险在于厌倦，就是对可能性的厌倦，对主体责任的厌倦。人们习惯了依赖量化和绝对客观的理念，习惯了遗忘主体精神和历史；由于主体的异化，道德与责任在某种意义上退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只作为某些人的专业（伦理学家）。由此形成了欧洲人和欧洲文化的危机。

自然科学和技术时代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时代的危机，责任、道德与人和生活的疏离，文化和历史的沦丧。这些现象在胡塞尔之后乃至今天依然如故。海德格尔顺着胡塞尔的批判思路，把技术看作一种“摆置”（Ge-stell）权力，从存在论的层面上分析了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危机。这种摆置权力外在于人的生存，当人把自身移交给这种权力时，“人类就自己堵塞了通往其此在之本己因素（das Eigene）的道路。”[13]而且技术这种摆置权力作为排他性的唯一力量飞速扩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消除了主体相关性和视域性，继而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多元的生存和文化形态消失了，世界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模式下一元的、扁平的。[14]

一元的世界即意味着“意义的空乏”，海德格尔说，与这种空乏相应的是无聊的存在情绪，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生活节奏、娱乐、信息传递似乎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这种无聊、掩盖了这种无聊，但绝没有被克服，技术的摆置权力主宰了人类原本具有的可能性与自由，完整人性因此受到了损害。[15]

对于主体可能性和责任的厌倦，无聊的存在情绪，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技术时代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文化的危机。这种人类基本情绪和生存状况，以及对技术摆置力量下人对于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对人类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这一点汉娜·阿伦特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阿伦特认为，“文化”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即对自然的培育和对历史的照管。作为一个语词的“文化”culture起源于古罗马，意思是“培养、居住、照料、照管和保存，它首先涉及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培养和照料自然，直到让它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它本身代表了一种关爱照顾的态度，从而完全有别于竭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16]在“文化”这种方式下，自然被视作有灵性的、与人类生存相濡以沫的存在，不可被予取予夺。除了“培育自然”的含义之外，文化还意味着“照管往昔的纪念碑”，与历史记忆有着不可剥离的关联。人类除非经由记忆之路，否则思想不能达到纵深。[17]

但是“文化”的这种古典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摆置力量的盛行被逐渐忘却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并过度弘扬的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对世界的量化理解、客观主义、抽象化、工具化，注定将对自然则抱着一种掠夺式的态度，以及无视自然本身（包括人在内）乃是一个和谐系统的傲慢。而自然科学模式下，对于绝对客观性的推崇以及主体相关性的取消、归纳法、线型发展观，也割断了历史记忆，科学技术无需历史，因为自然科学总是乐观地相信自己在不断累积进步，不断接近真理，当下比过去好，未来比当下好。

对自然予取予夺的工具化、功利化态度，对历史的轻慢和割裂，势必导致文化的危机：传统和经典淡出、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关系消逝、历史虚无主义崛起、市侩主义对文化的挑战与侵蚀，如此等等。

阿伦特对于市侩主义作了精彩的分析：她说，市侩主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常见的，以布伦塔诺（Clements vonBrentano）讽刺市侩的戏剧《在故事发生之前、之间和之后》为标志，这种市侩主义被诠释为一种精神态度：根据即时效用和“物质价值”来评判一切，从而轻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无用之物和无用职业。这种市侩主义正是文化上虚无而政治上犬儒的主流价值观念。[18]我们经常说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精神生活极度贬抑，厌倦精神层面，而物欲面相却高度张扬。

除了直接抛弃精神和文化的市侩主义。还有相对隐蔽和复杂的市侩主义。这种市侩主义被阿伦特称为“文化市侩主义”或者“有教养的市侩主义”。他们之所以对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感兴趣，是为了达到其自身的目的，例如社会地位、身份和经济利益。带有功利目的的市侩主义媚雅非但不能拯救艺术或文化，反而导致文化的全面解体，昨日的文化价值变成今天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消费品。因此阿伦特非常激烈地抨击了市侩主义对于文化的危害：

“文化对象首先被市侩贬低为无用之物，直至后来，文化市侩又把它们当作货币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更高的自我尊严。……在来来回回的交换中，它们像硬币一样被磨损，丧失了所有文化物原来独有的、吸引我们和感动我们的能力”。[19]

文化成为消费对象，人们试图藉此去掩盖现代生活中“意义的空乏”和无聊的存在情绪，但是如海德格尔所说，这并不能将之排除掉，也无法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消费文化产品无非令人们更轻易地“消磨时间”，但是在消费的同时，文化本身为了迎合娱乐口味被不断的碎片化和去人文化，其完整的精神本质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技术时代，自然被工具化、精神被抽空，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欲望被过度宣扬，胡塞尔说，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意义的空乏，导致了主体自由的丧失，导致了对于责任的厌倦；阿伦特则说，消费社会不可能懂得如何照料世界，因为它对所有事物的主要态度，即消费态度，注定要毁灭它所触碰到的一切。这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伦特所觉察到的20世纪以来人类和文化面临的巨大危机。

三、作为拯救力量的现象学哲学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危机、获得拯救？胡塞尔在他的演讲中已多有阐述，在演讲的最后，他说道：“欧洲生存的危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欧洲在对它自己的合理的生活意义的疏异中毁灭，沦于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或者欧洲通过一种最终克服自然主义的理性的英雄主义而从哲学精神中再生。”[20]

当人类面对危机时，要么向下沉沦，陷入“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要么自我拯救，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拯救只有通过“理性的英雄主义”方有可能。

具体地说，对于当今自然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克服的途径乃是对这种已经被绝对化极端化的思想方式进行重新反思，把它重新回溯到作为一切思想方式之基地的“生活世界”上去，追溯作为结果呈现的意义的主体构建，追溯一种隐而不显的意义根源性和丰富性。胡塞尔认为，一方面对生活世界的把握是现象学的任务，而另一方面作为切入主体性层面和把握视域结构的步骤，心理学至关重要。但是旧有的心理学（比如材料心理学，白板说的心理学）并不具备这种把握能力，因为这种心理学本身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客体主义模式被构造、全然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定义和方式，一方面是数学化和极端理念化，另一方面则停留于主客二元论，按经验的实证主义将心理和精神问题视作人的实在方面，或将之归于一个幼稚的客观基地，因此它“完全不可能按照其固有本质意义将心灵——而这种心灵毕竟就是我，是行动着的，遭受着痛苦的我——变成研究的主题”[21]，作为自然科学下一门特殊科学的“心理学的历史根本上只是一种危机的历史”[22]。在胡塞尔眼中，“只当布伦塔诺要求有一种作为有关意向体验的科学的心理学，才提供了一种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一种真正的方法的产生——即按照精神的意向性把握精神的根本性质并由此出发建立一种无限一贯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导致了超越论的现象学。它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客观主义。”[23]由这种意向性心理学出发而达到的现象学能够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把握方式，在根源处把握事情、把握纯粹的主体直观经验，即“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从他的自我出发，而且是从纯粹作为其全部有效性的执行者的自我出发，他变成这种有效性的纯粹理论上的旁观者”，“按照这样的态度，就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具有始终一贯地自身一致并与作为精神成就的世界一致的形式的绝对独立的精神科学”。[24]这种意向性心理学以及超越论哲学的课题“是主观－相对的、历史丰富的普全视域的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世界”，如此理解的世界已经在现代的客观主义研究实践中被遗忘了。先验哲学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它是对责任主体的思义（Besinnung），这个世界便是如此显现给这个主体的。而科学化的世界观点在遗忘视域的意识主观性的同时也遗忘了主体。因此哲学作为克服危机的道路在今天显得不可或缺，一方面它提醒人们保持主体的责任，另一方面则通过发生的视域构造理论为现代科学奠基，论证客观主义科学对生活世界的回溯性和依附性。

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最终要把握的是一个可以回溯到主观领域的世界，作为普全视域，“即作为指明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所有经验对象之权能性的游戏场”，即世界的视域特征。视域（Horizont）意味着，相关的对象总是在相关经验领域中保持置身状态（Einbettung），几何学起源于丈量土地的例子已说明的科学是起源于前科学的生活视域的，这种回溯在很多科学分支中都存在，比如算术和日常生活中的计数，医学和治疗疾病等等，它们都与一种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希腊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立足于实践技艺之上的知识称为“技术”（téchne）。但是现代科技则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割断视域联系的认识过程，科学认识成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在技术时代，哲学理性就是要回溯研究技术背后的视域联系或者主体相关物，而如果我们再往回追溯，则是有一个普全的视域，这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为一切具体视域奠基的超越论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最全面最根基的层面，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基地，所有的视域可能性都“积淀”（Sedimentierung）于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具体的视域和思想方式都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可能性。

对于根源和普全视域的回溯使人们有可能从整体上观照这个我们栖身其间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从整体上把握科学技术的来源和界限，从而具有一种对待世界之物的超功利态度、具有一种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和工具化视角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阿伦特将这种姿态称之为“人文主义态度”。这是一种文化能力和审美品质，是“无功利的”，它凝聚为有教养的个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和教养应当是与具体人生经验息息相关，不受技术时代知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限制。人文主义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人通过理性反思回溯到原初的本真状态，以一种“哲学源于惊异”的好奇心与爱心照料、安顿这个世界及其历史记忆，惟有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状态之中，人性的完整方可得到呵护，高贵的文化和传统才能得到保存和彰显，人类的危机才能得以克服。

在技术时代，哲学反思对于根源层面上主体相关性和意义建构的追溯，对于客观对象背后视域和生活世界的追溯，凭借的是一种理性的力量，一种避免极端和一元化，保持根源、可能性和全面性的力量。只有重新寻回并且维护这种根源、可能性和全面性，人的主体性和精神层面才能重新得以彰显，“人文主义态度”方能得以重新确立，人类文化和命运方可从“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中，从对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从巨大的厌倦之灰烬中”得以拯救，因为“唯有精神是永生的”。

参考文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die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Erg?nzungsband: Text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 Hrsg. von Reinhold N. Smid, 1993(Husserliana: Band XXIX)

- EdmundHusserl: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vorgegebenen Welt und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Hrsg. vonSowa,Rochus, 2008 (Husserliana: Band XXXIX)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克劳斯·黑尔德编：《生活世界现象学》，胡塞尔著，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

Weariness and save

Rereading ofEdmund Husserls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Man"

Abstract

Edmund Husserls classic text inhis late years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Man" reveals theroots of modern crisis,namely the lack of meaning, the deletion of subject and the wearinessofresponsibility, by the critique of the ideology of naturalsciences.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Martin Heideggerfurthers this reflection, while Hannah Arendt expresses the situation of "crisis" in thefield ofculture. The Road to overcome the crisis bears inthe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henomenology. Only throughthe rationalreflections, whichreturn back to the subjectivehorizon and life-world, which standas source ofall objective behaviors, we can obtain a truly 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 the possibilities inherent inthe world andpreserve the freedomof subject. The humanistic attitude canaccordingly be restored.

[1]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胡塞尔完成后发表于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哲学》杂志第一卷（1936），第三部分写完后胡塞尔打算再做修改，修改一直持续到1937年8月他病重逝世。这些部分是胡塞尔身前指明要出版的，加上后来整理的这个时期与此有关的一部分手稿，胡塞尔档案馆将之整理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Walter Biemel编，1976，全集第6卷）出版。

[2]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第2页（编者导言）。

[3] 同上，404页。

[4] 同上，19页。

[5] 同上，21页。

[6] 同上，33页。

[7] 同上，37－38页。

[8] 同上，50页。

[9] 同上，63页。

[10] 克劳斯·黑尔德：《生活世界现象学》导言，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38页。

[11] 同上，39页。

[12] 同上，44页。

[13]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151页。

[14] “摆置权力必须被经验为普遍地把可能存在和实际存在的一切当作可计算的东西和变成有所确保的持存物而带向显露的东西，——而且仅仅作为这种东西。摆置之权力并不是一种人类制作物……这种摆置之权力的无可避免和不可阻挡迫使它把自己的统治地位扩散到整个地球。……作为这种摆置之全力里的后果，地方－种族性地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暂时或者永远地？）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世界文明的订造和扩展。”（《同一与差异》，149－150）

[15] “遭受摆置之权力的人类，作为被这种权力、并且为这种权力而被订造者，推动对世界的持存保障，并因此把它推入空虚中。与此相应的是潜滋暗长的此在之无聊，就其表面来看，这种无聊全无来由，并且从未真正得到承认，通过信息生产、通过娱乐业和旅游业，它虽然被掩盖起来了，但绝没有被排除掉。人类的特性由于摆置之权力而拒不给予人类，此即对人类之人性的最危险的威胁。”（《同一与差异》，151）

[16] 参看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196页。

[17] 同上，196－209页。

[18] 参看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187页。

[19] 同上，189页。

[20]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第404页。

[21] 同上，399－400页。

[22] 244页。

[23] 402页。

[24] 同上，402页。

原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04期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胡塞尔和现象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胡塞尔相信真理，一方面现象学却搁置判断。

人说——胡塞尔甚至认为，只有现象学才是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哲学，因为只有现象学没有预设任何形而上学的前提，而是力求让“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与此相反，以往几乎所有的哲学都设定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一前提要么是形而上学的“本原”（arche/Ursprung），如理念、上帝、本体或实体等，要么是某种自然科学的原理或法则，如机械因果法则等。现象学的这种“无前提性”（Voraussetzungsloskeit）或“面向事情本身”（zuden Sachen selbst）精神，就是胡塞尔本人毕生所强调并且矢志不移地追求的“明见性”（Evidenz）原则。

我看——既然如此，哪里来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呢？

《埃德蒙·胡塞尔》（德国哲学家1859－1938）报道：

埃德蒙·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德语：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年4月8日－1938年4月26日）是一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立者。

生平

胡塞尔生于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小镇普罗斯涅兹，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

作为弗朗兹·布伦塔诺及卡尔·斯图姆夫的学生，他影响了艾蒂特·史坦茵(圣十字德兰本笃修女)、奥伊根·芬克、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及莫里斯·梅洛-庞蒂。因为赫尔曼·外尔曾接触胡塞尔，所以钟情于学院派逻辑。自1886年，他在哈勒大学以导师身份（相当于副教授）教授哲学，并于1887年，他开始相信基督教并且加入了路德会，同年结婚，并在此育有两儿一女。1901年至1916年，他分别在哥廷根大学及弗莱堡大学担任教授，直到1928年退休为止。退休后胡塞尔仍然利用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来继续他的研究及著作，直到他的得意门徒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时，以胡塞尔的犹太人血统为理由禁止胡塞尔进入为止。

学术贡献

胡塞尔认为——与罗素及怀德海一样——算术实际上是“先验”科学。不同的是，罗素与怀德海的分析基础是逻辑学。胡塞尔则是发展出全新的哲学方法，来探究必然真理的性质。他称之为“现象学”( phenomenology )。

胡塞尔将现象学定义为对意识本质结构的科学研究，但现象学并不代表表象与根本实在之间存在着对立 (“现象学”源自于希腊文，意指“表象”。康德曾用“现象”一词指称我们的经验世界)。胡塞尔承诺，借由描述意识结构，可以找到确定性，其中包括他身为数学家时不断寻求的算术基础。为此，胡塞尔描述了现象学的观点：意识被视为一种“意向”，也就是说，意识总是朝向某个客体，不管它是物质的，还是跟数学一样是“观念的”。要获得现象学的观点，必须透过一连串的现象“还原”，亦即描述意识的本质特征 (即意识的“意义”)。胡塞尔认为这些意义（与康德的范畴相同）是普世与必然的，同时也反对欧洲（与美国）哲学弥漫一股“相对主义”风潮。

胡塞尔晚年时，纳粹已逐渐掌握德国政局，世界也战云密布。因此，胡塞尔对人类知识的兴趣，也转而朝向社会层面与“存在”层面。同时也警告，欧洲文明将因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猖獗而陷入“危机”（同一时间，维也纳的逻辑实证论者也提出相同的警告）。

谢选骏指出：看来，胡塞尔和现象学的自相矛盾，来自胡塞尔的“‘德国·犹太’人”这个双重身份。人不能做两面人，必须舍弃一重身份——否则只能产生哲学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