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墓碑侦探：记录100多座荒弃的中国移民坟墓》（BBC 2022年12月5日）报道：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历史上与中国联系紧密，几个世纪来都不断有华人移民到这个港口城市，许多人去世后便埋葬在这里，其墓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这些墓碑很多处于荒废的状态，一些墓碑遭到破坏。
当地人皮波（Pippo Agosto）和朋友卢斯卡（Bram Luska）决定抢救这些被遗忘的墓碑。三年来，他们已记录了近一百座华人墓碑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年-1966年）》报道：
1965-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印尼语：Pembunuhan Massal Indonesia & Pembersihan G.30.S/PKI），也称为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大清洗，是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受印尼军队及政府的煽动，针对当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成员，亲共（注 1：共产主义，注 2：这里的「共产主义」包括当时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者，妇女组织格瓦尼（Gerwani）成员，阿邦甘（Abangan）族人，印尼华人，左翼分子的大屠杀以及城市暴动。 此次大屠杀开始于一次有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后，反共者针对共产主义者的肃清。 据估算，事件的受害者约为50万到100万，部分来源的数据高达200到300万。 大清洗发生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之下，是对共产主义者和亲共者的政治清算，也是印尼政府由旧秩序迈向新秩序的关键推动事件。 此次事件导致了苏加诺的下台，开启了苏哈托为期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
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失败，印尼民众有了释放其压抑许久的反共情绪的出口。 他们所支持的印尼陆军随即也走在了清洗 PKI 的路上。 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在当地发动了反对PKI的黑色宣传。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及其西方集团的盟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各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削弱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英国则寻求机会，想要参与了印尼 - 马来西亚对抗，卷进与前英帝国殖民地，英联邦成员之一，其邻国马来亚联合邦战争的苏加诺政府下台。
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共产主义者们惨遭屠戮，PKI自身难保，被强行解散。 屠杀始于1965年十月，叛乱发生后的数周，由首都雅加达起，扩散到中爪哇省的中东部，直至峇里省。 屠戮事件在1966年年初达到高潮，之后便逐渐平息。 数千位当地民兵以及陆军参与了屠杀——无论对象是否为共产党人。 全国各地杀戮四起，PKI 在中爪哇省中东部，苏门答腊北部的据点损失殆尽。 可能有超过100万人在一次或数次行动中被监禁。 苏加诺在宗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实施的「指导式民主」（参见苏加诺 - 执政）被瓦解，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印尼共被军队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清剿，而军队势力此时正如日中天。 1967 年三月，苏加诺被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褫夺了他的总统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1968 年三月，苏哈托正式当选总统。
由于苏哈托政权下的镇压，大屠杀并没有被列入印尼的教科书中，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反省。 就意识形态而言，如何为大屠杀事件中所展现的民众暴力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九三〇事件的动荡，新秩序政权采取保守主义，对已有的政治体系做出了严格的控制。 在苏哈托一派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污名化（参见社会污名）以削减其影响力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根据CIA 1962年的一份备忘录，就清算苏加诺这一问题上，美国及英国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 当时印尼反共政府与美国陆军的联系相当密切——后者为前者培训了超过 1，200 名军官，「包括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的武器和经济支持——但 CIA 否认其参与了屠戮。 2017年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美国政府在大屠杀伊始就一直支持着印尼陆军，掌握着相当多的关于大屠杀的细节。 经由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查证，惨剧发生时，美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敢死队提供了包含大量 PKI 官员的名单。 CIA在1968年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中陈述，此次大屠杀「与19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二战中的纳粹种族大屠杀，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列为20世纪最严惨无人道的的大屠杀」。
参见
九三〇事件
黑色五月暴动
红溪惨案
参考文献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Ricklefs 1991， p. 288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大规模谋杀的机制：将印度尼西亚杀戮理解为种族灭绝的案例。种族灭绝研究杂志。[2017-1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6）.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elvin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
梅尔文，杰西。军队和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机制。劳特利奇。2018： 1[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138-57469-4。（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8）.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Blumenthal80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The Memory of Savage Anticommunist Killings Still Haunts Indonesia， 50 Years 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ime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 206–207[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简而言之，西方国家并不像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在所谓的政变之后，西方国家并不是国内政治事件的无辜旁观者。相反，几乎从10月1日之后立即开始，美国、英国及其几个盟国开始了一场协调的运动，协助陆军在政治和肉体上摧毁印共及其附属机构，将苏加诺及其最亲密的同伙从政治权力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苏哈托领导的陆军精英， 以及印尼对西方外交政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通过向陆军领导人提供后门政治保证、面对日益严重的暴力而采取官方沉默的政策、复杂的国际宣传攻势以及秘密向陆军及其盟友提供物质援助来做到这一点。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帮助确保反对左翼的运动将继续有增无减，其受害者最终将达到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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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文斯，文森特。雅加达方法：华盛顿的反共十字军东征和塑造我们世界的大屠杀计划。公共事务。2020: 157.国际标准书号978-1541742406。美国在每个阶段都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杀戮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直到最后一具尸体倒下，最后一名政治犯从监狱里出来，几十年后，他们遭受了酷刑，伤痕累累，困惑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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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The Indonesia/East Timor Documentation Projec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65年印尼政变的教训特丽·卡瓦纳，世界社会主义网站，1998年。
U.S. Seeks to Keep Lid on Far East Purge Rol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Los Angeles Times. 28 July 2001.
Accomplices in Atroc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
The Forgotten Massacre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Jacobin. 2 June 2015.
The Indonesian Massacre: What Did the US Kno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 1015.
50 years ago today, American diplomats endorsed mass killings in Indones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ere's what that means for toda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15.
《黑色五月暴动——1998年印尼騷亂）报道：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印尼语：Kerusuhan Mei 1998），又称黑色五月暴动[注 1]，是指从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尼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城市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等少数社群持续约三天之暴动。
印尼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排华事件。
殖民时期
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红溪惨案，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华人近万人。[5]
1942年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击溃了荷兰人和同盟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投降。有记载，此2~3年间，华人工商界和知识界被集体捕杀、处死2000余人。[6]
苏加诺时期（1945-1967）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由于印尼殖民当局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政策上优待占少数的华人，而打压占多数的原住民，制造印尼族裔之间的矛盾，以缓解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印尼各地发生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10月，荷兰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与独立政府军事对峙。1949年11月2日，荷兰宣布放弃对印尼的管治权，使印尼得以正式独立。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期间，华人共死伤3500人，失踪1631人，财产损失计荷币5.3亿盾[7]。其中，1946年3月印尼军队实行“焦土政策”抗击荷兰殖民军，撤退时，焚烧万隆南区。事件中，部分暴徒便乘机焚烧华人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迁离居所, 甚至随意虐待和屠杀华人。1946年6月的文登惨案中，3天时间内被杀的华人达653名，403人失踪[7]。此间还发生了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比惨案、1947年1月的巨港惨案、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等[8][9]。
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印尼陆军将领苏哈托架空了总统苏加诺并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印尼全国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很多，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50万人被屠杀，亦使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9]。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期间的印尼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后，印尼单方面中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967年3月，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苏哈托上台掌权。1967年4月22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因为被印尼怀疑支持印尼共产党，遭到印尼军警与民众包围攻击，此外印尼政府还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人物。[10][11]10月30日印尼与中国中断外交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九三零事件后的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中国发出抗议照会33份。
苏哈托时期（1967-1998）
苏哈托任总统期间，印尼各地的反华骚乱仍然此起彼伏。1985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大小不一的排华流血事件。例如：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
进入9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呈越演越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1994年4月，因棉兰罢工潮引发的排华暴乱就持续了10天之久，共有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盾。[7]
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是显著。印尼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在内斗之际，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对立，无辜牵连华裔。
印尼在1997年和1998年出现多起暴动行为，且明显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有些暴动看似是自发性，而有些则被认为是幕后策划。其中有说法指出：“支持苏哈托的将军们”试图通过分裂穆斯林中的传统派和非传统派别，穆斯林与基督徒，乃至华人和土著，来达到‘削弱反对势力’的目的。”也有些说法认为是某些将军想推翻苏哈托的统治而计划。
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12]
暴乱初期
在1998年5月13日暴乱的消息弥漫在整个雅加达。此时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军方要员则到达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在5月14日，一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而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
印尼华人是这场血腥暴乱的主要目标，而印尼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根据桑迪亚万神父所言）。最后，超过1,000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一位政府官员称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
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有目击者称，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2]
后来，印尼华人团体组织发表《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华侨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谴责印尼当局，该书信署名“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2]其他印尼华人则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5月底接到投诉后开始处理该事件。[2]
即便暴乱基本平息后，针对华裔的暴行仍然时有发生，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19岁的华裔孤女爱玲，7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挂窗帘的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敌，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7月下旬，印尼华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吓信，信中称“祝福”华人“余下的时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阴茎。7月24日，一名华裔女大学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遇三名开吉普的暴徒强行拖下车下，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2]
救助与声援
7月20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华侨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开始寻找印尼迫害华人的证据。[2]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谴责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动，声援受难华人，其中著名的组织有“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2]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并且向事馆递交抗议声明。[2]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2]加拿大特使会见了强奸受害者，并对时任印尼总统表达了不满。
罪行
黑色五月暴动致使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遇难和蒙受损失，仅仅是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暴数量难以统计，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 [13][1]
国际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是他国内政，因受波及的多为华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不干涉政策。[14][15][16][17]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任张蕴岭表示在5月暴动爆发之前，北京当局只是单纯期望暴乱不会发生。[18]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期间，[19]曾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当地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20][21][22][23]当时中国与印尼的经济合作也未受影响，中国政府答应向印尼提供一系列援助以应对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中包括300万美元的药品和食品援助，以及两年期的2亿美元贸易出口信贷，并承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贷款。[24][25]
从1998年5月13日起，大规模暴乱开始发生。中国外交部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制订护侨撤侨方案。[26]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势的发展，对滞留于当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内的中国侨民境遇十分关注。[27][19]
暴动发生数个月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于8月15日报道，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骚乱期间曾逐个拨打电话确认300多名登记在册中国公民的安危，并开车进入骚乱地区将受困者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多开三个航班，撤走200余人。该报道也声称，骚乱发生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大使还赴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慰问，倾听华人的申诉和求助，并向他们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骚乱事件和华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心。[28]
不过，当年有暴乱亲历者投书指出，暴乱期间至少有三名印尼华人曾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使馆人员询问得知他们是“WNI”（印尼公民）后便拒绝提供帮助。[29]印尼学者廖建裕、中国学者查道炯、新西兰学者杜建华、新加坡学者徐本钦等皆指出，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无意为受害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援和保护。在5月排华暴动之前，许多印尼以外的华人就批评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印尼华人，然而北京拒绝进行干预，因为当时北京和雅加达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北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有中国驻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议或派遣船只，因为在印尼的大部分华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5月排华暴乱的严重时期，北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30]中国政府确实有对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采取撤侨措施，并为寻求帮助的台湾和澳门旅行证件持有者提供领事保护，但与之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介入印尼华人的命运。[31]在公开和正式场合，雅加达的事务都不是北京的关注点。北京政府将华人称为“印尼家庭的一分子”，并没有义务保护他们。[32]临近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或许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被激起，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带来压力，特别是5月排华暴行或许会重新唤醒人民对六四屠杀的回忆。[33]
印尼5月暴乱期间，中国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相关报道。北京政府反应迟缓，只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简单提及，不作为外交政策事务来处理。试图抗议的人则被噤声，任何相关新闻报导也都被迅速压制。[34]且直至6月上旬强暴案件被揭露后，虽然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媒体关注，但中国大陆传媒的反应依旧滞后。[35]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也于7月5日发表文告，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36]据《国际新闻社》报道，中国直到暴乱发生2个月后才在外界舆论下打破沉默，改变原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37]
7月6日，首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对印尼5月暴乱表态，即是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在东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资期间接受印尼媒体采访时所作。[38]他表示中国政府关注暴乱，要印尼政府彻查此事，并希望暴乱不会重演，但同时也表示保护印尼华人属于印尼政府责任。北京官方没有提出抗议。[39]
7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首次刊登印尼排华暴乱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已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19][40]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保护印尼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严惩不法之徒。[41]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要求印尼政府重视此事，尽速查处，确保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28][19][22]与此同时，在8月17日，有约200名北京的大学生组织游行抗议行动，但被校方和警方劝阻制止。[42][43][44]
另一方面，从8月份起中国虽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彻查暴乱，但同时也对印尼保持了紧密的双边经济联系。[45]根据印尼官方《安达拉新闻社（英语：Antara (news agency)）》报道，在8月6日，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万吨大米。[46]8月15日，中国如约为印尼提供300万美元的医药援助，同时继续向印尼提供此前承诺的2亿美元经济贷款。[47]11月26日，根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中国经贸代表团如期访问雅加达，以探讨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项目。[48]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于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印尼总统哈比比。期间，江泽民表示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对哈比比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同时对印尼华人的处境表达关注，表示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而哈比比也感谢中国向印尼提供的珍贵援助，并表示5月发生的暴乱是犯罪行为，印尼政府将依法处理。[49]江泽民也表示中国绝不会尝试利用印尼华人来谋取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50]之后，印尼5月暴动的新闻不复见于中国媒体上。[51]
香港
抗议群众用“黑漆”涂抹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印尼总领事馆”大门泄愤。民主党李柱铭7月写给继任的总统哈比比的信中，将暴动比为纳粹党的犹太人大屠杀。[52]:165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在5月14日认为动乱没有特别针对台商，并不是排华行动，不到实施撤侨的最后时刻。[53][54]5月16日起，政府指派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并且安排C-130运输机于国内待命，以及派遣舰队至巴厘岛海域随时进行撤侨，期间有归侨台商不满政府的撤侨行动效率低下。[55][56][57]5月17日，外交部长胡志强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达希望勿撤资撤侨，当时他也担心政府如果动作太大会激怒印尼政府，后果难以掌握。[58] 至7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召见印尼驻台代表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44]政府也威胁要撤回在印尼约13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禁止约1万5千名印尼劳工入境。[52]: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抛掷鸡蛋抗议印尼华人女性被强暴。[44]8月8日，印尼投资部长韩扎哈兹（英语：Hamzah Haz）飞往台湾提倡投资印尼时，也因此为此事件道歉。[52]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机以满足从雅加达飞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达机场协助新加坡人撤离，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顺利撤离。[59][60][61]
美国
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苏哈托独裁政权，后又认定此次事件是种族歧视；联邦政府批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导了排华暴行[62][63]，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同年7月开始，华裔美国人于全美各地展开抗议行动。8月7日和8日达到颠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行动，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领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裔聚集抗议，并向驻印尼的美国官员递交抗议信函。
泰国
同年7月后，泰国首都曼谷的华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印尼暴徒残忍的排华行为。[来源请求]
荷兰
由于局势转差，荷兰皇家空军派出KDC-10空中加油机撤走当地侨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华人）[64]。
后续事件
1998年7月23日，由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他们将查清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65]
1998年11月，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当时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认有76起强奸案发生，但否认有人在策划。[66]
2005年11月，声称将于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手机短信在印尼雅加达广为流传，但未真正发生。[67]
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当年事件的一手调查资料，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68]
2007年5月，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日前表示，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揭发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而非“严重侵犯人权案”进行处理。[69]
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排华骚乱事件。[70]
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将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的官员夏弗里·三苏汀由国防部秘书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引发争议。[71]
参见
红溪惨案
930事件、杀戮演绎
五月茉莉
备注
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书《黑色的五月: 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暴行真相》。[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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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表示將繼續推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新华社》. 1998-04-18. 新华社雅加达4月18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希望他的国家将始终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苏哈托是昨天在他的总统办公室会见正在印尼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时作上述表示的。苏哈托重申，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中国”政策将不会改变。唐家璇表示，他欣赏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政策。唐是应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的邀请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唐发誓说，在与印尼的关系中，中国的新政府将继续执行它的睦邻友好政策。上星期天，唐与阿拉塔斯举行了3个小时会谈。他在会谈时表示，中国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印尼克服金融危机。唐说，中国将尽快向印尼提供300万美元的药品和食品援助。阿拉塔斯说，印尼政府将得到中国援助的两年期的2亿美元的出口信贷设备。苏哈托感谢中国的宝贵援助以及中国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苏哈托说，这个决定将帮助东南亚稳定它们的经济和货币。
〈中國提供4億美元幫助印尼克服金融危機〉. 《中国日报》（香港版）. 1998-04-19. 综合外电雅加达18日消息 中国外长唐家璇昨天在此间说，中国已承诺通过国际货币组织向印度尼西亚提供4亿美元以帮助印尼克服经济危机。唐家璇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哈托后对记者说，“我们已同意通过国际货币组织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上星期天，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援助印尼的协议，其中包括2亿美元的贸易出口信贷和3百万美元的药品援助。唐家璇于星期天抵达雅克加达，将对印尼作3天的工作访问。他说，“有关贸易将以双方的需要为基础进行安排。”他说，印尼表示他有兴趣向中国出口橡胶、椰子油和木材。“中国需要这些货物。我们将向印尼提供蔗糖、白糖、药品、医疗器材以及玉米、大米等谷物。”唐还说，中国已经承诺向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它们。“尽管数量不大，但这是一种真诚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他说。
〈第八章·领事保护工作·第五节·1998年以来重大领事保护案件的处理情况〉. 《中国领事工作》 上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年. ISBN 9787501246083.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生骚乱，当地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外交部及时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周密制订护侨撤侨方案。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中国驻印尼使馆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大批中国公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或协助其撤离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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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Non-Intervention: The 1998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Study of Beijing's Changing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7: 53–68. ISBN 9789814762656. Even before the May 1998 violence, many Chinese outside Indonesia criticized the PRC government, some even suggesting that Beijing should protect the Chinese there. However, Beijing had refused to intervene. Beijing–Jakarta ties had been quite cordial before the May riots and Beijing had no desire to jeopardize the relationship.... Privately, a Chinese diploma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ed that Beijing would not be able to protest or send ships to Indonesia because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to do so as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are Indonesian citizens.”... Understandably, the embassy was cautious in doing so as this too might affect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When serious anti-Chinese riots took place in Jakarta, Surakarta, and other areas between 13 May and 15 May 1998, Beijing's attitude remained unchanged.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China did take measures to evacuate its citizens (including Hong Kong passport holders) working and travelling in Indonesia and offered consular protection to Taiwan and Macao travel document holders who would seek assistance from its diplomatic missions in Indonesia. The obvious distinction here is that China did not appear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fat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Publicly and officially, Jakarta's domestic affairs were not the concern of Beijing. Beijing referred to ethnic Chinese as "members of the Indonesian family," whom it had no obligation to protect.
Shee Poon Kim (徐本钦).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May 1998 anti-Chinese riots in Indonesia. Singapore: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 ISBN 981-04-2483-3. The timing of the anti-Chinese riots came at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ho feared that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Beijing would be stirred up,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Jiang Zemin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since the state of the May anti-Chinese riots could rekindle the memory of the 4 Jun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May 1998, 1200 OC were killed, dozens of OC women raped, and properties torched as the Suharto regime ended. Beijing was slow to react, and by making only a brief mention in the state controlled media, it did not have to address it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Those who tried to protest were rendered silent, and any news coverage quickly suppressed.
冯媛. 〈叙述强暴：突出与遮蔽——媒介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 《睡美人如何醒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205–225 [1998年]. ISBN 978-7-80195-701-6. 〈二、滞后和视角——大陆传媒的报道和切入点〉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是相当滞后的。6月上旬强暴事件被披露出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都有快速反应，一些国际组织和政界人士也表示了关注和谴责。到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如此表态：“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遭受到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继续为印尼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这个消息《人民日报》和其他国内媒介没有报道。直到7月29日，《人民日报》终于在第4版刊登《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同日第6版，还发表了《唐家璇会见印尼外交部长》，谈到“今年5月发生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方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到强暴事件。《人民日报》报道后，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才正式开禁。
〈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 《星洲日报》. 1998-07-05 [2021-06-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2）. 印尼的暴民排华事件让当地华人受尽苦难，外表看来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行为，是清官难审的家务事。有的国家以无权过问为由，对一连串惨剧始终噤若寒蝉。然而纵使外交辞令是如何法理兼顾，无懈可击，却显然有悖人情，而且无法掩盖历史的真相，也推卸不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承诺和责任。印尼华人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势衰下的历史悲剧的延续，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就犹如出嫁到远方的女儿，她们当日含泪挥别故乡，在惊悸与不安中踏上异国的土地，那时她们在不由自主之下，对生命与幸福下的一种赌注。今天，眼看着出嫁的女儿因被抢夺和欺凌而伸出她们无助的双手时，作为一个有长远文化渊源并自称维护正义的“娘家”，难道可以在这个时候漠然关上家门吗？我们不能只期待女儿的孝敬和回报，却忘了该对她们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祝福。
CHINA: Beijing Breaks Silence on Racist Attacks in Indonesia. 国际新闻社. 1998年8月1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14）. Two months later, Beijing seems to have abandoned its public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The first official reaction of Beijing to the May 1998 riots occurred in late July 1998. However, the first reaction by a PRC official to the incident was on 6 July. Chen Shiqiu, the new Chinese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visited East Kalimantan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investing in the area, especially in the palm oil business. During his visit, he was asked by Indonesia reporters on his view of the May riots.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incident" and wa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oroughly". He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he met B.J. Habibie twice: the first time when Habibie as still vice-president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Habibie was president. During the meeting Chen said that he discussed the riots and "hoped that the riots will not recur." Chen clearly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law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citizens, including the citizens of Chinese descent. " There was no official protest on the part of Bejing.
〈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答記者問〉. 《大公报》. 1997-07-30. 北京28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今年五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有记者问：最近，香港同胞及海外华人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五月骚乱中遭强暴纷纷以不同形式表示义愤，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唐国强答：对印尼骚乱中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和印尼华侨、华人所受遭遇，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唐国强说：长期以来，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乐业。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也有利于印尼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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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新闻档案：印尼1998年“513”排华纪实
印尼将以普通侵权案处理1998排华事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排华”骚乱已过10年 真相在印尼仍受质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时报》印尼暴动特别报导
谢选骏指出：连续排华的历史事件表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而共产党就是穆斯林暴行的淫媒。
《1969年马来半岛排华，1200人惨遭罹难，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2020-10-19 历史侦查处）报道：
1969年爆发的马来西亚排华浪潮，是东南亚华人历史上的一桩惨案，在这场惨案中，造成1200人惨遭罹难，大量尸体被烧焦，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等等人间惨剧。
惨案发生后，马来西亚出台了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华人沦为了马来西亚的“二等公民”，大批侨民纷纷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50多年间过去了，但这场炼狱般的恐怖回忆不仅让马来西亚坠入了万丈深渊，更是在华人华侨脑海深处深深烙下了永远无法释怀的噩梦，处长就给大家讲讲当年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吧。
1969年，马来西亚按照惯例举行了第三次大选，可就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派以50.9%的得票率首次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巫统（一个党派），照此形势下去，执政的巫统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从此远离开权力的中枢了，显然这不是巫统愿意看到的结果。
于是，巫统为了打击反对派，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以民族主义思潮为突破口，打算拿华人开刀将反对党踩在脚底下，以此来抬高巫族的身价，建立所谓的“巫人统治”。
当时的马来西亚巫族（马来族）占总人口的53% ，华族占37% ，印族占10% ，而与此总人口占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首都吉隆坡约有45万人口，但华族占却占比高达惊人的55% ，也就是说吉隆坡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华人的汪洋大海中。
而此时的反对派支持者主要是华人，华人移居马来半岛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有部分华人通过海贸移居到了马来半岛上，唐宋元明清时华人陆陆续续逐渐迁徙了过来，但彼时的华人依旧没有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直到鸦片战争后，大量华人下南洋在马来半岛上从事着诸如矿工、种植和经商等活动。
由于华人头脑灵活且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相较于当地土著好吃懒做等特点，华人无疑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很快，华人经过几代人的打拼逐渐在马来半岛上站稳了脚跟，并通过勤勤恳恳的辛劳掌握了马来半岛上的经济命脉。
华人虽然富有，可对政治并没有太高的敏感度，他们不热衷于参与政治，更别提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代表自己利益的当地政治势力，这就使得华人变成了类似于犹太人一样的案板上肉，处境非常危险。
正是由于华人控制着马来半岛主要经济命脉，且反对派的支持者以华人居多，拿华人开刀就意味着给反对党来了招釜底抽薪，让反对派失去支持的群众基础，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威胁到长期执政的巫统的地位了。
另外一方面，华人由于长期掌控着马来半岛当地的经济，富裕的华人与贫穷的当地土著形成了较大反差，让土著们心里掀起了一股“仇富”的心理，巫统如果将他们“祭旗”，不仅可以给反对党以致命的打击，还能宣泄长期以来土著对华人的不满，且在1965年的印尼排华中（详见《1998年印尼排华，5000名妇女惨遭蹂躏，女性下体插有木棍》），印尼的做法无疑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因此，综合种种因素，巫统开始将寒光闪闪的屠刀对准了当地的华人。
1969年5月4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支持反对派的华人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支持巫统的马来族民众也上街游行，两派针锋相对爆发了冲突，大量华人平民无辜被杀，很快，暴乱蔓延开来，一场全国性的针对华人惨案开始了。
据后来幸存者回忆称：“暴乱发生时，街头浓烟滚滚，大量华人房屋、商品全部付之一炬，华人罹难后被烧成焦的尸体散落在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在这些焦尸中，有一具焦尸令人震骇万分：那具焦尸是个怀孕妇女，只见她肚子被人剖开，裸露在外面成型的婴孩尸体，伴随着母体一道化为了焦炭……”
而据当年参与暴行的土著忏悔地讲述：“一对姐妹花在电影院观影时，暴徒们突然冲了进来四处放火，姐妹花惊慌失措冲进了暴徒聚集的地方，很快，那些暴徒围住了姐妹花将她们拖入了隔壁小房间，七八个男子轮流蹂躏，事后，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胸口鲜血喷涌……”
然而，暴行远未就此结束，排华骚乱发生的当天，马来西亚高层宣布全国戒严，并调集了2000名军人及3600名警察维持治安。
但让人费解的是，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军警全部都是马来族，他们赶到骚乱现场后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乱的蔓延，反倒反倒四处开枪，当时就有大量华人伤亡者身体中弹，而普通马来人并没有枪，开枪的只能是马来军警。
可骚乱平息后，马来官方则宣称这场暴乱不过是种族之间发生的暴行，吉隆坡当地华人却回忆：
“巫统支持者聚集在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的官邸，这是一个支持马来人至上的激进分子。游行从那里出发，许多人挥舞着大刀和其他武器，将这场反击游行当成对华人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点教训”。不久，群众开始攻击驾车路过的华人，并纵火焚烧华人住宅和商店……”
从以上华人的回忆中不难判断，这起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种族间的骚乱”的问题，实则是巫统支持下的排华暴行。
在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暴行中，马来西亚官方事后公布的调查数据认为，华人死亡39人，受伤114人，但当地华人民间团体调查后却认为至少有1200名华人在暴行中惨遭罹难。
“五一三”排华风波过后，巫统党顺理成章地再度坐上了马来西亚执政的宝座，并于次年颁布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华人降格成了“二等公民，比如说，限制华人购买房屋；减少华人成为公务员的数量；华人的公司一律需要马来人成为大股东；大学中马来人录取的数量必须要超过华人等等。
由于该政策的不合理，致使华人纷纷开始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也因此一落千丈，而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倘若依旧照此趋势延续下去，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比1957年的华人占比降低一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必然会坠入万丈悬崖。
谢选骏指出：印度尼西亚固然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马来西亚大同小异，也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历史的地方；而且至今禁止华人参与国家事务，只能享受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待遇。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如此变态，因为它们都是万恶的“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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