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2020-06-05 双体实验室）报道：
提起黄宗羲，大家并不陌生。“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可以说，黄宗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网上有人总结道：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而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更是被冠以“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那么，黄宗羲真是“中国版的卢梭”？他有没有提出“中国版的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是不是民主思想，对于他的《明夷待访录》又该如何看待？请看下文详解。
黄宗羲：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
文/金观涛、刘青峰
黄宗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声韵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他生性刚烈，是有名的孝子；又曾在四明山结寨防守抗清，作为明遗民，他著书立说，至死未失气节。死时他连棺木都不要，裸葬，垫块青石板葬了算了。为什么呢？他要速朽啊，不是不朽，赶快烂掉算了。
船山、梨洲、亭林这批明遗民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有非常强的内疚感，觉得明朝在他们这一代人亡掉了，生不如死啊。黄宗羲从父遗命，拜刘宗周为师，其儒学脉络是在以一气周流为中心的心学一系。哲学家往往从儒家心性论是否纯粹，去比较黄宗羲与其师刘宗周的高低，至今争议很大。
如牟宗三先生认为黄的思想不如其师纯粹，有所下堕，更偏向自然主义一点。其实，这正好反映出黄宗羲的思想偏离了正宗的心学。刘、黄师徒都认为“盈天地皆心也”、心即一气流行，刘宗周着重气易受扰动的流动性，提出慎独工夫论。黄宗羲也是从“心为气之灵”、即心的感知功能作为出发点，但他更侧重于气时聚时散的特性。
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一理可分化为万殊，由万殊又至于一理；在修身上，他强调要从体验心的万殊来了解心的本体。黄氏强调从普遍到个别、个别到普遍的互动。黄宗羲的这种气论道德哲学，使他做出比其师更大的理论创新。
黄宗羲一生著述达两千万字，其中最著名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以及《南雷文定》等。《明儒学案》是黄宗羲梳理明代儒学史的名著。他特别重视在学术流变中，以史料证据来分析评判儒学各派系、学者各自的理据和特点。这本书狠批王学末流之害，《四库提要》评点该书是“知明季党祸所由来，是亦千古之炯鉴矣”。他的弟子章学诚说，黄宗羲的浙东之学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具有“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精神。
《明儒学案》在史学和儒学史中的地位极高，树立出学术史写作的新典范，可以视为开出此后清代史学经世之先河。《明夷待访录》更是一本奇书，书名是什么意思呢？“明夷”出自《周易》中“箕子之明夷”卦名， 所谓“明夷待访录”，可以理解为处在患难中有智慧的人，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
有人说，乾隆（清圣祖，讳弘历，1711~1799）要修明史了，黄宗羲叫学生去参加，他写《明夷待访录》是期待清帝来访问他，是跟清廷妥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认为，当然不能这样讲。黄宗羲为了使文字流传，有时也使用了清帝年号，但他终生不仕，未失气节。从另一个意义上看，《明夷待访录》书名确实有预见性，二百年后它成为家国同构体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受到后代仁人志士重视采纳。
为什么《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具有如此之大的穿透力呢？儒家论证以君权为核心的家国同构之社会组织方式的正当性，关键是移孝为忠，把父子关系推展到君臣关系。而此书中的《原臣》篇，一刀砍断了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之间的关联，指出这两种关系有本质不同，从而否定了儒家的家国同构的理论基础。
他说，臣不能与子相提并论，父子一气同血缘，子分父身而得到其身；君臣只是为治天下而产生的名分。如你不担当治天下之责时，可视君为路人；如你当官而不把治天下当回事，你就只不过是皇帝仆妾；如你当回事，你则是皇帝的师友。君臣关系中的臣之名可多变，而父子关系则固定不可变。
黄宗羲是用了气论作出这一划时代论证的。他把血缘关系定义为同气，又说心为气之灵的感知。他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气是否相通，自个儿会有实在的感知；在同气同血缘关系中，感知相通。他由此推论说，仁义礼智都是虚名，只有父母兄弟之间的与生俱来、不可分解的同血缘的亲情是实在的，儒家以此为根据才有了仁义之名。
黄宗羲论证了君臣之间跟父子间的气不一样，由孝不能推出忠，否定了忠孝同构。那么，他力破忠孝同构，还算儒家吗？当然是。儒学的本质是讲家庭伦理，黄宗羲仍以家庭伦理为终极关怀，只不过其范围缩小了，建立在基于血缘、气相通的儒家道德伦理，就只限于家内部，而不再适用于君臣关系。家仍然是社会组织基本细胞，而国不再是家的同构放大，在没有血缘关系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原则就不能再完全套用儒家伦理了。
这样，黄宗羲必须回答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用什么样的新原则来处理家以外的公领域之社会关系、安排公共生活呢？为此，他提出一套不完全同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设想。二十世纪初，黄宗羲的限定家庭伦理适用范围的思想方法可以接引现代普世价值等观念。
黄宗羲正是以一理分万殊、万殊整合为一理，以及强调人心感知的气论哲学，重新界定了公与私、君与臣关系以及如何达成公共之理，做出了最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先看看黄宗羲如何定义私和公。他说，理气浑为一体，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是未分化的公共之物，人欲则是它分散后，落到某一具体之处所而显现的，是一己之私；而天理正可由这些一己之私的人欲中得见，如无人欲，天理也无从说起。因此，道不是一家专有之私，它是圣贤的血脉散殊于千百万家。
黄宗羲指出，一己之私和人欲是由天理分殊而来的，它本身无所谓好坏。纲常伦理的那些规则，被世人当做是天地万物的公共之理，对于要穷这个理的儒生来说，就必须从公共之处去了解，他只有凭个人感知才能有所得。你们看，黄宗羲把周流一气的一理视为公共之理，这一理又分为万殊，散到千百家中的个人，所有人的欲望合成为一个公共之理；而个人感知的是非都指向这个公共之理。
黄宗羲所讲的公共之理，就是圣贤制定的纲常伦理之则，他当然还是儒家。根据这种对公与私的划分及其性质的看法，黄宗羲又是如何来看君臣关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呢？首先，他认为人各自私、各自利没有什么不妥，但对治天下者而言，其职责是要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要使天下人不敢仅私其私、利其利，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他说，历代君王都是搞家天下，私天下，不能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天下之大害，唯君而已。此乃黄宗羲批判君权为天下之大害的历史名句。
既然黄宗羲认为各自私其利是人的天性，那么，为什么皇帝不可以私天下呢？黄宗羲以尧舜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君王之位的设置，是为天下各家服务的，从人之常情来看，这是一种付出多、收益少的辛苦工作，没人愿意当君王。尧舜是深明君王之义的圣贤，当他们感到担当不了治天下之职时，就会禅让。
三代以后，历代皇帝都是搞家天下，以国家百姓来谋一姓之私，这是中国政治所有弊病的总根源。黄宗羲否定了移孝为忠，但是皇帝治理天下，不能没有人辅佐，那么他又如何重新定义君臣关系呢？
《明夷待访录》中以职责分工来谈君臣关系。他以拉大木头作比喻，皇帝是在前面唱号子指挥的那个人，臣子呢就是拉木头的人，皇帝和臣子所做的事只是分工的不同。如果臣子一天到晚只想取悦皇帝，不去拉木头，那不是最大的失职吗？设君之位是为了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才进一步设官辅佐以治之；当官的，是分君之身、分君之职而已。因此，我当官是为天下、为万民，非为君王之一姓。
黄宗羲说：“臣之于君，名异而实同”，君臣是由分工不同所得的名分，实是为治理天下；因此，不能把天下人民视为皇上囊中的私物。虽然葛洪和鲍照言（字明远，约415~470）早在东晋时就提出无君论观点，但他们否定君权的理据是以回到先秦道家的无君无臣的小社会自然状态，并没有理论创新，而黄宗羲则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谈君臣的设置，为千古第一人。
更为难得的是，黄宗羲提出了一套监督公权利的制度设计。建议你们去看看《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文字很好读。黄宗羲提出学校不仅要养士，也要教育和培训君臣；储君或天子年至十五岁便应随大臣一起到太学就读，郡县各级官员也要拜各地学官为师。为了防止君王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他主张把学校变为士人议政机构，“公其是非于学校”。为了防止学校功能变质，他提出由布衣和退任官员主持郡县的公议，如有人稍涉干预清议，诸生可共起更换之。
黄宗羲反对皇帝家天下，以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并提出以现存官立学校机构作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空前的、有建设性的理论创新。除此以外，在涉及封建、宗族、土地等制度安排的大政方针上，他都做出了分析、批评及建设性提案。
二百多年之后，黄宗羲的这些思想受到重视。清末新政，特别是在立宪的政治改革中，采取了划分出公私两个领域之二分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退到家与家族私领域；绅士作为私领域中家和家族的代表，参与公领域的各项新政，包括经济、教育改革和预备立宪。
在公领域能全面引进西方制度和各项改革举措，正有赖于打通公私领域的合法之绅士公共空间的存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公私领域的划分，对绅士参政议政的设想，虽不能与西方的议会制相提并论，但仍可以说它开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案。我们把清末由绅士主导之改革的公共领域，称为绅士公共空间。
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黄宗羲被视为中国的卢梭（法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在1903年出版的《中国民约精义》中评《明夷待访录》时说：“其学术思想与卢氏同，本此意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 钱穆先生也认为这本著作“发明民主精义”。
其实，更准确地讲，黄宗羲并没有讲社会契约论，但他提出的以家作为基本细胞，在家以外由绅士参政的政治思想，在清末可以接引西方的共和主义，既可以学习西方现代价值，又保持了家庭内部对儒家伦理的认同，成为清末第一次共和民主尝试中，绅士公共空间建构时的本土思想资源。
谢选骏指出：说黄宗羲是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这显然不对。因为早在汉朝，就有清议兴起了——党锢之祸九四因为压制天下公议而引起的——后来众所周知，导致黄巾起义和汉室完结。由此可见，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不是谁的发明，而是中国古代公议社会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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