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08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1982─1990年）





目录



引子玛雅人与中国人





第一章零点时分



一，彼岸的星光

二，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

三，《乾》与《坤》、《屯》与《蒙》

四，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

五，零点并不是中庸

六，当人倒下来的时候

七，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十，一个寂寞的时代





第二章世界是圆的



一，宇宙是圆的

二，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

三，恨是半个卧爱是半个圆

四，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五，哲学不该反对自己

六，天命是圆的

七，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

八，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

九，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

十，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震





第三章理解之圆



一，珍珠是贝类的病

二，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三，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四，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

五，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

六，近代中国的悲剧

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八，世界上有两种撒谎

九，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十，“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第四章宿命论



一，“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

二，“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

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五，诡辩家们乘机作乱

六，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

七，真诚的宿命论者

八，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

九，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

十，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第五章生存歧路



一，光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六，学者的病态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九，“相反即相成”

十，要歧路，不要羊





第六章尽性论



一，大自然的指令与“神的要求”

二，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三，“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

四，“顺乎天性”与“顺乎本能”不同

五，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

六，有“天性”，有“天价”

七，什么是“罪恶”？

八，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

九，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

十，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第七章简单的感情



一，孤独的索居

二，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

三，真理是不能引伸的

四，一缕晨光破晓而出

五，我们，不是智慧海

六，“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

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德化”

八，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

九，人众所追求的

十，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





第八章“〇”的故事



一，“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二，整体性

三，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四，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五，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六，增熵趋势的加强

七，“永恒者”

八，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九，“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十，深沉的“〇”！





第九章虚无之君颂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零点哲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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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通向零点的归途

抹掉一切，

从零开始。

一切自我而始，

一切以我而终：

我开创圆周，

我是一个零！



零点哲学也就是“全球哲学”（Glob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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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玛雅人与中国人



001



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玛雅文明在其科潘时期（公元前1000──后800年），第一次发现了“零”的概念。



这种创举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与玛雅人杰出的天文、历法、数学成就等最齐观的。但问题恐怕并非如实证家们的推理（他们的大脑因久已弃置不用已经丧失联想性功能了）那么简单！在天文、历法、数学的发展上早于玛雅文明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以及最具连贯性的中国文明，为什么对“零”的发现却如此迟钝呢？我想，这里肯定潜伏着另一种“密码”。是什么呢？我们并不能确知。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的衰颓、消失像它的出现、崛起一样神秘”的林莽文化。这也是一片文化的林莽，因为它已渺无传习的人迹了。



这里确实有一种启示？



首先发现了“零”的观念并运用“零”这一高度智慧之滴，来镌刻自己命运的民族，也以它的诞生与死亡所构成的神秘之图，栩栩如生地论证了“零”的内涵！



这种静默，惊心动魄。



谁能仁立于玛雅遗址前而无动于衷呢？这种静默激起的震惊，正是有灵性的人，在面对“零”所启示的人及宇宙命运时，发出的那种难以自制的颤栗。



002



玛雅人不止发现了零的观念，更用他们酶来明提出了那般浩大壮观的一个谜：生与死、活力与窒息、喧腾与沉默、创造与毁灭的刺目反差，何以并存于一身？



据说，玛雅人曾在林莽生活中找到一个解决森林土地贫瘠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沼泽森林的某些部分有肥沃的土壤，但不巧被淹没在水中。玛雅人修建了凸起的农田，每块有两三英亩大，周围挖有沟渠。在雨季到来时，这些土壤被冲刷到沟渠里。雨季过后，人们把沃土从沟里挖起来，堆回农田里，这样，这些土地许多年间都可以保持肥沃的力量。



这些凸起的农田、加上这个地区灿烂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构成了理想的耕种条件。玛雅人正是基于这种才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惊人稳定的文化。然而，自此形成惊人反差的是，玛雅的文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啊，如此惊人的故事仿佛诉说了人的命运几乎必定是个首尾相续的圆圈，是如圆圈，是如宇宙泪滴那般不可违拗的“●”（实心的“〇”），这实心之〇，正是浑沌的徽记：无中生有，有归于〇。



如果说，“〇”代表无中可以生有，代表诞生前的孕育；那么“〇”则代表有复归于无：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代表完满、丰硕与死亡。明哲之士在玛雅遗址前，不是来凭吊，而是起来瞻仰。看一看智慧的自我否定吧！看一看死所呈现的终极之善吧！



玛雅之零（〇），你死而不亡，留念万载。



003



实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推论玛雅文明只能终结于某种外部的、自然的原因：哪里会有一种“正常的人”自甘放弃如此辉煌的业绩！但我，却持有另艹所思。难道玛雅人真的不会出于某种内心的、宗教的原因而离开他们业已圆满的圣地吗？正如勤勉的园丁，充满虔诚地摘下那业已成熟的果实？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可以设想：他们的宗教肯定发源于某种星相知识、宇宙智慧，某种“零的哲学”呢？事实上，古代许多民族的大迁徙（这导致他们离弃了发祥的“圣地”），正是源于对先辈圆满业绩的虔敬，也即源于对亡灵的深刻恐惧。这种已被人类学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表明“零的意识”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植于人性之底层！到一定的时侯，它就思索“通向零点的归途”，它就发出“抹抹掉一切，从头开始”的欢呼！



零点意识，决不如功利之徒所臆测的，仅是一种“创造冲动”，事实上，那是发轫于面对宇宙圆周运动时的认识！是对地球上春生、夏熟、秋收、冬藏──这一环形运动的皈依和礼赞。



004



玛雅人和中国人曾经有过广泛的联系。早在史前时期，白令陆桥和后来的白令海峡冰道，就在太平洋之东西两岸这两大黄种人类集群之间，分享某种共同的种族遗产，分享不绝如缕的联系。进人文明时代以后，许多迹象表明，这些联系进一步步增强了，间接的陆路加上直接的海路，形成了双轨制交往。现在，为了深入研究这些联系，甚至设立了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叫做“泛太平洋文化研究”。研究者们提出许多证据，说明太平洋两岸早在哥伦布之前两千年，在《山海经》时代，就有了文化上的深刻互渗。有的学者更指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国”，即指墨西哥与玛雅文明。而“扶桑”，则被推测为仙人掌类植物。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形成了一个新概念：“玛雅──中国连合体”。学者们还把这个原始时期就已形成的连合体，与文明时代以后形成的“两河──希腊──西欧连合体”作了比较。指出后者是在某种世界规模的、普遍的“玛雅──中国连合体”类型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只是由于后者独特而顺利地完成了由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由农业灌溉文明向商业交易文明的转化，才开出新世界的雏形。而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知识，玛雅文明似乎更最与的中国商代近似而与周代的文明相远；但位居东海之滨的殷人，不正是某种半海洋性的居民吗？他们不同于来自西北内陆腹地的周人，他们是“太平洋之子”。只是，玛雅人用以表达“零”时概念的符号，却成了问题：他们所采用的贝壳图像，该是死亡的标记，而非生命的象征（如蛋形的“〇”）。而贝壳起作为符号在古代中国，却是表示“财富”的。





005



玛雅文明的地缘，一边是加勒比海，一边是墨西哥湾。它像〇一样伸出并孤立在茫茫海上。这种地缘，与希腊半岛颇有相似。而与它隔海相望的古巴，像克里特岛一样拱卫着它，大安的列斯群岛像爱琴海诸岛一样星罗棋布……无独有偶，在玛雅文明流布甚广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与商代文明的发祥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日本同源的东夷民族的聚居区），在地缘上也不乏相似。对渤海来说，朝鲜尤其是日本就像古巴和克里特对美洲和欧洲那样重要。



玛雅人历史悠远。在古老的传说中，他们的历史纪元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个洪水时代的末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113年。我们注意到，这比连接中国历史纪元之初（夏启时代）的最后一个洪水传说时代（鲧禹治水年代）的下限公元前2205年。还要早出908年！



玛雅虽无中国这样丰富的文字记载，但它的石雕与建筑却在那里，指示着一种现代人特别匮乏又特别需要的精神。



006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雨神和土地保护神恰克，是至关重要的主宰力量。恰克神与通天的宇宙树关系密切，在这种关系中，所呈现的五色主五方的观念，与中国人的五色五方观念是颇为相似的：



红色恰克位居东方，东方是红色宇宙树。



白色恰克位居北方，北方是白色宇宙树。



黑色恰克位居西方，西方是黑色宇宙树。



黄色恰克位居南方，南方是黄色宇宙树。



青色的宇宙树矗立中央。



在四方宇宙树上住着四位恰克。



他们那里各有一个巨大的水罐。当恰克将罐中之水倒下，世上就下雨了。而在中央青色树的树荫下，则有一天堂，居住着天堂之神伊什塔布。



这与中国式的“东为青龙，西为自虎，南为赤雀，北为玄武，中为黄土”的宇宙模式，仅有方位与颜色的配置上的错位。



“玛雅──中国”的自然世界观，正可以医治骚动失序的现代精神之痼疾？



007



古代玛雅人发现的“〇”，将在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区别于东汉以前的纯粹的“中国本土文明”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明”）之中，成为哲学？







第一章零点时分



一，彼岸的星光



008



彼岸的星光，使此界的坎坷成我神秘，令此刻的黑暗变得庄严。



009



一九八九年岁末一九九零年岁始之间那一个子夜的钟声！你是业已破碎的人类对残忍诸神的祈祷？还是无情的命运对啼哭中人类所颁赐的神谕？



子夜的钟声！你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分响起来了。当当当当……幽深漫长。



010



在中国的传统中，新年的来临是由爆竹的破裂声宣告的。“碎碎平安”音谐“岁岁平安”，成为中国人智慧的谶言。



在对这种习俗的解释中，通行的说法是爆炸发出的声与光可以驱散经年的邪气，可以破除人的孤独。但是，这爆炸的动作，难道就真的不曾受到“以破坏为生命之源”的思想驱使吗？



中国的爆竹，在黑色幽默的意义上要比欧洲的炮火富于更多战争精神！这不是人间意义的战斗，这是宇宙意义的革命。



011



零点，于是成为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和审判官。



零点，于是被描绘成最神秘的时辰：旧的太阳与新太阳正在交合。



谁说零点是远离太阳的时刻？零点其实对时空怀有最强的期盼。



不要为零点哀歌，而要为零点击鼓！



012



子夜，你是漫长的。子夜，你是短暂的。当人们肩负子夜时，它显得那么长；当人们回眸子夜时，它变得那么短。唯其长，故须坚忍；唯其短，故须珍爱。



013



好啊，零点。你到底来临了。



人们燃放爆竹欢迎你的来到。这是出于欣喜？还是出于疑惧？



零点。你到底来临了。



在这刹那间，时光仿佛凝固了。千万年的秘密，在此刻豁然洞开。



你是一个终结？还是二个开端？



零点。你在每一个心灵都没有预见的地方悄然降落，像一个游荡的大巫，又像一位载驰着命运的传令使──你来了！带着人们想见又怕见的一切。你的鼓声震撼大地，锤击人心。



014



零点！



现在，正好零点。



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好啊。



015



零点充满了永恒的意味。



它像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充满了一切，又消解一切。



它不是一切，它生成一切。



水晶球……



硕伟的圆点没有线，却包容了所有可能的轨迹。实与虚的，一切的一切。



016



零点！



人们说你是最黑暗的时刻。在你的脉息中，万古被缩成一点。



在你的影与响之间──生命仿佛被凝固了。



但这不是真的。



零点！



你是万古水流间的瞬息停顿，你是千古行文中的标点符号。



在你的怀抱中，生命获得更新，在你的步履间，万象获得节奏。



零点！你是送往迎来的信使。你报告平安也预见灾异。你是那么冷酷无情，又是那样仪态万方。



017



零点──子午之线的交合点。一刹那间，子与午，浑一了。





二，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



018



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在他们的语言中，“子”和“午”虽属两极，但“子夜”却具同一涵义！这惊人的反逻辑，不是出自日常的谬误，而是哲学的思虑招致的明晰：昼与夜，黑与白，光与暗，寒与热，喧嚣与寂静，怯懦与勇毅，在零点获得了归一！



019



由于零点的生生大德，子夜与午夜皆化为不夜之子了。



零点，终于消解了夜，使夜成为昼母。



在古代墨西哥神话中，大神Ometeotl兼容了二性，他既是众神之母，她又是众神之父，他是万物的主宰，她是万象的本源。他，夜一样无从窥探，她象风一样无从触摸。这是人类浑融未分的思想，这是〇的礼赞！实际上，二性至上之神Ometeotl不正是处于子午之际的零点吗？



020



零点时分的雾，无边际、灭尽想象，使人迷惘。



它的迷惘在于，它包含一切运势，它拥有一切可能，它却什么也不是。──这只是因为，它在人的理解和语言能力的彼岸！



021



一个零点，意味着一个明天，意味无数个明天。一个零点，不仅意味着一个“1──23点”，而且指示着一万个“1──23点”。



022



啊！零点之雾，我们该如何感谢你。



三，《乾》与《坤》、《屯》与《蒙》



024



《乾》与《坤》、《屯》与《蒙》、《需》、《讼》《师》与《比》……以至《既济》与《未济》──《周易》序卦中的每一回复卦，都不是简单的“七日来复”，而是宇宙循环在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里的展现！从时间发展的弯度看，每一卦，都构成一个半圆；每一对复封，就构成一个整圆。而整部《周易》用以涵盖宇宙万象的六十四卦、三十二对复卦，实际上就呈现了一个更大维度的“圆”。此圆并非终极，故此大圆之绝笔，乃书之以“未济”。“未济”的徒劳，又是与“乾”元的日新相衔的。易卦的排列，可以有两种程式，一为方形的（即8x8），一为圆形的（即首尾相衔）。但就象数而言，则只有一种性质：圆。圆之又圆，或现之为方。



025



用零点哲学的观念去阐释《周易》、用《周易》的系统去丰富零点哲学，在这个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哲学之精髓──这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时代感。



026



当子夜的钟声旋还不已，震碎了潜龙的耳鼓，你能说这仅仅是悲剧吗？



一切圣乐，都是在旋还中见真情的。因为人心是圆的，人心几近于零。



027



《周易》是这样给零──加冕的：



元──亨──利──贞。



元，至大至要之体，非零莫有。



亨，至顺至通之运，非零莫归。



利，至明至机之境，非零莫得。



贞，至正至恒之德，非零莫属。



“〇”，圆形，在一切运动中保持立于正、动于贞的姿态，故贞。



“〇”，圆形，在各种地形间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移动，故利。



“〇”，圆形，在不同时运里优游自如，趋归自然，故亨。



“〇”，圆形，在宇宙浑一的阴霾下独自悬明，自足自在，故元。





四，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



028



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也就是说那种产生、安排、维护宇宙每一组成部分的自然影响力……它不再是至高的“天帝”，不再是公正的、全能的群神之首和万物的仲裁者。在中国人的著作中，人们见到的只是精心炮制的无神论和所有宗教崇拜的异化。（引自李明：《中华现势续录》第二卷第181页）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



029



“可见的天与作为万物之理的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体、用概念间时关联，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基督徒区分创造主与被创造物一样，带有根本性的意见。”（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从这种意义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当断其为中国文化之衰与基督教文化侵袭的结果！因为，张氏把不可分割的体用，给分裂了。



030



“中国人对创世毫无所知，不相信灵魂永存，分不清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除了想象后者要迟钝些和前者精神些。他们不承认天使和单纯的圣灵，只承认物质的和肉身的……他们不承认天国和地狱，不承认来世的惩和赏，因为他们相信都会灭绝，他们对任何东西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利安当：《论在华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第76页）



中国哲学不是“不知道”和“分不清”，而是“拒绝承认”，是“相信另一种原理”──依据那种与万物合一的神人观念，他们“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



这就是零点的所悟！



031



而希腊文化则过份夸张了这种违背零点哲学精义的思想：它向听众指出人生面对的巨大选择──永久惩罚或永久幸福，其后果之严重实际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担戴得起。基督教就利用这不知所措的状态（人人都愿意追求快乐，但又怕承认快乐之后的严厉惩罚）来加强人的焦虑，使人要么遭到肉体的幽闲，要么受到良心的威胁。结果是把尘世的快乐变成了尘世的磨难；再以此与天国的永福作比，来增强人的由衷不满。最后，通过宣布人的灵魂与人的肉身的两重性，戏剧性地分裂了人格本身！



与此相反，零点哲学是来指出人的现时性、共时性与混一性的。它拒绝对“现在”作出超乎现在的说明和许诺。它明晰：任何许诺永远都只是“现在的许诺”而已：“兑现了的”许诺不再是许诺，且无一合乎原先的许诺！它不仅拒绝从时间上分裂人；而且拒绝从空间上分裂人，如把人分裂为“灵魂”、“肉体”或诸如此类。它也将撇开现代流行病──把人集团化（阶级化、民族化、种族化、优劣化等等），并据此加以异化；而直接洞悉人、理解人以致最终地爱人如己。只有混一了人，才能爱人如己？



032



零式的纯净，正是《旧约·创世记》所描述的伊甸园里的原人状态。是比一切神学教义都更根本的纯净状态。



伊甸园里的风情，并不是亿万之富，而是零点之富。



033



当亚当和夏娃相安无事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她也不是。他与她相加也不是“二”或“双”。而只是零。一片真。而当他与她互相滋扰时，零的状态打破了，于是，“一”生了。这“一”就是毒蛇，是魔鬼撒旦。



是撒旦引诱人堕落？不是。如果“一”不从“零”中破裂而生，如果人不恶念萌动，魔是无以乘隙以入的。只是当“〇”被破毁，“一”脱颖而出之后，魔物才内化为魔欲的。结果，“人”的发展再不仅仅是“一”与“二”（夏娃与亚当）而是“无数”。无数的罪与罚，无数的传奇与故事，无数的忏悔与赎罪。





五，零点并不是中庸



034



零点并不是中庸，但也不是反对中庸，零点只是顺于自然而已。中庸是一人为的零点（“伪零点”），零点是一自然的中庸（太极之神）。



035



每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无一例外地首先投射在它们的历法之中。也就是说，投射在对天体和自然律的感应之中。历法因此浓缩着人对天人关系的观念。为什么各个民族都在它们的历法中把新的一天的启始定在夜半时分呢？显然，这已经包含了对“零”的无限生育力的巨大期待。包含了“有生用于无”认识，某间自然浮现出有关最生与死自觉意识。这意识宣布：死亡是生命的开始！



036



零是子宫。



零不是生命，但它孕育生命。



少女的死亡当然是令人悲泣的故事。



然而，少女若不变成妇人，新的生命又从何诞生呢？



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学会体外受精和试管婴儿的时代，况且，它的观念比它的技术更缺乏准备，人体以外的孕育。所以，新生命的降临无一例外地要牺牲掉“诗人之恋的对象”。为了义无反顾地前进，勇敢地牺牲掉“对过去的留恋”吧！



037



只有婴儿才能理解垂死的老人。所以，老人特别喜欢婴孩，他多渴望重新变成一个新生儿呀。



038



告别了浪漫时代的文明，是这样一种山谷状态：没有语言与歌，只有受伤者的嚎叫，绝望者的哀鸣，胜利者的狂笑与喊杀……尽管这些太嘈杂也太刺耳，但显然仍与动物世界的声音截然有别──这毕竟也是一种文化呀！我们的人类的高明设计师与建筑师们，伤佛在做着砂土游戏。砂土游戏和摩天大楼的建造甚至和真正艺术品的完成，需要类似的动机和相似的能力，不同的只是它的“社会效益”只是“零”。



但是，难道这“零”真的等于“毫无价值”吗？不。砂土游戏是一种宣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它是巨大设计的助跑，是人类理想的晨曦？──你能用一种行为的社会价值去圈定它的全部价值吗？你该以成败论英雄吗？



039



人们都盛赞分娩，说这是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谁又曾看到这种分裂（尽管它是“生长中饱分裂”）带来的”两无之境“呢？──旧有的一块，在分娩或类似分娩的运动中都永远破坏消解了；而新的生命，却还在沉睡之中，仿佛永远也醒不过来似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在捕风！”这虚无主义之歌，用来形容分娩或类似分娩的历史撕裂与文明抽风，再是恰当不过了。因为它所成全的，是那么遥远，而它所毁弃的，却如此切近。



040



悬浮的列车是最快的；悬浮的心却却是最慢的。



041



你想让一个人的思想张力达到空前水平吗？那么，请剥夺他思想活动以外的一切活动！



042



当人们高声颂扬业已作古的英雄人物时，有多少人会在片刻间想到英雄们临死前的痛苦呢？！



人们需要的是用一尊偶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于是便把英雄的苦难变成了有用的美德。教徒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于是欢呼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样的信仰里，是否隐藏了人性中最卑鄙的利己性？



043



不论是神性英雄还是凡夫俗子，他们勇于牺牲的动机不是由于胸怀更大的目标，就是由于逃避严厉的惩罚──来自神的或来自人的──结果，其行为的后果却消解了目标的载体和惩罚的受体，这真是不无讽刺意味。英雄的冒险与儿童的冒失，难道真的没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吗？



044



他所进行的事业越是巨大，他实际参与的那个神话也就越是被夸张得无以复加。在如此规模的瞒天过海之下，他的幻灭之际也就越被延迟，他被证明为无能和无助的日子，也就越是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需要，正是许多伟大的发明赖以诞生的内在基础。──“向着伟大的目标，以便躲避琐屑的人生。”他说。



六，当人倒下来的时候



045



当人倒下来的时候，也许更真实地认识到“人之本质”？



在死亡面前，生存将洞开其毫无意义的本来面目。除非你能够相信──生与死，像光明与黑暗那样交替进行。如果光明仅仅只能亮一次，就永远沦入黑暗，那光明又有什么终极意义呢？



──这样，便有了宗教、哲学和爱？



046



从功利的观点看，人生充满了可笑的错误与惊人的浪费；但从审美的角度看，每一个错误每一次浪费，都是一种宝贵的体验！



047



只有当我把生活（宇宙、人生等绵延之流）理解为一片虚空时──我才有余力去想象它是实存的！



人生，进一步，座上宾；退一步，阶下囚。



座，就是未知之星，神秘之云，也就是人生的希望与抱负等等。



阶，就是名利场中的官阶、商人脑袋里的算盘格子，是社会的关系与负累。



048



在一场毫无取胜之望的战斗中坚韧不拔，才是勇者中的勇者。



那样，他只是为了保持一种良好的风度而战，也就是为了完美的理念，而坚持不懈的。



那样，他已经超然于功利之上，而把战争本身，当作一场趣味盎然的游乐，；而不再斤斤计较，仅仅把胜利贬低为“劫夺掳获物的一场盗窃”。



恐怖和希望、思念等心理活动一样，是一种必定要消耗大量能量的活动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当恐怖和希望、思念等心灵骚动都达到其高潮之后，必定会迎来一个相对宁静的低潮期。随着郁积的能量之耗散，一切激情突然间难以置信地平复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好像那阴影那阳光那泪水纯然是一个梦……与“形容枯槁”十分相合的，是“心如死灰”。死灰，当然是平稳寂静的。它既不必存希冀；思念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飞往何处之天涯，但反正已与“我”无缘了！



──这是否表明，在心理、生理诸相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个物质原理，是是那个“无情的情人”──生物现象？



049



要知道，再年轻的人物照片，只要褪色模糊了，就变得无限衰老，仿佛汉墓中的出土定物。再美好的往事，只要模糊褪色了，就成为陈腐不堪的，你不再能抓住生动的细节，只觉生命的徒劳无益。



为什么许多人拼命地、乃至“忘我地”、“无私地”忙碌在某些事务性的游涡里？实际上，这种奔忙乃是为了忘却“老之将至”的大惊恐！



奔忙比之思索，省力得多又收获得多，何乐而不为之？这不仅出于功利之计，还出于内心的恐慌：因为，正是在省力而又多获的掩盖下，你的衰老被“淡化”了、因而仿佛推迟了！你的业已趋缓的心律，又开始健旺地运动起来了！这种人为的“年轻化”，可使老朽也红光满面，“箭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怪不得人们都对这套健身术乐而不疲呢！这就是权力的春药和杀人的荣耀所刺激起来的集体主义！？



050



每一种仪器，都似一种感官为基础，为“本体”。而每一种官能（包括脑的与心的即理智的与情感的官能）都构成了感觉世界的一要素。不同的要素相乘，就会得出不同的世界。



逻辑是一种文化，而“规律”无非是逻辑的延伸及外化。所以，什么样的文化，发现什么样的规律！



051



越抽象的东西，才能越接近真实？



052



人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大，以致互相攀比除了是一种心理的和言语的游戏之外，几乎毫无意义。但异化了的世界与文明却向人作出了无限的许诺，使人产生极度的错觉、以为自己什么都是，甚至是一切，是一切美丽绝伦之物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永恒的，可以像基督（那样也就是像上帝）那样美丽的！



这样，每当他看到别人万一真的优于自己的时候，就好生不乐，就格外“敏感”！原以为天下之美之幸运之能耐尽在于己呢，现在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焦虑生焉！



人啊人，甚至连看到野生动物的快乐，他都极欲分享，都会嫉妒眼红呢。他既要人的文明，又要动物的逍遥，还说什么逍遥是什么文化的模式呢！真是一篇动物庄园里的领袖寓言。这厮既想毫无保留地攫取欲望，又想获取他人的美誉──这个幻想着面面俱到的宠幸之星！这样的错觉，怎能不使这人沦为可怜的东西？



但实际上，他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七，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053



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大概莫过于一只强健的猫，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被满满一屋子发了狂的老鼠，活活咬死了。



一位劫后余生的见证者曾经说过，“目睹一个高贵而优秀的青年，损丧在一群庸碌的老人之手，必不可避免地促使见证者产生了对于世界的厌恶和对于宇宙的怀疑。在这种灰蒙蒙的浑沌中，我终于想起了基督和他的使徒们──



他们，这群古代文明的腐烂中迸裂出来的生命精华，竟然在类似的绝望中完成了那么深刻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把命运的遗弃一变为上帝的祝福！从而把死亡变成了复活与永生的准备，也使被损毁的天才成为永生的救主。由此，他们将“对世界的恶心”（这是目睹刺眼的悲剧而不可能不发作起来的旷世情怀），升华为拯救的热切。阿们。



他们是多么超越的人！超越，只能是心性的。没有最低限度的超越精神，你怎能理解这个令人毛骨耸然的世界？尽管这种令人作呕的本相常被窃贼们小心翼翼地隐藏着、文饰着；否则，你就无法拥有使人得以生存下去的起码条件。



超越是一种幻构！因为幸福有待于无待！！



显然，超越也有待于“非超越之境”。



054



“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是的。



但群体的、民族的生命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各种人间事业的寿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死亡是终极的、不可跨越的？──这一“科学的认识”，已构成了一切现代世界观的共同基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皆源于此。民主主义与集权主义，皆源于此。现世主义与出世主义，皆源于此。现代享乐主义与现代禁欲主义，亦皆源于此。



从这种“科学的认识”中，生出了无所返顾的拼死冲力！



这就叫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自然”。



认识（“世界观”）是道，生存状态是“一”（同戴一天），生活态度是“二”（彼此对立），人的精神是“三”（参差不齐），人的文明景观所组合的世界是“自然（这多具讽刺意味）”──现代世界的一切绝望和疯狂，都来自这种意义的“自然”！



055



“人生是空虚的”、因为“金玉满堂，莫之能保。”金玉质地的尚不能保，何况血肉形成的人命乎！何况一切人所贪恋的过跟烟云乎！《旧约·传道书》则从“事业”（而非占有与物欲）的角度，论证了相似的思想：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益处呢？”



这种“颓废主义的风论”却给了我一种启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的人，生存于世，唯一有持久意义的事，大约也就是留下一种“风度”，即在常人极易丧失风度的险境之下，依然保持风度──那种高雅，那种尊严，那种“为了风度而风度”的精神！是它，写出了人生的最佳韵味，写出了人格的极境！而当一切存在与故事，烟消云散之后，这风度将成为最后留下的珍宝。正像海中的生灵死了，留下了五光十色的贝壳。你能说这贝壳不美，毫无意义吗？死亡所造就的珊瑚礁，甚至形成岛屿和大陆架──嘲笑了山岳的无能。



这空虚的风度啊，它能消灭幸与不幸、穷与富、潦倒与发迹，辱与荣，甚至死与生之间确凿存在的差别，从而把世界的形象根本颠倒。这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十字架上的奥秘”！



056



人生的诸多“目标”，实际上只是激励人前去运动的一个定向仪、定位器罢了。因此，任何“目标”一旦达到，它原先的功能、价值、意义，立行失去。



活着的人需要活性的运动，因此，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系列不断翻新的目标！因为生命在动态中，运动不断更新，所以目标当然处在不停顿地易转之中。这不是什么病态的多变，这是“人心不古”的生物学基础！



你热爱生活吗？热爱。好的，那么你一定经常轮换自己的目标，向新的领域冲刺！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十分高迈，很难企及，他就难免失去了新探索新尝试的大量机会，从而给人“墨守成规”、“一条道走到黑”的印象？他因此就会被指责为“厌世者”。因为他竟然放弃了生活的精华──喜新厌旧！对此大罪，如何赎还？



057



──世界、生命、人类，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是乱糟糟的；如果一切都是整齐，井然有序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八，世界既不好也不坏



058



世界既好也坏，对冲之下，世界是个零。



意义，只是一种文化！如果人们返朴归真，一切意义便会失落。



意义死了，便只有欲望留下。



059



有什么样的欲望，便有什么样的神！所以，便有了爱神、战神以及死神。甚至连死也是一种欲望！否则就无法想像“死神”是从哪里爬出来的。



060



人欲无止境，所以便需要理想、道德、操守、毅力、事业、努力、牺牲，以求得心灵某种心灵的休憩想：一个极端为另个极端，提供了平衡的力。真正强烈的欲望往往是心性的，心性的冲力需要以心性的冲力来中和。所以，即便是为了下一阶段的纵欲，也需要理想主义的禁欲，所谓休生养息是也。



061



没有不能忍受的，也没有无法忘却的──这就是人！



062



过去的哲学家说：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它实际上是在那遥远的天际，闪烁着神奇的星光，我们可以望见它，却难以抵达并行走在它上面。人的使命，仿佛就是怀抱对它的坚定信仰并尽全力开辟一条通向它的捷径。



零点哲学说：这条遥远的路并不存在；因为，只有你站立的地方，才是你的路！除此之外，你应放弃对于道路的一切奢望与信仰！



我们站立的地方，才是我们的路。除去这条形微迹隐的道路，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一切道路的始点与终点，是一切思想的摇篮与墓地，是历史的枢纽和宇宙的风眼。但它也毫无声息吗？它也不著印迹吗？它也是无始无终循环往复之圆的一部分吗？



是的！



我们辐射着的目光，生命的世纪之圆！



063



哲学，曾是“卫生的方法”。它的功能在于寻求心理平衡和身心平衡。──这是现代心理学多方研究而后得出的一个“公理”。



零点哲学，与圆的沟通、渴望回归自然的状态，正是源于──抗拒现代气候中那无孔不人的压力。新一代人，手持零点哲学的圆形宝镜，观照自然，协调自身，平衡日益恶化的现代气候。零点哲学，正是大工业文明下迟早要成长起来的“精神医学”。



064



零点哲学诞生在中国，是极为自然的。哲学原是语言的延伸、文字的完成；而一个中国字，恰是一个完整的意象，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自足的封闭的可以实现循环的系统。“〇”的思想，正是对中国语言（它是单音的、一音一义的）、文字（它是象形会意的、非线型的）、文化（它以循环观念而非以直进观念为核心观念）的颂扬。它鄙夷欧洲式的线型进化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它对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的关注，大大超过对宇宙空间探检的热情。零点哲学，是一种成熟的智慧。是一个民族以其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提出的。



065



零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自“对轮回之苦的畏惧”。



它是对轮回的摹绘，它是对轮回的颂扬，它是对轮回的消解。



它如何能面对轮回而无动于衷？它又如何能面对轮回不无动于衷？



066



零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发自“对宇宙节律的期待”。



它是对节律的点化，它是对节律的讴歌，它是对节律的还原。



它如何能面对节律视而不见？它又如何不对节律听而不闻？



节律──轮回；轮回──节律。



节律，一小轮回也；轮回，一大节律也。正是在分与不分、亮与不亮之际，我们听到了零点的消息。



零点哲学，又是某种“死亡哲学”。它教人如何面对死亡和一切类似死亡的困境。它源于濒死感，并力图战胜濒死感。



067



每一块地方都有它的逆境。每一个瞬息都有它的绝望。“逆境的美德”是人生之宝，对任何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来说，“逆境的美德”是没有机会消褪的──他不断回归零点，他所吟诵的零点哲学，不就是一种逆境中的沉思吗？



068



零点哲学的“双重结构”：



（一）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各个时代的“真理”。没有普遍的或“人类的”真理，只有特殊的或某一群人的“真理”。



这是本体论、历史学、世界观。



（二）寻求我们的和当代的真理，巧妙和牢牢地把握住它的具体形式。



这是伦理观、政治学、社会分析。



069



零点哲学是青年的哲学！A，〇是种子。B，〇，承前启后，无中生有。C，青年的命运是典型的“一切从零开始”，是创教者。D，青年对生物遗传和文化遗绪都有所承袭，但他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个自成一体的存在。E，截断，是承袭的另一种样式。







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070



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却日益走向青年。



只因越来越失去了对某物（如青春）的把握，你反倒越来越能够深入体认它；而只有新的体认，方能结束过去，开阖未来。



071



许多伟大的宗教与哲学，都充满了对青年的零式期望。



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能进天国。”



老子则对“婴孩”的浑厚生命力，颂扬备至。



甚至连盂轲老夫子，也对“赤子之心”充满敬意。



在世俗生活的领地中，“有”是一种财富，任何财富都必定体现为“有”；但在精神生活的神圣中，“没有”却是比“有”更重要。“没有”可以变出“有”来；而“已然之有”却常堵塞了通向“未然之有”的新路。在此，“有”比“没有”更危险！



我看到，许多有希望的生活，不是断送在“没有”的匮乏中，而是断送在“有”的充实里！例如，疯狂的工业文明之“有”，打乱了人赖以存活与幸福的生态系统；而唯独消解这无耻之“有”，方能免除人的最大危险。



072



新的创造，已经成为精神人物的别无选择的希望与出路。



就此而言，“失败的试验”、“无意义的创造”、“疯狂的发明”、“令人诅咒的真理”──都是具有丰富意义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间会使失败本身，变成胜利的象征，甚至是胜利事物的本身（这种领会比之“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提法要深刻百倍）！它使无意义的失败，变成满是含义与影响力的体验！它令疯狂的堕落，变成升华的前奏，甚至那令人诅咒的恶魔，也因人生的流易，而化为吉祥天女！甚至雨神的唾液，也成为农人不可须臾离之的甘霖……





073



天才之慧，在常人梦想不到的时刻，熟落在常人梦想不到的地点：开出常人梦想不到的花，生出常人梦想不到的果实。



请不要用“现在”去否定“未来”及其一切可能性吧。在这点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很有效地教训了“满大人”的野蛮朝代──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甚至有害的“宗教”、“科学”、思想自由──终于化作“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了沉重压制的清廷大门……



074



对艺术而论，“新颖的就是好的”。潜在的价值则要高于已经验证的价值。艺术的表现是如此，就思想的运动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的研理又何尝非此呢？生活、体验、科学、制度、战争、和谈、幻想、爱情……哪一样不是潜在的价值要大于已见的价值呢？



多一层新颖，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可能，就出示了一条道路！



新的道，自有新的景观；新的气象，自有新的刺激以致新的生命。





075



思想，也是一股气；思想家，就是一个气场？



076



一切创造能力的共同命运是：它源于自我──即某种特殊的性格──又回归于自我；它仿佛一个征服世界的无敌勇士，绕了地球一圈又回到了故乡。啊，这是精神闪闪的故乡。



一切创造能力又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它是特殊性格的外射──因此归于自我是无可回避的。否则，它本身就会变得前后矛盾、支离破碎。为了自我的完整性，它不得不囿于自我：它是一个无所突破的“圆”，一个自我封闭自言自语的系统。





如果文化、社会的整体要继续前进、随时代而易进的话──就必须保护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循环！以便超越这一循环、整合这些循环。



创造型人格是历史的导火线。创造，不是为了无谓地烧掉导火线，而是为了显示人格后面的支持性力量，以宣泄宇宙的幽愤！



077



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义学说的最大谬误，不在于他们宣说了“世界是虚空”──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什么“虚无主义者说世界是空虚的，因为他们自己是空虚的”之类，全系悖论。实际上，这位牧师的儿子要说的本不过是“恰恰是人──即创造者──填补了世界的空虚”，但他的表达却把他的思想给毁了！



虚无主义的真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幻的前提上：“世界是实在的。只是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它，所以世界终究是虚空！”



但谁曾深入思考过，使人悲哀、颓唐的并不是“世界是虚空”的结论，而是“世界是实在”这一前提，以及由这一前提而暴露出来的推理过程：“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世界。”是的。这才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击揭示了人的软弱和人的处境的根本无望，也揭露了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主义的谬误：如果世界之空虚仅仅由于人无法把握世界的实在性，有关“虚空”的命题岂不纯属主观的臆测？！



由此判断，虚无主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羞羞答答的实在论；因此，它实际上很不幸地使自己堕入了自暴自弃的颓废和沉沦。



打倒虚无主义？但虚无主义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我们的零点哲学，建立在与虚无主义相反的基础上：世界的实在性是自相否定的“〇”，是既有正值又有负值从而达到既无正值又无负值的平衡态：“零”。



我们生在零之废墟上，我们埋在零之废墟下。



除此之外，我们只有自己而已。



078



生存状态！──因此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所谓生存状态，也即活得是否健旺，是否充满一种本能的美。



宛如动物的皮毛在阳光下闪光？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自足的，仿佛进入了无我之境，因而很难干扰了。



但是，竞技状态作为人生的又一要义，却是靠不住的。



所谓竞技状态，不仅指生理的，也指心理的，它是马在临战前的扬鬃奋蹄，是猛兽在草丛中虎视眈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外界激发而产生的“心潮逐浪高”。因而，它可以被扰乱。



生存状态是内在的，竞技状态是外在的；二者仿佛不同轨道，但还是分离、对立，并互为补充的。如生存状态不好，则提高竞技状态以补充之；而生存状态好了，竞技状态可能反倒一般化了，平庸了，乃至进入麻痹之境了。









十，一个寂寞的时代



079



一个寂寞的时代。晨星寥落，朝阳还没有升起来。



一个漫长的时代。忽生忽灭，像垂死的龙左右摇摆。



一个沉闷的时代。孰能遁世？栋梁在地府的深处沉埋。



080



如果说语言已经构成了现代人类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没有恰当的对话者，将是多大的落寞、多深的无聊、多么剧烈的心灵疼痛！



虚空中最大的虚空，就是在看不到星光（尽管你已预见到满天星斗的动人场面）的处境中，也得不到语言的慰藉；于是那布满弹孔的心，甚至连找个支点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也永远失去了。



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生在充满灾祸的时代，人们已习惯于把坏事与好事等同看待了。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好坏一片混浊──以此自慰，以此睁眼瞎，以此神情麻木地渡过这深渊！



从语言到语言，已成了不足月的软骨症患者们的通病。我们还洋洋自诩，把从早产的经历中带来的病胎叫做“和平主义”！这简直是对人性的污蔑。在这种污蔑中，他们把“罗马的和平”与“犹太的和平”划上了等号！把秦的荣耀与六国的屈辱等同而视！



从语言到语言的早产行为，是一个太小太小的圆，它只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句号，一颗中国式的空心菜。它远远够不着历史上的圆周运动，它不配？



81



没有比这更能写出哲学的风度的了：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



没有比这更能写出哲学的事业的了：



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怅怅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没有出这更能写出哲学的悲哀了：



银云栉栉瑶殿明

宫门掌事报六更

花楼玉凤声娇狞

海绡红文香浅清

黄娥跌舞千年觥

仙人烛树蜡烟轻

青琴醉眼泪泓泓

（李贺）



“剑光照空天自碧”一句，写尽哲学的功能。



“酒酣喝月使倒行”一句，写尽哲学的狂诞。



“青琴醉眼泪泓泓”一句，写尽哲学的无奈。



082



他做了一个梦：他穿过一座宽敞、明亮的“筒子楼”走廊，走廊两旁的每一间房里，住着形形色色的年轻夫妇，做着形形色色的事，那浓郁家庭气息使他着迷。……每一间房门都敞开，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走动，甚至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这使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幽灵。笔直的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没有门的洞口，他看见洞外那蔚蓝色的天，一片耀眼的虚空，殷切地召唤着他。他多想走得稍稍慢一点啊。但他知道，他必须旁若无人地走过这条方形的、线形的“甬道”，而且不能显出丝毫犹豫！世界留给他的，只是那片眩目的、一无所有的蔚蓝，还有，那甬道尽头的圆形洞口。那时刻准备把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吸出去的洞口。



弃方从圆，离却线形的道路，而跻身广漠的空间，这就是他的宿命！





083



以此彻悟为新的起点──



远眺：朦胧的秋月。



明赫赫的地火仿佛幻觉。



加映着一枚烟斗的红光，



那是一束失而复得的思想：



只要能够看见的地方，就可以抵达。所以，人能登上太阳，驶入银河。



只要能够思索的观念，就可以物化。所以，灵魂可以见到上帝，参拜众神、目睹“〇”的盛况！



084



北京，充满神秘启示的地方！



北京，深邃而幽远的精神保留地！



你是中国的精华。如果你哭，中国就泪流满面；如果你笑，中国就欢欣鼓舞。





第二章世界是圆的



085



一，宇宙是圆的



宇宙是圆的！天体是圆的！人自然是圆的！甚至，连我们每天踩踏的大地也是圆的！所以，人们便称它为“地球”，尽管，这称呼与他们的直觉（大地是一板块），本不相容。──不论你的感觉具否发现，世界都是一个伟大的圆！



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圆鼓鼓的。水滴是圆的。太阳呈圆的。火光是圆的明亮也是圆的。树盖是圆的。花朵也祟圆的。甚至连杂草与灌本丛，也莫名其妙地长成放射状的球体。



高耸的山岳不圆吗？但随着天漫漫、日悠悠──它也越来越呈现出本来的圆形。在山上奔跑的动物也是大体上圆的。它们有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躯干，圆圆滚滚的四肢……而飞翔着的鸟类，无一不象个轻捷的圆盘。



“圆”──这是宇宙的普遍命运。“运行轨道”──只是这一命运的可见形式。哪怕是毁灭存在物的“爆炸”──也都呈示着放射状的“圆”！



086



只有人工的东西才与大自然的圆形精神背道而驰──它们大都现形为方！房子是方的（尽管加上了圆形的屋顶……），门窗也是方的，桌子也是方的，床也是方的，砖块也是方的，甚至机器也是方形的居多。



最能象征人的存在的物体──书籍──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是方形的……



古代中国人的伟大智慧──使人们把活着的、还与自然相颉顽的人们居住的城垣，砌成方形的。而把死了的、已彻底归返自然的人们居住的城垣（如陵园），砌成圆形的。所有的中国式坟墓都以归返自然为宗的，所以他们都以自然之形（圆），作为自己的象征！



人以自己的创造物一再用方形来破坏自然之圆。他们把这叫做“文明”但实际上呢，他们最终不过是成全了一个富于人情味的更人的圆。这大圆给被文明吸干了骨髓的人们以宁静，并呼唤他们“归返自然”。



087



东方文明曾比西方文明更懂得文圆的意义与价值。西方人常把坟墓砌成方形，并树上一座个方形的十字架，似乎用以表示他们死不瞑目的精神。而东方人，甚至连居处也多所采用圆形结构，如圆亭、圆门、圆庐、甚至圆形的台榭等等。他们把这种造型，更多用在修身养性的别居里，而不是用在正式的府邸中。这是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圆形体现了自然的精神，仿效这种精神，可以使人轻易放松了紧张感。



人从圆得到生命，从方得到成长，但只有归回于圆，人才能得以成熟。



088



为什么真理不可以表述？为什么心中的真理一旦表述出来，就常常变得可笑而滑稽？因为真理也像大自然一样──是圆的。而任何表述，都不可能是圆性的。它们只能是“条理化”的。而方形的表述，只能流于“片面”，“全面”的必须是圆形的。圆体意味着无数个“面”。人眼和人心尤其是人手与人嘴，难以顾全这些“面”。



真理因此甚至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人的文明还不够圆，人已习惯于他们凿凿自认的“方形大地”。



他们根本忽略了整个自然过程──也无非是个“圆形过程”，从这种意义说，人所面对的新型世界使命，就是锻造一种与自然相应的“圆形的文明”。



089



方形的殷代大鼎，终于演变成后来的圆形“香炉”──这表明中国文明的精神是怎样对大自然进行妥协让步的。这一让步政策，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我们不是要评判其优劣，仅仅是指出这一事实。



崇尚方形的殷人或许还不懂得这一东方式妥协的价值，他们一味黩武，想穷尽那方形大地的神奇边缘（希腊史诗英雄和亚历山大们都有类似的精神状态）……其结果呢？连老巢也被那些懂得“圆形天命”的循环道理的周人，给倾覆了，即便那周人只是一些“半开化部落”。秦人和隋人，也都喜方而疏圆──他们刻薄寡恩的革命，后来都演为腐败的虐政。他们似乎都忘却了商纣的方形教训。



《周易·系辞》的作者说：“《易》之兴也，其当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惧以终始……易之道也。”周文王在他的囚禁地，终于发明了宇宙自然之德。“惧以始终”──就是以“圆形哲学”去教人敬畏天命。无盛不衰，无危不平──一切人间的方都要归返自然的圆。深沉动人的易道，同人们展开了多么博大精深的笑容。



这，也就是《复卦》所呈示的“自知”之智。自知者，归返自然之知者，弃方从圆。



090



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的基本对立，大体可归结为圆与方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贯穿起文明史的基本旋律。《周易·系辞》是如此参透这个哲理的，它说，“蓍（自然之物）之德圆而神；卦（人造之物）之德方以智。”在它看来，人文性的智慧，大都是方形的；而自然性的神机则多属圆形。所谓“六爻之义易以贡”──那是指，以人的方智去体察自然的圆神，从而得出了圆形的易（指流变的圆形）变易为方形的义（指呈示的方形）的文化混合体。



这一混合岂不也是人的文明骚动不安的根源？



中国文化，在其可能的一切方面，都采取了与自然协调、向自然妥协的路。惟独在文字造型的发展上却大相径庭。中国宇，没有采取线型字的“圆化”拼音的发展方向，而是日益“方化”──最终铸下了“方块字”象形表意的雄确。所谓“日益方化，当指它在起步时还保留了较多的自然圆性，后来则日益弃圆以从方，凝结为不可动摇，难以通融的方块汉字。



从殷契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周宣王的籀文、以及春秋的大篆、战国的小篆、汉魏的隶书（它在北魏的汉化复古气氛中曾一度复兴过）、一直到唐宋时代的楷书──中国字走完了它日益“方化”的全部进程。最后，在“仿宋体”中──文字的方化形式，得到了最凝固、最彻底和最有力的呈现。与此同时，中国精神“求圆化”的强烈倾向，则以另一种方式有力干预了文字的这一方化进程：其表现，就是行书和草书的出现。



091



西方文字，却走着与此相反的途径，它是日渐圆化的。从埃及的类似甲骨文的象形宇，到腓尼基字母楞头楞脑的圆体、最后，在希腊字母娇柔的圆体中──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后来，罗马宇开始了反动：



它有方化的倾向。这在它的大写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的手写体还是保留了完全的圆体精神。可是，这一反动被日尔曼式的奇特体给拦腰截断了。哥特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式微，正是由于它的圆体性质，不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形性格。但现代文明越演越烈的方形牲格，正开始被人们所厌弃，因此，拉丁字母多种样态的手写体，正具有日益圆化的趋势。这正是西方文明中“归返自然”的寻根热，在字体上不期然的流露。







二，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



092



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这里含蕴着多少惊人的秘密。



圆，是生命的象征，是自在之力与自在之神的象征。它不假外求，它以内在的喜悦，满足自己与万物的需索。



卵，只是它的可见形式。它，还有更多更多的微妙消息等待我们去谛听。卵，只是它的规则形式；它，还有更多更多的不规则轨迹，等待我们共体味。



094



我们拼命向外寻求的东西──其实在自己的身上早就具备了，如“万物皆备于我”，中国人的见地早已深及此地。



东方，因此并不需要西方的真理。不需要向西方寻求什么海外异闻的拯救。这些可能的真理，东方业已具备或本不需索。



094



在辽远的东方荒野里，遗落着一个溅满泥浆的鹅蛋。它圆圆矮矮的，貌不惊人。众人行经它，不屑一顾。年轻的西方人说，看，这块远古的化石，老迈的中国人叹了一口气说，“唉，一块士疙瘩。”但鹅蛋并不是土疙瘩，它也还没有僵成化石。在它那圆圆的、封闭的外壳里，正鼓荡着生命的潮涌！尽管它尚不为人所窥见。它孤独地发育着，日趋成熟，在这冷漠的荒野里。没有人来温存它，没有父母、师保、同道，它只有一个孤独的圆。



有一天，圆形的外壳将被它的内力所击破。天鹅将从中破壳而出……以其全新的天姿，铸造一代国色。



它将到处飞翔，四下里觅食呼啸。它将有爱情，它将有地土，它将有清香，它将化幻梦为实在的能力，



然后，它也要生下一个圆圆的鹅蛋──世界再为它溅上了生命的泥浆……



从此我们可以把这新思想命名的“零点哲学”。也可以把零点哲学叫做“胚胎哲学”、“地球意识”、“浑天思想”……总之，这是颂汤圆形、阐发圆的精神的新思想！



零点哲学，不仅是零点时分的思考中的哲学，也是圆的周流万状的运动中的哲学！



095



世界是圆的，从无限小到无限大。



空间是圆的：从这里到那里，再从那里到这里。



时间是圆的：从古到今，冉从今到古──各种时间交错对流。



数量的序列也是圆的。从正到负，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从负到正。



096



一切事件与冲突，都被遗留脑后──过去化作渺小的黑点，未来向你展示一片茫然的空洞。只有现在在喘息，在渺小的黑点和茫然的空洞之间飘移。



097



世界是美好的──特别是当你并不索取、只是给予的时候。否则（当你急于索取而吝于给予时），他就黯然失色、满布陷阱了。



098



圆，是最不稳定的、流动性最大的。



圆，又是最稳态的，颠扑不破的。他无端倪，无方位，没有前、后、左、右，所以，尽管外力使它变幻出一万个姿式，但它的形象与内质却是始终不变。圆，是在流动中见稳定的。



圆，能承受最人的外部压力。所以，即使连一枚脆弱的鸡蛋，再强有力的手也无法握碎它。这表明圆形可以依靠它的结构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巧妙地“以夷制夷”，实现内外的平衡。它因此完满了，统一了，构成一个自我完善和自行循环的世界。鸡蛋的启示是世界的缩影。如果我们的文明完成了圆形化回归，也就拥有了颠扑不破的力量。



099



人站在奔驰的车辆上，车子的前进与人地的退缩，实际上是一回事！构成这相背运动之枢纽的，是车轮。车轮实际上既不前迸，也不退缩，它只是自转自足而已。但它既带来了“前进”（对车身），又带来了“退缩”（对大地）。轮，因此成为世界之轴。



每一种文化的核心，也是轮形的！从理性主义看，这轮是“矛盾”的；但从本能的文化看，这轮却是在矛盾中自我成全的。



人站在大地上，则看见车子前进；人坐在车子上，则感觉大地的退缩。而当两旁都有连续的车列疾驰而过时，车上的人竟会错觉为是自己所乘的这部车子启动了！客观的、超脱的、可以公正评断这一切的第三（立足）者，根本没有。所以，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以为自己的母语最动听，都以为自己的母文化是最优秀。说实在的，任何人都无法“客观地”驳斥他。哪怕他的文化是一种原始文化。



100



制度本身是方形的、不圆的。但从大体看，民主制度是半个圆，专制制度是半个圆，他们合成人的政治生活形式（而不是“内质”！）的完整的圆。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看，民主与专制既是互渗的两种原素，又是互相交替的两段流程。民主并不是无条件地优于专制，否则，便无法解释历史上的民主制度何以会一一无可挽回地衰落掉，而专制手段又如何得以再度支配社会。



当代人之鄙视专制而崇尚民主，是由于我们正处于流程的这一端（趋向民主）而已。正如专制之弊要吃下民主的补药一样，民主之弊又何尝不需借助专制力量予以削平？人之需要专制主义一如人之需要民主主义。否则便无法理解民主政体何以会周期性地让渡给专制政体！因为两种政体，原是为了满足同一人性在不同季节的不同需索！





三，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



101



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情感世界的全景。恨得厉害，爱得深厚；爱得炽烈，恨得刻骨。



仁爱是半个圆，残酷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行为的整圆。在任何仁爱中，都有隐蔽的残酷；在任何残酷中，都有隐蔽的仁爱。



“有人欢喜有人愁”，愁与欢喜的因果关联于此揭然。世界的总量就是如此──欢喜是建立在愁的基础上的，愁又是以欢喜为前提的。愁与欢喜，不仅是互相转化的，而且彼此合一：合一为芸芸众生的哀乐之圆。吉与凶（神秘的），利与害（世俗的），生与死（生命的），荣与辱（社会的），甚至和与战……也是如此并存于更大的和谐中。



和谐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的对位所构组的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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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与唯理主义是对应的。正如科学与神学也是对应的。而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唯理主义的哲学是一更大、更广的对应。在我看来，神秘主义哲学与唯理主义的神学还可以互相呼应，彼此论证──前者代表了一个兴起；后者象征着一个式微。二者首尾相缠，则成一个精神的圆周。就西方思想言，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是前者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是后者的代表。就中国思想言，庄子是前者的代表，董仲舒是后者的代表。阿奎那反对普罗提诺的异教性，董仲舒力主罢黜道家在内的非懦思想──但这并不能掩饰他们与其“私淑”的精神之父的血亲关系！



103



对于“现代”来说，“中世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如对于“中世纪的压制”来说，“罗马的颓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发达国家正面对的“后现代化时期”，肯定也将临到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的头上，那时，“现代化”就是陈旧落伍的了，那时中国将面对自己的后现代发展。那时，“现代化”对中国将是依旧落伍的见证！又一种“罗马式的和平”及其颓废，要降临并覆盖地球，又一个“中世纪”的必要性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显露在那时最有预见性的人们的心理地平线上！



“否定之否定”只是一种概念游戏，这种概念游戏是在不乏生硬地描述着“大圆规运动”的事实。在这一事实下，我们今日的无谓痛苦，恰恰就成了明天盛业至德的准备；我们今日的煌煌“事业”反倒会成为明天的障碍！我们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向前滑行──顺其自然（这“自然”必是圆规运动），因为圆规运动是最自然、即阻力最小的运动方式！无为而治（这“治”必定呈现为一个立体的圆形，因为圆形是凝聚力最强、生成力最旺的状态）；是崇高的肯定和确认，而不是卑怯的回辟，使我们变得高大。我们热爱的运动形式，是向前的回归，而非向后的叛离。它的轨迹是顺时并圆满的，而非逆同并蛇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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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翘望灿烂的星空。但谁又愿意知道那里弥漫着多么深的荒凉与沉寂啊。那些圆形的天体，是只能远观而不能褒玩的。否则，它不是烧毁了你的肉身，就是冻僵了你的灵魂！在圆形的自然里，人们得不到一如预期的屏障，他就得诉诸人造的技艺，去锻造方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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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的文化总是在论证世界的美好。艺术是这样，宗教、科学以至政治祭祖也都是如此。但圆形的自然却不论证，它只是呈现，并在呈现中发布了让你不得不倾心去论证其美好性的指令。为了方形的文化，我们经常舍弃圆形的自然；正如为了论证的完善，学究经常修改他的论点。结果，世界的美好恰恰在这论证中被消解了。如果我们拥有了足够的智慧，可以胜任理解“文化与论证只是方法和道路，而不是真理与目标”这一重大命题时，我们突然发现，真理不在任何经典性语言屯真理仅仅是这个世界所呈现给你的一切：目标并不在彼岸，目标仅仅是这个运动中的实体。蓦然回首，哦，是目标发现了真理，而不是真理发现了目标！



目标与真理都是圆形的、自然的！



这是和彼岸的方形目标、唇舌的方形真理人为不同的“目标──真理”的联合体。







四，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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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文明要求强制性的秩序。



圆形的浑一的窝窿，被铁制的条栅切成规格齐一的众多方块。这仅仅是“可怕的偶然”？还是被称为“幸运的必然”的所无法规避的？文明把人变成了受监禁的生物。狭义的监狱不过是文明社会较富戏剧性的典型事例罢了，因为文明社会尤其是在两种文明社会之间的残酷的过渡社会，是典型的广大的监狱。



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比巴黎革命中攻克巴士底狱的行动，更能体现卢梭主义的那种反文明、亲野蛮的精神了。但通过革命的野蛮化洗礼，文明的进程不是弱化了而是加强了，所以，有更多的监狱在革命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狂热，正是新的、更为剧烈的一幕文明大戏──代议制民主时代──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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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自然和崇拜文明──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取向；就中国思想来说，必须承认，崇拜自然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某种并非自然的文化！文化的非自然倾向虽一，但在亲文化还是反文化的取向方面则有异──这也是儒家（亲文化）与道家（反文化）的根本分际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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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尚圆儒家尚方。谁更好呢？



须知，“存在”与“意识”也不是分裂的！而是构成一个更人之圆的两个横断面。这圆形之神被一些智力刽子手杀死并肢解为西半，他们把这一半叫“存在”那一半叫“意识”。但这一切五光十色、纷坛无尽的客观存在──究其实际，它们的本原都是创造了“心”与“物”的那大圆园。“心”分化为“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在我们内心深处光鉴四表的大明彻中，曾把易化视为主观的客观投射……它作为一个“异化了的我”，实际上，A的儿子B并不是A，也不是A的另一个儿子C，C与B同为A之子，它们仅仅是A之子或C与B！



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一旦越过──思想者就会堕入自我中心论的迷蒙泥沼中……这一限度就是，必须承认“太极”、“易化”本来是一“超级实有”，是从可能出现的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极品！毛病仅仅在于，我们所谈论所感觉的“太极”及“易化”，可能是扭曲的。即我们的心的属性。即C于B。它们免不了要渗入我们的幻觉，从而失去A的特性，而只是A的“影子”了，即，仅仅是C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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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易运、易化、易道之秘，并不之是我们的“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而是高于我们心灵的那大圆的属性。是我们的心与那大圆的奇妙化合。因此，不同的心所照见的“易运”、“易化”、“易道之秘”是大不相同的。有些“心”，则根本无所照见，只觉得一片混钝。甚至比单纯的混吨还糟，是自以为明彻无生的大混吨。这样的“心”，是业已塞了本绝了源的浮渣。世界上这样的心居多；这种状况，正是哲学的用武之地。



和那些挂着唯物主义羊头的哲学肉铺不同，我们并不把习俗认可为“正常”的一切视同“真实”。



真的不必正确，正确的不一定真！人的感觉之表象和人的要求之表现，本身就处在永不固着的迁化之中，“正常”的服饰可能一变为“反常”的装束；“正确”的磐石可能一举化为“错误”的烟云。但“真”却不会蜕化，它不会沦为假的，除非它原先就只是流俗心目中的仿真。



人们只需要“正确”（知）与“正常”（行），因为需要生活上的便利。尤如人们为了更有秩序地生活，也需要一顶帽子（知）和一双鞋子（行）。帽与鞋固是人所不可少，但其款式却不是固定不易的！旧去新来，一切常流，才不腐朽。──聪明的市民郡知道，时装的常新机制在于它的周而复始性──一个新的款式，对相隔了几代的更古老的款式，也许只有些微的改进，时光仿佛倒转。其实，高级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旧去新来，变化无多，其秘密在于“周流”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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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的变易，并不仅仅表明“知识的进步”；更重要的，它意味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观念更新。想从“文化积淀”的角度去说明所有一切文化潮流的演变，那该是多么荒唐：是人的需要使人的认识升格为“真理”，而不是这真理在事实上或在后人心目不再荒诞不稽。



人类把“持久需要”化做了“永恒真理”，需要的人们，任谁也看不到真理的可笑之处了。除非思想者已被放逐出正常的生活秩序，否则他就不会鼓起揭露这弥天大谎的勇气。而即使他的勇气，也是发自其无法固定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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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体察到的易化”，必与“实际进行的易化”相去甚远。不需观察家来指破这一点，我们就应已有自知。我们不该为此而羞愧，相反应该为此骄傲，我们毕竟窥见了“易化过程的影子”！尽管这影子是零乱的，这观念是飘移不定的，犹如魔鬼岛屿似的。但就其“我们体察到的易化”而言，却是真的！它真的体现了我们关于“真的易化”的真诚思想……所以，它也该是圆的！是不固执于自己的！是与时俱化的。在哲学上，它是以工具论代替了本体论；以怀疑论代替了认识论：工具论与怀疑论，就是它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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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夫！我们所谈论的一切，我们所切肤的一切，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我们所梦想、所耿耿于怀的一切──都是“我”所幻化出来的，都是“我的派生物”。从最崇高、最动人的意义说，它们都是“我的心镜”……



否则，世界上何以会有如许众多、形形色色的“我”及其哲学呢，“自我中心论”经常受到一些自命负责的、有官位的思想的谴责。但是，“自我中心”叉何尝不是一切“意识生灵”的最重要的标志？正是作为它们独有的特点，自我中心往往才是它们最致命的弱点。为弥补这一缺失，宗教负责的思想才应运而生，把它的冷水，泼洒到人心的傲慢之火上。其最大功能，是抑制人过度的自我尊崇，以便让他更少焦虑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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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化的节奏”、“易化的狂潮”、“易化无所不在的阴影”──这些对易化的描述，可能不为每一个人所同意。人可以轻松地承认有一只蚂蚁在那里，但是对于稍微大一点的东西，却往往视而不见。如庄子所谓“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而对于一个笼统的、模糊、不可分析不可表述的“生生之易”，要承认它，是何其难啊。尤其是对于公然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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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终的意义上说，这是对的，易化是不可分析的，因而就无法描述。易化只能被天赋之以灵眼慧心的那一类人物──用那直窥本原的“透视心镜”突然捕获的。神学称这种捕获为“启示”、“顿悟”，近代生物哲学则称之为“直觉”。其神秘，不仅在于突然地降临，也在于它往往突然地失落，而且永远不再重来。



但即便如此，那“顿悟”与“直觉”所捕获的是否就是真的易化呢？没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敢于明确地肯定这一点。我们只能说，在极大的机会中，他们所捕获的仍然只是“人的直觉真道”，即在日常语言中的真道与真理，但这并不真的等于真。隐瞒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抹煞了生命最奇特的本能和最深刻的创造力！而对我们的“易化思想”而言，这种现状不免构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和一壁顶天的障碍。



一切哲学的基础都在于表述。没有表述与分析（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步），一切哲学又是什么呢？它能为人所理解吗？它甚至不能说明思想者自己。易化哲学也许不能免乎此运。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它必须有所表述。即使这种种表述有很大缺憾，可能掩蔽了这一哲学的内在光彩──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业经说明和表现的不完满，总比无人（包括思想者自己）知晓的不完满，要好一点。因为哲学与思想，从最高贵的意义说，决非“个人的事业”，也不是用来赏心悦目与孤芳自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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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世界而言，也就是说，对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而言，只有被它感觉到的东西才存在，只有被它承认“存在权”的东西才可以获得意义，只有被它的爱欲所的拥抱的东西，才有价值。这就是世界、生活与人生的冷酷之处。人生在世的关键问题，因此就成了关于“表现”及其形式的问题，而不再是“本质”及其“内容”。人们是通过“形式”去感知“内容”的。形式，给人们的影响比“内容”更为深切。形式瓦解了，内容亦异。形式不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就是表现本身、内容本身！表现所需要的力量方向和压力度数，甚至决定着形式的一切特征乃至所有的细微末节……表现于是就是一切：没有表现就没有存在，未曾表现就是未曾存在。因此，表演至上就成了这个世界的通病，成为人的最大时髦。人的祸福荣辱，都从“表演”之中来；而最最日常的表演就是，语言。所以俗语说，“祸从口出”，正如“病从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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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根据他人的表演来判断存在（从而把未经表现、尚未物质化的“存在”判断为“不存在”，天才则根据自己的存在来施展表现（把尚未表现、尚未物质化或叫尚未被人感知的“存在”予以表现、予以物质化，从而使得之成为社会化了的“存在”──差别仅仅在于这里。其余的渲染几乎全是感人视听的宣传辞藻。



天才心中没有“不可能”这个词。他感到：凭着人的狭隘、浅薄、脆弱，怎能狂言什么是可能，什么又是不可能甚至“永远也不可能”的呢？即便是他，作为天秀地灵所生出的人杰，也不能外乎此啊，所以，所有的“预言”都是模模糊糊，摸棱两可的。



对于天才来说，每一个“我”构成了一个“世界”。一个“我”的死灭就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毁灭……在他那满含哀思的眼目之灼灼逼人的注视下，一个赤条条的婴孩诞生在“天人关怀的马槽里”（如耶稣）和一座白热化的星球之出现在宇宙间──实质上具有同等的分量！同样的意义重大或同样的毫无意义！



天才，根据他思考的明彻和灼热的（而非冰冷的）道德，遥遥望见了作为他的心力之结晶和天人之际的那个“唯一的可能性”……但他又何尝不知道，对于世人而言（悲哉！有时对他自己也不得不是这样！），在这“唯一的可能性”尚未显影之际，任何人也洞悉不了关于它的无限隐秘。所以当它还是秘密的时候，在人面前似乎横陈着千万条道路（尽管只有一条是最终可行的），而天才的使命，就是呈现这可行的道路，说明它，甚至使之成为必然。当这宿命还是某种“社会秘密”时，在世人面前好像暗藏着“无限的自由”、“多种的选择”，可能性几乎是俯恰即是。但在这自由的假象后面，唯有天才他看见了黑色的真理！



在这里，不论是古代中国的庄子哲学，还是现代西方的柏格森哲学──都一齐陷入了困境。庄子强调无为，但他的著作本身就反叛了他的无为哲学；他一面号召“与天地造物者游”，一面却汲汲于区区著述──他又哪得闲暇与逸致去“逍遥”呢！柏格森强调直觉，而他的著作本身就破坏了他的直觉哲学……从而写下了诉诸“理智”、诉诸“分析‘、诉诸一切他所声讨之物的奇特作品！！这也许就是哲学的自我讽刺，是哲学没落的前奏？是其被横遭践踏、无情扼杀或轻蔑取消的历史季节，已经降临的前兆？







五，哲学不该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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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该反对自己。反对自己的哲学是没落中的哲学……其佼佼者，成为伟大的灵性宗教的曙光。在这种意义上，佛陀也以实践反抗了自己的学说──救世者的脚，嘲弄了出世者的口。至于他的心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对神秘哲学而言，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余地。要宣布一种哲学就必须依赖表述，依赖信息的传送。这半圆依赖那半圆来表现自己！不论这种哲学的核心多么高迈、超出凡人的理解力与想象力──都只能如此处于半附庸状态。这是由人类的生理──心理结构预先决定了的，概念，虽然是位极不可靠的伙计，但离了它，主人与主人之间就无法传递思想感情。至于说在“眼神”和“一瞥”中竟然满含信息的话，那显然只适用于言情与厮斗等“原始动物的本能发作”的场合，而不能适合比较高级的表达。这种原始交流手段，对富于人文气息的“精神场所”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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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哲学上的“表述”，不论它如何“遭到修饰”、“经过雕琢”──要想尽如人意地再现哲学家的所思所想，都是太难太难了！因此，“贵言”成了一个可贵的原则：“贵言”的精义，在于用适当的言辞，有效激发起接受暗示者的“灵感”。面对有关“易化”的如此庞大的思想，尤应如此处置。在易化面前，我们贫乏的语言和疲软的表现手段，只能是令人难堪地沉默着的！



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哲学（而不仅仅是拥有强硬的外在躯壳和完美的理论体系之作），应象充满灵性（而非徒具仪式与“禁忌”）的宗教──“超一切理”是更好的描述：它不是不及理性，而是超过理性，例如，它的语言是象征性的、恣肆无稽的。从逻辑学家的中庸镜片后面看起来，它的“荒谬”、“自相矛盾”、它的“诗的气质”是“过犹不及”，并不足取。但它自问自答，它不必是“科学的”、“出世的”。相反，它推祟行动、热爱“否定性的生活”。否定性的生活，就是意欲创造（它的初级阶段是“建树”）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现代人逃遁生活、反驳生活的碉堡”！科学实验室则成了工业文明中的“隐士们的修道院”。但时代的战士则不是背弃生活，而是渴望进击生活。他把哲学作为一个神话，他的哲学因此有了血肉与灵性。他也把生活列为哲学本身，他的生活因此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形式。



一定要有所行动（即便是“否定性的行动”），否则便没有希望……正如，必须要有所变化，“世界”才是世界。仅仅“观照”，是构不成“哲学”的……所有腐败的人、衰弱的人、堕落者、自甘失败者……一切仇视生命表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无视生命内质（生命的内质就是“反抗”）的人，都渴望这个世界永远不变。他们都在日以继夜地处心积虑，要为现存秩序的万寿无疆而祈祷。他们不想行动、不要行动、也不必行动；因为他们的希望之火已被欲水的横流所熄灭。他们的内在生命就这样枯竭了！对他们流着口水的家伙而言，世界已是不变的游艇、床榻、酒桌、吸毒室、或是写字间了，世界已经这样美好地固定下来了，而且还将固定下去。“还需要什么改变吗？”他们嗫嚅着。所以，最使他们颤栗不安的就是那充满创新精神的“否定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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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和为希望而死，原是人“生命的本质”。人生的一切，都由它而熠然发出。人生的一切动人色彩与不朽音乐，都由它从内里灿然流露。变化是“宇宙的本质”，宇宙间一切秘密和存在，都由变化催发、促成。世上纷纭无尽的万有，都是变的反响、化的影子，是变化，悄然流经，拥起千堆雪，它的泡沫与闪光，就是世界。万有虽然不能免于幻灭，但变化却作为“不变的常数”却永远施展其魔力：“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永在”。



一切“理”，本发乎“对易化的反响”。理的酝酿、产生，是企图追踪易化的努力。一个“理”，就是易化的一点反射，一点磷火……所以，“理”免不了“是片面的”之嫌的，因为浩浩易化这个超一切理的本原，敢于不顾世俗的毁谤、阻挠甚至谋害，而自由自在！易化追踪者啊，我们惧怕什么呢？因为世界的本原就是那高尚的否定者──他是宇宙圆形运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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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至善”？圆就是宇宙的至善，在圆形中变化，就是人的至善。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对“至善”的看法可谓“纷坛无尽”，他们各谈各的理，各家摆上了各色的谱。但是，他们那些互相矛盾、光怪陆离的思想也并不都是徒劳的。他们的精神活动，单个看来无足轻重；连续起来，则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一切存在与思想，彼此在冲突中相衔相全，构成一个周流的大圆。



哲学家们互相龃龉着，他们的对垒与他们的和解更有意义。他们因为他们的偏执证明了比他们更大更圆的存在。他们的观念表述法形形色色，合成了总的色谱光谱与“世界的结构”。许多人在谈论“宇宙本质”时悄悄渗入了至善观念；许多人在争议“人的本质”时投入了至善观念。前者倾向“性恶论”，后者倾向“性善论”。因为宇宙之性若是至善的，人就不免太邪恶了；宇宙之性若是至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间就成了至善的储秀宫了。



哲学家们交相辩驳，闹得天无宁日。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社会压制”与“人性要求”等观念，成了他们厮杀时相互投掷的一些匕首。这些哲学上的交锋、推委、转移、迁化，以至回到相反的立场……使我们醒悟了一个道理：“至善”不是可靠的磐石（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赋予上帝的功能那样），而是优美的行云流水（至善，像易化一样）永不停息、永不腐臭地奔驰着；至善既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也不是一种天生的秩序──至善只是一股随时而易、毫不固着的“流”，要不然，关于至善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流变、永趋新颖的命运呢。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艺术技巧标准”和“思想道德标准”，终于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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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既非“存在”，亦非“关于存在的反映或摹本”，它只是易化的最终方向。这仅仅因为，只有在易化中，一切“恶”才化归乌有。在易化无与伦比的浩荡洪波中，人的理智只能逐流而去，再也没有独立施展的余地，去评判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何为“德行”，何为“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对立面”（即人心中种种利害观念的幻化形式）！在白热炽烈的易化光流下，再鲜明透辟的洞悉都暗淡失色了，何况常人之智？



我们的观念因此是：动态使易化超乎一切。



不论过度的运动可能给我们并且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人类意义的苫难与灾厄。



我们因此爱易化超乎一切！不是因为迷信它会携带我们流向我们心中的“至善”──而是因为我们将奉它的最终方向为“至善”！我们因此成了一切人造理想的刺破者（像是刺破了骗人肥皂泡）。如果有一种使人刚健的理想，它也一定是带刺的！





六，天命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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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圆的，因为它很少向人显露端倪。天命是流动的，天命是自足而并不乐于为人服务的。方形的、世俗的、按照大地的样板树立起来的“天国”，不能满足人的圆形而活泼的天性，成为不怀胎的、难生育的，因远离再生之途而几近死亡的甬道。所以，儒家的、政治性特强的方形天命，已因其反自然的性格而受到了文化史的审判与流放！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一种圆形的、非政治化的天命的时辰了！新的星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崭新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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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近古的歌曲曾以悲伤愤懑的调子唱道：“前头没有路，人类不相通……”这确实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生存的迷惘”，这迷惘不仅盛行于当事人的脑袋里，而且不幸渗透到了后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我们称之为“不幸”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前提性的错误，仿佛人类的前头本来是有一条什么现成的大路摆在那里似的！仿佛人类本来是可以相通似的！这种无聊的、小说式的“理想主义”其实是迷误，曾经坑害过多少意志薄弱者！这种前提性错误，使他们误以为生活的折磨是专对他们而来，从而认命，从而丧失了抵抗的勇气。



亲爱的人们，要是“前头已有路”──那么还要我们来干什么？如果，已有神话式的先人为我们铺好了一条“金光大道”──那我们的全部存在和全部生活，岂不成了多余的？我们岂不成为他们的存在的一条条非人格注解？生活之所以有价值，根本不在于它可能是“美好”的，可以供我们去享乐恣睢；生活的价值，在于它是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从而迫使我们去进行创造……



生活不可能是美满的！除非你自己是愚钝的。历史不可能是现成的！除非创造者自己已经蜕化。走投无路的人们，才不失为真正有福的。因为正是在这等人的面前，生活，才展示了它的丰富含义。一种有待你去侵入、去不断发现的含义。而相形之下，一帆风顺的人们，却体验不到生活的五光十色。满足于现状、不去追觅的人们，当然不会“走投无路”，他只须原地踏步，同时假设自己在“攀登高峰”便足矣。但要真地前进，就不那么容易了，常常免不了无路可寻的困窘。但对充满活力的人，这困窘却不失为寓意无穷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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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头没有路”吗？是的。一切现成的道路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生活自此才有了然力。魅力原来是藏在风险之中的！所以只要你肯走，路，迟早会出现在你的脚下。这是一切怯懦的守成者与软弱的占有者不敢问津的生路。这样的生路，原是生活的副产品，不是生活的规定者或“革命指南”。这样的生活，变化无形，不可被固定于某一道路；也不会永远拒绝其它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在各条道路之间来回选择、游移、变幻。在这种意义上，“出卖原则”并不是一项指控，而是一项褒奖──“朋友是用来利用的，兄弟是用来出卖的”，一部香港电影如是宣称。人们就是如此开拓出人意表的新路。路（在哲学上升格为“道”），本是为了人的健全生活而设。人，不应为“道”牺牲，更不应成为陈腐之道的殉葬品！《易传》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服”，就是圣人对群众的利用，甚至是售卖。



生活的刚健有力，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灵性的皈依，那“道”则是“服”的前提。至于“神”，不过是使“道”具有世俗魅力的一套礼仪、规章、宣传……罢了。前人，关于用神道来设教以便威胁利诱百姓来服从的理解，不只是私垫也是“洋学堂”里的惯例。他们的神化真是令人诧异！尤其联想到两千年来的盲从一直遵循着这一“理解”简直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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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什么？是“道”（即“生路”）的创立者。用现代术语说，是某派精神、某种文化模式的开山大师。所以只有“时之圣”（“圣之时者”的注释），无有永恒之圣。永恒的圣者，只是永恒而普遍的否定者，可是这类绝对否定者，对生路并无积极的含义！所以，很快就被短暂的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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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相通”吗？这不值得悲哀，反而令人欣喜。要知道，文明的扩张和人的希望并不起源于“关怀”，恰恰相反，是来自生命的痛苦、分裂和灾异！例如《圣经》记载的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那恰恰是因为，“人类的不相通”而使得造塔的通天伟业归于失败。然而，如果变态的妥斯陀耶夫斯基们所说的“巴比伦通天塔”（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终于建成了，那么人类的精华岂不全要胎死腹中？全体人类的命运又会怎样？无疑地，人们将随着整体智能的退化一起毁灭掉！



为了人类的精华和梦想永远走在生路上，还是让社会主义天堂和通天之塔一起付诸东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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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像社会主义者宣传的那么有力（所以社会主义者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宣传罢了），反而常常是羁绊性的、惰性十足的，因而也是力量抵消的，在关键时刻毫无力量的。只有作为“个人”或“家庭”、“战斗集体”以及“社会”、“民族”、“国家联盟的一员”──人，才体现出内在的突击性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各部分力量会必不可免地遵循互相抵消的道路而自生自灭。即令略有剩余，也所存无几……这个公认的事实指的甚至连“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互相制约中抵消着……各派思想与各潮文化总是“轮流坐庄”，历史之流永远不会呈现某流某派获得压倒性的“最后胜利”的戏剧性突变；更无法把这胜利之果给固定下来。秦嬴政同志有关“传之万世”的最高指示和伟大教导，随着他的死亡而灰飞烟灭，只是留下一个笑柄，被证明是垂死老人的自大狂罢了。





那么，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发生了“相通”的奇迹，或是在某个强权秩序下归于“统一”之运（就像秦、元或是文革政权），从而貌似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与误解──情况会发生根本逆转吗？那时，“人类”好像只有一个大脑（或是半个大脑──独裁者由于大权在握，刚愎自用，不再生活在与他人的反馈之中，往往只剩下“半个大脑”了，因为人的大脑都是在与他人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统一指挥一个整体，不就充满力量、生气勃勃了吗？



不会的！人的力量，来自“分裂”与“对立”的多，来自“和谐”与“无为”的少。难怪《圣经》反复强调人类的罪恶本性是根深蒂固的。于是，假如没有竞争，没有敌人或假想敌，没有力图压倒对手的强烈欲望──人的文明早就失重、停滞、朽坏了。正如人们如能冻不死、饿不坏──他何必还要孜孜不倦地创造与工作呢？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与其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又是很难定一条硬性标准加以衡量的），不如说是恐惧被人压倒的难堪和被人征服的苦难。



要是人人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权力中心，要是人人都受到同一种法律的保护和役使──那“人类力量”的源泉必定会阻塞不通。因为（再说一遍）只有差异，才造成动力！





七，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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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例如，所谓“精神巨人”，从来就不在“黄金时代”诞生。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产自一个衰落的时代、混乱的社会。那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是如此，例如，“社会主义的理想”，只能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不理想中油然升起，而当社会主义的社会真的建成时，伟大的革命导师们反而消失不见了！因为，产生社会主义人物的社会土壤和生态层次，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挖掘毁坏了！事情于是变得十分可笑：社会主义的现实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政权消灭了社会主义的导师。因为特定的教主，只是特定灾难的补偿品；没有某种灾难的地方，就无法开出相应的花，反而会生出别样的灾难。人类的罪性，仿佛没有灾难就活不下去。人类的命运是善于制造灾难并从灾难中收取成果的，日午的光辉虽然令人振奋，但却产生不了刺激想象的美景，而夜半的零点时分，反倒启示贱骨头们沉思不倦。



再如，世界主义的理念，只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回响──根本上是一种“抗议”，从“抗议”也仅仅从“抗议”的意义上说，它才是有意义的！



即使“上帝”不用语言的隔阂来分裂人类，人们是否就能彼此理解和同心同德？通天塔是否就真地能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奇怪地建成？



更深一层的理解可以发现，这里的“上帝”并非外来的设计或强力。这里的“上帝”，其实只是人们彼此区别、标新立异之欲望的隐喻。因为人们从本能和直觉上就已洞悉：自己的生命力正是借着彼此区别的事实和日甚一日的角逐，才得以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出来。想一想吧，若是没有如此普遍的隔阂与角逐，人的生命力哪里会被逼迫得如此疯狂，哪里能发育得如此周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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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明白无误的怀疑论者看来，生活就是不断地欺骗、蒙混、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骗别人也骗自己，骗当代人也骗后世……自欺也欺人。只有这样，你能踏上“社会成功之路”。



客观地说，生活之目的是全然主观的。综合地说，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尽管不同的人以各自的名义来守卫自己的生路。生活就是生活，为生活而发明名目生活；活着就是活着，为活着而创造意义！所以，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甚么“高于生活”、“异于生活”的异物，只是崇高的自我陶醉罢了──这是苦痛之源、虚渺之极，且使生活变成一场欺骗，自欺且欺人。



真正的哲学家认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着仅仅是活着，现在活着仅仅为了将来活着（所以急需传种接代，以便继续苟延残喘），岂有他哉？！其他的、可以商榷的一切，都是烟幕、手段、借口……



“只要你信，就能得救”──这是一个古旧的、老掉了牙的信念。



我们要剥下这一信念的神圣色彩，并揭露它的空洞许诺！



得救──并不是一个终极；它仅是一个过程的某个片段。



得救──并不是一个结局；它仅是一个同样注定要毁灭的瞬间。



因为说到底，人生是由许多个“灾难”和许多个“得救”交织而成的。信心（有人称作“习惯”、“经验”、“信念”甚至“理想”云云，就是这些灾难和这些得救的凝合剂。灾难固然靠信心得以化解、救助──并向得救顺利发展。但灾难不也是由于过度自信、因循守旧而招致的？于是信念支配了人的一切，信念既是灾难之源，也是得救的契机。信念既是婴孩坠地的呱呱哭号，又是肃穆庄重的丧钟……信念能救你，也在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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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是半个圆，社会现实是半个圆。而宗教与哲学的形式，就是对社会与现实的抗议甚至诅咒。尽管这些抗议、诅咒时时采取了逢迎与辩护的角色，但无疑的，在这种逢迎与辩护中，社会被“超现实化”了，所以到头来还是对真实的现实社会的真正批判。



宗教是群众的哲学，哲学是优秀人物的宗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无一例外的社会批判。这些抗议与诅咒的形态千奇百态，但都以打动人心著称于世──以致人误以为它们有独立的价值。其实，即使是纯粹的艺术（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极为罕见了）、纯粹的象牙塔中的精神之花，也都无一如此。宗教与哲学的特点仅仅在于往往戴上了“出世”（宗教）甚至“超俗”（哲学）的面具。宗教所常用的方法，是暗示与崇拜；哲学所常用的方法，是思辨与批判，尽管有时是颂歌体的社会批判（如颂扬官方同时也就是在用讽刺的方式挖苦官方惯于欺诈这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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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哲学里有的，或“过剩的”东西，生活里就没有，或缺乏。生活里所充斥的诱惑物，宗教和哲学就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这是从“顺时针”向“逆时针”的反转，是从零点到六点，又从六点到十二点的“挺进”，其含义无非是，赋予生活以“全面平衡”，避免生活的挪亚方舟过于危险地偏向一边，招致不必要的倾覆。



宗教和哲学，从来都是如此事后“补救生活”而非事前“指导生活”的！任何时代，它的主导宗教与哲学怎样说了，它的生活和现实就必定指向完完全全的另一方向！这就是所谓“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种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的欺骗”，也是无意识的掩盖、调和、缓冲、伪装……



这伟大的圆滑使得好学生们好生困惑！却给予生活的勇者更多的机会。牧师的儿子叛教者尼采，对他爷爷的基督教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实际上，主控社会的强盗们从“弱人筋骨的道德说教”中得到的不是削弱、软化，而是强化强化再强化！



这是永远也不能消除的奇特现象！不论人们走到了如何迷人的乐土或“理想社会”（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致力于新生活的生动幻想或晦涩构思），乐土的本来功能还是对生活的苦难进行粉饰与平衡。因为对于人这种敏感的、天生会分泌出不幸感的生灵来说，苦难是日课，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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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宗教与哲学，在这种意义上都是“同志加兄弟”，都是无可奈何情绪的宣泄。真正的有为之士，也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生活逼得缴械投降的人，就不会投身于宗教和哲学的运动。他的精力，大可用到更现实、更富于感官作用的对象上去。于是，活着的宗教和哲学，当然致力于否定“现在的生活”──打着“提高”、“净化”的欺骗性旗帜。只有死魂灵的宗教、伪善人的哲学才为“现在的生活”辩护、粉饰。你要测定一朵“精神之花”的内在活力？就看一看它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的程度是否达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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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宗教或哲学都自我宣称致力于“提高”或“改善”人的生活，可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能够在它们所宣称和许诺的根本问题上获得成功，即使它曾给成员的生活以持久而重大的影响，但它们原先的“宗教目标”或“哲学目标”却总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是观念世界的东西，只能作用于现实世界，却不能代替现实世界。而其具体作用，还常与始作俑者的许诺大相径庭，而常常构成“欺诈性的保险”。



宗教与哲学，只能在自己的天地里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简言之，宗教与哲学只能走自己的那一半，而不可能多一步跨入现实世界里，践行不可能隶属于它的另一半。任何宗教和哲学或多或少都对生活深刻不满，不是对这种生活，就是对那种生活，即便是那些粉饰官方规定的死宗教、伪哲学也是假装如此的，否则，它们还谈得上什么“对生活的改造”呢？但是，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远远不及生活这株“长青之树”本身的丰富多采、变化万端……生活是复杂的，生活是混乱的，甚至是颠倒的、充满错误的……唯其如此，它才叫做生活！生活是兽性的，不像宗教或哲学那样一维决定──“吾道一以贯之”。所以，任何宗教和哲学都禁止不了、阻遏不了生活的节奏，无法消灭生活希奇古怪的罪恶，充其量只能缓和某些过分的节奏而已。结果，是替令人作呕的生活加上了一点酵母、味精、食盐、甜酸苦辣的调味品罢了，但生活本身的易腐性却是泼洒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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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承认一切生活！承认，是颇富宽容气派的态度，对于固执某种要求的新势力而言，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多大的耐力！尽管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回避某些生活方式、弃绝某些生活态度，但仍在内心深处理解他们──既然身为动物，怎能全然规避动物生活呢？在这里，认识与行为最好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关照的。认识应是清澈的，行动应是有力的。认识若是正面的，行动就经常是负面的；认识若真是负面的，行为才会是正面的──二者就如是整合为奇妙的一圆。



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这整体需要各种矛盾和敌意冲突……割弃了有害之物，就损害了有益之物。诚然，我们必须开出自己的清单，列出清醒的评价。但不论你对其中的某一部分评价为“善”抑货对另一部分评断为“恶”──都消除不了这一有机体的其他部分。这难道是偶然的失误？仅仅是人自身的无能所招致的悲剧？不。这是生活。这是那永不停歇、永不固执、永无规范、永非定形的庞然易化在人间的反响……尽管经常是“害人”的反响。



从此，我们理解并承认了生活的各种形式，圆形的世界是整体的世界，你不能只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





八，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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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故宗教、哲学以及艺术──也得以成为不朽的生活形式。在这种种形式下，隐藏着或宣告着对生活的另一半──现实或曰感官生活的虚假唾弃和真正挚爱！这种变相的爱侵蚀人的意识，使之经常陷入自欺之中。不论这些自欺的形式和内容、色彩、倾向，如何随着时日而变化，如何更改其骨胳容颜──其性格却常在这永恒的整圆之中。因为枯燥的容易遭到厌倦的感官生活永远需要一点酵母、一些味精、再加上一把必不可少的盐：这盐，就是被称为“精神生活”（生活的另一半）的符号生活（相对于感官生活）。所以，我们便有了与感官知识相对应的符号知识。



宗教、哲学、艺术所代表的符号知识，其实不是“感官生活的结晶”，更不是“对感官生活的总结、提炼”，而是“对感官生活的反动和分庭抗礼”，并以这反动与抗礼，作为对感官生活最大缺憾──易逝性和飘移性──的补充。于是，一个精神人物，一个以符号为陶醉媒体的生灵，在其作品或思想等符号生活中所表现的东西，多是他在感官生活中痛感匿乏的或企图予以挽留的易碎之物；而非过剩的或多余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宗教、哲学、艺术，才作为精华而非垃圾，出现在我们的感官原野上。



有些人，只是由于得不到他渴望并认为应当得到的现实地位或欲望的满足，所以他才寻求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的陶醉：用以增强自己业已灰暗的生之信念。于是他更多是诉诸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体验”或是“宗教权力”，作为他过剩精力的宣泄之地。这样的人，是耶稣所斥责的“狼”与“假先知”、“假基督”。



这样，哲学与宗教，就成为对现实生活斥责、嘲骂与诅咒的神坛了。尽管它们采取隐喻的形式。他们的生活，当然还是停留在旧有的生活秩序中。人们的命运由之铸定的那些非理性力量，尽情荒诞地售卖着。然而，即使对现存秩序持默许态度的新哲学、新宗教，它的出现这一事实也并不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伊始、新的清晨，谁也脱不出人性这个最古老最顽冥的窠臼，而推动这新表现最终和旧蛹体决裂的要素，也恰恰是人性中否定的、破坏性的功能，而不是人性中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功能。感官生活本身充斥太多的肯定性，何劳符号生活、精神生活的大驾？于是，这样的否定不是退缩归隐，而是一种向前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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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冬犹绿林”──是对那向前的圣者之赞颂！



命运，往往把幸福生活赐给那些已经摈弃了幸福观念和平庸希望的心灵！



而对“幸福”极为敏感的人，命运反倒拒绝赐福予他。



对幸福业已决绝的人，命运才将幸福扔给他，宛如投向狗的一根鸡肋。命运仿佛是在宣布：不先看破红尘，就无法沾染红尘。



“经冬犹绿林”，这就完成了一个圆。



命运似乎对人间的幸福持一种厌弃的态度？诸神不是经常因为嫉妒而加害于人类吗？也许嫌他肮脏败德，也许嫌他甜蜜倒胃──于是诸神就让不幸的人来掌管幸福之门的钥匙！仿佛牧人把“羊”交到狼的手中，于是人世充满了苦涩，犹如战地弥漫着硝烟！







九，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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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以便为他的作品写完最后一个句点，一个圆。这样，他的作品才更真切、更能打动人心。耶稣的力量，不在于他的《登山宝训》，而在他十字架上的殉难。正是“主的鲜血”浸透了的十字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有力路标，成了哥特式教堂的真正基石。而把十字架置于塔顶，那反倒不过是艺术的夸张与倒置。



不肯为自己的精神而献身的人，尤其是除了布鲁诺以外的所有“人文主义科学家”如伽利略那样的模范公民，只能成为玩世不恭的混世魔，不能成为灵感之源的开拓者……缺乏浸了鲜血的人格之光，思想家们只是些讽刺家、破坏狂，岂能擦亮众人的瞎子？自己都不能真正信的东西，慵懒的别人怎能信得过呢？自己不预先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怎能让心怀恶意和嫉妒的听众怎能跟着你呢？文革副领袖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因为惟有假话可以满足慵懒贪婪嫉妒怯懦成性的听众，让他们出生入死──不是舍生取义，而是被活活出卖。生活中如此，精神领域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商业规律与哲学规律如此接近过，成了两条可以衔接的线。



而对于自己真信的东西，再加上自己的身体力行，就会遭致重大的牺牲乃至伤亡──这样，别人的嫉妒心，就在无形中得到了满足，于是可以容忍他的思想……



这就是生活的不幸造成思想流行的秘密关系？倒霉的生活可以增进他人的信服。这就是为什么正常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的哲学不能服人，而疯狂的尼采却获得了空前影响力的奥妙所在。哲学（广义地说，是一切高级精神的表达）与生活，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应是二元的，它们得互为表里才行。否则，生活沦为做戏，哲学变成欺诈。戏子的生活、骗子的哲学，哪里去找寻那自愿上钩的白痴之鱼呢？时间长了，再愚钝的人，凭着天然的直觉，也能一眼望穿其中的巧伪。望穿了，就一文不值了，它们再也不能打动人，只能锁在藏书库里沦为少数学者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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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摆脱海德格尔等现代畏惧者所谓的“沉沦”之运，就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凝聚、无所不用其巧地运用自己的抵抗力，以便对沉沦做出回应，以便从沉沦中再度升起。而在古代人相对宁静的处境中提炼出来的所谓“中庸之道”，恰恰是通往现代式沉沦的漫长甬道；现代知识份子，已经到了重新走向古代武士的时刻了！向武士们学习并向武士们回归，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背弃中庸、挣却沉沦，把文化模式（（包括“意识形态”）当作自己的武装力量。



中庸就是圆。圆的，就是几近自然的。所以这很可以用来回验中庸之道，用白话说来无非就是自然之道。但现代知识分子，却要象古代武士一样，用自己的利剑（他的思想、笔、小册子），刺破这圆形的壁垒，从而走出自己冬眠的蛹体，面向新春的蓬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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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李翱曾在他著名的《复性书》里刊布了许多陈腐的说教迷雾。但是，此人有一点功绩却不容抹煞，他肯定了人的天性自有其高贵的、无法“净化”的气质。进而，他且视恢复这些天性──去掉遮蔽它的尘埃，而不是“改造”其本身──为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这是新文化的至上功德！我们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不同意他关于普遍的良善的人性之假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人性分析的腐臭前提，应该终止了），但还是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复性，在李翱的笔下也许已经被误用为一个推进沉沦过程的借口（他那道学化了的“性”，是多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沉沦啊！），但我们如果有力量接过他有关“复性”的思想火炬，又何尝不能树起表彰人性、反抗沉沦、剔除（至少是淡化）异化的旗帜！社会主义不该在历史法庭上成为沉沦过程的辩护律师，所以，复性是要复自然天性，而不是复道德人性。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生──沉沦不必是其固定的命运。



沉沦，也许是万物运行的趋向，是难以逆转的“物”的规律，但正因为如此，“灵”会起来反抗的！万物也许并不都有其灵，但有灵的人却不甘于物的命运！他对俄国人说：“我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神从天上撵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神终会起来反抗的──即使再被推下来！”



反抗沉沦──就是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某种完全不同于物性的灵性，他要求“逆境的美德”，它呼唤为，仅仅为了一步上坡之路，舍弃十步下坡之景也是值得的！



这种意义的复性，该是最高的人性价值所在，如果人性还有任何价值的话。诚然，这晶莹动人的思想之滴流中，包含着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但却明白无误地呈现着的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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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人，本该拒绝讨论无限的东西。相对存在的人，本该拒绝探索绝对自在的东西。人与神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说神，不是在“讨论”，而是在“瞎猜”。庄子早就以“有涯随无涯”而断之以“殆矣”的诊语，明确指出了这种以小测大的虚妄性质。诚然，这种“殆矣”的努力，在很多场合下，不失为优良的心理疗法和智能训练，它可以给人以安慰和优化，可以加强人与环境的联系、可以密切人际的关系等等。──因此我们原谅了这种虚妄，甚至还要有意识地运用它。只是，我们该不是迷于此道，而忘却了归途，才好。



──“一条通向零点的归途，抹掉一切，从头开始。”（雷德福）



这归途，是指向零点的复性！



若以“沉沦”为例，作一简略的反思，则发现短暂的人，怎能断言“永恒的沉沦”呢？无限的地狱可以为有限的人类准备吗？狭窄的人，怎样盲信“普遍沉沦的趋势”呢？变化无常的人，怎能把握住“沉沦型的宇宙不变之理”呢？这一切，曾是心灰意懒者的阴郁狂言，一种念念叨叨的窃窃私语，但现在，我们把它化作了警世之理、醒世之言，以此使日趋沉沦在消费式软化中的现代人，保持最后一点高昂的士气，一种文士和武士原本共通的“气”。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到了应该明确这“气”之信念的时刻，所以还是让幻想归入幻想者的王国！让知识化作国之栋梁！而新一代的知识阶层（再也不是盲目游离、可以被人管制的“份子”了！），将高擎这栋梁，将之安放在新国家的支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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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滴水，都是一个巨大的球体，里面万珍具备。



人目难穷的浮游生物，是水中的行吟诗人。他在水中画出圆圈，正像诗人在地上留下足迹。浮游生物的信息一如诗人的篇章，倾吐宇宙文档，印合天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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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是思想的旋涡。它在说，“人是一种涡流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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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是宇宙意识的虹与霓。霓是母的，虹是公的，虹与霓，合成为一个圆。



虹是雄性的雨神，霓是雌性的雨神，它们交合，生下雷电霜雪；但它们的合一，又化为乌有。零是一切，一切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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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浩大无涯的悲哀，侵袭了我们的神经：时间的流逝。



一道刻骨铭心的战栗，刺入了我们的肺腑：时间的凝止。



在流逝中凝止，在凝止中流逝──过去的一切都是零。只有现在，瞬息，似乎在零的废墟上生长。它生长的什么，它自己不知，也没有人能够记住。但是，这被称为“现在”的刹那，却又是无从把握、无从玩味的。当你倾心追问它，它却飘然逝去了。这个天衣无缝、圆润神奇的“〇”！





十，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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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震，你从哪里跌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



今天早晨，我又听见从地下传来一阵崩裂：你从哪里爬起来，就从哪里跌下去！



──这不仅是天地万物之运之写照，也是人的努力最终揭出的一张底牌。其实，类似的思想《老子》早就表达过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成功（它的果实是“福”）的惰性使人走向失败；失败（它的果实是“祸”）的刺激使人走向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都知道；人们需要记取的是，“成功是失败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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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终将灭亡。”──你就如是知道自己的必死？



“人类必能抵达天庭。”──你就如是鼓励着自己的激情。



除了你自己和自己的思想观念之外，你知道有关“人类”的什么？你又可能知道你自己以外的“人类”的什么！



“哀莫大于心死。”但这只是对旁观者而言，对心死者本身，这不是哀，而是乐莫大焉！“人生的极致在于人生彼岸的天庭。”这是说，天庭是人的精神独一无二的危耸着的高峰体验。但这只是对屏弃了直接的感官快乐的人而言的。对纵情声色犬马之徒，这不是激情，而是无期徒刑，是生命本身的冰期式板结。



这半圆和那半圆，哪一半更有魁力，更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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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连续性是靠一些细微末节维系着的，只是靠着它们断断续续的笔触，人们才得以荣获生存之流的完整的画卷。这些甘霖般的点点滴滴，唤醒了你的意识，激活了你的记忆，催化你的梦境。如果失却了这些“琐屑无谓之事，不仅失却了生活的丰富性，也失却了意识的完整性、记亿的结构性、梦的周期性，等等。琐事太多令人生烦，琐事太少则会无聊，而当没有琐事时，人的精神便会陷入虚脱了！生活会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监禁。──没有卑下，何有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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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是鼠目寸光、患得患失的，追求着生活的光与热，刺激与多样性等等。所谓高瞻远瞩，只能就其相对而言──比别人看得稍远一些罢了。而人所能看见的，永远是他周围的景观──最多也是从符号世界中转借来的“摹本”，也就是说，人所能看见的（而不是假装看见的），永远只是自己的“处境”。正如人所能说的（而不是牙牙学舌的），不过是自己的体验罢了。刺激与多样性，推动人去寻求异境，但寻到的异境，岂不是又一个本境吗？到头来，彼此彼此而已！“穿新鞋，走老路。”人最多只能在不同的处境中周游（正如在不同的体验与思想中周游），而无法同时拥有几种（哪怕仅仅两种！）处境！假如有几种处境可以“并存”，那也不过是合并成了“更复杂的一个处境”罢了。



此种周游，就像一个联锁的梦。一个绵延不已的感觉的连环面。佛教故事中有关的幻梦描写，如枕中记，是很出色的。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并没有离开现场，但却在某种幻觉中经历了丰富多采的处境变幻。但说到底，这正是人性与人的处境的真实写照。因为不论在枕中还是在世上，人所寻求者，无非是光，是热，是刺激，是多样性。功名利禄，不过是其假借之阶梯罢了。所以当功名利禄不再能提供光、热、刺激、多样性时，人们就弃之如敝屣了！这就是清高、恬淡、廉正、无私？无私的献身，从此成了最大的热门货，成了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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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给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其功能意义的！用则进而废则退，器官的存在与器官的发达，不仅有互为促进的作用，且从根子上刺激了生命整体的生存状态和竞技状态。因此，各种各样的“身心磨练”（甚至包括“交媾”在内），对人这种生灵，都堪称是必要的呢。难怪有什么密宗佛教，什么房中术道教，什么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吃饭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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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孩的微笑，一种闭着眼睛时独自陶醉的笑，是最神秘的，它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这是因为，婴孩最富于生命力且最接近自然，所以他（她）的笑是没有方向性和功利性，从而是很难译解的圆形之谜。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接近婴孩的微笑！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闭着眼晴生活、闭着眼晴思想，也许会被耻笑为“愚蠢”，但真正的生活和思想却只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它自成一个圆。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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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马不吃回头草。但人生在世，有时却免不了要吃回头草的。前进──转折──后退（另一方向的前进！），一个粗略的人生之圆就现形了。诞生──成长──衰落──死亡，固是一个圆；“曲线救国”、“卖身投靠”又何尝不是一个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必拂其所欲，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意颁赐的圆规式的运动？

啊，前进时不要自豪傲慢，后退时不要自卑颓唐，是最难的，唯其难，故为高贵的标志。让我们在思想时和生活中，都保持这种优雅的圆式风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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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难道，理智的事就可以勉强？难道，世界上有任何一件事是可以勉强的？没有。这自然生成的世界没有一点，是没有定数的。这自然发育的世界没有一处，是可以变其本性，从而达到“勉强”的状态。天性中的处境和处境中的天性，构成了“命”和定数，对于它，“勉强”的作用仅在于造成视觉（或其它知觉）上的异态，而无法改变命与定数的内力指数。结果，“勉强”反倒扩大了此命与定数的弹性与弹力，使得即将来到的反拨，变得更为剧烈了。这就是“反动的功德”！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也。”（四十章）



悲哉！这无异于一部拨了一遍又一遍却毫无反响的国产电话机。你紧张地等待着回应，但是，没有。一点点也没有。你能避免狂躁的心情吗？当人面对一架貌似完好无缺实则顽劣得无声无息的电话机时，足可以使人心脏病突发、癫痫症大作。想象中无比丰富有趣的对话渠道被杜绝了，人不得不面对毫无人性的对象，仿佛被阉割了一样感到精神的窒息。人感到，由于这小小的缘故，整个对象化的世界都把人遗弃了，并肆无忌惮地耻笑人，一种空前强烈的幽闲感！弥漫！渗入每一个毛孔。



可是人又知道，人的命运是与此相系的。也许一切都畅通，人的心思反而死了？正是这片死寂的大地中国，对人有一股仿佛神奇的引力。仿佛，它的死寂刺激了人的活力？所以，“坚忍”成为这个时节的唯一可以依凭的美德，它告诉人，只有坚忍，才有活路。







第三章理解之圆





一，珍珠是贝类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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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是贝类的病。



思想是人类的病。



好的思想晶莹圆润，宛如珍珠；它的刺，宛如珍珠的光芒，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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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暗含革命性的思想，若为当世所悦纳（而不仅仅是所谓“以沉默来扼杀它”的漠视），则其内在的力度，反而会使去本然的爆炸性。因革命性的思想引导未来历史暗示力，是与其被流行性力量的容忍的程度，成反比的。当世的容忍，不仅会磨灭新思想的诸多特点，且削弱其冲击力。又使它的真正读者（“我是为未来的人们写作的。”──本该承袭新思想的，不在当世，而是来者。）在理解、消受它时，染上诸多本该杜绝的旧社会的陈腐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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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者们！



世界的映象──就在你们的心镜里……



作为实存，它往往令人失望；但作为激发剂，这都是灵魂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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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一切词句就会变得日益空洞……因为词汇本无意义。传播的奥秘在于，它是激发共同文化背景下某些心灵的魔棍。当文化郁郁葱葱的背景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记录文化的那些载体自会失效因而变质……无人知道它。除非一些有灵感的“唤魂师”会重新唤起久已褪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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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人，而是群神岭上的精灵。



“喜玛拉雅”──“群神的驻跸之地”。

你是印度文化的圣地，你是中国文明的边疆（吐蕃本属羌族，是为中国西部民族）。

你是文化隔离的见证，你是人的洞天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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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多么孤独！比寒夜的孤星还要形只影单！星火还可以相互辉映，而“我”却没有对应者，可以互辅光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吗？不。这个“天地精神”难道能不是“我”的一种异化或一枚定时炸弹的爆破烟云吗？它完全是待我而存在的……“独与”者，不过是自我和影子之间的自相陶醉罢了？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思想难道是人生的真谛吗？或许，它描述的恰是人的本来状态（本来状态，像“天要下雨”一样自然）──人生的寂寞就此又横添了一分寂寞，人生的孤独于是变成了近乎绝对的“无言”。“谁也不理解我”这句生活中的牢骚，得到了哲学上金科玉律的证实！它仿佛一瓢透心的凉水，浇在一颗没有屏障、毫无防御的心。难怪古代诗人开口闭口地乱叫“孤魂”……“孤魂”──好一个生龙活虎传神的汉语词组！



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的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之谈。



只有个人的精神、特殊的独立的感觉体系，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世界的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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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世界永远是寂寞的。有无数的鸿沟横亘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超渡彷徨其间的心灵。只有当人被引向误解和迷途的海市蜃楼──那么飘渺、那么动人心魄，充满无限的活力、生气勃勃──降临时，我们才悠然发现，它实在要比世界的真象所能给予我们的印象更深、比现象世界更能直接激发人的观察力、想象力、爱慕之情。



心永远孤寂。所以它时不时为自己开辟一小片繁华的、充满假象的菜地，为的是逃避命中注定飘荡着“智慧之苦”的人生之野。它时时引来一些“同调”──其实他并不了解他们，不论是最粗扩的还是最细腻的。为的是躲避他的处境、逃避人永远是孤寂的这一事实。



无怪先哲们总是告诚说，“知道”与“理解”是不一样的。“澄清真相”比“创造发明”更难，因为它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而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我的发现”，是我所创造的神明！这当然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主体色彩。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把我投放到事物中去”，以构成一个雄奇壮阔、绵延不已的“精神世界”。这精神世界是被虚构的──其目的在于“安慰我的寂寞”、“陪伴我的孤独”。它本是“实用主义”的，尽管给自己涂满了浓妆淡抹的油。所以，哲人们说，他的学问（“哲学”）是生命之光──是给孤独黑暗的意识世界送来一点宽慰和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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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仿佛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并在这精神中照见了一个“世界”，一个初而陌生与恐惧、继而或恨或爱的、终而意欲夺取与占有的空间。这真像神奇的照妖镜里突然映现了遥远时代里“陌生而无法理解的妖魔”。我们的精神就是这样观照我们的对象！仅仅属于我们的对象！我们怎能不热爱这仅仅属于我们的神奇莫测的尤物呢？





二，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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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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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种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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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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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关，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入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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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唤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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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家们的宗教，艺术家们的艺术，思想家们的思想，甚至科学家们的科学──一言以蔽之曰，为自己的存在（生存状态）辩解、开脱。安慰自己的处境，是为自己有限而平凡的一生，镀上一层无限幻梦之金的技艺。有生物意义上的局限。有社会意义上的局限。还有个性意义上的局限。肯定并承认第一种局限的人，叫做“不可知论者”。看穿了第二重局限的人，是“怀疑者”与“批判家”。



而力图补救并使“社会”感到这一努力很有吸引力的人，就成为所谓的“创造者”。



谁能理解它们？“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他们的理解之圆，就是他们的自我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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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反生活。生活反哲学。



就哲学而言，虚无主义是直道；不可知论是至理。就生活而言，者却太不恭敬，大谬不然了。生活、战斗、创造和一切高贵的值得珍视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来说，──恶劣的信仰，比之慈悲的虚无主义更好；狭隘的误解比精深的不可知论有用得多……



在这种意义上，请记取我们气象雄浑的生活之教言吧：



（它来自被压迫世界的底层）──宁要“错误的信仰”；不要“正确的虚无洞识”；宁要顽冥的成见，不要浮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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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使整个文化世界已经毁灭，和整个文明习惯（说得好听点是“秩序”）已经崩解──人，还是得要活下去。而且，不见得就获得不那么好。



2，人的极深极强的适应能力，并不是文明的功效，而是从几千万年的进化逐步培植起来的本能。



从最初级到最精微的，从最顽冥的到最浮动的……历史表明，这些本能要比任何文化之物和文明精神对人更有助力，它宛如一股长青、长绿、喧腾不已的活泉……指导人的思想，滋润人的生活。



3，对人生而言，文化并非缺如的东西。关于文化和“秩序”的迷信──实为现代人最可笑的陋习之一，这仅仅是因为，人们都患了软骨症，忘了人本来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驮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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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与理性，在这方面，实际上难于调和。欧洲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印度人商羯罗（Shri Adi Shankaracharya，788—820年）在调和启示与理性上的失败，并非偶然的巧合。尽管他们的尝试是有益的，表明印欧思辨语言发展的极致状态……



其原因几乎是一目了然。启示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圆融会通，而理性则基于文化概念的方块分析。欲二者调和，无异于“方枘圆凿”。



中国人的智慧，早就洞悉了此方与彼圆──实分属两个世界。二者的基点不同。它们的归宿岂不反驰？故启示型的心灵崇尚自然，理性型的心灵崇尚概念；启示的心灵产生哲学家，理性的心灵产生哲学研究家。





三，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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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但这是一对很难达到和谐的“生死冤家”！



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对某种“形式”，现存的人们仿佛比较容易地就取得了近乎一致的理解。所以，他们便称这一形式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的统一的典范”……但谁曾想到，这种“高度统一”，其实是“高强度训练的结果”呢！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一个形式面前，被齐一的训练，在其中发现齐一的内容！于是，训练成了“齐一之父”。



说什么“形式”后面还悄悄地隐藏着一个“内容”──这是康德式的二元论；而且比康德更坏的是，这不是不可知的二元论，而是独断的且还“辩证的二元论”（物质与精神的互相转化论）……



所谓“物自体”本是某种高级动物用以安慰自己的神话（即精神产品，这种高级动物就是“人类”）；而所谓“内容”，就是这些高级动物力图塞入“存在”（他们称之为“形式”）的一些“意义”、“价值”、“象征”我们有权利自欺，但没权利欺人。



我们可以自欺，但最好明白自己正在自欺过程中跋涉──有时这并不削弱自欺的效果，也许反倒能加强它。



一个好的存在（人们将之简化为“形式”），决不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一个好的存在，必须首先是一个新的存在。而新的存在，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不论是一点新还是一片新──就很难在现存的人们（这些人都是在传统教条的思想腌砚制中泡大了的）中激发出齐一的理解。因为据此而制定的训练日程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因此，它只能依赖理解者们的本性，而不是依赖某种训练来达成理解……这样，对它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样态……



食用俸禄的批评家们跳起来了，指责它“不成熟”，指责它“内容（理解）与形式（存在）的分裂”……──这就是不愿意浪费公帑的新事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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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只对“我”（表达者或接受者）有意义。内容于此“并不寓于形式”，而只寓于性灵。──你的，我的，他的性灵。不同的性灵，发现不同的内容。



2，形式：则只对观众、读者等理解与接受过程，才有意义。表达活动若无对象，即不可能，即使可能了，形式亦属多余。所以，怎样的时代产生怎样的形式──约定俗成。



3，内容：说话方式的应用，导致我们忽视哲学句子在语言方面的相对性，导致我们对一个哲学句子持有绝对的见解。（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哲学与逻辑句法》）



由此可见，“绝对见解”是理解者与接受者的大弊。相对性，即对“语境”理解，应先于对句子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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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蒲丰，曾经说过一句后来风靡艺术评论界的名言，“风格即其人”。然而，此语的名气与它的实际价值是甚不相符的。艺术的实践往往表明，“作品的风格”和“其人的风格”相去甚远。正如艺术家们投向世界的自我形相（Persona）与其真正的自我（ego）截然不同。前者是应邀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读者和观众耸动起来的；前者虽然是后者的产物，但也是对后者的乔饰、修补，甚至是伪装和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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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本体论（“世界之圆”）中，有一个深刻的悲观论，命运、真宰，永远不向人类显现；人所能察觉者只是某类“次等的小神”？



在符号的本体论（“理解之圆”）中，也有一个深刻的悲观论：精神、真义，永远不同读者显现，人所能察觉的只是次等经师所作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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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也就完结了。”



──理解了，表示动态的精神活动，已告一“段落式的结束”了，而进入相对的稳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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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就完了。



“完”在这里至少拥有六种含义：



1，接受过程的结束



2，意义的肢解与重和



3，想象的凋零



4，谅解的同感



5，幻灭与虚空感



6，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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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是巫术冲动的现在进行时──



巫术活动，并不像现代的大学生们想象得那么“愚昧”。相反，古代巫术和现代的科学理性主义一样，是人的自信心理的极端夸张的表现。正是在巫术冲动的支配下，人们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达到想要达到的任何目标──这是一种可贵的信仰。这座方舟，真能把人们带出“现在”的困境，驶往“未来”之海──尽管它也许始终不能真正把人引向他所意欲的角落去。



科学理性主义的表现和巫术思想的冲动都是极端地自以为是！科学理性主义和巫术思想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自信，通过自己的逻辑和法术，可以支配世界、支配人自身的命运。但实际上，它们都只是在自己的语言里支配着世界，支配着人自身的命运。这种支配终究无法扩延到语言以外的世界中。



巫术思想的具象体现，落实在特定的物质工具上，通过人的行为，构成巫术活动。当巫术活动合乎经验时，便是有效的；当它力图超越经验，化作抽象的、“普通有效”的巫术思想“指导体系”时，就常归失败了！



科学理性主义也和巫术思想相似，当它所解释的那些人类活动具有严格的范围、并不与经验相悖论时，它也是有效的，因此得以迅速扩张自己的影响；但当这种基于语言和传闻的影响，膨胀到系统化的程度时，它自己设定的“普遍真理”便不免漏洞百出、沦为谬论。



对此，谁能不同意呢？







四，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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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这个宇宙的万物、这个世界的现象，也许过于纷繁复杂、飘忽不定了。正因为这样，人才创造出“哲学”（它的初始状态是“思想”──这意味着活动、不确定性，它的中间状态是“观念”──这意味着积淀、确定性，以图对世界作一透彻的、终极性的规定（它们称这为“体系式的总结”），以求摆脱自己的低能状态。但实际上并未摆脱，只陷得更深、陷得更富于诗情画意和悲剧感而已。哲学，既是人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的愚昧渊数。它本应是精神的新起点，现在确成为思想的终结和观念的板结。这是一幕多富启示性的现代剧。

思想──观念──哲学。



幼稚──成熟──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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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头脑中的东西，怎么可能被千百万人理解呢？“不理解”是正常的，“理解”反而是很不正常的，也就是反常的。



通常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并不是只是智性上的“彻悟”，只不过是用以指代感情上的“接受”罢了，是对传统力量的顺伏和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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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在对待他人文化的继承上，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可以说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了。但是，我们又根据什么（思想？观念？“哲学标准”？）来判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呢？难道这些判断者真的比他们所论断的东西更为高明吗？这种伪科学的二分辨证法，如果严格局限在工具论领域，未始不可有用；但一旦进入本体论的思考，即为大荒诞！让我们遗弃这舶来的十九世纪二分法，还原古老中国的自尊廉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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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杀戮，是否表明文化的更新必以民族的衰亡作为代价？至少，得列为一个前提性条件？



在一切古国，能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唯有印度和半个中国，而能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保留民族独立与政治统一方面的连续记录的，则一个也没有。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加，不是亡国火种，就是文化异化、种族混杂了。阿拉伯、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小邦，都是在西元后五、六世纪新兴的，要察看他们的这两种能力又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凭借汉字，确实维持了意识上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个外表下，文化异化、种族混杂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怪中国的稳定是立足于压制个性和文化大发育之上！且是政治性的联锁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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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残花败柳的中国，力欲民族复兴者，其唯一保留的条件、唯一保持的方同、唯一保证的冲动，就是复活一千年来遭到外来奴役和钳制的中国精神，复兴一千年来遭到内部压制和奴化的中国本能！──为此，我们愿为任何一个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要求和宗教般渴望的力量效劳！愿我们乐此不疲。



必须反对宗主外来文化的殖民地恶习，必须抵抗民族价值感的堕落趋势，必须祛除“学虎不像反类犬”的邯郸风尚！这是我们唯一的呼声！中国民族需要聆听思想领域的“救亡进行曲”！再也不能就此沉沦做洋奴，遥步埃及人、印加人的后尘了。在这个鼓动种族本能的时刻，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为了自主地位而驱逐外来的多毛偶像！一切可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也许是必不可免的！



至于上述历史方向可能选择的路线、所配置的色彩、所寻求的形式、所运用的口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拘一格的，它怎样搜索其燃料、劫取其材料，就更是信手拈来了，批评家们不该抱有过多的挑剔和事后的聪明。一切既成的方法或是“文化产品”（请宽恕这个产业时代的病态词语谓语！）的崇拜，是压制创造精神的，是压迫人性的天然流露。一切权威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消极的！它们在依循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真正切合人性的实际；但它们却根据自己的惰性强迫人性服从这一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无形结盟的暴虐统治──直到新的革命突发，以同样的暴虐，强迫法律作出剧烈的改变。诚然，光荣传统以其“中央的权威”，威迫利诱着一切软骨头与依附鼓动狂，逼使他们服从死亡的规范。活人，怎么能崇拜人的理论呢？因此，中国若非决心灭亡，就一定会出击，讨伐那些供奉外来政治文化的尸位集团者！



尸位集团一度号召革新精神并以“个性解放”自我标榜，但由于他们心存不良，最终掌权后即以各种规范和传统结构，去限制、钳制以及控制了个性，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不合规定”！谁的规定可以一笔勾销中国民族的生命？何况一切习惯不过是清流之下终年积累的淤泥而已！只有人性的真情流露才是潺潺汩动的清流本身！习惯多不合理，不漂亮，也不仁慈──习惯本身作为一种基本消极的遗留物，是被历史之流给冲刷下来的游离物，现在却反过来压迫本应是它主人的创造天才，岂不谬哉！──这一谬哉，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







五，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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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否则中国民族怎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它们”？并进而创造历史？要有玩弄这等法律于股肱之中的胆略，否则中国民族怎能击败它们？并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暴君？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魔鬼般的巨灵”，他破坏的是沉默的惰性的习惯法，他弘扬的是生命的美仑美焕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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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天性的人们（他们因而具有不同的命运）来说，世界在他们心目中的色彩、形状、温度、弹性以及能动性（不是“主观能动性”，而是“世界本身的能动性本身”）可塑性、可知性、可行性等等──是大不相同的。这自然逼使他们就“同一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不完全是个感觉问题或情绪问题，而是更深刻的生命质地使之然也。



更深刻的生命质地，决定了命运！生命质地不仅是“个性”，而且是“基因”。（就此而言，市井中流行的一句玩世不恭的问候话及其对答很是体现了这个东西：“你活得如何？”“没意思极了。潇洒极了。”）──有怎样的生命质地，就有怎样的竞技状态和怎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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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例举比较研究方面的事项来看：



1，比较文化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应是各种文化模式的不同形态，而不该是某种预定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各种文化的异，来发见各种文化发展的具体动力。



2，单调的罗列、比较各种文化在表现上的相似性，是远远不够的。比较文化学的重大使命是要捕捉不同文化在“相同部位”的相异表现，并发掘出造成这些独特表现的肇因。这也是比较文化学与普遍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不同分工所要求。文化人类学所探讨文化现象当是着眼于“人类”这一物种所创造的文化所具之普遍性。而比较文化学当然着眼于文化给人的不同影响。



3，由上述两条可以看出，比较文化学起步于不同文化的相似性，而完成于其相异性。其相似是基于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其相异是基于生理、心理的相异性，“生理、心理的相似性”，是如何达到“文化、精神的相异性”？这就是谜。解此谜，即为比较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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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曾经论说，“罗马的信仰危机”是由于大批东方移民的涌入造成的，后者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罗马──希腊文化的“东方的宗教文化”（如波斯的和犹太的）。所以这种意义的“对外开放”，反过来对罗马造成的“衰亡作用”，比学者们已经认定的还要多而广泛。与“世界的罗马化”同步，“罗马也世界化”了。罗马因此逐渐失其特性──“罗马人的美德”，完了。



类似的“文化异化”所引起的革命作用，要胜过文化内部的自新运动所可能拥有的革命作用十二倍以上。所以，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蛹体”），而犹太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失败了（基督教革新犹太教的失败）。古代中国（魏晋以先）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儒佛道混一的唐宋元明清），而印度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夭折了（佛教与耆那教革新婆罗门教之不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与苏俄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殖民活动，经济侵略的与政治控制以至输出革命的煽动……），先后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下半叶以后，随着二十年孤立主义时期的结束（一九五一/一九七一），美国的影响又取而代之。



在文化异化以外，一个民族当其由原始进入文明的“转折时代”，所形成的偶然性极到大的传统，对此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根性作用和持久的暗示力。事实上，一个文明的民族实难改变自己的传统，以长期蛰伏在某种外来的宗教或是政治的控制之下。尤其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立起源的庞大民族。当然，中国现代化的完成，终究得靠自己的内力，并沿着自身的逻辑前行；就像罗马的衰亡，也终究是由于内力不济。



罗马帝国的信仰改变是与大量东方奴隶的移居同时进行的事实，有助于说明，何以罗马帝国终于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然后蛮族入侵，国家瓦解。其实，不是基督教瓦解了罗马，而是移民（先是东方移民，后是北方移民）瓦解了罗马。而更有效地保持了本国人口数量的中国，才能最终同化五胡、融化佛教。



南北朝时，中国涌入大量北方民族，但他们都是尚未文明化的，这与罗马的高度文明化“东方奴隶”性质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偶然性”，再加上汉字强记方式比罗马字拼音方式具有更强的同化力，终使中国被“保存”了下来，步入类似于东罗马帝国的快速复兴。这正是佛教的大不幸，也是东正教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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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剧烈竞争，中国必须主动进入（否则就“被动进入”──如西塞罗斯说，“跟着命运走，否则就被命运拖着走。”而这一竞争（其途径是通过自新，重新退回到区域牲国家的立足点上！）的态度，仿佛在呼唤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国人，必须打碎传统的全盘。而不仅仅是“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传统，来自各种渊源──不仅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不仅有“国学”的，还有“西学”的……如果有人问道“什么是传统？”我们将答道，“就是那些死去已久并对活人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控制的文化模式！”



只有打碎“全盘的模式”，将之还原为砖石土木等建筑材料，新的思想才有用武之地！才可能以现有的质料去体现新的设计，实现一座中国之殿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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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持着暴力的传统是最坏的。它以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规范力、定型力，塑造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的观念模式。和这样富于暴力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只是第一步解放──解放暴力思想的束缚，但传统的洪水还淹没了我们广大的潜意识王国，它像天神降下的自然洪水窒息了大地上的一切生命之花那样，窒息了我们身上敏锐的直觉和天赋的智慧。因此，现在需要的是第二步的解放──解放心理底层的禁忌。这些禁忌，有些是从古老的部落集体的意识中变形而来；有些是从晚近的社会灾难里脱胎而出──例如军事化的土匪文化──它们比表层的思想观念更深地宰割着当代人的革新意识，使我们身受其缚而不自觉。



传统的魔力，不仅作用于观念和心理，还“物质化”为生活的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仅仅与它“决裂”是不够的，还要把它们送入坟墓。否则，你即使离它远去，把它独自留在那里，它的阴魂也会反回来牵制你，通过“忆苦”、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阻止你获得新生活、新文化。



但是，仅仅击溃传统也是不够的。1919年以来的中国的结构性大动乱史已经指明了这一点。新的挫折及其激起的新的觉悟，已在晓谕我们：利用传统意识形态、传统心理特征、传统文化构造，去反对传统，以便从根本上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去创造一代新型文化──这已经成为落在我们肩上的一门伟大的艺术。





六，近代中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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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悲剧，是对传统批判的多，变通的少，关键在于传统本身过于僵化，因此激起了摧毁然后再重建它的意识。罪不在革新的力量。



现在，时候已来到，条件已成熟──“中和”即重新理解传统的时机，也许已经成熟了，它将重新启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



以古老的借口（语言）的魅力去新陈代谢（推波助澜社会革新）。这要求我们采取远交进攻的方针，反抗父辈文化、回归祖辈文化！这仅仅因为，祖辈文化由于时光淘洗已够空灵了，可以容纳我们的新创造！



一切都是瞬间。没有什么可以依赖。没有能够长胜不衰的正确路数。一切都随着自然之圆默默易化着。理解之圆追踪着自然之圆的步履。它的回归是新的生成，正如它的反叛是最优秀的继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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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若是黑暗的，我们怎么知道光明呢？若是世界黑暗了，光明又有什么用呢？



天穹若是沉默下来，谁能让它发出启示呢？



宇宙若是沉黯下来，光明为何去破坏它的宁静和永久的和平呢？



最黑暗的时候，难道不是“光明的价值最大”的时候？



宇宙光明的存在，不是为了照亮人间，而是为了证明光明自身的存在。只有“圆”，方能安慰人的思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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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说来十分可笑和万分荒谬，最终都只是导致这一结论，“你不必思想”（更刺眼和更有力的表述方式为，“不许你思想。”）──其方法往往在其它思想前面加个“错误的”、“有缺陷的”之类定冠词，或是在这个词上干脆打上引号。然而我们知道，一切有创造性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对上面来的神圣禁令进行叛逆和反动。



反动者说：“我一定要依循你们的清规戒律以外的思路，以便成为你们这些腐朽势力的新兴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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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用哲学改造世界”，是很富于挑逗性的说法，可惜是劣等的。因为这种煽惑性极强的辞令很像是街头演说，甚至是街头小贩的吆喝，而不像是正经的哲学。



哲学，并不能改造世界。它甚至不足以“说明世界”。它不厌其烦絮叨着的，不过是理论家们对自己设身处地的环境所发出的感想、浩叹，或是形成的“体验性表象”而已……这样的哲学，哪里能改造世界？世界的改变、潮流的演替，也许是透过超人一等的新哲学之光得以预示，但那哲学并不是“改造”之前的动因，只不过是改变之后的表象。世界已经开始变了，哲学才随之而变。如此而已！哲学虽有洗人灵明的功能，但却不足与沉浊者语。哲学有启示，但却打不开幽闲的心扉。哲学是闪电，但哪里可能“普天同照”呢。



再是精妙、有力的哲学，也都达不到“改造人”的终极目的。人可教之，但不可变之。这是人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生物基因决定了的。可教的是皮相，不可变的是骨相。皮相，是人的社会性；骨相则是他的生物性。社会性只能只能凸现或隐藏生物性，但却克服不了生物性，社会性即便有力量彻底扭曲了生物性，也无法使这一变态的成果遗传下去，这就是社会性最根本的局限！而生物牲都终究会起来反抗的。其激烈的方式足以摧毁整个文明系统的根基。事实上，有许多灭亡了的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免疫系统的障碍而死去的。这是文化的艾滋病。所以，“改造”的实际功能只是虐待人的苦役，最好不过是“压制”、“规范”而已，哪里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它没有生物性的后果，但有社会性的效应──有助于制造一种动力，使新的文明崭露头角，也使之逐渐病入膏盲。“改造人”的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改造了文化和社会状祝；人的本性却依旧巍然不动。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们想过没有？──说到底，一切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的形态，又是从人的本性和由之造成的“处境”中派生出来的！故经济基础、文化社会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人的天性与生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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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当该关心人的生活，但它不该指教人如何如何去生活！尤其不该由一只血迹斑斑的、拿枪杆子的黑手，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将来有一天这模式竟然确定不移了，那一定是人类末日的临近！我们已经经历了文化的末日（“文革”），不想经历其他的末日了。不论这个末日被叫做什么“社会”。哪怕那个社会披上了天国的盛装，都无济于事。



不关心人的生活（就这句话的最切肤之痛的意义而言）的哲学，当然是无聊的、没用的。但是强加予人以某种生活模式的哲学却更糟糕。因为它不只无用，而且有害；不仅无聊，而且有毒。往后，应该从我们民族的生活中，清除这类有毒有害的舶来品。



生活与哲学的环形关系向人宣示：不要试图为了人之外的某个观念，而放弃人的生活。──这是最最深刻的人道之声。它反对一切欺世盗名的人本主义，它反对虚假的、伪善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享乐主义，它反对在一切主义的名义下──矫形人的天然生活，因为它知道，矫形人的天然生活，所得者只能是人的畸形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充满磨难的思想殖民地生活！而我们期待的天然生活，却是那民族天性、民族情趣的生活。它既不让天性干扰物理（如浪漫主义），也不让物理控制天性（如现实主义）。而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则被他视为门外汉的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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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汉如果不说教，也许倒是最好的说教。反对说教，也许包含了更高效的说教。



就此而言，“言传”固是鄙陋，连“身教”也未免于造作。身教之教，使优雅的行为，流于教化人众的骗局。



就此言，老氏之不言而教的圣人，集中体现了其“阴谋术”的一面。这与所谓“伟大哲人”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







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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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都是“贫困的”！



一切哲学之所以贫困，就在于忽略了“人”（更精确地说，是“我”即说哲学者）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他，只与外界进行一些对其生存、发展、扩张、遗传──必不可少的交换活动。物质交换。“精神的交换”──说到底也是形式不同的“物质交换”：一些能量（力）的形式的转换，其他“实质”是没有的。即使有，人也难以智解之。



要使一种哲学“站立起来”成为“普遍的真理”──首先得打破人这个相当封闭的循环系统。但这种努力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一切哲学只得流于“自说自话”，“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H.G.伽达默尔）或者，干脆“用大炮说话”。



论证哲学命题，需要诉诸理性和逻辑。



但理性和逻辑，从根本上说并不全然说尽了人性。它们并非人性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更非人的心理链条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在我们看来，原始人既无理性又不讲究逻辑。所以，各种高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奉行各自不同的理性和逻辑。人们只是在有闲情逸志的时候，只有当余兴未尽的时候，才尊崇理性、耍弄逻辑。一旦事情变得急迫，一旦生存的需要感到（往往还没有实际受到）了威胁──理性和逻辑马上就像腐物或赘疣似的被“扬弃”掉了。或者，迅即换了别一种──“他换掉一个女人，就像换悼一件衬衫一样；他扔掉一个救星，就像扔掉一块抹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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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早在其前人阶段的生物发展中就学会了，“生而抵制一切‘异己’的即‘非我’的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认识到了异己之物或非我之人对“我”这样一个封闭系统，确实具有某种价值之后，人才逐渐习于交换与交流，让步与妥协。但归根结蒂，这种文明礼貌，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力量的增长与扩张。



哲学，只在这种调节意义上才“有用”。所以，哲学的实际效用，并非哲学家们幻想中的本来样态。如黑格尔之流所言的所谓“头足倒置”即以思想先于行动之类。所以暂学的运用，无一不意味着“走样”：这个封闭系统的分泌物，若不经历改头换面以致脱胎换骨大变形，就无法被另一些封闭系统（人）所接受，就无法形成所谓的“精神纽带”。



人们相互说话，但是并不理解。他们热心地交谈着，自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只是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误解。谈得越多，误解越深；深到了以为彼此理解的程度，但是最终却是反目成仇或是剑拔弩张。而欲靠“眼神”与“感觉”来传达某种信息，却只能停留在原始的，动物般的交流水平上。这在男女调情、求食厮斗等活动中兴许管用，但一当触及高级文化的领域，就无能为力了。这种不幸的状况，在哲学活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读哲学，于是成了和猜谜差不多的行业。而且，“哲学之谜”终究并无谜底──连哲学家自己的心中也不一定有可靠的“把握”！尽管他们装得很有把握把握。读哲学和写哲学，成了一桩世间最偷懒但也最艰苦最渺茫的差使──当然，其中最有情趣的是那种冒险的快乐。



明白了哲学的利与弊，就有可能减少哲学的贫困程度？越能留给人们以想象之空档的哲学，贫困程度就相应的小些？反之，越全面，因而越固定的哲学体系所受到的牵制的内容越多，用以调和的努力就越拙劣，其贫困程度也就越深。最好的哲学，于是就是那“说辞并不板结的意向哲学”。它反对“哲学大全”的谆谆教诲。它深深知道，“哲学教程”一类的东西，是衰亡的标志，是活脱脱的人的生活的死敌。哲学教材无一例外地只能塞满僵硬的言语。这些东西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个封闭系统来说，也许有其真实的价值。但随着条件的改变和个体的移动，它就成了虚妄不实的“金字塔文”。它不能超度亡灵，而只能祸及生民，把人们有限的存活，沦为无休止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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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哲学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增强对各种苦役“理论”的心理免疫力！一个懂得人道的学者，从此使自己再也不至于动摇生活的信念。这生活信念是他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且是一切哲学的硬邦邦的核心！



研究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弄通哲学”；其含义是不再使哲学羁绊生活，而要哲学为你的生活走马效劳？所以，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其最后工作就是抛弃哲学研究本身。生活的要求是强大的；哲学不过是达到一种高尚的（“高级的”或“高贵的”）生活的途径，它使生活免于沦为“油盐酱醋柴”。



要达到“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这样一种苍茫无际的“强有力者的显著标志”，于是高尚的生活摆脱了习俗观念这种地平线上的玩具的控制──然后荦荦大端地展现在勇毅者的脚下……这才算是“弄通了哲学”？



“弄通”了哲学，就是终于达到了哲学的虚无这一“无有无不有”的神境。



“弄通马列主义”，无非就是达到了对那主义的虚无认识。“弄通”，就意味着搁置甚至取消。“弄通马列主义”──也就是说学会任意剽剥那个主义，从而实现对这一主义的彻底玩弄。这是完全彻底的投机态度！当然，这要从“看书读报”始。但是，却不可以“看书读报”终，因为那已不能再局限于“主义”的范畴之纸，而进入真枪实弹了，它的使命是“猫爪刺破青天”，即毁掉一切可能优于“猫”的存在。



啊！还有谁不明白这一切纯属纯粹的偶然？世界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这个原因，也不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它如此，所以它如此！只因其然，所以其所以然。其中哪有什么“道理”可循！本无“规律”（叫“规矩”兴许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人自造作。拖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长长的、绵软而冷冰的规律，不正说明当代人的神经十分疲弱，因而需要一根人造的脊椎予以支持吗？



这也许是脊椎动物很自然的神经症状？百般无奈之下，哪怕是一条软脊椎也是好的！



人们捧出一个“硬道理”给我看，并说“看吧，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你们看到、听到、吃到、闻到的其它一切，都是它的皮毛。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是，说这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灵魂吗？



若然，他那灵魂又是什么质地的呢？



若不然，他说的灵魂又是什么形态的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老以压迫不幸者为其职能呢？



为什么，真理总是要活人做它鲜血淋漓的祭品呢？



为什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真理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越来越单调刻板、越来越与常识格格不入了呢？



为什么，“历史”越来越酷似一场未经宣判的无期徒刑？



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成为一出见不得人的秘密审讯？



许多理论在解释这些“怪现象”（理论为了神话自己──竟指责事实为“怪”！这真是八怪而不为世所怪呢），但没有一种理论解释得通。许多理论能诅咒世界（他们把诅咒说成是“解释”或是“希望”），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改变世界。宣告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只是糟蹋了宝贵的资源，许多不能再生的资源。







八，世界上有两种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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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种撒谎：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一种是在哲学思考层面。前者叫做“捏造事实”；后者叫做“制造理论”。但人们的荒谬习惯却倾向于认为，前者的产物是“谎言”，后者的产物是“真理”！这种奉谎言为真理的积习，已使人们吃尽了多少苦头啊！



如果人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还会生活在苦难中吗？如果历史是一部“真理进行曲”，人生的问题又为什么越积越多呢？一种只能带来苦难的真理，我们应该叫它什么？一种只能制造问题，为世界增添苦难的真理，这除了谎言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还该崇拜它？我们还该为它而含辛茹苦、逆来顺受？难道非要榨尽所有人的血肉之躯，我们才敢于把这头怪兽从祭坛上拉下来？



现代世界根本就没有真理！而被供奉在神坛上的，不过只是杀人的屠刀罢了！真理的世界，已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空灵宁静的洞天，而是血流成河、腐尸蔽野的“人民乐园”。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消失而祈祷吧……



“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句话体现了多么深入的中国哲理与经验！



──鸡蛋里面有没有骨头？



当然有！



否则鸡的骨头从哪里来？



所以，鸡蛋里一定有骨头，至少是其“萌芽状态”！



──鸡蛋里可不可以挑出骨头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骨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否则，“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要是鸡蛋里找不出骨头的现象，一定可以找出“骨头的本质”来！只要你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在白色的现象中发现黑色的本质，物质一定变精神！



──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有些人活在世界上的重要日课之一，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了再去欺人，就可能被视为“真诚的”？



可是有的人的智商却略胜一筹（或是他受暗示的能力相形弱了一些），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自欺，可是又不得不欺人（否则便无法“在人们之中活下去”，人们是多么怕见“黑色的真理”啊），是便被目为“伪善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品评论价的。



相形之下，便不难明白《周易》伟大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回避与掩饰了这一“黑色的真理”──既不承认它（因为这是痛苦的），又不反驳它（因为这是拙劣的。）《周易》的每一卦，都是对一种“世界状态”（现象）的摹绘，各卦之间若即若离地联系着……



这表明周易已经认识到：思想总是不完整的、片段而止的（完整的就沦为虚伪的“理论”了！思想是不掩饰其片面性的（但它的不掩饰所激发的惊奇，反倒成功地回避了人们的苛求之视线）。丧失了片面性的，就成了毫无生机的逻辑了。人的语言的百孔千疮，但却为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一系列温馨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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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我终于看出来了──各色各样的创造者们只是在翻复把弄着那几片思想、几只音符、几笔色彩线条、几行诗和几声悲切与欢声……总之，一个基调。



那是从他们灵田深处涌溢出来的！



那是他们一生的人格之光中不多的几下闪现之一！



那也是和他们的“生物结构”紧密粘连在一起的。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风格表现──但他只能创造一种风格。其余不过是模仿而来的“文化赃物”而已。……不论这是否属于“生物艺术论”的说法──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基调与风格，近乎是天生的，后天的作用，仅仅在于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这一基调或那一风格……并对之进行形式化的规范。人为改变的幅度就只有这么大！



生活，在哲学家的身旁流过。它时而汹涌时而宁谧，时而微笑、时而狰狞。动物生活之流、世界欲望之流、宇宙节律之流……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逝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悟解，没有人能停下来看一看，因为一切人都会被它裹胁住，席卷走……连“哲学家本人”也是如此！



只有躲避在哲学家身上的“精神”不在此例，精神的本性是超越生命的。它的质地轻盈而又凝重，永恒在世俗之外。为了“物化”，它不妨需要一个宿主，于是，它便觅到了某个较为合宜的人体寄居了下来。它以这个人为自己的避难所，为风靡世界的跳板。为了“精神”的胜利和荣耀，哲学家是注定要遭劫难的。他，贡献自己的生命为抵空明彼岸的燃烧剂。埃及的祭司、印加的太阳贞女、印度的婆罗门、西藏的喇嘛、希伯莱的先知、希腊的爱智者、中国的炼丹士……就是这样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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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思想家为思想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而是“思想家将有机体的本身状态投放到“思想里”。思想，本质上只是思想家走过提升自己历程时，留下的一些路标与生命的遗迹。



思想家的“病态”不是由思想（自己的或他人的）引发的；相反，是其病态触发了思想的玄机。这玄机嗡嗡作响，是为掠世之音。一个人不可能“创造思想”，除非他的机能中本就“隐伏着这样的东西。思想是无从“折磨”一个人的，除非他的机体已经隐伏危机了。生活的核心部分只能是内在的，外在的生活只是内在生活的一种折射，它取决于内在生活的特征。



一个人不可能得到他根本不具备的东西。否则他即使“得到了”，也是“感不到”的。一个人只能守着自己的先天局限坐井观天，不论他的自我感觉如何不错。幻想也是生活。有时是更深刻的生活。因为幻想也像梦境一样，能带来特定的感受，甚至知觉。但幻觉却不等于“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该是一种更隐蔽和更深刻的东西，它是近乎一种秩序、结构、特性十天生色彩等等──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内在的生活！但正是它，导演“现实生活、幻想、梦境”这样的三部曲！内在的生活也是一切理解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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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往着星空！那里荒凉落寞，却充满了回旋的余地。在恒星的光芒照射不到的角落里，暗伏着创造的生机。人类的悲剧不在于贫乏，而在于渣滓太多，不在于缺少生命的活力，而在于历史灰尘的幽闭！甚至连宇宙也是如此。所以宇宙的危险不是资源的枯竭，而是环境的污染使之遭到了窒息！



我们不像那些虚伪的官方哲学家，把人的规与矩拿来冒充宇宙的法与则，硬把天体的运行掀入人的思想。──相反，我们勇于承认宇宙只是人的经验的外延！这个经验就是，当代世界拥挤肮脏、废品成堆、人口过剩；宇宙之圆与理解之圆，在本性上是相通的，相与易的！







九，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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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步入圆融境地时必定流行的思潮，有如熟透了的果实阶段。作为透辟彻底的理性所必然面临的深渊状态，虚无主义的社会伴生现象，是家庭和社团的解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未来不信任的情绪激增等等。因此，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虚无态度，对首先是一种生物的人类、对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和工具”的人类社团──都十分危险。



这是文化的大规模流感（传染性极大的流行性感胃）它的物化表现，是普遍的、大剂量的吞服麻醉剂。在古代，多以“饮酒作乐”（以祛除虚无之感），如罗马帝国时代和魏晋时期，在近现代，则以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以致入工合成的麻醉剂。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但目的都是为了配合虚无主义的纵横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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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玄学，南北朝时代的佛学，皮浪的怀疑论，以及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不同样式。伊壁鹏鲁武之流的享乐主义幸福论，也是以虚无主义思想为根据的！佛教中的“欢喜佛”形象，比释迦的一切教义有着更多的绝望。而当这些“精神慰藉”不够用的时候，就得诉诸药物手段了。于是便有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并称的风尚。这哪里是什么风尚？这是精神风暴！于是便产生了“精神的暴徒”──各种破坏性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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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是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所谓“根深蒂固、不可缺少的错误”。像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的智慧的产物，终究也以大牲（或曰“人的本能天性”）为归宿。它们只能一时压制人性，却从未能根本“改造”人的本能。──这道理很简单，人的本能属生物领域，用文化手段改造它是本末倒置，纯属徒劳。



这使得理想家们为之泪下、肠断以致疯癫、寻求短见。“寻短见”这一中国式的短语，包含了多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韧性！自杀是一种“短见”即忘了生命的蒂本是苦的！急于自杀的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毕生的事，白费了，感到“上帝”、“命运”欺骗了自己（其实，只是其自我暗示失败了），感到人类是不堪教诲的，而“世界和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了光彩，变得毫无意义”（这一觉悟实在是过分迟到了一点）。总之，感到末日临头了。于是，与其坐毙，不如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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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理论家绝望的东西，正是使人类获救的东西，人类在千万年的奔波与苦难中培植起来的本能与良知，它高超而不可名状，卑下而元所不在，恒定而万世如一，变幻而朝朝莫测……虚无主义这种文化形态，同样无力泯灭它！相反，虚无主义正是源于这深渊中的本能，它教导人类撇弃明天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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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的陈迹：虚无主义所摧毁的，只是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类世界观的崩溃（及再生）常常是周期的──宛如昆虫和爬行动物的蜕壳似的。仿佛万物生长时的痉挛。婴孩就常常这样不由自主地运动，并在这“无目的的运动中，实现了他的生长。



目的论的世界观，其功用原在保护生长中的文化社会实体，而非终究束缚它。尽管各类世界观都提供了终极性的理性（”建中建极“或”乌托邦“），但无非是作为精神上“以攻为守的武器”注入生活的──以气势汹汹的权利欲，掩饰受到恐怖感惊吓的心理。归根结底，有关理想社会的万般描绘，大略可以归诸一种修辞手段，用美的渲染来诱惑愚弱而不加思索的心灵。它们的荒诞也是滥用修辞学的结果，为“强调”计，竟不惜把一时的工具吹嘘为万世的圭臬。因为修辞的滥用，乌托邦里的“流行性感冒”是害人的诡辩法，它虚伪的目的论比古代的神话更为武断，它迫切需要强权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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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神话和现代目的的论的世界观，对于群众的精神健康（以至对“有识之士”的心理稳定和“社会的净化”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没了目的论，也就没了归宿感。归宿感对巨人的、探索的心灵，是有害的休止符。但对一般民众的安定医院里式的清平生活，都是支柱。



很少有人具备这一能力，这里显示了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哲学和生活之间的对立怎么办？明确意识到人类面临的这一双重任务（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更少有人具备承担这一任务的勇气和智力。既要头脑清楚地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又不使生活重新降至动物的水平，这多么困难！这一任务的沉重性在于，它超出普通人的意志和智能水平。



人们习惯于黑白两分法的“非彼即此”论，和从它派生出来的“认识──实践一致”论。他要么是浑浑然地用目的论来保持高昂的士气，并使生活避免于沉沦（其结果会使人的生活和文化趋于僵化，从而危及更广阔的自我发展的各项潜能），要么被无归宿的苦恼和绝望折磨。这样，目的论的枷锁是卸下了，但得出的结果，不是更有冲力的人生和更有弹力的文化，而是心灰意冷的世纪牲创伤。这创伤不住的流血，使社会文化陷入虚脱。



由于未能找到胜任这双重任务的强人，由于这双重任务终于成为双重的负担──“人类的历史命运”（即“文化史的样态”）一再飘摇于过度的禁锢阴郁和过度的放浪形骸之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灾难，要求一种“健康的虚无主义”（或它的同义语──适度的、工具性的目的论），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摆脱周期性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呆傻与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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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生物必要性的角度去检视我们的文化和观念系统！以便发现它的消化不良或心肺病变。相反，若从既定的文化前提来为人的本能与良知“量尺寸”，不过是自己检查自己的产品而已──你能查出任何“质量问题”么？正如“自我监督”永远只是骗子集团的空头许诺一样，“亲属的回避”也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考虑，我们的哲学界朋友却还昧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心里难道还不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头动物，这动物有着从最原始的祖先那里承继来的全部兽性和更低级原始的生物性！正是这一渊源，供给他思考的动力。



行动要坚定。不要抹煞本能与本能中的良知（“原罪”），因为它太顽固，根本抹煞不掉。要用人的全部知识和技术来为本能辩护和“提供服务”……这并不是什么“创见”，相反，千百年来的有识之士，早就自觉不自觉地这么做了。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全部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早就这样宣布了：



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有声有色、充满节奏感地活下去，这就必须为世界和生活创造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借口，并以此说服自己和他人，共同勇进！



身心健康时，觉得世上的一草一木都有意义，身心衰弱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极其空虚，关键不在“世界”（外物），而在你自己（主体）。



正因为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才认为它充满了意义！否则，我们就会被无意义的现况吓死了！







十，“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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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最高的“对话过程”就是“祈祷”。



1，救主



救助的主宰，拥有救助的力量，发挥救助的功能。它是超渡苦海的舟船，它不必是宗教的，它可以是各种形式的。



教主所包含的“主宰性”，使它染上了一层人格的色彩，并从人格演化而来的神格意味。“救主在你心里”，因此是对的；但“救主是你的心”却是一种谬误。



必须排除对教主的两种误解：A，救主不是“汝自性”；B，救主也不是外物、外力。



“汝自性”如果离却外物、外力，则无以生成，更无以体现。而外物、外力，若离却“汝自性”，则将不复存在，即便在逻辑的推论或经验的伸延中，它可以被假设存在，但那也是与人无干的，“离却意义的假性存在”。假定的事物，没有意义与功能，那意味着什么？



汝自性与外物、外力，均不能单独构成救助的主宰，因为它们无法孤立。因此，存在的前提是此二者的交感；所以，救助的主宰也只能由此二者的感应中发生。



2，“是”与“一个”



当人们说“甲是乙”的时候，在较少的情况下，甲与乙的感念外延完全一致，例如，“人是脊索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动物”，“姬昌是周文王”。而当人们把“是”与“一个”并用的时候（如说“甲是一个乙”或“蚂蚁是一种动物”、“姬昌是一位国王”），则甲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乙的概念外延。当我们说“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时候，则意味着“救主”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对话过程”的概念外延。换言之，“对话过程”可以是“救主”，也可以是“恶魔”，还可以是其它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观念。



“是”，不是“等于”，“等于”，不等于“是”。“是”，只是实在的或性质的（即语言关系的）规定。





3，对话



有两种对话，一是语言的对话，一是行为的对话。



人们通常把第一种对话叫做“对话”，而把第二种对话叫做“反馈”。



认为语言的对话侧重于“汝自性”的依据而行为的反馈则侧重于外物或外力。



因此有了误解，以为语言的对话是依据，“汝自性”作出反应，而行为的反馈则是依据，外物、外力作出反应。这种误解，抹煞了两种对话过程的同一性。



任何一种对话类型（语言的或行为的）或任何对话风格，都是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而生成的，生成时不为人所见，体现时才进入感觉的世界。



对话不是发话，也不是受话，而是在二者之间往来不息的一种协调。发话（如作品）既是受话的因，也是受话（如阅读）的果。受话既是发话之果，复为发话之因。发话、受话的因因果果是没有穷尽的循环之圆。



追求救助的魅力，是救助模型的原动力，但这内力必须借助一个对象化的外物才能生成并体现。“我”与对象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我可以成为对象，对象也可以归化为我。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原不可分，这浑然一体是在对话过程中彼此增生的。





4，过程



过程是一切。



过程有短长。



短的过程无法包容长的过程，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常识还认为，长的过程可以包容短的过程，这却是一个谬误。其实，长的过程只是在形式上甚至在结构上包容了短的过程，它实际上无法理解短的过程。严格地说，长过程已扬弃了甚至遗忘了短过程，两过程相互不相知。在长过程看来，短过程简单而原始，在短过程看来，长过程复杂而不可靠。



如果把救主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偶像，那么短过程的教主，是执一不变的，而长过程的救主则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者，意味着既抛弃救主又归化于救主。若果真如此，则长过程又断裂为短过程。“生生不息”的终极含义成为片段的过程环环相续，甚至环环相融，就像石子落在水里产生的波纹那样。你既不能说是中心的波纹产生了四周的波纹。小的与大的，中心的与周边的，实际上是那样的不同，它们因此只是在人的印象与观念中，才获得了同一性！这种同一，即救助力和救助功能的同一！



世界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过程”。



事实只是某个过程把世界强行引入自身，从而把自身等同于世界，从此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只能是观念性的。只有观念性的过程，才能被人理解。过程是理解的产物，而理解则是对过程的追寻。从此，人们高谈对象的同一，实际上，他们是在同一的语言中藏着不同的货色。





5，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为了寻求救助的力量，为了享受救助的幸福，人们不断地进行试探。虽然《圣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但这则禁止试探主宰的诫命，却恰恰证明了人们是多么热衷于进行试探，哪怕使自己沦为功利狂和机会主义者也在所不惜。在此，他恢复了自己的原始属性，裸露了自己追寻救主的原始出发点──“得救”！救主不在生活中显现（所以人才去试探）。“救主是永恒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从人们不停顿地寻求救主、找到救主、抛弃救主并重新寻求救主……的经验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但这一“永恒牲”的命题的假说，又可以被人们不停顿地对话过程所否决。



人们是在物我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发现并确立自己的救主的。严格意义的心灵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心只有通过物才能感觉，所以心灵之间无法绕开物的媒介来对话；“对话”一词的基本含义中也就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物的作用。对话是通过声波或物体（包括身体）的媒介实现的。也只有通过物的媒介才能记录或传播。这也是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诸假说得以风行世界的一个依托。



灵魂是不会说话的，因此灵魂无法从事“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严格裁定？



智慧的作用是当习用的对话方式出现障碍或告一自然段落时，揭示了有关救主的崭新意象。所以人们便情不自禁地看到，救主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并未映现，而唯独等到对话过程终止之际才突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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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在淤积的闷闷中，萌发了异样的光。



遁世可以无闷，但找不到确定性，却令人窒息！



没有救主的时候，他喘息；而等到救主降临，他才获得了宁静。但他的力量和他的平衡是那样脆弱，所以他无法长期保持救主，保持宁静，无法永远保持内外力量的平衡。一切都变动不届，不断流失、不断萌生。但物我间这角逐、这交融，给生命以延续性，当然这也包含了生命的暂时性。因此，他使格外需要救主来凝固连续性，也用救主去圣化那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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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中，人受命不言。语言的禁忌告诉人们：必须无言。否则，你就会在关键时刻招来灭顶之灾──或引发洪水，或使自己变成一根石柱。这不失为一个深刻的“生存真理”。洪水滔天意味着外力、外物对主体即“汝自性”的泛滥；而变成岩柱，则意味着“汝自性”的彻底板结──二者的归宿是同一的，这就是失去了救助的力量，永远地离开了你的救主。



以此，人们不禁发出撕心裂胆的呼号：“伊利，伊利，亚拉萨巴各大尼！”这是耶稣在临死前喊出的最后一句亚兰语口号的译音，它的意思是，“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临终的怀疑论，代表了人性中终极的绝望和透彻的智慧，冰冷的寒彻骨髓的智慧！



人们的灵魂，即使飞翔得再高再矫健再优雅，也还是得落到平芜的大地上，这时，不再有透明的天穹。



失去澄明之天穹，而仅仅拥塞着一切之“蔽”的大地！



在此大地上，人类发现自己失去了救主，因此他需要不断地跋涉，历尽磨难，寻求救主──尽管彻底的怀疑论者把这寻求叫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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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起因（导火索）是人们放去了无言的禁忌──他们在不应该说话时，却开口说话了──因此便受到了神的毫无保留的惩罚，被剥离了救助之力，与自己的救主永远隔绝开来──且受到喋喋不休者的酷刑。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对话的过程使人与救主隔绝？还是这一隔绝产生了对话过程并使人把对话过程变成实际上的救主？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惶惑不安的人啊，假如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喋喋不休，从而斩断语言的对话过程，那么，是否就能在宁静的观照中，照见救主的本体了呢？



这是否又是另一个幻想──



人，可以抑制自已的语言对话，这只要抑止人作为文化的那一面相就够了；人却无法终止行为的对话（如反馈所示），因为人无力终止自身（这已括及整个的类，即人科动物）作为自然属性绵延不已的那一面相。即无力终止反馈之链。



就完整的意义而言，就这两种类型的对话及其所有风格而言，救主只能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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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没有救主，因为到处都是救主”，这充分披露了一个多元时代的青天霹雳，“多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元”这意味唯“大”、唯“一”；不是数理的一，而是世界景观的一。



而“多元”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世界是多么需要反动啊──尤需对反动的反动！



反动，不就是对话过程吗。



反动，得以构成理解之圆？









第四章宿命论





一，“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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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荒诞不经的命题！它，仅仅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对科学的迷信”这个一厢情愿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闹剧以及建立在“想当然耳”之上的幻构，到了二十世纪成了人的自大狂的可悲写照。



这种自大狂心态仿佛是反抗宗教和一切古老陈规的，其实它本身却是最古老的迷信之一，早在原始人的巫术实践中，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就被承认并达到了！



这种自大狂仿佛是反对宿命论的，实际上却比最有害的宿命论还要有害──它诱使人与环境破裂，并最终污染了自己生存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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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状态受制于命运的存在”、“人类的文明历史甚至非人的自然史或原人的生活史──无一不是神的意志不断体现的历程”：这一类自古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神经错乱，表明人曾经创造了何等深刻和多么壮观的自欺艺术！



难道，这就是一切被称作“科学”的系统知识的出发点？这一可悲的现实，说明人所谓的“客观性”到底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是来生活还是来发现整理的？”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它派生出的两个议题是，“真理的作用究竟是促进生活呢还是销毁生活？”……如果真理反对现有的生活并违背我们的利益我们是否坚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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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定某种“宇宙秩序”的存在是否仅仅表明，我们对无穷繁复的宇宙现象具有相当的适应性，以至于那原本没有的“宇宙秩序”观念终于把我们的身心给迷住了，以至于我们的心灵从此飞升到一个“想当然的纯粹圣境”？当我们抱怨宇宙一片混乱，世界陷入病态，这是否仅仅表明我们身上的那些与宇宙现象不合拍、不适应的因素，主导了我们的生存状态？



有一天，我们的祖先突然把自己希冀的要素，撮合在一个概念的外壳中，造就一个完美、庄严、空灵而凝重的形象（也是超象的！）称之为善的上帝。几乎与此同时，他们把自己惧恶的要素提成一团，塑成一个畸形、可憎、轻盈而沽湿的观念（也是超念的！），称之为恶的魔鬼。



实际上，无论善的真主还是恶的魔鬼，抑或这二者的奇妙混合物（如犹太教的戒律或印度教的密术、伊斯兰教的屠戮），早已离人远去了，它们把人类甩掉，在这自行其是的世界之祸中沦为废弃物。这是一个没有心肝没有主宰，没有法规，没有定色的万物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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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认为人的苦难，是从“偷吃智慧果”、“分辨出善与恶”的刹那间开始萌动的。那么，一万年来人的遭遇是否可以说明，人的苦难，也将结束于“泯灭善恶之分”、“从腑脏深处吐出智慧果”的那一刹那？



“人，是宇宙的孤儿”──所以，历史就成了摆脱孤独困扰的连续记录。这一记录有时是成功的，但多数却是失败的，而且连以往成功了的，以后也将失败：文明就这样成了“不得已的苦笑”，成了吹得颇有别致的肥皂泡。──难道宇宙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难道文明的出现，真是对人的嘲讽、揶揄？让人稍为宽慰的是，上帝并未如黑格尔胡言的那样“死去”，要知道，在他从亿万年的梦幻中复苏过来并极干练地“大行神迹”时，留下痕迹与后果里，至今还闪耀着他的余辉和影子（在他被虚化的衰世以后，四维空间的伟大际会仍与他同在）──他为宇宙留下一片日新无尽的法则。他只不过是从尘界的眼界中告退了，因为，他陶然于自己的创造，他只不过是老了。老去的神还能重新年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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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珍视和被我们厌恶的一切，都会消失得干干净净、踪影全无……如果硬要说在这么一个烟云飘荡的世界里，有什么必然的东西（这几乎等于说我们不仅已经完全通晓而且完全把握了这些必然之物，有什么可以称作“永恒的存在物”──这不是显得很滑稽吗？如果历史真有一个“人类可以想象和把握的肯定性的目的”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它将全部消亡殆尽”这一无法解释的事实呢？



其实，哪有什么确立不移的东西？在时间的魔爪下，尤其是在对时间的思索中，──一切都会在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随风凋零的。相信世界有坚定不移的支柱，当然是最宝贵的神话资源，是人生借以增色、藉以维持秩序的要素。尽管这令人宽慰，甚至使人美丽，但毕竟是骄阳下的片片雪花！



永远嚣腾，只有片刻的安宁的黑色汪洋啊，你没有纹理、没有路数，又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向，执一不变的性格呢！人们管你叫“世界的必然”？其实你不过人性的变奏罢了，没有方向、没有固定的片刻：你并不真的渴望休息！你残忍地揭开了神话面纱后面的物与我的真容！







二，“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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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必然性是普遍的，属于天命的，而偶然性却是独特的，属于我心的。我心的目的，也许是有关普遍天命的启示中派生的；但只有把所有的我心综合平衡，才能形成天命。



只有在最富神秘情感的心灵中，必然性与目的性，才被创造性地沟通为一。必然性在他的胸臆间，成为道路与桥──通往纯粹的目的、彼岸。如果撇开教区哲学的条文，而根据生命的全部丰富性来回答问题，则所谓“偶然性”与“必然性”，并非宇宙运动的属性，而只是人的心灵企图理解、分析、阐释、归纳他所看见的世界的潮与汐之际，所萌发的心灵属性而已。心所观照的规则之动，则为“必然”；心所观照的不规则之动，则为“偶然”──必然感和偶然感既然是生命的属性，那么我们相信，从原生物到动物，从蚂蚁到人，从庸众到天才──都有他们自己的偶然与必然！只是它们有的善于表达这种感受，有的不善于罢了；甚至它们有的根本就不表达，只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说罢了──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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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高级宗教的“神”这种伟大天才的最佳精神状态来视之，则天才观照的整个宇宙岂不受制于必然下的宿命？偶然因素不过是“魔鬼的试探”，或叫做“上帝的考验”罢了。在这包容力极大的观照下，人生经验中的偶然性观念，已经消融在“宇宙无限运动”的宏观和谐中了。反之，若由细菌观之，哪有什么人所感应、言说的“必然性”呢？少一滴水，可以使细菌休眠几个世纪；少一丝空气，可以使它不再苏醒。而从“天外”飞来的一丁点培养基，却能使细菌迅速繁衍到十万倍。细菌的环境变化，比人的环境变化突然得多、迅捷得多；而与人的环境相比，“神的环境”仿佛又是永远不变的。对越小的存在体来说，世界的变化就越侠、越突兀、越是“偶然”。同理，在钟表的刻度上算起来是“同等的时间”，对越小的存在物也就越漫长……据此，对无限广延的“神”、来说，人间的近乎无限绵长的时间，只不过瞬问而已；人眼中无限广阔的宇宙，只不过“神”的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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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是超人的、自然的力量，它是作为现实和物理的无情之力来到人的面前的。



“必然”则是人的、文化的力量，它是作为意志和精神的情信之力向人呈现的。



从生命的属性着眼，可以这样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





1，越是小的感觉体，感觉就越敏锐，感觉越敏锐，就越容易发现“偶然的因素”。因为小的感觉体感触面狭窄，能量却更集中，比大的感觉体更灵活。反之，越是大的，感觉面较宽，因而较迟钝的感觉体，越善于发现必然性的恒在。同理，观察范围的大、小、宽、狭──也对形成必然世界与偶然世界的观念，有直接的影响。越大越宽的观察，越容易排除偶然？这样越庞大的心灵似乎也越容易体认必然，因此他较能免于偶然的生活风暴的毁灭性袭击。但他走得过远，也会把自己的开阔的偶然，偶像化为无限与绝对的必然。



2，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程度越弱的感觉体，越倾向于认可偶然性的统治；相反，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程度越强的感觉体，则越倾向于认可必然性的统治。所以，生活的原则不仅是“强大的支配弱小的”，而且是“必然的支配偶然的”！此外，我们这里还要提出一个与通常的看法可谓相反的原则：一般人所说的“命”（“我的命如何如何”的命）并非是对必然性的指称；而经常是对降临其头的偶然因素的喟叹。如《庄子·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地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可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和“命也夫”的“命”的个人意味相比，无私覆的天，无私载的地，显然更能体现必然性，但这必然却是对人间的喜怒哀乐毫无作用的。支配子舆、子桑处境的那个命，是不可知的偶然！庄子对偶然与必然的上述理解，堪称杰出。



3，理解力越直接、想象力较不活跃的感觉体，越容易感觉到“偶然因素的影响”；相反，理解力越间接、想象力较活跃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受到“必然性的暗示”。因为偶然是“感觉世界的特殊”，必然则是“符号世界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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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偶然论看来──



必然观念在世界现象中发现的“必然性”，是局促于狭隘经验范围之内的杜撰。如说人有生必有死云云。其实，这种“必然论”概念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种杜撰不但虚妄，而且武断。把一时一地一已之经验范围之内的东西，生拉硬扯成一种普遍的、俗不可耐的客观性宿命──这最好被理解为人的宗教本能的一个投射。这本能极强韧，甚至能拉来科学的大旗，作它的虎皮、于是，科学的宗教、时髦的信仰，就成了二十世纪的统治思想中最强悍的一支！其实，与其说是有“必然的事物”，不如说是有关于“必然”的信念。除非是谁“事后聪明”，给已然之事套上一顶“必然”的帽子，如说人有生必有死云云，但你追问他自己到底何时寿终正寝，或人类的大限几何──这必然论者顷刻间就哑了。因为他的论说本是江湖郎中的说辞，哪有什么可验性可言。如此“必然”，不是任何形态的实在，而只是精神现象。



不妨认为，偶然论具有认识上的透辟性：



由此而视，世界确由“偶然性”所支配。一个严谨的观察家经常可以发：一点偶然的、完全是“碰巧的因素”，突然出人意外、不合逻辑地一举改变了整个历史的方向，从而致命地扭转了其进程。这类现象，是任何已成的理论无法解释的。而仅仅是为了解释这些大慈不解的事，人们才去费劲地发明新的理论以敷其应用。理论之所以无法成为真理，就在于世界的不可捉摸和无法预测性。事实上，理论本身也只是以及理论为了适应世界的这种“变化”性质而生成的工具（“合理化作用”）。事实上，“世界的变化”（如赫拉克立特所理解的“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之类）也是一神失察导致的迷惑：人们误以为前一次的观察和体验所得即是世界本身，所以当后一次的观察与体验不同于前一次时，就断定“世界变了”。其实，我们观察和体验所得到底是不是世界本身，以及世界到底变了没有──都是些很难证明的弥天大题。



一切都是偶然之中的偶然，一切都是“从很难证明的观念到很难证明的存在之间的往复循环”！



一切现象都无异于是在阴错阳差中莫名其妙地孵化出来的。所以，从人的理性标准来看，这个世界的本质除了“荒谬”，还能是什么呢？而整个宇宙的性格除了“神秘莫测”，还能是什么呢？而这又反过来表明了理性的脆弱与浮泛，它除了在某种虚幻的肯定性上，如认定自己的观察与体验所得即是世界本身，从而得出“世界必然在变化”这一悖论上进行语言推导外，还擅长什么呢？因为，如果世界是“必然的”，它怎么会变呢？如果世界在变，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断言它是必然的呢？



从经验看来，其实是“一个偶然导致了另一个偶然，一个错误产生了另一个错误”！这“导致”使得偶然的、被误解的，成为“必然的”，甚至“实体的”、“存在的”，而其中产生的观念则具有了使错误的成为正确的的神一般的能力……我们这人科动物，不幸就是这么看待万事万物的。我们人类，有着某种奇妙的“追溯本能”、“追认本能”。它不仅篡改历史、文过饰非是，达到了妙笔生花的地步，而且一跃成为理解与曲解、创造与捏造、神化与即极度合理化的典范。从此而言之，“神”，不仅不违背理性，且是理性发展的一个顶峰，而不是时髦学者所大胆假定的“反理性的看不见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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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很可能正是这种“找倒帐”的能力，使人获得了“必然性”的观念，并在这观念的引导下，发现了“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线索！于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仿佛是在偶然间被神丢弃在宇宙里的乱麻堆中似的。于是我们生为垃圾，并把“神的垃圾”当作自己环境与资源之至宝。我们珍爱垃圾与乱麻，并试图在垃圾堆中理出个头绪，但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因为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把偶然的垃圾当成了必然的珍宝！沿着这个错误，我们试图揭示世界是怎样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相循严密无间地发展……可是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证明的希望永远在跳动，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有生机，但是我们的努力从未得到终极证实──如何下手去“抓住世界的锁钥”呢？



偶然……偶然……还是偶然！无论我们怎样力图发掘那个必然也还是枉然！必然，只是人的心智在徒劳追溯时的追认！所以一切必然只能永远变化无己，不能自制。因此人们也无力掌握稳定的必然观念，哪怕仅仅是观念！结果人的必然只能流于人们必然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和生活本身这纯粹的偶然，将作为无法清理的乱麻和无法依赖的垃圾、而埋葬人的短暂一生。



世界和生活，并未按照一个轨道前进过。世界和生活，从来没有按任何人所揭示的“必然规律”发展过！哪怕是在一个极短暂的瞬息里，也是如此！除非那不是预先揭示的而是事后追认附合的，除非那只是孤证的巧合而不是连续的线索！



必然性观念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意志的嚎叫，而恰恰不在于它是什么“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必然性，也恰恰并不存在于世界及宇宙现象的运动中，而只是人的心灵渴望冲破世界和反抗压制的一种定向反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心理的变数”，而非“客观的定数”──必然性才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才是可以被高尚而不自欺的心灵所接受的！从此，必然性的眼晴在乱麻中诞生了，并开始用“目光”来提炼垃圾，它开始对宇宙的不可捉摸性进行抵抗、补救和综合，从而把握了那原本把握不了的偶然之乱麻与垃圾。









三，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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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即便全部（时间与空间）的人科动物相叠加，在宇宙的广漠与偶然中又何尝不孤独？甚至更加孤独，来自误解和“人情冷暖”的孤独！我们迄今还不能从地球以外找到哪怕一星一点的生命痕迹。我们没有同类，没有同路人，甚至没有业已灭绝的“智能与情感的同类”。而这个现存世界对人的探索本能来说却又太复杂了。人们为了更有效地苟活下去，为了“节能的原则”，就必须在茫无依托的宇宙中寻觅一个立足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全部生活拼盘（这也是偶然的敷衍中生成的！）用以发育自己的自信心，以对抗外部的无情。



这使我们认清了一个“情”字，实乃人的全部奥秘的谜底！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写诗作曲，寻求理解；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创造了必然。方向感，于是成为决定人生之祸福休咎的精神支柱。成为你能否坚定不移地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它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社会生活里的作用，一点不亚于在古代四处游猎者的生活中的作用……也许，还更重要。因为，工业文明是更需要长期规划的文明。空间的方向感，于此让位给时间的方向感了。而没有持续的方同感，也要有断续的方向感；否则，人怎样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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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的方向感，引导着工业文明人的命运，尤如空间的方同感支配着游猎文明人的命运。初级工业文明的奴隶们热衷于展望未来，并以乌托邦的眼福来充填辘辘的饥肠。他们把这种幻觉叫做“对历史必然性的奉献”！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建设太艰苦太肮脏也太违反人性了，若无“必然性的神话”予以支撑，谁也走不到这条甬道的尽头。



而工业奴隶们口里念念有词的“必然性”，则是道学化了的方向感。所以，从可以证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的角度，“必然性”尽管毫无依据，但却终于深不可拔，甚至坚不可摧，支配了千百万人生死相关的命运！这种生物本能的极端表现，这种无理的自我肯定，已经披上了“科学辩证法”的华衮，显得多么楚楚动人啊！对社会人，这是规矩化了的生物本能；对思考者，这是戴上了精神王冠的生物本能，所以作为哲学，它实际上只能是超验的，尽管它自吹是客观的。这种伪科学伪客观的本能，激烈地反对怀疑论者，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持异议的怀疑者送到劳改营或绞刑架上，有必要像教皇的异端裁判所杀害科学家那样杀死“不信邪”的现代知识分子。它“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万零一遍地向科学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奴隶们重复着一个真理，一个使成人退化为婴儿的催眠曲：“信赖权力的人是幸福的！宁肯相信错误的东西，也不能失去‘信赖感’本身！”



在它看来，信赖感是权威感的并进一步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信赖感因此成了人生价值的永久性内核。它比一切可见的财宝更珍贵，它创造一切有形价值的无形本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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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感起源于自我中心和自我本位这种生物本能，而自我心中主义（包括集体自我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论或犹太世界主义）则是生物的自保本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动物在区分前后、左、右、上、下等方位的时候，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人在区分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表层与里层、本质与现象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必然论恰恰是方向感之子。



自我中心──方向感──必然论──宗教崇拜……没有一种必然性信念不导致某种程度的宿命论的，没有一种宿命论不导致某种信仰、某种宗教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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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只不过是赋予了必然论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某种神话型式、神秘仪式、超人形象等等，而宗教崇拜的核心，只是哲学上的必然论而已。正因为必然性观念是自我中心的维护者，所以，自我尊崇和必然论的正统型式无一不导向宗教崇拜的表现。客观的必然性是主观的方向感的投射，而方向感本身刚来自生命胚胎时期的方位感。



有“好的、有利于生长的方向感”，也有“坏的、不利于生长的方向感”；因此，有“好的必然性”，也有“坏的必然性”。有利于生长的必然性，给人以力量、毅力、坚韧、热情和定向的创思；不利于生长的必然性，使人陷入自我蒙蔽的昏庸状态。好坏的标准在这里显系功用性的，“科学性”并不在它的视野中。所以，只有必然论的好与坏；没有必然论的正确与错误。昏庸的必然论是生命本身沉沦的标志，是正在奴役着我们的生命、麻痹着我们神经的流行病，是“哲学的艾滋病”！昏庸的必然论泥古不化，它们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如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中心论的旭光近照。比如说，欧洲的资本中心主义就惯于把欧洲生活的经济决定论模式强加在全人类的头上，并以资本批判的方式把资本的统治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资本论》企图以那些从欧洲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方法”、体系，无端地切割世界各国的文明，以便他们千篇一律地横着分析一切。这哪里是什么“科学”？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导致列宁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其中盛行的不是科学与艺术，而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剥皮……



这是必然性的回光返照。这种观念体系，本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又不善于和其他生活、其它观念体系积极地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它哪有健全向上的力量？它杜绝了社会的沟通渠道，日益梗塞、狭窄的信息，使人的活力日益低落。如此昏庸的必然论，在闭塞中导致独断，要靠暴力团来支持。于是，反对它，已经成了当代精神生活的首要任务。铲除昏庸的必然论的毒化作用，将有助于人们从生命的僵化中走出，恢复春天的活力。因为作茧自缚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并带动人们滑向永劫不复的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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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人是这样一种“有灵性的弹力生物”，有时，不安全的处境反倒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这是因为，最大的不安全感原本来自某种不确定性以及“潜伏的威胁”等等，即不可捉摸的未知数。所以，危险与不安全一旦被确定了下来，反倒令人在绝望与死心塌地中获得了新的安全感！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解？



必须唤醒这样一种精神准备：欲反对昏庸的必然论，必先恢复关于必然论与必然观念的工具性质！这就是当前最需要的“解民于倒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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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上升的必然论，是进攻者的利器，是达到彼岸而不致迷失坐标的灯塔。坏的、下沉的必然论则是昏庸的，是被奴役者配者的标识，是陈腐失效的工具和使人丧失有效方向感的假目标。尽管它可能曾经保持过良好状态并沿用下来受享受尊崇，但由于不思改进，不愿或无能随化而迁，它已变得日益有害，远离了使人保持精神健康的实际需要。因为人的安全感一直希望，“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着的”，如果相信人的生活如历史之类是从“必然性”中派生出来的，人当然容易心安理得、神旺气健，因为人很不客观，而人的主观意志又贯穿人的世界及其历史……除此之外，人哪里知晓别的什么世界和历史呢。



这样，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即便是纯粹偶然的，也极易发出某种必然性的暗示，人的这一特点使他们在谈到前人或他人时，可以宽厚地赞同以上述的分析，但在论到自己时，却出于“确立信心”甚至“维护良心”的必要，就回避或否认了必然性的这一“诞生史”。这表明，人这种脊椎动物的心态和观念，也是受到脊椎控制的！这心的、无形的脊椎，使他的零散生活有了历史的联贯性，也使他把这脊椎与世界精神的脉络，等同起来。



可是我们，我们这些自视为智能甚高的脊椎动物，为什么不能对此采取一种更为豁达的“二元态度”呢？





一方面，承认“必然性”之源于脊髓中的某些特质；另方面，给予仅仅属于人的脊髓的延伸物，以适度的尊崇。就人的生活需要和生活结果言，局部的“偶然性”在整体中完全可以成了“必然性”的体现。一切“偶然因素”只对某些圈子是确然的，如若放在“全宇宙的宏观”之下，一切都只能是必然的、无一物无来由的，任何“一点”的后面，都绵延着一条无尽的“长线”，人们称此线为“命运”或“原因”。而由于“过去”的各种长线错综复杂的结果，只能得出“现在”这么一个线团，人们把这线团叫做“偶然的乱麻”。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宏观”、“宇宙”、“各种因素”，都是被我们的脊髓给会聚到一起的，我们的脊椎因此仿佛像是指向茫茫天宇的探照光束。我们的精神之花发出的神采，导引我们沿着远古始祖的生存之路跋涉，尽管，我们采用了新工具和新语汇！只是在古老本能的支持与观照下，我们才有了洞识，宇宙才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说到底，一切有关必然的认识之所以会发生，全是那沉默的幕后操纵者──脊椎动物的生物本能，起了作用。







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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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必然论的危险在于迷信固执，因此豁达而合理的是“二元态度”：既包容了现今偶然论者的清醒，又收揽了现今必然论的拘执。清醒的认识和拘的力量相叠，使我们豁达而合理的”二元态度”得以成立──既避免了偶然论者的玩世不恭，又避免了必然论者的迷信固执，从而实现了最高的生活艺术：锻炼弹性的力量。



唯物主义认为，人只有把自己沦为物，精神才能得到解脱。这种观念在技术上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人被沦为物的时候，他还是人吗？他的“精神解脱”与“精神死亡”还有根本区别吗？有各种各样的必然性，而决非仅有一种必然性，有“纵”的必然性，自然也有“横”的必然性，有“正向的必然性”，自然也有“反向的必然性”，有这一部分人的必然性，自然也有那一部分人的必然性──各种必然性提出的权利要求往往还是针锋相对的。历史，只是融汇了、调和了各种幻想的必然性，并把它们铸成段段光彩照人的“艺术品”；它的显影怎么可能恰巧相叠于这种必然性的权力要求呢？历史，是不会走极端的，尤其不走意识形态的极端。所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在历史上都不持久，以意识形态主导历史发展，至多只是一时的变奏，用以反衬那更伟大的交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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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必然性”当然不同于“神的必然性”。



试就生命而论，神的必然性只向世人显象一种面貌：“死亡”（死亡本身当然也暗含着生的循环）。但人的必然性却各式各样：它们沿着各式各样的道路走向各自制定的目标归宿。在神的必然性看来，人的必然性不过是一种强调得过分的“可能性”而已。人的可能性说，“一切都是可以想象并予以制造的！”神的必然性却说：“一切都是预定的、无可回避的。──哪怕你事先一点都未曾发觉，事后一点都不能了悟。”



神的必然性也许更接近宇宙的真情，但我们却十分遗憾地不能接受它，至少不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它。我们只能接受属于人的、具有二元态度的必然性。它承认世界的不可创造性；同时，又具有创造世界的自信力。正是在那种意义上，连神子耶稣也自称为“人子”！他以这种自信来与诸神的保护告别……我们的来临诚然是他力的、命定的，但我们来临之后却要自行其是，实现梦想；实现多少就算多少，前进一步再倒下，总比一步不前就倒下，要好些。



──这“积极的宿命论”，难道没有给人的创造力戴上了神化的面具？又向那本无人格的大自然投注了人的热情。



这，就是零点时分的“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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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难道不是始终陷在自己的方向感里？有时自得其乐，有时苦不堪言。被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他看不见其广大无边，却处处感到它无所不在的影与光。他们经验只使他的心眼和他的幻想──他的精神之脊椎，才使他看到整体的趋向和宇宙的和谐。



方向感，从此成了人的翅翼，当然它又是人的囹圄。



安居这囹圄或突越这囹圄，就交织成人的生活史的经与纬。



除了安居的必然和突围的偶然，我们还知道什么有关必然与偶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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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科学。必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宗教。



科学以推翻定见为功德；宗教则以推翻定见为罪恶。科学最忌恨的是习惯式的“传统”的束缚；宗教最忌恨的是异端式的“零点的突破”。



但科学与宗教又是暗通的。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渗入宗教并改变了宗教的历史。正如偶然论通过人的经验不断往人必然论、侵蚀必然论并改变了必然论。现在的必然论，往往包容着或“回答”了过去偶然论；正如现在的宗教，往往吸收了过去的科学成就。宗教和科学，必然与偶然──就是循着此路“之回”向前的。



正是在宗教与科学的交接处，所发生的戏剧性十足的沟通，产生了两种诡辩论，一种担当了宗教向科学演化的角色；一种完成了科学向宗教的回归。科学的偶然论和宗教的必然论──在诡辩论那儿汇合了，正如在怀疑论那儿同时受到拷问。前一种诡辩论，在必然论的面具下兜售着偶然性的私货，“泛神论”是其典范。泛神论中的“神”──与经验和科学并无冲突（斯宾诺莎的学说，即其显例）；后一种诡辩论，在偶然论的遮掩下隐藏着必然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其典型。尤其是经济实用论如马克思主义所包藏的“必然性”，全以压迫人的生命能动为最终指归。它们尽管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是一种说服科学世界的修辞。在实际运用中，在它们铁一般的“定律”的致命钳制下，相对自主的人生、充满创造热忱的精神世界，是不被允许独自存在的──结果，所谓“用”和“利”，其实才是它们所奉持的“必然”，它们及其臣民无法逾越这片髑髅地，它们的存在就是让高尚的人们跟随他们一起堕入九死之地。



尤其所谓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和咒语相似，是一柄足以导致心理与行为两极分化的锋利叉子；它使有为者锐意精进，又使无为者随波逐流。它越能使前者相信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饿鬼，也就越能使后者认定自己“应该受到改造”。必然性的信徒认为，我们能否在一件事功上获取成就，在根本上是前定的。人的努力也许会改变一些轨道与时间，但这些改变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努力和这些改变的幅度也是受制于异己力量的。例如对于一个肯努力的人来说，“不努力”比“努力”更困难；而对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生存状态来说，“不改变”比“改变”更是不可思议。凡此，都是在异己力量的推动下，使人的心性安于被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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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必然性的信徒来说──



任何事物的诞生，任何状态的来临──都有其千万年的伏线和千万年的余波。有时人们察觉了，但往往人们本能察觉。未被察觉的，往往是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已被觉察的，反而只是那未被觉察的事物的边缘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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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许自诩为能动性最强的存在。但即便是人，也还是被割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可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在这境况中，一个人将成为怎样的人，并不像是马克思造反主义（区别于“马克思统治主义”）即某种无政府主义所宣传所肯定的那样，是可以自主的。恰恰相反，一个人对自己能是什么，几乎无能为力。他的”生物存在“当然是不由他选择的，他的生身父母以及上溯到无数时代的祖祖辈辈早就替他”选定了”。



他的“社会存在”也不由他选择，他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时代、社会、阶层、家庭。他的境遇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那个无比复杂机体的小小片段……他的“命运”其实不知操在“谁”的手中，但确定无疑地不是操在他自己手里！



表面看，仿佛是操在这个人或那个集团的手中，但实际上，是极错综、难辨明的关系网，在操纵他以致决定他，甚至是这网中的“偶然因素”造成了他的幸运与他的灾难！凡此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名为唯物主义实为虚无主义的神汉神婆们徒年复一年灌输给我们的大道理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受苦的人，而免除造成了这庞大而非人性的关系网络的罪责！



在个人的命运中，偶然已经分化为必然了，如生物存在、社会存在等等，而小的偶然才被认作“偶然因素”，如临时的事变，意外的机遇等等。但流俗的这一区分是令人起疑的──因为人的总体命运业已显示，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区分实际上是多余的，仅仅对于诡辩论者有用。







五，诡辩家们乘机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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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官方供养的诡辩家们乘机群起作乱。他们鼓起如簧之舌，指着这个说：“这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指着那个说：“这里的必然性是通过那里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没有一点意思，味同嚼蜡一般。它老是这样令人厌恶地喋喋不休：“黑的又是白的；白的通过黑的来表现自己。”这不仅是愚蠢，这还是诡诈。



人的悲剧在于，他是迷信武力、崇拜权能的。在武力及其造成的权能的推动下，最为破绽百出的垃圾也会被当作无缝的天衣穿戴起来。在穿着这种天衣的婚礼上，暴力的新郎把这些无聊的废话，当作处女玛丽亚，装扮成“学说”的新娘给抛售出来。结果这等欺人之谈竟能作为官方的祭坛上供奉的“哲学”而畅流无碍！这是多么可怕的集体精神病！这种心灵死亡的标志，是理智穷拙的征兆。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而来的是文明的全面衰落（这衰落的墓碑是柏拉图哲学──装着苏格拉底的死魂灵）。在古代中国史上、惠施、公孙龙的诡辩与韩非的反文化和嬴政的“竹帛烟销帝业虚”，仅仅一步之遥！在现代世界，它还能是别一样什么物质吗？是纳粹的种族集中营还是犹太人的阶级斗争的看守所？辩证唯物主义用诡辩主义的手法破坏了精神上的伦常；接着，它就要借助于僭主专政的政治挂帅来明火执杖地劫夺了！在古希腊是如此，在中国战国时代是如此，现代世界何尝不然？它的表现形式，是国君或是僭主的无限制的独裁。韩非是其鼓吹者，嬴政是其实施者；而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世界，恶魔式的超人已通过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装走了数以亿计的死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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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的有关偶然和必然的观念（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是反对现代僭主政治的精神抵抗运动。谁放弃了这一圣战，谁就只沦为人身依附关系的牺牲品，现代的工奴、农奴、兵奴、商奴──就祟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事。



无产阶级并没有通过阶级斗争、全面专政和看守所、集中营获得自身解放。甚至连“被解放”这一悖论也仅是对他们的生活状况的一个辛辣讽刺！相反，无产阶级只是更深地陷入了人身依附的奴役关系中，并从这一关系的经济抵押品进一步沦落为政治的抵押品；其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自身作为自由的劳动者的灭亡。



如果把高级文化的毁灭和社会文化土壤的分解──等同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如果把经济无秩序状态（其表现是人欲纵横，干预自然的经济进程）或社会无政府状态（法治状态的取消、人身保障的废除、道德独立性的崩溃）──视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理解方式？这种大错特错的理解归根结蒂使无产阶级成为这种进程的最大受害者。



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胜利（确实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自称代表这个阶级的密谋小集团，如洪秀全与斯大林混种及其手下的那帮屠夫）──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即便可能，也是过于遥远和艰难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逐步改善其整个生存状态的方法来实现。此岂屠夫的“只争朝夕”之功可以达到？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永久性“胜利，而需要首先牺牲其利益、恶化其阶级处境（这突出表现为，仅仅强化少数新权贵的特权，以便使全体无产阶级沉沦更深）──还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诡辩主义的欺人之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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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论的出现，是奉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为动乱纲领的“革命与战争”时代的特定产物。在古希腊，在中华战国时代，在二十世纪的全球领域，莫不如此！革命与战争要求集权，要求语言服务于欺诈之道，以便调度更多的战争资源──“炮灰”这词十分形象地传达了这一需要！



诡辩论，是经过合理化粉饰和伪装的“执拗的权力要求”。正因为它执拗，所以它诡辩。执拗使它获得了无耻的韧性的力量，这有助于它“夺取胜利”，但无助于它认识世界，无助于清醒的头脑。所以马克思其人用典型的犹太人方式说，“哲学家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结果，胜利的力量和昏庸的认知能力，在他的门徒手里相加，就演出了最大规模的惨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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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观念较常人少受经验的束缚，因此、他更易摆脱偶然性的影响，而呈必然论的特征。哪怕他采取了偶像论的表现形式，这理论也必是执着的，与常人的随波逐流式的偶像大不相似。



哲学家可能在力排必然论，推崇偶然论。但他的偶然论也同样超出日常的经验约束之外。他为他的“偶然”蒙上了一层“不可知的”推断色彩。这种色彩，与必然论的性质具有了奇妙的相似。他的偶然论是一种肯定性的偶然论而不是怀疑性的偶然论。怀疑性的偶然论，则以生活中与经验里不断涌现并支配人的命运的“偶然因素”，去怀疑必然论观念的武断。肯定性的偶然论，则以类似必然论的宏观视野，俯视大千世界，而不以细节的否定去囊括整体的肯定，于是把偶然变成了宇宙与人生的真正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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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哲学家的“偶然”，与群众对“命”的信仰相比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反差。群众所信的“命”是不可逃避的，带有浓厚的必然色彩；但如前所述，那只是对不可捉摸之偶然的一个镇定剂式的心理伪装。实际上，“命”的偶然，命的不可预知，命的无理性的神秘，在《庄子·大宗师》子舆与子桑的故事里，说得很清楚了。这与必然论的武断之间，哪有丝毫共同之处？一个鲜明的反差就是，哲学上对偶然的肯定已近乎一种“准宗教”，尽管是以否定来表达的宗教：而群众对“命”的坚执信仰，却在实际上透露着对宗教式的因功报果的潜在怀疑！这可以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所谓“宗教就是群众的哲学，哲学是天才的宗教”，提供一点形式上的反证和原理上的佐证。



从日常生活的领域去反观，一个好的，有创见的哲学家，往往显得迟钝且固执。这无疑是他们创立哲学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人称“书痴”。但谁曾更深一层地思考过，没有一定程度的迟钝，并基于迟钝的“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而形成某种固执，要想在这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世界上，树起一道观念系统的篱笆，以作为人的藏身之处，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在哲学家的体系后面，不是恰好隐藏着他们的“愚蠢”和脆弱！然而，正是这迟钝筑成的篱笆，使得哲学家或“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在生活的风云变幻之下，较能不为突发的偶然事变所动。





六，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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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滥用必然性概念，而是真心感受到必然自身，那么，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宇宙间也许到处都漾蕴着必然性的声音。他的心灵随时准备接纳并认可俗人眼中最为不可逆料的事，并目为理所当然。最微秒的蛛丝马迹，他能凭其心眼透然探视。当下还未涌现的，他却能遥惑。他把独自窥见的事迹称为“预兆”──因为那是常人无法问津的。其实，一切预兆都是已然了的实在！



从世俗经验的再度说，他无异于一个神奇的幻听幻视者，但从发展中的世界看，他无异于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因为他的“看”，已包容了“做”！他充满热情，因此他无法接受世俗所喋喋不休的“偶然”。他把过剩的精力化作光明，投射到宇宙的黑暗里，于是他便看见了朦胧天象，他做出现了必然的预见。



他极端地信赖自己。经验虽然告诉他生命的短暂的、飞光的局促、思想的不周全……但越是这样他使越是要挣扎、决斗。于是，他使用自己的心智来进行一场宇宙范围的超级赌博──他承认绝对与必然，以张扬自己的相对与偶然──他把自身看作“绝对之链”中的“相对之环”。他认为，自己业已归属的无限对象，使有限的成为无限的……正是在这个结骨眼儿上，他摒弃了巴斯卡所谓“沉默而永恒的星空，你使我畏惧。”他皈依了零点哲学的新感受：“沉默而永恒的星空，你使我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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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知道星空是沉默的？他听不见天体的声音？



人如何知道星空是永恒的？他看不见陨石的溅落？



唯一的解答是，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但因为的自己及其同类的一生是如此喧闹而短暂，所以他一定得设想一个与之不同的对象物，以证明他自己及其同类曾经存在过！



──这是站在“心的金字塔上”所见的宇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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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灵思沉入宇宙的幽冥时，当我们剥开了“创造者创造了历史”这层薄薄的但使人安魂的虚假表象时──一个黑色的太阳就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强盗一样跃入我们的精神视网膜。我们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大命运”发放了通行护照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无非是“大命运”预先打烙在我们的“生理──心理构造”上并通过后天的形迹启迪了这些“先验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交融难明的）的！──与其是“创造”，还不如说“发育”。而且，在“创造”一词的后面还隐蔽着一个“主语的错误”：不是“我们──它”；而是“它──我们”！而流俗的本能却硬以“我们──它”式的理解，去争辩“是谁创造了历史──英雄还是奴隶”！



现在，让我们秉承谦逊的“科学精神”，承认这个“为祸于今为烈”的错误吧！抛弃“英雄”和“奴隶”们共通的自大狂，以挽救我们遭到唯物主义彻底破坏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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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开辟历史的“全能艺术家”？他们不同于世俗的、虚夸的“艺术形式的玩弄者”。谁是因为自己的成就而大大陶醉的宇宙冲浪者？没有这些陶醉，真正的创造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却有足够的智慧，因此而去狂乱地自欺──也许是处境迫令他们去欺人。他们知道自己无论和同类相比是多么神奇与全能；但毕竟是一介匹夫，是人，就有了人的极限，是人，就意味着受到某种更根本的异己力量的可怕支配，而人在它面前则是软弱的。它促成你，也阻挠你。天才的开拓者的最大勇敢就在于：承认或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这力量“手中”的傀儡──请原谅这一拟人化的表达！



有智慧的胜利者，不会盲目地自视过高。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地知道，不可克服的“失败”正在不远处潜藏着，伺机复来……只等你阳气稍歇，便来鬼气上身，无情吞噬掉所有人的煌煌业绩。



秦皇汉武的赫赫帝国哪里去了？唐宗宋祖的彪炳文治哪里去了？成吉思汗的千军万马哪里去了？甚至连今朝风流的矫情饰欲，也正在步入“昆仑使者无消息”的至上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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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优秀的失败者，不会气馁神靡。他如项羽那样，不以成败定尊卑，他的使命感不允许他把大业的挫败，看作劣败优胜的结果。他怀着这样的宿命论信念，一种“对真理非功利的认识”，只要你的精神不死，意志之火跃跃欲试──胜利女神是否匍匐在你的脚下，是无关紧要的。众所周知，这女神早已论入风尘，化身为廉价的卖笑妇。谁愿意出个“公道的价钱”，谁都可以领略她的风情。但到头来，凭你漫天的财大气粗，你也占有不了她，因为她早已五马分尸了！反过来看，谁能断言今日的败者，不是明天的胜者？而今天的胜利者，在昨天却必定曾是一个失败者。──胜利女神的妓女本性在此还不清楚吗？而德国首都竟然如此尊崇地张扬她，难怪德国战败！相形之下，惟有尊崇基督的受难的，方能摧毁整个罗马帝国。而一个优秀的失败者例如像迦太基的汉尼拨那样，不在胜利女神的唯物主义裙下拜倒，就无论如何丧失不了自己高贵的气质。你的优雅风度，将使你的失败明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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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大命运”，哪怕丝毫影响？俗话中的“改造”一词的形象，只是在限指“大命运”借人手所行之迹时，才有意义。有些伟人毫无疑问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倒头来却成了大命运的征候与显影剂，只是，甚至他们本人，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因与果，对其“意义”更是茫然。这与耶稣所批评的那些假装信神的大众，又是何其相似啊。从狭义视之，看，他们的“如意算盘”不免是要大都落空了；但从更广大的背景看，他们不过是执行了“大命运”的嘱托。他们的审慎与他们的病狂，他们的精明与他们的愚鲁，哪里是他们能够“自决”的呢！



对大命运的“领悟者”，在古代中国哲学的术语中被称为“知命的君子”。他是一个行动中的安命者，又是思危中乐天派。他不在乎外表的胜败，因为他知道那里并无珍奇，那里只有转瞬即逝的快乐与悲哀以及祸福相倚、总量不变的定数。但他还是渴望行动。他们的信念只为他的行动增添力量：增添胜利时的戒惧，驱逐失败时的阴霾。强制的和平和善意的征服──并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一种调味中的雅趣和变奏式的休息。他的内心深处，已与“大命运”浑融一体了，他被称为“宇宙之潮里的一朵有意识的浪花”，他是一位宿命论者。





七，真诚的宿命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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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宿命论者，并不是俯首贴耳的奴才。对于像亚历山大或项羽这样的一代雄主，你当然不能评价他为一介仆役。但是，作为真正的宿命论者，他们的深刻直觉却告诉他们：人在大命运面前，除了顺水推舟，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成功地征服自己的个人命运──被称为叱咤风云的豪杰。唯其恭顺于大命运，“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所以他才成就王风而凌越于小人命运，藐视自己也藐视自己的时代。不敢反抗小命运的生灵，又岂能大张旗鼓、卓有成效地体现那高居在他的他身上的大命运呢？他岂不从此断送了超生的指望。



真诚的宿命论者不会信任小命运，而会像是贝多芬说的那样去“掐住命运的喉咙”。屈从于小命运是大人物的一种屈辱，屈从小命运，就意味着屈从浮在面上“掌握着命运的权势者──决定命运的人”，或更简单的，是屈服于自身的惰性、软弱。所以，他在反抗那些被流俗奉为“强者”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人们”的同时，反抗自己，超越昨天的自我。他对大命运的深透直觉告诉自己：这些人和自己的昨天一样，只是一些丧失了自决能力的傀儡，甚至连自己的小命运也不能把握住，又岂能驾御大的命运而来支配我们？“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权势者们也是这样的不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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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宿命言，一切莫非大命运的安排，甚至你的反抗、你的出奇制胜、你的“极偶然的幸运或不幸”、你那极独特的心灵履历……都不能逃乎此际！因此，你的“自由”也只是一种“宿命”。“小命运”概念下的人，仿佛有选择的自由，只要他不在惜悲惨地死去，他就“可以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他总不难在片刻间“成为自己命运主人”。但实际上，这“主人”在大命运的游涡里陷得并不比彻头彻尾的奴隶浅一点。这算是什么“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由此我们知道，从大命运与小命运的关系而言，在小命运内的选择、制胜、支配权的获得──无非是展开了人的宿命而已，“支配者受到支配”这一严酷的处境，在此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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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命运”就是那不受遮拦的“易运”，“大命运”的不断发作，投射到闪亮的眸子里，就构成了中国哲学中的“易化”观念。《周易》的灵感暗示我们：“易”的流行包涵一切；“易”的运化支配一切──不论它出之以多么奇特费解的样式！



面对“易运──易化”，宇宙在刹那间变得“不存在了”。时空是“在它之中”──宛如曹孟德的“星汉灿烂”，竟“若出东海洪波中”！它尽性而又无情地搓揉时空，塑就之后就毁弃，然后重拾余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陶工的劳作……“易运──易化”之动，立于不断地流溢，而不立于完美无缺的存在与紧握在手的占有！



易，就是宿命；宿命，就是易。易运只有一个，无所终穷无不包……易化只有一种，流浪不住、永往无前……我们感受的易运小之又小、细若游丝。我们感受的易化短之又短、局促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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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时空，并不是“世界的本质”……甚至并不简单地等于“世界的属性”。它们只是人们力图把握世界时暗用的一对模式。仿佛织女要完成一匹布时，必定得借助于经、纬这对模式似的。这种被客观化了的“先验知识”，已经内化为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了。在这种意义上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循环”与“轮回”──堪称“蔽于人而不知天，蔽于己而不知彼”。



易运不可分割。时间，作为分割易运的心理模式，是“以蠡测海”。



易化不可分割。空间，作为分割易化的心理模式，是“以管窥天”。



在“易运──易化”的无限漩涡中，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做”什么。我们所能“做”的，早就被一些不可名状的力量给划出上限了。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充满主人感的幻觉中，完成一些被限定了的东西。对此，人们迄今为止还是体现出多么的懵懂无知！



不论你遭遇到什么不幸，都不该妨害你贯穿宇宙的喜悦之情！因为忧愁与悲伤无济于事。除非你在忧伤与悲哀里，含蕴着一股深湛的赞美……尤如耶稣基督前往耶路撒冷的赴死途中，在喀西马尼园的祈祷时所言。





八，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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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这是助你摆脱困境的一大良方。灾祸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当事人在情感上过份陷入，过深地“入乎其中”了；如能适当地“出乎其外”──则令悲剧也带有一种喜剧色彩。以喜剧方式战胜悲剧，就是以神的方式战胜人的苦杯。巴尔扎克命名悲惨世界为《人间喜剧》，何尝没有这种立意在内？尽管但丁的神圣喜剧是一个上升，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却是一个坠落。王国维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如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视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人间词语·六〇》），说的是词语，却与哲学通。“能入不能出”，成不了诗人，成不了哲学家，甚至成不了一位身处乱世而不失风度与尊严的凡夫俗子。



以宿命的精神为生活导航仪的战士，则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条件所提供给自己的可能性、甚至“其自身”，或多或少都是“前定的”。但他停止抵抗吗？不。他知道此生必死无疑，却仍拼死抵抗，这种逻辑上的悖谬到底源于什么？原来这是出自“其生之需要”。生之途，决不是逻各斯，而是一种反抗逻各斯的、更大规模的宿命皈依！正是这种宿命的感觉，使他拥抱了“历史的力量”即“神的力量”，于是他“与神合一”，现在，他感到自己在沸腾，要压制这种旺盛的生命将不再是可能的了。为了活得更自在一些，他这才听任这力量的驱策，而放弃与这力量的对峙与较量。他放弃了小命运，而皈依大使命。他称这大使命为“天命”。在天命的照耀下，“前定”的信仰反而成了他的超级镇定剂，成了他无毒的可卡因。即便面对一百次失败，一千次死亡，一万次浩劫，他也毫不气馁，“前定”的信仰替他解除了心理上的枷锁。他的宿命，他的随遇而安，赐他以最辽阔的自由。



250



有宿命论的懦夫，有宿命论的战士。宿命论的懦夫和宿命论的战士，是分属于两个截然有别的世界的人。……前者是被宿命论的征服了的人，后者则是宿命论的征服者。两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所信的，是他人灌输给他从而为了控制他的某种宿命论；后者所信，则是他为自己树立的宿命论，是自由的宿命论。由此可见，宿命论的本质，是与生命的权力感，紧密相连的。懦夫像接受命令一样接受宿命论，战士则像发布命令一样行使宿命论。懦夫或接近懦夫的人们，在“前定的秩序”中把自己安排成可怜的配角，因为他的内在力量是那样薄弱──他们的角色与他们的力量即使相配，又哪堪过重的负担呢？所以，他们无法输出宿命论，正如他无力输出那附属于生命本身的全能。



251



在一个皈依了宿命论的世界中，还有人的生存自由吗？还有人的思想自由吗？还有的创造余地吗？──我们的回答是：有的！有的！！有的！！！



对自由和创造活动的实际限制，并不像孱弱者所想象的，是来自某种抽象的理论（如宿命论），而是来自那样强有力的、阻挡历史前进的特殊权益（如封建主义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官权等等）。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的稳定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其“权”的团结力，少数僵化者才迫使人们割舍精华，把创造之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对宿命论的滥用，而不是宿命论本身。需要反抗的，是强迫别人接受某种宿命论如历史唯物主义鼓吹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类，而不是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自己的宿命论如我们民族精神复国运动的来临！



252



在一个接受了新型宿命论的世界里，还有个体的行为自由。有灵魂与思想的自由。还有天才的众星得以宣泄其创作欲的阔绰空间。



在那里，“皈依宿命”与“生命的自由”协调了起来了。其协调机制其实是简单的：自由不是作为“自主”或“自在”，更不是无条件地放任不羁。自由，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的追随：自，自然；由，追随；自由，就是追随自然。所以，“自由”不是追随自己即“由自”。──所以，即便在监狱的深处，也有遏制不住的自由！所以，“命运剥夺了你一种自由，旋即赐给你另一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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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了那面巨网的无所不在性，体验到它残酷又仁慈的恩威并施……人们发现了那无始无终的道，承认主宰着自己的更高运命──他的生命并不因此而萎缩，反而因此无形中空前地扩张了。他内观那外在之物，一如他外扬此内在之质。



而这一内观又是其小我溶于大我之兆，外扬，是其吐纳大我于小我之动。“大我”不是道学家的超乎小我；大我实是“小我”运动的目标。“家庭”、“朋友”、“权势”、“金钱”、“仆从”、“集体”、“君主”、“人民”、“理想”、“命运”──这些都是“大我的影子”，都是“小我热切搜寻的猎物”……





“大我”中有两种“小我”，它们分别充任同化者与被化者。



同化者身为“我的必然性的工具”，



被化者身为“他的必然性的工具”。──这就是“大工具”与“小工具”的差别。这就是“主动者”与“被动者”的间距。对“大工具即主动的同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必然性”；对“小工具即被动的被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他的必然性”。两者同样是所谓真理：它们在不同的时刻照耀不同的人生。这样的真理是“人法”，而不是关于普遍大我和独特小我交互沟通的”神法”。神法与人法的区别在于：神法并不照顾人间而只是照鉴人心；人法并不照鉴人心而只是照顾人间。前人所说的良知良能，作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半瓶子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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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宿命论，是双向的宿命论──它相信“世界”对“我”的支配与摆布，也相信“我”对“世界”的反抗与征服，并相信人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影响自然的进程。这庶几近于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说。单向的宿命论只知道外在压制的严酷无情、难以违拗；双向的宿命论还知道内在压制的热烈汹涌、难以阻遏……“只要活着，就要反抗”。“我的命运是，来到──看见──征服。”──正是“内在宿命”那充满喜悦之情的呼喊……



内在的宿命，就是自然在你身上布下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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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作为未来世纪的超等宿命论，在其天性中，有多少创造的种子！它有时比外部的压力更强大，更雄健。创造，因而自然成为你的宿命所恩准的事业！战争是一种宿命，爱情是一种宿命，艺术是另一种宿命。希腊神话中有关“金苹果的许诺”，讲的还不够清楚吗？……有这样的宿命或那样的宿命。外在宿命和内在宿命结为同盟，把我们驱逐到这里或推搡到那里，但它自身却永远寂然不动，无所作为。



这种决不孤立的命运，使人生的意义不限于自身，而在于超我的象征性，人的力量于是不再限于自在、自足，而荣升为历史之力的周流方式。”周流六虚、变动不居“，指出了人作为历史方式的独特性：有时化为这一造，有时变为那一造，但渊源却是恒一不变的。人们，即使是人中最伟大、最优秀的精华，也只是那无边法力所借用的小小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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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是”什么……人们只“体现”了什么；人们不“能”如何如何……只是那种借寓的神秘力量“使”人们如何如何。……如此，我们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皈依宿命”是一种意识，而“生命的自由”却是一种实在。作为人的意见的“皈依宿命”，实际上是把追求自由的生命活动──扩张、升格到了“宿命”的地步！这里的“宿命”，显然系人的宿命：宿命感、宿命信息──是为了人寻求自己的自由的极限而进行的心理掩护！庄严风格的掩护，更能达到“尽性”的良好效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命的自由！



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征服者，都是上述意义的“一位宿命论者”。有选择才有刺激，才有激发生命的探索性活力，自由，从此扮演了生命捍卫者的角色。生命尤其是动物生命的本质──即在于“追求自由”，即“选择的多样化”。生命的等级越高，其自由化的程度也就越高……不管肥头大耳的专政者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反正生物学的研究恰恰是运用了这个“自由原则”，来区分各个物种的高级与低级的！微生物、植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具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和追求自由的意志及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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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其自由而高踞万类之上，正是借助于自由这一特性，人的能力才得以成长。



奥威尔在他的《1984》中讽刺极权社会奉行“自由即奴役”的理论脱离实际。他说得还不够准确。事实上，应该说是“自由即宿命”，而且很不幸，这并不只是极权社会的特产，在各种人类社会中，这都是一个畅行无阻的通则，而且是最高的通则！



创造者最杰出的自由在于：他是“宿命之父”。通过对“宇宙本体”（这又何尝不是他“天性”中的“自我”？）的体认，他悟出了“天命”，而后按照“天命暗示的航向”开始其“自由的创造”。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啊！就创造萌动的神秘刹那看，它几乎是全然自由的，什么东西也限制不了它，什么力量也无法预先规定它，这创造者的“自由意志”似乎是绝对的主宰。但更深的透视，使我们发觉有许多隐秘的因素，正在强行摆弄这自由意志，并迫使这自由与宿命在另一面的形式中实现了合一！



他的宿命中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中有他的宿命。“他们呼唤着宿命却发挥了创造的自由”──这便是未来精神人物的灵魂缩影！不论是什么样的自由，都是需要人们自己去创造的，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后来却陷于奴役中。”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欺人之谈。事实恰恰相反：”人生于奴役状态而后才学会去争取自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样看来，宿命也是人的一种创造。而且是人的最惊人的创造！宿命，岂不是人们为了更大限度地摆脱奴役，而认识、遵循、诉说的一面幌子？这面幌子的镜像，就是“人自己的本质”！这本质原为解放人欲而不为约束人欲并役使人类的……



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合乎大命运者，不难成为“天解决方式的胜利者”；而乖离大命运的，最终沦为“天解决方式的失败者”。个人的智慧和巧计、集体的力量和团结，都得服从上述的天命与气数。而天命与气数，又是由适时而优秀的天性表达出来的。所以，合乎大命运的，即使失败了，也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摔倒”的；而乖离大命运的，即使成功了，也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站立”的。在正确的方向上即使摔倒了，还可以再站起来；但方向的误导却足以使人在傲立中走向毁灭。作为胜利之师的尖兵，失败者的命运有时反而比胜利者充溢着更多的光荣，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矗立着一座超神之神的牌坊，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不以成败论英雄。”





九，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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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会以他天生的大德（这德是可以从生物的遗传上获得自己证据的），融汇了自由与宿命的火与水……他的两只眼晴，一边闪耀着沸腾的水，一边闪耀着静静的火……尽管，火是自由的象征，而水是宿命的象征！他秉持相容的水火之轮，以自己之离火，煮开沸腾了宿命之坎水，化育了一个奇特无比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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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智慧常说，一个人要是在赌场上失败了，就会到情场上去寻求安慰；一个人要是在情场上失败了，会以十倍的热情投入冒险的事业……一个人要是在情场和赌场都使白了，还可以从事精神的冒险。这岂不也是一种“精力的轮回”？我们常做的，我们并不明了；我们明了的，却决不去做。这也是一种天性！一有所失，一有所得，因为天性的“结构”和“总量”永远在大体上不变，在此挫折，则在彼伸张！这总量，不就是宿命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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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内部自由，在总量上是大体不变的。



问题只在于：



1，这些自由是如何分配的。



2，这种分配自由的方式与文化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专制社会，就是其制度把自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其制度把自由分散给多数人的社会；不论如何集中与如何分散，其社会自由的总量，都有其恒值。民主社会给多数人提供了自由，但这本身并不值得夸耀：因为“自由是被谁使用的”在“历史意义”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被消费的方式是否有助于文化的创造”。



在专制社会，自由被用作少数人的作威作福；在自由社会，自由被用作多数人的尽情享受；而只有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当口（或民主向专制过渡的当口），自由才被用作文化的缔造。



在专制社会，自由的言论引人注目，既遭迫害，也受推崇，甚至还被热烈地（尽管常常是“悄悄地”、“地下状态地”）评判。但在自由的社会中，自由言论不必说了，即便鼓吹专制的言论，也无人注意。除非是引起了官司（即引起司法问题或新闻价值的纠纷）的言谈才有人注意，但人们并不注重这些话的意义，而是注重这些话的后果，这使得话语在无阻力的环境中已经丧失了实际意义。于是，“言论自由权”的诞生，是与“言论自由效果的消解”同步来临的。因为动物性十足的人们热衷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被禁止的事”。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幸福！──它为原创性文化提供了一个“专供突破的禁忌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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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社会却把人导入享乐或慵怠，因为在那里，随着禁忌的淡化，言论与思想的刺激值也被大大降低了。因为说到底，自由寓于人的天性中，而以环境、外物、对象来转移其表现形式；但不以之而削减、增益其本质；更不会因之而产生或消失其本质！



自由，岂不也是逃避不了的某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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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之能创造，不是因为他囿于自己，而是因为摆脱了自己。只有当他不为了自已而且超越了自己──才得以发出真诚的创造之光，才成为光灿夺目的创造性象征。



如果他私下里把寄寓在身上的那种力量，可笑地误以为他自己“固有”的力量，并企图以这神明般的力量来促进个人的私利──那种力量就迟早会十分奇妙地逐步削弱掉，以至于无。



他的创造与破坏，都不源于他自己，也不止于他自己，更不为了自己。否则“他自己”又从何来呢？他像湿婆天一样挟持宇宙的神力，又像乾元一样自我否定……因为一切创造行为说到底并不是有利于创造者自己！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仍不稍息。他愿意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易化波澜的纯粹现身”。他死去，但成务开物，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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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造，本是个性的主动行为；但就整体视之，这主动都是“被迫”的。单向的创造，一旦脱离历史之母、天命之水，即不能成活。困死英雄的悲剧之所以一再重复，即在于个体性的英雄没有遭遇天命，所以不能升格为群众性的天子。从美学的观点看，英雄之死很有悲剧价值；但就历史格局说却是无济于事的。



任何形式的创造行为，皆肇始于创造者的自我满足，但不同的行为，归宿则必异。个体的创造者不引起社会的反响与历史的共振，则其归宿仅限于个体而已。相反，有反响、有共振的创造，则宛如一股强劲的孤风，他的产生完全发乎特异的天性，个体化的原则在此高于一切。“集体智慧”也许有，但那只能起到普及与延续的作用，若将之套用在创造者头上，则大祸至矣。创造活动的“有特性”与“集体智慧”的“无特性”，生来矛盾，尽管离开了基础性的“集体智慧”，个体的创造与创造的特性既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弘扬，从而丧失普天同照的机遇。但毕竟，“集体智慧”不可能是原发性的智慧，只有个体的灵感才是。孤风若不飞沙走石，如何显出他闪电王的生命？一个个原本自我封闭的“圆”，突然间被闪电沟连、打通，宇宙间的脉息贯穿如一，皆得道于风雷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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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创造者不被另一个创造者取代并更新，集体就无法前进；因为创造的特性，就是“适时性的应变”。创造的表象，于是应因了世界之动。



他，首先是对过去的否定，然后是对未来的肯定，最后则是其自身之被否定。创造者的命运，不在于“永世的荣名”，而是简单的运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的运动，依循“生理──心理──天命”。为此，他备受预期的迫害（来自过去的势力），又受到莫测的褒贬（来自未来的势力）。尤其是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即将逝去的空前惨烈的时代祭坛面前，只允许“本国特色”、不允许本国品种的货色依然名躁一时，以致“西学为体”竟然成为时髦。谁想异议“外来宗主”，谁就是想在漫长的死亡名册上再添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或“号码”。站在晦暗无光的墓碑前，心砰砰跳出这样的言语：“我们不要这样的窒息！我们要在这些东施效颦的人造粉末之上，瞧见一座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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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不是站在人民背景的掩护下，对着或是顺着流俗的好恶说话，他既不是运动群众也不是群众运动，他是站在上天的苍茫面前，对着历史大声祈祷！他的祈祷，顺乎自然，合乎天性，配乎天命；他的祈祷，激起不可逆转的历史风潮。





十，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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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曾经真正认清过这个奥秘：时间是推移的，问题在演变着。



但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我们这一幸运是得自中国智慧的启迪。它说：“天下事，了犹末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是的，从逻辑上说，“不了”是无法“了”的，正如你不干一件事，那事是不会自动完成的。所以，有一位被称为掌握了基层国粹的中国法利赛人却完全不懂中国的智慧，他因而对此断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是，没有人曾经参透了这个生活的而非逻辑的奥妙：随着时间的演进，那灰尘已成了精英！这时，你的扫灰革命，因而成了真正的剿灭民族精华的反革命。在更多的场景中，你没有从事的重要工作，已随着时局的演进成了不重要甚至不必要的了；必由之路成了多余的惹事生非。如此视之，世上有多少追逐功名的事件，是根本不必发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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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人的努力方向，“未了”是世事的实况。正如《易》的《序卦》在“既济”之后是“未济”。



“了之”是人的解决，“不了了之”是天的解决。人的解决凭智慧与巧计，天的解决凭天命与气数。天命战胜智慧、气数压倒巧计的历史，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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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最后解决”；所以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必败，“历史的终结”也必败。因为生命的力量实在大于意志的力量，以意志搏击生命无异以生命搏击地球（中国语言生动地称为“以卵击石”），所以尼采不得不疯狂。因为对于一个问题解决得越好，这解决本身就越能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成功的应战引起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问题越解决越多。在一个结构内部，问题越解决则解决新问题的难度就越大。相反，如果处之以泰然自若的态度处之，以庄子式的愚昧态度去面对问题，它有时仅倒“无事自息”了。这样，随时间的惟移，旧的问题完全可以不解自决、不处自理。随时间的展开，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并不因旧问题的“妥善解决”而止息。那种认为解决旧问题会对解决新问题有所稗益的想法，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那种认为问题越解决越少的成见──完全是由于孩子气。



问题本身在演变着。旧问题的自然死去新问题自然诞生。杀死旧问题，无异于催生新问题；催生新问题，近乎杀死问题！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另一个问题的形成；从此，“解决问题”的惯性及其连续行动就构成了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联。历史无非就是一批问题的涌现，代替了另一批问题的困扰。新的问题冲击旧的问题；新的注意力掩盖了旧的无能为力。能够胜任这新潮的压力者──就是英雄。否则，就是败类。除此之外，并无万全之良策。但这决不等于说──随着英雄的出世，幸福就会降临，平衡就会引成，和谐就会实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这个恶魔，决不会放过困惑英雄的机会，一如不会决定百姓命运的机会──它要考验英雄。英雄深明此理，他的智慧与力量若不能以入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将听从天命与气数，以天的器度纵任问题！



知道了天人之际的这些情状，无异于接受了一种“健康的暗示”。──这使我们能对生活与命运采取较超然的态度。“无思无虑、顺帝之则”，就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哀鸣”，而成了洞察大命运者所必历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人，不再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够伤害他。戒绝了无益的悲愁，也就将内力专注于自然给你安排的角色。这，正是大自然在其无言的肃穆中，向每一个人启示的“天命”──只要你能领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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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限”，对比，你真正“逾越”它。健康的人谨守自己的天命，“不越天性的雷池一步”──这样的领悟者，是乱世的人心所归处。



在中国思想中，这得天独厚的领悟者又名曰“圣人”、他的心思“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朱熹《周易序》）他是宇宙脉息的现身，“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而况鬼神乎？”



我们是自然的宿命论者！





第五章生存的歧路



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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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黄昏，大自然下色调变得格外鲜艳──它不仅为朝霞、夕阳所染，且因适度的光线，而显得五彩缓纷……凡是留心过自然景观的心灵，都会发现，自然景致的色调，在过强或过弱的光线下，都会失真“本色”。过强的光线，会使物体显得发白；在极强光的辐射下，甚至黄色的沙漠景观也会变成一片白茫茫。过弱的光线，则使色彩趋于灰暗，在极弱光的辐射下，甚至鲜红的花朵也是黑色的。两种状态，会使物体固有的五颜六色同样弱化──尽管朝向两个端极。在月光下，世界显现为不同程度的银白色，给人以圣洁、华贵的印象。在朝霞、夕照里，世界染上多层的血红──甚至连苍白的脸，也变得十分娇艳。



大自然的光线，对人的官能视觉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对人的文化命运有重大启示。



文化圈的光线，对人的精神视觉有同等功效。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代精神、风俗时尚、教育程序──不仅决定了人的眼光，而且决定了他能看见什么并看见的是什么。同时代人的视野有宽窄之别。视点有远有近之分，但眼光所射的角度，却不幸而具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淋浴在同一文化光线之下。不同的眼光，会被斥为“视觉错误”。更有甚者，问题还会被追究到头脑的“思想方式异常”和心灵的“心理变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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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肉眼迷蒙之后，心眼才会敏锐。”心眼是什么？是对肉眼的反叛，但也是延伸！它的功能可以提升人的视觉的总水平。当来自肉眼的直接视觉遭到抑制与削弱，心眼就兴起发光，以其间接视觉的想象弥补感觉世界的表象损失。随着生命之流的“大江东去”，肉体越是功能日下，精神就越是高涨起来，以便对人的整个机能提供可以代偿的动力。



探索与求知，在发育中的青年身上特别显见。而凝聚与支持，在发育完毕趋于没落的中年人身上则特别显赫。凡此种种，都是与他们的体能相一致的。有过剩的体能，才有探索的冲动；有体能的中衰，才有凝炼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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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包括着“二元”：



一，先天的、遗传的、生物的“自然人”；



二，后天的、习得的、文化的“社会人”。



在任何现代观念能够发现的“人”即便是所谓“原始人”的身上，这二元都在互相制约中平衡着。



即使“魔鬼”的存在与活动，也是依据这“二元”，一分为二的。



首先，这体现为个人身上的动力因素。它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依据其内外条件而获得不同的表现。心理学家们如此描述它：人类的各种活动受到各种内驱力的控制。



我们饥、渴、思、睡；我们渴望钟情；有时我们愤怒和吃惊。假如我们把本经感觉到的才智，所计划、指导的行动，归类为内驱力控制的一种行动──那么，几乎所有动物的行为，和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是内驱力控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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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为什么我们会采取这种行为而不采取那种行动──这种“不知不觉”，具有许多形式。



1，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个孩子在食品店门前站住了。他并不自知：正是由于饥饿，橱窗的摆设对他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只是事后，他才记起那天曾误过一顿午饭。这一例子表明，内驱为能把被感知的事物中最为“重要”的东西突出出来。



2，正在等候女友约会的人，可能跑到一个陌生人面前，把她错当所期待的人。他不了解，由于渴望，使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期待中的人。他却以为自己的视力不好而感到窘迫。这里，内驱力使知觉起了变化，产生了错觉。



3，一个儿童在陌生的房间里醒来，惊慌哭泣，确信自己看见了一只老虎。但一开电灯，老虎便消失了。这里，内驱力产生了幻觉。



就是这样，我们的心境、情感、内驱力和愿望，常常润色和改变着我们周围的所谓客观世界。我们的动作受种种无意识的内驱力指导，我们察觉到的那些需要和愿望，是我们附加在它们之上的。



如果内驱力受阻抑的时间太长，在完全没有适宜刺激的情况下，行为模式也会出现。动物行为的研究者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年）叙述过一个例子：当被捕获的、已习于在碟中吃食的燕子，被允许自由飞行时，它却“表演了”在空中捕捉昆虫的全套本领，就像表演哑剧一样。它盯住昆虫、向昆虫猛扑过去、捉住它并吞咽它──其实呢，根本没有昆虫在场！这种情形表明，动物也有和人相似的表现欲！（L·V·圣保罗：《电控制的行为》见R·F·汤普森主编《生理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人们感受到的“诱惑”，是内驱力的外向投射。有怎样的内驱力，就生出怎样的诱惑；内驱力越强，则诱惑越强；故同一的“客体”，对不同的“主体”具有其实迥异的含义。内驱力若与环境失去平衡，就会生出“恶魔”。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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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民族的神话洞天中都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而从各种神话中派生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也都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禀赋──制造出各自的恶魔范畴。所谓恶魔，就是人在观念世界中力欲避开的那些诱惑。它曾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可能因此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失去均衡。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威胁，才会出现了对“诱惑”、对恶魔即对特强的内驱力的谴责。



人的群体内部的动力因素，则不断塑造因而不断改变改变了各个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形态。这些群体的动力因素，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来，但比个体能量更持久。正是在群体生活中，作为动力化身的某些个体，才获得了他那“魔鬼”般的意义。在规范意识中，“动”常与“恶”被联想到一处，正如“善”常被与“静”等同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人心的惯性──他对习常之物给以赞许，而对新奇之事则充满疑虑。这种长城一般的心理，在各种神话中都获得了非凡的“道德表现”。



这就是被指为“不安定的因素”──撒旦的诞生。在希伯莱神话中，魔鬼撒旦引诱水性杨花的女人吃下了智慧果。魔鬼撒旦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在人的心中，魔鬼是人的内驱力，否则，就产生不了对人的“诱惑”。事实上，夏娃和亚当，只能是先有了内驱力，然后才“发现了”“恶魔和他的引诱“。



二，魔鬼本身就是人的一个对立因素。即，撒旦不是别的种类，而是人类的诱惑者，他负有打破现有平静、从蒙昧状态中唤醒罪性的使命。在感官世界的维护者的崇拜者来看，魔鬼是邪恶的，因为恰恰是恶魔揭露了世界的虚幻性，而各种宗教组织的权威却是在拼命维持这虚幻的存在与神圣的观念，以便控制局面。



希伯莱的撒旦不是孤立现象。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类似形象──盗火予人的普罗米修斯神。他与撒旦的类似处，迄今被忽略了。原因在于道德观念蒙住了我们的眼：



撒旦是“坏”的，普罗米修斯则是“好”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1，他们都违背至高之神旨意、把神的秘密揭示给人。



2，他们都是人的文明的发动者。



3，他们都因此泄露天机的罪行而受到至高之神的惩罚，永劫不复。



撒且在诅咒中变成了无足的蛇，普罗米修斯则被绑到高加索的悬崖峭壁之上，听凭鹰鹫啄食他的肝脏……



中国神话中的“鲧”（大禹的父亲），也有类似的命运，他违背天帝的旨意，盗取神物“息石”、“息壤”为人类消除洪灾。这种创造性的“泄露天神秘密”的背叛行为，也受到了最无情的惩罚：他被殛杀，死在“羽山”，治水的宏愿化为泡影。



鲧的命运比撒旦和普罗米修斯也许更不幸：他不仅被杀死了，而且，他的牺牲也毫无成效。撒旦和普罗米修斯还都通过自己的受难，成功地改变了人的命运，但鲧则徒劳无功。而他被迫中落的治水的伟业，只是由那位从鲧的死亡中诞生的儿子禹（“鲧腹生禹”），在鲧死后用一种全然不同于堵塞的疏导方法，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事业。



这些雄浑的史诗场景，不是简单的“宗教呓语”，而是对文化史上确曾有过的动态，所进行的实况描写。这些堕落的故事无不充满了圣洁的牺牲，宛如一曲曲“创造之歌”的庄严合唱。



鲧──撒旦──普罗米修斯，以各自的魔鬼神性，在各异的环境中，走上了自己的英雄祭坛。他们一个比一个幸运。



鲧死了，撒旦遭到永恒的诅咒与放逐，普罗米修斯则在囚禁中被人类解放，在颂扬声中胜利归来。正因为他们故事的结局不同，所以希腊人的科学和发现征服了世界，希伯莱人的宗教和信仰影响了世界，而中国人则是用开饭馆和洗衣店的手艺漂流世界……但愿这样的玩笑早点结束。



这些神异的叛逆，为什么受到古代民族如此的注目？难道他们仅仅是些“自然力量在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不对。今天，谁也不会无条件地屈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语了。实际上，这些神话是在说明，那些至高至上之神（中国的“帝”、希伯莱的“耶和华”、希腊的“宙斯”）的对立面（中国的“鲧”、希伯莱的“撒旦”、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人的内驱力与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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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等神性英雄不在人类之外，就在人群之中！



“不安定的因素”不在社会层面，而是活跃在人的灵魂中和血管里！



──他要挣扎出来，他要“打破”现在、“开辟”未来。哪怕这未来充满了苦难、不安、牺牲、永远绝望等一系列的未知数！



这些超人式的史诗场景，是人类中的创造者命运的象征。



为什么鲧的命运最为悲惨？这很可能暗示着，生长在远东文化圈中的创造者们，所经历到的幽暗、曲折，最为突出。他的业绩只能在他的下一代的身上，获得成功。正如鲧的业绩只能由禹来“克绍厥绪”。神话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是很有深度的，它的深度来自它的复合与仿佛的矛盾。如果它一气呵成，反倒失去复杂的内涵与充沛的内力了。



例如，鲧、撒旦、普罗米修斯，其实又都不是简单的新神。用文化史研究的光，透视一下，他们竟比后来居上的“帝”、“耶和华”、“宙斯”诸神，还要古老！



鲧的形体是一只巨大的爬虫，撒旦则是著名的“蛇”，普罗米修斯则是前奥林匹斯神系（即宙斯家族）的提坦巨人族成员。因此，他们比后来居上的更为人格化的至上天神（帝、耶和华、宙斯），历经了更多的沧桑。推动他们“启迪人类”的，并不是纯净无私的动机，相反，他们的内驱力是最古老的“复仇意志”。──由于不甘屈居新兴的大神之下，他们要起而与之抗争，才与正在萌生独立意志的人类，结为盟友，以反对趋于稳定的神界新秩序。类似的事例，充塞了一部文化盛衰嬗替史，古枝与新芽嫁接，活水与死水交汇，孙辈之力与祖辈之愿相合，才得以迸发出“魔鬼般的活力”，以反抗父辈的专横。它不受规范、难以逆料甚至不可名状──旧的语言已不足以描述他，新的语言则没有为他成形。所以，在这黎明前孤寂中，人们就说他充满了“魔力”。



借用一句拿破仑·波拿巴特（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的话说：“天才创造规律，而不是规律创造天才。”如此说来，不是人类“受了诱惑”，而是人的内驱力“抓住了诱惑物”，诱惑物是专为内驱力而设的！



鲧为人类来了神奇的息石息壤，撒旦指点了可口的并激起连锁反应的禁果，普罗米修斯播下了火种……这些“诱因”的存在，只是标明了古代民族内驱力各自所指的方向，如中国人最渴望那不会流失的土壤。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土壤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振起想象之翼，“创造出”一种甚至能自行生长的土壤。息壤的神话即缘此而发。希伯莱人所来自的两河流域的居民最渴望绿洲式的伊甸园，但这等无忧无虑的乐土哪里有呢，于是他们不甘心于此等寂寞，便假设这乐园是被人自己制造的意外事故给破坏了的。这使得他们对创造行为（“采摘智慧果”）既兴奋又充满罪恶感。希腊人最渴望航海的光明，最向往那足以照亮海上阴霾的灯塔，所以普罗米修斯的火，要到太阳神的神牛那里盗取，为此，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严酷的，他被囚禁在远离海洋和要道的高山之巅，让他永远看不见自己的胜利。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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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驱力决定了一切？它创造了不同的目标与准则。内驱力最强的个体，则成为超群之魔。



内驱力是一柄双刃剑。在顺境里，它指向外部，化为追求生存与发展的行动。但在逆境中，它会折回来指向自己，造成“自杀”的悲剧。内驱力太弱，不足以实现创造之举，内驱力太强，既破坏环境，又损害自体。太强是“过”，太弱是“不及”；“过犹不及”，二者都同样低效。但“过”与“不及”之间的最适点又在哪里呢？换言之，“中庸”又在哪里呢？



“中庸之道”的秘密在于：内驱力与诱因之间要达成平衡。内驱力过强，就会诱引人，落入陷阱。这样，内驱力促成的行为反而不能有效抓住真诱惑物，从而无法有效地实现平衡、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内驱力衰竭了，就会对诱因视而不见，达到“物我两忘”之境。其结果，即便诱惑物垂手可得，他也不去抓住，无一例外地放过机会、“虚度年华”，永远逡巡在生命高峰的山脚之下，不去寻觅上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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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驱力的强度，还决定了反馈的过程。一种必要的夸大与缩小，达到了激发、实现内驱行为的目的，又不致于使这目的的落空，得不到维持生存、发扬生命所仰赖的“有节律的满足”。



很难在事前去判断什么是“有平衡的反馈”。很难在“内驱力──发现目标──采取行动──满足欲望”这一连锁过程之前，完美、准确、迅捷地找到“中庸”之路。



这决定了，人的一生和人的全部文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实验的过程。真、善、美，并不隐藏在某个固定的天涯海角，等待你去“穷尽”它；相反，它恰恰存于忽而夸大忽而缩小的实践中。这就是命运的不可测之处。同样，人的生活、文化，无论多么感人至深，也不足以作为一尊偶像或一个典范而被供奉起来予以膜拜，充其量，那只是前人所留下的足迹罢了。过往的足迹怎能列为今日的偶像呢？



相反，成功的创造者对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心理环境、传统的文化环境）是极为敏感的，他善于控制、支配自身的内驱力，使之与环境完美地协调起来；如此，则不断变化中的“平衡的反馈及其调节”，就得以指导他的种种行为。他运用内驱力选择并改造自己的环境，再以这环境为“奖品”，进一步激发并养育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内驱力，是创造力的原始形态，它可以分化出创造力也可以分化出破坏力──创造与破坏，在根底上是功能一致的自我保护行为。



由于这种两面性，生物的内驱力同时给予他深深的苦恼！生存总是伴随着一大堆事物与问题，如果人你对这些问题本身感觉不到一点乐趣，那么生存的危机就来了：生存成了无聊的负担……杂乱无章的事物，不可理喻的问题，像热带丛林一样茂密的而危险，生活以外的补偿，除了幻想的快乐还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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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陌生的丛林，人，所能探查、理解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甚至看不清这丛林场景，至于全貌，就更为渺茫。首先发现问题的人，会遭到多人的白眼和排斥。第一张道破危机的嘴，常被悄悄地堵死。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知道不愉快的事，所以人们乐意接受谎言和粉饰的坟墓。与多数人一道心安理得地去死，似乎比独自冒险去求生，更有吸引力。



但终究，还是有人睁眼看了，还是有人开口说了，还是有人率先行动起来了──这不正是群落本能在更高等级上的顽强的表现吗？



这种意义的所谓“种族特征”──决不是”肤色”二字所能概括、象征的。而体形特征也只算得种族特征的不太重要的侧面。心理特征、精神倾向、人格素质，这是些更有意义的种族特征。而最重的种族特征，当为反压制的抵抗能力所显现出来的强度，以及它们朝向的方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种族，不是精神特征意义的种族，精神意义的种族特征，跨越体质和文化的线形遗传，而是一个网状系统。聪明人可以生出白痴，而蠢猪也可能成为天才的父母，因为聪明人和愚蠢者同属一个广大的遗传网络，他们的遗传有时体现出强烈的交叉性。正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伟人常常生出“跳蚤”，而贫贱窝里倒窜出了一匹真龙──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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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力量的动荡，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价值与功能的流变。流变，使得枯木逢春，又使得春花凋零，死者复活，生者已矣。宇宙诸力的无情推移，宇宙诸态陷于无止息的“周流”之中，种种基本势力的对垒与平衡──爆发出令人晕眩的阵阵革命。有些压制耗尽了，有些压制飘移了，反压制也逐渐相应衰落，凝聚在特定的形式中，孕育多少危机，潜伏多少爆炸……尽管我们不认识它。有时，认识了却不又愿意承认它、接受它。有机世界内的革命运动，仿佛调整对立力量及其僵化模式的外科手术，因此，失败了的革命就像失败了的外科手术，反会招致并加深内科的病患。就某一生命物种的命运来看，当它面临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而试图自我更新的主动努力如果失败了，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这是永恒者的步伐：腐朽与再生──旧种族的毁灭与新种族的试验，不断轮回。当轮回的局限已经圆满时，大劫──即现有形态而不仅仅是结构的全部瓦解──也就降临了。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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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这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口实。



是压制的力量孵化出了人的生命，孵化出了精神的活力，孵化出了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压制。强大的反压制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谷底状态──就需要一个有吸引力的口号，以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大规模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精力就此把“事业”当作发泄的出口纵情使用。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循环”。如此看来，事业岂不只是促人奋斗的一个诱饵、一个中间环节，而决非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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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他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而病孱虚弱的有机体，则格外需要迫切的排他性来保护自己免遭侵害。越孱弱，防范性的自保措施反倒越强──直到强大的新兴势力终于冲垮了只知道退缩于自我的壁垒：入侵的潮流滚而来，为达到新的宇宙平衡而运作起来的仁者之师，像大洪水一样扫荡了旧有的阀阅。



反抗的冲击力过于强大，超出一己的实际需要──过剩的力就化为发号施令和支配他者的要求。所以，没有学会反抗的人，是无法学会统治的。优秀的统治者，必先是一群优秀的而非低劣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反抗者。尚未表现出统治欲望的有机体，不是富于“平等精神”，而是其内在的反压制力，尚未达到足以超越自我的强度。这时，它采用“服务”、“献身”、“爱邻居”甚至爱“仇敌”等更富于同化性质的形式，这是征服开始之前的“保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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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社会的人，常常违背了“生物──文化”的生成机制，反从自己的社会、文化状况，去逆窥自然、刺探生物的秘密。对人而言，生物法则在此变成了文化气候的自然化。人类文明社会，居于自我奴役时候多，居于解脱与自由的日子寥寥无几。在那珍贵的日子里，“自由的感觉”风行大地，“排他性”收敛它那外露的锋芒，悄悄地避入地下状态。但排他性不会真的消失，它会反朴，它会以更新颖因而更强大的姿态，卷土重来。即使在最不以“排斥异已”相标榜的宽容时代或大度社会，仍有一股股难以看清的势力，左右着人们的基本行为，把不合标准思潮的内部“异端”，悄悄抑制掉，以“视而不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方式进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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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以自保、自存为基础、为归依的。因此，在倡言“自由”的时代或社会中，不热衷倡言自由以致提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对意见者，同样会成为万夫所指的排斥对象。这些比赛着白眼程度的万夫，与宗教裁判所时代烧死异端的群众势力在气质、功能上都相似极了，不同的仅是思潮的流向、排斥的方式变了。



对人的群体而言，正如对各种有机结构和社会组织，头等要务是自保、自存，而不是更高级的“自由”。而且，最好是按照现有秩序、已成形态，按既定方针如此这般地自存下去。不思大变的自保，是生物惰性十分合乎“节能法则”的普遍性格。目的在于节约能量的基于现状的“排他”，比立足于变革的“提高自己”，受到更多的青睐。这一生物特性也化入文化的性格，使各个文明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历史因素”的网络奴役中。正是由于这一无可逆转的背景，人们在反窥自然、刺探生物的奥秘之际，情不自禁地戴上了社会、文化的有色眼镜。如达尔文及其门徒卡尔马克思、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和种族斗争的教条，其实都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动物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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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目前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所拥有的探索范围而言，生物与心理的突变导因，依然还是秘不示人的。而支配了突变机制的“定数”，因此也是神秘的，所以，明敏者的天才也不能石破天惊地预言未来。



不是曾有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先生，对基督的神圣诞生作过灵验的预言吗？那是神迹。中国的古书上也有貌合神离的类似记载。每当一个王朝的腐败已经瓦解了它的统治机能时，总有预言之风前来宣布，这一山雨的暴降即将冲刷世界。每当一个新朝的廉洁政治快要诞生时，也总有一批神秘家就此来“传达天意”。这些预言，具有超人式的神秘性，因此，它一不是通过推理获得的，二还能造成社会心理的普遍突变（俗称“革命”）。



这些揭示隐秘之象的语言，也许不乏神话性质，但继之而降的事实发展，却在日常经验的彼岸，证实了它的真实性！



历史之川就这样为百代之后依然大惑不解的人们，铺开了幅幅奇异的画卷──我们虽然看见，但并不真正知道。突变型的人物及其召唤的伟大事象振奋人心，难以测度的定数、超乎经验的预兆，脱出特别精微的界域，充满荣耀地进入人文的、历史的、经验的、可见的世界，并化为“世所公认”的群体遗产……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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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要探寻出路，必先洞悉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即文化的非理性倾向。



历史主义认为，人的情感，意识，观念，以及“理解方式”、世界观等等，都是特定历史、社会的产物。这样，人对事物的理解，就难以回避地受到时代的局限，还受到认识能力与人人经验的摆布。认识，因而是无止境的。这提示我们：生活在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很难按对方的本来样态去理解对方。主观的同情、体会、谅解是可能的，但基于本来样态的客观理解途径，到哪里去寻找！



人，是从自身（生理、心理、与环境的关系等）状态出发，去想象他人的心理及其文化；也只是依据自身状态，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范型。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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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静气地观察，无偏见地搜集资料，逻辑的推理，审慎的反思，勇敢的自我检验等重要的活动，更多是作为论证结论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创造文化的工具使用的。……这正是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范畴和实体的“物质文明”最大的区别。后两者是讲求客观效率的，因而是可以客观地加以检验的。可是作为对主体投影的前者，你又如何去加以客观地检验？真要检验后，又到哪里去找一个摆脱了主观投影的检验者？



一切渴望扮演或正在扮演上帝的人们，也有着类似火刑柱上的上帝（而非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精神迷误。他们在强调绝对目的论的时候十分轻蔑地把道路本身的价值泯灭了。正如火刑柱为人类规定了目的，然后就杜塞了人类的建塔之路。而世俗的绝对目的论崇拜则比火刑柱的暴戾更可怕：到最后竟会十分奇怪地把某条近乎偶然的道路本身目的化了。以致达到崇奉一道而排斥他道的偏执地步。可以医治这一偏执的还是那句古老的箴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退一步说，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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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广义的艺术──精神的创造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现实世界的突破和对生存状态的变革。其形式或揶揄或嘲讽或抗议或诅咒，其功能在于，让心灵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其背景是环境给生命冲动带来的窒息感。人通过实存方式得不到解脱，就寄厚望于艺术之上，用精神的创造拓开物质的阴霾。



歌功颂德的艺术，也是对生活的一项变相的否定。试想，受到歌颂的东西，哪有一项是名实相符的呢？于是，诗人们通过颂扬，实现了半讥讽（就其文化效果而言）半提升的艺术功能！他不是在歌颂这个现实，而是在歌颂那个理念。他的歌颂，只有对迟钝、颟顸的耳朵，才有悦耳的音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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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夸张的说法，艺术可谓“起源于罪恶感”──即起源于涤罪的内在要求！新文化初起的时代，人们即对旧文化深恶痛绝，因而又有恨自己无力摆脱的心情。旧文化的残迹刻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一种社会性的涤罪要求，体现为追求异境的新艺术：它渴望以此遗忘过去的阴影。



艺术的没落不在脱离生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它过分接近生活的地表，从而使精神的构建低卑不堪、失去性格了。如此不幸的艺术，沦为世俗喧嚣的可怜附庸与无益修饰。它的最高成就，只是满大人“顶戴”上的那根高高翘起的野鸡翎。



认为文化生于人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生活的“理性认识”，是过于静态的看法。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非理性的冲动、自我中心的意志，逃避“检验”的夸张、争胜──比学者们一般愿意承认的要更强烈、更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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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的正解，只是可想象、但却提炼不出的“足赤之金”。而实践意义上可能产生的正解，只是“有效的创造之举”。它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从而领导世界意识形态的新潮流。领先，就是正确。



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虽能互相渗透，却不能全然的心心相印。表面近乎的成份，在不同的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被吸收、同化了的文化因素，往往就这样“变质”了。形象地说，运动着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继承活动的器官，是胃（本能）而不是心（意志），更不是脑（理性）。



开放，有两种形态；被分别纳入这两种形态中的文明人类，分别扮演着胃的角色和食物的角色。



名实相睽的矛盾，正困惑着现代的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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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充满着“科学性”的“长久不衰”的理论吗？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性”和“长久不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永保青春的理论。它怀疑一切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复不可能是普遍的。这样，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所以，科学精神用作统治工具──这是最大的愚行。它不是败坏了科学的真实性，就是损毁了社会的必要秩序。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联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