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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3日星期一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导论、第一篇——第四篇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



例如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



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题记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



──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目录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篇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篇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篇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篇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篇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篇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篇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篇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篇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篇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篇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篇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戈特弗里德·本说得很好。但是戈特弗里德·本没有说出全部真相。因为戈特弗里德·本故意放走了一个最大的“元凶”──卡尔·马克思。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



而使得马克思成为元凶的，除了他的变态思想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德国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吗？



据英国曼萨协会200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智商指数平均106，犹太人的智商指数平均竟然是110，比中国人还要聪明，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隔都”里长大，人数较少，受到定向的遗传筛选；所以在中国人里面，上海人的智商又是比较高的。此外智商的测定和教育还有一定的关系，无法完全排除文化的干扰；所以在中国人里面，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智商要高于中小城市尤其高于农村地区。



长期隔离尤其导致受到异族围困的德国系统的犹太人智商高──爱因斯坦及马克思均为显例。此外还有哲学家斯宾诺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等人，这个名单一张纸也写不完。



2005年6月美国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上，独立科学家格雷戈里·科克伦与美国犹他大学的贾森·哈迪和亨利·哈彭丁发表论文大胆指出，德系犹太人要比其它人类族群更聪明，而且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是社会性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也使得德系犹太人也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患多种遗传病，像泰萨二氏病和乳癌。可是，以前人们认为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智商高被认为是高度重视教育等社会影响使然；而遗传病则被看作是德系犹太人倾向于族内通婚这种遗传隔离造成的结果。



通过研究可以则认为高智商与疾病有密切关系：德系犹太人不同寻常的历史致使他们受到了独特的进化压力，进而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态。德系犹太人的历史始于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当反抗遭到镇压时，犹太难民四处逃生。逃往欧洲的后代成为德系犹太人。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遭到法律歧视，他们不得不从事与金钱相关的职业，如被人看不起或不准基督徒涉足的银行或征税工作；而且他们只能与邻居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非犹太人通婚。科克伦博士认为欧洲犹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高度重视智力因素的职业。虽然现在很难证明这种重视智力因素中世纪就已存在；但是，这种重视在当代这类职业中是千真万确的。有多项研究表明智力因素与职业收入存在高度相关联系。



此外，历史记载能证明：中世纪，欧洲犹太人中职业成功人士比底层人士抚养的子女更多，这在非犹太人中也一样。把智力与成功的关联以及成功与生殖力的关联合二为一，你就具备了有利于智商提高的基因传播的条件。问题是这种智商基因确实存在吗？科克伦博士认为它们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基因引起了折磨德系犹太人的遗传疾病。这真可以说是“魔鬼的礼物”。



生育隔离的少数族群容易遗传疾病，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断地与同一族群的远亲通婚，结果减少了基因多样性，因此一些疾病基因无一定规律地变得比较常见。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是非常任意的，它才意味着哪种疾病基因的频率加大是没有可信规律可循的。就德系犹太人而言，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当中最常见的十几种疾病基因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类：要么参与神经细胞中鞘脂类特殊脂肪的储存，要么参与DNA的修复。前者会引发神经性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而后者会导致癌症。



德系犹太人的某些基因如果以单份出现可以提高智力，一旦以双份出现就会引起疾病（原理为生物学中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虽然，科克伦博士还没有证明他认为的致病基因确实能够影响智力；但是某些基因的活动区域表面它们或许确实能够影响智力。鞘脂储存类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都涉及到连接神经细胞的凸起的多余生长和分叉。显然，这种生长和分叉太多的话就会引起疾病。但是，也有可能，仅有单份致病基因的人会出现比较有限的、但仍然加强了的凸起生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或许因此导致智力提高。实际上，在脑苷脂沉积病的例子中，在三分之一能够活到成年的患者中，确实有证据表明完全发病的人拥有高于平均值的智商。根据一家专门治疗脑苷脂沉积病的以色列诊所的医疗记录，患者中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和律师的比例多余一班人。



基因修复系统失灵会提高智力，现在还不清楚原因何在。虽然，陆续有证据表明有一种基因参与限制大脑的早期发育，但是这也许是该理论的薄弱环节。不过，该理论也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它对于拥有单份泰萨二氏病或脑苷脂沉积病或神经鞘磷脂沉积病基因的人会比普通人更聪明做出了明确而可检验的预测，认为他们的智商会比平均水平高出5个点。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有力地证明德系犹太人经历了偶然性的优生实验，而这为他们带来了智商上的优势。



而希特勒的祖父正好也是一个“德系犹太人”。事实表明，希特勒自己就是他自己后来想要予以灭绝的那种人──“四分之一犹太人”，所以他不想再生孩子，以免留下孽种。希特勒心目中应该灭绝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低能者”、“边缘人”、“社会寄生虫”甚至“梅毒患者”……就是他自己沾过边的人。那么，创造历史的希特勒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自我否决的历史蜕变”的呢？多种迹象表明，造成这一蜕变的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的这一蜕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马克思主义，已经造就了苏维埃俄国这一吃人的怪兽。



据“美国版最新人种基因图谱”，德国人平均拥有5%的“阿拉伯基因”和5.5%的“东北非基因”，这两项基因都与犹太人的血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在德国人已经混有了超过十分之一的犹太人血液。



但是，这毕竟还是比希特勒本人的超过25%的犹太血统为低。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自1933年起任德国总理；1934年起任纳粹德国的元首直至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是二战的主要发动者。许多研究指出，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右运动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并直接策划和实施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活动。



纳粹的法律规定，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即为犹太人。希特勒在德国人普遍具有的十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这个自己特有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其犹太血缘的总量应该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犹太人。不仅理论上的希特勒如此，实际上的希特勒也体现了许多犹太人的特点。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少年希特勒》记载：



1、希特勒在家乡林茨的神秘初恋对象，经过专家考证，原来是一位犹太少女。（当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 。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尔法尔。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的、骑士般的。）



2、希特勒在维也纳卖画的主顾们大多为犹太商人，给希特勒出主意唆使他开始卖画为生的也是一个犹太人。



3、1918年10月，在部队里提议授予希特勒铁十字勋章的是一位犹太军官，而后来希特勒终身佩戴这枚勋章。



4、许多证据表明，希特勒在个人生活的领域是极度偏爱犹太人的，“希特勒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是他加入纳粹党以后才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希特勒喜欢犹太人，尤其喜欢犹太人的表演艺术家；但为了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和犹太人保持距离，甚至不得不出卖犹太人。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正是风行于犹太社会的“犹大人格”。



5、1919年4月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2日至13日，巴伐利亚共产党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后来受到巴伐利亚邦霍夫曼政府围剿，5月3日被击败。现已查明，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选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属下的“军队苏维埃委员会”，而且是拥有两个“T”字记号的顾问，其地位甚至高于他在后来参加的纳粹党党内的地位。但是随着共产革命的迅速瓦解，这一经历成为污点，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共产党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共角色。正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犹角色。但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在纳粹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中的红色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原来纳粹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看来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确实也是“吾道不孤”。



6、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我们随手就可以再举出一些：



给希特勒母亲治病的是犹太人，当希特勒穷困潦倒时送给他一件破旧呢大衣的是犹太人，希特勒眼睛被英军毒瞎了住院，给他治病的还是一位犹太医生……



还有一件事，说明希特勒对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贝纳蒂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头发。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来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鼓励她一有机会就来看他。3年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绍给希特勒，出尽了风头。希特勒总是以一种父亲的柔情对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断了这些愉快的相聚。这封匿名信揭发小女孩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图接近他，并让人销毁了所有他和小贝纳蒂一起玩耍的合影。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43年，来了一个助理厨师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后来成了元首的专用食品。在半年时间里，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赞这位新厨师的烹调技术好，甚至时不时地邀请她过来一道喝茶。后来，盖世太保发现这个厨师的血统不符合纯种雅利安法律，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让一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为希特勒准备饮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希特勒不忍心贸然把她打发走。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宣称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这个厨师准备的食物。这个手艺高明的厨师绝望了，不明白这种突然没胃口是怎么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语，直到1944年2月才最终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他延长了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时间，给厨师也放同样长时间的假，但他不敢承认他的这种奇怪态度的真正原因。鲍曼通过信函告诉厨师，解雇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处，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统不纯。但这件事远没有了结，女厨师成功地再次见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桩可耻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他重复了他的这位女职员的理由，当着下属的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前任厨师的祖母是犹太人，可能是由于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导致情报部门出了错。



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四分之一犹太人的”：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谈到“希特勒与女人的关系”的时候，回忆了一个“四分之一的犹太女人”，名叫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说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19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施罗德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施罗德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



希特勒偶尔也会和希姆莱讨论人种问题。这个时候，希姆莱总是批评一些德国艺术家的举止神态不像雅利安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北欧种族主义政权”，其实是允许某些演员的体貌特征与理想的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希特勒天生喜欢接近犹太人，只是为了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牺牲犹太人。希特勒不仅在对待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如此“过河拆桥”，在对待他的盟友日本人的态度上，也准备如此行。



有一篇《希特勒自称喜欢日本，禁止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指出：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拉贝说：“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12月1日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但是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同一天，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12月5日，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回国的命令，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拉贝仍然没有忘掉“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继续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报告寄出没几天，拉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在纳粹德国销声匿迹。曾有人问过希特勒为什么要替日本人遮丑，希特勒回答道：“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但是，问题来了：希特勒真的喜欢日本人吗？非也。



据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但他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希特勒这个白人至上论者，却“喜欢日本人”；希特勒这个“犹太杂种”却成为集体灭绝犹太种族的急先锋——其动机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的。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个人生活史不可能对“革命领袖”们的政治没有影响。BBC拍摄的《少年希特勒》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美洲如何猎杀印第安人，结果深深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就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表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是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使希特勒成了“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是德国与波兰因为“但泽走廊”的纠纷引起的，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已经攻入并侵占中国领土整整八年了（1931—1939年），但那还是一个“亚洲战争”，欧洲战争的爆发，使之终于汇合成为“世界大战”。



二战的爆发，德国与波兰的“但泽走廊纠纷”是一个导火线，而“但泽走廊纠纷”又是一个“东普鲁士问题”的遗留问题，在此，我们先看一看，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东普鲁士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对“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影响。



希特勒自称是日耳曼的条顿骑士团的继承者，是普鲁士国王的崇拜者，但其实，普鲁士人不是德国人，与日耳曼种族也没有关系。在中世纪早期，普鲁士这块地方是蛮荒之地，古代的居民为古普鲁士人，所使用的普鲁士语属于波罗的语族，与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



他们都居住于利沃尼亚（Livonia，一译立窝尼亚），利沃尼亚是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历史上曾先后由圣剑骑士团（一译宝剑骑士团，通称利沃尼亚骑士团），丹麦，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瑞典，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统治。一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德国战败，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独立。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苏联吞并。1941年又被德国占领。1944年再次被苏联吞并。苏联解体时作为加盟共和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恢复独立。



利沃尼亚的本地居民主要有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的爱沙尼亚人，印欧语系波罗的海语族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日耳曼语族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等。此外，丹麦人、波兰人、瑞典人和芬兰人的移民也曾居住于西北沿海。1721年北方战争结束后，利沃尼亚成为俄国领地，俄罗斯人开始大量移居此地。苏联成立后，又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陆续迁入。但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统治阶层。德语是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二战结束。



北方十字军战役或称为波罗的十字军战役为由丹麦和瑞典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以及“德意志的宝剑”──条顿骑士团和他们的盟友，针对北欧波罗的海东南部的异教徒发起的十字军战役。瑞典和德意志为反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而发起的战役，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北方十字军战役的一部分。这些战争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时就被称为十字军战役，但是其他部分，包括大部分的瑞典的部分，到十九世纪才第一次被浪漫民族主义历史学者称为十字军战役。波罗的海东部因为军事征服而改变：首先是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然后是瑟米利亚人、库尔兰人、普鲁士人和芬兰人，都被丹麦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合伙击败、洗礼、占领，甚至有时候灭绝。



从法理上说，普鲁士这块地方并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范围，只是因为后来布兰登堡选帝侯合并东普鲁士，普鲁士王国作为整体才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十世纪，布兰登堡就已经由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建城，此后在不同的家族之间继承和易手。十二世纪时，德国人的殖民运动开始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1224年该修道院被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作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其领地也遭到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了为时近二百年的东征运动，先后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普鲁士成了德意志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的地盘，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欧洲其他民族纷纷前来移民，而条顿骑士团迫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并使用德语。在十六世纪以后，普鲁士人逐渐同化于德意志等民族，所使用的普鲁士语也逐渐消失。



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在名义上属于教宗领地，但教宗只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定居者，条顿骑士团依据汉萨同盟法律，在其领土上兴建了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萨同盟。1370年波兰王室绝嗣，1386年波兰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嫁给立陶宛大公，波兰与立陶宛联合，此后对扼守其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发动了一连串的进攻。



在十五世纪，条顿骑士团借教宗名义统治普鲁士。骑士团与波兰王国的纷争，导致双方卷进战争，包括十三年战争。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在著名的坦能堡大战中败于波兰国王，此后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一直处于下风。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结束战争的《托伦条约》（Dorn）规定，骑士团除赔款六百万格罗申外，还要将普鲁士一分为二，西普鲁士割让给了波兰王国，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东普鲁士仍由骑士团统治，要对波兰国王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国，称为普鲁士公国。



1512年，来自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是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在马丁·路德的影响下，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联系，随后宣布解散骑士团，改为普鲁士公国（Ducal Prussia），阿尔布雷希特自任普鲁士公爵，成为臣服于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世俗君主。



1618年，阿尔布雷希特之子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死后无子，普鲁士公国遂由其长女之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属霍亨索伦家族）继承，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举为霍亨索伦王朝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战争之后，勃兰登堡开始经营一支小型的军队。1655年第一次大北方战争爆发，勃兰登堡一开始作为瑞典的盟友参战，击败波兰，从此勃兰登堡拥有东普鲁士的完全主权，不再向波兰国王称臣，1660年以后普鲁士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1672年，法荷战争和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瑞典是英法的盟友，而勃兰登堡军队则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支。1640年继位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Fehrbellin战役中击败瑞典，从此号称“大选帝侯”。1688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病死，传位与子腓特烈三世。



勃兰登堡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普鲁士的领土不受其皇帝管辖。因此，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1701年自任为普鲁士王腓特烈一世，成立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普鲁士王国。



在1772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波兰的“王室普鲁士”领土瓦尔米亚与东普鲁士合并。1773年1月31日，时任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大帝把这块瓜分得来的土地称为西普鲁士，普鲁士王国称为东普鲁士。至此为止，普鲁士王国恢复了条顿骑士团的领土，但已经不是隶属于罗马教宗的宗教政权，而是独立自主的世俗政权。



东普鲁士在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在1875年，该地的人口中，有73.48%是德国人，18.39%是波兰人和8.11%的立陶宛人。1900年，总人口是1,996,626人，包括1,698,465名基督教徒、269,196名天主教徒及13,877名犹太人。波兰人（Masurians）及立陶宛人（Lietuvininks）的人数，因为德国的“德意志化”政策而减少。波兰居民集中在南部，立陶宛居民则在东北部。普鲁士人一直受到德意志化的影响，所以在十八世纪时，古普鲁士语已变成死语言。



1870年，普鲁士住到了德国的统一，1885年至1890年之间，柏林的人口增长了20%，布兰登堡和莱茵兰增长了8.5%，威斯伐伦增长了10%；东普鲁士却减少0.07%，而西普鲁士则减少了0.86%。



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变成共和国。由191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东普鲁士与部分西普鲁士是德国的外飞地。基于凡尔赛条约，德国割让大部分的西普鲁士以及波森省予波兰，亦即波兰走廊及但泽自由市。



1920年，西普鲁士西面和东普鲁士南部都举行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把土地归于波兰还是德国。96.7 %的投票者支持土地归于德国。1923年，在没有举行公投之下，立陶宛强占梅梅尔地区（亦即克莱佩达地区）。



纳粹时期，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容许德国占领波兰西部以及克莱佩达。1939年，纳粹德国强占克莱佩达和但泽自由市。德国战败以后，1946年4月，东普鲁士的北部被并入苏联。7月，首府哥尼斯堡被重名为加里宁格勒，省名是加里宁格勒省。1947年，苏军驱逐所有德国人，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迁到此地。波兰被迫割让东部大片领土给苏联，该地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占领的东普鲁士南部，成立了一个“瓦尔米亚-马祖里省”。1947年，无论作为领土或邦国，普鲁士被完全废除。



日耳曼人、条顿人和普鲁士人是什么关系？



日耳曼人是欧洲的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五世纪起，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古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而条顿人则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纪时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条顿人与日耳曼人中的另一支森布里人组成部落联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侵入罗马帝国境内，从而揭开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冲突的序幕，这是日耳曼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此后，条顿人大举向亚平宁半岛北部推进，公元前102年被罗马军队击溃，条顿人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日耳曼人却在继续发展，在公元四──六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时期，日耳曼人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北支系在北欧地区扩充领域，他们是现代瑞典人、挪威人和丹麦人的祖先。南支系又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第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族体和语言都融化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中。西支分为三个区域性集团：1、北海沿岸集团，包括巴塔维人、弗里斯人、考肯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等。前两者是现代荷兰人的祖先，后三者融合成盎格鲁－撒克逊人。2、莱茵－威悉河集团。其中的卡狄人为黑森人的祖先，另外的部落在公元3世纪融合成法兰克人。3、易北河集团。其主体是斯维比人，斯维比人后演进为施瓦本人，这个集团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最终成为巴伐利亚人。



公元五世纪，欧陆上的日耳曼部落如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朱特人，北渡海峡，到了不列颠岛，征服了当地部落，混血成了岛民。他们以后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古日耳曼方言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也就是古英语。



多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歧视和暴行，虽然受到“骑士团”历史的影响”，但直接的思想来源却是以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为蓝本的。而且在希特勒那个时代，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并未受到谴责，对黑人、华人、各种非白人的歧视，仍在世界各地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在1936年德国奥运会上为美国夺得四块金牌的黑人选手，回国之后仍然受到种族隔离。



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白人对待其他种族的作发，转而对待白人内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屠杀犹太人就像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他奴役斯拉夫人就像欧洲人黑人一样。有证据表明，甚至纳粹集中营剥制人皮用品的做法，也是具有新大陆的来源：乔治·华盛顿领导下的士兵，从印第安人的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野蛮行为，因为原始的印第安人彼此之间也是着干的。但是正因为希特勒在欧洲、而且对于白种人自己也这么干的，才使得白种人如梦初醒，注意检讨自己对待其他种族的的歧视和灭绝行为，正在演变为对于白人自己的历史报应。也正是在此以后，白人的主流社会才开始谴责种族主义，以此来防止自己内部的自相残杀的不可避免的再度上演。



按照纳粹的逻辑，二战末期苏联对东欧（含东普鲁士）德意志人民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种族清洗”和“阶级斗争”一样，都是二十世纪的“主旋律”。“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记载，“教会”始终是希特勒周围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但是希特勒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在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前，还是要利用宗教来为政治服务的。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希特勒指示他的党徒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五十对或一百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



显然，这里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纳粹企图建立一种全面型宗教体系，而不再是政治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希特勒企图在欧洲实施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澳洲、非洲、亚洲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他却拒绝了殖民主义者原先奉行的宗教，这就使得他这个最后的殖民主义者变成了最残暴的殖民主义者。这是非常危险的精神倾斜，这一精神倾斜引起了社会失衡、政治野蛮、文明倾覆。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殖民主义的残暴，并为殖民主义者多少保留了一些人性。现代殖民者与古代殖民者不同的是，由于交通半径的扩大，现代殖民者多在异种族之间进行活动，不像古代殖民者主要在同一种族之间进行活动，这就使得现代殖民主义格外凶残。在这种局势下，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约束，简直不敢想象黑人种族竟然还能在殖民化过程中存活下来。



希特勒准备在“胜利”以后就退出教会，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并趁机宣告纳粹新教的完成，但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这种“马丁·路德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新教，是列宁主义的变种，注定是极为残暴的东西：列宁出身于一个鞑靼混血的种族，他的野蛮主义一旦作用于德国，就会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回到基督教以前的野蛮状态。如果再加上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苏联后来仅仅死掉四分之一人口，而没有向柬埔寨那样死掉三分之一人口，还真算是万幸，还真算是托了一千年的基督教余泽的福。德国也是如此，好在希特勒没有获得他“唾手可得的胜利”，如果他胜利了，那就不仅是北欧蛮族的胜利，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胜利。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回忆到：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施罗德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希特勒的想法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如果施罗德的上述说法可信，那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说：希特勒的眼界还停留在旧欧洲的范围内，十分狭小，以为英德合作就可以瓜分世界。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也充满崇敬之情。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德日亲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结果希特勒被日本拖进了对美战争，终于走向覆灭。希特勒完全未能预见美国和苏联即将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心里只有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殊不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要说小小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体积庞大的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都不可能全身于千年之后。



希特勒这一局限性很大的战略，如果限制在欧洲也勉强凑合，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运行，就必然是灾难性的十二年就夭折了。其结果，使希特勒只能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载入史册，而无法胜任全球政治的使命、无法开辟全球文明的“新时代”。



不过，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倒是说对了。二战结束不过十年，大英帝国就土崩瓦解，因为英国与德国的决战，使得美苏两国坐收渔翁之利，尤其是美国，最后还接收了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美苏两国都是以“非殖民化”为号召的，顺水推舟，与时俱进，不像希特勒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却是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希特勒“从反面”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残暴本质，但他这位欧洲殖民主义的掘墓人，自己却第一个掉进了墓穴之中，比英法的殖民体系更早终结。希特勒一死，英法的殖民主义的体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亚洲，日本人扮演了希特勒的角色，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日本人一完，欧洲殖民主义再也无法在亚洲立足了。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对于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深感兴趣，尤其对欧洲人成功殖民美洲的事迹垂涎三尺、心向往之。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德]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晚上，如果没有贵宾或官方招待会，晚餐一般在晚上8点过一点开始。客人的数量和午餐时一样，我们负责找人陪同希特勒进餐。席间，一名服务员会送来最新的影片清单，一旦上完汤，电影就可以开始了。电影在我们称之为音乐厅的房间上映。这个大房间靠近吸烟室，与楼下的小客厅相连。如同我来之后的几个月里多次发现的那样，希特勒喜欢美国片。我不记得那些在总理府上映的影片名字，只记得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这是我们看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放映的那天，我正好在房间值班。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显得十分高兴，对影片赞赏有加。他立即让人打电话叫戈培尔过来，他要告诉后者，德国技术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拍出类似的影片。讨论结束后，他们各自重新坐下，开始第二次观看这部影片。有天晚上，我隐约记得大概是在1940年或1941年，希特勒观看了查里·卓别林的一部影片。我已经记不清影片的内容，也想不起大厅里人们的反应。我只知道，大家看到了银幕上的卓别林，仅此而已。我确实无法描述得更为详细一些。负责找影片的人名叫艾里克·史坦因。大部分片子是从戈培尔的宣传部弄来的，宣传部位于总理府的正对面，即沃斯大街的另一边。有时，史坦因要到哈克广场附近的电影仓库去找，该电影仓库位于柏林老区。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来到吸烟室，面朝壁炉。他身边是其他客人、几位参谋部成员和一名医生。大家在这里喝茶，有时也喝点香槟或其他烈酒。希特勒喜欢喝茶，拒绝任何酒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一天，一名服务员悄悄告诉我，1941年间，希特勒在几次演讲前都会喝一小杯佛南布兰卡酒。这位服务员还透露，他将一小瓶这种酒倒进杯子里，然后放在某个地方，有时是厨房，有时干脆直接放在希特勒的房间里。据他称，这种饮品对希特勒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是在这一时期，我还从一名‘老人’嘴里得知，希特勒现在既不抽香烟也不抽雪茄，而他年轻时很喜欢一种产自德国南部、口味特别的利口酒，叫克罗茨果酒。”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的第十四章 “美利坚号”特别指出：“1941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经常外出旅行。他先后赴维也纳、林茨，又多次去慕尼黑和伯格霍夫，我并非每次都随他出行。春天，希特勒登上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启程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中一个新建成的乡间司令部，当时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才刚刚打响。我被选为随行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希特勒的专列。我们知道，当希特勒带着将军们离开柏林较长时间时，才会使用专列。15节车厢可以带上国防军参谋部的大部分头目、亲信、总理府工作人员，甚至帝国新闻机构，专列上有的是位子。我们是从克劳兹堡的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出发的。我后来得知，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西）古伦森林车站上车，火车通常停在那里。只要希特勒在列车上，列车就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移动的司令部。只要拨总理府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接通我们。如遇空袭警报，火车将到最近的隧道躲避。在‘美利坚’号的前方，也就是火车头前面，行驶着一列由两节车厢组成的‘检查’车。



……



餐车也被称为赌场，由卧车及餐车股份公司人员经营。有一次，我竟在希特勒的餐桌上用餐。那天，他在一排餐桌的另一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他喝了一小杯巴伐利亚生产的啤酒，盘子里放了几块猪肉，这有悖于他的素食食谱。这也是我五年间唯一一次看到希特勒吃肉。整个行程中，希特勒要求专列不要影响国家铁路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我们至少得停站一次，例如停在拜罗伊特北边的霍夫车站一条卸载道上，让正常行驶的旅客列车能正点到站。我们从维也纳近郊经过，列车在离维也纳-纽斯特城东部5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多少有点突兀地呈现在一个隧道口且完全孤立的司令部被命名为‘春天风暴’。通信正常，气氛也算平静。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乡村待了整整两周。在他返回柏林前夕，我乘飞机先期抵达。在这列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上，我前后共陪同希特勒三至四次。直到1944年，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这列火车才更名为‘勃兰登堡’号，以纪念位于德国东部的这个地区。”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掘墓人，是“恶有恶报”的报应：



1、他在事实上消灭了大英帝国的主要实力，使是英国失去了霸权地位；



2、他给俄国造成了永久的创伤，而俄国是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最为凶残的殖民主义国家；



3、他企图清除的犹太人是在中世纪以前就向欧亚各地殖民的“最古老的殖民主义者”。因此希特勒的反犹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产物。



但是希特勒所带来的灾难毕竟告诉后人：“理想主义”比“现实主义”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因为在“理想”的背后，隐藏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现实，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精神。



希特勒的教训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我们应该对此感恩，而不是像殖民者那样贪得无厌，以“理想”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希特勒的致命问题是，当他的演出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就之后，他就弄假成真了，使得自己骑虎难下，甚至变得自以为是，野心也就越发严重，陷入了妄想、脱离了实际，而无法自拔。



克肖认为：希特勒只是因为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才埋下了他之后灭亡的种子。这些因素显示，到1936年，当希特勒推行莱茵地区重新设防为国际社会所默许时，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确信他自己就是战无不胜的天才。如此傲慢、自负，导致他不可避免地要四面树敌，得到“报应”。



不过我要说的是：克肖这一结论是过于轻率的，甚至是可笑的。希特勒的问题远比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严重，他是丧失了现实感。希特勒败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而在于他这个奥地利犹太人被德国人追捧得迷失了方向，根本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分不清楚一个奥地利犹太艺术家和一个德国元首角色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当他作为凡夫俗子竟然试图扮演上帝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了。其结果众所周知，不是拯救了西方世界，而是加剧了西方文明的衰落。



最后还有一点，看来希特勒并没有认真读懂他一度欣赏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及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的没落》使人想起：欧洲大战相当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自残自杀的，结局只能导致欧洲霸权的中衰、旁落，其结果是希腊以外的“蛮族”得利：马其顿、迦太基、罗马。



根据中国战国的结局（秦汉帝国的兴起），和地中海争霸的结局（罗马帝国）的兴起，最后得胜的都是“边缘国家”，而不是像德国这样“文明区域的中心国家”。相当于德国的，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是韩赵魏，在地中海争霸的历史上是斯巴达。德国败给英国就好像斯巴达败给了雅典，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非欧国家的支持，英国是无法战胜德国的。



在古希腊，“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包括除斯巴达外的所有希腊人城邦。”前371年，在伊珀密农德斯（Epaminondas）统帅下，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军队在琉克特拉（Leuktra，位于玻奥提亚地区）击败斯巴达军队。此后，底比斯主导希腊半岛的政局，斯巴达趋向衰落，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斯巴达与雅典结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苏联类比为底比斯，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类似于冷战，斯巴达与雅典结盟类似于德国加入西方联盟。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一对冤家先后瓦解，希特勒临死时悲叹的“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的预言，也转眼成空──美国成为欧化国家里的唯一赢家。苏联不过做了一个短命的底比斯霸权。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的独霸美国，到底是马其顿，还是迦太基，或是罗马？



在希特勒的思想与行为中，充满了人格变态的事例。这不仅有其作为犹太人却大力反犹，不仅有其出身于共产党却积极反共，还有其深受天主教影响却反对天主教等的“人格变态”。



希特勒认为：“基督教使世界的自然发展延误了两千年，人类被可耻地剥夺了最绝对的权利。相信有更好的彼世使人类脱离人间的现实，脱离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应该承担的义务。”



不过，他却崇敬在医院里像护士一样工作的修女，经常赞扬她们说：“她们由于不要任何物质利益，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人的护理中。没有比医院里的修女更好的护士了。”他不懂得，修女的奉献正是建立在“脱离人间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按照人类的自然属性，应该弱肉强食才对。



希特勒把马丁·路德视为自己的先驱者之一：“罗马教廷没有弄明白路德想通过改革实现的东西”他说，“改革，就是不断更新，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不要因循守旧。天主教教会忽略了人类的普遍进步，也没有保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也指责新教没有好好地利用路德的美妙建议，却重新陷入惰性之中。“教会之间的斗争，”他言之凿凿地说，“造成了分裂，其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天主教没有滥用他们的影响，插手国家事务，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活动。”



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指出，希特勒完全明白普通人受日常工作的束缚，本能地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形式，把他们从平淡乏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人类的这种固有的需要被天主教会很好地利用了，他们通过神秘的祭礼、神奇的建筑、高亢的圣乐和在醉人的香火中开展的庄严的宗教仪式来吸引人们。希特勒欣赏基督教徒的组织天才，他们成功地建起了各种风格的教堂，一直到最小的村庄，还为教堂募捐到了可观的财物。然，他也发现，新教因为自然的简朴而给人以一种贫穷的印象。在总理府的新年招待会上，梵蒂冈教廷大使帕切利庄严驾到，震慑了新教的所有代表，希特勒常常拿这两种倾向来对比。



“天主教教会的神秘，”希特勒说，“非常适合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而新教其教堂外形庄严，适合北方的基督教形式。” 在他看来，天主教教会在神职人员的选择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机智。乡村里的神甫几乎全都来自农民，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自然联系。



说到天主教教士必须独身时，他常常嘲笑这种额外的奉献。此外，他还认定，一个家庭，只有父亲才知道家庭的困难和负担，才能真正承担家庭的责任。……希特勒的双重人格已经变成了人格分裂，他的言论与他的行为已经断裂了：因为他总习惯说，婚姻对他来说，是他对人民尽义务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希特勒还是很明智的，明白自己不能粗暴地消除信仰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党的纲领规定党员有绝对的信仰自由，许多党员并没有离开教会，依然忠实于他们的信仰。希特勒知道许多德国人戏剧性地抛弃宗教信仰，但内心深处的信仰依然是完整的，它能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知道鲍曼玩世不恭地同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开战，尤其是在德国南方的学校和家庭里。他这么做引发了为捍卫信仰自由而进行的反抗。在希特勒的要求下，鲍曼不得不停下来。鲍曼的狂热，加上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心灵难以估计的因素，使他无法明白在这样一个道德兴衰变迁的时代，这种反宗教行为是多么遭人厌弃。而希特勒却知道，在这个领域，如果不拿另一种理想来替代的话，是不可能从人们身上夺走某样东西的。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拿什么来替代基督教思想，送给他的人民，但他相信，他迟早会找到一种理想方式，从中得到启发。他常常坐在炉火边，当着我们的面，任自己的想象驰骋。



“不久的将来，当巨大的“工人城市”拔地而起的时候，要准备兴建一些大厦，在那里举行洗礼和婚礼，庆祝仪式要像在教堂里一样盛大。设在最小的居民点里的党的办公大楼，都要有一个装潢华丽的大厅，营造出教堂里的那种神秘气氛。”希特勒完全明白女性希望自己的婚礼有一个庄严的仪式。他承认到民政机关登记的非宗教式结婚，由于是在市政府布满灰尘的大厅里举行的，缺乏与婚姻相匹配的庄严和神圣。在他看来，婚姻必须集体庆祝，给婚礼增添激动人心的气氛。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想象中的婚礼应该是如何进行：十几对新人在辉煌的背景中，为了生活走到一起，沉浸在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的和谐的乐曲中。他承认他有许多东西要从教堂的仪式中学习，并运用于纳粹的许多仪式。他很羡慕天主教会通过其盛大仪式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一天，他逐字逐句地说：“我们要努力使纽伦堡的党代会像教堂庆典一样辉煌。”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还是天主教教会的信徒，定期支付信仰税。然而，他已经决定一旦战争胜利结束，他就脱离教会另立新教。他这种行为在世人的眼里也许有象征意义。对德国来说，它将标志着历史翻到了最后一页，一个新的纪元将为第三帝国开启。



那将是一个异教的帝国，更接近北欧神话或伊斯兰教。这大约也是马丁·路德的本质所在。



同时，这个异教的第三帝国还受到了犹太人控制的华尔街金融集团的支持，这是历史的绝妙讽刺之一。据《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一文披露：



1、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



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2、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3、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city）公平信托（Equitable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19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4、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5、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你看你看世界的脸。“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沙赫特苍老的背影像是一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可是呢？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柏林墙，这就是历史对于殖民主义的清算。





第二篇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逆向殖民，指的是原先的殖民地向宗主国的“反过来的殖民”。



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口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口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口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口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口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中国人口移民到八国联军的祖国……



一般认为，1415年──1975年之间存在了五个半世纪的葡萄牙殖民帝国，贯穿欧洲殖民史的始终，而其彻底解体则说明西方殖民体系的结束，西方开始“逆向殖民”即“从第三世界引进移民和难民”的过程。这一反转是由于西方社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即所谓“文明人不生育”。



但是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逆向殖民其实是由苏联开始的，那就是二战末期苏联对德国的逆向殖民，是由原殖民地苏联和东欧各族人民向宗主国德意志殖民者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殖民者，二战末期和战后被劣等民族的代表“斯大林同志”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并由东欧的“劣等民族”取而代之。



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种种事实，世人皆知。近一些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档案的公开，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背景见诸天日，而一些多年被淡忘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在二战末期和战后被驱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问题。



这个问题的浮现，其实也是好事。这告诉我们其实受害者可能反过来变成加害者，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复杂很多。



二战中，德国对西欧的与对东欧的战争，其属性有相当不同。德国的入侵波兰与捷克，其实是一场种族的战争；而对西欧的战争则是打破西欧列强干预德国将东欧日耳曼人纳入德国的必要手段。因此，东部战线才是生死存亡的种族战争。也因为如此，德国在东线的战争手段与民族驱逐手段毫不留情。但随着德国的战争失利，汹涌而来的苏联红军则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来对待德国（或日耳曼）人民。光是首都柏林一役，战胜的苏军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德国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强奸，估计有二百万妇女受害。德国的种族，从此遭到记录清晰的、无法清除的“污染”。德国灭亡了，1945年以后的德国，不过像原先的俄罗斯一样，已经是各族人民的杂种了。



据统计，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已经沦为劣等民族！苏联诗人爱伦堡说：“要用暴力打破德国妇女的种族骄傲。要把妇女当作合法的猎物。”這是斯大林的政策。有学者估计，仅仅在柏林，就有50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总理科尔的夫人，也曾遭此厄运。



电影《百万大逃亡》，是德国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来收视率最高的一部电影，就提到前德属东普鲁士（现被立陶宛、俄罗斯、波兰分占）的居民的大逃亡的情形，随着难民潮涌现与前线战事吃紧，东普鲁士居民的灾难即将到来。到了1945年1月，希特勒下令坚守东普鲁士，将东普鲁士的首府柯尼斯堡变成要塞城市与苏军决一死战，不许居民撤离，并对军民下达死亡追杀令，却也阻挡不了东普鲁士人民的大批奔逃。“莲娜之父不愿离开在东普鲁士世居祖业与贵族世界，坚持留下。兼负家族重任的莲娜，独自带领家族成员走上不确定的旅程………。”



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船难事件“古斯特洛夫号”的最后旅程，也是从东普鲁士载着大批逃亡的东普鲁士难民却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历史──结果溺死了约93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儿童甚至婴孩。



更蹊跷的是，大批逃避苏军入侵的东欧德意志人民，逃入德国东部的历史名城兼交通要道的德累斯顿市，结果反而遭遇更加惨烈的灭绝。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认为：德累斯顿并没有直接的军事目标，因此被难民们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城市。因此在1945年2月初，该城聚集了超过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没想到1945年2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大举出动对难民聚集的德累斯顿进行了大规模空袭行动：一个晚上出动超过两千架次的重轰炸机，使用燃烧弹密集攻击此一几乎没有武装的难民城市，将这座曾经像征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夷为平地，并造成重大的伤亡。德累斯顿轰炸与“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这两个历史事件都曾引起“西方盟军反人类的罪行”的辩论。



有一篇名为《邱吉尔已经成为禽兽》的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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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大轰炸，使得邱吉尔已经成为禽兽。



大轰炸后的德累斯顿，宛如人间地狱。1945年2月13日夜，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22时10分，这个被称为“世界建筑宝库”的文化古城突然遭到猛烈的轰炸，炸弹掀开屋顶，炸飞窗门，城市成为一片火海。



德累斯顿不仅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工（Rüstungsindustrie）生产的重要基地。1945年1月，随着反法西斯盟军在东西两线的节节胜利，欧洲的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手中，作为德国军工生产重要基地的德累斯顿成为盟国空军集中攻击的重点目标。



空袭原因



1945年初，西方盟军统帅部开始考虑如何采用战略轰炸机武力援助苏联。他们计划轰炸柏林和其他几个德国东部城市，协助苏军前进。方案代号为“雷击”行动。最末，原始方案被针对性更强的新计划所取代。1945年1月26日，空军总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元帅写到：“剧烈的闪电战既能给东部敌军撤退时造成混乱，又能牵制西部军队的迁移。”但他提到改为闪电行动后，飞机执行的基本任务不会减少，即破坏石油生产线，炸毁喷气式飞机制造厂和潜水艇码头。空军副总参谋长诺曼·伯特莱要求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亚瑟·哈里斯元帅一旦月亮和天气条件允许，立刻采取对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斯的空袭行动。“在苏军顺利推进时，要特别针对上述城市中可能存在的混乱情况加以利用”。



同一天，温斯顿·邱吉尔敦促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柏林？或者毫无疑问地选别的东部大城市？我昨天就问过了。现在不该特别考虑那些抢眼的目标。请明天向我汇报下一步行动。”1月27日辛克莱回复: “空军参谋部服从至高命令（即侵袭敌军石油生产线以及其他经核准的目标体系），制定了竭力针对柏林、德累斯顿、开姆尼茨、莱比锡或别的城市的掷弹计划。剧烈的轰炸不仅能摧毁对东部敌军撤退来说重要的通讯设施，而且能牵制西部军队的迁移。”



联合情报委员会得出结论：德军会从其他战线抽调42个师（50万兵力）来增援东线。如果阻止德军调兵能有助于苏军前进的话，那么战争将会早日结束。他们认为到1945年3月德军就能完成援军行动。被截获的名为“激进论者”的密电表明德国确有此意，从而证实了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他们在建议书中说： “因此，对于接下来数周内英美盟军用战略轰炸机力量给予苏军的协助，我们认为是急遽结束战争的正当途径……针对石油目标的侵袭继续优先……”



此前，苏联已与盟军进行过数次磋商，讨论一旦东线士兵逼近德国，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力量协助他们的地面进攻。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曾访问苏联，与约瑟夫·斯大林商议过这个问题；盟军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维尔将军亦代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考虑过此事；1945年1月，英国空军中将亚瑟·特德做了有关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援助苏军进攻的解释性说明，其时正值德国着手于战线之间调遣兵力。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包含在一份名为《关于苏联现行攻势的战略性轰炸》的文件内。1月31日，特德与其空军参谋部在对该建议书进行研究并与苏联协商之后，联合发表了一项吁求进攻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相关城市的建议书。在空援战术任务中运用战略轰炸机，其目的类似于1944年艾森豪维尔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所作的战斗机轰炸机准备。在1945年，特德指望运用战略制空权来“阻止敌军在战线之间任意来回地调换兵力。”



在2月4日雅尔塔会议碰面之前，西方协约国已锁定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在会上，苏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历克谢·安托诺夫将军就西线盟军战略轰炸机力量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划分轰炸路线要由北向南移动。不经过苏联特别允许，西线盟军空军不得在东线掷弹以防对苏军造成意外轰炸。第二个是要阻止来自西线阵地、挪威和意大利的德军增援东线，特别是运用空袭使得柏林、莱比锡两地间的连接瘫痪。



应苏联的要求，波特尔（也出席了雅尔塔会议）派伯特莱递交给阿历克谢一份请求，上面罗列出既定空袭目标，待与苏方商议。送回波特尔手中的表单上列出的目标包括炼油厂、坦克飞机制造厂和柏林、德累斯顿这两座城市。在随后的讨论中，西方协约国指出如果不轰炸德累斯顿，德国可藉穿越德累斯顿的铁路交通线运送物资，以此足以弥补对柏林和莱比锡的轰炸造成的任何破坏。安托诺夫同意并要求把德累斯顿添加进请求列表.



目标方案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通过后，联合战略目标委员会（隶属于盟国远征军空军最高统帅部）即在对美国陆军航空队与英国皇家空军发布的轰炸命令中指出，为了削弱德国通讯线，选中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之一。此次行动由西方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参谋长联席会直接授权。



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部在所写的文件中申明，他们下达采取轰炸的命令，旨在“破坏通讯”，是为了阻碍德军的东调和撤退，而不是为了杀戮被疏散的难民。所以伯特莱在雅尔塔要与苏方商议轰炸目标，而在他为坡特起草的优先级表中，充分优先考虑的东部城市仅有两个（轰炸对象）：柏林和德累斯顿。这与皇家空军制定的把交通枢纽兼工业地性质的城市列为轰炸对象的战略相适应。 雅尔塔会议后，柏林和德累斯顿都遭受了轰炸。



苏联军事智囊团宣称，那些停在主站的火车都是军用火车，途经德累斯顿开往前线。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火车其实用来疏散来自东部的难民。英国皇家空军简报摘要提到如下请求：“俄军抵达，命令（轰炸）执行。”这可视作皇家空军实力的骄傲宣言？还是西方协约国在向苏军表明他们正全力以赴助其进抵？或者显示出冷战的早期征兆？历史尚未有定论。



空袭过程



在2月13日夜袭之前，靠近德累斯顿市中心的铁路调车场已两次遭受过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的轰炸。第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70吨高爆炸弹投向调车场；第二次在1945年1月16日，133架轰炸机向其投掷了279吨高爆炸弹和41吨燃烧弹。



由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执行的轰炸德累斯顿的燃烧弹之役本该始于2月13日，但欧洲上空恶劣的天气阻碍了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以至于轮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来启动初袭行动。2月13日晚间，796架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和9架德·哈维兰蚊式轰炸机（De Havilland Mosquito）分两波遣往德累斯顿，先后扔下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4日早晨五六点钟。



第一波空袭由英国皇家空军第五中队执行。他们采用特有的低空标识法，22:14在德累斯顿上空施放首枚炸弹时（CET）几乎就用一架轰炸机在两分钟内扔完他们所有的炸弹。第五中队最末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22:22时分投完炸弹。德累斯顿上空浮云依然。此次初袭，24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投下了800多吨炸弹。



三小时后，英国皇家空军第一中队、第三中队、第六中队和第八中队清一色的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运用第八中队提供的标识技术，发动了第二轮空袭。那时天气已放晴，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在01:21到01:45之间，以高精确度投下超过1800吨炸弹。两次空袭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六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两架在法国、一架在英格兰坠毁.



2月14日12:17 至12:30，311架美国B-17轰炸机以铁路调车场为瞄准点，在德累斯顿投下771吨炸弹。”部分担任护航的P-51野马战斗机得到命令，环绕德累斯顿对路面交通设施进行低空扫射，藉此凭添混乱”。1945年2月，火焰风暴吞噬了德累斯顿，数则报道称平民在逃离时遭到了美军飞机的猛烈扫射，但历史学家戈茨·伯甘德（Götz Bergander）的近著驳斥了这种观点。在空袭期间美军与德军战机围绕德累斯顿进行过一场短暂、但很可能剧烈的空中激战，某些交战回合或许侵袭到地面并且误射火力。美军的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了466吨炸弹。在四轮空袭中投掷的炸弹总共约有 3900吨。



燃烧轰炸按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轰开屋顶，使屋内的木材结构暴露出来。接着以引火装置（燃烧棒）使木材结构燃烧，然后用更多的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持续一段时间的火焰风暴，温度激增至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空气温度暴涨而且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后来，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铁路调车场又发动了两次深度空袭。第一次在3月2日，406架B-17s型轰炸机投下940吨高爆炸弹与141吨燃烧弹；第二次在4月17日，580架B-17s轰炸机投下1554吨高爆炸弹与164吨燃烧弹。



德累斯顿市中心约有28410多所房屋，其中24866所毁于空袭，遭到完全破坏的区域面积达15平方千米，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以及诸如因哈吉（Ihagee）摄影工厂等。全城统共222000座公寓住宅，其中75000座完全被摧毁，11000座严重受损， 7000座受损，81000座轻度受损。那时城市受损区域面积大约有300平方千米。虽然主火车站完全被毁，但那些日子里铁路线仍在运行。



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是未知数。估算之所以困难，源于在1939年，市区与拥有64万2千人口的周边郊县当时挤满高达200000名难民以及数以千计的伤兵。难民命运未卜，他们有可能被屠戮，或者在火焰风暴里被烧得面目全非，也有可能已离开德累斯顿去了别的地方而不为官方所知。早期著名的死亡人数估算从25000名变化至60000多名，但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可能的范围大约在25000-35000之间， 而德累斯顿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瑞查特1994年最新研究倾向于此范围之较低部分。这些估算表明德累斯顿轰炸中的死伤者与德国其他城市地区进攻时遭受炮火袭击的伤亡者在数量上不成比例。



当代德国官方记录登记的掩埋人数约21271名，包括在老市场（Altmarkt）火化的6865人。 根据德国官方第47号动员令，到1945年3月22日，共正式掩埋了大约2.5万具（德累斯顿轰炸）军民的尸体。（"TB47"）在1945年5月与9月之间没有掩埋人数登记。 在往后的年份记录中，1945年10月至1957年9月，死于战争的人数记录为1557名；1945年5月至1966年，重又发现了1858具尸体；1990年到1994年期间，虽然城市历经大兴土木与挖掘工作，但战争遗骸毫无发现。权威记录失踪者为35000人，日后发现约10000人尚存。近些年来德国的死亡人数估算略有上扬而英国有所下降，这与早期的情况恰好相反。



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范围高达30万人。数据来源备受争议未必可靠，例如约瑟夫·戈培尔执掌的德意志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苏联历史学家以及戴维·欧文──曾经走红但现已声名扫地的自学出身的史学家，他收回了自己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和微软电子百科全书列出的死亡人数从“35000到135000”，其中大的数字符合欧文已收回的“权威性”更高估算值。



纳粹在宣传部竭力利用德累斯顿大做文章，承诺迅速采取报复行动。苏联在冷战早期也把德累斯顿轰炸当作宣传工具，以此来疏离东德人与美国人、英国人的感情。



德累斯顿所遭受的破坏不亚于其他德国城市，尽管这次轰炸的投弹数量并不是最高的。但良好的天气、木结构的房屋、各建筑物之间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准备不足（纳粹地方长官马丁·穆施曼被认为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使得德累斯顿大轰炸极具破坏性。此外，2004年末，一名曾涉及轰炸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采访时提到又一个因素，即德方的反空军火力比预计的水平更低，这确保了部分轰炸机的高精确度。



德累斯顿被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夷为平地。市区变成一片废墟，大火连续烧了几昼夜，130万居民被炸死13．5万人，约3547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茨温格尔宫（Zwinger）、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塞姆佩尔美术馆（Semperoper）、日本宫（Japanisches Palais）、歌剧院等古代建筑连同这座名城一起被毁灭了。上百万居民无家可归。他们同外地逃难者形成一支难民大军。



此后，每年2月13日20时15分，德国东部的各个乡村教堂都会响起沉闷的钟声，纪念这次给平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空袭。



战后，人们认为“雷击”行动是不顾人道主义原则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哈里斯称为“屠夫”。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他只是强调“雷击”方案不是由他制定的。



面对尸横遍野的德累斯顿，邱吉尔在其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指挥德累斯顿轰炸得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副司令桑德比中将：“谁都无法否认空袭德累斯顿是一场真正德悲剧……”但是他为自己辩解说：“真正无情的是战争。一旦全面战争开始，那么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人道主义。”



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空军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彷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我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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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二战的德国的老人，与英国老人的个性相当不同：也许是德国人民经历过“彻底摧毁”的巨大创伤使然吧：



1、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欧地区各民族混居现象相当普遍。据1931年的统计，波兰东部1160万人口中，波兰人仅占38％，而62％是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仅乌克兰人就有440万。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人口普查时，捷克人仅占50％，斯洛伐克人占14．7％，其他则有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喀尔巴阡乌克兰人、波兰人等等。德意志族也广泛分布在东欧各地，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有400多万，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和奥地利接壤的苏台德地区就有350多万。此外，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等都有不少德意志族人。



二战前，由于各国都普遍奉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因而民族矛盾尖锐。而希特勒正是利用保护在各国占少数的德意志人的利益，为德意志人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为借口，从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的地位下手，拉开了纳粹侵略欧洲的序幕。在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西部之后，希特勒为实现其建立“千年帝国”的迷梦，发起让散居在东欧的德意志人“回归帝国”的行动，移居了约100万德意志人到其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而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约120万波兰人遭到驱逐。因此，根本上说，德国的东部战线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种族战争”。



但是到了二战后期，尤其是战后初期，被驱逐的命运落到了德国人和中东欧各地的德意志族人头上。一方面由于美英苏这三个反法西斯盟国在规划战后欧洲秩序过程中错误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饱受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欧洲各国出于对法西斯德国的仇恨，德国的和德意志族的平民成为新形势下的受害者。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早在1943年11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移，波兰东部的领土划归苏联，而波兰将从德国获得领土。同时还决定，波兰人从划归苏联的领土上迁出，德国人则从划归波兰的领土上迁出。1945年7月—8月的盟国波茨坦会议同意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把德意志人迁出。而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考虑战后重建问题时，也主张以驱逐德意志族人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当时美英苏三国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德国和其邻国之间创造“永久的和平”，惟有通过建立民族单一的国家才能实现。其实，这种“净化民族国家”的思想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的政界和思想界。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德黑兰会议前很久，就主张仿照1923年希腊土耳其“交换”居民的办法，来构建战后的欧洲国家格局。



2、对德国人的种族清洗



当二战炮火在欧洲刚刚停歇、波茨坦会议尚未召开之时，中东欧、巴尔干各地即掀起迫害德意志族平民的风潮。德意志族人成为发泄对法西斯仇恨的对象，曾在各地发生了不少被枪杀、抢劫、强奸、凌辱，甚至被活活烧死的暴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1970年代通过调查确认，在当今德波边界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约有3300个城镇乡村发生过这类暴行，受害的多是无助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例如，1945年7月3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奥西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德意志族人被围殴、杀害、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的惨剧，数十人死亡。据现在的调查结果，这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煽动的结果，而非当地个别人背后挑唆的偶发事件，更不是所谓群众“自发”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战后首任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早在流亡伦敦期间就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加倍地向德意志人无情地讨还他们自从1938年以来欠我们国家的债”，“把他们赶出家门，德意志农民不许拥有哪怕一寸土地”。



以类似希特勒对待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手段，来对待战后的德意志族和德国平民的政策和行动，在当时十分普遍。单单苏联红军就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其暴行记录甚至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军。



有人曾问两个波兰华沙大学的教授，你们如何处理东普鲁士以及边界西移200公里的新领土上的原德国居民？他回答：“They were adviced to go as quick as possible！”1945年波兰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就任伊始，宣布首要任务就是把“德国人赶出去”。当时德国人必须佩戴白色袖标，禁止用德语交谈、使用德国标记、演奏德国音乐，波兰人禁止与德国人握手，等等──完全采用了纳粹德国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1944年11月，在德国法西斯军队被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赶出南斯拉夫之后，铁托宣布德意志族人为“人民公敌”，剥夺其公民权。当时留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族约20万人受到残酷报复，被关入集中营的约为16万人，到1948年3月，被杀害、折磨致死的达5万人──完全采用了纳粹德国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



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逆向殖民”，是“劣等民族”对“优秀民族”的复仇和反攻倒算。从殖民者的角度看，确实可以说“文明衰落了”、“西方没落了”。但是从被殖民的东欧人的角度看，这却是“民族解放”。可以说，东欧“劣等民族”的这次解放，很快就蔓延到亚非拉所有地区，成为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的主旋律。



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导评论道：“这种范围的迁移和它实施的条件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这种恐怖，他会毫不怀疑这是反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尽管欧洲人这次把反人类罪者的行为合理化了。但是旁观的美洲人却比较清醒了。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美其名曰“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同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运动带来的困难相比。”



这种大规模驱逐和强迫移居的结果是，欧洲战后普遍形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犹太文化已被希特勒德国消灭，德意志文化现在也从中东欧消失。许多曾经繁荣的大城市如维尔纽斯（现立陶宛首都）、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布列斯劳（现波兰的雅罗茨瓦夫）的居民构成彻底大换血。这样惨痛的经历在被驱逐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3、悲惨的经历难以忘怀



对于上千万被从世代居住的家乡驱逐出去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融入战后的西德社会，但那种悲惨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战后他们在西德成立了“被驱逐者联盟”以及各个同乡会，维系对故乡的感情，保持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德意志文化。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曾成立过自己的政党，西德政府在战后初期曾建立过被驱逐者事务部。历史学界也曾经收集整理过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战后重建期间更为重要的任务以及欧洲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现实，把被驱逐者问题挤到了一边。



这个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一世纪，重新突出起来，乃至演变成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有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一是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以来内战中发生的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使人们不能不想起二战结束后其实也贯穿了种族清洗的历史；其二，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之后，不可避免地要总结二战来自己走过的可耻历程。这样，被驱逐者问题终于逐渐成为近年来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中心。诚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社论所说，这是战后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最后一个未触及的章节，也是欧洲把它的未来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阐释的基础上所必不可少的。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都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文章，还有电视连续纪录片等等。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前年出版了1945年1月苏联潜艇发射鱼雷击沉德国难民船，致使9000余名妇孺老幼丧生的史实为基础的中篇纪实小说《蟹行》。已故知名出版家、政论家马丽昂·多恩霍夫女士对东普鲁士（当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回忆录重印了20多次。波兰自1990年代以来也有相当多严肃公正的历史学家出版了对波兰战后发生的迫害犹太人和德国平民的研究著作，捷克也对贝奈斯总统驱赶德意志族平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暴行。



去年，德国的“被驱逐者联盟”主席、基民盟议员埃丽卡·施坦巴赫发出一项倡议，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作为整个欧洲对历史上发生的种族清洗问题的一个资料中心和研究机构。然而，此议一出，却激起东欧许多人相当大的反感。给欧洲曾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现在要诉诉自己受过的苦难，曾经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却要承认自己也干过不义之事，这样的对话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波兰这个二战最大的受害国家，他们担心自己因此也被钉上耻辱柱，在国际上和欧洲落个“虽然受过害但也是害人者”的名声。波兰认为，纳粹德国在其占领区针对非犹太人的罪行以波兰为最烈，仅在华沙被杀害的波兰人就比整个二战期间被杀害的法国人多一倍，社会精英几乎全部消灭，物质损失无法计算，在波兰受的伤害远远没有在欧洲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占有一个牢固的位置之时，这样的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会使国际社会形成对波兰歪曲的印象。因此上述建议一出，波兰各政党不分左右齐声反对，更坚决反对它建在柏林，由德国来主持。



此后德国冒出来的“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扬言要为被驱逐者遭波兰没收的财产索取赔偿时，波兰人就更加群情激愤了。虽然这个所谓的公司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德国各政党、包括“被驱逐者联盟”主席都反对它的举动，波兰却极为敏感，诸如“德国要以受害者的角色推卸罪责”、“以赔偿要求转移对德国历史罪责的注意”等言论不绝于波兰的舆论界。



应该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波兰，主要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能从维护、发展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以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场争论。，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波兰时，与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曾就这段历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匈牙利的领导人几年前都曾对驱逐德意志族人表示过道歉。但另一方面，如捷克现领导人至今仍认为驱赶德意志族人做得对，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的复仇”。



4、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



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那个“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是否真会向波兰法庭以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赔偿要求，虽然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波兰、参加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活动时的确表示反对，但是却不能阻止它提起诉讼。波兰总理贝尔卡在柏林与施罗德总理会谈后，双方表示将成立一个联合法律专家委员会来找出法律根据，驳回上述个别人向波兰和国际法庭可能提起的诉讼。贝尔卡总理还明确表示，波兰政府不会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施罗德在对捷克进行一天的访问时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他说，他对波兰的表态也适用于捷克，即被驱逐者不应向捷克提出赔偿。但经济赔偿涉及到欧盟的法律，其发展态势仍有待观察。



关于被驱逐者的这段历史的争论短期还不可能画上句号。在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德国和捷克、波兰都已成为北约、欧盟中完全平等伙伴的今天，历史问题却成为它们双边关系中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本身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抚平历史造成的创伤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漫长，和解的过程远为复杂和曲折，仍然需要有关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拿出勇气；其二，欧洲一体化的新形势凸显了利益的不同。捷克和波兰的领导人和广大民众都明白，没有德国的支持，它们不会这样快地被北约和欧盟这两个“西方俱乐部”接纳。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与）德国（为邻）是捷克的命运。但是，德国和捷、波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利益共同体”。波兰在伊拉克战争和欧洲宪法问题上与德国对立的立场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历史问题以及相应的赔偿问题是又一例。《柏林日报》一篇社论说，德国必须认识到，作为北约和欧盟伙伴的波兰实际是德国的一个“全新的邻居”。人们可以想象，德国和波兰、捷克如要实现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历史性和解，还需要很多年。



事实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仇恨、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这些恶魔，可能是希特勒呼唤并激化过的，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希特勒发明和首先使用的。希特勒不过是凭着一个演员的“艺术家天赋”，把这些恶魔戏剧化了。他只是懂得怎样获取“人心”，并行使其专政权力。



看看下面这一幕，多么像一场美国式的演唱会：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希特勒的演说词像歌星的歌词一样缺乏逻辑与深度，但是够了，已经足以“唤起民众、同心干”。



纳粹领导人深深相信：由于他们推翻了欺诈性的《凡尔赛和约》，满足了德国人民报仇雪恨的需要，德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戈培尔临死的时候大声疾呼：一百年后将有一部伟大的电影被拍摄出来，来描写和纪念他们的末日，而他想在这部影片中成为英雄而不是懦夫。戈林临死前坚信德国人民将会把他们安葬在先贤祠堂里，结果连盟军也相信了这一说法，被迫匆匆忙忙把他们的骨灰秘密抛撒了。很显然，纳粹领导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表演意识、演员作风，而这些都是从他们的元首那里承袭下来的。不错，正是德国人民观众的掌声造就了希特勒演员的狂妄个性。德国人民是“普通的法西斯”，结果让德国在二战中赔得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纳粹以及他们的先行者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行为，都是“电影时代”的产物，是“摄影艺术”的邪恶结果。那种“影像永存”的感觉，强化了某种“永垂不朽”的幻觉，尽管这种幻觉是人们自古有之的，但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烈过、真实过。“电影时代的表演欲和夸张力”，给人们的精神造成了震荡，甚至是休克，让人们昏迷了过去，听凭大众的摆布。如果说，这种情况在互联网网络出现以前，还主要体现在少数“表演家”身上（卖艺的与政治的），那么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已经波及全民并且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还不到一百年，企图再现纳粹末日的这部影片就上演了。影视节目消息是这样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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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6日，《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The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Third Reich）开始上映。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将镜头对准──希特勒一生中的最后12天。作为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以及德国影史上第一部由演员扮演希特勒的影片（其扮演者正是《柏林苍穹下》的悲悯天使布鲁诺·冈茨），《帝国陷落》引发的巨大争议要远远超过《华氏911》掀起的政治攻歼浪潮──希特勒是魔？是神？还是人？



影片从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速记员的视角出发，以平实、客观的立场展现了这位战争狂人在掩体中度过的生命最后12天。再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同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自杀于地下掩体等历史事件。



在获得本届奥斯卡奖提名的外语片中，没有一部如《帝国的毁灭》一般在全球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在这部德国影片中，以往只是作为背景人物的希特勒，首次当了一回主人公。影片把镜头对准了希特勒人生中最后的12天，再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同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自杀于地下掩体等历史事件。执导该片的是德国著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希特勒的扮演者是曾出演过获奖影片《柏林苍穹下》的德国杰出演员布鲁诺·冈茨。该片在德国取得了3000万欧元的骄人票房，同时也引发了评论家的众多非议。观众普遍认为，《帝国的毁灭》对希特勒的描写过于人性化，有美化纳粹之嫌，不过也有为数不少的电影专家对这部冷静客观、以人文主义表现手法拍摄的电影盛赞有加。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我的电影非常有争议。作为电影人，我们向当年的受害者展示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人。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该片赢得了德国顶级电影荣誉奖之一的巴伐利亚电影观众奖。不久前，由奥利弗西斯贝格导演的德国影片《毁灭》（Der Untergang）开始在法国公映。电影院场场爆满，巴黎媒体更是持续高烧，每天都有人议论这部富有争议的影片。趁热看完之后，人们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反思纳粹罪行的最好影片之一。理由是该片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而不再让所谓的“魔鬼”充当人类良心的替罪羊。



该片2004年9月份在德国甫一公映便引发争论，因为它打破了一个禁区，“打开了重评纳粹的潘多拉盒子”──西斯贝格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成了人，还原成一个“可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在媒体热炒的影响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有300万人被劝进了电影院。当月，《汉堡周刊》为这部影片做了17页的专题报道；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斩钉截铁地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帝国的毁灭》的电影创作来自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年）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年，有时被翻译为《帝国的毁灭》）。荣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作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她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它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所以，直到希特勒自杀，荣格对他始终心存敬意。该书还透露，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情人艾娃·勃劳恩结婚前，他还当众吻了她。希特勒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他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影片从荣格的书里提取大量素材，赋予了希特勒极其人性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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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再现历史的努力都是注定无法成功的，但还是有些人会相信它。有的读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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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部片之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主题电影，主要是把希特勒美化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把没有发生过的比较正面的事迹强加于某人身上，那叫做“美化”；如果把真的发生过的比较正面的事迹于某人身上展现出来，那叫做“写实”。这部片就是很写实的电影。他只是把真的希特勒演出来，不算是美化。



片中的希特勒不像刻板印象中的恶魔。他很客气的接见应征的小姐们，他深爱他的情妇艾娃，他喜欢小朋友，他对待秘书、厨师等低阶行政人员很有礼貌，他像一个温和长者。但是当他指挥战局时，却又十分跋扈固执，军官们让他失望时会大发雷霆，到最激动处我还以为他会掏枪出来把人毙了。他对于叛徒绝不容情，即使对方是情妇的妹夫。这样的表现方式有喜怒哀乐，有修养也有脾气，完全像个人。



本来听说本片是以希特勒女秘书的观点来拍的，但其实不然，本片是以全知观点拍的。除了有希特勒女秘书容格的角度之外，至少还有那位忠于职守不愿撤离柏林的医生及击毁俄军战车2辆的少年战斗员的角度观点，女秘书所见的部份在片中所占份量没有原先想象的多，也因此使得剧情丰富起来，碉堡内碉堡外的状况同时发生、互相交叉，使得剧情推展一点也不沉闷。



看了本片，深深觉得德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之一。效忠国家及领袖、纪律严谨，即使兵败山倒，时局大乱，但基本上大致还是有模有样。柏林攻防战不知道打了多久，俄军明明已经攻入柏林，却又遭到德军顽强抵抗，过了好一阵子才攻下柏林。明明情势已不可为，继续打下去等于送命，不少军队已经投降，但德军的军纪军令还是维持到最后，很多军人的战斗意志也维持到最后。即使城破国灭危亡之际，效忠希特勒的军人及百姓还是很多，不得不佩服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魅力塑造成功。如少年兵的父亲所说，顽抗送命是不智的行为，但是对心中有所信仰有所效忠（其信仰效忠以我们眼光看或许不对）的军人来说，弃械投降又何尝愿意！反正左右也没太大差别。所以少年兵的战友们（其中有个女生，看年纪应是高中女生）还是奋战到最后，纷纷自杀殉国。



希特勒与艾娃在地下碉堡举行简易婚礼，牧师依据“种族法”问新郎希特勒是否是“纯种雅利安人”，回答之后还向他要证件看，这一幕令人哭笑不得。婚礼举行同时，女秘书正在将希特勒的遗嘱打字，大喜与大悲同时发生互相对照，也是哭笑不得。可爱的小朋友们何其无辜，只因为戈培尔夫人不愿小孩生长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内，用自已的双手把六个儿女的生命终结了，可恨的是导演，竟然不是用虚笔带过，而是很忠实地先拍夫人骗小孩们一个个吃安眠药（其中一个女儿察觉到不对劲拒喝，但还是强灌），然后很忠实地再拍夫人再度进房一个个地将剧毒药喂入熟睡的儿女们口中。过程残酷、冷血、沉静。真的很难相信一个妈妈会做出这种事，而且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六个！令人发指的大惨剧！而夫人从下手到灌毒完成完全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在希特勒准备自尽前恳求元首离城时大哭一场，其心态令人大骇！



据希特勒的卫兵罗胡斯·米施在《我曾是希特勒保镖》一书中回忆，希特勒自杀之后，“戈培尔选择留在地堡，和太太一起自杀，他们的孩子也一样，将一同消失。天快黑下来时，玛葛达·戈培尔流着泪从我跟前走过，然后坐在旁边的屋子里。表面上看，她很平静，甚至在桌上玩起了扑克牌。约瑟夫·戈培尔从房间出来，站在那里，身体略向前倾，长时间地端详着太太。突然，他问她在干什么。‘打通关。’她回答说，甚至没看他一眼。不一会，阿图尔·艾克斯曼来找他们，拿着一把椅子。他们开始聊天，共同回忆一起战斗的岁月。其间，玛葛达·戈培尔离开了一次房间，到前堡的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在离她仅几米远的隔壁房间里，她的6个孩子已经安息。”



此片主题还是放在希特勒的地下碉堡，其实整个柏林当时发生不少事情，苏俄兵进城之后是奸淫掳掠什么都来，柏林女人大遭殃，导致柏林百姓光是自杀就约达6000人！当初如果德军放弃西方防线全力阻挡苏俄军攻进柏林，宁愿让美国人先攻占柏林，或许柏林的命运不会那么惨？柏林之役是第三帝国德国“诸神的黄昏”最后挣扎，“最长的一日”、“夺桥遗恨”作者考李留斯雷恩据此写成纪实文学“最后一役”，可取来与本片交互对照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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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要人戈培尔夫妇自杀之前，先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这是因为他们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比其他的纳粹分子更加了解，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它们大约知道苏联红军进入柏林之后即将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苏联红军在进入柏林之前，已经无恶不作了。



“凤凰网”上有一篇《德国人已被苏联人严重混血》的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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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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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有没有预见到这些一切？如果他真是天才，真有预见性，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只能使德意志敌人的使者，例如，他一再抨击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是他的入侵波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一切罪恶行径飞了出来。



在柏林发生的上述“对抗”，显然不仅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厮杀，也是双方民众之间的肉搏。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纳粹也是很有群众基础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里写道：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初期，“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希特勒副官长）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会听命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竟赢得数百万计的人们的欢呼？这因为正是德国人民，通过希特勒进行了自己历史命运中的一次最大赌博，而赌博的目的──对欧洲大陆的完全支配，是驱使他们铤而走险的诱因，此次赌博本身就意味自我毁灭的开始。这开始了一个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代言人自我设计灾难的过程，它的后果使得整个欧洲文明的没落过程得到了加速度下坠。德国人民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而是此人的意志正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迫使敌人屈服，迫使敌人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下去。实际上，希特勒的著名“意志”，是为了满足群众需要的一种表演。这种剧场效果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文革，毛泽东明显是在模仿希特勒，他的检阅红卫兵，红卫兵的火炬游行，中央文革策划的烧书和砸烂一个旧世界，在在都有纳粹的“文化革命”的痕迹。当然希特勒比毛泽东更有一种电影明星的气质，因此毛泽东的演出相形之下是相当笨拙的。



看起来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因此变成种族灭绝的同谋者，并导致前所未有的、举国上下发动的大规模屠杀”，其实是战国的激烈厮杀导致了这一结局。早在希特勒大屠杀发生之前之年，苏联已经杀死了两千万人，所以希特勒的屠杀绝对不是孤立的暴行。这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毛，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大饥荒、大屠杀的前车之鉴过去之后三十年，中国还是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苏联的灭绝之路，而且死亡人数还高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人口多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二就是中共政权比苏联政权晚建立了三十年，所以其饥荒和屠杀也晚了三十年。这里似乎有一种我们并不清楚了宿命存在着。



在我看来，不是“希特勒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决定千百万德国人命运的程度”；而是“德国人把权力拱手让给希特勒，让他替他们出头、出气”。他们因此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二战以后，不仅遭到肢解，而且受到控制，被迫接受苏联的暴政将近半个世纪。这样的结论似乎也适合于苏联的工人、中国的农民。



1945年4月底，希特勒临死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演出”：口授、签署并敦促实行其《希特勒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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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嘱不再扮演英雄，而是扮演受害者，因为战争已经失败，要想激起无能的德国人民在未来进行反抗，只有扮演受害者了：



自从我自愿参加了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作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作出这些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国务活动家。他们要么是犹太人出身，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3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的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们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确实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6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大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将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伪机器的人们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表现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大肆歇斯底里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即将看到我不能继续当元首和总理之时自愿死去。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青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支援。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只要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事业的原则。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的政府将种族法律和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希特勒



见证人：戈培尔、布尔格多夫、鲍曼、克列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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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这个人，总的来说他从事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都是“带着面具在生活”的，而且他的伪装十分彻底。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尼采所憧憬的超人”，结果是他已经没有真正的私生活。他的亲属不断疏离，他的朋友日益稀少，他连下水游泳都不敢，因为不能在别人面前裸露身体。这也使得人们认为他的身上确实有梅毒留下的可怕疤痕。但是应该说，不论希特勒多么伪装自己，但毕竟较少贪污腐败的行径；不论他的的遗嘱多么荒谬，毕竟比斯大林、毛泽东连话都不敢说一句就死掉了──结果直接导致血腥的宫廷政变立即爆发──还是显得“更为称职”一些。



在希特勒死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苏联入侵东欧和德国所造成的“逆向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一同的兴起，已经苏联人对西欧人和东欧人倒行逆施的斗争中，蔓延到回教徒、印度次大陆居民、香港澳门居民等“殖民地民族”对欧洲宗主国的“逆向殖民过程”中。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一书有段珍贵的历史记载不该被忽略，更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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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官哈罗德-伯森的报导每天通过一台大功率的五万瓦的发射机对五十多个又转分台进行广播，这些分台几乎覆盖了驻扎在德国的所有美军营地。美军联播网派伯森来报导审判的进展情况，让美军官兵明白他们为什么驻扎在这个国家，顺便把纳粹主义的真面目向德国人民曝曝光。



伯森偶或光顾德国人的酒馆，以了解残垣断壁中人们的心态。在那里，他视察人们沮丧的面孔。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他们太依赖于自己的女人，女人们替胜利者干活，或者提供她们的男人只能视若无睹的服务。那年春天发生在第二十一俱乐部的一件事，没有写进伯森的报导里。那儿的人可不像600号房间里的人那样谈论法律问题，而是一盒香烟或一个小妞的价码怎样。这大夜里，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一对突然出现在门口的黑人士兵。从远远的一个角落里，传来躁美国南方口音的吼叫声：“你们两个黑鬼最好滚出门去，免得我用门板砸烂你们的黑屁股！”那两个黑人毫不退让。几个白人气势汹汹地朝他俩通过来。这场斗殴打到大街上，在那儿等着的更多的黑人参加进来。挥舞着警棍的军警乘三辆吉普车赶到现场，奉命驱散这场恶斗。



自从一支黑人部队进驻纽轮堡后，种族事件频仍发生。沃森将军手下年轻的反情报官冈瑟-萨德尔很快卷入到美国输出的种族偏见纠纷之中。黑人士兵想为他们的德国女朋友弄到萨德尔搞的令人羡慕的社交卡。这种社交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纸印制而成的，但承印商用完了库存的粉红色的纸张。于是，萨德尔改用黄纸印制。黑人立即呼叫起来，自由派记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显而易见，军方有一个甄别和歧视与黑人约会的德国女人的陰谋。沃森将军命令萨德尔搜查德国人并搞到这种红纸。



种族冲突困扰着占斯塔夫·吉尔伯特，因为他试图对自己得到的对获准的大规模杀戮的分析进行综合。他已经得出结论，这种罪行的发生，除了人们恭顺从命而外，还需要他们相信他们杀的都是些劣等人。最近，他同戈林就此进行了讨论。戈林问过他一些关于偶或出现在法庭旁听席的黑人军官的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能指挥部队吗？这是戈林想了解的。他们跟白人能乘坐同样的公共汽车吗？吉尔伯特刚刚在法庭上花了三天时间，观察罗伯特·杰克逊起诉戈林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具体说来就是签署反犹法令。黑人与纽轮堡法律──难道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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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与纽轮堡法律”，问得好。不过美国在二十年以后的“民权运动”中有了改变。而“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这却是德国腹地第一次遭到全面占领的后果：英美苏对德国的占领，比拿破仑时代对德国的胜利还要彻底；而在此之前，甚至罗马帝国都没有能够全面占领日耳曼，除了从中国边境逃来的匈奴，无人能对日耳曼人犁庭扫穴。二战以后的世界，二十世纪中叶发生了两个事件：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日耳曼和没有被蒙古帝国政府的日本，都被胜利的同盟国全面占领了。日本在二战以后遭到盟军全面占领一事，正如德国在二战以后遭到盟军全面占领一样，也是完全超出日本的历史记忆之外的，因而也就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在汉朝，日本列岛上的最大国家曾经称为“汉委奴国”，就像日耳曼人也曾屈服于汉朝的败将匈奴一样。上述两个“被全面占领”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德国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不可一世的精神。“不可征服的种族”（德国）、“不可战胜的神国”（日本），原来只是“历史的偶然”，现在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纳粹党的《25点纲领》显然是旧德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的回光返照：



1 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德意志人为大德意志帝国 

2 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塞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 

3 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

4 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  

5 凡在德国的非德意志公民，只能视为侨民，应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 

6 只有德意志公民，才能决定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一切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它是联邦的，还是各邦的，或是市区的，必须由德意志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 

7 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 

8 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 1941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境 

9 一切德意志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10 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11 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12 鉴于每次战争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巨大牺牲，必须把发战争横财看作对人民的犯罪 

13 我们要求将一切德意志土地收归国有 

14 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15 我们要求大规模建设养老育幼设施 

16 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17 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18 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 

19 我们要求用德国的教材代替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罗马教权 

20 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 我们要求特别优秀的贫寒子弟，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  

21 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制定奖励体育运动和进行体格锻炼的法律，大力支持一切增进青年体力的团体，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 

22 我们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 

23 我们要求制定法律，坚决禁止对于我国人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与文学，并封闭与此种要求相冲突的机关团体 

24 我们要求在不危害国家的生存，或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风俗道德的范围内，承认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25 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 



注：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简称“国社党”，德文：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通常简称纳粹党；英文：Nazi Party），是20世纪前半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一个德国政党，前身是德意志工人党（德文：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DAP），后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在德国议会大选中获胜，党魁希特勒於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 国社党上台以来在德国实行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据其政治政纲，即所谓的“25点纲领”进行的。该纲领在1920年由国社党创办人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该党经济纲领的提出者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和希特勒三人共同草定，1926年希特勒宣布该纲领作为纳粹运动的哲学与原理体系，是“永远不变的”，1932年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再度肯定了这个政纲的地位。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按照纳粹的标准定义，一个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就算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按照上述定义，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



这正是整个纳粹运动的内在困惑，也是其最后走向失败的宿命因素之一。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德国军需十分紧张的战争后期，运送犹太人的死亡列车还是第一优先的，如此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在军事上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严重分散了德国的战争努力。



按照我在《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一文揭示的，“阶级叛徒特别凶残”之定律来看，希特勒也显然位列其中。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叛徒往往体现出“变本加厉的凶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如此看来，在苏联和中国先后发生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剥削阶级叛徒的格外凶残”──剥削阶级变成了抢夺阶级。在这一抢夺过程的开始阶段，因为抢夺阶级需要帮凶，无产阶级的处境好像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而更加恶化了，最后不仅更加贫困，而且连自由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奴隶阶级。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但在成功复国之后就反过来迫害巴勒斯坦土著。正如希特勒的祖母受到侮辱，希特勒就通过大举灭犹来寻求报复。结果使得希特勒自己成了一个“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希特勒一生给人留下的最大谜团是：



1、他在一次大战中与英军作过战，并且因为中了英军的毒气而神经错乱、几乎失明，但是他却终身崇敬英国，甚至在英国向他宣战之后，他还亲手在敦刻尔克放走了三十多万英国的残兵败将，从而为自己四五年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2、他没有和俄国人作过战，甚至还是苏联共产党组织的“士兵委员会”的干事，但是后来却布尔什维克为敌，并好像对俄国人怀有刻骨仇恨。



3、他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并有许多犹太朋友甚至情人，他和犹太人息息相通，也最喜欢犹太人表演的艺术，但是最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仅和犹太人翻脸，而且把犹太人列为最大的敌人。



4、上书谜团似乎不是孤立的，希特勒这个人，和他自己的绝大多数亲属包括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都相当疏远，但是却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是一个德意志爱国者吗？其实不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甚至准备彻底毁灭德意志民族，就像他亲自下令杀了自己豢养的一只狗那样。



5、希特勒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梦想在欧洲重现英国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美梦。他当然是反对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但是他挑起的二次大战，却不偏不倚地正好促进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曾经预言的，他曾经说过，与他和解，是英国保留其海外殖民地的唯一途径。



6、希特勒在东线的败局，和他的分兵战略息息相关：1941年他分兵南路基辅和北路列宁格勒，从而削弱了中路莫斯科的攻势，终于导致战略奇袭的失败。1942年他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同时，又分兵高加索，从而导致了战术优势的丧失。战略奇袭的失败和战术优势的丧失，都与他的分兵手法有关，这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自己1940年在法国分兵突袭所获得成功的奇迹般的经验。由此可说：“成功是失败之父。”



7、德国并没有从犹太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得到真正的好处，只是得到了“帮凶”的恶名。最后整个国家还赔了进去，整个民族至今不能抬起头来。“我的奋斗”，如果仅仅作为希特勒个人的奋斗，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但是如果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奋斗，则是极为失败的。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日本侵华战犯的身上：他们的个人成功导致了民族的失败。而且事实同样证明，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极端的自恋狂。这从他临近末日的时候下令毁灭德国的所有生活设施并宣称战败的德国人民毫无权利延续下去可见一斑。希特勒一生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想做而没有能完全做到的事”。在他身上，与其说体现了更多的德国性格，还不如说体现了更多的犹太性格，当然这两种性格在希特勒身上是混在一起的，此起彼伏的。



“作为犹太人的希特勒”：希特勒的后半生都在屠杀犹太人，这恰恰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后代。



按照父系来看，希特勒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长期和外族杂居，为了防止自身消亡，犹太人规定小孩的族属只能依据母亲的身份来结算，因为女犹太人生的，至少有一半犹太血统，而男犹太人生的，则完全可能没有犹太血统。



那么被犹太人遗弃的希特勒家族，可否被德国承认并且接纳呢？也不能，因为德国人是按照父系来看待一个人的族属的，这样一来，希特勒家族就只能算作私生子、犹太杂种，而不能算作真正的德国人。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两代的德国母系血统，分别是由希特勒的祖母和母亲相继传递的，但是在父权社会看来，那只有生物意义，没有社会意义。



希特勒的这样尴尬处境，使他对犹太人的爱，转变为恨。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5月2日签署的一份遗嘱写道：



“我所有的财产捐赠给党。这样我和党内出版社已经签署的合同将不受影响。我著作出版所得收入包括未来的收入都归党所有。”



“我其他贵重物品、上萨尔茨山的别墅、我的家具、艺术品和画作等等捐赠给党。由国家会计来管理。我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内住所的物件由尤利乌斯·绍布同志整理确认。”



这样一个人，一生几乎不沾烟酒，只有在应酬的时候才会喝点啤酒或者葡萄酒，在公开场合营造出不近女色的形象，终生不育，在遗嘱里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党；但这个人同时又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几个屠夫之一，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和他的先行者列宁、墨索里尼以及他的同行者斯大林以及后继者毛泽东、波尔布特一起，给全球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了这一切呢？



一战失败以后的德国，弥漫着一股追究犹太人责任的风气，认为德国的战败是由于犹太人的破坏与背叛。而这一破坏与背叛的高潮就是犹太人主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对犹太人攻击最烈的人们中间，就有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年）。



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记载：



罗森堡是哲学家，理论家，宗教学者，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纳粹党的资格甚至比希特勒还要老。罗森堡出身于一个侨居俄国的德裔富商家庭。他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德国，并在1919年一月加入纳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党） 。他很快成为纳粹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 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他还为纳粹德国寻找新的宗教认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试图建立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所谓“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人类最为优秀的种族。同时，他为德国寻求扩张而提出了所谓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这个理论导致德军对俄国的战略进攻。罗森堡战后被纽仑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的其他几段记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反犹高潮，步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问题，希特勒不过是为了控制最高政权而表现得特别激烈罢了：



1、二战结束以后，负责看管的国战犯的艾雷-尼夫少校从旁听楼座里观看，自他宣读这些人的起诉书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着这些战犯。有的人逐渐成熟了，有的人则没有。下一个被告里宾特洛甫就属于后一种人。这位前外交部长说，德国之所为也，正是英国在其帝国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为，正是盘踞新大陆的美国之所为，正是俄国将其统治从欧洲扩张到亚洲之所为。当里宾特洛甫作完陈述坐回椅子时，仍然流露着一丝他昔日的傲慢之态。



获知卡尔登勃鲁纳马上要出院回来，吉尔伯特上尉在去牢房巡视之前查阅了此人的档案卷宗。吉尔伯特在卡尔登勃鲁纳身上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的发迹史。1903年卡尔登勃鲁纳生于奥地利里德省因河边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与希特勒的出生地布轮劳几乎相邻。他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律师，喜欢吹嘘自己在一家煤矿上夜班供上学的费用，以此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卡尔登勃鲁纳在1930年代加入奥地利纳粹党，通过殴打奥地利民主人土、抢劫财物资助纳粹党活动、窃听电话、挑起闹事等活动，很快获得了许多对他升迁十分有用的委任状。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很快注意到他。1942年捷克特工把一颗炸弹投入德国警察机构中央保安局头目赖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轻型梅塞德斯跑车中，从此卡尔登勃普纳开始崭露头角。希姆莱提拔那时名气不大的省党卫军领袖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德里希曾为希姆莱策划了虚构的波兰进攻格莱维茨电台事件。海德里希曾负责灭绝的特别行动队，该特别行动队曾跟随德军进入波兰和俄国。海德里希还曾为“犹太人最后解决案”撰写了草案。



2、每次巡视牢房后，“为什么”总在折磨着美国人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他们不是在与野蛮社会的一些居民打交道。汉斯-弗兰克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雪莱的诗：斯佩尔能在任何社会阶层中体面地活动；塞斯—英夸特才智超人；弗里克受到良好法律训练。要从国际扶轮或会计师的集会中把上述这些人的大部分作为战犯挑出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和凯利最终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在书中能献给世界的将只是谜，而不是钥匙。



吉尔伯特得知三十九名党卫队员拘押在过去的达豪集中营，他们已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并等待处决。纽轮堡的纳粹被告们可在他们和实际所犯罪行之间放置一个隔离保护层。他们中谁也没有把什么人推进煤气室、枪毙什么犯人或在任何做试验用的人身上注射毒药。而在达豪的那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死亡行业的熟练工。吉尔伯特曾经读到过其中一个人的事。那人名叫马斯费尔德，过去做过糕饼师。他曾杀死了两万人，不是监督死刑，而是全部亲手杀死。吉尔伯特认为，通过对这些人的直接研究，他也许更能够了解纳粹的屠杀动机。因此他安排在达豪度过一段圣诞节假期。




到了达豪之后，他找到美国军队现在有限开放的一间消过毒的存尸房。吉尔伯特记得他听说过的故事。焚尸炉打开后，煤气就从附近的屋里放过来。从达豪烟囱里喷出的灰尘散布在方圆九英里的地面上，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知道这些灰尘从何而来。



吉尔伯特会见二十名已判刑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他发现他们的智商平均数为107，属于中下”。他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一直失业。他们饱尝无权无势的滋味，因而统治别人的机会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令吉尔伯特最吃惊的是他们的自哀自怜。他们说，他们只是遵命执行任务，而以自杀一走了之的希姆莱却留下他们受审。



两天以后，吉尔伯特疲惫不堪地登上开回纽轮堡的列车。当火车往北驰过膝俄、后退的群山时，他杂乱的印象开始有了头绪。他认为现在他至少明白了这个谜的部分谜底。达豪那里的每一个被判刑的人都证实了这点。德国是一个唯命是从的社会，每个人都服从父母、师长、教士、雇主、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德国人从孩提时起就是在一个盲目服从权威的世界里长大的，这种强制的服从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谜。达豪、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出现，需要的不是几个虐待狂，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绝对顺从的人们。



这种解释可以说明达豪的那些智商中下的下属，但是在纽轮堡的那些老于世故的被告们又是怎么样呢？一个被判刑的党卫队员对吉尔伯特抱怨说：“我们不敢反对元首或希姆莱的命令。”普通刽子手的借口和在纽轮堡牢区的那些人的借口竟一模一样。



3、早在1924年，弗里克就提交了两个当时令人震惊的法案。一个是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另一个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想纠正一种不平衡，犹太人太强大了。德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同样一半多的律师和百分之八十的剧院总监都是犹太人。为支持他提出的关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的建议，弗里克还读了一个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出版的一份新报纸《冲锋队员》上关于犹太人性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报导。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弗里克只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权后，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那年3月，希特勒嫁祸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弗里克签署了给予希特勒不经国会同意就可颁布任何措施的授权法。弗里克进而签署了一项名为“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法令，规定由纳粹党控制德国政府，而不是相反让政府控制纳粹党。希特勒这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弗里克已出色地为元首效力，他给专制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过，要不是弗里克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犹太人本可以在德国继续生存下去。肯普纳开始陈述1935年纽轮堡纳粹党大会上批准通过的多种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不管他们中有一万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献身，而且其他许多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犹太人不能享有德国国籍。不仅通婚是犯罪，而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是犯罪。年复一年，绞索拉得更紧。许多行业犹太人不能就业，最早是新闻界，后来是医药界、牙医以及法律界。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没有犹太姓名的犹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则加上“萨拉”。犹太人不能养金丝雀。1943年，弗里克签署一项法令，把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人们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但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一系列过程是从纽轮堡开始的，因而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立法总的被称为“纽轮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时，纽轮堡住着一万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十个犹太人。



4、在世界的另一头，另外一个律师汉斯-弗兰克思索着人生对自己的嘲弄。弗兰克年轻时，只有一个令他积极进取的欲望，那就是成为本行业中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但是，到了四十五岁，他却坐在一座监狱的牢房里，将拇指撞向一把园林工人用的小刀的边缘，希望它锋利得足以切开他的手腕。



他感到痛。在美国兵把他扔进这里的巴伐利亚米斯巴赫监狱之前，他被逼着在七十英尺长的两排美国兵中间经过时，受到夹道鞭打。他在两排美国兵中间摇晃着，在一顿冰雹般拳打脚踢下跌倒，他的双脚被人用力拖起，推向前方，他遭到更多的打击。折磨他的是第七军团第三十六团的老兵，他们在数天前路过达豪集中营。他们已经听说汉斯-弗兰克是“杀害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屠夫”，据说他曾是排成一排，像刚才那样打人的德国兵之一。



他的身体被打得瘫倒在地，他的生命丧失了意义；在弗兰克看来，莉莉-高是给他带来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动力。莉莉-高是一个富有的、备受尊敬的慕尼黑工业家的千金，她美丽、文雅，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弗兰克自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弗兰克的家境与她相去甚远。他的中产阶级的父亲是一个懦弱、女性化的，带有多疑的伦理观念的律师。他的母亲出身于农民世家，当汉斯十几岁的时候，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跟随另一个男人而去，这一丑闻很快就因另一丑闻而被人遗忘。



汉斯刚刚从慕尼黑大学获得他的法学学位，就到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警察进来，以贪污的罪名逮捕了老弗兰克。不久，老弗兰克为此丢掉了律师资格，进了监狱。所有这一切刚好发生在汉斯向莉莉求爱之时。即便在灾难降临之前，莉莉的家庭就不赞成同奸诈的律师的儿子的这门亲事。现在，他们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囚徒之子的想法使他们震惊。这门亲事吹了，莉莉被迅速地安排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工商业巨子结了婚。汉斯转而娶了一个工人之女，在巴伐利亚议会做打字员的布丽吉-赫布斯特为妻。她比汉斯大五岁，虽然出身低微，但却老于世故。在他们的蜜月期间，布丽吉瞒着汉斯设法与她的情人双飞双栖。



婚后，弗兰克发誓要抹去他父亲不光彩的污点，他要赢得一个法学教授应有的认可和尊敬。在此期间，弗兰克有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就要出世，他不得不去谋生。1927年见月，他在纳粹党党刊《人民观察家报》上读到一则分类广告。有十几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了柏林一家餐馆，在那里，一群犹太人正在吃饭，他们将这个餐馆捣毁了。警察闻讯后赶来抓走了这些冲锋队员。《人民观察家报》正在寻找一名律师，来替这些“可怜的、束手无策的纳粹党成员”辩护。尽管生活拮据，弗兰克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他给纳粹党党报写信，声称要免费接下这个案子。他的请缨立即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他坐上火车的三等车厢到达柏林，使这些流氓闹事者受到很轻的处罚便被释放。



审判过后，他拜访了位于希灵斯特雷斯的纳粹党办公室，希特勒亲自出来接见这名年轻的法律奇才。他对弗兰克说：“你必须来为党工作。”弗兰克提出异议：“但是，我打算从事学术研究。”希特勒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弗兰克就学会把数百名反纳粹分子指控为诋毁、诽谤、攻击、蓄意谋杀和破坏财产。在弗兰克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为纳粹的首席辩护律师。他为纳粹党所做的工作被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久，其他的客户就蜂拥到他在慕尼黑的办公室，从此汉斯-弗兰克再也没坐过三等车厢旅行。



1930年，希特勒把弗兰克唤来，突然把一张德国国会候选人名单塞到他的手上。希特勒已将汉斯-弗兰克的名字置于纳粹党内定候选人上。弗兰克当选了，他在三十岁时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年轻的一员。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弗兰克继续飞黄腾达。到1939年，他当上了德国司法部长，他是德国法学院的创立者和院长，他是国家中地位最高的法学家，一个无可争辩的体面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四十岁生日之前得到的。



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莉莉-高。每当保姆准备送他的孩子们去上学，每当他跳下他的别墅的台阶，每当他的私人司机为他打开他的奔驰高级轿车的车门时，他常常问道，莉莉现在对弗兰克作何感想呢？



战争一爆发，弗兰克就加入到他的巴伐利亚团，做了一名中尉。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星期内，元首就亲自给弗兰克发出一封电报。弗兰克准备到希特勒在西里西亚的私人专用火车上，去讨论一项更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任命问题。会面之后，弗兰克赶回来冲进他妻子的化妆室。他喊道：“布丽吉，你要做波兰皇后了！”就像弗兰克解释的那样，第三帝国吞并了波兰西部非常大的一块领土，用来安置德国移民。苏联则占领了波兰东部的一块领土。弗兰克准备作为“总督”，在剩下的约百分之四十的波兰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因为元首解释，弗兰克将不得不同党卫军头子、帝国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分享权力。希姆莱的镇压机构需要设立集中营，以使桀骜不驯的波兰人俯首帖耳。布丽吉想要知道，他们一家将在哪里安家，弗兰克告诉她，在克拉科夫的一座宫殿里。



弗兰克一看到瓦维尔城堡这座古代波兰历代国王的住所，举止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一件巨大的玩具一样。他的敞篷旅行轿车穿过大门驶进一幢建于十世纪的庭院。弗兰克身穿自己亲自设计的制服──肥鼓的马裤和黑色的靴子，跳上大门口的台阶，他的副官紧随其后。他走进觐见室，周围墙上装饰着绘有诺亚方舟的中世纪挂毯。他决定把这里当作他的会客厅。弗兰克发现附近有一间比觐见室略小些的房间，它的二十英尺高的墙面被压有图案的红色皮革所覆盖。这里将是他的私人办公室。他来到另一边的皇室卧室，床放在一个带大理石台阶的平台上。床的上方是一个由四个大理石柱子支撑的饰金锦缎华盖。弗兰克突然发现，在卧室外面有一个宝石形状的小教堂。这会讨布丽吉的欢喜，因为她从未放弃天主教信仰，而弗兰克为了在无神论的纳粹主义事业中进一步升迁，早已放弃了宗教信仰。



当汉斯-弗兰克开始统治波兰残存的这块领土时，唯一不舒服的事就是那个善于发出恫吓的希姆莱的到来。弗兰克深知希姆莱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并急于讨好。因此，他作为总督的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命令所有的波兰犹太人到德国劳工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



弗兰克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感到很棘手。作为一个能够将海涅的诗牢记于心的睿智、有教养的人，弗兰克不相信纳粹党赤裸裸的反犹鼓噪。但更为糟糕的是，弗兰克有一个隐藏的秘密，至今仍向纳粹党负责鉴别种族纯洁性的官员隐瞒着。尽管他是以天主教徒的身分长大的，但是他却有部分犹太人血统。据信，弗兰克的姓氏最早叫弗兰克福特。弗兰克以爇忱干劲给予过度的补偿。他在瓦维尔城堡一周年之际，邀请他的部下及家人到觐见空欢娱。他们在古老的挂毯分支起许多长桌子，上面难满了波兰火退、奶酪，以及一瓶瓶的伏特加酒。弗兰克坐在房间的中央，回顾着一年来的进展和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他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卑鄙的人和犹太人被消灭掉了”。他继续说道：“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们解决掉。”弗兰克讲话的同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军官起劲地记着。弗兰克命令，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定额，弗兰克得意地说，他已经驱使一百三十万波兰人到德国劳役。而且，那还不够。他继续说道：“就目前允许的食物配给量水平，估计将会有约一百二十万犹太人死于饥饿。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用毒药杀死他们，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都要达到根除犹太人的目的。”



5、美国人杰克逊接着提下一个问题。他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说这是戈林以前担任各种要职时签署的各种法令。难道戈林不曾签发过犹太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卖企业的一道命令吗？戈林回答签发过。戈林是否还发布过犹太人不得拥有零售商号、出售手工艺品或组织合作社的命令呢？戈林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杰克逊连续发动猛攻：戈林命令犹太人把一切金银珠宝上缴政府，可有此事？下令没收波兰犹太人的财产，可有此事？禁止犹太人对德军造成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可有此事？伯基特心想，折腾老半天，杰克逊终于像个法庭盘问人了。



戈林手抖得厉害，乃把两只手握到一起。杰克逊继续进攻：1941年7月五日，戈林命令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制定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难道不是吗？戈林抗议说，这份文件的译文根本不正确。然后他机灵地提出亲自读这份文件。他说上Endlosung一词被译为“最后解决”，但应译成“彻底解决”。这样，他就使文件中失去“最后解决”一词所内涵的有罪性语义。实际上，这个词组的最初译文是准确的。杰克逊是律师而非语言学家，没有深究此事。



检察官话锋转到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水晶之夜”’。冲锋队和纳粹流氓抢劫和砸毁了八百一十五家犹太人商店、七十六座犹太教堂，抓获二万六千名犹太人，其中三十六人死亡。据说，“水晶之夜”的导火线是几天前的一份报告，内称德国驻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被德籍犹太难民十七岁的赫金尔-格林兹潘谋杀。



杰克逊开始宣读遭受破坏的令人生畏的记录。这些数据来源于野蛮袭击后的第二天提交戈林的一份报告。于是，戈林在空军部召集戈塔尔、丰克、海德里希和一位保险业的代表开会，讨论损失索赔问题。杰克逊逐字逐句宣读戈林与保险业代表之间的对话。该代表指出，被焚毁的犹太人商店中的许多物品，都是非犹太供应厂商存放寄售的。戈林就此对海德里希道：“我真希望你宰了二百个犹太佬，而不是毁了这么些贵重物品。”戈林接着宣布，犹太人无权就他们的损失提出索赔要求。这会节省保险业数以百万计的开支。“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他像我微微发胖的体态。”戈林告诉保险公司那位官员说，“我乐意跟你对半分。”



杰克逊把近八年前的那次会议结束时戈林说的原话抛给了戈林：“我要德国犹太佬为他们所犯下的令人憎恶的罪行付出数十亿马克的代价。这会管用的，这些猪沙不会如此迅速搞第二桩谋杀的。我绝不愿成为一个德国犹太人。”那引文对吗？杰克逊问道。戈林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说过这话。



随后，杰克逊用戈林掠夺艺术珍品和大规模抢劫苏联粮食和资源中他的文献抓住戈林。他总算把戈林弄得晕头转向。一连串不容置疑的具体指控揭露出被告是纳粹主义最恶毒的反犹设计师之一，粗野鲁莽，贪婪腐化。戈林终于像是站在深渊边缘，踉踉跄跄。



6、反犹主义是一回事，反犹主义导致大屠杀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反犹主义出现在许多国家，但反犹主义导致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却是纳粹德国特有的。而这个发展，和希特勒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汉斯-弗兰克心里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眼下他在回忆录里做了记述。撰写回忆录占据了他在十五号牢房的时光。所有的一切都始于1930年，那时纳粹党还在台下。希特勒当时的风华正茂的律师给召到了希特勒府上。希特勒异常激动，给他看一封信，并说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敲诈陰谋”。得知希特勒有个远房侄儿住在英国，弗兰克大吃一惊。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曾撰写道，如果在新闻界流传的谣言得不到证实，这会对阿道夫叔叔有所裨益的。流传的谣言说，阿道夫-希特勒有犹太人血统。希特勒把威廉的来信视为寒蓄的披露恫吓。这次谈话中弗兰克双退直哆嗦，因为他担心他自己的犹太人祖先给曝了光。使弗兰克意外的是，希特勒要他对他的家谱进行秘密调查。



现在，弗兰克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他所发现的一切。原来，希特勒的祖母玛丽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工作过，是在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里做厨娘。玛丽亚-安娜四十二岁那年未婚而育，生下一个儿子。在孩子受洗礼的档案上，未说明父亲是谁。她给儿子取名叫阿洛伊斯-布克尔格鲁贝，这个阿洛伊斯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生养了阿道夫-希特勒。



玛丽亚-安娜的东家有一个儿子，弗兰克写道：“弗兰肯伯格代表这个儿子，那年他十九岁，为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提供一笔生活补贴，从小孩出生一直到十四岁为止。”其寒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这个儿子可不是第一次让这个女仆怀孕。弗兰克在调查期间，找到了弗兰青伯格一家和玛丽亚-安娜之间的来往信件，“双方背弃这一默认，即席克尔格鲁贝的私生子是在使弗兰肯伯格一家对其负责赡养的环境下生下来的”。



小孩长到五岁那年，玛丽亚-安娜嫁给了一个名叫约翰-格雷戈尔-希德勒的磨坊工人。尽管如此，弗兰肯伯格一家继续支付生活补贴。这位新丈夫对于把他妻子的孩儿立为合法婚姻生下的儿子一事毫无兴趣。后来，年轻的阿洛伊斯自己把姓从席克尔格鲁贝改为希德勒；根据一份官方记录，牧师把希德勒错误拼成“希特勒”。



弗兰克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希特勒报告时的恐惧心情。因为，如果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阿洛伊斯的父亲，那么希特勒就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使弗兰克不胜惊愕的是，希特勒没让他的脑袋搬家。他啥也没有否认，包括弗兰肯伯格一家给他父亲的生活补贴。看来他对这一背景十分了解，似乎派遣弗兰克只不过是打听一下别人了解多少。至于说那位公认的犹太人祖父，希特勒自有说词。跟玛丽亚-安娜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是约翰-希德勒。她怀上小孩后，指控弗兰肯伯格家的公子，只是为了从东家那儿榨取钱。按照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付了钱而不对簿公堂，大概是因为犹太人不能面对可能导致法律解决的公开宣扬。当犹太人的后裔还是当敲诈勒索者的选择中，希特勒选择了当敲诈勒索者。”



律师出身的弗兰克推断出仅有的可能性：要么是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孩子的父亲，使希特勒成为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要么是约翰-希德勒留下的种，使希特勒成为百分之百的非犹太人；要么是马丽亚-安娜跟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谁是她孩儿的父亲。在记载的结尾处，弗兰克写道：“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弗兰克来说，难以否认的问题是，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怎么可能形成希特勒的凶恶残酷的反犹思想。施特赖歇尔那份满纸胡富妄语的《冲锋队员》上，经常有犹太阔佬引诱德国天真少女的报导。无独有偶，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有一个“黑头发犹太青年”埋伏一边等待着玷污她。在纽轮堡种族法出炉的过程中，希特勒在一个问题上坚持一项特别条款：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时大三岁，不得在犹太人家庭里做佣人。



弗兰克在《我的奋斗》里还发现了其他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写道，混血儿“从第三代开始……总是通过一种明确无误的信号显示出其混血性来。在任何危急关头，纯种人会作出正确决定，亦即明确的决定，而混血儿则将举棋不定，换言之，他们将采取折衷办法。”（我的奋斗》再谴责“折衷办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决定，无论对错，都是明确和当机立断的。任何人企图要用相互矛盾的事实或中庸之道进行调和儿都是充耳不闻的。他证明自己没有身受第三代举棋不定之苦（而这往往暴露其为部分犹太人的混血性）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要过度补偿，过于矫枉过正，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坚决、肯定和反犹。



法庭几乎只能确定，1935年希特勒本人首次使用“最后解决”这一词组。有一次，他在谈到纽轮堡种族法时说，如果国家的法令不足以处理犹太人问题，“该问题就必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党最后解决”。1938年11月，希特勒命令他的副手戈林制定“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1939年1月24日，戈林把这个任务下达给当时的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去办。在鲁道夫-霍斯的证词中，出现了希姆莱的面貌。霍斯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说，元首下令通过种族灭绝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1941年7月对日，戈林向海德里希发布了一道命令：“现对1939年1月24日下达给你的任务作出补充，该令以移民和疏散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据此，我责成你做好一切准备……此外，我要求你……为犹太人问题满意的最后解决提交给我一项全面的计划。”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业已实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赖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十四名党政官员，在柏林郊区万塞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旧楼举行会议。海德里希只有一项议程。他在提到戈林的命令时，说将把欧洲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清理掉，将他们遣送东部。那些尚能干活的充做劳工，直到通过“自然减员”大量被杀死。剩下的进行“特殊处理”。证人迪特尔-韦斯利西尼作证说，1942年7月或8月份，艾克曼向他出示过希姆莱下达的“最后解决”的书面命令。



法官们从这乱如麻的东西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最初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命令从希特勒下达到戈林，再下达到海德里希。然而，戈林可以争辩说，他的命令只提到“移民和疏散”。实际的屠杀令似乎是希特勒口述给希姆莱的，最初适用于波兰的犹太人。但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海德里希便开动官僚机器，在整个欧洲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均已作古。在幸存者中，戈林和海德里希的后任卡尔登勃鲁纳，可与种族灭绝方案直接挂上钩。



至于说犯罪意识，约瑟夫-戈塔尔在日记中写道：“戈林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任何软弱，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特别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种毫无退路的立场。”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纳粹领导人是明白“最后解决”的罪证确凿性的，他们决定决一死战与意识形态信仰关系不大，更多的出于苟且偷生。



7、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朝吉尔伯特走来。他想让这位心理学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约德尔和罗森堡无意中听到施特赖歇尔的这席话，不禁笑出声来。



施特赖歇尔的短短讲演无疑是对这个粗俗的反犹斗士一生的莫大嘲弄。每当法兰克尼的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



援引完了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伊恩·克肖的《希特勒传》是怎么写的：



“希特勒的爷爷是犹太人”，早在1920年代初这一传闻就在慕尼黑各大咖啡馆里传开了。到了1930年代，很多敏锐的外国刊物也开始大肆宣扬这一消息，据说“希于特勒”是犹太人的姓，而“希特勒”这一姓氏实际上来自布莎瑞斯特一个姓希特勒的犹太家族。希特勒的祖父是一个叫巴伦·洛赫司查尔德的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祖母曾在他祖父维也纳的家中做过女佣。难怪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希特勒这样一个怪胎！



但对于希特勒的犹太家族背景最广泛的猜疑始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出自纳粹驻波兰军事长官汉斯·弗兰克在受绞刑前于牢房中所写的回忆录。



弗兰克声称1930年底他被希特勒召见，并看到了希特勒拿给他看的他的侄儿威廉·帕瑞克·希特勒（他同父异母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与一个爱尔兰女人结婚）的来信。信中以各刊物登载关于希特勒身世背景的大小传闻作为要挟，要揭露希特勒具有犹太血统这一事实。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弗兰克翻看了他的家族史，他发现玛莉亚·安娜生阿洛伊斯时正在格瑞兹一个名叫福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中做厨娘。不仅如此，据称福兰肯伯格老爷总是定期地以他19岁儿子的名义付给这个婴孩抚养费用，直到他长到14岁。而且玛莉亚·安娜和弗兰肯伯格家之间有长达数年之久的频繁的书信往来。福兰克的书中写道，希特勒从他父亲和祖母处确信自己的祖父并非犹太人，只是由于他祖母和她后来嫁的丈夫日子太穷，才哄骗那家犹太人相信孩子的父亲是他家少爷，从而骗取孩子的抚养费。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弗兰克将死，大概不会故意撒谎。



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却留着犹太人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这撇可笑的小胡子其实具有重要的面具作用。这种犹太人的智慧还不算够，还有一个事情特别能说明希特勒对卓别林的特殊感情。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是专为控诉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制作的，并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世界大战的前一年发表。在当时美国的政治气候下，这部影片的诉求相当大胆。它生动地写明纳粹主义的丑恶，并塑造一个生动的犹太角色，描写他遭受到的迫害。卓别林在这部电影中同时扮演了一位类似（包括面目形状上的类似）希特勒的纳粹独裁者和一位受纳粹主义残酷迫害的犹太理发师。希特勒亲自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两次，这可以从希特勒个人的影院征求影片的纪录查到。这并不能用“希特勒酷爱电影”来解释。



希特勒与卓别林的生日只差四天（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临死之前让副官整理他保险柜里私人珍藏的物品，准备销毁，他的副官赫然发现的遗物中竟然包括查理·卓别林的不少照片！希特勒为什么要收藏一个犹太人的照片？希特勒这个人可是“嫉恶如仇”的，对于冒犯过他的人，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但是对如此伤害他高大形象的卓别林，为何网开一面？他与卓别林之间的这种的爱恨情仇，如果不从“犹太人惺惺相惜”的角度去观察，就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了。



希特勒与卓别林关系，还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关系，这与他们都是“艺术家”有关，也与他们都有过令人心酸的经历有关──他们都曾沉沦在下层社会，但终于凭借个人奋斗得以出人头地。



此外更加直接的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记载：



［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



希特勒的遗物中包括查理卓别林的照片，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的“波希米亚人情谊”！



相比之下，单纯的种族关系并不能动摇希特勒的冷酷心肠。据希特勒的一个秘书回忆，希特勒喜欢孩子，与一个5岁小女孩的友谊曾保持3年之久。但是一封告密信举报说，小女孩的母亲有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希特勒立刻下令永远不许这个小女孩再接近他，同时全部销毁了他与小女孩在一起的照片。希特勒的秘书还清楚记得，当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会运用一些在私底下从来没有用过的可怕的词汇来恶意攻击犹太人，但过后他又回复到一派学者风范，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令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希特勒在从事他的戏剧艺术的表演，他和查理·卓别林的演戏方式不同，但都是杰出人士，是表演大师。拿破仑也有类似的记录，他在外交场合经常装出一幅怒气冲冲的样子，以便勒索对手，获得额外利益。



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无所不在。有一次他告诉秘书和副官说，他在检阅时很累，因为他要竭尽全力看清楚每一个接受检阅、从他面前走过的人，并和他们发生眼神的交流，他说，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效果，就是每个接受检阅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和希特勒发生了某种个人关系，结果希特勒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影响这些人，并使这些人在希特勒的崇拜之下，顺从希特勒统治，主动为希特勒献身。



其实，这完全是基于一种错觉，希特勒并未将这些人放在自己心上，他不过是用一种典型的“明星──粉丝”之间的关系，在兜售他自己！希特勒，好像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梦游者那样，随心所欲地扮演着他拿“德国新郎”的角色，说角色需要他说的话，做角色需要他做的事。而“Hitler”这个姓氏，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演员的签名。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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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我”。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德军败于俄国的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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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喜运动的人，为了演出成功而努力锻炼──这不是天性使然，而是职业需要。这使我们想到，希特勒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像影视歌星和痴迷粉丝之间的关系，为了销售盈利上的盘算，许多影视歌星在痴迷粉丝面前都要扮演“独身的大众情人”这一角色，为了实现这一职业需要，他们不得不进行伪装，不惜隐瞒自己的婚姻，让自己的小孩做野种状。就此而论，希特勒比影视歌星们还要好一点，因为希特勒确实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尽管他隐瞒了自己的情妇，同样欺骗了德国大众。这些大众里的许多妇女，一天到晚梦想希特勒只对自己有意思，于是成为积极的纳粹，并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战争的屠宰场里。就此而言，许多影视歌星又比不上希特勒的邪恶。



特勒在女性领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喜剧演员，很难分辨哪是本性，哪是伪装。所有接近他的人，尤其是女人，总是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而希特勒对她们表现出来的殷勤和虚伪总是信以为真。希特勒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比如说，他就不明白婚姻中夫妻双方必须情投意合。在他看来，一对夫妻是不是理想夫妻，专从外表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他认为和一个漂亮健康的女人结婚理所当然就是幸福的婚姻。所有由他一手安排的婚姻，他也只是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但他对于幸福的推断却总是与事实不符。有一天，有人请他注意，纳粹党内高层领导内部的离婚率在上升，他们借口说，他们的妻子不能适应丈夫新的社会地位，不能与时俱进，这种借口似是而非。我跟他解释说，人民都严厉地批评这种离婚现象的蔓延，它给党的声望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希特勒却激烈地反驳说：“在我看来，最美丽的女人理所当然属于优秀的战士。”这说明他只是从世俗的角度看待人类，尤其是两性问题……他坦白说，他一旦结婚，就可能失去很大一部分对他有好感的女性选民，失去在她们心中的威信：“正是由于我没有变成单独某个女人的男人，我在帝国的女性公民中的影响才会直线上升。我决不会允许自己失去在德国女性中的声望，因为她们在选举中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希特勒的这一做法，完全是一种戏剧性的欺骗，是一种典型的“艺术手段”。这种艺术手段使他无法区分人生与戏剧，最后不得不在地下室结束自己的一生。



施罗德指出：“希特勒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例如，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其实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希特勒的粉丝，像希特勒的其他女秘书一样。



施罗德和其他女秘书有一次在楼梯间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显然，希特勒不会告诉这个粉丝，正是为了吸引她们，他必须保持黄金光棍的身份，绝对不能结婚。



正因为这种吸引力量，使得施罗德对希特勒下面的事迹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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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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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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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施罗德显然也是一个明白人：“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希特勒对于戏剧和表演艺术的爱好，决定了他的一生，而且使他本人的行为举止相当地戏剧化。即使到了末日，希特勒还是相当地“自控”，保持着一个杰出演员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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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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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有人指出，希特勒之所以留着“卓别林式的仁丹胡子”，是为掩盖他的鼻子和他的人中所泄漏出来的“犹太特征”。有研究指出，在他当权后，曾秘密做过多次“隆鼻”手术。他认为日耳曼人应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从而给人以“刚毅自信、勇敢无畏”的感觉。这说明希特勒对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是他确有“自恨”的证据，这种潜意识的自恨导致他最终自杀，而不是在战场和敌人决一死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的鼻子加高手术仍未停止。这是因为希特勒在潜意识中觉得：越是能够消灭自己身上的犹太因素，就越能使自己变得强大，就越能战胜凶恶的敌人。



具有十分丰富的“犹太因素”的希特勒，就这样通过高明的演技，化装为一个最为激进的反犹分子，并领导了历史上最彻底的灭犹运动，这不是十分耐人寻味吗？



仔细观察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未尝不可以视为一个“犹太叛徒”的精心制作的迷彩服，用来在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掩护自己，免得自己的犹太身份遭到揭露，反被其害。当然依照他的极善保密的性格，既然演了戏，就要像真的一样，惟有彻底，才能达到非凡的成就，才能在千万年的历史上，打上“我最伟大”的烙印。



实际上，希特勒不过是德国人所利用来使自己得以崛起的一个“犹太演员”。希特勒作为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冷酷无情和对权力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他对意识形态目标的执著奋斗、他在同对手和敌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无可匹敌的玩世不恭，以及他对激进主义的融会贯通，完全符合一个“梦游者”、一个“进入了角色而不能自拔的超级演员”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真实身份的查理·卓别林”，是一个不幸掉进了泥坑的可怜虫。事实上，只要对希特勒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他身上像德国人的东西并不很多，希特勒更像一个所谓“波希米亚人”，一个“东欧的犹太小知识分子”，像那种他后来极力要加以毁灭和清除的人。



在希特勒的亲自推动下，所有的重要方案都在匆忙之中酝酿和执行，这与德意志民族有条不紊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四年计划、军备重整以及各场战役的指挥，这一切的构思和行动都是在匆忙和慌乱中仓促制定出来并执行，以至于外人根本不明就里。德国人民惯于经过思考之后再有序地工作，所以对这种波希米亚和犹太式的狂热和令人紧张的节奏惊讶不已。以这种节奏开展的事情和工作，一件一件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但希特勒毫不松懈地亲自监管。德国工业界和政界的领导人多次发出这样的呼声：“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人院！大家急急忙忙地改这个变那个，哪有秩序可言，我们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但愿这样的结果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真实关系，有一段记载是不该被“选择性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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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绘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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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一书）



希特勒与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复杂而多方面的，他甚至保护过犹太牙医。据英国《每日邮报》2009年12月14日报道，希特勒是世界上最残忍、最血腥的独裁者，要对数千万人的死负责。他将自己标榜为天不怕地不怕的统治者。但根据一本有关希特勒牙医的新书，这位纳粹头子也有自己恐惧的东西，比如，他最怕看牙医。据希特勒私人牙医约翰尼斯·布拉施克披露，由于“无法忍受痛苦”，这位杀人魔王接受一次根管治疗居然用了整整8天时间。根据有关布拉施克医疗档案的新书《恶魔的牙医》，希特勒同样患有“严重的口臭、脓疡以及牙龈病”。《恶魔的牙医》由曼娜维塞·德普莱姆-海娜所著，讲述了布拉施克的牙医工作。据悉，他担任这位德国元首私人牙医的历史达到近20年。



两个月之前，另一部围绕希特勒健康状况的著作指出，希特勒使用的补牙填充料由集中营受害者的金牙制成。但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根据布拉施克的工作记录，他并未给希特勒使用金制填充料，但在党卫军身上，他确曾采用过这种方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布拉施克曾担任希特勒以及另一位纳粹领导人的私人牙医。德普莱姆-海娜有幸获得相关医疗档案。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看到过这些档案。她说：“战后，所有了解希特勒牙齿健康状况的人都成为同盟国极为感兴趣的对象，原因在于人们在希特勒1945年自杀的柏林掩体废墟中发现了他的一些头骨和颚骨残骸。”



德普莱姆-海娜称：“当时的布拉施克是武装党卫军少将。为了证实希特勒确实已经自杀身亡，美国人在一家战俘营找到了他并向他出示了一些记录。”苏联人虽然发现了希特勒及其新郎爱娃·布劳恩烧焦的尸体，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布拉施克，只找到了他的女助手凯瑟·霍伊泽尔曼。“在此之后，霍伊泽尔曼在苏联集中营度过了整整10年时间。”



在1945年柏林沦陷前，希特勒的绝大多数医疗档案均被焚毁，当时其中最后一架试图离开这座被盟军包围城市的飞机被击落。德普莱姆-海娜说：“但布拉施克医务所的很多文件却被保留下来。藏身柏林的犹太牙医费多尔·布拉克最后幸存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接手布拉施克的医务所并发现了这些文件，在此之后，苏联人才意识到这一点。”



1947年，布拉克带着希特勒的医疗档案移居美国，后来又交到儿子沃尔夫冈手上。沃尔夫冈是杜塞尔多夫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律师。德普莱姆-海娜表示，攻读牙科博士的时候，她与沃尔夫冈成为朋友。沃尔夫冈对她说：“我有一些文件，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德普莱姆-海娜说：“我以这些文件为基础撰写毕业论文，虽然我所在大学的医学史教授在认可这些文件价值时最初有些不太情愿，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让他联想到伪造希特勒日记的丑闻。但最后，他还是确认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德普莱姆-海娜对这些文件进行了为期6年的研究。她说：“很明显，布拉施克对自己能够担任希特勒牙医这份工作感到非常骄傲，但他的这位病人却并不配合。希特勒说坐在牙医的椅子上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整整8天时间接受根管治疗这种经历让他的恐惧症越发严重。在1944年7月遭暗杀之后，希特勒的身体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痛苦。暗杀中，他的面部被碎片击中。”布拉施克指出，希特勒口腔右侧装有一个齿桥。他抱怨说：“这个该死的东西已经松动了，最好马上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据这位牙医披露，希特勒同样患有较为严重的口臭、脓疡以及牙龈病，仅在1944年，他就补了10次牙。他指出，希特勒后半生遭受的大多数痛苦可能由早年糟糕的饮食所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穷困潦倒的他像流浪者一样在街道上漂泊。



喜欢唱高调吹大牛的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在1934年“发明”了令人恐惧的盖世太保。据布拉施克披露，这个家伙也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坐上治疗椅之前，他甚至害怕地哭了。在掉牙的同一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装上假牙，因为作为纳粹德国空军的掌门人，他可不想在缺牙情况下走来走去以免影响自己的领导形象。纳粹核心圈子里的人认为，希特勒对自己的牙齿非常神经质。他的翻译保罗·施密特表示，由于在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交谈中未能将他拖入战争，希特勒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他对意大利盟友墨索里尼说：“我宁愿掉两三颗牙，也不愿再做这样的事情。”德普莱姆-海娜在《恶魔的牙医》中指出，布拉施克于1957年去世，生前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虽然知道被处死的集中营受害者的假牙都被用作党卫军补牙时的填充料，但他并不能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作为犹太人的叛徒，阿道夫·希特勒不仅对待犹太同胞极为残忍，对待反犹主义的同志们也是极为残忍的。据《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记载，希特勒用以下方法屠杀了自己的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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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走后，弗兰克拿起他已开始写作的自传。他做过律师的头脑能把注意力确切地集中到一个有野心但尚属高尚的人，如何转变成一个有野心而且腐化的人这一点上。那是1934年在清洗罗姆的“长刀之夜”期间。他当时是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他接到监狱看守长斯塔德尔海姆打来的电话，告诉说党卫军把冲锋队员塞满了监狱，其中包括冲锋队首领罗姆。弗兰克奔赴监狱，直接来到罗姆的牢房。弗兰克让罗姆放心，叫他不必害怕党卫军。他对罗姆说：“记住，恩斯特，你是在我的司法管辖之下。”



希特勒身边的一位高级党卫军军官塞普-狄特里希来到监狱，通知弗兰克说这些人受到元首的严厉谴责并且要马上枪决。弗兰克拒绝释放这些犯人d狄特里希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棕色大楼的希特勒。他把电话递给弗兰克。希特勒的声音震破了弗兰克的耳朵，他喊叫道：“是我决定帝国罪犯的命运，而不是你！”弗兰克争辩说，这些都是1923年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人，是他在法庭为之辩护过的党的战士。他们从床上被拖走，而且没有任何指控就被投进了监狱。弗兰克说：“我是个执法人员，你不能不经审判就把一百一十个人枪决。”对话结束后，弗兰克认为他获胜了。可是一会电话又响了，这次是鲁道夫-赫斯打来的。他报告说，元首已大发慈悲了，一百一十个人中只枪毙十九人。弗兰克想知道，为什么要枪毙这些人？赫斯警告说，元首对这一延误已不耐烦了。



弗兰克承认，遵守原则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职位、仆人、轿车、几处房产、权力以及财富都会化为乌有。他终于把包括恩斯特-罗姆在内的犯人交给了党卫军执行处决。罗姆临死前警告弗兰克说：“所有革命都会吞噬掉自己的产儿。”那天枪声响起时，汉斯-弗兰克发现自己已被定性了。他更是个纳粹分子，而不是一名法官。希特勒已了解他这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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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述的记录，我想大部分人不会就此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绝对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是一个背叛了纳粹革命的叛徒、是一个出卖了纳粹革命的奸细。”相反，人们只会坚持说：“无论希特勒怎样屠杀纳粹分子，他都还是一个万恶的纳粹党魁。”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呢？仅仅因为他屠杀了犹太人？屠杀了犹太人的犹太人就不再是犹太人了？那么为什么屠杀了纳粹党人的纳粹党人就还是纳粹党人呢？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吗？



再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希特勒：



套用一句犯罪心理学的常规问话：谁从二战获利最大？谁从二战受损最大？从二战获利最大的是以色列，从二战受损最大的是德国。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希特勒。



──希特勒使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希特勒使德国遭到最大的损失。据此，人们虽然不能按照文革的逻辑说“希特勒是为犹太人从事秘密活动的以色列间谍”，但希特勒客观上促进了以色列国的诞生、为犹太人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则是千真万确的。



而从德国人的立场来看希特勒，“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列宁，而且是德国的斯大林，同时也是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希特勒不仅像列宁创立了苏维埃俄国那样创立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从事对外扩张、侵占殖民地，最后还像戈尔巴乔夫埋葬了苏联一样葬送了德国。”希特勒是德国的终结者。希特勒从根本上帮助了他的犹太同胞。





第四篇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2007年，德国著名家谱专家拉尔夫·扬博士编制出一份详细的《希特勒家谱》，同时出书《希特勒的家庭秘密：阿道夫·希特勒祖先和亲戚史及谱系》披露希特勒家族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他号称“澄清了一些传言和揣测，还原历史真相”，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希特勒的父亲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私生子？



有关“希特勒是犹太人的后代”这一传言，至今仍在盛行，这不可能是完全空穴来风的。



扬博士大量走访，找到了与希特勒有密切血缘关系的3300人，最后成功编制出了较为详细的希特勒家谱。这份家谱概述了从1571年至今641名希特勒亲属的履历，其实我们后面即将知道，这些人其事和希特勒本人毫无血缘关系，因为希特勒的父亲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和这个家族只有“继父”的“挂靠关系”。而决定希特勒命运的，其实是怀有“只有她自己知道来源的私生子”的祖母：希特勒在世时就倍受世人关注的玛丽亚·安娜·希科尔格鲁伯祖母的情况。



上世纪30年代，盛传希特勒具有犹太人血统，其祖母作为女仆，和犹太人东家发生了性关系，结果非婚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这一传言的影响，使得希特勒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上变得心狠手辣，试图抹掉这一传言的巨大杀伤力。值得注意，扬博士在他的书里，未能证实这一传言但也无法否认这一传言。他书中写道：“在寻访过程中我没有找到证实这一推测的依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最后梳理清楚的‘希特勒家族姓氏联系’对他的政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上台后立即禁止雅利安女人在犹太人家里工作，因为当他祖母生下私生子时正好是一户人家的女仆，但至今仍不清楚这户人家是否是犹太人家庭。”



我们注意到：扬博士在这里说的是“不清楚”，而不是说这一人家失踪了、再也找不到这一人家了。扬博士既然能够找到1571年至今的641名挂靠的、名义上的“希特勒亲属，怎么会找不到这个1840年左右的人家呢？显然，“不清楚”只是一个是托词，家谱学家怎么会调查不清楚希特勒家族的这一关键事实呢？而且扬博士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说，希特勒自己都不能排除希特勒家族具有犹太人血统，而且希特勒实际上倾向于相信这一传言，正如他的侄儿后来到处宣扬的那样。这一怀疑对他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彻底灭绝犹太人政策”，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希特勒需要“和犹太人彻底划清界限”，他需要表现得比所有德国人更加排斥犹太人，以此来赢得德国人的信任、巩固自己的元首地位。



而且我们注意到：希特勒后来起用的排犹、灭犹大将，如海德里希、艾希曼，全都是和犹太人有瓜葛的、也就是说，他们和希特勒一样都是“同病相怜”的人，是“日耳曼人的狗杂种”，而不是“纯种的日耳曼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为了转移读者的视线，扬博士主要“研究了”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的“挂靠家族”，也就是希特勒父亲的继父的家族，发现老希特勒的继父家族总是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意外发生，他在书中说：“他（希特勒）梦想创造新的优等人种，但自己却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除了他的父亲外，他的祖先中任何人都不曾离开过奥地利偏远林区50平方公里的地区，而且家族中还有遗传病史。希特勒曾密令专门调查此事，结果表明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是白痴，一个堂兄自杀，另外一人神经错乱，还有两人有智力障碍。”



不过这一用于转移视线的研究结果，也同样说明了问题：那就是希特勒的父亲绝对不像其继父家族也就是所谓“希特勒家族”的任何人。他继父家庭的那些人都是曾出过远门的本地农民，从来没有“向上爬”、“到外面去冒险”的冲动，而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却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到了希特勒这一辈就更加明显──希特勒的侄子也是这样的人。事实到此还不清楚吗？显然“不清楚希特勒的来源”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借口。



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所传下的真正的“希特勒的后人”数量极少，例如希特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家族中的几个表亲，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为他留下的3个侄孙现在全部生活在美国，分别名为布里安、刘易斯和亚历山大，他们不想生孩子，只想彻底断绝希特勒家族中的最后枝节。不幸的是，希特勒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是绝种了：希特勒和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都没有后人。



……



孩童时期希特勒生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因河畔布劳瑙（BraunauamInn）的一个海关文职人员家庭，其父“老阿洛伊斯·希特勒”曾经当过鞋匠，后来才转为海关文职人员。希特勒年幼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成为信徒，可是日后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影响，曾立志要成为牧师。



希特勒的童年很不愉快。目前有历史学家指出，希特勒小时候曾遭到学校同学的虐待，这段“童年阴影”导致后来希特勒的强烈报复思想。他很爱他的家人。他曾学习过绘画，但中学时期学习成绩非常差，因此未毕业就退学了。他曾经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但都被以“不适合绘画”为由被拒绝取录。父母双亡之后，他的生活日益窘迫，不得不流浪到维也纳街头行乞，靠卖画为生。



彼得·波罗夫斯基在他的希特勒传记中写道：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布劳瑙。布劳瑙是位于流经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边境的因河河畔的一个小市。希特勒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海关官员。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曾经向许多德园人索取过所谓雅利安人后裔的证明，即证明他们上面三代人中间没有犹太人。可是，希特勒本人恐怕永远也拿不出这样一种证明，因为连他也无法断定，他的祖父究竟属于哪一种族。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一个私生子。阿洛伊斯的母亲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尔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女。生阿洛伊斯那年，她已经四十二岁，但仍然未婚。说起来，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一个从斯皮塔尔流浪而来的磨工应该是孩子的生父，因为他在1842年娶了当时年已四十七岁的安娜。但是这决不可能，因为孩子出生后并没有跟从父姓，而是跟从母姓：这说明孩子的生父另有其人，而且不能公之于众。阿洛伊斯快满十岁那年，他的母亲安娜去世了。阿洛伊斯主要是在斯皮塔尔依靠他继父的弟弟约翰·纳波姆克，因为他的父亲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又开始了他那流浪生活。阿洛伊斯十三岁那年离开了斯皮塔尔，流浪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学完了鞋匠手艺，后来又去奥地利海关署报考，在通过了各种考试之后，他成为──名海关官员。一八七五年，他终于得到了布劳瑙海关检查长的职位。作为来自落后林区的一个私生子，这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平步青云，不仅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尔本人，就连他那叔父约翰·纳波姆克·希德勒都为此感到自豪。



1876年，约翰·纳波姆克·希德勒亲自出马，改动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尔的出生登记。原登记栏中的“私生”被更改为“父名：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利用这次机会，“希德勒”这个姓也被改成为“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五十二岁了。阿洛伊斯仪表堂堂，颇具时代风度：矮壮、留着军人式短平头、浓眉并蓄有四十余年以来一直统治奥匈帝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式的大八字胡。完全不像是一个流浪短工的儿子，倒像是某个体面人家的野种。



阿洛伊斯·希特勒十分自豪的是他那套海关官员制服，常爱穿着它去照相。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勤勉的克尽职守的榜样，颇得上司和同僚们的好评。在家中，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家长，妻子和孩子们必须顺从他的意志。



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珀尔策尔完全俯首听命于她的男人，总是称他为“大叔”。她是他的第三个老婆，是约翰·纳波姆克的一个孙女，自然也是她男人的一个堂侄女，比她男人小了整整二十三岁。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老婆未有子嗣，第二次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小阿洛伊斯和安格拉。1885年，克拉拉·希特勒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儿子，1886年生下一个女儿，1887年又得一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先后在出生后的头两年夭折了。 因此，克拉拉·希特勒尤其钟爱她的第四个儿子阿道夫，对他十分娇宠，几乎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左右。克拉拉·希特勒后来又生下了两个孩子；1894年生下了埃德蒙德，1896年生下了保拉。



阿道夫·希特勒三岁那年，他父亲被上司调迁，举家搬往巴伐利亚的帕骚市，那里有属于奥地利管辖的一个海关。在这个德国城市里的生活以及与德国儿童们的共同玩耍都给希特勒留下了终生不泯的影响。整整一生之中，他都操着帕骚时期学会的那种巴伐利亚南部口音。



1895年，阿道夫·希特勒六岁时，他父亲奉调前往林茨赴任，全家又搬回了奥地利。在林茨郊外的哈弗尔德，希特勒一家住在一个小农庄中的一所漂亮的住宅里。房子座落在一块高地上，周围环绕着果树、核桃树，还有一条小溪。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游戏场所。搬家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到费什哈姆去上小学。每天早上，他要和他的异母姊安格拉把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花在步行上学的路上。弗什哈姆的小学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学校，学校很小，男孩子和女孩子被分开编在两个班里。当时的小学老师对希特勒姊弟俩印象颇佳，后来这位老师回忆说，阿道夫那时听课十分认真，遵守纪律，天真活泼。两个孩子的书包里，书本和文具置放得井然有序。



阿道夫上学那年，阿洛伊斯·希特勒于工作了四十余年之后退休领取养老金。然而，他却很难适应这种退休生活，于是开始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中突。阿道夫·希特勒的这位异母兄长后来报怨说，他经常被他父亲用马鞭抽打得死去活来。阿道夫·希特勒有时也遭其父毒打，但在其母那里仍是骄子。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在十四岁那年收拾了自己的衣物，离家出走。小阿洛伊斯走后，阿道夫就成了他父亲那种教育方法的主要牺牲品和“出气筒”。



1896年，阿洛伊斯·希特勒开始厌恶乡村生活，他卖掉了乡下的庄园，全家搬往拉姆巴赫，这是有着一个古老美丽的本笃派修道院的小市。阿道夫·希特勒再也用不着在庄园里干活了，但这里的学校比起费什哈姆的小学来，要求却高得多。尽管如此，阿道夫。希特勒仍不失其为“佼佼者”。在1897──1898学年的期末考试中，他连获十二门“1”分（相当于中国学校中的“5”分）。他参加了寺院中的学生唱诗班，深深地为宗教节日所激动，萌发了当一名牧师的愿望。在家里，他常常把女佣人做饭用的大围裙当作法衣系在腰间，爬到餐室中的一张高靠背椅上，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言辞热烈的长篇说教。希特勒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和他那位对于宗教只是表面敷衍的父亲对儿子这种暂时产生的爱好感到十分满意。



在拉姆巴赫，希特勒一家住在碾磨场的一所大房子里。孩子们经常在碾磨场这个理想的场地玩印地安人和美国西部牛仔的游戏。这种游戏对于希特勒后来“向东方殖民”的思想，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觉得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不得不做的事情。



像从前在乡下时一样，希特勒的父亲很快又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于一八九八年在林茨附近的莱昂汀村中买下了一所房子，不久便举家乔迁。到那儿以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学校旦学习亦很轻松。每逢休息和放学以后，他是玩印地安人游戏的孩子王，孩子们在游戏中模仿的英雄人物是卡尔·梅（美国西部影片中的一个传奇少年。──译者注。）。一年以前在南非爆发的荷兰—德国布尔人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布尔战争（“布尔”在荷兰语中是“农民”的意思，实际上指农场主。历史上的布尔战争亦称英布战争［1899—1902年］，是英帝国主义者和德、荷布尔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南非殖民统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译者注。）也激发了孩子们的狂热情绪。尽管希特勒此时年方十岁，也被当时德国舆论界大肆渲染的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感染。



在莱昂汀，希特勒发现自己有绘画天赋。于是，他转而幻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他父亲却另有打算：长子小阿洛伊斯出走后杏无音信，埃德蒙德也病死于一九零零年；因此，他想让阿道夫·希特勒日后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当然官要做得大些才好。于是，他连哄带吓地想使儿子相信，仕途生涯受益匪浅。阿道夫·希特勒四年制小学毕业后，父亲决定送他到林茨市的六年制中学就读。希特勒的一生表明，最终还是他父亲战胜了他自己：希特勒最后成了一个最大的官──就像斯大林最后成了最大的神甫、毛泽东最后成了最大的地主。



阿道夫·希特勒在城市中学里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学生。除了跟不上课这一原因以外，同班同学们也都瞧不起这个来自乡下的孩子，这所规模很大的学校里的老师也不象乡村小学中的老师，无暇顾及一两名个别学生。阿道夫·希特勒失去了攻读的勇气和兴趣。一九零零年──一九零一年的第一学年末，他终因数学和自然考试不及格而留级。



翌年，他的学习成绩有了起色。他和同学们交上了朋友，每天下午在多瑙河畔的草地上象在莱昂汀那样一起玩印地安人游戏，打“布尔战争”。这一学年结束时，他不但升了级，甚至获得了“好”、“很令人满意”、“品行端正”、“学习刻苦”的评语。可是，二年级刚一开始，老问题又重新出现，首先使希特勒感到吃力和难以跟上的还是数学。可见希特勒从小就是一个缺乏完整智力的人。



正当此时，希特勒的生活骤然发生了变化：一九零三年一月三日，阿洛伊斯·希特勒死于中风。



老希特勒的溘逝成为小希特勒生活中的一个转捩点。



笼罩在家庭中的紧张气氛荡然无存，专制的父亲惯于使用的那种高压手段也销声匿迹。十四岁的希特勒现在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男子汉，形单影只的寡母对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甚至连家庭中的事务也要受到他的支配。母亲在经济上尚可说得过去，遗孀养老金和三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二十四岁）使这个家庭仍然不失之为一个小康人家。



一九零三年春，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到林茨的一位老太太家中寄宿，这家同时还住了其他五位学生。在这里，希特勒的举止也显得与众不同，他不但对女主人，就是对他的那些同龄生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以“您”相称。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老是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作画。由于他阅读的书籍很少与正课有关，因此当六年制中学的第二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又未及格。秋天，他通过了补考，升入了三年级。随着升级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困难：他对作为第一外语所必修的法文颇感头痛。他当时的班主任兼法文教师于一九二三年回忆说：“希特勒无疑天资很高，虽然不甚全面。



但他却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急躁。显然，对于他来讲，在学校里循规蹈矩是件不情愿的事情。学习上，他亦不很努力，否则，凭他那公认的天赋无疑可以取得好得多的成绩。”



当时的一位历史教员，莱奥波尔德·波兹教授给了希特勒很大的影响。他的那些关于古代日尔曼人的故事和授课时打出的那些幻灯片使得希特勒激动不已。通过这样的历史课，希特勒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成为一个哈布斯堡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反对派，成为一个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者。当时这些人主张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建立一个德意志大帝国，并在本来该唱奥地利国歌之时高唱德国歌曲。



中学三年级结束时，希特勒没有能够通过法语考试。补考虽然勉强及格，但却因成绩不理想而使他失去了继续在林茨的六年制中学里就读的机会。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不得不转学到距离林茨市四十公里处的施太尔州立四年制中学去继续读他的四年级。在那里，他又住进了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倍感凄凉与悲哀。他憎恨学校，以阅读和作画来打发时光，无聊时还常常从房间里用汽枪去打后院中窜来跑去的老鼠。这一年的秋天，他又不得不再次进行补考，补考及格后领到了四年制中学的毕业证书。



四年制中学毕业证书为他敞开了通向综合性高中继续就读的道路。但是，继续求学却不符合希特勒此刻的愿望。他利用自己肺部健康状况不佳为理由去说服自己的母亲，使她相信，中辍学业将会对儿子的健康有所裨益。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另一个特产是近亲通婚。这是贫穷和愚昧的产物，也是一种无形的不稳定的传统。这个闭塞的地方，人们的交往较少，亲戚间的接触较多，容易产生感情，或者说当内心产生冲动时，自然就把异性亲戚作了幼想中的对象。再加亲上加亲的观念，近亲通婚就更普遍了。希特勒后来与外甥女吉莉的畸形恋情，在此可找到地域根源和家族根源。



希特勒母系祖先方面的情况比较稳定，他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三十七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



希特勒的祖父也就是他“父亲的亲父”是谁，虽有争议，但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私生子却是一致公认的。希特勒父亲的养父约翰·格奥尔·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串来串去，除了打零工挣零钱，爱情上也零零碎碎吃些“白食”，碰上谁家姑子嫂子有意，便权得一时鱼水之欢。1824年约翰·希德勒结了婚，五个月后就有了孩子。这可能是他娶了一个怀有他人孩子的弃妇，但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事自己当，在游戏之中使对方怀了孕后不得不娶了她。他本来也许从此会好好过日子，可妻儿在产后都死了。他又开始了游逛的生活。十八年后他娶了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早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希特勒的父亲。人们推测，阿洛伊斯本就是约翰·希德勒和玛丽亚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阿洛伊斯的继父或养父本就是他的生父亲父。约翰·希德勒是在游荡得厌倦了之后才想要一个家，并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这个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约翰娶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之前，阿洛伊斯随母姓施克尔格鲁勃。既然阿洛伊斯成了约翰的儿子，接通常习惯他就该随新父亲而叫阿洛伊斯·希德勒了。但不知为什么约翰竟没有想到在结婚后将这个儿子正式登记，所以这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失去约束的约翰难以按捺好闯荡的天性，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此杳无踪迹，不知云游到了何方。从他不对阿洛伊斯负责任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个私生子的生父，否则他从创造这个孩子到遗弃他都是造孽。他不过是这个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地孩子的养父而已。缺少父爱母爱她缺乏管教的阿洛伊斯也养成不了安分的心性和恶劣的脾气，后来成了希特勒最痛恨的人。



约翰·希德勒直到八十四岁那年才重新出现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腊镇，这时他已改姓为希特勒。他当着三个旁证的面向一位公证人宣誓，说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然而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希特勒的真正祖先。有一种解释是：约翰的弟弟、阿洛伊斯的叔叔有一笔遗产，由于约翰不是阿洛伊斯的亲父，他弟弟也就不是阿洛伊斯的亲叔叔，阿洛伊斯也就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约翰的迟到得太久的认子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管怎样，既然经过了宣誓公正，阿洛伊斯的姓氏就可以由母姓改为父姓了，他的非凡的儿子也就得以“希特勒”闻名于世、遗臭于史。



在阿道夫·希特勒古怪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假如这个人十四岁的流浪汉没有在他妻子死后三十年突然归来，承认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岁的儿子的亲生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有许多德国人这样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念起来是拗口而好笑的，要是狂热的德国群众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以及在互相打招呼不是简短地喊“希特勒”而是冗长的“施克尔格鲁勃”，那真是难于想象。希特勒年轻时曾对他的密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说，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让他高兴的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希德勒”也不好，太软。只有“希特勒”最让他满意，好听也好记。阿洛伊斯是由他的叔父养大的。他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毫无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十八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当上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他当警察不久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一小份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六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思卡·马茨尔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后因肺结核去逝。两度丧妻不仅是阿洛伊斯的不幸，后来证明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假如没有阿洛伊斯的第三次婚姻，也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个魔王出生了。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阿洛伊斯一波三折的婚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人类历史的一波三折则是一种必然。阿洛伊斯怎么知道他的第三次畸形婚姻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一个妻子，需要占有一个他早就想得到的女人他的外甥女、养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四十八岁的阿洛伊斯的新嫁娘克拉拉·波尔兹尔比她的堂舅、新郎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马，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或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



阿洛伊斯和他的祖先一样在同女人的关系上酷爱自由和浪漫。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尚在世时，他就以膝下空虚为由，将克拉拉领养过来做继女，而他的真实用心则是为自己培养一个候补妻子。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亲看到了这朵鲜花由含苞待放到盛开的全过程。他内心时的涌动着她的欲望，可是碍于名分，最主要碍于妻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心中对那大他十几岁的妻子是厌烦的，而娇嫩的小甥女正好弥补了他爱情和生理上的缺憾。在他发妻病倒后打算等她一死就和克拉拉成亲。到这个姑娘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遗产的事。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而他这时又和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好上了，对于娶克拉拉一事暂时不怎么上心，所以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阿洛伊斯第二个妻子去世前，克拉拉又回到了他家，帮助照料病人。弗朗席斯卡去世后，家务都由她一手操持。阿洛伊斯和克拉拉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了夫妻。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他的小爱人。因为他们的亲缘关系，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罗马教廷恩准了他们。婚后四个多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出世了，不幸的是这个过早的结晶没能活多久就夭折在襁褓中，1886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似乎是对他们近亲乱伦、放纵情欲的惩罚。第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和成长，显见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就是阿道大·希特勒。1894年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埃德蒙活到六岁，终没能逃过命运的追索。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这样，加上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小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阿洛伊斯家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克拉拉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精力充沛，勤劳善良，并信宗教。无论在她做佣人还是在做主妇时，这个家总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家她操劳了一生。为她长久治病的布卢克医生说她是一个和蔼安详、柔情依依的女人。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尤其是阿道夫身上。对比她大二十三岁的丈夫，她也关怀备至，体贴人微，逆来顺受。但是她的这一特点，显然帮助希特勒形成了著名的“双重人格”：在希特勒身上，既有其母的善良懦弱的一面，又有其父的邪恶凶暴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希特勒身上，前一面占有主导地位；到了一战以后的群魔乱舞的时代，后一面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直到他写下了自己的遗嘱。而其双重人格中的像其父的一重，正是所谓“像犹太人一样精于算计、冷酷无情”的一面；而像其母的一重，则是“像艺术家一样多愁善感、平静温和”的一面。希特勒所做的一切，都有两种倾向并存，就好像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混血一样：善与恶，真与假，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他的身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真的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唯独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才能洞悉他的游戏，他懂得通过这个游戏在最会使人名誉受损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喜剧知识得到了完美的运用”。



据希特勒的秘书回忆，希特勒具有恋尸癖倾向，当一个古玩商为希特勒买到汉斯·马卡特的著名作品《佛罗伦萨的瘟疫》时，他欣喜若狂，他邀请一帮女人来欣赏这幅作品：“他站在巨大的油画前欣赏着，沉浸在令人无法理解的沉思之中。那阴森可怕的主题，特别是描绘尸体的黄绿色，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我不敢把我的反感告诉他，怕打搅了他的雅兴。”希特勒喜爱别人的死亡，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的死亡，都让他高兴：希特勒完全知道，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镇压方法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也知道，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把想独立的愿望扼杀在摇篮中。他不仅批准了打手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他本人毫无争议就是策划者。对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完全没有感觉，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毁灭也无动于衷。多数时候，他都玩世不恭地撇撇嘴对我们说：“由于自然灾害，数以百万的人遇难，而人类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争灾难和大量生命的消失从历史上来看，根本不算什么。”有一天，有人提请他注意（德国）国防军中年轻军官伤亡惨重，希特勒毫不迟疑地说：“可是，这些（德国）年轻人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他的冷酷里含有一种潜在的幸灾乐祸，如果不是这些死亡要他负责，并且极大地破坏了他的威信、使得他邻近末日，他可能会兴高采烈的。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但希特勒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临近末日的几天中，希特勒一再拖延、不做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这就是希特勒身上双重人格之间的最后交战。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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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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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是德国全面战败的时刻了，临近末日的希特勒还沉浸在他的建筑艺术里，这是一个政治赌徒的逃避呢？还是一个艺术家的回光返照？没有人知道，因为希特勒本来就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许多行为确实不像德国人。据《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的作者罗胡斯·米施回忆：有一次他的同事卡尔·特纳泽克自杀了。他刚刚完成自己的工作，打算休息几天，他不久前曾对米施说，他打算到奥地利去待几天，看看临盆的太太。分别前，我问他是希望生女儿还是儿子？他回答我说，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大约下午二时，特纳泽克独自来到总理府二楼，回到与副官楼相邻的房间。贴身女仆赫尔曼太太当时也在，特纳泽克当着她的面换上了崭新的衣服。他一换完衣服，赫尔曼太太便离开了。这时，特纳泽克坐在床上，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当时，没人了解其中的原因，特纳泽克没有留下一个字。某些人认为，是外国情报人员接近了他，并采取某种方式给他设下了圈套。一名同志立即动身，前去通知他太太。我不知道当她得知丈夫的死讯后作出了何种反应。我们从她那里得知，特纳泽克肯定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她肚里的孩子不是他的。特纳泽克曾受到莫雷尔医生的关注，莫雷尔医生在贝希特斯加登给他看过病。当希特勒得知特纳泽克的死讯后，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自杀作为车祸处理，这样就可以让那位寡妇领到10万马克的保险金。希特勒这么做，完全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极其不道德，对不起自杀身亡的部下。如果用德国人的眼光看，是典型的“犹太人行径”，又阴暗，又复杂。



直到晚年，希特勒都和犹太人保持着秘密接触，甚至和犹太教士有过神秘的会见。《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1942年12月，希特勒在柏林停留了几天，然后前往另一处司令部。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见过一个身穿棕色粗呢道袍、腰系白带的僧侣在两名便衣警察的陪同下来到传达室。他胸前戴着一个大卫星，没有人搜他的身。我们中的一位立即打电话给传令兵，很可能是奥托·甘什。后者立即前来接他，把他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两名警察一动不动，僧侣上楼后，他们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有人说，这位宗教人士大概和希特勒谈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总理府。我没有问这个人是谁，也没有问他来访的原因。不能问。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样，只知道他再也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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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希特勒的父亲最为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他的“犹太杂种”（这一名词后来纳粹党人的典型用词，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出自“希特勒下意识的自我否定”）出身，而是老希特勒自己的血亲乱伦行为生出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复杂、混乱、病态的家族情况，极为不名誉，结果从反面刺激了希特勒，使得希特勒成为一个变态的“种族纯净”的追求者。但是不论他怎样追求，他都无法磨掉自己身上的乱伦结果，于是他只好让自己绝育，而且还极为不人道的禁止他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结婚，很可能就是怕她传下了“孽种”。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这个来历不明的杂种，在社会上唯唯诺诺，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又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阿道夫虽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小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诺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钱凑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小阿洛伊斯只得离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这个“希特勒”满意。



小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回到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私生子老爸的恶棍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要惹事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官”。他同那名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他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



据其儿子威廉说，小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后娘惯坏了弟弟，以致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份内的家务。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小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无甚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小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先开发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也许是这一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但是为人很凶。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他。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但很不幸，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她像希特勒一样，始终都和犹太人密切相关。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此后一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老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当小阿洛伊斯帮助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保拉的行踪一行是个谜。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她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后来，沃尔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薰陶和影响。



2005年8月4日英国《卫报》报道：两位历史学家昨天称，他们对德国发现希特勒妹妹保拉所写的一本日记感到振奋。他们称，这将为人们了解希特勒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提供重大线索。在德国某地出土的保拉日记披露称，希特勒在十几岁时是一个小霸王，他经常打他的妹妹。当回忆她的童年时光时，保拉写道：“我再次被我哥打了一个耳光。”



历史学家里拜克和贝埃尔公布了这一用打字机写成的日纪。里拜克是德国阿卑尔沙兹伯格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贝埃尔则已出版了数本有关希特勒的著作。他们说，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文件的真实性。



其它内幕还包括曾被认为是希特勒家庭无辜旁观者的保拉曾与大屠杀事件中一名最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定婚。里拜克告诉《卫报》：“这是我们首次能够通过一个小孩的视线了解希特勒的家庭。对于保拉来说，希特勒是哥哥，是一位跟父亲一样的人物。他对保拉很严格，经常打她的耳光。她天真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她认为这对于她的教育有好处。”



两位历史学家还发现了希特勒同母异父弟弟阿洛斯和妹妹安吉拉合著的一本回忆录。回忆录的一个节选部分形容了希特勒的父亲是如何暴打希特勒的及希特勒的母亲又是如何保护她的儿子逃过殴打的。回忆录称：“由于担心父亲在暴怒中无法控制自己，她决定结束殴打行为。她上了阁楼，用身体护住了躺在地板上的希特勒，但却没有逃过父亲的殴打。她一言不发地忍受着这一切。”



贝埃尔说：“公众以前从不知道这一情况。第三帝国的恐怖是在希特勒自己的家中培养的。”



贝埃尔的研究也使他获得了俄罗斯的审讯文件，审讯文件披露，保拉事实上曾与在战争期间用毒气毒死4000人的死亡医生吉科利乌斯定婚。贝埃尔说：“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保拉很清白，但是她可怜无助的形象被突然改变了。在我看来，她将与奥地利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一名罪犯结婚的事实意味着她也与死亡、恐怖和毒气室有关。”里拜克称：“对于我来说，发现保拉将与吉科利乌斯结婚是我整个研究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



由于希特勒的反对，保拉最终没能嫁给吉科利乌斯。里拜克说：“吉科利乌斯前往柏林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娶保拉，但他在路上遇到了盖世太保。他被送往东部前线并被俄国人抓获。”



其它令人大开眼界的文件包括一家庭帐本，帐本上纪录在1908年春天希特勒曾借到900奥地利克朗，这笔钱足够一个年轻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就澄清了有关希特勒在维也纳过着“饥饿艺术家”生活的神话。



德国电视台ZDF六年前请这两位历史学家开展相关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将在一周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中播出，纪录片还采访了希持勒的两个亲属。里拜克说：“这是这些人首次公开谈论在希特勒阴影下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过去披上浪漫的色彩。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一生都在希特勒的阴影中度过。”



《希特勒家族》（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版，德国人沃尔夫冈·茨德拉著，黄雪媛译）写道：



在独裁者哥哥的眼里，姐妹们无足轻重。他寄给她的礼物，都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



门铃响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子应声去开门，她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在头顶。今天并没有什么访客啊，她暗自奇怪。门打开了，站在她面前的年轻男人留着一小撮短短的胡须，理着分头，头发剪得很短，发胶水把两边头发压得整整齐齐。这是谁呢？“他站在门口，我却一点没有认出他来。”她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个年轻女子的名字叫保拉·希特勒，日历上的年份是1920年，门外的男人便是她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他刚刚从慕尼黑来。



保拉·希特勒



保拉·希特勒还是11岁的小女孩时，哥哥就从她身边消失了。13年来音讯全无。在1910至1911年间，保拉曾好几次写信给维也纳的哥哥，但她从未收到过回信，也没有任何人捎来哥哥的消息。所以，当这位比她大7岁的哥哥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保拉无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对他说，假如这些年来，身边有哥哥在的话，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回答：我自己也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帮你呢？我之所以从未写信给你，就是因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平静下来。他对妹妹大献殷勤，揣上钱包，带着妹妹进城去购物。保拉满心欢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钱买的漂亮新衣：“哥哥的这一举动让我难以忘怀。”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费尔德农庄。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个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已经夭亡。保拉4岁时，另一个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时，58岁的父亲老阿罗伊斯已经退休一年，为了不至于虚度光阴，他开始钻研上了农活。



保拉上了勒沃丁的国民小学。她很用功，但功课一般。7岁时，父亲在酒馆里突然死亡，从此，她可依靠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其时，姐姐安吉拉已经离开家里，嫁给了林茨的公务员列奥·劳巴尔。所有人都看得出，在这个家里，母亲最宠爱的是保拉的哥哥阿道夫。克拉拉·希特勒偏袒儿子的一切，他的留级、他的懒惰，以及他异想天开要当画家的想法，她都给予原谅和袒护。阿道夫在辍学后也用不着替家里人分担家务，或者挣钱贴补家用。他不是东游西逛，就是在剧院里听歌剧消磨时间。而保拉这个小妹妹却要按母亲的要求，处处尊重这位阿道夫哥哥。 　



被苛求的女孩儿



保拉11岁的生日被坏消息笼罩。母亲克拉拉躺在医院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切除癌肿瘤的胸腔手术，但是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离开了林茨那个四楼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对岸乌尔法的一处住所。保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虽有“汉妮”姨妈帮忙照料，但母亲已经无法操持日常家务了。家务的重担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学回家后，11岁的保拉得尽力帮着做饭打扫，而她18岁的哥哥阿道夫本应该体谅小妹妹在这个有重病号的家中所要应付的困难，但他满脑子只有自己那些计划。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维也纳，那里的艺术学院在召唤他。



现在，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独自在家，还有个驼背的姨妈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过来看望。保拉得给病重的母亲喂水，帮她擦干净额头，然后一筹莫展地看着因疼痛而缩成一团的母亲。当阿道夫从维也纳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做哥哥的突然戏剧性地过问起妹妹的教育来。“阿道夫翻了翻妹妹的作业簿，认为小保拉读书不够用功，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所以他拉过妹妹的手，带她到母亲的病榻前，让保拉把手递给母亲，向母亲郑重许诺，一定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算是阿道夫为他的小妹妹做的最后一件事。安葬母亲后，阿道夫和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夫处理了遗产。保拉分到了一些家具。姐姐安吉拉把精神恍惚的保拉接到自己家中。然后阿道夫便直奔维也纳而去。



为钱争斗



保拉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领取政府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每年共600克朗，这笔钱一直可以领到24周岁。因为领取津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年轻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诈，他牺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为自己谋得了一半的津贴。首先，他在写给政府部门的信中做了手脚。他写道：



尊敬的保险储金会负责人！



两名申请人恳请发放属其名下的孤儿津贴金额。申请人的母亲，海关官员的遗孀已于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请人已成孤儿，而且双双都未成年，尚无能力养活自己。其中，申请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劳瑙，申请人保拉·希特勒于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奥地利兰姆巴赫地区的费舍汉姆。监护人是林茨地区勒沃丁的约瑟夫·迈尔霍夫先生。两名申请人均属林茨行政区管理。特此重复申请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乌尔法



1908年2月10日



在这封信里，阿道夫隐瞒了妹妹的真实年龄，把保拉的出生年龄推后了两年，也就是说，保拉比实际年龄小了两岁。阿道夫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府机关相信了这个虚报的出生年龄，那么他们就能多领两年的孤儿津贴。这封申请文件中还有一处弄虚作假的地方：阿道夫伪造了保拉的签名。两个名字明显都出自阿道夫一人之手。最终，政府机关识破了文件中的破绽，要求监护人重新写一份申请，才予以受理。



更为过分的是，阿道夫把孤儿津贴中的一半，也就是25克朗，收入自己囊中。根据奥地利工资法规定，孤儿津贴只发放给还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的未成年人。阿道夫向政府部门和监护人信誓旦旦，表示将去维也纳攻读艺术学院。事实上，他从未被艺术学院录取过，也没有参加过其他职业培训。



这笔孤儿津贴对保拉却很重要，姐姐安吉拉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家用。1910年，安吉拉丈夫亡故后，生活重担落在了安吉拉身上。她除了要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即格丽、列奥和艾尔弗里德之外，还要照顾妹妹保拉。由于丈夫生前供职年数有限，所以安吉拉领到的寡妇抚恤金也少得可怜。安吉拉和监护人渐渐发现，阿道夫除了没去学手艺或者上艺术学院，其他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做了。50克朗的孤儿津贴理应归保拉所有。“25克朗是不够我生活的，”保拉说：“我的监护人发现，阿道夫在维也纳打工。”于是，保拉给维也纳的哥哥写了信。当然，她毫不奇怪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友好的方式不起效果，安吉拉和监护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们找到了林茨市一家地区法院。阿道夫抢在法庭判定前主动提出放弃他那份孤儿津贴。法院于1911年5月4日向两兄妹的监护人迈尔霍夫发函，登记号为PV49/3-24，信函中说：“阿道夫·希特勒，居住地址维也纳第20区，梅德曼大街27号，目前以绘画为生。他已经向列奥帕德城区法院提出书面声明，表示他可以供养自己，另外，阿道夫的姨妈约翰娜·波尔兹尔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用来资助他进修美术专业的计划，总之他比妹妹保拉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从申请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来看，每年共600克朗的孤儿津贴从现在起可以没有疑义地全部归到保拉·希特勒名下，用作其教育费用。”



保拉上了林茨的一所女子中学，之后又读了个商务培训的文凭，还学会了打字。她的职业目标是当一名秘书。姐姐安吉拉从1915年起在维也纳有了一份女学徒宿舍主管的职位，1920年又换到一家犹太人大学食堂，做厨房主管的美差。保拉也随姐姐来到维也纳，安吉拉帮着妹妹一起寻找工作。1920年，保拉已满24周岁，孤儿津贴停止发放。保拉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维也纳布拉特大街的联邦保险机构任职。这份工作保拉一直做到1930年。



爱的替代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张明信片。直到192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阿道夫让外甥女格丽代为通知，他要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格丽给家人寄了入场券。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哥哥阿罗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区的几位姨妈。这是20年来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团聚。



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个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辞去了奥地利联邦保险机构的职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谁。”保拉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并向我保证，他将来会负责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钱来解决问题：他自此每个月给保拉汇250马克生活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每月给保拉的钱增加到了500马克。这笔钱虽然并不特别丰厚，但却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4岁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提前退休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她从维也纳舍恩伯格大街52号搬到了盖斯特豪夫大街26幢3号的一处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从前一样，她还是很少见到他，一般一年见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萨尔茨山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参加庆典活动，去拜罗伊特看瓦格纳歌剧，或者去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等场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种消息。通常，他每年会给她寄一张或两张明信片，写上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她寄一笔钱。曾经有一年圣诞，阿道夫给她寄了3000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请他妹妹去观看加密什的冬季奥运会。兄妹俩在观看比赛的现场见了面。这年冬奥会在2月6日至16日举行，运动员在滑雪、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撬项目上争夺金银铜牌。德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银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后。



比赛间隙，兄妹俩进行了私人谈话。希特勒提出了一个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弃希特勒姓氏，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将改姓为“沃尔夫”，并且“要过绝对隐居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道强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忆道。“沃尔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奋斗时代使用的假名。还有同党战友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的第一条牧羊犬，也叫“沃尔夫”。阿道夫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剥夺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后的保拉得一直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开场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中止了。她必须匿名生活，没有人会认识她。这对保拉是个打击。她申请了一本新的护照，上面写着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实际年龄要小10个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1938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兄妹俩在慕尼黑见面；1939年，在拜伊罗特；1940年，在柏林。之后她就只见过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维也纳。”这次见面，保拉向哥哥表达了一个愿望：她只有维也纳的一个小公寓，她想在乡下买一栋房子。为此她需要一笔钱。希特勒给了她8000马克。保拉于是在林区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边一个叫魏滕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复式楼，由两小幢紧挨着的房子组成，还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由她和表弟爱德华·施密特共同居住，产权证明上登记的是爱德华的名字。



二战期间，保拉有时住在维也纳，有时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给她的钱足够生活。保拉也曾经去维也纳一家野战军医院做过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后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她不久就放弃了，“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坚持”。随着年龄增长，保拉的病越来越多，她患有高血压、风湿痛，视力也严重下降。此外还有严重的情绪波动，直到她患上抑郁症。



现在，保拉和哥哥的联系只限于偶尔打电话或写信。阿道夫·希特勒会在过节时给她寄一些小礼物。写信的语气也都是冷淡客气的。1942年希特勒给保拉写了下面一封短信：



亲爱的保拉！



我生日时收到很多礼物。你可以品尝一下，希望这些食物都合你的胃口。



也许你可以把其中一些食品分送给弗里德的孩子们。那块肉香肠，是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处送来的，当地检疫也许不是很严格，所以你吃前最好煮一下或者煎透。



致以衷心的问候。



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哥哥给妹妹写的信。他寄给她的礼物实际上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没有一样是阿道夫自己挑选或出钱购买的礼物。而且，就这些东西，保拉还得分给姐姐安吉拉的女儿艾尔弗里德的孩子们。保拉不知情的是：希特勒把肉香肠分作了三份，姐姐安吉拉和艾娃·勃劳恩的父母各得一份。附给保拉的信和写给他们的毫无二致。希特勒不愿花费时间分别写信问候。姐妹们对他而言无足轻重。



哥哥的阴影



战争快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识到败局已定，末日即将降临。他打算把妹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苏联军队步步逼近，已经距离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师格蕾特·鲍尔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绝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机、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阁楼和屋外的蜂窝里。但后来这些物品还是被苏联士兵发现。



希特勒委托马丁·波尔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马丁派的两个人坐着梅塞德斯车来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个司机走进屋里，告诉我，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到上萨尔茨山。两小时后就得离开这里。我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说，两小时内我无论如何都收拾不完……他们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忆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4月14日，她被带到了贝希特加腾，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纳粹党内部旅馆“贝希特加腾饭店”里，然后她又被带到附近弗德布兰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房子里拜访过他的那位诗人朋友。没有人认出保拉·沃尔夫来。



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派了他的私人助理绍布前来探望，绍布于1946年4月26日到达贝希特加腾。于是，在“贝希特加腾饭店”有了一次三人会面：绍布，保拉，出人意料的还有从德累斯顿被带来此地的姐姐安吉拉。对保拉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绍布从他行李中取出10万马克现金，交给姐妹俩，这是阿道夫的安排。这笔巨款加上姐妹俩另存在贝希特加腾抵押贴现银行的一笔1万马克的存款，可能在1945年5月初被进入贝希特加腾的美国军队没收了。保拉存放在旅馆的行李也落入了美国兵手中。保拉继续躲藏在海拔1070米的一处山区农家住宅里。“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接触，我不认识那座宅子里任何一个人。”保拉的身边只留下一个衣箱。美国人发现了保拉的藏身处，审讯了她好几次，但他们没有查出保拉·希特勒个人有什么罪行，她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保拉在审讯时坚持说：“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我不相信是我哥哥发布的命令，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罪恶。”美国军队命令保拉必须呆在山上，不能外出，这算是对她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软禁处罚。1945年，保拉被允许搬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弗德布兰特居住。 　



新的角色



贝希特加腾和周围的山将成为保拉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保拉给自己的角色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在纳粹年代，她不被允许以希特勒家族成员的身份生活，而现在的她却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个活着的至亲，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济过活，常常抱怨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锦衣美食的年代过去了，遥远得像一个梦。”各种费用让她叫苦不迭：“虽然房间的租金已经打折，但我一听这个价就不愿支付，我更不愿靠赊账过活，这种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写给一个熟人的信中说道：“由于情况变化，我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件。它们现在看上去又过时、又破旧，让我根本提不起兴致去外面走走。我没钱来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从我这最后几行字中您不难看出我抑郁的心情。”1948年，保拉申请国家生活补贴，但被受理法院拒绝。直到很久以后，保拉才得到了一笔生活补助金。



1960年6月1日早上8点半，保拉死于心脏病，也许对生活的长期不满也是导致了她过早去世的原因之一。她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贝希特加腾附近舍瑙尔她的朋友玛利亚·芮特家度过的，玛丽亚曾是阿道夫·希特勒20年代的女友和情人。给保拉做治疗的医生格尔特·布拉特克回忆说：“她明显早衰。她当时才不到60岁，看上去却像80岁了。”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六，保拉·希特勒下葬于舍瑙尔的一处新公墓。100个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没有人发表讲话，也没有神职人员发言。正如保拉·希特勒生前的默默无闻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悄无声息的。



《希特勒家族》的第五章名叫《希特勒对抗希特勒》，感觉好像是希特勒家族的另外某些成员正气凛然，毅然站到与希特勒对抗的一面。可惜，按照作者的叙述，我只是看到一个想从叔叔阿道夫·希特勒那儿谋得一些利益的英国小伙。在这位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心目中，“他的叔叔端坐在帝国总理府，统治着整个德国，手里攥着国家和纳粹党的大把钱财，只要希特勒一个点头，他威廉就能衣食无忧。”，在这位威廉甩出杀手锏之下，希特勒为他安排了工作，但也不是他预想中的“一个俸禄优厚的经理职位”，而只是“做做会计，抄抄写写，翻译文件，每月薪酬189马克”的工作。之后，因为一系列变故，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了失意青年，并于1939年辗转离开德国，和母亲来到了美国。从此，威廉开始了其“反纳粹斗士”的生涯，公开揭露希特勒的犹太人背景、揭露纳粹德国的虚伪混乱，后来又想法设法加入了美军。但假如设想一下，阿道夫·希特勒当初给予了威廉足够多的恩惠，让他心满意足，这位威廉是否会再站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对立面呢？恐怕是不会的。他的人性也许并没那么高尚。当那位威廉·希特勒能过上享受的日子时，犹太人的生死对他这个同样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小希特勒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小希特勒和他叔叔，毕竟有相当部分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希特勒家族》里收入了两张格丽的相片，有网文作者评论说：“第一张着实恐怖，第二张是远照，朦胧看去似乎还好；但是Google一下Geli Raubal的照片，估计你就会觉得希特勒的审美观之差了。另外，书中有一句话是形容格丽的妈妈、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希特勒的姐姐看上去像个男人。所有人都怕她。上萨尔茨山的工人们都怕她。’有这样一位母亲，女儿的容貌便可想知。相比之下，艾娃的容貌就好得多了，虽然依然有一抹男子的英气。莫非多少有些女人气的希特勒，就是喜欢这样的男性化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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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在纳粹的宣传中，阿道夫·希特勒被描写成为强者、甚至是最强者。有一种说法是阿道夫（Adolf）本是德国人中一个普通的名字，其意思是“高贵的狼”。不过《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却回忆说：“乌克兰司令部被希特勒命名为‘狼人’。当时，一名‘老人’向我解释了希特勒为何有用‘狼’字的怪癖，几乎什么地方都套用。他告诉我，这一习惯可以上溯到希特勒执政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某城出席完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天色已晚，随行人员想尽快找到一家酒店，以便领袖能够早点休息。但是，他们屡次碰壁，一些老板借口说没床位，另一些则含蓄地说，出于政治原因，不愿让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住进来。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的支持者，而且远非如此！但那天晚上，天太晚了，护送他的一名成员提议说，不要再用希特勒的名字登记酒店了，有人建议用‘狼人’的化名，这个名字博得了领袖的欢心，由此传了下来。”但是显然，事情不像米施这位保镖讲的那么简单，因为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也叫“海狼”，这里显然大有文章。



米施回忆说：“沃尔夫斯堡就是大众汽车城，是第一个使用希特勒化名的地方。接着，许多司令部也陆续采用这一名字，第一个司令部是用‘狼谷’，它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接着，‘狼穴’和‘狼人’又出现在东部战场。这个名字似乎与希特勒的形象很贴切，所以一位名叫威尼菲雷特·瓦格纳的女亲信有时毫不犹豫地在小范围内称他为‘狼’。”



米施叹息说：“‘狼穴’后来成了狼人的败北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人们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刻，战斗屡战屡败，来自前线的坏消息没完没了。电报像雪片般飞到这里，传来敌人将轰炸德国城市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感到一部重型压路机正向我们滚来，不可能停息的火轮正猛烈地向我们滚来。但希特勒的这种恐惧感不会流露出来，起码不会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木屋里、小路和公共场合，人们能隐约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不过在心理学家那里，这位狼一样的强者却是一个经过化装的可怜病人。穆雷博士的《希特勒的心理评估》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这是梅毒患者的典型恐惧。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实验室在其官方网站上首次公布一份心理研究报告，它是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心理专家对希特勒的心理分析结果。这份报告写于1943年，作者是已故的亨利·穆雷博士，哈佛大学著名的性格分析专家。这是该报告首次突破研究圈子向公众披露。



穆雷博士详细勾画了希特勒的早年心理特点：他从小是一个带有女性化特征的男孩，不喜欢体力劳动。青少年时期他是个苦恼的浪漫主义者，喜欢绘画，内容多为城堡和寺庙，表现得对建筑十分着迷。希特勒的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但又有虐待倾向，经常暴打希特勒。他对父亲的阳刚之气既崇拜又忌妒，内心还想模仿，对母亲的软弱与屈服则感到轻蔑与不屑，内心却很迷恋。因此他对父母的感情是充满矛盾的，对父亲既恨又尊敬，对母亲既爱又看不起。刚当兵时，希特勒表现出较强的服从意识，他对自己这一点感到生气却又无能为力。穆雷博士认为他日后导演的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自己早年的屈服弱点的深刻憎恶，以及遭受父亲毒打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报复心理。穆雷博士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



在1943年的研究报告中，穆雷博士预言如果德国战败，希特勒会选择自杀。“他有一种强烈的强迫性心理冲动，不惜牺牲自己和整个德国也要灭绝西方文化，甚至准备将整个欧洲拖入地狱。”穆雷博士甚至根据希特勒的性格分析报告预测到一些细节：希特勒可能会躲到地下掩体里，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枪自杀。结果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他（希特勒）躺在床上，刚刚刮过胡子梳过头，那件简单的白色长睡衣是国防军特有的样式。因为太焦虑了，他没有系上袖口的扣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苍白的手臂。白惨惨的！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穿短袖衫裤了！……有洁癖的艾娃又发现，希特勒的灰白制服外衣上有或红或蓝的斑点。‘哎瞧瞧，你太脏了！这件外衣不能再穿下去了。你可不能学那个老费里茨，整天脏兮兮的。’希特勒满口应承。他再也不是司令官，再也不是政治家，再也不是一国之君了。‘可这毕竟还是我的工作服。开会的时候，要拿彩色钢笔写写画画，我总不能系上围裙吧。’事实上，她并不介意，因为他本身也很爱洁净的。碰过狗后，他一定不会随便跟任何人握手。”（摘自《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特劳德尔·容格著）



希特勒的洁癖、从不露出的手臂，暗示他确实是一个梅毒患者。梅毒是由感染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当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时，先在体表造一个疮。这个疮比较清洁，表面没有脓血，甚至干燥，无渗出物，比较硬，但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都不疼。这个疮大多发生在性接触部位，如口唇、口腔、乳房和下身的生殖器官，一般发生在不洁性接触2—4周之后。如果不治疗，这个疮会在2周左右自行消失，且不留痕迹。多数病人使用外用药自治，结果疮消退了，病人就以为没事了。其实，病人受骗了。这个疮叫初疮，或叫硬下疳。此时，梅毒螺旋体只停留在这儿，血里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一期梅毒。很多病人没有在此期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大约过2—6个月，病人会陆续发生全身皮肤损害，可以是隐隐约约的斑片，也可以是很厚很硬的脱屑斑块，有的呈怪异型皮损，连皮肤科医生都很难描述。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不疼不痒。这一点是不会被皮肤科医生漏掉的，它是诊断二期梅毒的重要线索。此期梅毒螺旋体已经入血，并随血循环播散到全身，检查血液能找到梅毒螺旋体的踪迹。此期的病人传染性最强，最容易传染无辜的人。如果不治疗或治疗不当，病人可以照常生活，并无大碍。



两年以后，病人进入梅毒三期。此期梅毒的危害就非常明显了。梅毒螺旋体已经血循环到达各个器官，进而造成神经梅毒、心血管梅毒、骨梅毒等严重损害。这些情况与梅毒一二期不能相提并论，梅毒一二期经治疗后可以痊愈，不留任何痕迹；而梅毒三期，无论怎样治疗，都会留下残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如果孕妇患有三期梅毒，必然会生出梅毒儿。



梅毒患者的皮肤、粘膜中含梅毒螺旋体，未患病者在与梅毒患者的性接触中，皮肤或粘膜若有细微破损则可得病。极少数可通过输血或其它途径传染。获得性梅毒（后天）早期梅毒病人是传染源，95%是通过不洁性交传染，少数通过接亲吻，握手、输血、接触污染的内衣湿毛巾、茶杯、烟斗、哺乳、尿布等传染。胎儿梅毒（先天 ）：孕妇体内螺旋体，一般在妊娠3—4月通过胎盘感染婴儿。要确实证明感染梅毒并不容易，因为并无临床症状。



美国历史学家德伯拉·海登女士《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指出，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玛丽·塔德和亚伯拉罕·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王尔德，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他们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例如希特勒，其生活中有许多梅毒的线索，这些线索散见于关于希特勒的大量文献中，资料丰富，却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或是从诊断梅毒的角度来挑选过滤这些资料。



诊断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一旦认真考虑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有趣又微妙的问题：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对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只不过是梅毒的产品”。如果梅毒使其成为社会边缘人（在社会中凄惨生活，并且遭到仇视），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没有将这种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如果末期的神经系统梅毒造成创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识，以及不受道德的约束，梅毒患者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响力，那么我们怎能说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



海登女士多年来搜集了大量有关希特勒晚年生活及身体状况的内部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当年希特勒身边的医务人员，其翔实性和权威性均超过了以往任何相关课题的研究。



海登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之后发现，所谓希特勒晚年“顽疾缠身”，他患的实际上是晚期梅毒。根据希特勒的个人首席医生莫雷尔掌握的病例，希特勒当年患有诸多疑难杂症，而只要将前后症状联系起来纵向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而且病情在一步步走向恶化。



希特勒当年的病例显示，他的心脏一直有问题：经常心率不齐，或者说鼓膜有伴音，而那是由于梅毒感染伴发主动脉炎引起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晚年动辄癫狂暴怒，人们原先以为是他怪癖的性格使然，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病根：原来是梅毒侵染了他的大脑，使他患上了脑炎，导致神经功能紊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常常被各种疾病困扰，如头晕目眩、胸闷气短、胸口疼痛、肠胃不适、颈部长满脓胞、胫骨受损导致小腿肿胀，有时甚至连皮靴都穿不上……而诸如此类的病症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



从莫雷尔医生保留的病例来看，希特勒从1941年开始定期要接受碘盐注射，而这在当时是治疗所有性传播疾病的常规手段。另外，希特勒之所以挑中莫雷尔作他的长期私人医生，也极有可能与他深知自己的病情有关。莫雷尔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皮肤科专家，更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性病治疗权威。



海登在书中写道：“如果从梅毒这一特殊的切入点去审视希特勒的生命历程，你会发现他晚年时期的所有症状都是彼此相关的，从早期轻微的症状一直可推到晚期严重的症状，总之，他一生所得过的各种怪病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梅毒感染。



海登写道，希特勒晚年之所以变成了一头嗜血的恶魔，很可能与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感染上梅毒就意味着宣判了死刑。“一个垂死的人还会顾及什么呢？于是他疯狂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把绝望发泄在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比亲眼目睹无数人惨死给希特勒带来更多的生命乐趣。”同时，梅毒解释了希特勒的性冷淡，也解释了他为何要在自己唯一的个人传记《我的奋斗》中花13页纸的笔墨来阐述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在梅毒这一世纪绝症的巨大压力下，希特勒完全吃素，烟酒不沾，希望以此多赢得几年寿命，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业。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种人造环境中所过的违反自然的生活，反而加速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退了。生活中的这种反常，使他虽然服用越来越多的安眠药，但也只能享有短暂的睡眠。紧张的夜间工作，导致他在正常人正当盛年的年纪就已经虚弱不堪。



在这种处境下，希特勒越来越害怕成为某种传染病的牺牲者，就像他总担心会被暗杀一样。他身边的人和下属稍有点感冒，就被严禁接近他。为了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断重复且肯定地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生病。”尽管有这些严格的命令，有时病人仍会冒险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可能的传染，甚至会在茶里加上几滴白酒。他的医生们经常说，他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究竟是如何感染上梅毒的？据说，他在1908年（时间不能肯定，或者是1910年）访问奥地利首府维也纳时，与一位街头妓女发生了关系，从此落下病根。据野史记载，这个让希特勒一见倾心的红尘女子居然还是个犹太人。虽然这只是一种传闻，缺乏史实证据，但是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犹太人对传播梅毒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同时据野史记载，希特勒1918年在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治疗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同样也是据野史记载，希特勒曾在1918年视察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在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1917年，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并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前者在士兵和士官阶层中获得者相当稀少）。战争期间他曾两次负伤，另外传说他还因意外失去一粒睾丸，在第二次负伤后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战后，由于德国曾爆发以犹太人为首，与苏联第三国际联手的共产革命，德国陆军一方面要避免共产思想在军队中蔓延，一方面又对如雨后春笋成立的各种新政党颇有兴趣，于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局。希特勒因为这个调查局符合他的反共理念而应征并获得录用。



但据考证，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希特勒与《我的奋斗》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因为这样一来，人类的浩劫、悲惨的二战，岂不成了一场龌龊的闹剧？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很难驾驭他。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鲁道夫·宾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彼利埃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而希特勒对维也纳的憎恨，则是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记载：“1943年6月的一天，戈培尔指责席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作为惩罚。”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人海因茨·林格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M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艾娃·勃劳恩（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维也纳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艾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结婚，而不和任何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还是知道他自己这个乱伦的后代，不会带来健康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被出版商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格勒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他提议解决这问题需要“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方法”。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和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1942年2月，希特勒发表他最惊人的伪科学声明。他说犹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比上世纪巴斯德和科赫所发现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与犹太人病毒有关？希特勒抱怨说，只要我们消灭犹太人，就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通过性交传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种族仇恨的小报《攻击者》的欢迎。小报的经营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一位粗暴的教师，他会动手攻击犹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样，总是公开抨击犹太人。施特赖歇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的演讲，认为他看到希特勒头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闪族的阵营。1935年，《攻击者》宣称发行70万份，纽伦堡群众大会期间特刊则发行高达200万份。希特勒说这是他惟一从头看到尾的报纸，而施特赖歇尔是少数几个人他称呼时使用亲密的“du”（虽然两人的关系并非都很平静）。施特赖歇尔和他报纸的用字充满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来（于1945年2月停刊）经常报导犹太男人玷污纯种雅利安的处女，他塑造可怕的形象，共同阴谋策划种族谋杀。



施特赖歇尔写道，另一个种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质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会被女性身体所吸收，永远破坏她生育健康德国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写同样的话：“今天犹太人正在有计划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计划地玷污我们没有经验的金发少女，摧毁世界上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施特赖歇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发表演讲煽动暴民，并且出版煽动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请他负责抵制犹太人的商业。1946年10月16日，他与其他九名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大审被判绞刑。他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喊着：“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后期的身心状况



1936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飞机去接莫雷尔医生前来治疗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尔在柏林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业，他为富人与名人治疗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员，生意非常好。波斯国王曾经邀请他担任私人医生。莫雷尔治好霍夫曼，两人成为好朋友，在威尼斯欢庆他们的友谊。圣诞节那天，莫雷尔、霍夫曼与他们的妻子在希特勒的山中别墅伯格霍夫打保龄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尔私下谈谈。希特勒请他治疗，答应送他一栋别墅，莫雷尔决定放弃开业赚钱，专心为元首治疗。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医生，为什么选择莫雷尔？莫雷尔是大众宠儿，每天换两次白色丝质衬衫，为什么选择照料这位声名狼藉、不整洁且有难闻气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坚持请求，以及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出现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进展，所以选择莫雷尔这位梅毒专家。如果只是治疗皮肤和胃痛就送一栋别墅，这可是很高的报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患有后期梅毒的秘密，这样的代价会太高吗？希特勒想找莫雷尔，也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不同的疗法。他的疗法比较高档，而且有点名气。另外，他不是犹太人，当时治疗性病的医生大都是犹太人。



西蒙·维森塔尔开始追踪希特勒感染的传言时，曾问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施佩尔说没有听过，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肤科和梅毒科专家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时，全体随员都觉得很奇怪。据施佩尔所言，莫雷尔签约受聘时，小心翼翼地隐瞒他的专业身份。



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卡尔·勃兰特以及其他随员，曾经鼓励希特勒到医院做完整的诊断检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为由拒绝。同时他以各种自己的疗方治疗，包括改变餐饮，不吃油腻的甜点，喜欢简单的蔬菜和谷类。



1936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尔看诊，他的胃痉挛，胀气打嗝，幕僚最关心的是胃肠胀气，这使他全身无力。胫部的创伤非常严重，使得他无法穿靴子。对于秘密的梅毒患者来说，皮肤的创伤尤其麻烦，因为后期的发作（相对于早期感染而言）等于宣布疾病的进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较少见，但是会造成多日绞痛、抽筋、呕吐，接着神经衰弱、腹部腱鞘囊肿或迷走神经受损。梅毒患者的胃痛和内脏疾病发作时，一般都会痛到昏厥，最后只能无助地呜咽。约翰·斯托克斯认为神经痛发作起来，其疼痛可以跟“超级过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梅毒学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写道，梅毒患者内脏疾病发作时，强壮的人也会变得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地啜泣。1944年，（根据约翰·杜兰的资料）希特勒曾经严重到痛得尖叫。



莫雷尔最初的治疗显然奏效。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真幸运能遇到莫雷尔，否则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尔发生什么事，那真是悲惨。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莫雷尔承诺在一年内治愈;六个月内湿疹不见了，肠胃痛也没了，但这表面上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希特勒付给莫雷尔相当于将领四倍的薪水，并且给他宽裕的研究经费。虽然当时的医生不赞成他激烈和非传统的疗法，但是莫雷尔常常成功。希特勒推荐朋友给他，包括墨索里尼和戈林。



莫雷尔49岁时担任希特勒的医生。他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军医。他在当船医时学习热带的民间疗法。他的多重药物疗法使他饱受其他医生的批评，并且被指责过分使用药物可能引起希特勒的许多症候。他的药物包括Mutaflor，是从保加利亚农夫的粪便中取得的细菌;Eupaverin，以罂粟制成的抗抽筋药物;马钱子包含有莨菪;以及从人类胎盘抽取提炼。希特勒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动参与莫雷尔的治疗。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没有写日记，在书信中也没有透露健康情况。1941年8月7日，莫雷尔开始每天记录元首的医疗状况，以蓝色铅笔写在小纸片上。这本日志详细记录希特勒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以及后期梅毒的症候，我们不禁怀疑莫雷尔留下记录，是想将来为他的非传统疗法辩白。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演出医学史上最大的掩饰？



莫雷尔开始写日志时，希特勒自诉晕眩、左边太阳穴有不舒服的感觉，耳鸣多日（这个症候已经多年）。莫雷尔以水蛭在太阳穴上放血，以缓和耳鸣。“希特勒坐在镜子前，兴致盎然地看着水蛭饥渴地吸着他的血。”这个月他也因发烧而颤抖、寒颤及呕吐。莫雷尔将这次发作称为脑炎──脑部组织发炎。第二次同样的发作是在12月。1942年3月，戈培尔有本笔记写道，希特勒告诉他正遭受“最强烈的头晕目眩”。莫雷尔指出的另一个重大的医疗事件发生在1942年7月，希特勒在文尼察（他在乌克兰的总部）：“脑部水肿、右眼视力受损、血压高（超过170毫米水银柱）。”他称之为“俄罗斯头痛”，指出这不像是脑炎。希特勒自诉右眼视力受损，左腿颤抖且无力。



此后三年，希特勒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旧疾复发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诉头两边有压力、失眠、更加头晕目眩、连续多日头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颤抖。说话有气无力，严重胃肠胀气，肠子紧缩，后颈部长脓和疖。莫雷尔以电热垫和湿敷布热敷他的胃和肝，在他房内装设氧气，送他到拉斯腾堡的野战医院照射头部X光，结果发现有发炎。他的脸部变得平板缺乏表情，皮肤呈现红色调。他变得冷淡、无动于衷，记忆力逐渐衰退，还出现黄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描述他很虚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摇摆。他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口水从嘴角流出。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弗里茨·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本书他写了15年，是目前有关希特勒最完整的医学分析，对于希特勒的一些谜提出“粗略的诊断”。这些诊断有多少符合梅毒发病的模式？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综合症，其病因尚未确定。……肠胃的诊断不确定。……肝脏的病理，发现非典型的症状，有三种诊断……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检查……很难作出满意的评估。耳鸣的病因通常很难确定，希特勒的耳鸣也一样……皮肤与眼睛和光敏感，也没有满意的解释。



希特勒可能有后期梅毒，因此可以从这个诊断重新探讨他的各种疾病。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有十几种症状符合梅毒学教科书所说的，因此很有可能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宣告后期梅毒的进展。



虽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这期间都有病痛，而且每种病痛分析起来皆与梅毒有关，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脏问题。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三个症候就是精神错乱、瘫痪和心脏病，尤其是大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死亡。斯托克斯定义心脏性梅毒为“到处存在、暗中为害、病情惨重”：对它要优先治疗，而且要持续许多年。“直到老师和教科书转向……对观察结果保持习惯性怀疑，并且敏锐分析和搜寻掩饰的病因，否则心脏和大动脉的梅毒说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临床医生往往在这方面惨遭滑铁卢，死后病理解剖才发现真正的死因。”



希特勒的医疗状况本身并没有指向心脏性梅毒。许多卓越的心脏专家检阅他的病历，以他的年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但是，莫雷尔以梅毒专家的观点每天观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观察，可以发现有些疾病模式和治疗不容忽视。



这日记提出充分的理由怀疑，莫雷尔以听诊器所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指标。斯托克斯和其他人发现，有下述状况的话，就疑似有心脏性梅毒：大动脉的第二心跳音*，有明显类似鼓膜发出的变调声音。斯托克斯发现心脏这种特殊的乐音，是大动脉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讯。他描述这种声音不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乐音。“有许多字可以描述这种乐音，像是轻拍一种阿拉伯鼓的空旷声，又像是德国的喇叭声。常用的词是‘Amphoric’，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tambour’。”其他梅毒学家也都同意此说。1932年，约瑟夫·穆尔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体检清单，以确定研究对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项迹象之一，就是“大动脉第二心跳音，有没有出现类似鼓膜发出的钟铃重音”。



斯托克斯警告说要非常仔细听，而且需要灵敏的技巧，才能检测出大动脉的早期梅毒。莫雷尔显然有那种敏锐的感觉和技巧，因为他一再发现希特勒的心脏有早期大动脉受损的特征。他在日志上记载：1941年8月7日──“脉搏正常，每分钟72下至76下，规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后──“心跳声有点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确定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作规律，声音清晰”;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脏声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强烈加重”。



战争结束之后，莫雷尔接受美国人审问，他很清楚说明希特勒的心脏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以听诊器可以听到大动脉有第二个重音，在右边胸骨旁边第二肋骨之间。”



在异样的第二个心跳音之后，大动脉梅毒损害的第二个指标，是斯托克斯所谓的“重大的心电图迹象”，就是出现负T波──大动脉梅毒患者85%有此异常现象。莫雷尔也相当注意希特勒的T波变动。他每个月至少做一次心电图，经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时候会自己要求做。他们一起到各地总部时，就偷偷带一台手提式机器。希士顿夫妇奇怪为何这些神秘的心电图做得“异常频繁”，结论是他们“爱管闲事，甚至很怪异”。他们也发现莫雷尔对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如此讳莫如深，甚至希特勒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这些检测。



莫雷尔发现希特勒的心电图T波为负。他将心电图交给专家卡尔·韦伯医生确认，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后是1943年5月，最后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只说是“外交部的绅士”。韦伯的1943年报告指出，心脏无疑退化，“鉴于ST明显降低，而T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为负。T1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实际上已经与底线重叠。”1944年，他发现心电图“T在所有三个导线都变平坦”，又说“情况恶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诧异”。



1940年代，治疗后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盐药物──碘化钾或碘化钠。1937年，斯托克斯写道：“最近德国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药的疗法来治疗梅毒，将各种碘化物记入文献内……许多药物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但是没有一种像碘化钾在治疗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价值。”“在治疗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价值，但却不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应该从一开始就用碘化物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状况，应该没有人会使用“神奇药物”胂凡钠明，但是为什么在多年后莫雷尔没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纳明（Salvarsan为其一种商标）对于梅毒心血管患者来说，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钠明更是毒性强烈。”治疗梅毒心血管疾病，“碘化物是极有效的，有时候在考虑使用水银或阿斯凡纳明之前应该单独使用。”



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药物，大多数不是经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志上经常出现。最常注射的物质是Septoid，和各种碘化盐的3%溶液：碘化钾。莫雷尔对Septoid的使用总是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及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有关：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当天稍后：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静脉注射10CC的20%葡萄糖溶液和10CC的Septoid……“血压高达170-180毫米水银柱!在静脉注射两次10CC的Septoid……血压156/110毫米水银柱，脉搏规律，没有症状。照样注射。静脉注射葡萄糖和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和10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他写信给韦伯，说他已经给“外交部的绅士”注射葡萄糖和碘化物，每天注射二到三次。

1941年秋天，莫雷尔开始注射毒毛旋花素，这是快速作用的强心剂。希士顿夫妇为此很困惑：“使用强心剂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明显的理由要让希特勒使用强心剂……莫雷尔说他给强心剂是因为卡尔·韦伯医生的心电图报告，但是根据当时或现在的标准做法，那些报告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斯托克斯与其他人则是建议，梅毒患者心脏问题不严重还可以走动的话，就可以长期使用粉状的强心剂。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患者大动脉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顺畅、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规则跳动）、消化不良、头晕、咳嗽、失眠、水肿、虚弱、心绞痛、声带麻痹、夜惊，以及声音嘶哑。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现过。虽然每个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状况造成的，但这模式明显说明是梅毒患者的心脏疾病。莫雷尔以Septoid下猛药治疗，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汉斯-卡尔·哈塞尔巴赫医生说他心脏衰弱。1941年7月，他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争吵，突然脸色发白，手抓心脏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召专家埃德温·吉辛来治疗他的耳朵，吉辛认为希特勒的声音嘶哑是因为声带肌肉（麻痹性痴呆造成）有点薄弱所致。



一旦心脏性梅毒的损害已经进展到可用听诊器听出来，那无论多么积极治疗，患者通常只剩下几年寿命。希特勒一直说他没剩下多少时间，这可能是事实。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到最后毫无道理地加速战争，或加速大屠杀超越他的军事计划，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个致命的动脉瘤随时可能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莫雷尔以匿名“患者A”所做的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呈阴性反应，其实是不相干的，这稍后再讨论;现在要注意的是，患心脏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会有阳性反应。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确认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阴性反应，”而且“单以一种诊断标准，如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很难准确鉴定，因此医生观察心血管疾病时往往没有发现梅毒。”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诉他好像隔着不透明的帷幕看东西。之前他觉得右眼有轻微的刺痛。莫雷尔介绍希特勒看眼科医生勒莱因（L歨lein）教授，勒莱因于1944年3月2日提出报告，发现右眼的玻璃体（视网膜和晶体之间的果冻状物质） 有浑浊且开始扩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没多久，勒莱因第二篇报告又显示，玻璃体有轻微的浑浊，功能不良，有残余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现斑点。他建议使用2%的黄色水银药膏。



吉辛观察到，希特勒的玻璃体呈现浑浊有八年之久──出现云雾是典型的梅毒症状。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齿并没有梅毒儿童特有的槽沟（哈钦森发现之后，称为哈钦森牙齿）。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后天梅毒。吉辛看希特勒的医疗报告时，发现眼睛有后期梅毒的症状，他认为是什么因素呢？



莫雷尔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会轻微颤抖。此后几年，左手和左腿开始明显颤抖。他的姿势变得弯腰驼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顿描述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右脚步伐虽然正常，但是有点摇摆，然后骨盆旋转向前，拖曳着左脚向右脚靠拢，左脚的脚趾贴着地。”希特勒说话困难，字迹开始变小。虽然这些都是后期梅毒的迹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两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并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认为应该将梅毒包括进去，这样的诊断比较完整。希士顿认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类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战争末期治疗希特勒的六位医生没有一个认为是帕金森氏症;事实上，其中五位医生（吉辛、莫雷尔、哈塞尔巴赫、勃兰特及希特勒最后的幕僚医生路德维希·史坦普菲格）都明确否定。希士顿向认识希特勒晚年的人说明帕金森氏症的颤抖，他们都说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颤抖。维尔纳·马泽尔强烈反对：“然而，评估莫雷尔的神经学方面的发现，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希士顿夫妇说他们欢迎其他有充分证据的诊断。那么，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条件呢？



1945年4月初，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舍伦贝格拜访他的友人马克斯·格里尼斯，格里尼斯是柏林查利特医院心理治疗的主任，也是SS卫队的医生，专门研究神经学。保加利亚的国王包瑞斯与希特勒见面之后不久就病危，格里尼斯特地飞去治疗他。格里尼斯从新闻影片的连续镜头判断希特勒得的是帕金森氏症，他将这意见告诉舍伦贝格。他们讨论送药物给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疗。舍伦贝格向希姆莱报告这一切，但希姆莱禁止讨论。1945年4月8日，莫雷尔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电疗。4月15日，他说希特勒的颤抖是“摇晃麻痹”的变种。他开始注射Homburg-680和Harmin，这两种都是提炼自可致人于死的茄属植物;由于这两种药物皆治疗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尔后来因此怀疑希特勒得的是这种疾病。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特征是偏执狂、狂妄自大、沮丧、狂躁、疯狂暴怒和突然的犯罪行为，由于希特勒的特性和战争的环境，这些症候不适用于希特勒身上。维森塔尔怀疑希特勒患上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执狂。雷德利希也认为是偏执狂：“偏执狂妄想是希特勒最显著的心理疾病情结，偏执狂患者相当多疑，认为别人要迫害他。”当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气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为妄想症，而是因为联军;屡次暗杀行动都失败，有几次差点炸死他，但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尔也计划谋杀希特勒，吉辛则考虑用高剂量药物。吉辛在日记中承认，当时他很想除掉这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的随身仆役打断了他的冲动。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失败，因为在希特勒和炸弹之间恰好有一张厚重的橡木桌。他认为这是他不败的迹象，觉得很高兴，证明上天保佑他。他说，如果就这样死了，倒也乐得解脱，不必整夜失眠忧虑，也不再有严重的神经病痛。



对于一个差几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么可能诊断他有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对于一个正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如何诊断他的沮丧？或是一个服用高剂量碘化钾，因为沮丧而经常停止服药的人，又如何诊断他？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经常流泪。1942年最后四五个月，希特勒经常兴高采烈，莫雷尔因此认为他是躁狂症压抑失调，这在诊断上和梅毒患者的狂躁和沮丧难以辨别，因此经常会误认。但是，希特勒这时候也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后几年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从他在后期的军事会议上可以看出来。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动非同寻常地突然缺乏判断力？施佩尔没有遵照他的命令“杀死所有的战俘”（他说这是病态的产物）;也没有人执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热、更残酷、已经扭曲的道德意识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气。他本来就经常对幕僚发脾气，到后来更常生气也更暴躁。他会咆哮几个小时，唾沫四溅，在地板上滚动。有些资料甚至说他咀嚼地毯。



从希特勒最后几年的行为，可以看见其他较细微的麻痹性痴呆迹象。略举数端如下：冲动（希士顿提到突然的决策带来可怕的后果）;注重细节（施佩尔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权，而是每个细节都要管，这导致严重的后果）;思考没有组织（1944年对军火工业代表演讲时，说话没有逻辑且不知所云）;短暂错误的看法（前一分钟坚决认为有一支新的军队，后一分钟就知道自己搞错了）;以及心智变得僵化重复（幕僚注意到他经常一再说同样的事情）。



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的心智：“（从1942年夏天）开始有僵化发呆的奇怪状态;冷漠易变，优柔寡断，显然无力处理重大的问题，面对问题又很固执;经常刻薄易怒。以前他总是以轻松的态度下决策，现在他必须绞尽脑汁思考。”



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一个人可能发疯多年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论及自己，还是说将来可能如此？隆美尔元帅对希特勒在经历最后的暗杀行动后的心智相当确定，他说：“这个病态的说谎者已经完全疯了!”



战争最后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十六英尺厚的混凝土和六英尺厚的泥土。嘈杂的抽风机所送的空气，都是他自己胃肠胀气以及莫雷尔恶心的体臭味。最后一年，除了幕僚、将领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见他。施佩尔这样描述他的衰弱：



现在他皱缩干枯像个老人，四肢颤抖，走路蹒跚，拖曳着步履。甚至声音也震颤，丧失以前的威严。说话语调含混支吾，完全没有力量。他经常像个老头子一样兴奋起来，声音开始破碎……他的脸色变成灰黄色，脸部肿胀;制服本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污斑，因为吃东西时手会颤抖……我经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也许这是每个人都会静静听他下令的原因，因为长久以来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继续调派已不存在的师团，或者命令以飞机运补，但是飞机因为缺乏汽油已经无法起飞。也许这就是大家没有说话的原因，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进入他的幻想世界。



那些负责打仗的将领，对于希特勒这位领导人心智如此涣散，感觉又是如何呢？从1943年春天起，就有许多次暗杀行动，但全失败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认为上天在保佑他。这其中有多少次暗杀行动，是因为相信希特勒得了后期梅毒随时可能发疯而致的？在1940年代，梅毒患者会精神错乱是众所皆知的事，那么有谁知道在地下碉堡里即将发生梅毒患者带来的大灾难，这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敌军、德国军方或德国人民听过这个传言，其对战争造成后果将是可怕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在权力中心流传，虽然是小心谨慎地讨论。多少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我们无从得知。目前我们认为，只有没收希特勒病历档案的威廉·弗里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莱与秘密档案



1942年底，莫雷尔和勃兰特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知道希特勒正逐渐陷入梅毒性痴呆，但是要如何处理这超级敏感的信息呢？他们一起签署一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曾经宣誓“我的忠诚就是我的荣誉”──这时候他们有过什么内心挣扎，害怕自己的生命难保吗？SS卫队头子希姆莱听说过传言：他的元首得了后期梅毒，可能会死，甚至更糟的是随时可能发狂。希姆莱将这个最高机密告诉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克斯滕于1956年出版记录他们谈话的日记。



克斯滕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他在参加芬兰人争取自由脱离俄国的战争后成为芬兰人。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国医生学习按摩，为希姆莱治疗肠痉挛之前，已经有许多皇家和贵族的客户。希姆莱有时候会因为肠痛而昏厥。崔若伯为克斯滕的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希姆莱的男按摩师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操控他的肠胃，也操控他的意识，让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无人情味、没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轻信的专横人物，向他忏悔自白。”



克斯滕的日记中，第一次重要的对话是在1942年12月12日。“这是我治疗希姆莱以来最刺激的一天，”克斯滕说：“他非常紧张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问他是什么事。他反问我：‘你能够治疗严重头痛、头晕目眩和失眠的人吗？’”克斯滕回答说可以，但是他必须先检查患者，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莱说，除非他先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无法透露此人是谁，于是克斯滕郑重其事发了誓。



希姆莱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夹，里面有蓝色手稿。“你看了就知道，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这26页的报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住院的病历，当时他因为英国毒气暂时眼盲接受治疗。报告指出在帕泽瓦尔克有某种症状和梅毒有关，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现（莫雷尔治疗希特勒整整一年），证明梅毒继续蹂躏希特勒。在1942年初，这些症候显示“毫无疑问地”希特勒有进行性瘫痪。“除了瞳孔固定和口齿不清之外，梅毒的每个症状都曾出现。”



克斯滕告诉希姆莱，他无法治疗心理疾病，并且询问希特勒目前治疗的情形。希姆莱回答说，莫雷尔医生为他注射，检查疾病的进展，让他有能力工作。当然，那时候认为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



希姆莱向克斯滕求助：“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国的元首，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间，只有在元首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力量;他不能舍弃我们。”希姆莱继续说：“我们必须尝试各种疗法让他继续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这样结束，他曾经有如此伟大的勋业……我一想到元首对我们的贡献，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没有办法挽救元首免于梅毒的蹂躏。现在来了个莫雷尔，宣称可以救治元首。我没什么好反对的，因为他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马上就恢复成以前惊人的睿智理性。”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应该到心理医院接受彻底的检查，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答应，况且如何能够保守秘密？如果外国的情报人员听到风声，敌方用无线电广播警告德国人民，可以想像其结果将是兵败如山倒。第一要务就是要赢得战争。希姆莱再次强调要保守秘密，并将文件放回保险箱。他探询道：“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克斯滕？”



下个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滕记录他与希姆莱关于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谈。希姆莱问克斯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希特勒，克斯滕建议采用瓦格纳-尧雷格疟疾疗法──这个治疗后期梅毒方法的开山祖曾经因此赢得诺贝尔奖──又说希特勒应该避免太操劳。克斯滕解释说，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产生幻觉以及夸大狂。生理上可能会“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和瘫痪”。克斯滕说，这疾病真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威胁。一道命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还是受到疾病影响的时候下达，希姆莱如何分辨呢？根据克斯滕回想所看的报告，希特勒于1918年在帕泽瓦尔克接受当时标准的治疗（可能是水银），那时他的症候已经消失。



克斯滕建议希姆莱采取行动，将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莱说他做不到，因为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势必引起争权夺利。此外，他如何证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为过度操劳造成的？这次谈话就在希姆莱闷闷不乐的沉思中结束，他会仔细观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1943年2月4日，负责SS卫队禁卫军总部的柏格将军问克斯滕关于国外谣传希特勒有梅毒和进行性瘫痪之事。克斯滕承认好像听过这种传闻。柏格认为希特勒受到毒气伤害，可能引发先天性梅毒。克斯滕说，最好不要讨论此事，这是很危险的话题。柏格赞同说：“我们会闭上嘴，好像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克斯滕再一次不顾保密的承诺，问希姆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档案。鲁道夫“吓得脸色发白。‘天啊!’他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险。你是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最重大的机密!’”



鲁道夫猜测，只有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尔曼·戈林也知道。克斯滕问他是谁写的报告，鲁道夫说他不能讲，但他透露：是“非常负责的人，他的忠贞不容怀疑”，他觉得有责任告知希姆莱。这个人最近与他在战场上的总部有过长谈。克斯滕也问希姆莱知道此事多久，鲁道夫说，他一直知道有此传言，但是拒绝承认，直到这份报告出现。现在他不再怀疑此事。



大卫·欧文排除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以及黑色档案，他说：“根据这赝造的资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现梅毒性瘫痪是在1937年，1942年复发。在他所写的《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这本书中所做的血液检测，则是完全否定这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说：“从来没有克斯滕所说的‘黑色档案’，也没有进行性瘫痪。”但是，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血液检测并非是决定性的。何况，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怎么可能知道希姆莱保险箱中的这大逆不道的秘密报告？欧文在《希特勒的战争》的序言中，说克斯滕杜撰事实，并且以26页病历档案为证，证明莫雷尔的日志是伪造的。如果莫雷尔的日志是秘密梅毒患者的医疗记录，克斯滕的文件在与之对照之后才能被证实。更重要的是，克斯滕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医院的治疗，以及目前的健康状况，除非他看过秘密报告，否则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没有得梅毒，那么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就是无聊的虚构。不过，莫雷尔的日志被认为是梅毒进展的记录，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其实也很合理，它显示喜好争权夺利的希姆莱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随时可能病情恶化，试探发生意外的机会。如果希姆莱紧张地等待，纳粹核心里还有谁也在等待呢？那些流传多年，说希特勒已经发疯的传言，有多少是认为希特勒因为梅毒而精神错乱？



不管克斯滕为何出版日记，报告的签名者才更令人吃惊，他却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阿希姆·贝斯根后来发现签名者，他的书《沉默的命令》详细探索克斯滕出版的资料。贝斯根经克斯滕遗孀的同意，详细阅读日记原本。他摘录克斯滕与希姆莱有关黑色档案的对话，大部分和克斯滕的回忆录相符，但是加上：



“报告有勃兰特医生和莫雷尔医生的签名。”



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贝斯根放在书中最后一段，它证明这两位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勃兰特和莫雷尔冒着生命危险，在斯大林格勒之役开始时，告诉大权在握的SS卫队头子，说希特勒因梅毒随时可能死亡或发疯。只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知道希特勒的详细病情，为什么克斯滕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们？他基于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们泄漏秘密的病情？虽然莫雷尔设法让希特勒保持正常，但是联合签名暗示勃兰特协助他，他们显然都觉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莱，控制好内部的安全，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状况。



莫雷尔与勃兰特并不亲近。莫雷尔取代勃兰特，成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负责人。勃兰特于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跟着他飞去会见墨索里尼。他与莫雷尔勉强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将他开除，因为他抱怨莫雷尔所开的药丸含有马钱子碱。这事件的起因是吉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盘中有六颗黑色药丸，而从莫雷尔的“寇斯特药丸”研究可知马钱子碱是其成分。希特勒当时黄疸病初愈，勃兰特要求莫雷尔将他纳入医疗计划中。莫雷尔记录如下：



与勃兰特交谈。他说：“如果你说你只是按照命令，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希姆莱会对你比其他人好？现在许多人被处以绞刑，必须非常冷静判断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么差错，你能想像接下来会如何？别人不会要求哈塞尔巴赫负责，但是你要负责，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从现在开始最好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人告知希姆莱有关希特勒进行性瘫痪的事情，希姆莱在危机发生时是否支持勃兰特和莫雷尔，这问题就有不同的意义。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兰特并且判处死刑，因为他为了安全将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国人地区。希特勒自杀后几天，施佩尔和勃兰特获释，但不久美国人又将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医生都被解散，只剩下莫雷尔单独负责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莱监督他的工作。从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莱命自己的医生史坦普菲格进入地下碉堡加入医疗团队。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莱指派的，肯定会告诉他有关梅毒的问题，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认为希姆莱知道吗？



战后，希特勒的“元首医生”们被俘，他们在军事情报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写希特勒的病历，勃兰特和莫雷尔关在同一间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联合审问报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医生认为”，勃兰特、吉辛与哈塞尔巴赫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记忆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没有瘫痪。胃病显然一开始就很严重。哈塞尔巴赫写道，希特勒喜爱寻欢作乐。除了勃兰特，说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说希特勒心理正常。而这个勃兰特却是先被希特勒赶走关押，后来又被盟军绞死的一个人物，这时点常常遭到人们忽略。医生们的描述相对于战争末期莫雷尔的日记和施佩尔的描述，差异很大。美国人提的问题似乎更无法想像，只要他们描述希特勒身体的各部位，如他身上有什么小伤疤、如何分他的头发，却没问病理学上较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没怀疑希特勒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也可能他们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自杀身亡，还想办法逮捕他呢。



后人认为，这些元首医生在囚禁中等待发落的时候，可能迎合美国人的需要，以编造这些假资料为乐。莫雷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塔妮亚·朗，说他从来没有给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获释，住在巴伐利亚，死于1948年。勃兰特于1948年6月2日在兰兹贝格监狱被执行死刑，因为他参与了希特勒安乐死的计划。



关于希姆莱的黑色档案还有两个问题。如果莫雷尔与勃兰特在文件上签名，显示希特勒正处在第三期梅毒，那么当希特勒被英国毒气弄瞎了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帕泽瓦尔克的文件有什么证据可证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个忠贞不二的人跟希姆莱在野战总部秘密会面？第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1918年的帕泽瓦尔克医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内，与几名同胞被英国毒气侵袭而暂时失明。一名不太严重的人带着他们逃离，像瞎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布鲁塞尔的野战医院。希特勒被独自送回德国，住进帕泽瓦尔克医院。他的眼睑痉挛，眼皮肿胀无法睁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想这次意外：



10月13日晚上（正确时间是1918年10月15日），在叶普斯之役前英国以毒气攻击南边前线;他们使用黄十字毒气，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当天晚上我自己也亲身体验到。在威委克南边山上，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几个小时的连珠炮火和毒气弹，相当猛烈且持续整个晚上。午夜时，许多人昏倒，我们有些同胞就永远死了。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痛苦，每隔15分钟就更加痛苦。早上7点，我眼火在烧，只能蹒跚踉跄而行;带着我最后的战争报告。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变得像灼热的煤炭;黑暗逐渐包围了我。



希特勒恢复视力，但是当休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再次失去视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着蹒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将燃烧的头埋入毯子和枕头中。”此后多年，他一再说起这个故事，在他第二次恢复视力之后，有个超自然的愿景激励他成为德国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从帕泽瓦尔克医院出院，回到军中。后来在叛变审判中，他说只能阅读报纸上最大的标题，很怕失去阅读书籍的能力。



鲁道夫·宾尼恩在阅读《见证人》一书时，怀疑作者犹太医生恩斯特·魏斯可能参考过真正的文件，所以才能写出这么详实的故事，并且真有一位精神病医师在P为“AH”治疗。宾尼恩最后研究发现这位医生是埃德蒙·福斯特，又发现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长的戏剧性故事。



1933年，福斯特带着希特勒的记录到巴塞尔，然后去巴黎，为了安全起见他给德国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其中有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国之后，被格拉夫瓦尔德的医学院解聘，然后校方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审问他十三天。此后，福斯特这位见证人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杀。宾尼恩访问福斯特的长子，他回想父亲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医疗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讯，巴黎的德国新闻记者也觉得这消息太危险而没有刊载。



魏斯以小说形式透露这医疗秘密，他的小说在他自杀之后幸存下来。1963年，在遗失多年之后，它终于在德国以《见证人》出版。1977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发行英文版，宾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叙述者。同时，魏斯和福斯特一样，于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开枪自杀，这时德军已占领巴黎。托马斯·曼与诺莉诺·罗斯福已经为他取得美国移民签证和机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说中，见证人被指派到P医院，在那里他治疗在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如紧张不安、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其中有一位患者AH，身体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兴奋、喜欢狂热煽动，需要训导惩戒。他的眼睛因为毒气手榴弹而“像灼热的煤炭”。魏斯这里是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动他们仇视犹太人，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见证人对自己施展催眠术，并且引导他自己有意愿去看见，然后让他能够入睡，结果奏效。“我扮演命运之神，让这失明的人恢复视力。”AH掌权之后，向千万群众施展催眠术，告诉沮丧消沉的德国人，在神奇的治疗下德国也能够恢复国威。见证人将他的病历保存起来，并且埋在沼泽里。



魏斯的叙述者怀疑AH的种族仇恨可能是因为情欲经验造成的，后来感染梅毒，认为未来要禁止与那些血液受到污染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位失明者仇恨犹太人，而这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治疗好他的失明，暂时使他不再失眠，但是无法使他一秒钟不仇恨犹太人。他可能是在维也纳生活困顿时，被某位犹太女人所害？他是自愿守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德国血统的女人？这让他很痛苦，使他无法入眠，使他无法爱人，无法满足，也使得他拥有狂热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这刺所刺伤，因此他以狂暴的拳头反击？



一位穿着党制服的人要求与见证人说话。他要求交出有关AH的文件，见证人拒绝了，然后将文件从沼泽里拿出来，放进防火的保险箱。但是这文件在屋子里，让他很担心。他以一般邮件寄给自己，收件地址在很远的邮局，这样可以保存三个月。最后他决定将文件藏在瑞士，开车到巴塞尔，在联邦中央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诱回来遭到逮捕，严刑逼问十三天，差点被打死。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给他们，要撑到底!”



见证人获准离开，与妻子重聚。他打开保管箱一看，空无一物;他白白忍受那些折磨。妻子为了让他获释，在他们朋友赫尔穆特的怂恿下，交出了文件。不过，即使盖世太保现在有AH患者的医疗记录，他们还是没有医疗秘密。



见证人描述这状况：有一天，他（赫尔穆特）开始谈起这件事情，说还有附带的证明。他为了营救我，将这文件交出去。他是将我放在保管箱的笔记文件都交给秘密警察，但是他们并不满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见了，就是有关他与女人关系的部分。在P和他交谈许久，我已经知道许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我知道详情，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我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下，只有我才看得懂。



见证人，也就是福斯特，有关AH与女人关系的医疗秘密，到底是什么？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的序言中，表达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杀及恶魔本质背后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说：“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泽瓦尔克的催眠师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藏在一个保管箱中。”这个遗失的关键一环可以解释希特勒，罗森伯姆对此很痛苦，他说：“有个东西遗失了……就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想像，就在瑞士银行的保管箱里妥善保存着。这并非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是我们无法取得。不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恐惧，而是要探索难以理解的罪恶”──他说，这不是寻找圣杯，但却是为了解释希特勒。



另一方面，美国精神病法医学家大卫·波斯特在对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早年病史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经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大卫·波斯特认为，正是早年的催眠术治疗使希特勒果真以为自己是具有“超凡力量的人”，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自以为是超人的魔鬼。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路易斯根据这种理论撰写的新书《创造希特勒的人》日前已在美国出版。大卫·波斯特博士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法医学家，他对希特勒早年病史的研究已有10多年的历史了。波斯特博士认为，正是一名德国精神病医生早年对希特勒的催眠术治疗无意中激发了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从而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纳粹魔鬼”。



根据多年的研究，波斯特发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身为德国下士的希特勒遭遇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在德国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奥地利籍的神经科医师卡尔·克罗诺医生当时正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之一，二战结束后克罗诺曾接受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向美国情报机构回忆了1918年时青年希特勒的治病史，波斯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克罗诺医生的十多页纸回忆录。克罗诺医生在回忆录中称，1918年10月，29岁的德国下士希特勒在比利时前线的一场战役中遭受了芥子气攻击，他的双目暂时失明，被带到了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希特勒的双目在治疗中渐渐恢复了视力，但是在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后，希特勒又开始抱怨自己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克罗诺医生回忆称，当时医院中一个资深精神病专家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断定，希特勒眼睛的再次失明是典型的妄想症癔病，福斯特尔医生在11月为希特勒进行了有效的催眠治疗。从那以后，有关希特勒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病历和医疗历史就成了一团迷雾，当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这名纳粹元首命令手下销毁了他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所有病历记录。而当年为他治病的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则以“试图向国外媒体分析元首的精神状态”的罪名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关押审讯13天后死于监狱中，一说是被害死，另一说是他死于自杀。而这个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正是一个犹太人。



波斯特称，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是更加全面的问题，而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波斯特在美国《法医学》杂志上写道：“我认为有足够清楚和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年轻时代曾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然而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以为自己是超人的魔鬼。”波斯特称，正是从帕斯沃克镇医院康复出来后，希特勒开始下定决心参与德国政治，并于1933年踏上了德国政坛的顶峰。



1942年，交给希姆莱的帕泽瓦尔克报告，里面的秘密就是梅毒。见证人在巴塞尔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吗？希姆莱黑色档案中有一部分是莫雷尔和勃兰特所写的报告，是关于希特勒目前的医疗状况，其他部分则是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患有梅毒的症状。帕泽瓦尔克的病历报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莱的手中？如果一开始似乎不可能追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帕泽瓦尔克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位无名士兵的治疗记录，尤其是希特勒已经下令弗里克没收销毁这些资料，那么1942年希姆莱重新得到这份资料，显然有许多可能性。事实上，可能是医疗记录资料就有许多份（而且各有许多副本），如福斯特的病历记录、医院病历摘要、希特勒治愈后出院发给军方的报告。福斯特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两份副本给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一份给魏斯。当然，依照小说的记载，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尔的保管箱里。



盖世太保多年来夺取这些记录，问题是盖世太保中谁负责此事，希特勒的领导层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而元首有梅毒的报告在SS卫队高层又会引起多少不安。谁能够信任呢？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秘密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记录，海德里希于1942年被暗杀，这些资料就转交给希姆莱。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希姆莱在收到黑色档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资料，那么他请勃兰特和莫雷尔撰写意见报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馆政变审判的记录，包含帕泽瓦尔克报告的副本。根据宾尼恩所说，威廉·赫格纳从政变时起就是希特勒的政敌，他从政变审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文件，直到1933年该文件才被盖世太保夺走。戈林当时主管盖世太保，但是赫格纳的副本被夺走时，巴伐利亚的警察归希姆莱管辖。根据宾尼恩所言，福斯特拥有的病历正本由威廉·卡纳里斯（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头子）与希姆莱本人保管。显然布雷多将军也有一份，他于1934年在“长刀之夜”被枪杀。简言之，希特勒的帕泽瓦尔克医疗记录有许多副本，如果最后连一份都没有传到希姆莱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莱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第三个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莱已经有希特勒的医疗记录，他可能直接找勃兰特和莫雷尔随时掌握希特勒的近况。但是克斯滕所看的报告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的签名，他还问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谁是那“忠诚度没有问题的人”。当时谁会有帕泽瓦尔克文件，可以接触勃兰特和莫雷尔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负责、正直，能够将消息告诉希姆莱？



希特勒的随员中三位有希特勒过去的健康记录，他们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威廉·卡纳里斯、威廉·弗里克。海德里希已经被暗杀，他的档案都移交给希姆莱，所以先排除。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前国防军情报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泽瓦尔克的记录。卡纳里斯在1942年经常与希姆莱会面，是对抗希特勒的关键人物，也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莱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状况。希姆莱没有怀疑卡纳里斯自己的密谋，还告诉卡纳里斯他知道有个叛变计划。1943年，德国一位重要的间谍在土耳其变节叛逃联军，此事和卡纳里斯有关，希特勒大发雷霆将卡纳里斯撤职。卡纳里斯涉及军队许多暗杀和叛变的计划，他向英国透露许多战略上的秘密。1943年3月，他飞往斯摩棱斯克协助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但他在密谋前在家里被逮捕。纽伦堡大审时，发现卡纳里斯在占领俄国时曾经阻止种族灭绝屠杀。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里克，他从1933年1月起担任希特勒的内政部长，是希姆莱高层的信使，忠诚度没有问题。弗里克一开始就跟着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中与施特赖歇夫还有其他人一起被捕，当时被控以通敌。最初是弗里克与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莱掌权的，希特勒三次没收健康记录：斯皮托夫的记录、赫格纳的记录以及帕泽瓦尔克文件，都跟他有关。希特勒心智逐渐失常，弗里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说希特勒正在带领国家走向毁灭，弗里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精神错乱。”这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意见。



欧文在1983年出版《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一书，他提议“消灭”关于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话，因为莫雷尔在1940年以“患者A”送交实验室做血液检测，其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欧文此说太过轻率。梅毒学的教科书警告说，不要被不正确的血液检测误导。斯托克斯写道：“患者可能经瓦色尔曼检测多年来都是阴性反应，结果还是死于梅毒。”尤其是晚期、热疗与局部治疗的病例。他引证许多研究：后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有个研究和希特勒有关，特别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奥诊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尔曼检测是阴性的。这群患者有个共同的后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肠胃痛。1936年，合作临床小组发现，患者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只有52%会出现瓦色尔曼阳性反应。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只有在感染初期，伤口充满螺旋体的短暂时间内才会接近百分之百准确。希特勒感染已经30年后才做瓦色尔曼检测，其间有许多机会接受治疗。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设计人质疑使用瓦色尔曼检测法来筛选实验对象，因为他们预估有25%的患者会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即使这些患者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没有接受过治疗。希士顿夫妇甚至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以前感染过，而且梅毒在当时无法治愈，以前感染过就表示持续感染。



瓦色尔曼阴性反应被认为是铁证，一直被用来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线索：否定维也纳妓女事件，认为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从来没被诊断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从来没有为他治疗过梅毒。



欧文又说：“从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从来没有得过梅毒。”但是，尿液分析不适用于诊断梅毒。许多传记作家与医学作家因为错误的梅毒检测，没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战最后几年，因为第三期梅毒的连续摧残，无论生理或心理都已经颓败不堪。欧文很乐观地认为，他出版莫雷尔日记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经过就完整无缺了。”



血液检测并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结果是阳性反应，希特勒和莫雷尔也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他们要掩盖梅毒快速进展的事实，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患者A”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样本。也许“患者A”与他的私人医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饰秘密。



埃恩·科萧发现，虽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只有少数是“完整的严肃学术性传记”。而这些严肃的学术传记的作者中只有艾伦·布洛克考虑到梅毒，在1953年的传记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汉夫施滕格尔的评论，但说这是传言而非第一手资料。布洛克写道：“例如，根据报告，普希一再说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感染梅毒。这可能是恶意的谣言，但不只一位医学专家暗示，希特勒后来的症候，无论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因此这个说法很值得参考。不过，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医学报告出现，否则这还是未定之论。”布洛克的结论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认为身心失调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设的希特勒医疗报告，其实曾经存在，至少是以暗语在莫雷尔的报告中写出，战争末期由一名德国军官拿去掩埋。1959年这些文件被发现，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处制作成微缩胶片，希士顿使用这些胶片，作为他们写作《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主要资料来源。四年后，欧文编辑莫雷尔的日记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尔资料──这些资料“意外地”于1981年出现在国家档案中。



希士顿是精神病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状况，认为希特勒有滥用安非他命的迹象。施佩尔为希士顿夫妇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也同意说：“我写了几百页对希特勒的长期观察，以及我做为他亲密伙伴的经验。关于他个性的改变，颇符合希士顿夫妇的研究结果。”



希士顿夫妇指出，希姆莱在1937年的纪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希姆莱：‘神经性梅毒的迹象。’来自克斯滕的回忆录。”他们发现：“梅毒的症状千变万化，善于模仿其他疾病。”但是，他们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没有痴呆现象，尤其是没有丧失记忆力。“神经性梅毒不可避免会造成痴呆，这通常是第一个症候，如果不是第一个，在几个月之内也会出现。第二，梅毒会出现特殊的眼睛症状，不过勒莱因医生详细检查没有发现不正常。”但是，神经性梅毒的个性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完全麻痹性痴呆出现痴呆现象可能要经过许多年。问题是希特勒还没出现麻痹性痴呆或痴呆就死了。许多资料显示，希特勒神奇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勒莱因没有发现瞳孔固定和不规则，他却发现眼睛有其他症状。



希士顿夫妇写道：“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肠胃、神经系统和心血管，这三个器官系统有重大疾病。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显然他病得很严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些疾病的性质，或是对历史可能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他们从莫雷尔的报告以及访问过去认识希特勒的人，觉得现在累积了相当足够的证据。虽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后来的症状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所致，但也正确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于当时梅毒无药可治，早期感染意味着将继续感染。他们描述希特勒疾病的发展，所用的言语暗示患有梅毒：“从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杀，希特勒出现已知的迹象、症候和对行为可预期的影响，因为脑部机能疾病而出现间歇性失能。”



弗里茨·雷德利希在脚注中将传记作者的意见做个摘要，统计出只有少数的书籍与文章讨论到希特勒的病历。每个人都很快若无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东·诺伊迈尔写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伯特·爱德华·帕克的结论是：“莫雷尔的日记中没有出现痴呆现象，血清检测又是阴性反应，这些证据足以否定希特勒患有这种疾病的可能性。”



有个人认为希特勒是患脑梅毒，他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历山大·金姆（Alexander Kimel），他曾在网站上张贴这个消息。金姆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于1908年不见踪迹，却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兹，1908年2月他离家到维也纳（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月，他穿着黑色外套，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兹的朋友，也是在维也纳的室友，他与古斯特观赏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他就看了三十几遍。然后他失踪，一句话也没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次出现时，整个人已经变了。1909年圣诞节，以科萧的话来形容，他又瘦又脏，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极”，与“社会底层的妓女、酒鬼、穷困无望的人一起鬼混”。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是目前关于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写道：“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很少用这个词），希特勒并没有全身性瘫痪，这是严重的梅毒转变疾病，病征与症状很容易诊断出来，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为，独特且容易辨认的精神病症候（如瞳孔对于光线的反应不规则），严重的口齿不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血清与脊髓液做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雷德利希说得没错：“希特勒没有麻痹性痴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出现梅毒的警讯阶段。”



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没有证据足以否认。然而，他的生活显然可以看出是梅毒患者发展的模式，这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重新探索档案。如果说希特勒在1908年经由性交感染一种他认为是源自犹太人的疾病，这让他从少年时就遭人排斥，而这事不断蹂躏他的身心，那么又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不仅希特勒可能是一个梅毒患者，希特勒的精神偶像尼采和希特勒的政治偶像列宁，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梅毒患者。据说梅毒折磨病人，并可使其病人达到狂热的状态，让他们在垂死的病痛中焕发出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纽伦堡大审判》记载落在盟军监狱里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表现，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对里宾特洛甫的探访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时，他目光闪烁，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说：‘嗯，也许这种力量在银幕上表现不出来。’接着里宾特洛甫眼睛中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颤抖着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坐牢受审，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进这间屋子，并下达什么命令，我会不顾任何后果立刻去执行。’”这就是“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2005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这一可能的诊断：研究显示同志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被感染了这一性病。在红色政权建立不久，梅毒就开始在他的健康中占了上风，并终于在1924年要了他的命。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53岁死掉的列宁是在与一系列古怪病症的作战后死去的，其死因有不同说法，包括脑瘀血、中风、梅毒、精疲力尽或脑动脉硬化等。梅毒诊断的困难在于其症状与其它疾病有共同之处，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 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 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到十几年后的晚期, 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心血管损伤可能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直到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 梅毒一直是不治之症。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作的大量文件，被认为是“与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相吻合”的表现。列宁的病症极像梅毒症状：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被偶尔的抽风、剧烈头疼、恶心、失眠和局部麻痹折磨。他曾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



这些以色列研究人员5年的研究充分说明，个人的腐败足可败坏历史的进程。1924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与世长辞，年仅53岁。如果列宁没有梅毒，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斯大林暴政。



列宁所患的梅毒导致了他晚年的脑损伤和临终前两年的痴呆症状。Eliezer Witztum博士说，“我仔细阅读了列宁在最后三年病情逐渐恶化的所有相关材料，其中描述的病症与官方公布的动脉硬化根本不符合。”对于梅毒的诊断，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时经常被误诊为其它带有脑紊乱现象的病症，但是记录显示，当时前苏联医生给列宁用了阿斯凡纳名，这种含有砒霜的药物只用来治疗梅毒，这说明，医生们很清楚列宁的病情。“我的同事Vladimir Lerner曾经是莫斯科Ben-Gurion大学的教授，当时他与列宁首席医师的儿子共事，他的儿子向Lerner确证，许多尸解记录均表明，列宁确信无疑死于梅毒。”



列宁的遗体仍然陈列在莫斯科供人瞻仰，他的脑组织可以提供最后的证据，但是俄国政府或许永远也不允许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组织标本的检验。“他们不会让任何人这样做，假如我说乔治·华盛顿死于梅毒，美国政府会让我们对他的脑组织进行DNA检测吗？”列宁1924年去世，享年53岁。三位以色列医师为他做身后诊断，推定他死于神经梅毒，使用资料包括1991年苏联崩解后开放的相关文件、验尸报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具结永远缄默的医师回忆。克里姆林宫维持至今的列宁死因是脑血管硬化，但治过列宁以及验尸在场总共27名医师里，只有八人在最后验尸报告上签字，其中一人后来对儿子透露，验尸报告有八个版本，所载死因各个不同，其中一个是梅毒。



三位以色列专家抽丝剥茧，梅毒的决定性证据有四。而列宁死前的精神性格状态与梅毒损害大脑的过程吻合，则是有力佐证。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逐渐不耐噪音，脾气日渐暴躁，有时尽失自制，对事物过度敏感，连音乐或小提琴的声音都不能忍受，这就是梅毒侵害神经系统的初徵。



新的研究表明，希特勒的先行者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比希特勒还要过分：伟大的革命导师竟然是死于一名巴黎妓女传染给他的梅毒，而希特勒尽管声名狼藉，毕竟是自杀身死，而不是梅毒逝世的。



海伦·拉巴波特是备受尊敬的俄国历史专家，是包括作家协会及剑桥作家社团在内的许多组织的成员，她说书籍，论文及杂志对列宁晚年的描述表明，列宁患有性传播疾病，并最终要了他的命。她说列宁的许多病症均表明他得了梅毒，许多苏联高层人士也这样认为，但苏联官方禁止他们公开谈论并以死威胁，因为公开此事会让苏联共产党尴尬。所以官方文件仅仅记录说：列宁死于1918年三次中风及一次暗杀未遂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



拉巴波特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著名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写的一份报告，巴甫洛夫因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而闻名，他称“革命的成功是由一个脑子患有梅毒的疯子取得的”。然而，苏联禁止公开批评列宁，以身试法者经常被杀害，巴甫洛夫之所以能免于被害是因为列宁赐予他豁免权，以利用巴甫洛夫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共产主义的先锋，领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一部分。他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苏联，成为苏联第一位政府领袖，并仍是20世纪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死于1924年一月，享年53岁。最后两年他三次中风，最后已瘫痪在床，失去语言能力。苏联将列宁的死归于三次中风，着力掩盖列宁晚期古怪，狂躁的行为及发怒还有早逝的原因。



拉巴波特说，证据表明列宁可能1902年在巴黎从一个妓女身上感染了梅毒。她将这一观点写在了新书《反叛者：流放中的列宁》中。她说：“在许多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及科学家中，列宁死于梅毒是未公开的事实。但苏联迫使他们签订数十年的保持缄默协定。”“但在所有的证据中，巴甫洛夫教授的断言最有说服力。”拉巴波特说巴甫洛夫教授的证据是1928年，巴甫洛夫与一名医生米凯尔·泽诺乌在巴黎的讨论会上，这次讨论会有文献记载。文献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她说：“巴甫洛夫知道，列宁死后的1924年，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被召来会诊列宁的大脑，他们均认为列宁死于梅毒，这已是他们内部公开的秘密，当然，没人公开此事，苏联官方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



列宁并非第一位死于梅毒的领导人，其他有文献记载的患有梅毒的领导人包括亨利三世，伊凡雷帝，阿道夫·希特勒及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美洲的梅毒培养了这么多的暴君，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欧洲的病毒几乎灭绝了美洲的印第安人。



梅毒使得希特勒深受眩晕症和胃肠胀气之苦，胃痛和胸腔痛不时发生，颈部常年有疖子，手足患有麻痹性震颤，因此他每日要服用60多粒各种药丸。不过，梅毒也使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他久病成医，他关心起臣民的健康了。



希特勒曾采取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意识的措施。他亲自提议建立了全国癌症病人注册治疗制度，这是此类病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而当时在其他国家，癌症远远未被认识到是一种日益严重的与工业化有关的绝症危害。希特勒通过立法规定，农药中凡是含有砷这种致癌物质的一律禁止生产使用。吸烟能导致肺癌，希特勒又提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以政府名义干预此事。



希特勒的革新观念还体现在饮食科学上，他主张食品要少糖、低脂，少吃肉类和罐头。他又通过立法规定，大德意志帝国的主食也即面包，在制作时必须加大全麦面粉的比例，增加人们对纤维素的摄取量，总之就是反对吃得过精过细。希特勒基本上是个以蔬菜为主的素食者，所以其忠实走卒希姆莱不光效仿，还更进一步开发私家菜园，只吃纯天然食品。到了1941年时，德国已在所有学校中宣传吸烟的害处，并且在60个城市全面实现了公共场所禁烟。一年之后，也即希特勒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希特勒居然还有空关怀海洋鲸类的生存问题。他曾就此说道：“鲸脂消费的增加势必使得鲸类的数量降低，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挽救。”当时，到哪儿还能找到这么一位关心地球生态环境的友善人士呢？



这么一位“思想超前”的绿色人物，还倡导了一场防范核辐射污染的运动。另外，希特勒在杰纳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尼古丁危害的科研院所，并动用国家经费和设施，首创基因遗传学的起步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许多年里，一些国家还对其大力挞伐，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唯心论命题”，并将其列为研究的禁区。而人类对核辐射污染的防范，直到20世纪末才被重视。



希特勒这个酷爱犬类和金发儿童的“爱心人士”，何以又掀起一场浩大的犹太种族灭绝运动并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呢？他的那些极具有前瞻性的富于人道精神的观念，怎么又会与中世纪那些残忍的行为携手而行呢？通过研究希特勒这一个案，有关人士得出的结论是：这位从1933年起就成为“德国新主人”的历史罪人，完全能够同时具有以上这些显然对立的精神特征。希特勒确实具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梅毒病症在天才人物里并不罕见。据《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以下症状就很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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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潜伏在其他疾病背后，所造成的症状又如何呢？贝多芬的病历包括：严重的肠胃痛（痛得要死的腹绞痛）、可怕的头痛（他拔掉几颗牙齿，希望能够缓和头痛）、有只手指的指甲受感染必须动手术、下颚长脓疮动手术、风湿病引起肺部严重发炎（1815年，此后他就没有完全恢复健康）、风湿病痛经常复发中有一次“可怕的风湿发作”、“胸部因为痛风引起关节炎”、黄疸病、食道和鼻子流血、眼睛痛了五个月（复发过一次）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戴上眼罩，以及心脏衰竭。他经常心律不整，还将此编写入音乐（钢琴奏鸣曲，作品81a，《告别》），晚年时脸抽搐。这还只是部分症状，安东·诺伊迈尔（Anton Neumayr）含蓄地写道：“贝多芬晚年很可能有忧郁症。”



梅毒中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虹膜和眼睑内层的粘膜一再发炎。贝多芬为纪念鲁道夫大公谱成《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他写给申德勒（Schindler）的信上说：“晚上我必须盖住眼睛，我应该好好照顾双眼，史麦塔纳（Smetana）写信给我，叫我不应该写这么多笔记。”诺伊迈尔发现眼睛的状况“几乎可确定是虹膜周围发炎，包括虹膜和结膜（联结眼睑和盖住眼球的细致粘膜）”。



贝多芬自诉许多症状也许只是健康不佳。不过，发高烧然后长期生病，包括风湿病、关节炎、痛风、眼睛发炎、头痛、胃痛以及其他症状，不禁令人怀疑是梅毒引起的。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他不太相信医生，说他们是“医界之驴”（至少15次）。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21年11月12日）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到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



他跟魏吉勒说，耳聋就像鬼一样纠缠着他；想像他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和悲哀。但是他经历心境转变，快乐和沮丧轮流交替：“运用和展现我的艺术，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我要掌握生活，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被击倒。──啊！生命是如此美丽，我要再活一千次。”



1801年7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卡尔·阿门达（Karl Amenda）说：“告诉你，我最有价值的财产，也就是我的听觉，已经严重损毁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发觉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变得更糟。我们必须等待，看看是否听力可以恢复……我所说的请你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802年10月6日，贝多芬到维也纳郊外一个村庄，写下自杀遗书给弟弟（但是没有寄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将他的失望归咎于失去听觉：“你们认为我是坏心肠、顽固或不愿与人来往的人，其实你们都错怪了我。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我从小内心和灵魂充满善良，也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想到这六年来，我遭受到无望的折磨，那些无情的医生使我病情更严重，年复一年，骗我说有改善的希望，最后被迫面对持续不断的疾病（治疗需要多年，也许根本不可能治好）。虽然我天生热情主动，甚至对社会上各种活动都很有兴趣。但我很快就被迫自我退缩，孤独过活。有时候我想要忘记所有一切，但是突然警觉到我失去听觉，这让我备感哀伤……有人站在我身边，他能听到远处的笛声，但我却听不到，或是有人听到牧羊人在唱歌，而我还是听不到，这是多么羞辱的事情。这种事情几乎令我感到绝望；再绝望下去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我的艺术能让我活下去。啊！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世界，除非我能带走内心的一切。所以我苟延残喘活下去，对于一个敏感的身体，这样真是痛苦。我的身体可能突然之间从最好的状态变成非常差……如果我在坟墓里还能帮助你们，应该会很高兴──所以就这样吧。──我满怀喜悦奔向死亡。”



四天后，他写了一封遗书，痛苦地告别家人，放弃治疗的希望，期盼纯粹喜悦的一天；他的内心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喜悦。



……



贝多芬晚年，经常有人看到他在维也纳大街上疯狂跺脚，头发飞扬，边走边哭，或是哼着走调的曲子，似乎在与生命搏斗。他走路时大声怒吼，像是在赶牛。街上小孩爱作弄他，有一次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窥视别人的家，看起来像流浪汉。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外表，朋友晚上潜入他的房间，将干净的衣服放在床边，他似乎都没发觉。



贝多芬可能精神失常了，传言四处散布。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夏洛特·布伦斯维克（Charlotte Brunsvik）写道：“昨天获悉贝多芬已经发疯。”[33]他经常发脾气。李斯特（Franz Liszt）也发现他的不平衡，因而写道：“我公开表示佩服和喜爱的作品，大多是属于……今天所谓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不久之前，有人解释说，这种风格是因为贝多芬耳聋和精神失常造成的，这样说太不尊敬了）。”



］



除了贝多芬，荷兰画家梵·高也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在谢选骏看来，梵·高绘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画的都是“地狱景色”，因为这位地狱画家被梅毒逼上了绝路！



《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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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在他的手指上滑行，飞快得有如小提琴上的弓。他充满活力，以浓艳的蓝色背景营造出神秘的效果。他画的咖啡屋色彩丰富，是个会让人发疯犯罪的地方。宗教的影像太过兴奋刺激，他想画耶稣和天使，却失败了。他开始以更大的画布作画，想到他未来在艺术的地位。西奥说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有一天可以与贝多芬媲美。凡·高写道，必须让真正的火燃烧起来，才能达到他在绘画上的辉煌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这样的色彩。只有在疯狂投入工作时，他才能感觉到生命。他的脑筋绷得紧紧的，简直快破裂，他在半小时内想一千件事情。他头脑清醒时就投入工作，逐渐变得不省人事；绘画过程像是做梦。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更加虚弱，但是觉得自己的艺术天赋越来越高。



雅斯贝尔斯说凡·高的最后阶段，感情激烈与狂喜交相混杂，但总是有条不紊。他无穷的活力、极其强烈的兴奋，以及几近神秘的热情，再加上他不断说害怕发疯以及活不久了，引出一个可能无法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疯狂作画时期，是否经历过麻痹性痴呆发作前的狂喜和痛苦阶段？由于他自杀身亡，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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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认为，梅毒的传播事件，其本身就是“美洲的复仇”！原先主要在欧洲下层社会流行，三百年后的十九世纪，由于平民社会的到来，梅毒终于蔓延到了影响社会的人们那里，并在二十世纪通过梅毒病人尼采的哲学，塑造了两位身患梅毒绝症的政治领袖──列宁和希特勒，从而世界拖入了革命与战争的死海。梅毒造成的惨烈杀戮，使人想到，玛雅文明可能也是毁灭于梅毒肆虐的！



……



梅毒教科书也告诉我们，在晚期梅毒造成的“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最后神志清醒阶段，可能出现的迹象是有神秘的洞察力、以救世主自居的预言能力、浮夸的自我定义、清晰明澈的表达力和相当无法抑制，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保持精确细致。……这些特点，在尼采、列宁、希特勒身上都是清楚不过的。这么说来，尼采最后著作的超然卓越，与他即将被麻痹性痴呆所毁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符或是互相冲突之处。



尼采最后的著作一再表现出紧紧控制住能量与内在爆发力的影像。自传《瞧！这个人》最后一章“为什么我是命运之神”，宣告会出现危机，全世界大火蔓延数十年，前所未有的战争，并且确定尼采这个名字将与这些都有关系：“我不是哲学家，我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他的才智似乎无边无涯。



1888年12月18日，尼采写信给朋友卡尔·富克斯（Carl Fuchs）说：“从九月到现在，这几个月我所知道的事情比以前更广泛。最令人吃惊的工作，也简单得像游戏；我的健康就像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好，感觉有无穷的才智与坚定。我无法告诉你做完多少事情──每件事情我都结束了。未来几年，这世界将会重新开始：因为旧的上帝已经退位，我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圣诞节那天，他承诺在两个月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即将爆炸的机器，托马斯·曼（Thomas Mann）形容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就像是“被狂喜入神下了咒”。卡尔·雅斯贝尔斯描述说，这些最后的著作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由于尼采一生所出版的书籍，在他生前只卖出几百本，他最后的宣言似乎太过浮夸。但是他对于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问，他的极端自我夸大是否另有未被证实的隐情。



弗洛伊德称赞尼采最后著作的成就时，知道麻痹性痴呆的影响。1908年10月28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在当天晚上开会，纪念尼采遗著《瞧！这个人》出版。弗洛伊德说（奥托·兰克记录在《会议记录》中）：“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



弗洛伊德说，疾病成为尼采的宿命。（托马斯·曼更进一步指出：“他的天命就是他的天才。但是，他的天才还有另一个名字：疾病。”）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尼采内省反思所达到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绝后……最基本的因素还是必须加上去：麻痹性痴呆在尼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麻痹性痴呆形成一种松开的过程，使得他有能力看透各种层次，并且认清最基本的直觉，达到非凡的成就。他以这种方式，将脑梅毒的特性转变成为科学服务。”阿德勒（Alfred Adler）也同意：麻痹性痴呆的人可能有非凡的成就。



尼采在精神病院可以认出他母亲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她与奥弗贝克安排尼采从维勒的诊所转到耶拿大学的心理诊所，以便就近照顾。诊所的主管施图茨医生（Dr. Stutz）的结论是“资料显示进行性麻痹是正确的诊断。几乎没有可疑之处。”最初的检验是由住院主治医师齐恩医生（Dr. Ziehen）执行。在耶拿大学进行的检验发现其生殖器有个疤，可能是以前梅毒下疳所留下的。斯托克斯说，下疳消退“大多只在表面上留下很小的疤痕”。尼采的这个疤痕也可能是另一种性病软性下疳造成的。尼采心烦意乱时字迹会颤抖，说话时不断用手势表达以及做出奇怪表情。前五个月，他仍然很激动，经常没有条理──用粪便弄脏自己、喝自己的尿、尖叫，其他时候看起来非常正常。他接受水银药剂治疗。根据当时的观念，家人只会更刺激脑梅毒患者，因此尼采的母亲有六个月不能探望他，就像克拉拉·舒曼不能到精神病院探望罗伯特·舒曼一样。



……



尼采和后来的极权主义运动的联系，除了梅毒病菌就是他的妹妹──没有一位档案保管员，像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那样做了那么多评论。她是崇拜哥哥的小妹妹，从小就开始搜集尼采的手稿，将哥哥最早的文献资料都收藏在柜子里。这份收藏后来发展成为“魏玛档案馆”（Weimar Archive），这是伊莉莎白所建的一栋可爱房子，存放她哥哥的文件，也安置了她哥哥；尼采在这房子的楼上度过他最后精神错乱的日子。伊莉莎白筹钱，谈出版合约，并且管理一群员工将尼采的作品分类（希特勒掌权后，这些人大都成为纳粹党徒）。她从1892年开始出版尼采所有的作品，还有81篇文章和3本传记。她以女文学家和尼采遗产监护人，在欧洲甚有名气，跟科西马·瓦格纳（Cosima Wagner）不相上下，后者监管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伊莉莎白曾经被提名三次角逐诺贝尔奖。



但是奥弗贝克警告说，伊莉莎白是个不一样的妹妹，颇具危险性。奥弗贝克的评论直到今天还是没错。为什么学者一致批评和非难伊莉莎白？她是虔诚的路德教派，反闪族的激进分子，崇拜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不适合代表一个反反闪族和反爱国主义的人。尼采曾经写过上帝的讣闻，尼采的著述都是要推翻她所虔诚相信的事物。尼采一直不想让母亲和妹妹知道，他与家乡的基督宗教美德已经有多大差距，最后还是让她们知道了。多年来，伊莉莎白为了避免她与哥哥的道德观产生可怕的矛盾，每个步骤都扭曲真相，以配合她自己的希望。



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她，将造成一大遗憾，因为她以自己的喜好编辑尼采著作，以自己的意思窜改书信，甚至毫不掩饰她窜改的痕迹。传记作家现在礼貌上称她是不可靠的见证人，有些人就不客气地说她是强制性病态的说谎家、非常令人受不了、偏执固执以及故意刁难作对。她汇整编辑尼采的著作，尤其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包括从他笔记里抽出的段落，这些段落可能尼采根本不想出版。尼采在瑞士西尔斯玛丽亚（Sils Maria）所住的房间里，被他扔到垃圾桶的只字词组，也都被捡起来任意编排出版。伊莉莎白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将档案交给希特勒使用。



1932年2月，伊莉莎白在魏玛的国家剧院第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当时正上演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后来他也捐款给尼采魏玛档案馆）与别人合写的有关拿破仑的戏剧，这次会面部分是伊莉莎白策划的。希特勒在大批军警护卫下来到魏玛，听说尼采的妹妹也在戏院里，便捧着一大把玫瑰到她的包厢。她本来对他很冷淡，因为她认为希特勒参选总统应该会输给兴登堡（果然如此）。但是，一年后希特勒掌权，她就开始赞美希特勒：“我们陶醉在热情之中，因为我们政府的领导者是一位神奇杰出的人物，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希特勒总理。”[20]她回忆说，希特勒迷人的眼睛似乎可以把人看穿。她过世时，希特勒在她的棺木上放置一顶桂冠。



伊莉莎白所创造出来的尼采传奇故事，当然不会提到梅毒。若非她要刻意隐瞒，尼采的病也许不会公诸于世，说起来还真是讽刺。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让莱比锡著名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取得尼采在巴塞尔和耶拿的病历。如果伊莉莎白想借着默比乌斯塑造出众人对于尼采生病的同情，那么她被骗了。1902年，默比乌斯出版《病理学的尼采》（On the Pathological in Nietzsche），虽以影射方式而非直言不讳，但是不仅泄漏诊断结果，更糟的是还暗示，心理不稳定现象早在1881年就出现，而且“激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灵感：



当一个人变得跟水沟一样低下时，他就准备跟所有提倡民主思想的庸俗人物一起拥护“水沟平等”的目标。──尼采对民主平等嗤之以鼻，但也曾因为受到萝·莎乐美（尼采心仪却被拒绝结婚的女人，犹太人，女权主义者，支持民主平等）的影响，险些站错立场，为此惊讶并着自责，重拾立场表现得绝不动摇。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崇拜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



……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



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俄国的病态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但后来他却辱骂这位自己的偶像。……



尼采也是典型的“人格变态”： 1.尼采生於宗教家庭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2.尼采在只有女人的环境里养育长大，日后却成为坚决的反女性主义者。



尼采虽然不是反犹主义者，但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受到他那个时代欧洲整体文化歧视犹太人的局限。《我的妹妹和我》一书中有不少对他同时代思想家的评论，对马克思的议论尤其刻薄。比如他说：“ 如果我受到那个犹太女人（他的情人露·莎乐美）的支配， 那么我可能就会像马克思一样不断前往大英博物馆，把自己埋在枯燥的经济科学之中，搜集统计数字；而不是审视天堂，寻觅一颗舞动的星星”；说马克思是“骑着普罗阶级的驴子进耶路撒冷。” 他谈到马克思著作的语言， “他以不错的德语写作，装饰以大量的拉丁与法语引句，这两种语言他似乎并不很精通，为的是让程度低的人印象深刻，让那些本来能了解的人精神错乱，他的‘供求律’，就像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律’，两种律则都是18世纪的一种新热情――以单一的观点研究的结果 （第八章）。”



同时尼采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述说了自己对犹太女人露·莎乐美的痴迷爱恋。他需要女人，他甚至可以没有自己，却不能没有女人。即使莎乐美杀了他，他也依然爱她。有一本露·莎乐美写的《情遇尼采》。翻过一遍，让人失望。 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与尼采交往谈话的追忆，全书的语言僵硬、乏味，充满了对尼采哲学空洞枯燥的解读。让读者如嚼生米，牙痛兼头痛。然而莎乐美是那个年代里最著名、最有魅力的知识妓女之一。 她与当时最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有“交往”，她不仅是诗人里尔克的情人，弗洛伊德的密友、并与瓦格纳、托尔斯泰、布柏（M. Buber）、霍普特曼（G. Hauptmann）、斯特林堡（A. Strindberg）和韦德肯特等交往甚密。尼采如歌德一般渴求永恒女性的临幸，所以当莎乐美出现时，尼采就疯了。他希望这个才21岁的知识女性能成为他精神和肉体的伴侣，但遭到回绝。她需要“自由”，跟那个时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女性”一样，她根本不想受婚姻和异性的约束。 这个只维持了5个月的恋情与尼采以后的精神状态有直接的关联性。压抑、敏感、易激动的尼采从此对妹妹的感情有了鸿沟，他认为是妹妹妨碍了他与异性的恋情，是妹妹的嫉妒让他多次恋爱失败。他认为在报复和爱情中， 女人比男人更野蛮。他进而联想到：爱一个人也是一种野蛮，因为它被实施时牺牲了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可能性，对上帝的爱也是如此。



而就在一年以前，尼采却在信中对妹妹说：“我可以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令我向往的女性。但是，最好的事情，是要回了我最喜欢的洛马（妹妹小名），妹妹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幸福而适合的人。”



这位自诩的“超人”曾大言宣称：在德语文学中有两位伟大的散文家，一位是海涅，另一位就是我。尼采著作中的讽刺性锋芒毕露，与海涅散文同出一辙。而与海涅的滔滔雄辩不同，尼采的文体坚硬强悍，诡谲多变。



《我妹妹与我》这个“尼采佚失的最后告白”，其标题所透露的隐秘：为首的“我妹妹”，附庸的是“我”──可见“我”的一生确实是“我妹妹”的附属物！这就是德国哲学家：不依附官方就要依附妹妹。这就是梅毒所困的思想家。



在《权力意志》第958条里尼采宣称：“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这就是尼采垂死的头脑里浮现的最后三个利维坦。



在《权力意志》第982条中，尼采宣称：“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这不仅是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先声，而且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泡沫。既然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那么当然就“什么都可以做”！这种泡沫思想，在1914年造成了一次大战，1920年代造成了经济泡沫。1929年经济泡沫的破裂，1939年触发了二次大战……达尔文主义才是一种更加恶毒的尼采主义、列宁主义、纳粹主义。



它仿佛在总结现代历史说：“平民社会的最大恐怖不是民主，而是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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